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精选12篇）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篇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在经济发展背后, 环境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浪费, 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峻。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 生态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规制, 而且必须进行有效的伦理导向, 从价值观的高度提升人们的环境伦理意识, 把保护环境作为道德问题的构成部分, 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价值论方面的意蕴。

一、岩佐茂生态思想

(一) 岩佐茂生态思想的核心

为了确立生态伦理学的核心, 岩佐茂抛开过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分法”, 把“人”与“自然”二者择一的主体观, 转换为人类“和谐共处”下的“人与自然”的互生互动[1]。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人类关系之中, 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 并以此重新定位生态伦理学的核心, 正是认识到人类对“利益”的无尽争夺而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 实际上也是对“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批判认识的结果。

(二) 岩佐茂生态思想的制度设想

岩佐茂在构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时, 也把组织生产的社会制度问题放在重要环节上。岩佐茂认为,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生态问题。但是, 他所要的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应该是生态社会主义”。但是, 社会制度的选择与发展不仅关注环境问题, 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2]。他没有看到我国当前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他的理论目的是想以生态为轴心的社会主义博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可, 而纯粹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是不可能出现的。

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一) 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观

“道法自然”是整个道家、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根本, 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老子看来。“道”是产生万物的过程, 是一个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进行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既然人产生于这一过程, 人的一切行为当然应以这一过程为范本, 将“自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老子的“道法自然”正式将自然作为一种思想的价值观念提出来。“自然”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在世的状态与过程, 体现了一切存在者的当下生存状态和现实生存境遇的关注。

(二) 儒家“仁民爱物”的生态智慧

儒家对自然的关切是一种推己及人, 由人及物的扩展。把人类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 儒家的人际道德是基本道德。自然道德是次要的, 二者的关系是以人的血缘亲疏联系的逐步向外扩张。儒家对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万物的爱, 在伦理学上是从仁的人际道德向生态道德的扩展。

在自然观上, 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三才”——天、地、人的协调一致。儒家孔子对“天”是抱着一种阙疑的态度的, 他不明确表明自己的看法, 而是自然主义地对待“天”的运行, 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将“天”确立为“天命”;而荀子则明确为“天道”。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有机自然观体系。荀子进一步肯定了天道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在荀子看来, 宇宙是由天、地、人三要素构成的, 它们应分施不同的职能。正是这三种职能的匹配, 才构成了宇宙整体的运行。荀子赋予中国古代“三才”学说以新的意义。用“三才”的思想表达出了自然观上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

(三) 佛学“尊重生命”的博爱意识

佛教不是生态学, 但它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环保思想, 具有独特的生态观。佛教认为, 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 生命不只是存在于生命之中.而且以潜伏的状态存在于无生物中, 宇宙的变化具有产生生命的力量。清净佛土, 真爱自然就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天然使命。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佛教强调“依正不二”, 即生命主体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从佛教思想来看, 虽然佛教的信仰并不能解决人类对生物的保护问题, 但佛教的道德信条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尊重, 对于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却无疑是有价值的。

三、二者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岩佐茂生态思想都是从整体论的哲学基础出发, 把自然和人作为一体的观点来看待二者的关系, 反对单纯强调其一而忽略其二的重要性。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对于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的角度, 强调“君子有好生之德”。岩佐茂则是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出发, 强调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途径上, 要注重人的自省与内敛, 通过个人修养来实现和谐。在最终实现的和谐状态上,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要实现的是回归原始的和谐, 是一种没有充分发挥人的特有品质的低层次的和谐, 岩佐茂要实现的则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是一种高层次的和谐。

岩佐茂对生态伦理核心内容的新定位, 启发人们思考构建生态文明的有益方略。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设想, 鼓舞我们利用社会主义特有的制度优势,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我国虽然经济一时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资源的迅速枯竭却会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危机, 如何处理好生产力的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矛盾, 将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长期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说, 岩佐茂环境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 开发与保护环境并重,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资源的人均占有率非常低, 加上过去长期实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消耗、能源消耗浪费很大, 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 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党对新世纪新阶段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 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建设生态文明对环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 其目标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 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 注重保护自然环境,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这就要求我们, 开发自然资源时, 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更应优先考虑生态效应, 要知道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科学的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增长, 还应包括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提高人类认识、改造和保护自然的能力。因此,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 既不能单纯的强调开发, 也不能单纯的强调发展, 而应把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协调起来,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

(二) 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美丽中国

十八大报告中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4]。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废弃物的回收重复利用, 从而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 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一方面能够缓解我国资源、能源紧张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达到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的。

(三) 正确消费,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岩佐茂的生态哲学思想含有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思想。他倡导的生态消费观, 对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分析当代社会出现的非理性的消费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导。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 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大众消费很不理性的现象, 过度消费、盲目攀比等一系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出现。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对资源的大量浪费, 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 要缓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就要求我们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进行合理、适度消费, 同时还要进行绿色消费。

小结

当然, 岩佐茂的生态思想是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为背景来研究的, 其理论不乏会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约束性, 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也并不尽完善。而我国传统的生态思想由于以当时特定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 加上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 使得其理论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因素。因此, 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当今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 批判性的、有选择性的借鉴这些理论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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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5/24/c_124761554.htm.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篇2

摘要

中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观念，先民们对自然的看法以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态度为主。提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且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产生了系统的生态观念，在此基础上，先民主张实行生态保护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生态科学观及实践是其重要的表现。此外，生态观念在文化中还有一个显著的体现。深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将有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和促进中国的生态文化建设。

关键词：传统文化 生态保护 生态文明 研究

引言：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人对自然真象的整体领悟，是人在生存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形态，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各流派，如儒、法、墨、道，尽管各有其独立的体系和不同的政治主张，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生态观方面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性和所指与能指的一致性[2]。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解决当今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利于生态保护思想的研究

正文：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不得不使人类对生存问题的思考变得严峻起来了,使人类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在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同。道家以超越一切的道为出发点,从自然的天道、天地循环所造成的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平等地对待万物,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则从人道契入天人关系,以人道体天道,将天道人伦化,以仁义思想为核心,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属性赋予自然界,提出了仁民爱物的道德观。而中国佛教的诸流派,则根据缘起论的宇宙观,众生及万物皆有佛性的平等观,提出了尊重生命及其环境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理论提供[3]了丰富的精神资源。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成果的综合;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形态[4]。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存在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整体都弥散着浓郁的生态文化气息，从政治制度、社会伦理、生产劳作、文学艺术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贯彻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和合精神及与自然相亲、相融、相谐的态度[5]。

（一）“时中”生态伦理自然观的精神内核

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可以发现重“时”“尚”“中”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基本秉承重“时”“尚”“中”并不意味着“时”与“中”的分离二者相互渗透、彼此含蕴、互为诠释即“时”不离“中”,“中”不离“时”，“时中”是也。《易》言“时

[6]中之义甚大”。“时中”是儒家的真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真精神。“时中”是儒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生态智慧它集中体现了儒家生态伦理自然观的精神内核。

所谓“时”其最初含义指自然规律即自然节律的变化。《说文》有云：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凡四时成岁，春夏秋冬。”（《逸周书·周月解》）“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尚书·尧典》）故有“天时”、“时制”之说 时是神圣而不可违背又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孔子言“道千乘之国”要“使民以时”若“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儒家不仅重“时”而且尚“中”，有学者认为中实际上是从时派生出来的“时”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并且是基本的它代表孔子的自然观[7]。“时中”在儒家文化中多以“中庸”“中道”“中行”“中和”“中正”等词表达，它不仅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方法与态度，更是一种伦理精神和生态智慧。从生态观上来看，儒家“时中”伦理极其重视自然生态的内在和谐性，甚至把它看作是世界本原性的内在规律来认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民胞物与”等所展现出的儒家自然观立足于儒家哲学的整体论和系统论,把人类看着自然界的一部分由此肯定人类与天地万物的有机联系,其理想生态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 它充分估价了人在自然万物中的能“参”地位，将人的作用引向辅天补天之路形成天人一体的生态伦理思想。总之，儒家自然观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自然观，其精神内核就是“时中”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更为准确说儒家传统文化的自然观是一种“时中”的生态伦理自然观[8]。

