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共12篇）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 篇1

韩国政府虽然一直十分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 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时有发生。例如2011年的“甲醛牛奶”事件、2010年的章鱼内脏重金属含量超标事件、2004年的“垃圾饺子”事件等。随着这些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和最近一些新型食品原料 (如转基因食品、新资源食品等) 的产生, 韩国也在不断的调整相应监管机构职责并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 以提高本国食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保障食品安全。

韩国食品安全管理机构

韩国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立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 提高食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韩国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主要有食品安全政策委员会、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农林畜产食品部和海洋水产部。

食品安全政策委员会类似于我国的国务院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 于2008年成立, 其是国务总理室下属的审议委员会, 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构建食品安全促进体系, 保证食品安全政策的有效性”。该部门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制定食品安全管理计划, 制定食品安全相关的主要政策, 食品安全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和修订等相关事项, 制定卫生性评价的相关事项和重大安全事故的综合应对措施相关事项以及其他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重要事项。食品安全政策委员会的委员长为国务总理, 其中食品医药品安全处长、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和海洋水产部长官都是该委员会的委员。

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是掌管韩国食品和保健食品、医药品、麻药类、化妆品、医药外品、医疗器械等安全事务的中央行政机关。1998年, 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作为保健福祉部的外厅被设立, 2013年3月名称由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升级为食品医药品安全处, 属于国务总理室的下属机关。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设立的目的在于“提高生活质量, 确保民生安全;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 以人为核心进行安全管理;实现国民更安全更健康的生活期望;确保安全, 更要确保安心”。主要职责是预防食品医药品危害、开发危机管理政策并制定计划, 制定并改善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器具容器包装的卫生安全管理政策及制度, 开发与食品营养安全及保健食品相关的政策、制定并管理与食品营养安全及保健食品相关的综合计划, 制定并管理与农畜水产品卫生和安全管理相关的政策及安全管理计划, 制定并调整医药品及麻药的政策以及综合计划, 制定和调整生物医药品的安全相关政策以及和管理相关的综合计划, 制定及调整与医疗器械政策相关的综合计划, 调查食品医药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和经常性、故意性的犯罪行为等。随着农畜水产品等食品安全管理的一体化, 2013年3月22日韩国对《政府组织法》进行了修改, 对食品医药品安全处进行了扩大和改编。升级后的食品医药品安全处本部包括7个局 (消费者危害预防局、食品安全政策局、食品营养安全局、农畜水产品安全局、医药品安全局、生物生药局、医疗器械安全局) 、1个官 (企划调整官) 、44个科;下属机关包括食品医药品安全评价院、6个地方厅 (首尔地方厅、釜山地方厅、京仁地方厅、大邱地方厅、光州地方厅、大田地方厅) 和13个分所。

农林畜产食品部 (MAFRA) 是掌管韩国农产、畜产、粮食、耕地、水利、食品产业振兴、农村开发和农产品流通等事务的中央行政机关。1948年作为农林部被设立, 1973年改为农水产部, 1986年为农林水产部, 1996年为农林部, 2008年为农林水产食品部, 2013年3月改为农林畜产食品部。农林畜产食品部主要管理粮食的安全供给、农产物的品质管理、农民的收获和提高经营安全科的福利;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和相关产业的培养;农村地区的开发和国际农业通商合作相关的事项;食品产业的振兴和农产物的流通及价格稳定相关的事项。不过重点地区的农畜产品卫生安全管理的职责则移交给了食品医药品安全处。

海洋水产部 (MOF) 是掌管海洋政策、水产、渔村开发以及水产品流通、海运、港湾、海洋环境、海洋调查、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海洋安全审判等相关食物的中央行政机关。2013年3月23日被设立并开始管理国土海洋部移交给的海洋业务和农林水产食品部移交给的水产业务。

韩国食品法律法规体系

韩国在食品监管方面拥有完整的法律体系, 目前韩国主要的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有《食品卫生法》、《食品安全基本法》、《保健食品相关法》、《畜产品卫生管理法》、《农水产品品质管理法》等。其中《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安全基本法》是两个尤为重要的法规。1962年1月20日《食品卫生法》制定并公布, 其后又经过多次修订。《食品卫生法》总共包括13章内容, 同时并行的还有《食品卫生法实施令》和《食品卫生法实施规则》。《食品卫生法》制定的目的是“防止由食品产生的卫生上的危害, 提高食品营养质量, 提供与食品相关的正确的信息, 促进国民保健”。该法主要针对食品、食品添加剂、标签、包装、进口申报、自行检查、处罚标准等进行了规定, 其中明文规定禁止生产或销售有害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禁止销售有害的器具和包装容器、禁止虚假标签和夸大的广告宣传、认真贯彻落实自行检查工作、进行进口申报和禁止一些特定食品的进口和销售等行为。近几年,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屡次出现, 2008年韩国在修改《食品卫生法》的同时制定了《食品安全基本法》。《食品安全基本法》的制定是为了“明确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国民权利和义务及地方政府的责任, 规定与食品安全政策的树立和调整相关的基本事项, 为国民营造健康、安全的饮食条件”。《食品安全基本法》总共包括6章内容, 主要内容规定了食品安全管理的基本计划、食品安全政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及委员会的构成、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的紧急对应方案相关的事项、为了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对食品进行危害性评价的相关事项、促进相关行政机关相互协作的相关事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相关委员会的相关事项等。

《食品公典》和《食品添加剂公典》是韩国两个很重要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标准。为食品生产过程中有害物质的残留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提供了限量要求。《食品公典》的内容主要是对食品类别进行了分类, 规定食品的标准规范和试验方法, 并且对农药残留和兽药残留做了限量要求。其涵盖了124种兽药品种, 其中有7种规定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 而其他117种兽药在不同食品中均规定了最高残留限量。《食品添加剂公典》则规定了添加剂的生产标准和使用标准。其中只能在调配乳类食品中以营养强化目的使用的添加剂有106种, 在调配乳类食品中使用但不是用做营养强化目的的添加剂有37种。《食品添加剂公典) 还对食品添加剂进行了分类, 分为化学合成添加剂、天然添加剂和混合添加剂三大类。虽然公典中规定的化学合成添加剂共有438个, 但其中包括30个已经被取消使用的添加剂, 也就是说在韩国被允许使用的化学合成添加剂实际为408种, 在这些被允许使用的化学合成添加剂中大约有200种没有规定使用标准;而同样天然添加剂有213个, 但其中也包括了9个被取消使用的添加剂, 所以实际有204种天然添加剂允许使用, 这些被允许使用的天然添加剂中有大概118种未规定使用标准;混合添加剂没有变动总共有7种并且都没有规定使用标准。

综上所述, 韩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 并且制定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规范来为食品安全服务。随着中韩贸易往来的增加, 了解韩国的监管机构与法规体系, 可以在食品出口韩国时, 做到符合韩国的法律法规和限量要求, 减少不合格率, 从而避免财产上和物质上的双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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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 篇2

常继生 田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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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被都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本文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进行分析，提出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一些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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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96年英国爆发的疯牛病、1997年香港禽流感、1998年东南亚猪脑炎、1999年比利时等国二恶英、2001年欧洲爆发口蹄疫、以及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还有引起众多争议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体产生潜在危害等。食品安全是目前对公共健康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重视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同时，应清楚地意识到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上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也应引起各级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分析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依据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热点分析，2003年全国消协系统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诉6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621件，比2002年增长24.1%。[1]主要问题表现在：

1、农产品、禽类产品的安全状况令人堪忧。(1)化肥、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产品中；(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于禽、畜、水产品体内。在一些地方在种植中滥用激素类农药以保收成，在养殖中乱用激素和其他药物以增加产量却使农畜产品却受到污染；(3)重金属污染，即在农禽产品中含有超标超量的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物质。

2、制造食品的过程中使用劣质原料，添加有毒物质的情况屡屡发生。(1)加工食品使用劣质原料给食品安全造成极大隐患。如：用病死畜禽加工熟肉制品；用“地沟油”加工油炸食品等。(2)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了可供食品加工用的添加剂品种及其用量和在产品中的残留限量，超量使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曾有在面粉中超限量添加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在腌菜中超标量多倍使用苯甲酸；在饮料中成倍超标使用的化学合成甜味剂等等。(3)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在食品加工制造过程中，非法使用和添加超出食品法规允许适用范围的化学物质（其中绝大部分对人体身体有害）。例如：为使馒头、包子增白使用二氧化硫；为使大米、饼干增亮用矿物油；用甲醛浸泡海产品使之增韧、增亮，延长保存期；为改善米粉、腐竹口感使用“吊白块”（一种化工原料，学名甲醛次硫酸氢钠）等等。

3、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食品的原料和加工程度决定了它具备一定的微生物生长条件，食品加工制造过程和包装储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如一些奶制品生产加工及包装条件简陋，屡屡造成食品变质；又如我国发生的集体食物中毒有很大部分是由微生物引起。在我国，易造成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致病性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沙门氏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都有发生，尤其在气温较高的夏、秋季节更容易发生。

4、生物技术产品的出现、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同样带来了安全性问题。如今，转基因食品早已摆上了人们的餐桌，比如人们大量食用的番茄、甜椒，大豆粉、大豆油等大豆制品。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害，但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目前人们所担忧的是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转基因产品是否对人体无毒、无副作用，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是否“实质等同”无显著差异。从国内外对转基因生物的研究来看，转基因食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在危险：可能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标记基因）；可能产生过敏综合症；可能对人类有毒性；对环境和生态系统有害；对人类和人体存在未知的危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称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规范和保障食品安全体系。总观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由《食品卫生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单行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

1995年正式出台的《食品卫生法》应是我国现阶段最全面地对食品卫生、安全作出规定的法律。但是现在的《食品卫生法》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食品卫生法》仅对104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肉等45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的残留量，总含291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则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残留标准。这样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又如该法中没有规定为假冒伪劣食品销售者提供原料及其他材料者予以处罚的内容，应当说这是在规范食品市场法律中的重大缺陷。我国的《食品卫生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究其根本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有效率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首先，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分门类的，囊括立法、执法、法律监管，行政处罚以及刑罚的综合性法律体系。其次，法律体系功能的发挥要通过法律体系的结构来实现，法律体系的结构本身就体现着法律体系的功能。因此，构建法律体系首先需要的是赋予该体系一种科学合理的结构。就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

