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律专题

食品安全法律专题（共8篇）

食品安全法律专题 篇1

授课时间：2012.12.21

授课地点：四楼会议室

授课人：马丽娟

授课内容: 食品安全法律专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健康的食品，食品安全对于公民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关系着每个公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关系着消费的信心、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关系着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否真正得到贯彻和实践。

一、《食品安全法》确立了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即食品综合监督与具体监管并存，按照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实行“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食品安全工作机制，与此相对应的一系列食品安全标准、检测、风险分析和检测制度以及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做了详细的阐述。

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

（一）与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刑事责任，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犯罪主要包括三大类

第一，非法经营类的犯罪行为，第二，生产经营类的犯罪行为，第三，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行为

(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行政责任

（1）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律责任

（2）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法律责任

（3）食品生产过程不符合规定的法律责任

（4）事故单位未依法处置、报告，食品运输不符合规定的法律责任

（5）进出口食品不符合规定的法律责任

（6）食品检验人员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

（7）政府、行政部门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

食品安全法律专题 篇2

一、专题式教学提出的背景

虽然国家统编教材内容完整丰富, 但全国高校学生使用同一本教材, 难以兼顾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大学生的学习, 尤其对“三本”学生而言, 教材理论性较强, 可读性较差, 涵盖内容较多, 教材之间内容重复, 条条框框明显, 可谓“骨多肉少”。为贯彻落实中宣部、教育部在《意见》中提出的“要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 认真探索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1], 结合武汉传媒学院的学生实际、师资实际和学校实际, 为增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说服力, 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 缓解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基础弱、师资缺口大和理论课时少、教材内容多的现实矛盾, 原思政课部从2011年开始, 就酝酿拿出一门课程进行专题式教学改革。经认真讨论和精心准备, 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以下简称《基础》) 课程作为试点, 进行“模块设计、专题讲授”的改革尝试。

二、专题式教学的基本思路

专题教学法是对传统授课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这种教学方法是指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 摒弃按章节照本宣科授课的传统教学模式, 把某课程的教学内容分成若干相对独立的专题, 然后由对某专题学有专长或者深厚学科背景的教师备课和授课, 若干教师共同完成该门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遵循“精讲、深思”或是“少讲、多学”的理念。实质是变“顺着教师思路教学”为“顺着或高于学生思路导学”。武汉传媒学院公共课部进行专题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如下:

1.通过专题教学重构教材内容和改革教学方法, 把学科知识的理论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与思想性、现实性和针对性相结合, 提高教学质量。即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一方面根据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 另一方面根据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重组教学内容。

2.把专题教学与学生的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学期初, 教师根据教学计划与教学进度, 经过认真思考和精心设计, 为学生列出一系列的研究课题, 请学生课外多方准备, 独立或自组小组共同完成。例如, 就一个专题, 首先要安排学生搜集相关资料;其次, 围绕专题分析材料;第三是拿出研究的结果;第四, 与同学交流;最后, 完成专题作业。不同的专题, 会有不同的研究过程, 但从“研究”到“交流”再到“成果” (还可以有成果评价) 应当是一个基本的流程。

供同学进行课题研究的参考选题如下: (1) 大学阶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影响与作用研究; (2) 新闻媒体人的职业道德及其培养研究; (3) 当前我国公民道德状况分析; (4) 当前我国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分析; (5) 当前我国大学生恋爱观、婚姻观评析; (6) 当代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及培养途径研究; (7) 当前我校校风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作用分析及对该课教育教学建议。

3.把专题教学与实践教学活动联系起来。《基础》课的实践性非常强, 其教学目的不是要把道德知识传授给学生, 甚至不是培养学生学习道德知识的能力, 而是培养学生感受道德的意识和实践道德的能力。这就需要指导学生在学习中亲身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到实践中思考、体验、认识。“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 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2], 真正实现思政课教学从知识本位转向生活本位, 使所学的理论知识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结果。

三、专题式教学实施的途径

1.研究教学大纲, 确定教学专题。

在落实教材内容的基础上, 研究教学大纲,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和教学计划确定专题。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公共课部采用板块优化组合的原则, 把《基础》教材内容分为大学适应篇、思想修养篇、道德修养篇和法律基础篇四大板块, 将内容具体明确提炼出14个专题, 根据三位教师的相应专业背景分别安排讲授。

《基础》14个专题目录如下: (1) 2013, 我们相约在华传———《基础》课程简介; (2) 致青春:展望大学生活———新起点上自成才计划; (3) 心灵的朝圣———追寻理想的踪迹, 铸就中国梦; (4) 我的中国心———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 (5) 意义的追寻———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6) 做自己的主人:心灵的修为与成长———大学生生命观与心理健康; (7) 道可道, 非常道:失落的文明———传统美德的研究与探寻; (8) 追寻美德———传统之上的现代性道德构建; (9) 社会人定律———公共生活与虚拟社会; (10) 之道与之术———职业与婚姻家庭生活法则; (11) 社会主义法:人民的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解与运用; (12) 正义之门———崇尚法治精神与法律权威; (13) 门内的自由———了解常用实体法律法规之一; (14) 门内的自由———了解常用实体法律法规之二。

2.针对教学专题, 分工协作备课评课。

九月份学生军训期间, 授课教师根据自己所讲的专题, 收集资料, 深入研究, 然后开展集体备课说课活动, 是一个整合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的过程。教学内容不仅要符合教学专题的主旨, 而且要突出重点。同时, 要选择与各教学主题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并努力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教师的分工及拟定的专题与原教材章节大致对应情况如下表:

3.注重学生信息反馈, 发现不足及时弥补。

专题教学实施过程中, 以学生的兴趣度、参与度、接受度为标准, 衡量授课效果。在授课环节中及时发现主题确定是否恰当, 内容结构是否合理, 授课方式是否合适, 等等。通过课间与学生交流, 了解学生的心声, 对学生的课后反馈进行仔细研究, 不合适的地方及时加以改进、完善。同时, 每周四定期组织教师交流经验、说课等教研活动, 互相取长补短。

四、改革前后教学效果的比较

1.改革前的授课是每学期一个教师按照教材的章节顺序从头讲到尾, 课堂上基本上是采取“满堂灌”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教学要求是教师必须全面、系统、透彻地讲解教材每一部分内容, 但实际上可能是教师对于自己爱讲和能讲的部分就加时加量地讲, 自己不擅长的部分就一带而过。或者是教师在每一章节都平均花力气, 力求面面俱到, 结果疲于奔命。既没有时间收集资料, 深入钻研备好课, 又没有精力搞科研。改革后首先由几位教师共同完成这一课程的教学任务, 改变一个教师从头至尾讲到底的形式;其次不按章节授课, 而是“既依据教材又脱离教材”, 对该课程的知识体系重新梳理, 找出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点, 再归纳整理为各个教学专题, 根据教师的专业特长选择自己擅长的专题授课。这样既有利于教师对自己负责的专题深入钻研, 精心准备, 充分发挥教师各自的专业优势, 更有利于实现强强联合, 发挥教学资源的整体优势, 进而强化教学效果。例如, 梅书记有法学专业知识背景, 让他讲授实体法就能游刃有余, 学生反响很好;邓老师思政专业毕业, 还进修过心理学, 给学生讲授恋爱婚姻、道德就能驾轻就熟, 深受学生欢迎;李老师酷爱历史, 讲授理想、爱国就能引经据典, 深入浅出。

2.改革前的教学对于学生来说, 国家统编教材内容理论性较强, 可读性较差, 涵盖内容较多, 教材之间内容重复, 与初中、高中等政治课教材也似曾相识, 再加上教师“满堂灌”的灌输式教学方法, 学生就认为老师按部就班的章节授课方式是照本宣科式的说教, 从而成为学生以“混”为手段度过的课程, 一切为了“过”, 为了拿到学分, 于是思政课堂上出现“人在心不在”、“睡到一大片”、“背英语单词、做数学作业”等现象, 极大地影响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实施专题教学改革后, 不再是“一本教材一张嘴, 从头开始讲到尾”, 专题教学可使学生领略到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历层次和学术背景的教师丰富多彩的教学风格, 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从而避免出现审美疲劳, 参与教学活动会更加积极主动。采用专题教学还能使课堂讲授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不简单重复教材, 把重点放在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参考书及主动思考问题上, 与教材形成一种既统一又区别的关系,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针对性。

3.实施改革前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例较大, 学生平时到课差, 但期末考试成绩好照样也能过关。改革后更注重过程, 对学生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 如平时考勤和课堂表现占20分、《思政课实践报告书》作业的完成占30分、期末考试只占50分。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外实践活动, 培养其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实现《基础》课“润物细无声”的德育功能。

当然, “万事开头难”。实施专题教学对教师来说是一项充满挑战的新生事物, 还有许多困难需要教师面对, 如专题设计是否科学, 专题间的逻辑承接是否严谨, 多人轮流授课模式使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一个贯穿始终的辅导体系, 易造成上个专题遗留的问题在下一个专题中无法得到解决。另外,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学校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才能克服, 如大班上课二、三百人, 师生之间互动和交流就很难完成。

总之, 实施《基础》课专题教学模式, 不仅可以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 缓解教学内容多与课时少的矛盾,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更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贴近学生的思想, 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使《基础》课成为大学生愿意上、乐于学、敢发言、善讨论的一门课程。

参考文献

食品安全法律专题 篇3

摘要：聚焦军队院校任职教育转型，强化学员在实战化训练中的思维能力，提高学员在涉法涉诉实务中的认知能力与实操能力，军校法律教学中对学员逻辑思维培养与锻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将逻辑分析能力与法务实践能力相结合无疑是提高学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措施，具有实际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逻辑思维；法律逻辑

逻辑学教育在西方高校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我国学界在70年代末 “逻辑现代化”口号的倡导下逐渐把逻辑学教育重新纳入高校课程中。在目前军队院校向任职教育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更多的关注实战化训练要求，在总结日常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在法律教学中增加逻辑学专题有其必要性。

首先，近30年来，随着逻辑学科学术和教学实践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对逻辑学教育的认知正处于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但飞速膨胀的社会财富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浮躁情绪，使得身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改革的社会大众在面对诸如阶级固化、道德滑坡、贫富分化等等关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的公共争论面前，让逻辑非理性情绪的社会风气占据了思想上风。使得不讲逻辑在某些时候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很明显的给学员的思维方式带去了不利影响。

