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通用10篇）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 篇1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诸子百家

通过对诸子百家一个学期的学习，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思想争辉夺目，各流派智慧的奇葩大放异彩。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流派的思想交相辉映，共同营造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站在管理的角度，我们亦可以欣赏到传统思想所绽放的灼灼光华。

诸子百家在中国思想史上流传千古，众多的思想大家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构建出了不同的治国方略，在几千年之前便站到了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的高峰。诸子百家之中，对华夏文明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儒、道、法三大家。此外，墨家，释家、兵家等亦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从管理思想的角度出发，我将对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的核心思想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人性化的管理

（一）儒家管理思想核心

儒家思想亦称孔孟之道，以圣人孔子和有亚圣之称的孟子为代表。以＂仁义＂为核心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儒家的＂仁义＂思想是中国管理史上人性管理的发源地，儒家在中国管理史上首创了人性化管理。儒家的人性化管理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通过“礼治”、“德治”和 “人治”构建和谐社会。

在管理方式上，儒家主张＂以和为贵＂，通过“礼”与“德”两种手段，实现人性化管理。儒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数千年来一直被奉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以“亲亲”、“尊尊”为立法原则，在各正其位的基础上主张“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在社会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华夏历史上长期被国家统治者奉为正统。

《论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之用，和为贵。治国以礼，而礼之功用和礼之运用，是以和为贵”。由此也可见，儒家治国和管理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和为贵”，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在一个“和”字。这也恰恰印证了我们当今疾呼人性化管理的初衷所在——在天时地利之外求得人和。

（二）儒家人性化管理思想体系

儒家以治国为平台，形成了完整的人性化管理思想体系。

1、“仁”是管理思想的核心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指爱人，他集中反映了孔子本人的哲学观点。从“有教无类”到“德治”，从“亲亲”推及到博爱，莫不体现了孔子博施济众的仁爱思想。儒家以“仁”为管理思想的核心，站在较高的管理层次上突出了管理对人的关爱，强调了人本理念。

2、“五伦”是管理规范

儒家将五伦思想作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依据天尊地卑、阳主阴从的理念明确了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朋友之间、与外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从而形成相对较为完整的处理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管理规范，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伦理。从此处也可以看出，西方管理学重视制度，强调硬性化的管理，而儒家比较重视伦理，善于运用软约束。

3、“五常”是行为准则

儒家提出“五常”之道作为君子的行为标准。从儒家的观点出发，管理过程中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谨守“忠恕”之理。在开展管理工作或者与人沟通时，爱人当为尊重他人，是彼此交往的基本前提，有仁心讲义气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有礼有节是取得良好交往效果的催化剂，忠信是人际关系不断稳固发展的基本保障，恕道是化解人际交互危机的重要法宝。

4、理解与信任是协作之道 孔子以“恕”道为核心。向我们阐述了如何确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协作关系。在孔子看来，遵从“恕”道，一方面体谅尊重他人，站在对方的立场，将心比心；另一方面当有容人之雅量，能合理宽恕他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5、各正其位是管理的基本前提

儒家将正名郑伟、明晰权责作为管理的基本条件。孔子在如何治理好国家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在儒家看来，治理好一个国家，首要条件是君臣各正其位、各尽其道。

事在人为，儒家思想抓住了“人”这个根本的因素，在管理体系构建方面没有将具体事务的操作规程作为研究重点，而将事务的执行主体“人”作为管理的重点研究对象。

二、道家的管理艺术——无为而治

（一）道家管理思想核心

道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在于循道、无为。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主张“道法自然，清静无为”，视“道”字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倡导由“无为”——循道、效法自然而至“无不为”的境界。在道家思想体系中，最大的“仁”莫过于“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老子看来，政令繁多并不是好的管理，最好的统治者不会无端干扰民生，而是让人们自由生息。

（二）道家的管理艺术

1、无为而至无不为

道家管理思想传承了太极的思想理念，“无为”实际上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无为”当有为，唯有有为，方能至无为之境界；第二，“无为”当无为，人应该效法自然，不可逆天行道，不可多为。这与孔子的天命论—“尽人事以听天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而，道家的“无为’并非毫无作为。依循道家管理思想的理念，“无为”本意在于不要超越自然规律的人为因素。老子在《道德经》中向我们阐述了治国的几种不同的境界：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很显然，在老子看来，最高的治国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老子并非主张万事不做，而是告诫我们应当遵循自然规律。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时，老子也以物极必反的道理向我们阐述了不可多为的思想主张——“弓满则折，月盈则亏”。

2、柔弱胜刚强

道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特色在于以柔克刚、以弱胜强。道家对为人处事的阐述与打太极颇为相似。与“无为”思想一样，老子贵“柔”处“弱”的思想实际上也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人应当守“柔”巨“弱”；第二，守“柔”“巨“弱”的前提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不断充实、发展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坚“、“强”是“柔”、“弱”的基本前提，守“柔”巨“弱”的思想为管理者开创了一个“无忧”的，能得以长久成长的生存发展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管理者往往具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

3、深藏的管理品质

道家“无为”、“贵柔”的管理艺术，隐含了“深藏”的品质。

“无为”不等于无能，管理者之所以能纳器于身、深藏不露，原因在于此时无为胜有为。不争不等于不力，管理者之所以韬光养晦、与世无争，因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掌控整个局面，而不需要为名利而头破血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唯有真正的有为者才能做到真正的无为，而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才有可能很好的贵柔处事。从太极的思想来看，有为是无为的基本前提，实力是守“柔”巨“弱”的根本保证，而“深藏”则是有为化无为的手段，也是恃“坚”、“强”而处“柔”、“弱”的法宝。

（三）道家的管理规律——物极必反，祸福相依

阴阳相存，物极必反是《易经》太极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道家传承了《易经》阴阳相长相消、相互转化的思想理念，提炼出祸福相依、物极必反的思想。

道家融合了《易经》的智慧，将物极必反、祸福相依的道理管窜于思想体系。借用“阴阳共存、相互转化”的思想理念，以“物极必反、祸福相依”的形式阐述了生活当中事物的基本发展规律。对管理者而言，“物极必反”对工作中“度”的衡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祸福相依”对全面看待、分析问题提出了较高的标准。

历史上，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循道思想对统治阶级治理天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效能也得到了历史的验证。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践行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之道，使刚刚从秦朝苛政之中解脱的民众得以休养生息，从而造就了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

三、墨家的管理思想——兼相爱，交相利

（一）墨家的核心思想

墨家的核心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兼爱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完全的博爱，推己及人；非攻反对战争；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尚同，上下一心，兴利除弊；天志，掌握自然规律；明鬼，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杨善除恶，借鬼神以警示后人；非命主张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非乐力求摆脱等级格局下的礼乐束缚；节用在于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葬主张丧葬从简，不把社会财富和精力浪费在死人身上。

（二）墨家的管理思想体系

1、墨家的“组织愿景”

墨家的“组织愿景”表现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以此为教育目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尤中艰苦实践，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

2、墨家的行政管理思想

墨家的行政管理思想突出特点表现为集权控制。所有的墨者都接受巨子领导。墨家纪律严明，巨子拥有很高的权力，可依墨家之法处置犯了过错的墨徒。按照墨家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墨家的集权控制基于“尚同”的行政管理思想。“尚同”作为墨家核心管理思想之一，要求墨徒绝对服从巨子的领导，不但在行动上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而且要求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在思想上不许有任何怀疑。墨家要求每一级都应该符合“尚同”的要求万民“尚同乎乡长”，乡长“尚同乎国君”，国君则“尚同乎天子”，天子则“总天下之义尚同于天”。