(一)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中的界定问题。

1、食品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滋生腐败，食品安全难以真正落实。

2、食品安全管理中“权限不清”卫生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粮食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的职能权限界定不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是应势而生。

3、不同安全等级的食品“定义不清”如保健食品、自然食品、生态食品、无公害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A级,AA级)等，名词繁多，增加了消费者识别食品安全等级的难度和市场的不透明度。

(二)我国食品安全范畴的局限性。在我国，常以食品卫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对于“食品初级生产过程中安全操作生产对食品安全性和适宜性的影响”重视不够。

(三)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限制。我国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一直沿用良好操作规范(GMP)管理系统（即是政府制定强制性的食品生产、贮存卫生法规，来确保食品卫生无害的体系）

[2]。但它们和FAO/WHO的《国际食品法典》推荐“HACCP体系”（即通过系统性地确定具体危害及其控制措施，以保证食品安全性的系统），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3]

(四)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统性不够。由于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产业链基础上，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

三、构建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是食品安全的一个发展趋势

（一）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概述

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是我国保证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我国环境战略的需要。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产业政策的完善以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1、美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美国非常繁多，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所有食品和相关产品，并且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在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有三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EPA)。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就不允许其上市销售。另外，美国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企业，不存在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企业，因此掺假现象极少。

2、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管理历史悠久的德国是世界上四大食品出口国之一，饮食业出口约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3%，同时德国又是食品进口大国。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涉及全部食品产业链，包括植物保护、动物健康、善待动物的饲养方式、食品标签标识等。德国在食品安全的法律建设中构架了四大支柱：《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HACCP方案》、《指导性政策》，它们互相补充、构成了范围广泛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在德国，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食品，在包装的标签上都注明商标、食品成分和有效期，还有有关商检机构质量认可的显著标志。早在1879年，德国就制定了《食品法》，目前实行的《食品法》包罗万象，所列条款多达几十万个。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德国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无论是屠宰场还是食品加工厂，无论是商店还是食品在转运过程中，食品必须处在冷冻状态，不新鲜的肉绝对不允许上市出售。为了保证国家制定的《食品法》得到实施，国家设立了覆盖全国的食品检查机构，联邦政府、每个州和各地方政府都设有负责检查食品质量的卫生部门。

3、加拿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加拿大食品检验相当严格，商场内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标有出厂日期或有效期，过期食品不允许出售给消费者。比如面包，商店会在有效期到达的前一两天，捐赠给慈善机构，到期仍未售出的,就撤下货架销毁。在原有检验制度的基础上，联邦政府还以法律的形式于2001年6月明文规定，所有食品必须在成分说明的标签上列出13种主要营养成分，包括脂肪、饱和脂肪、卡路里、钠、纤维、蛋白质、钙和铁等，以防止有些厂商滥用所谓的“健康食品”、“绿色食品”定义，推销一些其实并不健康的食品。不论在加拿大的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屠宰场、肉类加工厂或商店内的标牌上写有“政府检验过的肉类”字样，百姓就尽管放心买，大胆吃，因为在食品卫生监控方面，检疫部门从不马虎。

4、日本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全面修正《食品卫生法》日本人青睐国产食品。日本的《食品卫生法》对所有食品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如所有食品和添加剂，必须在洁净卫生状态下进行采集、生产、加工、使用、烹调、储藏、搬运和陈列。自日本发现了疯牛病后，日本政府决定成立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食品安全委员会，并由政府任命担当大臣，委员会将对食品安全性进行评价，下设常设事务局，同时还提出了全面改正《食品卫生法》、确保食品安全的“改革宣言”。据报道，该宣言强调《食品卫生法》的目的要从确保食品卫生改为确保食品安全，必须明确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应负的责任。

（二）发展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1、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的研究、消化，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层式法律体系，探索和发展既和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众所周知，美国是全世界食品安全保障最好的国家之一，它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非常繁多，既有综合性的，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也有非常具体的《联邦肉类检查法》、《禽产品检查法》和《蛋类产品检查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食品，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再如英国1990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销售以及各种食品、饮料所包含的具体成分和卫生标准都有详细的规定。

2、尽快纠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够严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建立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在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所谓的“绿色壁垒”。目前我国共有1070项食品工业国家标准和1164项食品工业标准。这些标准绝大多数都是2000年以前制订的，其中最早的制订于1981年。为了适应进出口食品检验,还有进出口食品检验方法行业标准578项。即是说：各类食品安全标准大都仅仅是行业标准而非国家标准。而食品管理先进的国家食品标准都是由国家专门的立法机构制定的，而且一种产品只有一个标准，清晰明确，有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而我国受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有些食品标准产生形成两套标准。如碳酸饮料、饮用纯净水、食盐、酱油等均是两套标准。[4]国外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采取的环境保护上起步早、成效大、公众环保意识强、环保技术先进、环保标准较高，它们制定的绿色技术标准几乎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我们只有加快与之接轨，把绿色壁垒由现阶段的出口障碍变成促使我们加快发展绿色产业的强大动力,这最终的收益者还是我们自己。

3、加大推行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安全有效控制体系(HACCP体系，即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的力度。在切实落实食品良好操作规范(GMP规范，即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基础上，尽快引人推广“HACCP体系”。首先在出口企业全面推行“HACCP体系”认证。把“HACCP体系”纳入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由逐步推行“HACCP体系”走向强制实施。[5]

4、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管理体制。如目前转基因食品特别是转基因农作物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但其安全性在各国争论不休。虽然我国在2003年4月就制订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但我们仍可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做法，针对我国国情来建立农业管理部门与食品工业管理部门合一，对农业和食品工业实行一体化管理的机构。[6]

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构建 篇3

关键词：网络信息；安全；法律体系；单行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86-01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信息安全成为当前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重要瓶颈，因各种信息泄露给公民隐私造成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因此，信息安全不仅是行业问题，更提高到社会的高度。只有不断完善我国现有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才能促进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进而保障社会和个人信息安全，维护每个自然人的合法权益。

一、当前我国信息安全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模式缺乏统一的基本法。

我国信息安全法律体系善未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目前，专门针对信息安全的法律只有《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但这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他大部分大多是以行政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没有形成针对性、前瞻性的整套法律体系。

（二）现有法律可操作性不高。

目前，我国在信息安全的立法和管理大部分是以行政制度的方式体现，大部分采用的是禁止性条款，比较笼统和概况，可操作性不强。由此，在执法过程中，导致相关法律部门在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中，不能找到可操作性的规章和条款，给当事双方极大的分歧，同时也给法律的落实带来很大的障碍。

（三）缺乏科学性设计。

现存信息安全法中，大多强调加强对事前的审批和事后处罚，而对于网络信息安全事中部分则未引起足够重视，对相关主体的问责程序、问责条件等未作出明确的划定。同时，研究发现对执行中的不同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也未进行明确规定，从而导致权利和义务出现不对等，没有起到法律的威慑作用。

二、国外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给我国的借鉴

（一）制定不同领域的针对性法律法规。

西方国家在针对网络信息安全发生在人们的各个方面，如个人隐私、电子商务、未成年保护等领域，都有非常明确和针对性的规定，从而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信息安全体系。以美国为例，在隐私保护方面，专门制定了《联邦互联网隐私保护法》；在未成年的保护方面，制定《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电子商务方面制定《2002年电子政务法》。同时日本在网络信息的安全方面，也专门制定《反黑客法》等。因此，国际在网络信息方面出台的法律文件给我国信息安全的立法打开了大门，也给过提供参考借鉴。

（二）增加民事赔偿部分，增设罚金刑制度。

我国现行对网络信息方面的立法大都以行政法规方式进行规范，并通过刑法条款对网络犯罪进行处罚。因此，针对网络信息犯罪行为，在立法方面也应体现出相对应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如对网络犯罪的处罚中，没有设置处理罚金部分，而在责任方面还主要以刑事责任为主。通过这种处罚方式发现，对犯罪分子的处罚比较单一，并且责任也不多元化。而对于网络信息安全中的信息泄露问题，通常给网络主体造成很大的损失。相比西方国家，在立法的早期已经设定罚金刑，除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外，还必须辅助民事赔偿。

（三）完善制定我国法律规制。

目前，全国人大已经制定并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从而从法律层面填补了对网络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的法律空白，但是对于商业信息方面的保护，如泄漏后的责任主体、制裁标准等还没有进行统一和明确的规定。而美国在对商业信息的保护中，则制定非常完善的法律制度，如《電子通信隐私法》。在该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于非法入侵网络服务器、改变通信内容的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而在《统一商业秘密法》中也明确规定，任何针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都必须受到严厉处罚。因此，在逐步完善不同领域的的法律保护问题方面，我们还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和明确法律主体。

三、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构建

（一）立法宗旨。

针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网络信息安全领导小组会议中则要求：“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因此，通过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立法方面应将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维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作为当前我国立法的根本宗旨，从而净化我国网络空间，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与稳定。同时，根据该立法宗旨，在立法中还应该亿保障安全与发展、实体与程序立法并重、权责与义务对等、高效等作为基本的原则。

（二）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体系构建。

1.基本法构建。

网络安全基本法可以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开端，通过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为，从而加强信息安全。在此处的个人信息，笔者认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进行考量。从广义的角度，个人与现实中的信息主体相同，即个人、法人、其他组织和国家等，都可以直接归纳到法人这个领域。而对于信息的理解，必须结合网络的特性，如笼统的指所有的信息的话，可能会限制网络的正常发展，将信息界定为具有私密性、人格性性质的信息。通过该界定，则将个人信息保护分为国家秘密保护、商业秘密保护、个人信息保护。而鉴于当前网络更新快，但立法慢的问题，可采用单行法或者分法的方式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

2.加强对单行法的制定。

除从基本法的角度对网络信息安全进行保护外，针对一些特殊的领域还必须制定单行法法方式。如对国家地理信息安全方面，必须对电子地图中出现的关系国家重要机密的部分进行掩饰、隐藏，同时规定网络服务者在这些方面所具有的义务和责任。

