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观(共10篇)
社会生态观 篇1
近年来, 无论是媒体关注的“血汗工厂”, 还是政府机关所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 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所关心的产品质量问题, 还是社会公众所呼吁的企业良知, 企业对股东等控制人、所有人之外的其他个人与群体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既不是一个“突如一夜春风”的新鲜事物, 也不是一个经济社会高度发达条件下的专利。只要把企业放在社会生态的背景下来仔细辨析就不难发现, 企业自诞生之日就不得不在满足股东利益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满足着其他利益群体的种种需求, 而这些需求之间也并不总是和股东利益的追逐相冲突。因为, 从根本上来说处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作为一个组成部份, 其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求是不可能脱离外部而独立存在的, 其自身利益的实现必然要求其对外部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和义务。而当前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不过是其在这种生态系统内自我调节的延续, 是企业内外部关系发展到新的生态背景下为实现系统平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一、从生态的角度解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之争
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发端于美国, 然而对于其概念的界定则众说纷纭。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倡导者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乃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应承担的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的责任。即企业及其管理者除要承担对于企业股东的义务外, 还要履行对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然而与此同时, 部分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提出颇有争议, 从而也引出了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认识的截然不同的观点, 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倡导派、支持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至今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仍然没有明确统一的回答。在一些调查报告中, 企业和社会公众对此各执一词, 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满意度也颇有差距。当然在这场争辩中也不乏中庸者试图调和二者的关系, 对于概念进行折中分析。从法学角度而言,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应该是比较宽泛的。尽管部分学者仍然坚持企业社会责任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应该是体现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方面的责任。由此,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百家争鸣时至今日仍然如火如荼。
然则毋庸置疑, 企业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的经济主体。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 所用技术先进与否, 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率高下与否, 都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这样一个目标诉求。也正是秉承这样的经营目标, 企业在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同时, 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环境的大变革。故, 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于股东而言, 需要努力实现利润、效益最大化的经济责任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企业是否还需对股东以外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 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按照各国的通常理解, 此所谓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 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构成部分, 系指在股东以外, 受企业决策与行为现实的和潜在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的一切人。具体包括企业的雇员, 企业产品的消费者, 企业的债权人,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资源和环境、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的受益者等方面的群体。对于以上提问的回答恰恰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故, 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 实则是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资源短缺、环境不断恶化, 并且伴随着劳资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自身的一种本能的应对之举。
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企业生态环境
在生物学中, 良好运作的生态系统是世间万物得以悠然生息的基础。在食物链的链条中, 各种生物处于不同的环节, 相互之间存在紧密的依附关系。只有维持相对的平衡, 万物才能得以各得其所。当然, 生物界的生存规则也可以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企业赖以存续的基本准则。由于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其生存周期, 如何尽量延长企业的生存周期, 提高每一个阶段企业价值的实现程度, 是企业广泛关注的问题。同时, 在企业生态系统中, 消费者和员工与企业之间存在相互依附关系。故, 为了应对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者的“货币投票”对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产生了具有终极影响力的作用。为此, 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开始遵法度、重伦理、行公益。其中通过制定内部生产守则 (或者工厂守则, 企业规则) 来改善劳动条件, 提高雇员薪资等逐渐得到企业界的认同。这也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而言, 承担社会责任, 意味着将会得到一个双赢的满意结果。这正是“责任竞争力”理念的意旨所在, 即“责任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的专业化优势”, 企业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 解决社会、环境、员工等方面的问题, 使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 经济效益也得以同步提升, 即企业的责任竞争力得到增强。这是企业与社会的双赢之路。将这样的理念融入到企业经营中去, 将企业专业化优势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同时得以提升, 将是企业铸造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今日的中国, 其区位优势明显, 主要包括巨大的市场潜力、稳定的政治环境、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投资促进政策。这些对跨国公司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如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进入我国。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成为欧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和跨国公司的最主要采购中心。其中尤以浙江省的外向型经济为典型。浙江省的民营企业最为活跃, 但从事的外贸出口行业仍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纺织业、服装业和玩具业等。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历来是劳工权益保护的薄弱环节, 也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关注的重点。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 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某些国家进行国际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 似乎将其和劳工标准、人权标准等同视之。由此, 为了应付采购商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调查, 为了取得来之不易的外贸订单, 造假成为部分企业的家常便饭。如此一来, 企业社会责任在逐渐成为企业家的一种形象宣传, 正在变得越来越作秀。由此, 引起一种追问: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维护劳工权益, 还是企业为了取得更大经济效益、提升自身声誉的一种手段?显然, 我们希望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能够取得前者的作用, 但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才是需要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三、社会生态的和谐与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建议
既然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实质意义在于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工待遇, 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量扩张, 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那么, 这不仅仅是一种运动, 也不仅仅是企业提升自身声誉的一种手段, 更不应该成为企业的“遮羞布”, 而是企业在获得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 真正履行在环境、人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负担的义务, 进而通过外部生态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 通过外部机制的确立促使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 尤其是通过加强我国工会组织的力量, 通过完善各行业协会机制, 真正实现由企业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比由政府这个社会生态的组织者来进行直接配置更为持久和健康。故, 企业社会责任在立法导向上, 立法者和政府所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直接为企业设定形形色色的标准, 而应该是企业生态系统中各个生存者之间的比例平衡。立法模式应该更倾向于社会力量之间的调节而不是以政府甚至是法律来代言各种社会力量的诉求。
就具体立法而言, 笔者建议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和谐生态的建设:
第一, 加强我国工会组织的权力。坦率地讲, 中国工会的职能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 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工会仅仅起到一种类似于第二行政组织或群众性组织的作用, 根本没有起到市场经济集体谈判组织者的作用, 更没有展现出它在劳动力市场中强大的工资议价能力。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 基本上不会出现工会与管理层的严重冲突。因此, 建议在《工会法》中或者在其实施条例中, 增加相应的条款以提高工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例如, 可以规定凡属于《公司法》中规定的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担任本企业或者直接上级工会的工会委员;各工会中脱产的专职委员不得担任任何营利性机构的职务, 其直系亲属如果担任与该工会具有利害关系的营利性机构管理职务时, 该工会委员在相关事宜的表决或决定时应当回避。更为有效的做法是, 彻底改变《工会法》中的工会组织方式, 废除按照行政区划组织工会的有关条款, 取消“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建立, 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的规定, 赋予各企业、各产业工人自行组织和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 在宪法和工会法中承认工人的自由结社权和罢工权。