“尚贤”是墨家人事管理的核心。墨子认为，选贤任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所在，“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在人才任用方面，墨家提出依据人才德、人才结构的不同，”以德就列，以官服事”，量才使用，按照个人的品德素养高低和能力大小加以委任。“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从人才任用的角度建立了刺激人才成长的激励机制。

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社会底层广为流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不逊于儒家，道家。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机会都可以看到墨家思想的影迹，如勤劳简朴、艰苦奋斗、相互关心等，甚至对于鬼神的态度都跟墨家如出一辙。

四、法家的管理思想——性恶论

（一）法家管理思想核心

法家是制度化管理的典型代表，法家在先秦诸子中以重视纪律、主张“法治”而闻名。在国家管理过程中，法家通过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以严明的法纪调节社会秩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法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以法治国。

（二）法家管理思想体系

1、性恶论

“人性恶”是法家人性论的基本观点。法家列举了大量的史实和案例，从人性自私、追名逐利、趋利远害等方面阐明了其性恶论的人性观点。比如在《韩非子》中有说道：“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

2、法家的管理理念

在国家管理上，法家特别重视控制，主张法治。法家认为，要使国家治理取得成就，就应当遵守几个重要的基本理念。第一，德治误国——法治为本。法家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在法家看来，德治需要君主事事身为表率，不具有可操作性；慈不掌兵，仁义道德容易削弱君主的意志，更为不利的是德治照顾到了民众却往往损害了国家的利益；第二，智不足取——实力为据。作为实践者，法家鄙视空谈者，强调事实。在法家眼里，智谋重要，单并不足以决定成败，唯有实力，才是说话的唯一依据。第三，改革。针砭时弊，锐意改革是法家区别于儒家，道家，墨家的重要特点之一。法家不法古循今，锐意改革，认为一切法制，制度都必须顺应历史发展而变化，不能因循守旧，更不可复古倒退。法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可以简要概括为：法治，耕战，集权。在法家看来，法治是治国之本，耕战时强国之路，集权式安国之策。

悠久的历史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先人的智慧给我们留下了优秀的传统思想。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追随着新时代的气息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回首先人的足迹，我们仍可以看到传统思想所散发出来的智慧之光。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 篇2

关键词：诸子百家,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在世界形成了一个固有的的文化圈, 而中国的诸子学说更为当代商界、文化界所推崇。春秋战国时代, 思想文化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 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那么作为青年人更应该对中国本土的创痛文化加以学习和颂扬, 让我们更真切的接触和了解我们的文化遗产, 并加以利用。

一、诸子百家学说的起源

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 与此同时, 世界也曾产生过这样的文明, 如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 这些文明对世界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作用。印度文明的主要标志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由释伽牟尼在古印度创立, 但它的壮大、发展则在中国。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 随着佛教与本土文化 (主要指儒道) 的对立、冲突、融合, 最后产生了宋明理学。与三大文明不同的是, 唯有中华文明产生之后, 从未间断过。而中国传统文明的渊源的形成就是在先秦的诸子学说。诸子学说一直对中国的政治、教育、文化以及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是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 也称为儒教或儒学, 它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 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 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 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 儒家学派对中国, 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所谓“仁”, 即爱人, 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 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 他指出作为帝王要爱及百姓, 实行仁政, 以德化民, 也反映出他的哲学观点, 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在孔子的学说里还包括义、礼、志、恕、忠、孝。“义”, 原指“宜”, 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提出“以义制利”的精神, 对于我们现在浮躁的时代规范了自身对于物质利益的价值原则;“礼”, 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 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 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 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智”, 同“知”, 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 孔子认为, 知是一个道德范畴, 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信, 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 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 是贤者必备的品德, 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 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 当权者讲信用, 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恕,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忠: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在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同时提出了公忠为国的精神;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 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 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 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 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 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 儿女应该婉言规劝, 力求其改正, 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之后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点更加肯定了中华传统美德, 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

三、其他学派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诸子百家思想中, 除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外, 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兵家思想对中国文化也起着积极作用。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而无为, 无为而无所不为, 即无为而治, 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 恰恰相反, 意思是指,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应当不要刻意而为之, 如此方可以无所而不为, “少私寡欲”, 正所谓无欲则刚;其次, 道家指出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是指当世事不如已意的时候, 一切顺其自然吧, 在我看来体现了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最后道家讲道爱又讲太极, 太极生两仪, 这正是矛盾思想, 体现了辩证的哲学观点。

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是“兼爱”。认为“尚贤” (任人唯贤) 是为政之本, 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 无义则乱”, 应“一同天下之义”, 即制止天下动乱, 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 为万民兴利初害, 这就是“尚同”。墨子言功利, 是普天同利, 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 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墨家反对剥削, 崇尚劳动。提出“赖其力者生, 不赖其力者不生”, “不与劳动”的, 就不能“获其实”。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 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以至于秦朝能够依照法家观点称霸六国成就了统一天下的霸业, 开创了中国君主专制国家的先河。

兵家思想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它提出的军事策略想必为今天的商家提供了良策。

四、辩证看待先秦诸子百家思想

正是先秦诸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既有正面的影响, 也有负面的。正面影响, 例如儒家在哲学上作出了贡献, 如“阴阳”,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和, 合”在哲学上提出了对立统一, 量变与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同时提出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另外诸子对于教育也做出了贡献, 如孔子时代, 教育与学术由官府垄断, 提出“有教无类”的旗帜, 以私人身份招徒讲学, 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学校, 可谓中国教师之鼻祖, 并且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方法, “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学习态度, 以及“见贤思齐, 见不贤自省”的为人之道。孔子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 游历于各国, 为先秦的政治与后世的文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孔子修《诗》, 正《乐》.整理我国传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当然诸子百家也有负面影响, 如“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霸道, 法家的专政。但追本溯源, 取其精华, 自然大有裨益。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神话；萨维尼；先秦诸子争鸣；霍布斯；洛克；自然法学派

我的第一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之下的古典文献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是《〈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辨析》。现在执教于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的课程主要为《大学语文》，而且偏重于中国古代部分。目前我所读的是法律硕士，鉴于我的中文和法律专业背景，这篇文章写的就是《大学语文》中的法学思想。

我教授的《大学语文》分为十个主题：①艺术是什么？文学是什么？艺术和文学是什么关系？②由中国希腊神话对比看中西文化的差异；③先秦文学中的政治学说与伦理思想：诸子争鸣；④由汉代史传散文看中国的史官文化；⑤什么是美？如何美的生活？——《世说新语》中魏晋人的审美生活；⑥中国古代诗人的执着与超脱；⑦中国古代的女性主义文学；⑧《红楼梦》以及曹雪芹对中华文化之反思；⑨由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看雅俗转化；⑩苏州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本文将主要讨论“中国古代神话”和“先秦诸子争鸣”中的法学思想。

