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历史及发展

管理思想的历史及发展（精选10篇）

管理思想的历史及发展 篇1

摘要：本文分析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的三个渊源,即现代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由此明确了人本管理的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劳动者占有劳动成果并自主决策。西方管理实践从纯粹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明示了管理不断人本化的趋向。

关键词：人本管理,哲学渊源,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本管理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内容,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取代历史上的“以物为本”和“以资为本”的管理方式,这是人类历史进步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不是用人艺术,而是哲学理念,考察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明晰人本管理的实质,弄清人本管理实施的制度前提,找准实现人本管理的正确途径。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并非直接来源于哲学上的人本主义,哲学上的人本主义(Anthropology)更强调人的“生物性”,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因素。现代人本管理思想的哲学渊源是Humanism,即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价值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潮。Humanism最早由古罗马思想家M·T西塞罗提出,指的是一种能够促使个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教育制度,因此,人本管理的实质在于人的发展。

从古希腊开始,Humanism一直如星星之火传承下来,新兴资产阶级曾利用Humanism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发展人的个性。20世纪60年代,现代人本主义在哲学界再次突起,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广为流行,这些学说宣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关注人作为人的前途、特点和利益,以提高人的地位为使命。这种思潮带动了人本经济学的发展。人本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是对金钱和财富的占有,它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序列论”为人性假设,认为人的精神需求本质上是社会需要,不能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满足。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企业就是在企业里工作的人,企业应该由工作者来管理,参与工作的每一个人应当公平地共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成果,缺席的资本所有者除了租借费(利息)之外不应当占有任何产品。美国人本主义经济学家大卫·埃德曼提出:人与生俱来就具有内在的价值或尊严,而不是作为顺手的工具以劳动得到实惠或工资。在典型的现代企业——股份公司中,企业雇员没有任何决策权,这完全违背了民主的原则,“就好像一国人民(股东)加入一个共同的契约联盟(股份公司),选举一个政府(公司管理层)来管理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公司雇员)。第二国的人民(雇员)又同意订立另一份契约——一份表示向管理者俯首称臣的契约(雇用合同)。这不过是政治版的资本主义企业。”人本企业的组织形式应该为合作社,劳动者以联合劳动为基础,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租借资本,但是决不允许“任何以外部资本提供人或出借人的资格来享受董事职位或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的投票权的行为,以及其他或直接或间接插手企业决策的行为。”劳动者实行民主管理,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平等的决策权,这是建立在人权而不是产权基础上的。企业员工将其决策权明确地委托给管理方,管理方以被管理者的名义和利益来运用其决策权,这是与政治领域“民有、民治、民享”类似的经济民主。人本主义乐观地认为通过教育和社会改良,依靠立法的力量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人本社会来实现人的发展,可以说这是一种充满热情的浪漫主义改良思想。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建立在对于劳动者的需要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矛盾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关键不在于其自然属性,而在于社会属性。人们在劳动中形成了共同活动和相互交往,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本质。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享受需要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得到生活乐趣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是人表现自己和发挥生命价值的需要,发展是人固有的本质力量,体现为创造性的活动。这些需要都是在劳动中,或者以劳动为手段得到满足的。但是“以资为本”的社会制度却否定了劳动者作为人的需要,把劳动者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毁。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它不是满足劳动的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在资本私有制之外,劳动分工也助长了对工人的异化。在细致分工的流水线上,每个人日复一日单调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生产的节奏完全受机器的控制,个人基本没有能力影响和控制生产的内容和进度,甚至无法在生产过程中控制属于他自己的那部分工作,个人的能力得不到承认或凸现,丧失了从工作中得到自豪感和成就感的机会,更失去了创造性。“工人要么逃避劳动,要么就是在劳动中希望消除异化,即由人来支配物。他们希望能够参与企业生产过程的决定,希望成为机器的主人,缩小因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同管理阶层之间的差距,获得人格的尊重。”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应该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因此,其实质是人本主义社会。人本社会是以高度的科学技术武装起来,并得到自觉的科学管理和控制的劳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为养成和发挥每个人的智力、体魄、品德和个性所需要的各种活动。

通过对人本管理思想渊源的追溯,我们可以明确,人本管理并不是单纯的关心员工、理解员工、尊重员工,它不是从“用人”出发,而是从“发展人”出发,让员工从“手段人”变成“目的人”,从被管制者变成享有决策权的人。无论是人本主义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都还远未实现,但是,它们共同预示了人类社会以及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人权与物权的对比和较量中,人权的力量不断增强,在管理中表现为从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最终实现完善的、彻底的人本管理。

西方国家管理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物本管理与人本管理。在物本管理阶段中,根据人与物在管理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纯粹物本管理阶段、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和人力资本管理阶段。截至目前,人本管理不过刚刚萌芽。

在纯粹物本管理阶段,企业中的劳动者普遍被看成是“机器人”、“工具人”,他们与机器设备唯一的区别是会说话,这一阶段在管理上的特点是完全依赖外在的强制和监督。在管理者的眼中,人的特点就在于人是“有生命的机器”,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无视工人的任何需求,甚至是生理需求。在他们眼中,工人都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满身恶习的穷鬼,对这些人必须严加看管,多加处罚,否则他们就会偷懒、怠工甚至闹事和破坏。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监督以防止员工偷懒仍是管理存在的首要原因。在这一阶段,管理者对工人随意处置,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克扣工资,雇佣童工和女工,对稍有懈怠的工人施以严厉的惩罚。

20世纪50年代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称,但自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在管理实践上即进入了人力资源管理阶段。从科学管理开始,管理者开始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人的特殊性上,认识到了人是不同于物的主动性资源,不发掘人的潜力就无法实现对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此后近100年间,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管理人”、“文化人”等等,管理者对于人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早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无论是泰罗的科学管理还是行为科学管理,都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思维在寻求某种最佳工作方法,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而到了人力资源管理阶段的后期,管理者认识到了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管理方式和工作效率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应关系,不同特性的人力资源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来提高工作效率,因此,管理的重点转向开发弹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多样化的管理方式,以个性化管理为特征。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者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货币形态逐步转化为知识形态,导致资本对人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人的能力,尤其是智力开始作为资本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出现了人力资本,那些拥有高超素质技能的人可以据此成为“知本家”。当“知本家”出现后,企业不再是资本所有者统治作为臣民的雇佣劳动者的“封建庄园”,而成为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所有者联合行使所有权的契约,资本家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核心技术创新者和掌握者以及职业经理人)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可以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化为股票,和资本家一起享有对企业的治理权。人力资本的出现似乎使企业雇员和资本所有者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因此,有人将人力资本管理即视为人本管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首先,人力资本管理仍然把人与其他物质资源并列在一起,把人的知识、技能看成是另一种资本形态,劳动者以这种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获得收益,而不是以劳动者的身份占有创造出的价值,因此,这不过是要素分配论的变形而已;第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只有高级管理者和创新技术人才可以成为“知本家”,普通员工由于人力资本太低,只能作为人力资源存在,而不能上升为人力资本与资本家平起平坐。因此“人力资本论仅是对人在经济动力中贡献的物质的、量化的因而是简单的描述而已,是一种便于做经济分析的人格的物化。……即使是约翰·穆勒,也为了避免将人当作资本品甚至比资本品低贱的难堪,提出‘人民不应当作财富,因为财富正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然而,人力资本管理毕竟在资本私有的制度框架内将物本管理发展到了极致,即利用将人异化为资本而与资本对抗,因此,也将物本管理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是对物本管理的否定,即以人本管理取代物本管理。

