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脉络（共12篇）
历史发展脉络 篇1
一、评剧萌芽接近地气在乡土中茁壮成长
1.“评剧”源起“莲花落”。
“莲花落”是河北东部地区农民在农闲时或过年期间, 以秧歌戏形式自娱自乐的一种文娱表演形式, 也叫冀东秧歌戏。约在清光绪年间 (公元1875年) 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莲花落表演的艺人, 这时有一种叫做对口莲花落的形式急速向小戏过渡。1909年初, 唐山市开明绅士王永富, 在当时唐山铁路南厂工人和很多底层小市民的帮助下, 建起了一个“永盛茶园”。王永富的儿子王凤亭于当年4月在茶园竣工开业之际, 邀请成兆才的“京东庆春平腔梆子班”来茶园常驻演出, 人们把“莲花落”改称“唐山落子”“平腔梆子”。从此, “评剧”这个新兴剧种诞生了, 成兆才就是评剧的奠基人。
2. 演出阵地不断扩大, 从业人员不断增多。
民国时期, 创演了一批为民请命, 伸张正义现实题材的戏, 如《枪毙高占英》 (又名《杨三姐告状》) 、《枪毙阎瑞生》《枪毙驼龙》《枪毙驼虎》等。评剧的演出阵地不断扩大, 专演评剧的剧场到处都有, 而且还进入了中国大戏院、北洋大戏院等大型剧场。戏曲从业人员也不断增多, 许多京剧、梆子、文明戏演员都纷纷改行加入了评剧队伍。姊妹剧种演员的加盟, 为评剧注入了活力, 不仅扩大了演出剧目题材范围, 也提高了评剧演员的业务素质。
3. 大地复苏气象万千。
1949年新中国成立, 在一片荒芜的评剧百花园中, 评剧艺人翻身解放获得新生。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 政府派了一大批新文艺工作者加入充实到评剧队伍中来, 进行了大量的艺术改革和创作, 并加工整理了众多评剧传统剧、历史剧、现代剧, 并相继成立了中国评剧团、天津评剧院、沈阳评剧院等。这时的评剧已成为很有群众影响的戏曲剧种。
二、评剧发展流派林立靠明星扩大影响
以李金顺、白玉霜、刘翠霞、爱莲君等人为主的评剧“四大流派”评剧艺术的发展, 大大推进了评剧的普及程度。
1. 人称“评剧皇后”白派艺术创始人白玉霜, 是继评剧第一代女演员李金顺、花莲舫之后,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最富盛名的演员。白玉霜从小跟随其父四处游走, 学过京韵大鼓, 后改学评剧, 常到青岛又跨海到大连一带演出。后拜师孙凤鸣学习评剧, 成为孙家戏班的主角。1934年白玉霜到大上海闯天下, 与钰灵芝、爱莲君合演《花为媒》《空谷兰》《桃花庵》《珍珠衫》, 与京剧演员赵如泉合演京评两腔的《潘金莲》。上海的电影公司为白玉霜拍了电影《海棠红》, 这时的白玉霜声誉鹊起。《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中共党的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洪深、田汉的文章, 赞誉白玉霜为“评剧皇后”。1937年后白玉霜长期驻北平演出, 她的唱腔低回婉转, 似浮云流水, 形成了影响后世的“白派艺术”。
2. 评剧旦行女演员小白玉霜。原名李再雯, 小名福子, 祖籍山东, 5岁随父亲逃荒到北京, 父母亲养不起她, 就把她卖给了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做养女。她聪颖好学刻苦用心, 后来, 常年随同白玉霜到处演出, 逐步掌握了白玉霜的唱腔和表演技巧, 继承了白玉霜的演唱风格。几年之后, 白玉霜在北京病故, 小白玉霜正式挑起了养母的评剧戏班子。1953年, 小白玉霜的评剧团改造成国营剧团, 她在艺术上精益求精, 大胆创新, 在演出剧目上, 她一直坚持古装戏和现代戏同时并举。她的代表作《秦香莲》, 在表演上吸收并借鉴京剧、梆子、曲艺等兄弟剧种的长处, 丰富了自己的表演艺术。小白玉霜在演出现代戏方面, 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她在《小女婿》中扮演的杨香草, 唱腔脍炙人口, 形象耳目一新, 小白玉霜把评剧白派艺术提高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三、评剧巅峰男角崛起成就辉煌时期
1. 评剧一直以来都是女角为主, 直从马泰在评剧舞台上出现, 改变了评剧舞台男女角色轻重的天平, 开始了男角挑大梁。
马泰是评剧“马派”艺术创始人。他扮相阳刚俊美、嗓音洪亮宽厚, 很有当年的时代印迹, 演唱韵味醇厚独树一帜, 念白借鉴当时流行的诗歌朗诵风格, 同时又非常生活化口语化。他在《夺印》《金沙江畔》《野火春风斗古城》《向阳商店》等剧目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社会主义新人艺术形象, 为评剧表现当代题材, 发展现代剧目, 做出杰出贡献。他的“马派”艺术更是将评剧唱腔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众多唱段至今仍在老百姓中广为传唱、久唱不衰。如《夺印》中的“水乡三月”, 《金沙江畔》中的“高原风景极目望”等等。马泰先生为评剧事业贡献了一生心血, 他的功勋永垂史册。
2. 贺飞先生是著名评剧作曲家。
他毕生致力于评剧音乐的全面发展及评剧男生唱腔的改革。他善于吸收其他剧种的板式唱腔, 学习歌剧作曲的技术技法, 尝试多调性、多调式的唱腔, 使评剧从“半班戏”逐步变成了行当齐全, 板式丰富, 具有正调、越调、反调、凡字调四大声腔体系的大剧种。其中, 男声越调的[三眼板][慢板];男声反调的[慢板][大慢板]及凡字调[大慢板均由他首创。他留下了独立创作和参与创作的《秦香莲》《金沙江畔》《家》《向阳商店》《高山下的花环》等几十部剧目。特别是他在《金沙江畔》《高山下花环》中塑造的评剧革命军人的音乐形象生动感人, 至今久演不衰, 脍炙人口。他的一生是为评剧音乐倾情奉献的一生, 他为继承和发展评剧声腔艺术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和宝贵的贡献, 在评剧音乐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业绩。
评剧的发展犹如一条历史的长河, 评剧的剧目与明星好似长河中的点点风帆, 阅尽历史沧桑风景这边独好。
参考文献
[1]张玮.评剧《金沙江畔》.创排回顾, 2011.9.
[2]《评剧百年论坛高峰会》.2009.10.
历史发展脉络 篇2
宋武帝死后，子少帝即位。随后被辅政大臣们所杀，宋文帝即位。文帝在位时期，妄图统一全国，屡次北伐，但皆失败而终。
公元479年，权臣萧道成废宋顺帝刘准，篡夺政权建立萧齐，史称齐高帝。
萧齐历经四世，公元5萧衍篡位，建立梁，史称梁武帝。
公元557年陈霸先篡夺梁政权，建国号为陈，定都建康，史称陈武帝。陈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朝代名称和皇族姓氏一致的朝代。南北朝时期的朝代更迭和民族融合，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多方面发展。
历史发展脉络 篇3
[关键词] 符号学；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176-1
一、符号学的起源与发展
（一）古希腊时期的符号学。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自认为自己比他人更为智慧，由于他自知自己对概念语义之确定性的无知，这种自知自己无知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类对永恒意义不断思索的动机，从而为研究意指关系欠明确现象的符号学分析提供了必要性。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扩展为探讨人类生存意义问题的辩证法，该扩展引出对一般概念的探寻，标志理性化的增强，也标志了体现理性化的话语模式和思维方式的逻各斯观念的出现。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逻辑的探讨胜过语义的探寻，该方式虽具不明显的符号学性质。他在《解释篇》中涉及了语言的符号性质：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首次较为明确的提出符号理论和语义学，从而使得符号和意义问题成为专门研究课题。斯多葛学派对语义学的研究比亚里士多德的语义问题研究更趋精密，他们对符号之意义问题的探讨也比前人更为深入。与斯多葛学派同时期的伊壁鸿鲁学派的符号思想具有认识论特点，该派在符号思想史上由于广泛运用符号和符号推论概念而成为狭义符号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希腊时代哲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均开启了罗马时代的符号思想。
（二）实用化的罗马时期符号思想。与希腊时代相比，罗马时期的符号思想趋于实用化。该时代对符号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修辞学方面，并在此范围内关涉语言、逻辑和哲学。西塞罗提出必然符号和或然符号以及事实符号和神意符号等问题，并对符号分类学进行了研究。奥古斯丁不仅将人的内在精神和神的世界作为符号思考的主要所指者范围，而且在其内向思考中还对心理对象和价值对象意义关系、直接与间接的意义、思维内界的符号、所指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符号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由此可知，符号既是物质对象，也表现为一种心理效应。奥古斯丁的符号之思直接影响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
（三）经院哲学与中世纪末期以前的符号学发展。在经院哲学时代，学者们围绕唯名论和唯实论展开了争论，语词符号问题便成为两派关注的焦点之一。经院哲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奥卡姆被认为是经院哲学家中最富于符号思想者。他将有意义的言语分为三大类：书写言语、口头言语和心理言语。前两类以视听途径被世俗接收，具有约定性，后者富于自然性，不可直接传达。奥卡姆倡导的唯名论与托马斯等倡导的共相实在之争，标志着经院哲学时期向近代科学时期的过渡。
中世纪末期以前，符号学思想主要依附于哲学活动。到了近代，符号学思想主要由近代哲学、自然科学、数学、社会人文科学等领域中诸符号理论综合而成，符号学获得实质性进展。培根、洛克、霍布斯、贝克莱、莱布尼兹等人都曾论及符号，其中洛克和莱布尼兹的符号理论较为突出。洛克在霍布斯符号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其近代心理学符号学。他在《人类理解论》中将知识分为以下几类，即自然学、伦理学和符号学，提出以符号学取代过时的形而上学主张，并强调符号与观念之联系，认为观念是事物的符号，正如词是观念的符号。继洛克之后，莱布尼兹在其《人类理智新论》中对洛克的符号理论进行反驳，并试图构建一种比自然语言更精确的通论语词，进而促使语言符号与实在的存在对应，该通用语言符号被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直接继承并运用于人类文化领域，建立其独特的人类文化符号体系。
二、符号学发展现状
现代符号学主要来自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和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意指与交流，认知与思维使他们对于人类符号活动所涵盖的两个方面，这位符号写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
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曾说道：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
总之现代符号学的来源，深受现代哲学和现代语言学地影响，然后在20世纪在对语言学的深化研究以后渐渐渗透到现代人文科学之中。它不仅是一门专门学问也是一个解决皆是文化现象的方法论。
三、符号学与社会象征
黑格尔曾经指出：象征首先是一张符号。借助于符号与象征人类创造了无数的灿烂文化，文化必然是象征文化，语言、哲学、宗教、艺术皆由此而来。皮尔斯认为借助某种规约与自身的对象相联系的任何事物都定义为符号，尤其卡希尔认为人是符号象征的动物。在现代生活中是符号活动使人与文化可以紧密相连，把文化成为人类生活中的所有物，而你是人成为文化人，成为文化的主人，人通过符号来认识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1]司文会.符号学·文学·文化——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研究[J].社会科学，2011，（09）：185-192.
