原因解释（共6篇）
原因解释 篇1
国内外已有的、关于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大量经验研究都表明会计信息向证券市场传递了新信息, 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具有解释力并在股票定价中起了重要作用, 会计信息是具有价值的。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相反, 很多证据显示会计盈余对于股票价格的解释力非常低。美国会计学者Lev (1989) 就会计盈余在证券市场的有用性问题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总结性文章, 该文对1970年~1989年这二十年里在美国三大杂志上发表的所有有关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研究的结论进行了总结性分析, 结果得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结论。对于窄表现期 (2天~3天) 的研究来说, 会计盈余对证券价格变动的解释力只有2%~5%;而对于较宽 (一个季度) 和很宽 (最长为两年) 的表现期的研究来说, 会计盈余对证券价格变动的解释力也只有4%~7%。Lev的结论引发了人们对会计盈余低解释力的原因的探讨。
实证中对盈余低解释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暂时性盈余假设
会计盈余项目按照可持续性大小可以分为两类:永久性盈余项目和暂时性盈余项目。Brooks和Buckmaster (1976) 以及Ou和Penman (1989) 的研究证实了盈余中暂时性成分的影响作用。Basu (1997) 发现, 会计数字反应收益和损失在“速度上”是不对称的。Ball, Kothari和Robin (2000) 发现, 会计盈余反映不利消息的速度远远快于有利消息。因此可以认为会计亏损具有暂时性, 亏损通常被认为是不持续的。Lipe等 (1998) 认为当期股票收益和当前会计盈余之间关系系数的大小取决于每种盈余的持续性。因此所有过激的消息 (不管是亏损、盈利还是持平) 的ERC都较低。因为这些消息通常被认为不如温和消息具有持续性。然而, 他们发现关于亏损的过激消息的ERC比关于盈利的过激消息的ERC更低。
2.“噪音”理论
随着对证券市场研究的加深, 人们发现证券价格不仅反映了信息, 还反映了“噪音”制造者的“噪音” (Black, 1986) , 证券市场可能并非人们所假设的那样有效。Beaver, Lambert和Morse (1980) 的研究使得“会计盈余‘噪音’”一词得以流行。他们构建了“真实盈余+‘噪音’”模型。该模型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会计盈余等于“真实盈余”加上与报酬非价值相关的“噪音”成分。
当期盈余中的“噪音”信息可能是导致会计盈余低解释力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够根据当期盈余对未来盈余进行较好的预期, 那么报告的盈余被认为是具有较高质量的 (Penman和Zhang 2002) 。然而很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期盈余的预测力很弱。Collins et al. (1994) 发现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的应计制会计的应用是导致“噪音”信息的原因。价值无关的“噪音”信息与所有期间的股票收益都无关 (当期、上期和未来期间) 。也就是说, “噪音”信息不仅在当期价值无关, 在其他所有期间都价值无关。他们认为由于管理层当期在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时候没有考虑“噪音”信息在未来是否真的发生或没有发生。这与股票市场对现金流的估计是不同的。只要投资者在证券估价时没有考虑这些“噪音”信息, 那么这部分“噪音”信息就与收益价值无关。
3. 会计准则不完善假设
Lev (1989) 认为:不完善的会计准则将“生产”低质量的盈余信息, 从而导致盈余信息与证券报酬之间的弱相关性 (或相关性不显著) 。该假设本身假定财务报表在表现同期市场价值的信息时是迟缓的。
不完善的会计准则是盈余低解释力的一个潜在原因, 它导致会计确认缺乏时效性。
4. 公司特有的因素
传统的研究方法假设投资者对不同公司盈余的反应是相似的。然而研究表明该假设导致结果产生了偏差。因为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特点, 与其他的公司不同, 这可能影响了收益——盈余关系。
Jeter和Chaney (1992) 发现ERC的大小与公司的杠杆水平和盈余能力有关。他们假设ERC和风险之间存在一个反向关系。高风险产生一个高折现率, 而高折现率导致较低的E R C。并且对于杠杆程度高的公司, 它们往往通过操纵盈余改善公司的表现。另一方面, 盈利较低的公司ERC较低。这是由于它们更倾向于操纵盈余或平滑盈余。因此市场会认为这些公司的盈余含有更多的“噪音”。Brown和Kim (1993) 假设:由于规模小的公司主要是由公司管理层披露非盈余信息, 他们往往倾向于披露好消息, 而规模大的公司, 外部披露了很多关于公司的非盈余信息。并且这些非盈余的好消息往往和盈余同时期发布, 导致研究者错误的认为非正常收益率是由于盈余公布本身带来的。
5. 行业相关的因素
有学者认为, 相对于低科技行业而言, 会计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的降低在高科技行业中更加明显, 例如计算机、通信行业等。这是因为在高科技公司中, 财务报告不能确认一定的交易和事项 (例如无形资产) , 而这些项目预期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是与投资者价值相关的。
Francis和Schipper (1999) 发现高科技公司的财务报告比低科技公司的财务报告的相关性更弱。Hayn (1995) 发现在高增长的公司, 当期盈余被无形资产的长期投资曲解了, 导致当期亏损而不是盈利, ERC和毫无疑问也产生了偏差。Amir和Lev (1996) 发现无形资产的投资扭曲了盈余和资产的价值相关性, 投资者也察觉了会计在这些方面的不足, 因此主要依赖非财务和非会计信息进行决策。Lev和Zarowin (1996) 证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由于不断的发展变化, 盈余、现金流和账面价值的有用性降低了。重大、快速的变化主要出现在高增长和高科技公司。其结果是在准备财务报告时忽略了经营的变化, 从而导致了报告中数目不正确, 反映在回归结果中就是高增长和高科技公司的R2和ERC较低。他们发现在模型中加入经营变化相关变量之后, R 2有显著的提高。
以上是实证中对盈余低解释力的原因的几种探讨, 相关经验证据也主要集中在美国股票市场。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是否存在相关情况的影响, 有赖于国内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原因解释 篇2
1、饮食不当进食太快太饱，过食生冷，过服寒凉药物，致寒气蕴蓄于胃，胃失和降，胃气上逆，并可循手太阴之脉上动于膈，使膈间气机不利，气逆上冲于喉，发生呃逆。如《丹溪心法·咳逆》曰：“咳逆为病，古谓之哕，近谓之呃，乃胃寒所生，寒气自逆而呃上。”
2、情志不遂恼怒伤肝，气机不利，横逆犯胃，胃失和降，胃气上逆动膈;或肝郁克脾，或忧思伤脾，脾失健运，滋生痰浊，或素有痰饮内停，复因恼怒气逆，胃气上逆挟痰动膈，皆可发为呃逆。正如《古今医统大全，咳逆》所说：“凡有忍气郁结积怒之人，并不得行其志者，多有咳逆之证。”
原因解释 篇3
（人民网 04）
比利时王室将缴纳首份税单
为该国独立以来第一次
比利时王室成员将和其他老百姓一样缴纳税款，这是比国1830年独立以来的头一遭。唯一例外的是现任国王艾伯特二世，他还能享受免税薪俸，因为比利时宪法不允许对现任国王的权利进行更改。根据新政，比利时王储菲利普的薪俸将缩水大半，每年大约仅剩下18万欧元。而他的兄弟洛朗、阿斯特里只能领到菲利普一半的薪俸。欧陆王室经济权益遭缩减，正是欧洲大陆经济萎靡不振的一个缩影。
