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态观（精选9篇）
早期生态观 篇1
摘要：直至1850年，美洲大陆仍普遍存在着两种水火不容的环境理念，一方面是欧洲殖民者长期抱有的“人类独尊”思想，即人与自然并非平等共生，环境理所当然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印第安部落“天人合一”的生态传统和泛灵信仰。因而，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洲大陆上的欧洲移民与印第安土著之间，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观曾展开过一场拉锯战——前者为了掠夺辽阔土地上的森林、动物和耕地而战，后者则为坚持其朴素的环保传统而战。
关键词：自然；环境历史；和谐共存；泛灵信仰
众所周知，环境历史是对大地母亲过去经历的总结，关乎人类与自然环境千百年来的和谐与冲突，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如何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对美国早期环境史的考察，应追溯至17世纪。在美洲印第安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欧洲殖民者“人类独尊”生态观激烈碰撞的历史场景中，现代人能够重新感知美洲印第安人所遵循的朴素环境观，进而明白，不管是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后现代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永远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
一、“天人合一”与“人类独尊”生态观的碰撞
关于“人从何而来”这样一个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印第安人族群世代流传着如下说法：天地之初，两名女婴最先从一块名叫“什卜”（Shippu）的地里生长出来，“思想女神”精心呵护着这对小姐妹，谆谆教导她们要感恩赐福的太阳，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玉米部落”之母和“太阳部落”之母。［1］45由此可见，印第安神话亲近自然，贴近大地，且富于创造性地把人类生活形象地比拟为植物的生长。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始终相信，不论是从地里发出的玉米新芽还是从母亲子宫里分娩出的婴孩，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地下的另一个世界。难能可贵的是，普埃布洛人对待男人和女人均一视同仁，认为他们各自拥有其与生俱来的财富和神奇力量，进而构成了既独立又依存的二元微妙关系——正如玉米种子之于雨水，两者缺一不可，才使得人类得以在这个绿色星球上常住常往，生生不息。这一思想倒与我国道教的“阴阳”理念不谋而合，即一切现象均为矛盾与互补的综合体，他们尤其强调天地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反之则不利于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而印第安阿科马(Acoma)部落也有类似的阴阳观念，即太阳代表男性，月亮代表女性。
就美洲印第安人的迁徙史而言，其祖先约在公元前50000到20000年之间，涉过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冰区，进入北美洲大陆；后来他们穿过由北冰洋向南延伸的无冰通道直抵现在的加拿大、美国境内。约公元前9000年，这些亚洲人终于抵达了太平洋沿岸。这些前哥伦布时代的北美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居住地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神圣的宇宙中心。米克马克人（Micmac）的生活地域自成一个生态系统，他们对环境生性敏感，对所有生物一并存有同情之心；在这些被欧洲殖民者斥之为“野蛮人”的印第安人眼里，植物、动物、岩石甚至遥挂天边的星宿并不是被自然规律左右的冷冰冰的“物体”，而是与他们共生、共存、互惠的自然界的“同伴”。在印第安米克马克族群中，主司祈雨的“酋长”和作为阴阳世界交流的中介——“巫师”，威望颇高，因为族人只有指望他们与天地沟通才能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人合一，共同力促生态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平衡发展状态。
欧洲殖民者从一踏上新大陆开始就有意无意地将印第安人逼迫到了弱势地位。面对欧洲强势文化的入侵，由于缺乏有识之士对历史进行真实而详尽的记录，印第安文化日渐式微，土崩瓦解亦在所难免。起先，淳朴的印第安人还对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示好，教他们如何建房、耕种、狩猎等实用生存技巧以度过北美寒冷而漫长的冬季；但是，这些土著居民用良知和善意换来的却是欧洲人对自然界的肆意破坏，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白人倾巢而出，烧荒、伐木、狩猎、开矿，破坏植被，浪费资源，为所欲为；而印第安人自己却被驱赶到日益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劳作，朝不保夕。
几经周折，英国人于1620年在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建立了殖民地，9年之后，马萨诸塞殖民地也随之建立。17世纪的新英格兰人崇尚基于4“F”思想的“资源掠夺型”经济：即把森林(Forest)、皮毛(Furs)、鱼类(Fish)和农场(Farms)一并收入囊中，直至榨取其最后一点价值。他们是这样一群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新教徒(WASP)：勤劳肯干，追求自由，我行我素，富于幻想，而美洲的大发展正迎合了他们不顾一切攫取利润的心理取向。
随着欧洲市场经济体系逐渐介入美洲人的生活，市场竞争、自我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等新兴观念便迅速席卷了殖民时期的美国社会。欧洲殖民者天真地认为美洲地大物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他们强调的“人类独尊”思想更加剧了定居者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殖民经济的大发展对新大陆的环境保护而言无异于自戕——这股恶性膨胀的生态冲击波所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野生动物种群减少、森林砍伐量增多等恶果在东部地区日趋显现。到1800年前后，新英格兰的风光已与昔日欧洲旅游者的迷人描述大相径庭了：殖民地的重工业生产区，到处是是鳞次栉比的高大厂房，尘烟滚滚，噪声隆隆，垃圾遍地，哪里还有当年阳光、绿地和清流的影子？新英格兰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已被活生生地拖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洪流，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19世纪初的美洲见证了印第安人自发环保实践的无奈终结。
二、两种生态观碰撞所引发的环境
纵观17、18世纪的北美大陆，狩猎，特别是对海狸、水牛和鹿群等动物的狂捕滥杀，俨然成为了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欧洲人刚踏足美洲的时候，北美大陆约有6000万只海狸。海狸同人类一样，属哺乳动物，它们全身是宝，尤因其皮毛在欧洲备受青睐，即使远在大洋彼岸也不免招来杀身之祸。春夏季猎杀海狸时，设置陷阱即可奏效，而冬季的猎杀过程通常要繁琐一些，欧洲猎人们先是拿着利斧在事先选定的几十处海狸可能藏身的地方破冰，然后再放猎犬追赶猎物直至逮获；然而，如此肆意妄为的猎杀行动多数时候却并非只是为了充饥——人们想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才是海狸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长期对海狸无节制的捕杀并没有引起欧洲定居者的足够重视，按照其“一切为了发展殖民经济”的惯性思维，环境所受的破坏性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严格控制海狸捕杀数量以及限定其狩猎季节等生态保护政策的最终出台却是19世纪初的事情了。
相反，作为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历代印第安人却从未对海狸的种群构成过任何威胁，因为他们始终坚持这样的生态原则：人们狩猎只因果腹之需。印第安人保持着一系列世代相传的狩猎仪式，旨在与海狸等猎物有心灵的交流，这无不透露出美洲土著为保持与动物界的和谐相处，对所捕杀的动物表示敬意和祈求宽恕的良苦用心。在米克马克人心里，狩猎不是人类对动物界的战争，更不是单纯地为了获取食物或追求利润而对其进行的疯狂掠夺。鉴于此，他们从未囤积过海狸皮，够吃够穿也就满足了。米克马克部落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因而断定动物能与人沟通交谈，进而心灵相通。印第安人与自然能达到如此超脱的和谐境界让我们这些奢谈环保的现代人委实艳羡不已。
水牛，同样是狩猎者的选择，当然也难逃欧洲人的掠杀。秋天是这些移民外出打猎大量捕食，以备其家庭冬日享用的日子。北美洲水牛在其繁盛时期曾数次出现迫使火车运输中断整整一天以静候这些庞然大物悠然自得地跨过铁路线的壮观场面。然而，随后被大肆捕杀，其量之大，数以百万计，难怪仅仅几十年以后，水牛便遭遇濒临灭绝的悲惨命运：1833年前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再也寻觅不到水牛的踪影了。［2］126此情此景令人深思：白人在庆幸他们开始了新大陆迈向人类开发的第一步，而印第安人却在为此撕心裂肺地哭泣。没有了自然界的朋友、同伴，印第安人顿失生活的依靠，甚至连吃饱穿暖都成了问题；殊不知，那仅仅才是这些原本北美大陆的主人无法直面的惨淡人生的开始。