一、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法学思想

神话是文学，有虚构成分，不用当作研究古代法制史或者法制思想的可信材料。但艺术来源于生活，神话反应了早期中华民族的认识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是没有问题的。西方神话神人同形同性，多有篇章描写神的享乐生活，人对神一方面是依赖的，一方面又是不尊重和敢于调侃的。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与人相貌殊异，神多是吃苦负重没有享乐的，人对神是完全敬畏的。这些差异揭示出中国是伦理型集体本位占上风的文化传统，由封闭式集体农耕生产方式决定；西方是世俗型个体本位占上风的文化传统，由开放型海洋生产方式决定。而我觉得这种集体本位伦理型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有深远影响，虽然明朝以来的西学东渐之风，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今年来的全球化趋势使得国人的自我意识、个人主义越来越浓烈。但是，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①中国普通民众的顺从和对自己国家的奉献；②中国几千年的人治、德治传统直至今日仍然很有市场；③中国人的个人崇拜之风直至今日仍然盛行。人们总是有一种服从权威的倾向，当然也希望危急之时权威人物能够带领普通人战胜灾难。在历史以及现实中的中国，这种对权威的崇拜才不单单表现在政治生活领域，在其他领域也有明显表现，比如教育领域，学生在老师面前最好唯唯诺诺，最好不要挑战权威，而其实，每一个领域的进步都是建立在对前者的否定上。

著名的德籍历史法学家萨维尼曾说过：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我曾经断章取义地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中国的治理模式最好一直就是这种领袖崇拜型的集体本位的模式呢？但是当我阅读了王哲的《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之后，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这本书的410页写道：“为反对法国革命的理论，萨维尼的政治学说竭力攻击和否认社会契约论的国家观，认为国家和法律一样也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或者说国家是民族的传统和经验的结晶，而这个民族精神实际上是上帝赋予一个民族的共同性格。归根结底，他还是把国家看成是神的创造者，而公民对国家及政府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服从的义务，服从国家就是服从了神的意志。萨维尼认为人民离不开国家，他们只有组成国家并在国家中生活，否则是不能享有政治权利的。在这一点上历史法学派同黑格尔一样是国家至上主义者，都是为当时普鲁士政权统治进行辩护的”。这一段告诉我们萨维尼的理论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他以国家为分析起点的，这与以个人为理论分析起点的自然法学派是对立的。针对萨维尼的理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曾尖锐的批判历史法学派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萨维尼的理论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法律理论和民族优越论，这也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当我读到了以上这些文字，我感到清晰了很多。即使，相较于古代希腊人，古代中国人更倾向于伦理型的集体本位的文化传统，这也无法说明现当代中国不能进入一个更加讲求个体权利的时代。历史总是要进步的。那么，优良的治理模式或者说是国家模式是什么呢？我的目光投注到了先秦诸子单元和西方的自然法学派。

二、先秦诸子争鸣中的法学思想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就是先秦诸子争鸣。最早，我在顾准先生的言论中知道了多元思想对于社会、政治的重要性。可是，顾准先生正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无论是思想还是体制上都不多元的国家提倡多元而罹祸。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六百年时间被西方学者卡尔亚斯贝思称为人类思想史的“轴心时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必将回顾这一时期并被重新點燃”。这段时间大致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当时的流派林立、思想争鸣的情况，《汉书·艺文志》有九流十家的记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自由意识，最具有创造精神，学术最繁荣的一段时期。相对自由的魏晋时期以及被现代学者称为启蒙时代的明末清初，也没有达到先秦诸子争鸣那样的活跃程度。无论何时，只要背离了百家争鸣精神，就会导致思想的贫乏和僵化，而思想贫乏僵化是整个社会愚昧和落后的开端。

我惊奇地发现，诸子中的儒家、墨家，尤其是家道家思想，有着明显的以个人主义为分析起点的自然法学派的思想痕迹。中国的这些学者生活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前，霍布斯和洛克则生活在公元16至18世纪，相距近两千年。但同时，也非常明显的，后代西方学者的理论更体系和精致。霍布斯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是系统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对政治、法学原理进行解构的第一人。他的逻辑推演过程是从“人的本性→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国家、法律”。我尝试用这种逻辑顺序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比诸子思想与霍布斯、洛克的自然法思想。

（一）对于自然的概念的理解

（1）“什么是自然”。老庄哲学中的自然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而是指“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人使它成为”即“非人为的”。在西方哲学中“自然”的涵义有以下三种：①非人为的；②非政治的；③合乎人性的。应当说，老庄哲学中的“自然”与西方哲学中“自然”概念的相合是在前两点上即：非人为和非政治的。而儒家则在合乎人性上与西方自然法学派相合。

（2）“自然与人为的关系”。《老子》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实际道出了老子认为“自然”是最高和最好的观点。在此点上他与西方自然法学派又是相合的。登特列夫在《自然法》中写道：“理想的社会模式与实际的法律体制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别或明显对比，前者是自然法所表现出来的，后者是我们在人间世中所面对的”，因而，如何达成人为的体制与自然模式之间统一，正是现实中人们应有的社会理想。以上的论述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自然存在的事物往往高于人为”。

（3）“自然与真”。胡玉鸿的《法学方法论导论》第147页写道：据学者考证，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本来就含有“区分”意蕴，它意在确定何者属于自然的，何者不是；或者说何者是本质性的，何者是非本质性的。“本质性的东西可以被看作是事物真实的、真正的、正常的存在表现，相反的，非本质性的即为非真实的、不正常的表现，是一种错误、虚假。因此，自然概念也带有一种标准的意义。”此处，自然与真实、正常等概念产生莫大关联。而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了东晋以来佛学成分的魏晋玄学中的“真”的概念，正是性分之内的，本质的意思。

（4）“自然与无神论”。一般认为老子的天道自然观将中国的哲学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它让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本来就是如此，没有老天爷主宰这一切。而霍布斯也是无神论者，霍布斯进而以无神论为基础，从人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出发构建了国家理论，肯定了君权人授，而非君权神授。

（二）对于人的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的分析

1.对于人的本性、自然欲望的分析

虽然儒家主张整体主义立场的国家观，但儒家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本性和欲望却是关注的。孔子说：“仁者，人也”，就是呼吁统治者把人当人来看待。人不应当是工具。孟子说：“食色，人之欲也”。儒家将个人放在社会这个参考系中来考察，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此人为别人为国家做了什么。而道家將人放在天地宇宙之中考察。认为人有独立于他人、独立于国家的存在价值。

2.对于人的自然存在状态的分析

墨子提出的平等的爱一切的人，以及他对社会等级的反对，主张人要平等，与霍布斯对人的自然状态的描述不谋而合。霍布斯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曾存在过一段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享有自然权利，这主要是平等权。

（三）对于国家建立之后，政府权力的限制问题

1.国家建立后人们是否还保有自然权利，如生命、财产、自由

孟子仁政思想中就有“有恒产者有恒心”，号召封建政府给农民一定数量的耕田和固定的宅基地，有了自己的产业，农民就会稳定下来。虽然整个封建时代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我觉得，孟子的这项主张可以看作较早的对于封建国家统治下的私有财产保护的呼吁。在这一点上，孟子与洛克的观点是相同的。霍布斯认为：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意味着人们完全放弃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的权利。洛克则不然，他认为人们达成协议进入文明社会只是交出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的解释和执行自然法的权利，但是人们保留了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保护和尊重这种权利是政府的责任。

2.有限政府论

在洛克看来，政府强有力，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洛克论述的政府是有限政府，这种限制的条件是政府的权威必须以保存人的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为目标。进而，洛克认为，政府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它是保障个人独立的工具。老子针对治国所发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也是有限政府理论。其中的“无为”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强为，不妄为，不胡作非为，更不能为所欲为，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能与民争利。我想建国后出现的大跃进、文革不就是强为、妄为么？而强征、血征、官员贪腐，不正是胡作非为、为所欲为么？

