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共12篇）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篇1

摘要：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的基本诉讼制度之一, 在其发展的80多年间, 为提高我国公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律适用能力, 维护社会法治, 保障司法公正、民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新的形势下, 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展现出了不足与缺陷, 陪审员制度该如何与时俱进, 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服务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历史,陪审员制度发展

1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历史发展

陪审员制度是指在审理案件时, 从公民中挑选出除相关司法人员以外的人担任陪审员, 参与案件裁判工作的制度。人民陪审员是指被挑选出来的参与案件裁判工作的参与人。陪审员制度最早在英国盛行, 后来由于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殖民活动, 逐渐传入美洲和亚洲等地区。陪审员制度经过几百年特别是近两百年来的发展和变革, 主要形成两种陪审员制度形式——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度。陪审团制度主要被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 如英国、美国。而参审制度则主要被大陆法系国家采用, 如欧洲的德国、法国, 同时我国也采用参审制度。按照英美法系的陪审员制度, 是指在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过程中, 由当事人选择陪审团, 由陪审团负责对案件事实判定, 由法官适用法律作出最终裁判的制度。历史上的陪审团制度, 包括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 在当今的英美两国, 主要适用小陪审团, 特别英国主要是在刑事法院初审公诉罪时使用。20 世纪80年代以后, 英国在民事诉讼中, 除个别特定案件或经当事人申请外, 一般不再采用陪审制。另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参审制。所谓参审制, 是指本身不从事法律行业的参审员与职业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 共同就事实和法律问题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在参审制中, 参审员和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审判庭, 职能分工不区分, 共同审理案件, 行使审判权。

2 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法律是国家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 具有强制性, 任何一种的社会规范, 都有一定的强制性, 都有某种保证其实施的社会力量。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 是普通公民通过国家司法机关的组织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制度, 意在利用没有经过专门法律学习和法律实践经验的普通公民参与案件审判, 认定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 同时监督审判机关法律运用的准确性。陪审制的本质在于:避免法律与道德分家, 司法与社会的分离。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法律及其运作体系都有其独特的专业性, 虽然法律正在被越来越多地推广, 但这种形式毕竟比较抽象和枯燥, 真正掌握专业法律成为律师、检察官、法官的还是少数。一方面法律有追求学术研究和理论探求的需要, 这是专门法律从业者及研究者的工作。另一方面法律也有被广大公民认知了解以直到深入运用的要求, 法律产生于社会生活的需要, 如果离开了社会实际而过于追求理论和学术上的繁荣, 法律制度和法律职业脱离实际, 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无花之果。陪审制的优势在于非专业的陪审员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和基层不同行业工作的性质更能代表广大公民对法律问题的解读和认可, 在法律问题上也会有社会道德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 他们拥有与专业法律从事者所不同的社会一般人关于公平正义的朴素观念。他们既是顾问也是监管者。

3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不足与缺陷

从1930年起,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 从其本源上看, 来源于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苏联, 因此虽然名称上叫陪审制, 但实质和内容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更为吻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对于保障司法民主, 维护司法公正, 遏制司法腐败, 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人民陪审员制度依然不完善。

(1) 人民陪审员制度缺少宪法保护。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也是我国一切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的根源。在1982的宪法中取消了有关在审判中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 由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做了选择使用的规定, 将决定使用的权力交给诉讼当事人。人民陪审员制度选择权的前提之一是人民陪审制与其他审判形式并存, 而立法者设立两种不同的审判方式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但是作为基本审判制度之一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缺少宪法依据, 在审判实践中随意性较大, 会导致立法者立法目的难以实现。

(2) 人民陪审员缺乏广泛性、结构缺乏代表性。

首先, 人民陪审员的学历要求过高, 将候选人范围缩小到小部分人之中。根据2004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4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 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 我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急剧上升, 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0年的比率也只为26.5%。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可供选择的范围。其次, 在选任的陪审员中很大一部分人集中在事业、党政机关中, 优点在于这部分人普遍文化素质较高, 对法律事务工作比较了解, 有利于法院法官认定法律事实审理案件。但从另外一方面说, 这样也会导致人民陪审员的社会精英化, 不能有效地反映各行各业各类身份人员的意见观念。如在全国2005年4月中旬当选的26917名人民陪审员中, 分别来自的行业数据为:党政机关占46.5%, 企事业单位占33.4%, 其他人员占20.1%。广州近两年选任的人民陪审员共370名中, 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 其中30岁以下及31-40岁的分别为118和114人;学历层次以本科和大专为主, 本科生152人、大专175人, 占总数的90%;职业主要分布在政府部门与企事业单位, 其中公务员109人、企事业88人, 共197人, 约占总数的一半, 而工人、现役军人的人数极少, 共3人, 农民的人数甚至为零, 其余为离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民营企业个体户、无业人员。人民陪审员趋向于社会精英化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 我国法律在具体规定人民陪审员职能时只是笼统概括为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平等享有审判权。职能规定过于宽泛给人民陪审员自身素养提出过高要求。第二, 在司法实践中, 人民陪审员可以届满连任, 法官也更倾向于与相熟悉的陪审员合作, 这也往往会导致“专职陪审员”的出现。这样, 与立法者要使陪审员运用朴素的法律意识和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道德观念来参与审理活动的初衷相违背。

(3) 人民陪审员的具体职能和在何种案件中适用陪审员制度的法律规定还不够完善, 同时, 人民陪审员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培训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也有待改善。

与英美法系比较成熟的陪审员法律体系相比, 我国陪审员制度的法律完善方面还有所欠缺。首先, 英美法系国家规定陪审员在审理案件的职能为:认定法律事实。这是判定案件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基础, 也是法官适用法律的前提。我国规定陪审员在案件审理中的职能是:与法官享有同等的审判权。虽然说这给陪审员以较大的发挥空间参与案件审理, 但事实上也由于职能划分不够清晰,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 没有充分发挥出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的优势, 容易造成“陪“而不“审”的情况。其次, 在英美国家, 所有刑事案件都采用陪审团制度, 而民事案件则视涉及金额多寡来决定是否采用。而我国的法律只规定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至于案件的具体种类和不适用陪审员制度的情况则没有规定, 会导致陪审员对某些案件的监督缺失的状况。第三, 人民陪审员在行使陪审职能, 使用审判权和监督权期间, 如何保密其个人信息, 使生命、财产等不因陪审员的身份而受到威胁、不能做出公正审理, 如果受到伤害又有何种救济, 也是影响陪审员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部分。同时, 在对陪审员基本业务能力和法律程序的培训上, 我国的法律都尚无明确规定, 应有所解决和完善。

4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方向

(1) 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宪法中的地位。

在我国1954年和1978年宪法中都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而现行宪法删除了此项内容,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二款以及三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成为司法活动中采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宪法规定的缺失和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给予法院和法官在按键是否使用陪审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使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受到潜在的威胁, 也导致人民陪审员对法官审理案件适用法律有效监督的缺位。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规定着一个国家的国体政体以及基本制度, 把人民陪审员制度重新写入宪法, 从宪法的高度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体现一个国家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 更是一个国家集体法制意识和法制化程度的体现。在宪法的高度下确定人民陪审员制度, 就是承认公民在国家权力泛滥时有保护自身与之对抗的途径和方法, 在司法机关盲目使用自由裁量权阻扰陪审程序, 诉讼当事人可以援引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单行条例的规定, 对损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 要求停止伤害。这也是一国公民法律意识和对国家权力监督的公民意识的体现和所在。

(2) 扩大陪审员的可选择范围, 合理降低陪审员学历要求, 使陪审员更具代表性和广泛性。

根据目前我国法律2004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4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 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可选的人员范围。作为借鉴对象, 美国的规定是:只要具备美国公民身份、年满18岁、未曾触犯重罪或现时未受重罪起诉等条件, 即可担任陪审团成员。陪审团成员无种族及性别之差别待遇。在美国, 陪审阶级是平民, 决定了陪审制度的性质是民主。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凡年满23岁, 具有读写法语能力, 享有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家庭权利的男女市民, 且无法律所列举的无资格或不能兼任的情况的, 可以担任陪审员职务。”可以看出,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员制度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度对于陪审员资格的认定都没有特别规定需要达到多少的学历层次, 而是认定只要具有读写识字能力, 依法享有政治权利和达到法定年龄均有资格成为陪审员。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更好地保障司法民主, 维护司法公正, 更应让更广大的公民参与其中, 因此陪审员制度是公民监督司法运作的工具, 不应只掌握在精英手中。笔者认为, 我国只要达到基本教育年限, 具备读写识字能力, 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和无犯罪纪律, 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均可成为人民陪审员。

(3)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律, 制定规范人民陪审员职能范围、规范使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法》。

《人民陪审员制度法》应该从陪审员制度本身出发, 对陪审员制度的使用条件、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对人民陪审员的候选人资格、职能划分、人身财产权益的保护, 职务的选举程序和任职年限等做出明确规定。同时, 还要保护诉讼当事人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选择权。因此, 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保证实施, 从公民广泛参与司法活动和对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监督, 从而达到立法者寄希望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来维护司法公正, 保障司法民主的立法目的, 也是我国法制社会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志。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 我们不仅仅只把陪审制度当作司法制度看待, 而应把它看作一项独立的民主制度。作为一项民主制度, 它可以把人民本身, 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高到法官的地位, 这实际上就是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可以通过制定完善单行法规来真正确保制度施行的有效性、广泛性与严肃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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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篇2

专业： 姓名： 学号：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事例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起着推动作用的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它包括一切对历史发展起着促进作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民群众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主体，都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和劳动知识分子。

通常在历史舞台上，人们通常把少数英雄人物的作用尤其是他们的意识的作用加以夸大并绝对化，把默默无闻的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历史活动置于视野之外。是因为少数人从事政治统治、垄断精神文化生活，少数剥削阶级掌握经济、政治权利，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似乎他们在为所欲为地主宰历史。多数人民群众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并处于私有制社会无权的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其积极性备受压抑，其历史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和历史的承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展中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我们不能否认这是铁一般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现在就让我们谈谈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总的来说，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是具有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愿望的社会力量，是主张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例如在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农民迫于残酷的剥削压力进行起义，虽没有取得胜利，推翻秦朝的统治，但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又例如清朝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剥削，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量。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了历史发展的结局。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因而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个问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作用的第一点表现。

第一，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自然资源是一种天然财富，只有经过劳动群众使用一定工具，进行艰苦的劳动，以自己体力和智力投入到生产中，才能创造出物质财富，才能把天然财富变成社会财富。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不创造出物质财富，人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就不能发展。

第二，劳动群众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物质财富都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

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①人民群众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为人们从事一切精神生产提供了物质前提。