在西方国家的管理实践中,最能体现出管理人本化趋势的是德国的参与管理。德国1920年~1989年间陆续通过并实施的《工厂委员会法》、《共同决策法》、《工人共同决策法》和《工厂制度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证了企业雇员可以通过工厂委员会和共同决策制享有参与权和决策权。工厂委员会由所有雇员选举代表组成(不包括管理阶层),委员会每月与雇主举行一次联合会议。委员会有权了解任何会对雇员造成重大影响的生产经营方面的决策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如果委员会发现劳动条件的改变损害了工人的人性化需要,可以要求雇主予以改变或补偿。共同决策制规定,劳资双方在董事会中占有同等的席位,双方再共同选举一位中立代表,中立代表只有在双方投票平局的情况下才进行表决。尽管受到管理能力、信息获知等方面的限制,真正的劳资双方对等共决很难实现,资方在决策中仍居主导地位,但是在德国的参与决策模式中,雇佣劳动者不需要借助于资本、知识等条件即可参与企业决策,参与权直接建立在劳动力所有权上,这不能不说是对“以资为本”的突破,是“以人为本”的开端。

从人本管理的历史渊源可以看出,其思想萌芽由来已久,贯穿着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并成为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人本因素在管理思想和实践中不断闪现,从纯粹的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便是人本管理因素在量上不断积累和增加的体现。由于私有企业制度限制了从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的质变,因此,只有企业制度转变为合作制或公有制之后,人本管理才具备了实施的制度基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管理水平还相当落后的国家来说,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企业为人本管理提供了制度前提,我们应当承继西方企业管理积累的经验与成果,顺应社会进步和管理趋势的发展,用人本管理提升我国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2]Ellerman,David.“The Employment Contract and Liberal Thought”[J].Review of Social Economy,44:1(April1986),pp14～15

[3]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0页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94页

[5]陆雄文:民主管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

[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49页

[7]芮明杰杜锦根:人本管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管理思想的历史及发展 篇2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的三个渊源，即现代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由此明确了人本管理的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劳动者占有劳动成果并自主决策。西方管理实践从纯粹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明示了管理不断人本化的趋向。

[关键词] 人本管理 哲学渊源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本管理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内容，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取代历史上的“以物为本”和“以资为本”的管理方式，这是人类历史进步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不是用人艺术，而是哲学理念，考察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明晰人本管理的实质，弄清人本管理实施的制度前提，找准实现人本管理的正确途径。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并非直接来源于哲学上的人本主义，哲学上的人本主义（Anthropology）更强调人的“生物性”，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因素。现代人本管理思想的哲学渊源是Humanism，即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价值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潮。Humanism最早由古罗马思想家M·T西塞罗提出，指的是一种能够促使个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教育制度，因此，人本管理的实质在于人的发展。

从古希腊开始，Humanism一直如星星之火传承下来，新兴资产阶级曾利用Humanism反对封建教会****，要求发展人的个性。20世纪60年代，现代人本主义在哲学界再次突起，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广为流行，这些学说宣扬人的价值、扞卫人的尊严、关注人作为人的前途、特点和利益，以提高人的地位为使命。这种思潮带动了人本经济学的发展。人本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是对金钱和财富的占有，它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序列论”为人性假设，认为人的精神需求本质上是社会需要，不能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满足。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企业就是在企业里工作的人，企业应该由工作者来管理，参与工作的每一个人应当公平地共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成果，缺席的资本所有者除了租借费（利息）之外不应当占有任何产品。美国人本主义经济学家大卫·埃德曼提出：人与生俱来就具有内在的价值或尊严，而不是作为顺手的工具以劳动得到实惠或工资。在典型的现代企业——股份公司中，企业雇员没有任何决策权，这完全违背了民主的原则，“就好像一国人民（股东）加入一个共同的契约联盟（股份公司），选举一个政府（公司管理层）来管理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公司雇员）。第二国的人民（雇员）又同意订立另一份契约——一份表示向管理者俯首称臣的契约（雇用合同）。这不过是政治版的资本主义企业。”人本企业的组织形式应该为合作社，劳动者以联合劳动为基础，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租借资本，但是决不允许“任何以外部资本提供人或出借人的资格来享受董事职位或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的投票权的行为，以及其他或直接或间接插手企业决策的行为。” 劳动者实行民主管理，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平等的决策权，这是建立在****而不是产权基础上的。企业员工将其决策权明确地委托给管理方，管理方以被管理者的名义和利益来运用其决策权，这是与政治领域“民有、民治、民享”类似的经济民主。人本主义乐观地认为通过教育和社会改良，依靠立法的力量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人本社会来实现人的发展，可以说这是一种充满热情的浪漫主义改良思想。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建立在对于劳动者的需要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矛盾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关键不在于其自然属性，而在于社会属性。人们在劳动中形成了共同活动和相互交往，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本质。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享受需要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得到生活乐趣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是人表现自己和发挥生命价值的需要，发展是人固有的本质力量，体现为创造性的活动。这些需要都是在劳动中，或者以劳动为手段得到满足的。但是“以资为本”的社会制度却否定了劳动者作为人的需要，把劳动者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毁。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

之外才感到自由，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它不是满足劳动的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在资本私有制之外，劳动分工也助长了对工人的异化。在细致分工的流水线上，每个人日复一日单调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生产的节奏完全受机器的控制，个人基本没有能力影响和控制生产的内容和进度，甚至无法在生产过程中控制属于他自己的那部分工作，个人的能力得不到承认或凸现，丧失了从工作中得到自豪感和成就感的机会，更失去了创造性。“工人要么逃避劳动，要么就是在劳动中希望消除异化，即由人来支配物。他们希望能够参与企业生产过程的决定，希望成为机器的主人，缩小因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同管理阶层之间的差距，获得人格的尊重。”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应该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因此，其实质是人本主义社会。人本社会是以高度的科学技术武装起来，并得到自觉的科学管理和控制的劳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为养成和发挥每个人的智力、体魄、品德和个性所需要的各种活动。通过对人本管理思想渊源的追溯，我们可以明确，人本管理并不是单纯的关心员工、理解员工、尊重员工，它不是从“用人”出发，而是从“发展人”出发，让员工从“手段人”变成“目的人”，从被管制者变成享有决策权的人。无论是人本主义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都还远未实现，但是，它们共同预示了人类社会以及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与物权的对比和较量中，****的力量不断增强，在管理中表现为从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最终实现完善的、彻底的人本管理。

西方国家管理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物本管理与人本管理。在物本管理阶段中，根据人与物在管理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纯粹物本管理阶段、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和人力资本管理阶段。截至目前，人本管理不过刚刚萌芽。

在纯粹物本管理阶段，企业中的劳动者普遍被看成是“机器人”、“工具人”，他们与机器设备唯一的区别是会说话，这一阶段在管理上的特点是完全依赖外在的强制和监督。在管理者的眼中，人的特点就在于人是“有生命的机器”，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无视工人的任何需求，甚至是生理需求。在他们眼中，工人都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满身恶习的穷鬼，对这些人必须严加看管，多加处罚，否则他们就会偷懒、怠工甚至闹事和破坏。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监督以防止员工偷懒仍是管理存在的首要原因。在这一阶段，管理者对工人随意处置，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克扣工资，雇佣童工和女工，对稍有懈怠的工人施以严厉的惩罚。