3.如果国家没有能够保护人民的利益，人们是否可以更换政府

洛克认为当人们确信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自然权利没有得到最高权威的尊重时，他们有权废止契约，更换国家的领导，代之新的权威。孟子持相同观点。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如果一个君主是昏庸的，那么，人们就可以杀掉或者流放这个君主。这是非常可贵的我国奴隶和封建社会之交时代的民主思想。至汉代，董仲舒，用新的理论，确立了相对有限的君权思想：畏天命、畏祖制、畏圣人、畏大人、畏民。

写到最后，我感到心灵是平静的。如果现代中国能如洛克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普通民众的幸福还是可以指望的。

参考文献：

[1]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 篇4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有重要影响。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世界经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格局，世界文化也日益走向多元化、综合化。儒家文化在2000年的历史里，虽经历数次大起大落，但历史的沧桑阻挡不了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和骨干，它的诸多合理的思想，作为儒学不衰魅力之所在，完全可以与现代先进文明共存，成为现代多元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一元。现代企业管理者在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还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五千年优秀传统思想中，吸取其精华，创造性地应用于企业管理工作。从这个意义出发，本文特就传统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做以论述。

管理，以“仁”为本

仁学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仁者，爱人”。“仁”的本质就是“爱人”，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关心人、尊重人、人与人平等。如何做到“仁”？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克制个人欲望，视听言行都要循礼，就会使人类社会实现仁爱，达到和谐。把“仁”的思想运用到工商管理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重视人才、举贤授能。事实上，这种思想是相互的，要求个人要做有道德的人，企业要做有责任的企业。儒家假定“人性本善”的“性善论”是其推行仁政，实行管理的基础。现代企业管理者，应该充分认识和把握人性，根据人性的特点来进行管理。人先天的善需要后天的扩充，才能表现为善的德性，从而人人否成为管理者。因此，在企业中药注重提高员工的修养，注重对员工的教育。儒家提倡“性善论”的目的，是要求当政者推行“仁政”。这就要求管理者在企业中视他人为目的，注重、关心、培养和爱护员工，公正的对待人和事，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管理，刚柔兼施

刚柔——企业管理的方法。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传承过程中，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其精髓是为人处世随和谦让，当刚则刚，当让则让，绝不是匹夫之勇，这是一种心胸豁达的思想境界。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往往太过尖锐的人容易被柔和之人征服利用。犹如一块巨石落在一堆棉花上，棉花不仅毫无损伤，相反，刚硬的石头反被棉花轻松地包在其中。以刚克刚，两败俱伤；以柔克刚，则马到成功。性格刚烈之人，其情绪好激动，情绪激动则很容易使人失去理智。可以设想，失去理智的人不可能做出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刚柔并济”是运用智慧来巧妙地为人处世，也是企业管理的有效手段。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如此。柔是自然之道，柔也是养身之道，柔还是治世之道。

管理，和谐是根

和谐——企业旺盛的法宝。现代国际学术公认：最提倡和谐的古代圣贤是孔子。古代圣贤擅长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运用，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群体之间的和谐，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人际和谐、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则是经济活动和企业伦理的主要方面。在以关系为本位的中国，个体和他人 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因而关系调节就是企业伦理道德的首要问题。儒家认为，人际和谐是处理人及关系的根本原则。“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具有兼容并包，这样，既尊重了个人意志，又能互相合作。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以和为贵，以和为美气生财，就能协调好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果人人能和谐相处，就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和谐。人和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利于企业家建立一种广泛的内外和睦，互利协作的社会网络关系，达成与利益相关者共赢的战略局面。由于个体在企业中的角色和地位不同，对其伦理道德的要求有所偏重。儒家认为，尊重他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出发点。对现代企业而言，个人必须摆正在企业中的位置，在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基础上，遵循尊敬、仁爱、信任的原则，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左右级关系，形成人己和谐的环境，营造出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富于合作精神的企业团队。

纵观中外企业，在企业管理中获得惊人成功的原因在于以人为中心进行管理。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说过：如果日本企业经营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我觉得，人就是一切秘诀的根本出发点。以人为本，就要因人而用，善用其才。“仁”的人才观要求管理者要尊重人才、依靠人才、用好人才。管理者在选拨人才时不能有世俗偏见，要去除个人好恶，选好人才；同时用才不能求全责备，“人才有长短，不必谦通”，如果求全，其结果是只能早就一个平庸的领导班子，要针对人才各自不同的特点，用其所长，优化组合，长短互补。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管理者更需要确立与时俱进的用人观，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求，要具备“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和聚才的方法”，选拨、培养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能力，为企业所用，企业才会永葆生机，立于不败之地。这样才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儒家指出，管理者管理企业，必须要忠诚于自己选择的职业，要有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只有“敬而有信”，兢兢业业，努力做事，让下级信服，才能树立起榜样作用。儒家还特别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要求知识分子勤学习，敬业乐业。这对于提高企业家的学识、能力和品德修养，都是十分重要的。把学习新知识，巩固旧知识视为对自身的内在化要求，专心学习，刻苦用功，不断的更新知识和提高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以便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此外，管理者还必须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用于承担风险，强化责任伦理。

中庸——企业定位的根本。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孔子说：“中也者，天下之大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所阐述的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认为它会使天地之间所有的人们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万物生长，一片繁荣景象。儒家的中庸思想要求管理者处理事情要坚持原则、坚持标准、不偏不倚、恰当适度，避免偏激、矫枉过正，确保人心稳定。另一方面，和而不同的思想又对管理的内部环境因素中的组织气氛有积极意义。组织气氛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和制约力，西方行为科学在人是“社会人”假说的前提下，认为管理的成功取决于在组织内部为组织成员创造一种精神舒畅、自然和谐气氛和环境。“和而不同”讲求的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结合，而不是人为消除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强求表面的简单统一，“和”是有差异、有区别的和。对企业而言，则要求管理层正确处理及调和管理者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要“以和为贵”，管理者与职工要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尊重；职工之间要达到互相关心、和睦相处。另外，管理层一方面要鼓励职工个性自由发展，另一方面要协调职工个人要与企业目标一致，为此企业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成长环境，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抱负。这样的企业，其内部不仅稳定和谐，团结一致，凝聚力强，而且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无疑会提高企业的绩效。

把中庸思想领会并执行的最好的企业，中兴当之无愧。《中兴通讯——全面分散企业风险的中庸之道》一书，让人叹服侯为贵经营企业的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扣其两端，允执其中”。这就是中庸之道，将其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成就了中兴20年的成功。中兴是中国通讯的巨头，与巨龙、大唐、华为并称为“巨大中华”，一直秉承“牛”文化闻名于业界，他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原则分别代表了中兴的企业认识论和方法论，使企业有效回避了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并抓住每个机会。它不仅体现了一种东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展示了这种价值观向企业的组织结构、研发领域、市场末端、文化氛围等各个细胞的渗透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立体动态景象，是中庸之道在中国企业中的典型运用。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篇5

先主

秦流发展孟子（性善论；仁政说；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时思荀子（性恶论；仁政说；水舟之说；唯物思想等）期想的的 形成：创始人老子，主张：道为万物本原；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为理想状态；辩证思想。

发展：庄子。思想主张：万物齐一；不执着于物。

思奠想基战国时期的百家背景：经济生产力发展铁器牛耕，经营方式变化，小农经济开始出现。文时

化期争鸣及其历史意义 政治：分封制度遭到破坏，贵族没落，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崛起，士阶层扩大，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发表主张。—思想文化：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打破。内容：各家主张战国时期的儒家和道家之外，还有法家思想需注意，为后来