劳动群众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为人们从事一切精神生产提供了物质前提。无论任何人，要从事精神活动，都要有物质前提，即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手段，而它们都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如果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就无法进行。②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产生的源泉。

第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根源和依赖于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事例一：明代著名的《本草纲目》，就是总结了历代的药物学家、医学家和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经验，特别是药物经验，而由李时珍经过27年艰苦劳动，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所完成的药物学巨著。

事例二：西汉后期的《汜胜之书》，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元代的《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是直接总结劳动群众的农业生产和饲养经验写成的。

第二，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蕴含着文学艺术的丰富矿藏；即使作为精神财富生产重要工具的语言，也是人民群众的创造。

事例一：屈原的《离骚》《九歌》直接取材于远古时代人民群众创造的神话和传说。

事例二：《水浒》《三国演义》《西厢记》《浮士德》等世界名著，都是在民间口头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修琢提炼而成。

第三，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本身就是直接从劳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他们亲手完成了许多宝贵的精神产品的创造。

事例：中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明代大药物学家李时珍，近代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英国电磁学家法拉第，发明电灯、电影、留声机的爱迪生，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是杰出的代表。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产生的源泉。

③劳动群众还直接创造了精神财富。

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作者是瞎子阿炳，原名华彦钧，1893年生，江苏无锡县人。一生坎坷，献身音乐，终成杰出的民间音乐家。他创作演奏的二胡、琵琶乐曲《听松》《寒风春曲》《二泉映月》《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瑰宝，在国际乐坛上享有很高声誉。《二泉映月》以悲愤激昂的音调，倾诉了对世间不平的控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被列为世界十大名曲之一，被美国宇宙探测器带入太空播放。华彦钧本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一位名人。在我国像华彦钧这样杰出的民间艺术家为数还不少，这充分说明：劳动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由于物质前提是劳动群众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源泉是劳动群众提供的，有些精神财富还是劳动群众直接创造的，所以说，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主体作用。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更替，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都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发地实现和完成，都必须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且我们坚信这时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越高，社会变革就越彻底，越深刻，历史任务就完成的越顺利。奴隶起义、农民起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人民群众参与的社会革命。由此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和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原因基于：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上存在剥削与被剥削、政治上存在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所致。其意义或作用在于：沉重打击了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反动统治的秩序，有力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说明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工农劳动群众始终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其意义或作用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都加速了历史向前发展，社会制度发生了新旧更替，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取得伟大胜利。其意义或作用是：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是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又一伟大事件。

用毕生书写人民航空的历史 篇3

投身大革命选定奋斗方向

1899年8月3日，王弼出生于江西省永修县三角圩流岭王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农忙下地干活，农闲在本村开馆教书，是个典型的耕读人家。王弼自幼聪敏好学，开始跟着父亲读书，由于家境贫寒，一度辍学，后在伯伯叔叔帮助下，父亲又卖掉两亩薄田，勉强供他重新读书。1918年考取永修县立高级小学，半年后，考取江西省立南昌第一师范学校。

“五四”运动期间，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了南昌的学生运动，向群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贴标语、撒传单，参加游行示威，与深受新文化思想影响的进步同学学习马列理论、相互研讨学问。1923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家乡含英小学当老师，并同时在搬运工人、铁路工人、店员和作坊工人中办工人夜校，进行革命宣传。同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后受党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弼是当时江西省委选派的五名学员之一，和向警予、王稼祥、傅钟、李卓然、伍修权、张琴秋等我党早期著名革命青年一起由水路取道海参崴，再转火车赴莫斯科，于1925年10月到1927年9月参加了两年俄语、马列理论、革命发展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学等课程的学习。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然而国民党叛变革命，堵死了在国内黄埔军校、广东航校培养军事人才的道路，于是，决定在中国留苏学生中挑选一部分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转学军事，要求凡愿意学习步、骑、炮、工兵和海军、空军的同志，可以自己选择专业。王弼从小就立志为祖国强大奋斗，选择了空军，遂于1927年9月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1929年9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科夫苏联空军第20纵队，历任上尉机械师、准校工程师，后又被分配到飞行航校修理厂任副科长和少校总检验师。1933年9月，与常乾坤一同考入苏联空军最高学府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工程系，学习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一开始由于数理基础差，学习很吃力，但他不畏困难，顽强钻研，埋头苦读，不但成绩不断提高，而且超过了许多苏联同学。终于以优异成绩完成了5年课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王弼和常乾坤报国心切，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提出回国参加抗日的请求，得到中央同意，在没来得及参加毕业典礼的情况下，于1938年9月离开莫斯科回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根据党的指示留在新疆工作。

发展航空的火种

抗战初期，新疆督办盛世才出于政治投机的需要，对外采取反帝亲苏的政策，对内邀请我党派干部到新疆工作。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决定利用盛世才的航空设备和国共合作的局面，派人到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培养我党航空人才，为创建自己的空军打下基础。1938年从西路军抽调25人，从延安调来18人加入航空队。党组织拟派刚从苏联回国的王弼、常乾坤到航空队担任教授，但由于盛世才的反对未能实现。于是决定二同志留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为我党在航空队学习的同志业余补习功课。这批同志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他们有高度的思想觉悟，但文化知识基础不高，王、常二人对培养这些航空人员高度负责，他们克服新疆反动当局的阻挠，亲自翻译、编辑、油印教材讲义，为他们补课讲授飞机和发动机原理等课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编写了《航空发动机原理》、《航空仪器学》等许多航空理论书籍，对他们的学习帮助很大。

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党中央从战略出发，决定组建机械工程学校，为我军技术兵种建设准备干部。同年11月，王弼、常乾坤等奉召回到延安。调回延安仅半个月，他们便向党中央呈报了建设中国空军的建议。他们的意见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他们。毛主席肯定地说：“热爱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要有决心和耐心。”并风趣地对王弼说：“我国历史上也有个王弼，和你同名同姓，他是个文人，你是武将，你这个武的要争取胜过文的。”

1941年1月，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军委航空工程学校，王弼任校长，常乾坤任教务主任，校址选在安塞城西侯家门一所学校的旧址，教、学员共有100多人。还抽调了一批原学过航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组成高级班，并兼任文化教员。学校开设了航空基本原理、航空机械知识和政治、文化、俄语等课程。不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因无法得到苏联航空器材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办航校计划中止，工程学校并入抗大三分校缩编为工程队，王弼任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工程科主任，负责工程队的教育工作。后抗大三分校撤销，成立延安军事学院，王弼任工程系主任兼工程大队长。1943年军事学院与抗大总校合并，工程队编入俄文学校，王弼任俄文学校秘书长兼教员。王弼在组织机构多次变化的情况下，对落实党中央关于培养、储备航空干部表现出很强的事业心，做了大量工作。在延安物质生活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除坚持教学，还带领大家开荒种地、纺线烧炭，其中的许多学员后来成为我军诸兵种合成建设中的重要骨干，为我空军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人才基础。

1943年11月至抗战胜利，王弼任中革军委作战部空军组组长、高级参谋。空军组的任务之一，就是广泛调查和搜集各条战线上的航空人才，组织航空干部队伍，迎接新的任务。他还兼任延安飞机场建筑工程处处长，组织设计施工队伍修建机场。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没有水泥和筑路机械，王弼依靠党的领导，发动延安军民，用车推肩挑运砂石，以滚动巨石代替压路机，严格检查质量，凡不合格一律返工，终于将一条长2000米，宽30米的砂石三合土跑道扩建成功。搞航空，在许多人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时候，王弼以扎扎实实地行动将宝贵的航空火种点燃、扩展，为以后这些航空火种在全国的燎原做出了含辛茹苦的奋斗。

王弼在苏联留学时便成了家，爱人是苏联人，生有子女，回国时由于国内环境险恶，家庭暂时分开。卫国战争爆发后，王弼与苏联夫人和子女彻底失去了联系。朱总司令对王弼的个人问题很关心，和夫人康克清撮合将刘少奇的侄女杨光介绍给王弼。1945年3月王弼和杨光结婚，刘少奇、朱德等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毛泽东写了“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的赠词表示祝贺。

培育幼苗的园丁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利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我国东北的航空设施，建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我党的航空人才。8月30日，在延安主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召见王弼，指出：“东北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基地，估计该地航空器材很多，这是我党着手创办航空事业的一个有利条件。因此，党中央决定派一批懂航空的人员去东北，先摸清航空方面的情况，接收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校作准备。”不久，我党经过十几年积蓄的30多名懂航空的干部，分三批先后奔赴东北，执行创办航空学校的艰巨任务。王弼被任命为航空干部队队长，9月2日率第一批人员飞张家口，不料飞机在张家口着陆时发生故障，无法修复，他留下来担任晋察冀张家口航空站站长。1946年初，才带领一批干部赶向东北。很快他与常乾坤率领的人员在辽宁阜新汇合，又带领一部分同志去北满搜集器材、查看机场。在1946年5月之前的短短几个月里，他们踏遍东北30佘个城市的70多个机场，搜集各类飞机120余架，发动机200余台，仪表200多箱，油料数百桶。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校长，王弼被任命为政治委员。

因战局关系，航校不久即转移，落户在王弼事先勘察的最好机场——牡丹江机场。11月，最终迁至东安（今密山市）机场。在敌人封锁下建设航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困难重重。不少飞机都是缺翅膀少腿，只能东找一个机壳，西找一只轮胎，东拼西凑，修理代用。在王弼带领下，航校迅速建立了机械厂、材料厂、修理厂，到1948年已有各种修好和待修的日式飞机93架，发动机193台，为学校进行训练创造了条件。

办航校，人才是第一位的，王弼十分珍惜人才。航校成立后，接收了日本侵华空军在东北的一个飞行部队，加上其他日籍航空技术人员，共344人。校党委没有按战俘对待他们，技术上尊崇他们为老师，让他们享受留用人员的待遇，政治部还设立了“日工科”，专门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在飞行训练和机务修理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王弼还领导成立了航校机械技术研究会，并担任主任委员，学习技术研究疑难问题。他还亲自编写《航空发动机学》，担任技术课教员。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学校共编写教材31种。1948年7月，随着航校学员的逐渐增多和日式飞机的逐渐破旧，航空器材一时接济不上，他组织一部分技术力量，经过理论分析计算和材料准备，在哈尔滨试制了“八一”式101号滑翔机并试飞成功，为培养大批飞行预备人员创造了条件。东北航校从创建到1949年，共培养出各类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领航员24名以及机械员、气象员、通信员、仪表员，为新中国空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空军参战的指战员，大都出自东北航校学员，其中包括击落敌机9架的空军英雄王海，击落敌机4架的张积慧，击落击伤敌机7架的刘玉堤等。

