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野中医患关系

2024-10-13

法律视野中医患关系(通用3篇)

法律视野中医患关系 篇1

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因为它不仅影响着医患双方的人际关系, 而且还影响着医务工作者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和行为过程, 更影响着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 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广泛地研究, 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机构趋利、患者期望值过高、媒体某些不恰当宣传几乎已成为不少学者对于医患关系紧张的共同归因。可问题是基于上述认识所提出的改善医患关系紧张的建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 反而使医患关系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最根本的原因, 有关医患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缓解医患关系的路径, 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的医患关系, 是政府的希望, 社会的期待, 人们的期盼。笔者尝试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研究医患关系, 以期待某些结论或建议能有助于紧张的医患关系有所缓解。

1 医患关系的界定

对于医患关系的界定, 国内学者基本上达成如下共识:即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护、医技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医患关系是指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生产者, 也就是医务工作者 (包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形成的特定的人际关系。

笔者基本上同意上述界定, 但对其内涵没有把医疗机构所有者包含进来持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所有者虽然不与患者直接打交道, 但其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影响是深刻的和根本性的, 所以医患关系还应该包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有者, 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等。

2 医患关系紧张的表现

医患关系由自诞生之日起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简单单一关系发展到今天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所有者、生产者群体与患者群体之间的复杂多维关系。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 医患关系发展平稳, 医患关系核心之一的医护、医技工作者被誉为“白衣天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医患关系逐渐紧张, 并有恶化的趋势, 医护、医技工作者被称为“白眼狼”, 这种比喻的变化从一个方面表明医患关系的紧张。此外, 笔者还通过期刊网对医患关系论文发表的数量进行了检索, 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 学者们探讨医患关系论文的数量越来越多, 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医患关系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就目前情况而言, 医患关系从总体上说是基本和谐的, 但不和谐的事件却时有发生, 医患关系呈现出紧张的趋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一是医患之间信任缺失。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70%的患者在就医时不相信医生或半信半疑, 96%的医生感觉到病人不太信任自己[1]。许多患者在就医前后会向包括医生在内的人士进行必要的咨询, 甚至录音、摄像, 看医生所开的处方、检查、治疗是否合理, 表现出对医护人员高度的戒备心理。医护人员担心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无端指责和无理取闹, 他们利用信息的不对称, 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承担的医疗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样使医患之间本应该是信任、协作、配合的关系逐步演变为戒备、防范乃至对立的关系。几乎所有的医患关系调查, 无一不显示出医患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

二是患者投诉、上访增多, 医患纠纷呈上升趋势。中国医师协会前几年对114家医院的调查显示, 在近3年的时间内, 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 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42起, 打伤医师5人;单起医疗纠纷最高赔付额高达300万元, 平均每起赔付额为10.81万元[2]。由于医患之间的矛盾长期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所以医患纠纷呈逐年上升之势, 有的纠纷最终演变为医患冲突或刑事案件。患者聚众围堵医院, 损坏医院医疗服务设施, 侮辱、殴打乃至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

3 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分析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归因是不同的。一般来说, 站在“医方”的角度, 主要将医患关系紧张归因为政府投入不足, 相关制度 (如医疗保险体系) 不健全或不配套, 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患者维权意识的过度强化, 医患沟通障碍以及社会不良因素 (如医闹、媒体的炒作等) 的干扰等;站在“患方”的角度, 主要将医患关系紧张归因于医院公益性丧失, 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下降, 医疗卫生服务人文关怀不足等。近几年, 一些学者通过调查和研究, 发现过高的医疗费用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笔者以为, 上述归因无疑是比较全面的, 但对哪些因素是最主要的或者是最关键的却莫衷一是。

3.1 政府投入问题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生产者, 政府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医疗卫生服务是一个接近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 政府对其生产并不负有完全的责任, 而对提供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 政府投入的重点应该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 即制度的制定和资金的安排, 如各种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等, 而不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生产, 即举办医疗机构。虽然我国市场经济已得到长足地发展, 但在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 政府的投入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既生产 (举办) 又提供的做法, 同时在重生产轻提供思想的指导下, 使得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不足。可以设想, 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医疗卫生服务费用快速增长, 不区分医疗卫生服务的生产与提供, 即使政府再加大投入, 其在医疗服务总费用中的构成比也不可能得到较好地改善。