中

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国

汉朝儒学正统背景：汉初黄老之学不能解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需要新的理论适应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

古

思想地位的确立 经过A 董仲舒发展儒家思想：春秋大一统；天人感应（有限限制君权学说）和天人合一理论（阴阳五行学说）；三纲五常学说代 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与汉武帝的反应作用：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统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传 魏晋南北朝：佛、道传播，儒学出现危机

统背景唐朝：调和之风兴盛，“三教合一”弥漫各个领域。；儒学丰富、更新深受佛道影响既要回答佛、道关于宇宙、自然的深层思考，又要与传统儒家对现实人文儒— 生的关怀联系起来。理或天理为其核心观念。化学宋的的明代表：程颢、程颐、朱熹

主发 主张A、世界观：理。(在世界――本原、在社会――儒家道德伦理，在个人――人性)

展学B、方法论：格物致知，即研究事物，穷尽事理。（事理不是科学知识而是人伦道德）流影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明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确定了程朱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思想内容 代表：陆九渊、王守仁。

陆王心学 陆九渊主张：A、世界观：心是万物渊源(“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B、方法论：发明本心以求理，内心反省”

强调了主动王守仁主张: A、世界观：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佛，即心是佛）B、方法论：致良知。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知行合一。

作用，激励A、是宋明儒学主流，影响深远

人们奋发立影响 B、三纲五常维系专制――消极

志 C、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自我节制，强调责任使命――积极

A、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

背景B、商品经济的冲击，市民阶层兴起，主张追求个性，发展经济李贽思想 C、儒家道德与吏治腐败

主张A、鞭鞑程朱理学，反对绝对权威（反对孔子思想为万世至论，反对四书五经为思考标准）

明清时期的 B、认为人皆有私，追求物质享受，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 思想家 背景：明末清初，士大夫寻求改革社会的方案，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结合形成经世致用思想

代表：顾炎武、黄宗羲

反对君主专制与经世致用 A、经世致用

主张 B、工商皆本

C、批判君主专制。（顾：＜天下郡国利病书＞ 黄：＜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 影响 A、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思想 篇6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思维思想.一是整体观点,即把世界和人看成是一个整体,主张用整体的观点看问题.二是矛盾观点,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研究对象的.两个方面.三是运动变化的观点,即认为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事物的运动变化表现为量变和质变两种形态,“反复”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

作 者：曾庆福 作者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河南,郑州,450002刊 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FINANCE & TAXATION COLLEGE年，卷(期)：17(1)分类号：B2关键词：传统哲学 辩证思维 整体观点 矛盾观点 运动变化观点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 篇7

与在此之前的管理理论相比,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有显著区别, 在行为科学管理学派中, 人性并不是懒惰的;缺乏抱负, 不喜欢负责任, 宁愿被人领导;生来以自我为中心, 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本性上抵制变革;易于上当受骗的。相反, 这些消极的表现是是不适当的管理哲学、政策和实践的结果。对于工作人员, 管理部门的任务是创造条件激励、发展与员工的潜力, 让其承担责任, 使其自觉使行为服从组织的意愿。

那么, 在中国传统的管理文化中, 有什么可以提供支持的因素, 使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环境吗?

首先, 从人性的假设来看。儒家对人性的假设有“性善可塑论”、“性恶可塑论”、“性非善非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和“性纯可塑论”, 除了最后两种外, 其余四种人性假设, 其实都可与西方人性假设相对应。

孔子提倡的是“性纯可塑轮”。在论语中, 最著名的就是“性相近, 习相远”。“相近”和“相远”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的相似与相异决定了彼此之间的习惯方法不同。习之为用, 是双向的, 不是单向的。即可到人向善, 也可导人向恶。

孟子主张“性善可塑论”, 认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乃是根本的善, “仁义礼智, 非有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 孟子称为“端”, 最基本的就是仁义礼智四端。孟子又主张人性可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这种理论几乎成为我国的正统学说。

显然,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假设与中国传统的这些人性观点, 有着极多的相似之处。

第二, 从需求层次的角度来看, 中国古人都趁人“欲”为人之天性。荀子承认人的物质欲望是生来就具有的。他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 寒而欲暖, 劳而欲息, 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1], 肯定了欲的不可去除和合理性。

因此, 荀子主张“养人之欲, 给人以求。”孟子说:“好色, 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 而不足以解忧”。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胜利和安全需求同样是认可的。

戴震说到:“有是身, 故有色臭味之欲……未有情有欲而又有知, 然后欲得遂也, 情得达也。”这些都表明了古人认为在生理和安全需要满足的前提下, 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社会和尊重的需要。

第三, 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看, 著名兵书《三略》中有云:“夫用兵之要, 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 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 赏功不逾时, 则下力并而敌国削。

用人之道, 尊以爵, 赡以财, 则士自来。接以礼, 励以义, 则士死之。”, 这与赫兹伯格

的双因素激励理论可谓不谋而合, 保健因素可看做重禄, 激励因素可看作崇礼。[2]

韩非提出“赏罚敬信”的原则, 着眼于期望值越高, 激励作用越大的的事实。“凡赏罚之必者, 劝禁也”。赏罚坚决, 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弗鲁姆的期望理论认为激励力量的大小取决于目标价值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大小, 被激励着对目标价值的衡量又取决于个人价值观、需求层次等。韩非的这种原则, 恰好符合弗鲁姆的期望理论

事实上, 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 对激励机制有一套完整认识, 包括明己、委功、纳谏、释怨、揽过、褒扬、让贤、奖赏、身范、诚求、荐举、赤待、轻罚和树楷。从各个角度谈到了激励成员发挥自己潜能, 实现最大效用的方法。

综上所述,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无论是理论前提的人性假设, 还是为了创造激发组织中的人的潜能所需要的环境而进行的需求层次和激励机制研究, 是有支撑点的。当然, 不得不承认, 相对于西方体系分明, 分类庞杂的行为管理科学而言,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有着更多的差异。而且, 由于百年战乱的影响, 当代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已下降许多。因此, 探索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环境的管理模式, 将是当务之急。

摘要：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对企业和政府管理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任何一种管理理论最终能否在实践中产生好的效果, 离不开环境的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大影响, 能否在传统管理理念中找到与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相匹配的因素, 将决定行为科学能否在中国管理实践中发挥作用。

诸子百家思想的异同 篇8

[关键词]诸子百家爱人无为而治性本恶争论与交融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130097

高中历史必修三对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了阐述，讲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教材对各个思想流派及其主张的编排，给学生一种它们各成体系、互不相干的错觉。而事实上，诸子百家的各个思想流派既有争论，又有交融。

儒家的“仁”和墨家的“兼爱”都表达一种爱人的思想，都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但是，他们主张的爱的方式和途径又不同。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以孝悌为本，从孝悌出发，认为“仁”首先立足于亲亲之情。孔子重视亲亲之情，在他看来，子女对父母的“孝”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奉养，更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敬重，但也不是无原则的绝对服从，子女应该“事父母几谏”，委婉规劝，使其改正。而“悌”不仅仅是兄长对胞弟的关爱之情，它也是双向的，弟妹对兄长也应有敬爱之情。所谓的“父慈子孝，兄友恭弟”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还说“泛爱众而亲仁”，他主张的爱是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这表现为“爱人”的“起点”是爱亲，即孝悌之情——对父母兄弟的爱；而“爱人”的终点是爱众，即天下之民。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也就是说孔子“爱人”的对象是那些遵循周礼的人，对于无视周礼、违背周礼的人，是“恶”而不是“爱”。综上所述，孔子的“爱人”是有亲疏远近，有是非曲直的爱。墨子主张的兼爱是“爱无差等”，他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要求人们不分亲疏，无条件平等地去爱所有的人。墨子还主张从爱他人做起，才能使他人也以爱回报自己：“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

