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共9篇）
多维视野 篇1
榜样教育在中外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来已久。在中国，孔子常举尧、舜、禹等人作为榜样，教育弟子们“见贤思齐”，强调以身作则;朱熹教育弟子“学习圣贤”，诸葛亮要求晚辈“慕先贤等”。外国教育家同样重视榜样教育，夸美纽斯强调“要用良好的榜样教育学生”，洛克认为“对儿童行为发生最大影响的依然是他周围的同伴和他的监护人的行为的榜样”等。[1]可见，榜样教育这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已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为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并且一直呈现着旺盛的生命趋势。
然而，主流道德一统天下的格局日益受到冲击，当今高校德育创新教育目标已经由“高、大、空”的圣人教育转向需求底线的道德教育，而高校榜样教育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弱化的趋势。因此，榜样教育的多维转向成为高校德育创新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也是榜样教育与社会变迁和发展相适应的必然趋势。
一高校榜样教育转向的必要性
1 社会价值观趋向多元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等导致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最先感受到这一变化，他们大都有自己的目标，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他们不会再盲目模仿，而是在各自的选择空间筛选出符合个人需求和期望的“榜样”。因此，传统的榜样教育模式必然进行全面更新，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2 个体需求呈现层次性与多样性
卢梭在《爱弥儿论教育》中提到：“每个人的心灵有他自己的形式，必须按照他的形式去提升他，必须通过他这种形式而不能通过其他形式去教育，才能使你对他花费的苦心取得成效。其实最重要是，莫过于青年心理上的自觉靠拢。”这句话告诉我们在高校榜样教育中应根据学习者的性别、年龄、文化层次、家庭背景等实际状况为其选择不同层次的榜样，使榜样教育具有针对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每个人的需求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层次，即便是同一时期不同个体也有各自不同的需求，这是最为普遍的心理需求规律。由于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同一个人有多种多样的需求。所以，传统的榜样教育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个体的心理需求，如果我们不能对传统榜样教育进行转向，构建一种能适应广大青年多样化需求和期望的当代榜样教育模式，那么榜样教育永远都无法在失落中崛起。
3榜样与偶像的对立统一
在我们传统的意识中，榜样与偶像之间是排斥的关系;之所以说是统一的关系是因为在榜样与偶像二者竞争当中，我们并非倡导要排除和拒绝偶像而是应该支持某些学者提出的二者结合，最终实现二者的互动、融合、共存的主张。也就是说，我们在偶像崇拜热潮中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榜样与偶像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可以齐头并进，共同融入社会的榜样教育模式体系当中。
二高校榜样教育的多维转向
由以上可知，高校榜样教育的转向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事情，只有及时调整榜样教育的方向，构建适合现代高校发展模式的榜样教育，才能充分发挥榜样教育的作用，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1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向
(1）榜样人物形象的多元化
开放社会中，多向思维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要求榜样形象的多元化。大学生的榜样可以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导师，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对科学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可以是身边的党员或同学，从同龄人的身上更容易发现闪光点、对比自己的不足迎头赶上，可以是时代伟人、社会名人，这些人身上往往集中了多种优秀品质，拥有高尚的人格且成就非凡。有这样的榜样时时激励自己，大学生无论是读书期间还是毕业后步入社会，都会有奋斗的方向以及奋发的力量。
(2）选择榜样的模式要体现多样化
选择榜样的模式，是指选择何种身份、性别、年龄、学历、时代性和职业背景的个体作为榜样。尤其是要选择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的榜样。当代榜样和当代大学生同处一个时代，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有共同的语言，榜样的高尚品质更容易被信服、接受，能够成为激励大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
(3）榜样教育方式的多样性
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根据时代特征和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利用多种途径为载体，进行榜样教育。例如，在校园网络上进行榜样人物的事迹宣传，进行正面的舆论引导;在BBS上开设对榜样人物的讨论，从中发掘榜样的魅力所在，针对大学生党员比例较高的情况，利用组织生活为契机，进行榜样宣传教育;也可以发挥学生会、社团的作用，以学术研讨、沙龙、调研等方式，将榜样教育融入其中，使大学生自然而然地受到榜样的教育熏陶。
2 从“灌输式”到“躬亲式”的转向
传统的榜样教育视教育者为唯一主体，榜样主体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均得不到重视。这就导致在榜样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教育者凭借自己的“权威”，采取强制性管理方法和“灌输式”的教育手段，忽视教育对象作为个体的内心认同和真实转化，漠视教育对象个性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多样需求。这种在实践中的单向注入和命令主义，严重挫伤了教育对象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效仿榜样的积极性，抑制了榜样主体应有的生命活力和感染力。榜样主体、受教育者成为缺少自主性、自为性的消极客体，弱化了榜样教育的效果。
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榜样教育，重视榜样主体、教育者、受教育者等榜样教育核心元素的主体地位，认为它们不可分割、相互转化、缺一不可。榜样主体不仅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它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教育主体。当教育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行动践行榜样的精神时，榜样的主体能力和主体作用便得以彰显;受教育者在教育者施教的过程中处于客体地位，但受教者具有积极性和能动性，在接受过程中和自我教育中便成为主体。
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人的主性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榜样教育既要顺应形势的发展，又要充分尊重人的主体人格，重视发挥人的主体能力和创造力。在榜样教育过中，只有教育者通过身教重于言教，躬身示范，榜样主体的精神和品质才能具体化、生动化，榜样的主体性才能充分表达;只有教育者积极引导受教育者结合实际，主动地进行自我教育，学习榜样主体的精神和行为，并自觉效仿。
3 从“道德型榜样”到“非道德型榜样”的转向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以道德型榜样教育为思路，塑造了一大批道德高尚的榜样人物，如雷锋、孔繁森等。这些道德型榜样激发了大学生内在的道德价值和真善美追求，产生过巨大的榜样效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型榜样虽仍然存在，但却远不如前，相反，各类影视体坛明星、事业成功人士反而成为大学生模仿的对象。我们如果沿用传统的榜样教育模式，塑造一批又一批道德高尚的榜样人物，不考虑大学生自身的价值诉求，这就容易造成榜样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脱节，教育者所塑造的道德型榜样，必然因为缺乏必要的现实基础而不为被教育者认同和接受，及时他们认同和接受，也并不会形成模仿的热情。因此，纯粹的道德型模型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推出更加富有感召力的非道德型榜样形象，实现道德型榜样和非道德型榜样的融合。
4 由“行为示范”向“情感共鸣”的转向
感染力在发挥榜样作用的重要环节，被教育者以认知为前提、理解为基础、认同为必要前提的榜样有效性模型，如果其获得了情感共鸣后，被教育者将在实践环节中更具有执行力。感染力与践行度的正相关曲线如下图所示[5]，被教育者所受感染越强烈，榜样的践行度就越强，可以说榜样教育的效果就越好。因此，在加强榜样教育的宣传工作中，渲染气氛、赢得共鸣是必要手段之一。
因此，如果榜样的作用仅限于行为示范，显然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即使由行为模式的习得也会产生类推性实践，而且这种类推性实践主要以对榜样的思想行为的形成方面的类推为特征，也仍然不能保证教育效果。
总之，作为教育者，要注重榜样教育的重要价值，为了正确恰当地引导学生，就要避免无意义的、消极的非言语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榜样教育中，要注重学生自我效能的培养，注意鼓励和树立学生的一个榜样和模范，充分利用观察学习理论榜样教育的重要作用。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注意自己的言行，对儿童发挥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无意的、不自觉的示范作用，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在教育活动积极发挥榜样教育，才能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学习榜样只是手段，我们要教育当代大学生不仅要热爱榜样、拥护榜样，更要争当榜样甚至超越榜样，这才是进行大学生榜样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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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 篇2
民俗是指由某一国家、地区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具有文化特质的关于生产和生活等各种现象的总和。主要指民间的风俗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沿袭的生活及文化活动，具有世代传承特点的社会文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居民、交通用具，婚丧嫁娶、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社会礼仪和审美情趣等广泛的内容。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别，民俗也会表现各式各样，但也有共有的基本特征。民俗文化包含了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民俗事象，以及由此产生和表现出的多种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民俗文化主体是人，而人的本质又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因民俗而有社会生活，社会因有民俗而被认知、认同为一个共同体。民俗文化的四大要素，生理、地理、物理、心理它们之间相互交叉、相互作用，民俗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特定的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
