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通用12篇）

税收法律关系 篇1

税收的本质是什么, 纳税人为什么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国家凭借什么权利征税一直是广为讨论的重要话题, 税收反映的是"权利关系"还是"债务关系"在我国税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存在诸多分歧。

1 税收本质争论焦点

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和税收权利关系理论长久以来争论的焦点是行政权利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地位, 以及税收征纳双方的法律关系问题。税收债权债务理论认为, 税收法律关系的成立和税法规定的课税要件的满足程度有关系, 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和税收没有必然的关系, 因此, 税收征纳双方在税收法律关系上具有对等性。税收权利关系理论则认为, 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基础, 税务机关相对于人民具有优越性, 因此, 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单方面的命令特点。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不仅肯定了税收程序法的权利属性, 同时承认税务机关行政权利应该受到法律规定的制约, 税收的征纳关系作为公法关系, 具有和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因此, 民法上关于债的制度同样适用于税收法律关系。

2 税收债务关系辨析

从法理上看, 税收的征纳双方是平等、互惠的关系。纳税人作为税收法律上的权利以及义务主体, 可以享受想法规定的各种权利及义务, 依照法律规定, 依法纳税, 以助于国家具备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对于"公权力"的制约。纳税人同意纳税是因为出于保护自身的利益, 并不是惧怕政府的征税权利。假使国家不提供公共物品, 不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 纳税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出于这一原因, 纳税人愿意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财产, 维护国家的权利体系。税收究竟反映的是债务关系还是权利关系, 决定了国家税收立法以及政策制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当然, 不同的学说对此解释各不相同。笔者赞同税收关系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

将税收征纳关系定义为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税收债法理论的核心。仅就税收阶段分析, 国家具有请求纳税人履行税收债务的权利, 这时候国家即是债权人, 是债务主体, 纳税人时债务人, 是义务主体。然而, 税收的债务关系和私法上的债权并不相同, 因为债权人是国家、政府决定了它属于公债。此时, 我们从整个财政收支过程来看待税收, 可以知道, 国家收取的税收实质是公民享受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对价, 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是对公民对债务履行的对等支付, 这时, 国家成了义务主体, 债务人, 公民是权力主体、债权人。这时从整个财政收支过程来看, 国家和纳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给付的平等的关系。

1919年, 德国在《税法通则》中明确提出了"税收之债"的概念, 此后, 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以及后发展起来的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都先后接受了这一理论, 并且将"税收之债"写进本国 (或地区) 的税法当中。将税收看作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 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传统的税收观念, 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它的出现, 可以说是税收领域的一场思想革命, 它将引起我们在税收立法、政策制定、税收实践以及税收理论研究和教学等诸多方面的根本性变革。

税收的产生基于公共无物品的存在。由于公共物品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只能由政府提供, 不能有由私人部门有效提供。政府和纳税人最基本、最原始的关系就形成了:政府为公民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 支付税收, 作为享受公共物品的对价。由此可见, 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 最初的原因是纳税人对于公共物品有需求,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纳税人享受公共物品的权利。

我国《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了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债权, 并且对于纳税义务发生之后的抵押权、留置权、质权也做了具体的规定。征管法还规定税务机关可参照《合同法》中关于代位权、撤销权的相关规定, 渗透了税权的债务性质。然而, 税务机关行驶税收权利时采用民事诉讼等司法纠纷解决机制并不能说明税收债权关系完全等同于私法债权。税收债权原则上依据的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即公法原则。而非自治原则即私法原则。

3 税收债权关系关注重点--纳税人权利

税收之债的制度首要目的是保证国库收入的取得, 它通过完善的制度, 全面的保障国家的债权。税法悠久的历史演变过程当中, 始终贯穿着债权人以及债务人利益的博弈。按照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来配置征纳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应当从保证国家收入和保障纳税人权利两个方面出发, 实现各方利益均衡。虽然债权关系属于公法债权, 与私法债权有明显的区别, 但是他们同样关注保障纳税人权利的问题。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关注如何提升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 因此, 据此理论建立的其的税收制度也应当在税务当局行政权利优位和纳税人权利保护中进行选择和判断, 在我国这仅仅是个开始。

参考文献

[1]周刚志.也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J].税务研究, 2010. (2) .

[2]张守文.税收权利的性质及其保护[J].法商研究, 2001 (6) .

[3]王家林.也从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谈起--就一些税法新理论求教刘剑文教授[J].法学杂志, 2005. (5) .

税收法律关系 篇2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Legal Re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x Law)是国际税法在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是国际税法学的基本范畴，可以为国际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以它为参照系可以把国际税法的众多基本范畴联系起来，从而能够为国际税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整合的功能与效果。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1]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国际税法主体，是参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有学者将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分为征税主体、纳税主体和特殊主体，分别指国家、居民和国际组织。[2] 我们认为，国际组织或者属于纳税主体或者属于征税主体，将其单列为一类主体似乎不妥。

国际税法的主体，从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可以分为国际征税主体、国际纳税主体和国际税收分配主体;从主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研究国际税法的学者都将国际税法的主体分为国家和跨国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有失偏颇。基于获得跨国收入的跨国纳税人不足以涵盖在“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所有纳税主体，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主要部分;当然，在主要涉及所得税的国际协调问题等方面，使用“跨国纳税人”的称谓仍然是可以的。

国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同时作为征税主体和税收分配主体，这与国家在国内税收法律关系中仅作为征税主体的身份的单一性是不同的，此其一。其二，国家在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中分别作为不同主体身份的依据也是不同的。在国内税法中，国家作为唯一的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是国家主权的对内最高权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国际税法中，特别是国家作为国际税收分配主体时，则是国家主权的对外独立权的具体表现。其三，对单个国家而言，国家在国内税法中征税主体的地位是唯一的，在数量上是一元的;而在国际税法中，国家在数量上是多元的，必须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否则就无法构成国际税收法律关系。

自然人和法人在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中都是纳税主体，而且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其他分支中也可以作为主体。一般来说，则不能作为国际公法的主体，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际法学界也出现了主张个人和法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观点。[3] 此外，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也是国际税法中的纳税主体。有的学者就认为，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间、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之间关于国际税收关系的国际、国内税法规范的总和。

(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关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内容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它已经不象国内税收法律关系那样，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从总体上讲是不对等的和非互惠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的，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已经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征税主体的单方意志了。[4]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比较科学。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二者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一般来讲，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征税权、税收调整权、税务管理权以及根据国际税收协定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包括限额征税义务、税收减免义务、税务合作义务以及根据国际税收协议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在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二者的权利义务在总体上是不对等的。一般来讲，国家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征税权、税收调整权、税务管理权和税收处罚权等，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限额征税义务、税收减免义务、税收服务义务等，涉外纳税人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纳税的义务、接受税收调整的义务、接受税务管理的义务以及接受税收处罚的义务等，涉外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依法纳税和限额纳税权、税收减免权、享受税收服务权、保守秘密权、税收救济权等。

(三)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5]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国际税法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是纳税人的跨国所得或跨国财产价值。[6]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指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7] 我们认为，把国际税法等同于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是不全面的，把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局限在跨国所得或跨国财产之上也是不全面的。

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国际税法的征税对象。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赞成广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认为，国际税法所涉及的税种法除了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以外，还包括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理由如下：

(1)从国际税法的早期发展历史来看，商品课税的国际经济矛盾及其协调(如关税同盟)比所得课税的国际性协调活动要早，是国际税法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的起始环节。如果将关税法等商品税法排除在国际税法的范围之外，则无异于割裂了国际税法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因此，应当历史地、整体地看问题。把对在国际商品贸易中于商品流转环节课征的国际协调活动看作是国际税收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将关税法等商品税法一并纳入国际税法的范围。

(2)持狭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的学者的理由之一就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主要发生在所得税上。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只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的一部分，广义国际税法中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还包括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如果仅以国际税收分配关系所涉及的税种来限定国际税法所涉及的税种，岂不是以偏概全?岂不是正好符合了狭义的国际税法说的观点?而实际上，上述学者又都是持广义国际税法说，并且也承认广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的合理性，同时对关税等商品税加以论述。[8]

(3)诚然，对商品国际贸易课税，虽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重复征税，但仍然可能发生不同国家的政府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如进出口商品金额等)的重复征税。例如，甲国实行产地征税原则，乙国实行消费地(目的地)征税原则，现甲国向乙国出口一批产品，则两国都会依据各自的税收管辖权对这笔交易额课税，这批产品的所有人也就同时承担了双重纳税义务。而各国实行不同的商品课税政策，如低进口关税或免关税政策，也会引起国际间避税或逃税活动的发生。

况且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入开展，对国际商品在流转环节的课税和跨国所得课税将会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其相互转化的趋势也会愈加明显。各国对进出口商品流转额的课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为此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协调活动，说明这些税收本身作为各国涉外税收的同时，进一步涉及到国家与国家间税收利益的分配，反映了国际税收的本质。[9]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第二层面的客体是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收入或称国际税收利益。看起来，这似乎仅仅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客体，将其作为国际税法的客体似乎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其实不然，因为这一国际税收收入正是通过各国行使税收管辖权进行涉外税收征管而获得的，与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正因为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利益直接来源于各国对其涉外税种的征税

