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精选7篇)
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 篇1
信用评级 (Credit Rating) 也称资信评级, 是由专业的机构或部门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程序, 根据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对参与信用活动的各类经济主体及各类金融工具 (包括债券、股票、基金等) 的发行主体的风险因素进行综合考察, 从而对其在特定期间内自主履行其相关经济承诺的能力和可信任程度进行综合评价, 并以专用符号或简单的文字形式来表示其资信等级的一种管理活动。
信用关系是金融的本质, 反映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信用评级则通过评价债务人的偿债能力, 反映并保障信用关系, 决定着金融体系的发展。但近年来, 特别是在次贷危机中, 信用评级市场暴露出许多缺陷和不足。目前我国正处在信用评级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期, 如何总结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合理监管外资评级机构, 并探索加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业, 提升中国评级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国际信用评级业改革与发展的经验考察
1. 美国。
20世纪初, 伴随着美国金融市场对铁路债券真实、独立的第三方评价信息的强烈需求, 信用评级行业应运而生。目前美国98%的信用评级市场和全球90%以上信用评级市场的份额均为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所控制 (见表1) 。从表1来看, 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数量占所有类别的评级数量的99%。NRSROs的总体HHI指数为3 778, 各分类别指数也全面高于适宜值。
可见, 三大评级机构高度垄断, 评级结果雷同, 并产生共振。如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之前, 评级机构对危机的发生并没有发挥预测提示作用;而在危机爆发之后, 其不顾欧盟对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可能出台的救市政策, 集体降低欧洲相关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 恶化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势, 将系统性风险扩散到了全世界。尽管三大评级机构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了诸多问题, 但其始终重视创新评级技术的理念依然是值得肯定的, 而其在相关领域和制度上的缺陷也同样值得中国的评级机构警醒。
资料来源:SEC (2008) :Annual Report on 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s—As Required by Section 6 of the Credit Rating Agency Reform Act of 2006, 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June 2008。
2. 欧盟。
随着欧洲金融管制的放松, 跨国投资行为增加, 欧洲对信用评级的需求开始增长。由于欧洲各国未对评级市场的准入进行任何限制, 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陆续于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在欧洲的主要金融中心设立了分支机构, 并迅速在欧洲信用评级市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欧盟把加强监管信用评级机构提高到事关欧盟核心利益与欧元前途的重视程度, 采取了诸多比美国更加具体、严厉的改革措施。美国与欧盟信用评级监管改革措施比较见表2。如在2009年11月通过的《信用评级法规》, 增加评级的透明度和防止其利益冲突, 明确了监管机构、评级准入和具体的监管机制。2010年4月, 欧盟宣布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 因此摆脱了长期以来欧洲的评级市场由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占绝对优势的局面。
3. 部分亚洲国家。
亚洲的信用评级行业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 一些国家通过制度构建着重培育本国评级机构对资本市场定价权的掌控能力, 严格控制外资评级准入条件并限制其控股比例与评级范围, 避免将本国处于起步阶段的评级业完全推向市场, 使本国评级机构不会处于被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收购或击垮的危险境地。如韩国通过立法对国外评级公司的进入设置了许多技术性障碍——必须有三年以上在当地的评级历史, 拥有完备的当地企业数据库, 拥有必要的雇员等, 否则不予认可评级资质;日本规定企业评级必须有一家本土评级机构出具评级报告。因而, 在日本和韩国, 美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占有率没有超过20%。美国标准普尔在印度的评级机构也仅持有9.57%的股份。在限制国外评级机构的同时, 这些国家都注重培育本土有影响力的权威评级机构, 使其具备内生资本的能力, 获得技术上的不断提升, 从而能够胜任揭示本国信用风险的职责。总之在评级组织建设的基础上, 大部分亚洲国家对评级业都有相应的监管制度。
二、我国信用评级业务发展面临的机遇
1. 加快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为培育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信用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石, 对信用评级的需求主要取决于信用市场的结构。当今在发达国家, 直接融资占50%以上, 美国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更占到80%, 这为以债券评级为主体的信用评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国由于历史原因以间接融资为主, 银行信贷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贷款占企业融资总额的80%以上, 债券融资占比例不到10%, 这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信用评级以信贷市场评级为主, 债券评级为辅。同时, 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实现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均衡发展, 以债券为对象的信用评级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2009年底的数据表明, 我国上海、深圳加上香港证券市场的市值已超过日本。深、沪证交所的初始发行股 (IPO) 市场的市值相当于同期美国IPO市场的两倍;我国债券市场, 特别是公司债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 为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有效需求。
2. 我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 具有建成全球竞争力的信用评级业的可能。
我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 海外投资规模不断壮大。其一, 积极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 确保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正当利益得到应有的维护。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放开, 大量的国际投资, 无论是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还是其他投资都迫切需要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提供可靠的风险信息给予指导, 并对中国企业的信用水平作出客观的评价, 避免企业因此付出不必要的投融资成本。其二,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将使我国逐渐发展为国际重要的金融中心, 由于美国评级机构不顾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和外汇实力快速提高的事实, 长期压低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增加了我国企业在海外的融资成本, 影响了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 所以我国迫切需要发展本土信用评级机构, 并加快进入国际评级市场的步伐。因此, 发展民族信用评级机构, 对维护我国金融主权、推动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重构是一次历史性机遇。
三、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1. 信用评级的法律法规滞后且很不健全, 严重影响信用评级业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制度, 没有明确的统一监管部门, 缺乏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系统规划, 而且各评级机构之间缺乏横向联系和交流, 其评级原则和方法体系也无统一规定, 所以评级标准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 不同部门监管标准之间的差异直接加大了评级机构适应监管的成本, 降低了工作效率;与美国的评级业在评级需求、评级监管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况且当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经营管理不规范, 财务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同时为了应付不同的情况 (如纳税、申请贷款等) , 一家企业往往编制几套财务报表。由于这些大量垃圾信息提供给评级机构, 评级机构没有精力也没有责任来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严重影响信用评级业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
2. 信用评级机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
一是我国评级机构发展整体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目前, 营业收入排前10名的机构收入总额占全部机构总收入的比例接近70%, 利润排前10名的机构利润总和占全部机构利润的84%。在评级需求相对较大的债券市场中, 我国信用评级费用占债券总发行额的比例平均仅为0.42%, 在参与债券发行的所有中介机构中处于最低水平。二是我国评级机构发展滞后、过度开放。美国评级机构采取双重标准, 2010年7月美国SEC拒绝了大公国际资信成为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 (NRSRO) 的申请。而我国五大评级公司中, 已有四家被国际主要评级机构参股经营。2006年, 穆迪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 且约定7年后将持股51%;2007年, 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2008年, 标普与上海新世纪签署股权合作协议, 约定新世纪的评级模型和技术都须由前者提供。目前, 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已占据中国主要直接融资产品市场70%以上份额, 广泛渗透到包括国防、能源、电信等战略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 并建立起较为全面的中国经济数据库, 严重威胁我国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