第二, 在《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 提高对劳动者的保护标准, 降低企业用工的随意性。比如, 明确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 规范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约定条件, 凡是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作为解除条件的必须由企业证明员工在签署合同时已经知悉该规章制度的存在, 并且该规章制度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更重要的是企业必须证明该员工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给企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对于企业的各种违法和违约行为原则上应当明确在诉讼中由企业承担举证责任, 并且提高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和赔偿标准, 在劳动合同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第三,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及其实施条例、实施办法中加强惩罚性赔偿制度, 提高企业产品质量违法成本, 提高消费者针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违法问题的诉讼积极性。例如, 应当修改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欺诈性销售行为的赔偿从消费金额的两倍的规定, 大幅度提高惩罚性赔偿的金额, 引入公益性诉讼制度, 允许消费者协会或者个别消费者代表全体消费者就企业的欺诈性经营行为提起诉讼, 并且明确推定企业在某一产品或服务上的欺诈可能和已经获得的利益适用于其全部同一产品和服务, 并对企业同一产品和服务的全部销售进行惩罚性赔偿。其次, 还应当明确对于消费者因产品质量或者服务提起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由败诉企业全额承担。此外, 还应明确规定对消费者的损害赔偿中应当包括对消费者的精神损害赔偿, 并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标准。从整体上提高企业在产品违法和侵害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成本。
第四, 推进社会慈善立法, 为企业参与社会慈善事业提供完善的法律机制。包括为企业捐赠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明确企业捐赠的方式、公益捐赠和商业赞助的区别, 明确企业慈善捐赠中的税收问题, 推出鼓励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措施, 建立职业化的慈善机构, 完善慈善捐赠渠道, 规划捐助信息。各地区还可以结合本地慈善事业和企业状况制定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慈善地方法规和规章, 为地区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
第五, 推动民间团体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立法的进程。在涉及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立法中, 可以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例如, 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民间环保组织, 在消费者权益领域的消费者协会, 在农民工保护领域发挥农民工输出地的民间和非政府机构的组织作用等等。不仅应当在立法中征询这些民间团体的意见, 而且应当允许民间团体向立法机关提交立法建议, 并参与立法草案的编撰。在某些领域还可以由民间团体参与执法监督。
参考文献
[1]王佑:血汗工厂黑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第一财经日报, 2006年6月15日
[2]何海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华人世界, 2007年第5期
[3]卢代富: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述评.现代法学, 2001年6月第23卷第3期
[4]殷格非吴福顺郑若娟: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十大事件.WTO经济导刊, 2007年第1-2期
解读武进生态文明观 篇2
生态文明观之一:以人与自然和谐为追求,演绎生态文明三重奏
武进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水岸结合、城乡联动为要求,深入开展一系列生态建设和环境创建。
围绕“水秀”,探索治水新模式。新世纪初,武进率先在全国启动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前后投入达50多亿元。保障水安全。改扩建一批重点水厂,实施长江引水、区域联网供水工程,目前全区日供水规模超60万吨,自来水覆盖率100%。建立健全污染来源预警和饮用水源应急保障体系。改善水环境。建成16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和100个村污水集中处理点,改造兴建排污管网600公里,污水日处理能力27.2万吨。同时,对全区河道、沟浜全面清淤。恢复水生态。连续投入巨资,开展重点支流河道整治专项行动,实现堤稳、岸绿、水清、流畅。全面加强太湖流域水源生态保护,3条主要入湖河道达到四类以上水标准。营造水景观。对城市水体实行立体开发,投入2.5亿元建设新天地不夜城水世界;开展湖塘河等“五河整治”,建设滨河风光带;大魄力挺进西太湖,加快构筑“城在水边、水在城中”的亲水城市。
还原“乡韵”,打造江南水乡特色新农村。以平面整洁、水面干净、立面美观为目标,大力开展“整治镇村环境、共建美好家园”专项行动。启动养殖场、屠宰场整治,取缔和整治不达标的养殖场、屠宰场;开展滆湖整治行动,拆除围网5.6万亩;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环太湖7公里岸线均建成植被带;大力开展村庄整治专项行动,推进农村垃圾废物综合处置利用,全区农村改厕率达98%以上。围绕合理规划布局、环境综合整治、公共事业发达、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活环境宜居等重点,深入开展环境优美镇、卫生镇、园林小城镇以及生态村、卫生村等系列创建。全区14个镇均创成“全国环境优美镇”,245个村创建成为各类生态村。
瞄准“宜居”,建设生态型现代新城区。推进城市有机更新。高起点描绘城市蓝图,全面拉开城市框架,高水准完善基础设施,形成“八纵八横”路网;高标准提升城市环境,建成淹城森林公园、嬉戏谷等生态主题乐园,打造一批商业核心街区和景观大道。推进区域有致绿化。坚持重金“泼绿”,连续实施“七路三口”、“城乡十大绿化”等工程,新增绿化面积近10万亩,城市绿化覆盖率达50%。推进污染有效治理。五年累计投入各类生态环境建设资金120亿元,环保投入占GDP比例达3.6%。强势推进节能减排、废物处置、废气控制等六大工程,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达86分。
生态文明观之二:以转型升级为根本,锻造生态文明支撑极
以打造现代产业为根本,以推进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保障,武进区科学把握建设生态文明路径,在全省、全国率先基本形成节约型和环保型产业结构及增长方式,先后被评为“全国十佳节约型中小城市”和“中国绿色经济十佳城市”。
以现代产业体系支撑生态建设。自觉依据产业生态学原理,全力构建经济、技术、社会、环境等具有较高协同性的特色产业体系。积极发展高效农业。坚持把绿色变财富,靠生态来赚钱。大力推进设施农业、项目农业、品牌农业,形成30万亩优质水稻种植基地、15万亩西部花木基地、12万亩沿湖水产基地、5万亩东南部经济林果基地。重点打造现代新型工业。积极鼓励符合低碳要求的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及环保、新材料、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五大产业”发展。德国曼集团、美国GE及玉柴、柳工等国内外工程机械巨头纷纷进驻,LED、轨道交通、风电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初具雏形。加快发展“绿色服务业”。培育太湖湾山水风光游、淹城历史文化游、三勤民俗民风游,打造旅游新优势;推动城区“退二进三”,发展楼宇经济、商贸物流等无污染服务业。五年来,全区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速达30%。
以科技创新驱动生态建设。坚持以科技为第一驱动力,引领生态文明。建好创新平台推动转型升级。举全区之力加快集聚创新要素,着力打造科研成果转化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基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引进100多家研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成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策源地。发展高新产业示范节能减排。坚持把科技创新项目与生态创建相结合,加快实施“科技引领产业跃升行动”,2010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392亿元,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量贡献率达64%。运用先进技术推进生态治理。将高科技手段和先进工艺运用于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连续投入4000多万元,优先支持节能减排技术创新项目,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6.5%。
以转变发展方式保障生态建设。注重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发展模式,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融入经济发展之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武进区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培育中天钢铁、鑫瑞特钢等一批循环经济典型;建立废物资源交换体系,投资18亿元建成中国常州再生资源产业示范基地,形成产值超百亿元的循环经济产业园。提标改造污染企业。对照太湖地区重点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完成印染、电镀、冶金等重点行业提标改造,加大清洁生产力度。5年来,COD和S02排放削减50%以上。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严格执行土地投资强度管制,推动所有新项目全部进入园区,促进设施共同利用、污染统一治理、土地集约利用。2个省级开发区均创成省生态工业园区,其中武进高新区成为全省首个低碳示范区。
生态文明观之三:以民建民享为常态,赋予生态文明新内涵
武进人认为,生态文明创建历程,其实就是一个调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获益的过程,是一个生态文明“民治、民有、民享”的过程。
心因生态而齐。党委政府首先带头。坚决抛弃以环境换GDP的陈旧观念,郑重向全区人民作出承诺,大力治污,还群众一片蓝天白云。强化重大事项科学论证和环境评估“第一审批权”,构建贯穿于决策、管理和执行全过程的“生态行政”体系。企业踊跃承担责任。全区环保重点监控企业和耗能大户公开作出承诺,加快工艺技改更新,完善能源审计和节能管理制度,落实主要污染物减排责任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社会各界广泛行动。广大市民积极响应倡议,各种日常节能降耗减排行动“从我做起”。深入开展绿色细胞创建,超过一半的社区成为“绿色社区”,129所学校成为“绿色学校”,560家企业通过环境质量体系认证。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公布的“公众对环境保护满意率”调查显示,武进得分达98%。
业因生态而兴。武进人敏锐地觉察到,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区域竞争的最后王牌。投资者纷至沓来。许多客商坦言,之所以选择武进,很大程度就是看中武进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看中武进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精准把握,就是看中武进生态发展中体现出来的责任意识。近5年来注册外资实际到账30.5亿美元。荣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第一名。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良好的自然生态、产业生态、人文生态,激发出武进企业家冲天干劲,“百千万创业”、“海归创业”等蔚然成风。2010年全区个私注册资本总额超600亿元。名列“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县(区)”第一名。
居因生态而安。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成果、新理念引入精神领域,推进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的良性互动。以生态发展富百姓。得益于良好的生态,武进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7万元和1.3万元。以生态创建扬公德。喜获经济、生态双效益的武进人富而思进、富而思善,广大企业家乐善好施、回报桑梓,普通市民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活动,全区慈善资金超5.5亿元,每年救助万余名困难群众。以生态文明促和谐。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稳控结合起来,建立经常性生态矛盾排查制度,认真纠正损害群众生态权益的行为。广大市民主动管好自己的“嘴”、“手”和“腿”,努力克服不良陋习,文明风尚在全区激荡。
(作者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办公室)
社会生态观 篇3
1 校园欺负行为的概念及危害
1.1基本概念Olweus教授在1978年首次对学生间的欺负行为进行了明确的定义: 受欺负者被一个或多个同学有意地、反复地、持续地施以负面行为, 造成受害者心理或身体上的不适应或伤害; 负面行为可以以身体接触、言语或其他如做鬼脸或威胁的手势、有意地从团体中进行排斥等方式进行[1,4]。目前, 国内外研究者广泛应用的欺负行为的定义是: 力量相对较强的一方在未受激惹的情况下对相对弱小的一方重复进行生理或心理的攻击, 使受害者长期成为骚扰和侮辱对象的行为[5]。英国学者把欺负行为简明地定义为系统的、重复的和故意的权力虐待, 常见于权力关系明确、角色分工清晰的社会团体中, 如学校、军队和监狱等[6]。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欺负的界定角度不同, 但都强调欺负行为的未受激惹性、重复发生性、双方生理或心理力量上的不平衡性3个特性[6,7]。
校园欺负是指任何发生在校园、上下学路上或者以校园为媒介的社交群体内的欺负行为, 在世界各国各类中小学校中普遍存在。1994年, Olweus对13万挪威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 有15%的学生卷入了欺负事件[3]。美国1998年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 有29.9% 的学生卷入欺负[8]。2002年我国学者张文新[9]的调查发现, 有近1/5的儿童卷入了欺负问题。
1.2形式和种类传统欺负行为分为直接欺负和间接欺负2种类型。直接欺负包括直接身体欺负 ( 如踢、抓、咬、推搡受欺负者及勒索、抢夺、破坏其物品等身体动作行为) 和直接言语欺负 ( 如辱骂、讥讽、嘲弄、挖苦受欺负者等言语行为) 。间接欺负包括背后说坏话、散布谣言等, 以及关系欺负, 如运用人际关系或关系网络来孤立、冷落受欺负者。直接言语欺负是最为普遍的欺负方式[9,10,11]。美国2005年的调查显示, 有53.6%的青少年学生卷入言语欺负, 51.4%的学生卷入关系欺负, 卷入身体欺负的占20.8%[11]。我国的调查发现, 中学生欺负行为中被恶意取笑的报告率最高, 为43.2%[10]。另外, 男生受直接欺负的比例显著高于女生, 而女生更容易受到间接欺负[9,10,11]。
网络欺负是指个体或者群体使用电子信息交流方式, 多次重复性地对不容易保护自己的个体实施的攻击行为[12]。一项美国的调查显示, 卷入网络欺负的学生已达13.6%[11]。网络欺负由于其隐蔽性和匿名性, 不容易被察觉, 可是它对人的健康发展也会造成很大伤害[13]。
1.3危害研究显示, 卷入欺负的儿童在日后发生吸烟、酗酒等健康危险行为的风险明显高于未卷入者, 其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水平也明显较差[8,14]。