[2]张德禄.适用性社会符号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05）：5-10.
[3]赵小波.广告符号学在中国的理论发展与实际应用[D].成都：四川大学，2003.
[4]郭鸿.对符号学的回顾和展望：论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05）：9-12.
历史发展脉络 篇4
在会计领域中,成本概念与成本会计密不可分,因此,研究成本会计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管理理论和经济理论对其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成本的概念,明确成本概念的内涵,掌握会计上成本概念的发展方向。
一、萌芽阶段
成本会计的萌芽可追溯到公元前180年的德洛斯神殿的财政管理计算书,其反映了以支出为特征的早期成本思想。我国在西汉时期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长沙出连锡,……取之不足更费”体现了成本计算的思想,但这时的成本概念与费用难以区分,考虑的只是朴实的“节用”观念,只考虑如何节省费用,没有明确的成本概念。至《汉书·食货志》中的酒榷之论以及关于“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和“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的记载,才开始有对成本、费用和盈利概念的初步区分。此时的成本概念已经指出了资源耗费这一本质特征,并探讨成本与费用之间的区别,从本质上说此时的成本计算只是简单的统计计算。
二、产生阶段
一般认为十六世纪是成本会计的产生阶段。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成本会计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荷兰学者欧·腾·海握认为,成本会计起源于十六世纪的荷兰,荷兰出版商克里斯托菲尔·普拉廷在他的账簿中设立了“用纸”账户,该账户类似现在的原材料账,并将工资和其他直接成本记入生产成本账。原苏联学者索科洛夫认为,成本会计产生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是意大利两位学者A·卡萨洛瓦和安杰·唐彼得拉将复式记账法应用于非商业企业,才促成了成本会计的产生。无论成本会计产生于荷兰还是意大利,其都是建立在15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的复式记账法基础之上的,并随着复式记账法从商业向工厂手工业的广泛应用而逐步确立。成本计算开始纳入账簿体系,成本计算与会计相结合,成本会计初具形态,但这之后成本会计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成本会计的主要特点是记录型成本会计,在账簿记录的基础上确认成本与利润,通过统驭账户分解和累积成本,通过比较产品的总成本及其销售收入来计算利润;以事后的核算为全部任务。此时的成本概念仍然比较模糊,成本与费用之间虽然有了区分,但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产品成本包括商业费用与生产费用两部分,对间接费用的理解也不够深刻,而且生产费用这部分也不够全面,仅仅指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劳动而已。
三、发展阶段
(一)1887-1920年,成本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结合阶段
1885年美国的亨利·梅特卡夫出版了第一本成本会计著作《工厂成本》,该书提出了有效的成本归集方法。1887年英国的电力工程师埃米尔·加克(Emile Garcke)和会计师约翰·费尔斯(John.M.Fells)撰写了《工厂会计》,主张将成本记录与财务会计账户结合,运用复式记账法记录所有成本账户。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反映原材料、人工费用的归集过程,并正确地计量存货价值。利特尔顿在其著作《20世纪的会计变革》一书中也指出,成本记录与会计账户结合是工厂制造业不可避免的会计结果。成本记录与会计账户体系一体化的采用,使成本会计开始为财务会计服务。它不仅改进了财务会计报告的质量,而且也扩展了会计内容,从此成本会计开始服务于财务会计,为财务会计提供有关存货及销售成本信息。此时,计算产品成本以确定存货成本及销售成本是成本会计的主要职能,成本会计的核算职能得以发展。这一时期,成本会计中的成本概念主要指的是产品成本。而随着财务会计的发展,成本名词在财务会计上的运用也越来越多,例如固定资产的取得成本、历史成本等,无论是产品成本、取得资产的成本,还是作为计量属性的历史成本等,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已耗费或即将耗费的资源,并且具有可计量性。因此,无论是美国的《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会报告》还是《财务会计概念公告》都认为成本是企业发生的价值牺牲,成本在本质上是种耗费。
(二)20世纪初,管理学的发展促成了成本会计的飞跃
十九世纪爆发了工业大革命,随之而来的泰罗的科学管理使得成本会计从传统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得以同其它管理学科并驾齐驱。十九世纪工业大革命后,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大型企业不断涌现,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产品产量和种类不断增加,而劳动专业化、操作标准化和程序化却并没有建立,车间管理落后,企业管理已经成为提高生产率最薄弱的环节。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的思想,为企业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根据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人们开始用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代替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以加强对劳动力的成本控制,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进入会计领域,促使成本会计迅速地由核算向管理扩张,由生产过程的记录工具向生产过程的控制手段发展。1922年,H.W.奎因斯坦出版了第一本管理会计著作《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入门》。1924年,J.O.麦金希出版了《管理会计》专著,较系统地论述了管理会计概念和理论,管理会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从传统成本会计中派生出来。1930年,哈里森写成了《标准成本》一书,这是一本系统介绍标准成本计算的专著,他全面地论述了如何将标准成本计算纳入会计账簿系统之中。由此,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紧密结合,成本控制也由此成为成本会计各职能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职能,成本会计的职能演变为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两个方面。但此时企业成本管理的目的是在企业战略方向和管理决策已确定的前提下,协助解决执行过程中的生产效率、经济效果和厉行节约的问题,因而这个阶段中的成本管理是局部的、是执行性的,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尚不相关。此时的成本概念主要是指产品成本。
(三)二战后,成本会计以管理为重心阶段
二战后,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连续化水平空前提高;技术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企业竞争成为管理和控制成本的竞争,有效地改善企业成本成为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在此时期,管理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彼得·德鲁克提出了目标管理理论,即确立企业整体目标,根据责任和合理分工的原则制定企业各部门员工的目标,通过个人目标的完成达成组织目标,并对个人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同时,企业经营决策管理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经营决策理论使成本会计的职能扩展到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成本决策与预测方法被企业广泛应用。成本会计的发展重心从事中成本控制、事后成本计算和分析转移到如何预测、决策和规划成本,并有效地进行战略成本管理。各种新型的成本控制及决策观念和技术方法也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一个现代化的成本控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这一时期出现了以作业为基础的作业成本法、目标成本法、战略管理会计、质量成本会计,成本管理会计的方法体系趋于完善。此时的成本会计不但为财务会计提供成本信息,还为企业管理提供控制和决策信息。同时,管理决策理论借鉴经济学中的术语,出现了差别成本、边际成本、变动成本、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可避免成本、不可避免成本、相关成本、无关成本等概念,资源的耗费已经不能表示这些成本概念的本质特征,例如,机会成本是指由于放弃某一方案实现的机会而失去的收益。会计上所使用的成本概念的外延已经扩大,究其原因,是由于微观经济学对管理理论及会计的影响所带来的,经济学上认为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它既包括资源也包括收益,机会成本原本产生于经济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学科的交叉融合,被引入到成本决策分析中,成本概念已开始突破原有资源耗费的观念向其他方向扩展,经济学对成本会计的影响开始显现。虽然成本决策中的成本概念比较丰富,但是成本核算和控制中的成本主要指的是产品成本,即成本核算和控制主要是对产品成本进行核算和控制。
(四)成本外延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学科对成本会计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以经济学为重。受经济学中社会成本概念的影响,社会责任成本被引入到会计中来。社会责任成本概念的引入使成本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出现了环境成本、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消费者责任成本、社区公益成本等,并出现了环境成本会计。这些成本观念突破了传统产品成本观念,更接近于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并且与传统成本概念相比具有不可计量性、社会性、主观性、多重性、间接性等特点。环境成本会计的出现使成本核算不再局限于产品成本核算,成本核算范围扩大。
四、启示
从成本会计产生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会计成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展,在不同环境下,其含义不同,因此在理解成本概念时,应该放在不同的情境下理解。例如,在财务会计和管理控制中的成本概念主要是指产品生产所耗费的资源,管理决策中的成本概念要广泛得多,它不仅包括放弃的资源还包括放弃的收益,而对于社会责任会计、环境成本会计而言,所指的各种成本更接近于经济学成本。成本会计的核算范围也从产品成本的核算扩大到自然资源的耗用或使用、环境支出等环境成本的核算。从成本会计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学科交融的加深,成本会计的核算范围还将不断扩大。
历史发展脉络 篇5
论文摘要：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启了对文化建设的孜孜探索和对文化繁荣的不懈追求，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这些理论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体现了党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以及对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的发展。论文关键词：和谐文化 历史脉络 一脉相承 和谐社会
文化是思想的沉淀，是历史的传承，是一个民族得以薪火相传和繁荣富强的不竭动力。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财富，深刻梳理和阐释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文化建设亦面临着迷茫和危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成分，又借鉴了国外先进文化成果，成为毛泽东同志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分之一。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作为毛泽东同志文化思想的精华，是和谐文化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对于当前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毛泽东同志揭示了文化的性质，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科学地界定了文化的社会定位。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其次，在深刻揭示文化阶级性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它应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谋求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再次，新民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指出它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三大基本特征特征：所谓民族性，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所谓科学性，即它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要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性，即它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此外，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科学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方法，即应该汲取其精华而抛弃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要运用批判的眼观进行继承和弘扬，反对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外来文化，要用辩证的思维进行吸收和借鉴，反对盲目崇拜，全盘吸收。