对象的课征，我们才认为后者作为国际税法第一层面的客体与前者作为第二层面的客体间存在着递进关系，从而共同构成了国际税法的双重客体。需要说明的是，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征税主体，对各国涉外税种的征税对象加以课征而获得国际税收收入，再将其分配给有关各国;实际上，这部分税收利益在征收之时就已经通过国际税收协定随着对某一征税对象的征税权的划归而归属于各个主权国家了。因此，从理论上看，国际税收利益是各国的涉外税收收入汇总而形成的整体利益;但从实践上看，国际税收利益并未实际汇总，而是分散于各个主权国家的控制之中。正是由于国际税收利益这种理论上的整体性和实践中的分散性，以及其对各国征税主权乃至相应征税对象的强烈依附，使我们在分析国际税法的客体时容易将其忽视。然而，与其说各国缔结国际税收协定的目的在于划分对某一跨国征税对象的征税主权，不如说其实质目的在于划分从征税对象上可获得的实际的税收利益。故国际税收利益是潜在的，但却是能够从深层次上反映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层面。

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整个过程。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要素是从静态的角度揭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状态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建立，或者说是国际税收权利义务在相关当事人之间的确立。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需要国际税法的存在以及国际税法所规定的税收要素成立或者启动相关程序的法定要件成立。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一般需要满足国际税法所规定的法定要件的成立，如涉外纳税人满足税收减免的条件，则相应发生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内容的变更。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消灭，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在相关当事人间的消失或终结。一般来讲，当相关主体的权利得到实现，义务得到履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就会发生消灭的结果。如涉外纳税人依法缴纳税款，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就消灭了;相关国家的税务主管机关依法完成税务合作事项，相关权利义务也就消灭了。

(二)国际税收法律事实

国际税收法律事实(Legal Fact of International Tax)，是指能导致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效果的客观事实。国际税收法律事实包括国际税收法律行为和国际税收法律事件。前者是体现主体意志或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而后者则是不体现主体意志或者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国际税收法律事实主要包括国际税法的制定、涉外纳税人的行为或状态以及国家的行为。国际税法的制定可以导致抽象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建立，而涉外纳税人以及国家的行为可以导致具体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三、小结

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直接税与商品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税法具有公法兼私法性质、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国际税法的宗旨为：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涉外纳税人基本权。国际税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消除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防止国际逃税和国际避税以及实现国际税务合作。国际税法的地位是指国际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及国际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如何。国际税法由调整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狭义国际税法和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涉外税法所组成。

国际税法的渊源包括两大类：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是国际税法在调整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国际税法主体，是参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整个过程。国际税收法律事实，是指能导致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效果的客观事实。

参考文献

[1]参见刘剑文、李刚：《国际税法特征之探析》，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16页。

[2]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0页。

[3]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8-100页。

[4]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5]参见刘剑文、李刚：《国际税法特征之探析》，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15-16页。

[6]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7]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8]参见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税收法律关系 篇3

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法律规定影响约束着法律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法律实践反作用于法律规定。

我们先来谈法律规定对法律实践的影响，这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法律规定的指引下，法律实践符合法律规定，并对社会和个人带来有利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将“醉驾伤人”列入刑事犯罪后，越来越多的驾驶员们开始注意并约束自身的行为，随之而来的就是醉驾减少，社会上因意外交通事故而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也随之有所下降。当然还存在另一方面，那就是法律规定的不完善给人们带来了可乘之机。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不论是超级大国的美国，公认为秩序良好的日本，还是逐渐崛起的中国，其法律中都或多或少尚存在着不够完善、不够成熟、不够健全的地方，我们不能称之为缺陷，但那确实是一个缺口，因为很多的普通民众甚至是法律专业人士都利用这样的缺口钻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空子。我们拿中国法律规定的强奸罪来说，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强奸罪属于侵犯个人权益的犯罪，但其对象只能是女性，即强奸罪是对女性性自主权的侵犯，而根据其对犯罪构成的规定，主体只能是男性构成，女性充其量只能成为帮助或教唆犯。因此，强奸罪的客观行为也就有了很大限制，无论是主体、客体，还是犯罪方式。然而，我国现在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闭关锁国状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女性强奸男性以及男性强奸男性的现象频频发生。中国相对停滞的刑法规定则成了一种退步。其实，中国已出现了首例强奸男性背判刑案，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犯罪案例来说，这种判刑根本不能扭转整个局面，其意义甚微。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当，因为它不符合世界上所有国家。事实上，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甚至是我国台湾地区都随时代发展作出了这方面的立法革新。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部分国家部分地区，法律规定对法律实践并没有起到正确的指引作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法律实践对法律规定的反作用。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法律实践符合法律规定，例如人人都遵守交通法，每个国家工作人员都遵守国家法律规定，这绝对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利于保障公民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等。其实这只是法律实践反作用的一方面。法律实践总会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地方，这些地方我们即可称作“违法”。比方说合同效力问题：一个合同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行政法规，它会失效。再举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上海曾发生过的“钓鱼执法”案件就是典型的法律实践违法了法律规定。钓鱼执法：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将所有的公民假定为待钓的鱼，公权力的执行者雇佣职业诱饵，引诱无辜的公民上钩后归仓自由惩罚，满足自己部门利益的需要。钓鱼执法的渊源是执法经济，其本质是公权力的滥用，是执法权力的异化交通执法本意是为人民提供一个安全和有序的交通环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钓鱼执法中的执法却变为以权谋利的工具——为完成指标而罚款，为了部门利益而罚款。钓鱼执法是严重的以权谋私，变“执法为民”为“执法为钱”。我国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支行机构，俗称“两次四六五五分成”。这就等于给了执法人员很大的利益驱动力和执法权。我们回过头再来看“钓鱼执法”的发生，似乎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类违法事件带来的是什么？政府的公信力会受影响，法治的权威不再受到公民信赖，社会公德毫无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了空口白话，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进程的道路必定更加艰难。

也因此，我们，不只是政府相关部门，还有普通民众，都应该加大力气减少法律实践违反法律规定事件的发生。譬如，针对“钓鱼执法”，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加强执法监督，改革绩效考核等指标。当然，普通民众也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提高法律自觉性，积极参与和配合国家机关和人员的行动。以上这些都将对我国的法制建设起到极大作用。

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目的其实是通过了解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的关系，明白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现状，吸收他国的长处，弥补本国法律的不足，争取我国法律的逐步完善，以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强法治的权威，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

论信任关系与法律关系的平衡 篇4

关键词：信任关系,法律关系,律师权益的保护

0 引言

在打黑风暴中,律师李某因为受到其委托人龚某的检举告发而被入罪,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一个普通律师的犯罪案件,一个最终刑期仅一年半的轻刑案,其掀起关注热潮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它违背了大众的一般道德感情,暴露出了我国法律制度在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处理上的不合理。

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的委托人与作为代理人的律师因双方的信任而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律师应当充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律师法规定:律师必须对执业活动中获知的当事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予以保密,其保密事项的范围甚至包括非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也即律师对当事人一般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都具有保密义务。律师法的规定从制度上排除了律师可以随意出卖当事人的可能性,而与之相对,当事人对律师的保护和容隐责任却缺乏相应规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面对当事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实际生活中,律师的合法权益在此层面上仅仅只能凭借当事人的道德良知,即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基础加以维护。更为糟糕的是,我国刑法规定当事人(犯罪嫌疑人)举报他人(当然包括他的代理律师)犯罪事实会得到立功减刑的宽大处理。加之律师和当事人处于共同的利益共同体内,律师为了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可能存在失当之处,内部成员间通常也缺乏防范,结果便形成了律师很有可能落当事人于把柄的危险。此种情形下,委托人作为一个最为关切自己利益的经济人会很自然地因为刑法规定而受到激励、出卖自己的代理律师。制度上的设计令委托人的收益与代理人的损失具有了相关性。代表道德价值的信任关系与代表治安价值的法律关系之间存在了一种张力,这种存在于亲密主体间情与法的紧张从古到今都有。有意思的是大多数时期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在此问题上都选择了法律“屈从”道德的规定。我国对此是否应该借鉴,而重新平衡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做出更加明智地价值选择。对此,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亲亲相隐”的伦理基础

在“亲亲相隐”制度的现有研究中,目前比较全面的观点是“从古代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均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1]尽管东西方基于不同文化土壤所生发出的容忍制度存在因亲属的尊卑远近而不平等,因立法的指导思想而有不同,但在基本的立法旨意和发展方向上都有相似之处。

第一,在基本立法旨意上,容隐制度都是为了尊重伦理底线,防止律法悖逆道德伤害善良风俗,保护实现道义行为不受法律规定侵害,具体到特定历史时期即是为了保护家族制或家长制的需要、维护家长或族长的权威地位。

《唐律疏议》有规定:若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为不孝,处绞刑,同时其他卑亲属告尊亲属所受的处罚也明显重于尊亲属告卑亲属应受的处罚。照顾人性人伦的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被规定为法律义务,一旦违反还要科处重刑。可见中国传统容隐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持儒家主张的家庭内部伦理关系和上下尊卑秩序,最终使以宗法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延续。[2]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表为家国同构,家族是国家的统治根基,君主对国家的统治其实是族长(家长)对家族内部统治的放大,维护家族内部等级的宗法伦理因此被提升为国家法律。所谓“家长制度者,实行尊重秩序之道,自家庭始,而推及之以及于一切社会也,一家之中,父为家长,而兄弟姐妹又以长幼之序别之。以是推之于宗教,若乡党,以及国家,君为民之父,臣民为君之子。诸臣之间,大小相维,犹兄弟也,名位不同,而各有适于其时地之道德,是谓中。”[3]

同我国古代法充斥的浓重家长尊严意识相类似,古罗马帝政时期之前,亲亲相隐制度包含了以下非常明显维护家长权力的规定:家长对家属的私犯,家属无任何请求权;子告父丧失继承权,父告子则是当子犯应判处死刑的重罪时,丧失对子的继承权。[4]

第二,在容隐制度的发展方向上,容隐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强,包括容隐内容的扩大和容隐主体的增加。