由此我们认为, 如果说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不足的话, 那就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不足, 而不是生产不足。政府投入不足的笼统提法不仅是不准确的和不科学的, 而且也容易使我国医疗卫生改革迷失方向。

3.2 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公益性问题

近几年一些学者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营利动机强烈, 刺激医务人员诱导需求, 导致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公益性丧失。具体表现为:医疗卫生服务费用快速增长, 造成“看病贵”、“看病难”以及“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的出现, 进而认为医疗卫生服务费用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 医患关系虽然可以表现为伦理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等多种形式, 但所有这些关系最终都表现为经济利益关系, 所以医患关系紧张与过高的医疗卫生服务费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有效控制医疗服务费用不合理地增长, 我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 如近30次降低药品价格, 药品、设备集中招标, 降低医疗服务机构大型设备检查费用, 控制药品收入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收入中的比例等, 但收效甚微。这说明我们还没有把握住医疗卫生服务费用快速增长的脉搏, 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事实上, 目前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不合理增长, 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公益性缺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让渡的责任大于让渡的权利。换句话说, 也就是政府重生产轻提供的投入方式是导致公立医疗服务机构公益性丧失的根本原因。

3.3 相关法律制度问题

目前, 我国虽然有一些调节医患关系的法律法规, 但迄今为止, 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用来调整和规范医事领域中医患关系的法律规范, 使得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明晰;加上现有的相关法律制度的操作性还有所欠缺, 致使医患双方出现矛盾后缺乏判断是非、正误的依据和标准。当出现医疗纠纷后, 医方宁愿息事宁人, 也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患方也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来与信息占绝对优势的医方打一场对预期没有把握的官司, 这样一赔了之就变成了双方的共同选择。现实中, 人们往往同情弱者, 只要医患之间发生了医疗纠纷, 无论医方有无过错或责任, 就会或多或少地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也就出现了医疗纠纷的数量不断上升, 赔偿金额不断提高的现象。在医患权利、义务并不明确的情况下, 医方必定会将其在医疗纠纷中的赔偿费用转移到其他患者身上, 刺激了医疗服务费用的增长, 患者最终还是成为了经济利益的受害者。

3.4 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问题

医务工作者利用职务之便收红包、拿回扣也被认为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说医务工作者道德水平低下的话, 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接受过相对较好教育的医务工作者在SARS、汶川地震中的表现。因此, 我们说医务工作者道德水平低下是在理论上难以成立的, 准确地说是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提高到人们所期待的水平。造成这种状况除了个人原因以外, 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原因或制度原因。首先, 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 由于医务工作者的工作风险较大, 所以其收入也就应该高出社会平均收入, 高多少呢?国际上公认的标准是, 如果千人口医生数为3, 那么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6倍, 2007年我国千人口医生数为1.54[3]。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讨论医务工作者的收入标准, 只是说明目前我国医务工作者的工资收入与其所要承担的风险相比较而言, 其实并不算太高。其次, 由于政府对公立医疗服务机构实行差额拨款, 使得公立医疗服务机构有了营利动机, 而公立医疗服务机构又将医务人员的工作与其利益挂钩, 从而导致大处方、过度诊疗、诱导需求等不良现象的出现。此外, 我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 人们的价值取向还未趋稳定, 社会各阶层都在不同程度地逐利。因此, 对目前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 而不能简单地说道德水平低下。

3.5 患者及医患沟通问题

医患矛盾的一方是是医方, 另一方则是患方。不少学者认为, 在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存在价值取向、心理状态的差异, 同时又存在信息的不对称, 当医方出现不当言行时, 患方对医方失去信任;伴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患者对诊疗的期望值逐渐增高, 一旦疾病的治疗没有达到预期, 某些低素质的患者就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甚至无理取闹, 干扰正常医疗服务秩序, 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更有学者认为, 医患沟通障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因素。

笔者以为, 作为医患矛盾的一方, 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 但其某些行为的产生则是医方某些行为的结果。可以设想, 如果医方不存在利用其相关信息的垄断地位收受红包、索要回扣, 不存在大处方、诱导需求、过度医疗等逐利行为, 不存在恶意修改病例、隐瞒病情、忽悠患者的情况, 那么始终处于弱者地位的患方如果不是在其诉求无处表达或难以表达的情况下, 会对医方失去信任, 甚至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吗?所以我们认为, 患方因素和医患沟通障碍只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与结果的中间状态, 是次要原因, 而非重要原因或关键原因。

