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精选12篇）
历史发展 篇1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 19世纪初, 人们对能否将热量从温度较低的介质“泵”送到温度较高的介质中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英国物理学家J.P.Joule提出了“通过改变可压缩流体的压力就能够使其温度发生变化”的原理。1854年, W.Thomson教授发表论文, 提出了热量倍增器 (Heat Multiplier) 的概念, 首次描述了热泵的设想。
20世纪30年代, 随着氟利昂制冷机的发展, 热泵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二战以后, 工业经济的长足发展带来的对供热的大量需求及相对能源短缺, 促进了大型供热及工业用热泵的发展。1973年的全球性能源危机, 进一步促进了热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但热泵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商业应用是最近20年的事, 如美国, 截至1985年全国共有14000台地源热泵, 而1997年就安装了45000台, 到目前为止已安装了550000台, 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稳步增长。
我国的热泵事业近十几年已开始起步, 而且发展势头良好。目前, 我国利用较多的是水源热泵, 而用空气能热泵制取生活用热水在国内则是近几年刚刚起步。在国际上, 由奥地利、荷兰、加拿大、挪威、法国、西班牙、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日本、墨西哥、英国、美国等国发起成立的国际能源组织 (IEA) 下设的热泵中心 (HPC) , 专门推广热泵技术的转化利用, 提高能源利用率。
近几年来, 我国热泵发展很快, 这得益于国家和个人对能源、环境、安全、舒适等方面认识的不断提高:
(1) 能源政策。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能源净进口国, 节约使用和有效使用能源成为能源政策的主导。COP ≥3.5的热泵技术获得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2) 环境保护政策。采用热泵驱动, 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放, 同时通过改善热泵性能, 降低工质泄漏与使用新工质, 热泵将在环境保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建筑节能法。实施《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后, 提高了建筑隔热保温性能, 降低了建筑采暖能耗, 结果是大幅度地降低了热泵采暖方式的年运行费用, 增加了热泵与集中供热采暖方式的竞争能力。
(4) 城市能源结构的改变。大中城市人口集中, 能源消耗量大, 污染问题最突出, 因此, 必须实施国家能源政策, 改善能源结构, 提倡使用清洁优质能源, 限制煤炭的使用, 这就为热泵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5) 安全意识的提高。由于水电隔离、不利用可燃物质加热, 没有触电及中毒的危险, 有效保障使用者的安全。
(6) 能源价格的调整。目前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大幅度地提高, 尤其是热水的使用量大幅增加。由于燃料费用的不断上升, 用于热水的使用成本也不断提高, 成为家庭生活费用中的又一大开支项目。利用热泵技术制热水可以大幅降低使用成本, 只相当于传统制热水方式的1/4至1/3, 大量节约生活费开支。
历史发展 篇2
“历史是科学”，这是固生在我们头脑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尽可能占有大量历史资料，公正无私的进行探讨，不夹杂个人的主观意图，得出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真理和统一科学结论，历史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当我们拿到历史课本和历史教学参考书时，犹如手捧《圣经》，神圣而毋庸置疑；当中国现代史的历史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政权巩固、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科学教育与文化等等展现于面前时，我们身肩“授业”之职责，小心谨慎地将历史教材上一字一句、一史一论搬运到学生的“智囊”中，唯恐稍有闪失会玷污客观存在的历史，因为历史知识具有客观性与绝对性。于是形成一历史教学模式：教师（主体）──教材──学生（客体），也就是说，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教材是联系师生活动的中间环节。久而久之，教师是灌输的机器，学生是接受的容器。由此，凝固的、无生机的、封闭的历史和机械的、无思维的、僵化的学生诞生了。而厌学历史的学生与日俱增，就是学历史的学生其目的也很了然──应付考试。
历史教师无不慨然并且开始反思我们的历史教学。历史教育的目的何在？难道就是以历史知识知道多少为目的吗？那么承载着众多凝固的历史知识的学生在未来社会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吗？细思种种问题如陷入泥潭，其症结究竟在哪儿？
我认为症结应在“如何看待历史和历史知识”。的确，历史是科学，历史是过去的不可重复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历史只有被人们认识和了解，进入人们的认知结构中，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因此，认识历史是通过历史学家理解和诠释中介质而再现历史本来面目，重构当时的社会生活原貌。然而历史学家有着自己的意识结构──哲学观点、知识基础、生活阅历及性格气质等，历史已赋予了主观意义。既然历史是由人去重构和再现的，那么普通的社会成员和学生也可以尝试着走进历史殿堂去感受历史。那么，学生是如何学习历史知识的？也就是说：历史历史知识？何谓历史知识？历史知识是主体有意识领会到的和留在记忆中的关于历史客体的信息。主体有自己的认知结构，同时主体只有体验和亲自感受才能深刻领会。因此，历史知识具有开放性，生成性和情境性。这就给历史教学一个新的启示──学生可以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在教师帮助下利用一定的中介质（历史资料等）通过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重新审视和再造历史，而获得一定的历史知识与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历史教育的均衡发展 篇3
关键词：历史教育；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1）04-139-01
社会发展，必然要求文化发展的匹配；教育发展，也要求从学科地位、知识普及、考试评价等方面跟着制度性的水涨船高。按照均衡论的观点：教育要整体提升，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就是整体发展、协调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个“本”的意义，往往被理解为精英培养，其实是对教育的扭曲理解和片面认识。国家要发展，民族要进步，根本在于国民基本素质的整体养成与提高，这正依赖于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的提高，而均衡发展则是前提。然而，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历史科的发展，却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
一、不均衡的表现：
不同学校对历史科的重视程度不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学校对历史科的重视，超过经济欠发达地区。前者将历史科作为了一个相对重要的考试得分工具，后者则则将其作为可有可无的科目。
学校内部对历史师资配置的不均衡。许多学校，毕业年级由专业教师担任，非毕业年级多由非专业教师担任，比如教语文的可以兼任历史教师，教音体美的老师也可以是历史老师。
历史老师自身发展的不均衡。因为受到重视程度不够，历史科目和历史老师坐够了冷板凳，便由最初的愤懑不平，演变为懈怠、随意、马虎，表现在对教改态度上的犹豫，教学方法上的不够创新，教学质量和效果有较大的差异等等。
学生在历史学习上的发展不均衡。由于考试制度的弊端，导致家长、学校对历史的另类态度，也直接反映在学生对历史科的另类待遇：一是学习历史的兴趣不一致；二是评价历史的能力差异很大。
我们便不得不问：在历史教育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严重的不均衡？
二、不均衡的原因：
最初始的原因，是学校对历史科的轻视。因为现行考试体制中，占重要得分比例的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科目，政史地等科目所占得分相对较少；各科所得到的待遇自然不同。从根源上说，是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
老师自身對历史课也不够重视。很多老师认为，历史在升学考试中不被重视，没有必要去认真的学习充电，提高自身素质；对历史教学研究也不愿投入或付出太多，不思进取，不求创新。
学生对历史课程的学习表现出的兴趣不大，或根本不感兴趣。据调查，随着年级的增高，历史科在考试成绩中所占比重降低，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值越来越低。
社会对历史课的评价也是助推。对于社会需求来说，历史科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学得再好，除了考试时有点用场，其他时候有用吗？与理工科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努力方向：
除了直观层面上的因素，更多的，是作为历史老师的我们，要从内做起，练好内功，直面我们自身的问题，更多地依靠自己，找到通向光明的出路。
历史老师要增加职业认同感、自豪感。不管社会、学校如何看待历史科，首先自己要重视历史科，重视它对学生考试的作用、对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历史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做知识性、智慧型、儒雅型教师。社会发展我们必须要加大科研力度，不做教书匠，要做科研型教师，研究教材、研究校本、研究学情、研究教法、研究考试，以研究为突破口，提高教学质量，从根本上解决历史科被轻视的状况。
提高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直面如今历史科的劣势，在不能改变既定事实的前提下，引进新课程理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也不失为可行之路。
改进学生学习方法。在新课程理念下，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教导，也是重要课目。要将简单的知识传授，改变为学习方法的传授，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脱离老师的桎梏和庇护，拥有自己的方法，成为终身学习的人才。
促进评价体系的改善。虽然考试评价体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个人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还是可以在日常教学中，结合新课程理念，做一些微调，促进体系的改进。我们要做课改的排头兵，探索适合校情的可行之道。
重温历史见证发展 篇4
本文谨献给那些为振兴广东省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进行大胆探索、付出卓越贡献的历任广东省农机所领导和干部职工。他们的智慧、勇气、探索、热情和持续不断的努力是广东农机五十年来发展进步的原动力, 因为有他们, 一群学者型和骨子里传统和保守的科技人员, 他们经历了曲折回肠的努力,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撤销、复所、搬迁, 分与合, 合与分, 到达了辉煌的彼岸。
这些作为一个农业科研机构, 是一个改革典型的案例, 它对于社会的实践意义是无比的, 对于未来在发展现代农业版块上的公益职能的探索意义更是无价的。
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五十年的历程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循着农机所发展的足迹, 细细从过程中体悟……
2008年,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一个春华秋实的年头, 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迎来了建所五十周年纪念日, 本刊记者来到农机所, 专题采访了省农业机械研究所林仰南所长和所领导班子。
林仰南感慨地说:
五十年历史进程中, 风云变幻, 农机所经历了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坎坷风险, 在大转折、大发展的关键时刻,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没有像历史的匆匆过客, 而是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蓬勃生机。为了这个, 农机所历任所领导、几代党员、干部、职工殚精竭虑, 上下求索, 不知付出多少难以言表的心血, 合格地肩负起发展现代农业机械化的科研、开发、创新的使命。回顾和梳理一下逝去岁月, 让我们永远不忘当初立所之本、发展之基、力量之源, 催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发挥优势, 营造一个继续积极向上的氛围, 加强凝聚力, 将潜在的能量发挥到最佳……
基石
