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野（精选12篇）
法律视野 篇1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 西方的法律思想传入中国, 中国的法律制度开始逐渐被西化。我们一味的对古代中国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全盘否定, 却少有吸收借鉴其精华去指导现如今的法治建设。本文试从现在视野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从而论证其对现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法律制度,吸收与建设,法治建设,法治中国
一、历史上对中国古代法律的三次否定
中国传统法律在近百年中经历了三次被否定。第一次是从清末到民国时期, 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 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 清政府为了收回国家主权、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开始效仿西方法律制度试图富国图强。第一次否定表面上抛弃了传统法律, 实质上仍属于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第二次则是从解放区时期到毛泽东时代, 建立了现代革命的法律传统, 这时期的法律既完全否认了中国的传统法律, 又对国民党制定的资产阶级式法律进行了否定;第三次否定是在改革开放时期, 法律完全被西化, 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唯有西方法律才能适用当前的中国发展。
历史上的三次否定, 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在历史发展的今天, 中国完全有能力走出这种困境, 去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传统。
二、对三次否定的反思
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法律和社会是一个不实际、也不健康的法律和社会。一味的否定传统而不去吸收借鉴中华法系的精华部分, 不去汲取中华法系失败的经验教训, 对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是致命的。只有认识了过去, 才能更好的把握现在和未来中国的法治建设事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精神, 这一精神体现在法律在内的所有民族制度中。因此, 中国法律不可能完全被西化。
三、传统法律在“中国梦”氛围中的“再回头”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曾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曾经雄跨世界的华夏文明, 在法制的现代化进程中其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我们学习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 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它的消亡之中汲取太多的历史经验教训, 还在于它可以为我们今天提出的“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一) 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德治
“德主刑辅、礼法不用”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最大特点和一条挥之不去的主线,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 古代中国的法律开始儒家化。中国的传统法律是伦理法, 自然法和伦理法统一于伦理的规范之中, 而家法与国法共同实现伦理法。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 中国社会上下各安其位, 伦理道德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 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法系。
我们在向西方学习其先进法律文化的过程之中, 把我们最根本的传统丢掉了, 道德伦理危机在现今中国广泛存在, 整个社会缺乏信任, 人情冷漠。我们理应采取行动去扭转这种局面。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法治固然重要, 但是德治一样不能丢弃, 我们要做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学习中国古代法律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有助于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 有利于更好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 严于吏治有助于法治政府的建设
从中国法制史上看, 我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都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管理和使用, 严于吏治。在法治建设的今天, 政府的权力也理应受到法律的控制, 行政机关要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从历史经验教训之中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不严于吏治, 势必会导致腐败。基于历史上严于吏治的成功经验, 自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 我们大力的在搞反腐倡廉, 这对于限制政府的权力, 进一步的保障人权有着很大的裨益。因此学习历代严于吏治有助于法治政府的建设。
(三) 倡导法治, 保障人权
在中国古代, 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 不受法律的制裁, 圣人作法!王者制法!以权定法是常有之事, 这与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 等级观念被贯穿始终, 等级社会之下的人治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现代社会我们从法律制度上弊除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但却难以根本的消除等级制度。社会越发展, 平等观念越深入人心, 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我们一直在倡导着公平、平等,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例子无不在反映着社会的不平等, 等级观念依旧存在于公众心中, 出身、文化水平、收入水平、职位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导致了种种的差别对待。超越法律的人治现象在很多地区依旧存在, 人治大于法治, 不利于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
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之中看到等级社会对于人权是无法保护的, 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理应去缩短贫富差距, 尊重人权, 加大法治, 把他人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
四、结语
中国古代的法律虽经历过被否定, 但从现代视角看, 它对于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建设仍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法律不能拒绝历史, 我们要不断借鉴和吸收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 让这宝贵财富为我们真正的所用而不是闲置, 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最终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黄宗智.法律不能拒绝历史[J].法制资讯, 2013 (10) .
[2]李勋.中国法治变革下的价值观冲突[D].华东政法大学, 2006.
法律视野 篇2
一、国际竞争视野下的市场经济
（一）文明转型中的市场经济
1、世界性的文明转型
世界范围内的文明转型是以公元1500年为界，从农耕文明朝向商工文明的转型。农耕文明：从约公元前3500年至今
商工文明：从约公元前1500年至今 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古人类的定居生活等的发展，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第一次生产力的飞跃，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人们以农业为主，政治体制一般实行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社会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形。农耕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它是商工文明的摇篮。
商工文明是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海上贸易的普及、大机器的使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2、商工文明的几大特征
1）交换市场化——新大陆发现、开辟殖民地 2）思维理性化——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3）管理法治化——大宪章与光荣革命
4）政治民主化——英国宪章运动与独立战争
3、商工文明与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所引导，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1）交换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
市场经济意味着在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上交易主体进行着自由的交易，并且通过市场来实现资源配置。只有自愿平等的交易才能是最有效率的，并且符合公平正义的精神。农耕文明也存在交易，但至多是在一个分割的小范围的市场交易。2）交换市场化要求充分的法律保障
自由交换需要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并且只有市场越大，才能实现生产要素更有效，更充分的配置。而统一的大市场，只有通过强制性的国家立法才能实现。除此之外，市场的正常秩序和有效竞争更是需要法律加以保障。3）商工文明与市场经济
从商工文明的特征和市场经济的特征来看，两者具有很大的交集。从某种意义上讲，商工文明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两者都与法律的变革相伴随。
今天的中国要实现文明转型，无法避免法律推动变革的阶段。
（二）国际竞争视野中的中国市场经济
1、文明转型是历史的必然 商工文明在全球的扩展，“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到现在为止不过一百年，即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20世纪。在这一百年中，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原来落后的农业文明，这时都在向工业文明过渡。一个共同认识是，原先相对落后的处于农耕文明阶段的民族、国家都在向商工文明转型。如果对这种现象做一个相对全面的概括，可以说，许多民族的独立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迅速地发展，就是因为它们成功地实现了文明转型，采用了占优势的商工文明类型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管理理念和价值观念。
2、文明转型与国际竞争
由于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文明转型，而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文明转型，发达国家必然利用其先发优势不断巩固其强势文明地位，并且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追求尽快实现文明转型，并且希望赶超发达国家。这样的一种格局必然导致当今世界既是一个大多数国家进行文明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格局。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尽快实现文明的转型，否则仍然可能面临被强势文明打击的可能。
2、文明的转型与法律的革命
纵贯近代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工业革命等技术原因之外，法律的革命是其中关键的一步，英国能够最早爆发工业革命，实际上与英国最早通过法律对国王实现约束，确立了宪政，并对于资产阶级的财产权进行了有效的法律保护有直接的关联。由于对私有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极大的刺激了资产阶级和平民进行创新和创造财富的欲望。
二、市场经济需要法律保障
（一）国际竞争视野下的市场经济
1、外资试图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
外资并购目标直指国内各行业排名前三位的企业，并控股这些龙头、骨干企业。以达能为例，达能公司在中国饮料行业十强企业中除了收购娃哈哈的39家企业和乐百氏98％的股权之外，还收购了深圳益力矿泉水公司54．2％的股权、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公司50％的股权，以及汇源果汁22．18％的股权。同时，达能还收购了奶业企业蒙牛49％的股权，以及光明乳业20．01％的股权。
2、外资并购威胁到了民族品牌的生存和发展
最典型的案例，如：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大连机电厂，一直是国内中小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领航者，与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资后，连年亏损，仅3年时间就被新方收购； 全国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其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95％，1997年与美国一公司合资，7年后被美国公司全部收购；
1999年的南孚电池，其碱性电池产销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五，并且扩张速度世界第一，但南孚被控股之后，被迫从增长迅速的海外市场退出，如今一半生产线完全闲置。
3、外资并购的重点涉及粮食安全和民生产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1970年曾发表言论称，“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类。”
目前沿海地区的油脂加工企业大部分已被外资控制，东北地区成为国产大豆产业的最后一个“堡垒”。目前东北地区这最后一个“堡垒”随时存在沦陷的危险。高盛买猪。
4、外资控制中国的零售业并且进行衍生经营
大型综合超市市场份额80％左右被外资控制。他们通过低价竞争、规模化经营、开展衍生业务等方式，打败了内资零售企业。他们控制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将部分工业利润化为自己的利润；挤占供应商利润，通过亏欠供货商的货款、延长付款期限、收取进场费等“借鸡生蛋”的方式，筹措企业发展资金，使其既快速扩张规模，又能保持较强的竞争能力。进而控制零售业的上下游产业。
目前中国的零售流通领域共有300多家外资企业，分店2200多家，总投资3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知名的零售业巨头除了沃尔玛和家乐福，还有麦德龙、宜家、欧尚、(特易购)、大润发等。麦肯锡公司认为：在未来35年内，中国零售业60%的市场将由35家世界级零售巨头掌握
5、金融资本试图操纵中国的矿产资源业
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AACI）是领先的外商独资煤炭公司，由美国的一些能源公司和金融机构成立。1999年，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开始作为一家私人控股的开发公司在中国投资于煤炭及相关资产。2000年5月中国第一个中外合作煤炭开采企业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宣告成立。资料来源：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官方网http:///index.asp。为发展国际级管理能源设备，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在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它目前主要有两个项目：大宁煤矿和高河煤矿。
6、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侵害
1）国粹中医药，必须公布成分才能进入国外市场
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网站上的一个文件，找到了云南白药其中一款产品云南白药酊的成分表。这份文件列出了“云南白药酊”的全部成分，并注明了英文名和中文名。从成分表看，云南白药酊的具体成分为田
七、冰片、散瘀草、白牛胆、穿山龙、淮山药、苦良姜、老鹳草、酒精。这样的成分表在国内是的“国家保密配方”。（2）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品牌）被国外申报注册 端午节”被韩国成功申请为文化遗产，日本抢注同仁堂。以中国“少林功夫”为内容的商标，已被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大量抢注了，包括“少林功夫”、“少林武术”、“少林拳”、“少林全套功夫”，《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等中国古典名著，已被国外游戏公司抢注为游戏商标。