从容隐内容上看,古代中国法和古罗马法都曾规定了一些严重威胁国家利益和安全等重罪不在容隐之列。但到近代,如《法国民法典》(1810年)和《德国民法典》(1871年)都取消掉了国事罪不得容隐的限制。自《大清新刑律》(1910年)至国民时期的法律也取消掉了封建制时期对容隐范围的限制。

从容隐主体上看,容隐亲属的范围也由近至远不断扩大。例如在西方,古罗马的容隐亲属范围似乎仅在一个家长权之内的亲属间(有时也可能包括祖孙),未涉及兄弟、伯叔等。到1810年《法国刑法典》,容隐亲属范围扩大至所有直系尊卑亲属、现配偶或前配偶、兄弟姐妹或同亲等之姻亲。1871年《德国刑法典》扩至尊卑血亲姻亲、配偶及未婚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还包括养父母子女、养育父母子女。1976年《德国刑法典》又增加了“配偶的兄弟姐妹及曾有二亲等以内姻亲关系者”。1968年《意大利刑法典》在直系血亲姻亲、配偶、兄弟姐妹及同亲等之内的姻亲之外,明确增入叔伯父母(含姑姨舅等)及堂兄弟姐妹。1975年的《法国刑法典》竟扩大至四亲等以内的血亲和姻亲。这个亲属范围甚至包括自己和配偶的伯叔祖父母、堂(表)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侄孙子女及其配偶最初基本只局限于很亲近的家属范围内。[5]这样的变化反映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交往活动的对象不断增加,原本单纯维护家族内部家长权威的容隐制度逐渐转化为维护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善良风俗,保护的客体从纯粹的有血缘关系亲属间的亲属之爱趋向于在现实交往活动中有亲密联系人间的道义责任。

最初的“亲亲相隐”制度,其意义在于法律重视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宁愿在惩处犯罪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以减少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分裂,清除可能由此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使夫妻反目、父子互质、兄弟相残等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的现象不再发生。[6]

在以律师和当事人相互信任为委托关系存在基础的律师制度下,“亲亲相隐”制度将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体现出的法律文明和人性关怀精神,同样适用于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律师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全力奔走,当事人因律师为自己的帮助而怀报感恩之情,他们都是在实践人与人之间良善的道德义务。所以,尽管律师可能知道很多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职业道德要求他也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同样的道理,在当事人知道不利于律师的情况时,他也应当为帮助他的律师保守秘密。只有双方互为对方着想的环境存在,双方才能消除芥蒂,把全部注意力投向为当事人的辩护,这样不仅有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能有利于实现律师制度保护人权、平衡司法权力的作用。

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体系,它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各种价值因素。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是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其追求的价值主要有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当实体价值与程序、社会价值相冲突时,就存在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亲亲相隐”制度正是法律在权衡这一利益冲突时作出的价值选择。

2 律师伪证罪之制度考量

尽管在当今中国,律师伪证罪尚是悬于刑辩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从世界各国比较法的角度上看,律师的豁免权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和普遍。同医生、牧师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相似,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律师同嫌疑人的关系如同近亲属一般,律师有为当事人保密并拒绝作证的权利。律师的豁免制度不仅是法律赋予律师在与委托人交流后对所获信息享有保密的权利,而且在许多国家也是被视为律师的一种职业道德。国际社会对这种法律权利和职业道德予以普遍地尊重、承认。西方国家刑法一般没有“律师伪证罪”或支持罪嫌告发自己辩护律师的判例。[7]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也规定了:“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络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

外国立法者在确立这一制度时,不是没有考虑到赋予律师充分的豁免权可能导致律师作伪证的情况,甚至一些外国学者明确指出:被告辩护律师,特别是为确实有罪的被告辩护时,它的工作应是用一切合法手段来隐瞒“全部事实”,对被告辩护律师来说,如果证据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或该证据带有偏见,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那么,它不仅应当反对法庭认可该证据,尽管该证据是完全真实的。[8]可见,在某些情况下,律师刑事辩护的职能与司法机关发现案件真实的职责是格格不入的。

既对律师豁免权的负面效应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那么,为什么国际上普遍的立法经验仍然不约而同地排除了律师伪证罪?

首先,这是基于立法者对律师刑事辩护正当性的认识,律师辩护的存在和发现案件真实无关。法理上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种:

第一,律师辩护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正义。强调程序公正,认为刑事辩护制度虽然与案件事实的发现有密切关系,但由于它对案件事实的发现并不总是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可能仅仅建立在事实发现的基础上,相反,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而其保护的合法权利的核心,是诉讼权利,只有诉讼权利得到保障,实体权利才有保障。因此,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如果不建立在程序公正的础上,是无法得到完整而彻底的说明的。[9]因此,律师辩护豁免权的作用就是为了能更好保护罪嫌,维护程序公正,且于可能有害于案件事实的发现无碍。

第二,律师辩护的正当性根据是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被指控人辩护权,建立刑事辩护制度,旨在为政府提出和赢得起诉设置障碍。这是刑事诉讼附加的政治性目标,即确保起诉方的权力不被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权力加以使用,因此,赋予被指控人权利可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从而保护所有公民不受非法侵害。[10]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积极、有力且全面地为其当事人辩护。[11]使得渺小的个人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因为有专业的法律援助而不至被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所以人权保障价值的实现要求律师应当被赋予辩护豁免权。

第三,律师辩护的方法论依据是相对制度。美国著名法学家朗·富勒指出:公平的审问必须慎重地顾及互相争执的双方,使双方都能得到同样的重视和评判。要让法官知道一项辩论究竟有力到什么程度,必须让他先从殚思竭虑而申辩的人那里听取辩词。这就是律师的工作。他的职责不在判决而在说服。我们并不要求律师以一种超然的和毫不偏袒的方式报告案情,而是要求他处理案情使之显得最为有利于他的委托人。他不是像一珠宝商,慢慢地在光线之下转动钻石,使它的每一片小平面都能全部显露。相反的,律师好比把钻石稳定于一个角度,使它单独的一个面特别惹目。律师的职责是帮助法官和陪审员以利害关系的目光来看待案件,因而同情于他的诉讼委托人在命运摆布之下的境遇。[12]正所谓兼听则明,相对制度就是为了使法官在刑事辩护中摆脱偏见羁绊、形成中立的判断。为了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相对的平衡,在承认公诉方的控诉永远也不可能保证绝对真实无误的情况下,对与之相抗衡的律师的辩护也自然不能苛求其没有错误的发生。因此对于律师辩护中的不实,应该报以宽容的态度,给予辩护豁免权。

其次,这是基于法律不能违逆大众伦理或一般道德认知的基本属性。

朗·富勒在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认为,法律是使人们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不是来源于正义原则或其他法律的实体目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是立法者必须遵守的程序上的价值要求,如果不遵守这些要求,法律的实体目的就无法实现。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他看来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般性;公开;不溯及既往;明确性;不矛盾;稳定性;可为;官方行为与法律一致。[13]其中可为,即是要求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不能让人在选择遵守法律时还需受到内心道德良知的煎熬。因此,法律的内在道德要求至少应当对委托人举报律师伪证罪的情形加以排除,因为,让当事人要通过选择背信弃义而遵守法律的法律,本身就是缺乏正当性基础的。

3 我国刑法规定的考虑因素

在我国,刑事律师的辩护权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存在更是让刑事律师的执业活动变得异常凶险。

从产生过程看,1979年刑法中并无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设置。1996年随着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为保证侦查活动不受干扰,在该法第38条作出了以下禁止性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年通过的《律师法》第45条也进一步明确了前述行为的行政后果与刑事后果:律师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至1997年刑法修订,上述规定在刑法中被确认为罪名: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的出台,意味着专门为辩护律师打造了一个罪名,从而增加了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14]

对于设置律师伪证罪的理由,立法机关的解释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也相应有所扩大,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必须依法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不得利用这些权利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所以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和打击犯罪的需要,新的刑法增加关于这一犯罪的规定。[15]

单纯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理来看,立法者这样的考虑完全是合理的,但同时从此也可以明显地读出立法者对于律师的戒备与防范心理,其潜在的预设为,律师比较容易在执业过程中作伪证,进而会妨碍到诉讼进行,因此必须对律师的执业行为从刑法上设置条款严加控制。

另外,我国法律规定律师伪证罪也反映出我国立法者出于急切希望提高司法效率的片面追求。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中,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说话”的一方,“帮助”、“引诱”等行为大多都是律师帮助当事人或证人回忆情况时的业务技巧,出于善意的引导在实际执业的很多时候都是有必要的,然而刑法第306条的存在令这些正常的执业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律师在执业中不得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其结果是使司法机关办案掣肘的监督减少,司法机关的侦查权力得到强化。对司法机关而言,对律师的执业行为作出更多限制,意味着他们可以以低成本的侦查成本获得更加丰厚的侦查成果。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刑法这样的规定,也可以被理解为我国侦查技术水平较低,司法资源缺乏的反映。但凡一个国家司法资源丰富,侦查水平较高,律师即使有帮助做伪证的行为,也容易被及时发现,而不至于最终对司法判决产生影响。司法机关在能够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之际,自然也就不必再担心律师作伪证危害到司法秩序。

此外,我国传统司法实践中一直表现出过度的防卫社会的思想,使得刑法的意义被长期定位于打击犯罪之上。这也是造成严惩律师伪证罪的一个原因。为了消灭犯罪、惩治犯罪分子,在整个刑事诉讼中不惜成本、宁枉勿纵的做法通常都为人们接受,此时保障公民权利的思想或多或少的都不被人重视。当为犯嫌辩护的律师成为打击犯罪的绊脚石时,律师的辩护若还存在不实之处就更容易触犯众怒,进而为被科处重刑创造了条件。

