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观视野（共11篇）
生态观视野 篇1
“生态”源于生物学的概念,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任何生物,无论是生存还是发展都离不开周围的环境,环境对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任何生物又影响着周围的其他生物和环境,它们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一个平衡的、动态的、和谐的生态环境。人类的任务在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向自然界攫取时要节制欲望,循顺自然,保护环境,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用生态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因而各学科纷纷用生态学的原理作为自己研究的新视角。生态语言学就是把语言看作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张运用生态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去研究语言,试图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让人们认识到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要想使语言和谐、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关注、保护这个生态链的平衡,也只有这样,语言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功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生态与和谐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生态的环境必定是和谐的,和谐的世界必定合乎生态的要求。本文要讨论的生态视野中的语言和谐就是指用生态的理念去对待和处理语言动态发展中的矛盾,以期达到语言的和谐发展。
一语言规范与语言变异
语言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任何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时代精神都需要一种与社会状态和人的心理状态相对应的新的语言形态。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会引起与原有事物的矛盾,汉语因发展变异也存在一系列的矛盾,比如标准话语与新兴话语的矛盾,语言发展与语言规范的矛盾。
网络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浪潮的袭击,新兴阶层的出现……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语言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现象越来越多,导致新兴话语急速增加。它们中有些是网络语言,如“晒心情、斑竹、菜鸟”等;有些是旧词新义,如“八卦、粉丝、恐龙”等;有些是音译词,如“纳米、克隆、悠哈”等;有些是某一现象的流行或事物的热门引起的,如“血拼、忽悠、小样”等。这些新兴话语的出现无疑给语言生活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其新颖性和丰富性带给人们全新的感受。
新兴话语作为与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表达方式,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同时,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旧规则的否定甚至是颠覆。这些语言会不会玷污汉语的纯洁性,能不能被标准语吸收,它们的传播与流行对社会文化建设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语言的变化创新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发展,也给语言规范带来了新的问题。特别是言语的多样创新与语言的一体规范,语用的即期效益与语言的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愈显……”[1]如何解决语言发展和语言规范的矛盾,也是当下语言学界的重要课题。
语言需要规范,也必须规范,这是由语言的自身特点和外部因素所决定的。语言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要成为一个体系,其本身就不可能是杂乱无章的,各要素都有自己一定的规范;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大众对语言有约定俗成的规范,国家对语言有法定的规范。社会需要语言有规范性,语言要发挥自己的社会功用也不能没有自身的规范,否则就难以充分发挥其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承载文化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语言规范一直受到历代的统治阶级或学者的关注,秦始皇的“书同文”就是一种语言的规范工作。如果丢弃规范,漠视稳定,语言就会受到践踏,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就是一个典型,无序的社会造成了无序的语言,“假大空套”充斥着整个社会,语言污染达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即使是现在,语言污染现象仍然存在,比如言语交际中的出言不逊、广告商标中的媚俗低级等不健康的内容;文学作品中的不顾道德规范,赤裸裸地表现下流低级的场面,以肉麻描写刺激读者兴趣,粗俗的对白,低俗的调侃,甚至污言秽语、油腔滑调等不健康现象。这些庸俗不堪、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现象影响了社会的精神文明,破坏了语言的纯洁与健康,若不对这些污言秽语进行规范,就会严重影响语言的生态。
然而,语言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随意能够改变的。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与主流不一致甚至相背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一般不太会影响到语言的总体格局,因为语言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消化功能,即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也正因为语言有此特点,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全世界有数千种语言,绝大部分是没有文字的,也就是说大部分语言是没有规范过的,而这些语言又同样能很好地为本民族服务的道理。
总之,语言规范与语言变异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的差异性,更要看到两者的一致性。语言规范为了更好的服务人类,语言变异同样也是为了更好的交际,因为它能丰富语言,为语言提供不断适应时代需要的养分,比如“X门”“被X”等结构为语言提供了活力,没有这种源源不断的养分,语言就会失去活力,甚至枯死。当然,我们所说的变异不是上文所说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或污言秽语,变异不等于乱变、瞎变,所以在语言规范时应严格区分两者的不同。
生态观中的语言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能根据语言自身演变的规律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自我修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来的干扰,在保持自身稳定的基础上积极引导语言循序渐进,使其朝着有利于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方向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协调。
语言生态观要求我们宽容地对待新兴话语。语言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爱德华·萨丕尔所说:“语言变异的倾向,它的沿流,顺着历史先例给它规定的渠道无情地向前流;它不顾及说话人的感情和情绪,就像一条河的河道不顾及当地的大气湿度一样。”[2]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存在即是合理的”,但我们相信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标准话语和新兴话语共同存在,相互影响。新兴话语是在标准话语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标准话语新的表达方式,是对标准话语的丰富和发展,标准话语的主体地位不会受到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语言在一定的群体内都是标准的。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传递信息和思想,确保成功的交流,新兴话语在创造其产生的特殊群体里,它的功能发挥没有遇到障碍,所以在那个群体中它就是标准的。更为重要的是,对新兴话语的宽容或认同反映的是社会对这些话语背后的群体的理解和宽容。
语言生态观还要求我们正确处理语言“一体”与“多样”的关系。和谐社会要求人们关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谐的语言既要求多种言语共同存在,又要求交流畅通无碍。正如洪堡特所说:“在语言中,普遍性和个别性协调得如此美妙,以至我们认为下面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一方面,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3]这就揭示了语言的“一体”与言语的“多样”的辨证关系。所以,语言的规范化不是简单的规范、纯粹的规范,而应是“一体”与“多样”并存的注重生态发展的规范,并做到:
一要人文的规范。从接受心理来讲,人文的规范才能让人产生亲近感、亲切感,让人们乐于接受。在信息畅通、言论自由的今天,搞硬性的、一体化的语言规范,不仅违背语言发展规律,而且不得人心,不利于社会和谐。人文的规范是以人为本,尊重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保护和鼓励语言使用的个性、风格,以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
二要动态的规范。语言的本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任何语言现象都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中介状态,语言是通过潜、显、隐的运动来调节自身要素及关系的”[4]。相应地,语言的规范化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该同现实的语言现象动态同步。因此,不要奢望一蹴而就,也不要奢望圆满的规范,它同生物的动态平衡一样,只能是在某一时刻达到最佳状态。
三要分层次的规范。赵元任先生说:“什么是正确的语言,这要看什么场合适宜于说什么话和说话人(或写作者)是什么身份。”[5]和谐的语言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场景、对象选择恰当的语言和恰当的表达方式,这就需要分层次的语言规范。譬如正式场合需要规范、庄严、精确的语言,非正式场合中活泼、生动、随意的语言更能有效地发挥交际功能。
二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
在语言发展中,普通话(国语)与其他语言(包括方言)永远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可以说是历代统治者与语言工作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如何找到推广普通话和维系方言生态空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平衡点,是语言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
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国策,这是由语言功能和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语言的功能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现代社会是高度统一的社会,随着社会、经济、交通、信息的高速发展,地域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别说是一个国家,即使是整个地球,也变成如同一个村庄。为了适应这样的环境,就需要统一的交际工具,所以,推广普通话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是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推普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普通话为现代化的发展、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推普的任务仍很艰巨,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地区,人们的交际基本上还是用各地方言,即使在城市,推普意识薄弱,执行力不强,以说方言和夹带外语为荣等现象在某些地方、领域、个人还比较严重。作为一个公民理应遵守国家的法令,努力学好普通话,积极推广普通话。
当然我们在推普同时,也要注意保护方言。其实语言求同已成为国人语言生活的主导趋势,方言话语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八九十年代后出生的人,有不少人已不会说方言,很大一部分只能说一些简单的方言。曹志耘认为:“方言消亡是大势所趋,变化是语言的本质特点,汉语方言也不例外。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汉语方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变化趋势是‘趋同’,这主要表现为弱势方言‘趋同’于强势方言或普通话,也就是朝着消亡的方向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6]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些弱势方言可以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鸵鸟政策,语言不仅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更是社会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反映。罗常培在其《语言与文化》一书的结语中指出:“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和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从语言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显然对于文化本身的透视有很大帮助。”[7]可见,对待方言不能简单地以“有用无用”的工具论观点来衡量,而且从研究角度看,任何语言或方言其价值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记载着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从理论上说,语言的同化与分化是语言发展的两个基本过程,这一动态的过程保持着基本平衡,维持着语言的生态,可是,随着社会的高度统一,工业化、现代化的加速,语言的同化大大超越了异化。据美国萨默语言学研究所1999年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世界只有1人会讲的语言共有51种,使用者不到100人的语言有近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人的语言有近1500种,使用者不到1万人的语言有3500种,使用者不到10万人的语言有5000种。[8]我国的语言情况也类似,据统计,在我国100多种语言中,有很多语言使用人口已经很少,如拉基语,使用人口只有60人;仙岛语,使用人口只有76人;满语,使用人口只有150人;阿侬语,使用人口只有380人;畲语,使用人口也只有900多人。[9]这些语言都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所以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或方言,是语言生态保护的当务之急。
语言问题说到底是个文化问题。“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作为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蕴含着人类文化的许多信息,因而语言具有文化性质、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人们的沟通是文化的沟通,人们的交际是文化的交际。语言的沟通和交际,也是文化的沟通和交际。”[10]方言乃地方之言,反映地域文化,中国幅员辽阔,方言发达,发达的方言是文化多样性的天然土壤。“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而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则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现实多样性。”[11]比如浙江不少地方都有用各地方言说唱的地方剧种,绍兴越剧,金华婺剧,温州瓯剧……不同的地方艺术孕育和繁荣着不同的民俗文化,就像各地小吃的存在让我们享受到各种美味一样,因此,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方言能拉近距离,增进亲情乡情。为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是因为方言是浓浓乡情的纽带,乡音乡情,亲切而熟悉,唤起的是人们内心根的情结,一种不可替代的归属感,就像民族共同语能唤起民族自豪感、增进民族团结一样。