其次，部分军校没有将逻辑学作为通识教育基础课纳入教学体系，这和逻辑学当前在军校教育中的学科地位有关。但把逻辑学作为通识教育，来辅助或弥补军校专业化教育和职业化教育的不足却非常必要。因为，逻辑学的教学目标从认知转化的角度讲，是为了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对多领域专业技能和知识做出思维衔接，人格健全，行为得体的人，并使之通过主动地思维训练发展自身心智，拓宽认知视野，从而提高处理实际问题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再次，就目前军校法律教学效果反馈来讲，学员在课堂案例分析、命题讨论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大部分失误和漏洞都与逻辑混乱直接相关，常常表现为：对案例的通篇感知能力差，重点信息捕捉不全，语言表达含混不清，内心法律价值体系相互矛盾，对法律现象客观事实的认知采取双重标准等等。加上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词条搜索的便捷和随意获取的零散观点催生了大众的惰性，使得大众的逻辑能力普遍下降。而学员对从网络获取的信息又缺乏筛选与甄别，入学前也较少甚至尚未经过系统的思维训练，对碎片化知識与信息的分析和整合能力偏弱，使得逻辑思辨能力更是直线下降，直接影响着法律教学的效果和解决涉法问题的实践能力转化。

面对军校学员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逻辑问题，作者认为，在部分没有把逻辑学作为基础通识课的部队院校，在法律教学中安排相应的法律逻辑专题，用逻辑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法学领域的问题，能够提高军校法律教学的应用价值。因为法律逻辑本身就是交叉学科，能够通过两种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完成学科价值优化和教学的实效性。把法律逻辑学专题引入法学教育的课堂，能够让逻辑学知识成为工具与基础，法学知识作为目标与载体，有助于学员在分析涉法问题和处理涉法事件时做到灵活自如、井然有序。

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设计法律逻辑专题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军校教育向任职教育转型这个大背景来看，任职教育学员培训时间相对较短，比起生长干部学员四年的学习时间，为任职教育培训单独开设课时较长的逻辑学课程时间比较局促，学员短时间接受起来也比较吃力，容易导致学习热情不高，影响教学效果。在部队教育培训贴近实战化的要求下，从学员需要的更多的是可以直接完成能力转化或者易于能力转化的知识。所以淡化学科边界，将逻辑学内容分散进其他课程，实现与其他主干课程相辅相成的手段性作用是目前比较现实的教学设计。

第二，从以往教学反馈得到的经验和学员需求的角度来看，逻辑学的内涵与外延非常广，而学员在任职教育培训期间所需要的逻辑思维训练更多涉及到的是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而在法律教学中需要的更多的，首先是形式逻辑对法律的描述与解释，能够帮助学员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法律法规本身和法律现象表征。其次是实质逻辑的辩证推理功能，能够帮助学员在发生实际涉法问题时综合分析现实状况，权衡利弊，作出正确的选择来解决和处理核心问题，达成自身诉求，让法律彰显出真正的实用价值，从而使学员获得课本教学外能力素质的发展。

第三，从军校法律教学效用的角度来看，开设法律课程本身，就并不单纯是对学员进行法律基础知识、法律运行规则、法律框架体系的讲解与传授，更多的是让学员具备在实战化训练和社会生活中，面对道德、法律、情理相交织的涉法涉诉问题的时候，有着更加沉着冷静的态度，更加细致缜密的思考，更加全面周到的解决途径。而法律逻辑能够在更深层次培养起学员的逻辑思辨力，使学员在与人沟通，是非判断，价值取舍的过程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毕竟，一个缺乏逻辑的人很难做出真正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把法律逻辑专题设计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提高学员对法律逻辑思维作用的认识与认同，承认逻辑是人类文明的体现，而法律逻辑是具备实际效用的工具性思维。其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将法律逻辑融入案情介绍、案例分析、案件讨论等各个环节，力求让学员培养起把逻辑思辨的方法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去。第三，以锻炼学员法律思维为主旨，同时帮助学员提升表达能力，加强批判性思维，避免人云亦云。另外，利用对法律逻辑的训练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帮助学生寻求思维的自我突破。最后，鼓励学生通过进一步学习逻辑学的相关知识，获得在其他学科学习中新的思维体验和感受。

法律与法治是由理性构筑的逻辑体系，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设计法律逻辑专题的意义在于培养学员的法律思维能力，进而期望学员能够将法律知识和逻辑思辨力更好地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张靖焕.法律逻辑与法治实现之探寻--第19届全国法律逻辑学术研讨会综述[J].法律方法.2012（1）

法律援助制度范本专题 篇4

今年年初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提出，建立和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是司法行政机关“九五”期间到２０１０年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和刚刚颁布的《律师法》第六章也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作为司法部决定把贯彻“两法”、建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司法行政系统１９９６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继续加强对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研究的同时，推广已经开展这项工作的地方的试点经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要根据今年一月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有关精神，报请当地党政领导同意，并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机构，制定本地区未来五年法律援助工作的总体计划及实施方案。

二、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有条件的中等以上城市的司法行政机关，要报请当地党政领导同意，尽快建立起为本地区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参考有关地方的试点办法（见附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迅速开展所辖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当前，应重点围绕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和已颁布的《律师法》４１条规定的服务范围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三、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新闻媒介，结合宣传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已颁布的《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宣传、介绍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意义，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了解法律援助制度。

四、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随时掌握本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及时报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部已经成立国家法律援助中心筹备组，有关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和工作进展情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的有关业务机构可直接与中心筹备组联系（联系电话：６４６６２６８５）。

附件：广州、上海、武汉、北京四地区有关法律援助的工作制度（仅供参考）附件一：

广州市司法局法律援助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竭尽律师的社会义务，保障确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享有律师服务的权利，更好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民主与法制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批转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法律援助，是由政府组织律师服务机构，专门为本市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而又无力负担聘请律师费用的公民，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社会保障措施，是为人民群众排难解纷、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一种法律救济方法。

其内容包括：

（一）解答法律咨询、提供法律指导；

（二）代拟、修改法律文书；

（三）代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或担任刑事诉讼被告人的辩护人；

（四）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

第三条 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是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由广州市司法局领导的，负责组织实施本市法律援助工作的事业单位。