3.6 新闻媒体问题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 作为医患矛盾第三方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观地报道是对其公正地履行舆论监督的本职要求。一些学者认为, 有的新闻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 在缺乏深入、全面调查的情况下, 做了某些倾向于患方而有损于医方的负面报道, 从而助长了患方某些无理取闹行为的发生, 对医患关系的紧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闻媒体已被一些学者视为医患关系紧张的催化剂。

笔者认为, 既然医患关系已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 那么自然也就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报道中, 既有客观的, 也有失实的;既有公正的, 也有偏袒的。至于有些学者对新闻媒体的过度指责, 如“炒作医疗问题所产生的政治风险最小”、“绝大多数都是负面报道”[4]。笔者不以为然, 我们2008年收集了湖北省有关医疗卫生服务的舆论, 从上半年来看, 负面报道仅占报道总数的20%左右, 绝没有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严重。就医患关系紧张的因果关系而言, 是先有医方损害患方的利益, 后有患方对医方的不信任和伤害;就公正而言, 如果非要说新闻媒体偏袒患方, 那么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又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又会偏袒哪方呢?更何况在医疗纠纷中, 医方始终占据强势地位, 患方的诉求通过正常途径难以表达。所以, 新闻媒体这种有意无意对患方的偏袒,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患方诉求表达的一种形式, 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与其去责怪新闻媒体, 还不如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真正做到他人无可挑剔。

影响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除上述因素以外, 还与诸如教育 (医学生人文教育缺乏) 、居民收入状况、卫生资源配置等因素有关。

4 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政府重生产轻提供的投入方式, 使得畸形的“补偿机制”形成, 而后者又诱发了公立医疗服务机构营利动机的产生, 从而导致医疗服务费用不合理的增长以及公立医疗服务机构公益性的丧失;二是调节医患关系权利、义务的医事法律及相关制度的缺失, 引起医务工作者某些不符合医德行为的发生;加上医患沟通障碍, 患方诉求渠道不畅, 使得医患关系逐渐紧张。因此, 为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4.1 转变认识, 改变政府对医疗服务的投入方式

医疗卫生服务是一种接近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 具有较强的公益性, 其公益性体现在提供方式上, 而不体现在生产 (举办) 方式上。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转变只有政府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才能保证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的认识, 把投入的重点放在相关制度的制定及资金的安排上, 而不是放在医疗服务机构的举办上。换句话说, 政府主导的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 而不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生产。因此,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是可以市场化的, 但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却是不能市场化的。其实, 公共产品私人生产的可能性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论证, 而且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当然笔者并不是否认政府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而是有一定条件的, 即政府只有在市场机制不能自动生产、社会机制又生产不足的情况下, 才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实行医疗卫生服务生产与提供的分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办分离, 可以带来以下好处:一是政府主要负责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 减轻了财政压力, 其举办资金可以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 使居民获得更多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实行官办分离, 有助于政府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督管理, 使居民获得质量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三是可以促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展有序竞争, 提高组织运行效率, 降低医疗卫生服务价格, 减缓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速度, 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

4.2 加强科学管理, 恢复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性

我国公立医疗服务机构公益性的丧失, 是我们管理缺乏科学性造成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公益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指产品 (服务) 的公益性, 它是由产品的性质所决定的;后者是指组织的公益性, 它是由相关制度所决定的。长期以来, 我们将二者混为一谈, 以致于形成了只有公立医疗机构才能保证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的错误认识。实际上, 一个产品所具有的公益性与其生产者所有制的性质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恢复其公益性, 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是非营利组织路径,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并非是天然具有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 我们应该按照国际标准, 即组织利润流向, 而非所有制标准重新界定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非营利组织, 改变我国公立医疗机构打着非营利组织的旗帜, 从事着营利活动的状况。二是完全奉养路径, 也就是说政府对自己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运行、发展等所需经费采取完全奉养政策, 从根本上切断其营利动机。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 科学的管理是公立医疗服务机构保持其公益性的前提条件。