3.其他相关信息安全规定。

对法律来讲，基本法或者是单行法的出台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针对该问题，可以通过修改现存的规范，从而及时应对网络信息安全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通过及时调整相关的网络服务、网络监管等单行法律文本，并对涉及到网络信息安全的条款进行及时修正，从而全方位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四、总结

总之，对于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保护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则尝试通过对现存网络信息安全保护存在的问题入手，并结合国外在信息安全立法的成功经验，提出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的几点建议和对策，从而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体系，促进互联网和社会的快速、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 篇4

高校校园安全的具体内容包括静态要素物和动态要素人, 指在现实或理论上的校园范围内, 人和物不受威胁、没有危险、不出事故。高校校园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健全是保持高校校园高安全水平的重要保障, 具体指以稳定安全的高校校园环境建设为目标, 科学地利用、组织、控制高校相关性资源, 构建预测、控制、消除安全风险的制度性体系。据有关调查显示, 高校校园内主要出现的安全问题有盗窃、交通事故、火灾、自杀及集体活动中出现的意外事件等等。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体系构建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长效的管理机制, 以必要的制度性管理强制性, 保障高校校园的稳定、安全、有序。高校校园安全体系的构建必须依靠必要的法律手段, 这样才能保证内部结构的稳定, 价值功能的高效, 进而能动、自发地处理和解决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 高校安全管理法律建设是制度建设的一种, 其自身包含的稳定性、长期性、持续性、动态性特性, 是校园安全管理体系价值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保障。

二、高校安全管理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校园管理体系主要由安全管理理念、安全实务管理制度、安全管理组织制度三大部分构成。从法律角度分析, 这三个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 缺乏法律性的安全管理理念。

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由其权威性延展法律的社会影响力和威慑力, 从而达到规范社会主体行为的目的。高校校园安全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管理工作的内容不仅涉及基本的治安性安全, 还涉及环境安全、文教安全、政治安全等多个方面, 法律赋予了教育、卫生、工商、食品药监等部门相关的权力职能, 以保证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但是, 我国大部分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实践人员, 并没有形成积极的法律安全管理意识, 只是对针对性强的法律性文件进行解读, 忽略了法律条文对权利保障的延展性, 以至于对校园环境下的物与人的安全产生了潜在威胁。对安全管理的执行者而言, 安全工作的价值层次定位较低, 以日常管理为主, 出现安全问题后, 习惯于行政性、小范围内的解决, 只能应对一般性安全问题, 没有形成必要的安全管理威慑力和权威性, 纪律性管理远远不能比拟法律性管理的效果, 不合理的处理方式可能产生潜在的安全威胁。对学生而言, 校园安全管理基本不具有法律性, 除典型涉及行政法规、刑事犯罪的事件外, 学生没有形成必要的法律保护意识, 如小物件性的盗窃、违规性使用电器等问题大量存在, 这些问题大部分受校园管理规章规制, 但是具有产生影响力较大的法律性事件的可能性, 必要的法律安全意识的缺乏, 增加了不利问题产生的可能性。

(二) 安全实务管理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

我国高校的安全管理体系主要由内部安全管理部门负责, 多是松散的临时性组织, 工作的兼职属性较强, 缺乏专业的安全管理人才, 影响较小的安全事件以内部处理为主, 影响范围较大、性质较为恶劣的安全事件以行政性处理为主, 形式上以法律为框架, 实质上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除了学校自身外, 主要是因为在校园安全管理实务方面没有明确的、专门性的法律法规, 这就使安全管理的机构和管理流程没有实效性, 形式管理替代了实务管理, 管理工作职权及责任的不明确, 最直接地制约了我国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值得注意的是, 校园安全管理中安全事件的种类较多, 包括财产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事故、体育活动事故等等, 安全事故主体也有所差异, 如在校园暴力事故中, 主体可能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校外人员之间、学生与教职工之间, 安全管理的复杂性和实务管理的弱法律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是高校安全管理体系法律化构建必须克服的问题。

(三) 安全管理组织制度法律性不高。

组织制度是校园安全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只有将法律理念内化进组织管理制度, 才能保证安全管理组织制度的法律化, 才能健全安全管理制度的体系, 有利于安全管理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流程, 能够有效地提升保卫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转变管理理念。安全管理体系的警务化与社会化模式, 是强化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的重要的组织性制度探索, 这种模式的目的在于安全管理的去行政化, 强化安全管理的服务性, 提升安全管理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加以规制, 物业公司与学校间的权利和责任难以明确, 甚至存在着交叉性空白问题, 执法权和操作性具体规则的缺失, 难以实现其真正的价值功能。

三、建立健全高校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策略

(一) 制定专门性的高校安全管理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只有在高校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中加入法律制度性保障, 才能使安全管理工作在实践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以制度性策略保证工作人员有法必依, 在具体管理中做到执法必严, 对安全管理工作产生消极影响的行为做到违法必究, 真正将法律武器作为保障校园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现阶段, 我国基本上没有全国性的高校安全管理规制法律, 高校安全管理体系中没有将法律、法规作为主要的构成框架, 相关联性的法律也缺少必要的针对性、系统性, 无法实现高校安保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 要重视对已有的校园安全性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 使在校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高校安全法律意识, 为高校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创造良好的理论基础, 进而促进高校校园安全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

(二) 完善高校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相对于法律来说, 规章制度的具体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更强, 其具有的法律权威性能够对高校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产生积极的效用。规章制度的完善可以充分考虑高校自身发展实际及特点, 更侧重的是工作制度性规章的完善, 目标较为明确, 针对性较强。规章制度突出的是一种检查、监督、指导性的功能价值, 能够强化高校安全管理系统工程性建设的法律意义, 可以促进高校的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安全教育制度建设、安全管理队伍建设等等, 有利于高校安全工作制度职能的发挥。

(三) 以法律为框架建立高校校园安全评价体系。

评价与预防是法律所具有的价值职能, 以法律为框架建立高校校园安全评价体系, 能够有效地提升高校校园管理体系的科学性、可持续性和价值性。高校安全评价体系要包含一定的价值评价标准, 能够在有效信息的基础上, 开展科学的定性分析, 这样可以有效地对安全管理工作进行阶段性的监督, 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 增强高校安全应急机制的实效性, 有效预防突发性事件, 合理解决各种安全隐患。安全评价体系能够明确安保工作人员的职责和工作任务, 能够保证组织、物资、队伍等合理调配, 从而更好地为实现高校安全稳定服务。

参考文献

[1] .陈诚.高校游泳教学准备活动重要性探讨[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3

[2] .于佳妮.有效提升体育中专生游泳水平的策略探究[J].教师, 2013

[3] .牛哲斌.浅谈力量训练在游泳训练中的应用[J].当代体育科技, 2013

浅谈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篇5

饲料安全法律体系是指有关饲料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1999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并施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随后有关部门先后发布和修订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等，初步形成了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虽然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但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饲料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差距；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存在的不足主要有[1]：

1.1我国饲料安全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虽然有保障饲料安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等，但这些法规仅对饲料质量与安全的有关方面做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相关条文过于笼统。由于这些法规出台时间早，标准低，覆盖面窄，所以不能充分反映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饲料安全的要求。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针对饲料安全的专门法律。

1.2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可操作性差

只要分析发达国家饲料安全法规体系就不难发现：其对所涉及的各项内容规定科学、严格、细致，有可操作性，对管理机构的职责、权利规定得十分清楚。尽管我国已制定了一些相关法规、条例和办法，却显得庞大而无序。由于制定者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难免使得相关条款有重复和矛盾之处，当饲料安全事件出现时，解决起来十分复杂。

1.3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体系更新速度慢，不能与国际接轨

许多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都是20世纪80～90年代制定的，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大的修订和完善，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国际饲料安全的需要。比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还是1999年5月29日发布并施行，2001年11月29日修订的。这几年来，饲料添加剂行业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原有条例自然显得不相适应。

1.4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标准系统性较差

由于我国在饲料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饲料安全建立在全部饲料产业链基础上，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显得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甚至没有充分考虑到饲料安全问题。当饲料安全成为突出的问题时，原有法规条例就显得很不适应。

1.5饲料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权限不清”

有些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滋生腐败，使饲料安全难以真正落实。我国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而不是垂直管理体制，即饲料管理部门是本级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接受当地政府领导，上下级饲料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规定全国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但考虑到各地机构组成的差异，对基层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部门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只是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由于这样的规定并没有把职责落实到具体部门，所以有关自然属于失控的状态。

2建立和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2.1尽快制定《饲料法》或《饲料安全法》，进一步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以发达国家为例，美国涉及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职能的联邦机构有10余个，它们与州、县等地方政府密切合作，通过贯彻执行30多部联邦法律法规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共同构筑了较为完善的美国饲料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确保了美国饲料具有很高的质量安全水平和很好的公众信任度。据资料介绍，美国涉及饲料安全的联邦法律有35部。其中涉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管的主要联邦法律有《联邦肉类检查法》、《禽类产品检查法》、《食品质量保护法》等[1]。

此外，日本等国家也都有比较完善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日本内阁成立了饲料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农林水产省成立消费安全局，科学饲料协会成立饲料安全评价委员会，全面协调饲料安全管理。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饲料法制化管理模式较为先进的国家，饲料管理法律体系齐全配套，法律制度设置比较科学、合理和严谨。日本于1953年颁布《饲料安全法》，经过50多年的11次修改，现已形成从饲料原料生产(进口)、饲料加工、经营和使用，以及新产品审定、企业登记与变更、饲料标准、监督检查和处罚的完整饲料法律体系。为适应

《饲料安全法》的不断修改和变化，日本农林水产省及时公布了饲料安全法相关的5个配套法规，增强了该法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2]。

由于这些国家具有完善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他们的饲料安全均得到了很好的保证，所以，我国也应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我国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2.2建立健全饲料安全标准体系

发达国家的饲料安全标准体系也是十分完善的，如加拿大就有配套统一的饲料产品质量和检测方法标准系统。其饲料质量标准涵盖了饲料原料、饲料产品、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等各类饲料产品，规定了产品质量规格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限量标准。饲料检测标准涵盖了所有明确的营养成分、限量物质和化学合成物质的分析方法，并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和国际兽医局(OIE)的标准接轨。加拿大不仅公布了允许使用的药物饲料添加剂质量标准，而且也公布了其在饲料中的检测方法标准和畜产品中的残留限量标准。