第四条 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制订法律援助工作规章、工作标准、规范以及拟定推行法律援助制度的长期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组织、指派律师办理各项法律援助事务；

（三）组织开展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和相关业务成果的推广应用；

（四）负责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建设及教育培训；

（五）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的对外宣传、交流活动；

（六）负责统一管理法律援助案件资料；

（七）负责所属律师事务所的管理；

（八）负责法律援助基金的使用、管理；

（九）承办主管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第五条 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依据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独立办理各项法律援助事务，不受非法干涉。非经审查同意，其他法律服务机构不得以法律援助名义开展律师业务或进行业务宣传活动。

第六条 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对受理的法律援助申请，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工作原则，严格按章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裁，及时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申请人在法律援助条件、范围的适用标准上一律平等，保障申请人平等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

第七条 凡具有广州市常住户口或暂住证的人员均可向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第八条 申请人获得法律援助必须经审查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是已经立案的诉讼或仲裁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或有理由证明其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确需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且经法律援助中心审查确有胜诉或实现可能；

（二）申请人经证明其确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律师聘请费用（具体标准由法律援助中心报主管机关批准后执行）。

第九条 下列案件和情况不属法律援助范围：

（一）因侵名誉权、姓名权、荣誉权等引起的涉及人身权利损害赔偿案件；

（二）标的不足３０００元的债权债务纠纷；

（三）案情及法律程序简单，通常无需聘请律师处理的案件；

（四）已竭尽法律救济的案件；

（五）其他经主管机关批准法律援助中心对外声明不予受理的案件。

第十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向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提出，并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申请人应在申请表上签章。申请人填写确有困难的，可由工作人员代为填写。

第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身份户籍证明、申请人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

（二）申请人未满１８岁或是无行为能力者，应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代理人代为申请的，须提交授权委托书或其他有代理权资格的证明；

（三）街道、劳动部门和有关单位出具申请人及直属亲属经济状况的证明；

（四）与申请援助事项有关的案情材料；

（五）法律援助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申请人每递交一份申请表应预缴登记费３０元，如果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则在该法律援助案件结案时发还申请人；申请人申请失败或无正当理由退出申请的，登记费不予退还。

除本办法规定外，任何人均不得以办理法律援助事务名义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中心应对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进行分类登记。登记事项包括：立案编号、申请类别、申请人姓名、代理人姓名、收到日期、承办人、资格审裁意见、审批人、结案方式等。

第十四条 法律援助中心对收到的法律援助申请应严格按规定进行审查。法律援助中心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有疑义的，应通知申请人作必要的补充或向有关单位、个人索取有关证明材料，并应视情况派员作实地调查，按规定制作调查笔录，认真收集证据。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实行回避；申请人亦有权要求回避：

（一）是本申请事项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申请事项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该申请事项的。

第十六条 下列案件和情况经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批准，可不经审查程序直接予以法律援助：

（一）人民法院指定的刑事辩护案件；

（二）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托育费、抚恤金；

（三）法律援助中心有充分理由认为：

１．该案件不予援助会给社会秩序造成混乱、在公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并可能助长类似案件发生的；

２．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完善有现实和紧迫意义的；

３．其他有特殊情况需提供法律援助的。

（四）市政府和主管机关认为需要及时提供法律援助的。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中心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并分别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一）符合本办法规定之法律援助条件者，由主任签发《法律援助通知书》；

（二）经济上虽有困难，但仍有部分支付能力的，经申请人同意，可以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并参照律师收费标准减低收费；

（三）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法律援助中心作出不予援助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法律援助中心在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正式处理以前，可以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凡在广州地区注册的执业律师均有义务承办法律援助事务。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中心设《法律援助律师登记名簿》。凡广州地区持有有效《律师执业证》的执业律师均可登记，该名簿上应载明该律师自愿承办案件的类型、件数及时间要求等，并在承办法律援助事务上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统一安排。

该登记律师因特殊情况要求更改或注销登记的，须经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同意。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中心根据中心执业律师的工作量每季度编制法律援助计划，并根据申请人申请先后按计划依序对申请人予以法律援助，但申请人案情紧急的除外。第二十一条 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律师未经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批准，不得拒绝、拖延或中止办理所指定的法律援助业务。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中心可依法为申请人向有关司法、仲裁机关申请减免诉讼或仲裁费用。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结、终止或拒绝后，承办人应按规定将结案报告整理归档。结案报告应包括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件和各类法律援助文书及申请人对法律援助的评价等。

第二十四条 法律援助基金的主要来源包括：

（一）政府的财政拨款；

（二）每年向广州地区律师机构征收一定数额的款项；

（三）司法行政机关的临时或专项资助；

（四）海内外人士及社会各界赞助、捐赠的款项；

（五）其他款项（包括前述款项的利息）。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基金主要用于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举办律师义务咨询等其他法律援助事务所需要的费用，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基金应开立帐户，单独列帐，专款专用，接受主管机关财务管理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中心作出的不予受理、不予援助、撤销援助资格等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司法局申请复查。受理复查的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作出决定。复查材料应立卷归档，复查决定存入原法律援助案卷一份。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根据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申请人以欺诈或讹骗方式获得援助的，或申请人不依照本办法及其与法律援助中心之约定予以必要合作的，法律援助中心有权撤销或中止其受助资格，申请人得自行缴足律师费，并视情节向申请人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建议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广州市司法局。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日起试行。