（二）国际竞争视野下的市场失灵问题
1、垄断的产生与发展及后果（1）垄断的产生与发展 A、19世纪60和70年代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垄断组织开始出现，但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如在60年代，美国工矿业和铁路业中出现了称作“普尔”的垄断组织。它们在企业间订立短期协定，规定共同价格，分配营业额和划分销售市场。德国在1857年出现了第一个卡特尔，到1870年增加到6个。
B、1873年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到80年代
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陆续爆发了1873、1882、1890、1900和1907年5次经济危机。危机的间隔时间从以前的平均10年左右，缩短为 7年左右。危机的频繁化和深刻化，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加剧了企业的兼并活动，也激化了企业间的竞争，从而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19世纪后半期，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创办股份公司的高潮。英国新创办的股份公司在1893年为2515家，1897年达5184家。这也加速了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趋势。到20世纪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美国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约1900个，占企业总数的 0.9%，而它们拥有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5.6%，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38%。
C、19世纪末20世纪初
由于工业高涨和经济危机的交替作用，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大大加快，垄断组织急剧增加，普及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并和银行垄断结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垄断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垄断资本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统治地位。在工业迅速集中和垄断的同时，银行业也迅速地向集中和垄断发展，并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融合的金融资本。1901年银行巨头J.P.摩根(1837～1913)组织美国钢铁公司，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19世纪90年代掌握花旗银行，就是典型的例证。20世纪初，在美国已经确立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它们的代表者是摩根、洛克菲勒、库恩－洛布、梅隆、杜邦、芝加哥、克利夫兰、波士顿等八大财团和60个家族。金融资本还操纵政府，控制着国家全部政治生活，决定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2）垄断对于市场秩序的破坏（1）价格垄断拉高整个社会成本
垄断性行业所从事的一般都是与决大多数人、行业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例如电信、邮政、自来水、电力、煤气、铁路、航空等等。因为这些行业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这些行业的服务价格的高低便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成本。这些行业的整体效率直接关系到其他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垄断行业的成本又是最难估算的，电信部门说市话亏损，邮政部门说普通信件业务亏损，自来水公司也说自己亏损。但是许多消费者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亏损、搞不清亏损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会计或审计部门告诉我们垄断行业的成本到底是如何构成的。（2）行业垄断导致有效投资不足
目前经过审批的私营速递公司北京、上海和深圳都有几十家，但地下“黑市”速递公司的数量则在1000家以上。虽然按照国家《邮政法》的规定，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寄递业务由国有邮政企业专营，但是许多速递公司也在以各种形式参与这项服务，据统计，EMS目前最低的资费是23.3元，而私营速递公司的最低资费不过10元左右。超额的利润必然引来资金，哪怕公司的身份不太合法。
从1995年起，EMS营业额的年增长率也有2%，但其市场份额却在以每年4%的速度衰退。同一时期，四大国际速递巨头在中国的营业额增长却保持在20%以上。尽管现时EMS在国内速递市场仍是“老大哥”，但是它的市场份额已经由最高峰时的近97%，跌到目前的40%左右。垄断企业能通过垄断获得超额利润，从而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妨碍了其扩大业务规模的积极性。行业垄断阻止社会资金进入该行业，虽然有资金为利润引诱通过各种方式“违规”进入，但规模总是有限的。
（3）行政垄断滋生腐败毒瘤
由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所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称为“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它比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危害性更大，特别是少数腐败分子利用具有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如果“给钱”才能办事，垄断成了腐败的温床，这不仅影响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使政府信用遭到损害，失信于经营者。
腐败在当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由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租金”）流失。比如，中国最大的垄断行业之一的电力业，根据他们的估算，每年造成的租金损失在560亿元至1120亿元之间，而民航的垄断“租金”每年也多达75亿元至100亿元。垄断把消费者收益转给垄断生产者，创造出超额利润，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估计这类损失每年达1300亿元至2020亿元。
2、产品质量问题
在市场经济运行之中，微观领域最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由于商人们以追逐利益为唯一目的，所以在商工文明早期，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必然出现产品的质量问题。当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反思。以英美国家为例，在资本主义早期，同样出现了大量的商品安全和质量问题。当商品的质量对于人们的生命和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时，人们必然要思考如何解决产品质量问题。
2008年中国的三鹿事件，对于建设市场经济并进行文明转型的中国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一个商业文明初级阶段企业不惜牺牲普通公众任何利益来牟取利润的典型案例，由于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安全，引起了全社会的集体关注。中央政府提出社会管理创新，构建和谐社会，构建食品安全制度就自然的成为了其中重要一环。
（三）国际竞争视野下的政府失灵
1、从自由主义走向凯恩斯主义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看到经济自由放任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调节所导致的经济危机频发、贫富悬殊、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发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经济理论占了上风成为主流。凯恩斯认为，仅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人为的对经济管制，才能克服“有效需求不足”，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特别是“二战”以后，“混合经济”，即一种市场因素与计划因素并存的经济管理体制代替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特征，国家几乎成了一个最大的企业。主张国家强化经济管理的经济和政治家们认为，政府是公众利益的忠实代表，不谋私利，这些优良特性正好能弥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存在的局限性。
2、政府失灵与公共选择学派 公共选择论认为，利用政府干预经济很难完全弥补市场失灵，因为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这就是说，当每个选民、政治家和官员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且他们在政治市场上相互作用时，所引起的“公共选择”并不一定能比无调节的市场更好地消除浪费和实现配置效率。
（1）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也适合于政府官员 在理论上讲，公共选择论者对官方机构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也适合于政府官员，即决策的专家官员们也是谋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他们在进行公共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掺进他们自己的私利，并力图使他们的个人利益极大化。正如著名公共选择理论家小威廉·尼斯卡宁在给国家下定义时认为：国家只不过是构成成员实现偏好的工具。
（2）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并不严格地受制于政府的决策 专家治理决策方法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都严格地受制于政府的决策，它们都将根据一个非个人化的专家治政者决定的价格与市场环境来决定它们将提供的产量。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社会上各利益集团都设法通过它们的代表或代理人来制定自己的政策，以实现为本集团利益服务的目的，这意味着它们的行为已越来越不受专家决策的影响。（3）政府的弥补能力是极有限的
原因在于，对市场失灵状况难以准确判断，即使判断正确，在“对症下药”时，由于政府官员的素质低，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搭配不适当，干预力度方面难以控制，加上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系统是由政府众多的机构和部门构成的，这些部门间的职责划分、协调配合、利益整合都会对政府干预的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结果，20世纪70年代，“滞张”的产生,不仅导致了许多宏观经济模型的崩溃,而且也宣告了专家治理决策方法的失效。
三、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手段
（一）保护本国经济产业立法 在目前的国际竞争中，各发达国家从来都是对本国和国外实现双重标准。对于国外高声疾呼环境保护高于一切，自由贸易是全球经济的基石等你不得不承认是有道理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主张，但对于本国重要的产业则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其国家战略利益通过法律的形式贯穿于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1、美国的经济安全立法 以美国为例，对于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总是通过法律的形式禁止国外资本介入。美国制定的《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及有关法规制定的实施细则扩大了对于国家安全的解释，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根据该法律，不仅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安全，所有“如果遭到破坏，或被外国人控制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系统和资产”，如银行、供水、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等也都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美国投资委员会有权强行要求外国并购方提供有关情况。外国投资人在并购报告中，必须增加回答一系列有关问题，比如该企业是否由政府控制，是否为政府的代理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在军队服过役等。如果外国企业报告不实，每一处错误将被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接到关于要求并购的通知后，投资委员会将用30天展开调查。哪怕只有一名成员认为存在安全威胁，委员会也必须展开历时45天的正式调查，然后围绕是否阻止收购的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总统随后要在15天内做出决定。
2、中国目前经济安全立法现状
2008年3月，中国华为公司联手美国公司，打算并购美国3COM公司，最后就是因投资委员会的阻挠而放弃。2005年中海油欲收购美国的优尼科公司也遭到美国投资委员会的阻挠而失败。
中国目前在外资并购领域有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以及2011年第53号《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以及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三项规定。
3、存在的问题和路径
尽管对于外资并购存在一些规定，但主要的问题是规定比较粗，而且层级比较低，因此我国应该针对外资进入中国的产业出台相应的法律。对于外资并购中国的各个行业的品牌企业，包括粮食产业、矿产资源、零售行业、等涉及经济安全的产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应采取专门立法进行规制。
（二）保障市场经济良性竞争的法律
1、明确竞争立法思路
世界各国关于竞争立法，存在分立式、单一式的思路。目前我国既非单纯的分立式，亦非单一式，因为我们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中也包括对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是采取分立式还是单一式。如果采取单一式，那么就要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内容予以合并，统一进行法律规制。如果采取分立式，就应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其对于垄断的法律规制部门纳入到反垄断法中来。就目前法律实际情况而言，后种思路成本比较低。
2、加强反垄断法的可操作性 首先反垄断法从一出台，法律规定的反垄断委员会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执法机构，而变成了一个软性的协调性机构。三个部委分割形式反垄断执法，使得我们的反垄断执法显得有些先天不足。所以目前的反垄断法首先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高规格的执法机构。因为我们目前的很多垄断行为就是行政机关本身的操作，所以希望几个部委作为执法机构实际上是不大可能达到希望的执法效果的。所以有必要设计直接对总理负责的独立于各部委的准司法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其次是要制定相关的配套诉讼措施。由于反垄断的利益受害人在资源能力上与垄断行为者不可比，信息上也严重不对称，所以要使反垄断法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建立相应的诉讼配套措施来降低原告方的成本，并且提高原告胜诉后的收益。各法域反垄断法理论和实践上推出了各种应对方案，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如美国的三倍损害赔偿制度）、律师费承担方式（如美国一边倒的费用转移、或然费；英国法院被授予较大的权力决定费用承担、有条件的律师费协议）、诉讼费用援助制度、群体性诉讼方式（如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中国可结合自身国情加以借鉴。
3、加强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
在微观经济调控领域，包括竞争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初期，产品质量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在西方国家也都是经历过的。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初期，资本的追求利润往往无视基本的道德，甚至无视公众的生命和财产。然而物极必反，当这种非正义的追求利润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遭到整个社会的谴责和抵制，并迫使其进行反思和改变。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应该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之前也有食品安全事件，但没有一个事件像三鹿事件那样对国人的心灵震撼巨大。这个事件掀起了国人对于整个国货的安全的担心和抵制。在这种社会空前的压力之下，执政党和公众必然要求商人提高道德，不能通过非道德的收到牟利。正如温总理所言，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但还写了《道德情操论》，两者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来说缺一不可。我们的食品安全立法和产品质量法应该通过确立更严厉的惩罚标准以及更强有力的执法，迫使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不得违规操作，挑战公众的底线。
