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精选9篇）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 篇1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管是儒家、道家、释家还是法家、墨家和兵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思想。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本质来了解万事万物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的高明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其中有管理哲学简朴、举重若轻的《道德经》；有思想缜密、深邃的孟子；有谋略周详的《孙子兵法》；也有讲管理法制的韩非子；有讲兼爱的墨子；有讲管理的谋略、纵横的鬼谷子；还有讲自我修养的《论语》。很多精辟的理论和道理，我们的先人可以用几个字就总结的很到位，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深邃。毫不夸张的说，两千多年前的先秦诸子，就为现代的管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任何的管理都是道和术的结合，所谓道，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论述，主要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孔子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是五个字，“仁，义，礼，智，信”，这就是管理的道，也就是管理思想的根本所在。管理的术有很多，《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庸》和《大学》都是典范。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思想体系。其思想的核心特点是重视人（尤其是社会大众：“民为贵”）、提倡德。儒家对“仁”的强调,对“礼”的推崇以及“和为贵”等主张，都是为了协调和平衡人际关系；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现代的人文管理,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理念,追求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客户的和谐,可以说这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精要和现代管理的理念。

下面从如下几个方面简单阐述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管理的浅议： 第一、“个人修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思想出自于《礼记·大学》，意思是说，通过个人品德的修炼，可以达到家庭整顿有序，而后治理国家繁荣稳定，最后则可平定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重视个人道德修养,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和以德作为治国的重要基础,以及崇尚道义节操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大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同样将管理者的个人道德修养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一个领导者个人道德修养不高，那必定没有人追随，没有人拥护；没有忠臣勇士的跟随那他必然无法取得成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一个道德高尚的明主定然会有贤臣跟随。

第二、“以人为本”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孟子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孔子曾说过“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而设立的。这里，轻重主次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国家政治，一切以民为本。在现代企业里也已形成“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模式。按照孟子的观点通用到现代企业，我们发现：企业是由人组成的，有了人才能建立企业，有了人才才能创造价值。企业是人的集合体，因此管理应以人为本，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义与利之分”

对义和利古代的诸子百家有过纵多的解释：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荀子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等等无不对义利做出了很好的解释。而这与当今社会的义利观也有相通之处。“无利不起早”，现代的企业都是以利润为目的导向的，如果没有利润企业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但是如因为追求利润而抛弃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道德底线，那这样的企业是没办法走下去的。如我国三鹿奶粉企业一样，做的再大再强，不讲“义”不守“德”，为了利润而无视人民的财产安全、生命安全，最后必然走向倒闭走向灭亡。今天的企业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不仅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和社会风气。因此，企业对员工、顾客、股东和社会都承担着重要责任。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犹如农作物与土壤的关系。农作物从土壤中吸取养分才能成长收获，但也必须给土壤回报肥料才能继续生存。企业从社会赚取利润，也要回馈社会，多做公益事业，改善社会风气，促进文化升级。相反，如果企业噪音扰民，排放有害废气废水，危害社区甚至整个社会，必将受到谴责，失去生存的外部环境。

第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就是用自己的心推及别人；自己希望怎样生活，就想到别人也会希望怎样生活；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那样对待别人；自己希望在社会上能站得住，能通达，就也帮助别人站得住，通达。总之，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推及他人,去理解他人,对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单地说就是推己及人，它和中国民间常说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等等，指的都是一个意思。为什么有人会如此友善地考虑到其他人呢？真正的原因是：你种下什么，收获的就是什么。播种一个行动，你会收到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你会收到一个个性；播种一个个性，你会收到一个命运；播种一个善行，你会收到一个善果；播种一个恶行，你会收到一个恶果。

孔子的中庸之道、老子的无为而治、孙子的不战而胜，中华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中国企业的发展在借鉴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更要领悟传统东方智慧的伟大力量。

暨南大学

MBA2011P2班

陈秀灵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 篇2

从石器时代算起, 中国拥有着七千年灿烂的造物文化历史, 但是在当今设计界, 提到中国设计给人的印象却往往很模糊。作为现代设计师, 面对西方文化冲击, 怎样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 设计出具有中国风格的产品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 关键也在于通过设计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就是努力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 形成中国风格的设计产品。灵活运用传统元素, 使传统造型元素传递出现代设计的观念, 符合现代社会的功用, 从而摆脱传统造型元素在使用上的局限性与偏差。

一、中国设计的现状与问题

以汽车设计为缩影, 各国的设计无不具有明显的差异化风格特征:德国车的规矩严谨, 日本车的经济细致, 美国车的豪华气派, 法国车的浪漫情调。这些无不蕴含着深厚的民族精神。而中国目前的产品设计多数是模仿国外设计作品, “山寨”文化大行其道, 即使是原创作品, 也多受西方现代主义设计文化影响, 很少体现中国文化的风格内涵。

那么什么是中国风格内涵呢?中国风格应该是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东方生活方式基础上的, 并适应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全球经济中发展整体形象。挖掘中国文化中的精髓, 顺应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时尚审美设计潮流, 建立适合创造和维护这种形象而进行设计的体制和环境, 是塑造中国风格的关键[1]。最近几年, 从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到平面设计、标识设计等诸多领域, 都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元素的运用, 如何将传统的中国元素与现代设计合理结合是一个重要课题。但是, 在中国元素的应用过程中要拒绝符号运用的片面化和表面化, 从深层次来挖掘中国元素的内涵并将其与产品的造型、功能、材料等多方面有机结合。

目前, 国内对工业设计高度敏感的领域要属手机制造业。在手机制造行业, 融入中国元素的趋势正在悄然形成, 不同视觉效果的中国元素在手机外观上的应用带来了不同层次的认知。例如诺基亚推出的6108 (图1) , 凭借其身背长剑的秦俑造型和手写中文输入功能而成为了当年最受瞩目的手机, 其中中国元素的生动运用, 为手机的流行时尚带来了一股新风。而国产手机夏新A6 (图2) 上的龙型则显得过于表面化和形式化, 市场反响平平。诺基亚6108之所以在工业设计上比较成功, 就在于中国元素的应用紧紧围绕着消费群体的生活形态展开。手写输入更适合中国文字在数码产品上应用, 将手写笔的插拔方式设计成一个身背宝剑的战士造型, 目的在于强化手写输入的语义, 恰如其分地表达和诠释了这种功能, 内容和形式统一, 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相对于手机上简单地贴上一个中国纹样则更能深入地体现中国文化[2]。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设计的重要性

中国设计要想在世界上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就必须要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入手, 建立起中国产品的差异性, 形成自身的风格。

中国传统元素的运用在于对传统设计元素的深层次挖掘, 通过设计细节之处来彰显传统文化的韵味, 同时企业应重视产品细节的处理, 促进生产加工工艺的改进, 使具备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产品更好地满足本土消费者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 具有鲜明文化内涵特色的产品也能够满足他国消费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心理。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研究挖掘, 可以使中国的设计水平逐渐得到提升, 产品的细节之美得到体现, 提高产品的信誉度, 逐步在世界上建立设计“中国风”。图3反映了传统文化对中国设计风格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实,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知名品牌也都在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例如, 肯德基在中国成立了“肯德基中国健康食品委员会”, 聘请十多位国内专家作为食品开发的后盾, 从如何适应中国人的口味、饮食结构、就餐习惯、消费特点等各个方面进行调研。目前更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品牌“东方既白”, 专门制作中式快餐。“相与枕藉乎舟中, 不知东方之既白”, 苏东坡《前赤壁赋》中“东方既白”这句话, 成为肯德基洋快餐品牌杀进中餐市场的第一块招牌。“东方既白”的标志及店面装修具有中国传统风格, 产品也都是馄饨、水饺、面点等清一色的中式食品, 但是经营和管理模式与肯德基相同。

三、如何将中国元素很好地应用到设计中去

将中国元素应用到现代设计当中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传统元素的照抄照搬, 对现代产品外观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例如现在很多家电产品, 空调、冰箱、洗衣机, 甚至煤气灶、微波炉上面都会印有一些中国传统的纹样装饰 (图4) , 仅仅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这是传统元素在产品设计应用中的最低级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对传统元素与形态的应用, 从设计的手法上来讲是从语言与指示的目的出发, 但并非仅仅停留在“装饰性”上。现代许多高科技支持下的产品, 造型已无需受到原有形态的制约, 于是设计师便将传统“与之相关”的元素加载在产品之上, 通过对传统造型的再创造, 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造型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 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将传统的元素运用到现代的设计中, 起到一种特定的指示作用, 在目前的设计表现中也是常用的手段。例如TCL高调推出以“旗袍”为设计元素的女性手机 (图5) , 让人不禁眼前一亮。锁定女性用户, 细分手机消费市场, 结合中国风, TCL的美人机将传统与时尚再次定义。这一层次较第一个层次更为深入一些。

第三个层次是指设计不单单停留在外观形态和装饰上, 更关注中国传统元素背后的“意境”。这一层次可以说是对传统元素的发展和提升, 而这种新的“中国风”的创造, 正是需要我们摆脱传统元素的物化表相, 进入深层的精神领域。我们只有在深入领悟传统的艺术精神、充分认识来自西方的各种现代设计思潮的基础上, 兼收并蓄, 融会贯通, 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 才能打造出符合新时代特征的设计形式, 才能找到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的, 同时又能够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现代设计。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 (图6) , 造型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的纸卷轴。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人类文明随着纸的出现得以传播。火炬上下比例均匀分割, 祥云图案和立体浮雕式的工艺设计使整个火炬高雅华丽、内涵厚重。

因此, 我们应当看到, 虽然高度科技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对传统造型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因为新的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导入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观念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维度, 而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也为我们传统造型的再设计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国际著名汽车设计大师乔治·亚罗认为“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设计不仅仅是一门视觉艺术, 还是一门交叉学科, 需要设计师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平时的文化素养的积累尤为重要。因此, 能否在设计中体现出文化的内涵, 能否将中国元素巧妙地融合到设计当中, 首先就是要看设计者的知识背景和对文化的理解能力[3]。既不能扔掉传统, 又不能闭门造车。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国外产品设计的来源及其承载的物质理念时, 才能根据自身的需求有益有效地对之进行取舍。中国的产品设计能否达到国际产品设计水平关键取决于中国的设计师是否对产品设计理念、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国外先进设计有深刻的理解。

今天的人类不仅是生活在一个自然的世界中, 更是生活在“文化的世界”中。消费者的喜好是受所处的环境中各种因素影响的, 人的思维、判断、联想等能力都是被这个环境所塑造的。这个世界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人为事物”的总和。从居住的建筑到使用的器物, 从抽象的道德到具体的法律, 从艺术宗教到科学技术, 无一不和文化有关联, “文化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所以, 对消费者的生活形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首先, 要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 明确产品定位, 确定产品概念, 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好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其次, 要研究深层次的文化特点, 结合产品的特点和功能, 提炼出某种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内容, 对其进行挖掘和创作;最后, 提出一个系统方案, 将“中国元素”潜移默化地融入方案当中, 体现出产品设计的整体感。

四、小结

中国加入WTO以后, 在和国外著名品牌的竞争中如何从“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走向“Design in China” (中国设计) 显得尤为重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就是努力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 形成中国产品的设计风格。灵活运用传统元素, 使传统造型元素传递出现代设计的观念, 符合现代社会的功用, 从而摆脱传统造型元素在使用上的局限性与偏差。

参考文献

[1]佚名.设计之中找寻“中国风”[OL].2011[2011-05-03].http://wenku.baidu.com/view/bb2ee5d249649b6648d747a8.html

[2]唐林涛.设计文脉.装饰[J].2002 (11)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 篇3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管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被称为金砖四国,中国国门的敞开也为西方国家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遇,西方一些大的管理咨询公司纷纷着陆中国市场,希望以它们丰富的管理经验从中国大陆掘金挖宝,譬如麦肯锡、德勤、罗兰.贝格等。但并不是所有的外来和尚都能念好经,从麦肯锡与实达的合作败笔,到大批“海龟(归)”的水土不服,在众多国际化的大公司纷纷将《孙子兵法》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必读书目,哈佛大学商学院将其融入其高级管理战略课程时,我们开始反思西方的管理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谁最适合中国的土壤。

作为中国民航第一家A股和B股同时上市的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创造了一个奇迹,其运行成本控制和运行效率都在行业中排行第一,其成功依赖于背后蕴藏着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公司董事长陈峰要求员工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导读》,高级管理干部都要研习《大学微言》,在海航任何一名员工要转为正式员工必须参加考试,而题目中往往是摘自《论语》等国学的内容。海航的成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翻阅《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其中玄妙无法言表。现代的企业管理格外重视人的因素,提倡以人为本,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传达的理念相吻合,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宣扬做人是做事的基础,不会做人,便不能成事。当企业具备了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和谐的文化环境,个人与企业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同心协力一致朝着企业既定的战略方向努力时,做大做强就不再是一个梦想和奢望。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别,中国文化注重的是“情、理、法”,而西方则为“法、理、情”,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管理更需要侧重于人的管理,因为人情往往是绕不开的结,而现实的管理中管理者面对成本的压力、追求经营效益的最佳化,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种报表显示的数字,单纯追寻引起报表数字不佳背后的技术性因素,不去考虑人的影响,舍本逐末,自然不能求得最佳答案。常有管理者无视员工的建议,自认为拥有无上权力,丝毫不考虑员工的想法,以种种制度约束员工行为,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渠道,只有从上而下的命令执行,没有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靠的是强权管理,一则企业没有创新能力,缺乏活力,二则员工凝聚力降低,工作的意愿只为获得生活必需的报酬,企业效率不断降低,竞争力逐渐减弱直至灭亡。细数世界上知名企业,无不具有其鲜明的企业文化,没有自己文化的企业注定没有长久的生命力,所以在企业管理中要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并依赖于人,也就是企业员工的努力来达到企业发展的目标。须把“以人为本”、“任人唯贤”、“贵在人和、”“敬天爱人”等作为企业的经营信条,管理者则必须做到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管理作为一门学问,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需严谨的推理演绎和认真的实验来证明其正确性,且存在各种公理、定理,为人们所统一认识。管理无定式,尤其是西方管理学派的多样化足以说明这一点,如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行为学派等等。当然西方的管理学也建立有大量的数理模型,从无数经营管理的数据中归纳其特点。然而无论哪一种管理学派,其落脚点都必须是解决管理的有效性,唯有有效的管理才是真正的管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就在于其文化内涵中可体现种种管理流派的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代表国学论作中汲取精华,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当受益无穷,读国学一本,胜杂书万千,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管理者正将中国的国学作为治理企业的妙方。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包治企业管理百病的良方,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予以人的思想的启迪,取精华而去糟粕,辩证的应用才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如果说西方管理好比参与竞技的装备和武器,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驾驭这些装备的智慧和技巧,单纯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战胜对手,只有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克敌制胜。如果说有谁还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请看看新加坡的发展吧,区区一个弹丸之国,竞能30余年保持近9%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全球四大金融中心之一,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万美金,堪与欧美抗衡,且保持亚洲最具效率和廉洁度的政府形象,皆因其大力提倡的儒家治国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篇4

作 者：王彩凤 丁国辉 作者单位：王彩凤(伊春职业学院,黑龙江,伊春,153000)

丁国辉(伊春光明集团,黑龙江,伊春,153000)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 篇5

现代性、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现代和传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人文资源.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但重视和利用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的超越和扬弃,而避免对之简单的继承或抛弃,这是塑造现代化中国特色的重要内容.