3. 社会缺乏信用风险意识, 信用风险定价机制不健全导致评级的价值难以实现。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对发展信用评级市场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尤其是缺乏对信用评级市场的有效引导和政策支持, 缺乏鼓励企业去积极参加信用评级和在相关领域应用信用评级产品, 企业对信用评级就没有了积极性。中国大多数的评级机构都集中在同样的细分市场中, 同质化竞争较为严重, 如在债券市场上, 仍然有较大比例债券品种的信用风险控制比较依赖于有关监管部门对发行申请的行政审批和发行上市担保。大部分债券由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发行, 或者由国有银行担保, 有国家信用作支撑, 这样造成债券风险承担机制不健全, 与市场所期望的发挥其定价职能并不匹配。同时, 现在社会信用低下, 企业缺乏对信用评级的需求欲望, 如有的企业怕暴露存在的问题而不愿意接受外部评级, 并且社会其他主体在经济交往中也未能利用信用评级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信用风险定价机制不健全导致评级的价值难以实现,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信用评级市场的业务规模发展。
4. 缺乏核心竞争优势和人才优势, 制约了评级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核心评级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评级机构的竞争优势, 面对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的强大竞争压力, Lace财务公司专攻金融机构评级, Egan-Jones评级公司专为机构投资者服务, A.M.Best有限公司则专长于保险公司评级;而日本评级机构通过对本土企业的透彻研究, 建立了独树一帜的评级体系, 经受了市场长期检验后牢牢掌握了日本评级市场份额。这种差异化竞争体现了各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而我国评级机构则是“全能型”的, 评级机构几乎能做所有业务, 因而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持续的检验, 难以形成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同时, 相对其他金融机构, 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在内部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竞争激烈, 信用评级机构迫于生计而高度关注市场份额的变动, 往往忽略自身内控制度的建设, 如在人才储备、评级技术研发、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的投入不足, 这些制约了评级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调查表明, 中国评级机构平均人员流动率一直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 平均工作年限仅为两年左右。
四、推动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的政策的建议
1. 鼓励做大做强民族信用评级机构, 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金融主权。
一方面,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以需求为导向, 鼓励民族品牌做大做强。我国的评级业务处于发展初期, 政府应予以保护。通过政策来规范和限制国外评级机构的进入, 为培育民族品牌信用评级机构赢得契机。如借鉴日本经验, 引入实力雄厚的本国金融控股集团入主评级机构, 尽管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可能因此在初期受到质疑, 但日本两家最大评级机构 (均为本国金融机构控股) 牢牢掌握着日本评级市场, 并获得美国证交会 (SEC) 认可取得了在美国开展评级业务的资质。因此, 我国应整合原有的地方性评级机构, 重点扶持2~3家具有一定规模、研究力量、影响力和严谨经营风格的评级机构, 培育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 鼓励和督促民族信用评级机构夯实基础, 大力提升我国信用评级技术水平。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发展历程较短, 应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并适合我国国情的信用评级技术, 不断改进评级技术和提高声誉资本积累与公信力。同时, 成立国家级信用研究中心, 通过开展信用评级专项研究进行研究与把握未来信用经济的走向与发展趋势, 预测与防范信用危机。
2. 加大评级人才的培养力度, 为信用评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一是专业评级人才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和道德素质。评级机构应在专业评级人才培养和评级技术方法研究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 还应充分挖掘自身的人才和技术专长, 打造核心业务产品, 在不同的评级业务领域确立自身的领先地位, 避免同质竞争和价格竞争。随着市场的发展和规范, 应逐步建立起评级机构人员的准入机制, 利用同业监督和行业自律管理, 对评级专业人才进行考核、资质认证和备案管理, 建立起专业人才管理数据库, 依托数据库实现对执业人员素质和利益冲突的有效控制,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修养。二是充分利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 充实信用评级专业人才和研发队伍。应加强对信用评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和评级技术的研发, 如可考虑让有实力的评级机构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合作。通过联合办学, 由高级评级人才担任部分授课任务, 讲授评级实务和技术方法, 评级机构提供对口专业学生实习和交流的机会, 从而吸引更多人才加入信用评级业;或通过科研项目合作, 与高校和科研院所针对评级技术方法的前沿领域开展合作, 对有实力的评级机构提供科研经费和专业人才技术支持, 使其研究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方法;还可通过派送评级从业者去国际评级机构中锻炼与学习, 丰富实践经验。
3. 加强监管体系建设, 为评级市场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 我国应加快信用评级相关法规制度建设, 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 可借鉴欧美的经验教训, 制定我国的信用评级标准, 规范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如主管部门应在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 (IOSCO) 《信用评级机构执业基本准则 (2008修订版) 》的框架下, 确立一个统一和权威的信用评级监管及协调机制, 并以法律形式加强对国际评级机构行为的约束。完善动态跟踪机制, 保证我国主权信用和融资工具信用评级公正合理, 并明确限制外资评级机构不得进入我国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 如大型国有企业与主要金融机构, 以及兵器、航天、航空、核工业等。另一方面, 我国应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信用评级监管体系。我国可借鉴国外评级业的经验对同一发行主体, 由国内具有相应业务资格的两家评级机构进行评级, 并同时发布评级报告和结果。对于外资评级机构参与的、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业务, 必须同时有一家民族评级机构同时出具评级报告;并且还培育出信用评级的信息供给环境。以法律形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 如可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检索平台, 免费或部分有偿地向信用中介机构开放;同时, 应建立合理有效的评级质量检验机制、评级结果跟踪和问责机制, 保证评级机构权责对称, 促进和规范评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4. 加强信用评级行业自律管理, 提高信用评级市场自我发展能力。
一方面, 我国应加强信用评级行业协会建设, 通过建立行业协会, 建立起健全的信用评级行业管理制度, 强化行业自律, 消除不正当竞争, 增强评级产品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如由行业协会作为第三方引导评级机构进行整合, 以强化业务互补、技术互补、市场互补为导向, 使得有实力的评级机构兼并较为弱小的评级机构, 或者使其强强联合, 实现评级机构经营的规模经济。同时, 行业自律组织应当与评级监管机构相互配合, 建立信用评级机构的合规经营准则和健全市场化评价机制, 形成双层外部约束, 维护信用评级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另一方面, 要吸取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制定出规范的道德风险约束制度, 以降低我国在信用评级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我国应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来提升评级机构的市场形象、提高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 并鼓励在各评级机构间展开评级技术竞争的机制, 强化竞争机制;还应完善质量控制体系, 探索科学的评级方法, 提高信用评级市场自我发展能力。
5. 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探讨建立新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
其一, 应坚持信用评级市场的对等开放原则, 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金融主权。应积极借助政府间协议等多种形式, 尽早进入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信用评级市场, 大力推进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国际化建设。同时, 根据我国国情, 限制外资机构对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持股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 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 以保障我国骨干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获得公正的待遇。其二, 必须把握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国内金融改革速度相匹配的原则。短期内, 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垄断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局面很难改变, 因此, 我国应考虑通过参股等方式, 尽可能提高对三大评级机构的影响。如穆迪作为上市公司, 高盛、瑞士信贷等金融机构都是其股东, 我国可通过主权投资基金或中资机构直接购买其部分股份, 进而谋求在其内部拥有一席之地。其三, 加强与FSB、IMF和BIS等国际组织的沟通与监管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主权信用评级市场的监管与规范。我国应广泛联合新兴市场国家, 乃至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 共同探讨建立新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可能性, 规范国际信用评级市场, 如设立超国家性的国际评级机构, 专门负责对全球性或跨国性金融产品的评级, 开展对区域性评级机构评级项目的审查与再评。此外, 我国还应进一步加强与香港、澳门和台湾三地的交流合作, 自主研发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 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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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文彬等.美国三大评级公司主权评级模式评析.国际金融研究, 2009;10
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 篇2