走过五十年, 重温五十年, 寻根问底, 我们记录了一段资料。1958, 那是一个矛盾丛生的年代。是最美好的年代, 也是最糟糕的年代;是智慧的年头, 也是愚昧的年头;是信仰的时期, 也是怀疑的时期;那也是寄托希望的春天……套用这段话来形容“那个年代”, 与这一年代同龄者应该有亲身印证和真切的感受。也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刚刚迈进社会主义大门, 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 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作出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发展生产力, 实现国家工业化, 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经济文化生活需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再一个就是从科学与文化方面, 提出“双百”方针, 即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唤起了人民群众巨大的建设热情和创造精神, 举国上下, 同唱一首歌:社会主义好。在大跃进的旗帜下, 大炼钢铁, 如火如荼, 在这特别历史时期下, 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肩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使命, 迈出了第一步, 成立了“广东省农具研究所”, 同年更名为“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起点之后, 是波澜壮阔的行程, 大浪淘沙的选择, 直到1965年, 创建初具规模, 提升到了省级农机科研单位。组织机构从原来的农机、政办、基建三个小组发展到六个室、两个科、一个试制工厂、一个农场、两个分所。业务技术层面有:动力机械研究组、整地机械研究组、种植机械研究组、农产品加工机械研究组和收获机械研究组、技术情报资料室、总工程师室, 人员也由建所40人发展到354人。仅七年的奋斗, 发展之迅速, 不得不将我们的目光引向这支队伍的人。
可以想象, 在那样简陋的环境中, 一群从骨子里传统和保守的知识分子, 他 (她) 们忘我执着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杠杆, 作了一个能够撬动对农业、农村、农民经济发展的支点选择——科技兴农!这给农机所的今天奠定了有力的基石, 也是农机所的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 同时反复印证了一个真理:坚强团结的领导集体, 高素质的干部职工队伍, 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农机所五十年间经受各种风险的考验和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农机所辉煌的发展关键在人“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一切都鲜明地刻印在农机所奋斗历史进程中。1958年建所到1965年, 农机所科研重点放在水稻、甘蔗、薯类等作物, 据不完全统计, 科研项目95项, 成果34项, 其中通过省部级鉴定11项、地区鉴定3项, 通过鉴定2项、完成研究报告2项、推广16项。同时, 拖拉机下水田, 水田整地机具, 水稻插秧机、点播机, 水稻联合收割机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黄麻播种机的研制”、“珠江悬挂水田四铧犁”分别获得第八机械工业部三等奖等诸多的成果。几乎不用更多的浓墨重彩, 发展事实就已经印证了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第一步基石的历史内涵。
冲击
伴随着充满希望的发展进程, 农机所在涛声碧浪中渴望腾飞, 但一场历史性的冲击, 将刚刚启锚的农机所陷入了重重危机。1966年5月, 中央发出“5·16”通知, 点燃了“文化大革命”之熊熊烈火。全国江山一片红, “红卫兵”、“红小兵”、“造反派”疯狂地没日没夜地高呼“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造反有理”, 农机所在那一刻, 沉沦到何等的处境?原有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被废除, 所有的工作支离破碎, 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干部、职工们的脸上刻印着苦难和期待, 时任农机所所长高虎如同志等150人被迫迁到仁化县省大岭“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农机所解散。一个354人的农机所只留下了36人, 其中20人安排在省农机服务站, 余下人员留守原址负责处理搬迁工作。试制工厂的50台设备被搬迁到乐昌县原河南公社, 成立了省农机二厂, 省农机所的所址也被省农机物资公司占据为仓库。巡看当时这些情景, 总能激发起我们一些凝重的情绪, 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已经远去的历史风云的残酷, 农机所如何穿越文革的挫折, 经受考验, 承受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历史不断延伸, 考验不断加剧, 农机所在内外忧患中基本陷入濒临全军覆没, 复所的路在哪里呢?奋斗不息的农机所人在寻找……
1971年, 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 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用25年时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的批示, 全国掀起了大办农业机械化的热潮, 农机所迎来了伟大的历史性契机, 同时也获得了经历创伤之后的痛定思痛, 思想在不断净化中走向成熟, 重新扬起了创造激情和灵感。1971年1月, 农机所和省一机局机械研究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广州市东山百货大楼四楼复所, 1972年4月迁回现在的石牌旧址, 面积仅5.8万平方米, 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原120亩农场, 也只剩下20亩。建筑房屋仅余两幢残旧宿舍和收获整地、动力机械试验室。“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时任所长邵承授同志, 将四分五裂的人马重新组阁 (“五七”干校解散回来的、一机局的、原老农机所的) , 分别设立了办公室、行政组、情报资料组、整地播插组、收获加工组、机械组和动力组, 同年又复建试制厂。振兴发展不再是陌生的期待, 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为谋求更好的发展平台和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农机所时任领导揣着告别愚昧、实现振兴先进农业机械新支点的选择, 加强国际技术交流, 派出科技人员赴日本、菲律宾等考察学习, 仅在1979年就接待了国外4个考察团,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农机所的科研技术在行业的发展水平上, 摆在了前所未有的位置。复所以来到1979年, 科研项目有43项, 其中24项通过省级鉴定, 科研总结16项, 推广3项。“ILS-425南方系列田犁”等14个项目分别在1978年、1979年获得国家机械部、省科学大会奖。同时, 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农机所为全国水稻收获机械专业的试验研究基地和全国谷物干燥研究基地。在发展机械科研中, 农机所踏上了写满丰富多彩、祥和进取的创业精神之路。
沧桑巨变, 振兴发展, 农机所与全国一样, 从对温饱的渴望变成了迈向小康和富裕的匆匆脚步。
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经历了二十二年的艰难探索, 意识到曾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已经不利于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 从这次全会开始。
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也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
有了序幕, 有了起点, 完成历史转折后的前进道路, 需要探索, 需要开拓, 改革开放催生了农机所, 英雄有用武之地。在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后, 农机所被批准为省第一批经济自立改革试点, 按照中央这一精神, 紧扣农村经济发展需求, 农机所大胆调整科研方向, 确立科研工作的重点, 从单纯的田间作业机具拓展到以发展农村经济和“三高”农业所需要的成套技术和设备上, 先后完成和承担了广州市蔬菜办委托的仿制日本进口温室9座的任务。为完成这个任务, 当年年底自行研制一套薄壁异型钢材的轧制设备。1982年11月为省农业厅竹丝鸡场设计制造一座年产1200～2400吨的小型饲料加工设备。1985年10月完成农机所第一次承接低温干燥项目——广州市海洋鲜品综合贸易公司委托的“海产品低温干燥装置”研制。同年11月完成珠海畜牧良种场委托设计制造的“1000头猪场工程承包”项目。这些项目, 由于符合社会的需要, 很快成为了农机所的专长, 并在全省、全国占有一定的优势;而后还陆续开发了适合农业经济发展需要的20多种机械和成套设备, 例如“GZ-0.5小型果汁压榨浓缩加工技术及设备”、“珠江-1.5自走式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BB肥生产成套设备”、“板栗深加工技术研究”、“4320菌体蛋白通风发酵机”等。
1986年9月, 广东省政府颁发《广东省科学技术拨款管理办法》, 农机所被列为多种类型科研机构, 按比例逐年递减事业费拨款, 到1991年减拨到位, 促使农机所把已开发的科技成果通过与企业、外贸等部门发展横向联合, 建立各种形式的集科技、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经济实体, 推动科技成果商业化, 例:与广东省畜牧发展总公司合资成立“广兴牧业设备工程联营公司”, 科研单位与使用单位相结合, 共同开发、推广工厂养猪化设备;冲压车间从试制工厂分出成立独立的试制二厂, 专门加工抽屉导轨和五金产品, 远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新兴农一厂、二厂、怀集一厂、四会农机一厂、四会轻工机械厂等结合, 组成科技服务的联合体, 发挥各自优势, 把已开发的饲料加工成套设备、温室、禽畜饲养设施转化为系列产品, 推向市场, 并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
“面向市场, 以科研发展为主导, 以经济实体为依托, 实行多元化经营, 走科工贸的道路, 向科技型企业转化”。1993年, 农机所再次被批准参加广东省首批综合改革试点, 综合试点的目标是:对科技开发类科研机构要引导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 向产业化发展, 实现科工贸一体化, 产供销一条龙, 逐步走向市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路子。直到1998年, 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 农机所又从事业法人转为企业法人型的科研机构, 经常性事业费从1998年起分三年逐步为零。站在一次又一次改革的门槛上, 面对新的形势, 农机所怎样才能一如既往迎接挑战?历史不会随风而去, 光明也不会凭空而来, 为适应这新的体制, 农机所对内部机构进行了调整, 把有限资源集中起来, 以科工贸一体化为原则, 组建八个开发中心, 专业性质相同合并, 产品类型相近合并, 同时将信息计算机网络业务分离成立专业健坤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 回眸农机所的历史变迁, 不能不放眼去看农机所的发展源泉。
活力
长期工作在传媒的我, 非常感谢农机所给了我这个专题采访机会, 也算是给我一次经历, 让我们见证并深深体会到农机所不断改革的努力, 体会农机所每一次改革的复杂与前进的可贵。无论改革的幅度与强度, 路径选择与方向, 他们都深深浸淫于民间的传统, 有着惊人的发展嗅觉和一套朴素有效的理论, 适时抓住历史条件下最有利的发展机遇, 漂亮地完成了几次体制改革, 立场非常明确——不求所有, 但求所在, 保持积极态度, 实施了一套深层的调整, 才保持了农机所五十年的长足发展。在五十年的发展经历中, 农机所中层效应影响力和活力分量是有着非常出彩的篇章。
“农民养活了我们, 提供可行的产品、优质的服务, 是我们最好的回报。”朴素的承诺出自农机所属下的珠江联合收割机厂。该厂前身仅是农机所一个“收获室”, 在计划经济时期, 只是专门从事收获机械的研究和开发, 直到改革开放, 才在广东农业版图上爆发出创造力的回应。广联收割机厂掌门人李君略, 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 传言他只有工作没有爱好, 不善言语, 可是他管理的联合收割机厂, 从营销、管理、研发、服务等方面在业内非常有影响和口碑:在继原“珠江-1.5”A、B型及“南粤-1.3”等机型的基础上, 经过充分完善改进推出新一代“珠江-1.5”IIIA、IIIB、IIIC、IIID型稻麦全喂入联合收割机, 深受农民认同使用, 产品除立足本省外, 在湖南、广西、江西、海南等省也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同时, “珠江-1.5”IIIC型联合收割机获曾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获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称号。
在倡导现代农业向高端、高品位标准方向发展时, 设施农业也成为一种时尚, 选择研发开发高端、实用的设施装备, 广东省农机所设施装备开发中心将眼光停留在此, 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