（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生态观

道家生态思想最主要体现在它对自然山水的重构与再生上，自然景色只有在被道家赋予了它们以精神的灵性之后，才能超越它原有的纯粹自然的属性，才拥有了它超自然的价值[9]。“道法自然”，是先秦道家及汉唐以来的道教共同宗奉的中心理念和最高法则，是整个道家、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就是宇宙万物之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物得以生谓之道。”(老子· 第2章)同时“道”是 一切价值的最终根源，其中包括生态价值。在老子看来，“道”产生万物的过程，是一个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进行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既然人产生于这一过程，人的一切行为当然应以这一过程为范本，将“自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的根本含义。“道法自然”反映在人的行为方式上，则是“无为”。“无为”是指人类按照天地万物 的自然本性所采取的适应行为[10]。而“道法自然”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类社会的整体观和地球命运的责任感才会同人类本身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对现在和未来有着深远的意义[11]。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伦理文化，在“天人合一”的发展形态中“德性与人相合”始终是“天人合一”的主流形态。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概念的是北宋张载，他在《正蒙·乾称》中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12]。“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世界的有机生成而不是机械组合性，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界与人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追求天地整体的和谐[13]。“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广义上的“天”指大自然、无限的空间。狭义仅指与“地”相对的“天”。还有一种说法是“天”的概念有大、中、小之分。大概念的“天”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无所不包的大千世界，它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本身，包括无限宏观、无限微观。中概念的“天”是指自然界。小概念的“天”是相对地而言的“[1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处理“人”与“天”、“人文”与“自然”以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的理念。张载的“天人学说”要求人合天道，顺天道而为，人与天地精神统一，其理想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张载认为人与万物是相互依存的，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博爱思想，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反映了古代国人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感，放射出了理想主义的光芒。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始终，其蕴涵的生态政治意味给当今人诸多启示，如实事求是、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重品行、作表率”等思想作风，这些是中共党建永不言败的话题，也是先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15]。

（三）“万物一体”生态伦理思想概述

佛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主张“万物一体”，即人与自然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佛家认为，生命主体和生存环境作为同一整体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一切现象都处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果联系中，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自然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法界通融”。佛家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心与世界的关系，即“一心二门”。“一心”即宇宙之心，天地之本，是世间的物质和精神等一切现象的本质，也是众生本来具有佛性的依据，这一表述带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前者是说心具有无量的本有的功德，能产生人世和出世的善因果，它显示出心本性的一面;后者是说人世和出世的一切现象是真如本体的相和用，它显示心表象的一面，这与儒家“天人合一”的观点是相通的。

佛家的慈悲在强调保护自身生命的同时，更强调对其他生命体的关怀，甚至放弃自己的利益，保护其他生命体的权利。它从非人类中心和万物平等的立场出发，主张善待万物。佛家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在佛法上，“与乐”叫做慈，“拔苦，”叫做悲。佛教教导人们要对所有生命大慈大悲，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家倡导的“慈悲”心怀以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要求人们要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以平等心对待众生。“诸恶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在佛教中首恶是杀生，这里的杀生不仅意味着对人的生命的伤害，而且也包含对所有生物的伤害，不杀和不伤害的戒律规定着人与动植物的关系。珍惜生命是佛家的第一要求，为此，佛家要求佛徒素食、放生。佛家把世界万事万物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人与自然万物相辅相成、和谐相处，世界万事万物处于不断循环中。人对自然既要合理利用，又要积极保护，这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更有重大现实意义[16]。

（四）《周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周易》将天地乾坤看作是人的父母，人与天地是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高度一致的。天地存，则人存；天地灭，则人灭。“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正是顺从了天意，在大地上产生了。自然是人类产生的根源所在，我们不可能脱离了自然而存在。“天地之大德日生”．没有万物的自然也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妄为，自然的存在也需要万物的支持。《周易》试图用这种人与自然统一的观念，告诉人们自然的重要意义。《周易·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讲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的理想状况．也就是天地人同源同构同律的生态复合系统。自然界有其变化发展的规律．人只能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改造利用自然，使之为自己服务。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目的随意得去破坏自然．否则就会遭受到自然的报复．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周易》的天人和谐的思想还表现在它提出了“养”的范畴。这一范畴包含了宝贵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且还把“养”和“用”联系起来。认为功用的正确和永续的发挥离不开对承载功用的实体的“养”。《周易》中这种关于“养”与“用”的相互依存的思想更是难能可贵的，把这一思想加以引申．就是要处理好资源的“养”和“用”的关系，在资源的增殖的基础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7]。

二、研究意义

通过上述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追溯，不难发现，生态伦理主流思想不仅没有背离早期的生态伦理思想萌芽所勾勒的基本走向，相反，是在早期生态伦理思想萌芽基础上的进一步宣扬、遵从、解释、发展和深化。因此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萌芽奠定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走向，它起到了源流的作用[18]。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当然，这种生态智慧作为古典形态的理论，其当代运用还需要结合现实进行必要的改造。我们既要防止片面复古，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中生态观念与生态意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人们潜意识当中的积极意义，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9]。

农业是古人的主要事业，人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食、衣、住的问题。中国的古代农业(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生的经济基础，弗且连续发展几千年而未曾中断过，这在世界农业史上未曾有过，正如李约瑟说：“从公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年至1450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比欧洲总要进步得多”[20]。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教导人们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顺应大自然，爱护大自然，不破坏大自然。爱护农业生态环境，也就是爱护人类自己。农业生态环境～旦严重破坏，人类就要走向灾难。人类要从每日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反思一下，重温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益。人类要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天人合一精神、中庸之道精神、厚德载物精神等精神里醒悟，保护我们的家园，纯洁我们的食粮。人类需要碧水蓝天，人类不要污水黑烟；人类需要绿色地球，人类可以少要白色混凝土：人类需要五彩大自然，人类需要金色阳光；人类需要生机世界，人类不要寂静春天[21]。儒家人文主义运动的宗旨，在于以德化之天为依据，重建社会人伦纲常，从而摈弃对天的盲目崇拜。儒家以天德为法，修人德以效天德，因此产生了对于理想人生的道德预设——天人合一境界的不懈追求。在儒家思想中，伦理之天是人类社会道德之原，它是至善完美、自为自适的道德实体，是人的现实行为的法度和示范，也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权威督导。天，从而被赋予了完整的道德含义[22]。西方哲学思想对待自然、环境的思想是客体化了的、机械化了的、僵化了的、非人性化了的，使自然和环境失去了生机。与西方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一种主客交融的、有机的、灵活的和人性的方式来认识和对待自然和环境，所追求的目标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23]。如果人类能够理智地把握自己的行为，人与自然关系将会是更高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人类将以更高的认识水平和更全面的思维方式对过去进行反思，克服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不良倾向，树立有节制地利用资源的观念，为后代人留下生存与发展机会的观念，从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立一个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良性循环体系。将努力使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相分”良性互补，弃各自之短，取二者之长，利用更加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发达的科学技术，更好地利用和保护自然，实现“天人合一”与“天入相分”的真正统一，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从而步入人类文明的新阶段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协调系统各要素之间、社会与环境之间(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系统整体的发展和谐、有序、高效，达到持续发展[24]。生态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将促使人们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并引发人们更多的理性思考。运用生态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天入合一”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指导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非常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发展建设模式。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给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理论支持[25]。从文化生态学研究者对文化的定义来看，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机制，因此个体对特定文化的承接就是要学会通过特定适应机制去适应外部环境。通过特定适应机制去适应外部环境本身就要求个体能依据特定的方式思考和做事，所以文化的承接意味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养成。因此，传统文化在学校中的传承必然要求学校具有与传统文化相兼容的环境，这样才能使学生个体真正把传统文化当作自己适应环境的机制，才能真正表现出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学校中所传承的传统文化就是僵死的文化，是只能让学生去认识的文化，而不是让学生去融入的文化。创设与传统文化相兼容的现代学校，其实就是要根据传统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改造现代学校中的生态环境，从而使现代学校具有能与传统文化相依存的生态土壤，最终使生活于其中的学生能真正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适应机制或思维和行为方式来接纳。所以，要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学校的高效传承，这里需要对现代学校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改造的原则是实现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现代工业技术确实能更让人掌控自然，但这种掌控有一个界限：不能以限制学生自由精神生活为代价，要为学生留足能自由思想和行为的空间。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让人感受“天人合一”的学校自然环境。现代学校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一种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口余清臣

儒家的生态思想，某种意义上正是围绕着伦理德性这一核心展延其生态智慧和构筑其价值体系的，其主张“天人合一 ”从天人的整体观出发，将天道与人道相贯通，解释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一致性，肯定自然与人的统一，提出，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的圆融无碍，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教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强调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与自然生态道德的相互兼顾和自相协调。与此同时，儒家以积极的入世态度用人道来养颐天道，把万物的自然成长与天地生命的过程与仁义礼智联系在一起，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6]物者，谓之禽兽草木；爱者，谓之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可以看出，这里由亲亲扩及人类，由人类延及禽兽，由禽兽展延至草木等等，是在充分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和规律的基础上，阐扬人类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万物，使道德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的圆融中，将社会、家庭的伦理原则扩展到了自然界，体现出儒家所要维护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协调，以及对人类社会行为规范和自然物行为规范的内在统一，表达出儒家对生命伦理和仁爱精神的推崇，反映了其以人为本宽容和谐的价值取向[27]。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遥远的古代，但是却包含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合理因素和永恒的价值。作为人类完整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东方文化对于现代人类生态危机的克服具有可能高于，至少是不亚于西方文化的意义。现 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者大都寄希望于钻研和发掘东方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祈望从[28]中获得重大的启迪。21世纪中国生态伦理理论和规范体系的建构，在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生态伦理文明成果的同时，发掘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文化资源，将有助于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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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卫国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政治智慧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佛家思想对生态文明的启示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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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杨萍，连永，王立云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萌芽的源流作用 黑龙江科技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9] 张文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生态观与建设生态文明 哈尔滨学院 [20] 李约瑟 四海之内 上海三联书店