附件二：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律援助计划（暂行）

第一条 法律援助是指法律工作者对需要法律服务而又无力支付费用的公民，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社会法制保障制度。

第二条 浦东新区法律援助机构由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和浦东新区所属律师事务所组成。上述单位的律师和有关人员均为参加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浦东新区法律援助计划由浦东新区司法局组织实施。

第四条 法律援助对象：

１．浦东新区的社会孤老残幼、社会困难户等城镇帮困对象；

２．浦东新区的农村贫困户、五保户等农村扶贫对象。

第五条 法律援助的范围：

１．法律咨询；

２．刑事辩护；

３．民事代理（但经法律援助后使申请人有较大财产收益的除外）；

４．刑事辩护和民事诉讼以一审为限，但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事务所认为确有上诉理由、需继续提供第二审法律援助的，不在此限。

第六条 “中心”主要职责：

１．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

２．根据本计划规定的对象和范围，接受法律援助申请；

３．向律师事务所指派法律援助案件；

４．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到“中心”值班接待；

５．检查督促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情况；

６．定期向参加法律援助的全体律师通报法律援助情况和“中心”运作情况。

第七条 浦东新区所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根据“中心”指派，每年至少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一件。

第八条 申请法律援助，需提供以下证件的材料：

１．本人身份证；

２．浦东新区民政部门发放的“上海市社会救济（补助）金领取证“或”上海市帮困粮油供应卡”或“浦东新区农村贫困户救济金领取证”。

３．案件资料和其它有关需要法律援助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需填写由“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通知书》。

第十条 申请人的申请书经“中心”确认后，由“中心”制作《法律援助通知书》，分别发给申请人和有关的律师事务所。

第十一条 法律援助实施具体手续由律师事务所同申请人办理。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完成以后，申请人应在律师事务所持有的《法律援助通知书》上签名盖章，并由律师事务所将《法律援助通知书》及时交“中心”归档。

第十三条 为了让社会公众了解实施浦东新区法律援助计划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人员的情况，“中心”将定期向社会公布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名单。

第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将律师参加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列入当年律师职业道德考核内容，对其中法律援助社会效益显著的律师报请司法局通报表彰。

第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直接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经“中心”认可，补办申请手续后，可以作为“中心”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

第十六条 浦东新区所属律师事务所及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机构可以根据本计划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制定法律援助具体办法并交“中心”备案。第十七条 “中心”开设法律援助热线电话，接受社会法律咨询。

第十八条 本计划由浦东新区司法局负责解释。

附件三：

武汉市律师法律援助办法

（１９９５年５月５日武汉市律师协会常务事务会通过）

一、为更好地履行律师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障，武汉市律师协会设立法律援助制度，根据本办法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二、法律援助制度分两级实施，各律师事务所相应制定本所法律援助办法，鼓励律师义务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三、在武汉地区涉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公民，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需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支付律师费用的困难者，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得到法律援助。

１．因公受损害请求赔偿的（责任事故除外）；

２．请求给付赡养、抚育、扶养费的；

３．请求给付劳动保险金、抚恤金的；

４．其他权益纠纷，确属生活困难无力负担律师费用的。

四、律师职责是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主张权利应当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应当提供经济困难的有关证明。

五、法律援助的方式为，律师减、免费为当事人提供代理，由市律协或各律师事务所对承办律给予适当工作补偿。

六、法律援助基金来源：

１．市律协每会费划拨百分之十；

２．作为援助资金的捐赠和其它收入；

３．各律师事务所设立的援助资金。

七、市律协设立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职责范围是：

１．审议决定给予法律援助；

２．监督法律援助基金的使用；

３．检查督办律师受理的法律援助事务。

八、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由市律协常务理事会在本届理事中选任十一名委员组成，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二名，委员任期与本届理事任期相同。

九、委员会根据法律援助申请情况每半年召开一次审议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到会有效，经出席会议委员半数以上同意可通过援助决定。市律协办公室负责法律援助日常工作。

十、法律援助的申请：

１．律师在了解到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用时，应告知可申请法律援助。

２．当事人向受理案件的律师事务所提出申请，律师事务所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先减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向市律协提交申请法律援助报告。

３．申请报告的内容应包括：案由、承办律师姓名、当事人身份情况及经济状况，案情简介和对案件胜诉可能性的评价理由，按规定应收费的金额，给予减、免费法律援助的意见。

４．经审议后，市律协办公室将给予或不给予援助的决定书面通知律师事务所并转交承办律师存入案卷归档。决定给予法律援助事项的，由律师事务所领取援助金额交付承办律师。

５．各律师事务所自主决定的法律援助事项，按本所规定办理，并报市律协备案。

十一、各律师事务所对市律协交办的以及当事人直接求助的法律援助事项，均应指定律师承办。对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十二、本办法由武汉市律师协会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四：

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章程

第一条 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完善与发展，实现国家法律的平等与公正性，对经济困难的公民进行法律援助，使基金会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根据《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建立“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基金会宗旨：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精神。

第三条 本基金会是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律师专项基金及国内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助资金，对经济困难又急需法律援助的公民进行资助，并表彰奖励积极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个人，最终实现本基金会完结的非盈利性组织，是独立的社团法人。

第四条 本基金会实行民主管理，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理事会每届任期４年，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必要时可召开特别会议。

理事会职权：

１．制定、通过和修改章程。

２．听取、审议本基金会的工作报告及基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３．决定聘任和解聘理事。