自1999年以来, 设施开发中心便在科研创新、提升农业农产品价值中进军。以20多年的技术资质储备, 承担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华南地区高效节能温室试验与示范”等国家、部、省级科研课题21项, 获得科研成果6项, 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2项, 科研攻关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设施开发中心主任许楚荣告诉记者, 近年来, 中心己具备现代农业园区规划、设计, 温室工程和配套设施的研究和开发, 节水灌溉设施, 技术培训与资材供应的软、硬件平台和能力, 中心已经成为中国温室网会员和水利部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灌排设备企业分会会员, 并获得水利部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灌排设备企业分会“乙壹级”等级资质, 目前在两个行业内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设施开发中心自主研发现代农业设施特点明显, 温室设施能较好地解决自然通风、降温、降低温室能耗、抵御台风和周年生产等问题。自主研发的生产、科研、休闲观光的现代农业设施和节水灌溉设施得到社会的认可, 并且具有良好的口碑,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成为国内设施农业装备的成功典范。该中心每年推广的温室设施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 节水灌溉设施超过2000亩, 产品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江西、四川、云南和新疆等地。
复合肥工艺设备研究中心是应对国家对农业生产环保要求日益提高这一趋势, 敏锐地接轨了市场。中心主任马志光说, 中心经历了一个从实验科研向市场经济转型, 通过市场实践又反过来指导科研创新的过程。自2002年以来, 中心致力于有机废物资源化利用的研究和设备开发, 开发出利用城市污泥、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禽畜粪便加工制成有机肥、生物肥的设备, 研发的有机肥 (球形颗粒) 专用造粒机、强力翻堆机、生物肥低温干燥等设备取得了多项专利, 产品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马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 刚从印尼完成了一套600多万元成套设备的出口业务回来, 这是印尼国内迄今引进的最大一套有机肥成套设备。2007年, 中心实现产值1300多万元, 2008年上半年实现产值1100多万元。
立足市场求生存, 依靠科研谋发展, 坚持科研成果走向市场, 为东南沿海及南亚特色农业解决困扰产业发展的加工链接关键性技术, 是农机所农产品加工干燥设备研究开发中心安身立命的主旋律。
中心主任刘清化介绍, 加工干燥中心专业从事农产品加工及干燥工艺、设备的研究开发和应用, 是全国农产品干燥技术情报网网长单位, 并负责广东省农产品干燥加工工程重点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和运转工作。在不断的拓展中形成了科研、开发、试验、制造、应用服务为一体的实体。2006年度, 省农机所干燥中心研制的“XLL-2000型荔枝龙眼剥壳去核打浆机”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荔枝龙眼剥壳去核打浆设备推广”获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三等奖;“R G型热泵干燥机”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近3年来, 共签订横向合同120多项, 合同金额2400多万元。农产品加工设备中的海产品干燥加工工艺和设备, 脱水蔬菜加工成套设备, 太阳能干燥加工设备, 粤式肉脯、腊肠等肉类产品干燥加工设备, 荔枝、龙眼等岭南果蔬干燥加工设备, 糟渣类物料干燥加工设备, 热泵稻谷干燥加工设备, 不但遍布18个省、市, 而且还走出了国门, 赢得了广泛声誉。
荔枝、龙眼是南亚热带的特色水果, 广东种植面积大、产量高, 过去, 由于加工链脱节, 在剥壳、去核、打浆环节上受此困扰, 每年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且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全国每年用于生产果汁果酒加工的荔枝、龙眼也不足300吨。广东农机所加工干燥中心研制的剥壳去核打浆成套设备具有重大创新性和实用性, 解决了荔枝龙眼机械剥壳的关键性技术问题, 突破了产业发展瓶颈。机械效率为人工的600倍, 优点是发挥了产业加工的链接作用, 促进了产业化升级, 提升了产品品质, 对行业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短短三年, 已向全国推广荔枝龙眼剥壳机18台套, 配套15条完善的荔枝龙眼剥壳去核打浆加工生产线, 共加工荔枝龙眼5万多吨, 占全国同期荔枝、龙眼果浆果汁生产的9%以上, 创造产值7亿多元, 利税近3亿元。该技术设备在国外同行业中也引起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 2007年开始, 已出口7套荔枝龙眼剥壳机及配套生产线到印度、巴西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
板栗保鲜和连续炒制加工成套设备填补了国内空白, 具有重大的创新性、先进性和实用性。为解决板栗出路, 让栗农增产增收发挥了关键作用。
2005年10月2日, 农业部张宝文副部长在广东农机所考察后, 对农产品加工干燥技术与产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宝文副部长说:“广东省农机研究所围绕市场需要, 结合调整和发展, 努力研发农产品加工机械, 将农机产业不断前伸后延, 办出了特色、做出了成效, 为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积极贡献”。
“猪粮安天下”, 农机所属下广兴牧业机械设备公司将发展坐标鲜明落在养猪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上——研制生产养猪成套设备。
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围圈养猪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对猪肉的需求, 登堂入市的是走向大型现代化养猪模式。广兴公司1994年顺应改革浪潮和市场需求, 在引进、吸收欧美养猪场设计、养猪设备技术的基础上, 发展成为专业规划设计工厂化养猪场、设计制造养猪设备的企业, 走科工贸相结合的道路。十多年来已先后为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0多个工厂化猪场提供猪场规划设计和成套养猪设备。积累了丰富的畜牧工程经验和规划设计能力, 自主开发自动干料输送系统和种猪测定系统, 附设有近万平方米的机械加工厂, 2007年, 广兴公司全年的横向合同就签订了21项, 合同额高达1385万元。
“工厂化养猪成套设备”是广兴公司的科研产品, 也是该公司的拳头产品, 产品现已覆盖到除西藏、新疆、宁夏外的全国各地, 1998年“工厂化养猪成套设备的推广”项目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三等奖。2006年, 在广东省科技厅的支持和“议案”资金的扶持下, 广兴公司配合省科技厅立项的“智能型种猪测定系统”课题, 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 研发出GX-1智能型种猪测定系统样机现已投入使用, 深入用户欢迎。
采访结束时, 广兴牧业机械设备公司经理黄瑞森欣喜地告诉记者, 他们在不断创新的同时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申请, 到目前已经申请到三项实用新型专利和一项发明专利。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为农民拓宽致富之路, 以社会责任为己任, 农机所包装食品机械研究开发中心迎战这公益性市场, 研发了省内第一条净菜加工生产线, 成功为汇源集团建成首个完全国产化的胡萝卜原浆加工生产线, 与中国农大合作开发了智能型果蔬保鲜分选设备, 成为国内两家拥有技术的单位之一。
中心的前身是省农机所的“第一研究室”, 只是研制发动机之类的传统机械。上世纪80年代末, 研究室随市场变化慢慢转型, 开始了果汁加工、水果分级设备的研究。从1992年开始, 全面转向农产品深加工设备的开发研究。随着省农机所由科研单位向科技型企业的转变, 经济压力增大, 但中心的自主性和人员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发展期间, 中心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业务拓展能力, 以适应体制变革、迎战市场。中心研制出的果蔬洁净加工、保鲜处理、分级包装和果蔬浆汁深加工等设备均处于国内领先及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DFB500型荔枝分级包装成套设备”入选国家重点新产品, “6SJ-500型蔬菜洁净加工成套设备”入选省重点新产品, “蔬菜水果洁净加工与保鲜包装成套设备”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各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10项。2007年, 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宗锦耀在考察省农机所时对智能型果蔬保鲜分选设备的先进适用性给予高度肯定。
藉由省农机所在行业的知名度, 中心与全国各地农业部门和企业保持了长期紧密的联系, 从中不断获取行业发展信息和企业技术投资意向。中心主任张聪介绍说, 经过与企业紧密合作, 中心的各技术成果成功转化运用, 所带来的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凸显出来。众多设备先后在广东、广西、云南、海南、浙江、吉林等地推广应用, 由此带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户实现致富理想。与中心保持了长期合作的广东东升农场有限公司董事长区景泰介绍说:“使用了净菜加工设备后, 我们农场精加工的蔬菜在国内超市销售增值2倍以上, 销售香港更大幅增值超过8倍。”省内第一个大型净菜加工配送中心就是该公司在中心的技术支持下在其番禺农场建立的, 另外还建了先进的真空保鲜气调设备及预冷包装车间。经此深加工后的蔬果产品得到了欧美、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 除销往珠三角和港澳台地区外, 还出口到加拿大、日本、美国、英国、荷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在此基础上, 东升农场在广东省的韶关、英德、翁源、新丰、鹤山以及广州市番禺区等地的蔬菜种植基地扩展至近50000多亩, 带动了5000多农户增收。农场还辐射带动了北京延庆、福建省永泰县、云南昆明郊区等地农民种菜致富。
传统概念中, 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机械似乎很难与现代化的IT产品联想到一起, 但随着信息化和大农业时代的来临, 一些新兴的农业信息化企业将两者紧密联系起来。省农机所下属的健坤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情报室”变身到信息化行业企业, 经过8年持续增强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优质服务和业务拓展能力, 健坤在广东省农业信息化建设与服务市场崭露头角, 其研发的“健坤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管理系统”、“健坤饲料与兽药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管理系统”、“农机信息采集与处理发布系统”等产品大大提升了农业现代化管理水平, 积极推动了我国农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我们不仅仅为农业机构、企业等个体服务, 而是为农业整体行业发展服务。”健坤公司年轻的总经理孟祥宝强调, 健坤的企业定性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服务者, 企业自身的发展是为更好地服务“农业、农村、农民”这一社会己任。这些年来, 健坤参与或自主研发的技术成果都获得了国家或省相关部门的认可, 并成功转化运用在农业的生产、管理中,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时, 随着互联网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农业信息资源, 高效率地获取这些资源, 并丰富农业电子政务网站的内容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健坤利用网络技术为农业政府部门、企业、技术人员、农户等搭建了及时、便捷的农业信息共享平台, 为农业部门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搭建沟通桥梁, 快速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问题。如帮助有关部门构建了全省的“养猪信息网”、“饲料工业信息网”、“兽药工业信息网”和阳江、肇庆等市级的“农业信息网”, 使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多渠道、系列化、适时和适用化。许多农业企业也信任并选择健坤作为网站建设和服务商, 目前健坤已为上百家企业打造了网站。
核心
五十年的春秋, 农机所风风雨雨, 走过沟沟坎坎, 跨越道道艰难, 渐渐远去的往事, 也许已经变得陌生, 但记录着五十个春秋的不寻常故事, 为农机所的健康发展准备了条件。“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如阳春到金秋, 如何抓住机遇, 以农机所几十年对现代经济的开拓经验, 在方法和力度上进入新境界都将是旗鼓相当。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在日趋内敛, 农业各领域的竞争也更加咄咄逼人, 以农业装备科研为安身立命的农机所, 在未来的发展上, 能否有耀眼的创造力的爆发回应, 能否让推广科研发展、提升服务能力的创造因子百花齐放, 硕果连枝, 我们再次聚焦农机所高效而忠诚的所领导班子:
林仰南, 连任7年多的农机所所长, 素以胸怀开阔、作风随和著称, 面对再大的困境, 也不改一贯沉着冷静的形象。
他的自信心与亲和力成就农机所这几年的发展。考虑到农机所今后的发展, 与班子成员一道想方设法, 在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购买建设用地65亩, 作为农机所科研产业基地, 为农机所产品的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条件和装备保障。