语言具有非常脆弱的性质,没有一个供以生存的空间,很快就会消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满语,曾几何时,满族是那样强大,居然能统治整个中国,可由于缺少生存环境,短短几百年,就使满语由鼎盛走向消亡,如今,尽管满族人口还有上千万,可会说满语的只有一百多人。[12]
生态观视野中的语言和谐,就是要在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个大前题下,让各方言拥有自由的发展空间。“普通话的效能应该体现在全社会的公共平台上,而方言的效能则应该体现在地域性的局部空间里(包括私人生活的空间)。这样,普通话的通用性、权威性、严肃性、标准性和方言的地域性、亲和性、活泼性、独特性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彰显,悠久灿烂的汉语文化也便在两者和谐共生的格局中不断发扬光大。”[13]
同样我们也要反对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为了保护方言而去抵制普通话,以为推广普通话就是扼杀方言,扼杀传统文化,唯有说方言才能传递感情。其实,在现代社会里,普及普通话和方言萎缩是语言发展的必然,是一种生态发展。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语言的生态观,似乎所有的语言都必须保存下来,少了某种语言就破坏了语言的生态。要看到语言的减少是语言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有人估计,公元前全世界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剩下6000种了,再过100年,世界上就只有600种语言了。[14]我们总不能说语言一直处在非生态中吧。因此,我们既要承认这一事实,又要为弱势语言创造条件,提供必要的空间,比如集中居住,以延缓消亡速度,也可用现代科学技术保存,供研究者使用。另外也不必刻意、过分强调,比如强迫人们说某种语言或方言,因为每个人有选择说某种语言的权利,也有选择不说某种语言的权利。如畲语,为了保护畲族文化,国家在浙江专门成立了畲族自治县,这为畲语的传播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但畲族年轻一代还是不愿学畲语,原因很简单,因为学了以后没有用武之地,当你跨出这弹丸之地,畲语就失去了其功能,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种对自己前途无关的语言,谁还有多少学习的动力!所以我们认为自然消失的语言并不能就说是破坏生态,恰恰相反,那种极端的、绝对的观点与行为才是忽视了语言生态的发展观,是破坏了语言的生态。
三使用简化字与保护繁体字
汉语的简化字与繁体字也是语言生态系统中的一对矛盾体,在一般情况下,这对矛盾体处在相对平衡中,记录着汉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为人们的交际提供服务。
简化字作为一个正字地位的专有名词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随后就公布了这个方案,从此,简化字就成了我们日常交际的规范汉字,半个多世纪以来,她是在非议、责难声中发展,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两岸四地交往不断增加,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似乎只有简化字退出正字舞台才能解决问题。在此我们认为明确以下几点对处理两者的关系是有益的:
1.简化字古已有之,可以说自从有了汉字就有简化字,简化与繁化是汉字发展的两个基本过程,而且总的趋势是简化,汉字简化符合这个总趋势。
2.建国以后国家公布的第一批简化字521个,它们并非学者们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大多数都是来自历代的简体字和俗体字,其中从先秦两汉继承来的有159个,从魏晋南北朝继承来的有32个,来自隋唐的有29个,来自明清太平天国的有53个,民国时期的有61个”[15],由此可知,我们所使用的简化字有着深厚的历史和广泛的使用基础。
3.从字的理据性来看,虽然少数字简化后降低了理据性,如“開關”与“门”有关,简化后从形体上就看不出来了,但另一方面,有些字简化后理据性增强了,如“態(态)、鍾(钟)、戰(战)”简化后,其声旁更能准确地表达该字的读音。
4.简化字已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联合国已把简化字作为中文的规范字体,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采用简化字作为本国华人社会使用的规范字。
5.半个多世纪来,简化字对普及大众文化知识、减少文盲、提高书写速度、提高国民文化水平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可以说简化字已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无论当初改革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经过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生态,而这种生态是代表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的生态。
坚持使用简化字,并不是说要消灭繁体字,恰恰相反,我们还要很好地保护繁体字。其实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是文物古迹;姓氏中的异体;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都可以使用繁体字。”由此看出繁体字仍有广泛空间,今后简化字和繁体字两种体式仍将长期使用,应该说这种规定是科学的,是符合汉字发展规律和生态平衡的。我们要维护这种生态,完善这种生态,而不是人为地改变这种生态,破坏这种生态。
生态观视野 篇2
一、习作核心素养的认识与理解
对于“核心素养”，提出伊始，语文界进行了充分阐释，并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的基础上，形成了“语文核心素养” 的基本认识，即“语文核心素养”包含四个维度：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这四个维度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如何整合为有机整体？王宁教授这么解释：“语文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主动的语言实践活动中构建起来的，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个体言语经验与言语品质；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和思维品质，是基于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感受能力的综合体现。”从这种论述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言语品质”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言语经验”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培养，应该包含在“语言建构与运用”之中。“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核心素养”的基石，其他的素养都是融于“语文能力”培养之中的。
那么，习作课中的核心素养，重点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并在培养语言表达能力的过程之中，培养学生的思维、审美、文化等综合素养。
二、课程标准中习作目标的层级分析
《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写作部分的总目标要求是：“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能根据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发展书面语言运用能力。”在总目标的要求下，小学阶段又详细分为三个学段目标。细读学段目标的各项要求，可将其剖析为几个层面：
第一层面，写作意愿。“对写话有兴趣”“乐于书面表述”“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注重写作兴趣的培养，懂得写作的目的在于交流与表达。
第二层面，写作内容。写自己想说的话，“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从自己原始的认识到内心体验，再到刻意观察，随着学生对周围事物与社会认知的加深，不断提升要求。
第三层面，写作技能。首先在表达方面，不拘形式写，写简单的纪实或想象作文，分段表达，学习常用的标点符号。其次在修改方面，从学习修改，到主动与他人交流。
第四层面，写作认识。首先是写自己的心里话和想象，其次写自己印象最深的内容，再到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写作不仅仅是应对练习与考试，更是写出自我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个人的成长，是一种写真情、抒真情的自我表达。
三、课堂教学中“习作四有”
习作指导与评讲课堂教学之中，如何体现习作核心素养的培养？如何达成课程标准的四层目标？具体体现为“习作四有”：
1.有兴趣想写――写作意愿。学生有兴趣想写作，乐于表达，是写好作文的前提。只有调动学生的兴趣，才能使学生爆发写作动力。在习作教学中，教师应想方设法为学生创设写作（修改）的情境，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发其内在的写作欲望。
如习作《未来的交通工具》的评讲课，可先回顾上一节课“当一日小小设计师”情境，唤醒学生对活动的记忆，接着，呈现多幅学生设计图，最后，邀请多名学生登台介绍。可设立小作家光荣榜，分设“书写认真奖”“语句通顺奖”“典型事例奖”等等，一是激发兴趣，增强信心，使学生乐写；二是正面引导，树立榜样，让全体同学有学习、借鉴的榜样，有努力的方向。
2.有内容可写――写作内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话可写是许多学生最头疼的事。习作内容来源于生活，不能凭空想象。教师应创造条件，解决写作素材问题：
一是创造条件，引导观察，让学生有话可写。可进行一次体验活动，在活动中用不同感官去观察体会；可创设情境，学生摇身一变，成为设计师，设计未来的交通工具，引导学生从外形、功能去观察，阐述自己的发明创造；可回放活动视频，从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等，引导学生观察生活……
二是唤醒记忆，挖掘积累，让学生有事可写。可用图片再现生活场景，唤醒学生对有趣之事的美好回忆；可用话题讨论，勾起学生对往事的深深回忆……
3.有方法会写――写作技能。学生愿意表达，有话可写，还需要把生活中的素材，通过思考、联想、想象加工串联，用通顺、连续、生动、形象的语言，借助各种语言形式描写叙述出来。
一是语言示范。模仿是人的天性，习作是由仿写到独立写的学习过程。可以将整篇范文或优秀片段，作为学生模仿的样本。
二是细节锤炼。如中年级习作“?一次体验活动”写体验内容，可以抓住“想、做、说”三个字，既有动作、语言，可见可闻，实实在在，也有内心活动、思想情感，虚实结合。
三是锦上添花。习作要有点睛之笔，如文题、中心句、过渡句。要注重文题的提炼、推敲，重视文章过渡句的训练，如何承上启下。
4.有感受去写――写作认识。习作教学中，应注重情感真实，唯有真情才能让学生乐于表达，唯有真情才能让读者心灵颤动。如习作“记一次体验活动”，可引导学生体会范文中事前、事中、事后作者内心的感受，学习范文的表达方式。
四、习作课堂的“三组关系”
1.“点”与“面”的关系。小学习作教学不是一堂课要解决所有问题。一堂习作讲评课，不少教师从选材到指导，从布局到文题，评讲可谓面面俱到。可是，一堂课能解决得了这么多习作的问题吗？一课一得，一课有一个侧重点，勿贪多求全，而要重点突出，让学生在描写、选材、文题等方面，每次有一点突破，有一点通透。
2.“讲”与“练”的关系。习作指导课，时间安排要合理，好比游泳，教练在岸上讲十分钟，不如下水游一分钟。有的教师对例文分析过多，指导过多，留给学生写作修改的时间很少，导致讲了不练或练不扎实。所以，讲练结合，要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
3.“动”与“静”的关系。习作教学中，“动”的不仅仅是教师与个别学生，要让学生都“动”起来，用所学知识，有针对性地评价。学生评学生习作，在别人的习作中反观自己的习作，在交流合作中升华对习作要点的认识、对技能的掌握。课堂应是全部学生的课堂，是全体学生思维碰撞的场所，不应是教师走流程的舞台。
实践观视野下的经济与伦理 篇3
关键词：实践；伦理；经济；转型
实践的逻辑总体
实践首先是人与自然界关系相统一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其面对的首要关系是他与自然界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现实确立就是人发挥其内在自然力对外部自然界进行改造的物质生产或劳动过程，它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一个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其次，实践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互换其活动及其成果的相互作用过程，人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同时，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统一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实践是包含着人的主观因素的物质活动。实践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以及由需要所决定的目的等因素，实践的最终完成还需要有对实践内在秩序的认知。人对自然界的依赖表明人本身具有一种“天然必然性”的需要，并且，人正是通过区别于动物的实践的方式、以自然界为对象来实现人自身的需要的。需要决定了人的实践的目的性，人必须为自然界的因果关系设置主观的目的，进而在实践中使自然界发生形式的变化。物质实践中的主观因素是以需要和目的为核心的、关于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意识和思维。
由上可见，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客观与主观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辩证系统。但是，这一系统中的相互作用机制是通过各种关系中的中介来完成的。首先是主客体关系的工具中介。主客体关系中的最根本的中介就是生产工具。工具是主体能力的延伸以及客体规律与人的目的的凝结，工具的使用本身就是指向客体的并且是与客体的规律相适应的，因此，使用工具的活动使得人与自然界的直接的关系变成了物(工具)与物(对象)的关系，对自然进行加工、改造，从而使得人将自己与客体的对象化关系由可能转化为现实，产生出新的自然物。其次是主体间关系的中介。主体问关系实际上是主体与另一主体即“他者”的交往关系。主体与他者的关系的建立亦需要中介的，并且是通过这种中介而成为现实的交往过程的。主体间关系的中介可以分为有形的物质中介和无形的规范中介两个方面。一方面，主体间关系的物质中介是主客体关系的结果。如果说作为主体的对象客体的自然是自在自然的话，那么通过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产生的自然物就是人化自然。这个人化自然并不是直接作为主体自身的所有物，而是被“嵌入”主体间关系的，成为联结主体与他者的一个客观的物质媒介。另一方面，主体间关系的由可能走向现实，亦需要一定的规范中介。规范是主体与他者活动的对接、协调、整合和有序化，是主体与他者相互作用的机制和程序，同时是主体与他者的共有意义之所在。规范的实质在于对主体(他者)活动的范导和匡正，以利于主体与他者之间关系的维持和稳定，从而给主体(他者)一个意义支撑。因此，处于交往过程中的主体与他者通过交往规范与交往媒介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其中，交往规范与交往媒介具有一种相互适应的关联性，即不同的交往规范决定着交往媒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征，不同的交往媒介体现了不同的交往规范。最后，在实践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关系中同样存在着一种认知的中介。实践中的主观方面是以主体的需要与目的为核心的意识。主体的认知思维运动是主体的需要和目的与物质实践的客观方面联系起来的桥梁，是物质实践中观念对象化和对象观念化的通道。主体的认知思维不是对劳动和交往的直观思维，而是渗透着主体的需要和目的，在主体的需要和目的的导向下对劳动关系和交往关系进行重组、选择、建构，进而形成实践观念的主观运作过程；主体的认知思维必须以此为基础来形成一个关于客观存在的根本看法和自身主观超越的总体观念。
实践观中经济与伦理之定位
在上一节中，我们从一个抽象角度描述了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物质实践，并着重分析了其中的具体内容，它包括三重关系和三类中介。
首先是经济与实践的关系。从实践角度来看，经济是在交往关系中主体的物质媒介的互换活动。交往主体总是从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出发，运用自身的体力和智力从事劳动，然后将其所生产出来的物品作为媒介同他者建立起交往或交换关系，并从他者那里获得一定媒介作为相应的报酬，最终达到自身的目的，满足自身的需要。经济关系是按照一定的秩序、以一定的物质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交往关系或交换关系。交往的前提是主体运用一定的工具对客体进行的劳动改造，也就是特定交往或交换关系制约下的分工，但是由于主体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分工成为客观化的竞争，主体竞争中目的意识所支配的认知则是主观的分工。主体与他者所共同构成的关系在现实中表现为一定的共同体和组织。通过交往或交换而获得相应报酬的过程则是一个分配的过程，并且分配总是交往或交换的结果，或者说，交换与交往的过程直接地就是一个分配的过程。分配只不过是交往的另一侧度。分配过程最终完成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即消费，包括生活资料的消费和再生产对生产资料的消费。