20世纪50年代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称，但自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在管理实践上即进入了人力资源管理阶段。从科学管理开始，管理者开始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人的特殊性上，认识到了人是不同于物的主动性资源，不发掘人的潜力就无法实现对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此后近100年间，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管理人”、“文化人”等等，管理者对于人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早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无论是泰罗的科学管理还是行为科学管理，都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思维在寻求某种最佳工作方法，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而到了人力资源管理阶段的后期，管理者认识到了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管理方式和工作效率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应关系，不同特性的人力资源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来提高工作效率，因此，管理的重点转向开发弹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多样化的管理方式，以个性化管理为特征。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者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货币形态逐步转化为知识形态，导致资本对人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人的能力，尤其是智力开始作为资本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出现了人力资本，那些拥有高超素质技能的人可以据此成为“知本家”。当“知本家”出现后，企业不再是资本所有者统治作为臣民的雇佣劳动者的“封建庄园”，而成为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所有者联合行使所有权的契约，资本家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核心技术创新者和掌握者以及职业经理人）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可以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化为股票，和资本家一起享有对企业的治理权。人力资本的出现似乎使企业雇员和资本所有者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因此，有人将人力资本管理即视为人本管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首先，人力资本管理仍然把人与其他物质资源并列在一起，把人的知识、技能看成是另一种资本形态，劳动者以这种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获得收益，而不是以劳动者的身

份占有创造出的价值，因此，这不过是要素分配论的变形而已；第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只有高级管理者和创新技术人才可以成为“知本家”，普通员工由于人力资本太低，只能作为人力资源存在，而不能上升为人力资本与资本家平起平坐。因此“人力资本论仅是对人在经济动力中贡献的物质的、量化的因而是简单的描述而已，是一种便于做经济分析的人格的物化。……即使是约翰·穆勒，也为了避免将人当作资本品甚至比资本品低贱的难堪，提出„人民不应当作财富，因为财富正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然而，人力资本管理毕竟在资本私有的制度框架内将物本管理发展到了极致，即利用将人异化为资本而与资本对抗，因此，也将物本管理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是对物本管理的否定，即以人本管理取代物本管理。在西方国家的管理实践中，最能体现出管理人本化趋势的是德国的参与管理。德国1920年～1989年间陆续通过并实施的《工厂委员会法》、《共同决策法》、《工人共同决策法》和《工厂制度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证了企业雇员可以通过工厂委员会和共同决策制享有参与权和决策权。工厂委员会由所有雇员选举代表组成（不包括管理阶层），委员会每月与雇主举行一次联合会议。委员会有权了解任何会对雇员造成重大影响的生产经营方面的决策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如果委员会发现劳动条件的改变损害了工人的人性化需要，可以要求雇主予以改变或补偿。共同决策制规定，劳资双方在董事会中占有同等的席位，双方再共同选举一位中立代表，中立代表只有在双方投票平局的情况下才进行表决。尽管受到管理能力、信息获知等方面的限制，真正的劳资双方对等共决很难实现，资方在决策中仍居主导地位，但是在德国的参与决策模式中，雇佣劳动者不需要借助于资本、知识等条件即可参与企业决策，参与权直接建立在劳动力所有权上，这不能不说是对“以资为本”的突破，是“以人为本”的开端。

从人本管理的历史渊源可以看出，其思想萌芽由来已久，贯穿着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并成为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人本因素在管理思想和实践中不断闪现，从纯粹的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便是人本管理因素在量上不断积累和增加的体现。由于私有企业制度限制了从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的质变，因此，只有企业制度转变为合作制或公有制之后，人本管理才具备了实施的制度基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管理水平还相当落后的国家来说，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企业为人本管理提供了制度前提，我们应当承继西方企业管理积累的经验与成果，顺应社会进步和管理趋势的发展，用人本管理提升我国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克·A·卢兹 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Ellerman, David.“The Employment Contract and Liberal Thought”[J].Review of Social Economy,44:1(April 1986),pp14～15

马克·A·卢兹 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0页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94页

陆雄文:民主管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49页

管理思想的历史及发展 篇3

关键词：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

一、初建时期

1952年至1962年为初建时期。1952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国城市成立了街道办事处，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把无组织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能减少政府机关的负担，提高居民群众的自我管理水平。街道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从1954年至1958年为我国城市居民居委会工作的黄金阶段，国家在此期间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它的实施促进了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同时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发展起来，它按照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以组织生产活动为载体，统一居民思想为核心。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以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文化活动。在1962年后，城市人民公社逐步解体。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的这一时期，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已纳入单位管理轨道。居民委员会管理的主要对象还不是辖区内的单位组织，而是那些没有单位组织的居民。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目的。

二、拓展时期

1978年至1987年为拓展时期。街道居民委员会体系在1978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重新得到发展。中共中央在1981年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特别是城市街道居委会。1982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文明礼貌日”“五好家庭”“创先争优”等一系列活动。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要“牢牢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为以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7年民政部召开的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中，对社区服务的内容和人物进行了明确。1989年我国社区服务工作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上对近一年以来各地开展社区服务的各种经验进行了交流沟通。本次会议提出了社区服务的目的及社区服务中教育工作的方法要有所创新。这是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创新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在城市和乡村范围内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落实好，落实到实处，这是在政治报告上第一次提到社区的相关问题。1993年《关于加快社区服务事业的意见》的下发对社区服务的相关内容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它是社区服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支持社区文化建设，多开展有益于居民群众身心健康的文化活动，提倡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1999年民政部在北京市的26个城市社区进行实验，开展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的试点工作。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这一时期是以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出发点。主要不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家庭婚姻、伦理道德、民风民俗教育等。为提高居民个人的素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而努力。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的出现，破坏人民内部团结的情况时有发生较为复杂，迫使需要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管理力度来消除这些矛盾和斗争，切实加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三、蓬勃发展时期

《关于在城市深入开展创建文明社区工作的若干意见》是在2000年9月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出台的。要求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和文明建设相结合，工作的针对性和范围要不断的加强，要使城市社区的思想和文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教育部在2004年12月9日出台的《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指出城市社区要建立新的教育和管理模式，把社区的建设工作和社区居民的个人学习发展相联系，起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的加强和改进，注重对人民群众的心理教育及关怀，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用恰当的方式。”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知道了，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还会有其他的需求被产生。概括性的分有两方面的需求，一个是物质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因此，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十八大在十七大的基础上又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在不断丰富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基础上，还对其提出新的要求，要大力开展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十八大对社区下一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指导，对社会的稳固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党中央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提高个人修养、改善人际关系、丰富精神生活、美化居住环境、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格局初步形成。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一种健康的姿态迎接下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马奇柯.我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行程和发展[J].理论月刊，2007.