道家和法家都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圣人治国，不要忙于做事，而是要裁撤废除本不应该做的事情，以至“无为”。《道德经》中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一句。即老子认为，世事纷繁，种种烦恼，不是因为事情做得太少，而是因为做得过多，应该废除这些事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样，世事自然取得成就。而对于法家，当代大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在韩非子和法家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君王不应当亲自动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办的事情都应假手别人去做。”在《韩非子·大体》中“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君王拥有政府运作的机制和工具，君王应该不需做任何事情，而是政府各个部门和官员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好。君王的职责不是亲自做任何事情，而是发号施令，让别人做。

儒家的荀子和法家的韩非子都提出了“性本恶”。这里要注意的是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他接受了荀子的“性本恶”的思想，但是对待“性本恶”的态度却和荀子截然不同。荀子认为“性本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无法满足的状态。他在《荀子·性恶》中说：“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即认为，人是在本能的基础上，才产生了人的财产占有欲和好利之心。他还在《荀子·荣辱》中写道：“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认为人的共同心理是好荣而恶辱，从尧舜到庶民百姓没有什么差别，都认为人世间最令人感到荣耀的就是掌握政治权利。《荀子·王霸》里谈到：“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认为人的这种本性是不尽合理的，应该借助于开展深入的社会实践来矫正，即“化性起伪”。荀子《性恶》中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即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望，但是人生来又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而韩非子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他们的生存需要。他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每个人都有欲利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韩非子说过：“凡治天下，必因人性。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即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心度》中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逸。”因为人的本性是贪图享受，厌恶劳动，因此对民从严管教，需要君王合理运用赏罚制度。韩非子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贪”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但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

总之，诸子百家的思想是相互交融的，在争论中相互吸收与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学思想 篇9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学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散落着丰富的领导学思想，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修身正己，做官先做人。第二，重教化，育人才，惟才是举。第三，以民为本的朴素民本主义思想。第四，德治与法制相结合的治国方针。

关键词:传统文化;领导学;思想

领导科学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领导学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渊源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系统的领导学理论，但是却有很多对于领导学研究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散见于三个方面:一是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的著作，比如《论语》、《孙子兵法》、《韩非子》等。宋代的宰相赵普曾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就说明了《论语》的真正作用，它是用来“治天下”的，是统治者用来统治人民的。二是历史典籍。我国的古代历史典籍，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主要讲的是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而其核心是政治史。政治是什么了就是人对人的管理和领导。因此古代历史典籍里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实践和理论，这为我们现在研究领导学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而有的历史著作本身就是一部领导学专著，比如《资治通鉴》，其写作初衷就是给帝王将相提供治国的借鉴，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领导学教材。三是

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里面的东西虽然不一定都是历史事实，但是却蕴含着劳动人民和文人墨客这一社会群体中的领导智慧。《封神演义》中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姜子牙，主要讲的是如何教化人民和以德治国;《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诸葛亮和曹操，主要讲的是收揽和使用人才，以及领导的谋略问题;民间传奇中广泛流传的古代四大清官的故事:包拯、海瑞、寇准、况钟，主要讲的是为政清廉等等。蕴藏在传统文化中的这些领导实践和理论，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一、修身正己，做官先做人

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一直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认为做官要首先做人.在品德上达到一定的修养才有资格当官，在此基础上，提出为政者应该不断加强自身修养，锻炼人格，完善素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对于执政者的素养，古人不仅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还从思想、品德、作风、气质等诸多方面予以概括，提出很多有益的、对于今天还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具体要求。比如，古人就提出了“公生明，廉生成”的思想。把公正和廉洁作为领导者树立威信的前提。

二、重教化，育人才，惟才是举

国家以民为本。既然民是国家的根本，就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能够富裕，还要在精神上有更高的追求，要求对他们进行教化。历代的统治者或者是思想家，都认为教化可以使善行得以保持和发展，恶行得以克制和排除。教化具有刑罚不可替代的作用。孟子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因此，他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重视人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古代治国之道的核心性内容。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刘备、曹操、孙权三方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刘备可以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有了诸葛亮，才有三国鼎立;孙权对周瑜言听计从，谨遵孙策去世前的教诲，内事问张昭，外事问周瑜;曹操更是聚揽人才的高手，郭嘉、张辽等文臣武将，只要是人才，都能够倾心相交，量才使用。

中国古代在用人方面有两大成就:第一，确立了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既要“论德”，又要“论才”。说到德与才的关系，宋代的司马光说得好:“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当然，德才兼备的人才毕竟有限，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多数人主张以德为主，宁用庸才，不用俊才。第二，在用人路线上，主张任人唯贤，决不任人唯亲。提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优”。

三、以民为本的朴素民本主义思想

富民强国，既是治国之道的重要内容，又是治国之道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孔子认为，富民是执政者的职责，“政之所急莫大于使民富且寿”。《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在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朴素民本思想，一直占据古代领导理论的主体地位。儒家提出了“仁政”思想，那么，对谁施“仁政”呢?是对老百姓，就是说要对老百姓要施之以仁，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这就是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孔子提出“君以民为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在此基础上，孟子更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

当然，古代的统治者之所以提出民本思想，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安民，”而不是“为民”。这也是我们共产

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儒家的民本思想的本质区别。

四、德治与法制相结合的治国方针

中国古代长期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也从未排斥法治。先秦法家针对儒家重仁政轻法制的不足，就提出了“尚法不尚贤”的思想。儒家提倡“仁政”，认为德治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但是孔子也不否定法治的作用，他认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圣人之治”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篇10

一

什么叫洋务思想?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包括哪些方面?长期以来学术界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包括兴办军工科技一个方面，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包括外交与军工科技两个方面的内容。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并由此引出对曾国藩与洋务运动历史评价的差异。笔者认为，为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避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之嫌，不妨追根溯源，看一看曾国藩本人是怎样讲的，然后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此展开讨论。

曾国藩谈论洋务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则莫过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同幕僚宾友的一段谈话。《手书日记》载：“与幕府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战略思考，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具体对策。前者可谓怀德弃怨，化敌为友，后者可谓自我振作，师夷长技。实际上包含着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内政方面又包含整顿吏治与兴办军工科技两个要点。就其内在联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结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所谓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换来的，实际上不仅指外交事务而言，也不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包含着如何对待和处理外国侵略问题的全部政策与策略。曾国藩所谈的上述各点，亦不仅是曾国藩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可见，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仅限于军工科技一个方面是不恰当的，由此得出的对曾国藩及洋务派、洋务运动的认识也难以全面、准确。