二、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
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化亦历经着巨大的浩劫。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建设的作用，强调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为邓小平同志文化思想的核心，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对毛泽东同志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他看来，在实行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多种社会思潮激荡杂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不会迷失方向，丢失灵魂。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有机统一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于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标准，以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繁荣进步，据此，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等著名论断。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重申文化建设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以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文艺发展，满足精神需求，实现社会进步。
三、江泽民同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毛泽东同志、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立足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科学地阐述并强调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并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体现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新境界。
江泽民同志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
越突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精辟的论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199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阐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雏形。此后，他多次论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科学内涵，并对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做了精确的定位，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根本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一个丰满的理论体系。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当前形势任务，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首次将“中国先进文化”提高到党的性质的高度，重点突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200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对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和战略地位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先进文化理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时代精神的总结，它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时代进步的特征，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以及复兴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标志着党的治党、执政思想的成熟。
四、胡锦涛同志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东西文化交融碰撞以及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促使整个社会思潮纷乱复杂和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多变，文化失范和道德危机的突显呼吁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05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思想并对其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地阐述。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问题，为和谐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时隔不久，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高综合国力以及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揭示了和谐文化建设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重大任务，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
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又借鉴了人类有益文化成果，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谓和谐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
中形成的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既包含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也包括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知和评价，还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实践取向和制度构建。”和谐文化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需要应运而生，它既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不仅如此，和谐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容价值多元化，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质成分，融合不同文明的异质冲突，在坚守民族特质中寻求世界共性，为解决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推动人类文明走向和谐新境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方向和发展前景。可以说，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体现了党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五、结论
日本铁壶堂号及历史脉络 篇6
谈及日本老铁壶的缘起，是绝对不可脱离茶道的，日本茶道史载应溯源于中国的唐朝，当时日本国家派往大唐的僧侣将中国的佛教与茶文化带回本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茶种遍全岛，及至中国的宋代更有日本禅僧荣西大力弘扬中国茶道礼仪，并撰写著名茶书《吃茶养生记》宣传茶之养生益处与功效，以致饮茶习惯从日本的寺院扩及民间，茶道文化油然兴盛。
铁壶在起初的日本茶道中称之为铁釜，铁釜是没有提梁和壶嘴的，煮沸的水要用小竹勺舀出来，就像我们今天从汤盆里往外舀汤。由于这样用起来很不方便，后来就有聪明人把铁釜的一面造出了一个向外倒水的壶嘴，俗称为“流”，又在釜的上面按了一个能将釜提起来的提梁，这样再用这种铁器皿煮水、倒水、清理釜底就大大便利了，这样的铁容器就是铁瓶，也就是现在的铁壶。？
“堂号”的由来
据文献记载，铁瓶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天明期（1780年代），也就是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由此可见日本铁壶大约形成的时期就在此间。据《铁壶之最》书中所载，日本第一个发明铁壶的人应该是“三世清水家族的小泉仁左卫门，当时他将汤釜的体积缩小并将其使用在茶道上，将把手与壶嘴加在汤釜上，也因为这样的改良，让他成为第一个发明铁壶的人，开始铁壶的制作”。
又有《日本铁壶全集》书载：“当时最早用腊形铸造法来制造铁瓶的是京都的初代龙文堂主安之助。”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龙文堂主安之助”，收藏铁壶的朋友都知道，要了解日本铁壶就离不开日本老铁壶的“堂号”和堂口里的釜师，特别是名釜师，所谓“堂”号就是相当于今天作坊或是公司，堂主相当于今天公司的董事长，名釜师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紫砂壶的名家。？
说及铁壶的堂号，就不能不提及“龙文堂”，龙文堂的创始人四方安之助（1780-1840年），是龙文堂创办人龙文的儿子。龙文（1732-1798年）是丹波龟山市的一个陆军将校，他于1770年来到了京都做铸物师，他的儿子四方安之助继承他的名字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坊，即初代龙文堂。由于龙文堂是日本铁壶史上第一家采用脱腊法精铸铁壶的，这使得它在日本老铁壶的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名望影响日本及欧洲长达百余年。龙文堂的老铁壶不仅在日本民间及国家和县立博物馆有所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东宫博物馆笔者也有所见。在龙文堂鼎盛时期，一年所造铁壶也不超过150把，其稀有性由此可见。？
自初代龙文堂的四方安之助继承父业，与此同时，有两个对日本铁壶制造技和文化起到极大影响的著名釜师跟从了安之助学徒，成为了安之助的得意门徒，这两个就是日本铁壶史上大名鼎鼎的波多野正平和初代秦米藏（也称秦藏六或藏六）。有史书记载正平和藏六是亲兄弟，两人在师从安之助后造化各有不同，波多野正平（1812-1892年）学艺大成，尤以脱蜡制造而出名，满徒离开龙文堂后，他自立门户自许为龟文，创建了自己的堂号“龟文堂”。相当于我们现在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而秦藏六（1823-1890年）在掌握了腊铸法后对中国青铜器文化极感兴趣，以致在后来他所制作的铁壶等茶道用器中多次将中国西周时期许多青铜器上的图腾纹样铸在自己的壶身和器件上，形成独特风格。藏六釜师没有创建自己的铁壶堂号，后来所见到他造的壶体上一般有“藏六居造”、“藏六二世”、“三世”、“四世”、“藏六造”等章款，这可能与他被天皇召为宫廷御用釜师有关。藏六的壶虽无堂号，但其壶身落款“藏六”也是一直代代相传，亦可等同于藏六堂也。藏六系所造茶器除铁壶外还有诸多方面的器具种类，如铜器、银器、茶器、文房四宝、香道用具等，特别是茶道用具例如釜、炉、水指、建水、盖置、水竹、茶五德、茶壶、罐、茶托、茶入、茶碗、茶刀、茶则香炉、花插等等，每一器件都精美至极，实为追崇者收藏之佳品。
在京都著名的釜师中，正平釜师是一位极具创新意识的著名大师，他创建的龟文堂曾因创新进取一度超越了师傅安之助的龙文堂的日本铁壶界的声望。龟文堂的很多名釜师以及龙文堂系的铁壶都为当今收藏者追崇。龟文堂系的主流作品，除名釜师自成一格的壶风外，就是龟文堂波千鸟系列的以山水、鸟、虫、兽、舟、桥、花、草、木为题材的铁壶。但壶的提梁却一律都是采用了龟文堂特殊发明的“S”形可拆卸式的提梁，这种提梁在出门论茶道的时候可将壶提梁拆下并可作为置壶的坐架，既便于携带又具有其功能，还不占地方，被广泛认同。
“堂号 ”谱系
金寿堂的创办人雨宫宗兵和龙文堂的安之助为一时瑜亮，现在的欧洲的亚洲民艺馆还收藏着金寿堂雨宫的作品，可看出金寿堂的历史地位。就像紫砂有花货和光货，花货就是龙文堂系统，光货（又叫素壶）多出自金寿堂系统。
龙文堂系统的堂号很多，如金龙堂就是龙文堂针对高端客户产生的。其他和龙文堂有关的堂号有：青龙堂、光龙堂、旭龙堂、万龙堂、信龙堂、山龙堂、地龙堂、龙善堂、龙虎堂、龙方堂、晴寿堂、瑞云堂、龙云堂、金祥堂等。