欺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受欺负者的心理压力和痛苦体验, 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15]。经常受到欺负容易导致恐惧、不安、焦虑、抑郁等症状的出现, 若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 久而久之可能会发展成情绪障碍、抑郁症、焦虑症、社交恐惧等, 甚至在自卑绝望或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出现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 严重影响心身健康[2,5,8,14,16]。受欺负的孩子也容易因为恐惧而厌学、逃学和辍学[7]。另外, 长期受欺负的儿童青少年在缺乏有效解决策略的情境下, 较易做出极端报复行为[17]。
已有研究证实, 儿童时期的欺负行为是日后青少年犯罪、反社会行为、成年后暴力犯罪的重要预测因素[18,19,20]。与单纯的欺负者相比, 既受欺负又欺负他人的儿童青少年更有可能被伙伴圈子排斥, 他们的同伴地位最低, 在同伴交往方面存在严重的障碍[3,21,22]。
目睹校园欺负的学生会经常感到紧张焦虑, 担心自己成为欺负者的目标, 从而难以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业任务[23]。欺负事件进而会对整个学校产生负面影响, 营造了一个担惊受怕的校园环境[7]。
2 影响校园欺负行为的社会生态因素
Bronfenbrenner将社会环境因素分为4个系统: 微小系统 ( microsystem) 、中间系统 ( mesosystem) 、外部系统 ( exosystem) 和宏观系统 ( macrosystem) [24]。微小系统由特定环境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组成, 如家庭成员、朋友等, 还包括相关的个体特征 ( 如性格、知识等) 。中间系统涉及影响个人与人际交往的组织结构, 一所学校的氛围就是中间系统特征的体现。外部系统通常指社区乃至城市的特征, 如社会风气、社会网络和社会准则等。宏观系统有更大的社会及文化含义。目前很多研究学者根据这种划分方法, 提出了健康行为的个体、人际、组织、社区以及社会五水平社会生态学模型, 各水平因素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人们的行为[24]。
校园欺负行为同样受到个体和所在社会环境的影响。已有基于韩国和美国初中学校校园欺负行为的研究建立了多水平生态学模型, 这些不同层次变量的多水平模型可以成功解释儿童校园欺负行为的大部分成因[25]。微观系统对应个体经历的活动模式、所处的角色, 以及与同伴、教师、家长的人际关系。中间系统可以理解为特定环境中个体积极参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如校园中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外部系统指个体不直接参与, 却受直接影响的环境体系, 如家长的社会经济学地位。宏观系统指社会的文化、行为规范及人们的信念、思维方式和理念等[25-26]。
2.1个体水平的影响因素个体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 个体因素对欺负行为的影响最为重要[25]。
2.1.1年龄一般认为校园欺负行为的发生在初中时达到顶峰[27]。我国18省市初中、高中学生调查显示, 有66.1%的男生和48.8%的女生遭受1种及以上的欺负[10], 可见中学生发生校园欺负的比例非常高。然而张文新[9]的调查结果显示, 小学生的欺负和受欺负者所占比例高于初中生。在Olweus[1]的研究中, 随学生年龄的增长, 受欺负的报告率迅速下降, 欺负别人的报告率却保持稳定。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尤其是从儿童期进入青春期, 如身体攻击这样的外显性攻击减少, 而间接攻击等隐秘的攻击形式增加[28]。
2.1.2性别许多研究发现校园欺负行为存在性别差异[1,6,8,10,11,29]。不管是欺负者还是受欺负者, 男孩所占的比例均高于女孩。就欺负的类型而言, 男孩主要以直接的身体欺负居多, 女孩则以间接的关系欺负居多。但这也可能导致女孩中的欺负行为不容易被研究者发现, 从而低估了女孩中欺负行为的发生率。
2.1.3生物遗传因素欺负者往往具有较强冲动性[21], 有研究提示中枢神经系统5-羟色胺功能降低与冲动和攻击性行为有关[30]。言语能力、执行功能及额叶和颞叶功能缺陷与攻击和暴力行为有关[31]。运用神经成像技术 ( 如PET、MRI) 的研究显示, 攻击、暴力或反社会个体的额叶、颞叶区域存在功能缺陷[32]。
2.1.4早期依恋类型和性格儿童在婴儿期对母亲的依恋可以分为安全、回避和焦虑3种类型, 后两者均为不安全依恋。研究发现, 具有回避依恋史的儿童更多的表现出欺负行为, 而具有焦虑依恋史的儿童经常成为欺负的对象或受害者。大多数具有安全依恋史的儿童能够与其他儿童和平相处, 使自己远离欺负行为[6]。
在性格方面, 欺负者表现出较强的冲动性和控制欲, 他们通常的学业水平、亲社会交往能力、注意力较差, 但有些欺负者也表现出较强的社交技能, 攻击行为只是其获得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 受欺负者则在与内向性格相关的方面 ( 如抑郁等) 得分较高[21,33]。
2.2人际水平的影响因素
2.2.1伙伴关系传统的研究认为, 具有欺负行为的个体不易被同伴接受, 且会被同伴圈子边缘化; 而最近的研究发现, 有些欺负者会受到同伴拥戴, 并且成为所在圈子的领导者或核心人物[21]。当某个个体所在的同伴圈子推崇攻击性行为时, 他往往也会去学习这些攻击行为, 以获得所在群体的认可, 并提高自己在伙伴群体中的地位[34]。
Mishna[35]对受欺负者及其家长和教师进行的定性访谈还发现, 当欺负者与受欺负者是朋友关系时, 受欺负者往往碍于这种关系而不认为自己受到欺负, 从而对欺负行为作出消极反应, 无形中助长了欺负行为的发生; 而当受欺负者受到欺负时, 若其朋友能及时阻止欺负行为或安慰受欺负者, 则会对欺负起到有效的制止作用。
2.2.2家庭环境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基本动因, 对儿童早期行为的塑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研究表明, 一方面, 缺乏温暖的家庭、不良的家庭管教方式以及对儿童缺乏明确的行为指导和活动监督都可能造成儿童以后的高攻击性, 从而更有可能成为校园欺负事件中的欺负者[36]。另一方面, 单亲或重组家庭的孩子由于缺乏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和安全保障, 容易成为弱势人群, 从而导致受欺负的概率增加[10]。
许多家长对子女的受欺负情况持放任态度, 认为这是孩子成长中必然经历的阶段, 甚至认为有利于培养孩子交往的能力[35]。家长对欺负行为不恰当的认知和反应无疑会助长欺负行为继续发生。
2.3组织水平的影响因素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 组织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校。学校教师对欺负行为干预项目的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校长及其他学校管理人员则明显影响着学校的文化氛围[35]。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对欺负和攻击行为持有的态度也影响着欺负行为的发生。例如在对欺负行为接受程度较高的班级中, 欺负的发生率也相对较高[21]。
欺负发生率因学校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这显然与学校的文化有重要的联系。学校是否有反欺负的政策、现有的学校准则和学校风气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儿童欺负的发生情况。此外, 有研究发现, 课余时间监督的教师越多, 学生的欺负发生率就越低[10,36]。学校的学业水平、道德氛围、家长的参与度等也对欺负行为有一定的影响[25]。
2.4社区水平的影响因素Wolke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学地位与孩子欺负行为之间有比较弱的负相关[37]。也有研究显示, 家庭社会经济学地位通过影响孩子欺负相关的性格倾向 ( 如冲动、恶作剧等) 间接影响校园欺负行为的发生[25]。史俊霞等[38]研究结果显示, 儿童青少年居住地社会风气越差, 其攻击倾向越高, 可见居住地环境对欺负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
2.5社会水平的影响因素儿童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及对客观事物的辨别能力都较差, 非常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现今社会媒体对暴力文化的宣传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儿童青少年的认知, 导致他们当缺乏解决问题的策略时, 会更倾向于选择媒体上出现过的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也会促使欺负行为发生[25]。
3 结论
校园欺负行为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性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从个体角度入手, 最主要的是要改善或改变其发生背景[7]。有关欺负行为干预项目的系统综述表明, 基于全校的多层次干预效果最好, 同时还应将针对家庭的干预措施纳入整体的干预策略[39]。
然而目前为止, 关于学校氛围、教师和家长态度等因素的研究较欠缺, 也尚未建立中国儿童青少年校园欺负行为的社会生态学模型。因此, 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从个人、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多个层面和角度, 建立适用于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态学模型, 以探索可行的反校园欺负干预策略和开展综合性干预措施。
社会生态观 篇4
摘要:从生态学的概念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首先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并对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解决的问题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做出了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1—0011—03
一直以来,人类与自然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高速增长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矛盾更是日益突出,并导致资源的消耗和浪费、生态的破坏以及环境的严重污染,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构成重大威胁。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曾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一观点。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生态文明,如何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十分重要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生态环境观
(一)生态环境观的思想渊源
1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生态学”这一概念是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首次提出的。生态学要求阻止毒化污染生物圈,反对核技术;要求阻止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发展良性的再生性生产,发展促进与环境相互依赖的技术,以从根本上保护人类的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研究。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用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力量,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被扭曲为掠夺自然和剥削人的毁灭性力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推进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又制约着人们对自然的全面认识和合理利用。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要想消灭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业而带来的恶性循环,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恶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还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落后国家资源等情况。同时,军备竞赛、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至极。人们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难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直路。这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便应运而生。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派别较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具体观点比较一致的,主要有:
1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虽然延缓了经济危机,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日趋膨胀,超过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并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资本主义社会所倡导的消费主义,诱使人们大量消费,这势必加重自然界的负担,污染了环境,消耗了大量资源,造成生态失衡,引起环境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消费不断扩张的“唯生产力论”是同生态合理性要求水火不相容的。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长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这种“稳态”的经济模式既不损害生态系统,又能满足人类基本需要;既可防止异化和分裂人的存在的社会状态,又可防止不合理的过度生产和消费;既可彼此平等交往,又可同自然和谐一致。它强调保护自然和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为子孙后代着想。
3生态危机已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左右了人们的消费,使其产生一种被强加的需要,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危机,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因为生态危机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更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否定生态殖民主义,批判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发达国家残酷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甚至还把其当作垃圾场,这种作法不能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二、可持续发展观