199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我国首家中外合资信用评级机构―――中国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成立。同时,央行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在今后的金融监管工作中,将逐步利用证券评级。该公司的成立和央行有关负责人的发言无疑是给中国的信用评级业特别是债券评级工作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对于不景气的中国债券评级行业的发展将起一个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在我国开展债券信用评级的必要性
1 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债券评级源于本世纪初的美国,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在美国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并在保持金融制度的稳定中成为不可缺少的环节。在美国,债券评级是由民间自发而形成的,但它最终成为一项制度却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1)30年代的大危机证明了评级活动基本上反映了债券的偿还能力,这一事实增加了投资者对债券评级的信赖。(2)危机过后,美国当局公布了证券法,对有价证券的发行和销售实行了法律限制,禁止证券承购业者对有价证券进行评价,从此证券评估就转而由作为第三者的评级机构承担。(3)政府部门对评级结果的广泛利用。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有价证券发行计划书中记载的评级情况必须是SEC确认的评级机构所作的评级。
因此,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债券评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中存在大量的信用形式,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基本特征是偿还性,它的运动过程是借债和还债的统一。如果受信人的偿还能力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信用关系,如果整个社会的信用恶化,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债券评级对债券偿还履约可能性进行信用风险评估,可以推动信用关系的良好发展。
2 发展债券市场的需要。中国的债券市场起步比股票市场要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沪深两市总市值达17529亿元,占我国GDP的20%①左右。而,企业债券的累积额仅为2063亿元,只占同期GDP的3%.由于政策上的原因,我国目前是“重股市,轻债市”,而在西方国家恰恰相反,它们的证券市场结构逐渐向债券市场倾斜。作为证券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债券市场亟待发展,而其前提就是需要一些权威的评级机构对企业债券作出评级,以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对于投资者来讲,债券评级可帮助他们选择投资对象,以降低信息成本;对于企业来讲,债券评级可提高其知名度,同时根据“风险和报酬成正比”的原理,以确定其资金成本。
二、我国债券评级现存的问题
1 评级机构的设置不合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得不到体现。我国的证券评级业产生于80年代后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有40多家评级机构,在这些评级机构中,其中一部分是由地方省市人民银行组建的,一部分是由专业银行组建的,一部分是独立的评级机构(如远东资信评估公司,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等)。除独立的评级机构之外,大部分评级机构在人员、资金、业务方面没有与挂靠单位彻底分离。尤其是人民银行系统的评级机构,由于人行同时主管债券的发行(企业发行债券必须取得人民银行同意其发行债券的批文),这就使得证券评级的“客观、公正”原则难以真正实现。(2)评级机构的数量与债券市场的规模不相适应。我国的债券市场规模还相当狭小,评级机构已达到40多家,而在发达国家,加拿大的评级机构只有两家(CBRS①公司和DBRS②公司)。日本在1994年只有5家评级机构,即使在债券市场相当发达的美国也仅有5家评级机构被正式公认。如前所述,债券评级可起到降低信息成本的作用,但当众多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时,投资者很难作出选择。
2 评级程序行政色彩浓厚。债券评估的目的在于为投资者提供有关债券的信用风险情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为投资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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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的思考 篇3
一、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的现状
我国的信用评级业自1987年产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信用评级业务量和业务品种不断增加,为规范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发挥了重大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宏观经济间接调控体系中社会信用状况监督体系的核心环节。
1. 信用评级业务不断拓展。
据统计,全国共有专业从事信用评级业务的法人机构80家左右,信用评级专业人员近2000人。2006年和2007年两年内,评级机构对借款企业主体累计评级8万多笔,担保机构主体评级累计700多笔,债项评级累计779笔,其中短期融资债券评级占债项评级比重89.5%;与2006年相比,银行间债券市场债项评级增长了53.75%。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理念、评级方法、指标体系、执业标准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深圳、上海、福建、湖北、江苏等地,在当地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商业银行与信用评级中介机构联手合作,对贷款企业,特别是贷款大户和多头贷款企业信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采用国际通行的方法评定其信用级别,这种信用评级已成为银行发放贷款的重要依据。
2. 信用评级发展的政策环境日趋成熟,向规范化和国际化靠拢。
在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目标、方法已基本明确的情况下,信用评级业的培育和发展也已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早在200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在“信用评级国际研讨会”上明确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内评级制度,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和积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保障金融业的稳健运行。2003年以来,信用评级业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信用评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正式组建,表明信用评级行业管理部门的确定。2004年5月与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与世界银行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征信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和“征信体系公共政策:加强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对话与合作”国际研讨会,9月又在西安召开了“中国信用评级发展前景论坛”。中国信用评级业发展所必需的政策环境已基本成熟,已出台和即将出台的法规将极大提升信用产品的需求,规范信用评级业的执业标准,促进信用评级业的发展。目前,《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经过多次修改,已基本成熟,《征信管理条例》经反复修改后,已上报国务院。2003年9月,中国证监会也正式发布了《信用评级机构出具证券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准则》,具体规定了评级报告的内容、要素等。这是中央监管部门第一次对评级机构工作提出了详细要求。中国银监会在《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相关文件中也提到了评级机构在协助商业银行防范风险中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也起草了相关的管理规范,从管理制度、质量检查、评级程序、评级内容等方面对评级机构提出了要求。2006年,央行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规范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行为的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建立了针对信用评级业务的监管制度。2007年,有关部门颁布了《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建立了我国国内第一部信用评级行业标准,并成为建立信用评级质量保证体系的重要基础和管理信用评级行业的工具之一。2008年上半年,央行制定了《关于加强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作业管理的通知》,对规范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作业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另外,国内信用评级机构与国际著名资信评级公司的合作,有利于直接吸收国际最先进的资本市场信用风险分析与管理的核心技术,快速提高国内信用风险分析、评价与管理水平,推进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国际化与规范化进程。
二、我国信用评级业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信用评级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正处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的信用评级还有着明显的差距。
1. 信用评级机构数量多、规模小、业务范围狭窄。
目前的信用评级机构大约有80家,为世界之最,而其他国家最多不超过5家。这些信用评级机构规模普遍偏小,大部分机构的专职评级人员只有10至20人,为数不多的几家大机构也只是50人左右。国内目前大多数机构主要从事债券评级和贷款企业信用评级。也有一些评级机构开始尝试对金融机构评级和提供个人信用报告,其他评级业务几乎是空白,导致业务量小、业务稳定性差,很多资信评级公司只能靠非主营业务支撑。此外,其他机构从事宏观经济环境分析、行业竞争优势比较、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动态走势与各大国际经济区域及国别经济形势研究普遍显得薄弱。
2. 评级结果的社会影响力较小,核心竞争力不足。
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程序缺乏科学性、严密性,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客观地评价企业信用级别,造成评级信息的可信度的降低及评级机构威信的下降。由于社会信用意识关系到我国当前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全社会对资信评级业务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没有将其视为提供有关投资信息的一种必要手段,社会公众还未把资本市场投融资作为自己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因而投资者对评级结果并不大关心。同时,就全国而言,几乎还没有形成各个方面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评级机构,缺乏真正的拳头产品和核心竞争力,评级结果不具有权威性,整体水平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3. 缺乏客观、可信的评级资料。