筹建人民空军

航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饱含了王弼的大量心血。1949年3月，中央电令航校领导赴西柏坡作专题汇报，常乾坤、王弼代表航校党委向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有关领导汇报了航校建设情况。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赞扬说：“很好，了不起，了不起！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

会后，中央成立了军委航空局，常乾坤被任命为局长，王弼被任命为政治委员。航空局先后接收国民党在大陆各地的飞机30架，发动机268台，汽油13684桶，汽车71辆和大量军用物资，还接收了飞机修理厂、配件厂、降落伞厂，通信器材厂，和数千国民党航空技术人员，其中大多数参加了人民空军的建设。航空局还先后接收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43个机场，并组织力量抢修机场设施和跑道，逐步开辟了北平-上海，北平-武汉等10多条民航航线。

1949年5月，国民党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并对我华北、华中等地进行骚扰。8月王弼奉命在航空局组建作战飞行中队，下辖三个分队，驻北平南苑机场，担负战斗值勤，保卫北平的安全和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后来飞行中队增添了飞行、机务、通信人员和设备，成立了航空运输队。开国大典时，飞行中队还担负了受阅任务，以17架的飞机编队和航校飞机一起飞越天安门广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49年7月，中央决定正式建立空军，指定刘亚楼负责，王弼和吕黎平参与，落实筹组工作。7月20日，毛主席接见了刘亚楼、王弼、吕黎平等，决定派他们赴苏谈判，商谈苏联帮助我国建立空军和其他航空事业。王弼是航空工程专家，业务精通，情况熟悉，在培训空、地勤人员比例，开办航校数目、规模、布局、器材、设备购置以及有关航空理论教育等问题上，对谈判方案的拟订提出了关键性重要意见。临行前毛主席为他们赴苏践行，高兴地举杯预祝他们胜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到达莫斯科后，他们与正在那里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汇合，与苏联武装力量部进行了第一轮会谈。经过三次谈判，苏联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援助中国建设空军的计划，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1949年11月，空军成立，王弼被任命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空军工程部部长，1951年改任空军副司令员。在空军的政治建设和机务部队的建设上做了大量打基础的工作，直接参加了组建新的航校和部队以及组织支援抗美援朝的工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航空工业的奠基石

20世纪50年代初期，空军开展了一场反对机务干部争夺第二把交椅的大批判，作为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工程部部长，王弼成为批判的重点，因此，岗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2年1月，他转业到地方，到新成立的航空工业局担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从职务上看，吃亏了许多，但王弼不计个人得失，听从组织安排，对国家航空事业的发展和强大从未放弃追求的脚步。王弼长期从事航校教育，到航空局后，领导注重发挥他的特长，仍然分工他负责航空教育。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需要的”指示，他将分散在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十三个航空系进行合并调整，分别组成独立的北京、西安、南京三座航空学院，培养各种航空工业的高级人才。为了使人才配套，王弼积极倡议筹建新的航空中专，经过几次调整，航空工业在全国各地办了15所航空中等专业学校，这些中专生两年后学成成为工厂技术员的重要来源，“文化大革命”前培养了4万多名毕业生。除了培养技术人才外，王弼认为航空工业的工人也应具备较高文化和技术水平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航空产品。他倡导各工厂结合自己的建设和发展开办技工学校，“文化大革命”前培养了毕业生6万余名。1957年5月，《人民日报》以《穷学校能培养出好学生》为题报道了西安航空技校勤俭办学的经验，当时该校勤俭办学是全国教育界的一面红旗，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这一典型的树立是在王弼深入各地检查教育工作中发现的，事后他又及时指导学校总结经验大力推广，对当时中专、技校办学方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弼曾分管过降落伞工厂的工作。建国初，新中国的降落伞生产几乎是白手起家。航空工业局在降落伞的试制上曾遇到过挫折，由于对降落伞生产技术的复杂性和产品质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大批量生产110型救生伞中，产品质量出现严重问题，工厂被迫停工。1955年初，部里决定降落伞厂由王弼直接领导。他率工作组亲自下厂，亲赴上海解决特纺材料的生产与供货问题，还帮助工厂制订保证生产质量的措施。这大大鼓舞了全厂职工的信心，发挥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当年底，试造几年的110型伞和112型伞，经试放鉴定，双双获得成功，很快定型投产。降落伞厂的创建和发展，因王弼的正确指导，奠定了我国生产航空降落伞的基础。

王弼对事业执着专一，作风深入细致。但是由于战争年代在苏联学习长达12年之久，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已融入俄罗斯文化之中，回国后又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基层工作经验不多，对党内路线斗争和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了解较少，因此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耿直、坦诚，比较简单。在创建航校时，因为工作常常与常乾坤不分场合的争论，有时还互拍桌子，即使翻译俄语教材也能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们的互相批评，从来都是摆在桌面上，没有个人恩怨，争论完了就过去了，事后仍然保持纯洁的革命情谊。王弼离开空军后，在朝鲜前线带兵出征的常乾坤闻讯给王弼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对他的离去的惋惜，希望他能重新回到空军。1973年常乾坤因食道癌去世，为了不让王弼过度悲伤，常乾坤家人对王弼封锁了一年多消息。后来王弼得知实情后，将常乾坤的夫人和孩子约到自己家中，埋怨他们为什么不让他和常乾坤见上最后一面，还当着两家人的面失声痛哭。

1964年，王弼因患肺癌做了手术治疗。出院后，以乐观的态度照样坚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虽受到打击迫害，又年过七句，但对当时工厂混乱的局面和飞机在空中频发的事故痛心疾首，为提高航空产品的质量，他到许多基层单位进行调查，和一些老同志探讨原因，登记现象，记录数据，提出措施。1976年3月11日，在经过将近一年调查后向党中央和国防工办写出了“发展航空科研与工业，研制高性能飞机”的建议书。1977年5月，当国防工业领导看望他时，他还专门询问“建议书”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叶副主席了没有？他表示：“我虽年老，但我愿尽我最大的努力和你们一起，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在病中，他还坚持收听电台的自学英语广播，别人觉得不可理解，他说：“我要用英语来看些欧美的航空资料，这样也好为我们自己的航空事业服务呀！”直到1977年8月31日停止呼吸，他为振兴我国航空事业还在不停地奔波、苦干、实干。

王弼参加革命50多年，从事航空事业40年，他早期授业的学生，以后很多人成为新中国空军、民航、航空部、航天部、国防体育的栋梁之材。他以自己的勤恳耕耘和埋头苦干为航空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誉为“实干家”，被尊崇为开辟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

材料来源：

《航空工业人物》第1卷，孟赤兵等著，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为振兴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终生——纪念我国最早的航空工程专家王弼同志逝世20周年》韩明阳著，《航空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篇4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开放程度逐步提高, 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也逐步加深。恰逢其时,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在一路高歌猛进中发展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其中,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的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 双边贸易飞速发展, 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两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

另一方面,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出现不断升级的趋势, 但是基于H-O要素禀赋理论, 从整体上看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存在一定的稳定性。这种中国以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进口美国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 使中国在短期的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从长远的视角来看, 中国实际上有可能陷于“比较优势陷阱”的不利处境。一方面中国不得不承担由巨额顺差而产生的政治压力, 如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 这种贸易结构本身也是不平衡和脆弱的, 比如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中美贸易产生了明显波动,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危机导致需求减少, 实际上也是这种贸易结构脆弱性的一种表现。

2 中美贸易差额的发展及贸易摩擦的演进

2.1 第一个时期 (1980-1990)

改革开放初期, 中美贸易额逐步增大, 并且主要表现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 (图1所示) 。改革开放的政策把中国经济从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释放了潜在的活力。为了加快建设而快速地进行进口替代, 大量进口价格高昂的制造设备, 引进技术等原因造成了对美贸易的逆差。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生产能力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加快, 这个过程也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

数据来源:转引自王静, 中美贸易差额的演变、影响和前瞻性分析, 当代经济, 2004, (1) .

2.2 第二个时期 (1991-2000)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对美贸易开始由逆差转变为顺差, 并且顺差逐步扩大 (图2所示) 。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加工贸易为主, 即由中国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投入品, 进行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 这种贸易模式是符合H-O要素禀赋理论的, 即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 而加工贸易是需要密集使用这种要素的产业, 因此中国在这个产业拥有比较优势。

另外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理论, 在美国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属于夕阳产业, 所以逐步被转移到海外, 而美国自身产业逐步升级, 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发展。中国在这个时期正好承接了原本帮助过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经济起飞的加工业贸易, 在世界产业分工格局里承担起了加工业贸易大国的角色。

然而, 美国由于担心中国威胁其技术安全, 对于向中国出口自己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却格外谨慎, 设置重重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贸易的不平衡, 即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性产品, 而却对中国限制出口其技术密集型产品, 阻碍了双边贸易的互补和良性地发展, 从而逐步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

因中美贸易结构具有一定稳定性, 选择2007年加以考察。可以发现,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结构前十类 (表1所示) 占到了全部进口额的91.8%, 其中排名前三的机电产品、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制品的份额占到了55.8%。具体而言, 主要包括大豆、半导体、飞机零件、工业机械、塑料材料、乘用汽车等商品。中国对美国出口最多的前十类产品 (表2所示) 占到全部出口额的92.2%, 前三项机电产品,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纺织品及原料占到总额的68.5%。具体商品以家用产品 (非电器) 、电脑配件、玩具、服装/纺织品、电信设备等为主。中美贸易的结构所表现出的特点, 基本上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推断。

数据来源:转引自方颖等, 金融危机下中美贸易模式的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 (5) .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别数据网。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别数据网。

2.3 第三个时期 (2001-2007)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 中美贸易总量和差额都持续增长 (图3所示) 。但是中国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 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除了关税壁垒以外, 中美贸易摩擦多以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和限制等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出现, 而美国对华反倾销行业分布与中美进出口金额、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之间存在比较密切和合理的关系, 在中国对美国大量出口顺差较多的领域和中国对美国显性比较优势相对明显的领域, 美国对华发动的反倾销调查是比较多的。 如2005年中美纺织品摩擦引起了广泛关注, 尽管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反对, 但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 (CITA) 还是对多种中国纺织品实行了进口配额限制。

除了基于经济上的考虑, 美国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时候, 还会出于政治的考虑满足一些群体的利益诉求。比如为了获得工薪阶层的选票, 承诺保护劳动密集型产业, 以降低失业率;或者是为拉拢一些财团, 给予相关行业以特别保护;甚至是受到一些游说团体的影响, 而改变相关的对外贸易政策。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的2005年以来, 迫于美国强大的压力, 从2005年的1美元兑换人民币突破了8.0的关口, 到现在已经突破6.5的大关, 人民币经历了一轮大幅的升值过程。这对我国出口导向企业的营销有着巨大的影响, 使得我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大幅削减, 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也相对减弱。这正是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目的之所在, 也是美国一贯以来贸易保护措施的进一步演进。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仅可以免去对个别种类商品逐一发起反倾销调查的麻烦, 而且可以达到扩大贸易保护的对象和范围的效果。此外, 汇率问题牵涉面广泛, 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地联合欧盟、日本等一起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样一来, 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数据来源:转引自方颖等, 金融危机下中美贸易模式的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 (5) .