4.3 加快医事法律制度建设, 方便患方诉求表达

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不明确, 患方诉求表达困难, 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生命健康权是人类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 而对这一权利的保护则是法律的重要任务。鉴于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尚无一部专门以医患关系为调整对象, 涵盖医疗卫生服务全过程的法律, 建议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制度,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医患双方的权力义务以及诉求表达渠道和路径, 规范医患双方的就医行为, 拟定医疗卫生服务损害的赔偿标准和影响正常医疗卫生服务行为和运行行为的具体处罚项目及标准, 据此公正合理地处理医疗纠纷[5]。

4.4 改革医学教育内容, 加强医学人文关怀和医患沟通

目前在我国医学院校中, 医学专业知识教育普遍受到重视, 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相对欠缺。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很多是专业技术非常优秀, 但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具备人际交往能力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行医的过程中, 常常视人为物, 不会注意患者的行为变化和心理变化, 不善于采取适宜的媒介和渠道与患者进行交流, 即使交流, 也常采用一些患者听不懂的专业术语, 导致沟通障碍。已有调查显示, 非医疗因素已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最主要因素[6]。所以, 我们的医学教育理念有待转变, 教学内容改革迫在眉睫。

4.5 正确看待新闻媒体的报道, 发挥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

新闻媒体对于医患关系来说是把双刃剑, 用好了它可以使紧张的医患关系得到缓解;用不好则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对于新闻媒体的报道, 特别是非客观的报道,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 而不要轻易地去指责或谩骂。我们不能苛求新闻媒体每一次报道都是客观的、公正的, 就如同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不犯错误一样, 即使新闻媒体出现了失实的报道, 也应该让他们在了解事实真相之后, 自觉去纠正犯过的错误,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何磊.调查显示:7成患者就医时不相信医生或半信半疑.http://news.163.com/07/0529/01/3FKHA6M6000120GU.html

[2]钟明华, 等.医学与人文[M].广州:广东省人民出版社, 2006.63.

[3]卫生部.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http://61.49.18.65/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nj/year2008/2.htm

[4]王旭明.医患关系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296.

[5]周俊亮, 等.试述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及其特殊性[J].广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4;2.

[6]周亮, 等.医患关系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07;7.

法律视野中医患关系 篇2

1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的社会关系, 也即是由民法所确认的和保护的社会关系, 其不同于其他法律关系的特点在于:第一, 它是民法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第二, 它是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当事人意志的思想意志关系, 其产生、变更和消灭, 特别是其内容, 都取决于当事人意志;第三, 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平等和等价有偿特点。当事人双方不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而且在权利义务内容上也是平等的和等价有偿的, 双方均享有权利负有义务[1]。

医疗法律关系, 从广义上讲, 是指由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在调整医疗卫生单位与患者或相对人的关系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包括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卫生主管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而从狭义上说, 医疗法律关系特指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通常所说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 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表现在:第一, 医患关系的主体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医疗行为是民事活动的一种。虽然医患之间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那是因为医疗行业是特殊的技术性服务行业, 患者对医方的依赖性比较大, 使得双方在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时并不是对应的;但在医方提供服务, 患方接受服务过程中, 双方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其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第二, 医患双方意思表示是自愿的, 这种自愿原则贯穿于医患关系的全过程。有人认为, 在医患关系中, 医方首先是国家的服务者, 代表国家为公众提供健康服务, 医方只有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职责, 没有选择患者或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 所以说根本没有自愿可言。患者虽然可以选择医院, 但一经选定, 进入诊疗过程, 就必须服从医方的管理和安排, 其自愿性大打折扣。但是民法的自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中, 应当充分表达真实意愿, 根据自己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它要求医患双方都要诚实讲信用, 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卫生行业实行“三项改革”后, 患者不但可以选择医院, 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选择医护人员, 选择治疗方案。而医疗单位的自愿性主要表现在:第一, 意思表示要真实, 不受患者的无理干涉;第二,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免除患者的部分或全部债务或解除患者的医患关系 (如患者谎称有病而要求处方开药, 或要求处方药与病情不符, 或不履行配合治疗的义务, 拒不接受治疗或故意引发医疗事故而使治疗无法进行的情形) 。第三, 医患关系双方不仅是平等的, 也是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的权利义务虽然是平等的、对应的, 但并不是相等的, 医患关系也是一样, 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并不是说双方在每一项权利义务上一定相等, 一方在某一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可能大于或小于对方, 但总体上讲是平等的。医患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具体表现在医患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 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即患者享受医疗服务就要服从医院的医疗管理[2];医方有权管理患者, 就要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