４．推选常务理事、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

５．任免秘书长、副秘书长。

６．决定或批准重大财务支出项目及基金的发放。

７．决定或批准标的较大财产的购置。

８．决定基金的清算小组的组成及清算方案。

９．决定或批准基金会工作人员薪金及办公费用的开支计划。

１０．决定本基金的其它重大方针、政策、规划和项目。

常务理事会为本基金会事务的常设机构，在理事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代行理事会职权。常务理事会每届任期与理事会相同。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

常务理事会职权：

１．监督章程的实施。

２．监督基金会的基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及预算、决算。

３．监督、检查基金会的工作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

４．决定日常基金的发放。

５．决定基金会日常的各项开支。

６．决定基金会工作人员、会计的任免及福利待遇。

７．向理事会推荐会长、副会长人选，理事会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五条 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设定事项，应由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或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第六条 本基金会设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由理事会民主推选产生。会长、副会长任期三年。本基金会设秘书长、副秘书长，由会长提名，理事会任免。其它工作人员由常务理事会决定聘任。秘书长为本会的法人代表，负责基金会的日常工作及主持常务理事会。第七条 基金会会长职责如下：

１．对外代表基金会。

２．召开并主持理事会。

３．贯彻实施理事会的决定。

４．行使理事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基金会副会长辅助会长开展工作。

基金会秘书长职责如下：

１．全面主持并领导基金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２．召开并主持常务理事会。

３．贯彻实施常务理事会的决定。

４．理事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基金会副秘书长辅助秘书长开展工作。

第八条 本会可聘请特别顾问、名誉理事若干人。第九条 本基金会的基金来源：

１．北京市律师协会的法律援助专项经费。

２．国内外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捐赠。

３．基金的衍息与增值。

４．其它。

第十条 基金会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规定，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定期向人民银行北京支行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并接受其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本基金会其它规章制度与本章程相抵触的，以本章程为准。第十二条 根据章程本基金会将制定基金发放办法及其它规章制度。由全体理事会决定本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并报上级主管机关和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 本章程自基金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发布部门：司法部 发布日期：1996年06月03日 实施日期：1996年06月03日

食品安全法律专题 篇5

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横扫全球，我国企业也难独善其身，裁员已经成为众多用人单位最后的无奈选择。在劳动法律中承认经济性裁员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但由于裁员涉及人数多，社会影响大，且裁员的程序相当严格，用人单位在裁员过程中操作不慎即会产生严重的法律后果及社会后果，如何正确适用裁员的法律规定，控制裁员过程中的法律风险，是用人单位急需面对的问题。

一、裁员的法律适用与风险控制

1、裁员条件及风险控制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裁员需具备法定条件。裁员条件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必须有充分证据举证证明达到法律所规定的可以裁员的条件方可裁员，不能举证的将会被认定为违法裁员。用人单位裁员需具备的条件如下：

（1）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实践中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裁员条件举证相对容易，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重整的裁定书即可，无法院出具的重整的裁定，不能以此为由裁员。

（2）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是目前金融危机下用人单位裁员的主要理由，适用此条件时用人单位必须举证证明生产经营发生了困难，且是严重的困难，这需要对企业相关财务状况进行举证，实践中很多用人单位以金融危机为幌子而进行裁员，实际上生产经营并没有受到影响，这就会让裁员行为陷入违法解雇的风险中。

（3）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用人单位需注意适用该条件时发生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并不能立即裁员，而是先要与劳动者变更劳动合同，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方可裁员。如果未经变更劳动合同即裁员，也属于违法解除合同，需承担违法解除合同的法律责任。

（4）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注意这里是“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是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客观经济情况”一般是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兼并、分立、合资等。

2、裁员程序及风险控制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该条款规定了裁员的人数要求及程序要求：

（1）人数要求：裁减人员需达到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才可启动裁员程序。实践中用人单位的风险在于裁减人员未达到二十人或者人数少的企业未达到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也启动裁员程序。用人单位如果裁减人员人数不足法定标准，不能启动裁员程序成批解除劳动合同，只能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单个解除劳动合同，否则裁员行为违法，应当承担违法解雇的法律风险。建议用人单位以协商解除方式操作更容易避免风险。

（2）提前说明：用人单位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注意既可以向工会说明情况，也可以向全体职工说明情况，用人单位可以选择。用人单位在操作过程中需注意“全体职工”不能用“职工代表”代替，另外应当保留提前通知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书面证据，未提前通知或不能举证证明的均会导致违法裁员风险。

（3）报告程序：裁减人员方案需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注意法律并没有要求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后才可裁员，只要履行报告程序就行了。用人单位应当保留劳动行政部门签收的相关证据。

3、裁员应当优先留用的人员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1）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2）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3）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另外，用人单位裁减人员后，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注意：《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19条规定，因经济性裁员而被用人单位裁减的职工，在六个月内又被原单位重新录用的，对职工裁减前和重新录用后的工作年限应当连续计算为本单位工作时间。

如果用人单位裁员不注意法律要求优先留用的人员范围，将较长期限合同及无固定期限合同员工裁掉而保留较短期合同员工，也会涉嫌违法裁员。

4、裁员禁止与用人单位的法律风险

所谓的裁员禁止是法律强制性规定特定的对象不得裁减。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企业在裁员时“老、弱、病、残”员工不得裁减：

（1）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病）

（2）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

（3）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病）

（4）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弱）

（5）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老）

实践中用人单位裁员时往往最先考虑的需裁减的人员就是劳动能力降低、竞争力减弱的上述四类人员，但是这四类人员恰恰又是法律侧重保护的对象，如果用人单位裁员时违法裁减上述人员，将面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风险。目前实践中出现部分女性员工为了避免被裁减，突击怀孕，怀上所谓的“金融危机宝宝”，其实就是利用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不得裁减的法律规定。