近年来，我国虽然也制定了一大批饲料原料、饲料产品和添加剂质量标准，颁布施行了饲料卫生标准、饲料标签标准和部分检测方法标准，为饲料工业标准化生产和饲料安全监管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与加拿大等国完善配套的标准体系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必须加快我国饲料安全标准的制定步伐，进一步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应尽快制定颁布动物源性饲料检测方法标准，抓紧修订完善饲料安全卫生强制性标准，修改完善《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2.3加大政府对饲料安全的支持和监管力度

饲料安全监管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饲料安全。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实施饲料安全工程，进一步加强饲料检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饲料和养殖产品重点区域饲料检测机构建设的支持力度，确保饲料检测机构能够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应将饲料安全监管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稳定并逐年增加饲料安全监管财政专项经费，保证饲料检测机构的正常运行和检测的顺利开展。

在保证经费的同时，对违规企业的严惩也是十分必要的。日本对饲料安全违法处罚也很严厉，他们对生产经营不合格饲料产品的企业，农林水产省或地方政府首先责成违规企业严格执行召回制度，收回处理不合格产品，然后视不合格产品的数量处以10～30万日元罚款；对卫生指标严重超标的企业，处以50万日元罚款，并对法人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对违禁生产经营药品和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处以100万日元罚款，并对法人处以3年监禁。我国在有关条例里也制定了一些处罚细则，如违反其中规定会给予勒令停止生产、吊销营业执照、处以一至五倍罚款、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但与上述国家相比，力度还有欠缺，系统性也有待加强[3]。

2.4加快推行HACCp管理步伐

HACCp英文全称是HazardAnalysisandCriticalControlpoint，即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管理是保证饲料和食品安全面对生产全过程实行的事前、预防性控制体系。该管理体系已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纳，其中，一些国家还将其作为强制性管理模式加以推行。与传统的最终产品质量检验相比，HACCp管理是一个确认、分析、控制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生物、化学、物理危害的系统方法，是一种全新的质量保证系统。推行HACCp管理是做好我国饲料安全管理的需要，因为我国饲料管理实行的是事后监督制度，迫切需要饲料生产、经营企业加强事前管理，消除各种安全隐患。HACCp管理的事前性和预防性，将大大降低事后监督成本，提高事后监督的成效。通过推行HACCp管理体系，认真分析和确定每个企业的关键控制点，研究预防措施，确定关键限值，制定监控和纠偏措施，建立企业安全管理档案等，将有利于饲料安全事件的责任追究和树立企业的信用[4]。

2.5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饲料安全监督

饲料安全与畜禽水产品安全乃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有关部门应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广泛宣传饲料安全法规，安全饲料及相关产品的选购和使用常识；要通过公布举报电话等形式，为社会监督提供便捷的渠道和必要的手段，向社会各界征询饲料安全问题的线索，以期尽可能地解决业已暴露出的饲料安全问题；要增强服务意识，及时回复社会各界的咨询和建议，及时通报有关问题的处理结果；要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对提供重要线索和建议的人员给予表彰或奖励。

参考文献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 篇6

一、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建设现状

经过各级政府和城管部门的不懈努力，城市管理的法律建设虽取得巨大的成绩，但纵观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呈现出碎片化、不系统、不统一的特点。以北京市为例，城市管理共有12个方面371项执法权，分别包含在不同的法规中。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城市管理方面的综合性法律法规，城管执法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宪法》《行政法》《行政处罚法》、省级政府的决定、地方政府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在实际工作中，城管部门普遍感到现有的城管法律法规不能有效解决城管执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城市管理既存在执法空白，又存在立法交叉、重复，城市管理边界不清晰，容易造成多头执法、分散执法和碎片式执法等现象。

二、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建设

由于城市管理问题迫切和突出，城管部门在法律准备不充足的情况下，通过授权等方式，主要借助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行使城市管理执法职责，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随着城市管理工作的发展和市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城管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都逐渐认识到构建完善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的重要性。

（一）城市管理法律体系框架设计

城市管理法律体系框架应当依据城市管理的目标和内容，分别从国家层面、省级政府层面和地方城市政府层面三个层次进行设计。首先国家要有一部完整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对城管部门的权利和义务、法定职责以及履职范围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其次是省级政府根据国家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城市管理工作实际，制定全省配套的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最后是各地方城市政府根据国家、省级政府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结合各城市的实际制定具体的城市管理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二）城市管理的法律体系建设

城市管理虽是市长的主要职责之一，但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以及带来的城市管理的艰巨任务，国家和省级政府应从政策法规、业务指导和人力资源配备等方面给予实际支持，其中法律法规建设是最具有基础性的工作。

1.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完整的城市管理法律

自从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以来，各城市纷纷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全国已有600多个城市设立城市管理和执法机构，城市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执法主体资格、管理体制、执法模式和公众形象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应通过一部全国统一的城市管理法律，对城市管理的性质机构、权利义务、职责范围、执法模式、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执法监督、队伍建设、装备保障等方面内容进行统一规范，起到“城管宪法”的作用。

2.省级政府制定配套的城市管理法规

省级政府机构驻在省会城市（直辖市除外），不承担具体的城市管理工作任务，每个省各城市具体情况虽各不相同，但同处一个大的区域，还是具有一些共同之处，所以省级政府应当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指导全省各城市的城市管理法规。

目前，省级政府制定的关于城市管理的法规非常少，主要是在市容环境卫生、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城管综合执法、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等方面有零星的规定或复函，这些还远远不够。省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地域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分布和规模、人口流动特点和城市发展趋势等制定相应的城市管理法规，提出更加具体的工作目标、内容和措施，使城市管理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3.城市政府制定具体的城市管理规章或规范性文件

城市管理的具体工作最终还是由城市政府来落实，管理好城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城市的情况各不相同，需要制定完善的城市管理规章制度或规范性文件。目前，各城市政府为了管理好城市的市容市貌、环境卫生、户外广告、垃圾处理、违法建设、乱摆乱卖等，通过互相学习和借鉴，也制定了一些管理条例、规定或办法，但纵观这些城市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互不关联，互不支持，碎片化明显，缺乏完整性、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没有形成完整体系，给依法管理城市带来诸多不便。

（1）各城市应当结合实际制定一部确定本市城市管理基本内容的法规

目前，各城市的城市管理工作内容一般是由该市编办印发的城管部门“三定”方案规定，工作内容极不确定，每次机构改革都可能有较大的调整和变化，不利于城市管理工作的延续性。每个城市应当根据国家和省级政府的城管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首先制定一部明确城市管理具体内容的管理规定，将城市管理的基本内容法制化。

（2）制定具体的城市管理问题管理办法或措施

城市管理问题过于庞大和复杂，一个城市一部城市管理法规显然不能解决所有的城市管理问题，各城市应当全面梳理本市的城市管理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根据法定的城市管理的基本内容，对每一个具体的城市管理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和论证，对已有的进行修改完善，没有的立即制定立法计划，着手进行起草制定，科学合理划分城市管理立法门类，避免立法交叉和空白，制定完善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

（三）城市管理的立法工作建议

过去城管立法大都是部门立法，先由城管部门起草，由法制部门审核后，送市人大或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城市管理工作非常具体和复杂，为增强城管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应当坚持开门立法的原则，在起草制定城管法律法规时，应当邀请专家学者、城市管理对象、市民代表等多方面人员共同参与，经过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使制定出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更符合实际需要。

三、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构建完善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立法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进行充分调研和论证

由于我国城市化发展过快，带来的城市管理工作较为紧迫，为使城市正常运行，城管工作要立即取得成效，所以很多城市边成立城管队伍，边立法，边开展城市管理工作，造成城管立法工作没有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制定出来的城管法规存在很多瑕疵。今后城管立法应努力避免这些不足，改变以往过于追求速度的做法，对城市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详细的研究分析，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更加注重立法质量，使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更加科学完备有效。

（二）应注重强制措施的运用

目前城市管理法规主要是对物的管理，处罚较轻，以罚款为主，除违法构（建）筑物等少数罚款较多外，其他罚款金额较低而且很难执行，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违法成本较低，所以造成城市管理违法现象普遍，城管部门管不胜管。物本身不会违法，违法的往往都是物的所有者，城管在对物采取管理措施时，往往会与物的所有者发生激烈的冲突，城管立法应注意加强对人的管理，加强强制措施的运用，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

（三）应加强与相关法律的衔接

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不是封闭的，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下的一个分支，其虽然属于行政法系，但与民法、刑法等法系联系紧密。由于过去城管立法方式较单一，所以城管部门在实际管理和执法中往往是单打独斗，难以得到有关部门的有力支援，比如在遇到暴力抗法时，只有城管执法人员在受到人身伤害时，公安部门才能有效介入，使城管人员由于缺乏人身安全保障而不能大胆进行管理执法，应当借鉴治理酒驾的经验，将某些严重违反城市管理法律行为写入刑法，使城管法律融入到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发挥法律的国家重器作用。

（责任编辑：赵静）

如何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篇7

近几年来食品安全重大事件频繁发生, 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塑化剂”、“注水牛肉”、“猪肉变牛肉”等, 问题屡屡发生, 其主要原因在于现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发展滞后, 具有明显的弊端, 其表现有:一是法律内容不健全。监管体系不协调, 缺乏全程监管, 标准有冲突, 惩罚力不够, 部门监管乏力, 行政问责不落实, 召回系统缺乏, 风险检测技术立法缺乏, 广告代言虚夸未担法律责任等;二是食品法律法规制定的程序方法上存在不足, 缺乏前瞻性规划等。如何健全其法律体系, 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针对以上缺陷, 作者将对如何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加以探讨, 以期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能提供方法指导和立法参考。以下将从法律内容的健全 (七方面) 、法律法规制定的程序方法 (三方面) 等两大块来展开。

1 健全更新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内容

要健全更新食品法律内容, 作者将从增加全程监管、食品安全新标准, 加大惩罚力度, 实行法律问责制、食品召回制, 确立风险检测立法, 强化食品代言法律责任等七点来论述。