由此可见, 医疗单位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在行医过程中所建立的医患关系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 是民事法律关系。

2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合同关系

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由于患者与医方在具体的诊疗活动中都是特定的当事人, 双方自挂号等特定行为之后即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患者有权要求院方按约定和诊疗规范尽其所能完成诊疗服务, 有义务完整陈述病情, 服从管理和付清医疗费;院方有权按医院规章管理、治疗患者, 要求陈述与病情有关的事项和及时交付医疗费, 有义务按规定或约定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和保证患者在院期间的健康安全。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但可以设立, 而且在双方协商或一方违约的情况下也可变更或终止医患关系。另外, 在司法实践中, 如一方违约另一方要求实现救济时, 以《合同法》的损失赔偿精神来救济显得较为客观公平。由此可见, 医患关系可归纳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合同关系。

3 医疗合同的订立与生效

在医疗合同中, 一个医院自设立之时即为要约邀请的开始。患者为要约方, 其要约形式有挂号, 向医护人员递交病历或明确向医护人员要求诊治时, 急诊患者被抬进急诊室, 在注射室向护士递交注射单等都是要约行为。医方为承诺方, 一旦医护人员有接受患者要求的意思表示时即为承诺。自医方承诺时为医患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之时。

患者缔结医疗合同的要约表示有其特殊性, 表现在只要一个理性人认为该患者处于病态, 且已进入医院方的服务地理范围就为要约表示而非只有患者口头表示这一种形式。再者, 合同订立与生效的时间并不一定是同时的, 合同的订立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是当事人的意志结果;而合同生效是国家通过法律评价合同的表现, 是法律认可当事人的意思的结果。患者在挂号后是合同订立, 但在没有接触医护人员进行诊治前应视为合同尚未生效。生效前在医院里发生的意外或风险除医方有责任的, 否则不能归责于医方, 这比较符合公平原则的风险分配原则。

4 医疗合同中医患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在医疗合同中, 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合同的核心内容。

4.1 医方的权利

4.1.1 收费的权利

由于医疗合同是双务合同也是有偿合同, 医方有权按照规定收取挂号费、诊疗费及其他合理费用。营利性医院还可根据市场行情, 根据国家的物价政策自主定价。

4.1.2 管理的权利

医方有权按照行业规定以及医院的规章制度、诊疗常规来要求、管理患者及其家属。

4.1.3 默示的权利

医方在抢救患者生命或患者处于意识不清等紧急情况下, 有权按复苏常规和病情需要实施抢救方案, 此时应视为患者同意诊治疗方案。

4.2 医方的义务

①遵守诊疗常规和操作规范的义务;②及时合理诊治患者的义务;③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④抚慰患者的义务;⑤告之的义务;⑥保护患者健康及安全的义务;⑦经济的义务。

4.3 患者的权利

4.3.1 知情权

其中包括:患者有权了解该院医疗服务的基本情况、各项医疗费的开支情况;有权在一定范围内对医护人员或治疗方案进行了解, 选择以及有权了解治疗的进程等。

4.3.2 请求权

包括患者有权请求医方及时诊治疾病, 有权解除医疗合同并请求医方停止治疗或请求出院, 有权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请求赔偿。

4.4 患者的义务

①交费的义务;②陈述病情的义务;③配合诊治的义务;④接受管理的义务。

若患者违反了上述义务而造成医疗事故时, 患者要自己承担责任或承担有过失造成的部分责任。

5 医疗合同的特点

否则要负缔约过失责任。

5.2 承诺与履行的及时性。

这与医疗合同的根本目的有关, 特别是在急诊时, 若不及时救治则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或死亡。患者或其家属对医方的及时诊治有异议时, 医方应负举证责任。若不能自证自己已尽及时性义务, 则应承担迟延履行责任。

5.3 内容的相对不确切性。

医疗单位的特点是其具有较高的技术性, 绝大多数患者对自身疾病的病因、病理、治疗方案知之甚少或无知。因而患者在要约时只能是概括性的或笼统性的, 具体内容需要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才能协商确定。但民法的平等原则又要求, 一方不得将他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这就是为什么患者的治疗方案要告知患者并征得其同意的原因。要约内容相对不确定并不是内容的范围不确定, 而是具体的内容相对不确定, 且要以规定的或约定的范围为限。