5、裁减试用期员工的限制与风险

实践中用人单位在裁员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先裁减试用期员工，其实这往往是裁员过程中最容易忽视的风险。《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本条规定了试用期中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限于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排除了第四十一条（即裁员）的适用。换句话说，如果劳动者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依据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裁减无法律依据，将面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风险。笔者认为，为了避免法律风险，用人单位对试用期员工可选择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在试用期届满后再裁减。

二、裁员代替方案与风险控制

由于裁员的条件、程序要求严格，且设置了裁员禁止规定以及优先留用人员规定，用人单位在考虑法律风险后，往往倾向于使用一些其他的非裁员方案达到裁员的目的，我们把这些其他方案称为裁员代替方案，实践中用人单位使用的裁员代替方案不外乎以下几种，本文从法律风险角度分析如下：

1、降薪

实践中用人单位降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方降薪，一种是协商降薪。所谓的单方降薪，就是用人单位未经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笔者认为，用人单位单方降薪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劳动报酬属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用人单位单方降薪实际上是变更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可见劳动合同的变更必须经劳动者同意才行，未经劳动者同意强行降低劳动报酬，可视为克扣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有权要求足额发放，用人单位还会面临劳动监察方面的法律责任。有人认为，劳动报酬属于规章制度的内容，可以通过与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及与工会协商等民主程序修改规章制度达到降低劳动报酬的目的，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规章制度的修改并不会导致劳动合同中劳动报酬的降低，劳动者可以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还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可以与工会协商变更集体合同达到降薪的目的，笔者这也是错误的，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个体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变更集体合同并不会影响个体劳动合同的约定。综上所述，用人单位单方降薪可能会导致相应的违法后果，当然，如果劳动合同约定部分奖金福利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用人单位在效益下滑时不支付该部分奖金福利，这不是单方降薪，而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而所谓的协商降薪，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降低劳动报酬的一定比例，共渡难关，这种方式基于劳资双方合意，不会存在法律风险，但用人单位在操作过程中需保留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书面证据，比如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劳动报酬变更协议书等。

2、减少加班时间或不安排加班

实践中很多用人单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者往往靠长时间加班获取较高的劳动报酬，一旦加班时间降低或者不安排加班，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可能只是最低工资标准或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在这种低工资水平下，劳动者一般会自然流失。金融危机对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冲击最大，很多企业订单数量急剧下降，已无需安排劳动者加班，于是减少加班时间或不安排加班已经成为用人单位的一种裁员代替方案。加班加点一贯来是我国劳动法不鼓励的行为，《劳动法》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劳动法第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在金融危机下，企业订单减少不安排劳动者加班，这本来无可厚非，也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但是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不安排加班好像也变成了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最近更被媒体称为“变相裁员”。笔者认为，在符合法定条件及法定程序下，企业裁员自救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毕竟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但是在媒体的“正义凛然”的指责下，这个很正常的合法行为似乎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勾当，立马成为公众的众矢之的。我们要反对任何企业的违法裁员行为，但是，当裁员已经无法避免时，我们应当宽容。

3、放假

实践中用人单位放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无薪放假，一种是有薪放假。很多用人单位想以无薪放假方式达到间接裁员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我国并无无薪放假的法律依据，无薪放假属于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既涉嫌不提供劳动条件，也可认定为克扣工资。在特定条件下，企业放假必须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根据该规定，放假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用人单位有停工、停产的事实，二是停工停产非劳动者原因造成。另外，还需支付相应的工资及生活费。实践中有些用人单位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给劳动者放假，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可被认定为不给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用人单位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三、裁员的经济补偿的适用

1、经济补偿的计算

裁员属于劳动合同解除的一种方式，《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资”标准如何确定？实践中很多用人单位在计算经济补偿时，以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或基本工资作为计算基数，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对此进行了明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

2、裁员适用 “代通知金”吗

所谓的“代通知金”，是指用人单位以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代替提前三十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解除劳动合同而支付的金钱。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才可能支付“代通知金”：（1）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2）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3）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裁员程序中并无支付“代通知金”的要求，用人单位无需支付“代通知金”。

3、裁员经济补偿是否有十二个月的封顶

实践中很多用人单位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经济补偿最多不得超过12个月。《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规定两种情况下经济补偿不超过12个月，一是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二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裁员经济补偿并无12个月工资的限制。但《劳动合同法》创设了一种新的补偿制度，针对高工资收入者的经济补偿进行十二个月的计算封顶。《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注意这里法律仅对高收入者经济补偿作了补偿年限和补偿基数的限制，即工资按照本地区上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计算，补偿年限按照不超过十二年计算，对普通劳动者是没有限制的，只要劳动者月工资不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就不存在“三倍”和“十二年”的计算封顶。实践中需注意，如果劳动者在本单位存在2008年1月1日前的工作年限，在适用经济补偿时应当分段适用，2008年1月1日前的工作年限经济补偿计算无封顶限制，2008年1月1日后的工作年限才适用劳动合同法经济补偿的新规定。

4、违法裁员赔偿金的适用

食品安全法律专题 篇6

法学专业（开放专科）

《现代产权法律制度专题》单元作业题（4）

1、风险投资的含义是什么？

2、风险投资与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和传统投资有何区别？

3、企业通过何种形式获取风险投资？拟定商业计划书时应该包括哪四个方面的内容以及注意那八个方面的形式？

4、什么是市场调节？什么是政府调节？两者有何局限性？

5、为什么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6、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总体概括