作 者：孙春鹏 Sun Chunpeng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徐州,221008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年，卷(期)：18(6)分类号：G04关键词：现代化 现代性 中国特色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篇6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1、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内蕴深厚、聚合力强、扩散性大的传统型的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的沉积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特征。文化描述主要侧重于精神层面或者说观念层面的文化。因此，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从中国历史上沿袭和保存下来的，具有一定特点的思想意识、信仰、道德、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与社会心态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分析，要把握这样几个尺度：①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就是说，它是历史形成的、与一定历史社会（主要指封建社会）相联系、有其特定历史阶段标志的传统型的文化。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包容性。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传递性（继承性）、阶段性和滞后性的基本特征，因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又是一个统一的。互相联系的流动过程。③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总结实际是基于对其他文化模式比较后的结果（这里主要以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欧美文化模式为基本参照模式）。④特点的总结只能取其大要，难以周全。以主要特点为纲，次生（派生）特点为目；以类相从，辩证分析－既避免一味赞美的理想化，也不可采取全盘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兼及法、墨、阴阳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派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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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维方式上的中庸之道。我们常说在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上，中国人主中庸，西方人主竞争；中国人取相对，西方人取绝对；中国人讲含蓄，西方人讲直率；中国人主静，西方人主动；这主要是由思维模式的差异所造成的。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和制约。由孔子提出并在中国封建社会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的中庸思想强调，于己、于人、于家、于国、于事、于物都要取一种执中和适度的态度，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传统中国，中庸思想基于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渗透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乃至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和价值取向上，其表现形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中庸思想的派生性特点有三方面：一是调和折中的处世方法；二是温良和顺，忍耐性强的人格特征；三是重安定，忌变革的社会心态。中庸之道的从正面效应讲：①有辩证看问题的思想因素。②主张和平，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③刚柔相济，有理有节的处世之道。④和谐的人际关系。⑤行为有致，社会有序。从负面效应看：①调和矛盾，强求平衡，不利于社会的改革、创新，不利于个性的张扬。②容易形成因循守旧，恪守传统，缺乏良性竞争意识，不敢为天下先的社会心态以及个人的惰性心理及抗争意识的缺乏。

2）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却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宗法制或家族式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支柱就是宗法制度以及由宗法制延续变化的封建家族制度。中国传统社会在结构体系上是“家国一体”，这种结构的基本构架是：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国家）。家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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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位，国家的治理机社会各种关系的处理实际是家族关系和家族原则的外延。家与国的对应关系可以用“三纲五常”来概括。这种家族本位的文化派生出一系列特点；①崇宗敬祖的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②尊老重孝，由孝入忠，以孝道治天下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③家长意识和君主意识相结合的权威意识浓厚。④社会关系的取向主要依据血缘关系及由血缘关系外延的地缘关系，由亲情关系到地缘关系到政治关系，社会网络关系往往通过这种多重的人情关系来构建。⑤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忽略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

3）伦理至上的观念文化与价值取向。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体现着一种泛道德主义的人文特点。这种传统伦理讲求的是在个人修养基础上处理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准则与行为规范，这种准则在理论规范上可用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九个字来概括；行为规范则主要通过礼法或礼制来约束。这种伦理至上的文化特征的派生特点是：①它与宗法制度、专制政治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尊卑分明、等级有序的身份取向制。②道德的法律化，即通过礼制来规范社会行为，形成重礼制、重人治、轻法治的社会格局。③群体本位主义，强调群体的认同。④重名分，重面子的社会习俗与社会心态。⑤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这种道德的养成是为了群体的和谐与有序，即“修己以安人”。⑥重义轻利与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⑦儒学（经学）独尊并成为官学。这是伦理至上的一种外化。⑧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倾向（孔子的仁学、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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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仁政、墨子的兼爱、佛家的慈悲之心）。⑨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4）重实际求稳定的农耕文化心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务实、求稳是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其派生特点是：①重经验、重感性认识；轻科技，不追求精密严谨的思辨体系。②安土重迁、安定自保与知足守成的社会心态。③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价值观念。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

5）专制集权一贯制的权威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

中国自奴隶制时代就形成专制主义的政体，至封建社会而高度强化，由此形成君权至上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意识。农耕经济、儒法学说、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分别构成专制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派生特点是：①民主精神的缺乏（有民本，无民治）。②官本位意识。③君权至上和君权、族权、神权三位一体。④苟且心理和奴性意识。

6）宗教影响的弱化与泛神论性质的宗教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鬼神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更突出并强调（现实）人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本（以人为核心）文化而非神本文化。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宗教的态度是一种理性（“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实用（为现实政治服务）相结合。因此，宗教在政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其表现是：①政治上，神权从属于皇权。②思想上，宗教（佛教和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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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取代儒学的官方正统地位而只能作为儒学的附庸和补充。③中国人的人生观或者说生活信念是重现世而轻来世，宗教观念相对淡泊。④佛、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比较大，但远不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在宗教信仰上，中国人信奉的宗教（以佛、道为主）基本上都是多神教性质的宗教，而且可以自由信奉多种形式的宗教。这与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独断及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明显对比。

2、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1）现代化从理论上讲就是一个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即经济、制度和观念的现代化都可以纳入广义文化的范畴。）

2）关系之一：对传统文化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创新。

批判的理由：现代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即需要在社会结构、制度、思想、观念乃至人的本身诸多方面由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而传统文化是与一定历史社会和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文化，必然带有旧制度。旧观念的种种特征，不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这就涉及到对“国粹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的批判问题。

继承的必由性与继承的原则：从文化一般性特征来说。文化具有民族性和传递性，因此，对于有独特文化特质的一国文化不是一个能不能够继承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继承的问题。舍此则一国无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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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国民性则无从谈起。这就涉及到一个对“全盘西化”的批判问题。但是，继承不能是全盘继承，而只能在批判的继承上继承，这是继承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综合创新，综合创新的方法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具体做法是：①接受某些新的（中外）文化素质。②拒斥某些新的（主要是西方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的糟粕部分）文化素质。③保留某些传统的文化素质（如民族认同观念、爱国主义意识、价值观念的优秀成分、制度中的借鉴部分等等）。④扬弃某些传统的文化素质（如专制政治和价值观念中的官本位、保守主义、平均主义、重农轻商意识、人情观念、地域观念、重人治轻法治思想等等）。

3）关系之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适应。

由文化的民族性和传递性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实际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问题。文化传统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因此，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适应实际上就是要克服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的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过程来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这对长期以来以文化悠久，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文化尤有必要。当然。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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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的关系 篇7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流派众多, 形成了儒家、佛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文化流派。

1.儒家

“中庸之道”、“和谐”作为儒家文化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不偏之谓中, 不易之谓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 追求把握事物的规律, 做到天人合一。

儒家文化的最高目标为“内圣外王”。“内圣”指的是修己, 指人的主体的心性修养。精髓在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几方面意思, 做人要有爱心, 讲规则, 懂礼貌, 求知识, 重诚信;态度上要温和, 善良, 恭敬, 勤俭, 礼让;另外还有“忠、孝”, 要忠于国家忠于组织, 而孝则是每一个中国人背负一生的责任。“外王”指的是安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修己到推己及人, 成己成人, 成行成业, 由“内圣”转为“外王”, 经世济国, 造福社会。

2.佛家

佛家作为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 提倡清心寡欲、三道轮回、因果报应, 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演化, 与中国的道家文化相互作用, 产生了禅宗, 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产生重大影响。

3.道家

道家的最著名的人物为老子, 《道德经》是其著述。“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道”是宇宙的本体, 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由以形成的最终根源。“无, 名天地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故“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为无为, 则无不治。”倡导顺应“道”的“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等的自然规律, 无为而治。

4.兵家

兵家文化以“道胜”为宗旨, 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目的, 强调战略战术的综合应用, 达到战争的胜利。《孙子》一书开篇说:“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 较之以计而索其情”把战争看做大事, 通过“举贤授能, 不时日而事利”、“贤人所归, 则其国强, 圣人所归, 则六合同”的人才, 对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客观因素的收集分析应用, 来决定战争的胜负。

5.法家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 由商鞅发扬光大为秦朝的治国理念及强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6.墨家

墨家主张“尚贤”即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兼爱”即完全的博爱, “非攻”反对侵略战争。

7.阴阳家

阴阳家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 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 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 其间有相生和相克两大定律, 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8.纵横家

纵横家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就是战国时期的外交政治家, 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 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分合之策游说于各诸侯, 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人物一般分属合纵连横两派,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 西与东连为横, 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 张仪则力破合纵, 连横六国分别事秦, 纵横家由此得名。

二、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深层意义

1.儒家

“人之初, 性本善。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中庸》中:“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自诚明, 谓之性;自明诚, 谓之教。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由于儒家文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合理规范, 更贴近于现实生活, 使得传统上,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主要文化对于管理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2.道家

“无为”是道家管理文化的最高原则, 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的原则, 不论是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或社会文化管理, 都概莫能外。“其政察察, 其民缺缺”, “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 反对法令滋彰。“礼者, 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大道废, 有仁义”, 反对以礼教作为治国手段, 倡导“绝圣弃知”, “绝仁弃义”。管理者应该“清静为天下正”, “我好静而民自正”, “重为轻根, 静为躁君。……轻则失本, 躁则失君”, 采取不干预、少干预的态度。“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不欲以静, 天下将自定” , 管理者应该“寡欲”, 看作是实现无为之治的一个先决条件。

现在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被各个企业管理阶层重视, 提倡民主式管理, “有所为, 有所不为”, 管理者和员工各自干各自的事情, 相互独立, 给彼此最大的信任。

3.法家

法家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 主张“法”、“术”、“势”三者合一, " 势", 是权力, 权威;" 法", 是法律, 法制;" 术", 是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又吸收道家思想, 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 剪除私门势力, “以法为教”, 厉行赏罚, 奖励耕战。在文化上, 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老子关于“道”的学说, 指出“道者, 万物之所然也, 万理之所稽也。理者, 成物之文也”。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 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的活动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在认识论方面, 他提出“参验”的方法, 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检验人的言行, 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 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 诬也”。

法家的基本治国之道就是制定法律, 企业基本治企之道也是法律, 但是企业法律绝不同于治国法律。企业的法律实际是在国家法律范围内的企业规章制度。例如, 股东在合作的时候, 必须谨慎认真做好《公司章程》,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就不会出现乱象。法家提倡“ 循名而责”, 类似于现在的“问责制度”, 管理者要挑选适合在某个职位工作的人并使其明白职责, 并且赏罚分明, 就可以有效管理。比如, 某人屡次违反公司规定且没有正当理由, 就可以根据公司手册给予相应的惩罚。

当然, 法家思想与企业管理制度有相似之处, 也有很大的区别。企业管理不仅需要制度支撑, 更需要以人为本、以德治企, 两者并行, 才能做好管理。法家对于管理学的贡献在于提倡一种制度化、规范化, 以制度来管理企业, 把管理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

4.兵家

兵家是以战争决策和管理为核心, 管理思想运用在战争领方面, 主要包括安危论、谋攻论、胜战论、速决论、虚实论、情报论六个方面, 比较具体, 具有可操作性。

安危论:兵家主张居安思危, 谨慎对待战争。管理者要理性, 居安思危, 有忧患意识, 把握时机, 做决策要谨慎。谋攻论:兵家主张战争应讲究谋略, 讲究从全局出发, 多方考量, 周密谋划。管理者的要考虑周全, 多谋善断, 避免内耗和用强力, 用“四两拨千斤”获取最大收益。胜战论:兵家主张胜战, 认为消耗战不可打, 应力求歼敌, 从而获取资源、鼓舞士气和支持战略实现。同时, 认为不可胜在己, 可胜在敌, 强调立于不败之地, 而不失敌之败。管理者要做充分的准备, 严谨务实, 注意效果, 提高获胜的概率。速决论:兵贵神速, 是兵家首重之语。速度, 是产生力量和把握先机的关键因素。只有先人一步, 才能占据主动地位、以逸待劳;只有速战速决, 才能避免久而生变、减少消耗、战略制胜。管理者要对外界的变化反应敏捷, 推行政策做出决定要快, 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获得效果。虚实论:兵家由来重视形势, 讲究虚实, 主张因敌而变, 奇正结合, 集中兵力,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管理者要根据情势的变化, 灵活的做出决定, 因势利导, 出奇制胜, 虚实结合, 分清主次矛盾。 情报论:兵家重视情报, 强调用间, 强调知己知彼方能百胜百胜, 认为虚实、形势所体现出来的都是情报, 情报是胜战的关键因素。管理者要全面的收集信息, 做好情报的管控工作, 信息要顺畅, 准确, 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 为决策提供依据。