信用评估机构评级所需的资料一般主要来自受评企业,但在目前社会信用状况不佳的大环境下,受评企业提供的资料常常缺乏客观性和可信性,如违约历史资料匮乏,评级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对受评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等资料进行核实,这不仅为信用评估人员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而且直接影响到信用评级的准确性。
4. 信用评级业缺乏独立性和有效的监管体系。
信用评级机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金融服务机构,其产权私有、商业运作,是完全市场化的独立的中介性组织,必须是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法人。而目前我国信用评级市场不完善,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封锁、行业封锁现象,在开展信用评级过程中受到行政干预较多,缺乏客观独立性。这对真正独立的评估机构开展业务设置了巨大障碍,直接影响到信用评级业务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另外,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存在多头监管与无人监管并存状况。一方面,信用评估的对象或潜在对象分别由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如企业债券由计委监管,保险公司由保监会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由央行监管,证券公司、可转换债、基金等由证监会监管,由此使得我国在建立信用评估机构监管体制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是否应按被评估对象的不同管理部门批准设立或核准业务范围、认定资格等。另一方面,虽然存在众多的监管机构,但却缺乏一个对评级机构统一监管的部门,比如对评级结果缺乏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复审、监管机构,这使许多信用评估公司靠牺牲评估质量来获取业务,难以做到公开、公正、客观地评价企业信用级别。
三、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建议
我国的信用评级业目前正面临着外国知名评级机构的激烈竞争,我们应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国外评级机构积极合作,结合我国的国情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业。
1. 大力发展评级机构,加强内部管理,拓宽业务范围。
美国次贷危机告诉我们,没有公平、中立、透明的评级机构和信用评级结果,企业债券和结构性融资产品就如同建在沙滩上的高楼,发展得越快,风险就越大。而我国作为新兴的市场,信用基础建设本来就较为滞后,更需要不断提高信息披露水平,重视培育专业性的信用评级机构,提高其信用评级水平和社会影响力,逐渐形成一两家全国性、权威性的信用评级机构,开展跨省区的金融信用评级业务。也可以考虑组建中外合作的信用评级机构,吸收国外有影响的国际评估公司入股,扩大信用评级公司的知名度,提高信用评级机构的质量。加强各类信用评级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尽快实现基本信息的联网。
加强评级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信用评级机构应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制定规范的公司章程,设置科学高效的管理和监督机构,订立科学严密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使内部控制工作具有得力的组织和制度。信用评级机构和人员对于因工作需要而获得的被评对象未公开的财务资料、发展规划、投资组合及其他双方事先约定的保密事项,应当严格保守秘密,未经被评对象书面许可不得私自提供或泄露给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要建立严格的评级资料保密制度,安排专人负责资料管理,非评级项目相关人员一律不得随意查阅。
要使我国评级机构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在做好债券评级和贷款企业信用评级的同时,还要做好对金融机构的评级、提供准确的个人信用报告,并从事宏观经济环境分析、行业竞争优势比较、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与各大国际经济区域及国别经济形势等方面的研究,加大与国外著名评级机构的合作,学习先进的评估经验,尽快与国际接轨。
2. 评级机构要不断改进评级技术。
科学的评级方法和完善的评级指标体系是保证评级结果准确性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目前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技术和方法尚有一定差距。为了更有效地服务广大投资者,必须不断加强评级方法的研究,并根据客观环境变化对评级指标体系进行相应调整。在信用评级机构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我国的立法机关及信用评级机构应该建立统一的信用数据检索平台,共享信用数据。共同制定一个统一的评级标准,这样可以使评级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尺度,使各种评级结果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检查是否确实具有投资价值,也就提高了评级结果的可信度,使评级结果能被广泛利用。
3. 保持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建立资信评级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
评级机构的最大作用在于能缓解债券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如果评级机构在评级作业中,不能严格保证其评级的独立性,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加强对信用评级工作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应保持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此外,也应该建立自律性的信用评级行业协会,其任务主要包括:组织各家评级机构交流工作经验,不断提高评级质量;协助各家评级机构规范评级方法和指示体系;协助政府有关部门搞好评级机构的资料审查和日常业务管理;督促检察和加强各评级机构自律管理,建立起自我约束机制等等。
4. 完善管理制度,促进行业发展。
央行负责人认为,制度保障是信用评级市场规范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信用评级业的规范离不开政府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尤其在行业发展初期。信用评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对评级结果的使用情况,而不是被评级对象是否愿意接受评级。其中,监管部门对评级结果的使用对评级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通过政策法规支持信用评级业的发展,是发展培育资本市场的一个途径,同时,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向公众提供风险信息的中介服务机构,在其发展的初期对其加强监管,也有利于资信评级业的健康发展。
为有效管理信用评级机构,应建立信用评级业务的许可制度和“退市”制度、对评级结果的复审、评价等制度,促进评级业健康有序发展。建议通过对评级结果违约率等指标的考察,一方面对违规操作、评级结果的违约率过高的评级机构,取消其评级业务资格;另一方面鼓励那些评级质量较高的评估公司尽快成为全国范围的大型评级公司,确保评级市场的相对集中是建立在高质量的评级结果基础上。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建议在我国建立对信用评估机构统一监管,对信用评估业务资格或评估结果分别认定或认可的统分结合的监管体制。比如,在当前国内债券评级市场上引入“双评双公开”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促进评级公司之间有序、健康的竞争秩序,还可以加强信用风险的揭示力度,提高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同时,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一家评级公司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
四、结语
总之,信用评级机构应以市场为导向,结合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研发种类更多、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满足全社会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的信用服务需求。同时,严格按照《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信用评级规范》等规定,加强公司治理,提高专业评估人员素质,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行业标准,不断提高评级技术水平和评级质量,切实提升市场竞争力,形成规范运作、健康发展的评级市场,进一步降低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逐步解决我国社会信用缺失的难题。
摘要:信用评级行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分析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的现状,指出我国信用评级业还存在着信用评级机构数量多、规模小、业务范围狭窄,评级结果的社会影响力较小,核心竞争力不足,缺乏客观、可信的评级资料,信用评级业缺乏独立性和有效的监管体系等问题;提出了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要大力发展评级机构,加强内部管理,拓宽业务范围,评级机构还要不断改进评级技术,保持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建立资信评级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的建议,国家要完善管理制度,促进行业发展。
关键词:信用评级业,发展,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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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对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启示 篇4
一、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信用评级机构的表现
2007年年初以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仅波及了美国和欧盟主流金融机构,而且还引发全球股市下跌。“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并不复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信贷机构在利润驱使下向大量缺乏稳定收入、信用水平欠佳的购房者发放次级购房贷款,并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此类贷款以抵押贷款支持债券 (MBS) 的形式剥离给投资银行。深谙个中风险的投资银行则借助一系列“金融创新”,对平均信用等级偏低的MBS进行分割处理,构造成不同品级的抵押债务凭证 (CDO) ,并在得到信用评级后出售给全球范围内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由于次级贷款公司受违约房贷的拖累,其抵押资产价值缩水,“次贷危机”开始显现并愈演愈烈,最终波及整个金融业链条。由于全球众多机构投资者参与其中,因此次贷危机不断蔓延至全球金融市场。
随着次级贷款问题的恶化,迫于市场压力,评级机构迅速降低有关次级贷款的评级。从2005年第4季度到2006年第4季度,标准普尔把大约l 210亿美元的次级贷款评级予以调降,其中80%被调降到BBB及以下的评级。同期穆迪把520亿美元的次贷评级降到BBB及以下的评级。由于投资者遭受巨额损失,目前标准普尔、穆迪等评级机构在美国已经面临严峻的信用评级诉讼压力。
不难发现,在“次贷危机”传导链上,信用评级机构充当的是至为关键的“质检员”角色。由于次贷产品属于复杂的结构性融资产品,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其内在价值与风险,因此信用评级作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甚至惟一依据,便成了次贷产品进入资本市场的“通行证”。举例而言,若达不到最高信用评级 (AAA) ,CDO之类的次贷产品根本不可能进入退休基金、保险基金、教育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