7、WTO的宗旨是什么？

德阳铁通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 篇7

本刊讯为进一步落实省公司有关安全生产的要求, 强化公司各级管理和生产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 中移铁通德阳分公司日前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与会人员学习了上级单位关于安全工作的文件及通知和典型案例, 安排部署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 各单位要严格贯彻落实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 深刻吸取近期发生的重大事故教训, 充分认识做好这一时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不能抱侥幸心理。要求对安全生产人员做到培训到位、专业技能到位;未签订安全驾驶协议人员严禁私自驾驶公车;不疲劳驾驶、不饮酒开车;车辆保养到位, 不开病车;严禁私自外租车辆。本次专题会议, 旨在让大家认识到安全问题无小事, 应对安全抱以敬畏之心, 吸取他人经验教训, 从中看到自己的不足, 落实好规定动作, 切实抓好安全工作。

会议由公司总经理主持, 参会人员包括公司其他领导、机关各部门、各维护中心人员、各服务中心相关人员、工程项目部相关人员等50余人。

中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探究 篇8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权；食源性疾病

食品安全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本文仅从法律角度展开探讨，以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国际法律及规范性文件为研究起点，通过文本分析，证明食品安全权是人权的应有之义，并以此为中心对食品安全的国际监管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目前国际食品安全规制领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旨在促进食品安全国际规制的革新和发展，为保护人类食品安全提供法律智识参考。

一、食品安全权：食品安全国际规制的法理基础

1.食品安全权在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体现

人类享有的食品安全利益能否上升为食品安全权，关系到食品安全的国际监管与治理是否具有正当性依据。从目前情形看，尽管国际社会日益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但在国际法律文本中却罕见“食品安全权或获取安全食品权”之类的表述。这表明，在国际法律规范中，获取安全食品的权利还没有上升到人权层次。在国际人权法中，食品安全权应是内涵于已经得到国际法律认可的健康权与食物权之间的一种权利。

2.食品安全权在国际软法中的体现

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无法律约束力但会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规则”的国际软法，是食品安全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组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专业性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二是区域性国际组织，如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三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权益倡议组织等。

3.食品安全权的生长与证成

在起草人权文件时，食品安全的概念还不明朗，尚处于获取安全食物权与获取足够食物权和健康权之间的一项权利类型。不过，从此时开始，食品安全权就进入权利生成的路径，逐渐向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成长。

二、食品安全风险的国际卫生法规制

1.《国际卫生条例》的制度创新

以往制定的《国际卫生条例》存在一些不适当的原则。比如，在公共健康和卫生监管问题上，该条例提出贸易优先于健康利益；对成员国在某些传染病的公共健康應对措施方面设置限制，等等。为修正这些不当做法，面对新出现的各种流行病、人畜共生传染病及食源性危害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于2005年修订《国际卫生条例》，该条例于2007年6月15日起生效。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是世界卫生组织授权其会员大会履行准立法权的产物，它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法律文件，对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具有实质约束力。

2.《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与食品安全国际治理机制

除在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引入制度创新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在其食品安全监管网络中发起一些新倡议，旨在加强监督、早期预警以及构建该条例所搭建的应急体系。首先，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为了进一步开展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建立了国际食品安全网络；其次，为了控制食源性疾病的爆发与持续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推出了《食源性疾病调查与控制指南》；再次，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注意到疾病的早期警戒以及对阻止扩散方面的早期反映；最后，世界卫生组织为填补食源性疾病统计数据空白，于2006年发起了《食源性疾病全球负担评估的倡议》。

3.《国际卫生条例》的软法困境及其突破

在前述倡议出台前，世界卫生组织已在《国际卫生条例》这个框架之下创建了一个国际合作网络。尽管如此，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却没有包含针对不遵守该条例规则的成员国的强制实施机制，也不适用于私人机构。《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从根本上说是各国卫生部门及其他相关国家机构的责任，世界卫生组织所能做的就是根据各国国情指出其适合优先展开工作的领域及预期结果。为了充分、有效地实施该条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员国的立法应考虑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则，并对各自的现行立法、规则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持续评估。

三、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国际路径：问题与对策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食品进出口贸易的大国。食品安全的国际规制与全球治理，离不开中国的参与。通过参与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应对国际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有利于中国的食品贸易、有利于保护中国消费者权益，也为中国国内食品安全的治理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国内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举多得的一种规制手段。

1.食品贸易中的“内忧外患”

近十年来，中国食品进出口贸易呈逐年上升之势。尽管在食品外贸领域成绩突出，但中国食品出口遭遇信任危机由来已久。存在安全隐患的进口食品大量涌入，已成我国消费者健康风险的一个来源。这个情况要求我们在关注国内食品安全“内忧”的同时，必须同等程度地关注进口食品的“外患”。

2.中国参与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

在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的采纳和更新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发达国家采用国际标准已达80%，日本国家标准90%以上采用国际标准，发达国家目前采用的国际标准更广，一些标准甚至明显高于现行的CAC标准。但是，自1984年正式加入CAC以来，中国的国家标准只有40%左右等同采用或等效采用了国际标准。中国的食品卫生标准，无论是框架体系还是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指标，都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

3.国际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对与国内法的改进

在国内食品产业中采用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尽管可能在生产成本上有所增加，但是从保障消费者健康或者食品安全权的角度考量，健康永远比金钱更重要，而且通过损害健康获取金钱永远是得不偿失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法理逻辑，更是一个基本的生活逻辑尽管我国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方面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但是从战略高度及长远角度看，应当创新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多参与或主导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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