（中新网22）
珠峰冰川面积近半世纪
减少14% 消融速度加快
据共同社6日报道，经意大利米兰大学等组成的研究小组调查，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冰川总面积在过去约50年中减少了约14%。近年来冰川的消融速度猛增至1958年至1975年平均水平的近6倍，而导致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全球气候变暖。研究小组警告称：“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喜马拉雅地区的作用类似于亚洲水资源储藏库。冰川和雪减少可能会对亚洲淡水资源及农业等造成严重影响。”
（中新网22）
朝鲜中央电视台在“脸谱”
开通网络直播
韩国官员6日说，朝鲜中央电视台已经在“脸谱”网站直播节目。韩联社援引多名官员的话报道，不清楚朝鲜中央电视台何时开始网络直播。这家电视台“脸谱”账号中一张图片标注日期为2012年11月23日。账号中，全部内容为英语，主要宣传朝鲜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有大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照片和视频。一些韩国分析师说，朝鲜官方媒体在社交网站直播节目，显示朝方试图进一步拓展宣传渠道。
（新华网22）
日本情报机构称
6成黑客攻击来自中国
日本NHK电视台6月6日晚间报道称，日本情报分析机构分析过去一年日本政府机构和企业单位所遭受的黑客攻击的痕迹后，认为60%的黑客攻击来自中国。报道称，日本在过去一年至少遭受了1000件以上的黑客攻击。日本情报分析机构从黑客的IP地址和攻击邮件所使用的语言后，得出以上结论。日本政府近期成立了一个研究应对黑客攻击的措施专家委员会。日本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也已经指示经济产业省等相关中央机构，强化对黑客的防范措施。日本警察厅计划新招3000名反黑客IT警察，以强化对黑客的反击与搜查。
（人民网 04 23 美编12）
原因解释 篇4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 我国出现了新一轮的“用工荒”, 广东、浙江等地的企业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招聘工人, 却依然无法满足企业用工需要, 其中比较明显的原因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输入的大幅度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 下降8.9%, 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 比上年降低8.5个百分点。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该市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 求职人数为112.5万, 用工缺口为81.9万。从这一角度出发, 外来农民工的减少而导致东部地区用工荒现象的出现, 符合“刘易斯拐点”理论的一般特征, 而我国城乡二元制的经济结构, 也的确符合刘易斯所认为的二元经济结构。但是, 金融危机期间失业返乡的大批农民工哪里去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月份发布的调查报告, 2008年末有约7000万农民工返乡, 春节过后80%以上再次进城务工, 其中4500万已经找到工作, 1100万人仍处于寻找工作状态。在这一事实面前, “刘易斯拐点”理论就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换言之, 该理论在我国当前的“用工荒”面前失灵了。
1 “用工荒”概况与特征
简单的理解,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要找出“民工荒”现象的原因, 首先要分析中国“民工荒”现象的特征。
(1) 发生地域扩展。
从地域上看, 2010年春节后出现的用工荒较之以往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就是地域范围由传统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一线城市率先开始并逐渐向全国范围内蔓延, 连中西部的安徽、湖北、重庆、新疆都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为增强就业吸引力, 今年以来已有十几个省份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平均调整幅度在10%以上, 其中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超过21.1%。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凸显了各地为增加就业吸引力, 缓解本地企业的“招工难”问题的一种对策。
(2) 普工出现短缺。
与以往“用工荒”以技工短缺为主要特征不同, 今年以来的用工荒很大程度上是“普工荒”。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部门统计, 2010年春节后第一周人力资源市场登记求职人数10.68万人, 登记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岗位却高达40.86万个, 供求比达到了1:3.83。在这样的背景下, 招工变成了“抢人”, 很多企业打出“没有技术不要紧, 进场再学没关系”的招工广告, 普通短缺已成为“用工荒”的突出特征。
(3) 技工依然缺乏。
一直以来, 技能型、高素质工人的短缺都是“用工荒”的突出特征, 这一特点在本轮的“用工荒”中依然存在。东南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动, 致使素质型工人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从而造成岗位空缺, 而新一代的农民工虽比上一代在知识水平和技能上更具优势, 但依然无法达到产业升级所需要技能水平, “技工荒”的问题依然存在。
2 不能用“刘易斯拐点”理论分析用工荒现象
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 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 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 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 便会出现“刘易斯拐点”。结合我国目前“用工荒”的基本特征, “刘易斯拐点”理论并不能解释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用工荒”问题。
(1) 中国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劳动力短缺。