（三）促进政府适当干预经济的法律
1、现行的各级政府组织法过于原则
首先是我们的《国务院组织法》还是1958年制定的，其内容太过原则，仅11条，其中涉及国务院职权的仅有1条，只规定了国务院行使宪法第89条的职权，即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其次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除了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监察部的组织和职权由相应的法律规定外，其他部门的任务和职责都是国务院的行政文件规定的，缺乏规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再者，《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采取合一立法，显得内容庞杂，不利于政府依法干预经济。
因此，对于《国务院组织法》应进行修订，详细规定其职权。对于各个国务院组成部门也应详细规定其职能和任务。再者对于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也应分别立法，因为两者的权力性质不同，应分别规定并具体规定其职能任务。
2、宏观经济调控立法（1）财政税收立法
首先是预算法的修订迟迟没有出台。通过预算法的修改实现对预算领域的法律控制，从而逐步推进财政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的重要前提。其中尤其是将所有的财政收入纳入到预算中来，并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实现预算民主。其次是我国目前的税收和国债领域只有有限的三部法律，亟待将所有的税收和国债条例上升为法律，从而实现财政收入法治。（2）金融立法
法律视野 篇3
一、 电视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分析
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定义，著作权为“原创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音乐作品或其他艺术作品的原作者所控制的一种独占权利，包括其作品之再创作、复制、演出、利用其思想的口头表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可见，著作权法上的作品的法律特征包括独创性、可复制性，并且是智力创作成果。那么，电视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具有上述三种属性呢？
体育赛事活动本身并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这一点国内外基本是一致的。但是，体育赛事节目不同于体育赛事活动，它除了组织者的领导和运动员的参与外，还加入了图像、文字、配音、剪辑、编辑等一系列后期加工的节目制作行为，其中融入了工作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因此它是节目制作者的智力创作成果。体育赛事节目作为体育赛事活动的载体，无疑是可被复制的。那么衡量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属于著作权中的作品的关键就是其是否具有独创性。体育赛事节目与现场进行的体育赛事活动本身至少存在以下区别：1、体育赛事节目中的比赛进程展现的是围绕运动本身的部分球场画面，并非展现完整的比赛场面，因此，节目呈现的画面是经过摄像师和编导人为选择的；2、电视节目会给予在比赛现场无法获取的信息：例如个别球员的特写画面及姓名介绍、专业评论员的解说、主持人的评论等；3、电视节目中，在比赛中场休息或结束时，通常会出现记者对运动员进行采访的画面。因此，体育赛事节目具有相当程度的独创性。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该节目应当属于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
二、国外电视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及启示
根据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2009年3月发布的《数字盗版报告》，大多数国家，对于体育赛事的广播是受到著作权法律保护的，任何未经授权的传播、或者录制都属于侵权行为。
域外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做法是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作为作品进行保护。美国1976年《国会报告》中对于“即时制作和录制”的内容是否可获得版权的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案，并将其归入电影作品的行列：“当一场足球赛被四台电视摄像机覆盖，并且有导演指导四台摄像机的活动、选择将摄像机拍摄的哪些电子图像、以怎样的顺序呈现在观众面前时，毫无疑问这些摄像师和导演的所从事的工作具有了“可版权性”（authorship）”。根据国会报告的论述，“（在此等比赛节目中）当被广播的图像和声音是首先录制后被传送的，被录制的作品应当被视为“电影”，而当节目内容在即时向公众传送的同时被录制时，也应亦然”[1]。
英国1988年颁布了《版权、设计和专利法案》，其中第一部分“版权”中规定作品的形态包括“录音、电影、广播和有线节目”。在2006年欧洲足球联盟及天空电视台等诉KEITH BRISCOMB等案中，原告诉称被告未经授权转播原告组织和播出的欧洲足球冠军联赛，侵犯了原告在欧冠联赛节目中的版权。英格兰高等法院大法官Lindsay同意了原告的说法，并认可原告的版权还包括附随于欧冠联赛节目中的视频片段、星球标志及特别创作的赛场音乐等内容。
类似的判决在加拿大关于冰球赛事直播节目的案件、澳大利亚关于板球赛事直播的案件中都屡见不鲜。
三、 我国电视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现状及问题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体育迷群体，电视体育比赛节目也作为一种普遍的大众娱乐方式，凸显出巨大的商业价值。目前，各电视台在热门赛事转播权和报道权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围绕着电视体育赛事节目的转播权纠纷也随之出现。
从立法方面来看，尽管《著作权法》及相关法规就著作权使用这部分做了比较完善的规定。但是就电视体育赛事节目这一领域来说，相关法律规定尚不能满足实践发展需要。《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的受保护的9类作品中，并不包括体育赛事及相关作品。由于体育赛事及相关作品缺少立法保护，使得体育电视节目著作权使用若想寻求法律救济还存在许多困难。
从实践方面来看，现今由于重大赛事的转播权和报道权的获取成本高昂，因此只有少数资本雄厚的电视机构才有能力取得。在这种背景下，有些没有转播报道权的电视台为了获利，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而擅自播放其他电视台节目的行为时有发生。
伴随着科技发展，对于相当一部分体育迷来说，通过互联网观看体育比赛已成为常态，并且由于这种观看方式并不复杂，只需下载一个客户端便可轻松实现，因此，许多网络运营商都纷纷热衷于对电视体育赛事节目进行网上直播，在此过程中经常会侵犯电视体育赛事节目制作者的网络转播权。近期发生的电视体育赛事节目纠纷案例也往往和网络转播权有关。嘉兴华数电视通信有限公司状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一案，作为首例“有线电视和网络电视之争”的案件，其审判结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案在学界引起广泛热议：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是否应延伸至互联网领域。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起诉。首先，因为《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主要借鉴了《罗马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而这两个国际公约并未将网络传播行为视为“转播”。不难看出，《著作权法》的立法原意并不认为网络转播行为属于“转播”。其次，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包括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并不包括广播组织者，这说明广播组织者不享有对网络传播的控制权并非是立法的缺陷而是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
中国的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中国政府的振兴文化产业纲要、振兴体育产业纲要都已陆续发布。如果对于以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为代表的网络直播现象缺乏法律规制，则必然会影响中国本土体育赛事组织、节目制作团队、通过付费获得转播授权的信息提供商的利益和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完善电视体育赛事节目立法，势在必行。（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法律视野下的良心企业 篇4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世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应当积极应对, 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另外这也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相一致。但是要使企业行驶其社会责任, 单靠企业中个人的良知和道德是不够的, 必须通过法律和制度来调整和约束, 让广大的媒体, 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 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 最终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广义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 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员工, 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 包括遵守商业道德, 生产安全, 职业健康,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节约资源等。企业的社会责任从类型上可分为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 包括对职工, 对债权人, 对环境, 社区和慈善事业的责任。要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 不断提高持续经营能力, 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有所变化的, 因此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产生, 发展和变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较长, 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发展相对更加完善。最初企业的经营主要是为了盈利, 但是随着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经济学理论的产生的发展, 对企业的要求逐渐增多, 形成了最初的企业社会责任。但是此时的企业社会责任仅仅是指企业在法律要求的范围内, 公平合理的给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 提供就业岗位, 按时交纳赋税, 就是履行了社会责任。在十八, 十九世纪, 慈善事业被认为是企业的重要社会责任。而到了当代, 因为经济的高度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了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在过去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其他方面, 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 社会对企业有了新的期待, 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了更多的内涵包括教育, 健康, 就业福利, 环境保护, 节约和爱护资源等多个方面, 并且在不断的增多。但是也要注意一点, 企业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首先将企业经营好, 这是企业履行其他责任的前提和载体。
二、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途径
目前在我国的企业当中, 由于市场经济的实行时期尚短, 社会责任的意识才刚刚兴起, 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淡漠, 经济高速发展但法律体系相对不健全, 其中的矛盾十分的尖锐,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还不成熟,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以牺牲长远利益来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 由此而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为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企业本身缺乏社会责任意识, 另一方面还是由于我国在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政府的引导力度不够造成的, 因此确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法律的视野内做一个有良心的企业, 以法律的手段调整和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 首先要构建一个企业社会责任体系, 以此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情况, 在舆论压力, 消费者和企业道德自觉的情况下来实现, 但是在我国这种约束是脆弱的, 因此应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责任标准。
其次要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以约束企业行为。我国现行的规范企业行为的法律均未对企业社会责任有专门的规定, 企业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应当从立法, 履行和监督三方面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体系。立法机关必须在详细的调查企业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加快相关的法律体系的建设, 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纳入相关法律中, 并明确相应的处罚措施, 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有法可依, 以此来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 确保企业和国家的长期和谐发展。执法机关则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 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严厉打击利用职务的便利谋取私利, 玩忽职守, 贪污受贿等。广大的人民和媒体则应做好舆论监督工作, 使企业履行责任公开, 透明, 公平, 公正合理。
再次, 政府与企业要加强互动, 积极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政府要宏观调控, 以科学的模式干预, 尊重公司商法的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保护公司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的应有秩序, 积极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环境并提供服务;同时还要在法定的责任范围内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呢。
最后要建立多层次的监控渠道, 加强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监督, 充分发挥舆论媒体和消费者协会, 工会等社会群体组织的作用, 形成多层次, 多渠道的监督体系和制度安排, 以促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环境。在这之中, 行业协会应当发挥积极地作用,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国际接轨, 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促导机制, 以加强监督。
法律视野 篇5
摘要 加强对农村法律问题的调查才能够使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目标，需要完善农村法制，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需要加强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律控制，构建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需要有效解决关系农民利益的多发纠纷，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关键词和谐新农村法律问题法律意识