5.4 合同的延续性。

医疗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 在于它不全是一次性将合同内容全部履行完毕, 有的内容须多次反复地履行 (如理疗、整形等) 。合同延续性还表现在医疗合同具有广泛的后合同义务, 患者出院或回到住处后医方仍有责任对其诊治后果负责任。患者在诊治后发生的与本次诊治活动有关的后续影响, 医方负有后合同义务, 并应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或提供相应的病史资料等。除医方能自证其非诊治行为所致, 否则必须承担责任[3]。

5.5 合同履行的风险性。

履行医疗合同过程中存在两种风险:一是归责于医方的医疗事故, 二是不可归责于医方的随病情进展或难以避免的并发症。按过错责任原则和风险分配原则, 第一种风险要由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种风险则由患者自身承担。

本文阐述、论证医患关系因符合民事法律关系三个基本特征而认定医患关系属民事法律关系, 又因医患关系的双方在诊疗过程中具有高科技性、高风险性、高服务性和职务性等特性决定了其性质为合同关系, 更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处理和解决。

参考文献

[1]李仁玉.民法学总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168-201.

[2]梁华仁.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177-199.

法律视野中医患关系 篇3

一、新时期医患关系危机

1. 医患不和谐现象凸显

随着新时期医疗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虽然我国有些地方逐步引入了医疗责任险,专设了医疗事故处理的专门机构,确立了监督检查制度,但是,由于新时期医疗卫生法制建设滞后,医患之间不和谐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医患关系紧张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具体表现是:看病难、看病贵;医师职业道德下降及医师不尊重人权;医师人身受到侵害,如不尊重、骚扰甚至打骂伤害医师;医师执业受到妨害;医疗秩序受到干扰等等。

2. 法律层面的医患和谐尚未实现

医患之间法律上的和谐是我国构建法治社会和谐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最低层次的一种和谐,即医患之间要和谐,最现实、最根本、最低要求是医患之间要实现法律上的和谐。只有在法律方面基本保障了医患的权利,避免医患矛盾,才能力求实现医患和谐发展。当然,通过法律途径窥探医患和谐与否,必须对医患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深层次分析,并使之法定化,最后通过检验权利与义务的履行情况便可得出医患是否和谐的结论。所以,实现医患之间最低程度上的共处,其前提条件是满足医患法律层面的和谐。然而,理论界在医患关系法律上的研究和认识还表现的十分滞后和粗浅,究其具体原因,是由于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方面的不足和缺欠,限制了该领域的长足发展,由此导致法律层面的医患和谐最终还无法实现。

二、导致医患不和谐的法律原因探析

1. 诚信原则的缺失导致医患信任度降低

医生职责乃治病救人,医生是患者健康和生命的保护神,对此医生与患者应该保持信赖的关系,即双方都要诚实守信。但是目前医患双方信用的缺失却成为导致医患关系不和谐的直接原因。诚实守信的原则在我国法律中虽有一定体现,但其一直被视为是道德守则或法律口号,在整个法律制度中往往被忽视。医卫法律规则中诚信原则明显缺位。目前仅仅在《执业医师法》偶见有诚信守则的要求,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法规、规章和文件中并没有注重医患的诚信问题,缺乏对患者权利、义务保障的内容,从而导致医患之间的信任度逐渐降低,不可避免引发医患矛盾。

深层次分析诚信原则的缺失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可以发现该问题主要源于患者权利意识的增强和医生违反义务行为的增多。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提升,这其中包括医疗知识的普及和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提高。于是便出现了患者对疾病治疗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对疾病治疗结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往往会报以较高的期望值。然而,当达不到期望结果又缺乏有效沟通时,就会发生医患矛盾,医疗纠纷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医生的一些行为,也加重了患者对其不信任,患者会时刻提防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例如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收受病人钱物的行为,这些都直接对患者产生了不良印象,导致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进一步降低。当然,上述现象在缺乏诚信原则的规制下会愈演愈烈,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医生在执业中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为了避免误诊和承担责任,不考虑患者经济压力,要求患者做多项检查,多项化验;遇到危重病人,尽量回避,省得看不好还“惹祸”,而且会时时谨防自己被告上法庭,承受巨大心理压力,从而缺乏对患者的信任。所以,诚信缺失最终会产生医患双方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医患双方越是缺乏信任,医患关系越是紧张,医疗纠纷就会越多,影响医患之间的和谐发展。