2008年两会期间, 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的田成平在全国“两会”上透露, “十一五”期间, 中国就业工作仍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每年在城镇要求就业的有2400万人, 但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 同时每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大约有800万人。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城市人口在2025年将增加到9.26亿, 现有移民和未来新移民将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0%左右, 移民成为未来城市化的驱动力。由此可见, 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数量多、就业压力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 农村中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而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理论所依据的“劳动力短缺阶段”。
(2) “既定工资”缺乏吸引力导致普工短缺。
按照“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基本假设, 在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 不会出现“用工荒”, 而工资水平依然处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阶段。根据《中国统计摘要 (2009) 》统计数据, 2008年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是1.33万亿元, 如果平均到2.3亿农民工身上, 每个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约在5800元左右,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由此比较, 工业部门提供的“既定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一般收入,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理论上仍旧具有一定吸引力, 但考虑到农民工在城市的支出要远高于在农村支出, 并且城市生活成本还在不断上涨, 同时又要面临职业不稳、社会保障缺乏、缺乏认同等一系列问题, 在城市打工未必就比生活在农村更为理想。所以, 目前的“既定工资”水平偏低, 是导致普工缺乏的主要原因。
(3) 经济环境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建立了一个依托世界贸易、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加工型经济结构, 支撑这一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就是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低廉劳动力优势。这种经济结构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所以金融危机来虽然在发达国家爆发, 却直接导致了我国农民工的大面积失业。这种“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 造成了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分离, 其直接结果就是生产地不断扩大规模压低收入, 降低成本, 去迎合消费地的需求。同时, 国内也存在一个“城市—农村”二元经济结构, 当这种城乡二元经济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的时候, 城市经济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以及进行产业转移的积累和能力, 从而导致了“用工荒”的大面积出现, 而“刘易斯拐点”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城乡二元制经济体系, 并不能代表我国目前的这种经济结构。因此我国目前出现的用工荒, 也并非“工业部门在既定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 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而出现的“刘易斯拐点”。
3 “用工荒”现象的原因分析
(1) 经济因素。
以东部沿海地区分析, 本轮“用工荒”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 企业规模普遍不大, 而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回暖, 导致这些企业用工需求集中上升, 但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谋求利润, 很难提高工资水平。同时, 这些企业主要依靠订单生存, 招收的以短期工为主, 不能给农民工提供良好的职业保障, “用工荒”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用工荒”的出现, 也说明这一地区在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 依然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产业升级成为解决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 这一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但劳动力市场上高质量的工人依然缺乏, “技工荒”继续存在。就此来看, “用工荒”现象的存在, 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对称所致, 而非来自于劳动力数量的绝对不足。
(2) 制度因素。
从制度因素角度考虑,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助长了“民工荒”的蔓延。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以“户籍属地管理”为依据, 将户籍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置于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 各自独立运行的管理模式。农民工在城市中属于弱势群体, 基本享受不到当地与户籍挂钩的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利, 同时又缺少话语权, “同城不同权, 同工不同酬”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在户籍这道门槛下, 农民工无法在城里寻找到“家”的归属感, 只能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这是“民工荒”形成的制度根源所在。
(3) 人口因素。
从劳动力需求角度看, 中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力需求量上升具有长期性特征, 而东部地区通过产业升级改变用工结构还需要较长时间。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越来越居于主流,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 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这一部分习惯了城市生活, 对工作的要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 这一部分人的受教育水平虽然高于上一代农民工, 但还不能满足一些新兴行业的用工需求。这种情况下, 结构性的“用工荒”将继续存在。