众所周知，北美大陆的另一大资源是森林。据史书记载，由于英国欲壮大其远洋航行队伍，扩充其海外领地范围，因而国内对海船的风帆等木质构件的需求量猛增，从而使新大陆的木材生意顿时兴旺起来。黄金时期，英国法律曾为此明文规定：美洲白松专供皇家海军使用。新大陆的林木量在刀砍斧劈中随之骤降，这甚至引起了殖民地日常柴火价格上涨之虞。然而，森林原貌的恢复无奈是漫长的，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欧洲移民乱砍滥伐所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不已：当地气候多变，水蚀和风蚀作用加剧，土壤龟裂，排水不畅，洪水肆虐。幸而英王于1730年颁布法令，禁止对北美森林的破坏，违者予以重罚。［1］77
广袤无垠的森林曾被看作北美大陆扩大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到17世纪末，50万hm2的林地已被辟作农耕用地。诚然，移民都是新大陆土地的开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均以农业生产为生。以南方为例，庄园主已开始使用奴隶劳动种植适宜的经济作物——棉花。1850年前后，近一半的南方棉田由于疏于管理、过度使用、频遭棉虫危害等主客观原因，已无法再进行耕作。虽有法律条文明令要求彻查这一危及南方农业的天敌——棉虫，但收效甚微，南方棉农遭遇产量和数量上的滑铁卢在所难免，这便是那些经济作物的耕作者们对土地的无情掠夺所造成的恶果。对耕地这一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再次向人们昭示了19世纪北美洲的生态危机已积重难返。
在1849年的美国西部，淘金热已逐渐开始升温。印第安人的泛灵信仰终于和多数18世纪的欧洲移民关于矿业的想法有了可喜的交集，他们都相信岩石、金属是有生命的，是其生长的土地孕育了它们。按常理，人们应该更细心地呵护它们；但这一良好愿望并不能改变人们一夜暴富的畸形心理，背井离乡，蜂拥而至是他们追逐利润的最好注脚，西部从此变得满目疮痍。加利福利亚是水力采矿的重灾区，其下游居民对此怨声载道：采矿后留下的废弃物大量涌入萨克拉门托河和旧金山湾，河谷地带的农民更是深受其害，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向地方法院起诉过这些山里的水力采矿者。直至19世纪后半叶，水利采矿才被明令禁止。一哄而上的西部采矿业终于在人们的指责和咒骂声中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农业生产者也随之在加利福尼亚取代了采矿者，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
尽管淘金热给整个殖民地的经济、农业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是它带给印第安人的却是深深的痛楚。西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们无法狩猎或捕鱼，因为几乎所有的猎物都已被驱逐出了矿区，鱼类又因水源污染而大量死亡。悲伤失望之余，印第安部落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宿命的神话故事：一旦印第安人从地球上消失了，天神就将从北方引来滔滔洪水，所有白人无一幸免，因为这一切都是白人造的孽，需要他们自己来血债血偿；而印第安人的双手是清白的，他们无愧于大自然，无愧于心。总之，在印第安人看来，白人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留给土著人无尽的哀伤。
从欧洲传入北美殖民地的不仅有基督教，皮毛生意等新鲜事物，而且还有诸如天花等致命的传染病，这使对此瘟疫尚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无法招架，因而死伤无数。面对现实社会的困境，印第安人也不得不从祖先的环保传统中蜕变出来，以适者生存的姿态被迫适应欧洲移民带来的强势文化理念。像易洛魁(Iroquois)部落，后来在与欧洲人的文化碰撞中，抑或直接受聘于狩猎贸易公司，抑或自己组队驰骋于北美大陆捕杀海狸用于交易。［2］176但是瑕不掩瑜，他们为了继续在这块弱肉强食的殖民地生存下来，对自身生态传统的些许叛离或许是淡忘精神痛苦和肉体创伤的一剂良药，毕竟作为真实的“人”而活着是其生存的底线。
三、结论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考察美国早期环境史，可以发现，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欧洲移民和印第安土著都竭力坚持各自截然不同的环境理念，故在美洲大陆上曾展开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前者为了掠夺辽阔土地上的森林、动物和耕地而战；后者则为坚持其环保传统而战，他们始终坚信，人可以通过意念与自然交流以达到和谐共存的终极目的。尽管印第安人的环境意识还处于较朦胧的阶段，但他们至少使相关学者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并非是万物的中心。［3］因而，印第安人甚至被当今学者们誉为美洲历史上的“首席环保专家”。简言之，印第安人的生态观堪称美国早期环境史中的典范。
美国早期环境史启迪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生态观。从生物中心论的观点看，所有生命种群都是平等的，它们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在日趋扩大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大自然成为了人类心灵的避风港，以躲避席卷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不管怎样，人类终究还是大自然的子孙，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应珍视美洲印第安人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朴素生态观。
参考文献：
［1］CAROLYNMERCHANT.MajorproblemsinAmericanenvironmentalhistory(documentsandessays)［M］.Massachusetts:D.C.HeathandCompany,1993.［2］SHEPARDKRECHⅢ.theecologicalindians(mythandhistory)［M］.NewYork：［s.n.］,1999.［3］周晓来.美国女性环保主义初探［J］.科学学研究,2001(3):38-41.
早期生态观 篇2
(一) 生态文明观
1. 生态文明的基本涵义
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和文明两个概念构成的复合概念。这里的生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生态概念, 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 而是动物、植物和自然物共同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人类作为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 本身就是生态系统长期进化和发展的产物, 是活的有机体, 需要不断地从生态环境中获得能量和养分, 以保证自己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
“文明”一词,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已有记载, 如《周易.乾.文言》中载称:“见龙在田, 天下文明”。在西方国家中, 文明更是普遍用语。1961年出版的法国《世界百科全书》提出:“文明”一词用法甚多, 主要是指“开化的社会”、“社会的高度发达”、“文明事业”等。生态文明指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过程中,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运转的客观规律, 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文明形式。从词源学上看, 它与野蛮相对, 指的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 不野蛮开发, 不粗暴对待大自然, 努力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 认真保护和积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
2. 生态文明观的理论渊源
(1) 中国是一个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国家, 生态文化博大精深, 生态文明精神源远流长。从文明之初就昭示出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生态思想。这种生态文明之火, 经过世代相传和发展, 延续至今。
关于“天人合一”, 我国古代哲人虽然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它的基本思想是人与自然统一, 这是多数人认同的。“天人合一”的比较深刻的含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 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 而不是敌对的关系, 人与动物是共生同处的关系, 应该和睦相处。先秦道家反对凡事以人为中心, 反对人类干预自然, 主张一种安身立命的闲云野鹤式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从个人的角度看, 实在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的本来面目。儒家的态度更实际一些, 孔子在《说卦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 立天之道, 曰阴阳;立地之道, 曰柔刚;立人之道, 曰仁义。”汉代董仲舒认为, 天、地、人三者处于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作用, 但是他们是“天人合一”的。他说“事物各顺于名, 各顺于天。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的。他又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 地养之, 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 地养之以衣食, 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 不可一无也。”张载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我国古代思想家。他说:“儒者则因明至诚, 因诚至明, 故天人合一。”程朱学派的“天人合一”哲学阐发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 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学价值。