林仰南的信心源泉甚至主要不是所里的业绩。他表示:“所里的业绩说明的是农机所发展的结果, 其实更重要的是过程。我所的团队和团队文化, 发展后劲会更足。”他还表示, 农机所管理层在2006年早已着手对“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进行了规划, 作为最高主管, 考虑的是承前启后更长远的发展。林仰南的判断是: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要顺应世界科技发展潮流, 着眼于建设现代农业, 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 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这对于农机科研机构的发展应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农机所未来在科研开发、自主创新、市场开拓方面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种底气来源何方, 林仰南并不故作姿态, 直面回答:“成败因素永远决定在人。事在人为, 无论做什么, 只要有一个团队去作科学的决策, 一个团队去作市场判断, 一个团队有效地执行, 我们就能继续保持优势。”
名副其实的最佳人力资源管理, 使农机所跨越了发展中的种种窠臼, 周伟华、何琳、陈德湘、莫杰辉, 是所内四个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认为, 在所快速发展过程中, 最大的特色是:干部、职工与所一起成长, 所里经常提供各种类型的培训, 培训内容包罗万象, 坚持以人为本, 给予干部、职工、退休人员足够的利益和权利。林仰南所长说, 如果没有让干部、职工感受到值得为农机所作奉献的企业文化, 不能让干部、职工有适度的发展空间, 去展示才华, 就可能出现拿着高薪还骂娘的现象, 用事业留人, 成本很低, 而且非常可靠。
农机所靠科研立所, 持续发展的灵魂是创新。分管科研的副所长张进疆说:能否抓住新一轮大发展的战略机遇, 汇聚人才,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 要合理整合资源, 完善管理制度, 构建科技创新的长效机制。围绕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产品加工、农业设施及健康养殖机械化, 加强先进适用农业装备与设施的研发, 在一些关键、共性技术上取得突破, 努力解决制约广东农机化发展的技术瓶颈。农机所班子里基本都是技术型出身, 在当前无比激烈的行业竞争中, 两种风格紧紧融合。长期工作在业务一线的副所长陈育辉, 公认是个憨厚实诚的人, 这似乎与一般想象中业务人才不太相符, 但是陈育辉的体会是:真诚实在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人家一方面从你的产品和服务来判断, 另一方面从你的言行举止来判断你的诚信度, 做市场最终是做人, 在农业机械日趋同质化、行业笼统差异性也不太大的情况下, 在有限的空间要高手过招, 竞争的就是诚实和服务体系了。
在农机所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部门:培训、老、干、工、青、妇, 这是一个“挨骂”比较多的部门。这个部门可以说是专门与人打交道的, 分管副所长陈永志经常遭受到“冰火夹击”, 但他总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他说:农机所发展了, 人也多了, 互相可能有冲突, 要保留我们过去的优势和精神, 又要执行规范制度, 这就需要平衡, 做人做事做好平衡协调共同进步就行了。听起来这像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 但陈副所长一直就是这么干的, 在培训和其他分管业务方面, 陈所的定位是为一线的科研、生产作好铺垫, 增强凝聚力, 让大家的潜在能量发挥到最佳。
[专题策划人寄语]
专题采访文章写完, 我依然心中惴惴。由于自身水平有限, 为不留下遗憾, 我最终会把观点和问题提出, 留给读者思考, 从而在各自的企业和农业科研机构收获更多的体会, 进行交流, 并用于未来的探索中。
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经历了风雨飘摇和满目疮痍后,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了几十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航海中, 尽管经过反复多次复杂的经济体制转轨, 付出了极高的改革成本, 但仍然努力探索开拓, 找到了属于自己发展的路, 发展得蓬蓬勃勃。
甲骨卜辞, 唐诗宋词, 秦关汉月, 书写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辉煌。农机所五十周年所庆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紧紧相连, 这是历史的巧合。梳理流逝的岁月, 紧随其后的是踏上新的征途, 确定新的奋斗目标, 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研、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支撑, 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 重在为农民提供优质的公共用品。使命在肩, 农业科研机构首当其冲, 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也不例外。可是在农业机械日趋内敛的今天, 由于农机产品差异性不大, 形成竞争已是一个角力不如角智, 拼价格不如拼技术, 拼技术的前题就是拼良好的科研平台和科研人才。
而良好的科研平台和人才, 关键的是体制之环, 有些兄弟省在改革中把农机装备科研机构转制完全推向市场, 结果导致其转向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 引发农机设施装备推广工作萎缩, 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农业的发展, 成为农机科研机构改革的教训。通过案例, 有必要冷静地拆解农机科研机构体制和行政管理方面的诸多环节, 农机科研层面获得重视远大于制度层面。众所周知, 在经济发达国家, 工业反哺农业非常明确, 农业科技占国家科技投入的比重也是非常之大, 当然, 这些都是来自政府和政策的支持。增强国力, 提升农村、农业、农民竞争力, 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因素。在背负沉重负担的农民面前, 农机科研成果和产品的应用, 首先考虑的是农民对应用成本的承受力, 让惠农民, 加快普及应用, 提高农民素质,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履, 帮助农民富起来, 活跃农村经济市场。所以, 在农机科研发展中, 政府的作用就是搭建鼓励农业技术研发创新的机制和平台, 在农业科研机构无力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 需要政府出手。
作为一个事业费零拨款的“农口”科研机构主体, 省农机所的科研活动源于市场, 归于市场, 这种科研主体的活动过程, 既需求一个支持科研技术创新的政策, 又需要一个支持科研技术创新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环境应该早在行政归口管理和农业科研政策高度统一下, 如非此, 将农机科研机构孤立在大农业之外的其他领域内, 都不能发挥其实质性作用, 所以, 将农机科研作为一个大农业概念的公益事业归口到大农业行政职能管理是众望所归。自2000年, 省农机所职能归口省农业厅, 大农业机械研发资源也相应归口, 尤其是与同属农业厅职能管理的省农机推广站、省农机鉴定站形成了“产学研推”紧密结合的农机研发推广体系, 成为一条完整的发展链, 通过这个链条, 最大限度地聚集了国内外优质农业研发资源, 形成了持续发展的能力。
如何有效实现公共财政的公共社会效益, 在完成广东省农机“议案”项目实施过程中, 省农机所以项目方式将一部分“议案”资金投入到技术研发、产品等各项活动中,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是有目共睹。本刊几年来也有了不少这方面的调研报道。
遥感发展历史 篇5
任何一门科学和技术的形成与发展，总是和时代的发展和要求相一致，不可 能超越时代，遥感技术当然也不例外。它的形成是与传感技术、宇航技术、通讯 技术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相联系，与军事侦察、环境监测、资源开发利用 和全球变化的需要相适应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普通照相机和飞机的基础
上，一些新的信息探测系统相继出现。人类观测电磁辐射的能力从可见光扩展到 了紫外、红外、微波等，对目标物信息的收集方式从摄影到非摄影；资料由像片 到数据(非图像)；平台由汽车、飞机发展到了卫星、火箭；应用研究从军事、测绘领域扩展到了农、林、水、气象、地质、地理、环境和工程等部门。这就需 要引进一个新的术语，以便概括这种信息探测系统及其过程。1960年美国学者
伊林L．布鲁伊特(Evelyn L．．Pruitt)提出“遥感”这一科学术语，1962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召开的<国际环境科学遥感讨论会)上，这一名词被正式通过，从此就标志着遥感这门新学科的形成。
但是，在遥感一词出现以前，就已产生了遥感技术。发展至今，大体经历了 三个阶段．常规航空摄影阶段、航空遥感阶段和航天遥感阶段。
遥感的概念
遥感的英文是“remote sensing”，意即“遥远的感知”，在日本叫“远隔探
知”或“远隔探查”。其科学含义一般理解为：在遥远的地方，感测目标物的“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研究，确定目标物的属性及目标物之间的关系。也就 是说：不与目标物接触，凭借其发出的某些信息识别目标。所以有人将遥感技术 作为一种侦察技术。
根据遥感的这一概念，人和动物都具有一定的遥感本领。例如，人的眼睛识 别物体的过程就是一种遥感过程，它是靠物体的色调、亮度，以及物体的形状、大小等信息，来判定物体的属性。蝙蝠能发射超声波，并用接收到的回波来判断 障碍物的距离、方位和属性。现代遥感技术就是模仿自然界中的遥感现象和过程 而产生的。
目前，对遥感比较一致的定义是：在远离被测物体或现象的位置上，使用一 定的仪器设备，接收、记录物体或现象反射或发射的电磁波信息，经过对信息的 传输、加工处理及分析与解译，对物体及现象的性质及其变化进行探测和识别的 理论与技术。随着窨技术、无线电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20世纪中期，遥感技术有了很在发展。遥感器从第一代的航空摄影机，第二代的多光谱摄影机、扫描仪，很快发展到第三代固体扫描仪（CCD）；遥
感器的运载工具，从收音机很快发展到卫星、宇宙飞船和航天飞机，遥感谱从可风炮发展中国家到红外和微波，遥感信息的记录和传输从图像的直接传发展到非图像的无线电传输；而图像元也从地面80m*80m，30m*30m，20*20m，10m*10m，6m*6m。
在这期间，我国遥感技术的发展也十分迅速，我们不仅可以直接接收、处理和提供和卫星的遥感信息，而且具有航空航天遥感信息采集的能力，能够自行设计制造像航空摄影机、全景摄影机、红外线扫描仪、多炮谱扫描仪、合成孔径侧视雷达等多种用途的航空航天遥感受仪器和用于地物波谱测定的仪器。而且，进行过多次规模较大的航空遥感受试验。
论维柯的历史发展理论 篇6
[关键词]维柯 历史发展 内驱机制 外驱机制 终极机制
詹姆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是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在1725年出版的蜚声于世的《新科学》中，他首次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和运思方式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动力和目标等学说，勾勒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图景，构筑了整个“历史哲学”大厦的基石，开创了“历史哲学”研究的先河，被誉为“历史哲学之父”。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深入调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维柯提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一致的。这种规律性和一致性，在宏观上，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式样呈现出一个不断循环、周而复始的过程；在微观上，表现为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
历史发展的式样
维柯认为，“历史哲学不应该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而应深入到历史的深层结构中去。因为过去的‘历史’，无非是事件的联缀，只有在结构的共性基础上，才能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长时期的历史。”于是，他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并坚信每个民族都是严格遵照这三个时代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在这三个时代中，神的时代是最原本的时代，是创造的时代；英雄的时代是过渡的时代，是传承的时代；人的时代是繁盛的时代，也是即将没落的时代。维柯特别重视人的时代，对其褒贬颇多。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彰显，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奴役，向原始人的呐喊和贵族的特权说出了再见，人成为了一种真正的理性的存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个人主义悄悄滋生并不断地加以蔓延。于是，道德的规范开始松弛，人变得堕落，迷恋于酒池肉林，沦落为追求物质和精神刺激的奴隶。除此之外，他们还享受着无任何人可以约束的自由。这不仅导致了政府权威的丧失，而且人们的共同理想也随之破灭，战争连连。为了根治这个痼疾，维柯开出了两条济世良方：第一，要靠一个更能干的民族来征服和保存没落的民族，就像公元5世纪富有朝气的日耳曼人征服已经颓废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第二，“‘如果各民族在那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不幸中腐化下去，既不拥有土著的君主，又没有更能干的民族来征服和保存它们，那么，天意对这种极其严重的灾难就求助于它的最后的拯救药方’。这种最后的拯救药方就是回到原始野蛮时期的淳朴和宗教畏惧的复归。”这样，历史就会重新演绎“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的历史图景。