管理思想的历史及发展 篇4

(一) 英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发展历史

1968年最早出现在英国, 当时各个部门的整体生产率指标被英国的国内税务局、王室土地监督局以及就业局发布, 并制定各种绩效指标来指导下属部门工作。绩效评估局限于输入和产出易于识别和调整的执行功能, 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为了改进政府绩效、提高行政效率, 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梅杰政府和后来的布莱尔政府才陆续施行各种改革措施革来推广和普及组织绩效评估。

1. 第一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绩效管理主要追求效益和产出的最大化, 对财政上面临的困境提出方案。 (1) 雷纳评审:1979年首先任命雷纳为其效率顾问, 成立效率小组直属于内阁办公厅, 首要任务是全面的调查、审视和评价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运作情况, 拟定提高组织经济和行政效率水平的具体方案, 概括有三点:对某一特定政策或活动进行考察, 即使是平时例行的事务;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并提出建议;监督检查已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和改进措施。这一评审重点在于追求金钱的价值, 在保证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 大幅度削减开支, 同时也持续数年, 是英国非常重要的公共部门改革成果之一。 (2) 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运用部长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让部长知道部里面的人正在做的事情、主要负责人以及完成情况等。部长管理信息系统是融合目标管理、绩效评估等现代管理方法和技术而设计的信息搜集和处理系统, 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它随后在某些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并直接导致了财务管理新方案的出台。 (3) 财务管理新方案, 财政部于1982年5月颁布, 主要特征有:第一, 高层管理系统, 即要围绕部内的层级结构, 建立全方位的信息网络;第二, 目标陈述, 包括目标的界定, 多重目标的排序, 目标具体化而形成的可测定的指标等;第三, 绩效评估, 包括经济效益和效率几方面, 涉及成本与投入, 投入与产出, 产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第四, 分权与权力下放, 是财务管理方案最主要的特征, 采取财务分权形式, 改变了传统的工作关系, 实现财权、人权与责任的统一, 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成本意识和效率意识。

2. 第二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以质量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 三项重大事件推动了这一时期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发展历史: (1) 下一步行动方案, 1988年由伊布斯领导的效率评审小组向首相提交了著名的《伊布斯报告》, 指出政府部门相同的组织结构, 公务员内部统一的层级、工资制度、晋升程序等已不适合新形势发展, 要求加速改革, 建议在部门内部设立“执行机构”, 并提出新的机构设置指导原则, 要求核心部对执行机构的运作进行监督、协调和“适距控制”, 伊布斯报告主张政策与执行职能的分离, 其影响是深远的。 (2) 公民宪章运动, 1991年, 梅杰接任英国首相后便发动了“公民宪章”运动, 要求所有公共服务机构和部门制定宪章, 内容和实施时间可灵活安排, 但设计必须依据以下指导原则:一是明确的服务标准;二是透明度;三是顾客选择;四是礼貌服务;五是完善的监督机制;六是资金的价值。在梅杰政府的有力推动下, 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公共服务部门和已私有化的垄断性公用事业都对其业务设定了目标, 并公布各主要方面的工作业绩情况效率和质量, 公民宪章在英国的公共部门得到广泛的应用。 (3) 竞争求质量运动, “公民宪章”发动四个月后, 梅杰政府又发表了《竞争求质量白皮书》要求提高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 政府管理活动通过市场来检验, 做出考核和评估。引入竞争机制, 竞争出质量, 竞争出效率, 竞争机制的引入与完善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根本之道。扩大竞争的实质就是引入私营部门的经营原则。为此, 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私营化引入竞争;打破垄断, 鼓励竞争;政府干预, 维护竞争;市场检验, 激励竞争。竞争求质量运动可以说是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竞争观念的进一步确立和竞争机制制度化的尝试。

(二) 美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发展历史

1. 第一阶段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末) 。

1973年, 尼克松政府建立以经常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公共组织绩效评估系统为目标的“联邦政府生产力测定方案”。1974年, 为了对所有公共机构的主要工作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 福特总统成立一个专门机构。1985年成立反对官僚主义“浪费”的格雷斯委员会调查私营部门的成本控制, 减少政府内部的浪费和滥用现象, 并审查政府如何最佳履行职能以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有效性。这一时期联邦政府规章条例的增长率明显增加, 政府规定的文牍工作时间大量减少。

2. 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今) 。

1992年美国副总统戈尔负责的“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成立, 并向国会提交名为《从繁文缛节到以结果为本———创造一个工作更好并且花费更少的政府》的报告, 戈尔和他的委员会主张在政府系统中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繁文缛节, 要求建立统一的赏罚分明的考评标准, 并提出了具体的四个原则, 同时又要体现公平统一的权威性。

1993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 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制定绩效战略规划, 年度绩效规划以及年度绩效报告等, 采用目标管理的方法明确各自的工作目标, 提供量化的绩效考核标准检测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该法案在公共部门的程序、效率、效果等标准上都做了明确规定, 其中涉及投入产出、效益产出以及生产力测定等重要指标, 在美国绩效管理改革历史上有重要作用。

1994年9月, 国家绩效评论委员会专门出版了《顾客至上, 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标准》专集, 分别介绍了政府各部门制定服务承诺的情况, 告诉社会与公民, 政府应该干什么, 正在干什么, 将要干什么, 这实际上是公共选择学派官僚经济理论中“解说责任”的具体体现。

1998年联邦政府要求所有机构都要作绩效报告, 要提交上级部门及国会并向利益相关者公开。国会将依据政府绩效表现对该部门的财政拨款, 而政府的上级部门则根据绩效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对该部门放松规制、下放权力等。同年, 国会通过了高等教育法修正案, 2014年第1期中旬刊 (总第540期) 时代Times建立了第一个以绩效为基础的联邦机构一教育部学生资助局。绩效管理在美国地方政府中的应用更为普遍,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已有29个州开展了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活动。

2002年, 小布什就任总统后, 又将绩效评估工具应用到联邦政府项目管理中, 引入项目等级评估工具, 主要用来对跨部门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估, 从而在联邦政府范围内形成跨部门的项目绩效比较, 促进联邦项目整体绩效水平的提高。

奥巴马政府又有新的进展, 提出政府绩效管理的三项战略:一是利用绩效信息来领导、学习和改善结果。二是为结果的实现和公正透明, 而持续、简明地进行绩效沟通。三是增强解决问题的网络路径。四是重新设置绩效管理的流程。

二、英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特点分析

(一) 依托政府体质改革绩效管理

英美的绩效管理在政府管理改革的背景下得以产生并全面发展。由于新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运动, 政府在分权化管理、责任机制、结果导向、顾客为本等方面的结构和功能变化凸显。这种使政府运作趋近于企业化的市场化的改革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官僚体制的原本特征。

(二) 评估主体多元化以及公民的广泛参与

英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非常关注公众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广泛参与, 绩效评估已成为公众行政参与的有效渠道。从评估项目的选择到评估内容、指标、标准的选择与确定, 到项目的实施过程的监督、绩效报告的公开透明等, 都体现了广泛的参与性。

(三) 重视法制化的评估程序

在英国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改革中, 政府部门重视法律法规的作用相继出台了如《财务管理新方案》, 《地方政府法》、《国家审计法》, 《中央政府产出与绩效评估技术指南》等一系列法案, 使政府绩效评估进一步系统化、法律化。在美国, 《首席财务官法案》、《政府管理改革法案》及《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等构成了完善的政府部门绩效考评制度。

(四) 强调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这是西方国家调整以前过分强调投入指标、过程指标以及产出指标的一种措施。结果导向强调政府绩效的衡量标准要以最终的服务效果和社会效益为导向。英美不仅关注政府组织履行职责的最终效果, 而且也同时关注为取得最佳效果的创新能力、内部业务流程、行动计划等能力类和过程类指标。

(五) 成立专门的评估组织进行管理

英美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一般成立专门的机构, 具有组织性、统一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不仅便于与各方沟通和联系以收集各方信息, 而且使得评估结果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还建立了专业绩效评估组织对各部门的绩效进行评估总结, 有助于指导各个部门开展绩效评估工作。例如美国1993年为有效实施《政府绩效与结果法》, 在联邦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家绩效评审委员会, 而且在联邦国会下还设有总审计署。