2.4 第四个时期 (2008-2011.9)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 对全球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背景下, 联系紧密的中美贸易也受到了冲击。冲击传导的途径包括因消费意愿减少而产生影响的需求途径,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的汇率途径, 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贸易政策变动途径。这三种途径的影响是综合性的, 例如, 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减小的时候, 人民币升值又导致中国产品的美元标记价格上涨, 从而使得消费量减少, 变相地达到了贸易保护的目的。

2008年, 中美贸易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放缓 (表4所示) , 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增长率从2007年11.7%降低到5.1%, 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的增长率从2007年的18.2%降低到9.5%;到了2009年, 中美贸易额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出口和进口的增长率分别为-12.3%和-0.2%, 体现了危机的演进和影响的滞后。虽然在2010年分别快速回升到23.1%和32.1%, 但2011年又回落到10.4%和18.4%。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经历了同样一个波动的过程, 2009年跌落到最低点-14.8%。

危机对中美贸易差额产生了如此明显的影响, 除了危机本身固有的因素以外, 还应看到与中美贸易结构的特殊性也息息相关。中美贸易的结构虽然在理论上是互补互利的, 但在现实中却缺乏良性循环的要件, 即双方不能同时从贸易中获得相当的利益, 从而美国参与贸易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 美国间歇性地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 一旦经济环境有变, 美国便会更加积极明显地倾向于贸易保护。这使得中国处于十分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也使得美国在打压中国贸易顺差时更加肆无忌惮和不择手段, 这也是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别数据网。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别数据网整理而得。

3 直接对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差额间关系的研究

关于人民币升值在会不会以及会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贸易差额, 有很多学者直接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在此可以作为补充说明。

如刘晓惠、赵忠秀通过对1980年-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实证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分析认为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不是很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 人民币升值不但不会减少中美贸易差额, 反而会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增大。并提出了中国对美国相对劳动成本变化, 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不断提高等可能性。

张坤在分析汇改后月度数据的基础上, 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并认为这一与传统理论相悖的结果的原因可能包括心理预期, 贸易结构, 价格竞争, 美对华出口限制, 中国内需等因素。最后提出仅仅以人民币汇率来解决中美贸易差额的问题, 效果是极为有限的, 诸如中国内需问题以及美对华出口限制问题严重制约着汇率调节贸易收支的能力。

孙露晞, 黄楠对10类行业中美两国1996年至2010年双边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后, 发现尽管不同的产业部门对汇率的敏感程度不同, 但从长期来看,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中美主要贸易部门的贸易余额的影响不显著。中美双边贸易对汇率不敏感的原因在于, 由于两个的产业结构差异, 中美双方的贸易总体上是互补性强, 竞争性弱。贸易差额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购买力的差别和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的差别。

4 结语

中美贸易的发展, 伴随的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美国不愿意正视中美贸易差额产生的真正原因, 即无视中美因自身发展情况的不同而产生的在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 限制向中国出口自身拥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反而试图用一系列贸易保护的手段来减少贸易差额, 不论是反倾销还是迫使人民币升值, 都只是对这种错误的继承和演绎。

人民币汇率问题既然不是中美贸易差额产生的根源, 那么人民币升值无疑也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差额的实质性问题。反而, 人民币过度过快的升值, 不仅会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而且也会实际上造成美国消费者福利的流失, 收益的可能只是一些在美国不能以较高效率进行生产的企业或利益集团。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美国抛弃贸易保护的思想, 放开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 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与中国进行互补的贸易。这样不仅可以使美国获得现实的利益, 即减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还可以使美国不必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来防范中国, 从而使其远离阻碍自由贸易的批评。

其次, 从中国的角度, 应该把握好节奏, 使人民币的汇率平稳有序的调整, 稳步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 为产业调整和升级争取足够的时间, 加快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模式转向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为主的贸易模式, 从而发展与美国的产业内贸易, 这不仅是在中美贸易中摆脱不利地位的有效途径, 更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受到来自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挑战下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杜厚文, 彭志文.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2) .

[2]李强, 唐磊.中美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9, (6) .

[3]王静.中美贸易差额的演变、影响与前瞻分析[J].当代财经, 2004, (1) .

[4]福布斯中文网[EB/OL].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109/0012167.shtml.

[5]焦芳, 白桦.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行业分布与中美贸易结构的相关性分析[J].金融与经济, 201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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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颖等.金融危机下中美贸易模式的转变[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 (5) .

[8]刘晓惠, 赵忠秀.汇率变动与贸易差额[J].时代经贸, 2007, (12) .

[9]张坤.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关系——基于汇改后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情况, 2010, (6) .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篇5

义曲折发展时期（人民版）

一、内容及其解析

1．内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1）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2）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2）“反右倾”斗争和三年经济困难；（3）七千人大会和十年建设成就 ；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开始；（2）全国夺权和二月抗争；（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4）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5）**中的国民经济；（6）20世纪70年代初期对外关系的新成就。

2.解析：社会主义建设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党尚未认识到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艰苦的探索。1956年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及对他的个人崇拜。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苏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也由此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更加注意总结本国建设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产道路。由此，苏共推行反华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加之后来“左”倾错误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困难，但仍在曲折中前进。

二、目标及其解析

1.目标：（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2）.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2.解析：本单元内容在近三年高考中均有所体现。从考点分布看，主要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9---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中共八大；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邓小平全面整顿；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尖端科学技术及外交上的主要成就等来命题。

三、教学问题诊断分析

1.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比较紧张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成功之处反映我们党执政能力水平高；探索的失误，一方面原因在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缺乏建设经验，修改了中共八大的路线，另一方面也受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2.探索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使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片面追求高速度，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

四、教学过程

问题1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了，为此，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什么样的经济建设方针呢？

设计意图：就整个世界而言，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形态，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中国的国情与苏联的不同，不能教条地照搬 苏联的做法。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当怎样建设，这是一未知的问题。但有一点，那就是制定什么样的经济建设方针，怎样进行经济建设都必须从国情出发，否则就会脱离实际，无法实行阻碍社会进步。所以，中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

讲解：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在谈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说，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就注意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提出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在经济建设上，八大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方针和设想富有创造性，是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一次成功的探索。师生互动：“谷散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诗中反映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现象，主要由于（C）A.经济建设缺乏经验 B.自然灾害迅速蔓延 C.“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D.苏联政府背信弃义 解析：先读材料，根据“青壮炼铁去”“20世纪50年代末”等信息，判断出该事件是“大跃进”运动（或“大炼钢铁”），由此推理便知其原因是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急向“左”转的结果。

问题2 十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有哪两个主要表现?其原因是什么? 设计意图：“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速度两个方面。其原因既有具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中共指导思想方面的错误所致。

讲解：(1)当时的”左倾”错误主要有两个: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我党在这两个问题上一再发生错误,而且两方面互相影响,使探究充满了曲折。(2)这一时期滋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有: ①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封建专制存在的时间长,封建家长制思想很容易侵蚀党的机体,致使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易出现盲目服从。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一直有阶级斗争学说来指导革命,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问题,难以很快转变观念。②急于改变我国落后状况的主观愿望与经济发展的实际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 热情很高,迫切需要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③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想尽可能纯洁革命队伍。④民主、法制不够健全。尤其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和“反右倾”斗争两次运动更使正常的言路被堵赛。⑤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尖锐,于是想加速建设社会主义以便对抗资本主义。

师生互动1：1957年针对整风运动中的过激言论，毛泽东提出了“引蛇出洞”“诱敌深入”“阴谋”等说法，这说明（B）A.党中央继续坚持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 B.毛泽东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C.毛泽东认为走资派已经渗透到党内 D.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 解析：“引蛇出洞”“诱敌深入”“阴谋”等说法说明毛泽东已经将这些过激者视为敌对分子，过分夸大了阶级矛盾。师生互动2： 1958年毛泽东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B）

A.“大跃进” B.人民公社 C.农业生产合作社 D.“红卫兵运动”

解析：解答本题注意两个关键信息，一个是时间“1958年”；另一个是“组织军事华、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反映的生产关系特征的特点-----公有化程度高。根据这两个信息判断毛泽东针对的是人民公社。师生互动：3：人民公社体制约存在了（B）A.10多年 B.20多年 C.30多年 D.40多年

解析:人民公社体制开始于1958年,1978年废除,约存在了20多年。

师生互动4：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这主要是针对（C）

A.土地改革运动 B.社会主义改造 C.“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D.“文化大革命”

解析：这是刘少奇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的话。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整体上是正确的。“文革”期间刘少奇受到迫害，不久就去世了。问题3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性质结果和教训? 设计意图：通过复习使学生对文革的原因、性质、结果和教训有深刻的印象。

讲解：⑴原因: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是“左倾”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果;二是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逐步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的削弱和破坏;三是周边国际形势的紧张,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四是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推波助澜,最终导致了”文

①化大革命”的爆发。1965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这一批判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⑵性质：“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它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建国以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了。⑶后果：文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使民主法制遭到肆意践踏；经济上：使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损失；文化上：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被严重摧残，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横向上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⑷历史教训：一是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偏离这个中心，大搞阶级斗争；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原则；三是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法制，反对个人崇拜。

师生互动1：1966年夏，中共中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要派”。其中的“当权派”是指（B）A.以林彪、江青为首的野心家 B.各级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 C.文艺界的领导 D.犯过“左”倾错误的党的领导人

解析：联系所学知识可知，1966年夏，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时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

师生互动2：当今以口述回忆为基本史料的口述史正悄然兴起。据一位老人在回忆录中提到,1968年火车拥挤,交通堵塞。出现回忆录中这一现象的原因是（C）

A.各地群众纷纷到首都悼念周恩来总理 B.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C.文革”**扩展到经济领域 D.“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解析：题干的关键信息是“1968年”，此时“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严重冲击了