总之, 现代企业管理要真正做到以兵为锋, 有效应用兵家思想, 还必须把握好兵家思想六大方面的结构关系, 充分认识到:安危是意识, 谋攻是战略, 胜战是目标, 速决是方法, 虚实是策略, 情报是手段, 只有真正做到居安思危, 谋划好攻伐战略, 立定必胜目标与决心, 把握好速度与效率, 注重虚实形势结合, 抓好信息情报管理, 才能真正地制胜竞争、笑傲商场。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的现代企业管理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管理思维特征, 总的说来, 有以下几种。

1.宏观整体性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以“和为贵”, “天人合一”强调认识自然的整体性;道家更强调以无法用语言表达出的“道”作为宇宙的整体, 兵家也重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客观因素的整体性, 都重视以普遍联系、相互影响、渗透、制约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对于企业来说, 首先是一个整体, 其次, 又要考虑作为社会的一部分, 受社会环境、文化等因数的影响, 同时还要考虑内部个人间的相互影响、制约的因数。

2.阴阳分解

道家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两个方面构成的, 一方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基础, 两种力量对立和变化, 相生相克、刚柔并济。作为企业发展中看到隐患, 艰难中看到希望。

3.中庸和谐

孔子所阐述的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 处理问题执两用中, 考虑问题周全, “中庸”会使天地之间所有的人们各就其位, 各得其所;万物生长, 欣欣向荣。在企业的管理中, 在不同领域和地方, 要符合实际, 不冒进、不迟滞,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讲求双赢, 更能有效推进企业的发展。

4.务实理性

“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主张为人处事求大同存小异, 理论联系实际, 踏实务实, 认识并践行符合企业所处环境的发展规律, 少争论, 努力追求利益, 在实践中发展, 在发展中实践。

摘要：本文详细的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分别对儒家、佛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这些思想文化流派做了阐述, 其中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道、法、兵四家, 这四家思想文化流派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深层意义将在第二部分介绍, 最后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的现代企业管理特征。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管理

参考文献

[1]《中庸》子程子曰

[2]郑文斌.《治国平天下--中国组织领导者修炼五步曲》.

[3]张培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者的现实影响》.

[4]老子.《道德经》.

[5]范仲淹.《岳阳楼记》.

中国的“传统”与“现代” 篇8

郝大维和安乐哲对于上述观点的论证是从驳斥“现代性”与“现代化”开始的。在两位作者的定义中,这些概念与特定社会中的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密切相连,“对现代性的一些主要解释源于并依赖于对于自我的种种解释。自我主要是主体观察,或者是自主的自我确证,或者是作为需求和欲望的所在,或者是美学经验与表现所在”(24页)。概言之,现代性的概念源起于西方社会变迁下特定历史条件,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从表象上来看它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而内在则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观念的交织。现代性概念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或者称之为“社会现实的制度化”——构成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以技术、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和自由企业资本主义作为其特征”(18页)。其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结局却难以预料,相互对抗的观念决定了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似乎是漫无目的、难以控制的。所以,西方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隐藏在现代化表象之下由现代性矛盾的诸方面导致的文化观念的危机。

显然,要求中国接受这样的“现代性”是不恰当的,这会要求中国实践“异族”的文化观念,强加一套不相容的社会制度,“在西方传统中,独立自主的个人占据着重要位置。要在中国传统范围内寻找这种西方知识分子推崇的主导思想,将是徒劳的。更重要的是,表述这些思想成分的价值观、行为以及制度同样在中国传统中不存在”(25页)。与“现代性”相关的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经济和理性技术的政治经济制度,从根本上与中国社会传统相抵触。何况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连西方社会自己都已经遭遇到了现代性的危机,这就更没有道理要求中国接受一套由外来文化所定义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它不能应允一个美好的社会,相反有可能成为一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破坏传统中国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观。

因此,中国社会需要找到它自己的道路,从先贤的文化价值观念中探寻未来社会的可能路径。郝大维与安乐哲对中国社会的这种期许是通过反思西方社会的核心传统——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而达致的。在他们看来,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坚持认为个人无论如何应高于他/她所属的社会,坚持认为个人的权利必须居于共同善或共同利益之上,法制必须高于预设社会同情(social empathy)存在的非法律机制”(41—42页),所有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立场构成了西方化的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缺陷。

这样的理念构建了一位“分离的个人”,其在经济上的假设便是“经济人”,“把个人理解成一架孤独的欲望机器,受最大程度快感与最小程度痛苦之需求的驱动,这种见解既是有关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也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46页)。“经济人”的确立使得“确保所有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护的政治与经济安排才是最基本的”(同上)。由此造成个人“把‘权利’(right)摆在‘善’(good)之上”(同上),将“个人自主地凌驾于以社会为基础的价值观之上”(47页),如此一来就导致了政治上最为严重的缺陷:个人缺乏任何义务的概念。

以社群主义的立场看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从其前提开始便是虚构。因为其假设“个人是基本的社会单位,社会与国家都是从这个单位出发而形成的。这个个人在其进入社会之前便拥有基本的权利”(44页)。但事实是人存在于社会状态而非自然状态之中,社会成员是相互依靠的,所谓的权利不过是具体社会形态的偶然产物,所以“主要的问题不是具体相信一个先行存在的人拥有这样或那样的权利,而是一个社会或者共同体的实际常规是确认还是未曾确认任何一套信仰的价值观”(49页)。

错误的前提当然会导致糟糕的后果: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在允许多元文化共存、承认种族差异的表象之下其实隐含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因为“就是在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里,自由交往的权利是一种不与人交往(dissociation)的权利”(45页)。现代性的危机就是当个体脱离社会之后的生存危机:社会的意义不复存在,个体利益的竞争导致共同体的决裂,个体的价值取消了共同体的价值,个人的权利抹杀了共同体的善。法治社会是这种危机的象征形式,因为人们对于法律的过度依赖“被认为是风俗、传统以及敬畏习惯模式失灵的表征”(54页)。

基于上述认识,无怪乎郝大维与安乐哲会对中国的先贤表示出莫大的亲切感。因为传统中国社会似乎早已具备了在理想中的社群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二位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将个人理解为是生活集合中的行为者,而非独立自主的个体。儒家思想中“气”的概念表明“个人不被认为是其所属的社会的一部分,而是构成社会的经验与互动的富有成果的焦点”(114页);“心”概念则揭示出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不会存在着西方哈姆雷特式的内在伦理冲突。这二者使得中国式的共同体是以“和”作为中心文化意识的共同体,“尊祖作为明确的宗教意识,家庭作为基本的人类单位,‘仁’(co-humanity)与‘孝’(filiality)作为基本的人的价值观,仪规角色、关系和实践(礼)作为共同体话语,这些都是实现和维持共同体和谐的策略”(115页)。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人秩序与社会秩序是相互包含的”(118页)。西方社会由于对自我意识的强调所产生的那种个人与政府的对抗关系,在中国社会是不存在的,“中国人对个人与权威的关系明显是非对抗性的,就如同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是非对抗性一样”(117页)。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调节的,是“礼制”而非“法制”社会。郝大维与安乐哲将“礼”(rite)定义为“一套具体的规则和关系系统,它组成了共同体的组织结构,并产生了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耻感”(34页)。尽管他们承认仪规和法律都是调节社会生活的规则系统,但是显然前者更符合社群社会的价值理念。因为仪规规范着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环境,引导人们进入社会关系之中,教化人们的行为,构造了独特的、人性化的共同体生活形式。并且仪规不仅具有法律的功能,还完成了权利的实践,它以一种成熟的羞耻感守护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为仪规所界定的地方和角色具有某种力量,能够标示出个人在共同体内的特权和义务。仪规将人们织入一个关系模式之中,起到减少任何既成的权威做出并施行不利于他人的决策的作用”(141页)。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蕴含着一种文化力量,能够推动全新的民主社会——沟通的共同体——得以形成。在儒家思想支配的社会中,个人的定义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抽象性的;自主性被排除,个人存在于反映他们各自角色和功能的社会关系之中;个体权利只是作为社会成员资格的派生,是社会给予的。这是一个稳定、有价值并且使人充实的共同体,它免除了分裂的威胁,并且在仪规的作用下,完成了围绕着一个中心权威的聚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能够使中国获益,而且对处在现代性危机中的西方社会也具有借鉴意义。郝大维和安乐哲期待,儒学与实用主义精神的结合,能够使我们“放弃与人隔离的苦境,重新回到共享的、相互依靠的、丰富的共同体生活中去”(146页)。

上述观点,特别是对儒家文化价值的强烈信心,无疑能够立刻引起诸多忧虑“西方化”侵扰的人士强烈的共鸣。就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完全同意二位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主张,“将来的中国不可能是完全西方化的社会”,“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能以它自己的特色迈入现代世界”(8页)。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正是中国目前所努力的方向。但同时我们也认为,提倡中国传统并不意味着拒绝西方化,更不需要以否认现代化的方式来进行。

本书以“民主”为题,很容易让读者误以为这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讲的是民主政治和传统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言的“民主”是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先贤的民主”指的就是“传统”。本书开篇一段发人深思的引言道出了二位作者的立论基础,“传统意味着对我们的祖先表示赞同,他们是所有人当中最为朦胧的一批。传统即是先贤的民主。传统拒绝屈从于微不足道而又傲慢的寡头政治,这些人只不过是碰巧走过场而已。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反对人因出生的偶然性而被剥夺做人的资格;传统反对因其偶然的终结而被剥夺地位”。从这段引言我们可以知悉,郝大维与安乐哲关注的是文化价值语境下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是从文化的社会实践层面——或者说制度的文化基础——的分析提出前述的全部论题的。依照这一分析理路,作者主张从文化间的深刻差异来看待东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

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说,“找不出一套价值观或一种信仰体系比任何别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要来得优越”,进而“没有一种体制比任何另一种体制可能更优越”(4页)。因此郝大维与安乐哲强调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只能在某种文化背景下进行,强调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发展的迟滞性与长期性。

我们认为这一主张固然没有错,但不能因此而陷入一种狭隘的文化决定论之中。因为即便作为一种保守的力量,文化本身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传统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必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哪怕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被迫的。美国制度学派的奠基者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曾经将促进人类社会生活结构发展的因素分为两类——人类本身的和物质环境的,前者近似于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言的文化的力量。尽管凡勃伦强调人类的思想习惯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因素,但也指出它还是会随着客观环境变化而变化,“今天的形势是要构成明天的制度的,方式是通过一个淘汰的、强制的过程,使人们对事物的习惯观念发挥作用,从而改变或加强他们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的观点或精神态度”。所以,如果说“政治与经济同是文化的表述”,那么反之亦成立:文化同是政治与经济的表述;如果说政治与经济的效能“必须与其他的文化价值观一起来评估”(16页),那么一种文化价值观的效能也必须与政治和经济一起来评估。

事实上,处在现代性潮流中的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已经并且仍在发生着变化,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也早已不是像二位作者所说的那样同西方文化有着绝对的排异性。以本文开篇所虚构的故事为例,如果中国的读者们能够自然而然地领悟出其中的意思,那么就说明我们已然以某种方式理解了“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暗含的价值理念——无论是持赞同还是反对的态度,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以此为价值核心的现代化进程。

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社会制度结构的诸要素——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本身,不只是作为某种价值观或者信仰体系而得以呈现。实践中的制度还具有一套逻辑体系,作为制度运行的逻辑体系必然蕴含着某种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二位作者颇为偏爱用罗蒂(Richard Rorty)的实用主义哲学佐证本书立场,而罗蒂本人在对本书的评论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倾向于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就像阿司匹林一样——对于治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有好处,不管他们的文化遗产或者哲学世界观怎么样”(201页)。因此当我们在顾及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虑它和世界上其他社会共有的性质,这种共性是不能以文化传统的差异作为拒绝的理由的。

所以,对中国社会来说“现代化”并非格格不入的变异基因,哪怕就目前来看它确实受到西方文化的支配。既然郝大维与安乐哲都承认,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历程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显现,那么为什么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亦是当今历史的显现呢?

两位作者给出了他们的回答: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也许在诸多热爱中国传统的中外学者眼中,常常会把传统中国社会理想化为一个与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相隔绝的世外桃源。然而与他们的意愿相反,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己的世界”。从两千多年前的“胡服骑射”开始,“传统中国”就是一部异族叙述的历史,而且与异族文化的接触几乎没有一次不是“被迫”的。不过正是在多元文化的“入侵”中,中国传统才成长起来。因此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文化围墙中的中国城”的出现则是相当晚近的事。因而如果说中国在历史上通过与异族文化的对抗、接受与融合而成为亚洲文化的代表,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相信现代中国也能够容纳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呢?