三、借鉴西方经验, 促进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发展

(一) 重视理论研究与学习

科学的绩效评估理论是实践中的重要理论支撑, 我国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比较滞后, 对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从内涵、特点作用到操作方法、实施步骤都没有统一的认识, 也没有把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金融inanceNO.1, 2014 (Cumulativety NO.540) 和公务员的考核分开来, 这些都不同程度的制约了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发展, 应引用国外先进绩效管理理论,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在基础理论指导下, 对绩效评估的精准度等问题做深入研究。

(二) 创新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理念

西方国家在绩效管理过程中提出了“顾客至上、消费者导向”的理念。把公众价值作为施行政策措施的重要基础、把公众需要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 这种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施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就我国公共管理的整体价值理念而言, 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服务行政还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 引入西方政府绩效管理的理念就更具针对性。

(三) 完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法规和制度

英美出台了许多绩效管理法律法规, 为复杂而长期的绩效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使得这些国家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发展成一项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使得其绩效改革能够得到持续性的比较规范的发展, 从而避免了政府绩效管理的暂时性中断。目前我国的绩效管理也有所发展, 但是却只限与地方政府的个别行为, 尚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 我们应尽快建立健全绩效评估方面的法律法规, 从法律的高度对绩效评估的内容、程序、结果反馈及运用等方面的内容专门进行规定, 为绩效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法制基础, 构建良好的法制环境, 形成有利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法制化、制度化与科学化绩效管理新模式。

(四) 实现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主体的多元化

英国公共部门除了进行自我评估外, 还要接受来自财政部门的评估和内阁公共服务和公共支出委员的指导和监督。在绩效评估过程中注重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 这种多方参与的方式不仅统一公共部门对绩效管理的认识, 确保绩效管理目标的实现, 还有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而且可以避免单方评估的局限性, 提高绩效考评的专业性和工作效率。我国也应该鼓励和支持中介机构对公共部门的绩效进行测评, 特别要重视和充分发挥高校、专家学者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理论、技术和专业优势, 以弥补公共部门自我评估的不足, 提高评估的质量估和影响力。此外, 还应增加公民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参与程度, 公民参与既能为政府绩效评估设计出更适合顾客需要和提高满意度的绩效指标, 同时也能更好地监督绩效评估活动的开展。

(五) 建立系统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

西方国家大多数建立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把经济、效率、效果、质量等指标纳入考查范围。我们要借鉴其成功的经验,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从有利于改进组织管理、改造业务流程、关注绩效结果三个方面入手, 全面建立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评估指标体系, 注重增加评估投入、产出、效率、效能的指标。另外, 我国地区差异较大, 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设计也应有所不同, 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设计出最能测量政府工作成果的指标体系。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着以追求企业经济利润为主转向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广泛开展,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应运而生并得到广泛应用。它在改善政府公务人员工作效率, 提升政府形象, 构建组织文化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越来越被受到重视, 然而不知史是研究不好一门科学的, 本文主要回顾英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发展历史, 对其进行分析,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宝贵经验, 逐步提高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水平, 促进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体系的逐步完善。

管理思想的历史及发展 篇5

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2011-03-30 15:03:42

分类：专题复习

一、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1．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开始初步结合。在这一时期，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仲夏、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考察、分析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中共二大根据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和中国革命应分为两步走等有了初步认识，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中共四大又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者、前途等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初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2．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思想主要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即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存在的时间最长、造成的危害最大。其主要表现为：(1)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2)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3)在革命形势问题上，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全党实行“进攻路线”；

(4)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过火的党内斗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5)在军事上，照搬外国教条，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上述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而且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这样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文章，着重阐述了红色政权理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以及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土地革命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思想，特别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强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这些已经包含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精神，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3．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1)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历史条件。

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时期，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第二，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第三，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和丰富实践；第四，党的思想路线的端正与理论素养的提高；第五，延安整风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从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全党所接受。

(2)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开始形成，但它并非一经形成就为全党所接受。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在党的高级干部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决议“宣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由于决议主要是批判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照讲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此没有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没有正式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它为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方针，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也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人民的一面旗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3）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表现：

第一，建构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体系。

第二，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第三，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形成了完备的军事理论。

第四，总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策略方针和策略原则，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

第五，完善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

第六，提出了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

4．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得到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体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领域，集中表现在： 第一，关于政策和策略的原则。

第二，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思想。

第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第四，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第六，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思想。

第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第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第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思想。

第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

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根据1981年中共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的科学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其中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和统一战线政策，关于中国武装斗争的特点和作用，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建设，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等，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的马列主义理论。

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

4、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同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随后，又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特别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上，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上，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其他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3．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惟一宗旨，规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党指挥枪；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在敌强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些都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的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思想。

4．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指凪，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革命政党必须怹据政治形劻、阶级关系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慌斗ຉ傌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䒌策㕥思想，如：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ຉ；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䪺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叅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祖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昫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做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䯹被领导者绘以物质利益，至少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予政治教育等等。

5．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臂出发，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事如：思想政治工作是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攷河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等。

6．关于党的建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

论毛泽东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篇6

关键词：国内环境,毛泽东发展思想,历史背景,国际环境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这说明一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凭空而来, 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观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试图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此,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艰辛探索, 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由此可见, 毛泽东发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体现了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回顾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对于全面理解和把握我党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 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发展思想形成的国际环境

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后就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局势, 经受着严峻的战争与革命的考验。其原因有三: (1)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 从此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就开始了生死较量, 中国大陆受到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政策———政治上孤立中国, 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围堵和禁运, 军事上对中国采取威胁。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大陆孤立和封锁, 而且支持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使毛泽东选择了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向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一边倒”的政策。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挑衅, 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影彻底破产。”[2]这就说明毛泽东认为要想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经济、军事现状,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平等对话成为当务之急。 (2)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对中国采取强权政治。政治上, 前苏联妄图使中国成为它的附属, 要求中国听从它的调遣, 服从它的国际战略与国内需要;在经济建设上, 虽然前苏联给予了中国很大的支持, 帮助中国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 但目的却不纯粹, 不但对中国的发展作出种种限制, 而且不断在边界上挑起事端, 制造摩擦。毛泽东对于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是非常反感的,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使中苏两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前苏联对中国边界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 (3) 二十世纪中期, 在两大阵营尖锐对峙、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国际大背景下, 亚非拉地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相继获得独立, 成为主权国家。这些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局面, 振兴本国经济, 确立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有利国际地位, 真正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新路, 普遍开始了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

苏美霸权主义的打压、国际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敌视、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 这些都使毛泽东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发展社会生产, 积极备战, 只有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强大才是最可靠的保障。因此, 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 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 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必须“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何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 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3]于是,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中国得到最大的发展, 成为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主题。

2.面对苏联模式弊端带来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 进而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前苏联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 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成为世界上唯一公认的社会主义模式。前苏联的光辉成就激起了人们对它的无限崇敬, 前苏联的建设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模板。从1953年起, 中国模仿苏联模式执行“一五”计划和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 中国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制制度, 但与此同时, 模仿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 毛泽东开始觉察到苏联经验并不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毛泽东对苏联模式认识的一个转折点。赫鲁晓夫在此次会议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比例失调、物资供应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各种弊端, 这些问题的暴露引起了前苏联国内和国际上的极大震动。此外, 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也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的缺陷, 打破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完美无缺的神话, 从而使毛泽东从多年的迷信、束缚中解脱出来了, 最终想彻底摆脱苏联。1956年4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 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 少走了一些弯路, 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随后, 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代表谈话时, 又提出了:“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 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5]这说明了毛泽东已经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 结合中国自己的建设经验, 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初步反思。他认为既要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 又不能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作全盘否定。毛泽东号召全党以前苏联为鉴戒,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把前苏联成功的经验与中国建设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新生之道。