还有祥云堂和大西家有关，正寿堂是京铁壶中风格横跨京铁壶、南部铁壶、地方系三个风格。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堂号很稀有，如凤字辈的堂口。
金寿堂（素壶系统）有金青堂、金观堂、金玉堂、金荣堂、金龟堂等。云色堂、光玉堂、省铸堂、松荣堂、三德堂是金寿堂系统五大支柱。
光玉堂是素壶中的精品堂号（能做金工的堂号很少，名师也就是那么几个，光玉堂是其中之一）。光宝堂、永宝堂、菊光堂、山玄堂也是金工大家。
在日本江户（1615-1868年）末期到昭和（1926-1989年）末期的二百多年中，仅日本京都地区就出现了百余家铁壶堂号，近千位釜师，而其中比较著名的铁壶堂号也有五十多家，这些著名堂号旗下的名釜师也不下五百人之多。在日本的铁壶名师中还必须要提及到如下三人，他们是被日本国家授予“无形文化财”，也就是人间国宝的工业技术类的金工类釜师长野垤志、角谷一圭、高桥敬典，以上三人的造壶技艺已属炉火纯青，其中角谷一圭更是上乘高手。
收藏日本老铁壶要了解老铁壶的年代堂号、釜师、器形名称、材质、工艺等等。前面说过，日本老铁壶的堂号百余个，其中尤以京都地区的老堂号为主流。例如龙文堂、龟文堂、金龙堂、金寿堂、光玉堂、祥云堂、晴寿堂、精金堂、湖严堂、松荣堂、雲色堂、保寿堂等等。在日本铁壶三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中，这些老铁壶堂号及堂下的釜师们不懈努力，打造出数万款的经典铁壶，为当今铁壶收藏爱好者留下了一大笔珍品宝物。
近两年来，铁壶收藏爱好者与日俱长，而老铁壶的不可再造性和它的稀有性又使它的未来具有很大的增值空间。三年前大约一把人民币三四万元的壶，而今起码得价值八九万甚至十几万元。越是精品极品壶升值空间越大。但目前普品铁壶的价格相对稳定，一般在人民币3000元至2万元之间。目前一把安之介、藏六、波多野正平、梅泉的精品壶身价都要高达十几万元以上。铃木光重的壶由于传世仅有数把，以致价格近百万元；高木治良兵卫、明越唱晴、大国寿朗、中川净益、角谷一圭、长野垤志、上田照房、雨宫宗、雨宫宗兵卫等釜师的精品壶也需人民币五六万元以上方可得到。一些镶金嵌银的高档老铁壶身价已达数以几十万元计，甚至，一些著名釜师的极品铁壶甚至身价已过百万。去年嘉德等拍卖行的铁壶拍卖更是为铁壶身价的飙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存款保险制度的历史脉络 篇7
一、存款保险制度应时而生
很多学者认为, 大萧条破坏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为经济发展输送“血液”, 从而加重了危机并延缓了复苏的时间。为了防止类似现象重演, 1933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主张对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 实现分业经营, 其中包括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同年9月11日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 FDIC为10万美元以下存款提供保险——即一旦某家银行破产, 10万美元以内的存款由该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偿还给储户。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对快速恢复大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稳定金融秩序和摆脱经济危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存款保险制度在全世界的扩展
美国并不是全世界最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 早在1924年, 捷克斯洛伐克就创立了首个全国信用和存款保险制度,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但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小国, 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而且其存款保险制度的持续时间也较短, 于1938年即停止运转。相比之下美国于大萧条中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 随着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完善, 在金融监管检查和金融风险预警及控制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稳定美国金融秩序和经济形势功不可没, 因而, 成为世界存款保险制度的典范。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范围内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频发, 世界很多国家深感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并相继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目前, 大约有110多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其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进入二十一世纪, 随着二十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经济危机接连发生, 一些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也开始积极研究和筹划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三、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比较分析
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众多, 由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不同, 他们的存款保险制度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但仔细分析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比较不同国家之间存款保险制度的异同, 分析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和效果, 总结出一般性的趋势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无疑对我们国家及其他一些尚未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国外存款保险制度的分类
1.按照存款保险机构对参保机构是否具有监督检查的职能可以将存款保险制度分为两类:
一是监管——理赔型保险制度, 如美国、加拿大的存款保险制度。这种保险制度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为代表, 其主要特点是将存款保险和投保银行的监管统一起来, 通过存款保险促进投保银行的监管, 通过对投保银行的监管来保证存款保险的初衷。如FDIC有权对投保银行的经营业务和财务状况进行检查并要求投保银行定期向FDIC报告统计数据和信息;FDIC有权对有问题的投保银行进行包括规劝、责令整改、取消参保资格和勒令停业在内的处罚。这种类型的存款保险制度一般在政府主导下运作, 具有较大的权限, 承担较多的职责。当然, 现实中这种存款保险制度下, 存款保险机构对投保银行的监管权限也有大小差异, 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存款保险机构拥有较大的监管权限, 而德国和印度的存款保险机构则监管权限相对较小。
二是理赔型存款保险制度, 如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这类存款保险制度一般不事前介入投保银行的运营监管, 也无权要求对投保银行进行检查, 当然更谈不少处罚了。在机构设置和制度目标等方面, 理赔型存款保险制度也有显著的特征:一是一般通过行业协会的形式履行其职能, 与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二是制度目标上, 更侧重于保护存款人, 特别是中小个人存款者的利益;三是参保方式方面, 强制性较弱, 大多采取自愿参保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方式。
2.按照存款保险管理机构的性质不同, 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政府主导型的存款保险制度, 如美国和加拿大。这种存款保险制度下, 政府直接设立专门机构, 或者设置隶属于中央银行的专门机构对存款保险事宜进行专职管理, 这种机构架构有利于增强存款保险制度的权威性。
二是行业协会管理类型, 如德国、日本和法国。即由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自发成立行业性存款基金组织来履行相关的存款保险职能。这种机构一般通过行业自律协议和银行协会规程设立和进行管理, 有利于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三是共同管理保障型, 如荷兰的存款保障局、挪威的存款保障基金、比利时的贴现及保障局等。这种架构下, 由政府和银行协作, 共同设立管理机构, 对存款保险事宜进行管理。
3.按照存款保险制度是否设置最高限额, 可以对全世界范围的存款保险制度做如下分类:
一是限额型存款保险制度。现有的110多个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中, 绝大多数国家对保险理赔实行了最高限额。但限额型各国的具体方法有所差异, 如意大利、英国等国实行分档分类限额, 而其他国家则实行一次性统一限额;有些国家实行绝对额度限额, 另一些国家则实行按存款比例限额。
二是全额保险型存款保险制度, 如挪威、德国的储蓄银行保障基金和信用合作银行保障方案等。现有世界存款保险制度中, 真正实施这种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较少, 一些国家会在特殊时期实施这种制度, 如日本和韩国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曾短暂实施过此类制度。
(二) 国外存款制度要素差异分析
1.存款保险制度目标比较
国外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是非常多元的, 如保护中小储蓄者的利益、提高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有助于新设银行和中小银行的生存、减小发生挤兑的风险、减缓银行破产引发的震荡等。英国、印度、意大利等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保护中小储户的利益;而美国、加拿大的存款保险制度将保护中小储蓄者、增强金融体系活力、保持金融秩序稳定共同作为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存款保险制度目标的差异主要与本国的金融体系及传统有关。
2.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保障比较
绝大多数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是通过立法机关的法律确定的, 此外围绕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法律配套相应的细则, 这些共同构成存款保险制度的制度体系。存款保险制度体系对存款制度的目标、管理机构及人员组成、职责范围及权限、保险基金来源于运用、参保方式与投资资格、理赔程序及最高限额等做了具体规定。另外, 世界各主要国家往往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及本国实际的变化而不断修订, 及时的法律法规修订对存款保险制度发挥其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存款保险制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与各国的司法及立法根本制度, 以及政权性质有关。
3.存款保险对象及范围比较
存款保险对象是存款保险的具体标的物种类。由于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和金融业务的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各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异, 所以各国的存款保险对象及其范围也存在重要差异:
(1) 对于不同币种的存款, 有些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只对本币存款予以保险, 对外币存款不提供保险;有的国家如美国、德国对所有币种的存款均给予保险。
(2) 有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只对同业存款给予保险;有的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则不对同业存款进行保险。
此外, 是否对非居民分支银行和本国在外的分支机构经营的存款给予保险, 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也不尽相同。
不同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本国存款及存款人的构成分布特征等方面差异巨大, 这就决定了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对象和范围出现很大差异。
4.参保方式与投资资格比较
存款保险制度的参保方式主要有两种:自愿与强制参保。由于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和业务范围有较大不同, 不同层次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大小不一, 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参保;又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参保所需承担的成本费用, 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愿意参保。因此, 各国应该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和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发展现状, 确定哪些金融机构需要参加存款保险及采取何种方式参加存款保险。从现有存款保险制度现状来讲, 世界绝大多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都采取了强制参保的形式。