其次足伦理与实践的关系。伦理与实践的关系分为伦理与实践、道德与实践两个方面。伦理，即人伦之理，本质上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成原理和规范秩序两个方面。伦理体现的是实践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关系。伦理中的构成原理是主体间交往关系的缔结方式或依据，并从这一方式或依据出发或以此为标准确立交往问的地位及权益；伦理中的规范和秩序则是根据缔结方式或依据而给主体和他者的权利和义务的设定或规定。不同的伦理构成原理要求建构不同的伦理规范和秩序，不同的规范和秩序只能以不同的缔结方式和依据作为基础。
道德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到实践中主现与客观的关系，因为道德虽然要求践履，但它本质上是主体对伦理的主观把握，即对主体问交往关系的构成原理和所应遵循的规范和秩序的主观认知，并通过这种认知来有效地达到自身的目的、实现自身的利益。道德是主体在一定的需要和目的的导向下，相对于伦理规范的一个观念认同和超越的过程。
具体的实践转型与经济伦理之转型
人的物质实践具有历史性的特点，而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就是实践方式的转型。实践转型是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为起点，以实践系统中三重关系的重新耦合为完成的实践方式的整体历史变迁。
实践中主体间关系的转型总是与主体的生产力量和观念形式的转型密切相关的。其一，实践转型的根源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自然的矛盾。一定的主体间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序列性的联系，只是由于旧的主体间关系的形式不适应于既定主客体关系——成
为主客体关系发展的桎梏——时才被新的主体间关系所代替，因此，实践转型既内在地包含着主客体关系的转型又最终是由主客体关系所制约的。其次，实践转型内在地以主体的观念和认知为动力和成果。主客体矛盾在观念上的反映是对主体需要和目的的约束，解决主客体矛盾需要主体的认知上的把握，进而对主体问关系进行观念上的调整；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间关系和主客体间关系又是主体观念认知的质料和原型，主体的观念形式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实践转型既以主体的观念为先导和冲动力，又促使主体观念采取新的形式、吸取新的内容。因此，实践转型就是实践三重关系的整体位移，是实践系统从一种自组织状态到另一自组织状态的转化，从一种功能耦合状态达到新的功能耦合状态的过程。其中，起点是主体问关系的转化，终点是主客体关系和意识形式的转化。
这是实践转型的过程性的把握。而从实践中经济与伦理之关系的角度来看，实践转型也是伦理与经济之关系的转型。如果说伦理与经济是实践系统结构中的两个密切相关的侧度，实践方式是伦理与经济的耦合系统结构，那么实践转型就逻辑地包含着伦理与经济的转型，以及伦理与经济的耦合关系的转型，或者说实践转型的具体表现是伦理与经济及其关系的转型。它既表现为主体之间的意义规范、伦理基础的变化，也表现为主体间的物质媒介、经济利益的变化。前者即是伦理转化的主要内容，后者则是经济转化的主要内容。
经济是交往关系中主体的物质媒介的互换活动，经济形态的转型就是主体与他者间供求矛盾的解决方式的转型。正如主体问交往关系的转型是实践转型的主要标志，实践转型的最终完成是达到主客体、主体间和主客观关系之间的重新耦合一样，经济形态的变迁也首先表现为主体与他者的交往规范和交换媒介的变迁。物质媒介和交换秩序的变化要求主体在劳动工具和竞争认知上采取新的形式；进而要求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和联系表现为不同的共同体和组织形式；最后给主体(他者)的报酬分配和消费需要带来的新的影响。当然，主体间的交往规范和交换媒介的形式是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工具的最终制约的，但主体在特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仍能体现出能动性，在主体需要的驱动和认知的反思和批判下，选择、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交往规范，采取相适应的交换媒介，从而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进行更为有效的交往。
伦理是主体与他者关系的构成原理和规范秩序，伦理形态的转型就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设定方式和内容的转型，它既包括人伦纽带及其原理的形式变化，又包括规范秩序的形式变化。伦理决定道德。伦理形态的转型要求相应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认知是对新的主体间关系与主客体关系的主观把握，进而形成不同的意识认知、观念思维和人格精神。
生态观视野 篇4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就对人类破坏自然的原因做出了论述, 他认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 而在他们的对面, 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 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 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这就是著名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马克思还进一步阐释了“物质变换裂缝”的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 这样一来, 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在这里,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破坏自然力的根源是以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 其表现是“物质变换裂缝”, 其扩散的途径是商业的扩张。“物质变换裂缝”的思想被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奉为理论核心, 并以此为基础批判了西方一些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的“人类中心”或“自然工具论”等价值观念的思想, 彰显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
容易被忽略的是, 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的思想实际上也解释了生态危机国际扩散的根源。一方面,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本身是一个国际现象,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完全打破国家界限, 将世界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联系起来。因此, 由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导致的“物质变换裂缝”, 也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而扩散。另一方面,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商业使“物质变换裂缝”远及国外。正是通过具体的国际贸易活动, 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 而资本逐利的本性也使更大范围的自然环境逐渐沦为资本的奴隶。也正是国际贸易活动中为逐利的种种商业行为, 导致了更大范围内人的“消费异化”, 从而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 生态危机在国际范围内扩散, 也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导致的“物质变换裂缝”。
二、生态危机国际扩散的途径与方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生态帝国主义
马克思指出“物质变换裂缝”将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 从历史上看, 生态危机在国际上的扩散正是通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商业活动而展开的。
在19世纪中叶以后, 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在西方内兴起,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了发展的第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的繁荣导致这些国家开始出现生态危机。恩格斯曾描述到:“所有已经或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 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 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厉害。”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至20世纪初,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到第二阶段, 殖民体系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 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生态危机也开始随着殖民者的活动向世界范围扩散, 并表现出鲜明的掠夺性。马克思曾总结到:“美洲金银的发现, 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 对印度支那进行的征服和掠夺, 非洲变成商业性猎取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可以说, 资本主义在走向世界时, 一开始就伴随种族屠杀和对外围国家自然财富的掠夺, 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 导致了这些国家的贫穷和落后。
二战以后, 随着殖民体系开始瓦解,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到第三阶段,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沦为资本主义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的输出场所, 当地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 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与此同时, 处于世界市场中的发展中国家, 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日益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当中。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贸易的政治障碍被扫除后, 世界进入了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经济全球化时代, 资本主义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成功纳入了其发展的轨道, 而生态危机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扩散和积累, 并终于上升到威胁人类生存、引起人类共同关注的程度。
当然, 生态危机的扩散还往往与国际政治中的博弈与斗争联系在一起。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上的优势地位, 生态危机的扩散实际上是以“生态帝国主义”的扩张方式发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福斯特认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坚持的生态帝国主义有如下明显特征:处于中心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其他一些国家的资源;改变各个国家所依赖的整个生态系统;攫取和转移资源相联系的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制造和利用欠发达社会的生态脆性来强化帝国主义的控制;向外围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等。
三、全球性危机的形成:经济与生态双重危机的爆发
“生态帝国主义”暂时转移或延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国内矛盾, 但更大的矛盾却又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断积累, 并最终威胁到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的稳定和发展。这就是当今世界所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危机——经济危机规律性的爆发与生态危机相互呼应的不断恶化。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代表奥康纳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创造性的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这种双重危机。第二重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它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形成。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这种双重危机正通过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扩散到全世界:一方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规律性的爆发, 不断袭扰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生态危机不断向全球扩散, 人类的生存开始面临严峻威胁。经济与生态双重危机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和恶化, 最终从国际层面严重削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目前, 无论是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 还是占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都强烈质疑着不公平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国家间围绕生态治理的权利与利益之争日趋激烈。
四、生态危机的国际治理:寻求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
由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而导致的全球生态危机, 是整个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这也是所有国际生态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 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不能遏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和对生态环境的无限索取, 因为资本主义正占据着这一体系的中心。
马克思给出的解决资本主义对自然破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最终方案是共产主义运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则将红色的社会主义运动与绿色的生态运动结合起来, 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
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来看, 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或者生态社会主义, 并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应属人类的中长期目标, 而生态危机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却是真实而紧迫的。因此, 必须有一套现实的方案来解决或至少延缓当前的紧迫局面。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置于国际关系的视野下, 也许能为我们找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生态危机作为一种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并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扩散的现象, 从国际层面阻断或阻碍其向世界范围继续扩散的途径, 从目前来看应是一套可能的方案。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提出挑战, 这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矛盾未充分暴露的情况下是难以完成的, 但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危机冲击之下,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各种绿色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工人运动方兴未艾, 反霸权主义、反新殖民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 而社会主义一直顽强存在并展现了新的活力, 等等。可以说, 当今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处于变革的前夜, 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生态观视野 篇5