据此，西方有的学者断然认定维柯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如帕特里克·加德纳和詹姆斯·莫里森就持这种看法。”我国也有一些学者把维柯的历史哲学看作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反映”。我们有着与此不同的观点。虽然维柯认为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的周期性循环，但这种循环并非是一个简单、机械、周而复始的过程，而是一个能动的、进步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正如柯林武德所言：“这种周期性运动并不是历史通过若干固定阶段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它不是一个圈而是一个螺旋；因为历史决不会重演它本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
可见，历史虽然是“重复的”、“循环的”，但这种“重复”和“循环”是在不同的层界中完成的。它们并不像奥古斯丁所讲的那样是“毫无希望的”，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合法形式（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以其宿有的使命（教育和治愈人性的堕落）向前迸发的。从根本上讲，这是在保存人的基础上来拯救人。回到原始的、野蛮的神的时代，这时我们所遇见的“野蛮”，并非是历史上的野蛮，而是能使人克服过度文明化的“野蛮”。这种回归虽然没有把世俗的历史从其“宿命”中解放出来，但是我们却可以自豪地说，它拯救了人类免于文明化的自我毁灭。那么，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复”和“循环”呢？这就是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问题。
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
历史的发展呈现出“重复性”和“循环性”，这还只是停留在宏观上、表层上的认识，并没有从微观上、深层上触及到整个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所以，要想认清整个历史发展的全貌，就必须掘发隐藏于历史背后的更持久的、更深层的东西。维柯不仅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理论问题，而且在创立历史哲学的过程中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如有些学者所言：“随着维柯历史哲学的创立，人们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理解就逐渐抛弃了偶然因素的影响，转向隐藏于历史背后的稳定的、深层的东西。”
1．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维柯把人性的恶视为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地论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人。”而这一观点在西方哲学史上早已有之。
在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就从人的这种永恒的恶的本性出发论证了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他在其政治学名著《君主论》中明确指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此外，这种恶的本性还是永恒的，谁打算预见未来，谁就必须注意过去。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与过去的事物相似。情况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们是由永远具有同样激情的人们作出的，所以结果也总是同样的。因此，谁掌握了哪个国家的历史就能预见哪个国家的未来。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把人性的恶视为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是缺乏系统性和概括性的。他只是从外延上描述了人性的恶的外部表征，并没有从形而上的高度概括出人性的恶的内在品质。而维柯做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三种邪恶品质：残暴、贪婪和权势欲。”这样一种形上概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与此同时，维柯还看到了追求私人利益的自私欲，并且把它也列为人性的恶，阐释了它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如霍布斯所言：“任何人的自由行为，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对自己的好处”。经验论者休谟也有着与霍布斯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利益所支配的，并且甚至当他们把关切扩展到自身以外时，也不会扩展得很远；在平常生活中，他们所关怀的往往也不超出最接近的交友和相识。这一点是最为确定的”，而“没有政府的社会状态是人类的最自然的状态……只有财富和所有物的增加，才会迫使人们脱离这个状态。”可见，无论是霍布斯还是休谟都是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并把它作为基础来论证历史发展的。维柯敏锐地扑捉到了这一点，在对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时代的描述过程中也渗透了作为人性的恶的私人利益对社会历史发展其推动作用的观点。
元代绘画历史发展述要 篇7
一、元代绘画历史发展情况
中国绘画史学界历来将元代中国画视为笔墨画发展的顶峰, 但元代绘画从整体上来看又有着荒寒冷落、简远闲逸、清淡萧疏的风格, 仿若远离尘俗风味、不食人间烟火一般。对元代绘画风格的评议概述, 钱钟书先生一语道破:元代绘画以简逸为主、重遗貌求神。例如元代的山水画, 它既不同于北宋的繁密风格, 也不同于南宋的一角半边之风, 而显露出一种淡雅、高逸、意象的墨化淋漓、无拘无束的意境。元代的云山墨戏就反映出作者方从义画像为虚、意境为实、水墨跌宕致远的画风。另一位山水画家曹知白的作品苍秀、简洁、疏落, 惜墨如金。还有黄公望和吴镇的山水画, 也以简远、秀润、疏朗著称。而在众多元代山水画家中, 画风最为简淡、高逸的莫过于倪瓒。倪瓒的山水画清韵逸气、平淡空寂, 往往疏林坡石、一湖两岸, 是元代山水画不食人间烟火的典型代表[2]83。再比如元代花鸟画。元代花鸟画与两宋相比发生了历史转折。两宋花鸟的姿彩各异风格至元代完全变成了墨梅、墨禽、墨花的花开淡墨痕的水墨花鸟。例如以墨兰花见长的郑思肖、以墨桃花著称的王渊, 还有擅长墨竹、墨石的吴镇和柯九思, 以及倪瓒、管道升、李衎等等都对以素为贵、以静为美的画风偏爱有加。
无论是山水画还是花鸟画, 在童书业先生看来, 元代的绘画不同于宋代绘画多出自专业画家之手, 而是多出自非专业的文人之手, 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就是说, 元代绘画的发展历史基本依靠文人来推动, 元代绘画也是文人画的天下, 元代绘画发展史即是一部元代文人画的发展史。
具体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北宋苏轼、米芾等著名文人的绘画思想深刻影响了元代文人。苏轼在《历代诗话》中点评北宋诗歌文学时用“绚烂而平淡”进行总结, 这样的评价也用在了他的一些画论中。绚烂之极, 最终仍要归于平淡, 这是元代文人在苏轼等人影响下的文人画思想精要。至于为何归于平淡, 在苏轼和米芾看来, 是因为绘画本应是种笔墨游戏, 在自娱自乐中享受精神的自由。因此苏轼、米芾等人抱着这样的平淡态度, 以绘画为手段之一追求自由的思想境界。其中米芾还以此绘画思想创立了米家山水画。米芾的长子米友仁在继承了父亲的绘画风格之后, 将米家山水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米家山水画的思想精要在于:绘画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外现, 是作者情感与外界实物交融的表达形式, 它不是色彩缤纷、精致华美的装饰品, 不随大众审美取向而改变, 而是简单、平淡地以物照人、以物画心、以物写意。米家山水画的这种画风意境在宋代非专业画家中极为推崇, 也被注入到了元代文人画作者们的精神世界中, 得以在元代延续和发展。
从元代绘画选题上来说, 两宋中国文化中心在南移的过程中仍偏重于北方文化, 画家们仍然偏好以北方的大山大水为题材进行创作, 而元代的中国文化中心已完成了南移, 文人画家以南方居多, 因此元代绘画题材以江南山水美景为主。例如湖州的赵孟顺、常熟的黄公望、镇江的郭界都是在当时享有名望的南方文人画家。还有一位少数民族画家高克恭, 虽然他是北方人, 但多年在江南地区做官, 被江南山水深深吸引, 也深受南方人文画的影响。高克恭以北方人的家庭出身, 凭借令人称颂的江南山水画而成为元代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
最后再从创作方面来说, 在战马上夺得中原统治大权的蒙古族政权对传统汉族文化既没兴趣也缺乏足够了解。与两宋时期宽松的、备受政策激励的文化氛围不同, 元代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传统在少数民族文化面前略显压抑。例如在绘画方面, 元代不仅取消了两宋时期的画院, 而且绘画不能作为画家走上仕途的技能手段。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元代的文人画、非专业作画受政治风向和宫廷画的影响和束缚更小, 元代绘画创作至少在思想层面更为自由。绘画爱好者在不受政治、经济利益的干扰下,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创作题材和方式。因此, 元代绘画创作形式多样, 涌现出董巨画风、李郭山水画风、米家山水画风等多个创作流派[3]2。
二、元代绘画发展的历史原因
第一, 遗民画家借用绘画抒发亡国之痛和怀才不遇之感, 客观上推动了元代绘画的发展。所谓遗民, 即是忠于前朝而耻于为新王朝效力之人。元代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流淌着丰富中国传统文化血液的汉族人生活艰难。汉人被归于最卑贱的第三、第四类人。同时社会职业也被划分为十个等级。乞丐是属于最下等的第十级, 在乞丐之前的就是儒家文人。因此汉人不仅在社会阶层中属于下等人, 而且多以汉人为主的儒家文人在职业上还是与乞丐相提并论的下等人。汉代文人遭受如此歧视和境遇, 只能依靠书画宣泄心中的苦命与压抑, 有时甚至还是艰苦营生的手段。即便是遗民中的温和派偶尔参与到极少数汉族士大夫的施政机构, 他们也难以施展拳脚、怀才不遇, 只能寄情于书画、自命清高。那些极端的遗民, 在两宋隐仕之风的长期熏陶下, 坚决超脱和回避元代社会, 拒绝接受元朝的统治。但他们作为文弱书生, 不可能拿起兵器与元政府对抗, 只能潜心艺术创作, 用艺术来宣泄亡国之痛。遗民的画作充分展现了元代的时代特性, 客观上繁荣了元代的绘画艺术。
第二, 元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代绘画艺术发展。尽管整个元代的社会和统治风气对民间汉人绘画创作没有丝毫鼓励, 但元政府通过其他方式还是促进了元代绘画艺术的发展。例如忽必烈的曾孙女大长公主酷爱收藏书画。她收藏了许多两宋时期的书画珍品, 如黄庭坚的《松风阁诗》、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展子虔《游春图》等等, 这些作品得以流传至今, 与大长公主的悉心珍藏不无关系。除了收藏保存珍贵画作, 她还以开放的姿态邀请汉族大臣和文人进宫对藏品进行品鉴。汉族大臣文人品鉴完过去从未见过的名画真迹之后,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叙或传于他人, 丰富了文人画家们的眼界和创作灵感。再比如元文宗帝, 他自幼在江南一带接受汉化教育, 饱读诗书、能书擅画, 结交和网罗了一批江南书画才子投奔帐下。尽管元代没有专门的画院, 但文宗帝组建奎章阁收藏和保管书画, 其中流传至今的真迹有宋代赵佶的《芙蓉锦鸡图》、宋代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五代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等数十件。文宗帝还在奎章阁中常邀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文人品书赏画。文宗帝在书画艺术上较为开明的态度和政策使汉族书画史得以较好地存续。
第三, 博大精深的中国绘画艺术素有坚韧的生命力。至元代, 中国绘画史已源远流长了数千年。它是炎黄子孙历代生活的艺术写照, 表达传诉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和人生观。作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发展曲折与前进统一的客观规律作用下, 中国绘画即便因朝代更迭、帝位易主等因素不时受到阻碍、打压, 出现倒退或停滞, 但中国绘画的艺术生命力仍然生生不息, 元代统治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其阻断和扼杀。
总而言之, 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既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 又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以山水、花鸟为创作题材的文人画在元代民族政策的打压下艰难求存, 又在诸多客观因素及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本质规律支配下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杨仁恺.中国书画[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M].天津美术出版社, 2001.