也许依照郝大维和安乐哲在本书开篇提出的结论,应当认为他们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但是在全书的论述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意图似乎并非如此。因为现代世界有太多的不可取之处,“现代化”的进程是难以逆料的,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则在于“现代性”的西方文化本身,它是矛盾与冲突的混合。文化观念的激烈碰撞,可能会致使一个社会文化的解体,进而危害到共同体的一致性。中国社会如果接纳西方化的现代性所可能带来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此,且这已被许多处于现代化转型中的国家和地区的现实状况所证明。

上述论断不无道理,但也应当认识到现代世界从来不是对一个美好社会的应允。所以并不需要对现代化进程的“无法控制”过于担忧,也许“难以逆料”才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获取的那些好结局的原因之所在。就像亲眼目睹二十世纪初期一系列政治经济灾难的著名学者哈耶克一再重申的,所谓的现代性灾难大多皆是意图设计、控制和建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在我们看来,现代化只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必需且必然的一环。因此和人类社会所走过的每一历史阶段相似,其同样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纵观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历史,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考量,现代化进程都是矛盾与冲突的过程。然而换一种视角来思考,这难道不恰恰道出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矛盾、冲突和“不顺应”构成了现代社会前行的活力之所在。

这一点显然并不为郝大维与安乐哲所认同。在他们的论述中,矛盾与冲突似乎构成了现代社会最大的恶德。所以价值的多元化和文明的包容并不是本书的论题,相反,西方社会已经显现的多元文化并存的事实正是内含于现代性中的矛盾和冲突之表现,因为“当现代个人意识到规范他们寻找意义的文化兴趣之特征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21页)。

由此看来二位作者为中国文化辩护的初衷并非提倡东西方价值观念的融合,而是寻求一条能够替代现代性的出路;不是在为“中国传统”辩护,而是在宣扬“后现代中国”。正如安乐哲的中国弟子温海明所言,既然走过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已经开始抛弃现代性、抛弃启蒙时代的理念,“中国思想与文化其实需要跨过现代化带来的关于‘现代性’的困惑,直接接纳更加亲切的后现代思潮”。这样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否真的是一个理想的社群主义的模板呢?

依照社群主义的见解,郝大维和安乐哲认为理想社会的美德应当是“顺应”,而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传统社会是不经深思便会顺应的东西,理性社会则要经过意识的表述才去顺应”(21页)。所以,当他们指出现代化的各要素——自由市场经济、自主个性、理性技术和民主体制——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时,他们关心的主旨与其说是现实的中国社会,不如说是理想的社群社会,“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最强大的后果是社群社会的前提将受到严重的威胁,而这些前提是中国社会从一开始就受其支撑的”(19页)。

在儒家思想的概念世界中,社群社会的价值理念——个人、共同体和人权——得到了最佳的体认:个人不再因为追寻自我而导致内心的对抗;共同体不再因为孤立的个人而导致冲突乃至分裂;权利不再是凌驾于共同体之上的虚构而成为社会对于其成员的奖赏。这是一套理想的社会秩序,差异而非平等的个人将使得多元化真正得到体现,这种差异来自每个人独特的血缘、身份与环境,从而个人意志受到社会意识的制约,共同体得以长久维持一致性与稳定。最为重要的是,“先贤的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Dead)是取消现代性意义之后的民主社会,至少在社群主义者的定义中是如此,“一个社会,其个人存在于关系中,而这种关系又反映了他们相关角色和功能的独特性质,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民主社会”(90页)。

无论两位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是否存在着误读,他们确实道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质。但问题在于,这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理想社会模式吗?郝大维和安乐哲无疑是这样认为的,“在当代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与其持社群主义思想的批评者之间的辩论中,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站在后者的立场上”(41页)。但笔者更愿意相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国人会希望选择前者。

郝大维和安乐哲理想中的社会模式是个共同体温情脉脉的生活,是以排斥他者为代价的,不愿将共同体之外的他者视为是平等的,不愿意接纳任何共同体之外的可能影响,更不会遵从某种可普遍化抽象规则的协调。简言之,这个社会不欢迎“异乡人”。

类似的社群主义的理想秩序在西方文献中并不鲜见,早在上世纪七十年前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就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比较中发出了对“友爱社会”的召唤。不过在中国读者理解中如此的理想社会则可能别有一番滋味。在该共同体中,个人身受仪规约束,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固于社会角色安排之间。也就是说,个人只在社会权威允许的条件下存在。而所谓的依附于社会关系的个体权利,用温海明的表述可能更为赤裸直白,“中国的人权观念与家庭从社会中获得的福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史以来显赫家族对子孙后代的荫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大家族的成员从襁褓中就开始享有平民百姓几乎终身不可能享受到的特殊人权”。换言之,特权取代了人权——尽管在社群主义者看来这可能才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权利。当然,这样的社会能够保持一种稳定,甚至可以说是僵化停滞,只要中心权威没有崩溃。

在未有切身经验的外国学者眼中,这或许真的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的、具有生活意义的权利实践。然而在我们眼中,这更像是对那个已经为多数人厌弃许久的皇权社会的描述,“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果这就是理想中的社群社会,笔者不知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愿意退回到那个社会中去。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那种将中国传统社会归类为“社群社会”(communitarian society),并认为从中能够诞生出一种社群民主形式的观点,是否只属于社群主义者们的一厢情愿?

我们相信,传统是可资利用的价值,但唯有在现代制度框架内,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处于一个皇权社会中时,所谓的传统只不过是权力专制之器物而已。而现代制度框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意味着个人不再接受任何特定的社会身份关系的束缚,意味着我们能够容纳“异乡人”,意味着这是一个陌生人之间的法治社会,即遵循抽象的行为规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念来调节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行为。与郝大维和安乐哲的主张相反,法治绝对不是道德失败的象征,绝对不是丧失人性的措施。那种排斥共同体之外的成员,以身份地位界定个人的权利义务安排的仪规才是对个人尊严的最大侮辱。

所以个人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权利应该是普遍适用,共同体应该能够包容观念的冲突而不是相反。由此构成的现代社会,就像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法哲学原理》中曾指出的那样:“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现实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互相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Dasein),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

再次需要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不是天堂,陌生人的孤独生活当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幸,但它却是历史进程中必须跨出的一步。因此无论是否承认西方世界已经抛弃了启蒙时代的理想,无论是否承认现代化犯下了普世主义的错误,无论是否承认后现代思想更为合宜于中国社会,对于没有经受过启蒙精神洗礼并正处在现代化大潮之中的中国人来说,遽然终止这一进程,转而拥抱后现代,绝对不会是一件好事。因为:自然不能飞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s),人类社会更不能飞跃。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 篇9

发布时间：2009-12-08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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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系的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北京农学院作这次讲座。原来，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现代化》，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很博大，很难一言说尽。我今天主要讲讲法治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法治是陷在现代化进程中。讲的内容比较多，我可能只能稍微概要的讲一讲，我大约讲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然后留下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让大家提问，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

我们今天都说法治，但我们想，法治究竟是什么？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很多时候是因为社会上流行，社会上一流行什么我们就谈什么。社会上流行电影《英雄》，我们就谈《英雄》这个电影，张艺谋呀。或者最近网络上谈木子美的也很多。所以大家可能就会纷纷议论木子美。实际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法治究竟是干什么。那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法治？是不是我们以前的社会缺少法治？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告诉你。对不起，我今天讲话可能会得罪很多老师，特别是讲法理的或其它部门法的一些老师。但其实上不是这样的。

大家想一想，可能在座的同学不一定知道，在座的老师请想一想。20年前，我们没有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社会中绝对没有什么假货，买卖虽然服务态度不好，但是假货很少。不需要像今天的王海出来打假。我们那时很多法律都不全，我们那时侯的《婚姻法》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许多的规定。但是基本上大家生活的还是比较安定的。婚姻也不能说它不幸福。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婚外恋、第三者。很多研究表明，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的幸福程度是一样的（笑声），这就是大概六、七年前，北京有个调查，调查了大概从30年代到90年代结婚的人们，问他（她）们对婚姻幸福的满意程度。调查表明，大约45%左右的人们感到幸福，55%左右的人们感到不幸福。因此，这个研究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也就是自由恋爱的婚姻和非自由恋爱的婚姻基本上幸福程度是一样的。而且离婚也不能使我们更加幸福。因此，我们很难说，法治就一定能给我们幸福，生活的更好。

那我们希望法治是干什么的呢？在我看来，希望法治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渴求，是希望社会要规则有序。而法律就是一种使人们生活更加有规则更加有秩序的制度。为什么人们希望社会规则有序？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规则的话，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没用的。比方说，大家今天来听讲座，结果朱苏力没来，你们就发现自己吃亏了。大家今天来学习，来拿这个学位，结果发现三年或四年以后，发现这个学位没用了。大家于是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学位都在贬值，学位越来越多，硕士博士数量越来越多。大家都感到失望。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是北大的本科，很多同学都感到那不是足够了吗？结果发现没过几年，十年以后，发现本科就不够用了。因此，又开始上了硕士，上完硕士又过些年，又发现博士又吃香了，硕士又不行了。因此再去读。因此这个社会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人们就会发现自己老在受骗。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建立在稳定的预期之上。比方说，大家今天来这里学习，很大程度就是今天不会发生地震或者说地震不会发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就不敢来。我们把钱存进银行，我们存进去，在去取钱时，我们预期到银行的工作人员一定交给我，不会说，遇到了一个陌生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认识你，你没有把钱交给我，我就不给你。为什么，就是一个稳定的预期，没有稳定预期，我们的一切生活都是很没有保障的。

婚姻也是如此，为什么人们到最后都想结婚？当然有些人不想结婚，谈恋爱谈到最后不想结婚，被逼结婚的。有这种情况。但很多时侯，想结婚是什么，就是怕不稳定。因为不结婚，总是不能够落实，说不定哪天就跑了，因此希望领结婚证，法律上把这个关系定下来，这样你才能安心的去工作，安心的学习，不用成天男同学整天想着去给女同学买花，想着她，女同学说我怕他跑就要整天缠着他。结婚使得相互之间有个默契。而不想结婚，也是预期到和他结婚不一定是幸福，尽管过去时候他在班上看起来也很潇洒，也很体贴,但是觉得结婚后不稳定，因此不结婚。你可以看到所有制度，就是使人们有稳定的预期，稳定预期，是指社会生活有规则。所以，当代中国对法治的呼唤就是对秩序的呼唤。我们总是感觉到社会上秩序不够,但是要注意，这个秩序不够有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变革，带来了许多秩序的问题。所以社会上不稳定，很动荡。家庭不稳定,社会上学校里成天搞改革。因此就感觉到有一种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还是有一种就是我们自己从过去生活带来的一种思维模式。特别是像我们这代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已经生活惯了的人，你会感觉到，这个生活没有秩序，我昨天这么做，今天就不能这么做了。大家知道，现在计算机换得很快，计算机软件换得很快，很多人的妻子、丈夫都换得很快，学历、人呀，各方面变的都很快，因此我们有时候不适应。实际上，我们人都希望有一些保守的东西，比较稳定的。因此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法治是非常重要的。是需要把这个社会生活规范化。

但是，我们现代化法治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许多时候都没有现代这个意义上的成文法律。但是我们讲法律并不等于成文法律。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学成文的法律比较多。但一个社会有没有法治并不在于它有多少成文法律。甚至有的社会当中甚至基本上没有成文法律，也没有与这些法律相关的执法的、立法的、司法的法律机构。但实际上这些社会生活也是有秩序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那时候是有法治的。因此，我们今天建设的法治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法治，而是一种现代的法治。而且当时那种社会秩序也受到人们的尊重，也大致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正是这种秩序，尽管我们今天看起来可能要批评它，说它是封建、传统的法治。但是在当时来看，许多人还是认为这个法治是具有合法性 的。我们也从一个历史的眼光看，也是具有合理的一面。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他只需要很少的法律，就可以形成一种国家。这个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等一下我在说，什么叫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中国过去实际是一个这样比较传统的国家，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国家。政府基本上不大干预民间的事情。是天高皇帝远这种状况。老百姓自己通过民间的各种规则，或者风俗习惯来调整自己的社会生活。国家权力实际上没法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国家也不能向社会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家里有什么夫妻之争呀，婆媳之争呀，邻里纠纷呀，国家基本上不管。除了杀人放火这种事情国家会管。除了两个村子打架，两个家族打架，政府才管。一般来说，政府都是不大管的。这时候这种社会也能够长期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清王朝，明王朝，唐宋都是这样的一种社会。为什么会出现种状况？我们不能说那时候不好，实际上那时候相当好。你比如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可能会说它没有法治，没有现代法治，但人家生活那麽好，人口非常多，财富也很多，海外的许多国家都来归顺。你不能说它没有法治就不好。清代也是如此，清代康熙年间，不到100年间，康熙和康熙以后，中国人口翻3倍。从一 亿人口增长到四亿。也就是说到国民党被打败的时候，中国人口和康乾盛世时的人口总数是差不多的。你想想，在这一百年时间，人口要翻两番，那你经济增长得多么大，老百姓生活还能是挺好的。这些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不是像今天的工业社会，你随便造一个手机，那麽一点点东西，卖一个几千块钱。那时候是纯粹生产粮食、丝绸、茶叶。实际是这种情况下，国家能够养活人口，使之增长两倍、翻两番、增长三倍这种情况，你想像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生产力。但是那个社会为什么人们能大幅度的生活的不错呢？除了发生天灾人祸，外敌入侵的话，这个整个的社会相当稳定。我们等会会讲道到很多细节的东西。这种秩序是怎么来的，最主要是乡土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组织形式相联系。我们都知道，在当时传统社会中，生产力水平很低，交通很不发达。这个东西很重要。因此，就使所有的人基本固定在土地上。我生活在这个村子里，我就不可能跑远，大家都是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大家如果是生活在农村的话，或者特别是那些比较中西部的农村里来的同学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村子里没有公路，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也没有电话，你说说这个人是能生活在多大范围？最多是走出来，早上出去，赶个集，走出个二三十里路，然后晚上回来。偶尔再走的远一些，串个亲戚。基本上你一辈子就是在这么大的环境里走动。如果是在一个大山里，你可能一辈子也出不了大山，也就偶尔出去走一个亲戚。这时候每个人生活的具体世界都很小，在这样的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关系就非常紧密，大家注意，我不是说亲密。无论它好坏，它就是非常紧密的，而且人际关系是多纬度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关系可能是单方面的，非常简单的。比方说，我今天来就是作为一名老师，你们就是作为一个听众。关系非常简单。可是你在一个村子里这个关系就是比较多纬度的。比方说，在传统社会当中，你在一个村子里，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可能就是个姑表亲关系，是堂兄妹，或者是表兄妹。你的邻居可能是你的哥哥，或者是你的弟弟。或者是你的叔伯兄弟。这种关系非常近，你可能在做买卖时，卖的东西，交易方实际是你的邻居，或者是你的熟人。我们讲这种关系就是对人的行为构成一种制约。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不需要什么《商品质量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其他一种执法机构。人们在提供他自己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时候，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去做。我村子里有个木匠来给我们家盖房子或者打家具，他必定会尽力做，以他的全部能力和最好的材料来完成。因为，他如果欺骗了我，房子没盖好，我很快可以找到他。在村子里的小商店里卖糖、卖烟、卖酒。他不敢卖假烟，假酒。除非他也被欺骗了。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卖假烟、假酒或者其他假的商品的话，那我马上可以找到他。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大家都必须诚实。起码比较诚实。不是说他没有诡计，而是说他不敢用诡计。就像你可以在外面耍一点花招，可放在同学当中不敢耍花招。因为你知道这四年当中，大家都在一起，你要一次花招被大家识破了，其他同学会对你印象不好。你在外面很欺负人，可是到宿舍里面你不敢欺负人。为什么？就是生活一旦紧密了，人际关系会相互制约，也就是说，交换不需要签合同。就像你们同学间借钱不会去签个合同。你借我50块钱，我给你写个借条，不会的。你借饭票给我，你自行车借给我，都不会写借条的。为什么？熟人关系。这个人际关系非常紧密以后，你知道借了自行车是不敢骑走，把它卖了，是不敢的。只有外面来的人他才敢偷车拿出去卖。同学之间借了车肯定会好借好还的。为什么？就是熟人关系。你借了自行车不还的话，下次谁还借给你？就不说别人报复你一次，把你抓起来打一顿，就是下次没有人理你了，在班集体你就是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我朱苏力借钱不还或者借车不还，还把车卖了，今后我朱苏力还怎么在这个小群体里面活着？在这个村子里活着？所以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群体当中，人们的关系肯定要保持一种相对诚实的关系，非常诚实，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要守信用。否则的话就要受到报复，就会别人不理你。就像大家在同学之间，班级里恋爱是不大敢去吹。你和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或者你和一个男孩子谈恋爱，你是不敢随随便便就吹了。你要跟其他学校的，外系的同学，你可能就比较敢吹，为什么？因为你吹了，其他同学就会恨你，讲这个人不讲信用。其他的男孩子女孩子就会恨你。因此，下次你再喜欢另外一个女同学，你也不敢去追，追得人家不理你，可是其他外校或其他系的同学不知道，你再去追其他人，人家也不知道你曾经有那么恶劣的行为。（笑声）