[21] 潘佑找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对农业环境保护的影响 [22] 衣养万物-《道德经》与生态文化

[23] 雷毅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4] 徐惠平可持续发展中经济利益博弈研究复旦大学学报，2000 [25] 钟晓龙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篇3

关键词：农业文化；生态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F3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5-0155-06

近几年来，学者们基于对中国传统农业遗产丰富性的认识和现实需要，提出要以更广阔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拓展农业遗产的研究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或方向就是要透过其“器物”层面而深入其思想内蕴：从以往“对古农书的校注与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分析”，拓展到对“农业遗产丰富内涵”的挖掘[1]。如此，才能够触及中国农业遗产的内在灵魂，了解其文化定位和独特精神价值。本文以相关农业历史文献为依据，吸收、参照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态意蕴及其具体内容，结合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需求，对其在当代生态文化建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做出分析评价。

一、 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态意蕴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总是与其依托的生产方式存在着深刻联系。中国古代，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个体家庭为组织形式、以经验知识和技术为依据、农业和手工业有机结合的生产方式成为农业生产的必然选择。这种小农生产方式决定了建筑其上的中国农业文化在人对自然的关系方面表现为“顺应和依从”。其内在的关联和制约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经验性知识和手工技术限定了当时人们对自然改造的水平及生产能力。在中国古代，虽然有当时较为发达的农学知识和农业应用技术，但大多是对自然客体表面、浅层次关系的认识或直接生产经验的总结，始终没有超出经验和技能的范畴。在实际农业生产中，人们凭借这些经验和手工工具从事农事活动，不可能按照人自身的需要、意志对自然界作出根本性的改造，而只能在“顺天应时”的时空框架内展开农事活动。

2.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决定着人对自然关系的狭隘性和力量的有限性。人对自然关系的性质，不仅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手段，同时也取决于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说：“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2]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个体家庭或家族，在个体家庭内部，自然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形式，通过个体家庭的劳作来满足家庭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要，由此形成闭门自足、不暇外求的封闭格局。在这种条件下，人们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系，也难以结成更强大的社会力量来控制和改造自然界，因此，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占主导地位。

总之，使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以个体家庭“男耕女织”的组织形式，通过经验性的种植、养殖等生产形式利用自然，从而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方式。由此勾画出“数口之家，自然分工，顺天应时，辛勤劳作，衣食自足”的农耕文明图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就是从中国古代农耕田野上蒸腾和升华出来的绿野魂灵，它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类型，其中所包含的哲学思维、价值追求、道德观念、科技思想、审美情趣等都具有原始的生态性取向。

（一）生态哲学观

哲学，作为一种终极关怀，以抽象的理论形式表达人们对宇宙万物，尤其是人与万物关系的看法。每一个时期的哲学内容，作为该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都以理论的形式反映着时代的客观状况。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思想家的提炼和建构，形成了系统性的生态哲学理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人与自然统一的“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中，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应“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繁殖”（《淮南子·主术训》）。如违天逆时，则“五谷萎败”。应该说，这种思想是对当时条件下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人们对当时农业生产发展规律的认识。它倡导人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要顺天时，应地利，适当运用人力控制，天、地、人之间有机配合和协同，才能够使农业有好收成。这种农业生产经验升华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具有多种含义，但基本含义是指人与自然相依相存，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天人合一”强调的是自然界的先在性和优先性，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顺应性和依从性。人要尽量地体察“天道”，使自己的行为顺应自然变化和自然节律，“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不逾自然之道，不乱自然秩序。如此，才能够使天道和人道合二为一，才能有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2.人与自然有机关联的生态系统观。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从宏观上要恰当地协调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天、地、人之间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在微观上还要协调农业生产内部各种生产要素和生产环节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农人和思想家眼里，农业生产过程中无机物、动物和植物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犁耕、播种、浇水、施肥、收割、贮藏等各个环节因因相随，环环相扣。基于这种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生态系统观，即把宇宙间各种具体的事物和现象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此所谓“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吕氏春秋·有始览》）。对此，郭文韬先生认为“在农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有机论思想”[3]。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在中西古代哲学理念的对比中曾经指出：“当希腊思想从这种古老的观念，移向机械的因果概念（预示出文艺复兴时的完全破裂）时，中国人是在发展他们的有机思想方面，而将宇宙当作一个充满着和谐意志的有局部的整体的结构。”[4]他把中国古代这种有机论思想视为现代系统论思想的源头。

3.人与自然协调并进的可持续发展观。受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限制，难以开辟和利用新的生产资源，往往把一定时期的生产资源看作一个不变的常数。出于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认识以及一年收成难以满足今后长期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忧患，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普遍观念：在一定时期的生产中，人们要节制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事物的特点，对此进行合理开发，留有持续利用的空间和余地，“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

（二）生态价值观

价值，是人们对事物意义的认识和评价。生态价值，是自然万物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呈现。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不高，基本上是对自然界中无机物以及动植物资源的直接开发和利用。自然万物是人类生命的前提，生活的保障，离开了自然万物，人类就失去了生命和生活的依托。因此，在中国古人眼里，自然万物具有高于人类生命的作用和价值。首先，人是自然的产物。对人类生命的解释，很少将其归结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或神仙上帝。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易传·序卦》）。“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内经·素问》）。这都强调的是人对于自然的派生性以及自然价值的至上性。其次，每一种自然物各有其价值。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是土地、山林、水源等，离开了这些自然因素，农业生产就无法进行，人类也就失去了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古代人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地者何也，诸生之本原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管子·水地》）。“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管子·立政》）。总之，自然界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仅具有生产上的使用价值，而且对于人类生命存在来说，更具有本原上的价值和意义。

（三）生态伦理观

从对自然的顺应和依从，到对自然生态价值的认可，并由此生发出对自然的关爱之情以及对自然的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伦理关系和伦理规范不能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而且应该向自然物投射和延伸，伦理关系包括人与物所构成的整个世界，即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作为儒家学说最高的道德准则是所谓的“仁”，其核心内容是爱，而爱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也包含着人对自然物的关爱。孟子认为，“仁”即爱人又爱物。汉代的董仲舒更是明确地把道德关怀从人的领域扩展到自然界，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矣谓仁？”（《春秋繁露·仁义》）如果缺少对自然的关爱，那么，这种仁爱就是残缺不全的。圣贤之人应该以博大的情怀包容和关爱天地万物。对此，北宋哲学家张载总结道：“乾称父、坤称母，子兹藐蔫，乃混然其中。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5]天地为父母，个人乃因天地而生，天下民众都是我的同胞，自然万物同样也是我的兄弟。这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其中透露出浓浓的人文关怀和生态伦理意识。

（四）生态科技观

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中，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低下，形成了农业生产资源的相对短缺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资料需要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途径，除了对现有的自然资源节俭利用之外，顺应自然节律，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效率和潜能，对自然资源循环利用成为人们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国古代具体的农业生产中，基于长期的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生态科技思想：首先，农业生产要顺应自然的节律，不能人为地破坏和中断自然事物的生长发育周期和自然特性，以使自然事物的特性和功能充分完整地表现出来，达到地尽其力，物尽其能，材尽其用的目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荀子也认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秦汉时期人们进一步认为：“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淮南子·主术训》）。总之，就是要根据自然物的生长发育特点对之合理利用，为持续生产留有空间。其次，倡导循环和立体性的农业科学技术。所谓循环农业，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根据生物和非生物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特性的经验性认识，建立循环相生、节次利用的农业生产链条。如古代南方农业生产中的“草—鱼—稻”模式：“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内，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即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刘询：《岭表异录》）著名农书《知本提纲》中将农业生产纳入“人—地—天—动物—植物……”相辅相成的系统流程结构中，提出了“余气相培”学说，可以说是古代循环农业思想的典型代表。立体农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农作物的生长特性和自然特点，全方位、立体式地利用空间，使农作物能够在相互作用中并行生长发育，从而取得农业收成。《知本提纲》中所谓“今俗间谓麦下为夷下，言芟夷其麦，以其下种禾豆也”，指的是谷子与小麦之间的轮作以及小麦与豆类之间的混种或杂作。古代南方“桑基鱼塘”的空间结构是：掘地为水塘，塘中养鱼，塘边植桑。桑叶养蚕，腐殖质养鱼，由此形成了一个各种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作用、竞相生长的动态空间系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循环和立体农业为解决当时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其基本的技术原理是人们对自然事物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关系的经验性认识或生态观念。