4 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辩证

以上的研究,更多是侧重于从制度设计角度考察当事人检举律师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允许当事人检举他的代理人更深层次上是触及到了法理学上法律和道德间的互动。作为研究一切法与人问题的学科,法理学的发展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法律和道德关系问题的考察,是其中始终确定的一个主题。

早在古希腊文化中,便存在着代表信任关系的道德和法律选择间的挣扎与无奈。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主人公安提戈涅就在是否遵守法律放弃安葬自己的兄长,和违背法律自己受到法律制裁而维护亲情安葬自己兄长间做着痛苦地抉择,最终,她选择了后者,结果是自己因违法被处死。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伦道德的维护因违背法律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对道德和法律间紧张的探讨,绝不仅是一个实践性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迄今为止,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讨论发生在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之间。

自然法学派主张道德至上,“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16]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弃恶从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城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17]而正义与否,善良与否从根本上都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在自然法学家眼中,正义、善、美德作为自然的东西,是法应有的特质,道德是法律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发展到当代,自然法学派尽管其内容和形式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其内容也更加丰富,但它的核心仍然是“法律应以道德为基础和依据”,而且其观点更加直接、鲜明但是,由于作为自然法基础的自然、理性、正义、平等,仅仅是一组超越时空的永恒抽象的道德规则因此,这就必然带来其自身理论不可读解的困惑然而,若撇开自然法理论的绝对性、抽象性等缺陷,同样能从中获得关于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有益启迪。[18]

与自然法学派相对立的是分析实证法学派,其代表人物奥斯丁最早提出了法的道德价值虚无主义的主张。虽然他已认识到,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法律的发展必然受到道德的影响但他坚持认为在法律和道德之间不存在必要或概念上的联系,并且说,把法律与道德混淆的趋势是产生“莫名其妙的术语,隐晦无知和困惑的一种最丰富的来源。”[19]因此,奥斯丁主张哪怕在道德上是十分邪恶的法律,只要制定程序和颁布方式都符合程序法上的规定,就当然合法有效。这就是著名的“恶法亦法”的观点,开创了西方法文明发展史上法道德价值虚无主义之先河。而主张“纯粹法学”的凯尔森则认为法学只研究“实际是这样的法律”,法律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定技术”。[20]总之,在分析实证法学派学者的眼里,法律只是一种行为规范,与正义、善良等道德判断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对法律而言只讲合法性而无需讲正当性。

两大类观点的论战进行到当代,最有影响的可能当数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富勒的见地,他在《法律道德性》中指出:新实证分析主义者哈特提出的“只是作为事实存在而其自身没有效力问题的承认规则”和“不受约束的主权者”相差并不太远。“在一个法律体系的运作中存在着某种可以被真正称为‘社会维度’的东西”,因而也不可能认识到立法者与公民之间真正有效的互动以及某种默认的合作是创建一个法律体系的关键因素。[21]正因为存在上述认识上的缺陷,哈特及其他实证主义者只能将法律视为“简单地作用于公民”的“单方面的权威投射”,不论它碰巧是道德还是不道德,公正还是不公正;他们所关心只是法律“从何而来”、“谁能创造法律”,并因此将对法律的尊重直接等同于对既有权威的尊重。总之,哈特的承认规则并没有真正拒斥奥斯丁的“命令说”,因而也并没有在理性基础上解决法律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哈特所描述的法律仍然缺少一种可以被人们自愿服从的理性的权威基础。从这样一个法律概念所演绎出的必然是屈从于权力意志的有限的法治概念,而不是可以限制权力恣意的限制性法治。[22]

此外,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分离法律和道德之间关系的思想进行交锋的还有当代西方法学家德沃金,他提出的法伦理学思想也颇具启发性。他试图克服法律实证主义的缺陷,认为法律并不是与道德截然分立的,法律之所以有约束力,在于它具有某种独立的道德价值。因此,他主张探讨任何法律问题都必须追问道德本质,并且认为任何试图将法律与道德完全分离的努力是徒劳的,而且是无益的。

5 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管的制度构想

从刑法上处罚律师不当的执业行为多有不妥,建议取消取消刑法上的规制意味着需要从其他方面加强规制。在刑法监管以外,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管的途径有很多,如何才能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就显得很有现实意义。

《律师法》对律师职业的基本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即律师执业的基本定位是追逐利益的商业属性和遵循职业伦理规范的公益属性的一体两面统一体。

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获取报酬的职业不再被视为不道德的。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相适应,作为政治体制组成部分的律师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律师职业者脱去了原来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由吃公家饭的管理者变成了市场经济中凭本事吃饭的服务者。律师职业本身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知识和技术转化为商品成为正当的。同时,人权和正义是律师职业的正当性基础。对于从事律师、医生以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其职业义务的内容尤其强调利他主义和伦理性。

一体两面的职业定位对律师个体而言,在追逐利益和职业伦理两间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在新约圣经、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之中,都可以读到他们对法律职业者的辛辣批判。由于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关系到市场交易活动的合法化程度,所以应注重对律师职业监管制度的构建,通过合理的制度防止营利动机侵蚀职业伦理,同时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每个国家对律师行业的监管模式都因该国法律文化传统、规范惯例和司法体制不同而不同。在我国,由于无论是单独运用市场竞争手段淘汰不道德的营利行为,还是单独加强国家干预通过免费服务的方式来保障业务活动的伦理,或是单独依靠行业自治、团体自律来维持道德信念和纲纪都具有自身不可弥补的缺陷。因此,我国律师法确立了司法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两结合”的监管体制。但律师法的“两结合”是强调以司法行政管理为主,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为辅的不均衡的“双结合”。例如,律师法第46条对律师协会的职责作出规定,这些职责但与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强势管理和处罚相比,是相当有限和“虚化”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协会只是司法行政部门的助手,真正管理律师的机构是司法行政部门。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律师业的进一步发展,容易导致律师职业活动过多地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和影响,有违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和自治的基本精神。[23]

结合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政府是管理者,但不是唯一的管理者,凡是能由市场自我调节、优胜劣汰的事情,政府不必介入;凡是能由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律的事情,政府主要履行监督职能只有那些只能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情,才由政府直接管理。律师执业监管的主体是律师协会。我国目前应该做的当是加大“两结合”中行业监管的比重,更合理地发挥律师协会对律师应有保护和监管作用。

现有研究提出的加强律师律师协会作用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级各地间的律师协会应当相互独立,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做到有独立的财政保证和人事任免机制,与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机关真正分离。

第二,取消行政处罚权,由律师协会对其会员行使处分权,赋予律师协会接受对于律师违纪违法的投诉,对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律师法》及相关规章的行为给予必要的惩罚的完整的惩戒权。即由律师协会行使纪律处分权。

第三,将行业准入等日常管理职能赋予律师协会,让其掌握管理的实权,充分保障行业组织在律师行业中的主导地位,树立律师协会的地位和威信。

税收文化与税收法制的关系 篇5

税收文化与税收法制的关系

税收法制与税收文化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税收法制是以法律的、行政的手段达到贯彻国家税收政策之目的，核心在于强化和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实行依法治税。而税收文化则可以借助非法律的、非行政的手段来支配控制、约束税收行为，利用征纳双方认同和形成的税收目标、税收价值观、税收道德观、使命感等人文力量去引导和规范征纳关系。税收法制与税收文化既有规范和维护税收秩序的共同特征，又有各自特殊的地方，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税收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度或时代里，人们法纪观念强，自觉依法纳税成风，依法治税易于实现；反之，在一个税收文化水平低下的国度里，公民法纪观念淡薄，纳税自觉性极低，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种种弊病经常发生，依法治税也就难于实现。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初探 篇6

关键词：实证主义法学；现代自然法；拉德布鲁赫公式

一、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理论界争论

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使得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其中实证主义法学主张法律与道德不存在必然联系，现代自然法主张描述法律普遍需要某种道德评价。两种理论之争，突出表现在哈特与富勒之论战。

哈特在《实证主义与法和道德的分离》一文中阐述了实证主义立场的五种观念，其中第二项“法律与道德之间或者法律实际是什么与法律应当是什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被视为实证主义法学的根本特征，也被称为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1]哈特就是在论述“分离命题”的基础上确立了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明确了法律与道德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他认为，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法律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法律与道德并不存在逻辑上的依附关系，法律效力不以是否符合道德为存在依据。但他也并不绝对反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他从重要性，非有意改变，道德罪过的故意性和道德强制的形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2]

富勒作为现代自然法的代表，坚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认为法律本身的存在也必须以一系列法制原则为前提，这些原则就是法律的“内在道德”，即“程序自然法”。这种“内在道德”包含八项原则：法律的一般性，颁布，溯及既往型法律，法律的清晰性，法律中的矛盾，要求不可能之事的法律，法律在时间之流中的连续性，官方行动与公布规则之间的一致性。[3]在他看来，法律就是使人类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这项事业是有目的性的，那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实现人类服从于一般性规则指导，这就是法律“内在道德”的追求。富勒的论证摒弃了传统自然法寻求外在依据的思路，从法律自身出发，以法律存在“内在道德”的论点，论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

实证主义法学与现代自然法学的这次交锋，可以说双方都有其合理性的论断，也辨明了许多问题，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仍难得出确定性答案。

二、实践中法律与道德的复杂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关系

实践中法律与道德多有重合的情形，比如关于杀人放火的规范。在尚无法律时，杀人放火是通过道德规范的。直到道德对此种现象无力调整，需要法律这种强有力的规范，于是就有两种规范共同调整杀人放火这类行为。可见有些法律的内容直接源于道德規范。