二、次贷危机给美国信用评级业的教训
(一) 政府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缺位
2006年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其实施规则虽然填补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的空白,但仍未解决诸多根本性问题。例如,法案既未对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模式和收费模式加以限定,亦未确立针对评级结果的问责机制,相反还规定监管不得涉足信用评级机构评级方法、指标和程序的科学、合理性等实质问题。显然,在这一“有限监管”模式下,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虽然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其仍无需对评级结果本身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其评级只代表评级机构自身对次贷产品信用风险的“看法”,而非投资建议。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监管环境下,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才毫不吝啬地将绝大部分次贷产品评为“AAA”级。
(二) 信用评级机构的中立性受质疑
评级机构的中立性并非仅仅表现在人员与资金方面的独立,它同时还应当表现在评级活动本身不受发行者压力的干扰。长期以来,信用评级机构以其独立立场对金融产品做出的客观评级结果被广大机构投资者所接受并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此次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之后,以穆迪与标准普尔为代表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受到了置疑。在这次危机之前,信用评级机构涉嫌将与传统AAA级债券不同的新式和复杂性投资产品评为AAA级,以此赚取投资银行费用。另外,CDO等结构性融资产品的构建本身是以评级为导向的,除了支付高额评级费用外,投资银行在产品构建过程中往往还会购买评级机构提供的咨询服务,以寻求获得较高评级的方法。如此一来,评级机构不但为次贷产品评级,而且还直接参与次贷产品的构建,从而使评级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大打折扣。
(三) 信用评级机构面对危机时反应迟钝
信用评级机构未能及时警告投资者投资美国次贷所面临的风险。穆迪与标准普尔在危机出现前不久还将一新品种的信贷衍生工具评为安全性等同美国国库债券的AAA级。
(四) 内部跟踪评级未发挥作用
CDO等结构性融资产品构造异常复杂,在经过多次组合与分层后,评级机构也很难完全了解其本来面貌。在结构性融资产品评级这一新领域,评级机构的经验和历史数据积累有限,往往一味依靠信贷机构和投资银行提供的数据,因此极易导致评级结果失真。危机前后评级机构没能持续跟踪评级对象的行业风险、财务状况等重大变化,未出具定期或不定期的跟踪评级报告,亦表明其内部的跟踪评级制度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五) 为投资银行发行的各种金融工具提供评级成为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业务收入来源
据Bloomberg有关资料显示,标准普尔、穆迪等四大评级机构从美国按揭贷款评级中获得的收益累计超过30亿美元。鉴于这种天然而密切的经济利益联系,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为争夺业务而给出更多乐观的评级,投资银行可以比较轻松地拿到最高为AAA的信用评级。在次级债券市场,大约有75%获得AAA的评级,10%得到AA, 8%获得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大量的AAA证书使客户降低了对风险的敏感性,过于乐观的信用评级引发了次贷产品需求的膨胀,放大了资产泡沫,埋下了风险隐患。
三、次贷危机对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启示
启示一,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应推动出台《征信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必须培育与监管并重,坚持“边发展、边规范”的原则,不能设置过高的门槛和过高的监管成本。在事前监管方面,继续实施认可制度,培育民族评级机构品牌;在事中监管方面,加强对评级机构的执业行为的检查和督导;在事后监管方面,进一步完善评级机构统计报告制度,建立违约率检验机制。
启示二,保持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
首先,信用评级机构应对实际或潜在利益进行充分披露,包括对评级收费统一标准、评级人员的独立性情况,如是否曾在受评公司任职、评级人员或者家人朋友与受评公司是否有利益关联、是否持有受评公司的有价证券等。其次,加强对现有或潜在利益冲突的有效管理,包括评级回避制度、评级人员的薪酬确定机制、评级职业守则的执行监督机制等。再次,建立和有效执行防火墙制度,如分析团队和营销部门的严格隔离、评级信息的传递和使用规定、评级信息的公布和披露规定等。
启示三,采用科学公正的评级技术、评级方法和评级制度
信用评级是采用科学的评级技术对评级对象的财务、经营、宏观环境等一系列因素进行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并通过必要的数学模型来计算评级结果、检查评级系统的合理性,如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模糊评判法、模糊数学评价法、层次分析法。评级机构的权威性取决于其评级结果的可信性。如果不能保证评级结果的价值,任何其他努力势必都是徒劳。评级机构需要探索一套既充分考虑国情,又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思路。在这方面我国应向日本借鉴:穆迪、标准普尔虽然早就进入日本市场,但市场占有率仍不及日本本国的评级机构JBRI,说明本土优势加上相当的评级可信度完全可以获得市场的承认。我国评级业必须及早准备加速科学化建设,以应对可以预见的未来公司债券市场巨大的评级需求。
启示四,加强评级机构跟踪评级机制建设
要按照《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和《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的要求监督评级机构建立定期、不定期跟踪评级制度。规定跟踪评级的人员安排、分析人员的职责、跟踪评级关注范围、跟踪评级的时间安排等,以做到及时、准确提示信用风险。
启示五,规范信用评级机构的收入来源
目前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的收入是由发债公司向评级机构支付的。要保证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应使信用评级机构在人员与资金方面保持独立性,不与发行人、承销商、投资者以及政府与金融当局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否则就难免会受到有选择评级机构的主导权以及支付评级费用的发行人的影响。所以目前这种支付信用评级费用的方式可以考虑参考20世纪60年代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做法:信用评级机构在对债券进行评级时不收取债券发行人的费用,而是依靠向投资者出售评级报表来取得收入。评级机构如果失去了中立性,购买其评级报表的投资者就会减少,这将直接威胁到评级机构的生存。所以这种方式能更好保持信用评级机构的中立性与公正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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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 篇5
信用评级由独立的中介机构通过对评级客体全面深入的调查分析, 能够将受评企业的信用状况清晰、简单地予以呈现, 方便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往来客户、社会公众对企业信用状况的了解, 并做出相应决策。信用评级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我国信用评级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 对于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 企业信用评级的作用
信用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石。现代经济实质上就是信用经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 信用是对合法交易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信用降低了交易成本。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和交易行为的信用制度。信用评级是由独立中立的专业评级机构或部门, 受评级对象的委托, 根据“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 以评级事项的法律、法规、制度和有关标准化的规定为依据, 采用规范化的程序和科学化的方法, 对评级对象履行相应经济承诺的能力及其可信任程度进行调查、审核和测定, 经过同评级事项有关的参数值进行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价, 并以简单、直观的符号表示其评价结果, 公布给社会大众的一种评价行为。信用评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1 降低投资人搜寻信息的成本
当投资人在决定是否进行债券投资之前, 必须广泛搜集与投资标的相关的信息, 以判断债券发行公司是否能够如期履约, 还本付息。但投资者并不都是专家, 并且金融工具的发行主体与投资者之间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 特别是由于市场对披露信息的要求、会计标准和法律安排有所不同;国际市场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大, 投资者不仅信息收集成本昂贵而且还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难以对发行主体的信用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 也很难对资本市场上品种繁多的证券逐个进行分析。
信用评级信息就可为投资者提供简单而客观的信用风险结论, 为其选择投资工具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 各种金融工具的日益增多, 信用评级也被广泛应用于投资组合的风险控制与管理, 很多投资机构将投资工具的信用级别作为金融工具定价、风险与报酬的评估参考, 并以一定的信用等级作为投资标准, 在投资组合中确定相应比例的不同信用级别的金融投资工具。
1.2 方便交易双方全面了解对方信用状况
在生产流通领域, 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 信用的让渡方若对交易对象不信任, 将阻碍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 若对交易对象过分信任又将为自己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通过信用评级, 经济主体可以了解交易对象的真实情况, 把握交易对象是否有能力并愿意及时全额履行经济契约的相对风险信息, 从而减少盲目决策带来的风险, 有效促进各类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
高等级的信用级别是各类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身份证”, 良好的信用等级既可以提升其信用形象, 又可以使其在经济交往中获得更有利的信用政策, 吸引更多投资人和客户与之合作, 因此信用评级为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有利于企业及时发现经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1.3 为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监管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借助于信用评级结果, 一方面使政府管理部门缓解了不能全面、及时地深入调查了解监管对象经营管理情况的矛盾;另一方面可以把政府管理部门从日常、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利用评级结果政府管理部门可以进行重点的、事前的、预警性的监管与调控, 我国也有不少法规要求把信用评级结果作为监管的参考依据。如《上市公司发行科转换债券实施方法》、《证券公司债券发行实施办法》都明确规定, 发行人可委托信用评级机构对发行债券的信用或发行人的信用进行评级, 信用评级结果可作为确定有关发行条款的依据并予以披露。
2 我国企业信用评级工作存在的不足