(2)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在基督教传统中, 自然界并不是一个自我产生、自我维持的物质世界, 而是上帝的“被造物”。尽管人与自然都是上帝的创造物, 但只有人是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创造的, 因而只有人才具有灵魂, 是唯一有希望获得上帝拯救的存在物。阿奎那就宣称, 在自然存在物中, 人是最完美的存在物, 上帝给人提供神恩是因为人本身的缘故, 而给其他被造物的神恩也是为了人。因此, 人可以随意使用植物, 随意对待动物。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它以伦理学为依据, 从人的社会性出发, 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 认为伦理学只能严格局限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人类是自然价值的主体, 人类之所以关心自然生态环境, 主要是由于它涉及人类生存、发展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归根到底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它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由人类单方面沟通的, 人类占主导地位, 非人类的自然界无所谓公共利益, 人与自然之间谈不上相互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为了人类的永久利益, 人类应明智地利用自然资源。
(二) “控制自然”的价值反思
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正穿越高度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文明阶段而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 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创造物资财富的能力, 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 现代工业文明引发和包含了种种危机, 它作为一个文明体系已经极不适应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要求。
农业文明的出现, 意味着人类对自然改造的能力日益增强, 人类各个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种植业保证了人类的生存和种族延续, 从命运莫测的依赖自然的生存变而为自主生存和延续, 为此, 人类不断地扩展、开发、占有自然。古代农业重视灌溉, 一向视水利为“命脉”。早在公元前563年, 郑国即在太行山东麓建造水利工程, 进行大规摸灌溉。公元前秦国李冰父子在四川成都平原成功地建造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 灌溉成都平原数百万亩稳定高产农田, 两千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中国南方水稻田普遍实行灌溉保证了粮食的稳定和高产。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体现, 是为了人类整体利益的就是生态文明。不能一概的否定改造自然, 它体现了文明的程度。
20世纪70年代以后,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导致生态哲学领域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认识上的分野。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把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的根源归结为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掠夺态度, 认为这是受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支配的西方文化对当代全球生态环境产生的致命影响。生态中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代表着环境意识形态领域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激进的反思, 它以生态学为依据, 从人的自然性出发, 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 主张伦理学应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认为所有生物都是价值主体和道德主体, 自然物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 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物种之间的合作共生关系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人类在生物圈中仅仅是普通的一员, 人类应当尊重自然物, 对自然物讲道德、讲平等。人类的行为应当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为目标, 评价人类行为是否道德, 要看它是否“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
(三) 建设生态文明, 促进人类和谐
1. 构建具有时代内涵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道德作为生态文化的核心, 是在人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的, 是人类生产方式发展进步到今天所产生的一种新的人类道德, 它提倡尊重所有的生命, 赋予所有物种生存权利, 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生命界及其生态环境。道德本来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但当我们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许多令人担忧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重视起来, 并重新审视我们的错误行为给人类发展带来莫大危害的时候, 我们才会真正感觉到, 人对自然也有一个道德责任问题。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社会扩展到非人的自然界, 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确定有助于结束人与自然的敌对状态, 人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也是必然的。人与自然是同一的, 人不过是自然之子, 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的一个部分, 或者说是自然实体的样式之一。人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存在。现代人的生活虽然充满人工色彩, 但仍然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只有维护自然系统的稳定与和谐, 才能保证人类生存的幸福和繁荣。
生态道德具有全球性、全民性和持续性, 不仅面向当代人, 更重在面向未来人类子孙后代的命运前途。因此, 生态道德的实施与发展关键还在人类本身。建设生态道德, 首先, 要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道德情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 追求自然美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 按着美的原则和规律, 不失时机地把人们的审美情趣引导到为社会、为人类尊重自然、珍惜生态、保护环境方面来, 不断培养各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高尚情操。其次, 要在人们心目中唤起关爱生物、善待生命的道德良知。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都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无论割断哪一个链条, 都会对人类的生存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同时, 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任何动物、植物、微生物都同人一样具有生命现象。在维持人的一定的生存质量的同时, 人应该从生态伦理出发, 保护好这些生命的基本生存权。即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也应带着良好的道德意识做出危害程度的正确选择, 从而自觉地摒弃那些乱捕滥猎、乱采滥挖、乱杀无辜的不道德行为。再次, 要在人们的心目中重新扶起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2.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道德力量的推动, 更需要政府和权力机关出台必要的政策、制定相关法律规定来进行硬约束。首先, 要建立综合决策制度, 用政府的权威保证生态环境免遭破坏。特别是在制定规划、计划及重大经济行为的拟议过程中, 充分发挥政府综合决策的作用, 把生态环境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结合起来, 从源头上解决对生态的危害问题。其次, 要适时出台相关政策, 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再次, 要充分发挥环境和资源立法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约束作用。要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宪法在根本大法上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 使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得到法律上具体而切实的保障;要在各种经济立法中突出生态环保型经济的内涵, 使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在经济法中得到体现。同时, 要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 努力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