5.存款保险基金的来源与运用比较
国外存款保险基金的来源主要有四项: (1) 保险费收入。按照存款保险制度规定, 投保存款金融机构需要向存款保险管理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费, 这部分收入是存款保险基金最主要、最稳定的收入流。 (2) 基金投资收益。为了保值增值, 提高存款保险基金的利用效率, 各国存款保险制度一般规定存款保险机关在保证基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进行投资。存款保险基金的资金一般投向国库券、大公司债券、股票等证券产品。在美国、加拿大等国, 投资收益已成为保险基金的最大收入源。 (3) 资本金, 即基金成立初期有基金管理机构股东、会员或相关出资人 (往往是财政部、中央银行、金融机构) 认缴的资金。 (4) 临时收款。在发生较大规模银行破产倒闭事件时, 保险基金往往需要向中央银行借款, 是为存款保险基金的又一来源。
存款保险基金的运用支出主要有五项: (1) 存款理赔支出。按照存款保险制度设计的宗旨, 当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无力清偿储蓄者存款时, 保险基金需要对满足赔付条件的存款者进行赔付。 (2) 管理费用。存款保险管理机构的日常运作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 这需要从存款保险基金中支取。 (3) 投资。闲置的富裕资金需要寻找投资渠道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 这是保险基金的一个重要资金运用项目。 (4) 归还借款。由于经济发展和金融行业经营具有不确定性, 一旦出现银行破产倒闭, 保险基金本身的财力往往不足以支持理赔需求, 于是会产生借款。一旦危机烟消云散, 保险基金的现金流又会恢复稳定, 这时就会归还借款。 (5) 向流动性不足的银行提供暂时流动性。一些国家的保险基金在某种程度上会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这会形成保险基金的一项资金运用。
6.保险费缴纳、保险费率与保险成本负担管理比较
各国对于应缴纳保险费及其缴纳、逾期处理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应缴缴纳保险费一般由保险费率决定。而各国对于保险费率有不同的确定方式:一是单一费率制;二是风险厘定费率制, 即基于风险评估来确定不同投保存款金融机构保险费率。现有110多个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 绝大多数实行单一费率制, 这种费率制在现实中简单易行, 但容易引发各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有鉴于此, 一些实行单一费率制度的国家如加拿大和美国近年来开始改革其费率制度, 他们对投保金融机构的运用状况和风险进行评估, 而后据此确定每个投保金融机构的保险费率。对于经营稳健、风险较小的投保金融机构收取较低的存款保险费率, 对经营不够稳健、风险较大的则采取相反措施。这种做法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公平性, 而且对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实施好这项制度, 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风险评估机制, 以及聘请相关专业人员, 成本较为高昂。即便实施了评估, 评估结构的准确性也难以保证。正因为此, 除了加拿大和美国等少数国家之外, 其他各国均采用单一费率制。
迄今为止, 绝大多数国家的存款保险成本是由投保金融机构本身承担的。由于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业务属于负债业务, 因而存款人是不愿意主动承担保险成本的。如果一些投保存款金融机构提出分担成本的策略, 另一些银行会选择自己承担成本来吸引存款者。而且, 所有银行要达成一个统一要求存款者分担存款保险成本的协议很难, 即使达成也不能有效运行, 因为它不是纳什均衡。所以, 对投保存款金融机构来讲, 在没有强制规定的情况下, 与存款人分担存款成本是不可能的。而现实中, 最愿意自己独自承担存款保险成本以吸引存款的金融机构, 往往是那些自身金融服务较差、偏好风险的金融机构, 在存款保险制度下, 存款者没有激励去甄别金融机构的优劣, 进而给各种“柠檬”以可趁之机, 而“柠檬”的泛滥会危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这就是典型的逆向选择。所以, 一些国家如英国开始尝试国家强制措施来要求存款人承担一定的风险来降低逆向选择。
(三) 国外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经验
国外存款保险制度已经运行了多年, 在具体运行的过程中, 积累了不少经验, 及时地总结这些经验, 对我们国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架构和历史文化传统, 建立适合本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各国在建立存款保险的时间和动因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同时上文的分析表明, 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在目标、职能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这主要由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决定的。但存款保险制度的差异性并不否定存款保险制度的统一, 其统一性就是保护中小存款者的利益, 促进金融秩序的稳定。
2.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要有良好的法律基础
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和有效运行需要法律保障。回顾全球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过程, 均专门通过了存款保险相关法律。如美国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也有完备的法律基础, 如1971年通过的《存款保险法》和《农水产业合作社储蓄保险法》等。
3.存款保险制度并不保证不发生银行危机
我国网络反腐历史脉络与前沿动态 篇8
1 网络反腐概述
1.1 网络反腐的概念界定
关于网络反腐的内涵,学术界一直未曾有过明确的界定,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网络反腐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一种新手段,是一种新型的反腐平台。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反腐是用网络媒体为平台,开发网络媒体的反腐败的宣传,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举报。如谭世贵就《网络反腐的机理和规制》中认为:“网络反腐就是广大网民和国家专门机关通过网络揭露、曝光和追查各类腐败行为的活动。”
第二种观点认为,不仅是指网络平台是监督腐败的手段,还包括反腐客体加强网络反腐平台的建设和完善,强调双方互动回馈的过程,同时需要诸多配套设施的构建。如2009年《农村工作通信》第5期对网络反腐具体阐释为:“不仅是指利用网络平台听取网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还包括接受、处理和反馈网民的信访举报及有关投诉。这是一个受理和处理互动的过程。”[1]
第三种观点认为,网络反腐源自于百姓的“仇腐情结”和“仇恶情结”。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众历来对腐败都很深恶痛疾,当民众有气没地方发的时候,网络便成为了民众宣泄和出气的窗口。
第四种观点认为,网络反腐实质上是一种舆论监督。李斌在《论网络反腐的有效性和规范性》中认为,网络反腐指的是,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方式,是反腐败事业的新方式。
1.2 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网络的反腐力量。2003年可以看作是网络反腐标志性的一年。官方网络举报最早出现在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利用网络的举报功能,开展反腐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的官方廉政网站已超200家。也是在这一年开始,民间网络反腐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强调:“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开设反腐倡廉网页、专栏,正确引导网上舆论。”为网络反腐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2007年12月,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正式开通,设置了“网友互动”“网络调查”和“献计献策”等互动栏目,标志着网络反腐功能的全面扩展。
2009年5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明确将网络纳入举报渠道。2009年10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该网站开通当日即引来1920万次点击,引发“塞车效应”。网络反腐作为信息化时代反腐斗争的重要方式,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词条。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与高速发展,我国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的建设以及网民与治理腐败职能部门的有机配合,极大地打击歪风邪气,营造了廉政的文化氛围,网络反腐的警示作用和对腐败分子的震慑作用日益增强,使我国的反腐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3 多重视角下的网络反腐
根据学者对网络反腐研究的不同角度,发现对网络反腐多重视角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法学这五个方面。
1.3.1 经济学视角
新制度经济学把“需求—供给”分析引入网络反腐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指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2]因此,制度需求是制度变迁的第一动因,制度供给是制度变迁的基础,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非均衡性贯穿了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从经济学角度对网络反腐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降低网络反腐的成本,提高反腐效力。但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学角度绝不仅仅是成本问题,还应多维度思考,使其更加可行、有效。
1.3.2 政治学视角
多数学者认为网络反腐是民众行使权利和制约权力的集中体现。公共治理理论主张善治、多元主体、参与与合作等,用以分析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期盼在中国实现公共治理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即实现公共治理,是社会共同行动的过程。王小平、曾宇辉在《论“社会力量制约权力”———基于“网络反腐”的思考》中把“网络反腐”作为对公共政治权力的一种外部制约方式。尹世民、汪子彬在《公民社会视域下网络反腐制度化路径分析》指出,网络直接催生了网络公民社会。网络反腐是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形式。
1.3.3 伦理学视角
网络反腐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弘扬社会正气,推动伦理道德建设,从伦理道德层面对网络反腐进行分析。姚晓娜在《网络反腐的伦理分析》中通过伦理学的视角深入阐释了网络反腐的问题,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毛蔚兰的《网络反腐的伦理思考》主要分析了网络反腐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对伦理的违背。何菁的《网络正义诉求责任伦理建构研究———以网络反腐为视角》观点有深度,笔者从网络反腐的视角,对网络正义诉求责任伦理的建构进行了深入思考。
1.3.4 心理学视角
从人的心理把握反腐的动力,大部分得出的结论比较极端,认为是情绪的发泄。只有权立枝、王瑞娟的《民众参与网络反腐心理研究》比较系统的分析网络反腐的心理。主要讲述了民众的四种心理:监督心理、从众心理、安全心理和宣泄心理,有力地补充了网络反腐的分析角度。
1.3.5 法学角度
我国网络反腐的法律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但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缺少具体的法律法规。孔令兵在《法治视野下的网络反腐》中认为合理、正当的法律程序是网络反腐取得实效的前提。庹继光在《新规下的网络反腐与诽谤格局分析》分析了新出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对我国网络反腐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应将网络反腐纳入法制化轨道,完善网络反腐相关法律法规。
综合以上几种观点可以发现,我国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反腐进行了界定,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同时,对于网络反腐的特质属性,行为缘由和网络监督与网络举报之间的联系、区别等未有明确的说明。本文对网络反腐进行界定:网络反腐是通过互联网举报或信息搜索等,集政务公开于一体的网络监督互动过程,是一种群众监督形式。具有方便快捷、低成本、广泛性和安全性等特点,易形成舆论热点、社会关注的焦点,使我国的监督体系得以规范。