1民俗文化的特征及功能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居有主体文化的地位，注重人际关系及群体意识，我国的节日民俗在这一文化传统的土壤中生长，自然受到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形成一方文化。保山市，古称永昌，源远流长的哀牢——永昌——保山文化，突出的丰富性，多样性，保山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具有浓郁特色的民俗文化，有:①群体性:民俗的群体性是指民俗的产生、传承和发展群体活动的结果，例如中秋节有赏月，吃月饼的习俗。②地区性:是指不同地域拥有不同的民俗事象，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饮食上，川菜的麻辣鲜香，沪菜的浓油赤酱都是典型例证。③民族性:是指任何民俗事象，都是在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背景中形成的，例如彝族的“火把节”。④传承性:我国民俗文化大多是继承多年来的历史传统而形成的，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例如春节、端午节。⑤稳定性:民俗被大多数人遵从，就形成较强的稳定性，例如:春节时贴春联、贴门神、吃年夜饭、放鞭炮，在元宵节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等传统节日活动一直传承至今。民俗之所以被人们传承，是因为民俗有其特有的功能，个人走向社会，个人适应社会一般是从入俗开始的，因为民俗为每个人成功地担任角色、承担责任、完成社会化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民俗最基本的功能:①整合功能。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协调一致，让社会系统在整体运动中保持相对稳定。②规范功能。民俗通过自己那些不成文的规约、程式化的礼仪、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约束和控制作用的一种功能。③教化功能。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教育作用，体现在个人的道德品质、知识经验、行为方式等方面。④选择功能。人类虽然受到民俗文化的制约，但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因而可以选择，对这种制约不是绝对地发生作用，有助于人们进行各种价值选择。民俗文化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关民间生产、生活表现出来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形态为我们展现着民族发展的历程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民族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资源。
2保山市少数民族风貌和民族文化景观
保山悠远丰厚的历史孕育出灿烂瑰丽的民族文化，边地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民族文化在这里水乳交融、互为渗透、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化特质，既有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神奇独特，又保留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典雅淳厚，在高黎贡山脚下，怒江、澜沧江流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着36种少数民族，各民族交错而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因而使各民族的生存方式、宗教习俗、建筑文化、服饰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以及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等都得以传承和沿袭，形成独具魅力的多元民族文化景观。在节庆习俗中，有保山端阳花街，保山端阳花街是保山各族人民的传统盛会，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为此写下“群花尽放，凭空望之，满城皆花，如锦如芸币，极为佳丽”的诗句。农历五月初五在每年端午节举行。届时上市花卉有数十万盆(株)，使得保山满城鲜花，争奇斗艳，其中以兰花居多。如今的端阳花街也是大型综合博览会，花药鸟虫、土特产品、日用百货一应俱全，全城张灯结彩，货棚琳琅满目，中外人士，商贾名流，纷至沓来，蔚为大观。傈僳族的“刀杆节”，居住在保山腾冲、龙陵县的傈僳族，每到农历二月初七要举行惊险的刀杆节。夜幕降临时分，人们点燃簧火，唱歌跳舞，等到簧火燃尽，形成一个彤红的火塘时，若干精壮青年喝下烈酒，赤足走进火塘中，这就是著名的“下火海”。次日中午，人们在草坪上竖起一根高秆，上面横绑着刃口向天的数十把长刀，5名下过“火海”的青年奋勇攀登至顶，这便是“上刀山”，展示了傈僳族青年的英勇无畏，是我国民族传统节日中，最为惊心动魄，最为神奇勇敢的节日之一。彝族的“火把节”，傣族潞江坝傣族的“泼水节”，傣家人以“泼水”来庆祝傣历新年，故又称“泼水节”。傣族是一个崇拜水的民族，把水视作吉祥、友爱、美好的象征，通过“泼水”表达祈求雨水和丰收的愿望。尽情享受那民族风和民间艺术带来的欢畅，在民族民间舞蹈领域里，耍龙，舞狮子，高跷，板凳龙，布朗族那热烈欢快跺地有声的激情“打歌”。哀牢篱笆会每年正月十五，保山河图镇都会举行哀牢“犁耙会”，举办地大官庙是传说中的哀牢国大官供奉地，犁耙会期间，人们带上些犁、耙、锄、箩等农具和各色小吃来到哀牢山下，互通有无，为即将开始的春耕作准备，举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最早的犁耙会主要是进行各式各样的农具交易，如今，犁耙会已经成为保山很有影响的民间文化经济活动。保山美食以腾冲为代表，在云南独树一帜，具有油而不腻、酸辣有度、香而爽口的特点。最著名的特色菜有大救驾、饵丝饵块、大薄片等，锅子也是风味代表。保山自古便是“金银宝贷之地”，不仅贸易繁荣，而且物产丰富。翡翠是边城宝贷，永子是棋中圣品，腾冲有藤编、腾宣、腾药三佳，潞江有小粒咖啡、芒果、香料烟三宝。
3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提升
多维视野观照中的矛盾与张力阐释 篇3
关键词：聊斋志异；电影改编；移植；重构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赵庆超、霍巧莲的专著《花妖狐魅的移植与重构：聊斋小说的当代电影改编研究》是学界关于聊斋小说改编研究的新成果，它依然从属于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的研究谱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具有着深厚的思想底蕴和鲜活的艺术魅力，这早已经成为学界的研究共识，因此自这部小说集诞生以来，后世对它的续作、仿作和改编作品的研究一直不绝如缕。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各类取材于《聊斋志异》的电影和电视就在百部以上，电影如程晓东导演的《倩女幽魂》、陈嘉上导演的《画皮》等深受观众追捧，获得了多种奖项。电视剧如1987至1990年福建电视台和南昌影视创作研究所联合拍摄了《聊斋电视系列片》72集，1996年香港TVB制作了《聊斋1》6部35集；其他相关的戏曲、动画片、演出剧本等更是不胜枚举。就场面宏大的电影改编来说，影视编导如何把《聊斋志异》的短篇故事搬上荧幕？即采取了哪些手段把阅读的情感想象变成生动的视觉画面？改编后的聊斋故事和原著有何区别联系？改编后的电影存在哪些优势或不足？这本论著笼括多维文化视野，多管齐下，对聊斋小说的电影改编进行了全方位解读，这种研究对其它名著的电影改编也能产生深刻的启示，具有着普泛性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综观全书，我认为该论著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出色。
一、神话与隐喻：聊斋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浪漫传奇
神话为民族文学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是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源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1] 19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和无法实现的目标，人们往往借助神话和隐喻来实现某种需求。随着神话演进，故事充满人性，逐步演变为小说。
德国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指出：“然而正是神话，早在哲学产生之前，已经成为人类的第一个教师，即人类童年时代的启蒙教师。” [2] 56 诚然，中国较早出现、曾经记载神话的典籍《山海经》《淮南子》《风俗通》中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和抟土造人等神奇的传说及其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给后代留下了无尽的宝藏。作者关注到了《聊斋志异》原著和改编文学对神话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引论》中从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宏观角度对《聊斋志异》进行了高度评价，并特别指出在儒家文化被“钦定”为官方“正典”之后，“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膨胀”，“它排挤阻隔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神话文学传统的延展，把文学带入到泛道德主义学以致用的主流发展道路上，从而使得文学中的神话、鬼怪故事也带上宣扬道德观念的工具论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学审美自足性特征的丧失。从这个角度来看，《聊斋志异》对鬼狐异类文化题材的成功书写是不容忽视的，它从《西游记》的神话书写重心转到鬼魅幽冥文化的描绘层面上，集文言志怪、传奇小说之大成。蒲松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以极富想象力的鬼域世界描绘把带有原型记忆结构的传统神秘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聊斋志异》不仅继承了神话的文学传统和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还充分结合了官方的道德教化，这是使得《聊斋志异》获得普及的重要因素。
蒲松龄的创作使得聊斋“神话不仅仅是产生于理智的过程，它深深地萌发于人类的情感。另一方面，所有那些不注重情感因素的理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点，神话不能被看作是缺乏情感的，它恰恰是情感的某种表达，但这种表达尚不是感情自身，只是由情感转化的一种想象。” [2] 49 比如《莲香》《阿宝》《阿绣》《青凤》《辛十四娘》等表现了作者理想中的爱情，《梦狼》《考弊司》等则对贪官酷吏、土豪劣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司文郎》《于去恶》则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相关的影视改编同样也注重借助神话转化情感的形式，而且把文字改变为视觉上可亲、可憎、可爱、可恨的诸多形象生动的现实生活场景。作者在第二章“从‘装神弄鬼到情感演绎”深刻地论述了原著和改编的神话情感传达的异同，这种异同不仅包含了改编者对原著的独特理解，同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社会经验对象化的普遍性。对此，卡西尔指出：“神话是一种人的社会经验的对象化，而不是他的个人经验的对象化。……恐惧是生物的普遍本能，它不能完全被克服或抑制，但却能改变形式。在神话中充满着最狂热的情感和最恐怖的情景。人在神话中开始学会一种新的奇妙的艺术，即表达或构造他最深层的本能，以及他的希望和恐惧的艺术和手段。” [2] 54-55 作者在《引论》中不仅指出了聊斋故事恐怖情节的特征，还强调了其中蕴含的文化记忆和审美冲动：