曾国藩的实践活动与他的上述说法是一致的。他曾为兴办军工科技作出了很大努力。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与子弹火药。次年又试制轮船，并于同治二年制成木壳小火轮一艘。为了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轮船，复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拟于两湖一带择址设立新厂。同治四年会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容闳采办的机器亦并入其中。同治六年曾国藩又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局迁址扩建，内设翻译馆与诸多分厂，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其所造新轮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至同治十年曾国藩赴沪巡察时，江南制造局已造出各式轮船四艘，其第五艘也将近完工。为了培养轮船的驾驶与管理人员，他曾委派专人负责新轮的操练工作。为了解决养轮乏资的问题，他曾提出将新造商轮租给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张，遂成官督商办与轮船招商局之滥觞。为了培养军事，尤其海军需要的人才，曾国藩还于同治九年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

曾国藩在兴办军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并不太多，他的业绩既不能与李鸿章相比，也不能与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贯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有收复新疆之功，故其历史形象远比曾国藩为好。然而，无论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开风气之先。即就洋务运动而言，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还是他。其洋务运动首倡者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洋务运动虽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但却由此引来西方机器生产。而机器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巨大生产力的象征，同封建生产关系是不相容的。因而，机器的引进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资本主义紧随洋务运动之后而兴起，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所以，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必须从这里讲起，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提到它。就此而言，洋务运动功不可没，曾国藩功不可没。不过，曾国藩所行之事不只一件，洋务运动亦不只一面，要得出科学的结论，准确的评价，还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对外交涉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坚持一个“诚”字。无论外国侵略者多么奸诈狡猾、蛮横无礼，都采取诚恳的态度，以友相待；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步步进逼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除非万难相从者，一概答允。他虽然积极练兵、筹建海军，但却实行备而不战、决不抵抗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战争讹诈，决不敢以自卫战争给予回击。在外侵略者面前，完全丧失了当年打长毛时那种“敢战第一”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洪秀全，也不如左宗棠。

对于如何处理外国侵略的问题，曾国藩言论不少，而行动则只有办理天津教案一事，尚不足以完整地体现其洋务思想的全貌。而深得恩师心传的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则可以作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注脚，实际上亦为洋务运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政治上的腐败和对外不抵抗主义，不仅断送了北洋舰队，且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它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从而看清了洋务派的所谓“求富求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随之而起的割地狂潮，更使中国人民深切体验到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滋味，以至百年之后人们对这段历史仍是刻骨铭心!

曾国藩与洋务派把他们的这套做法称为“隐图自强”，意即对洋人的侵略隐忍退让，示人以弱，使其难于发觉，而暗地里则奋发图强，待其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赶上洋人，再与之一决雌雄，争回主权。后来有人根据曾纪泽在国外发表的言论，把它概括为“先睡后醒论”。这可算是对洋务运动的最好解释。然这套做法，往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这里且不说清朝统治者腐败如故，看不出一点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的迹象，即如西方列强的眼睛紧紧盯着中国，也不容许这“东亚病夫”日益强壮、手握利器，使一块供其享用的肥肉变成打击自己的铁锤。所以，尽管李鸿章开放旅顺港供洋人参观，表示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仅满足于你有我也有，并不打算与外国打仗，而西方列强仍不放心，不买帐，一定要怂恿日本出面一试。结果，立使洋务派多年的经营化为乌有，现出清王朝纸老虎的原形。

这里有两个想不通和不允许。一是洋人想不通与不允许。既然你根本就不打算同外国打仗，花那么多钱搞海军干什么?不允许他们摆架子、装样子。一是中国人民想不通和不允许。中国屡受外侮，民族危机日深，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何必要供养你?不允许他们尸位素餐、误国害民。于是，有志之士起而抗争，遂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披荆斩棘，另寻新径，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

总之，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肯定其合理因素，排除其荒谬成份。曾国藩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相应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坚决否定的。对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亦应当如此。对其合理成份应当肯定，因为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对其历史功绩应当肯定，因为它的作用无可替代，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然从总体上，对其主要方面，必须进行批判。因为它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因而，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历史的借鉴，惨痛的教训，不时敲起警钟，庶不致重蹈复辙。曾几何时，蒋介石亦步亦趋地学习曾国藩，颂扬之格过于晚清。结果却一败如水，不得不逃至台湾一隅之地，靠着美国人战略防线的庇护聊度残生。这个历史的事实人们是不应忘记的。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岂此之谓欤?

二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呢?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

提到传统文化，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保守、封闭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全面、准确。笼统言之，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故有人将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思想、制度乃至文艺节目等等，皆冠以“传统”二字。这样做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笔者这里所讲的传统文化并非如此，而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专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数千年所创造的文化，实质上是指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体系。这个思想文化体系，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强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曾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过伟大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败以至终结，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弱点，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再也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的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却是无法改变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创立于周代，西汉中取得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曾在历史上几经兴衰，出现过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能够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而不断强化与完善自己，而且能够吸取外来文化之长以救自身之短。理学就是在吸收佛教禅宗的一些思想与做法，经过不断发展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试想，假如儒学真的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不能及时吸收新的营养和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新的要求，它岂能屡衰屡兴，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其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使到了近代，虽已老态龙钟，步入垂暮之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亦仍能提出自己的对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船坚炮利之类，以与之对抗。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思想并付诸实践，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段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但并非今天的经济学。它在孔学属于政事之科，潜心治学的学者亦往往把它视为做官术。今天看来它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却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曾国藩曾把它归纳为十四大项，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一个以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综合学科。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列强入侵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各阶级、集团及政治派别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不能不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首要内容。曾国藩既以封建社会“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居，就不能不严肃考虑、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对策，振作精神，大干一场。不过，曾国藩所处的政治环境与魏源略有不同，国内矛盾尖锐、突出起来，故“师夷之长技”首先用以“制民”，而将“制夷”之事推之于遥远的将来。只要洋人不打算推翻清政府，就决不同洋人开仗，妥协再妥协，忍让再忍让，直到军事技术装备与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洋人，再报昔日一箭之仇。这说明，这时的清朝统治者比鸦片战争时更腐败、更虚弱、更加内外交困，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策，也不能全面实施，只能半行之。而后偷天换日，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国内，对准不甘忍受外国侵略与封建压迫的老百姓。曾国藩就是体现这种振兴与转变的一代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同时，也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所以，他所着眼之处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兴旺发达。因而，曾国藩虽为知名理学家，而治学却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汇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故能领悟儒学真谛，成这一代大儒、通儒，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学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这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些俗儒、陋儒显然不同。这些人抱定一技之长，坐井观天，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并不能算作真儒。他们不能全面继承传统文化，也没有资格代表传统文化。同有理学家之名，曾国藩应时变通成为洋务派首领，而倭仁却成为顽固派的代表，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并取得成效，亦使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曾国藩靠湘军起家，更以水师取胜。他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终于建成当时国内技术装备最好的炮船船队，夺取水上控制权，使湘军在同太平军争夺沿江重镇的各个战役中，处于战略上的优越地位。然而，湘军水师船小体轻，行驶缓慢，只适于内河作战，不能在海洋上巡行。所以，曾国藩早在咸丰末年，即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稳操胜券之时，就开始筹划建立外海轮船水师，即近代海军舰队的问题。其后兴办军工科技、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等，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