乡土社会这种情况也会有一些。我不是说乡土社会非常好。乡土社会也会有犯罪的行为。这种犯罪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可能不是我们今天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但是在当地的老百姓，肯定认为是犯罪。那惩罚起来会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呢？是惩罚起来非常专断，非常专制，不是的。尽管那时没有什么“罪刑法定”，没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刑罚，以及文字表达的法律规则。也没有严格的程序法，也没有什么举证。但并不意味着惩罚是不公平，是专断的，就没有规则指导的。因为在这种村子或社区里面都会形成某种规则，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什么事情是能干的，干了以后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不但有这种实体性的规则，还有种程序性的规则。大家想一想，在你们日常生活中，都有程序性的规则。比方说，星期天晚上，隔壁同学在那唱歌，你们那个屋子在睡觉。唱到十二点以后，他们还在那唱，你过去了。你就跟人家吵架，不大可能。你就会敲敲门，说我们休息了，你小点声音，好不好？你又回来了睡到床上。又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他是在那唱歌，还在那吵闹。你就过去了，可能会没好气地说：“怎麽搞的？跟你们说怎不听呢？”然后把门一摔，又回来了。如果你回来以后，然后又过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他们还在唱歌，你可能冲进去就打架了。你看这里面就有个程序的概念。尽管你们从来没想过这是个程序的概念。就是说先礼后兵。其实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隐藏着这种程序规则。所以大家有时候不能把老师讲的，特别是法学家讲的太当真。他们说中国古代没有程序，只有实体法。你要注意，实际上都有。你要从生活中去理解这些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有违法犯罪的，到别人地里拔根葱呀，偷人家萝卜呀，偷人家鸡吃呀，在这个村子里很容易抓到。我们全村的人都是老老实实的，只有个别人整天好吃懒做，好象也不养鸡。大家想，呦，昨天我闻到他家有鸡肉味，然后到他家外边一看有一堆鸡毛，抓来一顿，就行了（笑声），一般不会错。因为大家都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虽然还没有一个法官坐在那，程序、完全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一般不会错。相反在今天社会是比较容易错的。而且有人说在当时的惩罚很严厉，其实也并不是那麽严厉。因为当时传统社会中有个基本规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实际上是最早的“罪刑法定原则。”最早的“一罪不二罚原则”。最早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都隐藏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说我把你眼弄瞎了，你也只能把我的眼睛弄瞎了。我把你牙齿打落了，你也只能把我的牙齿打落了。因此，这是一个限制。实质上，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都是非常粗暴，非常野蛮的。大家回到你的村子，你的单位里去看看。从来不是说你的这个人借钱不还了，我走上去给你两个耳光，然后拿把刀捅你一下。这都是不大可能的。我们都是自觉不自觉的接受了这样一种规则：借钱不还，30块，50块钱，在同事之间基本上就不说了。今后我就知道，这个人不能相信。如果借个上百块钱，同事之间我就会跟他催促一下，你不还的话，我也会跟其他同事讲，说它不可信。如果是五百块钱我可能就要起诉了，或者找个机会报复你一下。不会说你借钱不还，我上去就给你一刀。那你杀人要受刑法处罚的。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个最基本的规则。大家注意，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其实不是真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只是个象征性的，它只是一个原则性。因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的时候是可以还的，有的时候是不能还的。比方说，我已经是独眼龙了，我把你眼睛弄瞎了，你这时候再把我眼睛弄瞎了，这时候，我的第二只眼睛瞎的时候就比你那一只眼睛瞎的时候更严重。因此，你不可能再去把我的第二只眼睛弄瞎，因为我变成瞎子，整个人就完全残废了。这时候，以眼还眼就不行。还有我们想，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没办法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比方说，强奸。我强奸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再反过来把我强奸了，这不可能的。（笑声）因此，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际上想说是传统社会中，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你杀我一条命，我杀你一条命，这是好算的，有许多时候是不好算的。有许多时候人们能用财富来抵。比方说，把你眼睛弄瞎了，我又是独眼龙，你不会把我眼睛弄瞎。或者把我们家牛或鸡牵走了，或者是赔你一大笔钱，采用这种方式来赔偿。但如果是说如果没有钱的话，你的眼睛不能弄掉，你的胳膊很可能要弄掉一个。他总是要找到一种替代的方式。在这种村子里，这种社会中。村子里的村长、族长说是非常专断，其实是不可能非常专断。他们这个权力实际上是比较公平的，而且他只有公平才能够维持大家对他的信任。为什么？就是说因为这个族长的威严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并没有人们一定强迫他要公平做事，相反是因为他做事比较聪明，比较智慧，比较公平，所以大家才寻求他作出个判断。可能他也作出过错误的判断，但是一般说他是想努力保持一个公平的判断。大家想想黑社会的头子就行，黑社会的头子实际上是一定要公平的。如果我朱苏力是黑社会头子，你们在座都是我手下的喽罗，然后你们都去抢了钱交给我。然后我看到哪一个女的，找个小秘，我挺喜欢的，你们抢的钱都给她，你们大家都觉得不公平，或者有一帮喽罗我喜欢，有一帮喽罗我不喜欢，你们抢来的钱我给了我喜欢这拨人。大家都会觉得不公平。因此，金老师就会觉得，朱苏力这么不公平，那我干脆把朱苏力干掉算了，（笑声）干掉他，我来当这个头，我保证做的比他公平。大家只要看看美国那个电影《教父》，黑社会头子总是比较公平的。他反社会，但他在他的社区内部是非常公平的。他一定要公平才能成为一个黑社会头子。所以黑社会头子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说，胡搅蛮缠，成天打打杀杀，他一定要比较公平，而且他一定要注意权衡这些东西。