(一)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可持续发展涉及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也不仅是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相互影响的结合体,也就是说,人类在发展中不仅追求经济效率,还应追求生态和谐及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
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辩论具有空前规模,但是世界仍然在按着不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发展。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经济问题。经济增长破坏了生态环境稳定的自然机制发展并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同时生态危机又是造成经济效益下降、增长速度放慢、贫困增加、人的健康受损的长期趋势的原因。在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人类仍然停留在掠夺型经济的范围内,实际上不仅是在无偿地获得大自然的恩赐,而且是在不顾后果地破坏生物圈——人类生存的基础。
第二个是社会领域问题。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导致了20世纪文明同自然界的冲突。在20世纪最后10年间,穷人数量增加了5亿。每个国家中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全世界中穷国与富国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切意味着,全球的社会经济制度不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第三个是人口危机和贫穷问题。众所周知,现在富人的财富增多,穷人的孩子增多。日益加重的人口危机导致人均可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减少,经济危机加深,而贫穷则是导致生态恶化的根源,生态恶化则又加剧了贫穷。现代文明处于危机状态,其出路是向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方向转变。
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就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各种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现在有许多人都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念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一)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对于中国来说,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进程中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转型,就是要建构起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2003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共中
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真正积极地生存方式应是基于自然整体及其对生态平衡尊重的可持续性,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要走向全面的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就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念和中国的生态实际相结合,认真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制度、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应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加快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及增长方式和消费结构。
1建设有中国特色生态环境的观念保障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树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精神文明。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基本要求,提高全民的生态意识;加强生态教育,使全民认识到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积极性,努力引导群众参与公益事业;倡导绿色消费等,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建设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科技保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类运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和社会,创造并实现了今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然而科技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文明的同时,又造成了资源供给的日益短缺与环境承载力的减退,而此两者也正是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要完成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而发展高水平的绿色科学技术正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1)绿色科技的概念
绿色科技,就是在从事科学技术应用和创新时,要着眼于保护环境、保护资源、保护人的健康。它是一种有利于人与自然共存共荣,既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又对生态环境没有损害的科学技术。
(2)我国发展绿色科技的对策
第一,各级政府要把绿色科技研究纳入到同级政府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和优先项目,给予特殊扶持,为绿色科技的开发研究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绿色科技的发展。
第二,加强区域与流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要加快工业污染防治与清洁生产、废物再生与资源化利用、生态恢复重建和水土保持、生物多样化保护、生态农业技术、生态工业园区和生态城镇建设等领域的技术研究以及开发引用、推广示范工程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第三,大力引进及推广先进适用的绿色科技成果。在清洁生产、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与废弃物资源化、生态产业等方面,积极开发、引进和推广应用各类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举办绿色科技成果博览会、科技招商会,建立绿色科技项目交流市场,有效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对科技含量较高的绿色科技产业项目和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实用技术,予以享受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技术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四,制定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标准。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借鉴国内外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产业标准,配合绿色产业优惠政策,推动绿色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总之,绿色技术是人类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剂,它既为人类发展经济、协调自己与环境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技能手段和技术手段,又能为人类认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能手段。
试论生态文明观 篇5
(一) 生态文明观
1. 生态文明的基本涵义
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和文明两个概念构成的复合概念。这里的生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生态概念, 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 而是动物、植物和自然物共同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人类作为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 本身就是生态系统长期进化和发展的产物, 是活的有机体, 需要不断地从生态环境中获得能量和养分, 以保证自己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
“文明”一词,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已有记载, 如《周易.乾.文言》中载称:“见龙在田, 天下文明”。在西方国家中, 文明更是普遍用语。1961年出版的法国《世界百科全书》提出:“文明”一词用法甚多, 主要是指“开化的社会”、“社会的高度发达”、“文明事业”等。生态文明指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过程中,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运转的客观规律, 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文明形式。从词源学上看, 它与野蛮相对, 指的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 不野蛮开发, 不粗暴对待大自然, 努力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 认真保护和积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
2. 生态文明观的理论渊源
(1) 中国是一个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国家, 生态文化博大精深, 生态文明精神源远流长。从文明之初就昭示出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生态思想。这种生态文明之火, 经过世代相传和发展, 延续至今。
关于“天人合一”, 我国古代哲人虽然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它的基本思想是人与自然统一, 这是多数人认同的。“天人合一”的比较深刻的含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 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 而不是敌对的关系, 人与动物是共生同处的关系, 应该和睦相处。先秦道家反对凡事以人为中心, 反对人类干预自然, 主张一种安身立命的闲云野鹤式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从个人的角度看, 实在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的本来面目。儒家的态度更实际一些, 孔子在《说卦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 立天之道, 曰阴阳;立地之道, 曰柔刚;立人之道, 曰仁义。”汉代董仲舒认为, 天、地、人三者处于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作用, 但是他们是“天人合一”的。他说“事物各顺于名, 各顺于天。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的。他又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 地养之, 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 地养之以衣食, 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 不可一无也。”张载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我国古代思想家。他说:“儒者则因明至诚, 因诚至明, 故天人合一。”程朱学派的“天人合一”哲学阐发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 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学价值。
(2)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在基督教传统中, 自然界并不是一个自我产生、自我维持的物质世界, 而是上帝的“被造物”。尽管人与自然都是上帝的创造物, 但只有人是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创造的, 因而只有人才具有灵魂, 是唯一有希望获得上帝拯救的存在物。阿奎那就宣称, 在自然存在物中, 人是最完美的存在物, 上帝给人提供神恩是因为人本身的缘故, 而给其他被造物的神恩也是为了人。因此, 人可以随意使用植物, 随意对待动物。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它以伦理学为依据, 从人的社会性出发, 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 认为伦理学只能严格局限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人类是自然价值的主体, 人类之所以关心自然生态环境, 主要是由于它涉及人类生存、发展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归根到底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它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由人类单方面沟通的, 人类占主导地位, 非人类的自然界无所谓公共利益, 人与自然之间谈不上相互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为了人类的永久利益, 人类应明智地利用自然资源。
(二) “控制自然”的价值反思
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正穿越高度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文明阶段而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 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创造物资财富的能力, 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 现代工业文明引发和包含了种种危机, 它作为一个文明体系已经极不适应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要求。