二、毛泽东发展思想形成的国内环境

1.人口多、底子薄, 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人口多、底子薄, 生产力不发达, 经济文化落后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历史起点来考虑中国未来的发展宏图的。

建国初期, 虽然我国拥有四亿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 但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 毛泽东概括中国国情为“一穷二白”。他说:“我们一为‘穷’, 二为‘白’。‘穷’, 就是没有多少工业, 农业也不发达。‘白’, 就是一张白纸, 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7]毛泽东对国情作了以下分析: (1) 战后的中国, 百废待兴, 工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还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人民生活非常贫困。1949年同历史上最高年份相比, 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 钢产量减少80%, 煤产量减少48%, 粮食减少25%, 棉花减少48%, 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 还不到印度57美元的一半, 不到亚洲平均水平44美元的2/3。1949年, 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仅460亿元, 其中农业总产值占70%, 工业总产值占30%, 财政收入只有58亿[8]。 (2)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所恢复, 但工业极不发达, 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 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1955年10月, 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 我国又不富, 也不强, 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 但不是富国, 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 大炮也不能造, 坦克也不能造, 汽车也不能造, 精密机器也不能造, 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 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 是谈不上什么强的, 也谈不上什么富的。”[9] (3) 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毛泽东在1964年接见肯尼亚友好代表团时说:“我们的科学文化是不高的, 很多文盲, 现在还未完全扫除, 老古董也不少。工业不发达, 农业水平也不高。”中国的这种落后现状是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 当然也是毛泽东无法回避的现实。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 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今后发展必须思考的问题。

2.中国人民的强国梦想。新中国成立后,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梦想。一方面, 中国置身于不平等的经济、政治世界体系之中, 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 产生了由于国力落后而导致的受压迫感。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 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翻身获解放的劳苦大众, 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产生了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奠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物质基础, 促使这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早日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强大的建设热情。

毛泽东对社会发展环境及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 使他更坚定了对于强国梦想的追求。对此, 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 要在几十年内, 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0]毛泽东为了尽快实现中国人民的强国梦想, 从1956年起即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了达到设想的目的, 毛泽东在推动社会发展中采用了“大跃进”即“大干快上”的“直线式”的方式方法, 以这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实现现代化。毛泽亲自发动和推动的“大跃进”运动一经发出很快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响应, 迅速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热潮。这也说明毛泽东为尽快强国而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战略模式, 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 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这些特定的国内、国际形势下, 毛泽东怀着迫切强国的心情, 从国情出发, 不照搬外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提出了适合当时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毛泽东发展思想的提出, 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为国家的富强和中国后来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75.

[2]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116.

[3]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M].人民出版社, 1986:848-849.

[4]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23.

[5]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64.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一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7.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六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104.

[8]秦兴洪.中国的道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125.

[9]毛泽东文集 (第六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5.

管理思想的历史及发展 篇7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创造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开拓者, 改革和创新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他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指出“, 在教育界, 有胆量创造的人, 即是创造的教育家”, 这是“第一流的人物”, 他们“敢探未发明的新理, 即是创造的精神”。在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今天, 陶行知教育思想依然彰显着辉煌的价值, 对于当前深入开展的新课程改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广大教师的专业发展仍具有发人深省的启示。

二、当前的初中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

作为一项常规工作, 每学期的开学初, 我们都会深入教学一线, 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走近教师, 对无锡全市历史学科教学进行调研。近年来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并强烈感受到, 一些初中历史教师对于教学、对于教师的身份认同等方面出现了亟须解决的危机现象, 初中历史教学尤其是教师的专业发展前景令人担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教研意识缺失, 教研组、 备课组建设亟待加强。

通过调研发现:其一, 一些学校尤其是乡村初中学校, 历史教师的教研意识普遍很低;和其他学科相比, 市区的历史学科自主教研活动相对较少, 教研氛围与环境都不理想。其二, 相对于高中来说, 相当部分的初中历史教师的职称普遍为一级, 高级职称的教师凤毛麟角。这些都说明, 初中历史教师的学科素质正在整体下滑。初中历史备课组、教研组建设、教师的教研意识已然成为初中历史学科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自我认同感低, 知识结构陈旧。

调查发现, 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一些所谓的小学科教师普遍存在自我认同感低、职业倦怠的现象。这是因为教师身份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相互冲撞, 现实境遇与理想憧憬渐行渐远。表现在专业技能方面, 教师的学科理论与教学理论缺失, 学习能力退化。此外, 相当一部分初中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结构陈旧, 且与高中历史课程和教学要求脱节。再加上绩效考核、学科地位的冲击, 致使一些教师身在曹营心在汉, 出现隐性的职业逃避现象, 最终导致教师对专业发展前景惶恐不安。

笔者认为, 陶行知的创造教育理论博大精深, 涵盖了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 其思想与新课改的理念是一致的。随着新课改的实施以及素质教育的深化, 陶行知教育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学习研究和运用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 已成为当今深化初中历史新课改、推进初中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的不二之选。

三、学习创造教育思想, 推进初中历史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发展就是教师专业发展, 没有教师专业发展就没有课程发展。”作为新课改下的中学历史教师, 可以学习并借鉴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 不断改善自己的历史知识结构, 提升教研意识, 以自身的专业发展促进教学的深化改革。

1.课程的变革 ———树立创造教育思想。

新课程背景下的初中历史教师专业知识结构应该既包含历史学科的科学精神, 又包含丰富的历史人文精神, 是一个多元的知识结构。创造教育需要具备创造思想的教师, 要求初中历史教师树立新的课程观。新课程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 改变以往由高校专家设计课程、教师亦步亦趋执行课程的现实, 将课程开发、设计、整合的权利交给教师, 这就要求教师:一是具备课程开发、设计的意识与能力, 使课程的实施不仅通过教材来体现, 更通过广泛的资源开发与建设来体现;不仅通过课堂来体现, 更要通过课外活动来体现;不但通过学习具体的知识来体现, 更要通过校园的文化建设和教师本人的人格魅力来体现。二是树立整合的课程观。陶行知指出:“我们的实际生活, 就是我们全部的课程;我们的课程, 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全部的课程包括了全部的生活:一切课程都是生活, 一切生活都是课程。”新课程也强调, 课程整合能力是新课程改革过程中的关键, 这就要求教师具备敢于突破“教材本位”和“教师本位”的课程意识, 重视创造性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师生关系的变革 ———平等与民主。

新课程下, 教师不再是知识权威的代表, 而是一个解构者, 在解构过程中与学生共同参与知识文化的建构与再建构。“师生观是教育活动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对关系, 直接关乎教育的质量。”师生关系已成为“教育质量的支点”。没有良好的师生关系的支撑, 新课改就是一句空话。陶行知先生也指出, “如果要大量开发创造力, 大量开发人矿中之创造力, 只有民主才能办到”。因此, 我们要努力构建良好的师生、生生互动交往的新型教学关系。