国际物流发展历史 篇8
第一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这一阶段物流设施和物流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建立了配送中心, 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 出现了立体无人仓库, 一些国家建立了本国的物流标准化体系等。物流系统的改善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物流活动已经超出了一国范围, 但物流国际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第二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往来的日益扩大, 物流国际化趋势开始成为世界性的共同国际物流问题。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波索克斯认为, 进入80年代, 美国经济已经失去了兴旺发展的势头, 陷入长期倒退的危机之中。因此, 必须改善国际性物流管理, 降低产品成本, 并且要改善服务, 扩大销售,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胜利。与此同时, 日本正处于成熟的经济发展期, 以贸易立国, 要实现与其对外贸易相适应的物流国际化, 并采取了建立物流信息网络, 加强物流全面质量管理等一系列措施, 提高物流国际化的效率。这一阶段物流国际化的趋势局限在美、日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
新疆“一带一路”历史与发展 篇9
一、新疆丝绸之路的发展
2013年9月7日上午, 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丝绸之路是中国经中亚通往欧洲各国的陆上贸易通道,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腹地, 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 给新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疆在2014年就出行了“先行先试”的政策, 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步伐:加快推进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阿拉山口、喀什综合保税区建设等, 打造新疆对外开放的前沿。已经初步建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和国际商贸物流体系, 大大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此外, 新疆也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立足“一带一路”战略、谋求新疆大发展的规划。2015年, 新疆将会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 围绕着其战略目标, 开展“三通道”、“三基地”、“五大中心”以及“十大进出口”的建设, 努力促进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发展, 加快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新疆发展“一带一路”的优势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 到2014年底, 该合作倡议已经得到沿线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新疆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里具有明显的优势。
1.新疆地缘优势突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心, 行政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6.7%, 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 占中国陆地边境线的25%, 是我国边境线最长的省区。新疆同时地处我国西部边缘地区, 周边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等八个国家接壤或毗邻, 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地和中国向中南亚各国开放的重要门户, 更是中国通向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大陆最主要也是距离最近的新亚欧大陆大通道的枢纽。新疆对外开放口岸有29个, 这些口岸将我国市场与外国市场连接起来, 是我国经济发展与国外经济发展的交通中心, 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2.文化上的优势。新疆一直都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通过多年的发展, 形成了多种文化的汇聚之地, 而且新疆本就是多民族的汇聚地, 因此, 造就了新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新疆的很多民族都是跨界而居的, 因此与周边国家语言相通, 风俗相似, 文化也相互融合, 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所以新疆独特的文化优势是我国其他省份不可比拟的。
3.自然资源优势。新疆生物资源种类非常多, 而且品质优良, 开发和发展的潜力更是非常大, 不仅以瓜果之乡而著名, 更是世界久负盛名的果品资源基地和全国最大的干鲜果基地, 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优质产棉基地。新疆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 矿产资源不仅储量大, 种类繁多, 开发前景更是广阔。
4.政策优势。新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 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受到了国家各项政策的倾斜, 在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方面拥有较多的优惠政策。
三、“一带一路”给新疆带来的机遇
1.交通更加便利。新疆提出的丝绸之路核心区“五大中心”建设, 其中之一就是打造“区域性交通枢纽中心”。老百姓最先体验到的就是2014年12月26日开通的兰新高速铁路带来的便利, 这条高铁将兰州到达乌鲁木齐的运行时间从20小时缩短到12小时。而乌鲁木齐到北京实现全程高铁后, 两地之间的旅行时间将由40多个小时缩短到20小时以内。将来的兰新三线会成为亚欧高速铁路的重要部分, 新疆人在家门口坐上高铁到中亚和欧洲各国旅行将不再是问题。此外, 在航空方面, 海南的航空公司在新疆已经和正在开辟一条条新的空中航线, 增加了新疆通往各地的航线, 改变了新疆航线“一票难求”的现象。为了新疆“空中丝绸之路”发展, 2014年8月28日, 由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的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接受了民航新疆管理局颁发的运行合格证, 这标志着乌鲁木齐首家本土航空公司诞生,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腾飞的助推器。
2.扩大了市场。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2014年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辞中所说。“丝绸之路首先是贸易之路。”新疆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 这就为企业西进带来更多助力。新疆拥有很好的土地资源和无污染的农产品, 但此前由于物流、贸易不够便利等因素, 很多产品都不能做大做好。但随着新疆与中亚各国交通的便利化, 新疆的农产品会更多地进入到内地市场和国外市场。除了能买到中亚国家物美价廉的产品外,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将会为新疆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创造更多的机会。“一带一路”政策的出台, 也直接刺激了新疆地区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有利于继续巩固和扩大对中亚和俄罗斯市场的传统外贸业务,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 地处亚欧大陆地理中心的新疆企业就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优势。
3.加快新疆边境贸易。“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投资贸易合作, 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立自由贸易区和产业园, 这对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无疑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一带一路”涵盖了60多个国家, 总人口有40多亿, 构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市场, 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 因此, 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的潜力也异常巨大。近两年来,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 新疆民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之后, “一带一路”将发挥投资引领合作并带动贸易发展的作用, 充实合作内容, 提升合作水平, 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规划和设计, 有利于稳固新疆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促进新疆和中亚国家外交关系和谐健康发展, 有利于推动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投资便利化, 有利于建立一体化的最终产品市场, 扩大对外贸易, 优化贸易结构和进出口市场结构, 最终实现新疆与中亚经济贸易优势互补, 促进区域经贸协同发展。
四、“一带一路”新疆发展的未来任务
1.社会安定的维护是重中之重。近年来, 新疆暴恐事件频发, 除了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外, 还影响了内地乃至国外对新疆的投资, 严重阻碍了新疆经济的发展。新疆只有维持了安定, 经济才可能有所发展。因此, 相关部门应严厉打击恐怖分子, 做好相应的安全防卫措施, 全力维护社会的安定。
2.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 深化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 推动西部自贸区建设, 促进国家全面向西开放, 打开中国西大门。同时, 抓住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战略机会, 通过工业园区的建设, 以点盖面, 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向新疆转移, 加速新疆地区产业集聚, 缩短东西方经济差异, 并通过中亚地区的矿产资源和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形成区域性的工业加工体系, 推动新疆的工业腾飞。
3.要加快新疆边境贸易的转型升级, 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相适应。过去, 新疆的边境贸易只是单纯依靠边境的小通道做转口贸易, 今后, 应转向充分利用现有对外经济贸易平台形成丝路产业, 依托产业发挥边境优势, 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4.要不断优化环境, 大胆创新。如果想要加快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发展, 就要不断地区探索新的道路和进行改革创新, 并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为新疆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要用世界的发展眼光来看待新疆的发展, 而不仅仅局限于西北五省的经济发展, 甚至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建立具有新疆特色的创新合作经济发展模式, 将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融合到一起, 提高新疆发展的效率, 并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五、总结
音乐治疗发展历史综述 篇10
一、音乐治疗溯源
音乐治疗, 最远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人类的早期活动中, 音乐活动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人们用音乐分享快乐、释放压抑, 用音乐激发劳动热情, 获得力量, 更通过音乐净化心灵, 与神灵沟通。可以说, 从那时起, 人们就意识到音乐蕴涵着巨大的治疗力量。古代巫师所使用的歌曲在当时被认为具有超人类或超自然的力量, 用来祈求神灵或治疗疾病。
在古巴比伦文化的高峰时期, 对某些疾病的治疗通常包括音乐仪式。古希腊时期, 音乐对思想、情绪和躯体健康的特殊作用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在公元前600年, 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被认为在斯巴达通过音乐的力量治愈了一场瘟疫。对于音乐的治疗功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有情绪宣泄的价值, 柏拉图则把音乐描述为心灵的药物;而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约前580至前570—前500) , 这位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 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音乐理论家, 首先提出“音乐医学”的概念, 科学地指出了音乐对于人体, 特别是心理活动的巨大作用, 可以说是音乐治疗的先驱。
文艺复兴时期, 解剖学、生理学和临床医学的发展标志着医学科学方法的出现, 在这一时期, 音乐与医学的结合也越来越多, 相关著作相继问世。那时, 医生们认为特定的音乐不仅可以作为增进情绪健康的有力治疗工具, 而且还可以用来治疗忧郁、绝望和疯狂, 还描述音乐为一种预防性药物。
二、音乐治疗的产生
19世纪, 音乐心理学实验拉开了音乐生理学的序幕, 经实验证实, 音乐对血液循环、血压升降、脉搏跳动、心脏收缩、呼吸频率等生理状态都有影响, 证明了音乐对人体是有影响的;还发现音乐对听觉神经系统的刺激可以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 不同的音乐可以相应改变肌肉张弛的生理状态等。这些实验为音乐治疗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数据和坚实的生理学基础。