再看计划生育政策，一国因人口、社会环境等因素，为了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相关法律。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形成了一种以少生、优生为内容的道德意识。此时若有人不顾法律超生，不仅受到法律惩罚，还会受到社会道德谴责。可见法律同样对道德有重要影响，一种道德风气的形成，或许就是当时的法律促成的。

因此，现实中法律与道德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法律会借鉴道德，道德意识的形成也可能受法律影响。

（二）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

实践中法律与道德的规定相冲突是个难题。当有权威的法律与正当性道德标准冲突时，实证主义法学仍坚持法律有效，“恶法亦法”；而自然法学认为该法因违背道德标准无效，“恶法非法”。较好解决该问题的是拉德布鲁赫，他提出如下公式：①法的安定性原则上优于合正义性。这是因为实在法的存在本身即有一种价值：有法总好于无法，它至少产生了法的安定性。所以通常情况下，安定性处于优先地位。②当法律违反正义的程度已经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时，这个法律就不再是法，而只是权力的运作。如果具有安定性的实在法与合目的性和正义之间存在严重的对立关系时，那么实在法就应当让位于正义。③为补充原则二，可提出另外一项判断标准：立法者在立法时如果有意地不承认正义的核心原则——平等原则时，这个制定法就会丧失法的资格。因为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的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确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4]

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提出，调和了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在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情形时的对立态度。“恶法”究竟是不是法，仅依实证主义法学或者自然法学的思路来判断是不够的。因为“恶法”的“恶”是性质问题还是程度问题，是主观性问题还是客观性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拉德布鲁赫的解决方案应当肯定，他在论证中对法律各种价值的考量，对立法者主观意志的分析，全面地把握了这种冲突中的各类要素，为其解决提供了更好的途径。由此我们得出在最极端情形下法律应当服从于道德的结论，但这并不推导出法律与道德就存在逻辑上必然联系的结论。

三、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初步结论

通过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在逻辑上，如“分离命题”描述的那样，法律与道德不存在法必须始终反映道德基本要求的关系，法律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作为两种相互独立的体系，各有其自身的规则结构、实施方式和影响后果。而现实中，法律与道德有多种密切联系。在其重合的部分，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法律可能直接源于道德，法律的具体内容变化受到道德影响，相反某类法律规定也可能促从某种道德规范的形成。在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不是一概否认法律权威，也不是否认道德效力，而是具体分析冲突内容，全面考量冲突的性质和程度等方面，最终获得较好解决。

参考文献：

[1]徐显明主编：《法理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2]（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4页.

[3]（美）富勒著：《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7页.

[4]徐显明主编：《法理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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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法律关系研究 篇7

慈善捐赠应是通过合法的社会组织以社会捐助的方式, 按特定的需要, 把可汇聚的财富集中起来, 再通过合法途径, 用于无力自行摆脱危难的受助者, 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第三次分配的一种形式, 是社会保障的补充体系, 其运作包括接受捐献、资金管理和实施救助三个环节。

2 慈善捐赠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2.1 慈善权力义务差异分析

2.1.1 捐款人的权利义务差异分析

(1) 捐赠目的的实现权。

捐赠人有请求实现捐赠目的的权利。慈善捐赠的特殊性在于其存在公益性, 国家鼓励慈善捐赠的目的是激发人们的同情心, 鼓励在社会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互助互爱的高尚的公共道德观念, 以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一种良好社会道德风尚, 捐赠人之所以进行捐赠是为了公共利益或发扬助人为乐的社会主义道德。这些都要求慈善捐赠所得必须用于公益之目的, 只有这样慈善捐赠才可能得以延续和发展, 捐赠行为才可能获得社会的肯定性评价。

(2) 捐赠人的知情权。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39条明确规定了捐赠人的知情权:“捐赠人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 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 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这里的知情权包括捐赠人对于所捐献款项的使用用途、使用过程、使用形式和情况的知情权。

(3) 依法撤销捐赠的权利 (拒绝履行权) 。

出于慈善捐赠的特殊性考虑, 不应赋予捐赠人以任意撤销权, 而只应赋予其法定撤销权。《合同法》规定了, 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不论当事人以何种形式订立, 不论是否经过公证, 也不论赠与的财产是否已转移, 其权利赠与人均不得任意撤销。

(4) 给付义务。

慈善捐赠人的主要义务是将捐赠标的物按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交付给慈善人, 并转移其权利于受赠人。法律规定须经移转登记方发生移转效力的应当办理移转登记手续, 否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2.1.2 收益人的权利义务差异分析

(1) 受益权。

这是受益人最基本的权利。当受益人确定后, 可以默示的方式接受捐赠, 也可以默示的方式作拒绝的意思表示。但是慈善捐赠中受益人的受益权不能转让与继承, 除非征得捐赠人和慈善人的同意。

(2) 实现捐赠目的的请求权。

慈善捐赠的目的是使受益人利益的实现, 受益人作为最终受益者当然有权请求慈善人履行义务, 实现公益捐赠目的, 或请求有关机关督促慈善人履行义务。受益人享有债权请求权, 而非捐款的所有权。

(3) 赔偿损失的请求权。

受益人因捐赠人瑕疵履行而遭受直接经济损失时, 可以向捐赠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合同法》第191条明确规定了,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 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 赠与人在附义务的程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担保责任。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 造成受赠人损失的, 应承担赔偿责任”。因而受益人的赔偿损失请求权可以依据此法条的规定。

2.2 慈善捐赠资金使用中监督问题分析

(1) 政府监督。

慈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 政府介入慈善事业的监督管理,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0条规定了政府的监督, 从监督主体上看, 政府的监督主要通过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部门、税务部门、审计部门等政府机构来实现;从监督内容上看, 从登一记管理、过程运行、到机构终止各个环节都有政府的监督在发挥作用。

首先, 降低门槛。在登记管理制度上我们可以更多借鉴国际经验, 降低成立时的门槛, 加强过程控制以及在法治背景下的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其次, 加强过程监管。维持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 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上所述, 依据我国现行法规定, 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监督管理, 财务等情况通过年检上报, 资产来源属于国家资助或者社会捐赠的还要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最后, 建立系统、明确的对于慈善组织的税收立法。传统的税法注重的是市场主体的纳税

义务, 从而实现市场主体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 对于像慈善组织这样的组织地位一直未予重视和突出。现行的“分税法”的立法模式也使得该类组织的税法主体地位更加不明确。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组织是否作为纳税主体, 以及在作为纳税主体时, 是否应该承担纳税义务都需要在税法上予以规定。这就需要在税法上对其税法主体地位予以突出, 在有关的税收优惠和税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上, 对慈善组织做出专门的规定, 以形成一套系统、明确的税法。

(2) 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机制的首要原则是公开。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决定其没有权利像企业一样拥有自己的“企业秘密”, 它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其财务、活动、管理等方面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 是慈善组织增强社会公信力的最佳途径, 也是所有监督主体监督职责得以履行的基础。

慈善捐赠受益人的虚拟性, 决定了受益人的在实际接受利益之前, 是潜在的, 是不确定的。所以在此环节受益人的监督意识很薄弱, 有时甚至其潜在利益受到了损害, 自己也无从知晓或者意识不到自己是受损人。那么谁来代表和维护受益人 (尤其是潜在的受益人) 的利益?笔者认为可以设立公益代言人制度。

2.3 提高慈善捐赠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分析

(1) 建立与健全慈善资金管理的财务制度。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必须首先明白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目标。慈善组织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其宗旨, 而不像企业那样追逐高额利润。因此慈善组织财务管理目标与一般性企业组织的财务管理在目标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2) 可以适度的开展慈善组织的营销活动, 盘活慈善资金。慈善组织完全可以开展一定形式的经营性活动及产生利润, 即进行慈善组织的营销。只要该活动遵循“慈善”的原则, 而不是受利润驱动, 以利润为目的。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 只要不违背“慈善”的宗旨, 慈善组织的商业经营就是合法的, 就能获得社会的认同, 其税收上的减免税待遇也不会受到威胁。慈善组织开展营销所获得的成果就决定了工作绩效, 还能让组织人员更有归宿感和满足感。

(3) 慈善资金的使用不仅要遵守一定的约束原则, 而且应该接受一定的监督。筹到的善款将坚持专款专用, 重点使用的原则。定向捐赠资金按捐赠者意向使用, 非定向捐赠资金统筹用于资助开展安老、慈孤、扶残、助学、济困、贩灾等社会救助项目及符合慈善总会宗旨的其他慈善活动。凡就学困难的学生和生活贫困的家庭, 凡因患大病、重病或遭遇意外等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均可申报慈善资金救助。慈善资金的接收和使用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 并向社会公布使用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各级政府应规范自己的行为,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出现占用、挪用慈善基金会民间捐款的现象, 应当坚决制止, 并引以为戒。

3 结论

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调节贫富差距的有效机制之一, 因而对于慈善捐赠从法理上分析是尤为必要的。通过本文的研究, 希望能给广大慈善工作者一定的帮助。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慈善事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在慈善捐赠中, 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慈善捐款被挪用、被贪污等等。这些问题都极大地影响着受益人和捐赠人对慈善事业的信心。就主要探讨了关于慈善捐赠中存在的若干法律问题。

关键词：慈善捐赠,法律关系,国外经验

参考文献

[1]梁慧星编.民商法论丛 (第9卷) [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2]杨淦, 傅钵.漫话慈善[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6.