农业文明的出现, 意味着人类对自然改造的能力日益增强, 人类各个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种植业保证了人类的生存和种族延续, 从命运莫测的依赖自然的生存变而为自主生存和延续, 为此, 人类不断地扩展、开发、占有自然。古代农业重视灌溉, 一向视水利为“命脉”。早在公元前563年, 郑国即在太行山东麓建造水利工程, 进行大规摸灌溉。公元前秦国李冰父子在四川成都平原成功地建造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 灌溉成都平原数百万亩稳定高产农田, 两千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中国南方水稻田普遍实行灌溉保证了粮食的稳定和高产。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体现, 是为了人类整体利益的就是生态文明。不能一概的否定改造自然, 它体现了文明的程度。
20世纪70年代以后,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导致生态哲学领域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认识上的分野。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把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的根源归结为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掠夺态度, 认为这是受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支配的西方文化对当代全球生态环境产生的致命影响。生态中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代表着环境意识形态领域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激进的反思, 它以生态学为依据, 从人的自然性出发, 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 主张伦理学应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认为所有生物都是价值主体和道德主体, 自然物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 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物种之间的合作共生关系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人类在生物圈中仅仅是普通的一员, 人类应当尊重自然物, 对自然物讲道德、讲平等。人类的行为应当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为目标, 评价人类行为是否道德, 要看它是否“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
(三) 建设生态文明, 促进人类和谐
1. 构建具有时代内涵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道德作为生态文化的核心, 是在人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的, 是人类生产方式发展进步到今天所产生的一种新的人类道德, 它提倡尊重所有的生命, 赋予所有物种生存权利, 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生命界及其生态环境。道德本来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但当我们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许多令人担忧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重视起来, 并重新审视我们的错误行为给人类发展带来莫大危害的时候, 我们才会真正感觉到, 人对自然也有一个道德责任问题。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社会扩展到非人的自然界, 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确定有助于结束人与自然的敌对状态, 人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也是必然的。人与自然是同一的, 人不过是自然之子, 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的一个部分, 或者说是自然实体的样式之一。人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存在。现代人的生活虽然充满人工色彩, 但仍然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只有维护自然系统的稳定与和谐, 才能保证人类生存的幸福和繁荣。
生态道德具有全球性、全民性和持续性, 不仅面向当代人, 更重在面向未来人类子孙后代的命运前途。因此, 生态道德的实施与发展关键还在人类本身。建设生态道德, 首先, 要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道德情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 追求自然美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 按着美的原则和规律, 不失时机地把人们的审美情趣引导到为社会、为人类尊重自然、珍惜生态、保护环境方面来, 不断培养各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高尚情操。其次, 要在人们心目中唤起关爱生物、善待生命的道德良知。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都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无论割断哪一个链条, 都会对人类的生存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同时, 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任何动物、植物、微生物都同人一样具有生命现象。在维持人的一定的生存质量的同时, 人应该从生态伦理出发, 保护好这些生命的基本生存权。即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也应带着良好的道德意识做出危害程度的正确选择, 从而自觉地摒弃那些乱捕滥猎、乱采滥挖、乱杀无辜的不道德行为。再次, 要在人们的心目中重新扶起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2.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道德力量的推动, 更需要政府和权力机关出台必要的政策、制定相关法律规定来进行硬约束。首先, 要建立综合决策制度, 用政府的权威保证生态环境免遭破坏。特别是在制定规划、计划及重大经济行为的拟议过程中, 充分发挥政府综合决策的作用, 把生态环境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结合起来, 从源头上解决对生态的危害问题。其次, 要适时出台相关政策, 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再次, 要充分发挥环境和资源立法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约束作用。要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宪法在根本大法上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 使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得到法律上具体而切实的保障;要在各种经济立法中突出生态环保型经济的内涵, 使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在经济法中得到体现。同时, 要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 努力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
总之, 生态文明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延续、发展和进步;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进步的一个新阶段;是一种工业文明之后的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强调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 人类必须树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 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既要慎重对待资源问题, 又要坚持生态原则, 讲求生态效益, 不能损害自然资源, 把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盛广智.管子译注[M].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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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4]孙振声.易经今译[M].海南人民出版社, 1988.
论现代设计生态观 篇6
好的设计首先要充满善意。所谓充满善意就是指设计师在设计之前, 应当心存善意, 要做到心中有人, 对人及其他事物带来善意, 并带来美的感受, 否则就是恶意的设计。如将国画直接用于人体彩绘, 初看起来似乎很有视觉冲击力, 但是细细品味却不是这样。这种设计实际上是设计师黔驴技穷的一种表现, 更是一种堕落。因为人体本身是很美的, 纯洁无瑕, 它容不得半点玷污。
而国画是国宝, 有很高的意境之美, 传统的中国画对“形似”一直有着自己相对固定的认识, 在“形似”与“神似”的取舍中, 往往以“神似”为宗[1]。把它画在宣纸上是很美的, 可是画在人体上就显得不伦不类了。同时, 原本纯洁的人体因为国画的入侵也显得颇为怪异了, 如此一来, 两败俱伤, 所以说这种设计是失败的。
2 合理创新的设计生态观
设计的灵魂在于合理的创新。此前, 设计界一直呼吁设计的灵魂在于创新, 特别是国家近年重视文化创意产业[2]。这种口号的提出从设计人员接受设计教育之初就一直在各大院校风行, 并似乎成为了设计行业的准则。事实上这种提法是不完全准确的, 从前面的案例可知,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非常新颖, 都很有“创意”, 但它们的这种“创新”有些是充满恶意的, 有些则是误入了歧途, 注定要失败。回顾一些经典的设计, 如埃菲尔铁塔, 它在建造之初曾经轰动一时, 当然更多是负面的。反对的人士担心如此庞大的工业革命的产物会破坏巴黎优雅的形象。但时过境迁, 历史证明它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如今已经成为巴黎的标志性建筑, 全世界每年前往埃菲尔铁塔参观的人士络绎不绝。诸如此类的创新, 就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的, 它们将引领设计的潮流走向正确的方向。
3 借鉴传统的设计生态观
好的设计应当借鉴传统。如苏州博物馆的设计, 设计师是美籍华人建筑设计大师贝律铭, 它以中国的传统园林为创意, 对苏州博物馆作了全新的打造,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他将国画的元素也融入其中, 更让博物馆的设计充满了意境之美。
再如北京奥运会场馆鸟巢的设计, 它总共用了四万两千吨钢铁, 像一堆巨型的钢铁矗立在首都的核心带上。建造之初, 它也遭到了许多市民及专家、学者的反对。反对者称它是西方的设计师在中国的一种试验, 并称它毫无中国特色, 且冷冰冰的, 缺乏人情味。但主设计师瑞士人赫尔佐格和梅德隆提出抗议, 他们称鸟巢的灵感来源于中国陶瓷, 尤其是宋代的开片瓷, 所以采用诸多的不对称线条,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宋代饮器的造型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形态, 植根于所依据的时代背景[3]。其次, 鸟巢的不对称线条也源自中国传统的花窗格。
由此看来, 它的确是源于中国的, 与中国传统一脉相承。传统文化不仅是我国的民族精神, 也是我国5000年来的生活方式, 更是劳动人民智慧与艺术的结合[4]。
4 以生灵为本的设计生态观
好的设计应当强调以生灵为本。过去一直强调“以人为本”,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它已经不够完整了。回顾人类的发展历史会发现, 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以神为本的时代, 当人们碰上困难时, 都会向神灵祈求驱灾避难。到了14世纪, 意大利发生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 以人为本的思想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人要把自身当作万物之首, 要尊重人的需求, 一切以人为中心。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态, 也促进了人类在思想上的进步。但时间进入21世纪, 以人为本的观念已经不够完整了, 因为如果过分的强调以人为本, 强调人在地球上的霸主地位, 人类会因此而变得更加自私, 会对自然及其他生灵带去更大的破坏。
二十世纪70年代, 发生过一件真实的故事。当时, 陕西秦岭的人们正在大兴猎杀金丝猴, 因为可以用它们的皮做成皮衣出口。当地百姓猎杀金丝猴的办法是, 首先把山围起来, 然后将金丝猴往开阔地带赶, 等到它们无处可逃时, 就展开人猴大战。金丝猴的惨叫声漫山遍野, 场面非常惨烈。有一次, 有一只母猴怀抱一只小猴拼命地跑, 一直跑到悬崖边, 猴子只好停了下来。两位猎人举起了手中的猎枪, 就在这个时候, 母猴将小猴抱在怀中, 安静地喂奶。待小猴吃饱后, 母猴摘下树叶, 将剩余的奶水往树叶上挤, 再把树叶放到离小猴较近的地方。最后, 母猴用双手捂住了脸, 意思是让猎人开枪。这时, 两位猎人被感动了, 果断地放下了手中的枪, 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打猎了。这个故事表明, 动物也是一种有感情的生灵, 它和人类、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地球是万物共有的空间, 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将导致人类的毁灭。
5 结论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设计环境, 设计师该何去何从, 这是一项重大的课题。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已经不够完整, 充满善意、合理创新、借鉴传统、以生灵为本的现代设计生态观才是当下的设计准则之一, 设计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使所有的生灵和谐共处。
摘要:对设计生态进行阐述。当下设计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些设计偏离了美的既定目标, 变得不美了。本文从这一现象出发, 对设计生态进行思考。指出设计生态应当充满善意、合理创新、借鉴传统、以生灵为本, 并进一步展望了以生灵为本设计生态观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设计生态,以生灵为本,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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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静.多媒体交互设计创新方法研究[J].包装工程, 2014 (4) :78.
[3]韩荣, 刘正棠, 尹悦.宋代陶瓷饮器设计中的文人审美观研究[J].包装工程, 2011 (9) :96.