4 结语
用工荒现象的出现, 纵然不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也十分明显地预示了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到来, 而劳动力市场的变迁, 最终会导致“刘易斯拐点”的出现。针对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用工荒问题的实际情况, 有关部门应当对当前的产业政策做出适当调整, 避免目前还大量存在的初级劳动力的浪费;同时,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劳动力质量, 为即将到来的产业升级做好准备。除此之外, 还应当在当前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领域进行改革,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环境。
摘要：金融危机过后,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新一轮的用工荒, 有人试图用“刘易斯拐点”这一理论解释该现象的发生, 但却无法回避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大量失业这一事实;换言之, “刘易斯拐点”无法解释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的大面积失业与危机过后的用工荒现象产生。究其原因, 在于用工荒现象只是在表象上符合“刘易斯拐点”理论, 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与“刘易斯拐点”理论的适用环境有着根本的不同。
原因解释 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偏向,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城镇化
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即“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那项政策不让一部分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占有它们”。这突出说明了公共政策的决策、执行过程其实是政府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过程。政策的制定、执行及其执行的结果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 调整社会利益关系, 然而在现实中, 由于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矫力, 使得公共政策发生偏向、异化, 这种偏向与异化直接导致利益群体强弱分化明显。这一表现在城乡群体中显得尤为突出, 据吕延芳的研究, 公共财政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有微弱的负向影响, 并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现实中, 城市对政策的短期反应力及实效性往往超过农村, 如政府决策层选择短期利益, 那么政策的供给则容易失衡, 处于城市偏向的状态。
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角度, 李实、罗楚亮, 王培刚、周长城, 林光彬等学者证实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城乡贫富差距问题已相当严峻。赵俊成, 张建峰, 王小华等学者从人力资本、二元经济结构、金融政策、等级制度等角度对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 均得出了城乡收入扩大的结论与观点。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所用指标很关键, 国内学者对指标做了非常细致的分解, 如陈宗胜赞成以人均全部收入比、人均生活费收入比、人均消费水平来计量, 李若健认为应采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测算。为了避免过细指标带来的关联性问题, 采用较为宏观全面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比作为指标考量, 另外选取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政府实施的经济发展政策、城镇化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公共政策作为解释变量, 对云南省城乡差距原因做解释并给出缩小城乡差距的具体建议或对策。
1 研究假设与命题设计
假设Ⅰ:根据“两部门”测度模型, 将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 即现代城镇部门和传统农村部门。
假设Ⅱ:将所有劳动力N分为城镇部门就业和农村部门就业。其中, 传统农村部门劳动力可以选择农村务农或者进城务工。而现代城镇部门劳动力仅在城镇就业, 不会迁移到农村。
假设Ⅲ:农村部门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中:YtR为第t年农村部门的总产出;AtR为农村部门的外生增长, 由当年的特殊条件 (如天气、土地肥力和社会对于农产品需求) 决定;FtR代表农村的土地数量;LtR代表农村劳动力数量。α为农村部门的土地-产出弹性系数;β为农村部门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在该生产函数下农村部门劳动力得到的平均收入为:
同样, 假设城镇部门生产函数也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即:
其中:YtU为第年城镇部门的总产出;AtU为城镇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 它主要受诸如政府政策、FDI、技术引进等因素的影响;KtU为城镇部门的资本存量;LtU为城镇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数量;γ为城镇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η为城镇部门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城镇部门劳动力的工资WtU由市场决定, 即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用公式表示:
对于农村部门劳动力来说, 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悬殊及收入差别的存在, 他们将面临两种选择:留在农村务农, 进城务工。设D为二值选择变量, 取值为0 (农村务农) 或1 (进城务工) 。因此, 农民收入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即务农所得与务工所得, 其平均收入为
对于城镇居民来说, 其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两部分组成。这里设置城镇居民收入为城镇部门产出的δ分成, 一般有δ≥η, 由于表示劳动力报酬占产出的份额, 则δ=η表示城镇居民收入仅来自工薪收入。因此, 基于两部门模型的城乡收入差距计算式定义为:。将式 (2) 、式 (4) 代入, 得到式:
结合贝努利大数定律, 做逼近处理, 可以将上式改写为:
其中, YRt表示农村部门产出, 以农业产值表示;YUt为城镇部门总产值, 即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由公式 (6) 可知, 城乡收入差距值 (ruincgap) 取决于城镇化率 (1-R/N) 、产业比 (YRt/YUt) 、δ、η四个因素。基于此, 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Ⅰ: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使得愈来愈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若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则城镇化率 (1-R/N) 提高, 城乡收入差距 (ruincgap) 将会缩小。
命题Ⅱ:产业结构会使得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文中用产业比 (地区总产值减去第一产业总产值的差与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值) 来表示产业结构, 一般情况下, 0<YtR<1,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则随着YtR/YtU的减少, 即当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二和第三产业总产值的差距越来越大时, 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扩大。
命题Ⅲ:人均GDP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作用有限。
命题Ⅳ:收入结构是导致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其中非主要收入差距是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
上述命题是基于研究假设提出, 将在文章第二部分进行验证。
2 实证分析
2.1 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情况
三十余年来, 云南省城乡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凸显。
绝对差距方面, 呈现平稳中上升的趋势, 由1981年的268.3元到2004年突破万元大关, 再上升到2011年的13854元, 30年翻了50余倍, 尤其在2000年以后, 这种差距表现的更为明显, 通过对绝对差距进行趋势预测, 发现绝对差距呈现线性增长趋势。
相对差距方面, 按其变动特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81~1985年) :相对差距值较小且呈现下降趋势;第二阶段 (1985~1995年) :相对差距值出现快速增长趋势, 十年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7%;第三阶段 (1995~2004年) :虽然这一阶段扩大的速度放缓, 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一直保持在4.0以上, 并且在2004年达到峰值4.76;第四阶段 (2005~2011年) :在经历了峰值之后, 从2005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比值有所下降, 但仍居高不下。另外, 通过对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进行趋势预测, 发现相对差距呈现倒U型增长, 并且在2005~2010年期间出现拐点, 这与全国的情况非常相似。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 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保持居高不下的态势。
2.2 基于“两部门”模型测度法的实证分析
根据公式 (6) , 分别求δ、η的偏导, 并取绝对值后, 则有:
当δ=η时, 城镇居民收入仅来自工资性收入;并且此时式 (7) >1, 说明随着δ、η取同值增大, 城乡收入差距也是不断增大的,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每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在δ=η处取得最小值。
当δ增大, η保持不变时, 则城乡收入差距必然会扩大, 那么毫无疑问, 此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肯定是城镇居民非工资性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冲击。反过来, 我们可根据1981~2011年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ruincgap (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 来求δ=η的取值, 以此判断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
由公式 (6) 并令δ=η, 则。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2》整理出相关数据, 代入上式, 得出δ=η的取值, 将其整理生成图1。
从图1可以看出, 1981~2011这30年期间, 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 (ruincgap) 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 ruincgap值一直居高不下, 基本保持在4.0左右,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愈发凸显。δ=η取值曲线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趋于平缓, 但在1987~1990、1999~2003年两个阶段出现了较大跳跃的情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2000年以后, δ=η取值一直处于小于零的状态。根据“两部门”测度模型, δ=η的取值不可能小于零, 这种反常取值的唯一解释是2000年以来, δ、η的取值是不可能相等的, 换言之, δ的取值必定显著大于η的取值。据此, 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跟城镇非工资性收入的扩大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由“两部门”测度模型可知:城乡居民收入分为主要收入、非主要收入。为了测度主要收入、非主要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们引入城乡居民总体收入相对差距系数G来衡量城乡居民的总体收入差距水平, 其计算公式为:
式 (8) 中, Iu表示城镇部门居民人均总收入, Ir, 表示农村部门居民人均总收入;i表示收入来源 (i=1为主要收入;i=2为非主要收入) ;gi表示城乡居民第i项收入的差距;ui为城镇居民第i项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 ri为农村居民第i项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城乡居民的主要收入差距与非主要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的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以Ci来表示, 则1有:1