总之, 生态文明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延续、发展和进步;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进步的一个新阶段;是一种工业文明之后的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强调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 人类必须树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 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既要慎重对待资源问题, 又要坚持生态原则, 讲求生态效益, 不能损害自然资源, 把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盛广智.管子译注[M].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2]王聘珍.礼记解诂[M].中华书局, 1983.
[3]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4]孙振声.易经今译[M].海南人民出版社, 1988.
早期生态观 篇3
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自然生命观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曾论及人与天地、自然之关系。笔者将儒家从生命的角度对自然和万物以及人的认识，称之为“自然生命观”，以区别于大约同时代产生、流传的老庄道家“生命哲学”观。孔子在《论语》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基本意思是说，四季有规律地运行和更替，万物化生，是自然（“天”）的基本功能和规律。这里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自然。孔子认为是自然之天生养了有生命的万物和人类，其中一个“生”字暗含只有有生命的自然之天，才可以生育有生命的万物和人类的意思，明确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可以看出，孔子的天之“生”与人的“生”及其意义是密切相关的，“天”和“人”的关系就像是母和子的关系。到了孟子时代，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思想盛行起来。“天”被理解为最高的存在——宇宙及其主导者，“地”则是指大地上的万物及自然生存的环境，“人”就是我们本身。这种划分较之于孔子的春秋时代在时间、空间上的立体层次更加分明，其逻辑顺序一般理解为“天”主宰“地”和“人”，“地”则影响“人”。由此，以父母来象征天地的角色及其作用。荀子在天人关系上更进一步，提出：“高者不旱，下者不水， 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这其中不仅包含一定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的能动性思想，也提倡了要遵循寒暑时节、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的思想，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君王将相才能称之为贤能。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早期儒家从孔孟到荀子都秉持着遵循自然规律下的生命观念，这是儒家继续构建天人关系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思想的基础。
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天与人的理性和谐观
天与人的理性和谐观建立在儒家“仁”的思想基础上。“仁”不仅弘扬人的价值而且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要热爱生命并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和自然。孔子以“仁”为本，孟子则继承发挥孔子的仁爱思想，以“义”的范畴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与万物、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对生态伦理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全面论述。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规律性认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然后掌握规律、顺应自然“制天命而用之”，达到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时依然与自然“合一”的规律状态。也正是从农业生产出发，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相分思想虽有不同，但在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上却是一致的，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未分化的理想和追求，而后者则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和理性和谐观念。荀子的思想被西汉大儒董仲舒吸收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为其“天人相副”的天地人一体伦理观的理论基础——“天地人一体说”。董仲舒说：“何为本？ 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他把天、地、人看作是合为一体的有机整体，是密切相连的，三者分工不同，又彼此作用，共同成为“万物之本”。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早期的生态系统论认识。
生态文明思想的归宿——“生生不息”的发展观
儒家的思想将人与万物、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进行探讨和规范，在理论上的拓展就是解决如何去做的实践问题。
首先，要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根据《汉书》记载，汉代贡禹已经认识到采矿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环境生态问题。“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并会导致严重的水旱灾害。因此，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必须同时予以保护。《礼记》中有：“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本身是一首祭祀祈祷的咒语歌，但却反映出古人对水土保持的重视和消除自然灾害的愿望。类似这种环境保护的思想在较早的时候就有了。《史记》曾载孔子之言曰：“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并提出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主张。在禽兽生育的季节保护幼兽，反对竭泽而渔以及“覆巢毁卵”等破坏行为，都包含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文明的，是那个时代的“生态文明”思想。《管子》在《轻重甲》篇中曾告诫统治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守土之责不仅仅限于疆土的安全守护，还有保护自然资源的职责。
其次，注意对自然界动物资源的永续利用，含有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孟子提出“取物以时”的生态伦理主张。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资源不仅有利用的权利，而且有保护的义务，按照这一生态规律办事“不失其时”“勿夺其时”，完全可以解决温饱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管子·地员》将土壤按质地、颜色、肥力、光照、酸碱度、含水量等要素分成十八类，并详细介绍了各类土壤和植物、林木之间的分布与生长关系。儒家文化的代表性经典、中国古代农业重要著作《齐民要术》中提出了中国古代系统的劝民农桑、应时而作、丰衣足食、天下之理的重农思想。人和其他自然万物一样，只是大的生态系统中的组成元素而已。