关键词：大职教观；职业教育；创新
在教育发展战略上，我们习惯把“企业培训”作为成人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排斥在职教范畴之外。我们不明白，既然可以把“在职教师培训”视为师范教育整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企业的职工培训”也视为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显然，正如周贝隆先生所言：“我们通常所说的职业教育，主要是指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并不等于对任何岗位都必须的具体职业培训”。如果这个“小职教观”的问题不解决，那么，在大职教观视角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问题，在职教发展中走向片面、极端的危险性便不可避免[1]。
一、大职教观理论
由于职业教育在当前形势下占据着越来越多的角色，使得在大职教观的背景下出现职业教育定位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作为大职教观下通过职业学校与现代生产技术联系在一起，将本国的特色产业技术融入到职业学校中，从而使得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在大职教观理念下，职业教育针对的是国家的一些高科技技术为主的职业教育，需要学校要根据劳务市场就业的情况和需求的人才及时地作出调整，只有这样，职业教育才会在大职教观下可持续发展[2]。
近年来，许多职教理念与实践的工作者都在不停地探索大职教观理念下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也提出了不少的有价值和意义的建议和措施。这些建议大部分集中在如何提高职业教育的教学水平，教学条件和专业设置等方面，但这些措施似乎对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帮助甚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如何结合职教与劳动力市场发展方向和趋势来及时地调整职业教育体系[3]。
职业技术教育以劳动力为载体，通过劳动力培训，把生产过程中的工作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等转移到劳动力身上。劳动力接受培训后，通过社会就业机制，被安排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实现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结合。劳动力进行劳动，把储存在他们身上的知识、技能使用出来，产生出经济效益，发挥出职业技术教育的经济功能。这是工业发达经济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第二产业职业技术教育经济功能发挥的主要机制。下面，再来看看农村职教经济功能发挥的机制[4]。
目前，国际社会习惯地把“职业教育”理解为“职业和技术的教育与训练”，它包括：以在校生为主要对象的职业准备教育，其中有普通学校的“职业基础教育”与职业学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在职人员为主要对象的岗位培训；以及以失业人员为主要对象的再就业培训[5]。就职教形式而言，包括学校本位的职教模式、企业本位的职教模式、社会本位的职教模式以及“学校一企业”综合模式。随着终身教育思想的深人人心，职业教育成了贯穿于个人职业发展全过程的一种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就业培训——岗位培训——晋级/转业/再就业培训。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大职业教育观”。在大职业教育观下，职业教育要依据这一规律正确地进行专业配置和教育体系的构建。
二、当前职业教育体系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而当前职业教育是建立在初中毕业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在这种模式下对学生过早分流而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初中生还处在对社会懵懂的阶段，让他们过早的通过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而接触社会，这样不利于其自身的全面发展，过早的将自己的职业定型，这样会限制和约束到初中生的思维和处事理念，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前者是主要在于专，职业性，专业型，后者在于全，全面性，综合型。这是社会所需要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都是在中国梦实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说职业教育就是一线员工，而普通教育就是管理层，这是一种误导。职业教育在大职教观理念下发展越来越完善，但这还要时间来对职业教育中的一些弊病进行调整和改革[6]。
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提高，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力密集型正在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这就要求职业教育毕业生要具有更深厚和更广泛的文化基础理念知识，同时在大职教观下，由于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矛盾，两者之间不能取其一而断其二，两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理论的实践是不永恒的，职业教育除了加强学生的技能培训外，更需要对其文化基础理论知识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到职业技术教育的教育质量，才不会影响到学生将来毕业后，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职业场出现束手无策的现象。此外，在现代生活中由于经济条件越来越优越，自然也会给现代生活带来更多的高质量、高品质的理念，面对这些职业教育就更要注重学生除了职业知识以外的文化理论知识，才能够可持续发展[7]。
职业技术教育在大职教观视野下主要通过有针对性地一系列相互衔接的一地构成完整机制来实现，这一机制的动作不仅仅与每一环节有关，更需要每一环节影响相结合。由于工业生产过程中，职业的需求存在大量劳动力市场中，基于此，不同学生的能力表现有早晚之分，有些学生的学术能力在初中阶段没有表现出来，到高中阶段才表现出来；同时也可能有些学生，最初表现出较高的学术能力，到后期却不能跟上学校的教学[8]。这就需要学校给学生提供一个职业探索的机会。分轨制模式很难实现这一职能，因为它通过一定的选择机制对学生分流后，学生往往很难重新选择。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建立某种机制，允许有的学生从一类学校转到另一类学校，但事实上，由于不同学校的课程差别很大，学生要转学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教育浪费、人才损失。
三、大职教观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与创新
（一）政策支持与经费体系层面
受训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和就职后的发展前景，是职教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因此，他就提出了“职业教育必须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需求为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受训者找不到工作；只有当受训者所学知识和技能在实际职业生活中得到充分应用，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职业教育。否则，即使培养出的“合格人才”能达到某个技术等级，若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这只能说是失败。因此，他认为，对职教来说，“就业需求”是第一位的，“技术目标”是第二位的。福斯特把所培训的“合格人才”找不到工作的现象称之为“技术浪费”，并指出应把这种“技术浪费”列为职教计划评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他提出，开展职教不能只考虑“技术目标”，只有在就业的前提下再考虑技术要求，才能避免上述职教“技术浪费”现象的发生并减少失业[9]。
由于职业教育不仅在就业前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也有在再就业后进行职业技术再培训，这就需要国家政策进行支持。社会要为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创造和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要对这些职业教育进行规范，对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进行正确的引导，除了在职业教育学习的学生，还要针对社会工作人员，让他们在工作之余能够再学习，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技术能力，能够更加适应社会工作的发展[10]。
学校的职教课程并不能影响学生的职业志愿（影响学生职业志愿的是学生对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看法）；学校的职教并不能减轻社会的失业状况，反而加重就业危机；这就是因为职校毕业生比普通学校毕业生更难找到高薪工作，而且许多职校毕业生选择了与其所受培训无关的工作，造成了“技术浪费”。因此，就结果而言，福斯特认为职业学校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职业学校是一种“谬误”；所以他主张发展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职业教育，即私营企业的内部培训。福斯特的这些反主流派观点，尽管在当时未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的应有重视，但在国际学术界却引发了一场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大论战。
学校里校长、教师间形成了一种上下级关系，官本位思想在学校同校存在。这种管理方式对教育有其不足之处。让全体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建立科学全理的教学管理机制，成立由教师、学生、教育专家、学生家长共同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健全以教师为主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学校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使广大教师能够以一种法定的形式和正常的渠道参与到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同时，还可以建立民主评议、竞争上岗制度、协商对话制度、家长联席会、学生代表会等，让广大教师学生都成为学校的主人，在学校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中发挥主人翁职责和作用，让管理服务于教学[11]。
（二）政府层面
在这种大职教观这种教育模式下，职业学校都执行统一的教学目标，开设相同的课程，使用相同的教科书；各学校都按相同的规定的学科课时、教学进度和教学周期进行教学；教师执行规定的教育教学过程。基础教育学校的基本职责是传递知识，并且为社会需要的规范化人才做好基础工作。在教学上基本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学校缺乏鲜明的自我特色，学生无个性。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职学校作了很多改造和改革，中职学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变化主要体现在学校的领导权、培养目标的社会主义转向和教学内容的变革。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尽管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整个国民经济上依然以农业经济为主，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加之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造成适龄学生人数庞大，学校无论在整体形态、内在性质，还是在日常教学上，都没有进行转型性的改革，学校仍是近代性质，并未完成现代化的转变。自建国初至今，大多数学校的课堂教学，基本上保留着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追求升学率、学生负担重一直是中国基础教育的顽疾。学校缺乏鲜明特色，中学生缺少个性，因此“我国基础教育到目前为止，仍有近代教育属性。”
（三）学校与企业层面
为了让学生更快掌握更多的知识，提请课堂的学习效率，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多采用演绎法。演绎法教学是从“一般到特殊”，属于接受学习方法之一，它有利于学生聚合思维的培养。这种方法可使学生少走弯路，使其能系统完整地掌握一门门学科知识。它的优点是学生可以很快地继承前人积累的知识。但这种教学也“天生”就存在不足和缺陷，它是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重视学习的结论而忽视学习的过程，重理论掌握而轻实践操作，重接受而少创新，形象地说是注重给学生“鱼”，而没有授予学生“渔”，课堂学习中缺少教与学的互动，学习注重对知识的记忆，忽视对能力的培养，阻碍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思维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使学生感到教师所讲的、课本上所记录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必然的。于是，在科学课程中，公理和原理主宰了一切；在社会课程中，对经典的引用主宰了一切，充其量还有一些对己有结论的证明和说明。长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逐渐失去了思考的动力，养成了思考上的“惰性”，学习中记住这些公理、公式和结论就成为他们的目标和任务。如何发展自我在书本上是找不到标准答案，只能让教师未来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去感悟、自律和自我完善。它希望未来的教师应该认识在教师和学生之间首先建立精神层次的关系，只有建立这样的关系教师才能有可能真正地了解学生的本质，以及跟学生进行心灵沟通。其次，教学和处理中学生的问题就是教师发展自己的载体，教师把学生的成长和问题带进自己本能的生活中去，学生的成长过程就成为教师帮助自己实现内在成长和完善的过程。
通过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建立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文化理论知识期间，企业能够帮助职业学校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培训，将文化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教学中去，才会让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的生活，进而将学习的文化理论知识应用到职业技能中去，从中能够更好地掌握知识点，让自己的技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在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要由原来的“替代关系”转变为“互补关系”，实现大职教观下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理念。
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日益迈向综合化的趋势，各种交叉知识不断涌现。职业学校课程发展改革就需要在课程设置上矫正传统分科课程所存在的不足，从而适应科学发展综合化的趋势。由于当前职业学校过早地进行专业定型和分流造成的知识分界人为地限制了学生的视野，并削弱甚至破坏了他们对客观世界全面的、整体的认识，同时也造成了他们把学习知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实际需要分离。通过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这种桥梁的搭建，使得职业教育体系能够得到很好的完善，企业在其中除了教会学生如何将文化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操作中去，更教会学生在面对社会这个大环境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自己的专业技能上有所建树，并能将职业学校的文化理念带到企业中，又将企业文化理念带到校园中去，这样相互影响，相互协作，让大职教观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更有效果。