作为承载先民恐惧情结和混沌意识的重要认知符码，飘忽不定而难觅踪迹的鬼怪群像曾一度放大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初想象，并以历时性的多样化形态延续着代际相传的文化记忆。千百年来，这些腾跃在文学世界中的生命个体以虚幻而鲜活的形象元素充当着创作主体的重要心灵镜像，传递出他们隐秘曲折的精神吁求和审美冲动。
神话总是充满着人类精神情感的某种需求和隐喻，作者在第一章“从现世隐喻到异域魔幻”中重点论述了原著和改编电影中隐喻表达的异同。如作者指出：“1980年代刚刚进入新时期的大陆聊斋电影改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那个时代除旧布新、单一明晰的理想化社会语境，走出‘文革暗影、沐浴在现代性曙光下的编导们在对聊斋小说的选取上，展现出自己鲜明的价值偏好，他们关于聊斋小说的‘故事新编紧密契合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和文化需要，以影像演绎的方式切入国家主流话语与知识精英话语的精神文化诉求。”
原著侧重于现世的因果报应等思想，复现了清朝初期遭受民族压迫和科举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寻求解脱与超越的想象之梦。改编虽然富有思想教育的因素，但重点突出了异域风情，给人以新奇的感受，对佛教因果报应学说已经是大为淡化。作者指出：“现世情缘的隐喻书写才是影片的重头戏，转世轮回要么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而弃之不用，要么加以淡隐处理，而‘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被着意放大，成为区分人物好坏、慰藉观众心灵的重要法器，但这种因果报应主要限制在‘现世报上，类似于《金瓶梅》中阳间李瓶儿出轨陷害花子虚、阴间花子虚索命李瓶儿的‘阴阳报叙事模式往往被废弃不用，显示出时代语境对创编者改编兴趣的影响。”作者的第三章“鬼狐的淡隐与现世的凸显”也深刻论述了影视改编结合时代特征对原著神话和隐喻的取舍。
不论是原著还是改编，光怪陆离、看似荒诞不经的小说故事都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特征。原著和改编者同样运用狐鬼世界来把现实世界魔幻化，将幽冥世界社会化，以幻写真，以真显幻，花妖狐魅的世界反映出人世间的影子。蒲松龄在运用鬼狐写人间的手法中注意到了物类的特征，做到随物赋形，如《翩翩》中的仙女住在山洞，以芭蕉为衣，白云为絮，而绿蜂幻化的绿衣女则“声细如蝇”，花妖绛雪能耐冬，性格冷静含蓄。形式魔幻夸张，而故事寓意却暗合人道，真正达到了“幻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中” [3] 412 的艺术效果。作者在第一章还从发生学的角度特别指出了蒲松龄小说的寓意和有利于影视改编的优势：“从发生学角度来看，蒲松龄的妖鬼书写与敬天畏地、万物有灵的上古原初思维存在一定的承传性，又带有借鬼狐花妖言说来教谕人生、补偿自我的功能性色彩，这种本体论与工具论相互掺杂的生发逻辑使得《聊斋志异》的异类叙事带上了亦真亦幻、真假难辨的杂色特征，因此，接受者往往不再纠缠于信与不信的认识悖论，而对其所开创的人、妖（鬼）共存的艺术世界产生奇妙的灵魂吸引与精神向往。这种审美愉悦同样体现在对那些由聊斋小说所改编的影像艺术的接受中。”
神话与隐喻的观察视角有助于读者和观众对于原著和改编的审美接受，其优势正如作者第五章“现世界与幽冥界的艺术凸显”所指出的那样：
秉承聊斋小说的创作意旨，电影创编者在创作中不断融入新的时代精神，使得活跃在影像中的鬼狐花妖以更为形象的姿态奔波在动荡不安的“现世界”与凄迷阴森的“幽冥界”之间，在人间烟火的熏陶中满足社会大众的审美接受和娱乐期待，从而有效地扩充了聊斋鬼狐小说的审美影响和传播力度。
二、布白与设场：聊斋小说电影改编的矛盾和张力
神话与隐喻有助于形成作者第十章所论述的“大片美学的浪漫与传奇”，这种浪漫和传奇离不开对《聊斋志异》字里行间所留下的空白进行场景布局的想象力。
中国古代文艺家非常重视留白的艺术，画家留白能让方寸之地显出天地之宽阔，诗歌留白寓意含蓄不尽，音乐留白更觉此时无声胜有声，书法留白则疏密有致，气韵生动。德国文学评论家伊泽尔对于空白有着精彩的论述：“我们称之为空白的东西，是从文学本文的不确定性中产生出来的。……空白则用来表示存在于本文自始至终的系统之中的一种空位（vacancy），读者填补这种空位就可以引起本文模式的相互作用。……只有当本文的图式被读者互相联系起来时，读者才开始构造想象性客体，正是空白使这种联结性运作得以进行。” [4] 248-249 短篇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就非常注重留白的艺术，而这种留白为影视改编提供了想象的无限空间。
作者在第一章中特别指出：“文言布白的巨大艺术想象空间与曲折复杂的情节翻转叙事之间的紧密结合，也成为《聊斋志异》所具备的另一个改编优势。”作者通过对比原著小说和影视改编的特征，认为那些情节完整而曲折、构思开阔而精巧的聊斋小说容易进入创编者的“法眼”，创编者一方面需要对文言布白加以修补填空，另一方面需要具有适中的情节长度和故事密度的小说蓝本建构自己的叙述框架，诸多优秀的聊斋小说恰恰在这两个方面能够满足创编者的选择需求。作者以叙写人、鬼恋情的《连琐》为例，原著对女鬼连琐身世的交代仅有她寥寥几句的自叙：“妾陇西人，随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谢，今二十余年矣。” [5] 483 而改编者可以对此加以补白增添，对连琐生存语境和死亡之因加以渲染，从而突出女鬼前世的生存奇遇，而女鬼连琐与杨生泗水之滨的荒宅联诗、失还紫带、灯下游戏、阴间除隶、还阳复生等均大有文章可作，它既有善良的阴间女鬼幻化为青年女子进入人世间的故事，也有阳世之人梦入阴间助鬼除害的故事，又暗含着“姻缘交接，好事多磨”的男女遇合团圆故事，这种“文言巨制”的精巧叙事布局更易于为后世所进行影像改编。
小说原著由于语言简练，很多事情交代得很模糊，对于影视改编演绎剧情来说，显得过于简单，这对于电影镜头的落实往往成为一片亟待填补的空白，这也是影视改编者直接面临并必须解决的矛盾。填充空白的问题实际上蕴含着想象的张力，需要改编者根据个性理解进行艺术再创造，为填补空白而增设哪些场景则又使影视改编进入一个相对自由发挥的艺术新天地。作者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影视改编特征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八十年代的改编能够忠实于原著，有着现实的隐喻，而1990年代以来的改编则观念放开，凸显了异域魔幻，但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原著精神。对于前者，该论著举《胭脂》为例：“1980年上映的《胭脂》一开中国大陆新时期聊斋小说电影改编的先河，编导们选择这篇没有妖怪鬼狐气息的公案题材小说作为文学蓝本加以改编，对应着反思‘文革的国家主流话语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纠偏行为。”对于后者，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1990年代以来的聊斋题材电影改编真可谓做得风生水起，逐渐抛弃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原则的创编者观念解放的路子迈得愈来愈大，变幻离奇的直观性影像把每一个鬼妖仙狐精灵装扮得花枝招展，魅力十足，但在这华丽无比的视觉盛宴背后潜藏着聊斋文化承袭的离心化与空洞化问题。”补充空白的增设场景不是无限的发挥，需要有一定的节制，不能过于游离于原著的主题而显得空洞无聊。作者的第五章“现世界与幽冥界的艺术凸显”、第六章“人鬼恋情的审美转换与创新”、第七章“多种形象元素的撷取与拼凑”以及第八章“语境变迁中的鬼影复合记忆”皆是对《聊斋志异》小说原著与影视改编布白与设场的问题矛盾和想象张力的深刻研究。如第六章作者精心研讨了电影对小说《聂小倩》的改编，特别指出了出现的问题：
作为文学阅读的生成对象，《聂小倩》的魅力主要表现在它阴气不散的文字背后所编织的男？蛐女、人？蛐鬼、善？蛐恶、文？蛐武等多重的矛盾对立叙事，篇幅短小而结构完整的小说文本必然为多重交织的情节叙事留下供人填补的想象空白，蒲松龄正是通过对短小文篇的苦心经营建构起自己人鬼杂陈、凄迷悱恻的审美世界，这种叙事特征也成为聊斋文言小说言简意赅而又韵味无穷的艺术生长点；而导演们在对小说进行审美转换和艺术创新时，需要修复和填补原著留下的审美“空白”，增添、渲染自己所需要的影像元素，一旦这些元素以形象可感的形式获得“在场”的展现，文学原著所赋予的模糊性、含蕴性韵味就可能消失殆尽，这也是文学讲述和影像呈现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小说改编成电影最难的是故事基调的把握”，导演在利用聊斋小说的名声大做文章时，稍不小心就会落入弄巧成拙、事倍功半的局面，这却常常是始料不及的。成功的古典小说影像改编在映照当下的时代氛围的同时，还应该承袭传统文化的艺术精髓，修复小说讲述的故事基调，但这实际操作中常常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想象，图像轰炸的观赏愉悦已使得观赏者无暇顾及故事的讲述韵味，而愿意沉溺在空间化的视觉盛宴享受中，1980年代以来三个版本的《倩女幽魂》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凸显鬼戏传奇景观和流行爱情故事的审美倾向。
清代词论家谭献在《复堂词录序》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6] 156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改编者对于原著有自己的理解和把握，反映出独特的风格特征。然而过于强调自己的艺术再加工而远远偏离原作的主题时，就会出现问题，甚至误导影视观众。作者针对聊斋人鬼恋情主题故事拍摄的电影所出现的问题，深刻地指出了游离过分所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其中包含了对于改编者的要求：
在当今这个媒介多元共生互融的文化时代，博大精深的传统遗产需要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声播名远，发扬光大，但在艺术转换的同时不应以古典审美意蕴的霉变或丧失为代价，否则人们的精神记忆就会在以讹传讹的恶性传播循环中被不断颠覆、刷新而产生更多精神无“根”的现代人。
三、痴心而成与理性观照：沉浸其中方有所成，跳出其外方观其妙
根据该论著中的论述，我再次翻阅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相关的原著经典小说，并鉴赏了影视改编文本中的场景设置，感受到浪漫主义的艺术家没有生活在当下环境的现场，而是生活在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场景中，犹如痴人一般沉浸其中，自得其乐，而忘怀其他。茨威格曾深情地论述道：“在他的作品里，在他的旋律里，在他的人物形象里，在他的幻象里。他在创作期间不是活在我们的世界里，而是活在他的世界里。……诗人在灵感涌来的时候，从记忆里去描述一个风景、春天里的草原，天空、树木，田野，那个时刻他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在他的四面墙之中，而是他看到了绿色，呼吸到空气，听到吹拂青草的风声。莎士比亚让他的奥赛罗说话时，在这一时刻他就从莎士比亚这个人，从他为艺术家在这个时刻把他全部的灵魂进入被嫉妒所主宰的奥赛罗的灵魂之中。……一个士兵闯进阿基米德的家里。……当这个士兵抽出宝剑冲向他时，他全神贯注，没有转身，说道：别碰我的圆。他在精神集中的美好状态看到的只是一只陌生的脚踏进他在沙子上画好的圆形里面去。他不知道这只脚是一个士兵的，他不知道敌人已进了城，他没有听到攻城木槌的碰撞声，没有听到逃难者和被杀者的喊叫声，没有听到喇叭的吹奏声。在这创作的时刻他不是在苏拉库斯，而是在他的作品里。再举一个近代例子来说明创作期间的精神集中的状态。一个朋友采访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眼里饱含泪水激动地对他说：您知道吗？朗加依公爵夫人死了。来访者为之愕然。他不认识朗加依公爵夫人，在巴黎也根本没有这样一位夫人。原来她是巴尔扎克剧作的一个人物，他刚巧在他的书里描写了她的死亡，还没有从他的幻梦中清醒过来，还没有返回到现实世界里，直到他的来访者的惊讶他才发现他的错误。” [7] 206
这种沉浸其中的痴人状态，正是艺术创作的状态。痴，本来是性格上的一种偏执，或者是一种韧性和毅力，《聊斋志异》近500篇作品中，描述了很多痴人形象。如小说《阿宝》描述了“以斧自断其指”并化为鹦鹉飞抵女所的孙子楚；《鲁公女》的主人公死守前生之约，乃至为情而死；《花姑子》中安幼舆因思念花姑子而昏沉慌乱，见到花姑子便神清气爽。其他的还有不能请嫦娥回家而解带自缢的痴郎宗子美、石痴邢云飞、花痴常大用、琴痴温如春、科举痴叶生等。蒲松龄在《阿宝》篇末“异史氏曰”中对“痴”做了解释：“性痴者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 [6] 346
非痴无以成事，痴是一种执著沉浸的创作态度。艺术家的痴念能激发艺术创造力，然而一人才力有限，很难出现人人满意、完美无缺的艺术品，故尽痴则容易走向偏执而留下创作的些许遗憾或未尽的空白。些许遗憾和未尽的空白使得充满痴情的读者再次发挥艺术创造力去填充新的场景。蒲松龄因痴于鬼狐小说而写《聊斋志异》，影视改编者因痴爱聊斋小说而不断拍摄聊斋电影，而小说《聂小倩》《画皮》甚至形成了多个影视改编版本。