一、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提供保障
（一）关于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
1.关于农民对权力与法关系的调查：“你认为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如何？”其中，约44.7%的人认为法大于权，21%的人认为权大于法，约32.3%的人认为权
法并重，1%的人认为互不干涉。
2.关于农民了解法律途径的调查：“你觉得法律有用吗：你了解法律的途径是
什么？”其中，有41%的农户选择了“法律很有用”，也有46%的农户选择
了“法律偶尔有用”，约有13%的农户选择了“法律无用”。有65%的农户
选择了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法律的。
3.关于农民对犯罪认识的调查：“现实生活中最严重的犯罪是什么？”其中，62.1%的人回答是杀人，7.6%的人回答是贩毒，27.5%的人回答是贪污、受
贿，2.8%的人认为是其他。
4.关于农民对监督权认识的调差：“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监督权？”其中，50.1%的人回答是不知道自己有监督的权利，32.5%的人回答监督权是形式，17.4%的人认为是享有监督权。
（二）对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结论
通过以上对农民法律意识方面的调查，我们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逐渐
开放，较之以前农民法律意识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也不能作过高的评价，其
种种不足是有目共睹的。集中表现为农民对法律只是知之甚少，当他们自身权
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他们很难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等。
农民法律意识能否正确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
结构的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民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则农村社会经济建设就会顺利进行，得到高速发展。相反，如果农民的法律意
识不能正确、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要
求作了片面的、歪曲的反映，则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困难重重，停滞不前，甚至使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扭曲，发生变异或畸形现象。农民素质哦高与低直接
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所以我们要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从
而速进和谐新农村的建设进程。
二、加强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律控制，构建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为实现农村和谐目标
提供保障
（一）关于农民解决争端方式的调查
1.设问：“当您有家庭或邻里纠纷时，您首先选择的解决方式是？”，其中，有65%和67%的农户首选由“村委解决”，而选择“法院”的进分别占17%
和31%，甚至低于“找亲戚或邻里老人解决”和“找上级政府部门解决”，处于最末一位。
2.设问：“当别人侵犯你的权利，你选择什么方式保护自己？”，其中，31.6%
回答起诉，6.3%回答报复，34.5%私下和解，26.3%公家调解，1.3%回答其
他。人治观念又使许多农民不愿意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而往往采取“私
了”或者其他简单甚至暴力的方法。
3.设问：“你对私了有什么看法？”，其中，34%的农民认为合理，约11.2%的人认为不会伤和气，约27.5%的人认为可以实现公平，约27.3%的人认为不
影响名声。
（二）对农民解决争端方式的调查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着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度与效度的削弱问题，主要原因是制内的国家法律供给不足且与乡村社会需要不契合、乡
村社会里社团组织和中介组织缺乏等。为了能够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提
供保障，需要构建多渠道解决争端机制，例如：建立和完善村民调解组织，提
高村民委员会处理纠纷的能力和积极性，法院与派出所要建立更加贴近群众的有效的纠纷处理机制，切实推进行政控制手段自身的改革，使基层政府真正成为农民可以有效制约的政府组织，成为愿意并且不得不对老百姓负责的“责任
政府”。
三、有效解决关系农民利益的多发纠纷，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全面推进和谐新农
村的实现
通过调查，我们在发现农村经常会发生的一些纠纷包括：赡养纠纷、土地承包经营问题、农村土地宅基地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务工劳动合同问题、封建迷信以及邪教问题等。目前，封建迷信以及邪教组织已成为农村中威胁群众安全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大社会因素。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需反对封建迷信，铲除邪教。要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问题，根本的措施是要完善有关土地的法律制度。一是坚持土地承包经营制不动摇，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特别耕地保护制度。三是要规范征地、用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实现公正补偿。在劳动领域，农民工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就业、上学、居住等存在诸多困难。疏导、化解这些社会矛盾和纠纷，需要通过政策措施的法律化有效保障农民工应该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同时完善法律服务制度，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律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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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水流，当代中国农村法律发展道路探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 王利明，和谐社会应当是法治社会，法学，2005
【4】 任仲平，重大的战略任务壮阔的历史征程——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
法律视野 篇6
关键词：暴力伤医；医患矛盾；医生权利保护；对策研究
本文立足于医生权利保护的视角，对伤医案件频发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提出对医生权利保护的法律对策，以加强对医生的保护，缓解医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医患关系的现实背景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信任瓦解，医院暴力伤医案件频发，医疗纠纷逐年上升等现象日益突出。2014年4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四起近年来的暴力伤医典型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医疗纠纷发生以后，患者和医生都为了维护或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得不开展博弈，以致医疗纠纷数量激增，医患矛盾不断突出。各种医患矛盾冲突因其突发性、不确定性、急迫性与舆论关注性，严重阻碍了医疗活动的正常秩序，严重威胁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
二、医患纠纷中医生权利被侵害的理论分析
医疗服务的顺利开展，得益于医生与患者的相互配合。因此，在保障患者权利的同时，不应当忽略对医生权利的保护。医生的权利包括治疗权、强制医疗权、医学建议权、免责权、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自卫权、求偿权等。在目前发生的伤医案件中，易被侵害的医生权利主要有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自卫权、求偿权。首先，医生的生命健康权。生命是自然人赖以存在的前提，在不断发生的伤医案中，医生的生命健康权普遍遭到了巨大的侵害，这是对医生最基本人权的侵犯。其次，医生的人格尊严权。人格尊严权是指公民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的权利。医生的人格尊严应受到保护和尊重。再次，医生的自卫权。当医生的生命、财产受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有权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自卫，以阻却违法行为。最后，医生的求偿权。执业医师在工作过程中，人身、财产权益遭到不法侵害、人格尊严遭受侮辱时，造成人身损害和精神痛苦时，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三、暴力伤医案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剖析
1.医疗体制不健全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我国GDP总量不断增长，然而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的投入和建设却没有同步跟进，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短缺、分配不合理、浪费严重，以致医患沟通不到位，容易产生误解和矛盾。这往往是医患纠纷最直接的导火线。
2.法律法规不完善
当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用以调解医患纠纷、惩处暴力伤医行为。与医患纠纷相关的法律规范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中，如《民法》、《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法律规定的缺位导致医患双方的权利都没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3.沟通理解不到位
在医疗实践中，医患双方由于知识背景、社会地位等的巨大差异，医患双方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当医疗纠纷发生时，患者则普遍认为是医生医德败坏和医院唯利是图，从而对医生失去信任。一旦出现不良医疗后果，患者往往会将责任归咎于医生。
4.舆论引导不恰当
媒体作为舆论的先锋，在医患纠纷发生时，为了吸引眼球，常常以“患者权益受到医生的侵害”为思维定式，做出与事实不符的虚假、不实报道。这种不恰当的舆论引导，通常加深了医患间的误解，对加剧医患矛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医生权利保护下的暴力伤医案件防范与医生权利保护之防范对策
在当前医患矛盾凸显的背景下，在充分保障患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大对医生权利保护的力度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生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足发展。
1.强化卫生部门的组织领导职能
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各级政府中负责医疗卫生行政工作的部门，应指导督促医疗机构提高其服务能力与质量，加强自身建设，保障医疗安全。同时，督促医务人员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改善服务态度，做好与患者一方的沟通工作，完善医患沟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此外，卫生行政部门应会同行政执法机关，开展涉医矛盾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化解矛盾。
2.加强公安机关的防控执法职能
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对暴力伤医行为坚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害医務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坚决遏制侵害医务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对正在实施的暴力伤医行为，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同时，配合其他有关部门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密医院及周边的巡逻防控，维护医疗秩序。
3.构建多重机关的纠纷解决职能
对于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不成的医疗纠纷，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制，作为独立于医疗机构、患者、保险公司以外的专职调解医疗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并完善调解组织队伍建设与调解工作运行机制，使之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公正有效的途径。此外，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设定，有利于实现医生风险的转移，提高解决医疗纠纷的效率，保障医生权利。
4.注重媒体舆论部门的引导职能
信息网络时代，媒体必须充分考虑到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高风险性，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理性成熟地做客观、公正的报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唤醒社会大众对医生保护的集体意识，避免恶意的跟随与效仿。
参考文献：
[1]向彦.浅谈医生的权利[J].知识经济，2013（08）
[2]吴岚，丛梅，仇嘉禾.我国医患冲突加剧的社会原因及解决机制[J].南方论丛，2014（04）
[3]徐媛媛.医患纠纷与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调整[J].理论界，2010（08）
[4]成晓娇，杨小丽，孙亚梅，曾原琳，魏晶.基于“温岭杀医案”的医患关系暴力倾向现象多维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14（19）
作者简介：
万思远（1994.01～）女，浙江舟山人，本科，江苏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法学。
法律视野下的军人财产归属探析 篇7
一、军人财产的法律规定
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下列财产, 原则上应属夫妻共同财产: (1) 工资、奖金; (2) 生产、经营的收益; (3) 知识产权的收益; (4) 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 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规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除外; (5)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上述财产, 要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还应当同时具备两项条件:第一, 夫妻双方对财产归属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第二, 必须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所取得的任何财产, 如果没有约定、法律规定和证据表明属于一方个人所有的, 应按夫妻共同财产对待。
下列财产, 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应属夫妻一方个人财产: (1) 一方的婚前财产; (2)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3)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4)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归属实行“约定优于法定”的原则。即夫妻双方对财产归属有约定的, 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按法律规定确定财产归属。对于约定, 夫妻双方既可以对婚前财产归属进行约定, 也可以对婚后财产归属进行约定;既可以约定婚前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归自己所有, 也可以约定婚前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或者归另一方所有;既可以约定婚后所得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 也可以约定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某一方个人所有;既可以约定共同所有, 也可以约定按份共有。但是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书面约定, 或双方对约定又存在争议的, 应视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即应按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财产归属。
二、军人财产的种类