音乐治疗作为一门真正独立和完整的学科, 诞生于1940年的美国, 在现代的真正发展还要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在东南亚的野战医院条件有限, 伤员康复期长, 术后感染死亡率高, 很多伤员又因为思念家乡, 心情非常不好。有一天, 一位医生拿出了自己带来的留声机, 无意中播放了一些家乡的音乐, 伤员们听后, 情绪恢复了平静, 心情也好了很多。这以后, 这位医生每天都给伤员们播放家乡的音乐, 结果发现伤员的术后感染死亡率和感染率都大大降低, 而且康复期也大大缩短了。医院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做了详细汇报, 之后, 美国在所有野战医院都进行了播放不同音乐的工作。这就是现代音乐治疗中最经典的案例。从此, 音乐治疗在美国兴起。
20世纪40年代, 美国国家音乐教师协会音乐治疗学会 (MTNT) 和国家音乐治疗协会 (NAMT) 相继成立, 并建立了注册音乐治疗师的认证系统, 音乐治疗师的专业地位才渐渐被人们所认可。大量有关音乐治疗的理论和报告出现, 同时也涌现了大量的音乐治疗人才。1998年1月, 美国国家音乐教师协会音乐治疗学会和国家音乐治疗协会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美国音乐治疗协会 (AMTA) , 成为世界最具权威性的音乐治疗机构。音乐治疗遍布美国的各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 美国也由此成为现代音乐治疗最发达的国家, 在世界音乐治疗的发展中担任主导地位。
三、音乐治疗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也有很多音乐与医学相关联的理论, 如在两千多年前, 我国第一部医学书籍《黄帝内经》把五音归属于五行, 并与五志 (喜、怒、思、忧、恐) 相关联, 认为五音通过调节情绪变化, 从而影响与之相对应的五脏的功能。具体地说, 即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行土、金、木、火、水, 影响相应的人体内脏, 即脾、肺、肝、心、肾的功能活动, 同时还与人的五志, 即思、忧、怒、喜、恐有联系。
《乐纬》中也曾记载:“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 三言得火曰徵, 五言得水曰羽, 七言得金曰商, 九言得木曰角, 此并是阳数。”指出了宫、商、角、微、羽与土、金、木、火、水的对应关系。
《素问·金贵真言论》中记载了五音宫、商、角、徵、羽与内脏功能的对应关系, 认为五音入五脏可“动五脏之气血”, 即“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肾”。由此可见, 中国古人早已将音乐应用于医学治疗进行了探索。
现代音乐治疗在中国的发展应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华裔音乐治疗教授刘邦瑞在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了一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音乐治疗方面的讲学, 这次讲学极大地激发和鼓励了中国的音乐家和医生们。在这之后, 大量的与音乐治疗相关的理论和著作相继问世, 有1984年北京大学张伯源等人发表彻底《音乐的身心反应研究》实验报告、1986年高天的《音乐对于疼痛的缓解作用研究》试验报告以及1995年何化君、卢廷柱的《音乐治疗法》著作等。
至于将音乐治疗用于对患者的临床治疗, 在中国最早进行尝试的应该是198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疗养院。随后, 全国很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均开始设立音乐治疗室, 进行相关尝试, 使音乐治疗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1989年, 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1989年,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治疗大专班招生;1996年, 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音乐治疗研究中心, 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2003年首次招收本科生。此后, 我国陆续有更多音乐院校和医学院校开设了音乐治疗专业和研究方向, 向全国招收学生。中国的音乐治疗开始了一个新的、迅速的发展时期。今天, 作为一种新兴职业, 音乐治疗师行业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其中。
四、结论与建议
中国宪法发展的历史考察 篇11
1954年制宪过程中移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宪法，在当时是一种必然选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其历史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出来。
关键词：宪法；宪法思考；历史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1954年诞生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共和国宪法的命运就如同共和国自身的命运一样，也是跌宕起伏。回顾共和国宪法变迁的历史，确实有太多的经验值得认真地总结，也有许多的问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正如韩大元所指出的“制宪史是宪法学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对于研究宪法学的人来说，了解自己国家宪法发展历史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宪政是昨天宪法发展历史的延续，也是我们预测未来宪法发展趋势的基础与依据。因此，我们需要以理性与客观的态度分析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宪法命运，并以宽容的精神评价制宪过程中展现其智慧的制宪者的努力。宪法学的发展告诉我们，成熟的宪法学首先以成熟的宪法史、宪法学说史、宪法思想史与宪法制度史的经验与知识作为依托。”①应该说，宪法学界对共和国宪法变迁历史的研究已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重视，也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但仍有一些重要乃至重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前提，而且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本身的全部内容。作为人民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应当基于《宪法》视角，从明确国家的根本性质出发，以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完善和发展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基础，进一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权力交接制度的法治化，并通过落实符合我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换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舍此，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根据十八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样，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建立在此兩者基础之上的各项具体制度，就不仅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前提，而且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的思想，②也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本身的全部内容。
要实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规范国家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就十分必要。其实，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在《宪法》中已经成型，只是没有被清晰地发掘出来。过去，一般认为，我国宪法文本中被称为“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就是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不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宪法都规定了宪法实施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7条、《立法法》第88、90、91条，以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28条等亦规定了宪法监督问题，都是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律根据。但是，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并不具有实效性，其根源，从理解法律文本的角度看，不在别处，而在于过分狭窄地理解了我国《宪法》中的违宪审查制度。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奠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上，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以宪法精神为根据表达出来的，因此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宪法推进，应当通过明确国家的根本性质，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央地关系、权力交接制度法治化及落实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申言之，回归《宪法》、依据《宪法》、通过《宪法》机制培育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注释：
①许崇德.《宪法》，2004年版第70—79页
②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4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献：
[1]韩大元.《新中国宪法发展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2页
[3]戴立兴.《“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分析”》，《探索》，2013年第6期
论维柯的历史发展理论 篇12
历史发展的式样
维柯认为, “历史哲学不应该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 而应深入到历史的深层结构中去。因为过去的‘历史’, 无非是事件的联缀, 只有在结构的共性基础上, 才能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长时期的历史。”于是, 他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 并坚信每个民族都是严格遵照这三个时代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在这三个时代中, 神的时代是最原本的时代, 是创造的时代;英雄的时代是过渡的时代, 是传承的时代;人的时代是繁盛的时代, 也是即将没落的时代。维柯特别重视人的时代, 对其褒贬颇多。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 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彰显, 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奴役, 向原始人的呐喊和贵族的特权说出了再见, 人成为了一种真正的理性的存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种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个人主义悄悄滋生并不断地加以蔓延。于是, 道德的规范开始松弛, 人变得堕落, 迷恋于酒池肉林, 沦落为追求物质和精神刺激的奴隶。除此之外, 他们还享受着无任何人可以约束的自由。这不仅导致了政府权威的丧失, 而且人们的共同理想也随之破灭, 战争连连。为了根治这个痼疾, 维柯开出了两条济世良方:第一, 要靠一个更能干的民族来征服和保存没落的民族, 就像公元5世纪富有朝气的日耳曼人征服已经颓废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第二, “‘如果各民族在那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不幸中腐化下去, 既不拥有土著的君主, 又没有更能干的民族来征服和保存它们, 那么, 天意对这种极其严重的灾难就求助于它的最后的拯救药方’。这种最后的拯救药方就是回到原始野蛮时期的淳朴和宗教畏惧的复归。”这样, 历史就会重新演绎“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的历史图景。
据此, 西方有的学者断然认定维柯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如帕特里克·加德纳和詹姆斯·莫里森就持这种看法。”我国也有一些学者把维柯的历史哲学看作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 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反映”。我们有着与此不同的观点。虽然维柯认为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的周期性循环, 但这种循环并非是一个简单、机械、周而复始的过程, 而是一个能动的、进步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正如柯林武德所言:“这种周期性运动并不是历史通过若干固定阶段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 它不是一个圈而是一个螺旋;因为历史决不会重演它本身, 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
可见, 历史虽然是“重复的”、“循环的”, 但这种“重复”和“循环”是在不同的层界中完成的。它们并不像奥古斯丁所讲的那样是“毫无希望的”, 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合法形式 (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 以其宿有的使命 (教育和治愈人性的堕落) 向前迸发的。从根本上讲, 这是在保存人的基础上来拯救人。回到原始的、野蛮的神的时代, 这时我们所遇见的“野蛮”, 并非是历史上的野蛮, 而是能使人克服过度文明化的“野蛮”。这种回归虽然没有把世俗的历史从其“宿命”中解放出来, 但是我们却可以自豪地说, 它拯救了人类免于文明化的自我毁灭。那么, 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复”和“循环”呢?这就是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问题。