1.1 重点加强全程监管并予法律化规定

现行法律监管以分段管理为主, 监管环节存在漏洞断链倾向。为此, 监管范围应覆盖全产业链条, 包括源头生产、加工、制造、包装、储存、运输、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全程监管, 尤其不放过对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的源头监管, 力求监管纵横到底到边, 不留死角盲点。为此应建立“统一领导”的主管机构, 各监管部门统一协调监管, 划清权责, 避免监管真空, 实现监管环节无缝链接, 弥补之前“分头管理”的不足。废除食品“免检制度”, 加强食品准入市场管制, 应重视源头管理与流向管制的结合, 强化“预防在先”“预防为主”的监管理念与工作思路。

1.2 建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新法规

过去的标准明显滞后, 不适应时代需求。我国许多食品安全标准的标龄过长, 标准偏低, 对国际标准采标率很低, 标准制定未利用风险评估技术, 标准的科学性和操作性不高。标准之间交叉、矛盾, 重要标准短缺, 标准的前期研究薄弱, 部分企业标准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部分标准实施状况较差, 甚至强制标准也未得到很好的实施[1]。2008年出现的三鹿奶粉事件, 就是因为我国乳业标准不统一, 制约了执法。因此, 形成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新标准, 已成为时代所需、人民的期待, 要注意借鉴外国经验加以信息整合而成, 考虑渐与国际接轨。

1.3 加大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 实行高额惩罚性赔偿

目前食品领域违法成本过低, 惩戒力不够, 使得违法者多次被罚又多次违法, 以致拿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做代价。为此需要加大处罚, 以彰显法律的权威性。明确食品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对违法者加大财产刑判处力度, 情节严重则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食品重大恶性事件, 还要进行高额处罚, 并对受害人予以赔偿。为防止企业破产或隐匿财产逃避责任, 出现资产表象不足又有民权、债权、罚金三者的冲突, 此时则选择民权优先, 实行民事赔偿优先原则[2]。还可借鉴外国法律与巨额赔偿制度, 比如美国法律规定, 无论金额大小, 只要有制假售假行为就构成犯罪, 处以25万美元以上1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 并处5年以上监禁, 由于制裁措施严厉, 违法成本很高, 经营者不敢轻易以身试法[3]。实行高额惩罚性赔偿, 迫使违法者慑于法律威严而远离违法犯罪。

1.4 强化行政监管执法的制度化法律化问责制, 加大打击职务犯罪

针对监管部门职能交叉、监管执法不力消极不作为状况, 应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区分, 建立制度化法律化的问责制, 实行“阳光”问责, 改变过去不处理的状况, 加大打击职务犯罪。对于执法主体的失职、不作为、纵容、包庇、渎职等行为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 予以行政追究。惩罚的手段有:警告、记过、记大过、撤职“脱官帽”, 并从重处罚;对于情节严重者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致人死亡者可判无期徒刑等。比如, 2011年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后, 其市政府公布问责处理结果:对质量技术监督局分管领导、干部分别给予记大过、撤职处分, 对于联华超市的董事长、总经理给予警告和经济处罚, 对其公司采购部负责人给予记大过处分, 并调离工作岗位[4]。实行法律问责制是打击职务犯罪的法律依据, 它将对责任人警钟长鸣。

1.5 对问题食品实行法律召回制度

召回制就是对问题食品为阻隔其向下游流通而在逆向回笼溯源中进行逆向追责处理的制度, 是防止问题食品造成危害的预防措施。召回风险由食品生产者、进口商和经销商承担。在行政上应健全采购制度、索证制度、定点采购与采购台账等管理措施, 预防监管断链导致过期食品和来源不明、假冒伪劣的食品无法溯源。召回理念是“预防、安全、及时”原则, 要求企业及政府监管部门必须快速反应, 及时消除危害, 遏制事态扩大。

1.6 将风险检测技术纳入食品立法之中, 赋予检测机构技术监督法律地位, 授权技术执法

目前, 我国食品检测技术水平较低, 风险评估与检测机构很少, 缺乏权威性专业机构, 且风险管理明显滞后于现实需求, 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而实现技术管理与风险管理、现代技术与法律的结合, 这是法律现代化的特点与必然趋势。检测技术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的杀手锏之一, 监管对技术检测有很强的依赖, 所以检测技术应纳入立法之中, 作为监管重要手段和保障。应完善食品质量检测的行政法规, 明确检测程序、检测机构的义务及法律地位、经费保障等内容。

那么一方面需要提供能快速检验食品的速测仪, 赋予工商机关食品速测法律效力。另一方面, 必须设立专业的食品危险性评估机构, 加强动态网络监管, 要尽快使之成为技术先进、运转高效的检测中心, 建立全国性食品信息数据库与实时检测系统, 进行风险危害检测评估与及时控制, 实行危害性管理 (风险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制度———HACCP) 。网络动态监管能根据检测到的风险程度不同的信息, 对优先立法的食品及食品行业进行排队, 这种立法方式能提高食品安全立法效率, 澳大利亚即为此方法的代表[5], 值得借鉴。

因此, 食品检测技术应成为食品法律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法律监管的依托与保障, 食品安全法律应赋予食品检验机构技术审核与监督管理职能, 明确其法律地位, 授权技术执法, 发挥技术监督作用, 它将快速推动食品安全事业全局的发展。

1.7 强化名人代言食品广告将与经营者承担法律连带责任

名人代言广告, 能扩大产品知名度, 有利食品促销, 但名人代言时却往往存在着浮夸倾向, 放大公众对有害食品的信任, 误导消费者,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本着责利一致原则, 法律上需强化:代言者将与经营者因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 对受害者进行损害赔偿。强化广告名实相符与代言者的法律责任。禁止代言食品广告夸大事实或作虚假广告。

2 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定的程序技巧方法上值得注意的问题

将从前瞻性政策规划的制定、吸收公众参与立法、综合立法等三方面来阐述。

2.1 制定前瞻性政策规划, 为未来制定法律法规提供法律基础、立法预备和方向指导

制定食品安全法律之后, 其法制工作并未完毕, 还应包括前瞻政策规划的制定, 为食品安全法制的完善及未来的动态调整发展指明方向。应写明指导原则、方针、目标与重点, 并且这种政策性规划所提出的标准要求比目前的要高, 涉及食品安全标准、精度、分类、设备、技术、人才、经费等。其内容规定应以保护公众健康为目标, 充分引入危险评估原则。比如, 欧盟2002年1月1日制定的178号法规, 要求欧盟当时的法律在2007年1月1日前应统一到178号法规规定的原则上来[6], 其实践效果良好, 可做借鉴。这种规划提出了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政策, 应用了预防方法, 重视食品科研, 可使目前食品法律与未来法律制定相互衔接统一, 并为未来法律制定及其体系的成熟提供法律基础与立法预备。

2.2 在法律法规制定程序上, 让公众参与立法, 从社会多渠道听取科学建议

法律法规的制定要科学合理并反映时代趋势, 就有必要向社会各界开展危险性交流, 以获得科技方法、过程分析方面更多的建议与最前沿信息。比如, 食品科学家与公共健康专家可展开相互合作, 食品安全协调机构可定期咨询政府以外的科学家。还要开放性吸纳民意, 调动公众力量参与立法, 征求并听取社会公众建议, 或召开听证会、新闻发布会、与代表交流磋商等, 力求审慎对待政策法规的制定, 确保食品安全, 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2.3 加强综合立法, 建立不同层次的法律监管体系

其体系包含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划等相互配套不同层次的内容, 制定方法技巧上应坚持下位法服从上位法原则, 加强综合立法, 以之取代要素型的个别立法, 整合现有法律资源进行系统科学的清理, 杜绝政出多门、法规零乱冲突状况, 突出内容的贯通性完整性与时代进步性, 建立科学、合理、统一、协调的法律监管体系。此外, 在完善食品立法的方式上, 要循序渐进地推进。既不能亦步亦趋, 也不能一蹴而就。

总之, 以上所述办法内容, 不仅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能提供方法论指导, 而且对政府健全食品安全法律能提供立法帮助, 具有较突出的政策参考价值。建立科学合理配套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必将对社会产生突出而深远的影响, 会有力推动整个社会食品安全治理进程, 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为社会转型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李忠东.食品安全标准先要“合格”[J].资源与人居环境, 2010 (11) :73-74.

[2]袁祥, 王逸吟.以更完善的法律制度, 严防三鹿奶粉事件重演[N].光明日报, 2009-02-26 (005) .

[3]杨永华.国外食品安全法律监管对我国的借鉴[J].甘肃理论学刊, 2009 (2) :146-150.

[4]俞丽虹.上海公布“染色”馒头相关责任人处理结果.新华社上海电, 2011-04-29.