因此，在这个传统社会中，我们几个怀疑都打消了。我们可以说传统社会中，除了没有国家这种权力直接统治这个社会的，其实社会中秩序是长期稳定的，有规则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有法治的。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对于生活在这个社区里的人是非常熟悉的。比方说，我来到北京农学院，我就会感觉到陌生，我就不知道该怎麽做，该怎末说。这还是我们现代社会好一点。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跟你的女朋友第一次一起到你未来的丈母娘家时，你就会手足无措，因为你不知道人家的规矩。女孩子也是，到你未来的婆婆家时，你不知道是该笑好，还是不该笑好。你笑了，可能人家就会说这个姑娘怎麽傻乎乎的，成天笑。要不笑的话，又怕人家说，这个姑娘怎麽不会笑。坐着吃饭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自己夹菜好，还是等着别人给去夹菜好，也不知道自己坐在什麽座位。因此，我告诉大家，这时男孩子女孩子要多照应一些。告诉你应该坐在哪。为什麽？因为你不懂得对方家里的规矩。但是在这个角色内部的人，他会感觉到，规矩我都熟悉，游刃有余。你在这个地方呆熟了以后，你把规矩都弄熟了，你也就游刃有余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都是一小群一小群的人群集合在一起。这就是古人为什么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己操持好了，把家庭操持好了，把整个村子弄好了。实际上国家就太平了。国家是个很小的国家，国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三国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庞统。庞统被派去作县官，他感到愤愤不平，他觉得就是大材小用。因此，他三个月不理朝政，不理县里这个事情。然后刘备派张飞去教训他，他说这只是一点点小事情，还不容易处理。然后三下五除二，几个时辰就把事情处理完了。一个县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处理完了，三个月的事情。可是你可以想想，现在的县长有多忙。光是晚上吃饭都吃不过来。（笑声）大家不要笑，不要以为他们真的好吃，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是爱吃，肯吃，觉得吃饭是件好事。可等到像40多岁，50多岁以后，人都吃不了多少了。这时候说吃饭是一种罪过。你不信可以问问你们金老师，他现在饭能吃多少？（笑声）他和我同年，48岁。已经吃饭不会吃太多，吃一碗饭就行了，哪有什么吃的多的。见了面都是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明明是陌生人，故作相识恨晚的状态（笑声）。这是很累的事情。可是你想想，现在的县长，还要有秘书帮他处理事情。可能手机都要秘书帮他接电话，帮他过滤掉一部分。可是你想想庞统，就不需要做这么多事情。三个月的事情，他根本不理，一小会儿就处理完了。我们想想古代的时候，什么苏东坡，白居易呀，当过大官的王安石呀，欧阳修，黄庭坚，郑板桥这些学者，当过县令，州官，甚至很大的官，还写很多诗。你看他们诗都是喝酒，苏东坡一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赋，一游就是一晚上，然后说，“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他在喝酒。在西湖上，白居易这些人，苏东坡呀，带着妓女到湖上游览，然后写两首词让妓女去唱，然后有的还搞点同性恋（笑声），郑板桥就是搞同性恋的。画画竹子，写写诗。具体没什么事情可干。州官也是。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那时侯的人都非常有才华，现在社会比那时多的多。但为什么没有那时侯有名？问题是今天太忙了，公务事情太忙了。那时，国家没多少事情让他们干。因此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在这坐着。因此有很多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交交朋友呀。你看苏东坡写《夜游承天寺》，晚上睡觉睡的好好的，突然醒来看到月色很美，就爬起来，去承天寺找那个朋友一块到月下游玩。今天，哪有县长，州长或纪委书记，省长，半夜里觉得月亮很好，我就去庙里找人。把人叫出来，去游玩。那只有第二天不需要工作时，才这样做。今天事情多，12点才回家。通过窗户纸看到月光很好，就去游玩，甚至走远。你再想想，我们学过中国法制史，我们知道唐代的李世民。有个“五复审”制度，就是说任何一个死刑案件他都要审查五次，他把死刑案件全部看完，看过五遍。大家觉得许多法学家、史学家说李世民多么勤政。为什么？案件很少。要是案件多了，他能看五遍吗？（笑声）今天一个法院院长每个案件他看一遍都看不过来。我们讲，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也很勤奋。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这些人都是很勤奋。可是我们一年要处死的犯人要有2000人左右。一个案件卷宗起码要有10万字左右。那就是两万万字。你想他能看多少？就是每个案件都看一遍，他一年也看不过来。所以李世民勤政不是说他的功劳多大，而是说明那时侯官员不需要做很多事情。一年的死刑犯可以集中到北京来处死，甚至有的时候，一年都没有一个死刑犯。为什么？大家事情都在基层解决了，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不是说，这个社会特别好，它也有他的弱点。我一会讲到。听起来，你朱苏力描绘古代传统社会那么好，你想想村子里很少有盗窃。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可以说是。城里法律最多，可城里面成天强奸、盗窃、杀人都有。村子里也没什么法律，那村子里也好好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法律多了就是好的，社会越来越好，有的时候并不一定。但是，呆会我们会讲，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法治。传统社会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首先，传统社会的基础在于血缘关系或者亲缘关系。因此他是利用人的爱有差等这种本能。就是说，孔子墨子的一个争论，墨子认为，作为人应当兼爱，对所有人都要爱，就像今天我们说的博爱。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你想，这是作不道的。孔子讲，爱有差等。就是说你首先要爱自己的孩子，爱你的父亲。然后才能够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不可能是对所有人一样爱的。大家想想，捐款时候就是如此。你喜欢和你们班上的同学交往，不喜欢和其他班上的同学交往。你更喜欢和自己学校的老师交往，尽管你也尊重其他学校的老师，就是觉得尊敬他，但你不会同他有很深的交往。比方说，你们的一个老师因为车祸去世了，你会为她流泪，回味他去扎花圈，会哭哭泣泣的。可是如果我朱苏力死了，你可能会觉得死了，朱苏力死了，死了就死了吧，无所谓。为什么？就是说孔子看到了人的这个特点。人不可能像墨子说的那样爱每一个人的。一般人都是更爱自己的亲友。你更爱自己的孩子，你的弟弟妹妹。当然，你们现在没有孩子，当然将来你们迟早会有，也不一定迟早，也许就是没有。因为你选择了没有。（笑声）看到别人的孩子饿了，哭了，你就会觉得有点同情，但是自己的孩子饿了，你就会心疼。当然也会有例外，爱别人的妻子，胜过爱自己的妻子。（笑声）开玩笑的话。就是，因此，传统社会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费孝通先生把这个叫作“差序格局”，距离越远的人,与我越无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你比说，我们中国哪个地方受了水灾，我们马上愿意捐款，可是如果日本受了水灾，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无所谓。爱斯基摩人受了水灾，我们更会觉得无所谓。爱斯基摩在哪？非洲人，你看到非洲人饥饿的样子，瘦骨嶙峋的样子，心里也觉得难受。可是，如果是你们的孩子瘦成那样，你会怎么样？这就是人的这种人性。所以说，乡土在社会是建立在人的这种自然情感上的。这种关系就会带有很大问题。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它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会出现胳膊肘向里拐的现象。今天放大了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我们能把我们这个群体人照顾好，把我们家的人照顾好，把我们的家旁边的人照顾好，然后把我们村子的人照顾好，放大这样一种关系。这样老是排斥外来因素。因此，你说的不是我们的地方话，我们就把你排斥在外。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开放，就是要促进人的交流，防止这种排外。这种一旦排外后，社会就会封闭起来。封闭起来，就使得外来的新鲜知识不能进入。这个社会的知识从哪里来，只是这个社会内部人从生活中获得知识，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就像井底之蛙，老是护着我们这一小块地方。这样欺负外来人，外来户。大家想想，在农村里面，倒插门女婿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可能今天你觉得无所谓，只要我爱她就行,甚至愿意作倒插门女婿。可是在传统社会中，甚至今天的农村中，人们不愿当。张家村，我姓朱的去当倒插门女婿，我这一辈子不会痛快。所以只有穷的实在没办法的人，才会去作倒插门女婿。它优先关心和满足的是内部人的利益。内部人和外部人有矛盾时，首先保护自己的人。你们同学同其它同学吵架，其它学校，其它班同学吵架，你首先护着本班同学。打架，你都会为自己班同学打架。你们同电力大学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都是护着自己的学校，我相信都是如此。大家想一想，这都是传统的，也是人的本能。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很不利的，它不利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这样一个社会，你知道，人的本能是不愿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所以要这样变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需要现代化的塑造，你想想为什么要法律人人平等，不是说我们都愿意，而且说现代社会不得已。而且如果这样子，跟着来得一个问题就是：都只顾自己的话，所有社区村子这之间没有联系。做一个比喻，一个国家就像一堆马铃薯，用麻袋装着，麻袋没破的时候，马铃薯装在麻袋里还满可以。麻袋一破，马铃薯全部散开。就是说一盘散沙。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基于很多地域观念的国家。很多地方都强调地方观念，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以，同国外一打仗的时候，很多地方的人就会觉得：我是山东人，东北离我们很近，日本离我们很近，广东人离我们很近，为什么日本人来了是外国人，而广东人来了是中国人？他想不通。因此，这样的社会很容易被征服，因此一旦外部势力非常强大，来入侵的时候，你根本抵抗不住。而政府也无法到农村去，动员人来抵抗外来侵略。另外一方面，它也不能深入下去收集老百姓的人力、物力。而老百姓也感觉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是其他村子的事，是其他省的事，与我们无关，反正很遥远，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所以为什么王朔说中国出汉奸，为什么？就是说在四五十年前，在现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前，中国一直是这么一种一盘散沙的状况。所以日本鬼子来了，他给我一点钱，我就跟着他去当兵，当伪军去了。中国抗战时候，几百万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多，汪精卫手下伪军和抗日部队差不多多。你想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因为没有现代民族国家。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有个民族国家的概念，但那是文化中国的概念，这不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概念，所以各地的法律，都是不一样的。不但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是，大家注意到古代西方有许多邦国，也是如此。在这末一个小块地方这是一个政治团体，其他地方不是。所以后来就要统一。马基亚维利这些人都要求自己的国家统一。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要统一。德国是到俾斯麦那个时代才统一。19世纪末才统一起来。不统一，资本主义怎么发展起来？不统一就没办法发展工商业，这就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社会当中，由于国家没办法把触角伸到农村去，天高皇帝远，因此这个社会中，国家就不可能从农村那里获得很多社会财富来养活官僚和其他国家的供职人员。大家想想，说封建王朝疯狂压迫农民，其实是很难疯狂的。到清朝，经济已经是非常发达了，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他调查了清代的10个县，最多的一个县50个官员，说不上官员，应该说是官和吏。最少的一个县有多少？12个人。你想想，现在我们一个乡里也不止这么多人。这50个人、12个人包括小车司机在内，包括他出门打回避牌子的。一个县官吏才这么多人，它怎抹去疯狂压迫老百姓？收税是怎么收的上来？那时侯，收税不是像今天这样，交什么个人所得税。而是按人头来收税，或是按地亩来收税，或是按丁来收税，就是青年男子数来收税。他不是按今天，像朱苏力，你一个月拿3000块，你要交几百块钱税，你拿4000块，拿5000块就交多少钱的税。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就那么多人，怎么去疯狂压榨。因此能不能收上税，必须要借助当地豪强，就是所谓的地主。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皇权与绅权。这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中非常重要。地方势力，这些人不是当官的，或者是原来当官的，现在又退休回家了。大家注意，那时侯与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在农村工作很久了，你退休了，回到城里面。那时是回到农村去，那时侯农村生活比较好，城市生活，那时是没有土地的人才到城市中来，社会完全不一样，是农业社会。这样，绅士在当地帮助地方政府来收税，这些人都是生活在农村里面，因此，都是隔壁邻居，因此我怎么好去拼命压榨呢？他也会经常帮助农民抵抗政府，有时也帮助政府收税收租。当时统治，到国民党时期只到县市级，毛泽东时代试图把统治推到生产队，或是自然村这一级，但是这个失败了，到人民公社制度废止后，即证明了这个失败。现在，已经退到乡这一级，国家政权退到乡这一级，这样收不来钱收不来税，自然养活不了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人少，也不可能有专门的立法人员，执法人员，很少一点点，因此这个社会平常的时候没关系，但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比方说，遇到SARS这种情况，它不能够紧急立法，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去执法。所以那时的政府是非常弱的。大家想想，许多人都说：“小政府，大社会”，说我们政府太大了。我们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很大，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也很小。我们说中国古代政府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政府，欺老百姓，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据经济学家研究，清代政府，政府的支出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呢？3%。现在我们占多少呢？30%。怎样高度中央集权？美国多少？60%。60%是联邦政府支出的，在美国，在最高时候，70年代，达到70%，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小政府，大社会”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现代国家，必须强大起来，并不一定是等于大，强大和大是两回事，要强有力。否则，政府很难应付。一旦出现紧急危机，大家想想，清代末年，太平天国的时候，军队没办法打仗，只能找私人去打仗，曾国藩回家去把自己兄弟姐妹，本家兄弟组织起来，带出去打仗，李鸿章也跑到安徽去，左宗棠也是如此。军队都不是国家的军队，都私人的军队，国家最多补贴你点钱，征点税，主要靠李鸿章这些人自己弄点钱去打仗，所以有湘军淮军之说。国家养不起你。清代时，全国政府官员多少？才两万多个，怎样去高度中央集权？这样社会，平常时候，没有事情还可以，社会中的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你打扰不着我，你也没办法欺诈我，因此老百姓生活也还可以，可是，一旦遇到紧急状况，蒙古军队一打过来，失败了。金人一打过来，失败了。蒙古军队是种部落社会，高度的训练，都是骑兵，你根本没办法抵抗。日本人打来了，你没办法抵抗。因此，你可以看到不光是那时侯，甚至是北伐军蔡锷那时侯，建立个军校，马上就可以把整个中国打下一半。蒋介石是怎么统一中国的，北伐，不就是建立一个军校呀？建立个军校就把中国统一了，蔡锷怎么反元呢？就是建立个云南讲武堂吗？这个就很容易，只要我凝聚了一批非常有纪律的人，忠心耿耿的人，几万人，几千人，就能占领中国了。就使整个国家没办法对付。民国时候，经一个外国人调查，发现土匪多少？3700万。当时中国只有4亿人，平均将近10个人就有1个土匪，当然，他那时侯，可能把红军，各省市的游击队都当成土匪。国民党叫共匪，他也算做是匪。可是你想，红军那时也就是百八十万人，剩下的两三千万人怎么样？也就是这点上，中国共产党才能打天下，政府都控制不了。毛泽东在《毛选》第一卷就讲的清清楚楚。帝国主义，各地军僚，只能控制城市，他控制不了农村，因此，共产党在农村，红色政权可以长期存在。毛泽东看出这点，因此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那么乡土社会的问题是怎么暴露出来的呢？除了我们在历史上讲的少数民族很少的，八万骑兵，就能推翻中原王朝，这些历史经验以外，实际上现代社会，再看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现代化使原来不成问题甚至原来比较好的东西都变成了问题。