2 网络反腐的特点及优势
传统的反腐手段主要有批评、检举、揭发、控告等,这些手段有明确法律保障且审理机制完善,但传统手段涉及群众少,政府监察机关、纪检机关信息披露不够及时透明,致使民众知情权无法得以保障。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工具,在反映民意、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等方面具有其传统反腐手段不具备的特点。如牛先锋认为,“廉价性、快捷性、互动性、隐蔽性和追踪性”是网络反腐的主要特点。[3]王美兰、赵仁艳认为网络反腐具有“方便快捷、受众率高、隐蔽性、传播迅速”等特点。[4]因此,网络反腐具有与传统反腐方式不同的特点。
2.1 开放性,透明性
在网络反腐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公布反腐进程,引导舆论动向,同时主动将政务透明化,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利用网络,发挥群众集体的力量,弥补传统制度反腐的缺位。另外,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可以最大范围地产生反腐的震慑和警示效应,从而推动公众的参政议政热情,依靠群众的力量推进反腐工作开展。
2.2 方便快捷、高效性
鉴于网络传播信息速度的特点,将大大减少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网络系统的完善将不受渠道的限制,更加方便快捷地收集信息,让民众以最快的速度得知反腐的进度,民众可自由地发表评论,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从而提高案件的进展速度及透明度,同时使民意能够得到重视,体现出了网络反腐的高效性。
2.3 隐蔽安全、低成本性
这里的隐蔽安全性是针对举报者而言的,举报人可不必担心打击报复。陈界亭认为,网络的匿名性使网民在表达自己的反复意见时能畅所欲言,同时可以更大限度地保障网上监督者的人身安全,使其监督活动无后顾之忧。[5]同时,网络反腐不受时空的限制且成本低廉,不仅保护了监督者的权益,而且降低了监督的风险成本,并且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中的主体作用,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现象。
2.4 抗干扰性强、灵活性好
此种观点认为网络给予网民充分的自主性,可自由地发表意见。王勇指出,与传统的言论监督相比,相关部门对信息的控制作用会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消解,网络监督的抗干扰性不断增强。[6]灵活性是指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所展现的信息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可以用多种形式表现,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2.5 直观生动、交互性强
交互性是指受众与传播者或者受众与受众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直接双向交流,拉近了媒体与受众情感与心理上的距离。网络技术的不断提升,可以兼声音、图像、文字多种形式为一体,使广大的网民能够自由方便地利用多种形式生动直观地展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而且网络媒体的传播是双方互动交流的,使民众与政府可以即时互动,从而大大推进了反腐倡廉的建设。
3 网络反腐的制约因素
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尽管网络反腐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存在严重制约网络反腐的良性发展因素。
3.1 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
虽然从宏观上看,我国网络反腐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但网络反腐没有相关法律界定其适用范围、规范和程序,容易造成权力滥用,形成不可控的影响。网络反腐通过曝光腐败现象和隐私信息,制造公共舆论,容易引发“人肉搜索”甚至网络暴力,还有可能造成举报信息被有意过滤掉,甚至出现删帖式管理,并最终导致腐败案件暴露的偶然性和戏剧性,从而影响社会公正,可以说缺乏法律规范是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
3.2 网络反腐相关参与的制约
第一,来自网络反腐主体的制约。网络反腐主体是揭露腐败的人群,它们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知识素质会直接制约反腐的效果和质量,进而影响反腐目标的实现。此外,网民结构不合理,集中体现在年轻、不富裕和社会地位不高,这将直接导致网络民意不全面,影响社会公正。网络反腐主体的“群体极化”易催化出“多数人的暴政”和网络反腐主体可能被人利用,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导致在网络反腐的曝光、举报过程中,造成对公民权利侵害,暴露公民个人隐私,伤害公民尊严,公共利益受到普遍自觉维护难度加大,不利于反腐工作的开展。
第二,来自网络反腐客体的制约。网络反腐客体是指主体所指向的对象,它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或是组织,一般情况下指地方官员。对于网络反腐,地方官员采取抵制和排斥的态度,不少领导干部由于缺乏应对网络反腐造成的舆论、现实压力的经验和方法,造成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应对迟缓甚至隐瞒事实等被动局面,对民众造成信任危机。
第三,来自网络反腐手段的制约。网络反腐的主要手段是网络,网络硬件建设和文化建设直接作用于网络反腐的效果和质量。由于网络信息发布的匿名性和自由性,网络反腐信息的虚假性与真实性会影响案件的查处进程,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甚至由心理效应引发为社会效应,在客观上也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立场。同时网络反腐中由于部分网民过于追求信息公开,而导致将对案件调查发展具有关键意义需要暂时保密的内容加以公开,造成案件查处工作的困难。
第四,来自网络反腐环境的制约。人们对于网络反腐的认知水平,社会反腐环境和相应的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制约着网络反腐目标的实现。由于缺乏相对应的措施和相关的制度规范,网络反腐尚未进入制度化轨道,严重制约着网络反腐的开展,不利于反腐工作的程序化和长远发展。
3.3 社会媒体之间的制约
首先,应明确网络反腐只是反腐过程中的初期阶段,网络反腐媒体的受众面和公信力不足,难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其次,网络媒体的运营缺乏规范和社会责任感,不少网络媒体把赢利作为第一目标,不顾信息的真实性和网民的感受;最后,社会媒体体系是各自分散或松散的整体,难以发挥提供真实信息、引导网络舆论、表达理性民意、化解社会矛盾、弘扬先进文化等作用,严重影响社会公正。
4 网络反腐优化路径的完善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向前不断发展变化的,腐败问题同样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因此治理腐败的手段也不能停滞不前,网络反腐是适应时代的产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网络反腐调动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激发了社会监督的活力,培养了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只看到其有利的一面,我们要全面地看待网络反腐这个新事物。我们应当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两方面,不断进行规范和引导,推进反腐工作的健康发展。
4.1 转变思想观念,重视网络反腐的监督作用
网络反腐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现代文明的体现。网络反腐已经成为舆论监督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更应顺应时代的潮流,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过分夸大网络监督的作用,也不能因为网络监督是一种软监督而忽视其积极作用,更不能因为目前网络监督还存在缺陷而因噎废食,一概加以排斥。各级政府要转变思想观念,不能以封闭、狭隘的视角对待新事物,应以开放的、平等的和互信的态度对待网络反腐。网络反腐是大势所趋,应充分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
4.2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相关法律制度,营造良好的环境
法律作为社会的调节器,能使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网络反腐在我国是新生事物,在相关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空白,法律建设尚不健全。因此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刻不容缓,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加大网络监管的力度,对于网络反腐的有效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整合现有的法律法规,明晰网络反腐的法律责任,明确各主体之间的权利及义务,各种法律制度之间要注重互相协调、互相补充。同时,加大信息化物质基础建设投入,强化软硬件设施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以改善网络反腐条件,优化网络反腐环境。
4.3 发挥网络反腐优势,推进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常态化和程序化
加强网络反腐与其他形式的互补配合,使其与监督机构对接,形成监督合力。首先,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完善信息公开发布机制;其次,建立健全腐败发现及快速反应机制,对信息进行及时收集、处理和反馈,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最后,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并加大网络反腐倡廉文化建设,自觉自律规范网络行为,实现网络反腐与现行反腐制度规范的有机衔接,进一步整合制度反腐资源和网络反腐资源,实现两者优势互补,推动两者无缝对接,推进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常态化和程序化建设,保证网络反腐得到有效规范。
4.4 开展网络素质教育,提高从业人员和网民的素质
开展网络素质教育,引导从业人员和网民健康的使用自己的权力,离不开政府和自身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作为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教育的多种形式和先进的技术,引导从业人员和网民自觉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增强从业人员和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正确看待特定的社会问题和事务;另一方面,作为从业人员和网民自身来说,应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从业人员应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素养,增强其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网民应努力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正确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损害他人隐私或尊严,积极主动发挥主体的作用,优化网络反腐环境。
5 我国网络反腐研究前沿动态
5.1 我国的网络反腐研究比较集中
大多数学者认为网络反腐是一种外部监督,是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体制外制约腐败。如何做到内外兼“修”,内、外部制约相辅相成,是我国网络反腐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5.2 网络反腐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缺乏定量研究
学术界存在着重复研究,创新不足,成果也多见于论文,著作较少。网络反腐研究多偏向于理论和规范研究,研究视角的深度和广度不足,缺少实证、定量研究。研究的方法单一不够丰富,而且也只是几个学科之间的跨学科性质的表面研究,缺乏深度联系分析,需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实践。
5.3 网络反腐研究的内容不全面,应加大对关键问题的研究
网络反腐只是反腐工作流程当中的一部分,需要对整个反腐工作进行整体思考。网络反腐研究在制度构建、廉政文化建设和保护举报人权益问题上研究不充足,有待提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利器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学界对网络反腐的研究也必将更加深入,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1]徐明.网络反腐[J].农村工作通信,2009(5):52.
[2]D·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3]牛先锋.网络反腐的功能及其完善对策[J].理论视野,2009(5).
[4]王美兰,赵仁艳.网络反腐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外企业家,2009(10).