网络公关法律关系研究 篇8

网络公关 (PR on line) 又叫线上公关或e公关, 它利用互联网的高科技表达手段营造企业形象, 为现代公共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策划思路和传播媒介。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相比, 非常突出的特征在于:个性化, 网络公关以直接、形象、逼真的方式传播, 受众可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和方式, 并可直接享用;互动性, 网络公关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可以直接交流信息, 即实现互动。信息共享化, 网络公关利用网络与通信技术的结合, 可以即时地获取公关内容, 传播不在受时间、地点、国界、气候等影响。资源无限性, 从网络公关的涵盖范围来看, 网络公关的涵盖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常用的方式包括论坛、博客、网络新闻、搜索引擎、CRM、数据库营销、视频、网络联盟、电子邮件的许可营销等。

网络公关法律关系辨析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从逻辑上说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由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 网络公关法律关系亦然。网络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全新的, 它已集个人传播 (如电子邮件) 、组织传播 (如电子论坛) 和大众传播为一体, e公关也正是对这些传播方式重新进行的整合公关方式。

2 网络公关法律关系辨析

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从逻辑上说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由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 网络公关法律关系亦然。

1) 网络公关主体包括需要公关的企业法人、社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等, 二是提供公关策划的公司、其他组织和个人, 三是公关网络经营主体。

2) 网络公关客体, 是指在网络论坛、BBS、新闻组、电子邮件、网上会议等上发布的正面信息和第三人发布的负面信息。本着尊重社会公德和善良风俗的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 相关主体在对待正负面信息时应正确处理好社会公平正义与企业自身利益间的关系。

3) 网络公关内容, 是指网络公关主体间因网络公关行为而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网络公关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其主体资格和市场准入受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约束, 其公关行为受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规制。要求提供网络公关服务的主体必须对其要求公关的信息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网络公关主体间满足上述要求后其权利义务由双方约定。

参考文献

[1]熊源伟.公共关系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

[2]陈娟.直面网络公关[J].国际新闻界, 2000 (3) .

[3]王利平.现代企业管理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税收法律关系 篇9

一、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概念分析

(一) 劳动关系的概念。

劳动关系主要是指劳动者在从事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 依据劳动关系调整的层次性标准进行划分可以分为社会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和个别劳动关系三类。个别劳动关系主要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 也被称作是狭义的劳动关系, 这种社会关系主要是以劳动合同作为彼此之间联系的纽带, 体现出了微主观的意志。个别劳动关系是其他劳动关系的基础, 其一方是劳动者, 另一方是供给劳动者生产资料的用人单位, 个别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是隶属于用人单位的。集体劳动关系主要是指公会代表劳动者一方和雇主组织为了劳动条件和劳动标准所协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在这种劳动关系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集体的对抗和集体的合作, 体现了集体的意志。社会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组织、政府以及劳动服务部门之间围绕着劳动安全这一社会问题所形成的整个社会层面的社会关系, 主要反映了劳动领域要求的安全与保护的基准思想, 具有国家意志的渗透。主要包含了就业安全、劳动争议的处理以及社会保险关系、劳动福利关系等等。个别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和社会劳动关系的集合就是劳动关系。

(二) 雇佣关系的概念。

雇佣关系是在1854年所发表的《论劳资关系》这一论文中所创制的。但雇佣关系的产生应该是在欧洲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候。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 雇佣劳动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十分重要的基础特征。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主要是指雇员利用雇主所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 在雇主的监督下, 以其劳动行为雇主提供劳务并获取报酬的一种社会关系。

二、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比较分析

(一) 两者的法律适用性质有着很大的差异。

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 其所维护的劳动利益是一种社会利益。所以在劳动法上劳动者承担比较少的义务, 但是享有相对比较多的权利, 用人单位刚好相反, 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而享有比较少的权利。在劳动法上, 用人单位必须要保障在最低标准之上和劳动者之间协商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 主要是受到民法的调整, 是比较平等的合同关系, 几乎没有最低保障的限制, 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两者的法律适用性质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应用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二) 当劳动者受到损害的时候, 用人单位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同。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的时候受到人身损害, 雇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雇佣关系中, 劳动者如果因为工伤遭受到人身的损害, 雇主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在劳动关系中, 劳动者如果出现了工伤事故, 用人单位应适用工伤保险对劳动者进行赔付, 且工伤保险赔付和民事侵权的赔偿范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工伤保险的责任主要是对人身伤害进行限额的赔偿, 这里面不涉及到精神抚慰金的问题。应该说民事损害赔偿制度要比工伤保险赔偿的额度更高,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工伤保险往往要比民事赔偿更容易获得。

(三) 当出现争议时候的处理程序差异较大。

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时候, 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协商, 协商无果或者是达成和解协议后拒绝履行的, 可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进行仲裁, 如果当事人对于仲裁的结果不服, 除了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之外, 可以向本地区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人民法院依据有关法律进行相应的处理。而当雇佣关系的双方在产生纠纷的时候, 一般是适用民事争议的处理程序, 当事人可以采取仲裁或者是诉讼的办法进行解决,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在雇佣关系中仲裁并不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而且仲裁结构机构也不是劳动部门所设立的专门的仲裁机构。

(四) 举证的责任有着一定的差异。

当发生劳动争议的时候, 劳动关系中举证责任倒置是举证责任进行分配最为重要的形式, 在个别的情形下劳动者也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雇佣关系中产生劳动争议的时候, 要由“主张者”自己来承担举证的责任, 这相对来讲难度比较大。在发生合同纠纷的时候, 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要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实施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废除以及终止的一方当事人对引发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合同是否履行时发生争议的, 应该由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三、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之间的联系分析

(一) 法律对于劳动者的保护是一致的。

虽然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之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但是从法律的本质属性来看, 不管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的保护还是雇佣关系中对于雇员的保护, 法律的保护都是一致的。如最高法院就规定雇佣合同中需要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 雇员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而在雇佣合同中的“生死条款”的一些规定同样被《劳动法》所禁止。

(二) 主体的实质意义也是一致的。

雇佣关系中雇主和雇工实际上和劳动关系中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实质上是一致的, 尽管在现行的法律中对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有不同的调整, 劳动法将劳动关系的主体称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而民法将雇佣关系的主体称为雇主和雇工。但是用人单位和雇主, 劳动者和雇工之间本质上都没有多大的差异, 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劳动过程, 所以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两者的主体的实质意义是一致的。

四、结语

总的来讲, 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有着不同的法律适用, 但是法律对劳动者进行保护的目的是基本相同的。本文主要结合实践, 就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法律适用进行了比较, 同时就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之间的联系开展了分析, 以期能够提升对于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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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兆国.在全总十五届三次执委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工运, 2010

[3] .杨清飞, 万黄莺.以改革创新精神继续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J].中国工运, 2010

[4] .冯彦君.民法与劳动法:制度的发展与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 2001

[5] .白小平, 李振宇, 张维权.劳动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税收法律关系 篇10

(一)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

古话说,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指的不仅是法律的制约, 同时还是道德上的无形的束缚。道德与法律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统治阶级或国家为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制定了名为法律的游戏规则, 论其实质, 是一种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 具体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违反法律, 则是需要受到国家强制机关的制裁, 并由法院、监狱等暴力机关保证实施的, 一经产生则具有强制性, 并对人们的外部行为进行约束。道德是指在人类中所特有的, 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以人性的善或恶为其评判标准, 同时也是人民在接受历史传统道德伦理观的不断熏陶、教育下, 所形成的一种群体性的观念。如果违反道德, 一般只是受到社会公众舆论的谴责和批评, 从而达到对人们的内部自觉形成压力而约束外部行为的目的。所以, 道德与法律的不同在于法律是以公共权力为后盾, 它具有特殊性、强制性, 它是人的行为, 也是人的意识与法律的基础。康德曾经说过:使我难以忘怀和感到敬畏有加的有两件东西, 是头上的星星与心中的道德。道德与法律谁轻谁重呢?法律与道德在社会发展中各自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可是它们却有着共同的社会本质, 它们都源至于原始社会中的习惯, 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和价值目标, 目的都是为了社会形成秩序和提高社会中的效率。当然, 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还有着互相交叉包容的情况出现。法律的客观目的是调整社会关系, 同时还需要道德对它的评价来进行不断的调整, 一般法律所禁止或鼓励的行为亦是道德所禁止或鼓励的行为。

(二) 法律与道德的历史关系

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历史上争论了上千年, 历史上出现两个学派, 一个是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法, 他的主张是法与道德完全的分离, 而不存在联系, 对法的理解不考虑其他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 而应当从法律内部进行的, 提出了“主权者的命令”。另一个为非实证主义法, 主张法与道德相结合, 法律应当将道德的因素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 法律必须要符合道德, 提出了有名的说法“恶法非法”。在许多悲惨的历史面前, 现代的国家逐渐的开始成为自然法学主义的追随者。道德是一个国家法律的风向标, 乃至世界和平的一个指南针, 我们在严格的贯彻法律时候, 也要思考法律是否符合道德。只有法律能够为道德所接受, 法律才能正真的发挥其作用, 法律并为人民遵守, 国家才会被世人爱戴。

即使是以道德伦理见长的我国传统文化, 也都没有轻视或忽略政治生活的大道, 不管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在以后历代诸学发展, 儒家道德政治化或是政治化道德, 影响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对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现代中国社会, 特别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具有较为重大的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在现代的中国越来越重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法律上也显示出了更加注重效益, 而遗漏了中国缺少的道德所存在的法律问题。