现代化的最大特点。我们讲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很难定义，但是我们知道现代化最大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断形成和不断扩展的。人员、资金、财产都在一个更为辽阔的空间里流动。盐从山东运到云南，铁从内蒙一直运到广东，煤从北方向南方运，粮食从南方向北运。现在大家经常吃大米。我当兵时侯，70年，那时侯，我们在北方吃大米就比较少。一天能有一顿大米饭吃就不错。现在在北京吃大米饭的很多，南方吃面食，包子也很多。因此，在市场经济下，人员，资金，财产在这个广泛的空间里流动，人员日益流动。大家想想古时候，大家怎么去上学的。今天你们大家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来上学，来的时候甚至是非常远，古代是很难的。但这样流动起来，许多传统社会中问题就出来了。各地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都不一样。实际上，我都省掉了一部分东西，传统社会中语言不同，到朝廷上怎么去交流？我说广东话，到了朝廷上，这个人是山西人，他俩怎么去交流。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都有一套非常精密的制度。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社会学法学没有深入研究的。但是你想我们要做交易，我到广东去，到上海去，我听不懂，当地风俗习惯，老百姓又欺负我，认为我是外来人。这样就使小型社会这种秩序看出了毛病。它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利于人员在广阔空间里进行流动。人们就会不满。这就是为什么在各国，首先是商人要求国家统一，而不是老百姓要求国家统一。只有统一了，商人才好做交易。所以包括WTO，都是从这上面来的。要把世界贸易规则标准化。规则、各地风俗习惯不一样，语言不一样，规则就很多。因此大家记不住。要记的东西太多了。这种记忆讲的不是一般的记忆、脑子的记忆，而是说是身体记忆。现在大家不用脑子老想着想着，我不要说话，我要坐着，在听报告。其实你们都记住了——身体记忆。并不是你时刻都在想着，你正在讲课，我不该说话。幼儿园小孩来了以后老师说上课时不要说话，不要做小动作。小同学都说记得清楚，但过一会儿他就会和别人说话，做小动作。为什么？身体没有记住。所以我们讲记忆时，不但讲一般大脑记忆，而是身体记忆。规则这么多，因此很难记住。大家注意，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身体记忆。比方说，你一个男同学，女同学坐在一起，如果是在火车上挤着，你们俩人不会是觉得别扭，可是要是说有像今天这么大空间，你女同学一定要座的离开男同学远点，你又不认识她，否则你们都别扭。除非你是想和她套近乎。一个沙发，沙发比较长，这个女同学坐在沙发一头，我男同志一定坐在沙发另一头。若坐在她旁边，大家互相马上会觉得别扭，马上会和拉开距离，这就是身体记忆。社会的规则都是这种的身体记忆。我们讲法律，法律其实不是一种信仰，而是要把法律变成一种身体记忆。根本不需要想这是什么法律而是身体记忆。一个男同志和一个女同志说话，如果男同学靠的太近，那个女同志自己都没想，她都会自然慢慢的退，一定要拉开一些距离。每个国家的人都是如此。这就是一个记忆下的规则在调整他（她）的行为。但是如果说地域特别广，我到哪个地方都不太熟悉，我可能会违反当地规则，当地人就会感到不愉快。因此这种各地规则不统一，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中，由于是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很缓慢，生产方式没有变更。因此，社会老是春种秋收，周而复始。而没有太多新事物，因此出现了梅因所说的“静止的社会”。就是说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下，创新特别强调，资本家等所有人都为了自己的生计而不断创造新东西，卖掉它。所以，这个社会变迁很快。因此传统社会这种尊重传统规则习惯一定要打破。新的规则不断涌现，新的事物不断涌现。但是，传统社会中没有这种立法机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不能去制定新的规则。而且制定了新规则，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去传播？我们今天说，电视上一广播，或者印成报纸散发，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了。其实也并不一定都知道。但传统社会你想想，一旦颁布个法律，怎么传播？北京到深圳，2500公里左右，你快马骑一天跑100公里，还要20多天。皇上要发的命令，怎么让全国老百姓知道？因此那时候，大家说没有成文法，什么法律都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不让老百姓知道，怎么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识字还是个问题。你送过去老百姓也是不知道的。传统社会中一般不需要文字。我经常举个例子，你们两人在学校谈恋爱的时候，你不可能说上午写封信，晚上写封信。除非到你毕业了你留在北京，她去了深圳，你可能会写信，特别是在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E-mail的情况下，你会写信。但你还成天在一起还有必要啊？只有那样，才会用文字联系。因此，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时，这些都变成问题。为了在更大的生活空间中使人们生活有秩序，就必然产生法律，用理性方式实现设立法律，设定规则，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形成，科学的发展，还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创办的强制性教育。现在中国我们又把它搞反了，义务教育，不是说国家有义务来教育，而是说你必须教育。像我们当兵时候叫义务兵，就是说你不去，国家就得强制你去。我们现在把义务教育又理解错了，理解为国家有义务来支付你教育。那不叫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实际上是指，你不受教育，你就违反了国家法律，你必须教育。为什么？为了是通过法律强制性规定，使人们将来能够进入市场，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或能在城市里面生活。如果你不识字，你到城市里你连上厕所去哪都不知道。传统社会中不知道，我也没关系。我找个偏僻角落就行了。可是在城市，在高度流动性社会中，你只有认知，才能行。你找门牌号码，所有东西都是需要认知。因此，国民义务教育出现。大众传媒出现。例如这一切东西都促成了立法。现代社会就开始发展起来了。出现了以制定法为特征的立法运动。我们讲普通法开始是不成文法，以后也慢慢变成成文法。制定法出现后，就会出问题。我们讲法律，不是搞写成文字的法律，是讲社会生活中有没有规则，是我自觉遵守的规则。我和你说话时保持多远距离，我和你说话时眼睛应该看着你。要是看着别处，这不合适，这都是一些规矩，男女之间，父亲和儿子的规矩怎么样，这些规矩都慢慢融化在社会生活之中。但是，制定法出现后，就把原来的法代替了，认为这不是法律。我们看一个社会中有没有法律，不是看有多少书在里面，有多少法条在里面，真是说这个社会有法律，是指老百姓按照一个规则或一个统一的方式来行事。因此，当制定法出来后，大量出现后。书面上东西怎么变成大家生活中法律，就又是一个问题。制定法就需要国家一个强制力推行它。需要强制性机构。否则的话，成文法就是一张废纸，与社会生活毫无关系。不仅仅是这个问题，这个制定法与法律是不一样的。所以，立法与法律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千万不要把立法等同于法律，立法只不过是纸面上做一个命令。真正社会中有没有法律，是看这个社会生活有没有规则。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变化，还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说，人员一流动以后，很多原来的制裁措施就无效了。比如，朱苏力来了后，我不老老实实的讲，我就坐在那随便和你胡扯一通，当然，现在有些同学可能觉得你朱老师就是在这里胡扯，其实不是，我老老实实和你讲，我是在从日常生活中和你讲法律，实际上是非常细致的在讲问题。我欺骗了你，我下次不见你，因此，你没法制裁我。我今天见了金老师，我想买200块钱东西，借完了，我就走了。金老师怎麽去找我？金老师可能会说：“我打电话去北大法学院，催一催，问一问。”可我朱苏力就不还你。你怎么办？在没有国家立法机关，特别是没有出租车情况下，没有电话情况下，人员一流动，怎么去追他？这就是个问题。原来小社区当中人们那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情况是不行的，大家现在可以不守信用。为什么我们社会前几年出现宰熟、宰生的情况？越是繁荣地方，越是欺骗外地游客。明明是30块钱东西，硬说是200块、300块。骗他，反正骗一次就是骗一次，反正我们是做一次性的交易。不像以前的传统社会，多次交易。你骗了我，你怎么能逃的掉，马上就回来找你。可是外地来北京坐车，有的司机带人兜几圈，就要200块钱，被骗了。下次我还怎么找的到这个人？因此，这时候机会主义大大增加。原来制裁措施没有效果。不光是这个，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我们讲，以前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不但和尚能跑，庙也可以跑。可以跑的很快，跑的很远。坐火车我二十四个小时就从北京到深圳了，坐飞机十几个小时我就到美国了。以前，传统社会，我只有步行，一个小时十来里路吧，跑一天240里路，还得不吃不喝拼命跑。那时我有匹快马，就能追到你。你上哪跑？现在却没办法。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盗窃、强奸、杀人、放火、诈骗，经常抓不到他。这茫茫人海，你到哪里去？以前的财富，在农业社会，主要是不动产包括土地、房屋呀。家里最多有个玉手镯，结婚时妈妈给的。最多有个金戒指，了不得了。最多还有几百斤大米，几床被子，几百斤大米不能扛着走吧？财富很少的。最主要财富是土地和房屋。因此，古人说，“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可是今天呢，最大的财富都可以变成高度流动的。我们把存折、信用卡、现金带走。现在很多人住在出租或贷款买的房子里，一个月付几百块房租，或者我也可以把房产抵押。买房现在是分期付款呀。实际上，人走了，就是把房子甩掉了，每个月也就三百、五百、一千的付，不就是三万吧，我带着200万走了。庙也是可以跑，这就是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知道，人一到陌生环境都愿意做坏事，更容易做坏事。在熟人间你们都老老实实的。卖淫嫖娼都是在陌生地方卖，没有说我北大教授，就在北大校园里卖淫嫖娼（笑声），你哪见到？女孩子在村子里大概都是老老实实的，出去了才作坐台小姐。谁在家门口做坐台小姐？在我们村子里，那我们村子理怎麽不发展我们村子理的经济？为什麽？大家想想，那些人都道德败坏？我们就不一样，其实你也一样。你一样，我也一样。你想想，如果我们出国，我们在宿舍捡到同学的钱，你不会说塞在口袋里。可是你想象我们到美国、到日本去，下公共汽车，人都走完了，看到地下有一个钱包。你是不是更可能把它收起来？日本鬼子过去欺负我们，美国人反正也很富，他丢了500美元，反正也不算什麽钱。可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穷一点，还是捡起来，拿回来，买东西，还能拉动我们国家内需呢！（笑声）你会找到多种理由，所有人都是如此。人来到一个陌生环境，人都更容易做坏事。这就是流动人口为什麽更容易犯罪一样，容易对陌生人进行犯罪，就是这个原因。他不大容易被抓到，不大容易被监视。你在村子里，离你很远的地方，你看见个人影，你就知道，那个人是谁。你们班上同学，你很远就知道那是谁。可是在城市里面，那麽多陌生人，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所以，人员高度流动，陌生化后，发生一系列问题。原来那种治理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就需要现代化的法治，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它能够控制全国，你犯罪了，到天南海北也能把你抓起来。需要强大通讯，统一的常备军，统一的执法队伍，统一的监狱体制，统一的司法制度，警察制度，都要建立起来。这都是现代国家出现的。像以前哪有警察，晚上有个老头出来打更，“小心火烛”那就相当于现代警察。一个县城也就是一个老头出来打更，也就相当于一个警察出来巡逻。现在就是一个小社区里也有保安巡逻。现代社会，人员流动，集中起来了许多问题，各种犯罪。因此，它需要强有力的执法队伍。国家垄断性的拥有暴力，规则制度出来，必须贯彻下去。你跑了，抓你回来。甚至不让你跑。所以要统一身份证制度，户口制度，类似的制度都要建立起来。因此你再上汽车、上火车、上飞机时，都可能被抓到。总之，用这种方式来杜绝不法活动。所以这是个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不是偶然的，但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国家这麽强大以后，实际上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真正掌握国家是一些官僚，是统治者，公务员，这些人手中有这麽多权力。他会滥用权力。就是我们前面讲法治的第一部分，就是要有效的治理国家。我们今天听到比较多的单词，就是government，治理。它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在传统社会中，谈不上治理。这些人，手上有这种权利，特别是从传统社会中走过来的，他会想：我为什麽不用这种权力为自己谋求私立？他很可能用这种权利谋求私利，我在北大法学院当院长，那我为什麽不把我的亲戚朋友，我的老战友都拉到北大来上学，我有这个权力。因此，你可以看到，法治另外一面很重要，要制约这些人。制约这些本来手中拥有权力，本来这些权利是要他为社会服务的，但弄不好就会为自己的小团体，胳膊肘向里拐，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这时候，法治很重要，当然还包括，其它东西，像民主制度。你朱苏力不好，我就把你选掉。你老是谋求私利，我们选平常看起来比较公正的人去做。法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法治就是说，你必须按照规矩去做。你违背了这个规矩，你就要受处罚。你不能自己修改这个规矩。你不能朱苏力说，北大法学院这个规矩改一改，反正朱苏力的朋友都可以减20分入学。这个不行。是应该按照那个分数线来划，你必须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制约它。这个公职人员和他代表的国家不能超越规则，擅自处理这些事情。必须依据立法机关事先颁布的规则，来处理问题。并且对于所有人，给予同等待遇。不能说，这是朋友，就给他特别待遇。这个东西说的容易，但真不一定都做得到。很难做到。因为人性本身就有弱点。因此，现代法治就是对公职人员和对国家的一个制约。防止滥用权利。同时，我们注意，这个东西还有另一面，就是支持正当权利行使。传统社会中，我们看到两个人，这个人我知道一贯老实，另一个人一贯好吃懒做。这次，两个人吵架，我们东西是谁偷的。我们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需太多证据简单处理一下就行。可是现代社会，都是陌生人，你到我这里，说甲干了坏事，甲来了，说是你干的坏事。我怎麽办？我只能要求你们出示一定的证据。按照一定程序，最后谁输了就是谁的责任。最后不是朱苏力让你输的，真的是你没做坏事，但按程序你输了，你就得接受。比如说，我向金老师借了1000块钱，金老师说，北大教授，法学院院长，不会借钱不还。因此就掏了1000块给我。没写借条。我一看，这多好，因此，我不还他。过两天，金老师一看，呦，怎么朱苏力不还？太不像话，打官司。法院一看，你金老师负有举证责任，金老师说当时我没让他写借条，那你没证据，好，法院就判你输了。并且很可能我朱苏力反过来可能又告金老师一下，你侵害我的名誉权，我堂堂北大法学院院长，怎么会欠你的钱不还呢？诬蔑我，诉讼费你又得支付，你说金老师气不气？但这个判决，今天我们在座人都能支持，为什么？我们不会认为这个法官错了，但在传统社会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法官错了。今天这个社会，因为金老师没有提出足够证据证明朱苏力向他借了钱，所以输了官司。因此这时候，社会上就不能说法官他贪污腐败呀，司法不公。这个程序，就有利于法律的行使。虽然法律得出结果未必是公道的，但是程序上就是说，这就是公道，这就是程序正义。实际上，法院没办法处理一些实体上事情，在陌生人社会，我们无法知道事情真相时，我们只能这麽做。支持这种权力。有人说，法治就是用约束政府的，这句话肯定是错的。我们从前面分析一下，怎么可能只是约束政府的呢？约束政府，就只管贪污腐败，而杀人放火就不管了吗？首先是要管社会，治理社会。其次在允许你法官官员在治理社会时还要受到限制。是在某一地方你应该限制不能用这个权力，而在有些地方应该大胆使用权力。因此是引导，支持权力的行使。所以说现代法治的发展不是说古希腊提到的法治，不是商鞅提到的法治。我们今天讲的法治不是从一个概念，从一个命题中引申过来的，过去有三点，延伸到今天就有三点。

因此，我们今天的法治是现代化的法治，不是传统社会中的，也不是唐朝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也很不同。我们经常会引用，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良法之治，可是它的良法之治是什麽？是奴隶制社会呀，不要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的那麽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篇》开头就讲，奴隶不是人，大家去看，就是在讲良法之治那一章。奴隶不是人，妇女是半个人。小孩不是人，奴隶是和牛马是一样的，那就是它的良法之治呀。他与我们今天的法治有什末区别？有很大的区别！有根本性的区别！它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法治。我们今天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是工商经济基础上的法治。所以我们今天的法治可能有几点是与他相似的，但我们的法治不是讨论亚里士多德就能讨论出来的。