跳出痴念才能理性观照其中的奥妙，形成独具特色的个性。作者对原著和影视改编的双重观照，既有深入阅读、倾心写作的痴心和执著，也有跳出其外旁观者清的理性思索。如作者第三章“鬼狐的淡隐与现世的凸显”中论述《狐缘》对原著《辛十四娘》的改编时指出：“小说中辛十四娘对冯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的警示主要限于做人的态度，而电影中她的‘外鬼而内人，可以不避；外人而内鬼，则不可不防的论断则充满了人生的哲理意味。他们夫妇虽是一狐（幻化为美女）与一人的关系，但二者在人生交往和处事谋略上就好似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辛十四娘的规劝能使冯生一时感到醍醐灌顶，但是随后的轻率与健忘又让他对此置之脑后，所以辛十四娘需要时常加以规劝和警示，而电影则有意延宕了这种规劝的长度与难度。”
再如作者第四章“由荒宅鬼话到乱世侠情”指出了原著“返魅”与改编“祛魅”相反相成的特征：
《聊斋志异》一方面以“返魅”的文学展现技巧布局了一个奇丽阴森、诗意盎然的鬼魅世界，返现了《山海经》、《山鬼》、《搜神记》等古代神话志怪文学文本中的神怪表现视域，把充斥着神妖、鬼怪形象的神奇想象世界推向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又力图从这鬼气笼罩的虚幻世界中让知心读者感悟到现实世界的影子，理解自己愤世的创作目的，而非痴人说梦，从而又在潜意识上为小说的现实主题表达“祛魅”。正是这种在文学表达上对待现实世界的“祛魅”与“返魅”相互交织的复杂形态，使得《聊斋志异》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同时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题西林壁》让笔者想到，《聊斋志异》以及相关的影视改编也像庐山风景一样，云雾缥缈，气象万千，即便置身其中，也无法穷尽其中的神奇面貌。作者结合《聊斋志异》原著，从十个方面来综合论述影视改编的高下得失，既有深入其中观景的惬意，也有跳出其外宏观大略的旨趣，可谓识得庐山真面目。作者的论著对于影视文学的改编特别是聊斋电影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导，也对于读者阅读原著和观众欣赏电影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的观测点，在提高导演编剧水平的同时，有助于提升读者和观众的艺术品位。此外，作者在论著的“引论”中对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原著特征、改编电影的时代特征等进行了综合概述，可谓学理深厚，视野广阔。他还特别排除了对《聊斋艳谭》等投合大众低级趣味电影改编文学的探讨，足见作者严肃的文艺批评态度和对大众电影文学娱乐观念思想的引领，可谓意味深长。
当然，任何东西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这本论著也稍有一些遗憾，比如对于传统文化和佛教因果轮回学说还没有显示出较为深入地探究，一些论断还停留在表象层面等等，此处不再一一列出，相信作者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拓展延伸，增补完善，从而使得这项研究继续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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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7]（奥）斯·茨威格.艺术创作的秘密[M]//高中甫，译.世界文论（5）·波佩的面纱.北京：社会科学
多维视野下的舆论和新闻舆论研究 篇4
一、舆论和新闻舆论概述
(一) 什么是舆论
和“文化”等相关概念一样, 舆论也是一个具有多重释义的名词, 尽管舆论一词经常被人们所使用, 但是对于其内涵, 却一直争论不断。在运用文献研究法的过程中, 笔者了解到了关于舆论的多重内涵, 其中较为认可的是《宣传舆论学大词典》中对“社会舆论”的释义:“通常指公众意见或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 社会集合意识和社会知觉的外化。舆论是一种共同意见, 但并不是所有共同意见都是社会舆论……舆论的本质是通过志愿的思想交融凝聚成的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从中也可以看出, 舆论的主体是社会公众, 公众是一种无形的、由特定价值体系维系的共同体, 它可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 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集中”的公众。舆论客体是指舆论的对象或缘由, 一般来说, 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事件, 一定能够激发公众强烈的情感, 甚至能够引发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使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去评说、议论这些社会事件的冲动。
(二) 什么是新闻舆论
新闻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 其表达主体是新闻媒体;广义的新闻舆论则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 其意见表达主体是社会公众中那些“意见领袖”或具有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活跃的人群。
从中可以看出, 新闻舆论的主体是新闻舆论的承担者和制造者, 一般来说, 人们将新闻舆论的主体定义为新闻媒体。为什么新闻媒体可以成为新闻舆论主体呢?笔者认为主要在:新闻媒体人都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人士, 他们懂得新闻工作所需要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专业素质和专业技术, 能够得心应手地从事新闻工作。从广义的范畴上来说, 新闻舆论的主体还应该包括善于利用媒体表达自身意见的活跃的社会人群, 这些“意见领袖”在媒体上表达的意见大都经过了媒体人的把关作用, 并接受了媒体人意见的影响, 正是这些不同新闻舆论主体的存在, 才使新闻舆论具有了丰富的社会信息来源。
新闻舆论的客体, 也就是新闻舆论的对象, 与舆论相比, 新闻舆论的对象范围较小, 新闻舆论的对象既有可能是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事物, 也可以是未被媒体报道的而鲜为人知的事件, 甚至还可以是未必存在、属于想象领域的事物。
二、多维视野下的新闻舆论研究
到了近代社会, 伴随着新闻媒体的出现, 舆论传播的范围和作用都有了质的飞跃。新闻舆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具有新的角度和内涵, 以下是多维视野下, 笔者对于新闻舆论的思考:
(一) 古代中国:舆论活动形态及制度
舆论作为真实社会情况和情绪的重要指示器, 与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联系, 古代的统治者中, 有一部分统治者也非常注重民意的采集和收集, 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新闻舆论的信息和资料。
古代最早的是“谏鼓”制, 一般来说, 有些帝王会在宫廷之外设置一鼓, 供民生击鼓进谏, 后来衍生到县级知府、衙门, 也都通过在朝堂外或官衙外设鼓, 臣民可以击鼓命冤。尤其到了宋代, 还有“登闻鼓院”一说, 统治者通过“谏鼓”制来了解民声, 察看民意, “谏鼓”制是古代最古老的一种新闻舆论的收集和传播方式。到了我国春秋时期, 出现了“乡校”, 它成为我国表达新闻舆论的最初的场所。“采风”制的实施。我国古代春秋时期, 各个诸侯邦国就很注重民意的采集, 时常深入民间进行采风, 搜集民间的新闻舆论的活动和相关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诗经》中提到的“诗可以兴、观、群、怨”, 其中“观”和“怨”都用来指舆情的表达。建立“谏诤”制度。我国古代唐朝开始就建立了“谏诤”制度, 一般来说, 谏诤院权限很大, 通过收集舆论, 可以讨论朝廷百官的任用和国策的制定, 以便提出意见。
但是结合历史学的观点, 我可以得到, 对于古代的这些所谓的舆论制度的设置, 其实并不在于体恤民意, 而是在于统治阶级对舆论的恐惧,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也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 虽然有一些“开明”的君主在口头上承认舆论的重要性, 甚至建立了某些舆论采集制度,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由于特殊的历史规定性, 公民社会资源在中国古代极为贫乏, 社会的公共空间极为狭窄, 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社会舆论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最低限度的制度条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历代君主实行专制甚至暴政统治, 在文化上推行愚民政策, 在思想上施行言禁制度, 从而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民众意见的自由表达, 使社会舆论经常处于高压之下的蛰伏状态, 其存身的制度环境十分险恶。正因为民风不畅, 故而民智不张, 民主和科学的观念难以扎根于中华大地, 使中国在近代远远落后于社会公共领域极为活跃、民智大开的西方诸国。
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 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城邦制国家开始, 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舆论活动和舆论形态有着极大的不同。比较典型的, 古希腊在“伯里克利”时期, 城邦国力强盛, 政治氛围宽松, 出现了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登雄辩家, 他们就是早期的新闻舆论中的“意见领袖”。随后在古希腊和罗马都出现了一些演说家, 对于助推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意义。
(二) 近代:社会学和政治学聚焦下新闻舆论
伴随着新闻媒体和出版业在中国出现以后, 新闻舆论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活动领域, 对舆论的研究和对新闻媒体的研究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闻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领域。
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 我国新闻舆论活动并不活跃和广泛, 这就在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近代新闻舆论的整体发展, 加之中国近代科学研究, 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有限, 使得中国近代舆论研究缺乏学术的根基和科学的支撑作用。中国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水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并不高, 大部分都是零散的、局部的。而近代的新闻舆论研究可以从西方得到较多的启示, 这一时期,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飞速发展,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新闻舆论的研究进程。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高度重视舆论的作用, 并且发展了关于新闻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 他人的观点对个人的观点和行为有相当大的规范和制约作用, 这种作用甚至像法律武器一样威严。洛克的观点是将新闻舆论与纯粹的偏见两者划清了界限。随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将新闻舆论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 使舆论的研究的重要性大大提升, 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中, 将舆论做了以下研究和开拓:他似乎第一个科学界定舆论的确切涵义, 并且明晰了舆论与个人思想之间的原有的联系, 将舆论交还给社会, 使舆论成为社会公众集体性思想的代名词;其次是卢梭提出的“主权在民”的思想, 第一次指出了舆论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压制性, 在他看来, 国家的一切权力的基础在于民众, 舆论作为公共意见, 具有法律一般的巨大力量和不可移易性, 或者说舆论本身就是法律, “他既不是铭刻在历史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退或者消亡的时候, 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 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 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 (1)