社会生态观 篇7
关键词:生态经济,佛教经济,持续发展
产业革命以后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大规模环境污染,人的心理资源、精神资源、文化资源等日益枯竭,不仅导致社会整合资源日益贫瘠,而且直接冲击经济体制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经济和佛教经济应运而生。生态经济是通过运用生态的理论来指导环境实践,以维护世界的生态平衡;佛教经济则是运用佛教思想倡导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生态的平衡、心灵的舒适和自由以及和谐世界的构建。
一、二者的相同之处
1.坚持整体观。佛教经济的发展是以佛教的生态观为基础的,佛教生态观的哲学基础是《缘起论》 ,所谓“缘起”,是指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各种条件和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不能孤立存在。整体论是整个佛教生态观的首要特征。整个世 界出于相互关系的网络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一单位都是相互依赖的因子。另外,佛教的整体论最鲜明的特征体现在它的全息思想中,佛教认为任何极其微小事物都蕴含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因而,佛教经济以佛教精神为指导对现代经济各自为阵的畸形发展进行修正。
生态经济也和佛教经济一样都坚持整体观,包括人类的偏好、认知、技术、文化和制度等都与自然、资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因而,二者都认为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既理解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作用, 更明白他们自己对持续性所承担的那份责任。
2.强调持续发展。佛教经济从佛教的劳动观、商品观、利益观、消费观、生活观、资源观等方面强调限制人的欲望,以减轻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和消耗。佛教经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世界上有限的自然资源是我们发展的基础,不能放大我们的贪欲之心对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它不仅强调要使资源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强调要使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强调教育在培养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我们的发展应从现代经济的“大量生产”转向佛教经 济所强调的“大众生产”上,即强调人人都应有一门生存的技能,并能进行自主的小规模的生产,从而使经济得以可持续性的发展。
关于生态经济所倡导的持续性及其经济循环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思鲍尔丁,他认为地球实际上是一个生产能力和自净能力都非常有限的系统,人类经济系统作为自然生态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可持续循环关系不仅包括生态经济系统物质上的循环流动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包括生态经济大系统及其各个组成的子系统在功能上的稳定有序、协调一致、持续发展,即经济系统的运行必须与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功能相契合,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二者都是从持续的、整体的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关系。
3.强调物质的基础作用。二者都重视物质的基础作用 ,佛教经济认为物质的存在和生产都是更好地实现精神满足的基础和保障。佛教经济在进行小规模的生产的过程中,强调物质的价值在于对精神价值的保障作用,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也注重和社会、自然界的和谐相处, 以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境界。同时它也强调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不应被物质所累,而应在生产过程中追求和创造精神财富,以达到精神的满足。生态经济关于物质的效用问题是继承了萨伊的效用思想,他把生产过程看作是以创造效用为目的的物质形态转化过程。这与生态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 物质平衡理论”相似。
二、二者的不同之处
生态经济和佛教经济虽然都是在当今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二者有着很大的差异,包括以下几点:
1.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生态经济是以生态学为其理论基础的。 其研究方式采用生物物理的分析方式来看待经济活动及其过程,把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环境,重视影响和限制财富生产的自然生物物理因素。而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佛教经济学是以佛教的精神来指导经济的发展,特别强调佛教的“八正道”中的“正命”,即正确的生活方式,以正确的生活方式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以道德来修正主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弊端,达到经济发展同政治、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
2.生产和消费观念不同。生态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把生产作为经济分析起点的“ 生物物理的分析方式”。它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类和自然界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把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而,生态经济强调生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应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生产,以满足人类的消费欲望。
而佛教经济则在否认主流经济所谓“生产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观点基础上,提出应限制人们的欲望,利用“正命”,即正确的消费观念来指导人们的消费,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环境和生态、资源带来的破坏,强调“大众生产”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以一种理性、简约的消费理念来指导人们进行“大众生产”,更加关注人的自我发展和可持续性,使人在生产中体验到劳动的自由和尊严。
3.对科技的认识不同。二者都强调科技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生态经济同主流经济所强调的科技有相似之处,它认为科技虽然促进了经济的腾飞,但是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人与自然的矛盾。它强调要解决主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必须依靠科技。这里的技术都是 物化的技术,使人和自然被技术所奴化。佛教经济强调的是“人性化的科技 ”。认为科技的主要任务 ,就是减轻人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工作的负担,并发展其潜能;科技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几乎所有真正的生产行为都被转化成毫无人性的琐事,不但不能丰富人的内涵、激发人的潜力, 反而使人更加空虚和淡漠而又缺乏思考和情感。马克思也认为“他们希望只生产有用的东西,但是他们忘了生产太多有用东西的结果则是制造出太多无用的人。”
4.涉及的范围不同。二者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经济的发展问题,但是较之生态经济而言,佛教经济所认为的整体的生态观立足的范围更广,其立足点是宇宙主义。作为佛教基础的宇宙主义,不把自然看作人的附属物,而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其观点不仅让人克服了人类与自然的疏离,而且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不失其个性。
而现代生态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人类中心主义。它认为各种个人主义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就是人类自命不凡的这种对自我价值的特殊化,才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但是,生态经济反对人类中心论只是就事论事,所主张的是全球伦理经济的理论。
5.生态观上的核心理论不同。生态经济正是在寻求发现和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是地球的资源供应能力;二是地球消纳废物的能力;三是经济增长的规模限制问题。生态经济的核心理论是循环经济的思想,其本质上是要使经济活动生态化,资源多次重复利用,并注重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物质循环是自然过程和经济过程相互作用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
佛教经济的生态观表现为佛教的“自然观”、“生命观”、“ 理想观”。认为人的行为应当有益于万物的共存 ,对自然的尊重,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持续出发,采取符合规律的行动。佛教“生命观”强调的众生平等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同 时,佛教特别重视通过心灵的自觉,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改善自己的行为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
领导企业的生态竞争观 篇8
2007年6月中下旬, 原本栖息在湖南洞庭湖区400多万亩湖洲中的东方田鼠, 随着水位上涨而蜂拥迁徙, 破坏防洪大堤, 啃食粮食作物, 一时间声势浩大的“治鼠战役”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热点。
事实上, 洞庭湖涨水只是此事的导火索。专家会诊后的共识是:人们长期对湖区蛇、鼬、猫头鹰等东方田鼠天敌的滥捕, 是造成田鼠成几何级数繁殖的根本原因。修复食物链, 回归生态平衡才是消除鼠患的治本之策。
自然界的生态和谐规律, 对于研究社会领域中的企业问题同样具有启迪意义。早在1996年, 美国学者詹姆斯·摩尔率先提出“企业生态系统”的理念。他认为, 一个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投资商、竞争者、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类似于自然界生态圈一样的系统——即企业生态系统。在系统内, 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是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 企业的发展壮大不能是超越这张“关系网”的单边行动。根据詹姆斯·摩尔的研究, 基于我国目前不少行业此起彼伏的“商品倾销”、“促销恶战”等过度竞争现象, 笔者认为, 在处理企业与其竞争者这一对基本关系时, 传统的竞争观值得反思, 而借鉴生态学的原理重塑企业竞争观念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企业生态竞争观内涵解读
所谓企业生态竞争观, 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相生相克原理来处理企业与竞争对手关系的一种理念。在洞庭湖鼠患事例中, 客观存在的生态系统各物种间相生相克的原理, 要求人们不能忽略其它物种对人所处整体环境的影响, 即人们对这些物种的非食物依赖性。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企业, 一是各企业都因对自身利益的追逐而与竞争对手在市场、品牌等多方面展开竞争, 这是企业间相克的一面;二是企业间还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这就是相生的一面。一方面, 企业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行业的良性发展, 而每个企业的个体行为又是行业良性发展的因子, 这是企业间的间接相生关系;另一方面, 企业的生存发展也需要其它企业的促进、合作与功能互补, 这是企业间的直接相生关系。可见, 企业生态竞争观不同于只讲相克不言相生、视“同行为冤家”的传统竞争观念。它并非不鼓励竞争, 也并非否定会有企业被淘汰出局, 而是要求竞争既不破坏行业整体健康发展, 又不排斥企业间的协作。简言之, 生态竞争观就是和谐竞争、合作共生的企业理念。