结论：总之，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要研究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以市场为主导，科学构建符合职业教育规律，适合本地经济、社会、科技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为办好职业教育，办出高职特色作出应有的努力。在大职教观视野下职业教育要朝着适应市场经济、适应人才劳动力市场的方向发展，要由原来的“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转变为“企业本位的职业培训”，这样才会让职业教育在当前的形势下打下坚实的基础，为自己定好位，确定好实现中国梦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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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观视野 篇6
20世纪下半叶, 美国战后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科技日新月异, 一时间, 科技万能主导了社会的视听, 但科技双刃作用带来的环境恶化也日益激起学界的反思, 蕾切尔·卡森就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生态文学家。卡森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寂静的春天》 (1962) 也被称之为“划时代的作品”, 这部作品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1], 作品透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即便置于高度工业文明的当下, 仍具有现实批判和指导意义, 卡森由此开启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新纪元。本文立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的维度, 对该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分析, 以期在新视角下, 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思想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成的流派, 该流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 该流派力主通过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重构, 以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普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即从制度的维度进行批判, 普遍认可, 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乃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代表人物包括本·阿格尔、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贝拉米·福斯特、安德烈·高兹等杰出代表。
本·阿格尔和威廉·莱斯批判并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并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危机必然产生的生态危机的理论来替代。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用所谓国家干预主义, 通过不断控制和引导公众的消费需求让民众沉溺于商品消费中, 以此来维系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这也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根源。莱斯对技术理性的起源、功能和社会后果进行了追溯, 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决定了技术运用必然走向非理性, 决定了对自然的非理性开发和利用, 最终造成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和贝拉米·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 奥康纳通过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引入“生产条件”的概念,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之外, 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 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福斯特则强调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本质上也是探讨人和自然相互联系和物质转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法国的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进行过论述, 他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摆脱生态危机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 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总体而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产方式, 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2], 赞同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途径是“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 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3]。
(二) 蕾切尔·卡森及其作品《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1907年出生并成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 受其母亲的影响, 卡森从小对大自然、对环境充满了好奇与热爱, 就读宾夕法尼亚妇女学院期间, 因为对大自然的兴趣, 由文学改学生物学, 后在“美国渔业局”后改名为“美国联邦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 并成为一些杂志的专栏作家。卡森一生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学创作, 早年的文学作品均涉及海洋及海洋生物的保护, 奠定了她在生态文学领域的名誉和地位。20世纪40年代, 卡森以海洋生物学家所独有的敏锐, 开始怀疑当时的一种新型杀虫剂DDT (双氯苯基三氯乙烷的缩写)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并着手就这一农药对生态链影响的调查, 开始撰写《寂静的春天》。这一时期, 卡森已罹患癌症晚期, 但她不顾病痛, 以顽强的毅力于1962年出版这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文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经典著作, 该作品最终被认为是生态文学发展历程中一座“里程碑”。
《寂静的春天》以寓言故事开头, 全书分十七章, 以翔实、专业的数据和实例陈述了新型杀虫剂DDT对环境和生物链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破坏, 给人类和地球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后果。这部作品的出版, 触及了一些集团尤其是化学药品制造商们的切身利益, 受到了各种打压和抹黑, 甚至遭受了无耻的人身攻击。但同时, 这部作品也受到了民众和环保人士的拥护, 唤醒了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民间意识”, 最终影响到了政府, 肯尼迪总统就曾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 书中的结果最终得以应验。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 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撰写前言时, 盛赞这部作品“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 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述评
(一) 《寂静的春天》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生态整体主义观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 由美国生态博物学家利奥波德首先提出, 这一理论倡导人类的生存权应该以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不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权为底线。利奥波德之后, 罗尔斯用“荒野哲学”, 奈斯用“深层生态学”对生态整体主义进一步完善和演绎。生态整体主义所强调的“生态系统的整体一致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生态系统的完整、平衡、协调”, 这正是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极力倡导的思想和理念。
卡森早期的作品即描述大自然是“一个严密的大系统, 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依、不可割裂的联系”的生态整体主义初步思想。在《寂静的春天》中, 卡森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已日臻成熟, “地球上的植物是生命大网络的一部分, 一种植物与其他植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联……如果我们打算给后代留下自然界的生命气息, 就必须学会尊重这个精美细致但十分脆弱的自然生命之网, 以及网上的每一个连接”[4]。从《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的整体构架来看, 卡森通篇都在阐述自然生态体系中由于“死神的特效药”DDT的介入, 导致人类无可挽救的生态灾难。卡森所要呼吁的是, 人类作为大系统中的一环, 对维系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将各种生命联系起来的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自然平衡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状态;他是一种活动的、永远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人, 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5]。不仅如此, 卡森还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原有的生态观, 以全新的生态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观来替代, 她曾反复指出, “陶醉于自身巨大能力的人类, 看来正在毁灭自己和世界的实验道路上越走越远”, 呼吁现今生活的这一代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 “必须直面现存的环境问题, 而不是无视或者逃避它们”[6]。虽然对于美国工业革命初期,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在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大发展之后, 由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恶化, 人们已经开始逐步关注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但在那个时代, 科技万能的思想仍占据着社会思想的绝对主流, 卡森以一妇孺的羸弱之躯, “质疑了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 “警告人们缺乏远见地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有必需的资源, 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7]。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阐述的人与自然整体依存、环环相扣的前瞻性思想, 无疑从道德伦理层面, 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即便在高度工业文明的今天, 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 制度批判维度下的《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评析
《寂静的春天》描述了美国五六十年代一种新型杀虫剂的使用导致的人类生态危机, 卡森将这一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类对自然控制的妄自尊大的想象”, 卡森仍然将“生态整体主义”局限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强调“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 未能从制度批判的层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做深度的剖析。卡森生态整体主义观的缺陷也为卡森所触碰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反击的机会。美国昆虫学家乔治·德克尔反驳卡森时这样陈述:“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 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 那么, 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 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 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卡森的反对者们谴责卡森“担忧死了一只只猫, 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化学工业巨头孟山都公司甚至恶毒地模仿卡森的作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 制造民众对卡森作品的误读, 等等[8]。
就人类生态思想的发展而言,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证过“生态的整体性是通过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来实现的”, 恩格斯也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说”, 强调“人与自然的从属关系”。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则是从制度批判、技术批判、异化消费批判等维度进行的挖掘。事实上, 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的揭示与批判, 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有所区别的最根本标志。制度批判和异化消费批判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衍生和呼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必然导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 必然导致消费观念的异化;反之, 技术的滥用、消费观念的异化也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可见, 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作品中没有也无法从这一层面进行论述, 体现出其生态整体主义观的局限性, 从这一角度,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是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四、结语
《寂静的春天》所体现的生态思想影响了美国一代人, 也影响了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方向, 直接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环保运动。这部作品也被译为多国文字, 在世界广为流传。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对当今环境恶化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摘要：文章通过回溯蕾切尔·卡森及其作品《寂静的春天》中体现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在肯定卡森生态整体主义观积极意义的同时, 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的新视角, 对该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分析与评述, 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维度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76.