卢梭的观点正确评价了舆论的重要作用, 开辟了舆论和新闻舆论研究的新时代, 但是其舆论学说仍然是具有一定的内在矛盾, 主要体现在:卢梭没有科学阐明“公意”和“众意”之间的辩证关系, 卢梭指出公意来源于共同利益, 这是笔者所认同的, 但是他将公意凌驾于众意智商, 这就使公意的概念神秘化了, 最终使得公意完全脱离了众意,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不管怎样, 在18世纪的西方国家, 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开始清醒地意识到, 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争论, 思想的火花在相互争论中产生新火花。
(三) 现代:大众传媒下的新闻舆论
随着社会经济节奏的发展, 大众传媒工具和手段日新月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舆论的发展。所以大众传媒对舆论运动和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上的把握。如前文所述, 舆论是社会公众意见的集合, 它是由无数个人的意见组成的, 所以新闻媒体要想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必须对自身引导的直接对象———舆论, 进行清晰的把握。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 引导舆论就是引导个人的意见或态度朝着特定的方向运动或改变, 这个看似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范畴, 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舆论又不是单个个人意见的简单叠加, 作为无数个人意见的最终合力, 舆论也就成了一种难以进行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 同时又和人的社会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大众传媒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反映”或者“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 更应该是有意义的、能动的“反映”, 即表现出灵活的协调能力、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
一般来说, 大众传媒的传播的过程中会进行一个“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是一种过程, 通过该过程传媒向公众传播各种问题和事件的相对重要性。狭义的“媒体议程设置”是指:新闻媒体根据自身的新闻价值或立场, 结合对公众心理需求的分析, 在层出不穷、无限多样的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中遴出其中的一部分, 作为新闻报道的题材和新闻舆论的对象, 在选定、报道和评论这些题材或对象的同时, 新闻媒体以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公众的立场和观点。
对于我国当前的新闻舆论引导工作, 笔者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
一方面, 新闻媒体必须加强自身的角色意识, 建立“社会公器”的话语权威, 积极主动地以自身的舆论引导公众舆论, 公众在面对舆论的时候, 不一定的是冷静的, 而媒体不能人云亦云, 要站在全面、客观的角度。另一方面, 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 准确设定媒体议程;同时要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程, 发挥释疑、解惑、求真的作用。比如结合去年的十八大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报道热点问题。我国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包括:房价问题、年底国家经济和人民收入的提高问题、教育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医疗社保改革统筹问题等等。通过对这些热点问题的追踪、报道, 还原事件真相, 剖析事件本质, 让新闻媒体真正承担起“铁肩担道义”的义务。
参考文献
[1]樊亚平、刘静, 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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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慰慧、郑涵, 中国新闻舆论监督制度变迁再思考, [J], 当代传播, 2011年3期
多维视野 篇5
一、媒介环境学的“故事描述”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以下简称《媒介环境学》) 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式, 本文将它称之为“故事描述”式的分析方式。
具体一点讲, 就是把传播放入到整个社会中去观察, 以分析传播是如何影响我们社会的文化、生态和模式的。这种做法不是要解释某种现象, 而是要通过“讲故事”强调某种现象, 以提醒我们忽视了的部分。就如麦克卢汉说的“媒介即讯息”, 并不是很多学者从表面上体会“技术决定论”式的浅尝辄止的认知, 而是在强调, 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传播过程, 不是信息简单地从信源奔向信宿, 不仅仅是目前传播学教材中提到的“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社会信息系统的运作”, 而更多的是一种对文化的塑造, 这有赖于信息的传递, 而媒介决定了传递的方式, 媒介的形式又决定于技术的发明。[1]
媒介环境学中经常运用到“描述故事”的方式来阐明问题。通过一种新的分析方式, 使传播学理论的发展得到了一种新的解释, 这无疑会对广告学也产生影响。
二、媒介环境学派的不同之处
与传播学中的其他学派稍作对比, 就能发现媒介环境学派与其他两大传播学派的不同之处。最早的传播学派要属经验学派, 这是一个由阅历丰富并很会检验传播实际用途的学派, 他们善于做调查、数据分析, 把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量化, 从数字上让你无法辩驳他们的结论。然而, 这样的做法就好似在一个密闭的实验室里 (某种特定的情况或环境) , 确定好了变量和常量, 得出一串明显的数据, 这样的数据让人疯狂, 它在显示试验是多么的成功。随后, 传播学批判学派成立, 并与之抗衡, 提出了许多与之相反的结论, 虽然有颇多的可鉴成果, 但始终没有脱离其核心的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媒介环境学派与批判学派有相似之处, 那就是它脱离了量化分析, 但同时媒介环境学派又区别于批判学派, 他们认为对传播的研究应把环境作为媒介, 而不只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物质手段, 如电视、广播、报纸等。
因此, 有必要再强调, 媒介环境学是在“讲述故事”, 它更多借鉴的是文化素养, 它是跨学科的分析方式, 从书中提出的各个作者的学术背景就可看出。
三、媒介环境学中的广告视角
在这本书中, 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观点就是“社会是媒介”, 这也是笔者非常赞同的一个观点。这对于广告学来说, 无疑是有助于我们认识广告的。阿伦斯对带有功能性的广告是这样下定义的:“广告是由已确定的出资人通过各种媒介进行的有关产品 (商品、服务和观念) 的, 通常是有偿的、有组织的、综合的、劝服性的非人员的信息传播活动。”[2]我们可以看出, 这里的“广告”是一种营销手段, 而这种手段的方式也是受到了多种限制。例如, 商品信息的传播要依靠媒介传播, 而这里的媒介仅仅只是物质手段。如果我们将广告加入到“社会是媒介”的观点中去分析, 难道对广告的理解还会停留在营销的过程中吗?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营销即传播, 传播即营销”、“公关第一、广告第二”的观点, 这些观点的阐述是在扩展广告的范围, 透析广告的本质。这些本质的分析在告诉我们, 对广告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研究。其实所有的学科研究都不是静止的。那么, 在这里, 本文是否可以提出一个疑问:目前的广告研究是否也应该注入新的养分呢?如果是的话, 那么它就是媒介环境学的有益成分。
在一个环境下, 符号与符号之间千差万别, 但它们共同组建了一个大的环境, 这个环境就是这些符号的容器, 是这些符号中隐藏的信息的最大载体。因此, 环境就是媒介。由于广告的存在需要一定规模的人类群居, 而人类群居的结果之一就是形成社会, 所以, 笔者也认同, 社会是媒介。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地把广告放入到整个社会当中去。
随着技术不断升级和发展, 传播手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人们的观念在相互渗透, 不同传播手段和传播工具之间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在相互渗透, 对广告的看法也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某种手段或是艺术的层面上, 对广告的认识, 我们可以再扩大一下它的范围。在社会的大环境下去观察广告, 从多个方面去了解广告后, 再从微观的视角研究其专业性的操作方式, 将会使得对广告的认识更加明晰, 也更加符合文化性质中的广告属性, 有利于广告在文化层面的心理需求。例如, 当广告语中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习惯时, 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不过我们的范围不限于此。
四、结语
传播学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学科, 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而我国学者对于传播学的研究似乎一直停留在量化分析和效果分析上。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媒介环境学, 2007年才进入我国。林文刚编著的这本书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沃土, 而媒介环境学无疑已经为传播学打开了另一扇窗。广告学的研究似乎也多了个新的航向。
参考文献
[1]林文刚 (美)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多维视野 篇6
一、更多样化的语用学存在
(一) 语用学重在“用”字
以该字所表达的实际内涵意义, 而传统的语义学家主要考究的是字词本身的含义, 不会扩展至外延的意义用法。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时期, 墨家的辩学中有一个“当”的理念尤为突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百家都异常的能言善变。辩论的人想要争取对手的认可, 与之争辩。话语说的恰当与否也是语用学较早的思辨研究。以辩证的方法论对待自己所认知的事物。
从古至今文化历史研究人员都坚持将语用学的思想同人对社会和自身的认知以及所接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相结合的语言研究方法。
(二) 礼貌与面子问题的重大考量
在众多的语用学研究范围中最为争议的便是这“礼貌”与“面子” 千年议题, 好的对外汉语教师在向其他历史意识形态的学生教授汉语的时候都会为学生区分其中西不同的意识思维形态。在特定的生活环境里语言就有自己独特的用意, 重点还是在对于语境的综合探讨。这就更需要多维的语言文字研究视角了。