（五）生态美学观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天地万物及与人的和谐关系不仅是人们的生命之本、衣食之源，而且也是人们的心灵所系、情感所依、审美之维。中国古代美学即表现为对人的力量、人格的高尚和道德完善的赞美，更表现为对自然万物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颂扬与欣赏。在中国古代的美学理念中，首先，自然万物被视为美的本原，对天地万物的和谐关系的感受和体悟是人类的审美体验和精神享受。战国时期的音乐籍典《乐记》中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音乐之美本自于万物之和的天籁之音。中国美学高度肯定大自然生生不息之美，欣赏、赞叹它在时间上的无限，空间上的无垠以及结构的宏伟与和谐。

其次，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对自然界的欣赏和赞美并不消除人在审美中的主体地位，更不否定人在审美客体或审美对象形成和创造中的意义。相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美学所研究和探讨的中心问题。在此问题上，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贯穿和渗透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基于天人合一观念，中国美学总是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去找美。”[6]因此，“天道”与“人道”并行不二、合而为一是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既然天道生生不息，自然和谐，广阔无垠，那么，人也应该尽量体察天道，尊奉天道，不逾自然之道，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自然达到内在的和谐一致，此便是“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的境界。这种“循天之道，王者法天”的美学思想体现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各个领域：中国书法讲究形如狂草，笔走龙蛇；绘画追求“一画收尽鸿濛之外”；文学创作的理想是“笼天地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尽力体现小庭院映衬大宇宙，使人力创造与自然美色巧妙地融为一体，达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体现出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生存状态的追求。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的生态化向度。

二、工业化进程中生态文化的重构

当代生态文化的出现和发展，起因于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近代工业文明的起步，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超越了农业文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是工业文化或现代文化，其基本的哲学理念是“主体性解放”前提下的“人类中心论”；基本的价值观念是追求人自身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基本的手段是主张利用科学技术的工具性价值。以这种文化为指导的工业社会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物质利益需要的同时，却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出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受阻。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认为，续接或替代工业文明的文明形态是生态文明，而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是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是在对先前各种文化形态批判继承基础上进行的文化建构，其创造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批判性。生态文化是直接针对工业文化的缺陷而提出来的，是对工业文化的批判性超越。学者们认为，工业文化中的人类中心论，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科学技术工具价值观等及其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活动，是导致人类生存困境的思想根源。因此，要走出人类生存困境的首要前提是对支撑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工业文化进行批判。有学者提出：“由于现代生态危机与现代文化是内在相关的，那么，要走出现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对整个现代文化进行彻底批判。”[7]正是在对现代工业文化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生态文化的基本主张。

2.科学性。可以说，不管是古代农业社会还是近代工业社会，出于对生产经验的总结或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都提出了一些生态思想和生态观念，但往往都带有经验直观性和理想性，缺少对自然界中各种生物、非生物的相互关系以及人和环境关系的科学认识。而当代生态文化的重要思想前提是当代科学的进展与成就。20世纪以后，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的发展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较为清晰地揭示了自然界，特别是生物圈中各种自然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的活动对周围环境所产生的效应。可以说，当代生态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如生态哲学理念、生态价值理论、生态伦理思想等都是以当代科学为依据的，是在科学性基础上形成的价值性判断，因而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3未来指向性。严格来讲，从目前看，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没有完全跨越工业社会阶段，促进经济的发展，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需要仍然是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利用科学技术的工具性价值征服和改造外部自然界，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由此决定了工业文化观念在人们现实的思想和行为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只是人们在由自己的活动所导致的生存困境的体验中自发或自决地形成了生态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系统性的生态文化是对工业文化的批判性超越，其目的是对人类的工业文化观念进行深刻反思，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上的规划、方案和指导思想，为未来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提供理论铺垫。在此，人类文化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特点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三、传统农业文化生态思想的承继与创新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确实蕴含丰富的生态意蕴。不过由于受当时生产方式、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技术手段等因素的制约，其中的生态意识还不可能达到现代生态文化的水平、高度和要求。原因在于：

其一，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态思想是以生产经验为依据和基础的，缺少科学论证。在古代农业的具体生产过程中，人们意识到，要取得农业生产的收成，必须顺天应时，尊奉自然节律，承认自然万物的优先性，并使人的活动与自然规律相一致。在这种条件下还不可能形成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科学性认识，也不可能对人为什么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进行理性和科学的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具有经验自发性，缺少理性自觉性。

其二，传统农业文化缺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规划。从根本上讲，农业文化中的生态思想，所强调的是人对外部自然的顺应，当人与自然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则以收敛和消除人道主体性作为前提，通过克制、收敛甚至牺牲人的欲望、要求，以求得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被动地服从自然的支配。这种状态在当今条件下已失去现实支持。现阶段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消除人与自然的深层冲突和矛盾，达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状态。所谓人的自然化，是指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以此作为人类行为的出发点；自然的人化是指通过人的现实活动，使外部自然体现人的愿望利益和要求，成为属人的自然界。二者的统一就是主客体融合的状态，也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显然，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不可能出现达到这种状态的现实手段，因此，在理论上也难以有规划实现这种状态的路径设想。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只能停留在思想家们的主观体验和理想追求之中。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蕴含的生态意蕴还只是一种可能的生态文化，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创造性转化，建构成一种符合当今时代发展需要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人们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理性分析而进行的创新性的文化建构。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具有历史继承性。因为文化作为人们的行为方式、规范、信仰、规则等都不是一朝一夕、一代人能够创造和形成的，需要经过数代人的历史经验的积淀和传承。

美国思想家希尔斯认为，在文化发展中，“尽管存在着无可置疑的区别，却没有哪一代人创造出他们的信仰、机构、行为规范和各种制度，即使生活在现今这个传统空前地分崩离析的时代的人也不例外。”[8]其中，特别是关于天、地、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理念，基本的价值观念以及理想、信念和追求，在人类本性和外部环境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古代的经验和思考成果往往具有超时空的价值和启迪意义，这些文化传统构成了时代进程中新文化创造的源头活水[9]。如果说工业文化是对农业文化的否定，那么生态文化可以看作是对农业文化的否定之否定，是辩证的扬弃，其中表现更高阶段的重复性特征。可以说，产生于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业文化是当代生态文化的萌芽或雏形，它内在地蕴含着生态文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原则和要素。

其一，传统农业文化奠定了当代生态文化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念——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由于生产技术手段的低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承认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和优先地位，尽量使人的活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易·乾卦文言》）。这种“天人合一”的自觉意识和行为，是农业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也是当时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和理想追求。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尽管在时代特征、理论内涵、实现方式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仍是其基本的原则和价值取向。这就表明，传统农业文化与当代生态文化之间在精神主旨上具有相通之处和内在的关联性。

其二，传统农业文化以萌芽和雏形的形式涵盖了当代生态文化的基本内容。生态文化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宗旨而形成和建立的观念体系，它内在地包含着人们的宇宙观念、价值取向、伦理思想、审美情趣等内容。对这些内容，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些思想家曾进行了长期的思考、探索和总结，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观点和认识，而且初步建构了具有原生形态的生态文化体系。其中的一些思想观点经过创造性的转换可以直接作为当代生态文化的组成部分，或者为当代生态文化的系统建立提供了一种思维范式或参照模型。

总之，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而生态文化则是生态文明的理论前奏和思想铺垫，在当代生态文化的形成和结构过程中，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态智慧则成为其思想的出发点和理论的源头，凸显其他文化类型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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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纲纪，李泽厚.中国美学史（1）[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0.

[7] 杨志华，左高山.现代文化批判与生态文化构想——卢风教授访谈录[J].现代大学教育，2006（5）：1-10.

[8] 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0.

[9] 李根蟠.自然生产力与农史研究（下篇）——中国传统农业利用自然生产力的历史经验[J].中国农史，2014（4）：3-21.