3.学习方式的变革 ———问题意识。

荀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思想渊源 篇8

荀子除上承尧、舜、禹、汤的王制及孔子仲弓的“礼”之外,受田齐法家的影响也很深。田齐法家,推崇管仲功业、主张法治。尽管荀子从儒家的立场对其进行了批判:“尚法而无法,但也吸收有关“法”的合理成分。他把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加进了“法”的内容,“礼”“法”并称。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礼者,法也”,“故非礼是无法也”。由此可见,荀子所隆之礼是包含着“尊法听制”的礼。荀子推崇的礼是,礼中有法,法中有礼。他说“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纂论公察而民不疑”,“怒不过予、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显然这些与慎到之说相一致,都强调了“法”的原则确立对建立社会公正的重要性。

荀子学说中融汇了法家“公而不党,易而无私”的精神,从而充实了儒家政治学说的内容,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且其学生韩非、李斯后来都成为战国末法家的代表人物,与荀子接受和吸收田齐法家的某些学说密不可分。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显著。是时,由于政治上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了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

荀子出生成长于三晋之赵国,先后数度游齐,并长期居住于齐;还曾游燕、游秦,并两度游赵、游楚,最后卒于楚。可以说,荀学的形成,主要是对儒家文化以及法家文化所作的批判性总结和创新性整合;而商鞅以来的秦文化实际上是三晋法家文化移植的产物,所以从根本上讲,这一学说是三晋文化与齐鲁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

其一,荀子出生与成长的三晋大地,既是战国时期法家的策源地,又有战国初年魏文侯重法尊儒的成功治国之道以及赵烈侯儒法并用的社会改革实践。

荀子生活的青少年时代当距魏文侯、赵烈侯时代不太遥远。魏文侯重法尊儒的成功治国之道以及赵烈侯儒法并用的社会改革实践,给青年时代荀子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应产生过深刻的历史启迪。后来他又两度游赵、一度游秦,对三晋以及秦国法治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和审视。尤其是在秦国时,他在回答秦相范睢关于“入秦何见”的游秦观感时,既高度赞扬了秦以法治国达到了“治之至”的最佳境界,同时又深刻地指明“秦之所短”在于“无儒”,仅严刑酷法而无礼仪教化,虽一时“其强海内,威行诸侯”,却潜伏着一朝倾覆的危机暗流。秦王朝即兴而亡的历史教训证实了荀子的这一预见。可见,丰富多彩的三晋文化以及作为三晋法家文化移植产物的秦文化,是荀子“隆礼重法”学说形成的现实的和历史的重要依据。

其二,荀子长期生活的齐鲁大地,既孕育了以“礼治”、“王道”为主旨的儒家文化,又培植了诸子学说荟萃交融的“稷下之学”,同时还有管仲以来齐国礼治与法制相济相辅的治国实践。在批判性总结和创新性整合诸子学说特别是儒、法学说的基础上,荀子也从齐国管仲和管仲学派的礼、法相济相辅的治国实践中得到深刻的历史启迪,其“隆礼重法”学说最终形成。这说明齐鲁大地博大厚重的文化资源,也为荀子确定“隆礼重法”学说提供了现实的和历史的依据。

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汉朝,经过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至汉宣帝,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学说遂被确立基本国策。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莫不以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互为表里,以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兼施并举,作为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国策,这充分反映了荀子学说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深远影响。

摘要：该文结合语文新课程教学实践,针对当前中学作文教学效果差、效率低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反思,并就提高作文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要贯彻落实新课程理念,实现作文教学表情达意的目标,必须融入生活,汲取素材,教会学生“写什么”;要破除框架,拓宽眼界,引导学生“怎样写”;要培养学生想象能力,获取创作灵感。

关键词：作文教学,有效性,提高,策略

参考文献

[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

[3]杨倞.荀子注序,载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金春峰:《论〈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倾向》[J].《哲学研究》1982,(12)。

[6]宋立卿:试论荀学的历史命运——中国文化史上一桩千古未决的悬案[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4)。

[7]刘周堂:论荀学的历史命运[J].江西社会科学,1991,(01)。

[8]郭志坤:浅说荀子及其荀学之浮沉[J].学术月刊,1994,(03)。

管理思想的历史及发展 篇9

根据高校思想教育工作在各个时期的特点, 其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萌芽期、发展期、停滞期与飞跃期。思想教育的发展形势主要依赖于高等教育的情况, 而教育则取决于政府领导与社会格局, 因此思想教育的发展轨迹在不同阶段都具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1.1 高校思想教育的诞生——萌芽期

我党一贯重视人才的教育工作, 视政治教育为人才培养的地基与至高点, 面对建国前国内萧条的局面, 我们利用思想教育的积极优势, 为人才树立远大目标、坚定政治信仰提供保障。

在建国前夕我国遭受着国外资本主义思潮的大肆侵略, 为了使学生认清当时的社会形势。各高校纷纷响应党中央的指示精神, 将学生送到工厂车间、农村乡下与群众共同生活劳动, 在磨练意志的同时, 又使学生认清了在国家当前百废待兴的时局中肩负的责任。

传统的社会主义精神成就了这一代人坚固的人生信仰, 他们为祖国的复兴、崛起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这一阶段由于外界环境因素的制约, 我国的思想教育框架尚未规范, 但其核心内容为日后高校的政治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

1.2 高校思想教育的探索——发展期

这一时期我国通过借鉴外国经验, 结合自身特点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转型。以往的思想教育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 思想教育崭新的发展方向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探索中破茧而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 政治思想教育成为了各高校的核心教学内容之一, 高校将人才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的宗旨, 鼓励学生在理论学习、道德修养、身体素质等方面均衡发展。然而在此期间部分高校扭曲了思想教育的本质意义, 同时“大跃进”的方针扰乱了思想教育的进程。为了修正此种不利的局面, 政府发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文件中明确指出“在思想政治过程中, 必须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发展阶段的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虽然出现了偏差, 但整体的改革与制度的调整为当时人才的素质教育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探索中形成了思想教育的雏形。

1.3 高校思想教育的灾难——停滞期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整体的政治思想工作而言都是巨大的灾难, 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此期间完全陷入被动状态。高校成为“文革”的第一战线, 教学计划与育人理念从根源上遭到破坏, 思想工作被激烈化、极端化, 学生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陷入混乱, 大大的降低了人才的综合素质。

1.4 高校思想教育的回暖——飞跃期

新世纪以来我国领导人更是对思政教育投入了大量的关注, 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 使大学生能够与时代同步、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 这对于确保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确保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重大深远的战略意义。”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们一方面吸取外国教育的先进思想, 提倡人才个性化、开放化的成长, 同时结合自身特点, 用社会主义的核心精神武装学生的思想堡垒, 在“以人为本”的同时注重人才人生观与价值取向的形成, 保证其在复杂的时局中健康发展。

2 我国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的发展方向

通过回顾我国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的演变过程, 从中不难看出, 时刻秉承社会主义本质内涵, 正确的将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教育工作能否顺利、有序进行的关键所在。当下的思想教育体系虽然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因素, 但结合历史经验与现今形势我们可以规划出未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发展蓝图。

2.1 思想教育将一致性与包容性并存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 其中虽然有资本主义思想的负面因素, 但外国文化中积极先进的观念同样值得我们借鉴。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能够明确人才的价值取向, 在学习中引导学生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作为自身学习的动力与未来奋斗的目标, 这才是高校思想教育的意义所在。在此基础上在再鼓励学生了解外来文化, 人才可以通过学习分析出未来世界的发展动向与本身民族的优势所在。有了坚固的信仰为保障, 学生在不良因素的诱惑下同样能保持敏感的判断力, 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实现素质的综合提高。

2.2 思想教育将更注重人才的个性化发展

面对崭新的教育对象与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 彰显个性、积极热情的性格色彩无疑成为当下人才的主体特征, “以人为本”的教育方式恰恰满足了人才的心理需求。教育者将不再扮演高高在上的管理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的引导者。以往思想教育的偏差绝大部分是由于主观主义的误区, 给人才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新时代的思想教育将在保证政治信仰教育核心绝对坚定的同时, 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提高其主观能动性, 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

2.3 思想教育的主体将更加稳固

从大环境来看, 世界各国的的交流融合促进了经济的共同发展, 人才在多种文化的作用下思想意识也受到考验。正如上文所说, 教育在统一性的基础上鼓励开放发展, 然而这恰恰对思想教育核心的完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教育会更加注重工作的主体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信仰的坚实地基, 时刻与党中央的号召保持同步,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理论强化人才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 保证其坚定不移的履行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伟大使命。

参考文献

[1]朱红英.红军创建初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时考察[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2) .