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
历史的发展呈现出“重复性”和“循环性”, 这还只是停留在宏观上、表层上的认识, 并没有从微观上、深层上触及到整个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所以, 要想认清整个历史发展的全貌, 就必须掘发隐藏于历史背后的更持久的、更深层的东西。维柯不仅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理论问题, 而且在创立历史哲学的过程中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如有些学者所言:“随着维柯历史哲学的创立, 人们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理解就逐渐抛弃了偶然因素的影响, 转向隐藏于历史背后的稳定的、深层的东西。”
1. 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
维柯把人性的恶视为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 “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地论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人。”而这一观点在西方哲学史上早已有之。
在文艺复兴时期, 马基雅维利就从人的这种永恒的恶的本性出发论证了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他在其政治学名著《君主论》中明确指出:“关于人类, 一般地可以这样说, 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 是伪装者、冒牌货, 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此外, 这种恶的本性还是永恒的, 谁打算预见未来, 谁就必须注意过去。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 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与过去的事物相似。情况之所以如此, 乃是因为它们是由永远具有同样激情的人们作出的, 所以结果也总是同样的。因此, 谁掌握了哪个国家的历史就能预见哪个国家的未来。即使如此,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马基雅维利把人性的恶视为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是缺乏系统性和概括性的。他只是从外延上描述了人性的恶的外部表征, 并没有从形而上的高度概括出人性的恶的内在品质。而维柯做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三种邪恶品质:残暴、贪婪和权势欲。”这样一种形上概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与此同时, 维柯还看到了追求私人利益的自私欲, 并且把它也列为人性的恶, 阐释了它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如霍布斯所言:“任何人的自由行为, 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对自己的好处”。经验论者休谟也有着与霍布斯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利益所支配的, 并且甚至当他们把关切扩展到自身以外时, 也不会扩展得很远;在平常生活中, 他们所关怀的往往也不超出最接近的交友和相识。这一点是最为确定的”, 而“没有政府的社会状态是人类的最自然的状态……只有财富和所有物的增加, 才会迫使人们脱离这个状态。”可见,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休谟都是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 并把它作为基础来论证历史发展的。维柯敏锐地扑捉到了这一点, 在对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时代的描述过程中也渗透了作为人性的恶的私人利益对社会历史发展其推动作用的观点。
在神的时代, 懵懵懂懂的原始人还没有真正的主体意识, 他们的本性是自我保存, 为了维持自我的存在可以不惜一切, 因此他们是凶狠的、冷酷无情的。在英雄时代, 人们逐渐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属性。这种主体属性表现为:在城邦内, 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 不可避免的要屈服于贵族的权威;在城邦与城邦之间, 他们通过不断的战争征服其他城邦以实现自己的私欲, 要么加官进爵, 要么博得丰厚的奖赏。在人的时代, 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彰显, 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的“合法”情欲而创建了家庭, 实现了种的繁衍。接下来他们为了追求个人私利而从事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千方百计地进行资本积累, 结果导致了生产和经营的无政府状态, 定期或不定期地爆发经济危机, 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可见, 正是这些追求个人私利的邪恶品质推动着人的进化和历史的发展, 整个历史的发展就是人们不断追求个人私利的这种恶的本性的过程。然而, 维柯认为作为历史发展内驱机制的这种恶, 并非仅属于个人, 它也是阶级的, 更是民族的, 表现为阶级斗争。
2. 历史发展的外驱机制。
由于人的本性是对个人私利的执着追求, 当这种追求以群体的状态展现出来的时候, 就表现为阶级斗争。它作为历史发展的外驱机制, 对历史发展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科学》中, 维柯就把三种社会制度的更替和三个时代的循环与社会变革关联起来, 而社会变革又通常是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起初, 疯狂的原始人为了争夺领土和食物而不断地进行血腥的厮杀, 结果是强者控制了弱者, 使他们分别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地位, 实现了强者的自我保存。正所谓那里有压迫, 那里就有反抗。被奴役者为了摆脱自己的奴隶地位不断地进行反抗, 以获得新生。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 奴隶主就需要组装一架庞大的暴力的机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实现自我保存。这样国家就产生了。到了英雄的时代, 贵族对平民的剥削和压迫更是变本加厉,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婚姻和财产等方面的特权。于是出现了平民反抗地主的斗争, 最后, 通过土地法、婚姻法而获得土地所有权和正式结婚权等, 这就是这场战斗的硕果。这些权利原来均由贵族独占, 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人类心智的进一步发展, 各族人民中的平民终于认清了这种英雄政体的虚妄, 理解到自己和贵族具有同等的人性, 于是就希望得到城市市政方面的平等权利。由于这些人民终于要成为主人, 天意就导演了一段长期的平民对贵族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平民获得了相应的权利, 贵族的特权由此平民化了, 英雄的时代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让位于人的时代。自由民主作为人的时代的第一种政体形式, 它极力渲染自由和平等的气氛。但维柯认识到, 这种“自由”和“平等”并非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它们是抽象的、虚幻的, 是统治者杜撰出来的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幽灵。在民主政体下, 并没有化解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少数富人和大量穷人散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到突破了量的规定性时, 必然爆发新的阶级斗争。即便可以像人民所希求的那样, 权利可以在人民中间分割成许多最小的部分, 那么, 权利的整体就容易被一些号称拥有民众自由的人所接管。这样, 专制君主就最终登场了。而君主专制制度的出现势必也不能维持它长久的统治。因为权利的高度集中必然会导致统治者的独断专横, 人民不愿照旧维持这种生存状况, 统治者也难以照旧维持这种统治, 所以, 新的阶级斗争又爆发了。整个历史就在这种枯燥、乏味、无休止的斗争中向前迸发。
维柯不仅看到了阶级斗争作为外驱机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而且还深刻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 指出了阶级斗争的根源是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例如, “农业是贵族政体的基础”, “贵族政体把财富都归贵族阶层内部独占, 因为财富可以加强贵族阶层的权力”。“而宗教和法律无非是‘贵族保护自己的经济私利和统治平民的武器’, 有了这些武器, 贵族就能把平民困于横征暴敛的枷锁之中。平民为了自身的利益, 才与贵族进行斗争。贵族占有了太多的土地, 就把平民置于饥饿和屈辱的地位;平民则不断争取自己的财产权利。这就是说, 一切阶级斗争的背后都有利益上的冲突。例如, 罗马贵族之所以拒绝革拉古 (Gracchi) 颁布的土地法, 是因为他们不愿让平民有扩大财产的权利, 不肯让平民富裕起来。又如, 平民之所以要求获得正式结婚权, 是因为有了结婚权就可以有直接继承人, 就可以让自己的后代继承土地和财产。可见, 政治斗争和法律斗争无非是经济利益冲突的继续, 因为人们最终关注的是财富和经济利益;只有当法律和政治问题涉及自己的私人利益时, 人们才会全身心地关注它们。”
由此, 维柯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及其历史必然性, 着重分析了作为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的经济利益在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着的重要作用, 被誉为“阶级斗争学说的祖宗”。这一光辉的思想为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历史发展的终极机制。
虽然人性的恶和阶级斗争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维柯并没有把它们看作是历史发展的终极驱动力, 而是请出了“天神意旨”。
众所周知, 从中世纪开始中经文艺复兴直到近代初期乃是神学历史观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在这漫漫长夜中, 由于人们无力摆脱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压迫, 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又在其现有的知识框架内无法得到合理的阐释, 于是在头脑中就产生了上帝和灵魂。他们不仅把历史看作是天神意旨的实现, 而且还把“上帝的计划”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此, 让我们想起了中世纪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 奥古斯丁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部上帝的国度取代人间的国度的历史, 是一部得救的历史” (何兆武语) 。他认为, “罗马人原先信仰的宗教不能保佑人民不遭祸患, 国家人民的幸福都是由创造人类的上帝做主的。他用古希腊、古罗马及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史事, 说明每个民族的命运并不操在命运之神手中, 而是由上帝主宰的;罗马的灾难是由罗马的罪孽招致的。然后他详细论述说, 自从人类始祖亚当背叛上帝之后, 就产生了两种人和两种城市。上帝所选择的得救之人构成了上帝之城, 为上帝所摒弃的人则组成了尘世之城的社会。上帝之城将最终战胜尘世之城。上帝之城的人升入永恒的天国, 尘世之城的人堕入死灭的地狱。一个人能否得救, 他自己并不知道, 也不依据他在尘世中的功过, 整个人类历史也是上帝预先计划好的。”可见, 奥古斯丁用“上帝的计划”来表征整个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维柯的“天神意旨”虽然貌似“上帝的计划”, 但其所阐释的内容却完全不同。由于人们盲目地追求个人的私利, 必然导致历史秩序的混乱。正如维柯所言:“人类由于受到腐化的本性都受制于自私欲或自爱的暴力。这种自私欲迫使他们把私人利益当作主要的向导, 他们追求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事物, 而不追求任何对伙伴有利的事物, 他们就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欲控制住或引导到公道的方面去。”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人类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不仅创造了历史, 而且还将不断地把历史引向公道。因此, 在人的自私欲和阶级斗争的幕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终极的驱动机制, 它规制和范导社会历史生活, 这就是天神意旨, 是所有神灵的本质特征。只有借助于天神意旨, 才能把人控制在家庭、民族、国家和人类内部。换言之, 天神意旨使人在“娶得了妻子, 生了儿女之后, 就希求自己的和他的家庭的福利;进入了公民生活之后, 他就希求他自己和他所属的那个城市的福利, 等到那个城市的统治推广到若干民族, 他就希求自己的和民族 (或国家政权) 的福利。如果若干民族由于战争、合约、联盟和通商而结合在一起, 他就希求他自己的和全人类的福利。”这样, 天神意旨作为神明立法, 就从人们各自寻求自己的满足的情欲中, 从野蛮、贪婪和野心中, 创造出了战士、商人和统治者的德性和各民族的自然法。“天意使这种将会把整个人类从地球上铲除的自然恶行, 转化为一种公民幸福, ‘因为事物由于其纯自然的秩序是不会安静下来, 不会持久的’。”可见, 天神意旨作为一种自然法, 它必须根植于人的本性, 才能整治社会的混乱状况, 以至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对历史发展动力论的阐述中, 我们不难发现, 为了解决理论和事实的矛盾, 维柯最后不得不请出“天意”, 从而滑向历史唯心主义, 这是由于他自身的阶级属性和当下时代特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 他的阶级斗争学说仍旧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不仅照亮了思想家的历史征程, 而且为
摘要：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深入调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 维柯提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一致的。这种规律性和一致性, 在宏观上, 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式样呈现出一个不断循环、周而复始的过程;在微观上, 表现为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