军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 除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一般财产外, 也有一些特殊财产。军人的一般财产主要指工资, 包括职务工资、军衔工资、军龄工资和军队统一的津贴、补贴。军队统一的津贴、补贴包括:职业津贴、生活性补贴、工作性津贴、房租补贴、专业岗位津贴、基层岗位津贴、地区津贴和节日补助等;地区津贴包括边远地区津贴、高山海岛等艰苦地区津贴、驻西藏部队特殊津贴、地区生活津贴等。军人的特殊财产包括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死亡保险金、退役医疗保险金、优待金、伤残抚恤金、伤残补助金、死亡抚恤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安家费、回乡生产补助费等等。
三、军人财产法律归属
军人一般财产 (工资) 部分, 按照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如果没有约定, 应视为夫妻共有财产, 在发生婚姻变故需要分割财产时, 一般应当均等分割。对与军人身份有关的特殊财产, 应区分不同情况, 确定其归属。
1. 纯属军人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
婚姻法第18条规定,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为夫妻一方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13条规定, “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根据上述规定, 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2010年1月1日以后的意外人身伤害保险金等属于军人的个人财产, 如果发生离婚, 配偶不能分割上述财产。如果发生继承, 可作为军人的遗产份额。回乡生产补助费是鼓励军人到农村创业的经济费用, 应为军人的个人财产。
2. 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11条规定,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或房租补贴,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应当为共同所有的财产。据此规定, 军人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或房租补贴, 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部分, 为夫妻共同财产, 否则, 为军人的个人财产。如果发生离婚, 配偶只能分割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 一般应当均等分割;如果发生继承, 只能将军人个人的财产作为遗产份额。安家费是发给军人重新安置家庭的费用, 这项费用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否则, 为军人个人财产。
3. 复杂所有关系的财产。
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是安置军人生产、生活的费用, 应归军人所有, 一般不能作为家庭共同财产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14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 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 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前款所称年平均值, 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70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据此, 对于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 即便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也不完全是夫妻共同财产, 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军人的个人财产。在离婚分割这部分财产时, 如果均分, 就损害了军人一方的合法权益, 应按法律规定计算后进行分割: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的数额为: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总额÷ (70-军人入伍时的实际年龄) 。从此可以看出, 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越长, 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额越大, 充分体现了法律的价值。
属于军人个人财产的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数额为: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总额-应属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额。
军人的医疗保险金和伤亡保险金也具有复杂性。军人的医疗保险, 实际上是指“退役医疗保险”, 因为军人在服现役期间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不存在医疗保险问题。根据《军人退役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第7条规定, 军人缴纳的退役医疗保险费, 实际上是其工资的一部分。但“退役医疗保险费”并不等同于“退役医疗保险金”。在“退役医疗保险金”中, 除了军人自己每月缴纳的“退役医疗保险费”外, 还包括国家按照军人缴纳的退役医疗保险费的同等数额给予军人的“退役医疗补助”, 这两项资金连同每年计算一次的利息, 共同组成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根据《军人退役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第15条规定, 军人牺牲或病故的, 其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可以依法继承。据此, 军人的“退役医疗保险金”依法应属军人个人财产。但在下列两种情况下, 军人缴纳的“退役医疗保险费” (不包括国家给予的退役医疗补助费) 及其利息退还本人:一是升为军职或享受军职待遇;二是致残被评为二等乙级以上。这时, 退还给军人的退役医疗保险费及其利息, 其性质仍属工资的一部分, 因此, 这部分应属于该军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军人伤亡保险是1998年设立的第一个面向全军官兵的险种。《军人伤亡保险暂行条例》规定, 军人一旦因战、因公死亡或致残, 除得到原有抚恤金外, 还将得到一笔比抚恤金有较大幅度提高的保险金。军人伤亡保险实行国家、个人及资金运行收益三结合的缴费制度, 组成军人保险个人账户。军官、文职干部、士官每月缴纳不低于工资收入1%的保险费 (目前每月缴纳5元) , 实际上是工资的一部分, 国家按相同数额给予补助, 义务兵不缴纳保险费。如果服役期间未曾领取过伤亡保险金, 在复员转业或因其他原因终止缴纳保险费时, 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及利息全部退还本人。军人伤亡保险分为伤残保险和死亡保险, 伤残保险的受益人为军人本人, 死亡保险的受益人为配偶、子女、父母或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根据上述规定, 在服役期间未曾领取过伤亡保险金, 在复员转业或因其他原因终止缴纳保险费时, 个人缴纳的保险费 (其性质仍属工资的一部分) 及利息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战、因公致残获得的伤残保险金属军人个人财产;因战、因公死亡获得的死亡保险金不属于军人个人财产, 而归保险受益人所有。
4. 既不属于军人一方的个人财产, 也不属于夫妻共有的财产。
优待金,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31条规定, 优待金是发给义务兵家庭的, 属于义务兵家庭所有, 不是军人个人财产。死亡抚恤金, 死亡抚恤金是国家为表示对死亡的现役军人的褒扬和对其遗属的抚慰, 归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所有, 不是军人个人财产, 当然也不能作为遗产继承。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军人财产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 在军人遇到的涉法问题中, 财产纠纷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有关军人财产归属或分割问题也逐渐成为官兵关注的热点问题, 搞清楚军人财产的归属, 对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军人,财产,归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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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调整干部复员费、回乡生产、医药生活补助费标准的通知[Z].总政[1993]政干字第76号.
法律视野 篇8
1 提高村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重要现实意义
在当前法治化社会的背景下, 我国的法制建设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而村级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群众的带头人, 其出来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外, 更是有着带领群众遵纪守法支持国家政策方针的神圣义务。但是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 由于生活条件、国家制度及各方面的发展原因所限制, 我国村级的领导干部往往都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 直接从人民群众当中直接选举出来的, 这些人虽然在群众之中有着过人的能力, 但是由于农村的发展现状以及历史问题, 虽不乏有各方面素质都非常高的佼佼者, 但仍往往存在着一些整体素质不高的领导。在村一级的行政中, 干部往往是人民群众最直接利益的分配者和调节者, 作为这一特殊角色, 是否有着较高的法律素质甚至比其行政的能力都显得更为重要。虽然国家目前有着很多的政策来提高村级干部素质, 例如:分配大学生村官。虽然也取的了不错的成绩, 但是在长远来看, 要想在提高村级干部法律素质的问题上取得更为良好的效果, 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大众都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2 当前我国村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方面的现状与问题
2.1 法律意识不强
最近几十年来, 我国的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但是在此大背景下, 一些农村干部的法治观念虽然也有所提高, 但是仍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首先, 在封建传统意识比较浓厚的农村来说, 封建的“人治”思想仍没消散, 并且对其产生着影响。这就导致了往往在农村地区会产生一些在村级干部行使权力的时候越法的现象。更有甚者, 更是在人民群众之中说一不二和为其独尊, 甚至以言代法和以权压法现象。这就容易产生一些人贪赃枉法和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东南沿海和一些发达地区往往非常严重, 因为在发达地区, 资源丰富, 这些资源属人民所有。但是作为村级干部的领导, 往往对这些共有的集体资源和财产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因为其法律意识的淡薄, 甚至不懂法, 这就导致了农村个别地区的“土皇帝”现象的产生。
其次, 有一些村级干部的特权意识比较浓厚。这也是受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一些村级干部认为自己为官得到高待遇是应该的, 往往认识不到人民大众才是社会的主流和历史导向。他们往往把个人利益和家族的利益摆在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之上。为自己和家族谋求不正当利益, 甚至有些干部在利益的驱动下, 对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执政观念, 粗暴对待人民群众的正当需求。工作随意, 在一些关系到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问题的时候, 越过民主会议独自决定人民群众的事情。例如, 一些村级干部在农村的一些土地承包、宅基地分配和村民集资等一些与村民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时, 搞“一言堂”行为, 这都大大的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同时这也有力体现了一些村级干部法律素养急需提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2.2 法律知识的欠缺
虽然国家在法制建设中, 国家出台了许许多多解决相关问题的措施和规定, 并且在地方级部门也相继颁发过一些可行性文件。因为毕竟从电视和媒体传播的途径, 其影响力肯定是有限的, 并且其并不是针对性的。相比较上级政府出台的法规, 往往是经过调查研究, 所适应本地区的。但是往往因为村级干部文化水平较低等原因, 并不能吃透文件的精神和内容, 加之其本身对法律就不够重视, 往往导致其更是不会深入研究其中的内容。这就很大程度上造成一些村级干部法律知识欠缺的现实问题。
2.3 较弱的依法行政和管理能力
由于上述村级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和欠缺法律知识等原因。所以在一些农村地区, 干部行驶管理权力时, 往往总是以经验办事, 偏离法制轨道处理事情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村级干部的依法行使权力和管理的能力较弱, 这容易造成村干部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违规操作, 甚至造成管理混乱。这些往往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造成严重的影响, 这也有力体现了法律素质对于村级干部的重要性和当前努力提高村级干部法律素质的必要性。
3 提高当前村级干部法律素质的一些方法和建议
3.1 国家加强法律教育
国家应加强村级干部的法律教育、帮助其提高法律意识, 使其明白法律与法治社会的真谛。如果广大村级干部都能够以身作则, 遵纪守法, 明白手中的权利是由人民所赋予, 并且切实为人民服务, 那么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将是莫大的益处。首先, 国家要保证措施合理, 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 增强对农村村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这其中, 没提示一条不可忽视的利用途径, 要科学和合理利用媒体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和教育, 以及国家的党校培训、干部学院甚至是普通成人学校, 都可以作为合理途径来利用起来。另外, 各级单位也应该定期开展法制讲座, 可以以案例分析为主题也可以进行榜样教育, 使之形成一种常规的学习生活, 这也有利于国家通过对村级干部的法律教育, 通过其与群众的桥梁作用, 广泛传播于民众之间, 进而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
3.2 干部加强学习, 转变落后观念
村级干部法律素质不高, 归根来说还是由于其对法律的认识不足所引起的。所以加强教育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提高当前落后的认识, 转变当前落后的观念, 应该对法律和法治有着科学和正确的认识。所以干部应该加强学习, 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只有有了获得知识的愿望, 才能够学的和做的更好, 才能深彻领悟到其中的重大意义。
3.3 完善当前体制的不足
村级干部行使权力需要法律的监督, 所以村级领导干部本身也要是法律的利用者。大小权力的行使都需要有法可依, 政府认识到提高村级干部法律素质的重要性后, 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 从各个方面入手, 统筹兼顾, 改进和完善当前运行机制的不足。要把规范当前村级干部权力的运行作为一个长久任务, 只有这样我国村级干部的法律素质才会有保障的进行不断提高, 我国的法治建设才会迈上更高的一步。
4 总结
现如今, 经过国家几十年的动荡后, 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中。“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和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和进步的主要依靠, 也是我国国家长治久安的主要力量之源。在国家的发展和治理中, 任何国家政策和方针的实施, 都离不开人为的作用。所以干部作为国家政策和方针的主要传播和规划执行者, 在法治社会的背景下, 其地位显得异常的重要。所以, 要使得领导干部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行使权力, 其自身的法律素质就成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因此, 提高村级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也是需要全社会人民共同努力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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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朴莲子.提高农村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思考[J].湖南农机, 2007 (, 1) :28-29.