人民　历史 篇6

我体会我们的人民。

他们不是一首诗、一卷画、一支歌和一本史书表达得了的。

每一场历史的演变都离不开他们，就像地球离不开硅和碳一样。他们与历史、金属、石头及无垠的宇宙的星星是一个家族。

我常常感到：历史的长河里，人民搏潮拍浪，摇着前行之撸，拉着粗笨的长纤汗流浃背地爬行在幽深的峡谷。

我嗅到了他们那种同河水融为一体的汗味。

我轻轻地吮吸着，然后激动得满含泪光。

历史为人民所缔造。它具有的，人民也具有。它的每一次沿革，人民都经历过。

石器从打制到磨制，铜和铁的更替，大刀、长矛、火药味，人民也经历过。

是他们，用镰刀割断了旧的历史，用斧头砸烂了旧的世界。

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建立自己的国度和家园，开垦自己的土地，种植自己的庄稼。

在无数次的幻觉中，我见到一匹匹山脉如游动的长鱼，在历史的河中缓缓的前行，北极风在为它吹奏一支支交响曲，珠穆朗玛峰在渐渐的突起，太阳光在融化着山顶的冰雪。

我们的人民在手拉着手在历史的长河里游弋如游鱼一样。大家挨得很近，彼此的力量搭配十分合拍：一股劲地闯着险滩、跃过龙门。

历史是一些认识的、不认识的，远方的、近处的，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人用他们的智慧劳动编撰而成的。

人民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他们肩膀挨着肩膀、脚印踩着脚印、歌声接着歌声、一代脉承一代地创造着留给后代的历史。

崎岖起伏而又多灾多难的国土呵，由鲜血、泪珠、汗滴、骨肉相互酿成的国土呵，由红色、黄色、紫色、黛色泥巴组成的五颜六色的国土呵。

你深沉的胸谷到底容纳过几多冰雪、几多叹气、几多苦歌。

你坎坷的身躯到底沐浴过好多风雨、好多阳光。你究竟听到过多少声的雷鸣，目送过多少行的雁阵。巨变的岁月已经来临，你的心头吼着令人震慑的声音。

你的人民扛着步枪，背着小米，徒步走过你的山峦、你的大盆地、你的大平原的时候。你那痛苦不堪的脸上飘起了和五星红旗一样的欢乐。

茫茫的远山和高原一样扭起了秧歌，跳起了狂欢的舞蹈。

各种爱国力量都聚集在从前尽是灾难的国土上。人民站起来了，天安门上传来了震撼地球的吼声。

要饭的人不再沿街讨乞了，被洋人抽得体无完肤的身子不再受人折磨了。

外国横冲直闯的舰船从内河、沿海悄悄地溜走了，渔民可以安心在自己的河上海域捕鱼了。

公路边、车站旁、村寨里、小溪中，无处不在荡漾着人们的欢声笑语。

还有谁不喜欢这个崭新的日子的来临呢？

那时候，谁不是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大好时代的来临呢？这完全是从来没有过的童话呵。

二

我理解我们的人民。

你还记得一位歌手的故事吗？

他出生在幽静而又古朴的村庄，清清的溪水和紫土地养育了他嘹亮的歌喉，童年时，他常常和黄牛打着交道，躺在大河的岸上用木叶吹奏着自己内心的悲凉——

后来在新的阳光下，他被时代的风吹得如痴如醉。

屹立在河岸上，望着被家乡父老的汗水浸得黄灿灿的山坡，他被第一次属于庄稼人的秋实而感动流泪了。

乡土和父老养大了他。阳光和溪水谱成的歌子融进了他的每一个细胞。

他最爱听庄户人深情地歌唱，老人和妇女的，就是呀呀学语的孩童，他也感到了音乐，他发现每一个人的心头都有一部属于自己音乐。

如果把所有人的歌声融合起来，那将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神奇的交响曲……

……

渐渐地，他沉湎于季风的吹向，他被那些时髦的风吹得心花怒放，从大跃进唱到史无前例。

他自豪地满足地自诩为讴歌新生活。

历史在狂风中旋转着，口号和赞歌填补着时代的物质空虚。苦菜煮着清水的岁月，很多人在红色的标语林里倒下。

他的同乡拖着失去血色的身体在村庄的溪边缓缓移动。歌手回乡见到，蓦然感到自己上当受骗，自己骗了不少的同胞，他的良心在滴血，精神的天平的砝码渐渐失重。

一天夜里他跳进了那条溪水，让清澈的溪水荡涤他骗人的高歌，他的灵魂得到了真正的净化和还原，他也是这个村庄出身的孩子呵，自然造就了他，他又归复了这里善良的母体。

白昼和夜晚，他叹息在这溪水里，双手捧着自己清醒过来的脑子。

幽幽怨怨地对泥土哭泣，土地吸收了他的忏悔，虔诚的哀歌从溪水流进江河，然后涌进大海。

太阳被感动，柔和的光在溪里照来照去，象一把手风琴，有节奏地安慰着歌手，传递着天上和人间的悲欢离合。

他那只顾歌唱的故事，被冬天后的风吹向远方。他那可悲的故事只有在重翻历史才能见到。歌唱贫困的调子人民是痛恨的，他那块屹立在溪边墓碑没有什么文字，只有溪水在向人们无尽的述说……人们一来到溪水边，就会想起那位歌手的故事，然后莫名其妙地站在溪边失神地回忆着。

历史就这样抚平了过去的一切，在歌手葬身的溪边，人们却原谅了他，动乱的年代死也是一种解脱啊，歌手的灵魂受到历史的荡涤。

村庄的老人们会永远记得，也许会告诉他们的子孙后代。

这源远流长的故事呵，我们的人民要永远地记取。

我在这个故事里沉思了好久，我看到了歌手灵魂的诞生。

历史把一张蓝色的纱巾搭在他的脸上，抹去他凝结很久的泪痕，一个从远方带来的信息在召唤着我。启迪我去思考一个问题：

人民扭曲的灵魂要靠自己去还原，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绝不因自己愧对历史而永远昧着良心。

人民要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自己。

那饥饿里流行很久的口号和一味高歌的因子在警示人民。

在未来的历史上，要讲求实际，保持哲学意识的清醒。

三

我热爱我们的人民。

史书的页码在缓缓地翻动着，共和国在动乱不安的历史中叹息前进。

人民在又一幕可悲的史剧中敏感到动乱只能导致国家的停滞不前，也只能给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

动乱再一次警醒了他们：未来的日子需要安宁和稳定，未来的道路上，需要他们万众一心。

就这样，一只“神州”号的巨轮在长江上航行，两岸的国土五彩缤纷。

被风吹雨打的山岗雨平原上，正盛开着一簇簇迎春花，如同苦难中挣脱出来一样的扬眉吐气。

南方，农民正满怀喜悦地插秧，感激的热泪正在随南来的暖风挥发。

北方，犁铧正插入刚刚解冻的土地，沉结一冬的冰凌融入热气腾腾的黑土地。

我站在甲板上，我旁边的一位戴着大学校徽的青年伏在栏杆上抱着一本《长江开发》看得有滋有味。一位时髦的女郎正为他披一件很艺术的毛衣。

她唱一支情调味很浓的曲子，使人想起辉煌的舞厅，静谧的深夜，多情的大海。

很多人都来到甲板上，怀着各自的想象，神话长江两岸的风光。一位长发的青年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打开他的摄像镜头，对着岸边繁忙的人群，一摄再摄……另一位农人装扮的妇女，凝视着那闪光的镜头，轻轻地用手揩着自己潮湿的眼角。

在船头上，隐约传来开发长江三峡的机器轰鸣声……还有评价巫山女神的对话，一个络缌胡子的诗人正在草写着新才体验的诗稿。

我呢，在回忆着歌手出身村庄的溪水，它也是长江水的组成部分呵，要是那位歌手见到这个感人的场面，他会怎样的高歌，会不会泪流满面……

突然，一缕香甜的河风吹湿了我的眼角。

似乎有一股硕大无比的力量驱使我去尽情地幻想，这样一个早晨能在长江上安然地旅行，是好多人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每天温暖的阳光里有他们血腥气味。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早晨。

大自然芸生的草丛里也有他们的气味。

我也嗅到了国土上祭祀先烈而燃烧的纸钱飘来的香味。

……

我在人们的脸上寻找着讴歌他们的灵感。

那快乐的、痛苦的、深沉的、甚至如梦如幻的灵感。

我从他们的灵魂里捕捉到了希望，那些希望都是在纯洁、善良的心灵孕育的，如晨曦那么的迷人。

我在他们的行动中找到了答案，历史上的每一个字与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他们创造的，他们就象传说中的亚当和夏娃造人一样。人民才是真正的上帝。

我从他们的心胸里窥探到了他们壮阔的搏斗历程。他们与瘟疫、猛兽、地震一次次的抗争，一代代地延续着生命。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未来，未来就是用他们的生命的原素去构筑美丽的天堂。他们才是天堂的主人。

他们的爱国之心惊动了殉国汨罗河两千多年屈原呵

航船的前行，与河的两岸玫瑰色国土同时拍动着时代的心律。三峡大坝的机组在和平的国度里飞速的转动着，把它的旋律、光明、爱心传递到千家万户。

展示着共和国的生命之力。

四

我崇敬我们的人民。

他们和自然是一体的，地球离不开他们，就像婴儿离不开母亲一样。

他们的每一次变化都牵动着我，他们的每一次呼吸都感染着我。他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他们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

人民是真正的历史之父，历史就是一段段的从他们手中诞生。

他们是地球的骄子、世界的开垦之父。时代的变幻的暴风骤雨反复地吹打着他们耕耘、播种、收获的土地。

但他们种植的各类庄稼永远也没有从他们开垦的土地上失种过：相反年复一年变得更加的壮实、繁多。

他们揭开了很多秘密：从各种不同颜色的石头中。

冶炼出他们改造自然的工具，把金属制成与他们巨手一样灵巧的工具：天空飞、海底潜，祖先的幻想没有落空。

共和国在每一个早晨都呼吸着新鲜空气和我们的人民一样。

实现着先烈们的夙愿，如果那位早逝的歌手见到，会内疚到何种程度呵。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也在联合国大厅飘扬。

这是几千万人的愿望呵，他们过早埋入地下的灵魂也是一种慰藉：《义勇军进行曲》里有他们的声音。

人民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酿制他们有味的事业。

在田园、在矿山、在讲台、在哨所……

五

在灯火璀璨而又安静的夜里，我构思着一部书写人民的史诗：我独自徘徊在五光十色的街道。

清风如酒，将我灌得从来没有过的沉醉：我见到庞大的人民手挽着手从历史的河中游过。他们是那样的亲近，眼里闪着坦诚的光辉，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闯着无数处的旋涡、一股的急流、一个个险滩……