二、多维视野对于语用学研究尤为重要
(一) 诗歌里的多维语用视野
1.纯粹且美好的中国诗句理解
简约美好的诗歌不论是西风之子的雪莱或是声名大噪的李杜, 精致简约的诗句里有着最为精炼的语言艺术。诗人善于推敲, 能够知晓精简语言里的最大奥秘。譬如唐代僧人诗作者贾岛的《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 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 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 幽期不负言。
此首唐诗主要以“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一联著称, 全诗表达了作者走访好友李凝未遇这样一件寻常小事, 却成为字句斟酌里的经典所在。“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推敲”两字还有这样的故事:贾岛初次参加科举考试, 往京城里。一天他在驴背上想到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 僧推月下门。”又想用“敲”字 (来替换“推”字) , 反复思考没有定下来, 韩愈对贾岛说:“用‘敲’字好, 因为月夜访友, 即使友人家门没有闩, 也不能莽撞推门, 敲门表示你是一个懂得礼貌的人;更能衬托出月夜的宁静, 读起来也响亮些。”两人于是并排骑着驴马回家, 一同谈论作诗的方法。这正见出诗人构思之巧, 用心之苦。正由于月光皎洁, 万籁俱寂, 因此老僧 (或许即指作者)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 就惊动了宿鸟, 或是引起鸟儿一阵不安的噪动, 或是鸟从窝中飞出转了个圈, 又栖宿巢中了。作者抓住了这一瞬即逝的现象, 来刻画环境之幽静, 响中寓静, 有出人意料之胜。倘用“推”字, 当然没有这样的艺术效果。
这样一个语用与语义用法互为探究的模式以文学为载体生动的刻画除了深刻的画面形象, 这也像中国书法里的审美视角一般, 用留白的方式为读者刻画出多维的想象空间。
2.多维视野研究使得读者的感触更为丰富
语言的多面性恰到好处的融入在简短而又明了的文字话语里, 作者搬词壘句为读者支起不同的思维大树, 最为常见的理念则是“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诗学和文学的语用法研究都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同时进行, 沃茨认为文学作品自身的语言文字意义更多的还有语言文字的弦外之音[1]。语言主体的自身的身份是通过语言者的话语来表达和显现的[2]。一个人的语言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表达。
(二) 多维视野也是考量作家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语言因素可以最为直观的让我们理解和感受到一个文学人物的性格特点。譬如“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通过这直白的语言读者就可以了解和感受到李云龙的性格耿直[3]。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比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的性格刻画在语言方面运用方面有着很大的突出表现。《红楼梦》里凤辣子的泼辣爽快更是不见其人只闻其声。
三、结语
读者可以在文字中感觉到语言文字并非单一的搬词壘句, 更多的是揣测和理解作品的内涵所在, 那么在语用学研究的过程中跨学科的多维思考模式更会为文学作品增色不少。在语言用法研究的过程中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起来, 考虑表达人的语境和语气才能更好的理解一部好的文学作品。
摘要：语用学的研究分析从未有过停止, 现如今多维度的视角去分析语言这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阅读中, 能够更加自由的扩展思维空间的想象, 也能使语言文字表达者更生动灵活的表述自己的所思所想。
关键词：语用学,跨学科研究,语言文字
参考文献
[1]刘风光, 杨维秀.语用学视野下的诗歌语篇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 2006, 05:114-118.
[2]陈新仁.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关键问题与主要路径[J].现代外语, 2014, 05:702-710+731.
多维视野 篇7
媒介政策决不是单一行政部门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多方面因素, 由政府、立法和媒介集团共同协商, 包括制度体制、结构、目标、运作、管理、监督和调控的一种弹性很大的政府干预方式。在美国, 联邦传播委员会业者、民间团体、法院、白宫及国会是影响美国媒介政策制定的几个行动要素, 他们彼此影响, 形成复杂的决策体系。而欧洲媒介政策的形成, 至少考虑五个基本要素 (Servaes, 1993) : (1) 媒介政策的目标方向与功能。 (2) 政治、经济等相关因素及不同行动者扮演的角色。 (3) 不同地域的分析层次。 (4) 政策制订的过程。 (5) 媒介传布的过程。另一方面, 行政机关的决策特征, 往往是受到外界压力后, 才开始修改现行政策或筹划新的政策, 同时必须面对不同的利益冲突以进行调整。
事实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欧洲各国媒介政策的基本趋势是解除管制, 即政府减少对电信、广播电视、媒体等传播产业的控制, 放开竞争与经营, 让市场成为该产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动力 (Werner A.Meier and Josef Trappel, 40) (Claud Sorbets, 181) 。可以说这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卫星电视、有线网络以及国际互联网双重压力下作出的被动选择。双重压力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媒介自身结构的变化、媒介技术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 三者之间彼此影响, 共同作用于媒介政策, 这本书也正是以此为根据分为四个方面来考察欧洲媒介: (1) 结构变迁。 (2) 技术变迁。 (3) 媒介与社会文化变迁。 (4) 政策回应。同时围绕三个特点展开思考: (1) 即媒介的一体化趋势。 (2) 商业化趋势。 (3) 传媒企业集中化趋势。媒介政策是应该顺应这些趋势, 还是抵制这些趋势, 成为学者们考虑的中心问题。全书在分析这些变化趋势的动因时贯穿两条主线, (1) 全球化背景下欧洲各国文化同一体自身复杂而矛盾的特性。 (2) 信息化时代媒介变化在欧洲各国所带来的文化政治影响。传统欧洲各国是以公营媒介为主体, 将媒介置于公共服务模式下, 以民主价值为引导的精神文化生产事业组织, 因此全书的落脚点仍然是以传统理念为参照物, 考察媒介性质、形态和功能变化发生后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民主社会的影响。本文试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疏理:
1 挑战法律体系的媒介一体化 (media convergence)
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 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丰富了媒介的形态, 给予受众更加多元的选择, 但与此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欧洲媒介版图。媒介一体化为其显著特征, 它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内容的全球化, 媒介之间的渗透, 新的竞争者的进入, 在结构上, 信息产业的电脑、电信和以电视为主的媒介业不断相互渗透融合, 其强大的发展潜力又吸附了更多的行业加入。网络媒体, 传统媒体, 与宽带网也以新的方式融合, 打破了传统媒体之间的技术壁垒。相应的程序供应商、内容供应商、频道运营商形成多媒体服务三足鼎立的局面。电信公司, 娱乐企业, 媒介集团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强势利益集团。从下面这张图可以清楚的分析三者关系: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 (1) 公共电话网络。 (2) 宽频有线网络。 (3) 卫星设备网络。 (4) 广播电视网。 (5) 移动电话网。
IT产业:1.计算机硬件2.软件3.网络设备内容供应商:1.出版商2.电影工业3.影像工业4.信息服务
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在智能网络服务与个人信息服务之间架起了连接桥梁, 而IT产业则保证了电子出版与智能网络的有效连接, 最后内容供应商通过电子出版物满足个体受众需要, 他们共同的平台就是全新的多媒体链接设施。
欧洲媒介一体化是从1990年欧洲委员会取消有关对有线电视网的限制后开始的, 由此为电信服务打开缺口, 由此电话业务, 付费电视, 以及视频点播应运而生, 点对点的电信销售模式解除管制后更加推动了媒介一体化。这就对媒介管理提出新的问题, 从原有对媒介社会功能的关注转向对媒介技术与产业发展, 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视;从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 分开管理到灵活多边的多媒体调控。一方面, 对媒介内容的管理更加复杂, 媒介技术的提高也要求管理水平的提升, 从一业到多业, 从分割管理到产业链管理;另一方面, 大的商业媒介有可能通过控制重要的媒介技术代替政府调控的主导地位, 其中机顶盒解码器对媒介一体化就是有决定意义的, 行业标准的确立也成为争夺的焦点。突破行政壁垒, 放开市场限制是否会形成新的结构性问题呢?因此完善而健全的法制体系是应变媒介环境变化的最大保障, 也是最大难题。
2 公共利益语境下的媒介集中化 (media concentration)
在过去十年, 大型私营媒介集团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国际化的媒介竞争态势, 解除管制后外部力量的进入, 新媒介技术对于新的媒介市场的需求, 原有媒介资本利益增长的本质需求都使得媒介集中化成为欧洲各国最普遍的现象。其形式可以包括 (1) 水平整合, 即同类媒体之间的兼并合作, 如同一地区的几家报纸合并, 形成求大于供的有力市场条件。 (2) 垂直整合, 由一家媒体控制媒介产业链的所有环节, 从内容到发行等等。 (3) 交叉整合, 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战略合作, 组成跨媒介集团。 (4) 外界整合, 其他经济领域的资本力量介入媒介产业, 增强媒介金融、政治力量。 (5) 国际整合, 上述4种形式跨国界的国际性媒介经济行为。
从经济角度考虑, 媒介集中化的优势在于: (1) 收购公司比建立新公司容易。 (2) 取得规模效益。 (3) 银行贷款和政策优惠。 (4) 易于获得政治资源和公共资源。 (5) 易于获得丰富的人力资源。 (6) 有实力更新设备和购买知识产权。 (7) 抗风险能力增强, 缓解经济危机。
问题的焦点在于媒介集中化是否会影响民主权利与公共利益, 而其根本保证就是媒介多元主义 (pluralism) , 从外延上包括媒介内部的和外部的多元主义, 前者是以媒介内部民主的结构和客观的专业取向为引导, 后者则是以媒介市场的竞争态势为保证, 从内涵上则指媒介的多样性 (variety) 与多元化 (diversity) 以及媒介品质 (quality) , 多样性指媒介形态的丰富, 是媒介的硬件应有尽有;多元化则指媒介内容的丰富, 形成意见的自由市场, 多种声音, 多种功能, 多种价值, 多种利益集团;品质则以它的公共性和专业性两方面为考察标准。对媒介集中化持赞同意见的认为: (1) 它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自然趋势, 商业和市场成功的表现。 (2) 现代经济生活的普遍现象, 规模化运作减少成本, 增加效益。 (3) 建立信息中心, 共享新闻。 (4) 企业规模最优化有利于其他集团的合作。 (5) 跨越媒介市场的屏障, 发展新媒介技术。 (6) 技术革新推进了媒介集中。 (7) 不断缩小的媒介市场需要集中力量创造高品质媒介产品。 (8) 对抗美国媒介产品的需要。 (9) 适应全球信息社会的需要。 (10) 能够以独立的姿态面对来自政治, 经济强势集团的压力。⑾可以采取更加独立的编辑方针, 有利于民主自由。⑿并没有实际数据表明, 媒介品质有所下降。有竞争的报纸, 电视与无竞争的媒体并无明显差别。