最后，尊重自然规律与生态平衡的思想。一方面，人类可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管子》中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的要求，这种思想不仅要求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均有”，还要求不可以专有独霸、不顾后果地开发利用。当代有权享用，子孙后代也享有这种权利。另一方面，人类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树之以桑”“养之以畜”，不应该将人类自己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在开发和“剥削”自然的基础之上，人类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只有这样，才不会将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人类和自然才能共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状态。
人类生态观演变初探 篇4
人类生态观演变初探
原始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点是基于对生命的`崇拜.进入文明社会后,大多数古老文明抛弃了这种原始崇拜,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引发了局部的生态恶化,并最终导致许多古代文明的衰落.发端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就迫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反思中,吸收和借鉴中国富有生命力的传统的生态观,是形成现代人类生态观的有效方法.
作 者：朱志宏 Zhu Zhihong 作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太原,030024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年，卷(期)：17(10)分类号：N02关键词：生态观 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危机 中国传统哲学
观新村生态村创建汇报 篇5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吉河镇观新村位于安康城区西约一公里，隶属汉滨区吉河镇辖区，207省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近年来，我们观新村在区镇两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团结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克难攻坚，使生态村创建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结合我村实际，按照生态村创建规划，大力宣传生态村建设要求，精心组织全村上下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支持，全民共建的良好氛围。在全村广大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的观新村经济发展加快，生态良好，污染治理达标，环境整洁，可持续发展得到实施，基本达到创建生态村标准要求，通过生态村的创建，较好的改善了群众环境质量，保障了农民群众身心健康，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有序实施，完成了生态村建设总体规划
为了提高观新村的总体综合实力，提升全村的品位和层 次，更好地服务观新村经济、社会发展，村两委班子经讨论决定争创国家级生态村。以创建区级卫生示范村工作为契机，将创建生态村建设作为观新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
容，作为我村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为了确保市级生态村建设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持续性，根据区上的统一安排，组织力量，多方配合，制定了《观新村市级生态村建设总体规划》，同时也明确了观新村创建市级生态村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系统、全面、完整的论证了观新村现有资源、建设的重点项目，杜绝污染源，将公路沿线的一、二、三组作为商业和第三产业功能服务区，四、五组作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加大投资建设力度，力争把观新村打造成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魅力新农村，最终实现全村生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二、加强领导，成立了市级生态村建设实施领导小组 成立了以村支书李云才同志为组长的市级生态村建设领导小组，小组成立伊始，村两委班子成员就把生态村建设工作作为全村村务重点工作。通过抓项目、促结合、共协调、求发展的工作思路，落实了生态村创建工作中各项工作的具体责任人，进一步明确了工作任务，夯实工作责任，按照规划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创建工作，确保生态村创建工作圆满完成。
三、广泛宣传，行成了良好的创建氛围
创建活动开展以来，村两委班子成员积极行动，通过开 村民会、发宣传单、黑板报、到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将村民 的责任和义务、各级部门的帮扶政策、创建的内容、要求、意义等向村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认识，使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参与创建工作，有力的推动了生态村的建设。
四、注重实效，加强生态村重点工程的硬件建设 按照生态村人居环境建设要求，做到村居布局合理，环 保设施配套，环境干净整洁，舒适性和适应性好。经过几年的建设，共投资2万余元新建垃圾中转站3处，购置垃圾桶24个，聘请专职保洁员3人，在镇环卫所的支持下，率先在全区建立了第一个村级环卫工作站，落实村委会专人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了环卫保洁长效机制，保洁范围覆盖全村，实行全天保洁，垃圾日产日清。投资60余万元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也已于今年建成投入使用，工程对于城区水源地保护、汉江绿化、污染治理等起到了重大作用。扎实开展观新村改水改厕工作，通过管网式、三格式对水源地保护区内农户厕所无害化改造，全村189户，无害化厕所改造167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8.3%，改水189户，全村安全饮水覆盖率达100%；同时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工作力度，通过排污管网建设、生态自净池等解决了农户生活污水排放问题，搬迁取缔污染企业2家（自坤油脂厂、陈氏煤炭厂），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实施退耕还林91.2亩，汉江绿化119亩，严
厉打击乱伐、乱挖、乱采现象，禁止焚烧农作物秸秆，全村无破坏生态环境现象。通村通组公路建设经过近几年的投入，已经形成组组通公路，80%农户的连户路达到硬化，全村绿化覆盖率达到80%，随着境内十天高速公路的建设，全村经济、交通、生态大格局已经形成。
五、以人为本，加大软件建设的力度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我村将提高农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市级生态村创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狠抓阵地建设，充分利用村民会议、支部会议、黑板报等宣传阵地，对村民开展良好习惯、健康生活的教育宣传，培养他们的文明生活素养；抓教育，利用会议、宣传栏等形式，对村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等，引导村民改变陈规陋习，移风易俗，从思想上、观念上接受文明生活习惯；抓制度，建立生态长效管理机制，卫生保洁等多项制度，巩固提升生态村创建活动成果，从而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总体要求。通过生态村创建工作的开展，班子带头，全村参与，凝心聚力，狠抓落实，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去全村上下的一致共识，乱倒垃圾，随意破坏生态环境现象大大减少了，村民自发性的环保宣传、生态建设活动更是屡见不鲜，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建议意见也越来
越多，对创建生态村的热情普遍高涨。如今的观新村，人居环境有了明显变化，环境卫生干净整洁，人民群众健康和谐，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农民的生活环境改善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根深蒂固的陋习被摒弃，一些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村级环境改变了，村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潜力也得到很大提升，开展生态村建设，使村级环境得到很大改变，村级形象得到了整体提升，投资环境也进一步得到改善，观新村的发展潜力得到了进一步挖掘。
开展市级生态村创建工作，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趋势下，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载体，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体现，我们坚信，通过市级生态村的创建，必将推动观新村构建和谐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全面推动观新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汉滨区吉河镇观新村村委会