不过，曾国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为了巩固这个陈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统治地位。在他看来，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文比体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缺乏西方以船坚炮利为特点的科学技术而已。所以，曾国藩引进西方文化，大致以此为限。凡与此无直接关系的外来事物，曾国藩多持消极态度，甚至心怀反感，坚决反对。例如，整顿两淮盐政，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仅只因为这些东西来自外洋而已。再如，曾国藩对修造铁路亦持反对态度，不仅反对修建普通铁路，也反对修建一切带有铁路之名的技术设施。同治八、九年间，其尚在直隶总督任内，为清除永定河积沙以消水患，曾有人禀请购买和使用挖河机器。而要将挖出的淤泥及时运走，则需修造轻便铁路。曾国藩不同意这一请求。其理由除诸多财政、技术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外，尚有更为重要的一条涉及国家重大政策的问题：“近年中国力拒外洋来开铁路之议，岂可反自中国作俑！此层决不可行。”[1]曾国藩在这些方面，与顽固派极为相似，而同上海滩上培养出来的一批洋务派官僚，例如李鸿章、丁日昌、冯浚光(皆曾任曾国藩幕僚)等有明显不同，故有人会将曾国藩的某些言论当成顽固派的思想加以批判。而有些学者在称颂曾国藩的业绩时，竟将“他主张修建铁路”[2]摆在首位，则似乎出于一种想当然，实际上也并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开放性与保守性，有的属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性所致，有的则出于曾国藩的个人原因。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曾国藩还是其他洋务派人物，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国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而对近代中国来说，这正是不该缺少而恰恰缺少的东西，也是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所在。而洋务派恰恰是避开了这一要害问题，选择了一条舍本逐末、避重就轻的道路，这就不能不归于失败。犹如一个衰朽年迈之人，即使握有同样的武器，也无法战胜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更何况其武器与招数皆学自对方，且处处依赖于人、处处受制于人!至于“隐图自强”云云，则无论主观上如何想，自不免属于自欺欺人了。

三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所以，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也就不能不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尤其其末期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主张完整保存，全盘继承；一是主张彻底否定，全盘西化，一是主张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年以前，全盘西化的呼声曾一度很急，而近几年则似乎不大听得到了。这几年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似乎集中在继承问题上，两种意见都主张继承传统文化，要不要进行批判?究竟是奉若神明，全盘继承，还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成为问题的焦点。与此相联系，在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问题上，主张彻底否定的观点亦见不到了，而主张完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观点则较为流行。有人认为，曾国藩的过错只是不该“忠于满人”，现在清朝已成过去，“乃倡五族共和”，对曾国藩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了。曾国藩是主张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力保封建道统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面肯定曾国藩，也就是全盘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有些人只是出于其他考虑，并没有想这么多，而实际效果则亦没有多大不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应该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呢?从曾国藩的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必要性。曾国藩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一个封建士人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至尾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而其一生的成败得失、悲喜荣辱，亦无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息息相关。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某些成功，在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令人感叹。同样也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拨，最后酿成个人的历史悲剧，在伤痛、悔恨和一片咒骂声中死去。他个人认为，剿捻失败即应辞职退隐，不应回任江督，更不应再赴直隶总督之任。也有人认为，攻下天京后他应挥戈北上，取清自为。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且不说他作为清朝大臣与湘军统帅，一身进退不可能完全自主，即使真的要在攻下天京后谋反称帝，也不过重演一遍三藩之乱，其最后结局和历史评价都不会比吴三桂更好些。其原因无他，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是完全根据封建制度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是完全为这个制度服务的。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所要维护的不仅仅是“满洲政权”，而更是整个封建制度。他若起而反满，也只能是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不可能改变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分毫，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主旨的革命排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实际上，对于曾国藩个人来说，自从军从政以来，在政治策略上并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他所经历的道路，正是其最好的人生选择，虽然备尝艰辛，但却最为稳妥，步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说，曾国藩作为湖南一群士绅的领袖与代表，当他建立湘军、淮军一展宏图时，面对着西方列强、满清政府、太平天国三种异己力量，无论从政治利害还是政治策略考虑，他联合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都是正确的。否则，处处树敌，何以生存和发展?及至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不仅作为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呈现互争雄长的局面，除非清政府对他们采取斩尽杀绝的方针，湘、淮将帅是不可能联合反满的。其中，真能为曾氏夺取皇位而战者为数不会太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对比，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他的忠臣孝子。至于赴津办案最后竟落得一个“举国欲杀”的下场，并非政治策略上的偶一失误，而是他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此事最能体现曾国藩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本质。因他毕竟不是林则徐，也不是叶铭琛。他既怕洋人，又要效忠于清朝卖国政府，在洋人、清政府与天津绅民的三面夹击之下，除了逐官杀民、媚外求和之外，还会作出什么其他选择?

然而，种种事实表明，曾国藩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与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一样，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虽然尚未形成，更无以取代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而其思想萌芽却已破土而出，并向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发起猛烈冲击，展开武器的批判。而洪秀全就是这一新的萌芽的代表。他虽然失败了，但却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和发展方向。他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的主张和人人平等、个个饱暖的口号已经变为现实，他所描述的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总有一天要实现。与此相反，曾国藩所拼命维护的清王朝和封建制度，却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古人所谓“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似正指此而言。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其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那样推服曾国藩，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却给予洪秀全以很高的历史评价，是很有道理的。须知，当洪秀全第一个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时，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第一个挑战者的出现又是何等的不易!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曾国藩在自己的一生中，无论做事做人都尽到了最大的主观努力，其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个方面亦无逊于古人，但却得不到古人那样的历史评价。究其原因，则由于曾国藩生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而他所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只服务于旧制度、旧时代，不可能自动地整体转向，再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所以，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无法脱身而出，只能充当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卫道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是它的旨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其他种种都是围绕在其周围，为其所用的。而一个人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过程，又首先从这一点开始，修、齐、治、平，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在近代史上，最不适应于时代，最称糟粕者则又无过于此。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祥林嫂》等，将其攻击旧文化的火力集中于这一点上，是很切中要害的。正是在这种封建道德的制约下，曾国藩捕人不要证据，杀人不依法律，屠戮战俘不以为有违人道，敛财抽厘不以为病国害民。尤其到了晚年，虽已深信清朝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却仍要忍受着精神上极大痛苦，为一个腐朽的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而在其办理天津教案之时，则不仅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拼却了个人一生的“清名”!当然，这里包含着曾国藩个人对清政府的感激之情，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这个政权是封建制度的代表，土地剥削制度与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所以，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诚，并不仅仅出于对满洲人的忠诚，而主要还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忠诚。所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云云，恐怕不仅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更是曾国藩真情实感的喷薄而出。有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他要维护的首先就不是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其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会产生反作用的，而这种反作用又要通过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人来实现的。曾国藩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群，正是体现这种反作用的典型例子。他们由思想而组织，由组织而军队，由军队而政权。一群笃敬践履的卫遭之士，居然为清王朝争得东南半壁江山，将这摇摇欲坠的大厦重新支撑起来，颇有点“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味道。这样典型的事例，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一种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不会自动解体的，更不会自动地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而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就必须对它来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改造，将其糟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将其精华吸收到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只有这样方能使它在新的时代发挥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永葆青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它进行批判，打破其思想体系，否则，就不可能将那层层围裹、盘根错节的糟粕剔除出去，也不可能将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华提取出来。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样一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不可能造就出一批完全新型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空前未有的大革命。中国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进步。古人云，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打破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就建立不起来。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犹如传统文化的化身，既是其精华所聚，也是其糟粕所聚。故无论对曾国藩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只能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只能接受其中的精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继承下来。由于主观与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人们对精华与糟粕的识辨，亦并非一蹴而就，一举可成，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所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今天，在讲到继承的时候，还不应放下批判的武器，不加分析地颂扬曾国藩，笼统地弘扬传统文化，都是不尽妥当的。

[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批牍》），第4卷，第65页。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