反对媒介集中化的意见则认为: (1) 媒介集中导致内容同质化。 (2) 只有竞争才能保证编辑的独立性。 (3) 竞争的减少导致地方信息数量的减少和品质的下降。 (4) 只有竞争才能增强媒介的应变能力和责任感。 (4) 跨媒介整合影响意见的多元化和品质。 (5) 满足特定利益集团需要, 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 (6) 利益至上。 (7) 抬高了媒介壁垒。 (8) 受众的花费增多 (9) 形成垄断利益。 (10) 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 引起社会经济方面的法律问题。⑾跨国界整合带来文化认同感危机。⑿跨国界整合引发跨界调控。⒀介入政治, 形成权力媒介, 对政府制定政策施加影响。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 欧洲委员会对于跨国界整合采取了积极的调控措施, 同时在1992年对欧洲媒介集中化现象提出了一个议案, 提供了几种政策选择: (1) 听之任之。 (2) 仅仅提出建议并促进媒介兼并的透明度。 (3) 指导或管理, 或建立专门的委员会予以指导管理。在各国内部则采取一些措施推动竞争, 增强媒介多元化, 意见多元化。 (1) 在数量上限制垂直整合。 (2) 在数量上限制水平整合以及交叉整合。 (3) 促成有效竞争。 (4) 鼓励媒介内部多元主义。 (5) 积极发展内容多元化。 (6) 保证媒介兼并的透明度 (7) 从受众人数上限制媒体扩张。 (8) 积极推动适应数字时代的法制法规建设。
3 现实考虑的媒介商业化 (media commerce)
媒体商业化与市场化, 私有化紧密相连, 在媒介发展史上是伴随着媒介的发展而变化的, 其内涵, 作用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早期报纸发展的过程中, 私人出版商在政府, 宗教势力的压制下顽强发展, 而自由市场主义是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和资产阶级报刊实践的锐利武器。但是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初媒介的自由发展, 意见的自由市场理念受到了扭曲, 商业化成为利益至上的代名词, 意味着面向新型工人阶级的大规模, 低成本, 低品味的媒介运作和媒介产品。而2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垄断集团则被视为对民主的严重威胁。
批评家指出, 商业化的直接后果是, 经济旨趣至上, 媚俗文化, 娱乐化, 同质化, 受众分层加剧, 广告比重加大, 以及美国化的大众文化。欧洲各国也一直通过大力发展公营媒体抵制媒介私有化, 商业化的弊端, 通过政府引导, 政策扶植, 资金补助形成有利于公众利益的非商业媒介形态, 注重节目质量, 保证媒介多元化, 以公众代言人的身份出现, 发挥媒介的社会功能, 推动传统艺术, 文化遗产的保护, 抵制消费主义。
但是现实的环境却使得私营媒介显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发展潜力, 公营媒介的力量在无奈的削弱。其原因主要在于: (1) 欧洲一体化进程。 (2) 政府财政削减。 (3) 新技术革新。 (4) 媒介全球化。 (5) 人力资源市场的变化。 (6) 缺少公众支持。 (7) 政治家的变化或者叫倒戈。商业化使受众有更多的频道选择, 节目选择, 可以有实力发展更新媒介技术, 同时也得到了来自政治力量的支持。在这种情势下, 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不再对其妖魔化, 或谈妖魔化就色变而是形成新的秩序体系, 以此扩展和丰富商业原则的发展目标和内涵要求, 通过政策法规促使使其注重公共利益的平衡。原有的媒介秩序中四个基本要素被保留下来: (1) 保留公营媒介部分, 保护信息多元化。 (2) 保护民族语言与文化。 (3) 促使媒介担负保护公共利益的责任。 (4) 限制超级垄断, 特别是跨媒介企业和媒介集团。可以说这是媒介商业化和政策妥协的结果, 也是媒介发展的现实选择。
4 结论
各国的媒介政策尽管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看主要有三种控制方法, 即行政、制度和法律三种方法对于这三种方法的使用, 各国有不同的侧重, 但一般来讲都是“三管齐下”。
行政控制的方法是指将其直接列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负责人即政府官员, 对政府负责, 执行由政府制定的媒介政策。为了保证控制的实施, 媒介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媒介收取的广告费和收看费直接交入国库。
制度控制方法是指建立国家及公众利益受托机构, 或称委员会。国家通过议会或国会行使最终控制的权利。其中包括媒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以及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处罚等。
法律控制方法是指将其纳入社会和法律的控制之下, 通过建立较健全的法律、法规来制约传播媒介的运行。在法律中既规定媒介向公众传递政府信息、维护政府权威形象的义务, 又规定媒介提供娱乐的权利, 即允许媒介赢利。而当媒介违反有关规定时, 是由有关管理机构和法律机构作出法律的制裁或处罚而不诉诸行政的处理。
欧洲各国的媒介除了国家政策外, 在欧洲共同体内部也实施了积极的跨国界政策管理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工具, 总是由一些人决定让另一些人通过传播媒介得到某种信息;反过来, 另一些人也会有权决定让前者慎重选择适当的信息内容。可见, 在大众传播过程中, 是人占有主动权。传播媒介只是人的思想和意志的载体, 从经营角度讲它受各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 受政治体制的影响。其性质决定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其体制只是一种外部形式, 它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相适应, 与社会交流的需要相适应, 对其基本性质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不同性质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方针和不同的服务宗旨, 决定了节目的内容。在今天的世界上, 它必然要为一定的利益集团所控制, 所利用, 为一定的利益集团服务, 成为一定利益集团的喉舌。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多维视野 篇8
(一) 突破文化概念的局限性认识, 在文化发展的时空上实现拓展
坚持统筹兼顾, 就要从发展全局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突破对文化的认识局限, 在多种经济文化背景并存的多维社会背景下, 不断推进不同时空不同类型文化间的融合与发展。
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筹兼顾。文化建设要有时空观, 建立立体的文化发展理念。从纵向发展来看, 一方面要加大对民间文化资源的系统发掘、整理和保护, 尤其要重视地方特色文化的细节,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使优秀文化成为鼓舞人民群众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基层群众的现实文化需求, 挖掘提炼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传统文化, 再辅以农民喜欢、易学、易传播、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文化, 切实有效地推进基层文化建设。
二是文化硬件与文化软件的统筹兼顾。加强文化建设必须统筹硬件和软件建设。硬件建设要以完善功能、提升品位为重点, 既要建设一批标准的文化设施, 更要切实发挥其作用, 不断健全公益性文化网络。文化软件建设要以丰富内容、突出个性为重点, 既要充分发挥文化示范户、“文化领队”、文化指导员等文化骨干的力量, 全力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人才队伍;又要更新文化管理和经营理念, 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不断提高对基层群众的服务能力。
三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统筹兼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现了文化产品的商品和意识形态两种属性, 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和谐共同体。要加快建设一批文化基础设施, 着力推进一批文化惠民工程, 加快构建城乡互动互助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作生产一批优秀的原生态文艺作品, 组织开展一系列群众自主的文化活动,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鼓励和扶持文化产业, 培育一批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文化品牌, 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化产业链;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 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 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
(二) 突破文化服务的功利性目的, 在文化发展的功能上实现拓展
以人为本的文化科学发展观, 要求拓展文化建设的多重功能, 唤醒公众的文化自觉, 激发公众维护文化权益和承担文化义务的共建共享意识, 形成供需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是要不断丰富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政府要把丰富基层文化放到重要位置, 做出科学安排和部署。基层文化馆舍要转变文化服务功能, 加大免费开放力度, 提高场馆使用率, 成为区域的文化中心和群众的精神家园。文化馆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指导群众文化活动上, 鼓励文艺团体和骨干分子带领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合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把发生在身边的新政新策、新知新识和新人新事等, 编成特色地方文艺样式, 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要充分协调和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者的文化需求。要以大众的需求为第一信号, 根据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设计不同的文化载体, 让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上各尽其能, 在“文化提高”上各得其所, 在“文化享有”上各得其利。要正确把握群众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文化活动中加入更多的益智、健身和娱乐功能, 逐步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的品位和质量。要重视“一老一少”的文化生活, 切实维护好青少年的社会文化环境, 以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充分体现对老年人文化生活的尊重和关爱, 引导他们进行文明健康的健身娱乐活动。
三是要积极引导和培育群众健康而多元的文化追求。要以社区、企业、校园和乡村为基地, 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要充分发挥文化的“教育、娱乐、审美”等功能, 积极引导和培育群众健康多元的精神文化追求。要鼓励农民自办文化, 选农民自己喜欢的文化“种子”, 不断激发基层文化的活力和长效因子。要以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文化礼堂、万村书库工程等为重点, 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 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三) 突破文化建设的单一性发展, 在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上实现拓展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就要充分认识文化发展多元并存、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 着重挖掘特色, 形成个性, 打造品牌, 努力形成文化建设的多声部合唱。