法律视野 篇9
一、大学生创业法律课程体系设置现状
( 1) 创业法律教育及课程设置严重缺乏。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相关课程的开设还处于探索期,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课程体系,相当一部分高校对于创业有关的法律知识涉及甚少,构建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更是鲜有提及。一些开设的法律基础课,如经济法、合同法等都不是专门针对创业教育开设的, 这些课程普遍存在针对性不强的问题。同时,部分院校在管理导向上又是普遍强调专业课程的重要性,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法制教育并没有纳入教学体系之中。这就导致一部分学生对法律类的公共课以通过考试为目的,考前突击,应付了事。在对培养创业者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提高创业者的法律能力上造成了一定影响,导致创业法律教育缺失。
( 2) 教师及学生工作者在法律素质教育体系中的缺位。现阶段我国既具有法学知识又具有创业知识的师资队伍是非常匮乏的。很多教师没有接受过系 统的法学和创业教育,造成种种教育缺陷。由非法律工作者来讲授创业法律课程会无形降低学科价值,而由不懂创业知识的法学教师讲授创业法又涉及对某些问题难以理解,从而影响教育效果。另外,当前我国医学院校的学生工作者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并不多见,由此使得大学生的创业、就业教育中缺乏潜在的法律教育因素。
二、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 1) 创业法律意识类课程。课程设置包括法理学、法律逻辑学、法律方法学等学科,旨在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全面理解创业法律教育的内涵。创业法律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大力提倡创业法律意识,知法、守法,尊重交易规则。通过这些授课内容的设计,不断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全面理解创业法律教育的内涵, 强化遵守交易规则、尊重交易习惯,并使之内化成一种人格、气质和修养。
( 2) 创业法律知识类课程。课程设置包括商事组织法、商事主体行为及其规制法、解决商事争议的法律,旨在有针对性地、重点地传授法律知识。如商事组织法,主要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等企业 法。大学生创业的表现形式或载体一般为企业,按照出资人的责任形式不同可将企业分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三类。教学的重点是比较三种企业的不同点,如出资人的责任形式、企业的设立条件、税收负担等方面,以便大学生在创业时能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企业组织形式。商事行为法及其规制法方面,因企业创办后要经营,经营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依法与其他商事主体进行商事交易活动的过程,必须对商事主体行为法、劳动及社会保障法、市场管理秩序法等有较全面的了解。主要包括 《民法》《物权法》《合同法》等。创业过程中,纠纷和争议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对争议的解决方法及其法律适用有基本的了解,进而能够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合理规避法律风险, 提高解决纠纷的能力。这方面最核心的课程是诉讼法和仲裁法,其中诉讼法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 3) 创业法律能力类课程。课程设置包括企业法律实务、商法实务教程、法律谈判等课程,旨在提高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法律能力是大学生创业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应该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实践课程,并大力提倡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法,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实践课。
繁杂的创业法律课程决定了开展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必须将相关法律内容统筹为一门独立学科,并最终形成一整套具有科学合理的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拥有洞悉学科前沿的优秀师资队伍的完整教育体系,培养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实践中抵御法律风险、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创业人才素质的要求。
摘要：本文从分析大学生创业法律课程体系建设现状入手,提出将创业法律教育纳入大学生创业课程体系中,通过创业法律意识类课程、创业法律知识类课程、创业法律能力类课程等授课体系的科学设置,以期形成一套科学、系统、合理的大学生创业课程体系。
法律视野下的死刑存废之思考 篇10
关键词：死刑,死刑保留,公众舆论,法制意识
生与死, 自古以来, 便是作为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人类所关注的话题。正如某位哲学家所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死亡。”但是这里笔者认为:人活着的目的不仅在于追求死亡本身, 更为重要的是, 追求的是和谐死亡。由此, 本文将从犯罪的角度以及从惩罚犯罪的死刑制度出发, 来探求存在于千百年间的极刑以及极刑制度带给人类的影响。
一、死刑的概念以及起源
死刑, 谓之为极刑, 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词。从意识流来看, 源于古时的同态复仇理论, 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刑罚之一。死刑, 顾名思义, 指的是用法律赋予的权力, 结束犯罪人的生命的刑种。从人性的本质体现来看:源自于人类血液里的残酷与杀戮。作为文明古国与东方文明的代表国之一的中国, 死刑的真正起源尚未明了, 但是自有了文字的记载以来, 便有了死刑的存在, 具体可见《说文解字》解释“死”为“澌也, 人所离也”。从种类来看, 我国古代的死刑也集中体现在车裂、腰斩、凌迟等较为残酷的多达十七种刑罚上面。
从西方来看, 奴隶制时期的死刑, 其初衷是为了祭祀神灵, 如古罗马皇帝的杀人取乐, 腓尼基人发明了十字刑, 综合来看, 其死刑的执行方式多不胜数。到了中世纪, 英国人便有了关于死刑的相关立法, 且引进了风靡一时的断头台, 执行方式也由野蛮短暂的进入了“文明时期”, 但其杀人示众的形式宛如剧场一般, 吸引观众无数。这无疑给予了被行刑人的沉重心理负担。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开始, 欧洲诸国才相继废除了死刑。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09年, 已有138个国家或地区废除了死刑或者不执行死刑。
二、我国立法现状以及学界对于死刑存废问题的讨论
自建国以来, 我国对于极刑的政策向来是:少杀, 慎杀。随着法制建设的进程不断推进, 出于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 立法机关对于死刑的立法态度也明显趋于转变, 这一点明显体现于《刑法修正案八》, 对于死刑的大瘦身。取消了关于经济类犯罪的13个极刑。其数目之大, 不可不谓之进步之举。由此, 也反映出人们对于废除经济类和财产类犯罪的极刑的支持。目前, 学界关于死刑的存留问题主要有两大派别:分别为支持死刑论与反对死刑论。持支持论学者的观点为, 由于我国民众普法教育程度不高, 尤其体现在对于法律的认知问题, 部分民众的法律意识较为浅薄, 加之社会贫富差距较大, 增大的暴力犯罪的几率, 以至于暴力犯罪率居高不下, 其中不乏手段极具残忍, 社会恶劣影响较大的重大刑事案件, 同时, 利用死刑也是对于受害者家属的情绪安抚,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鉴于此, 有必要利用重刑, 尤其是对死刑的保留, 来震慑那些已经犯罪或尚未犯罪的社会不安定群体。同时告诫他们, 刑法是严格的, 不得轻易跨越雷池半步。当然, 在这种重刑理论的支撑下, 社会的秩序有了一些好转, 在暴力犯罪所造成的重大危害与废除死刑的一些国家相比, 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相反的是, 宣称废除死刑的学者却认为, 在当今世界的284个国家中, 已有数百个国家废除了死刑, 其数量之庞大, 可见废除死刑已然成为了当今世界的趋势, 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崛起, 理应跟上世界的步伐, 向世界看齐。《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废除了关于经济类与财产类的13个死刑, 但与其保留的55个死刑罪名还相差甚远, 我国不仅死刑罪名保留较高, 且刑罚的执行手段参差不齐, 例如某些地区早已引进了注射死刑, 而部分地区还保留着枪决方式, 其执行方式不够人道。甚至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执行的方式。这对于死刑犯和其家属都是不人道的。此外, 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在不断的拓展, 死刑的相关立法也理应与社会文明的步调一致。死刑作为一项最为原始与残忍的刑罚执行方式理应废除。这样才足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性, 更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犯罪人以宽大教育为主的刑事处罚政策。
三、由死刑制度的存废引发的法律思考
综观国内外对于死刑存留的制度, 笔者认为当下我国要彻底废除死刑是不可取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亦须认识且需为之而努力, 即:彻底废除死刑应当是作为验证一个法治成熟的国家应具备的标准之一, 也是我国法治进程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不断深化发展, 与之而来的是公民的法制意识不断的提升。社会暴力犯罪的几率也必然呈逐步下降之趋势。当然, 如上的设想都须立足于诸如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法制, 政治民主化以及公平透明的司法机关司法执法。这些都是实现去死刑化的必要条件。
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大环境而言, 笔者认为, 由于现今社会暴力犯罪居高不下, 尤以财产性暴力犯罪为甚。因此, 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已然成为了司法执法机关的重中之重。这也是部分暴力犯罪, 尤其是财产性暴力犯罪存在死刑的合理性解释。当然, 从社会伦理以及法理上来看, 人权与死刑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尊重与保护人权不仅仅是写在宪法上的, 更应当成为普通民众的法律共识。从立法上来看, 这就要求立法机关依据社会的秩序状态, 合理制订刑法及其相应的死刑, 通过合理的变更调节来衡平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从司法机关来看, 应当严格履行以及审核死刑复核程序, 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从社会大众来看, 首当其冲的是应从意识上存留人权至上的观念, 不仅仅是自己的人权至上, 他人的人权更应受到尊重, 这包括了他人的身体权, 生存权以及财产权。这一观念应贯穿于小到学校教育, 大到新闻舆论的宣传。只有一这样的社会观念塑造为主, 法律手段为辅的方式, 才能将犯罪尤其是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扼杀于摇篮之中。
综上所述, 不难得出, 死刑, 并非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良药, 但是, 死刑, 这一良药在当下社会存在不可缺失, 仍不失为解决犯罪问题的手段之一。因此, 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这一问题。只有法制文明在充分成熟的情况下, 才是我们彻底废除死刑的脚步之始。
参考文献
法律视野 篇11
[关键词]关联交易 破产撤销权 法律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破产是一种正常的淘汰机制，也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调整社会产业结构的一条合理途径，然则，破产制度的存在也可能会被某些企业所利用，成为其“假破产、真逃债”的工具。在一些破产案件中，债务人会精心策划，利用各种关联交易的手段来实施各种欺诈逃债行为，最终严重侵害了债权人和破产企业的合法利益。下面这个案例既是这种做法的一个代表。