[5]陈界亭.网络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J].岭南学刊,2009(5).
试论和谐社会理念的历史脉络 篇9
和谐社会的理念,是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我们党之所以在新时期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基于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需要。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可包括目标指向、路径选择、动力系统、价值取向、制度保障与衡量标准等六个方面内容:从目标指向上讲,必须追求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就路径选择而言,必须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从动力系统上来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就价值取向讲,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从制度保障上说,必须以民主、法治、道德作保证;就衡量标准而言,必须以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标尺。
二、和谐社会理念的历史脉络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
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的《尚书》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主张:“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是先“亲九族”,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继而“平章百姓”,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进而“协和万邦”,使各国和谐相处。孔子说过“和为贵”,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强调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并建立起以“仁”为核心,以“德”为基础,以“礼”为规范的德性思想体系,以此来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这个和谐大同社会,成了2000多年来中国仁人志士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
不仅中国先贤提出天人合一、世界大同,西方哲人也提出过“和谐”思想。毕达哥拉斯所说“整个天是一个和谐”,可能是最早提倡的和谐;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一书中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形象,主张“公正即和谐”。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谐和的整体”。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或“和谐社会”所代替。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马克思称这本书是工人阶级“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与马克思同时及其后,西方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均衡论,协和社会论、社会系统论等被称为“三足鼎立”的“社会和谐”论,虽有先天不足,却不失为社会和谐理论的先声之一。
在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科学设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必须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党如何在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可能从经典著作里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现成答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作出了深刻论述。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要求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以解决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他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由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正确思想,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他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党肩负的新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历史发展脉络 篇10
例1: (2008年上海卷共同部分第29题) 下列选项中正确反映了1870—1956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是 ()
例2: (黄冈2009年、海门2010年模拟) 中国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曲折, 不断向前发展。下图能够反映这一结论的是 ()
此外, 2009年安徽文综第14题 (公元600~1800年中国绘画的发展状况的示意图) , 2010年山东文综第14题 (1959—196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示意图) , 2010年上海卷27题 (罗斯福新政实施前后某种数量变化的示意图) 等都属于线条示意图的类型, 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为应对高考, 笔者在教学中尝试着引导学生自行绘制各种历史事物发展的线条示意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我发现, 这种做法不仅能有效应对此类高考题, 还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归纳概括能力, 有利于学生清晰把握历史发展脉络, 是一种简捷而又行之有效的梳理历史知识的方法。
一、线条示意图的特点和优势
1. 图纳万象, 表现力强
线条示意图除可以用来表示经济史上各种有形数量的高低变化, 如常见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示意图、世界贸易增长示意图等等, 还可以用来表现政治史、文化史中难以具体量化的历史事物, 如某一机构政治权力的强弱变化、列强侵略中国的程度变化、某一文化领域的荣衰情况、某一思潮传播情况等等。这就突破了一般数据图表的限制, 大大扩充了示意图的表现能力。
2. 抽象量化, 不求精确
线条示意图的绘制并不是建立在精确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并不追求图示中量的准确, 而是对历史事物做抽象的量化, 展现历史发展的轮廓即可, 重在“示意”, 其精髓是得“意”忘“形”。绘制历史线条示意图并没有很高的技术要求, 简便易行,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 化繁为简, 一目了然
示意图用一根简简单单的线条, 就可以把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变革浓缩其中, 用一个轻轻的转折就可以概括那惊心动魄的历史变革, 用一个小小的箭头就可以表现出历史的发展趋向, 形象生动, 简洁明了, 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有效手段, 实现了宏观 (整体趋势) 认识和微观 (具体变化) 认识的结合, 通览古今, 关注演变。
二、绘制线条示意图的方法
绘制线条示意图的一般方法是以时序为基本依据, 以时间为x轴, 以历史事物的特定“量”为y轴, 形成一个坐标轴。在这个坐标轴内, 用线条走向的高低变化来表示这种“量”的增加或减少。由于这并不是一种精确呈现 (有些量也无法精确呈现) , 我们只要能够展示出在不同时间点上的“量”的对比差异就可以了。
线条示意图的绘制技巧是关注“五点一趋势”。“五点”即线条的起点、终点、最高点、最低点、转折点;“一趋势”是该线条的总体走向。绘图时的具体步骤如下。
1. 通盘把握, 形成宏观的认识
把握这一历史事物在要表现的时段中总体看是上升的、下降的还是充满曲折大起大落的。
2. 确定历史事物在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上的大致位置
如果线条趋势是明显上升, 则起点位置不要定得太高, 反之亦然, 这样绘出的示意图更加美观准确。确定终点时, 可以参照起点位置来标示。
3. 确定最高点和最低点
最高点是事物发展最高峰, 最低点则是最低谷, 有时最高点与最低点和起点与终点 (或终点与起点) 相一致, 有时也出现在过程中的其他关键时间上。
4. 寻找过程中的转折点并参照已有各点标出大体位置
这既包括由上升到下降 (或由下降到上升) 的转折, 也包括由缓慢上升 (下降) 到急剧上升 (下降) 的转折等, 这些转折点实际上是历史事物发展的关键、要害, 当然也是我们学习中应重点关注的内容。最后, 用线条连接起来即可。
下面的“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历程”示意图就是笔者指导学生采用以上方法绘制的。
从总体发展趋势考虑, 近代民主政治虽有多次反复, 但总体来看是逐渐上升的。绘图的时段要求是近现代, 因此以1840年为原点。但民主政治却起始于戊戌变法, 起点 (也是最低点) 应在19世纪末, 而终点也就是今天的民主程度是最高的。在这一过程中, 1912年民国的成立是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使民主程度迅速上升, 是第一个转折点;袁世凯窃国, 大搞独裁复辟, 使民国成为一块空招牌, 是第二个转折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情况略有好转, 是第三个转折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其后三大政治制度的实行使民主政治取得巨大成就是第四个转折点;五十年代后期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 开始出现个人崇拜, 民主受到了不良影响, 这是第五个转折点;1966年“文革”爆发, 民主法制被肆意践踏, 出现严重倒退, 是第六个转折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拨乱反正, 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这是第七个转折点。通过这幅示意图的绘制, 就可以清晰呈现出民主发展的全过程, 绘制过程既加深了学生对各知识点的理解, 又培养了学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意识。
三、线条示意图的延伸使用
绘制完成后, 线条示意图的使命并没有结束, 可以用来让学生进行释读。释读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自我解读, 即对自己绘制的示意图进行解释, 从而起到巩固深化的作用。另一种是交换解读, 即同学之间互相交换示意图作品进行释读, 这种做法除可以实现巩固知识的目的外, 还可以彼此互相纠错和补充, 及时发现自己理解的错误和疏漏, 完善知识体系。
历史发展脉络 篇11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剧，城市、建筑等的国界化、地域化、民族化差异逐步缩小。尤其当今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化建设更是大拆大建，从而导致城市与城市间间、单个城市间的建筑千篇一律或是大同小异，最终导致的则是城市个性、气质的缺失，更谈不上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旧工业厂房虽然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但其大体量的建筑空间、高耸的烟囱、粗重的工业构件等特点，在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丛林中独树一帜，其建筑形式、材料、语言等更是旗帜鲜明。这不仅有别于当代的工业厂房，更不用说其它城市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带有明显时代特色、早期工业文明印迹的旧工业厂房越发具有历史、文化意义。因此旧厂房改造应当从保护历史、文化印迹的基础上展开改造工作。
历史意义
济南市变压器厂兴建于1952年9月，它是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基础设施中的一员，同时它还是济南、乃至山东大规模发电、照明、电网建设起始的基石，具有极其重要的发展、历史意义。因此在济南老变压器厂的改造中，应当将这些历史因素、城市发展历程、时代印记发掘出来，并加以保护，进而展示、传播给公众。
文化意义
济南变压器厂属于混凝土框架加红砖砌墙的建筑，其红色的砖砌墙面质朴甚至显得有些粗糙，在大拆大建的城市里显得格外醒目。同时，国家早已对传统建筑材料-红砖-有了严格的生产限制。随着新技术、新材料不断涌现，传统红砖建筑只会变得越来越少。加之时间的沉淀，红砖建筑则会变得同旧时青砖建筑一样，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建筑内部空间上，其巨大的长方形空间、高大的吊架结构、斑驳的金属构件、以及高耸的红砖烟囱等无不彰显出早期工业文化的印记。这便使其具有同周围建筑截然分明的气质。因此在变压器厂的改造上，应最大限度的保持、并强化原有的建筑空间、结构、材料、色彩等。同时保留部分以前出产的产品，以雕塑、装置艺术品的形式陈列与厂区室内外。使早期的工业文化印迹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延续。
厂区环境
济南变压器厂厂区环境尤其鲜明的工业气息，诸如类似的建筑、厂区都透着一丝冷漠之感。在厂区改造过程中，冷漠的工业气息作为一个独特的环境特质应当予以保留。对大的厂区、建筑内外环境作必要的清理、修复、清洁外，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的建筑空间、结构、材料、色彩等。同时考虑到开发后公众的参与性，应适当加入一些柔性因素。例如，保留并强化原厂区因长期闲置而生长出的爬山虎植物；在厂区部分区域增加一定的绿植景观；在部分公众区域引入水的因素等。总之，使公众同改造后的旧厂区形成肢体上的互动，从而全面调动视觉、听觉、触觉、乃至嗅觉体验。
文化创意
在济南变压器厂的改造中，积极引入专业艺术院校的创新设计力量。将平面、环境艺术、装饰艺术与陶瓷艺术设计、摄影艺术等专业的师生汇集到改造后的厂区中，形成产、学、研一体的模式。在厂区内设置相关艺术、设计展示、研发、制作场地。其积极意义有一下四点：一 带动改造后的厂区经济活动范围；二，促进专业院校师生专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 艺术与设计品的展示、研发、制作过程面向公众开放本身就是艺术、文化的传播；四 促进形成区域的文化、艺术氛围。
随着时间的积淀，改造后的旧厂区充分利用其具有功能、设施、形式、环境等因素，产生新的生产生活模式，成为提高城市区域品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新的城市商业、休闲、景观、文化节点。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历史发展脉络 篇12
一、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回顾
2 0 0 8年4月, 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分别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申报批准、保护规划的编制、保护措施等多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条例》自2008年7月1日实施以来,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 主要表现在:
(一) 做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申报和审批工作。
2008年以来, 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 先后组织了第四、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申报和公布工作。目前,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数量达到了350个 (其中名镇181个, 名村169个)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已达700余个, 使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体系日臻完善。
(二) 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章规范制订工作。