2.1 评级主体限制
(1) 信用评级机构建设落后
我国信用评级发展较晚, 无论是在技术、人才、经验还是人员素质等方面都无法与国际先进评级机构相比。同时, 我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不高, 影响力小, 容易受到参评企业等相关机构的影响, 迫于市场竞争压力, 评级标准在某些情况下缺少连续性或一致性, 从而降低了评级机构的公信力。此外, 在评级方法上, 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大多是借鉴的国外先进评级机构的经验, 难以同我国的本土特征相适应。
(2) 信用评级结果难以检验
评级结果是对评级对象未来信用状况的预测。通过对评级结果违约率的合理统计能够判断评级结果的准确性, 如果统计结果显示, 高信用等级的违约率比低信用等级的违约率还高, 或者同一期限、同一信用等级的违约率变化很大, 就说明评级结果不准确, 没有使用价值。由于我国评级市场规模小、市场化程度低、违约率披露不充分, 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缺乏检验, 同国际先进评级机构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2.2 评级客体限制
(1) 对信用评级工作不重视
信用评级需要得到参评企业的配合, 由于我国开展信用评级较晚, 企业对信用评级的重要性不理解, 没有主动评级的意识。即便鉴于相关约束申请进行评级, 往往重视程度不够, 有些信息和资料不愿提供给信用评级机构, 妨碍了信用评级工作的顺利开展。
(2) 财务资料不符合要求
信用评级工作需要充分考察参评企业在财务、经营、管理、竞争等方面的状况。但由于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素质有限, 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 财务报表一般未经过审计, 做假情况较为普遍。即使经过审计, 仍存在隐瞒收入或夸大经营成果等行为, 财务信息可能无法真实反映实际经营状况。财务资料欠缺和不实限制了评级工作的开展, 难以得出可靠的评级结果。
2.3 评级环境限制
(1) 信用评级的社会认同度差
目前, 企业及社会公众对于信用评级了解有限, 甚至不知信用评级是何物, 不理解信用等级的涵义, 更不知如何借助信用评级结果辅助决策, 导致信用评级的应用范围狭小。目前我国只是针对企业债券的发行要求必须经过有资格的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 银行等金融机构只是采用了内部评级的方式对贷款申请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考察。缺少信用评级需求一方面限制了我国信用评级企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妨碍了适应我国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方法的研究。
(2) 缺少认可信用评级结果的监管机构
由于我国信用评级行业正处于发育阶段, 还缺少一个对信用评级结果进行认可和使用的监管机构,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监管部门对评级结果的认可和使用是推动信用评级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 我国有关监管部门对评级结果的认可和使用刚刚起步, 在监管中使用评级结果的情况极为有限, 降低了各机构和部门对于信用评级的信赖程度。
3 推动企业信用评级发展的对策
3.1 改进信用评级方法
(1) 加大对企业非财务之指标的分析。
鉴于我国企业目前在财务资料方面存在的不足, 评级机构在开展评级工作时, 可加大对非财务指标的分析, 如顾客满意度、产品质量合格率、产品市场占有率等。从中挖掘企业在经营、管理、发展潜力等方面的信息。
(2) 注重现金流分析。
现金流量能够通过对账单和税务单进行核实, 弄虚作假的可能性较低, 可以更为真实地反映经营活动和偿债能力, 有利于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和实际经营状况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3.2 完善评级工作环境
建立有效的评级监管机制。对信用评级业进行有效的统一监管, 包括资信评级业务的资格认定和结果的认可、对评级标准和程序透明度的要求。行政主管部门的资质管理和行业监管应包括业务指导、质量控制和违约率检验三个方面。其中应以评估结果违约率为核心考核指标, 对资信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进行评价, 对评级机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淘汰机制, 防范资信评级机构违规行为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同时, 为有效监督信用评估机构, 必须建立对评估结果的复审、评价等制度, 督促评级机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并借助社会力量对举报问题进行核查, 通过非现场和现场监管保证评级的独立、客观、公正, 增强了评级公信力。进一步可将参评企业的评级结果在相关的媒体上公告, 接受公众的举报认证, 如参评企业有失信行为的举报, 一经查实, 将调整其相应的信用级别。另外, 可考虑建立自律性的信用评级行业协会, 加强行业自律。其任务主要包括: 组织各家评估机构交流工作经验, 不断提高评估质量;协调各家评估机构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协助政府有关部门搞好评估机构的资料审查和日常业务管理;督促检察和加强各评估机构的自律性管理, 建立起自我约束机制。
3.3 提高企业评级意识
政府部门可通过政策性扶持推动信用评级结果的有效性, 率先使用信用评级结果, 对于高信用等级的企业给与一定的优惠政策, 在社会上提升信用评级的影响力, 使企业意识到信用评级的效果和作用, 从而形成企业积极参与信用评级, 依照信用评级结果金额决策的社会风气。
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 篇6
一、信用评级机构:次级债危机推动者
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次级按揭贷款危机爆发后, 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主要评级机构成为最直接的受批评对象。由于美国抵押证券等的复杂设计, 最终的投资者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数据和资料来评估所购买证券的内在价值和风险, 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就成为了购买者投资的主要依据。但实际上, 在次级债的发行中, 评级机构并不是独立于商业银行、投行发行商之外的第三方, 而是直接参与了次级债的设计和推广。因此各评级机构自始至终都是全球次级债市场暴涨的参与者、推动者甚至直接受益者。次级债发行商向评级公司支付大量费用获得评级, 甚至可以根据评级公司的“表现状况”来选择是否选择其他公司以及支付费用的高低。数据显示, 与传统的公司债评级业务相比, 评定同等价值的次级债证券, 评级公司所得到的费用是前者的两倍。仅穆迪公司在2002年到2006年间评定此类证券的收入就高达30亿美元, 该业务部门收入也占到了母公司总收入的44%。
自从2000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发行次级债券以来, 各评级机构就一直认定次级债券和标准的抵押债券风险并无二致, 并给与最高信用评级。这大大促进了次级债市场爆炸式的增长, 短短几年时间内达到了1.1万亿美元的庞大规模。然而从今天春季开始, 各评级机构开始将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调低, 在7月份以后, 又大范围的调低几乎全部次级债券的评级。这也就成为了次级债危机造成全球范围的投资者恐慌的直接导火索。据报道, 早在2006年初, 标准普尔等就通过研究证实, 次级债购房者的违约率要比正常的抵押贷款高出43%以上。这与多年来所评级机构所认定的两者风险相同的假设相去甚远, 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但随后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马上的调低此类证券的评级, 或者呼吁市场投资者关注其风险, 而是等到一年多以后才突然之间大范围调低评级。美国政府、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对该国的各大评级机构展开深度调查, 以厘清这些评级巨头在次级债危机形成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 认为评级机构对相关次级抵押贷款证券产品的不负责任评级, 是次级债危机大爆发的一大诱因。
二、信用评级机构在次级债危机出现重大失误主要原因
三大评级公司在占有垄断利润的同时, 对危机的预测预警不及时, 或者说是缺位。正确判断和预警是评级公司的责任, 不能及时做到这一点就是“失职”。如果没有一些机构作出的有利评级, 次级债危机就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这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因此, 就准确地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潜力而言, 这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着问题。
第一, 评级机构对次级债众多创新产品的信用状况和特点认识不足。近些年, 美国次级贷款放贷机构为了获得竞争优势, 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这些创新工具和条款包括: (1) 无本金贷款, 借款人在初期的还款压力很低, 但是初期未能归还的利息被滚动计入本金, 这种“利滚本”的方式可使得贷款本金不断上升。 (2) 可调整利率贷款。借款人在开头约定的几年内, 只需要归还较低固定利率的按揭, 过了约定期限后利率将被重新逐年调整, 还款利率急剧上升。 (3) 最高贷款限制条款。是指如果借款人的初期还款较少, “利滚本”导致按揭贷款本金不断上升, 到初始本金的110%-125%时, 借款人的每期偿还额和利率均将调整, 使得还款压力急剧上升。 (4) 重估增值部分并提供追加贷款。它虽然变相降低了按揭标准, 但在房价上升时, 由于其增值部分不但意味着借款人还款能力上升, 而且还可以依此为抵押获得更多贷款, 购买新的房产。反映在次级债市场上, 还款能力的上升, 表明资信程度提高, 违约风险下降。正是基于这种判断, 评级机构对次级债给出了较高的信用级别。但这些创新产品和条款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衰退, 同样会加剧信用风险的聚集。对这种风险的判断, 显然评级机构还缺乏足够的经验。
第二, 评级机构对次级债产品的评级模型缺乏历史数据的检验。评级机构对次级债产品交易相关信用风险认识不足, 继续采用常规VaR和分割式方法评估风险大大低估了资产组合整体风险价值。而且风险衡量工具未充分运用到创新产品, 即使是常规Va R也主要限于传统交易资产, 风险管理手段远远滞后于这类资产交易量的高速增长。同时, 评级机构也忽视假定情景压力测试。常规VaR以及常规压力测试通常未包含市场流动性风险, VaR作为市场风险标准模型而不涵盖该风险是一大缺陷, 因此市场流动性风险主要依靠压力测试衡量。许多评级机构采用对竞争对手方动向评估来确定市场流动性, 比如观察资产交易出价报价差、交易周转量、投资者风险胃口、订单流量等, 但在实践中也很少将这类要素正式整合到市场风险衡量中。创新产品的特性使得常规VaR工具不足以对其风险作准确定性和定量评估。次级债产品和传统金融产品的最大差异是:其中许多产品市场交易历史太短, 缺少充足数据建立VaR或历史模拟压力测试模型。另外, 信贷风险压力测试也滞后于市场风险压力测试。例如短期利率上升, 浮动房贷利率使次级房贷借贷成本随之上升, 若从事这方面压力测试, 必定会揭露许多隐藏风险。但这方面的历史数据限制了许多评级机构从事这类压力测试。
第三, 评级机构经营模式中的利益冲突一定程度影响风险控制效果。虽然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大评级机构在避免利益冲突问题上都有明确规定, 但SEC的调查显示, 一些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参与评级费用的商谈。由于评级费用由债券承销商支付, 评级越高越利于债券销售, 评级费用也越高, 因此评级机构无法保证评级的独立性。当次级贷款摆在评级机构的前面, 评级机构没有可能看到每一个贷款人的文件, 更没有贷款人的联系方式以证实贷款人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它们能做的就是使用自己的数学模型, 依据贷款人的历史行为分析进行评价。对于评级机构来说, 它们面对的贷款人正处于美国房地产业最狂热的时代, 必要的规范和风险控制都被抛到了脑后。于是评级机构给出了AAA的评级, 投资银行则专门成立了负责这部分债券销售的公司SPV, 由它们买下这些按揭贷款, 然后向外发行债券。只要给了AAA的高评级, 投资银行的债券就畅销。但问题是次级债券并不是SPV卖给狂热市场的最终产品, 它只是更为复杂的结构金融产品CDO的一部分。在那样的一个投资狂热、风险控制被漠视的年代, 这些盈利越来越丰厚的评级中介机构不仅没有发挥自身的作用, 反而成了疯狂市场的一部分。
三、次级债危机对发展我国信用评级的启示