A公司由于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经营事故，处于企业债务危机之中，于是其在停止生产经营之后，遣散了所有员工，这时，身为股东之一B公司也转让了其持有的股权，表明与A公司之间不再有关联关系。而事实上，A公司与B公司仍是同属于某一大的集团公司下面的两个子公司。在停止生产经营之后，A公司实际上已处于无人员，无生产的状态，而这时A公司与B公司之间签订了借聘协议，A公司聘请了B公司的相关人员担任A公司的高管和经理，同时A与B每年均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由B公司以较低的租金来承租A公司的设备供其使用，以此来象征性的维持A公司的经营存续，在时机成熟后，A公司即宣布破产，此时A公司的自身资产已经不当减少，该企业破产债权人的利益遭到了暗中的侵害。
本案是关联企业通过掠夺性租赁这种隐蔽和长期的关联交易方式来规避破产债务的一种表现。而实践中，关联交易的出现给传统破产法制度上的破产撤销权的规定带来了挑战，这是因为，关联交易双方往往具有天然的经济联系和信息交流渠道，使关联企业破产中更容易从事虚假破产和破产欺诈，其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而不易被发现。关联交易双方背后的控制企业可以通过人为地促成一个或多个成员企业破产来逃避债务，或者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利益通道，优先行使权利，转移财产，侵害债权人的利益。而且关联企业之间利益输送的方式并非表现为赤裸裸的财产转移，而可能是通过独立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来进行，从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得追究破产欺诈行为的法律责任比较艰难。这种关联交易往往采取了契约形式，貌似合法有效，但实际上由于交易双方之间具有特殊的关联关系，它们之间实质上是通过这种不公平的交易程序或内容，暗中进行利益输送或资产转移，使得破产企业在破产前已被暗中基本掏空，从而达到其利用破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并实质上损害了破产企业及其债权人的利益，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值得我们去思索和研究。
二、关联企业与关联交易的认定
要对关联企业的破产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就首先要了解在我国何为关联交易行为。
我们先对我国法律法规对于关联交易的认定进行一下梳理：我国《公司法》第217条第4款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该条第3款又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公司法在国家法律的层面对关联交易做出了规范，而我国关于关联交易认定的具体的规章制度则主要见诸于财会和税收方面的部门规章，如《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3条规定，关联企业是与单一企业相对立的概念，是指与其他企业之间存在控制关系或者重大影响关系，并且根据这种关系可能从其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企业。该准则对关联企业的认定原则为：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一方有能力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或者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而该准则第8条对关联方的交易类型也做了列举式的规定，内容包括：购买或销售商品和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资金（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代理以及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与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等共十一项。另一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在其修订后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的第4条中对于关联企业的认定则更为详细：一是相互间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中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5%或以上的；二是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控制股份达到25%或以上的；三是企业与另一企业之间借贷资金占企业自有资金50%或以上，或企业借贷资金总额的10%或以上是由另一企业担保的；四是企业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一半以上或有一名以上（含一名）常务董事是由另一企业所委派的；五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企业提供的特许权利（包括工业产权、专业技术等）才能正常进行的；六是企业生产经营购进的原材料、零部件等（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企业所供应并控制的；七是企业生产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企业所控制的；八是对企业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际控制、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它关系，包括家族、亲属关系等。
由上可见，事实上我国对于关联企业与关联交易的界定，都是从控制关系和重大影响的角度出发的，并通过原则规定和列举式的方法大致列出了关联交易主体与表现形式的类型和特征，就其内容而言还是比较全面的。以此为据，回到我们前面的那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由于A公司与B公司同属于某一集团公司，前者在停止生产经营后其管理人员全部从后者处聘任，而且它们之间又通过设备租赁的形式互相之间进行长期的业务往来，因此，两者之间已经完全符合了关联企业与关联交易的认定标准。但在实践认定中，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公司法原则性规定比较模糊，而具体的实务操作性的规定又只限于部门规章的范畴，其法律效力有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关联交易的具体认定还缺乏明确统一的司法审查标准，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
关联交易可以分为多种类型，按照交易类型可以分为业务往来型和资产重组型，按照真实性可以分为真实的关联交易和虚假的关联交易，按照对目标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法还可以分为利益输入型和利益抽取型两种。需要指出的是，关联交易属于中性经济范畴，正当的关联交易并不违法，只有非正当的关联交易才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判断一笔关联交易是否合法，关键在于交易的形式、内容和目的是否合法公允，是否对有关方面特别是债权方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关联企业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营格局，常常会在经营管理中互相影响。由于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很容易对债权人的利益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一旦监控不力，经营失控，关联企业就可能通过不当的改变资产、负债、损益等形式，采取丢卒保帅的形式，形成对企业有利，却不利于债权方的资产、负债、损益结构。往往使债权方在监控和行使债权时出现困难，甚至造成债权悬空的结局。而前述案例中，两关联企业正是利用租赁交易的表面公平形式，掩盖了其不当改变企业资产与负债的实质，并以图通过破产的形式，来最终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理应属于非法的关联交易，那么，如何运用破产法律规范对这种行为予以规制呢？
三、非法关联交易的破产撤销权制度和破产无效制度的分析
关联企业的出现，无疑对现行法律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而企业破产前的非法关联交易则对破产法所确立的利益平衡法律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规范不合法、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并运用破产法上的撤销权制度降低甚至化解关联交易可能引发的潜在破产风险，是一个有相当难度而又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基于规制破产程序开始前的有害行为的目的，各国破产法设置了破产撤销权制度，破产撤销权制度是民法上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在破产程序中的延伸应用。破产撤销权，日本破产法上亦称否认权，是指将宜告之前行使的、有损于破产债权者的行为，在与破产财团的关系中，视为失效，从而重新收回一时流失的财团的财产的权利。破产撤销权的一般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债务人实施了有损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二是该行为发生在破产程序开始前的法定期间内；三是债务人实施该行为时已陷于支付能力不足的状态。我国新《破产法》第31条、32和33条规定了破产撤销权制度，其中第3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而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第33条又规定了破产无效制度，即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一是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二是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
新破产法关于破产撤销权和破产无效制度的规定对比旧破产法而言，有所进步，不但将可撤销行为与绝对无效行为予以了明确区分，而且将欺诈性转让行为的追索期限由6个月修改为1年。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缺乏针对破产企业非法关联交易行为行使撤销权问题的特别规定。比如说在破产撤销权和破产无效制度的责任主体方面，我国破产法规定的是主要是债务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但现实中关联交易的问题十分复杂。首先，在关联企业破产中，违法行为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某些针对债务人财产的违法行为可能并非由债务人做出，而是由控制企业做出。比如，在两个子公司相互持股的情况下，每个子公司所持有另一子公司的股权都是公司财产权利的一部分。假设一个子公司面临破产，母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另一个子公司的财产，也可间接地使该子公司的股权价值降低，从而使可供债权人分配的财产减少。特别是破产子公司的主要财产表现为对另一子公司的股权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母公司只要掏空其所持股的另一子公司的财产，即可达到转移利益、规避债务的目的。在上述行为中，债务人本身没有从事任何不当行为，所有不当关联交易均发生在破产债务人之外的另一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但是债权人的利益同样受到了损害。其次，对于何为“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转让”并没有规定一般性的标准，实践中缺乏认定依据，比如说对于前述的掠夺性租赁的案例中，支付低于一般性市场标准的设备租金是否算“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转让”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的认识；再次，追索期限的时间对于关联交易来讲仍显过短，关联交易与其他欺诈讨债行为相比一般较为隐蔽，持续时间较长，而我国破产法不加区分将其统一规定为1年，这对于关联交易而言还是不够的，国外对于破产撤销权的追索期限的规定一般都较长，德国破产法对于故意损害行为的撤销，甚至规定了最长10年的追索期限；
四、破产企业非法关联交易予以法律规制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要对非法关联交易予以更好的防范和控制，就要对破产撤销制度和破产无效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分解、细化和完善，并对非法关联交易做出特别规定，在这里，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