[2]中共中央.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196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633.

管理思想的历史及发展 篇10

一、红军长征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红军长征(1934—1936)指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共产党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苏区向陕甘苏区战略转移所历经的战斗征程。红军长征是一场没有根据地的战略转移,这就决定了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当时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各总部和直属机关组编而成的代号为“红星纵队”的军委纵队负责,各军团政治委员领衔的政治部负责军团的思想政治教育,连队中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则是连党支部、列宁青年组、政治战士、十人团、地方工作组和青年队。

红军长征中常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有谈心、政治教育课、党支部学习、出版报刊等[1]36。红军长征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其一,革命理想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即教育红军战士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在红军撤离苏区后,不少战士产生了悲观和消极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付出了许多努力,教导战士们要放眼未来,坚定伟大的革命理想。在长征途中,许多领导干部都身先士卒,与战士们一起吃草根树皮,从而激发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气概,这才有了后来的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伟大的英雄壮举。其二,党内民主生活教育。在后有追兵、前有天险的情况下,红军内部多次开展了针对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党内民主生活教育,改变了一批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方式,使得党内官兵待遇更加平等,上下级关系更加和谐。其三,群众工作教育。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一边战斗,一边争取和发展群众,进一步传播了革命的火种。教育战士认识群众工作的意义,坚持党的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不但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还武装了群众,扩大了红军的群众基础。其四,瓦解敌军的教育。其方法是从政治上揭露国民党施行苛捐杂税、压迫民众的罪恶,将瓦解敌人的方法教给战士,如调查敌军的经济背景、在敌军经过的地方贴标语、散发传单等,这样不但消除了百姓对红军的误解,还争取了许多敌军哗变,参加到红军队伍中来。

二、红军长征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

1.用理想教育解决信念问题。长征不仅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还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就敌我兵力和装备来看,红军战士人数量不过几万人,面对的却是数十万的敌军,红军战士脚上蹬的是草鞋,手中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和步枪,敌军吃的是美国军粮,使用的武器是飞机、大炮。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战士始终不言放弃,哪怕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凭的是什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就是革命必胜的信念和解放民众的理想支撑着他们走出了荒无人迹的草地,翻过了白雪皑皑的雪山。而红军战士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都与红军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信念教育分不开。红军信念教育的措施有:在机关报刊、大小会议上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和遵义会议精神,如在军委机关报《红星》上刊登中共中央干部会议精神,刊登重要领导的评论性文章,号召全军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发动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深入连队,开展宣传与鼓动工作,激发官兵的战斗意识;部队采用上下级致信、干部会、报纸宣传、政治课、官兵谈心会、演讲会等形式,宣传战斗信念,将广大官兵将士的阶级情感升华为对革命的坚定信念,进而转化成愿意为之而奋斗的目标。可以说,正是因为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使红军树立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才给予了红军战胜强敌、攻克天险的勇气。

2.坚持党的领导,求同存异。党内团结是党的生命,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党内团结更是影响党的前途的重要因素。在长征途中,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完善了党内政治工作制度和规范,为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各级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也积极开展谈心活动,这才使得全党认识趋于一致。如在遵义会议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许多高层领导中“很有市场”,如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和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都是“左”倾宗派集团的成员。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多次与王稼祥促膝谈心,探讨中国革命实践问题和党的前途问题,使王稼祥很受启发,并转变了思想,站在毛泽东一边,这才有了后来的遵义会议的召开。针对那些有思想问题的同志,红军政治人员还进行了谈心活动、疏导工作,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很快就统一了军队对于革命前途和革命方向的认识。在党的正确路线引导下,红军各部紧密配合,与敌军展开了战斗,很快取得了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红军长征经验时曾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是谁领导长征取得了胜利?又是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更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2]177。

3.坚持民族团结,建立平等的民族关系。严明纪律,团结群众,这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红军战士之所以能战胜艰难险阻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与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红军长征路线穿越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集中地区,途经苗、侗、壮、水、瑶、布依、土家、纳西、仡佬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其中,红四方面军至少有4/5的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这些民族地区的民众与政府甚至其他民族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在长征途中,必然会牵涉到民族关系问题。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支持,每经过一个地方,红军都要根据地区、民族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向群众宣传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的三大纪律。在民族问题处理上,红军也坚持正确的民族观,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来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和解。红军战士也严格执行命令,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并帮助地方民众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斗争,摆脱民族压迫。红军的宣传和举动,让许多群众认识到,革命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为此,许多群众给予了红军无私的帮助,如主动为红军捐粮捐物,帮助红军照顾掉队的伤员,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甚至送子弟参加红军。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红军远征。因此,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说,长征乃至革命战争的胜利,与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4.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是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点。如在长征初期,许多红军战士都认为理想破灭,充满了悲观之情。针对这一情况,各级领导带头展开了以理想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工作,告诉战士们不要被眼前的局面所蒙蔽,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在爬雪山、过草地的途中,中央军委及时明确了红军的中心任务,进行了不间断的思想鼓励,最大限度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在宣传工作中积极提倡要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扩大了红军在各族群众中的影响。从中可见,无论是什么时候,红军在思想政治工作上都保持了头脑的高度清醒,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背景、目标任务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其次,红军长征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单纯的理论教条和机械灌输,而是在对情况深入了解和准确掌握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有效提高了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红军在长征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当代启示

长征不仅使红色光芒照亮中国,还锤炼出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这场艰苦卓绝的大转移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为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我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3]101。红军的优良传统,尤其是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给予我们重要的当代启示。

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求同存异、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必然选择。

其次,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在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建设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中,我们同样要弘扬长征精神,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用崇高的革命理想激发全党全国民众,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人的理想问题、信念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繁荣。

再次,在民族问题上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民族思想工作体制和机制,加强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确保党的大政方针落实到实处,加强与各族民众的血肉联系,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目标。在工作作风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利,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加强党性原则,提高认识,消除腐败,以吸引和激励民众投身到现代化建设热潮中去。

最后,结合社会发展实情,深入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径,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在新形势下,随着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许多人都出现了价值观嬗变、信仰缺失、心理失衡等问题,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思想逐渐抬头。学习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要加强对当前社会形势的研究,深入分析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原因,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和路径。

摘要：本文分析了红军长征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论述了红军长征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用理想教育解决信念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求同存异;坚持民族团结,建立平等的民族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

关键词：红军,长征,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当代启示

参考文献

[1]江小惠.论红军长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创新[J].军事历史研究,2006(3).

[2]文大稷.红军长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与启示[J].理论月刊,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