古老的长城被他们筑起，黄河的缺口被他们堵住，大运河被他们凿成，侵略者被他们赶走，那场延续十年的动乱被他们制止……

我看见许多陌生人聚集在一起，指点江山，草拟着一个个崭新的改革方案。

他们要改造广袤无垠的沙漠，要建成世界上第一流的油气井。

他们在设计遨游太空的飞船，要创造民族的又一次新的辉煌。

……

这就是他们在编写共和国的历史呵，也在编写他们自己的历史。

心与心交谈着，交谈着他们的成功、失误和教训……那样的坦率和真诚。

我又见到了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在呼唤着我。

我歌颂我们的人民，他们是真正的历史之父……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篇7

一、通过历史地图册变抽象为具体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虽然高中学生的历史思维已有一定发展, 但是通过生动的直观材料来辅助教学可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兴趣。历史地图册作为历史学习的重要资源, 能够把课本上不易理解的东西以图像的形式展现于眼前, 把一些无形的、抽象的事物变成有形的、具体的,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专题二第1课《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 地图册呈现了《缕悬法指南针》、《宋代火箭》、《铜火铳》等图片, 学生读图后就可以形成对中国古代科技的直观印象, 加强对历史的体验感, 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再如专题一第2课《汉代的儒学》, 地图册呈现了《创立太学的汉武帝》等图片和相关说明, 学生看完后感觉到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形象立即丰满生动起来。

二、恰当运用历史地图册培养学生的比较能力

通过比较, 不仅能提高学生的鉴别能力, 而且能使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事物的内在特征及其本质区别。地图册中的大量地图和图片恰好为历史比较法的实际运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例如在专题二第3课《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的教学中, 教师可让学生先对比地图册上的《唐代诗人分布图》和《宋代词人分布图》, 看看这两个朝代文人的分布有何变化。在学生得出结论的基础上再引导学生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来解释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 从而加深学生对“一定时期的文化总是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的规律的理解。如果在教学中随时提醒学生把类似地图进行对比, 使学生养成一种习惯, 学生的比较能力肯定会有显著提高。

三、合理利用历史地图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历史地图册中穿插有不少精美清晰、色彩鲜艳的图片, 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的风土人情, 增强了地图在视觉上的吸引力, 可以激发学生的读图兴趣,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专题二第2课《中国古代的艺术》, 地图册呈现了书圣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以及张旭的狂草《古诗四帖》等精美的书法艺术, 学生读图后不但能够加深对书法各种字体特点的理解, 而且提升了学生的鉴赏和审美能力。

四、有效利用历史地图册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

新课标下的三维目标不仅包括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还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在历史教学中合理利用历史地图册可以很好地实现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例如专题四第1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地图册以地图的方式向学生展示了孙中山先生一生主要的活动, 学生读图后可以感受到孙中山先生为了追求民主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再如专题四第3课, 地图册呈现了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路线图, 学生读图后结合课本上南方谈话的内容, 可以更好地体会邓小平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和善于创新的意识。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篇8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5000多名代表肩负着历史和人民的重托, 依法履行职责, 认真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十二五”规划纲要等各项报告, 圆满完成了会议的各项任务。会议开的民主、团结、求实、奋进, 代表们聚民意、汇民智、讲大局、议大事、重实际、求实效, 为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 推动社会经济又快又好全面发展, 交出了一份无愧时代和人民的答卷。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万众一心, 开拓进取, 办成了一系列大事, 办好了一系列喜事, 办妥了一系列难事,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改善民生成效显著, 各项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为“十一五”画上了圆满句号, 为迈进“十二五”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1年, 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审查和批准“十二五”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 中国的发展不进则退。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篇9

一、诠释了政权建设的重要性

作为第一个大区政府，华北人民政府肩负着从革命到建设、从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的探索重任。在董必武即将前往华北地区开展工作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明确地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战略性建议：“把华北地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1]243到华北后，董必武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对政权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他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指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劳动人民推翻了旧的统治，废除了剥削制度，人民才真正翻了身，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真正实现人民的民主”，因此这种“崭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是20世纪政治上的特色”，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正体现了20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体现了我们解放区的政权是革命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2]311。随后，在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上，董必武进一步指出政府的施政方针就是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的“关于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为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确定政府的中心任务，要抓紧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首先是县、村两级的人民代表会议。

为此，董必武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角度阐述了革命政党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人“要把妨碍经济、政治发展的旧的制度推翻，建立新的、人不压迫人、人不剥削人的政治经济制度”，“非夺取政权不可”。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探索，董必武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主爱国人士共同组成的人民民主政权”，所以新民主政权的机构“不能沿用旧的，要打碎旧的，建立新的、适合我们自己需要的机构”。董必武强调：“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立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没有法律、法令、规章制度，那新的秩序怎样维持呢？因此新政权建立后就要求按照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办事。这样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就要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拟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号召大家要研究“人民代表大会怎样产生”以及“怎样发扬民主，开好人民代表大会”[2]315。董必武的政权建设观念在华北人民政府内得到了有益的探索，华北人民政府在政权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根据1948年10月至12月的不完全统计，“华北人民政府制定、颁布了旨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的条例、政令不下五十种”[1]245。

二、领导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初实践

虽然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概念，但由于时机尚不成熟，并没有在根据地很好地付诸实施。而1948年8月7日至20日召开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唯一一个以“人民代表大会”命名的地方权力机构。董必武指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章”[3]22。在董必武看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临时性”是有时间限制的，随着时机的成熟，“要在今后两年的时间里召开正式的代表大会”[4]365。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领导华北地区的各项工作中成绩卓著，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1949年7月20日至27日，结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经验，董必武同各省主席、行署主任连续谈了三次关于农村建立政权的问题。他指出要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小村可用村人民大会，大村可成立村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村人民政府的形式，县一定要用县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制度，产生县人民政府”[2]337。华北地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经验，为其他大区、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实施提供了有效借鉴。

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者之一，董必武把他在华北人民政府任职期间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经验充分地总结了起来，对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开启了法治政府的成功尝试

作为党内著名的法学家，董必武对政治法律一直有着深入的思考，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契机。1948年9月26日，董必武和新当选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全体干部就职视事，宣告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并在就职大会上讲话。董必武说：“现在人民解放战争正引向蒋管区，华北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这实际上说明了华北人民政府是从原来根据地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毋庸置疑，正规的政府要有正规的规章制度，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保证依法行政，“我们要向人民负责，人民要求我们办事要有制度、有纪律，无纪律无制度一定办不好事情。政府规定的制度一定要遵守，不遵守就是违反纪律”[2]314。在政府成立之初，董必武的话语中已经透射出了对于法制建设的重视。

在实际工作中，华北人民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华北人民政府办事通则》、《华北区工商业申请营业登记暂行办法》、《华北区战时出入边境管理办法》、《华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施行细则》等大量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制定并颁布，这不仅仅使华北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建设“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奠定了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基础

作为延安时期中央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董必武来华北之初就被寄予了“统一财政经济政策，指导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推行”的重任。董必武到任后，领导的财经工作紧张有序且成效显著，这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中可见一斑。

溯本究源，1947年5月至6月初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可以说是董必武筹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步。薄一波主持了会议。会议认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各解放区的货币贸易关系，应即进行适当调整，便利人民的物资交流，使我对敌经济力量加强，步调一致”[5]298。会议后期，董必武率中央财政经济领导机关的相关人员来到邯郸，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指导了会议向中央综合报告的修改和定稿。报告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但是一个统一的打破各解放区孤立状态的中央银行的成立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8月1日，董必武拟定了八项财经工作组织规程，其中第五项即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随后中央批准了这个规程。9月14日，华东局工委张鼎丞、邓子恢致电华北财经办事处，认为在转入反攻的阶段，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货币不统一的弊端已经日益显露出来，希望能成立统一的银行。10月2日，董必武向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此后，中央银行的成立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

在与其他解放区领导人的商讨中，董必武提出将来统一银行的名称是否可采用“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随后，华北财经办事处在董必武的主持下，开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项筹备工作。1947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1948年元旦，董必武在接见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时，对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时间、新钞的印刷发行等事宜作了指示。

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命令和董必武的指示，发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告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南汉宸为行长，宣布：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二、12月1日起发行人民银行新币，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不得拒用。并规定新币首先在华北、山东、西北各解放区流通，逐步推及其他解放区，而旧币均将停止发行，并逐步收回。《人民日报》专门刊发新华社社论，“人民银行新货币的发行，预告着解放区货币的进一步巩固和解放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5]333。

董必武在处理日常政务的同时，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给予了经常性的指导。如规定银行要尝试建立国家金融体系，健全职能机构，建立与逐步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做好各解放区之间的货币流通工作等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在循序渐进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金融职工由一万多人迅速增长到八万多人，组织体系与运作模式初步成型，为建国后货币的统一和财经工作的恢复与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与董必武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总体来看，董必武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统一领导华北区的财经工作，整合了中央各财经机关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了货币；第二部分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没有迁往北平之前，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领导华北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和华北区的各项建设上；第三部分是华北人民政府迁往北平后，董必武在负责华北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同时，已经把很大的精力放到了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中了。对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历史考察，实际上探究了中国革命从战争到建设、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性转折。

参考文献

[1]胡传章, 哈经雄.董必武传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2]董必武年谱编纂组.董必武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3]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6.