首先，在非法关联交易的破产撤销权行使期间方面，应作出特别的规定。由于关联交易本身具有非公开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可能因关联双方的恶意串通而体现为形式上的合法性及非关联性，外部债权人或破产管理人难以查明事实真相，故关于关联交易的破产撤销权行使期间期间必须与非关联交易性质的规定有所区别，应当规定比1年更长的追索期限，以衡平关联企业与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冲突。
其次，关于低价转让的认定方面，新破产法规定必须达到“明显不合理的价格”标准，才可予以撤销。所谓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是指债务人以明显低于市场同类价格的条件，或者明显高于市场同类价格的条件，与他人进行交（下转第115页）（上接第107页）易。但对于关联交易而言，何为“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则需要进一步明确，而且关联交易由于自身的隐蔽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其交易价格很难达到与正常交易价格区别“明显”的程度，交易主体之间由于错综复杂的背后关系，自身的信息和成本优势，往往还会用表面上与正常交易价值相差不大的交易价格进行资产转移交易来达到欺瞒债权人的目的。因此，在破产法中，应该对涉及破产企业的关联交易做出更严格的要求，只要其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债权人就可以要求交易双方必须对此交易做出合理解释，否则应承担被认定为欺诈性转让行为的风险。
再次，破产法中应明确规定破产债权人在破产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时，债权人会议可以在穷尽救济方法之后，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济。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所实施的可撤销的转让或转移财产的行为直接影响的是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也就是说，债务人的不法行为所带来的损害结果将由债权人来承担。然而，在现行的制度之下，受害人无法直接对施害人提起权利请求，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法律逻辑。实践中，若破产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管理职权时，债权人会议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换破产管理人的申请，这也体现了破产程序的特殊性所在。但撤换后的破产管理人也可能会出现上述问题，此时若债权人会议再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换申请，在破产成本和时间上都将耗费巨大，因此，在这里笔者建议，不妨适当的考虑将民法上的撤销权制度适当的引进到破产法之中，可规定当撤换后的破产管理人仍不未尽责时，可以赋予债权人会议这个代表债权人整体利益的机构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撤销的请求，使其在无法通过破产管理人对非法关联交易予以阻止之时，能够通过有一条及时实现自我救济的法律途径。
最后，应在破产法上明确破产撤销权行使后的法律后果。即关联交易的受让方理应承担严格的返还责任，无论被转让财产是否灭失或被再转让，受让人均不限于财产的现存价值进行原物返还，而应当无条件地返还该财产的等额替代价值以及转让后的增值部分。同时，法律还应详尽规定关联交易双方以及其背后的控制方还应当承担对于债权人实施欺诈逃债行为的侵权责任。破产法律责任中还可以考虑增加控制企业及其管理人员这一类主体，使法院在特定条件下能够突破企业形式的束缚，而将责任加之于违法行为的背后操控者和指使者，即控制企业及其管理层，从而在根本上对非法关联交易予以有效地防范和规制。
参考文献：
[1]孙向奇，杨继峰．关联企业破产违法行为的规制．法学杂志．2009(9)
[2]汪新华．非法关联交易如何规避．中国经济周刊．2004(24）
[3][日]石川明著．何勒华，周桂秋译．日本破产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4]石静遐．跨国破产的法律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法律视野 篇12
1 患者参与的法理基础
1.1 患者参与是患者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
2005年,WHO在“患者安全国际联盟”欧盟峰会首次提出“患者参与患者安全”(PPS)行动计划,倡导建立患者、卫生服务消费者、卫生保健工作者共同参与的国际网络,强调患者在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增强患者对安全策略的认识和参与,协助医务人员减少和避免医疗过失[1]。2006年3月,WHO发表《患者参与患者安全伦敦宣言》更加明确提出,患者有权利参与医疗活动[2]。
1.2 患者参与是医疗风险预防的必然要求
“现代性风险并不完全是物质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社会定义和建构的”[3]。风险归因的多元性,从本质上决定着风险治理的多元化,缺乏患者参与的风险预防不仅缺乏合法性,也是十分危险的。患者自我保护意识、医学知识水平、与医方的沟通以及期望值等因素,通常是影响医疗风险的重要因素[4]。患者既可能是风险因素的“携带者”,又是抵御风险的有生力量,其早期参与对于风险预防更具有积极意义。
1.3 患者参与是构建医患信任的重要前提
现代医学的进步与病人参与权的削弱几乎同步出现,病人几乎成为了单纯意义上的受动者[5]。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角色,失去了参与医疗过程的主动性。实践表明,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参与程度也是影响患者能否对医方产生信任的重要原因[6]。因此,无参与,则无沟通;无沟通,则无信任;无信任,则无和谐医患关系。
2 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现状与制度缺陷
患者安全与医疗风险预防相辅相成。从应然意义上讲,患者参与在医疗诊疗护理的环节中,患者要扮演一个有效的协助者、监督者[7]。在我国,实践中患者实际参与医疗安全的参与度不高[8],其根本原因并非患者缺乏参与意愿,患者的参与权缺乏制度保障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2.1 患者权利缺乏明确表述
在医学父权主义的影响下,我国患者权利立法长期缺位,患者的权利和义务都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医患双方权利、义务的边界模糊是医患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中,医务人员常常以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为由,医疗方案说明不到位,甚至把签署知情同意书片面地理解为履行告知义务的惟一合法途径[9]。同时,患者对于自身依法就医、配合诊疗、结果反馈等法律义务也缺乏足够认识,严重制约着患者的有效参与。
2.2 风险治理结构失衡
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行业组织、患者等主体,对于规范医疗行为、促进患者安全目标实现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当前医疗风险规制属于“自上而下”的“技术性”规制模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发布技术管理规范,通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自律机制得以贯彻实施。由于缺乏有效的行政执法监督,以及其他主体的有效参与。医疗风险的预防实际上处于“自生自发”的“市场化”状态。“魏则西事件”等社会热点案件暴露出行业风险监管失灵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伴随着政府部门风险预防职责的缺失,执法监督也严重滞后,医患纠纷的加剧又迫使医疗机构难以摆脱“诉讼危机治理”的局限性,在公益性缺失和利益驱动的双重影响下,风险预防职能难以落实到位。
2.3 缺少有关参与程序的规定
我国医疗法律制度中关于患者如何参与医疗过程的规定非常少见。《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这说明医方对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解释,需要达到患者明白和知晓的程度。因为在说明过程中,通过有效沟通,医患双方将更为有效地沟通个案中的医疗风险信息,也为后期患者的知情同意提供充分的信息保障。因此,知情同意书的操作流程显得尤为重要。调查发现,一方面,《侵权责任法》实施后,63.1%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对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负担有所加重[10]。另一方面,知情同意书的规范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一些医院中手术同意书的告知不明确、不充分等隐患仍令人担忧[11],亟待整改。此外,行业主管部门对于患者参与的政策缺乏持续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08年原卫生部《患者安全目标》提出“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2013年版《患者安全目标》第十项规定了“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的4项内容,即手术部位确认、用药、护理和风险告知。但是,2014、2015年版本中有关患者参与的内容却被“有意无意地”删除。医疗行业技术管理规范不仅立法层级低,而且“见物不见人”,排斥患者参与,无疑难以打破医疗风险的“一元化”治理格局。由于参与主体不够广泛,更加剧了医疗风险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3 对策与建议
医疗风险的复杂性和可预防性,指望民意机关通过制定详细的标准与规范来为风险规制提供依据规则是不可能的,通过模仿立法程序将公众(利害关系人与受影响者)纳入风险规制过程,通过公众的参与来增强行政机关风险规制活动的合法性[12]。这就要求我们在医疗风险防范中能够超越传统的以行政主体为核心的“一元制”风险规制模式,建立起一种风险共治、理性商谈、相互合作的“治理结构”。在我国安全规制领域内,以合意为基础、信任为核心的规制决定以及合作治理开始趋于崭露头角。遗憾的是,近期公布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仍未规定患者参与权保障制度。尽管经验性研究并不多见,患者参与必将推动我国国医疗风险合作治理的制度创新,其制度框架和对策建议如下。
3.1 患者参与的组织保障
能力建设是患者参与的基础条件,为了改善医患双方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可以通过培养患者主体意识、丰富诊疗知识,保障患者“能”参与。因此,仅仅依赖常规的手术、检查前的告知完全不够,需要实施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患者安全教育。首先,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病人安全基金会、英国国家病人安全机构、美国的病人安全中心的经验,支持建立国家和区域性的患者安全组织,作为医患关系之外的独立第三方从事病人安全活动,从根本上增强患者的话语权,为患者参与风险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其次,在医院层面,可以效仿北京协和医院的做法,通过建立病人安全办公室(PSO),构建以改善系统安全性和改进流程为目的内部质量管理平台,把医务人员和患者的病人安全知识培训作为一项重要职责[13]。还可以通过向患者发放就医手册、健康指南和安全读物,帮助患者了解医疗过程,获得抗病防病知识和信息,促进医患理解与配合,鼓励患者主动与医师沟通和交流[14]。
3.2 患者参与的信息保障
建议通过行政立法,明确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和具体保障措施,促使患者“想”参与。患者参与的内涵可以概括为配合、监督、反馈。首先,健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医疗行业风险管理信息的职责。风险合作治理需要建立相关各方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按照传统模式,仅仅依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强化对患者的告知义务是非常有限的。应当从行业全面风险治理的高度,确定和落实行政主管机关风险信息披露的法定职责,为患者选择医疗机构和判断医疗风险提供必要信息。其次,在进一步规范知情同意书的必备条款的同时,细化医务人员风险说明的操作规范,解决风险告知的行业“通病”。
3.3 患者参与的程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