恩格斯的生态观及其现代意义 篇6
一第一，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环节，只有人的实践，才能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通过对比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体现出来的。人与动物的活动虽然对自然界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但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强调了人的实践活动，即劳动使人并不像动物那样仅仅是消极的适应自然界，而是有目的变革、利用自然。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他们的意志印记。正是劳动使人实现了第一次提升，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过劳动，人类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并使自然界的面貌和人类社会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此，恩格斯相当重视主体的能动性，可见，恩格斯的生态观是积极的。
第二，恩格斯指出，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是改造自然的前提。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受各种客观条件制约，即人有受动性的一面。所以，人类不能过于自负，盲目以为自己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而滥用人的实践能力。恩格斯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些生态失衡现象，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所以，人类必须考虑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这就需要人类在改造自然时，要尊重自然规律，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界进行变革。对自然界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顾后果的肆意开发，那样做只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而只有在充分认识并掌握自然规律后，主客体之间达到一种统一，人类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按自己的目的去变革自然，人与自然也才能真正相互协调、共同进化发展。
第三，恩格斯论述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人类是自然之子，人永远不能割断与自然界的联系，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人类一方面按照一定的目的以自己的劳动改造着自然界，使自然不断地适应人类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也必须改造自身以适应自然界的发展，这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因为人类的活动作用于自然界的同时，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类，即把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反馈给人类。这种反馈不仅仅是给人类提供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同时也以一种异己力量呈现在人们面前。所以，必须形成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共同发展。
第四，恩格斯把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认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对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制度进行变革。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类并不是孤立地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而是以社会为中介与自然界发生着联系，对自然界进行着改造。人不仅是自然存在，也是社会存在。人类要想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及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存在着局限性，即“都只在于取得劳动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统治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这种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考虑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大目标是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当高额利润和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相矛盾时，只能牺牲后者。所以，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与合理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真正完善的社会制度，才可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因此，不仅要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而且要形成人与人的新型关系，人类才能自觉地创造历史。
由以上四方面可以看出，恩格斯的生态观是积极的、谦逊的、理智的。他在强调主体的实践意义的同时，警告人类不要滥用这种实践能力。不仅要在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上改造自然，而且还要改造社会、改造人性，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
二
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从生态学的度加以阐发的，他在一百多年前表现的对生态问题关注，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
领导企业的生态竞争观 篇7
2007年6月中下旬, 原本栖息在湖南洞庭湖区400多万亩湖洲中的东方田鼠, 随着水位上涨而蜂拥迁徙, 破坏防洪大堤, 啃食粮食作物, 一时间声势浩大的“治鼠战役”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热点。
事实上, 洞庭湖涨水只是此事的导火索。专家会诊后的共识是:人们长期对湖区蛇、鼬、猫头鹰等东方田鼠天敌的滥捕, 是造成田鼠成几何级数繁殖的根本原因。修复食物链, 回归生态平衡才是消除鼠患的治本之策。
自然界的生态和谐规律, 对于研究社会领域中的企业问题同样具有启迪意义。早在1996年, 美国学者詹姆斯·摩尔率先提出“企业生态系统”的理念。他认为, 一个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投资商、竞争者、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类似于自然界生态圈一样的系统——即企业生态系统。在系统内, 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是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 企业的发展壮大不能是超越这张“关系网”的单边行动。根据詹姆斯·摩尔的研究, 基于我国目前不少行业此起彼伏的“商品倾销”、“促销恶战”等过度竞争现象, 笔者认为, 在处理企业与其竞争者这一对基本关系时, 传统的竞争观值得反思, 而借鉴生态学的原理重塑企业竞争观念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企业生态竞争观内涵解读
所谓企业生态竞争观, 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相生相克原理来处理企业与竞争对手关系的一种理念。在洞庭湖鼠患事例中, 客观存在的生态系统各物种间相生相克的原理, 要求人们不能忽略其它物种对人所处整体环境的影响, 即人们对这些物种的非食物依赖性。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企业, 一是各企业都因对自身利益的追逐而与竞争对手在市场、品牌等多方面展开竞争, 这是企业间相克的一面;二是企业间还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这就是相生的一面。一方面, 企业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行业的良性发展, 而每个企业的个体行为又是行业良性发展的因子, 这是企业间的间接相生关系;另一方面, 企业的生存发展也需要其它企业的促进、合作与功能互补, 这是企业间的直接相生关系。可见, 企业生态竞争观不同于只讲相克不言相生、视“同行为冤家”的传统竞争观念。它并非不鼓励竞争, 也并非否定会有企业被淘汰出局, 而是要求竞争既不破坏行业整体健康发展, 又不排斥企业间的协作。简言之, 生态竞争观就是和谐竞争、合作共生的企业理念。