[5]谢杨, 阚学贵.学习澳大利亚食品卫生管理经验引发的思考[J].中国卫生监督, 2004 (2) :94.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 篇8

一、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1. 我国食品安全的民法保护。《民法通则》主要是从追究经营者民事责任的角度保护食品安全。《民事诉讼法》从当事人通过诉讼实现其权利的角度保障食品安全, 其中主要涉及食品安全事件的举证问题、判决执行问题等事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也规定了针对缺陷产品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食品安全事件中人身损害赔偿计算赔偿金额的重要依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对生产或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给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2.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对于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只有以追究刑事责任为后盾, 依靠其强大的威慑作用, 才能够达到震慑和预防食品安全犯罪的目的。涉及食品安全的主要罪名包括:非法经营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修正案 (八) 》加重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罚力度, 不仅提高了罚金刑的处罚标准, 而且对责任人判处自由刑给予了更明确的规定, 增设食品安全渎职罪即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滥用职权罪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玩忽职守罪, 对从根本上解决以罚代刑, 预防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刑法修正案 (八) 》第二十五条规定,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的解释》是目前食品安全领域刑法犯罪定罪量刑经常用到的法律依据。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对累犯、惯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和巨额的销售罪犯处以死刑, 犯罪必须坚决予以判处死刑的法律, 应依法惩处。

3.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行政法保护。行政法对食品安全的管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便捷的。有关食品安全的行政法规包括:《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盐加碘防止地方性甲状腺肿条例》、《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 另外还有许多行政规章, 它们互为补充, 相辅相成, 在食品安全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行政责任主要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责令改正、警告, 吊销证照, 罚款、没收等形式。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缺陷

1.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缺乏统一协调性。完善的法律体系在食品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是以消费者优先理念为基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虽然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建设发展迅速, 特别是《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是我国食品安全制度创新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食品安全法》与原有的《企业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之间没有良好的协调。由于不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立法主体不一, 造成法律法规之间缺乏统一协调性, 进而导致各个法律法规在食品安全的规制监管方面存在各种的冲突, 从而会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规范带来很多不便, 留下许多真空地带。

2.针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在英国、美国等西方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相对健全的国家, 食品的经营者如果违规, 将会遭受十分严重的惩罚。依据英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如果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应当给予五千英镑罚款的处罚或三个月以内监禁的处罚, 如果销售的食品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 或供应的食品导致他人的健康受到损害的, 则应当受到两万英镑罚款和六个月监禁的处罚。情节的违法性和损害后果, 非常严重的, 行为人将受到不受数额限制的罚款或两年的监禁。由于制裁措施严厉, 违法成本很高, 生产经营者一般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我国相关法律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在法律责任的设定上覆盖面过窄, 处罚力度较轻, 使得法律缺乏应有的威慑力。这就造成生产经营者为了暴利往往敢于铤而走险, 不能有力打击食品违法犯罪行为。虽然《食品安全法》相对提高了违法成本, 但还远远不够。

3.对于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中的制衡作用认识不清。我国十分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不断加强对制造、销售掺假掺杂食品、假冒食品、不安全食品的打击力度。但是, 由于我国食品生产加工经营企业数量庞大, 而且以分散经营为特点,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人力财力有限, 这就需要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中发挥重要的制衡作用。各国食品安全领域的相关法律都充分鼓励消费者积极同制售不安全食品或掺假掺杂食品的生产经营者作斗争, 但我国《食品安全法》没有充分体现这一理念。正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虽然规定了“双倍赔偿”制度, 但消费者想要要真正得到双倍赔偿却并非易事。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要得到双倍赔偿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经营者有欺诈的故意; 二是消费者有因经营者的欺诈而上当受骗的结果; 三是消费者上当受骗的结果与经营者的欺诈有因果关系。在实践中, 要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是比较困难的, 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是不可能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消费者要证明经营者具有欺诈的故意十分困难, 这就使得经营者在往往可以逃脱了“双倍赔偿”的惩罚。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1.整合已有食品安全法律资源。《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 依照《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行政法的规定, 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不同分工, 制订了配套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但是不同部门在解答基层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时, 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并不统一, 让基层无所适从。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食品安全危害不可逆转。因此, 有必要明确权威解释机构, 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解释也应及时、统一。对此, 笔者建议要增强立法解释的及时性和权威性, 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出台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建立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 全方位多层次的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同时, 在立法上, 建议将食品安全问责制写进法律, 合理有效地问责制将会使政府加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督, 并且在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能快速有效地解决。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 健全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要立足于本土国情, 借鉴世界上食品安全立法的先进思想和理念, 食品安全国际组织的指南或示范性标准, 履行我国签署所承诺的国际协议。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应是综合性的、可实施的、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

2.针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加大处罚力度。虽然《食品安全法》相对提高了违法成本, 但还远远不够。应严厉制裁, 有力打击食品违法犯罪行为, 使生产经营者不敢轻易以身试法。让法律显现应有的威慑力。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 篇9

1 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标准体系形成及进展

澳大利亚是发达联邦制国家,曾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政体和法律体系沿袭自英国,采取三权分立原则。其法律制度是在英国法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以普通法、衡平法和判例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属于英美法系国家,其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模式也基本沿袭英国法律模式[2]。除联邦直辖区外,全国有六个州和两个地区[3],实行联邦、州、地区三级政府体制,澳大利亚宪法对国家、州、地区议会的立法权做了详细规定,国家议会为国家公立部门和部分海事部门制定职业卫生与安全法律,而每个州和地区制定各自的相关法律[4]。为保证这些法律的实施,澳大利亚各政府都建立了各自的执法体系[5]。

但是实行这种体制的结果造成澳大利亚立法主体和相关指导文件较多且缺乏统一的标准与做法[6]。为解决这个问题,澳大利亚议会于1985年成立国家职业卫生与安全委员会(National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Commission,NOHSC),用以协调和制定国家职业安全卫生标准[4],这是一个由联邦、各州、地区政府、雇主和劳工的代表组成的一个三方论坛。2005年更名为澳大利亚安全和赔偿委员会(Australian Safety and Compensation Council,ASCC),2009年更名为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委员会(Safe Work Australia,SWA),并成为独立的法定机构[7]。

2012年,澳大利亚颁布实施了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案(model work health and safety act,WHS示范法)和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规(model work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WHS示范法规),首次建立了统一的澳大利亚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律系统,为实施统一的工作健康安全法律打下基础,联邦、各州、地区按照此法案建立本辖区的工作健康安全法律[8]。目前,除维多利亚、澳大利亚西部还未按照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律颁布实施工作健康安全法案和工作健康安全法规外,其余7个辖区均已按照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律系统颁布实施工作健康安全法案、工作健康安全法规和相应的支持性材料(条例、指导材料等)[9]。

2 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标准体系框架

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律系统是由WHS示范法、WHS示范法规、示范条例和一个国家遵守和执行政策(Nation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Policy)组成。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委员会是负责制定和评估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律系统的国家政策主体,工作场所关系部长理事会(Workplace Relations Ministers'Council,WRMC)负责审核批准,联邦、州、地区负责本辖区内的监管和执行。在《职业安全卫生监管执行政府间协议》(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for Regulatory and Operational Reform i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约定下,所有辖区都致力于采用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律立法,根据需要有细微的变更,并确保其符合辖区内相关草案协议、其他法律、流程操作等[5]。在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律系统下,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委员会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持,修改草案,研究制定改善支持性材料(如示范条例、指南和国家标准等)并确保其可实施性[10]。澳大利亚国际标准有限公司是独立的、国家级的非政府标准组织,通过与政府签定谅解备忘录的形式成为澳大利亚最高的、非政府的标准化团体,负责协调澳大利亚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认可其他制定或出版标准的标准化机构、制修订澳大利亚标准等[11]。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案、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规、示范条例、国家指导材料、国家标准和澳大利亚标准形成了新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标准体系。

2.1 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案

WHS示范法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由国家统一保障的职业安全卫生的框架,最大限度的保障工作人员的健康和福祉,避免工作引起的危险、危险因素和伤害。WHS示范法制定全国统一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是《工作健康安全法案》(Work Health and Safety Act,WHS法)的基础,以WHS示范法为基础的WHS法由每个州或地区议会颁布或通过。WHS示范法是澳大利亚职业安全卫生法律全面国家审查工作的结果,第一稿以WRMC国家审查(National Review)结果作为决策基础制定的。2009年9月开始进行公众咨询,六个星期收到480封修改意见书,12月WRMC批准了WHS示范法,允许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委员会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持,修改草案并确保其可实施性,于2011年6月完成[10]。

2.2 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规

WHS示范法规制定更多具体要求以支持WHS示范法规定的各项职责,这些要求仅仅是示范性的规定,只有由辖区内议会颁布或通过才具有法律约束力。WHS示范法规是以《职业安全卫生监管执行政府间协议》的一个三级程序制定的,包含了一个广泛的公共咨询程序。2011年11月完成WHS示范法规,2014年1月修订[12]。

2.3 示范条例

根据《职业安全卫生监管执行政府间协议》,经WRMC批准,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委员会与联邦、州、地区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协商制定一系列示范条例以协助工作健康安全法律的实施。示范条例是在一个管辖区WHS法和WHS法规要求下达到健康、安全和福祉标准的实用指南,更倾向于一般职责要求、绩效标准、程序标准和文件要求,而不是规格标准,主要解决工作场所健康问题,提出供选择的解决方法;必须在管辖区被批准作为条例才具有法律效力,获批条例将符合WHS法涉及主题事项的健康和安全义务,在法庭审理中是可作为危害、风险、控制的已知证据被采纳的,监管检查员也可能参考获批条例发出改进或禁止通知,提供补救违法的方案选择。条例依赖于标准和其他出版物的具体指导,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基于实战经验的符合法律方法的合理指导[13]。目前,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委员会已制定颁布《如何管理工作健康安全风险示范条例》、《工作健康安全咨询、合作和协调示范条例》等24部[14]。

2.4 国家指导材料

国家指导材料包括解释指南、指南、资料卡、信息表(fact sheets)等,从实施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律以来,由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委员会与联邦、州、地区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协商发布一系列国家指导材料来提供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律信息、解释法律中的关键概念并协助合规,它不是法律文书,没有法律效力,但由于其得到广泛认可,可以在法庭诉讼中作为危险、风险或控制的已知证据[15]。目前已制定颁布《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案解释指南系列》《工作健康安全法案指南》《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规指南》等60多部[14]。

2.5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是由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委员会及其前身(如NOHSC、ASCC)牵头,与联邦、州、地区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协商后制定颁布,通常提出工作场所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最低要求,在颁布实施之前需广泛征求修改意见建议。它是一个咨询性质的工具,不是立法工具,不具有强制性,只有由联邦、州、地区在其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法规中采纳后才具有强制性[16]。通常,在联邦、州、地区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法规中会予以采纳,但可能会有细微差别。目前澳大利亚安全工作委员会将重点放在全国职业安全卫生和工人赔偿政策研究及WHS法律实施上,不再制定新的国家标准。

2.6 澳大利亚标准

澳大利亚标准是由澳大利亚标准国际有限公司制定的,是通过约定开发的自愿共识性文件,不是法律文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因为他们的严谨精确,很多被政府采纳立法、成为强制性的,通常也被纳入法律合同中,澳大利亚标准主要提供职业安全卫生技术和设计规范,有些也涉及职业安全卫生方面问题[17]。