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e carried on around the natural cycle of heaven，earth and man.As a result，based on this production mode，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inevitably originally ecological.It contained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ecological values，ecological ethics，ecological science， ecological aesthetic，etc.These ecological ideas provide the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ultu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nd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ould be the sublation and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thought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生态思想 篇4

1 传统文化中的原始生态观

生态建筑所包含的某些理念在我国古代的哲学观中已经有所体现，这种原始生态观也早已在人类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应用。

1.1“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崇高的基本观念，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里“天”是无所不包括的自然，是客体，“人”是与天地共生的人，是主体，天人合一是主体融入客体，形成二者根本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人与人所生活的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应和谐共存。这种理念对我国古典园林及传统居住建筑空间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1.2 道家学说的“以天和天”

从道家学说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与道家的审美观有很紧密的联系。所谓“以天和天”两个“天”字，指的都是自然。“以天和天”———因循客观的存在来调动人的艺术创造力，以获得自然美的艺术，这就是道家的艺术美学观，建筑是一门造型艺术，是根植于大地的自然环境的。因此，道家美学思想指导下“以天和天”的艺术创作促成了中国古代建筑通过“因借自然”“师法自然”而创造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这些观点与主流“天人合一”是相符的。

1.3 风水理论

我国的“风水”学说也反映了古人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抛开它的消极面，风水说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生态建筑观，古人在建造之初首先探求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构成，然后选择有利地形而建筑和谐的居住环境，使其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效果。在传统建筑哲学中，阴阳观有很大影响。如传统民居从南到北塑造的以院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即屋宇为阳———实;院落为阴———虚，这种阴阳相成、虚实相间的院落序列空间，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较好的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五行之说则可以理解为:金犹如人类的生活空间，木犹如自然界的植物绿树，水是生命的源泉，火犹如太阳赋予地球的能量，土则是一切生命的根，五行表达了人、住宅、环境、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2 传统建筑空间环境中的生态思想

人类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筑经验，为了获得比较理想的栖息环境，顺应自然，结合气候，因地制宜，以最简便的手法，凭借最朴素的生态观创造了宜人的建筑空间环境，这些是我们今天创造新的建筑空间环境可以继承借鉴的。

2.1 因地制宜、与自然环境契合

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充分注意到环境的整体性，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以人为中心，包括天地万物。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地势、地形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同特点，依山之势，傍水之旁，村落的大小分合，房屋前后的错落都因周边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些充分体现了传统建筑的生态意识。《阳宅十书》中提到“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这种“藏风聚气”的理想居住模式是中国古代风水理论所推崇的，也是顺应自然的。如在西南及东南地形复杂的地区，当地居民创造出“台、挑、吊、拖、坡、梭”等不同的方法建造房屋，创造出不同的住房空间形式。

“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是中国古代城镇、住宅选择基址的基本原则。背山可以屏挡冬日北来寒流，面水可以迎接夏日南风，争取良好日照，近水可以取得方便的水源及生活、灌溉用水，缓坡可以避免淹涝，植被可以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取得生态平衡。这样的选址原则有利于城市形成良好的生态和局部气候。中国地域辽阔，建筑形式亦不同，例如皖南传统村落都选址在背山面水、坐北朝南的所谓尚好的风水宝地之上。整个村落都变成了大自然的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西北干旱少雨，人们就采取穴居式窑洞居住，节省材料，防火防寒，冬暖夏凉。西南潮湿多雨，虫兽很多，人们就采取栏式竹楼居住。这些建筑形式都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创立的。

2.2 就地取材、利用自然材料

人与自然的统一还表现在就地取材。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可以说是传统建筑建造的共同特征。乡土材料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木、竹、土、石、草、藤等天然材料。另一类是砖、瓦、石灰等人工材料。传统建筑中的材料运用反映了朴素的生态思想。如西藏的石屋，东北的井干式木房，西南的竹楼。它们就地取材，适应当地气候，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天然材料特有的质感和色彩的统一使人们觉得身处自然之中，如香格里拉等寒冷地区多采用石材等更容易采集、保温的材料，而靠近河谷等更温暖的地区则采用草、竹等通风效果好，易更换的材料。不论砖、木、石，它们都是天然材料，最终都容易还原为土，所以污染也极少。

2.3 理水聚气、节约水资源

聚落选址观察风水，汲取充沛水源，聚落的布局与水源往往有某种联系。宏村就是一座“牛形村”，整个村庄从高处看，宛若一头斜卧山前溪边的青牛。村中半月形的池塘称为“牛胃”，一条400余米长的溪水盘绕在“牛腹”内，被称作“牛肠”。村西溪水上架起四座木桥，作为“牛脚”，这样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提供了方便，而且调节了气温和环境。整个聚落充分利用地表水资源建立灌、排水渠以利于耕种和生活用水，营建聚落内部的水塘、水池、水院，蓄泻生活的地表水，改善聚落小气候，美化环境，同时凿井利用地下水。

2.4 结合气候、改善室内热环境

在整体空间布局时，往往在建筑周围组织形状不等的室外空间，形成室内外有组织的自然通风渠道。例如皖南传统村落中都设有集会用的广场空间，交往用的街巷空间，以及每户的前院晒场，后园菜地和屋内的小天井。这些大小形状不等的露天空间都有机的串联在一起，它们除了各自的功能以外，更是村落和住宅内部有组织的自然通风渠道。一连串组织有序的空间形成自然的空调，利用气流原理自然形成的，不需耗费任何能源和钱财。

3 传统建筑构造措施中体现的生态思想

传统建筑多为木构架结构体系，它的节点都是榫卯构造，如同人的关节一样，能够松动。遇到地震，通过榫卯的松动和木材的延性，能消耗地震的能量;待地震结束，它能部分恢复原位，而使整体木构架不至损坏。

传统村落中的路都采用天然石头铺砌，中间形成许多缝隙，缝隙中都是天然土。这种路面构造，导热系数与城市里整片的水泥地路面相比，夏季温度要低得多。再加上外环境的河流、山林和水沟，所以空气比较凉润。

再比如建筑外墙是热传导最多的部位。如皖南传统民居在木构架的柱外作围护外墙，外侧粉白灰;其内再在木柱之间做一层木板壁作墙内壁，油桐油，有的还贴墙纸。皖南传统民居中这种由砖、空气、木三种不同材质和厚度的材料组合而成的墙体，不仅保温隔热效果好，而且它的空气夹层与阁楼上山墙气窗相通，夏季夜晚夹层中的室内热空气，会很快通过山墙气窗散掉。这种外墙，像人的皮肤一样，既能保温，又能出汗，以此来调节房间的体内温度，其生态效应十分明显。

这些历史上所惯用的经验做法，仔细分析，很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学习。传统的经验，所产生出的周到构思和创造性的做法，对今天的现代建筑生态设计是很有启发和借鉴价值的。

摘要：对中国传统建筑展开了研究,发现其中蕴含了古代人们朴素的自然生态观,总结了传统建筑所产生的周到构思和创造性的做法,通过认识和利用传统建筑中的这些生态思想,对今天的现代建筑生态设计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建筑,生态,空间环境

参考文献

[1]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2]汪之力,张祖刚.中国传统民居建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3]程建军,孔尚朴.风水与建筑[M].南昌:江西科技出版社,1995.

[4]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5

尽管环境保护的口号是现代人提出来的，但是环境问题古已有之。事实上，如何生存乃至如何更好地生存，是地球上所有民族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不同的态度、意识或价值观念使得人们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在19世纪，西方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之后，在以人类的发展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的作用下，环境与资源的持续恶化与枯竭，迫使各国不得不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加以反思。我国在5 0的农耕文明发展历程中，由于对自然的认识有着深厚的伦理基础，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及朴素的环境保护思想和实践，不仅使传统的生态环境在整体上得以维持，而且也与当今凸显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思想和法律规范有着不谋而合之处。我国传统的环境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环保法律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不变的追求。无论是帝王、先哲还是普通的社会民众，都从未将自身与自然根本对立起来。内涵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不仅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价值理想，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历代生态保护法律与实践的基本方向。

（一）“天人合一”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

“天人合一”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是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伦理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表现为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先民基于原始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直观、朴素的敬畏自然、尊崇自然的观念。这种朴素的自然观经先秦思想家的系统论证，成为了完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体系。夏商统治者以天命神权观念控制人们的行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西周时期，人们认为天命不但是变化的，而且其变化在于人类行为的善恶，其归属也受人的行为性质的影响，并赋予了天命以伦理特性。周武王时期，便有了天命和民意相统一的认识：“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尽管这种“天民合一”论还不能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但它成为了后来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直接历史渊源。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在天人关系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首先将人道与天道统一起来，“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与万物是一个本体，如果能做到“仁民而爱物”，就可以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相处。《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进一步说明自然与人既是统一的，又是有区别的，人能够协助天地化育万物，并且应该做到“致中和”，从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传》将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在肯定人的价值的同时，认为“大人”应该“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才能达到天人和谐。苟子则认为天人有分相，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制天命而用之”。道家的生态思想基础源于老子对”道”的阐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进一步阐释“道”的本论思想，认为天地万物出于道，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要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要自适其适，无为不为，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这样才能达到“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和谐境地。《吕氏春秋》在总结先秦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在天人关系上提出“法天地”和“因性任物”的主张。如果说在其他方面诸子百家的观点可能不同，但在人与天的关系方面则是大同小异，所追求的共同目标都是天人之间的一种协调、和谐，其中心内容是追求“天人和谐”的理想状态。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在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思考，以现代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这种思考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类选择一种合适的发展模式是重要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源泉。其中，儒家的天人关系思想体系，经过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刘锡铭的“天人交相胜”，北宋张载的“民胞物与”命题，程朱理学的“理”本论思想等的深化，发展为完善的.“天人合一”论，成为了符合统治阶级伦理要求的主流思想。