二、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规范

(一) 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

关于堕胎这一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立法者是否应该考虑将堕胎列入我国法律的框架。随着科技日星月异的发展, 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性抱着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开始向低龄化发展, 不少的女性因为在性知识方面上的缺乏, 而没有采取相对应的避孕措施。随之而来的就是许多少女意外怀孕, 无知的少女没有迎接新生命的心理准备, 大多数年轻女性选择堕胎来逃避责任。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理论来说, 杀死一个孕杀就如同杀死了两条鲜活的生命, 这样看来, 我们都是承认胎儿是一条生命的, 但事实上, 却是我们可以随意的掌握一个生命的存活与死亡。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堕胎, 这本应该是个不道德的行为, 堕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中国堕胎并没有法律的禁止, 无正当理由的堕胎在我国的合法只会导致国人对性抱着更无所谓的心态, 对年青人则不知道其责任。法律虽无严厉禁止, 但是我们应该为了保护每个肚子中未来的希望, 为了打击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国家是否有理由出台相应的法律禁止堕胎这一行为。现在道德虽没有规范的, 绝对的条文, 但是它坚持着固有的公平, 或许公平在每个人心中有所不同。但法律用条文, 规范维护着一个国家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道德可以从不同角度去不断的完善法律, 使法律变得愈加的公平。法律的能使道德升华为规范, 让所有人都敬畏法律和道德的力量。

我认为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律, 都是一国上层建筑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 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道德会因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 它们变化着的, 发展着的, 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就像汉朝没有去使用秦朝的法律, 也如民国时期不适用清朝的道德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道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如, 清朝时男人留辫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道德的, 但是到了革命时代必须剪去, 否则将会被视为封建遗留的产物。在另一方面, 法律和道德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如克隆人的基因技术, 在传统的道德中, 往往不能找到答案, 我们需要耐心和细心去探索。

(二) 通过道德来促进法律

法律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 相互补充, 法律应该有道德的支撑, 道德需要获得法律帮助。良好法律的建立不仅要有充分的人性基础, 还需要道德以规范法律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政治文明系统中的两个既有联系, 又互相区别的两个系统, 互相协调、配合。它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平等的, 没有尊卑之分, 也没有主次之分, 不论是法律至上, 还是道德至上, 过分的夸大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法律的价值, 都是我们所反对、摒弃的。法律和道德共同面对公平、秩序、效益等因素, 探索两者普遍的, 一般的, 以此建立有效的机制将道德运用于现实的法治建设中, 让道德和法律进行不断的良性互动, 从而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形成。首先, 立法活动接受道德的指引, 认识到反映人们的真实意愿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同时又合乎情理, 公正, 公平的法才是依法治国的依据, 不论是参加立法的工作人员, 还是制定法律的过程到内容, 必须是正确的思想指导下, 并且将伦理纳入法律规范的一部分。其次, 保证执法主体所具备的道德能力, 因为法律的正确贯彻和公正实施,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执法活动中, 执法者的道德水平关乎到执法机关的形象, 及其法律的权威。执法主体的职业本身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道德能力的提高, 而是要求他们的内心自发的去对职业道德进行体会与认识, 从而形成强烈的正义感与道德感来维系。而后, 制约守法者的道德心态。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慑力量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是守法者, 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是守法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 法律需要道德来弥补其不足。

三、依法治国与道德的重建

(一) 中国的法律所遗留的历史问题

施剑翘血溅佛堂案, 近代史中有名的案例。笔者认为:在施剑翘刺杀孙传芳这件事情上, 人们将自己的情感放在了道德的一边, 而忽略了法律的存在。什么是法律?法律是能预判犯罪事实, 并对犯罪事实做出定义和惩罚。法律并不是像国民时期那样是块遮羞布, 也不是一张手纸, 将社会上出现的“脏东西”擦去丢掉就可以的。虽然民国时期是拥有自己的法律, 但是整个社会的人民都是一群法盲, 国民社会如同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在民国社会我们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在不麻烦社会, 不麻烦法律, 这是不相信公权力的表现。例子中的冯玉祥运用自己的权利, 让法律黯然失色。这让法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法律人人都会取媚于权力, 没有法律丑陋就会无处不在。在当时皇上走了, 我们中国人脑袋里的皇帝还没有走。道德的确是一个社会的指向标, 但是它也偶尔出错。此时道德需要法律的矫正。人们心中所背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一定的时候仍然有些失衡。一个人犯了错应该由法律去惩治。每个人都需要让出部分的私权利才可以使得公权力这辆车运转的更快。只有公权力不断完善, 才可以相应国家依法治国这一号召。正如我们所说的离开了道德, 法治社会便无法实现, 但是离开了法律或者是法律只是一纸空文, 我们将是面对的是肮脏, 野蛮, 无序的社会。

(二) 法治影响道德的历史进程

在今天以依法治国为方针的中国, 我们必须用法律的手段来推动道德前行。首先, 需要法律需要对道德进行监督与督促, 以此来保护优良的美德的生成和发展。这是用法律来促进道德的重要的方法。美德是需要一个优越的法律环境。法律具有批评的功能, 又有教育的功能。一方面, 法律可以给民众判断好坏是非的正确标准。与此同时, 法律给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让我们同违反道德的行为做斗争。另一方面, 通过制裁打击违法犯罪, 让违法犯罪分子在法律的威严下, 受到深刻的教导, 罪犯才能迷途知返。其次, 以法促德的深沉次因素是道德的辨别是关键。中国是一个拥有着深刻的道德基础的传统国家, 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 构成了严谨且复杂的道德文化体制。其中, 许多是中国的优良传统, 拥有着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但是不容怀疑的是, 伦理道德在现代也许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古代糟粕的传统道德会让现代的人们民主和法制观念的单薄, 落后的传统道德会让社会的生活效率低下。法制建设的完善, 可以弥补道德的不足。法律促进了道德建设发展。

四、道德与法律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

法律与道德有明确的分界线, 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规范, 统一存在于社会主义规范体系。法律与道德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手段是不同的, 两者功能互补。道德主要规范人们的行为, 道德在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时主要靠社会舆论来监督。道德也起到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 是人们修养的体现, 在社会职业和家庭中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道德起不到惩戒的作用, 它对社会上犯罪行为只能进行谴责作用。法律作为国家惩治犯罪的强力后盾, 可以弥补道德在规范社会行为的缺陷。但是法律并不是万能的。目前, 社会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 所以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 不能单单依靠法律来约束, 还要依靠道德的引导性与法律相互结合, 共同规范社会行为, 才能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的。

在法律健全的当今, 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与道德建设同时进行。应用法律时应该考虑到个人的道德情感这一方面, 不能一味的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理解依法治国的正真意义是教育为主, 而不是惩罚为主。同时, 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可以与法制内容相结合, 将法律精髓融入人们的价值观, 使人们在控制自己情感时以法律为准则。这样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经济、政治、民主等各方面的建设。

道德与法律越来越密不可分, 使得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圆满。在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下法律与道德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性, 分别在政治方面, 文化方面, 经济方面逐渐的体现出来。并且具体的展现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把道德跟法律维系在一起, 将两者之间相互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法制把民主作为根本, 民主有需要法制作为保证。民主作为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关键的存在, 中国的民主是需要将道德和法律相互结合。

民主在现代社会已经远远超越政治, 民主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道德和民主的所有领域都离不开。

民主的精髓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如果在国家的制度和管理形式上体现了道德和民主的关系就能表明政治的民主性, 如果这一关系是因为人们的个人修养, 社会媒体的舆论压力和个人生活的习惯, 表现为道德的关系。将民主变成人们心中的习惯, 也就变成了道德。中国民主发展的如此缓慢, 就是人们还没把民主作为道德。

五、全面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

贯彻将法治社会和八荣八耻的思想, 重塑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 将二者合理的结合。让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相互作为基础, 相互保障, 正确的引导人们处理好竞争与协作等关系, 并且形成有序的社会生活。

(一)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需要从战略意义上讨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与此同时, 市场经济又是信用经济, 其运作的重要因素是诚信。要求市场中的各个主体在不违背诚信、不破坏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合理合法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法治经济与德治经济的结合下, 产生的市场经济。所以,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符合国情, 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二者的相结合, 其核心内容是防止其中任何一方的过度倾斜, 认识和理解的分歧对立, 做到兼容。二者不分彼此的共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互相协调, 和谐发展。切割任何一部分而指望另一部分发挥作用, 引导市场, 都是不现实, 不科学, 不可持续发展的。

(二) 建设我国道德体系

加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道德体系。道德建设, 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也是与市场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而我国当前的国情, 必须将马列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有效的贯穿于不同阶层的市场经济主体之中, 成为市场运作的必要法门;坚持我党的优良作风, 紧密联系群众, 把教育群众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 要加强思想道德的教育, 紧密的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 一切公共媒介都应该也必须都要为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社会上固然有许多歪风邪气,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才更需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 驱邪风, 扬正气, 共建社会主义新风尚。

(三) 加快依法治国进程

切实加强依法治国进程。依法治国, 有两层价值, 其一是法律价值。法治层面需要形成以权利而扩展出的新格局。法治社会中, 法律构筑必须在尊重人类人格, 尊严以及自由等方面建立。其二是法律地位方面。要建立法律高于一切的地位。法律在国家中的地位是法治社会的象征。法律的权威性不允许任何质疑, 任何团体个人都必须服从于法律。要树立法律的威信, 就必须消除一切的特权,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以制度规范权力。