生态竞争观对改善我国企业间竞争关系是很有价值的。受传统竞争观影响, 再加上其他不利因素的存在, 我国不少行业长期存在着恶性竞争、过度竞争现象, 比如, 频繁发生的“价格战”、“资源战”、“广告战”、“人才战”, 甚至恶意伤害、侵占知识产权等非法行为也时有发生。据《观察与思考》报道, 2007年1～5月, 浙江省啤酒行业显现出亏损加剧的态势。造成行业性亏损、集体“受伤”的元凶, 就是行业内“低价倾销产品、恶意买断终端、破坏对手声誉”等恶性竞争行为。以“价格战”为例, 如果是因为上游产品价格下降、技术进步、规模效应等因素推动企业成本下降, 那么下调价格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事实上, 很多“价格战”并非以此为基础, 价格下降的幅度远大于成本的变化。这种所谓“以利润换市场”、谋求垄断地位的做法,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透明化日益提速的今天, 结果多半是事与愿违。作为微波炉行业“领头羊”的格兰仕, 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每台微波炉只赚1元钱的低利润状态, 目的就是凭借这把“价格屠龙刀”将众多竞争对手横扫出局。没想到, 这一“招儿”给自己招来了许多麻烦:前脚送走了“老冤家”LG, 却又迎来新对手“美的”, 接着还有众多洋品牌对它虎视眈眈。有的对手不惜用数百万元高薪挖它的人, 导致它十多位高级营销区域经理集体跳槽。好在格兰仕及时改弦更张, 2006年在行业发出倡议, 呼吁同行“和谐经营”、“生态竞争”, 并付之实际行动, 这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
恶性竞争、过度竞争现象的广泛存在, 不仅在微观上侵蚀企业的利润、制约企业的稳定发展, 在中观上破坏行业声誉、阻碍产业升级和市场开拓, 而且在社会宏观层面还造成资源利用率低、就业波动、商业风气败坏等不良后果。所以, 用新型的生态竞争观替代传统竞争观, 是企业现实的理性抉择。
领导企业践行生态竞争观渠道
确立生态竞争观, 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有效、市场管理规范、消费需求景气、行业退出机制灵活、商风文明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但处于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具有关键性作用。原因有三:一是任何行业几乎都存在一个或几个领导企业, 它们的行为直接构成了行业竞争的基本格局;二是领导企业的理念和行为易被追随企业所效仿;三是从长远看, 生态竞争业态存在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领导企业, 其积极性更易调动。所以, 践行生态竞争观如果从领导企业的行为路径切入, 就是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促进行业内形成梯度企业结构领导企业应率先学会肯定竞争对手存在的价值, 控制对市场无止境的占有, 给同业其他企业留有一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原因在于:一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一家企业不可能独霸整个行业。市场占有率越是高度集中, 就越预示着垄断利益形成的可能性增大, 必然会招致行业外其他企业的进入, 甚至引来国际上资本实力更雄厚、技术管理水平更高的企业加入角逐。格兰仕遭受全球企业“疯狂围剿”的事例便是如此。二是梯度企业结构的存在, 能使行业保持持续不竭的生存发展动力, 这对领导企业同样也有意义。三是梯度企业结构能增强行业内互补合作功能, 为维系企业间“共生关系”提供更好的平台。一方面, 较多同类企业的存在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差异化需求, 促进行业整体形象的优化和市场发育;另一方面, 也为包括领导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开展行业内合作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明智的领导企业会选择“适度退却”, 以维护自身和行业的长远利益。“觉悟”后的格兰仕明确提出, 让出30%的国内市场份额留予同行其他企业, 改善微波炉行业内企业的构成。
开辟“蓝海”, 拓宽行业竞争空间遏制恶性竞争、培育生态竞争业态的有效途径之一, 就是把行业的“蛋糕”做得更大, 使企业间竞争的空间变得更为宽广。2004年爆发的“埃尔切烧鞋案”, 从自身原因看, 正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温州鞋商过分集中在低档鞋的生产销售上, 造成西班牙埃尔切的低档鞋市场过度饱和, 激发了当地人的报复。如果放弃部分低档鞋市场, 转向生产销售中高档鞋, 即开辟“业内蓝海”, 情况会截然不同。领导企业应发挥自身的领先优势, 积极延伸产业链, 丰富产品内涵, 扩张产品线, 增加新品种, 挖掘潜在的消费需求。G E、福特等汽车巨头为避免过度竞争, 纷纷在汽车制造产品上嫁接起保险、贷款、理财等服务内容, 从而启动了不少潜在的汽车消费, 扩大了市场容量。此外, 领导企业还可实施多元化经营, 开辟“业外蓝海”。一方面,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有利于分散经营风险;另一方面, 又能为行业内多余的资金、过剩的生产能力寻找出路, 客观上弱化行业内竞争强度, 有利于形成梯度企业结构。格兰仕在微波炉行业实施“适度退却”的同时, 又把目光盯在了空调产品的研发上, 很快就跻身于空调业的“三甲”之列。
引领行业创新, 推动竞争方式的改善以往的竞争方式即使控制在法律法规的边界之内, 也并非“上上之策”。换言之, 竞争如果总是着眼于价格、销售渠道、广告等方式, 而不是比拼创新能力, 竞争就是肤浅的、不可持续的, 迟早会发展为“过度竞争”、“恶性竞争”。领导企业应积极展开工艺技术、管理模式、营销网络等多方位的创新活动, 通过创新活动广度的扩展和深度的延伸来体现竞争, 带动行业内其他企业争相效仿, 使企业把竞争的目光锁定在开展创新活动上, 进而形成谁的创新能力强、谁的技术管理水平领先、谁的产品服务质优, 谁就能赢得更多消费者的竞争导向。微软的“I E”网页浏览器是世界上使用最频繁的软件之一, 其他公司的同类软件无论是免费或付费, 都无法动摇它的主导地位, 其原因就在于微软不断强化和升级自己的软件, 平均每一星期就会有新的补丁出来。正因微软引领行业不断推陈出新, 所以软件行业的竞争更多的是比企业创新能力的强弱, 而不是简单的“价格战”、“促销战”。
牢固树立生态观 篇8
树立生态决定人类文明兴衰的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深刻论述了生态与文明的重大关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生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林业承担着保护森林、湿地、荒漠三大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职责，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我们要加快发展生态林业，全面改善生态状况，为实现中国梦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
树立生态就是生产力的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生态与生产力的重大关系，作出了生态就是生产力的科学判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的理论。我们要科学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加大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努力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树立生态就是民生福祉的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重要论述，既是对生态产品的准确定位，又是对民生内涵的丰富发展，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民生的关系。林业带来的绿水青山和生态产品，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生态需求。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的新期待，大力发展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将更多更好的生态产品奉献给人民，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态福祉。
树立山水林田湖统筹治理的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的重要论述，立足山水林田湖这个生命共同体，科学阐述了自然生态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回答了治理自然生态系统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态要素，共同构成完整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造林绿化、湿地保护、防沙治沙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努力做到各项生态建设之间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想宣传 篇9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确定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要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这些深刻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思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向马克思学习什么、如何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维度诠释人与自然关系，将自然界视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生成着的自然界，将自然当作是一个复合系统，既包括人与社会在内的一切存在物即物质世界本身，又包括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生态环境。