我们今天的法治是现代生活的法治，是现代生产方式转变后，社会组织发生转变，交易方式发生转变，然后现代法治实现。包括我们现在建立的民族国家。50年前，大家老乡观念特别强，老同学老战友都非常重。关系非常近。见了面，你是哪的，我是江苏的，好，老乡。这是传统社会留下的影子。我们现代就是要打破这种观念，成为一个没有根的人，我们走到哪里就在那里扎根。大家想想美国人。说我是洛杉矶的，说我们是老乡，美国人没有这样说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会问你是哪的，你是天津的，我们是老乡，经常会这莫说。这都表明了一种区别，但尽管我们乡土观念，地域观念还是那麽重，我们今天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至少在座的都会认同这个国家。以前不是。中国那麽大，大家只有地域观念，现在不一样，是民族国家。比如说前些天女排夺冠了，肯定有在座的同学看了会流泪。为什麽？你想想那些人和你有什麽关系？冯坤与你有什麽关系？赵蕊蕊与你有什麽关系？她和日本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你说漂亮吧，那个日本人也不丑。你说为什末赵蕊蕊流泪时你会流泪？冯坤流泪时你会流泪？为什麽小日本那些人流泪你怎麽不会流泪？大家想过没有？这是一个认同，你属于这些人。或者说，这些人属于你，而日本不属于你。而且你说日本人太坏，那些是日本人吗？很难说，是一种符号，这就是我们认同了。但是在50年前，中国没有这些。而这点是民族国家的标志。我们讲升国旗唱国歌，可大家注意，十几年前，中国还没有这个仪式。90年代以后，海外留学生，向中央建议，说是美国非常注重，建议中央把天安门升国旗变成一种仪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这一点。我们小的时候，我在一个地级县。我们那时候也不升国旗，也不唱国歌。可是今天所有人都要升国旗唱国歌。遥远的山区里面也要升国旗，也要唱国歌。我们开始越来越感到属于这个国家。甚至我们有时候骂它时，也恰恰是我们认同它。中国足球踢得很臭。你会骂它，有的队踢得很臭，你不会骂。打是亲骂是爱。因为你认同它，你才会焦急，才会骂它。那肯定比中国队踢得臭的队有的是，你还可能幸灾乐祸，因为那不属于你。这些是是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的一本书中讲到的。这都表明中国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这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法治，你必须理解。我们学习法律，我们千万不要把法律同中国现代化分离开，以为我们搞法治就能促进现代化，不是，一定是现代化在先，也就是经济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是最重要。实际上我在讲的是马克思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你看看道理是不是？我不是说在讲这个道理，而是说大家看看这个道理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没有现代化，不可能出现法治，没有现代的经济生活方式，我们还生活在农村里，我们不会有小偷，不会有贪污腐败。大家不要认为法治是解决过去的东西，那时候是没有这些问题。贪污腐败很少。25年前，哪有几个贪污腐败的？闻所未闻。你想想，到78年改革开放时，枪毙的不就是刘青山，张子善吗？讲过来，讲过去不就那两个人？20多年，才两人。而我们这25年杀了多少人？杀了多少贪官？比他们大的有的是。而这正在法治最完善，最健全的时候。为什么？不是说法治越多，坏事越少。恰恰是在这个社会变化以后，才更需要这种制度。以前我们在25年前，哪有什么假冒伪劣商品？而是没什么商品。可是卖烟绝对是真烟，卖酒绝对是真酒，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到。可是今天假烟假酒到处都是。那时候杀人放火哪有多少？我们都说我们世界上犯罪最少的。吸毒的，卖淫嫖娼哪有？这些都是社会现代化带来的。也因如此，我们现代化法治需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现代法律不要认为是解决历史上的问题，我们历史上没有法治，所以我们要用它解决那些问题。不是的，因为我们现代需要法治，因为今天我们需要。我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按原来的方式来治理这个社会。当我们理解这点时，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法治。从1840年后，中国发展，最主要和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但是中国现代化不是自身发展起来，最早是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的。最早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外国人来做交易，总是外国人赔钱，贸易逆差太大。你想外国需要中国的茶叶丝绸，我们需要他们的什么呢？你那个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家里有米，海里有盐，自己的棉花织布。点灯用豆油就行。因此英国人只能靠鸦片改变这种地位，鸦片的大量输入，使中国的银子大量外流。中国人一看，说，我们不能贸易，一贸易，人家就来鸦片，我们的钱统统都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而且我们自己也全都瘦弱了，也都成了病夫。所以我们要禁鸦片，我们要闭关。英国人一看我们禁烟，就急了就拿它的枪来开门。鸦片战争，中国无奈地进入了世界市场，中国被迫开始了现代化。因此，从此以后，中国就解脱不了。只要我们想想，近代以来，所有问题，难道不是来自这吗？所以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讲？包括今天讲WTO，邓小平讲改革开放。中国都是世界的一部分，道理都是同样的。所以，最早时候，外国把中国拉进去，是要中国在这种现代化进程中，步步变成殖民地，被瓜分。而中国知识分子把现代化作为武器，来追求中国独立，富强。作为一种选择。1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追求现代化。近百来的法治问题，是第二位的。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首先是变，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变还是外国人强迫你变，总之，必须变。你不能按传统，农业社会生活方式来治理这个社会。不能独立在这个过程之外。否则，你的老祖宗土地都没了。你儒家学说也不能保持。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统治阶级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都关心变法。大家想想，维新、革命、改革、改良都是围绕这个变，无不打下“变”这个烙印，就是中国过去的20年来，改革开放，一直延续这个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百年的追求。但是讲变法，基本上与法律没关系，变法是讲变一种生活的方法，变一个国家的方法。他其实主要问题都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你比如说发展工商业，是法律解决的吗？是人的生产，是掌握工商业知识，是发展经济，是建立新式军队，不是左宗棠回家去建立个军队，曾国藩回家建立军队。大家有时不能理解，为什麽是党指挥枪。是，也许你按美国讲，军队属于国家，可是这一变化对于中国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过去军队属于个人。毛泽东那会，张国焘军队是他的，过一回你那搞成地方红军，我这里改成中央红军。毛泽东怎么去解决？是用党，他不属于哪个个人，这是个重大的历史变化。建立新型军队，建立新的学科体系，建立讲武堂。过去文史哲不能用了，理工科，经济法律都近来了。新的经济制度。学数学，学化学，改革官场制度，废科举。农村要改革小农经济，要逐渐向现代化转变。农民生产东西要进入市场，成为市场需求东西。不能说农民生产粮食，自己吃了。养猪，年底宰了。留下一点点东西。而且应该大量生产，生产工业化产品，你看现在哪个村子富裕了。哪个村子副业搞的好，哪个村子全种粮食，哪个村子绝对穷。你可以看，现在整个中国都是这种情况。因此，这个变化，你看到，不是法律变化。是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个巨大现代化工程，法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是个有机组成部分。用康有为的话说这种转变就是个全变是个尽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本来是个保守的东西。昨天是这麽做今天是这麽做明天还是这么做，稳定，法律最根本是应当这样，否则还说什麽人人平等。昨天你们这么做今天你又是换个方式处理我，我就觉得人人不平等。明天遇到金老师又是另一种处理，金老师又会觉的不平等。不光对所有人都要适用法律。而且至少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也都适用法律这才会让大家觉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法律本身是个相当保守的东西，可是现在法律却要在社会变迁中推动社会变革，因此法律本身的角色就很尴尬。法律要稳定，社会要发展。变法实际上与法治差别太大，基本上两个是不能兼容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变法基本上意味着生活方式要改变，国家也要改变，不能象清政府一样软弱无能，腐败无能。要建立强有力国家，国民党也没有建立。所以黄仁宇讲，国民党建立只是空架子，是上层建筑，所以现在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建立是以五十年代朝鲜战争为标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打输一场战争，而且是同一个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动员老百姓，炒面、做军鞋、做衣服来支援前线。捐钱来买飞机大炮。大家想想抗日战争，没有美军和苏军的参加，抗日战争起码要打20年，才能见输赢！我们打日本，八年抗战，消灭日军八十万，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半个月消灭精兵一百万人！所以，这场战争是中国人在反法西斯阵营中取得的胜利。但中国人能打赢抗美援朝战争，是国家有能力能动员老百姓进行战争，因此国家权力扩大。扩展可能有好处，也可能有坏处。弄不好就会牺牲许多个体自由，因此对于社会发展这是不得已，有时是个必要的代价。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做是对的，事先没有模型。我们现在批评说，计划经济不好，但是当时你怎么知道不好？只有试过后才知道。所以说没有强有力国家推动工业化，没有建立全国市场，推动全国文化事业，科技发展，中国改革是不行的。但是，这个过程还是带来许多问题，而且我们注意，这个现代化带给我们中国还有其它问题，就是你必须快。因为中国是个发展国家，现代化必须快。而且世界格局也在变化，一会儿苏联强大，一会儿美国强大。因此你在强国下面不断调整你的步伐，必须加快发展。孙中山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到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邓小平说“步子要快一点，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都是强调快速发展。这就意味着快速发展不能一味满足现状。而法治却是要在很大程度上稳定现状。

美国的法律叫遵循先例，其实最好的翻译是什么？是墨守成规。只不过墨守成规我们中国人觉得是贬义。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墨守成规。所以法律要求保守，社会又急剧变革，这个中间存在很大矛盾。所以你要看到大形势，中国法治问题在这里都能看到。变革，改革和法治，就是有矛盾。成天总是变来变去，朝令夕改，刑法几年改一次，不断的做解释。宪法几年改一次，我们讲美国宪法200多年才有17条修正案，中国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在五十年内或几十年内，走人家300年的路。中国是快速发展的国家。有时不是法律制订不完善，而是社会变化太快，怎么办？需不需要发展？你还讲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吗？那你资本家怎么办？你先进生产力代表怎么办？知识分子怎么办？因此三个代表就要提出，宪法一定要修改。大家不要以为三个代表就是某个人说了话，它是一个国家权利在里边。不能说那些人都成大资本家了，你不能让他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还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你不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怎么办？人家把资金抽走，抽到美国去，中国经济就垮了，我们失业马上就增加了。这都是国家根本问题。是不是一定要用是三个代表的说法，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些问题，你不关心不行。许多法学家看不到这点。关心问题不是谁讲的，关键是否对当代中国重要。在这点上那些新生富裕者，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他们手中有几万亿的资产，你如果不保护他的私有财产怎么办？他肯定是哪保护我，我到哪里去。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想想，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结构必须调整。三个代表就是要调整国内各大力量的权利分布。因此，所有问题不是说我想改就改，不想改就不改，所有问题都是时代推动。这次不改，下次一定要改。因此大家学习法律时，一定要把法律放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来看，你不放在这个背景下看，你根本看不出问题来，你以为就是几个字变来变去，就是犯罪构成几条？不是的。什么叫法律人的眼光？就是说你必须用法律眼光来看社会生活中的事物，因为法律最终要解决社会中的问题，法律不是一个漂亮的气球在那里让我们看。法律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当中的问题，而不是要解决外国问题，美国问题，不是解决研究美国三权分立，是解决中国，中国这么大国家的问题。中国这次变革，说老实话，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的变革。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到秦国，这是由一个血缘国家到地缘国家。那是经历几百年的血与火。包括秦王朝的迅速垮台。最后到汉代，2000年，中国基本上大致稳定。而现今，我们面临150年历史变革，中国从农业经济要转向工商经济，从整体上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政治变革。大家可能会说，这不算什么，西方都是这样的，可西方哪个国家象中国那么大？英国2000，3000万人口，德国3000，4000万，法国1000，2000万。也就是一个上海市，北京市。现在我们北京市1000万，相当于法国那时进行社会转型时的那么多的人口。

我们要把一个北京市变好很容易，把上海市建好很容易，浦东才多少年？13年！你去看看台北，台湾哪个地方比的上浦东？北京，台湾比不上，深圳，广州，台湾都比不上。不就是20年吗？你可能会讲，美国不是和中国一样大吗？可你想想，美国是怎么发展的？他当初是13个小州多大地方？山东省加江苏省，人口呢？3000万。三分之一个山东省。然后它不断的扩张，不断的霸占墨西哥的土地。它不象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广的土地上，在这么多的人口条件下，发生变革。这场法治的变革，社会的变革是空前的，是场最伟大的变革。而且，你们在座的爷爷那代，父亲那代，受了很多苦，很多战乱。但是中国基本上走好了这条路。你想，100年前知识分子多么痛苦，你想陈天华，看到国家没望，跳河自杀。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国家一天天富强。你还感到不民主，中国不能选总统，言论不自由。是，我们中国还有很多问题，但你想像这十三亿人口，这么大，今天选总统，可能李洪志在他会当选（笑声）。中国人还是地域关系。我们李家人当总统，我们中国有一亿两千万姓李的，就选姓李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人和你们一样，是知识分子，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同意姓氏的。台湾就可以看出，台湾现代化程度比我们高，你还是可以看到，本地人，外地人，还是地域观念。所以有些问题，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变法与法治问题，我今天不能讲了，很多细节问题，如统一中如何保持平衡问题。我们不仅要关注未来，不能过分保守，但你还要考虑中国国情，究竟是为了这个国家还是这个社会。但你一定要注意，理解中国法治问题的发展，一定要注意这个现代化问题。但我是觉得中国法治是有前途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最重要的几个变革都已经成功完成了。从经济上看，中国已经成功的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经济。农业经济现在在国民经济中占多少？很少一部分。包括农民都进入市场。化肥从市场上来，收割出来的粮食到市场中去，他们已经成为市场的一部分。第二大的转变，中国从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到现在的民族国家。你看到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你高兴的乱喊乱叫，你高兴什么东西？因为它属于中国。你认为你和他在一起。这就是认同。以前没有。元代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才几年就成了太守，相当于省委书记那么大的官。今天哪有可能？他首先不是中国公民。注意，政治上不是民主转变，首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出来后，才有公民，才可能有民主选举。没有民族国家，没有地域界限，没有公民概念，谁来投票？没有国家认同，大家都投本地的人，我们张家是大姓，所以张家人要当县长。这些必须改变才可能有民主。第三，文化转变。我们现在东西都不是传统的。现在大家有几个人能用古汉语写信？讲是讲，我们要坚守中国文化，现在能用英文写信的保证比能用古汉语写信的人多。我朱苏力就是。我能用英文写文章，但决不能用古汉语写文章。我不是说我古汉语比较差，我相信我这代人中，我的古汉语还是比较不错的。但绝对写不了文章。不是说加个之乎者也。而是必须符合古汉语文法。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听京剧？还不是更愿意看电影吗？愿意听流行歌曲吗？有几个人愿意听民间歌曲？偶尔听听可以，听得最多的还不是《心太软》之类的歌曲？当然那还是几年前流行的。我们现在文化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学数理化，中国文化实际上已经完全西化了，我们现在讲哲学，即使是讲中国哲学，也都是用中国哲学注释西方的哲学。我们将老子的道，道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现在都是把这些转化为西方的概念，文化发生了巨变。因此，在这点上，尽管建设法治还有困难，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有前途的。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有希望的。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