[2][3]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99-200;
[4][5][6][7]蕾切尔卡森.吕瑞兰, 许长生, 译.寂静的春天[M].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生态观视野 篇7
对语言生态的关注, 源于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而导致生存危机的惨痛教训的深刻思考。“语言生态”概念自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 已经超出其简单的隐喻意义, 衍化为一种语言观。语言生态观把语言及其环境视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 研究语言符号系统的生态性质与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 强调语言多样性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当代, 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物质文化的保护。珍稀动物的杀戮和买卖被法律明令禁止, 毁坏文物古迹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或相关法律的惩处, 越来越多的物质文化遗产被收入保护名录……但是, 对须臾不离的语言遭到同化, 语言灭绝以及语言生态的恶化, 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语言生态的和谐, 需要语言的多样性。因此, 必须像保护自然生态那样保护文化和精神的家园———语言生态。
二.我国语言生态现状
我国当前的语言生态大致平衡, 语言生活总体来说正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地域隔阂被打破, 人们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和便捷。语言, 这一人们用以交流的工具本身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欣喜的是不断有新的语言文字现象涌现出来, 以事实的证据充分展现了汉语的生命力和活力;同时, 我们也忧虑一些语言或方言正渐渐被忽视、被削弱, 在可预计的将来会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随着使用人群的锐减而死亡。
从语言进化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 语言的减少或消亡是自然的生态过程, 不常用的语言成分会在语言代代相传的过程中衰减。在古代, 伴随语言减少或消亡的进程中常常也出现语言孳生和分化, 语言生态总体平衡。i但自工业化时代开始, 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语言生态平衡。虽然我们并不能将一种语言或方言使用范围和人群缩小、功能衰退和活力减弱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但这些因素无疑使语言发展的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化, 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从我国的语言政策看方言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普通话与方言
我国的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普通话的推广、汉字的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推行以及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其中, 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所标志的语言统一被看作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的象征, 其推广被认为是促进民族认同的一项重要举措, 因而成为我国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了“读音统一会”、规定共同语标准音开始算起, 我国的普通话推广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更加重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统一标准的普通话。不仅将每年9月第三周定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并在2000年正式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有了法律和政策的支持, 我国普通话推广一直呈加速发展趋势。
推广普通话不是要统一中国的语言。无论对于方言地区而言还是对于民族地区而言, 都是在其基础上增加说普通话这样一种能力。这不是一个替代过程, 而是一种赋值过程。ii推广普通话一直致力于协调好普通话与方言间的关系。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并不是消灭方言, 但是对方言进行有意识保护的观念并未得到有力的贯彻, 也缺乏来源于政策等方面强有力的支撑。推广普通话主要是为了消除方言隔阂, 以利于社会交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说方言, 或者方言说得不地道了。这都表明:在普通话大力推广的大环境下, 地方方言的适用范围和频度必然受到一定的冲击。方言的生存空间正在逐步缩小, 已成为各方言区一个显见的事实。因此, 应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 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 又要重视对方言的保护,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方言被迅速同化。
2.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在语言接触与融合过程中,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各民族语言社会功能的差异, 语言之间产生了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之分。iii我们并不将方言看作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附属产物, 也不将其视为弱势语言。这两种观点都肯定了方言在整个汉语系统内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后一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却弱化了相关部门对方言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众所周知, 我国现在除了汉语方言, 还有种类更加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语言同样面临着使用者逐步减少、适用范围不断被压缩的语言危机。但是因为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同时作为民族问题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问题, 又直接关系到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国家的安定团结。国家政府和语言文字政策制定者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 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从法律、政策等多方面进行保护,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明文规定国家“保护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这些都保证了少数民族语言在保护下有希望向着良性方面发展。但是, 方言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方言作为汉语的地域变体, 各个方言区虽说实力有别, 但总的来看说方言的人群并非弱势群体。因此国家也只是一定程度上强调并不是要消灭方言以减弱普通话推广的阻力, 而在保护方言这一点上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随着普通话的推广, 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加速, 方言与方言、方言与普通话的接触和相互影响都会增多。方言作为一种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其特定文字的语言系统, 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 如果再不对它们进行积极的保护,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在人们还未意识到的时候, 它们就已经消失, 再也无法挽回了。
从语言文化研究的角度, 汉语方言历史悠久, 丰富多彩, 承载了方言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涵。相比于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 其中某些方言具有相当于语言甚至语支的地位, 是我国也是全人类语言文化的宝贵财富。iv从社会的角度, 方言区人民语言权利的实现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宁有序。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和沟通的桥梁, 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 只有语言环境和谐了, 人际关系才能和谐、融洽。而且, 语言人权作为人权的一种, 正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如果人民的权利和意愿无法得到尊重与维护, 必然会引发民怨, 引起人民自卫性质的反抗, 成为社会问题的导火索。语言和谐问题的重要性通过2010年发生在广州的“保卫粤语”事件便可窥见一斑。
多种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的体现。提升方言保护的意识, 尊重不同语言团体内人民的语言权利, 充分体现了对语言生态观的重视, 应该成为我们今后语言工作的一个重点。
四.方言保护措施
语言多样性观点的一个悖论是, 语言大同有利于民族交流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v这一点早已被生态科学研究结论所推翻, 因为多样性程度高的生态系统才会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同理, 稳定而和谐的社会, 必然是多文化与语言共生的社会。因此, 为了维护我国语言生态的和谐, 为子孙后代保留汉语方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 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将方言保护提上议事日程。
保护方言就是保护一种思维方式, 一种文化符号。现如今, 各地对本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心的文学、歌曲、戏剧作品, 它们或以语言来表现, 或以语言为媒介。因此, 在重视“非遗”保护的同时, 方言的保护也就成为其中一个回避不了的重要方面。国家应加大投入, 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大规模方言调查工作, 抢记方言。定期对濒危方言和对语言学、地域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或影响大的方言进行语音、词汇、语法的全面调查, 并进行有计划的跟踪研究。在此基础上,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建立方言的口语、书面语语言数据库, 甚至是影像资源库。这方面的尝试已经开始进行, 苏州市已在2008年率先成为全国首个有声语言数据库建设试点。在方言语料库的基础上还可采用国际音标配合汉字的形式将采集的方言及其文艺作品进行系统的分析与归类, 编写详细的方言词典。同时, 为了增强方言自身的活力, 还应鼓励传统方言文艺作品的创作, 将方言戏剧、曲艺等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也应充分发挥新形式的方言作品如方言影视剧、电影等对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吸引力。方言应被看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内容得到保护, 从一个侧面不断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语言规划者也应在保护方言的问题上尽一份力, 以多元文化和语言人权为基础倡导语言和谐;采取更为立体、全面的语言规划;保证习得规划与公民身份教育的协调一致。vi从教育规划的层面来看, 可以培养一批方言教育的合格教师, 通过语言走进课堂的形式, 为学生再造方言环境, 培养更多的, 特别是年轻的语言传承人以保证方言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可以在现有课程计划中增添相关的方言文学、歌曲、地方戏的鉴赏甚至体验课程, 让年轻一代从小感受传统文化, 接受地方文化的教育, 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
语言生态观启示我们:语言多样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语言本来是渐变的, 但如果我们的某些措施不力, 就可能出现剧变, 我们丰富的汉语方言就可能出现断裂。鉴于中国的语言生态状况, 如何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语言的生存状况, 而且也关系到中国语言的和谐发展。要处理好这一问题就要有合理的语言规划。我们要从语言生态大局出发, 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理念, 进行合理的语言规划, 使操不同语言的人通过平等的交流与沟通, 增进理解、尊重和宽容;使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以此来促进和维护社会的安定平稳。
摘要：普通话是我国通用语言, 推广普通话是社会现代化的需要, 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方言形成冲击。普通话和方言是共生共荣的语言交流方式, 都是汉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推广普通话不能仅仅停留在不消灭方言的层面, 更要积极主动地对方言进行保护。本文从语言生态观的视角, 论述了保护语言多样性, 维护语言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并从语言规划的角度对方言保护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语言生态观,语言规划,普通话,方言
注释
1i范俊军, 《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6) 42-47
2ii郭龙生,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活、语言规划与语言保护》[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 (4) 34-38
3iii郭龙生,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活、语言规划与语言保护》[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 (4) 34-38iv张洪莲, 《语言生态观对中国语言
4iv张洪莲, 《语言生态观对中国语言规划的启示》[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 49-50
5v范俊军, 《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6) 42-47
新课程视野下的化学有效教学观 篇8
在新课程理论下, 强调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论, 要求学生去实现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下面以新课程视野下化学有效教学进程中对学生与教师的要求、教学成效的评估和教学后的反思作一探讨。
1 对学生的要求
1.1 学生应参与教学目标或子目标的制订
学习者对自身的认知结构比较了解, 教师在进行化学课堂教学设计时, 在制订各种任务、课题的教学目标以及这些任务或课题中所包含的各项子目标的过程中, 都应该吸纳学生的观点或建议, 让学生明确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这样确定的教学目标或子目标才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只有学习者清晰地意识到达成目标与自己的期望成果相一致, 才会兴趣倍增。在教学过程中还应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参与热情, 对初始的目标进行灵活地增删或将其转化为其他可行性目标, 为达到终极目标做好铺路架桥的准备工作。
1.2 学生应是学习的主体, 让学生在做中学
在化学课堂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改变“师道尊严”的专制观念和作风, 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教学过程不是简单的口耳传递, 教师不能向学生灌输知识, 不包办代替学生的学习, 而是要教会学生自主学习、发现和创新。教师提供的只能是信息, 只有在学生遇到困难时给予一些恰当的提示或点拨, 或者灵活地补充一些辅助性问题作为支架帮助学生过渡, 才能引导学生主动建构。
在教学中教师要依据目标, 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觉器官, 让学生动手、动口、动眼、动耳和动脑, 把学和做统一起来, 使学生在综合运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去思维和实践, 从而做出合理的推论, 分析、解释当前的问题, 形成自己的假设和解决方案, 进而充实、丰富、改造和完善自己的认知结构, 这样学生的观察、语言、实践和思维等能力就能得到充分发展。如根据“看十遍, 不如做一遍”的道理, 很多化学实验可让学生亲自动手完成, 有些概念和理论可让学生合作探究完成认识过程。在此基础上, 教师再进行提炼和概括, 使得学生所建构的知识更明确、更系统。
1.3 学生个体和小组之间有效的生生互动应是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
学习不仅是个人的行为, 还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由于每名学生的认知结构、智力类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 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所建构的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是不同的, 并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正如魏书生的两句名言“一种事情有一百种做法”、“一句话有一百种说法”。只有通过意义的共享和协调, 才能使理解更加准确、丰富和全面。因此,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 交流应该是多向的, 不仅包括师生之间的, 还应包括学生个体和小组之间的生生互动, 在新课程中后者尤其重要。