生态竞争观对改善我国企业间竞争关系是很有价值的。受传统竞争观影响, 再加上其他不利因素的存在, 我国不少行业长期存在着恶性竞争、过度竞争现象, 比如, 频繁发生的“价格战”、“资源战”、“广告战”、“人才战”, 甚至恶意伤害、侵占知识产权等非法行为也时有发生。据《观察与思考》报道, 2007年1~5月, 浙江省啤酒行业显现出亏损加剧的态势。造成行业性亏损、集体“受伤”的元凶, 就是行业内“低价倾销产品、恶意买断终端、破坏对手声誉”等恶性竞争行为。以“价格战”为例, 如果是因为上游产品价格下降、技术进步、规模效应等因素推动企业成本下降, 那么下调价格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事实上, 很多“价格战”并非以此为基础, 价格下降的幅度远大于成本的变化。这种所谓“以利润换市场”、谋求垄断地位的做法,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透明化日益提速的今天, 结果多半是事与愿违。作为微波炉行业“领头羊”的格兰仕, 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每台微波炉只赚1元钱的低利润状态, 目的就是凭借这把“价格屠龙刀”将众多竞争对手横扫出局。没想到, 这一“招儿”给自己招来了许多麻烦:前脚送走了“老冤家”LG, 却又迎来新对手“美的”, 接着还有众多洋品牌对它虎视眈眈。有的对手不惜用数百万元高薪挖它的人, 导致它十多位高级营销区域经理集体跳槽。好在格兰仕及时改弦更张, 2006年在行业发出倡议, 呼吁同行“和谐经营”、“生态竞争”, 并付之实际行动, 这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
恶性竞争、过度竞争现象的广泛存在, 不仅在微观上侵蚀企业的利润、制约企业的稳定发展, 在中观上破坏行业声誉、阻碍产业升级和市场开拓, 而且在社会宏观层面还造成资源利用率低、就业波动、商业风气败坏等不良后果。所以, 用新型的生态竞争观替代传统竞争观, 是企业现实的理性抉择。
领导企业践行生态竞争观渠道
确立生态竞争观, 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有效、市场管理规范、消费需求景气、行业退出机制灵活、商风文明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但处于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具有关键性作用。原因有三:一是任何行业几乎都存在一个或几个领导企业, 它们的行为直接构成了行业竞争的基本格局;二是领导企业的理念和行为易被追随企业所效仿;三是从长远看, 生态竞争业态存在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领导企业, 其积极性更易调动。所以, 践行生态竞争观如果从领导企业的行为路径切入, 就是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促进行业内形成梯度企业结构领导企业应率先学会肯定竞争对手存在的价值, 控制对市场无止境的占有, 给同业其他企业留有一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原因在于:一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一家企业不可能独霸整个行业。市场占有率越是高度集中, 就越预示着垄断利益形成的可能性增大, 必然会招致行业外其他企业的进入, 甚至引来国际上资本实力更雄厚、技术管理水平更高的企业加入角逐。格兰仕遭受全球企业“疯狂围剿”的事例便是如此。二是梯度企业结构的存在, 能使行业保持持续不竭的生存发展动力, 这对领导企业同样也有意义。三是梯度企业结构能增强行业内互补合作功能, 为维系企业间“共生关系”提供更好的平台。一方面, 较多同类企业的存在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差异化需求, 促进行业整体形象的优化和市场发育;另一方面, 也为包括领导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开展行业内合作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明智的领导企业会选择“适度退却”, 以维护自身和行业的长远利益。“觉悟”后的格兰仕明确提出, 让出30%的国内市场份额留予同行其他企业, 改善微波炉行业内企业的构成。
开辟“蓝海”, 拓宽行业竞争空间遏制恶性竞争、培育生态竞争业态的有效途径之一, 就是把行业的“蛋糕”做得更大, 使企业间竞争的空间变得更为宽广。2004年爆发的“埃尔切烧鞋案”, 从自身原因看, 正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温州鞋商过分集中在低档鞋的生产销售上, 造成西班牙埃尔切的低档鞋市场过度饱和, 激发了当地人的报复。如果放弃部分低档鞋市场, 转向生产销售中高档鞋, 即开辟“业内蓝海”, 情况会截然不同。领导企业应发挥自身的领先优势, 积极延伸产业链, 丰富产品内涵, 扩张产品线, 增加新品种, 挖掘潜在的消费需求。G E、福特等汽车巨头为避免过度竞争, 纷纷在汽车制造产品上嫁接起保险、贷款、理财等服务内容, 从而启动了不少潜在的汽车消费, 扩大了市场容量。此外, 领导企业还可实施多元化经营, 开辟“业外蓝海”。一方面,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有利于分散经营风险;另一方面, 又能为行业内多余的资金、过剩的生产能力寻找出路, 客观上弱化行业内竞争强度, 有利于形成梯度企业结构。格兰仕在微波炉行业实施“适度退却”的同时, 又把目光盯在了空调产品的研发上, 很快就跻身于空调业的“三甲”之列。
引领行业创新, 推动竞争方式的改善以往的竞争方式即使控制在法律法规的边界之内, 也并非“上上之策”。换言之, 竞争如果总是着眼于价格、销售渠道、广告等方式, 而不是比拼创新能力, 竞争就是肤浅的、不可持续的, 迟早会发展为“过度竞争”、“恶性竞争”。领导企业应积极展开工艺技术、管理模式、营销网络等多方位的创新活动, 通过创新活动广度的扩展和深度的延伸来体现竞争, 带动行业内其他企业争相效仿, 使企业把竞争的目光锁定在开展创新活动上, 进而形成谁的创新能力强、谁的技术管理水平领先、谁的产品服务质优, 谁就能赢得更多消费者的竞争导向。微软的“I E”网页浏览器是世界上使用最频繁的软件之一, 其他公司的同类软件无论是免费或付费, 都无法动摇它的主导地位, 其原因就在于微软不断强化和升级自己的软件, 平均每一星期就会有新的补丁出来。正因微软引领行业不断推陈出新, 所以软件行业的竞争更多的是比企业创新能力的强弱, 而不是简单的“价格战”、“促销战”。
社会生态观 篇9
【关键词】生态批评 老人与海 生态观矛盾 根源
一、前言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学界受批判的代表作品之一。许多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过文中不同的理论与思想,但自生态批评的概念产生以来,这部著作对于生态的关注愈发引人热议。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大多数人都认为《老人与海》体现了生态观的矛盾及根源:一方面《老人与海》表现了人想通过征服自然来体现自我和满足自我的欲望;另一方面在老人圣地亚哥与海洋鱼类的相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二、《老人与海》的生态观矛盾及根源
1.文化根源:生存需求与欲望的矛盾。人类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这就难免与自然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许多自然资源再生的时间很漫长,一旦人们对自然资源过度需求,并且向自然排放大量废弃物,自然无法承受,就很容易产生生态危机。
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还不至于造成生态问题,而生态的恶化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需求过甚,人类不满足于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逐渐变成了追求享受、欲望已很难得到满足。在《老人与海》中老人的生活很简朴,老人住在非常简陋的屋子里,穿着也很简单,上身一件有很多补丁的衬衣,脚上没有穿鞋子。在平时老人奢求的也很少,只需捕到少许鱼就可满足。然而,老人连续出海很多天也没有捕到一条鱼,以致于老人需要谦卑地接受别人施舍的饭菜。
致使老人“出海太远”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这两种因素总结在一起就是对欲望的不满足。而从生态角度来说,当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时,后果就是自然资源的枯竭。老人“走出远海”的客观因素是其他渔民愈加膨胀的欲望使得海里鱼类的数量逐渐减少,导致很有捕鱼经验的老人出海八十四天也无法捕到一条鱼。所以说老人的不幸是受到了别人对资源的无限欲求而产生的恶性影响,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欲望,想要追求最大的利益,最终不但会牵扯到老人的生存,还会毁灭所有的渔民。
2.自然根源: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的矛盾。《老人与海》表现了人类通过征服自然来实现自我的过程。老人征服自然的方式就是出海捕鱼,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还可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能力,老人与鱼的斗争就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在书中所提到的人与鱼殊死拼搏中,老人表现了征服自然的决心;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老人做了常人力所不及之事,经历了许多痛苦和磨难,但老人始终怀着征服自然的决心,凭借自身的顽强精神,最终制服了大鱼。
但是,在返航的过程中,老人遭遇了更加巨大的灾难——许多鲨鱼追寻着小船上的血腥味而疯狂扑来,抢夺老人的劳动成果。在面对越发强大的对手时,老人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拼尽全力与鲨鱼斗争。由此可以看出海明威在文中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坚信人类在自然中是主导因素,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现状,不应该向任何外力妥协;另一方面又对大自然满怀敬畏之心。
3.精神根源:心理需求与现实的矛盾。《老人与海》中描述了老人杀死大马林鱼,其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生存,第二个是想通过征服自然来体现自身的价值,重新获得一种渔民的荣誉。老人很孤独,除了小男孩没有其他朋友;老人也很缺乏自尊心,因为经常被很多渔夫取笑,使得老人除了需要满足自身生存的需求,也需要满足其他心理上的需求。在小说的开头,海明威描述了一个孤独、卑微的老人,经常受到其他渔夫的轻视与取笑,所以老人成为了一个被怜悯的对象,由此可以推断老人的内心很卑微;再加上很久没有钓到鱼,老人连生存都成了很大的问题。尽管有小男孩的帮助和照顾,但老人自己也不想变得那么卑微,也不愿意变成别人取笑的对象,更不想丧失最后的自尊。所以,为了重新获得尊严,证明自身的价值,老人出海捕鱼。在海上与鲨鱼殊死拼搏之后,老人终究没能保住捕到的大马林鱼,仅带走了大马林鱼的骨架。但是,在这个拼搏的过程中,老人一拼到底的精神最终捍卫了自己的胜利。
其实,老人并不是因为不愿放弃大马林鱼而和鲨鱼进行斗争,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将大马林鱼比作自己的尊严,因为这个斗争关乎老人的荣誉与尊严,所以要拼尽全力。老人仅带回了大马林鱼的骨架,可是老人一直坚持没有向自然妥协和屈服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其它渔民,老人得到了所有渔民的认同,这些认同都证明了老人最终的胜利,最后老人最疼爱的小男孩也回到了老人的身边,也树立了自己作为渔夫的威信,挽回了自己的尊严。
三、结束语
《老人与海》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观,小说中老人不仅热爱自然更敬重自然,这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尊重和赞美;同时老人又很想征服大自然,这是作者在表达一种人类最终能战胜自然的人类主义观,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充分表现了海明威矛盾与对立的双重自然观。而海明威的这种双重心态也表明了现如今在生态危机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保护生态和生存家园的意识。
参考文献:
[1]陈靖怡.《老人与海》的生态观矛盾及其根源——以生态批评为视角[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03):55-58.