将云南省1994年、2000~2011年相关数据代入上式, 得到云南省城乡居民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C1、C2, 其中C1:94%、91%、89%、89%、90%、86%、83%、85%、89%、80%、76%、74%、80%;C2:6%、9%、11%、11%、10%、14%、17%、15%、11%、20%、24%、26%、20%。
根据表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主要收入差距的贡献率Ci均保持在74%以上, 说明云南省城乡居民主要收入之间的差距仍然是构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不难发现, 非主要收入差距的贡献率C2在增加, 尤其在2008年以后, C2均保持在20%以上。为了进一步验证非主要收入差距对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关联性这一推论, 我们选择城乡收入差距与2009年基本持平的1994年数据进行对比, 结果发现:主要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贡献率C1由1994年的94%下降到2009年的74%, 而非主要收入差距的贡献率C2却由1994年的6%上升至2009年的26%。
2.3 基于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云南省1981~2011年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 选取能够代表公共政策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人均GDP (代表经济发展政策) 、城市化水平 (代表城镇化政策) 、产业比 (代表产业化政策) 、主要收入差距及非主要收入差距等数据 (代表收入分配政策) 。其中, 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 以ruincgap表示;云南省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产业比、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均为解释变量, 分别以pcgdp、urban、uratio、pgap、mgap表示。建立计量模型:ruincgap=β0+β1pcgdp+β2urban+β3uratio+β4pgap+β5mgap+ξ。
利用SPSS计量软件进行运算, 得出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4所示) 。
基于表4以及前面的实证,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2.3.1 人均GDP与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负相关关系, 即人均GDP增长1个单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0.000124个单位, 但是可以看出, 人均GDP的增长在其中的作用较小。据此, 命题Ⅲ得到验证, 为真命题。
2.3.2 城镇化率与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反向关系, 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单位, 差距缩小0.小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明显减弱。由此, 可以验证命题Ⅰ只是个半真命题, 即城镇化进程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但作用明显减弱。089个单位, 但相比较于2000年以前的全国情况, 云南省2000年以来的城镇化对于缩
2.3.3 产业比与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负相关关系, 产业比提高1个单位, 差距缩小0.084个单位。因此, 可以看出命题Ⅱ为真。
2.3.4 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与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正相关关系, 即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2000年以来, 非主要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主要收入差距 (非主要收入差距与的相关系数为0.185, 远远大于主要收入差距与的相关系数0.007) , 结合前面贡献率测算得出的推论, 可以得到结论:2000年以来, 非主要收入差距扩大是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至此, 命题Ⅳ被验证为真。
3 公共政策偏向导致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解释
公共政策偏向限制了城镇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城镇化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缩小与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巨大作用, 然而实证表明, 二十一世纪以后城镇化政策的作用明显减弱,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政策的城市偏向, 致使进城务工的农民“离土不离乡”, 无法享受到城镇居民在教育、养老、医疗、福利等“隐性”、“软性”待遇, 因而导致城镇化在政策偏向的作用无法发挥, 这恰恰也从侧面反映了政策偏向的弊端日益凸显。
公共政策偏向阻碍了三大产业的统筹发展。经前面实证得知, 产业比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国家推行的工业化政策促使二、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 然而这种产业经济总值的提升是建立在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差距增大的基础上, 这种忽略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快马拉慢马”模式以及“重城市产业轻农业”发展路径未免得不偿失。尽管国家适时推出“以城带乡, 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然而政策在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异化或偏向, 导致政策无法落到实处。再者, 政策执行过程中, 没有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在教育、医疗、乡村基础设施以及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上资金缺口较大, 公共产品投资来源主要靠政府财政, 来源比较单一, 没有充分发动社会的支援, 也没有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发挥有效的乡村自给能力。而这也部分源自公共政策的不力。