对于个体不能完成或完成起来比较费时的化学问题或研究性课题, 教师可以组织全体学生分工协作, 在小组内先要求学生轮流汇报自主学习的情况, 发表尽可能多的见解, 对其他学生的言论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 做到对不同的观点进行修正、补充和磋商, 集思广益, 深化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再由各组长 (或中心发言人) 把各成员在学习中存在的分歧归纳出来让全体学生一起讨论, 从而在组内形成初步结论, 最后将本组不能解决的问题记录下来, 以便组际之间进一步学习。这种学习方式, 既有个体的发现, 也有集体的探索, 更有不同观点的针锋相对。小组合作学习在组织形式上给予了学生更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更多的相互交流的机会。学生处于相同的“同伴文化”之中, 所以在小组讨论中自主参与积极性高, 互相帮助, 互相纠错, 训练其思维的变通性、灵活性和独特性。
小组研讨后, 教师可针对每个疑难问题, 组织和鼓励组际学生展开良性竞争, 让各位学生小组争相发言, 这时学生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问题, 都希望本组优于其他小组。在一个小组发言时, 其他小组也不甘落后, 积极进行补充或质疑。这时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 课堂气氛异常活跃, 把整个课堂教学推向高潮,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也会更加深刻, 同时个人的素养也会得到提升。
2 对教师的要求
2.1 教师应合理扮演好朋友、组织者、促进者和合作者等角色
学生的学习过程具有不可预知性, 可能会偏离正常教学轨道, 这就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调控能力, 也就是要合理扮演好教师角色。概括起来, 主要有朋友、组织者、促进者和合作者等角色。朋友是指教师要努力营造一种和谐、民主、平等、融洽的课堂教学氛围, 缩短师生、生生之间的心理距离, 使学生觉得心理安全、心理自由, 鼓励每位学生积极参与, 主动发言, 敢于质疑, 耐心倾听他人的观点和意见等。组织者相当于节目主持人, 就是要把握好教学的进程, 在学生遇到难点、重点和疑点时, 适当提出一些“爬坡”性问题, 难点处抛砖引玉, 通过示范、讲解或巧妙设计出相应的问题情境以启发学生的思维, “平坡导航”, 帮助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促进者就是充当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催化剂”, 在学生气馁受挫时, 提供导向成功的信息, 帮助他们克服畏难情绪, 增强其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信心。合作者就是教师把自己当作学习者, 与学生一起去学习, 敢于承认自己不如学生的地方, 做到教学相长。
2.2 教师应为学生的主动建构提供学习材料、时间以及空间上的保障
首先, 为了便于学生建构知识, 教师在教学之前还要为学生适当提供必要的辅助器材或文献资料。教师应充分利用化学与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广泛联系, 使提供的学习材料更多地取材于现实生活, 把学生的学习置于真实的、复杂的情境之中,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 让学生感受到问题的存在, 并学会利用材料中提供的各种信息去进行分析、思考, 展开探索, 提出假设, 进而检验假设, 得出结论, 从而使学生能适应不同的问题情境, 在实际生活中能有更广泛的迁移。其次, 在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的知识建构提供充足的时间保障。在学生面对一个新问题时, 必然先用自己的头脑自主探究, 开始尝试用一些方法对该问题展开研究。根据尝试后的结果, 准备自己在小组中需要交流的信息, 必要时甚至要写出书面的提纲。在小组交流讨论时, 一方面学习者需要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解题策略, 另一方面还要努力理解他人的解题策略, 并不断回顾和反思自己与他人在解题策略上的正误和异同, 对正确的需给出证据和理由, 对错误的需找出根源, 对都正确但方法不同的解题策略, 需比较不同方法的特点, 优化解题策略等等。再次, 在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的知识建构提供空间上的便利。打破学生固有的课桌排列方式, 对学生座位的安排给予一定的调整。建立一个小而精的合作学习小组是非常必要的, 编排的学习小组要兼顾到每位成员的异质性、不同组际的同质性, 为学生交流、倾听、解释、思考以及自己进行反思提供切实可行的条件, 从而更有效地完成对知识的建构。
3 教学成效的评估
3.1 学生对知识技能的真正理解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 学生的学习大多是一种强化记忆和机械练习的被动接受过程, 对知识的掌握停留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有效教学使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化学课堂教学活动之中, 并通过个体与教师、同学, 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等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师生共同学习、思考、探索和零距离地进行交流、讨论, 从而使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收集、整理、加工、反馈、调整和内化外部信息, 这样就能更好地加深学生对新学知识、技能的理解, 引起原有认知结构的重新建构, 搭建更为合理、有效的认知结构。学生是否形成了深层次的理解大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能否用自己的话去解释、表达所学的知识;能否基于这一知识做出推论和预测, 从而解释相关的现象, 解决有关的问题;能否运用这一知识解决变式问题;能否综合几方面的相关知识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能否将所学的知识迁移到实际问题中去。这些方面, 教师通过有效的课堂提问和练习是可以判断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和掌握情况的。而要做到这些方面, 教师在教学中则不仅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 还要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 因为只要理解和关注学生是怎样学习的, 才能促进学生形成对知识真正的理解。
3.2 学生形成的丰富情感体验
课堂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作用的场所。任何形式的师生、生生互动都会引起师生相应的情绪反应。积极的体验会使学生不断产生浓厚的兴趣和需要, 对学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并从学习中获得兴奋和快乐。新的课程观特别强调成功激励和评价激励。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每一次成功与进步的评价, 会使学生品尝到学习的甜头, 体验到成功的乐趣, 这种积极的情感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 而且会对促进学生获得对化学积极体验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因此, 在化学教学中教师应针对每名学生的实际, 努力创造更多的让学生获得成功的机会, 对学生给予合理的期望, 保护学生的自信心。要注意运用“无错原则”来评价学生的发言和活动, 给学生一些掌声或安慰的话语, 学生的错误应该得到允许和理解, 而不是排斥和打击。同时要努力挖掘化学教学内容本身的美学情感因素。一方面, 教材的图文并茂和内容生动有趣会使学生觉得兴致盎然;另一方面, 教材中蕴涵的美学情感因素, 使学生从审美中得到情感体验。
3.3 学生创新意识的提升
有效的化学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培养创新意识的环境和机会。它为学生营造了和谐、民主的氛围和交流讨论的情境, 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表现欲和成就感, 鼓励学生思考、探究、发现以及合作、竞争, 并进行大胆猜想和假设。在化学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对学生已获得的知识技能进行深化, 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和融会贯通的效果。久而久之, 就会活跃学生的思维, 培养其创新意识, 激发其创新行为, 创新能力也会随之提升。需要指出的是, 学生的创新不一定全都是新生事物, 只要是对自己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就属创新。譬如, 学生对同一问题的解答提出不同的见解, 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也是一种创新。
4 教学后的反思提升
4.1 学生应关注对自己以及他人学习的反思
学习不是简单地让学生占有别人的知识, 而是让学生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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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作文教学的“三有”引导
殷海芳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21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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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语文作文教学要注重“三有”引导: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文。现分别从选择素材、组织材料、语言表达等方面指导学生把握写作要领, 探讨提高高职学生写作能力的实践途径。
关键词:高职;作文教学;选择素材;组织材料;语言表达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
高职语文教学目标和高职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现状都要求全面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听、说、读、写是学生基本的语文能力, 是学生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基础。听、读主要侧重于信息的摄入, 说、写主要侧重于信息的输出。其中写作能力最为关键, 写的过程就是信息的摄入、整合、输出的过程体现了运用语言的综合能力。
要培养高职学生良好的写作能力, 教师在作文教学中要正确引导, 从选材言之有物、组材言之有序、表达言之有文三方面入手, 培养学生良好的写作习惯, 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1选材言之有物
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 提出写文章要言之有物, “惟陈言务去”。历代的名篇佳作必定是选材精当, 言之有物, 才得以流传后世。在高职作文教学中, 引导学生选材言之有物是提高学生作文能力的起点。由于高职学生对事物的认
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 形成自己的见解,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要不断审视自己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判断自己的进展与目标的差距, 采取各种增进和帮助思考的策略, 而且学生还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推论中是否包含逻辑错误等。为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培养学生反思的习惯, 即培养其反省认知的意识, 引导学生思考, 如“我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我的解题途径是否最佳?”“是否还有更好的解题途径?”“这些知识之间有何联系?”等, 通过这些问题, 引导学生逐步形成反思的意识和习惯。
4.2 教师反思教学得失, 优化教学过程
教师反思教学是教师借助行动研究不断探究与解决自身和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工具等方面的问题, 将“学会教学”、“学会文章编号:1671-1246 (2009) 06-0056-02
识往往不够全面、深刻, 因此提高其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扩大知识面尤其重要。在作文教学中, 应引导学生通过积累、剪裁、创意等方式构思作文, 以达到言之有物的目的。
1.1引导学生注重生活的积累
前人早就说过, 人生有两种书:一种是动态的书, 那就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学生可以在生活中获得人生的经验和阅历;另一种是静态的书, 那就是品种繁多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积淀。生活就是一本百科全书, 语文教学的外延应该与生活的外延相等, 苏霍姆林斯基的作文教学体系把语言能力的培养与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融为一体。丰富学生的生活积累, 丰富学生记忆表象的储藏, 不断提高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思考能力是丰富学生写作素材的关键。在高职作文教学中, 语文教学的课堂不应局限于单一的教室, 而应扩展到图书馆、社区、大自然这些鲜活的课堂。引导学生学会细致观察生活, 勤于记录生活, 学会捕捉生活的精彩, 撷取生活的片断, 善于从生活中选取
学习”结合起来, 努力提升教学实践合理性, 使自己成为学者型教师的过程。每一位教师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日常教学行为, 如“我的教学有效吗?”“什么样的教学才是有效的?”“有没有更有效的教学?”等。只有经过反思, 教师的有效经验才能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才会对后续的教学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2]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比较视野:功能主义传播观的评析 篇9
说到传播思想的滥觞之地, 便不得不提G·齐美尔。齐美尔对于人类传播的关注对传播思想滥觞之地的芝加哥学派影响深远。
齐美尔认为“社会”是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 社会于人们一定形式的交往互动中产生、维持并延续, 交往中介的改变会改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比例。如他认为货币“从根本上讲是在自由与约束之间产生一种崭新的比例关系” (3) ;他认为作为联系社会的中介, 桥在于使分者相连, 而门则维系着内外隔离等等。 (4) 在齐美尔影响下, 探索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探索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基本价值取向。
齐美尔对于社会化是社会学中心问题的理解, 被库利、米德等推进, 并阐释为将注意力聚焦在自我、心灵与社会相互作用上的符号互动论。 (5) 库利认为交流是个性构成的中心, 是人类关系与发展中存在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们的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 (6) 。米德批判这一极端主观主义, 将个人看成群体社会的参与者, 认为“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有组织的一组他人的态度。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 有机体则作为“主我”对这种“客我”实施反作用。 (7) “自我”便在与他人、环境、社会及与自身的外在、内在两类互动中产生。在米德强有力的影响下, 符号互动论在社会学中发展起来。
20世纪30年代中期, 芝加哥学派走向衰落。但其对美国传播研究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一方面, 芝加哥学派认为社会起源并存在于通过心灵、意识的互动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关系之中, 通过这一视角, 传播成为人类生存的基础 (8) 。另一方面芝加哥学派构筑了以媒体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 (9) 沿此路径, 美国主流传播逐渐以功能主义的社会学范式为主导, 以效果研究为中心, 偏离了“关系”的视角, 大众媒介日益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
自二战至60年代中期, 功能主义主导了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10) 功能主义视角的根基是相信现有社会体制能克服不稳定甚至动乱达到永存, 而作为社会过程的传播能够在维护社会体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11)
帕森斯虽是功能主义分析路径的开辟者, 但默顿的贡献却更大。 (12) 默顿提倡建立中层理论, 他将功能区分为显功能、潜功能, 将功能主义放入了可经验、测量的客观效果上, 促进了科学主义、行为主义在传播中的发展。
作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 将传播过程描述为“谁、说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对谁说、产生了什么效果”的五W模式, 将传播研究划分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五个领域。他界定了传播学研究范围和基本内容, 创建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 直接导致传播学对效果的重视。 (13) 拉扎斯菲尔德则更加具体化了这一重视, 提出了调查方法论, 开创了媒体效果研究这一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 (14)
此后, 美国主流传播研究日益向效果研究这一漏斗的末端转移, 步入一种不断重复过往研究的封闭状态。研究者们开始思考如何走出这一困境。
本文认为, 功能主义路径下的传播研究有几点值得肯定:继承了芝加哥学派有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媒介是其子系统的理论预设;将研究领域扩展至“效果研究”“受众研究”这一芝加哥学派未曾关注的领域;将自然科学领域的实证主义引入传播研究, 创新了研究方法。
但不足之处在于它丢失了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维度——“关系”视角。芝加哥学派视双向互动为建构、维系人类关系的机制, 并通过关系来透视传播, 希望借助于大众传播使工业化社会恢复此前社区的良好关系。这一视角在功能主义路径下消失殆尽, 芝加哥学派所强调的个体意义上的人在功能主义路径下沦为了劝服对象和消费者, 强调媒介组织对人的影响取代了对个体的人之关怀。功能主义路径下的传播及大众媒介不再是芝加哥学派所认为的人类关系的本质、社会文化保存和发扬光大的渠道, 而是成为了工具和技巧。