中餐菜名的生态翻译观 篇10
1 生态翻译学及菜名翻译
生态翻译学 (Eco-translatology) 就是将翻译放置于生态学视角的领域内进行思考、探索。胡庚申教授在其《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该理论。它是“一种生态学翻译的研究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生态翻译学一项基础性理论研究。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这种全新的视角把生态学中的一系列术语和概念引入翻译研究, 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 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胡庚申, 2011) 翻译过程中, 译者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 译文的整合适应度就越高, 翻译效果也就越优。
生态翻译学研究利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 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关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 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胡庚申教授认为“适应”与“选择”, 是译者的本能, 是翻译过程的实质。译者不仅要适应生态环境, 而且要以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适应。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
生态翻译学具有可信的哲学依据 (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 , 全新的基本理念, 有趋向成熟的理论框架。因此, 将其理论中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以及评价标准应用到菜名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也是可取的。
2 中国菜名命名原则
中国菜的色、香、味俱佳, 是世界公认的;除此之外, 中国菜的“名”, 在大饱口福之后, 也令人回味无穷。总的说来, 中餐菜名主要分为写实和写意两种基本形式。写实命名表现在开门见山展现菜肴所用的原料, 涉及的刀工和烹调方法, 有时兼容菜肴的口味, 使人一看便大致了解菜肴的构成和特色。中餐菜品用写实手法来命名占多数, “柠檬鸡片”、“火爆腰花”、“葱烤排骨”、“干煎黄鱼”等, 都属于这一类。以写意手法命名的, 通常采用借代、比喻、谐音、夸张、典故等修辞手法, 注重表情、联想功能, 讲究文雅、含蓄和吉利, 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如“龙虎会”、“蚂蚁上树”、“狮子头”、“回锅肉”、“芙蓉鸡片”、“燕子归巢”、“全家福”等等。以人物命名的菜式, 如“东坡肉”、“宋嫂鱼羹”、“宫保鸡丁”、“麻婆豆腐”。以神话、传说、民俗命名的, 如“霸王别姬”、“夫妻肺片”、“鲤鱼跳龙门”、“桃园三结义”、“过桥米线”。当然, 这些诗情画意的命名, 西方人士很难理解和欣赏。因为罕有生花妙笔能将这些东方情趣和意境, 译成异邦的文字, 传达到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外籍人士的脑中, 而引致共鸣。
3“三维”转换下的菜名翻译方法
菜名翻译属于实用文体翻译, 其目的主要是传达菜料等信息, 同时还要涉及到中国文化等因素。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 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 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 2011)
1) 语言维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 (胡庚申, 2011)
写实型菜名主要传达菜品的用料、刀法、烹饪方法等信息, 在翻译时, 可以主要原料为中心词, 制作工艺或方法用过去分词表示, 主要特色用形容词表示, 配料或佐料用with或in的介词短语表示。这种翻译主次分明, 符合西方人关心吃什么, 怎样烹调的思维习惯。
(1) 突出刀法和原料
除色、香、味外, 许多中国菜很在意菜的造型, 菜品被看着一件艺术品。这类菜名能让人在头脑中对菜肴的“形”产生直观感受。常见的刀法包括:丝 (shred) , 片 (slice) , 丁 (dice) , 柳 (fillet) , 末 (mince) , 去骨 (boning) 。因此, 在翻译这类菜名时, 直接采用这些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是较好的选择, 一般采用“刀法+主料+介词+配料 (调料) ”的结构。例如:
辣子鸡丁Diced Chicken with Hot Pepper
青椒肉丝Shredded Pork with Green Pepper
水煮肉片Sliced Beef in Hot Chili Oil
中式牛柳Filleted Fish with Tomato Sauce, Chinese Style
肉末茄子Minced Pork with Eggplant
(2) 突出烹饪法和原料
中餐菜的烹调方法种类繁多, 常用的方法有十几种, 如:煮 (boil) 、蒸 (steam) 、烧 (braise) 、炒 (stir-fry) 、炸 (deep-fry) 、煎 (pan-fry) 、炖/煨/焖 (stew/simmer) 、烤/烘 (roast, broil, bake) 、熏 (smoke) 等。对于这类中餐菜名, 翻译时可用这些动词的过去分词突出制作方法, 一般采用“烹法+主料+介词+配料 (调料) ”的结构。例如:
砂锅鱼头豆腐Stewed Fish Head with Tofu in Casserole
米粉排骨Steamed Spare Ribs with Rice flour
川味红汤鸡Braised Chicken in Hot Spicy Sauce, SichuanStyleSmoked Duck Kernel
香熏鸭腰Smoked Duck Kernel
葱爆羊肉Sauteed Lamb Slices with Scallion
(3) 突出味道、口感和原料
另外也有一部分菜名中只凸显味道和主料、配料, 这类菜名的翻译关键在于掌握一部分与口味有关的形容词, 如脆/酥 (crisp) , 酸 (soup) , 甜 (sweet) , 嫩 (tender) 等。例如:
糖醋排骨Sweet and Sour Spareribs
芝麻酥鸡Crisp Chicken with Sesame
水煮嫩鱼Tender Stewed Fish
2) 文化维
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 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 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 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 (胡庚申, 2011)
有些中餐菜名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菜名本身并不显示菜的用料或烹饪方法或口味, 具有抽象的文化蕴涵, 对于国外食客来说完全陌生。如直译无法让人明白。如“夫妻肺片”直译成“Husband and Wife Lung Slice”, 那又有多少英语世界的人能明了?翻译过程可以动态选择语言, 通过适当的语言选择, 依据语境进行文化调节, 传达出符合目的语读者文化和心理的信息。
(1) 舍去修辞, 避虚就实
有些中餐菜名采用借代、比喻、谐音等修辞手法命名, 如四川名菜“蚂蚁上树”, 其实就是肉末粉丝, 炒香了的细细的肉末黏在晶莹剔透的粉丝上面, 活像密密的蚂蚁爬上树梢。又如“霸王别姬”, 原名“龙凤烩”, 其料用“乌龟” (龟属俗称“王八”) 与“雉” (雉属羽族, 凤系羽族之长) , 故引申为龙凤相会得名。此菜名利用霸王与王八、鳖与别、鸡与姬, 都是谐音这个特征。在翻译这类菜名时, 译者必须对菜品有所了解, 舍去修辞手法, 而揭示出原料、烹饪方法等。例如:
蚂蚁上树Stir-fried Vermicelli with Minced Pork
龙凤呈祥Simmered Snake and Chicken
红烧狮子头Stewed Pork Ball in Brown Sauce
芙蓉鸡片Sliced Chicken with Egg White
(2) 文化传递, 音意加注
对于以典故或寓意命名的菜名采用“音译+意译”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信息张扬, 而且还应该考虑译文读者文化差异。例如:
麻婆豆腐Mapo Tofu (Sautéed Tofu in Hot and Spicy Sauce)
佛跳墙Monk Jumping Over the Wall (Assorted Meat and Veg-etables Cooked in Embers) Kung Pao ChickenStir-fried Chicken Dices with
宫保鸡丁Kung Pao Chicken (Stir-fried Chicken Dices withPeanuts and Chilli)
驴打滚儿Lvdagunr (Glutinous Rice Rolls with Sweet BeanFlour)
咕噜肉Gulaorou (Sweet and Sour Pork with Fat)
艾窝窝Aiwowo (Steamed Rice Cakes with Sweet Stuffing)
有时在制作餐单时还可以在菜单背面比较详细地阐述典故, 使读者同时了解异国文化。
3) 交际维
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 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 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胡庚申, 2011) 菜名翻译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 它是应用性学科的一个门类。菜名翻译属于实用文体翻译, 其目的是传达信息。有时可以“移花接木”, 参考部分外国菜名的译法, 如Barbecued Spare Ribs (烤排骨) , 盖浇面 (Chinese-style Spaghetti) 。
4 结束语
中餐菜名翻译是饮食文化外宣工作中重要一环, 也代表了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文化素质。生态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翻译规律的指导性原则。笔者希望在此抛砖引玉, 引起更多人对菜名翻译的重视, 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有心人去耕耘、发掘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 涌现更多更好的翻译作品。
参考文献
[1]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北京市旅游局:中文菜单英文译法[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8.
[2]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 2008 (5) :1.
[3]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4) :90-96.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 2008 (6) :11-16.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国翻译, 2011 (3)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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