公共政策偏向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改变, 并使得城乡居民非主要收入差距扩大, 导致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明显。实证表明, 二十一世纪以来, 非主要收入差距对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 尤其是2008年以后, 均保持在20%以上。城镇居民的非主要收入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离退休金、保险、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等转移性收入以及其它的财产性收入, 然而, 由于公共政策的城市保护导致农村居民无法获得诸如此类的社会保障性支付, 在分享社会福利方面远远落后与城镇居民。
4 缩小城乡差距的建议及对策
一是加大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目前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远远落后于城市相关领域。农村存在的脏、乱、差、贫穷等问题影响着农村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的流入、资金投入、企业引入。目前农村的公共物品投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政府、社会企业、金融组织等外部投资渠道和农村自身投资渠道。在历史很长一段时间, 农村的公共产品投资是主要靠农村自身来完成的。当前国家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 城乡差距越来越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公平问题, 仅仅靠农村自身已经解决不了存在的问题。在外部投资渠道上, 政府应通过政策倾斜来促进外部投资的流入。优化投资渠道、拓宽投资途径、建立新型多元的投资金融体系成为当前的政策和发展重心。
二是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引导和扶持。农村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于土地, 作为社会保障功能的土地资产能不能被盘活并有效利用, 决定着农村经济能否健康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出台一系列惠农措施, 大力引导农民土地专业合作社的成长和发展。由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化、资源禀赋特殊化等因素, 应依据区域特色和条件, 选择适合当地的经营模式。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不同的发展背景应该催生出不同的制度和政策。经营模式的选择也将有利于先进技术、资金的引入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实现。
原因解释 篇6
一、金融窖藏理论:解释当前“两高”现象的新视角
1999年宾斯维杰在其《股票市场、投机泡沫和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窖藏理论, 该理论认为大量脱离实体经济而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窖藏”才是加速物价不断上涨和促使资产价格泡沫不断形成的原动力。该理论假设一个经济体由企业 (非金融机构) 、家庭和金融部门三部分组成, 认为经济运行中不仅有实体经济的货币循环流还有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金融循环流 (见图1) 。根据宾斯维杰的论述, “金融窖藏”所需的资金主要来自当期居民储蓄、企业的折旧留存、金融机构的金融解封和货币创造四部分, 而资金的用途主要是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金融窖藏, 因此可以得到下面的恒等式:
由于, Si=Yi-Ci, 所以 (1) 可以改写为
其中:Y M为收入, Ci为消费, Si为储蓄, Di为折旧留存, D Fi为金融解封, △Mi为货币创造, G Ii为总投资, D Fi为金融窖藏。
由于D Fi实质上是IFi的一部分, 是从金融循环流中流出的一部分, 如果假设为净金融窖藏, 则有△Fi=IFi=-D Fi;同时总投资扣除折旧留存就得到净投资, 即。I=G Ii-Di。因此 (2) 式可改写为, Si+△Mi=Ii+△Fi该式表明储蓄和货币创造主要用于净投资和净金融窖藏, 在储蓄和货币创造一定的条件下, 净投资和净金融窖藏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至于资金的流向关键是取决于实业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收益率。
1. 当前我国是否存在金融窖藏
由上面可知, △Fi=Si+△Mi-Ii, 如果一国居民储蓄和货币创造增长幅度大于净投资增长幅度, 则该国存在净金融窖藏, 两者之间的差额越大, 净金融窖藏就越大。近几年我国每年都新增大量的储蓄存款, 2000年新增1.50万亿元, 而2007年新增储蓄存款高达6.56万亿元, 是2000年的4倍多。同时, 我国的货币创造也不断增加, 2000年我国新增货币1.47万亿元, 而2007年新增5.74万亿元, 是2000年的3.9倍。虽然我国每年新增净投资也在不断增加, 已从2000年的1.81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6.16万亿元, 但是净投资增加的幅度远小于储蓄和货币创造增加的幅度, 导致我国净金融窖藏不断膨胀, 2000年我国新增净金融窖藏约为1.16万亿元, 而2007年高达6.14万亿元, 是2000年的5.29倍, 2000—2007年我国累计净金融窖藏高达28万亿元。可见我国存在明显的金融窖藏现象。
2. 金融窖藏条件下资金的可能流向
在我国, 由于实业投资风险较大, 且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 再加上投资渠道不畅和内外资的不同“待遇”, 导致资本投资实业的“动力”不足。又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 投资品种不多, 因此, 滞留于金融部门的资金必然流向房地产市场和具有涨价预期的能源市场及农产品市场。
3.“两高”现象的新解
目前我国存在较为明显的金融窖藏现象, 大量的资金滞留于金融部门, 这部分资金一部分流向于具有涨价预期稀缺性产品 (如食品) 和能源产品 (如石油) , 但更多的流向了“只涨不跌”的房地产市场, 导致了当前我国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和房价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不断攀升。由于农产品量大, 存储成本太高, 窖藏资金流向农产品的并不多,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国内供给不足和国际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传递效应所致, 从而使得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和季节性特征。但是, 我国房地产市场因流动性强, 收益率高, 风险相对较低, 成为这部分资金争相进入的“主战场”, 从而也使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自房改以来的持续十年之久的“只涨不跌”的“大牛市”。
二、通货膨胀条件下高房价原因分析
2000-2003年我国的CPI基本保持稳定, 2004-2007年CPI开始稳步上升, 但是HSPI (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一直处于不断攀升的状态, 2007年CPI相对于2000年仅增长了14.19%, 而HSPI却增长了54.10%, HSPI增长速度远超过CPI的增长速度。但是, 最近几个月HSPI和CPI不断接近, 并均在高位运行, “两高”经济现象较为明显。高通胀与高房价之间有什么关系?