3 结束语

澳大利亚的职业安全卫生保护状况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8]。近年来澳大利亚职业事故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在职业病防治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2002—2012年10年间,澳大利亚工伤事故和职业伤害显著减少,尤其工伤事故减少了47%,严重伤害减少28%。肌肉骨骼疾患、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呼吸道疾病、接触性皮炎、心血管疾病等五类职业病有明显减少趋势[19]。职业死亡人数大幅下降[20]。工作健康安全示范法律系统及相关标准的实施在澳大利亚职业安全卫生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对众多不同法律、标准的统一,对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标准体系建设与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作者声明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 篇10

随着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在客观制度的发展过程中, 需要更多地考虑公民的意见, 调整并改良广泛的社会关系, 同时也能保证管理的客观性, 有了法律的保障, 也能够听取人民的意见。听证制度的运行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让公民能够切实地了解并且参与到国家社会的公共事业管理当中。通过听证会的前期准备、中期开展、后期结果的落实, 将每一项的政策制度都在公众的监督下得以进行, 尽可能地避免了暗箱操作, 确保了管理效率。同时, 听证制度的开展, 也能够进一步增强人民与政府的紧密联系, 政府制定的每一项政策能够更好地体现民意, 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 真正意义上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缓和社会矛盾, 公共治理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听证会的范围扩及面也在不断地增大, 涉及社会方方面面, 相对全面, 不断地完善与发展, 惠民惠国。

二、我国当前听证管理制度的问题

近年来, 全国各类听证会的举行数量不胜枚举。但也正因为崛起得迅速, 使得很多听证会在实际管理的过程中流于形式, 甚至变成政府的“形象工程”, 大大降低了听证制度的公信力, 为公众广为诟病。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主要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制度本身缺乏强有力的规范

公众听证代表产生的办法和程序没有很强的规范性, 所收集的民意不全面、不够详尽, 而且真实性难以保障, 并没有较为系统的管理方法来明确规定, 这样就会在听证会的程序行使中造成误差或者不真实, 这就往往导致听证结果不具公信力。究其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代表产生的程序不够公开透明, 这必然使得由某些机构单方面选拔的听证陈述人、听证代表的实际代表价值饱受公众争议。很多时候, 某些单位为了省事就零时找到本单位职工当“托”, 听证过程自然不会出现不一样的声音, 虽然与申报单位意愿抑制, 但是这并不是公众意愿的体现。再者, 在落实听证制度的时, 尽管有程序可徇, 但没有细化, 规范性依旧不够, 因为没有科学具体的规范程序, 这样会导致公众的参与权与利益难以保障。公众很难在听证过程的中发挥实际职能, 没有具体且严格的规定, 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 很难保证较广大的人民在听证过程中都发挥具体的作用。从我国听证现状来看, 听证程序总体而言还是简单粗犷的, 管理体系在设计环节上就很难起到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功效, 听证制度程序方面没有具体细节化, 过于泛化, 这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会出现空档, 无法保障听证制度的绝对公平与公民权益的实施。

(二) 听证制度的法律地位混淆不清

首先, 有效的监督机制尚未成型。听证制度没有响应的监督管理机构, 同时, 听证结果的执行也缺乏监督体制和机构, 这样在听证过程中的民主化就难以体现, 也没有强有力的保证。而形式化的听证制度某种程度上也反应了听证很多时候对地方行政管理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代表们的意见很难被采纳。另外, 立法听证意见的作用也不明确, 听证会的开展, 其实很多地是在征集了民意的前提下得以实施了, 这些意见有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当前很多听证会的法律定位就不够清晰, 相应的其地位也得不到体现。再次, 对于听证的结果, 也缺乏相应的细则规定加以执行。原本, 听证的结果与行政的结果应当同时公开, 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往往只公布了后者而遗漏了前者, 这自然放弃了制度本身的合法与合理性以及尊重公众意见的本质原则。

三、完善我国听证制度的对策

(一) 公开透明选拔程序

听证代表的选拔第一要素便是遵从民意, 得到公众的认可, 保证信息的公开。针对当前群众的普遍质疑声, 我们十分有必要在管理制度完善和媒体信息披露上做足功夫, 严格规范选拔程序, 突出代表人的代表性, 让其充分体现民意, 并处理好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间的矛盾。这就需要从源头起就做好把关, 只有一开始就筛选出合适的听证代表, 才能尽可能保证后面环境的透明度。选择听证代表, 一定是要保证其公平性, 代表是窗口, 该代表还应该有社会公德心, 能够体恤民情, 能够真真切切代表广大民众的意见, 而不是谋私谋权, 在其位不做好其职责。公开透明选拔程序, 能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愿, 这样在源头做好, 就能更好地保证每一次听证会的完成。

(二) 具体规范和完善听证制度

听证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听证会的相关程序, 每一步的实施都是遵守诚实、详细、公开公正的原则, 在材料的提供、听证会的具体开展过程当中落实每个细节。可以凭借有效的法律手段或管理途径, 尽可能让每一套程序、每一个步骤都标准化、规范化, 引导停滞制度逐渐走上正轨渠道。因此, 听证会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保证就至关重要, 严格具体地规范听证制度, 法律的完善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问题出现, 保证听证制度的执行。

(三) 透明听证结果, 落实民主化核心

听证的结果往往是大众最为关注的角度, 把听证结果至于大众的眼皮底下, 可以有效防止暗箱操作以及外力干涉等非合法因素。同时, 也是听证制度民主化的具体体现, 让公民可以清楚地看到听证结果, 还是一项有效地监督方式, 增加透明力度, 也保证听证制度的公信力。

(四) 建立相应的听证回应制度

很多听证会在老百姓的心中之所以留下了走过场这样的概念, 就是由于不尊重听证本身, 没有及时对代表们的观点或提议进行筛选、分析、归纳、提炼, 久而久之走过场的局面自然难免。所以, 听证制度的作用不仅仅是在于听取民意, 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 同时也是需要在接受民意的同时, 有科学的分析从而提出较之前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所以并非全盘采纳和吸收所有的听证意见, 因此, 听证结果就会稍微有偏差, 建立听证回应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

(五) 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听证会的目的就是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让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与建议得以落实, 广泛征求社会的意见就非常必要。可以通过对公民发放征询意见表、无记名投票、抽样访谈调查等形式征求公民意见, 让公众了解过程、参与过程, 知道政策的走向, 真正发挥民主的权力, 对社会问题加以判断思考, 为听证会的举行提供更为真实切行的方案。同时, 我们要多方面利用网络、电视、平面等媒体手段, 扩大听证的宣传, 将听证的管理工作延伸到社会中去, 让更多的公民能够了解并积极参与到听证会中, 这样也有利于政府与人民的合作, 有利于整个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科学健康发展。

(六) 完善监督管理体制

听证制度必须有监督部门加强管理, 这样才能保证听证会从一开始到最终的结果过程中, 始终都能够发挥正常有效地作用。

四、结论

综上, 听证制度在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是我国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突破, 涉及社会多个方面, 广泛征集民意并且体现民意, 但由于快速的发展, 还有很多方面未能更好地细化与完善, 依旧存在着许多重要的问题, 这就需要听证制度切实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 融入科学的理论体系, 有切合实际的政策向导和透明公开的制度环境, 让其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 而不是拘泥于形式。同时, 听证制度也是我国公共管理民主化进程的一项重要举措, 尽管听证制度作为舶来品, 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听证制度的有效落实方面, 还应该法律化、规范化、具体化、透明化, 这样才能发挥其原本的作用, 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冷丹.我国听证制度的不足与完善的对策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 (7) :93-94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管理 篇11

关键词：法律援助；诚信

法律援助是指国家对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或者义务提供法律帮助的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本质上体现了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程度和对人权保护的重视程度，被称作法律界的“希望工程”。当今世界，法律援助制度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各个国家的重视，它不仅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司法制度完善的体现，更是保护人权，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保障。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近几年，特别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尽快地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早日与国际接轨、弘扬社会公正和法律正义、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法律援助中心承担着组织、协调、指挥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广大法律工作者为贫弱群众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援助义务。如何将这项“希望工程”打造成老百姓认可的“民心工程”？高密市法律援助中心积极总结分析以往的好经验、好做法，探索建立人文化、多元化的新型法律援助诚信服务体系，让困难群众真切地得到质量更好、透明度更高、公信力更强的法律援助诚信服务。

一、健全援助管理规章，确保管理规范到位

一是完善规章制度，推进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修订完善了《12348专线工作程序及有关制度》《质量跟踪管理实施细则》《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办法》等工作制度，建立了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二是开展回访评查，促使律师办案规范有序。每季度集中开展一次法律援助案件回访和评查活动。针对评查活动中发现的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存在的问题，责令律师所和律师作出整改。通过电话联系、入户走访、发放征求意见表等方式，向受援人了解律师办案情况，并征求建议、意见。三是建立律师诚信档案，深化律师诚信执业理念。以律师一人一档的方式进行归档管理，实行量化评定，对法律援助案件承办过程中律师无正当理由放弃或中止法律援助、违纪违规、办案敷衍了事、案件归档不规范等行为作为各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四是运用奖惩机制，促进案件质量提升和发展。市司法局根据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评定出“优、良、中、差”4个质量等级，并给予不同档次的补贴；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被评为省、市典型案件或办案数量在全市前列的，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不能按要求完成任务数的个人和不能完成人均任务数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将取消其评优评先资格，并通报批评。

二、完善援助运行机制，提升援助诚信服务

为保障受援人获得诚信度高的法律援助服务，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我中心从受援人的角度出发，积极总结分析以往监督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经验，结合新问题，满足新需求，进一步探索以“共铸诚信”为目的的监督运行机制，创新设制了《诉讼风险告知书》、《文书送达地址告知书》、《受援人同意宣传报道确认书》及《法律援助谈话笔录》。《诉讼风险告知书》是针对受援人提供的证据相对欠缺有可能无法进入诉讼程序或进入诉讼程序可能承担败诉风险的问题创制的，旨在告知受援人诉前应积极配合经办律师取证及承担的诉讼风险。《文书送达地址告知书》的创制，确保了法律援助机构和经办律师能及时地与受援人取得联系，有效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權益，避免了经办律师无法联系受援人而耽搁案件进展，给受援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为了尊重受援人，该中心在受援人签署了《受援人同意宣传报道确认书》方才使用受援人的案件作为宣传素材进行隐名宣传。为了让受援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中心要求受指派的经办律师必须在收到指派通知书三日内主动约见受援人，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并制作《谈话笔录》，案件一经办结，即与其他案件材料一并归档。通过近年来对以上文书的使用，全面提升了法律援助诚信服务的整体水平，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推行援助政务公开，畅通援助监督渠道