一是始终坚持多元文化共生共荣。充分尊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坚持民俗文化、生态文化、旅游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多元文化共生共荣。要坚持高雅与大众兼容。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拓展大众文化, 也要适当开展一些面向农村群众的高雅文化活动。要坚持传统与现代并蓄。既要大力加强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化保护和发掘, 使老艺添新技, 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也要适当组织或引进综合文艺表演活动, 让农民群众充分感受现代文化。要坚持主流与特色共存。既要积极扶持和壮大主流文化, 也要创作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 形成主流文化与特色文化同步发展的格局。
二是大力实施村落文化复兴工程。基层文化要在坚持个性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发展, 就要大力实施村落文化复兴工程, 根据实情建设村落文化, 由单一到多元, 由低层次到高格调, 激活农村文化的发展引擎。要广泛收集整理村落历史文化, 坚持因地制宜, 充分运用村落布局、民居建筑、祠堂庙产、宗谱家规、民间文艺、婚丧嫁娶及饮食习俗等文化内容展开挖掘建设活动。要对农村挖掘的非物质文化加以扶持, 让民间民俗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以形成村落文化根深叶茂、丰富多彩的局面。
三是积极培育各类地方特色文化。基层文化建设要重视特色文化的区域布局, 突出地方文化特色, 科学系统地挖掘开发, 努力培育一批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特色文化品牌。要大力发展民间艺术之乡、特色艺术之乡和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 继承和发展民间传统特色艺术, 重点扶持建设一批文化名镇、名村。要把文化品牌塑造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重大文化交流活动等结合起来, 着力构建文化品牌打造、宣传推广、产业运作的营销体系, 让独特的文化资源大放异彩。
摘要：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 基层文化建设要想有质的突破, 实现多维拓展和科学发展, 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 以多元的文化方式、多维的文化空间、多层次的文化平台,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多维视野 篇9
1 民俗文化的特征及功能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居有主体文化的地位, 注重人际关系及群体意识, 我国的节日民俗在这一文化传统的土壤中生长, 自然受到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人形成一方文化。保山市, 古称永昌, 源远流长的哀牢 - 永昌 - 保山文化, 突出的丰富性, 多样性, 保山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十分丰富, 在生产生活中, 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具有浓郁特色的民俗文化, 有:1群体性:民俗的群体性是指民俗的产生、传承和发展群体活动的结果, 例如中秋节有赏月, 吃月饼的习俗。2地区性:是指不同地域拥有不同的民俗事象,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饮食上, 川菜的麻辣鲜香, 沪菜的浓油赤酱都是典型例证。3民族性:是指任何民俗事象, 都是在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背景中形成的, 例如彝族的“火把节”。4传承性:我国民俗文化大多是继承多年来的历史传统而形成的, 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 例如春节、端午节。5稳定性:民俗被大多数人遵从, 就形成较强的稳定性, 例如:春节时贴春联、贴门神、吃年夜饭、放鞭炮, 在元宵节吃元宵, 赏花灯、猜灯谜等传统节日活动一直传承至今。民俗之所以被人们传承, 是因为民俗有其特有的功能, 个人走向社会, 个人适应社会一般是从入俗开始的, 因为民俗为每个人成功地担任角色、承担责任、完成社会化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民俗最基本的功能:1整合功能。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使双方协调一致, 让社会系统在整体运动中保持相对稳定。2规范功能。民俗通过自己那些不成文的规约、程式化的礼仪、习惯化的行为方式, 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约束和控制作用的一种功能。3教化功能。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教育作用, 体现在个人的道德品质、知识经验、行为方式等方面。4选择功能。人类虽然受到民俗文化的制约, 但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 因而可以选择, 对这种制约不是绝对地发生作用, 有助于人们进行各种价值选择。民俗文化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反映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 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关民间生产、生活表现出来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形态为我们展现着民族发展的历程和民族精神, 是一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 是我们发展文化事业, 推进民族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资源。
2 保山市少数民族风貌和民族文化景观
保山悠远丰厚的历史孕育出灿烂瑰丽的民族文化, 边地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民族文化在这里水乳交融、互为渗透、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化特质, 既有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神奇独特, 又保留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典雅淳厚, 在高黎贡山脚下, 怒江、澜沧江流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 生息繁衍着36种少数民族, 各民族交错而居, 形成“大分散, 小聚居”的格局。因而使各民族的生存方式、宗教习俗、建筑文化、服饰文化, 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以及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等都得以传承和沿袭, 形成独具魅力的多元民族文化景观。在节庆习俗中, 有保山端阳花街, 保山端阳花街是保山各族人民的传统盛会,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为此写下群花尽放, 凭空望之, 满城皆花, 如锦如芸币, 极为佳丽”的诗句。农历五月初五在每年端午节举行。届时上市花卉有数十万盆 (株) , 使得保山满城鲜花, 争奇斗艳, 其中以兰花居多。如今的端阳花街也是大型综合博览会, 花药鸟虫、土特产品、日用百货一应俱全, 全城张灯结彩, 货棚琳琅满目, 中外人士, 商贾名流, 纷至沓来, 蔚为大观。傈僳族的刀杆节”, 居住在保山腾冲、龙陵县的傈僳族, 每到农历二月初七要举行惊险的刀杆节。夜幕降临时分, 人们点燃篝火, 唱歌跳舞, 等到篝火燃尽, 形成一个彤红的火塘时, 若干精壮青年喝下烈酒, 赤足走进火塘中, 这就是著名的“下火海”。次日中午, 人们在草坪上竖起一根高杆, 上面横绑着刃口向天的数十把长刀, 5名下过“火海”的青年奋勇攀登至顶, 这便是“上刀山”, 展示了傈僳族青年的英勇无畏, 是我国民族传统节日中, 最为惊心动魄, 最为神奇勇敢的节日之一。彝族的“火把节”, 傣族潞江坝傣族的“泼水节”, 傣家人以“泼水”来庆祝傣历新年, 故又称“泼水节”。傣族是一个崇拜水的民族, 把水视作吉祥、友爱、美好的象征, 通过“泼水”表达祈求雨水和丰收的愿望。尽情享受那民族风和民间艺术带来的欢畅, 在民族民间舞蹈领域里, 耍龙, 舞狮子, 高跷, 板凳龙, 布朗族那热烈欢快跺地有声的激情打歌”。哀牢篱笆会每年正月十五, 保山河图镇都会举行哀牢“犁耙会”, 举办地大官庙是传说中的哀牢国大官供奉地, 犁耙会期间, 人们带上些犁、耙、锄、箩等农具和各色小吃来到哀牢山下, 互通有无, 为即将开始的春耕作准备, 举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最早的犁耙会主要是进行各式各样的农具交易, 如今, 犁耙会已经成为保山很有影响的民间文化经济活动。保山美食以腾冲为代表, 在云南独树一帜, 具有油而不腻、酸辣有度、香而爽口的特点。最著名的特色菜有大救驾、饵丝饵块、大薄片等, 锅子也是风味代表。保山自古便是“金银宝贷之地”, 不仅贸易繁荣, 而且物产丰富。翡翠是边城宝贷, 永子是棋中圣品, 腾冲有藤编、腾宣、腾药三佳, 潞江有小粒咖啡、芒果、香料烟三宝。
3 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提升
民俗观念是指民间长期流传并广为人知的世界观、信仰和信念、价值标准、社会经验和历史知识等构成的精神世界, 各地拥有同一种书面文献所传承的历史文化传统, 由于各地民众都不同程度地受儒、释、道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表现出丰富的地方差异, 也呈现出充分的地方特色, 各地的民俗观念是普遍的民族文化与地方性文化的综合体。在人生礼仪和传统节日活动中, 都能感受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传承。民俗作为人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创造并传承它的群体与个体具有的影响和价值, 通过表现文化的合理性, 使人们愿意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 并努力把它发扬光大, 其次促进人们相互认同, 增强群体凝聚力, 规范和调节这每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 民俗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到教育作用, 是一种自然教育, 为人们提供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切有实效的规范和指导, 民俗的教化侧重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 良风美俗陶冶人们的心灵, 例如爱国爱乡、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 民俗能够传授知识, 启迪人的智慧, 通过民俗可以了解本国本族的历史文化, 还可以掌握一些生活和生产知识, 民俗还具有娱乐作用, 民俗节日指约定俗成的具有群体性、模式化的日子, 以节日民俗和竞技民俗最为突出, 龙舟划船比赛, 赛歌, 民间花会, 戏曲, 曲艺, 为人们调剂生活, 增加情趣, 带来了欢乐和放松。民俗从文化负担转化为文化资源, 民俗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待了, 民俗受到尊重和珍视, 中国的特性在整体上是由民俗来体现的, 与这个民族生活相伴相随的民俗源远流长, 是与时俱进的, 对民族共同体传统的生活来说, 民俗是一种自发传承的过程。民俗文化能够形成传统、世代相继, 必有其合理性, 民俗文化联系着传统与现实, 弘扬正面效应, 减弱负面作用, 正是新时代民俗变异的基本任务。
参考文献
[1]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M].
[2]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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