没有人可准确估量美国次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伤害, 但至少可以从中可以得到启示。信用评级公司的失误是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根源之一, 美国次贷危机给评级行业又一次敲响了警钟。次贷危机之于信用评级机构, 好比安然事件之于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大, 出现问题时对经济的危害也越大。因此, 制度保障是信用评级市场规范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信用评级市场不能先发展后规范, 而是要从培育市场的第一天起就注重制度规范。完善的征信体系是坚实的金融体系和成熟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作为社会信用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信用评级业必须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做大做强, 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第一, 必须大力发展评级业, 提高信息透明度。信用评级机构素质是资本高度密集的行业, 信用评级更是需要综合运用信用评价技术和经验对信用信息进行甄别、加工、分析和判断。由于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历史较短, 资本市场上各类评级机构良莠不齐, 加之我国信用评级质量的市场检验机制尚未形成, 从而导致了社会上各种劣质信用信息的泛滥。一方面, 评级公司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金融服务机构, 其产权私有、商业运作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 信用评级很大意义上是公共产品。正是因为评级的客观性和透明度, 债券产品才得以定价, 市场交易才能顺利进行。美国次贷危机表明, 没有公平、中立、透明的评级机构和信用评级结果, 企业债券和结构性融资产品就如同建在沙滩上的高楼, 发展得越快, 风险就越大。我国作为新兴的市场, 市场信用基础建设本来就较为滞后, 同时, 近年来, 我国金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 无担保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信贷资产证券化等结构性产品的发行规模在不断扩大, 因此需要不断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有关部门应当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和信用评级业的发展状况, 采取必要的措施, 作出适当的制度性安排, 加快国内权威信息评级机构的形成与发展, 确保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 加强对评级对象信用风险的研究。同传统信用风险管理方法相比, 现代信用风险计量模型构建于现代金融理论基础之上, 运用大量的金融数据分析企业的信用水平, 不仅关注违约情况, 更注重企业风险水平的波动, 因此要运用好现代信用风险分析和计量技术, 通过量化的数据使评级机构比较不同类别客户违约可能性、不同信用条件损失程度、在最有利的信用条件和最不利信用条件下预期损失及占用资本的状况成为可能, 使风险识别和风险度量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 使调整和确定风险控制标准更加精细化。科学的评级方法和完善的评级指标体系是保证评级结果准确性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信用评级业的不断发展, 为了更有效的服务广大投资者, 必须不断加强评级方法的研究, 并根据客观环境变化对评级指标体系进行相应调整。在信用评级机构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我国的立法机关及信用评级机构应该共同制定一个统一的评级标准, 这样可以使评级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尺度, 使各种评级结果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检查是否确实具有投资价值, 也就提高了评级结果的可信度, 使评级结果能被广泛利用。
第三, 不断完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本次次级债危机中, 评级机构的评级失误虽然主要与技术能力不足、数据库、评级模型不完善有关, 但也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市场因素的影响。可以说, 在目前的收费模式下, 评级机构内部能否建立起有效的、不受市场因素影响的风险控制机制是关键。由于评级本身往往会受到评级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 因此, 这种机制是否有效不仅要求评级公司内部建立严格的评级作业流程、质量控制机制和奖惩机制等作为制度保障, 还要对评级人员不断进行风险教育与培训。只有两者都达到预期目标, 评级机构有效履行职责才会得到保障。信用评级机构应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结合实际情况,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制订规范的公司章程, 设置科学高效的管理和监督机构, 订立科学严密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使内部控制工作具有得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此外, 信用评级机构还应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应包括评级工作程序、岗位责任制、跟踪评级责任制、评级报告要求、信用评级委员会工作制度、保密制度、档案管理办法、评级人员守则等。评级机构只有不断完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 加强风险教育, 才能有效履行其职责。
第四, 加强监管是评级业健康运行的关键。我国信用评级业目前仍处于幼稚期, 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如果一味只讲发展不讲监管, 则可能重蹈个别社会中介业出现行业性诚信危机的覆辙而失去信用评级业应有的社会功能;而只讲监管不讲发展, 则可能使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继续严重滞后。因此, 发展与监管并重, 边培育市场发展信用评级业, 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应是评级业健康运行的关键。从我国目前监管部门的设置及信用评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 我国应在推动和培育征信市场以及信用评级机构违规处罚上发挥双重作用, 即促进信用评级业的发展与加强监管相结合。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有两种模式:一是“市场驱动型”。主要特征是监管部门不直接审批评级机构的设立、业务等, 而只是作为评级结果的使用者之一。根据其表现, 监管部门认可某些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 如美国模式。二是“政府驱动型”。主要特征是监管部门是评级机构和评级业务的主要推动者和监管者, 对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资格认定以及业务范围的核准等作出明确规定, 如欧洲模式。美国模式在次债危机中已经暴露了不少弊端, 因此, 从我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迫切性和当前评级机构发展的艰难性看, 采取“政府驱动型”应是明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金永授:《美国次级债危机对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启示》, 《中国证券》2008年第8期。
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 篇7
关键词:信用评级,两难困境,监管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金融工具日渐复杂多样, 投融资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越来越严重, 信用评级机构可以通过简单的信用等级来反映金融工具发行人的信用状况, 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融资方来说, 可以通过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等级来降低融资成本, 对于投资者来说, 可以不用看那些晦涩难懂的发行条款和计算公式就能对金融工具的整体状况有个了解, 所以信用评级机构被称作是投资者的“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
但是近些年来, 信用评级机构在一些评级中接连出现了大的失误, 导致风险扩大, 造成很坏的负面影响, 形象一落千丈。比如在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东窗事发并申请破产的前四天, 评级机构仍将其信用等级确定为投资级;在次贷危机中对一些衍生产品 (CDO等) 给予了与其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评级结果, 成为了危机扩大的帮凶;在目前仍在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中,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更是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推波助澜的角色。
面对这些问题, 目前各方呼声较高的解决办法是加强监管, 通过引入竞争、改变收费模式、信息透明化等方式来促进信用评级业的良性发展, 但是如何具体的来落实却存在着很大争论。
二、监管信用评级业面临两难困境的分析
1、引入竞争的争论
目前市场上对信用评级业诟病最多的是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 几乎被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家所控制, 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局面。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在所有有信用评级需求的银行的评级业务中, 穆迪涉及80%, 标准普尔涉及37%, 惠誉国际涉及27%;在所有有信用评级需求的公司的评级业务中, 穆迪涉及78%, 标准普尔涉及66%, 惠誉国际涉及8%。
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 一方面是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形成了一定的公信力, 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行为强化了其在市场上的地位。在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负责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并对其实行认可制度, 而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被认定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 (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 简称N R SR O) 。SEC规定, 在美国金融市场上融资, 必须接受拥有NRSRO地位的评级机构的评估。可是自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之后, 鲜有别的机构获得NRSRO地位, 这一举措确立了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于三大机构而言, 市场垄断带来了收益的保障, 但同时, 在没有有力的外部竞争的环境下, 三大机构变得固步自封, 失去了改善评估方法和提高评估质量的压力。
针对这种情况, 2009年美国先后颁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和《NRSRO评级指引》, 要求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尽可能减少使用NRSRO评级结果, 以避免对其评级的过分依赖。可问题是能够挑战三大机构权威的新的评级机构凤毛麟角, 尽管在近些年迫于外部的压力增加了多美年等少数几家机构为N R SR O, 但是这些机构历史积淀尚浅, 更加缺乏公信力, 其评级结果能否保证客观公正还有待市场的检验。此外, 如果大幅降低进入门槛, 大量机构进入这个市场, 会不会引发恶性竞争, 争相降价而导致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极端行为的发生呢?