《条例》颁布后, 我们着手完善名镇名村保护法规的制定工作。研究起草了《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办法》。这些办法分别从保护规划的编制、审批、公布,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为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保护管理提供了技术依据。目前, 这两个办法已经完成征求意见稿, 并已于近期征求有关部门和各省的意见, 待修改完善后发布。
(三) 积极支持和推进地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
为加强各地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 保护的交流与合作, 我部2009年、2010年先后在上海市枫泾镇、江苏省周庄镇召开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与发展研讨会, 与全体历史文化名镇的代表共同议定了《枫泾宣言》、《周庄宣言》, 汇集众多代表的意见, 表达了“坚持科学规划、严格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 因地制宜, 保护名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心声。同时, 各地也分别加强了地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力度, 云南省出台了《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保护条例》, 河北省起草了《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办法》, 山西等省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成果, 公布了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海南省开展了“十大古村落”的评选, 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镇古村落列入了地方重点保护的范畴。
(四) 在汶川、玉树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 坚持贯彻《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精神。
汶川、玉树等特大地震灾害, 对一些古镇和古村落造成了严重破坏, 我部在指导地方对历史遗存进行抢救性修复的基础上, 在指导地方编制灾后重建规划时, 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有关要求, 坚持在重建工作中注重历史风貌的延续及传统特色的体现, 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这些地方古村镇的完整性, 为传承地域文化特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 加大了国家专项资金对保护工作的支持。
“十一五”期间, 在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的支持下, 全国共实施了78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设施建设项目, 其中中央直接投资2.7亿元, 主要用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基础设施改善和环境整治。这些项目的实施, 对于改善镇村群众的居住生活环境, 保护街区、村镇的历史环境和传统风貌, 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形势机遇和迫切性
2005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在城镇化过程中, 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把历史名城 (街区、村镇) 保护规划纳入城乡规划”。2006年, “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又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2008年, 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将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应该说,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清醒地看到, 尽管我们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认识不到位, 保护意识薄弱。一些地方的领导对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缺乏认识, 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城镇和村庄发展对立起来, 在工作中重建设, 轻保护, 没有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拆除后兴建仿古一条街, 这种做法就像将不断增值的祖传古画换成了一文不值的现代印刷品。
二是依法行政力度不够。一些地方不严格执行保护规划, 随意修改保护要求, 结果导致部分古镇、古村落的历史格局被破坏;文物古迹周围的历史环境被破坏;一些地方的历史建筑被拆毁。
三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滞后。一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由于经费所限, 没有及时编制保护规划, 保护工作缺少必要的依据。在保护中往往重视个别“点”的保护, 而忽视对自然历史环境的保护, 导致镇和村庄的整体风貌被破坏。
四是保护资金不足, 古村镇和历史建筑缺乏定期的全面维护。一些古镇内人口密度大, 基础设施落后, 建筑年久失修, 居民居住条件差。由于缺乏专项保护资金, 这类地区的建筑处于消极保护的状况;或交给开发商进行整治和建设改造, 由于商业利益的急功近利, 其结果往往毁坏了有价值的历史遗存。
五是“开发性破坏”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部分历史建筑逐渐丧失其历史原真性, 建造了一批毫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假古董, 将十分脆弱的文化遗产作为普通的旅游资源开发, 以经济效益为单纯的追求目标, 造成了“开发性破坏”。
六是历史文化资源信息档案亟待建立。不少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对自身拥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不清, 对资源的种类、数量、年代、工艺、材料等基本信息没有建立档案, 导致保护管理缺乏科学的安排, 影响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
目前, 我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如何在这一时期, 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存, 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发现, 一些地方以推进城市建设土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名, 搞大规模的村庄迁并, 不少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村庄被迁并和拆除, 不但造成了村庄原有的传统格局和风貌不复存在, 一些有价值的民居院落遭到破坏, 而且严重损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因此, 要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就要求我们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中, 坚持正确的理念和方法, 不能急功近利, 注意少走弯路、避免犯错误, 在保护工作中要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 要做好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即不仅要将保护规划纳入到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之中, 而且要使编制的保护规划与镇总体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土地规划相衔接, 共同指导当地的保护和发展。
第二, 做好老区保护与新区建设的衔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经济建设发展已经与核心区保护产生矛盾时, 要主动采取开辟新区、保护核心区的措施, 将一些体现新居住功能的建设引向新区, 以避免新建筑在高度、形式上与历史建筑产生较大冲突。
第三, 要做好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衔接。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旅游事业快速发展时期, 鉴于历史文化遗存及其环境的不可再生性, 应未雨绸缪, 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严格管理游客的行为, 防止过度旅游开发或其他不合理活动, 做到不削山、不砍树、不拔草、不填河, 以免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
三、下一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主要任务
针对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面临的机遇和形势,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 结合各地实际情况, 探索出适合地方特色的思路和措施。总的要求是, 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 坚持科学规划、保护为先、合理利用、加强监管, 努力实现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健康持续发展, 促进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一) 尽快完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法规体系。
各地要依据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进一步细化深化有关保护规划与管理的规定。各地在制定保护办法时, 要因地制宜, 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注重体现地方特点。建设部将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加快《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办法》的制定步伐, 争取尽快以部令形式下发, 以指导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与管理工作。
(二) 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监督管理。
及时开展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建档工作, 对历史文化遗存状况进行摸底调查。要明确文化遗存的类型、保护等级、各类遗存的数量、遗存的保护状况等。通过调查, 发现问题, 掌握情况, 提出措施。在此基础上, 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为基本单元, 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动态监管信息系统, 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存状况和保护规划实施进行跟踪监测。
近期, 建设部将会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 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进行检查, 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保护范围及数量变化、历史建筑的保护、保护规划制定与实施、地方法规制定、国家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等情况。希望各省先对照《条例》做好自查, 及时发现和解决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在检查过程中, 对保护不力的要提出整改要求, 对那些整改不力、并已造成无可挽回损失的, 可取消其称号。同时, 要结合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 逐步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监督员制度, 加强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监督管理, 保护脆弱的历史文化资源, 确保名镇名村的可持续发展。
(三) 抓紧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备案制度。
保护规划要全面覆盖国家、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各省要加大对保护规划的审查力度, 确保规划编制的质量水平。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首先要摸清家底, 要明确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内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历史街巷的基本信息, 建立历史建筑档案, 在此基础上提出划定不同保护范围、不同类型建筑的保护整治措施。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将组织专家, 陆续对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规划成果进行备案审查, 对不符合要求的规划要重新编制。
(四) 积极做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十二五”保护资金的申报工作。
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全面总结《全国“十一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设施建设规划》的基础上, 启动“十二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设施规划编制工作。这项工作目前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希望各地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建设部的要求, 规范上报材料, 做好基础申报工作。将申报的重点放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基础设施和环境整治方面, 注重改善居民群众的生活居住水平。为了确保“十二五”中央预算资金得到合理使用, 充分发挥中央专项资金对于名镇名村保护的作用, 我们将适时出台相关的管理监管办法, 利用好国家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专项资金, 切实发挥国家专项资金保护真实历史遗存的作用。对专项资金使用不到位、改变用途的, 一经查实, 要先行冻结, 再作处理。
(五) 继续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培训工作。
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下, 加强名镇名村保护工作重要性的宣传与培训。为了使市长、县长、乡镇长的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意识进一步加强, 在建设部与中组部联合举办的市长、县长培训班上, 将继续把遗产保护相关内容列为必修课程。建设部还将继续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 不定期地举办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培训班。通过培训, 提高领导及专业人员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并掌握保护的正确方法。
(六) 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技术支撑和服务体系。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应当坚持整体保护的原则, 保持传统格局、历史和自然风貌以及空间尺度, 不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要依靠有关高校和科研单位, 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技术支撑体系和服务体系, 为各地开展系统的研究和技术服务提供帮助。在此基础上, 加强对不同地域、不同保护对象的政策研究, 结合名镇名村保护实际, 突出重点, 分层次制订保护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