（二）中国传统生态法律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的“时禁”思想

由于中国传统礼法关系的特殊性，“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之生态伦理观，也是历代生态保护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基础。其中，由“天人合一”衍生发展出来的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违时禁的“月令”、“时令”思想和措施，作为古代人们在长期的农耕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经验总结，一直是传统社会政治管理、日常生产生活的基础。月令、时令的核心是顺天时而动，尊重自然规律，追求“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的天地人相统一的社会理想，其鲜明具体的“时禁”内容，体现了朴素的生态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思想。它们不仅成为传统社会生态保护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以不同形式贯穿在国家立法、皇帝诏令和众多的民间法之中，进而构成中国传统环境( 本网网 )法律的主脉。如，睡虎地秦简《秦律·田律》，规定了春天保护动植物的“时禁”内容：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提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纲罟，到七月才解除禁令。

唐宋时期，许多与生态资源保护相关的法令出自月令内容，各代帝王均将月令作为重要政令，以诏令的形式贯彻月令的“时禁”思想。如，《唐律疏议》中第430条，对于失火及非时烧田野罪的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唐六典》中关于水资源的“时禁”规定：“……隧仲春乃命通沟渎，立堤防，孟冬而毕，若秋夏霖潦泛溢冲坏者，则不待时而修葺，凡用水自下始。”要求仲春、孟冬时节对水资源要实施通衢、修堤防等措施。

封建社会后期，因人口增长、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明清政府虽迫于人口压力，多次推行“弛禁”政策，但在风调雨顺年间，也都不忘规定应按照月令“时禁”，“不违农时”，保护动植物生长，维护生活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如，《大清律例》卷三十九载：“凡不修河防及修而失时者，提调官吏各笞五十；……若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时者，笞三十。”雍正二年，清世宗下令：“仍严禁非时之斧斤”，即严禁在树木生长期砍伐之。

总之，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思想，“天人合一”的内涵在历史演变中虽然经历了不断论证和丰富的过程，但其主脉与中心未变。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既尊重人的利益、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自然的利益和价值，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共生与和谐发展。尤其是其“时禁”内容所包含的生态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的朴素思想，至今看来仍具有积极意义。

二、传统社会生态道德教化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从传统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和生态法律的实施关系上看，道德教化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现代社会而言，传统生态道德教化为我们构建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律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一）传统生态伦理道德教化培养了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

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和开明君主，不仅大力倡导“天人和德”、“民胞物与”、“节用爱物”等思想，宣扬“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等伦理道德原则，而且还将这些生态伦理道德思想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如古代流传的诸如“网开三面”、“面革断罟”等劝导人们保护自然的传说和“三驱礼”的狩猎传统，东汉以后在儒道两教影响下盛行的“不杀生”、“放生”等习俗，以及在有识之士中倡导的“饮食起居、黜奢崇俭”等行为规范等。这些传说和典故，强化了占主流地位的生态道德观，至少在统治阶级内部起到了示范作用。为了以道德教化开启民智，《淮南子》详尽地阐述了自然界万物相生相长的客观规律，充溢着朴素的唯物观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如教育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依照一定的农事节令进行生产活动，才能“喻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而侵于金石，禽兽硕大，毫毛润泽，羽翼奋也”。一方面规劝人们的生产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界及自身的规律，否则就会事与愿违，因为“各用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另一方面提出统治者必须爱护民力，切不可随意大兴土木，“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伐木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为保持资源可持续利用，《吕氏春秋·义尝》教导人们不要进行毁灭性开发使用：“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坟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种种事例说明，一些以宣扬礼义和道德教化为目的的传统经典文献，强化了统治者的生态意识，对当时及后世的生态保护法律和资源利用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生态道德习俗为民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基本依据

如果说，上述事例还只是古代帝王和上层有识人士的生态道德观念和教化，尚不足以说明古代生态道德教化的全貌及整体作用，那么，盛行于各民族中间的不同民俗，则可充分说明生态道德教化在保护传统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方面的突出作用。由于农业生活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古代各民族对自然生存环境的依赖性都很强。在他们的观念中，基本上都有“敬天”、“崇天”的意识，以至对周围的动物、植物、山水、火等形成强烈的崇拜、敬畏之感，而这种观念则具体构成了各民族朴素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生活地区，以采集渔猎、以畜牧或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完全或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和民族延续，因而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思想无不贯穿在他们的行为之中。即便是处于以森林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中，并以刀耕火种为生产方式的民族，他们在与森林的长期相处过程中，也会通过不断认识森林与生态系统、自然生态与农业生态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生态的伦理义务，把这种认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从而合理地调整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所以，作为民间道德规范重要表现形式的各类民间风俗，基本上都与山林保护、动物保护等有着直接关系。如，藏族各部落以佛教“十善法”为基础的民间习俗中规定：“要相信因果报应，杜绝杀生；严禁猎取禽兽，保护草场水源；禁止乱挖药材，乱伐树木。”西双版纳的傣族祖代流传下来的傣文抄本《布双郎》中，有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环境的训条，“不要砍菩提树”，“不要改动田埂”，“不要砍龙树”等。瑶族传统社会中调整村寨群众行为规范的各种“石牌”，其“料令”的条款基本上都有封山育林，禁止乱砍、乱猎、乱捕及保护水利设施等方面的内容，并有相应的奖罚条款。鄂伦春人对于狩猎有很多规矩，如不打正在交配中的野兽，以便动物繁衍后代，对于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的鸿雁、鸳鸯也不能捕猎。在秋季鹿交尾期，打公鹿群时会放走一只公鹿，以利于种群的繁衍。侗族的“款约”，通过各户户主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集体议定有关生产、生活及社会风俗、道德等有关事项，在此基础上形成规则，其内容多涉及封山育林、保护林木、保护水源和水利设施及禁渔禁猎等，并有相应的惩处条款。

历史证明，中国传统社会无论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民间层面上，都将道德教化作为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无论是统治者宣扬的生态道德标准，还是各民族自身形成的民族生态道德规范，都为传统社会生态环境的平衡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当今社会的环境问题虽然与传统农业社会在形式、程度上有很大差异，但是加强环境危机教育、提高人们的环境道德素质、培养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仍然是环境保护的关键性举措，也是环境法律有效发挥作用、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律良性互动的保障。

三、传统生态保护二元互动模式的现代价值

我国传统社会有关生态资源保护的法律形式不仅有国家法律、帝王诏令、地方禁令，还有各种各样存在于族规族训、乡规民约中的民间生态规约，因而表现为多样化的结构和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互动的模式。

（一）国家生态法与民间生态保护规约的基本形式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环境保护”一词，也缺乏专门的生态保护法律。其生态资源保护内容，在国家法层面上，一般涵盖于各代律典和帝王诏令之中。如最早的“禹之禁”是关于夏季休渔、春季禁伐的规定；《秦律》之“田律”、西汉《二年律令》之“田律”，规定对生物的保护以及对禁苑的规定；《唐律疏议》以及《唐六典》对水资源的保护规定等。各代君主发布大量诏令，涉及保护鸟兽鱼虫，禁（限）猎、禁屠、放生、林木保护和植树、水资源保护、维护城市卫生等方面。如，《汉书·宣帝纪》记载元康三年六月宣帝下诏日：“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敦煌悬泉发现的西汉末年汉平帝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一部较为完备的环境保护法规。诏书主体部分是月令50条，其中关于生态保护的就有16条，内容相当全面，主要是四季的不同禁忌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唐代及后世史料记载了众多生态保护诏令，唐玄宗多次发布春季禁止弋猎采捕的诏令，如天宝元年（742年）正月的《改元天宝赦》诏日：“禁伤靡卵．以遂生成，自今已援每年春，天下宜禁弋猎采捕。”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诏“禁春夏捕鱼射鸟”。元世祖至元年间三次严禁捕猎怀孕的野兽，并禁春三月、秋七月捕猎。清雍正二年，世宗下令“仍严禁非时之斧斤”，即严禁在树木生长期砍伐树木。诸如此类的诏令，与各代律典中的生态保护条款，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最基本的法律形式。

另外，也大量存在地方性生态环境禁令及民间的环境规约。如西藏藏族封山禁令规定：“禁止狩猎，如发现随便狩猎者，没收猎物、枪支，然后鞭打，或罚款。”大理白族洱源石岩头村村民立的“乡规碑”，把护林条款列为乡规首条：“保护松林：首列此条，以林为村之风。”蒙古族习惯还规定，“春夏两季人们不可以白昼入水，或者在河中洗手，或者用金银器皿汲水”，充分反映了蒙古牧民对水的珍惜和爱护。西双版纳的傣族为规范水资源管理，保护水资源，早在公元1778年的《议事庭长修水利令》即明文规定：“大家应该一起疏通渠道，使水能顺畅地流进大家的田里，使水能顺畅无阻。”对于无故不参加修筑沟渠者，要处以各种处罚，即使是贵族的子女也不例外。