[4]孙琬钟, 刘瑞川.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 (第3辑)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篇10

一、历史地图的定义与分类

( 一) 定义

著名的学者谭其骧先生有言: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 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到的戏剧! ”(2)由此可见,历史与地理的紧密关系,历史研究一定要放在特定的地理时空中去考察。《辞海》将历史地图解释为“专题地图之一。反映人类某一历史时期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状况的地图。如历史事件的地点、历史时期疆域和政区、历史政治形势、国内外战争、民族迁徙、经济和文化发展等。”(3)

( 二) 分类

历史地图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本文以人教版和人民版历史教材的必修一为例进行探究,那么就将其根据政治史专题的特点分为政治类、军事类、对外关系类三种。

政治类: 主要有《西周分封示意图》、《秦朝疆域图》、《古希腊城邦分布示意图》等。

军事类:《太平天国形势示意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示意图》等。

对外关系类:《罗马扩张示意图》等。

二、历史地图在教材中的作用

( 一) 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由于历史的“过去性”这一显著特征,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仅靠文字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对所学内容有一个整体直观的感知,历史地图则恰恰做到这一点。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对后世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针对这一内容的讲解,教师就应该将历史地图合理的运用起来。通过《西周分封示意图》,学生不仅能够清晰的看出周武王对其同姓和异姓分封的不同之处,而且也更容易体会分封的深刻内涵,从而达到知识学习的目地。

( 二) 有助于学生形成历史的发展观

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历史地图可以“运用视觉手段来突出变化、扩展和收缩”、它能够“体现历史进程的连续性”。(4)仔细观察人教版历史教材必修一第54 页的《太平天国形式示意图》,关于黄河入海口在地图上标注了两条,分别是1855 年以前黄河注入黄海,1855 年以后黄河注入渤海。可能在众多的中学生的认知里一直以为黄河的入海口只有一条而且是没有经过变化的。因此,教师可以通过提供一些线索,以该幅地图为出发点,提出进一步的假设,长江是否也这样呢? 或者,除此之外,设问我国各地的地理名称或行政规划是否也同样经历了变化。最后经过这一系列的问题来加强学生对纵向知识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历史发展观。

三、教材选用的历史地图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历史教科书由专家精心编制而成,具有极高的学习价值。然而,笔者探究学习中不可避免的发现了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关于《秦朝疆域图》,个人认为人民版的历史地图更为全面一些,它不仅将疆域图清晰的展现出来,而且也将疆域的接壤地区标注出来。这种呈现方式不仅让学生了解秦的疆域及秦统一前的六国分布,而且也能够了解秦朝以外的世界,这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而且也有利于学生的空间思维想象。

再者,人教版必修一第27 页的《罗马扩张示意图》同样也有问题,罗马的扩张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十分清晰明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地图的各个地区的名称却是不统一的,比如在欧洲的西部和北部,它用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这两种人种的概念来等同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区名称,这就容易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极大的误解,以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是地区的名称。

四、选用的历史地图中较为优秀的方面

( 一) 人民版必修一第51 页的《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省份图( 1911) 》运用十分合理。武昌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次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到11 月下旬,全国有十几个省区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清朝统治者土崩瓦解。而该幅图也用红色清晰地标示出确切的独立省份,使得学习者在学习时能够清晰的观察到当时独立的省份主要在南方,而在北方却寥寥无几。由此观察到的结果更有利于学生理解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临时大总统的原因。

( 二) 人民版必修一第68 页《中国民族分布图》全面的将我国民族的多元化呈现出来,学生在学习时可以清楚的了解各个民族的区域分布及所占区域的大小,同时也更容易理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伟大意义。

总之,本文选取两种版本的历史教材为例,分别从其定义、分类、作用、及其运用中的优缺点一一来加以探究,其目的并不是比较孰好孰坏,而是旨在从中发现问题、最终达到服务学生的目地。

参考文献

[1]郑樵.通志总序.图谱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葛剑雄.看版图学中国历史[M].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

[3]夏征农.辞海(上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407.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篇11

1953年以前，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美术教育以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普及性教育为主；到1953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时，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大规模现代化建设需要高等教育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要求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结束战争时期的普及性教育，建立符合人民共和国需要的正规化高等教育体制。从1952年至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酝酿提升教学水平、规范学科建制的方案。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影响下，各大美术院校相继恢复专业系别设置，开展培养专业人才的正规教学。人民共和国“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学校、工厂、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聘请苏联专家和顾问进行指导。在“请进来”的同时，还要“派出去”，选派了大批青年学生外赴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科学、文化和艺术，其中有不少美术家学习油画、雕塑、艺术理论和工艺美术。苏联美术家纷纷来华访问，苏联的美术作品展览频频在中国展出，不断有美术出版物被翻译到了中国。留学日本欧美的老一辈美术家成为被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中国美术家积极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从而形成了强烈的浓厚的俄罗斯——苏联美术风气。在向苏联和俄罗斯油画学习的过程中，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影响下，中国油画呈现出那一时期的政治内容和艺术风貌，中国油画家成为革命美术创作的重要力量。

1952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与苏联的美术院校交换学生素描作业，并且刊印了俄罗斯美术教育家契斯恰柯夫素描体系的有关资料和契斯恰柯夫的教育语录，这是在中国境内的较早对俄罗斯——苏联美术教育的介绍。1955年，文化部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契斯恰柯夫素描教学法获得了一致的肯定，以契斯恰柯夫素描教学为代表的俄罗斯—苏联美术教学体系被系统地编入中国的美术教育课程，并且成为判定是否政治正确的标准。从此，以“政治化”、“行政化”的方式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教育，否定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从欧洲、日本引进的西方学院制美术教育体系，使美术学院成为引进和研究苏联文艺理论的重要基地。在那个年代，苏联和和俄罗斯的美术理论著作在我国出版最多、影响最大。苏联文艺理论著作向中国输入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塑造出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最初的艺术观念形态，直到今天，其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尽。

人民共和国在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包括美术留学生）的同时，众多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美术家来到中国开展活动。苏联文艺家应邀来到中国，开设各种训练班，培训来自各地的学员，将苏联的文艺理论系统地输入中国。1954年至1956年，北京大学开设的由苏联专家主持的文艺理论训练班起到了示范作用，学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等主要综合性大学的教师。1955年，根据中苏文化协定，文化部委托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由苏联美术家马克西莫夫执教的为期两年的油画训练班。马克西莫夫负责油画训练班的油画、素描、构图教学课程；指导中央美术学院各系科教学大纲的修正与制订；指导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科的油画教员进修，用两年时间“培养熟练地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油画表现技术及先进的科学方法的高等美术学校师资及油画创作人材”。1956年，文化部聘请苏联雕塑家克林杜霍夫主持中央美术学院为期两年的雕塑训练班的教学；同时邀请来华的苏联专家举办短期训练班，通过不同的方式培养艺术人才。通过苏联专家训练班的教学，使得中央美术学院逐渐走上了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西欧学院派美术教学体系不同的俄罗斯——苏联美术学院教学的道路，极大地影响到了当时国内各地美术学院的教学。尤其是马克西莫夫主持的油画训练班的教学，更是通过俄罗斯——苏联美术学院教学体系，将正规的欧洲学院油画教学方式比较完整地带到了中国。[1]

马克西莫夫来到中国的年代，正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社会开始变革的年代。作为一位艺术家，马克西莫夫不可能把握住当时苏联社会变化的巨大意义，但是他已经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负面影响以及与中国美术现代发展的关系有了初步的思考，形成了一定的看法。来到中国不久，马克西莫夫便在中国美协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艺术家面前摆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就是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苏联艺术的经验的问题。”“苏联艺术的经验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可以给予他们（中国艺术家）很多的益处和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我想提醒中国的艺术家们防止对苏联艺术家机械的模仿，防止在处理一幅画的时候重复构图上的公式。”“当你在展览会上看到一些画的时候，你会发现，画家是那样地热衷于研究苏联艺术，以致于机械地从苏联艺术中搬用了一些东西。从这点可以证实，就是除了苏联艺术的优点以外，还有一些艺术家的缺点也被带到中国艺术里来了。”“为不致陷于对任何人的模仿，中国的艺术家们应该更多地观察周围的生活，研究典型并且突出地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性格特征，构图也不要按照西欧或是苏联的一些例子，而在研究生活和对象的基础上创造自己有独特风格的民族构图。必须牢记每个情节都要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构图，即使是同一个情节，每个画家也应该有自己独创的不重复的处理方法，艺术可贵也正在这里。”“我认为从事油画方面创作的中国的画家们不只应该看，应该研究西欧的、俄国的和苏联艺术的典范作品，同时也不要拒绝在中国的民族风格中吸取一些技巧的因素。”[2] 实际教学中，马克西莫夫在遵循俄罗斯契斯恰科夫的教学方法的同时，发展了契斯恰科夫的教学方法，将造型“结构”的概念引入中央美术学院的素描教学和油画教学，将对“外光”的描绘引入油画写生。马克西莫夫的言论和行动体现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不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不曲学阿世的可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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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文化艺术事业的“双百”方针。在文化部1955年召开的全国美术院校素描教学座谈会和1956年召开的全国美术院校油画教学座谈会上，如何学习外来艺术，如何创造民族艺术，如何使美术创作风格多样化，成为会议集中讨论的问题。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不少美术家重新思考如何学习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艺术，重新思考艺术多样化和民族化的问题。许多美术家就如何学习西方国家和俄罗斯—苏联的艺术、如何创造具有中国民族风貌的油画艺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3] 随着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遂受质疑。1956年11月，苏联美术界爆发了一场“印象主义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争论，争论迅速在中国美术家当中引发反响。[4] 尽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文化艺术事业的“双百”方针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1956年至1957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中国文艺领域里发生的变化还为时尚短，但“反右派斗争”风暴骤起，将一大批有才华的美术家打成“右派”，使他们被迫中断了艺术生涯。1958年的“教育革命”又给予美术院校教学体系以严重的冲击。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和国民经济遭受困难、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再次变化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变。从1959年开始，通过吴作人、艾中信、董希文、罗工柳等油画家的努力，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实施了画室制教学，不同艺术追求的油画家因材施教，培养出具有不同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新一代油画家。

“马训班”结束之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不再派遣专家来华；文化部在1962年委托罗工柳开办了“油画研究班”（简称“油研班”）。罗工柳在教学中主张“学到手再变”，认为：“对培养人材来说，首先要强调把外国优秀的油画技巧学到手，强调基本训练是正确的。在学生中过早提出变，提出民族化，是不适宜的。对学生必须采取严格的基本训练，把基础打好。”在学生没有真正学会油画技艺以前，不能急于要求他们搞油画“民族化”。他引导学生对传统绘画的研究产生兴趣，使他们重视民族遗产，懂得民族绘画传统的精华在哪里。罗工柳注重基础教学，首先要求学员过素描造型关和观察方法关。“油研班”承继“马训班”强调“结构”教学，从强调造型“结构”出发，纠正和引导学员理解、把握塑造客观对象的基本规律，使学员们对形体及其结构的要求和表现在认识上逐渐趋于理性，越来越体会到把握“结构”不仅仅是素描造型的技术问题，其中还蕴含着科学认识论的要义。注重素描造型的同时，“油研班”强调油画的色彩训练，“用色彩语言去说话，用色调表现自己的感情”成为“油研班”教学的重要内容。“油研班”除课堂进行的严格基本训练以外，学员还分组到北方和南方的农村、以及黄河三门峡建设工地体验生活，远赴新疆写生实习。从新疆返回的路程中，学员们又到敦煌石窟参观考察。这种将课堂基本功训练、深入生活实习写生和注重吸收民族传统艺术的教学，使学员的艺术素养和创造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油研班”蕴含中国审美意味而又合乎西方写实油画技术规律以沟通东西方艺术的教学，与中国美术院校越来越固化的受苏联影响的教学拉开了距离，使得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课程越来越扎实和丰满，越来越有民族艺术的个性，也越来越有了现代和世界的追求。