道德在法治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今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面临着两大任务:第一, 中国的法律体系要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衔接, 协调和统一, 使得中国的法律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检测, 并且使得与之国际接轨。第二, 要与国内的新道德要求接轨, 并且现在的法律需要得到现在这社会阶段对道德的要求, 让我国的法治社会和新的道德相互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 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具有更广泛的道德基础和人格的内涵, 使社会主义法律在中国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最先进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论,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的成熟和完善, 不仅仅需要体系完善的法律, 还需要立法者, 执法者, 守法者需要为依法治国这一方针共同努力。当前在我国道德与法律依旧存在许多冲突, 人们对自由、平等、民主等一系列的现代思潮还是无法融入, 我们要加快通过道德来完善法律的不足, 通过道德的力量改变执法者的执法水平, 通过道德影响守法者的道德心态。目前, 如何解决道德和法律的冲突, 使得道德和法律融合的更加紧密。作为当代法治社会背景下的政府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的改革和探索, 争取通过道德来完善法制社会, 通过法治社会来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为依法治国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断的奋斗。

摘要：如果把法律比作一个太阳, 那么道德就是一轮月亮, 如果把法律比作一辆汽车, 那么道德就是掌握方向的方向盘。道德与法律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只有法律与道德相互协调的发展, 才能使得中国的法治社会得以健康的向前迈出一步。缺少了道德的法治社会不再是法治社会, 依法治国也无法得以实现。历史证明, 法治的败坏首先起源于道德的沦丧, 社会的发展表明, 贪污腐败的堕落首先起源于道德的颓废。在依法治国的实践中, 必须做到法律以道德为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进行, 我们越发深刻的认识到法制建设离开了道德的支撑, 就容易成为没有灵魂的装饰品。法律与道德对我国的执法治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正确的认识法律与道德在社会中的现状, 可以促进和加快我国依法治国的步伐。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篇11

关键词：法律；道德；区别；联系；思考

要弄清楚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首先得明白法律和道德的概念。法律是国家专门机关制定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切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从它们的定义来看，法律和道德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区别在于法律是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的，而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一种习惯。这仅仅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地作了一个描述，下面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出更深层次的论述。

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是靠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依靠当地的风俗习惯来调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关系的复杂化，仅仅依靠风俗习惯不能够更好地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就出现了道德。后来生产力持续发展，单纯仅仅依靠风俗习惯和道德不能满足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控制，法律应运而生。

一、区别

法律和道德产生的历史不同。原始社会没有法律，人们仅仅是依靠风俗、习惯和道德来维系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一个人做出违背人们所共同认可的道德时，这个社会的人们就会相应地对他作出一定的惩罚。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单纯依靠道德来维持社会秩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正常发展，需要有一个比道德的强制力更高的控制方式来管理，这就出现了法律。虽然有法律来约束人们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可是并不能否定道德的约束作用，即使是在最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有相对应的道德。因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道德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而法律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法律和道德产生的方式不同。道德来源于人们所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思想方式，它是由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转化而来的，需要全社会的人们的良心去认可、遵守。而法律却不尽然，法律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制定出来的，必然带有阶级性，因此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特点，一旦人们触犯了法律，则必然会受到国家的制裁，并不像道德那样是由全社会的人的良心去评价一个人的行为。

法律和道德的内容不同。我们只要一提到道德，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公平、正义、善良、诚信等等词汇，道德无非就是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善或者是恶，它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却是评价一个人的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它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主观过错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法律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文化等，规定的内容也比较具体；而道德仅仅是规定的一些原则性的、抽象的行为标准，没有像法律那样要求人们为或者不为、以及禁止人们做什么事情，只是当一个人做了违背道德的事，会受到自己以及全社会人的良心的谴责，以及被人们所孤立。

二、联系

法律虽然和道德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是两者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联系的。

法律和道德都是属于上层建筑，并且是以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并且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法律和道德都是管理和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都离不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在古代，我们常常听到以德治国、以德报怨等词语，这就是道德的表现；在现代，我们经常听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它就是要求我们把法律融入到社会生活管理中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行为要符合法律的要求，但是并不否认了道德的作用，遵守了法律就是遵守了基本的道德规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制定了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法律在刚出现的时候，是以人们所普遍认同的道德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就是法律的制定是以道德为前提的，法律只有满足人们的基本的道德准则，人们才会去认可并且遵循它，否则，“恶法”就不是法，人们就不会去遵守，甚至回去推翻它重新制定一部新的法律。因此，法律只有满足了人们的道德标准，它才真正的称得上是一部法律，也就出现了后来所说的“法律是基本的道德”。

三、关于道德和法律的思考

在上面我们提到，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的两大锐利武器，都是管理和控制人们行为的有效方式。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方面的调整方式上也许会出现矛盾，譬如一个案件如果按照公平正义的要求来审理案件，难免会和法律产生不一致的情形；而如果严格执行法律又失去了法律乃至道德上关于公平正义的要求，与全社会所认可的道德的要求相违背，最终导致人们认为法官的审判不合理，这就会导致法律的尴尬境地。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只要处理好了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无疑会对我們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产生重要的意义，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我国目前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也是将道德和法律的作用具体应用到社会实践中的一大体现。法律和道德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不能把两者给割离开来，仅仅只有法律而抛弃道德，社会就会失去了公平，社会就是一个利益社会；仅仅有道德而没有法律，社会的秩序就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只有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才会发挥出法律和道德的作用。法治和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而不能相互割裂，有所偏废。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强制性和权威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因此，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只讲道德不讲法律，道德就没有约束力；只讲法律不讲道德，法律就失去民众的诚服。

作者简介：

陈凡羽，1991年7月，女，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民商法专业。

论自由与法律的关系 篇12

关键词：自由,法律,限制,平等

西塞罗认为“我们都是法律的仆人, 因而得自由。”只有遵守法律的规定, 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依此观点, 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自由以他人的权利为限制, 以法律为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 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而且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在法律下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是平等的, 个人应互相尊重个人自由权利, 国家立法者等权力部门也应充分尊重个人自由权利。

如果每个人都不受法律之约束, 尽情行使自由, 那么侵犯他人利益, 违法犯罪行为便会横行。生命权尚不能保障, 又何谈自由的实现。姑且认为所有法律都是一种邪恶, 因为它干涉了人的自由, 与此同时, 制定、颁布、执行法律的机关也是一种邪恶。然而所有的刑罚都是损害, 其本身都是恶的, 如果它应当被允许, 只是用以节制排除某种更大的恶。即是用法律来束缚肆意枉为的自由, 使每个社会成员在一定范围内, 通过合理的方式, 运用正确的方法行使自己的自由, 正如你挥动拳头的自由止于他人的鼻尖。

每一个人的自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减, 但其自由却在更大程度上得以保障和成全。例如我国宪法早第二章清晰的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基本政治自由 ( 第三十五条) 、信仰自由 ( 第三十六条) 、人身自由 ( 第三十七条) 、通信自由 ( 第四十条) 、文化活动自由 ( 第四十七条) , 婚姻自由 ( 第四十九条)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社会成员出于对自由的珍爱和保护, 将一定的私权让渡于公权, 对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 而制定出法律。自由是立法的目的之一, 自由是法律的目标和价值, 法律是自由的基础和保障, “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法律的自由”, 二者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对于涉及自由的法律应当由谁制定, 应当怎样制定?

任何人不得以大于其自己所有之权利让与他人。只有自由人才可以牺牲自己的部分自由来参与制定法律。在古希腊, 古罗马时期, 奴隶无权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之中, 因为依照那时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 他们并不拥有自由权。时至今日, 一些被剥夺了自由的犯罪人, 还被判处一种名叫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是一种资格刑, 犯罪人不仅丧失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 而且不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自然无法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之中去。

人生而自由平等, 任何人都没有强使他人服从的天然权威。法律是人民自治的产物, 作为要结成政治共同体的人们, 他们彼此同意, 他们是受自己的自由意志统治的, 而非受制于人。作为在政治上平等的自由人, 他们通过制定法律, 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服从法律。社会秩序或制度并非源于自然或强力, 而是建立在人民自由意志所订立的社会契约之上的。所谓自由意志即是指公民在作出意思表示时, 没有受到肉体上胁迫 ( 如刀架脖子上) , 也没有收到精神上的压制 ( 即道德绑架) 。对自由的唯一侵犯就是别人的强制。所谓自由的人, 是一个不再受其共同体的共同目标来束缚的人。我们无需再问法律有何人制定, 因为法律乃是人民自由意志之行为。

法律与自由的矛盾往往会表现成为公权与私权的冲突。法律对自由的限制应止于何种程度, 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又在何处。

自由是与权力相对的, 也是一种个人对于国家的防御, 自由与“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相关联, 自由的价值是可以为人们带来好处。

法律最本质的价值便是自由, 对于自由的理解通常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不受外力的干预和限制, 即“消极自由”, 其二依照自己之意志而行相关事宜, 即“积极自由”。法律上的自由即是依照自己之意志行一切法律许可之事, 同时免于受到不法侵害的权利之实现。其具体体现在私权利主体依法享有权利、行使权利, 只要该种权利之行使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和命令性规定。然而对于公权力的行使和运用, 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法定权限和法定规则, 从而为私权利的实现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

自由的行使必须而且只能被约束在对他人或者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或冒犯上。公权来源于私权, 立法执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对自由的保护而非侵犯, 行使公权时, “法无授权即禁止”, 行使私权时, “法无禁止即自由”。如果一个自由的公民从事着任何对他人无害的行为活动, 那么法律就不当对其进行干预, 相反, 他还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 在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时, 应当首先考虑分析其是否侵犯到法律应当予以保护的法益, 如果法益没有被侵犯, 那么他就有从事任意行为的自由。法律上对于个人自由的设定是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一切法律许可之事, 并免受不法侵害之干扰。法律对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 是对自由的保障。法律的使命在于禁止每一个人损害别人的权利, 而不是禁止其行使自己的权利。法律应当保护个人自由乃至社会自由的实现, 使自由不受权利滥用之侵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