一是实行政务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我中心在传统型政务公开基础上，进一步开辟现代化的政务公开途径，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与电视台、报社等多家新闻媒体合作配合，通过在媒体介质上发布法律援助活动专题报道，法律援助律师做客“法在凤城”栏目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宣讲法律和法律援助知识并全面展示了我市新时期法律援助工作的新动态、新举措、新面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提升法律援助制度的公信力。二是发放质量监督卡，接受受援人和司法机关全程监督。监督受援人与律师签订协议，发放“质量监督卡”，使受援人及时的了解在法律援助中的权利和义务，对案情办理者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工作质量、工作效率等情况进行了解和监督，对征求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对承办人的意见建议，接受他们的监督。三是实行案件听庭制度，接受专业监督。重点对重大疑难及社会较为关注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听庭监督，并作听庭记录，了解承办人员在庭审中表现，增强援助律师责任感。通过落实受理、办理、执行全程跟踪监督，确保受援人合法权益保障落到实处。

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研究 篇12

1 关于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体系与框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近几年, 我国的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也遭受到了不少法律风险, 因而, 作为我国现代企业的监管机构, 国资委从加强我国现代企业的风险管理出发, 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明确要求要将现代企业的风险防范机制作为企业法制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战略要求。法律风险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运营者必须要做到头脑清醒, 这样在面对法律风险的时候才能够做到事前预防, 事中控制和以最小的代价进行事后处理, 但事前的预警绝对是风险防范的核心。

1.1 风险的定义

风险在现实生活中, 虽然看不见也摸不到, 但是却是无处不在, 比如美国9·11大灾难、台湾地震、日本的核爆炸等, 当这些突然发生在我们当中给我们造成人员以及财产的损失的时候, 我们就会意识到风险以其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以及不确定性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对风险的定义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以目前最为普遍的说法就是当时以打鱼捕捞为生的渔民每次出海都要祈求海神的庇佑, 希望神灵能够保佑他们平安归来。他们出海的时候会佩戴一种叫做“海蓝宝”的宝石, 据说这种宝石带有风元素, 而他们在海上主要依靠风, 因此他们希望能够风平浪静, 如果狂风怒号的话就意味着有危险, 因此“风”就代表着险”, 从而有了风险一词的由来。当然这只是传说, 但是无论其究竟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风险的无常性与不确定性却根植于我们心中。

1.2 法律风险的定义

依据我们上文所述, 风险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有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法律风险作为风险的一种也具有这样的特质。可以说有人类出现的地方就有风险, 而有法律存在的地方也存在着法律风险。而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强制性手段, 法律方面的风险就更高, 因此强制性的特征就有可能导致其行为主体存在风险, 从而承担更为不利的后果。因而对法律风险的管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常态,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企业, 尤其是企业, 对法律风险的管控已经成为其日常性的事务, 甚至要从企业的管理与日常运营层面着手, 从更高的层面和更深的程度上来避免不利的法律后果产生。

法律风险具备以下特征:首先, 法律风险作为风险的一种存在形式, 都具有不确定与不可控的特征;其次, 法律风险还具有不可预见性的特征, 也就是说, 由于其不确定与不可控的特征, 法律风险常常并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 其具有不可抗力性;最后, 其风险的不利后果的范围不可控制。

1.3 企业法律风险的定义

企业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的过程中, 因为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或是企业在履约的过程中其外部的法律环境发生了变化, 造成了包含企业在内的各种法律主体不能或者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或者履行义务, 从而对企业产生违法或者负面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因而企业法律风险在其维度上面又与其他的风险具有不甚相同的特征。

第一, 企业法律风险的发生具有其法定性。这就是说企业作为法律的主体与对象, 在法律风险的产生上面通常都是违反了我国的法律法规, 比如说在履行合同的时候, 无论是由于其主观目的还是因为无意违反了合同约定造成的违法行为。

第二, 企业法律风险的发生后果具有其强制性的特点, 这也是由于其法律的强制性特征所规定的。比如作为一个企业, 如果违反了合同规定的合约或者对方违反了合同的约定造成了侵权, 根据法律规定要承担其相应的法律后果。

第三, 企业法律风险的发生范围非常广泛。任何企业的经营运转都离不开法律法规的管理, 因此, 企业的任何行为都要在法律法规的调整之下。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与对象, 它的业务范围有多大, 其法律风险的发生范围就会有多大, 比如企业可以与行政管理部门发生法律关系、企业还可以与其内部员工发生法律关系等, 也就是说凡是能够与企业发生法律关系的领域都有可能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法律风险。

第四, 企业法律风险发生具有损失性。任何企业在任何领域的任何法律风险都会给企业带来损失, 而这些损失是不可确定与不可预测的, 一旦发生这些损失, 由于法律风险的特殊性造成其并不能通过保险来获取赔偿, 这就造成了法律风险的产生必然会带来损失, 甚至有可能损失惨重造成企业的灭亡, 因此企业的法律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可能超过了其余一切的风险。

2 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现状分析

结合文献资料与笔者的实际调研, 发现我国企业在法律风险的管理上面存在以下问题。

2.1 企业管理者 (法人) 导致的法律风险

与国外不同的是, 我国的企业目前以中小企业为主, 在中小企业当中存在着不少这样的问题, 比如“夫妻店”或者是一些政府官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 自己出资, 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作为公司法人的这类公司。这种公司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多的漏洞, 极易引发法律风险的产生;另外就是公司伙伴的入股方式不统一引起的法律纠纷, 这类情况较之前者更为常见。

2.2 法律防范机制不完善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产生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目前最为常见的做法也就是由公司的法律顾问开展专门的业务来对企业进行法律风险管理的工作, 这样的模式容易造成以下后果:首先, 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模式, 企业的法律顾问通常是专职律师兼职, 由于其工作的特点与性质通常无法严格控制与防范企业的风险, 无法准确对风险进行预警与评估。其次, 由于没有一套标准的流程, 也没有对风险评估的工具与方式方法, 对企业风险的评估完全依靠法律顾问本身的素质与经验, 这大大降低了对风险的把控。

2.3 忽视对人事管理方面的法律风险管控

我国的企业在对人事管理的方面缺乏对其风险的防范, 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居多, 劳动力市场不够完善, 企业在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方面基本上属于管理, 一方面由于《劳动法》的制约, 用工难度增加, 企业的管理者通常会走法律漏洞, 不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但是从长远的利益来看, 企业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劳动者极易跳槽, 企业无法留住员工, 造成用工队伍不完整无法保障企业稳定的运营, 同时, 由于没有合同限制, 企业的商业机密极易外泄, 严重时会给企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2.4 忽视对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风险

我国绝大多数的企业并未建立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意识, 或者是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这就造成了我国成为了“山寨”大国, 依靠模仿外国的技术求生存, 结果被一些欧美大国的企业以侵犯知识产权频繁见诸报端, 影响了我国的对外形象, 也不利于我国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产权意识, 我国的很多保密技术频繁被国外竞争者窃取, 从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

3 构建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

3.1 树立法律风险管理的观念

构建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首先就是要树立法律风险管理的观念,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是一件极其繁杂且系统的工程, 企业的发展方向, 企业的未来前途都是围绕着企业的战略思想来进行的, 而企业战略思想最首要的就是对企业法律风险的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企业最终实现其有效的发展, 因此企业的管理者首先就要树立法律风险管理的意识。其次就是要认识到法律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只有先认识到其重要性, 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系列的法律风险管控的流程, 才能在面对外部市场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3.2 设置专门的法律顾问岗位

目前, 我国的法律制度不断的发展完善, 许多国有大型企业都已经配备了专门的法律顾问岗位, 由专门的法律人才担任, 这就要求那些没有配备专门法律顾问岗位的中小企业能够尽快的建立配备专业的法律人才, 从专业方面来看, 法律顾问具有相当的专业性, 必须要由专门的法律人才来担任, 但是我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着力量薄弱、资金短缺、人才缺失的现状, 因此国家要给予这些企业以帮助, 比如设置专门的行业法律顾问协会, 使其能够在资源不足的状况下仍旧能够达到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目的, 也能够使法律人才得到充分的利用, 同时又能够节省开支, 提高效率。

3.3 建立健全企业法人、股东制度

我国企业中“家族企业”占据着绝大多数, 这些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着家长制的管理方式, 一个企业如同一个家族一样, 由家族的家长进行“独裁”管理, 这样的管理模式不符合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 因此要建立健全企业的法人、股东制度。

首先, 企业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等现代企业的管理主体与利益主体, 以保证其企业内部能够制衡关系, 平衡权利的分配, 以防止由于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企业法律风险。

其次, 引入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使公司脱离“家族式”的管理模式, 对公司的管理经营能够更加科学、有序、稳定、长远的发展, 并且给职业经理人以相应的股权作为激励, 这样职业经理人不但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企业的拥有者, 这样经理人就能够站在企业的拥有者的角度来经营维护公司利益。

最后, 要加强监理会的作用。公司的监理会由公司的职工与小部分股东组成, 负责监督公司的运营, 防止部分管理者因为自己的利益对公司进行不利的行为, 如有不利行为发生, 监理会一旦发现便会及时制止, 从而保证公司的利益以及员工自身的利益。

4 结语

对于我国目前的企业来说, 法律风险来自于方方面面, 对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也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但是我们只要树立了企业法律风险的管理意识, 重视对企业法律风险的管控, 对其进行不断的优化调整, 就能够保障这一体系始终适应企业并健康有序地发展。

摘要：在法制建设的大背景和大前提下, 我国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目前来看, 我国的现代企业在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建构上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和不足, 比如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管理上存在着诸多的漏洞以致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纷等都需要我们加倍注意。本文通过对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探讨与研究, 希望能够为我国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晓燕.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