罗工柳主张“绘画题材求宽”、“形式风格求新”、“技术表现求独创”，倡导“放胆——敢独造”，努力构建追求个性自由、富有民族文化内蕴的现实主义创作教学体系，与基础教学达成有机衔接的关系。罗工柳强调，从外国到中国、从学习到独创“不是绝对的分开，学外国到老还要学，学传统从开始就要学，到老还要学，前人的经验不是一下能学完的，必须反复学，要学到老。创造也不是只在第三阶段才能创造，在学习中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创造，而且必须从开始就有创造的要求”。“学”和“变”的辩证统一是罗工柳“学到手再变”要表达的全部内涵。1965年，“油研班”举办结业汇报作品展览，学员创作的作品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闻立鹏创作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杜健创作的《在激流中前进》、钟涵创作的《延河边上》、柳青创作的《三千里江山》等作品，从题材、内容、形式、构图、技法乃至工具材料都有所追求、有所突破，显示出了油画“民族化”取得的初步成绩，获得了广泛的好评。[5]

1960年至1962年，根据中罗两国签订的文化协定，文化部委托浙江美术学院开办油画训练班，聘请罗马尼亚美术家博巴和夫人主持教学。训练班从全国各美术院校招收学员。博巴在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时便对学员们说：“我来到中国不想把欧洲的油画传统机械地搬到这里来。我认为一个中国的油画家不应盲目地学习和纯粹地模仿欧洲的油画，而应该在学习中注意中国的特点，创造出中国的油画，当然这不是一时就能实现的，而需要作长期的努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深刻牢固地掌握这门艺术的规律和法则，像欧洲传统的学院那样，学习素描、油画和创作。”以后他又多次谈到：“我提醒大家在学习中注意两个方面：艺术思想要树立符合时代潮流的观点，艺术形式上要建立民族的风格。”他说：“我认为一个中国的油画家不应盲目地学习和纯粹地模仿欧洲的油画，而应该在学习中注意中国的特点，创造出中国的油画。”

博巴的艺术源于法国和德国的传统，并且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他的绘画个性鲜明，强调概括地表现，注重色彩与线条的表现力，风格深沉粗犷。博巴坚持艺术的现实性，但他的艺术界域扩展到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无限的美，他的结构意识和对艺术家情感、自我判断的强调把艺术的价值引向了对艺术本体的追求。与“马训班”和“油研班”一样，博巴的油画教学自始至终强调“结构”的观念。[6] 博巴十分赞赏中国画艺术，有意识在自己的创作中接受中国画的影响。在浙江美术学院期间，博巴与当时担任院长的中国画家潘天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7]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画室制教学、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和浙江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的教学，重视艺术家的个性抒发，注意不同艺术风格的创造，不再囿于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模式，着意探索“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人民共和国美术的艺术道路，承续了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教学体系，又超越了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教学体系，这便是“新中国”的一代美术中坚以辩证法写下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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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和斗争中发展。回望“马训班”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美术，笔者持以下观点：其一、人民共和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开展国家政权建设，改造旧文化艺术、建设新文化艺术成为巩固政权、壮大政权的重要任务。在承认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改造和重建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当时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包括美术家）、如何对待文化、科技、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和失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并强制解决文化艺术等学术问题，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其二、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尚缺乏全面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经验，又处于被国际上强硬势力包围和闭锁的态势，只能“一边倒”地“倒向苏联”，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选择余地的唯一的选择。苏联给予新中国政治援助、经济援助和文化援助，以求巩固人民共和国政权，促使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抗衡“资本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尽管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有条件的、有保留的，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工业化起步，帮助新中国较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又遗留下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马训班”作为当时苏联对新中国文化援助的具体项目，在将俄罗斯—苏联油画艺术和美术学院教学方法传授到中国、将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带到中国、帮助“新中国”的油画和美术学院教学走向正规和成熟的同时，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极端政治化的、“定于一尊”而强烈排他的“官式艺术”，极大地影响了人民共和国美术的发展。“马训班”为我们留下了瑕瑜互见的历史遗产，但瑕不掩瑜。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情绪化地回望历史，应当承认，如同人民共和国初期接受苏联援助其影响主要是正面的那样，“马训班”对中国美术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

中华民族有着兼容并蓄的广阔胸襟，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影响，从不拒绝吸收异质的养料，对此，中华民族持积极态度。正是这种“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的态度，使不少论者横加指责的所谓“全盘西化”和“全盘苏化”全然落空，成为并不存在的“心造的幻影”。然而也正是这种“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的偏颇态度，在接受外来影响、吸收异质养料时，难以作出全面正确的选择，易于忽视外来影响和异质养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向俄罗斯—苏联美术学习，在取得不少成绩的同时，之所以产生种种时弊，除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推动、过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置艺术发展本身的规律于不顾以外，认识论的片面和偏颇也导致将俄罗斯美术变得平面线性、贫乏单调，无法真正呈现俄罗斯美术的雄浑壮阔、博大精深。[8]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回顾和反思中获得进步。在热衷名利、繁杂喧嚣的当下社会，美术家难以保持淡定和从容的态度。以人民共和国初期美术研究为切入点，以“马训班”研究为切入点，见瑜见瑕。尊重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马训班”的是非功过，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探讨中国美术发展的未来走向，将获得生动的借鉴和重要的启示。

（图片来源：中央美术学院编《中央美术学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注?释

[1] 曹庆晖《油画教育正规化重建中的“马训班”教学》，《文艺研究》，2007.10。

[2]《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在美协全国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美术》，1955.7。

[3]《关于油画教学、技法和风格问题——全国油画教学会议的若干问题讨论纪要》，《美术》，1956.12。

[4]《讨论印象主义问题——中央美术学院民盟支部举办“沙龙晚会”》，《美术》，1956.12。

[5] 曹庆晖《“学到手再变”——油画民族化思潮中的罗工柳油画研究班教学研究》，《文艺研究》，2007.12。

[6] 徐君萱《“罗训班”及博巴教授纪事》，《艺术摇篮》，1988。

[7] 倪贻德《罗马尼亚画家博巴》，《美术》，1962.5。

[8] 陈瑞林《俄罗斯美术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莫斯科特列恰科夫现代艺术馆“20世纪俄罗斯美术展览”观后》，《美术观察》，2001.5。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篇12

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 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1年9月22日, 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 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 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罗登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主持满洲省委工作后, 按中央指示立即将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将反对国民党、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 转向对日寇的武装抗敌。杨林、周保中、赵尚志等都是受罗登贤指派到农村组织义勇军抗日的。当时, 东北有党员2132人, 仅派去组织、领导义勇军或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党员, 至少在250人以上。东北抗日义勇军最初没有统一领导, 也没有统一建制, 组成很复杂, 以农民群众为主。几乎包括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 如有以东北军为基础组成的抗日义勇军, 有以绿林队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抗日义勇军, 有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或以旧军政人员和士绅为领导骨干组织的抗日义勇军, 还有城市贫民、民族资产阶级、少数大地主等参加抗日义勇军。为了深入组织、发动各地抗日斗争, 1931年9月末刘澜涛奉周恩来派遣在锦州亲自起草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编委方案》。1931年10月开始, 大批共产党员和骨干干部受命多以化名加入到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 这对辽西乃至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是, 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斗争策略得到了张学良将军的拥护, 他名义上接受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指令, 但他积极指派黄显声将军对抗日义勇军予以大力支持。辽宁省抗日义勇军于1931年9至10月首先在辽西、辽东三角地区兴起, 这与先期 (1931年1月) 中共满洲省委指派共产党王耿 (原名碧涛) 到盘山境内开展党的组织发动工作不无关系。当时我党主要从事地下活动和统战工作。1932年1月, 在罗登贤主持下, 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 这对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起到重要影响。先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对辽宁义勇军进行了统一改编, 一律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民众自卫”是区别于政府军队的行为, 反映出张学良将军的良苦用心。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形式上分布五个军区独立作战, 即辽西、辽北蒙边、辽南、辽东和活动在长春、吉林一带的第五军区, 抗日活动多以零散的游击方式展开。最早按部队编制在辽西、辽南开展抗日斗争的义勇军是盘山县张海天 (老北风) 部, 下辖两个旅, 总共四个团。张海天及项青山、盖中华、蔡宝山等以沙岭、高力房为根据地同日本关东军展开殊死卓绝的斗争。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亲手制订围剿盘山抗日义勇军的军事计划, 动用海陆空军种, 从营口、海城、辽阳、沈阳等地合围盘山抗日义勇军和东北军一部。“盘踞辽西一带, 老北风势不可侮”。 (1932年5月29日伪《泰东日报》) 。从1931年9月份兴起, 经过1932年的全盛时期, 到1932年底和1933年初, 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 辽西、辽南等地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之后, 近三万军人转入热河参加长城线上抗战;退入苏联境内者约三万人;此外尚有四万左右义勇军保持着原来的系统, 在当地继续武装抗日斗争。

这期间, 最令国人扬眉吐气的是, 1931年9月23日, 九一八后第五天, 盘山县的张海天、项青山、盖中华、蔡宝山等就率众袭击了驻田庄台、营口两地的日军, 打响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这实际上也是东方战线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1年12月26日, 张海天、项青山、盖中华等通过北平抗日救国会以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名义通电全国, 呼吁全国支持东北抗日。之后, 辽宁及东北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东北抗日义勇军对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全东北172县中, 义勇军活动的县份达102县之多。义勇军的武装反日斗争, 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其大批兵力被牵制。关东军自己也承认:“最麻烦的是军队被分散了, 要分出许许多多的卫戍区域来, 从而延缓了对东北的占领及向关内侵犯的军事进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系列斗争, 国内大规模的民众反日浪潮, 极大地体现了我党在未取得执政地位的情况下组织发动群众对日斗争的政治智慧, 这为我国全面开展抗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全国人民反日斗争、创建自己的武装队伍,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935年8月1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 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 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 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在党的领导下, 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这些队伍意志最坚决、纪律最良好, 因而作战也最英勇, 与群众的关系也最密切。他们能得到一般群众的拥护, 所以也就成了团结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核心和骨干。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共歼灭日伪军14万多人, 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东北抗联牵制了日本关东军的大部分主力, 以后对配合全国抗日战争, 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写道:“自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以来, 特别是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之后, 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在辽、吉、黑广阔原野展开了大规模游击活动, 打击日伪‘讨伐队’, 破坏敌人交通与通讯, 袭击日伪军事据点, 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 仅从1936年1月至1937年12月, 抗日联军共击毙伤俘日伪军7380人, 其中毙伤日军近3000人。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严重地威胁了敌人的后方安全, 牵制了十余万日军兵力, 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