2. 医患双方利益均衡保护机制缺失

30余年的医疗改革进行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仍层出不穷。当然,新医改方案提出的具体规划措施如果能得以贯彻,那么“看病难、看病贵”有望得到逐步缓解,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问题也有望被落实。然而,目前医疗保障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是阻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最大的毒根。医疗保障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导致医疗纠纷不断产生的重要原因。

我国现行覆盖全社会的、高质量的医疗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医疗保障制度仍欠缺“广泛覆盖及最需要保障”原则。现今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医疗保障范围之外,特别是一些最需要保障的社会低收入者、贫弱群体仍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不仅如此,我国现行立法中还缺少政府对公民医疗保障责任的具体规定,这使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医院会考虑从病人身上来寻找利益的突破口,这势必会造成医疗机构与病人之间严重利益冲突,导致医患之间的关系紧张。

3. 医患矛盾处理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立法中规定的处理医疗事故的三条途径是:协商、调解、诉讼。然而这些处理途径在实际操作中却屡屡遇到困难,现行处理机制不能有效解决医患矛盾。首先,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纠纷虽然方便、节省,但往往由于知识、信息、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不平等,很难做到真正的平等自愿,容易造成协商破裂或反悔,使纠纷的处理过程变得繁琐冗长,所以效果比较差。致使医疗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往往规避正规的解决途径,试图通过非正常途径解决。比如毫无原则的私了、医闹现象的出现,严重阻碍了医患之间的和谐发展。其次,民众意识中存在着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是“一家”的观念。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是监督管理的关系(即医政管理关系),类似“父子”,这势必使患方难以相信卫生行政部门能抱以公正的态度实施调解工作,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少有患者选择该途径解决医患纠纷。最后,司法诉讼途径具有其他途径难以抗衡的权威性,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后也是最强有力的手段,是公平、正义的象征。但由于司法诉讼中的普通法官往往对医疗服务中医疗行为和患者权利的特殊性认识不足,难以科学、公正地判定医疗纠纷的是非曲直,因此诉讼结果往往无助于改善医患关系,而是加重了医患矛盾。

4. 化解医患矛盾的立法缺失

我国现行调整医患关系主要依据有《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师、中医师个体开业暂行管理办法》、《卫生行政执法处罚文书规范》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这些调整医患关系的法律规范多数是行政法规或规章,效力不高且不完善,相互间缺少整体性、系统性,而且存在一定冲突。重要的法律法规呈缺失状态,缺少权威性的专门的法律。立法上的缺失最终导致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和随意化的倾向,即二元化适用格局的出现。而且实践中,许多急于解决的医患关系重要问题往往找不到法律依据,存在无法可依现象。

三、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法律保障对策

1. 重塑诚信法制体系,促进医患和谐

医患诚信的提升有赖于医患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法定化才能得以实现,对症下药,才是解决之道。依法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可以使医患双方具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和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促进医患相互了解。根据医疗活动的特点,当前构建诚信科学的专门医卫法律体系,明确医患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成为解决我国医患诚信危机,促成医患信任的一剂良药。笔者认为诚信法制体系的建立,医患之间信任度的提升应以保障患者权利或规范医疗行为为本考虑单独立法,明确双方的法定权利义务,建立体现医患双方真正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才有助于和谐的医患关系发展。制定一部《医疗行为法》或者《患者权益保障法》成为当务之急,如果是《医疗行为法》,可以通过法律严格规范整个医疗过程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各种行为,包括医疗机构及其医务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医疗损害的范围、医疗侵权损害的构成与归责、赔偿制度等内容,以此加大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的力度,使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真正达到平衡与和谐。如果是《患者权益保障法》,需要对患者的医疗救治权、知情同意权、人格尊严权、隐私权、名誉权、医疗选择权等权利作系统规定。例如患者享有的知情同意权应该在法律中做专门、细化性的规定。包括将知情同意权概念、种类、具体内容、行使方式、滥用情形、与其他权利的关系、侵权法律责任等等都要予以明确。当然对于患者的人格尊严权、隐私权也是患者容易被侵害的权利,法律的规制更会有利于使这些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可以大大减弱并逐步消除医疗冷漠行为的存在,使医疗过程中充满理解和互谅互让的信任。