（二）传统生态法律的互动作用

对于乡土社会而言，家庭、家族、村落、社会、国家可谓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家法族规对应于家庭、家族，乡规民约对应于村落小社会，国法对应于国家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作用始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色。国家法宏观调控民间法，引导民间法符合“礼”的要求；而民间法则在国家法作用和影响不及之处，对社会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传统生态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中，国家的法律和民间的生态规约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和补充的状态下发挥着良性互动作用。

民间生态保护规约是通过宗教祭祀、岁时节庆、人生礼俗等民间习俗活动而产生的，并经口口相传、耳濡目染而广泛流传，在不断重复的仪式和行为中沉淀下来，从而成为不成文的道德约束，并逐步积淀为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特征的信念、伦理和公德观念，进而整合和活化为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规和处罚手段，表现为对其社会成员的压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最终固定化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般规约。由于其内容符合传统伦常礼教，从而得到官方默许和认可而具有强制约束力。也( 本网网 )就是说，此类乡规民约既有民间的自治性，同时也为官方所关注以至操控。近年来，在我国各地自然保护区陆续发现了各个时期的“禁伐碑刻”，其中一些是由地方官府根据民间传统习俗刻立，这是具有强制性作用的碑刻。而大量标有“奉官（道、府、县）示禁（谕）”、“奉官给示”字样的，性质上则属于民间环境规约，由一定区域内的社会共同体刻立。它们虽表现为民间形式，但也要经官府批准后方可立碑，因而同样具有约束力。可见，历代官方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民间规约的这一特殊影响力来为国家法律的实施营造宽松的环境，通过民间规约去调整国家法律难以规范的群众性行为。由于民间习俗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并且深入人心，有关自然资源生态保护方面的民间规约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是官方的任何禁令都无法替代的。民间环保习俗的广泛效力，以及“奉官给示”、“奉官（道、府、县）示禁（谕）”等界碑的保存，充分反映了在生态资源保护方面政府和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国家法和民间法的互补关系。这种自生自发的民间秩序与直接来自国家的法律秩序共同构成了传统环境法律的主干成分，在“礼”的调控下相互依赖和影响，成为了’长期维持传统社会生态环境的二元法律结构。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篇6

关键词：生态理念；传统住宅；室内设计

0 前言

家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港湾，是使身体及心灵得到慰藉的地方，能够使我们回归生活的本源。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现代化的生活同时，也给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能源的消耗及枯竭、气候变暖日益加剧、空气污染严重等问题。如何在创造生活的同时遵循社会责任感，维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我们每一位设计师的责任。此时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就显示出其优越性，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不伤害自然，不破坏生态，是生态设计理念对人类的基本要求。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住宅室内设计的分析，找到生态理念融入室内设计的重要性及方向。

1 生态理念概述

生态设计：生态设计是指根据生态学原理，进行人工生态系统及其相关工艺流程的结构、功能、代谢过程和产品的系统化设计。[1]生态设计理念注重对燃气、煤炭及电等常规能源的节约使用，提倡开发新能源、绿色能源；改善水质强化水资源系统；创造符合一定标准的大气环境以及注重对绿色环保型材料的使用。生态设计理念提倡资源的再循环及有效利用。生态设计理念对环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自然有节制地索取以及尽可能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以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协调发展。在生态理念的指导下对室内设计提出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外部环境的利用。在利用外部环境的过程中需要从生态设计的理念着手，将自然环境与建筑外部环境看做一个整体，同时结合室内设计的重要部分，从而减少了建筑材料及建筑设备的使用，使得自然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节约了能源，为室内设计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例如，梅园位于益阳安华梅山文化生态园，身处2000多亩的原始森林中，且林内珍禽异兽上百种，被花果树木环绕，极富诗情画意，其生态价值可见一斑。

第二，绿色材料的使用。室内设计的投资比重日益增加，造成了资源的消耗及环境的破坏，因此在室内设计的过程中选用和使用绿色环保型材料是生态设计理念的必然要求。设计师需在室内设计的过程中挖掘及创新出更多绿色环保材料，为减少资源消耗造成的环境污染贡献力量。

第三，自然资源的利用。生态理念强调室内设计与自然资源的和谐统一，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在进行室内设计时充分利用自然元素，诸如阳光、空气、植物等。尽可能采用風能及太阳能技术，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及光照，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圣爵菲斯住宅小区是湖南首家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它建于600万平方米的原生态山林中，有超过100万棵各种树木，触目皆绿，是一个天然大氧吧，并被45000㎡月亮湾碧水环抱，舒适宜人。

第四，技术干预。在室内生态设计中，可采取一定的技术干预手段实现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如可使用热压及风压技术达到室内通风的目的，使用光电转化器及太阳能收集器提高生态能源的利用效率等。[2]例如，北潞春绿色生态住宅小区是中国首个绿色生态住宅小区，位于京郊良乡卫星城，采用内保温复台墙体、外保温复合墙体及免拆模现浇保温墙，这三种节能体系使建筑耗能较1980年下降了50%；同时外窗采用双玻密闭塑钢窗，户门采用保温门，减少热损失。

2 生态理念在中国传统住宅室内设计中的具体运用

我国传统的室内设计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精髓和核心，在营造人与自然的共生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创造，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习经验及思考探索的方向。先人通过不断的实践，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建造住宅，不仅使得自然资源得到完美地利用，更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从而在室外的搭建、室内的设计、家居的装饰陈设及营造技术等多个方面体现出生态设计的理念。

2.1 生态理念在室内外环境设计中的运用

住宅是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体现；天指的是住宅环境中所要承接的风俗习惯及气候环境等自然规律，地是指住宅所处的整体的外部环境，人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建筑则是这种关系的最好体现。由此才会出现不同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特点，因此就有了不同风格的建筑特点。例如，老北京的四合院、苏州的花园住宅、福建的土楼及少数民族的吊脚楼、筒子楼等。[3]

2.2 生态理念在室内装饰陈设中的运用

我国传统住宅室内的装饰陈设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是居住伦理的重要体现。不同的民族具有各自不同的信仰，通过物化的手段得以反映和推崇，而家居陈设则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如白族崇尚莲花的高贵纯洁，利用莲花进行室内的装饰；汉族的传统住宅往往存在鹿、鹤等象征形象。营造出优美和谐的室内自然景观，每一个传统建筑都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充分体现了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生态设计理念。[4]

2.3 生态理念在室内设计取材中的运用

我国物大地博，地理和人文环境复杂，在中国传统住宅室内设计的选材过程中同样坚持生态环保的理念，从自然生态环境中取材用材，无论是石头、泥沙还是竹子、树干，都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例如，西藏往往利用石头建造石屋，不仅与大自然完美融合，还能保证房屋的坚固，挡风御寒；内蒙古的蒙古包也是自然环境与气候环境影响房屋建造的最佳体现；东北地区由于林产丰富，于是使井干式木屋得以创造出来。就地取材的传统室内设计方式是顺应人们回归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最好体现，满足了人们返璞归真的美好愿望。

2.4 生态理念在营造技术中的运用

我国传统住宅的生态设计理念还充分体现在室内结构的设计中，是中国古代建筑哲理“以柔克刚”的完美体现，是传统建筑中仿生柔性室内结构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持房屋室内结构的稳定性而采用梁柱式结构，并利用木材的柔性及弹性特征实现木结构的最大承重。通过利用自然资源的先天优势实现顺应自然的生态目标。

3 结语

将生态理念融入住宅的室内设计中，不仅仅是人们对传统住宅的理解与感悟，更要将其精髓运用到现代室内设计的优化理念中去。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设计师的社会责任与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都必然改变着未来室内设计的发展方向，生态设计的建筑理念将是室内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仅仅是自然环境对人类的要求，也是人类与自然相互支撑的发展理念。我们要充分发掘传统住宅室内设计的精华，去粗取精，将生态理念融入现代人们的生活中，创造出更多高品质的室内设计作品。

参考文献：

[1] 景蕾蕾.中国传统住宅室内设计的生态理念[J].河南城建学院学报，2011（06）：14-16.

[2] 李斯娜.中国传统住宅室内设计中的生态价值体现[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10）：186-187.