2、收费模式的争论
信用评级机构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级, 相对于投融资双方需要保持中立, 但是其收费模式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 信用评级机构大多采用向投资者收费的模式, 由于与发行人没有经济利益的纠葛, 这保证了评级机构完全独立于发行人之外。但是这种模式也有缺点, 即产生了“搭便车”的问题。投资者都想免费的从其他付费购买评级报告的投资者手中得到想要的信息, 这就导致大家相互依赖, 谁都不想花费成本率先购买, 进而导致评级机构的劳动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 收费模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逐步转变为“发行人付费”模式。但是这种收费模式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忽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因为评级机构的收入来源于证券发行人, 发行人往往会进行所谓的“预评级”, 也就是先找多家评级机构给出初步的评级结果, 再从中选择结果最理想的一家评级机构签订最终的合同, 评级机构有可能会为了得到客户而对发行人的负面情况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这是以牺牲投资者利益为代价的, 会造成误导, 从而引发风险。
理论上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对于评级机构而言, 长期生存并保持持续稳定的收益是其核心利益所在, 而只有做出客观公正的评级才能保持其良好声誉, 才能得到更多客户的青睐, 才符合其长期利益。但是从次贷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的表现看, 这种通过行业自律来约束自身赢利冲动的效果明显不理想。
3、评级结果法律责任的争论
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直接影响着筹资人的筹资成本和投资人的投资风险, 可是三大评级机构如果给出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的评级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在美国, 信用评级机构被视作金融信息出版机构, 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也被赋予了三大评级机构, 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仅仅作为独立于投融资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一种“意见”, 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就导致了信用评级机构权责不对称的情况, 即使投融资双方由于评级机构有失公允或误导性的评级结论而造成损失, 也很难通过法律诉讼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但是, 如果美国宪法减少对金融信息出版机构的保护、放宽可供起诉者援引的法律救济种类和条件, 那么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会面对众口难调的局面, 业务中稍有不慎就会陷于各种法律诉讼, 牵扯大量精力, 进而导致业务中畏手畏脚, 对市场而言, 也不见得是好事。
4、评级技术是否适用的争论
评级机构对于其评级方法、模型以及所依据的假设是秘而不宣的, 评级机构对自身的评级技术是成竹在胸的, 但是市场对其评级技术是否适用于数量巨大、设计复杂的结构性金融衍生品争论很大。创新的金融衍生品与传统的债券相比, 从产品设计等方面来看差别巨大, 如果仍沿用传统的评级技术, 就有可能会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还没有经历完整的经济周期的考验, 没有充足的历史数据, 而使得评级结果出现较大偏差。这从次贷危机中结构性产品的评级大幅波动的情况来看就得到了印证。
三、加强监管力度, 改革监管措施
对于信用评级业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加强监管来解决, 而针对监管信用评级业的两难困境, 要通过采取灵活的监管措施来有效地促进其良性发展。
1、转变监管模式
从传统上来看, 在美国尽管信用评级机构由SEC负责监管, 但是这种监管相对松散, SEC对其例行的检查平均5年才有一次, 所以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主要还是自律监管, 也就是在“声誉机制”的约束下, 规范自身行为, 保持客观公正, 避免利益冲突。但是从评级机构近些年的表现来看, 这种自律监管是不可靠的。所以应转变监管模式, 加强监管力度, 把评级机构置于SEC的直接监管之下。2007年美国发布了《对注册为NRSRO的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最终规章》, 授权SEC为评级机构的直接监管机构, 但是效果如何, 还有待观察。
2、鼓励适度竞争
对于寡头垄断的信用评级市场而言, 引入竞争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声誉机制”要想发挥作用, 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竞争的存在, 如果某个评级机构为追求短期收益而做出不恰当的评级报告, 就代表着声誉的丧失, 客户就会转而选择其他信誉更好的评级机构, 只有竞争才能约束评级机构遵守职业操守, 保持客观公正。而如果竞争过度, 评级机构就可能会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职业操守, 降低评级质量, 不利于市场的发展, 所以要保持适度竞争。2009年, 美国修订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中对SEC授权的程序予以规范和简化, 会循序渐进的增加获得NRSRO地位的机构的数量。当然, 这些机构在短时间内很难对三大评级机构构成威胁,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周到的服务, 专注于特定的市场, 形成比较优势来争取客户获得市场份额。
3、增强评级机构独立性, 避免利益冲突
对于评级机构而言, 要保证客观、公正、科学的评级意见, 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保证评级活动的独立性, 但是目前的一些评级机构不管是在制度安排上还是治理结构上都存在缺陷, 导致利益冲突的发生。比如有的评级机构为同一客户提供信用评级、财务咨询、产品设计等多种服务;有的分析师直接主导对被评级企业的收费, 有的分析师收受被评级企业的好处, 这就使得评级结果的公正性很难保证。所以应采取措施增强评级机构的独立性, 避免利益冲突。在这方面, 美国和欧盟都对相应的评级监管制度进行了改革, 比如不准评级机构为客户同时提供信用评级和财务咨询服务, 不准为提供结构性产品设计服务的客户评定信用等级, 负责信用等级评定的分析师不准参与对评级客户收费的讨论, 不准分析师收受客户价值超过25美元的礼物, 欧盟甚至还从信用评级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上来采取措施保证其独立性, 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4、加大信息披露力度
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活动中往往只突出评级结果, 但是对评级所做的假设条件、所依据的模型、所依赖的资料来源都不公开, 评级过程变成了暗箱操作, 这就使得人们对评级结果是否公正合理, 缺乏评判的依据, 所以应尽量将评级过程公开, 加大信息披露力度, 增强其评级结果的可审核性。具体而言, 要加强评级机构评级历史表现的信息披露, 加强评级流程和方法的披露, 对于结构性产品要披露是否进行了验证, 以及披露验证信息对评级结果所产生的影响等。
5、完善评级技术和方法
有鉴于结构性产品的复杂性, 在评级过程中, 要将其区别于传统的金融产品, 通过更新数据, 调整评级方法和模型, 以跟上金融创新的节奏, 有必要的话, 可以效仿欧盟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的做法, 将结构性金融产品信用评级和其他传统金融产品的信用评级区分开来, 以降低风险。
参考文献
[1]闫屹:次贷危机后对信用评级业的反思[J].武汉金融, 201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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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亦春:金融危机后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改革及启示[J].西部金融, 2009 (10) .
[4]陈三毛:美国信用评级业及其未来的监管政策调整[J].当代财经, 200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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