1. 高通胀条件下必然是高房价, 名义房价很难大幅调整。
2007年起, 我国CPI不断攀升, 2007年1月仅为102.2, 而2008年2月攀升到108.7, 通货膨胀日益恶化。但在同期HSPI高于CPI, 2007年1月, HSPI为106.16, 2008年2月为110.9, 虽然2008年2-4月, HSPI的增长幅度在逐月下滑, 但依然高于同期的CPI, 名义房价没有出现调整。本文认为通胀条件下必然是高房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 资金寻求保值增值, 资金的推动使得我国房价不断走高。在我国, 存在高达30万亿元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资金, 这部分资金具有典型的游资特性, 在风险承受范围内追求最大的收益。我国的房地产近十平的“只涨不跌”, 再加上房地产行业的高流动性, 自然成为各路资金争相进入的“主战场”。2000-200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逐年增加, 2007年高达2.5万亿元, 是2000年的5.16倍,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6.41%。正是各路资金的推动使得我国房价不断走高, 短期内很难大幅回调。
其次, 实际负利率凸现了房产的保值功能, 降低了房产投资的风险。2006年8月, 我国进入了快速加息通道, 截至2007年底, 我国已经连续加息7次, 名义利率从2.25%提升到目前的4.14%, 但是加息的步伐远慢于物价的攀升, 导致我国实际利率为负。负利率导致投资房地产成本较低, 再加上房价的涨幅大于物价的涨幅, 房地产的保值增值功能更加明显, 房产的投资风险显著降低。
最后, 名义工资和房租的提高, 对房价形成了一定的支撑。2000-2007年我国名义工资年均增长约9.65%, 远高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 扣除通胀的影响工资年均上涨约8%。工资的上升提高了居民购买力, 对当前的名义房价必将构成一定的支撑。同时, 房租的上升也会对当前的房价形成一定的支撑, 2007年1月至2008年4月我国城镇房租月平均上升5.01%, 而同期月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61%, 租金上涨率仅比通货膨胀率低0.6%, 再次表明了房产的保值功能。
2. 房价和地价的“倒挂”现象决定了房价很难大幅调整
2000-2007年, 我国的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平均为106.8%, 高于同期房屋销售价格指数。2002年以来我国土地价格上涨幅度均快于房价的上涨幅度, 房价和地价的“倒挂”现象越来越明显, 这样房价就很难大幅调整。
3. 从“货币迷失”到“金融窖藏”进一步推高了我国的房价
1997-2003年, 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积累了大量的流动性, 但是由于我国居民的高储蓄偏好, 这些流动性被居民以储蓄存款的形式“窖藏”于银行, “货币迷失”现象使得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 享受低通胀。但是,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日益规范和发展, 居民财富持有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股票、基金和债券等金融资产在居民财富的比重不断提高, 这就使得被“窖藏”的货币出现“大挪移”, 我国由“货币迷失”转向了“金融窖藏”。但是, 2007年“5·30大股灾”使投资者对股市的高风险有了更多的认识, 部分资金开始从股市撤离, 再加上通胀导致的负利率, 这部分撤离的资金不会重新进入银行, 而是进入房地产市场, 这也正好印证了2007年5月以来房价的飙升。因此, 金融窖藏必将进一步推高我国的房价。
三、治理当前高房价的策略选择
1. 要治理高房价首先必须治理高通胀, 否则房价难降
通货膨胀导致银行实际利率为负, 资金为了保值增值必然寻求风险相对较低、收益相对较高的资产, 房地产成为首选, 只要通货膨胀不降, 房价很难回调。当前条件下, 我国应该加强对农户生猪饲养、粮食生产等进行直接补贴, 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缓解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同时, 政府应该继续实行重要能源的价格管制措施, 防止因管制放松所导致的能源价格的大幅上升。另外, 政府应该建立强大的农产品和重要能源的战略储备, 一旦市场出现紧缺, 可通过政府抛售来抑制价格的上涨。
2. 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 更要提高利率
当前, 我国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2006年7月以来我国已连续18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16.5%。但是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并不一定能抑制银行放贷的冲动, 在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 银行并不缺少资金。目前, 央行应该提高利率, 将实际负利率调高到实际正利率, 这样才能增加房产投资成本, 使房价理性回归。
3. 政府应该规范投标主体, 避免“恶性”竞标导致的房价地价“倒挂”现象。
政府应该对土地拍卖竞标主体进行规范, 首先要考虑竞标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能力和以往的开发经验;其次要考虑竞标主体的社会声誉, 是否有“悟盘”行为, 是否有违约行为, 最后, 要让竞标主体对其标价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如果解释不清将作为“废标”处理。只有这样, 才能杜绝一个又一个“地王”的出现, 防止“倒挂”现象的出现
4. 大力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 吸收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流动性资金, 减轻“金融窖藏”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
要解决“金融窖藏”所导致的房价上涨必须对货币进行压缩, 让“出笼老虎”重新回到“笼中”或进入“新的笼中”, 为此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大力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 如市场扩容、发行公司债、推出创业板和股指期货等, 解决“金融窖藏”问题, 进而减轻房价上涨压力。
参考文献
[1].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 (第四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
[2].程峰李世峰.对当前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探析.价格月刊.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