马克思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而且从实践出发去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既以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分化与对立，又从实践活动出发去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而科学地说明了人与自然关系，创立了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科学的自然观。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对于人类而言具有客观实在性，与人类存在着双向互动性，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马克思高度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强调，这些生产和再生产，都要以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条件。一方面，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马克思形象地指出，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有机身体即血肉之躯，还有一个是无机身体即外部自然界。人“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劳动，但是劳动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和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马克思谈到历史的前提时认为，它既包括了个人的肉体组织、生理特征，受肉体组织所制约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包括了各种自然条件，如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等。他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强调自然条件对劳动生产率的制约作用，告诫人们不能离开自然条件抽象地谈论劳动和劳动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等重要论述，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自然观。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生态问题上升到重大政治问题和重大社会问题的高度，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阐述了生态与政治的内在关系，认为在由“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社会有机体中，生态问题已经超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界限，而成为一个与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的重大政治问题和重大社会问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背后隐藏着的人与社会的政治关系，分析了人和自然关系紧张与人和社会关系紧张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背后蕴藏着的深刻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提出了要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变革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出路。
马克思要求人们在认识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现象时，必须将其与生态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要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基本趋势。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视为休戚与共的共生体，那种幻想改变自然规律和随意征服自然的做法既是极端天真、幼稚和错误的，同时，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马克思运用“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以及人类过多地干预自然界必然会遭到自然界报复的道理，说明各种自然灾难的背后，都有人类对自然不友好的深层次的政治原因，与政治/动荡的发生、政治决策的失误和政治路线的错误等都存在着紧密联系。而只有将生态问题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才能自觉地从政治的高度保护好生态，主动地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民生福祉。
我们党讲政治，就是要讲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是要为老百姓着想。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出发，生态环境必定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绿色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根本大计的战略高度，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绿色发展观。
马克思认为，要通过尊重自然环境和善待自然环境达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地租理论时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及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认为我们留给子孙耕作的应该是改良了的好地，而不是一般的地，更不是被人类污染破坏了的孬地。马克思还认为，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劳动是有害的劳动。“依我说来，劳动本身——不仅在它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地说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是有害的、造孽的。”马克思这一思想是十分深刻的。他反对了那种离开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谈论劳动和生产力的错误。马克思指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消灭劳动异化、人的异化、自然异化现象。因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既描绘了绿色发展的美好图景，又指出了绿色发展的制度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这些深刻论述，强调了绿色发展的价值，指出了绿色发展的路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权益观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人民情怀看待生态文明建设，指出要以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为刚性要求，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要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保障饮用水安全，基本消灭城市黑臭水体，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要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有效防范风险，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表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以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生态权益的价值诉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权益观。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和根本价值诉求。马克思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看作是人的各种权益实现的过程。生态权益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是直接影响人以及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权益，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予以决定性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权益是人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基本权利以及行使这些权利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如占有、利用以及享受自然环境资源的各项权利以及给人所带来的各种利益。生态权益贯穿于每一个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同样，也贯彻于人类社会从产生到消亡的全过程。争取人的生态权益，特别是争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态权益，是无产阶级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