同时需要注意,不管是什么法律,都不能仅仅对医患关系中的医疗机构行为予以规制,还应当规范患者的行为。因为只有真正的公正、公平能保证医疗行为中正常诊疗秩序和正常的医患关系,确保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的正常发展,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服务,促进医患关系缓和。因此,对于患者来说在医疗活动中也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定义务,在法律中应同时详细规定患者的义务,如尊重医卫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如实陈述自身信息及支付医疗费用等等相关义务的内容。

2. 科学建构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

考虑到我国国情,试图效仿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全民免费医疗,达到横向的公平是遥不可及的。对此,我们所考虑平等的应是一种纵向的平等发展,即减少贫富之间健康状况的不平等,以此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公平性分配,让支付能力有限的贫弱群体优先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分配。笔者认为应剔除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中的缺陷,科学构建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逐渐扩大医疗保障范围,提升保障水平。而且还要普遍推行医疗责任险,以减少防御性医疗行为,最大程度的保护患者权益,同时进一步明晰政府在全民医疗保障中的角色地位,对困难群体的医疗保障应承担主要责任,加大对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任务。笔者建议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尚需要有法律作为依托,可以考虑制定一部《全民医疗保障法》。该法应确立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医疗责任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主要规定医疗保障任务、保险资金筹集方式、医疗救助对象以及各方法律责任,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加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依法构建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但是,在构建制度中,还应注意该制度应与我国整体的法律制度相协调,需要与一些相关法律和法学基本理论保持一致。如《保险法》、民事法律制度等等。

3. 创新建立“多元”医患解纷机制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过程中,尽量防范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是首要问题,但是预设一套完善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使医疗纠纷发生后获得及时、有效的处理,是调和医患矛盾实为必要的。所以,完善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其基本思路是适当拓宽解决纠纷的途径,强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以弥补现行机制的不足。目前需要建立“全方位”医患解纷机制,这里的“多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化,并与多种适用途径并存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考虑在实际应用中,医疗纠纷当事人能自主选择具体解决方法,当然也可以设置成根据医患纠纷发展的程度由低向高启动相应的机制,还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并用。该机制的确立可以有效、彻底的保障医疗纠纷的解决,对于缓解医患关系,保证医患关系的良性运转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应确保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设置和顺畅运作,目前应建立包括协商、调解、诉讼、仲裁等等在内的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当然这一机制的建立会涉及很多问题,包括应增加中立调解组织、正确引入医疗仲裁机制、完善协商处理程序以及关注各机制之间的内在衔接等等问题,同时还必须考虑多元的救济途径势必带给患者一定的经济负担,应保障或降低患者的维权成本,有效预防患者因产生此种负担而寻求法外的私力救济。综上,我国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建立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程,必须在探索中逐步实现并得以推广。

4. 扩大医疗领域立法,推动立法进程

我国目前医疗卫生领域立法滞后、内容零散、缺乏规划与协调,形式单一,效力较低,对此应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完备的医事法律体系,进行高层次、高水平的立法。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应严肃、认真、慎重地着手于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废、改、立工作,逐步扩大医疗领域立法,推动立法进程。笔者认为应着重建立健全具有权威性的专门立法工作,例如应尽快出台《医疗事故处理法》(《医事法》)、《患者权益保障法》(《医疗行为法》)《全民医疗保障法》、《医疗合同法》、《医疗侵权法》等在内的规范医患关系、解决医疗纠纷的专门法律。同时还要注意提高立法工作的质量及成效,因为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法学学者来关注、研究医疗领域的立法工作,而且要形成法学学者和医疗卫生人员共同研究医疗领域的涉法问题的局面,破除学术壁垒。当然还要考虑为此领域的研究者给予宽松优越的研究环境和赋予政策上支持,以尽快实现医疗领域涉法问题的重大突破和立法体系的完善,将医患关系的发展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要:目前,我国存在的医患之间信任度降低、医患利益保障不均衡、医患纠纷处理机制不健全、立法滞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医患和谐一定要走法治之路而非人治之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法律保障对策是:重塑诚信法制体系,促进医患和谐;科学建构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创新建立“多元”医患解纷机制;扩大医疗领域立法,推动立法进程。

关键词:和谐医患关系,法律问题,患者权利,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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