鉴于此, 本文认为回归“关系”视角意义重大。如何回归?既要结合语境, 重拾芝加哥学派的“关系”视角, 将“关系”理解为构成社会的基础要素, 是一种人类在宇宙中的“共在”状态;又要将传播理解成构成整个社会形态的基本要素, 而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5) 诚如交流之于古希腊文明并非社会结构之中的工具性手段, 而是奠定了政治、宗教、文化、日常生活的基础一样。至此, 传播或能走出窠臼, 乃至达到马丁·布伯呈现的超越时空、超越历史的精神“相遇”层面。
参考文献
[1]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理论》,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2]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林荣远编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3]伊莱休·卡茨等著,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 常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4]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殷晓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5]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
[6]库利:《Social Organization》,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 霍桂桓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 2012年
[8]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年, 01期
生态观视野 篇10
关键词：“中国梦”；中职生；职业观；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7.38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的概念，在2013年第十二届全面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的阐述了“中国梦”的重要的内涵，中國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同时，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国家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的状况，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毕业生的能力有待提升，一方面是学生的就业观念存在偏差。因此，将“中国梦”与中职生的职业观教育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梦”与中职生的职业观教育的内涵极其关系
1.中职生的职业观教育。中职生的职业观教育，是狭义上的职业观教育，就是根据现实的与职业的需要，遵循中职生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一定的活动，引导学生逐渐的适应社会的职业需要。当前，中职生的职业观教育已经是大势所趋，引导中职生的职业逐渐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促进中职生积极自主的就业，逐渐的拓展自身的职业发展，为“中国梦”的实现共享出自己的力量。具体来说，中职生的职业观教育包括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组织、教育课程，这些构成职业观教育的体系。
2.“中国梦”与中职生职业观教育的关系。习近平曾经说过，青少年是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的。尽管中国梦是我们的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中国梦”与中职生的职业观教育具有重要的关系。首先，要以“中国梦”引领中职生的职业观教育。中职生的职业发展，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也是不断实现“中国梦”的过程。职业观是指导中职生进行职业时间的过程，因此用“中国梦”引领中职生的职业观教育，促进中职生的职业发展。在“中国梦”下的中职生教育，需要充分的发挥教育的力量提升中职生的就业能力，实现自身的个人价值。其次，中职生职业观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梦”。“中国梦”是中职生职业观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职业教育中，要用“中国梦”为中职生树立职业的理想，将个人的职业生涯与“中国梦”的伟大实践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在个人职业生涯的不断的实现中，践行中国梦。中国的历史发展，是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承担其自身的职责。“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重要的理想信念。中职生作为青少年的重要一代，需要继承这种理想信念，承担起应该有的责任与义务，因此，中职生的职业教育要以“中国梦”为重要的内容，引导学生明白自身身上的重要的职责。第三，职业观的教育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基础。对中职生进行职业观的教育，有利于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思想上的基础，在引导中职生进行自身的职业规划中，需要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培养。爱国主义是我们国家优良的传统，在不同的时代下，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在革命战争的时代，爱国主义是抵御外辱，和平发展的时代，爱国是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职生在新的时代下成长起来，需要接受时代精神，增强其个人的能力，因此，在中职生的职业教育中，要培养中职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中国梦”引领中职生职业观教育的路径探索
1.注重以人为本，激发学生的职业理想。在中职生的职业观教育中，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职业理念，尊重学生在中职生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在职业教育中的个性发展的需要。职业教育要从中职生的实际出发，激发学生的职业理念。“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想，梦想是人行动的重要的力量，梦想是动力、梦想是目标、梦想是方向，中职生在求职的道路上比较迷茫，是因为自己的职业理想不够明确，对自己的认知不够准确。因此，在中职生职业理想中要注重“以人为本”，针对学生的个性进行指导，引导学生树立与个人发展到的职业规划。
2.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在中职生的职业教育中，要坚持职业教育的理念，通过多重的渠道与方式培养中职生的职业素养，包括中职生的知识素养、技能素养、创新素养等等。因此，在中职生职业教育中，培养学生职业素养与操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引导学生在自身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坚持遵循道德底线与规范，承担自己对社会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在职业的发展中，做到诚实守信。学生个人的职业操守，决定其在职业生涯上的成与败，这就需要更加注重提升中职生的职业操守，为中职生的职业发展计划的比较长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自身的职业基础。
3.引导学生进行终身学习，素质职业进取的精神。在中职生的职业教育中融入终身学习的理念，引导中职生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推动中职生在个人的职业生涯中不断的充实自己，提升自身的能力与才干，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我国正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实现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中职生需要不断地额开拓进取，在发展好自身的职业生涯的时候，不断地丰富自身的知识，提升其能力。中职生践行中国梦，必须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不断坚持终身学习的理念，逐渐的完善实现“中国梦”的各方面的素质。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第 6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670-1771
[2]里尔登等著，候志瑾等译.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M].第 3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5
[3]石建勋等编著.职业规划与创业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2-13
生态观视野 篇11
1 翻译本质与文化翻译观
1.1 翻译活动的跨文化交际本质
“跨文化交际实际上就是一种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进行的交际行为。”实际上,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存在的文化碰撞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基于这一情况, 跨文化交际相关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尤其是在翻译界中,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是经久不衰。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际行为, 翻译活动中必须对原文所具有的文化底蕴表达出来, 才能够为读者提供相应的信息。中华武术源远流长, 思想内容丰富繁杂, 而西方文化里基本没有与它对应的武术和格斗表达。中西方的武术文化差异甚大, 西方武术讲究以外制胜, 中国武术讲究以内制胜, 以强身健体为基准并不主张主动出击。这些指导思想和基本内涵的差异给武术翻译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现实的困境急需一种正确的翻译理论为指导。
1.2 文化翻译观
文化翻译学派的产生, 是由于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内容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的结果, 而在这一过程中某一学派对翻译所持有的基本观点, 也就是本文所研究的文化翻译观。正如世界知名社会文化研究学者、翻译学家苏珊·巴斯内特在其论文中所写到的“翻译是对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交流进行的主动行为, 在翻译过程中, 对于原文的语言文化环境的再现, 是核心要求”[1]p8。而在对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武术专用语像“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的说法的翻译中,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说法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如果简单的译为“six organs:eye, ear, nose, tougue, body and sense.”则传达不了汉语原文“根者能生义, 如草木有根能生枝干…何根生何意, 各有其界限, 不相混…”的含义。这种情况就如同巴斯内特所提出的“不可译性”。他认为, “翻译过程中如果能够对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深入的考校, 那么不可译性在具体的翻译情境中是完全可以克服的”[2]105。不可译性要辩证的来看, 翻译既不是完全可能的,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要从翻译的语言侧重转移到翻译的文化和功能侧重上来了。
2 武术翻译的目的和对武术文献翻译者的素质要求
2.1 武术翻译的目的
在中华武术的翻译过程中, 最终目的在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而基于这一目的, 我们进行的翻译活动实际上应包括如下两层意义:1) 通过学术交流, 来提升中华武术在强身健体以及养生保健方面所具有的学术地位, 让中华武术走出国门;2) 外国友人能够通过武术翻译来更好的领略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 真正意义上实现通过武术的推介来加强文化交流的目的。
2.2 武术翻译人才的素质要求
虽然中华武术的发展在国内外都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并且在过去的十数年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是如果仅从武术翻译领域的发展情况来说, 整体水平不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我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就是武术翻译本身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度较大。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 就为翻译人员的工作带来了直接的难度, 尤其是对翻译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的要求, 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客观来说, 中华武术的发展不仅仅吸收了我国儒、道、兵、易诸家思想的精华, 同时用语也相对精炼, 这样, 如果翻译人员本身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没有一定的水平, 那么翻译工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 武术翻译的本质是文化交流, 武术翻译工作者自身必须具有相应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真正意义上的阐述明白招数中的具体精髓, 切忌模糊不清。应该看到, 这些要求的客观存在, 对于翻译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是相当高的。
3 汉语武术文献的英译策略
3.1 专业化策略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 正如上文中所论述的, 中华武术中蕴含了大量相关领域的知识和典故。这就要求翻译者必须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做出精准的翻译, 这就是武术翻译要走专业化的道路。译者必须精通武术、熟知外语才能尽可能精准的翻译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思想和精髓。例如, “天人合一”思想在我国武术修习过程中较为常见, 但是对于这一句谚语, 大多数武术爱好者都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 更别说像武术谚语“内六合, 外六合, 内外相合益处多”的内涵传达了。笔者拙见, 以为“天人合一”不妨可以译为“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rmony强调和谐, 融为一体, 汉语中的“天”通常是指大自然的各种现象, 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
3.2 民族化策略
中华武术的生存和发展, 根源在于中华文化。实际上, 正是由于武术来源于多种文化流派的核心思想, 因此在武术招术中大量引用了我国的民族文化特点。中华武术招术中不仅吸收了兵法学和古典美学的成分, 也吸收了儒家、道教和哲学思想, 还有各种武书流派互相参照、互相吸纳和影响的事实。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重视民族化的翻译策略。
3.3 规范化策略
规范化是翻译过程中必须得到重视的原则, 这里所说的规范化, 不仅仅指国内规范化, 同样也包括国外翻译的规范化。如“武术”一词来讲, 其译名就有“Wushu”、“traditional Chinese combat exercise”等等, 再如“对外宣传”的英译也有“external Propoganda”、“foreign propoganda”和“foreign publicity”等等。如果不对这些重要的外宣资料名称进行规范化要求, 那么势必会让国外修习者迷惑。
4 结束语
在中华武术的跨文化翻译过程中, 坚持民族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翻译策略, 是提高翻译准确度的重要途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翻译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而翻译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又需要外语界和体育界的倾力合作, 更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投入和支持。只有通过社会各界的积极合作才能推动这一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摘要：武术文献的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武术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 必须坚持专业化策略、民族化策略和规范化策略, 才能准确传达中华武术的深刻文化内涵。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武术文献,民族化,专业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Hatim B, Mason I.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Longman, 1990.
[2]Bassnett, Susan, Andre Lefevere, eds.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 Printer, 1990.
[3]张敬源.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4]司显柱.试论翻译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6) :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