[3] 孙华东.“天人合一”思想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3：20-2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篇7

(一) “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的哲学思维

整体和谐的生态观有着古老的渊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 哲人就强调要谋求天地人和谐的这种整体的哲学思维。儒家生态观念的基本出发点是“天人合一”。孔子《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 道并齐而不相悖”, 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化看作是相互相成的和谐、平衡运动。孟子把“诚”作为一道德概念, “诚身道, 不明乎善, 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 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 。汉代董仲舒也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合而为一”的, “事各顺於名, 名各顺於。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名号》) , 并提出“三者相为手足, 不可一也。” (《春秋繁露·立之神》) 儒学在强调“天人合一”的同时, 承认自然界有其自身独立的运行规律。道家思想以“道”为基础强调“天人合一”, 认为这种统一是道、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在道家思想体系中, “道”有多重含义, 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 也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和人们的行为准则, 因此老子以“道”的概念讲天、地、人组成一个整体, 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本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老子》) , 强调道生万物人天同源。庄子, 则在进一步发挥老子“道”的基础上, 提出了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 即:“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认为人不是自然的主人, 和其他事物一样, 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 古代哲人强调世界整体有机和谐的目的在于刻意追求和谐的人生之道。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所创造的这种整体和谐思想价值理念, 对于重新审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 对当前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全球性生态恶化现象, 是有导向意义的。

(二) 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准则。

中国古代对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伦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认同。儒、道、佛都有惜生、爱生的慈善情怀。仁爱万物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重要准则。儒家思想不仅提倡“仁者爱人”, 而且认为对待天地万物也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孔子认为, “伐一木,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 表达了他对万物所持的善待态度。孟子对仁爱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梁惠王上》) 。汉代的董仲舒更是明确地把道德关怀从人的领域扩展到自然界, 他说“质于爱民, 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 奚足矣谓仁?” (《春秋繁露·仁义》) 儒家伦理从爱人到爱物, 天不违人, 人不违天,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张, 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爱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道家虽然没有提出专门的保护动物的伦理思想, 但它也反对“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肉食与方便”的自然目的论思想, 认为“天地万物, 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 (《列子·说符》)

(三) 天道与人道的一致、“道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 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古代的持续发展思想以朴素生态学说为基础, 从国计民生及后代人的需要出发, 把发展生产同生物资源保护结合起来。庄子提倡“以鸟养鸟” (《庄子·至乐》) , 是要人们遵循自然法则。其次是恪守生态季节规律, 强调“顺时繁育”和山林川泽“以时禁发”。管子也说:“敬山泽林薮积草, 夫天财之所出, 以时禁发焉” (《管子·立政》) 。在《吕氏春秋·上农》中, 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规定得更为具体, 称为“四时之禁”, 在规定的季节中, 禁止随便进山砍树, 禁止割水草烧灰, 禁止打鸟猎兽, 禁止捕捞鱼鳖。《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记载古代制订的一年四季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守则。另外, 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十分注意改善环境与保护环境, 不能采用灭绝动物物种的工具和行为。古人历来提倡“仁爱克已”、“勤俭节约”、反对“暴殄天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就属于以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一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保护环境者当数黄帝, 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卷一记载, 黄帝“时搏百谷草木, 淳化鸟兽虫蛾, 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劳勤心力耳目, 节用水火材物”。“俭”是老子推崇的一项重要品德, “俭”就是将人的欲望控制在“自然”范围之内, 以维持生态持续性和自然保护。

(四) 互惠共生, 利用自然

虽然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 人作用于自然的力量仍然是有限的, 但顺应自然、尊崇自然的同时也在注意利用自然。古代人很注重总结土地的自然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改造土地、更好地利用土地。所以在实际生产中, 就用耕耨、施肥、保墒等方法来提高土壤的肥力。《吕氏春秋》说:“地可使肥耨, 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泽, 使苗坚而地隙;人耨此以旱, 使地肥而土缓。”人与土地形成了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 这是一种生态农业, 它与现代机械化的石油农业、滥施化肥农药、破环土壤结构和自然生态平衡是很不同的。《荀子.富国》篇说:“多粪肥田, 农夫众庶之事。”《周礼.草人》对什么样的土壤该施什么样的粪肥, 也有明确的记载。“自然农法”的不施药、不除草, 采用的是以虫治虫、以草除草的古代方法。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就生动地记录了以步行虫治理粘虫的方法。 (《梦溪笔谈》第四三三条) 。中国古代早就种植绿肥的习惯, 绿肥不但是一种有机肥料, 而且是一种有效的除草剂。野草总是与农作物共生的, 但野草腐朽又可以改善土壤, 这在《祀胜之书》里已有明确的阐述。这是真正的利用生态规律———“道法自然”。

然而, 在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中, 人顺应自然、尊崇自然要远远大于改造自然的强度。现代工业文明兴起以来, 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和信心都迅速增加, “人定胜天”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然而人类终究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在自己制造的技术圈中, 自然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道法自然”的原则不可违背。中国古代的生态农业观及其生态文化意识是现代的生态文化建设中的智慧源泉。

(五) 渗透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

法制理念—————圣王之制

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仅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 而且向法制领域延伸和扩展, 形成了渗透生态伦理思想的法制理念, 从而使生态伦理思想深入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 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在《六韬·虎韬》中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环境立法, 炎帝 (神农氏) 就颁布了保护生态的禁令“春夏之所生, 不伤不害, 谨修地利, 以成万物, 无夺民之所利, 则民顺其时矣”, 此即“神农之禁”。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 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 毋毒鱼鳖, 置阱罔, 到七月而纵之。百姓犬入禁苑中不追兽及捕兽者, 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 杀之”。《礼记·王制》“五谷不时, 果实未熟, 不粥于市;木不中伐, 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 不粥于市”, 这种将市场的间接管理运用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方法, 在农业文明时代具有比较切实的效果, 在今天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孔子在论述他的治国纲领时出于保护自然资源的考虑, 强调说:“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这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认为是贤明君主的基本国策。董仲舒将自然现象与君王的德行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国君作为一国之主, 对破坏天、地、人这个生态系统负有最大的责任, 并在他所著《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中还列举了做君王的五大过错和“自然之罚”的种种迹象。而且保护自然资源的制度和法令也并没有因朝代的反复更替而废止。作为一个基本上是礼制的国家, 制定自然保护的法令并要求人们遵守, 那么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完善和遵守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

(六) 艺术生态观---田园诗的意境

提倡生态伦理的米克尔在他的《生命的喜剧》一书中认为:文学以人与自然的不同关系氛围三种传统:悲剧、田园诗和喜剧。悲剧英雄处在与自然力的冲突中, 如西西弗、普罗米修斯。西方文明是以悲剧发展起来的, 最终发展为掠夺自然环境辩护的“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界的胜利是这种文化的目标。而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则与西方文学恰好相反, 田园诗精神是它的主流, 在田园诗精神的基础上展开其人文道德理想。《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 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它的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以河滩上的鸳鸯作起兴来歌唱男女爱情, 整个是个洋溢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从庄子开始, 道家的艺术观把自然之美作为美的最高境界, 这种审美观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影响更为深远。东晋陶渊明是最杰出的代表。“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诗》第五) , 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在山月、清江的描写中抒发出对友人的想念。陆游的诗:“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夜半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唤起蛙声一片。”大自然的蝉鸣、蛙鸣、鸟叫与人类丰收的喜悦心情相映成趣, 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幸福是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学艺术总的田园诗精神, 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方面。它可以进到青少年去感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热爱生活, 从而热爱自己的生存环境, 这些都是现代生态文化建设应该努力发掘的。

虽然,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 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引导学生时, 也要让他们搞清楚:第一, 对于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既要有宏观眼光从整体上准确地把握其精义, 又要对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内容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第二, 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要作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要肯定它是对世界本来面貌的某种真实的反映, 同时也要指出缺乏分析思维的笼统和模糊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 要正确地认识和宣传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不要把它与分析思维、现代科技发展绝对对立起来, 而是要把二者统一起来, 以发展现代科技为手段, 创造更美好的“人化自然”, 争取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高级境界, 帮助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文明思维, 树立生态文明观, 从而较好地理解和践行科学发展观。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篇8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 强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 逝曰远, 远曰反。故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也就是说世间万物, 人依存于地, 地依存于天, 天依存于道, 而道则是依存于自己的本性。中国古典美学即是以“道”为核心的自然本体论和“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 她强调了人与自然地和谐统一, 追求虚静恬淡的自然人格, 崇尚对天地自然界的感性心理体验, 即“体道”, 为中国美学开拓了生态审美之路。“道法自然”除了肯定人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 还强调顺应自然, 对自然的索取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 名亦既有, 夫亦将知止, 知止可以不殆。”老子认为万物在生成时已经有一个限度, 知道这个限度可以避免枯竭。这种自然生态的平衡思想, 与现代生态观理念不谋而合。从尊重自然地角度, 老子还提出了“无为”的思想。顺应自然, 实践无为, 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即“道之尊, 德之贵, 夫莫之命, 而常自然。”这种看似“无为”的天人观, 实际上是遵循万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效法天道, 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 各尽其性。因此, 自然之美即是“大美”。中国古典审美观即是以“道”所体现出的自然全美为真, 一切外加的认为束缚和矫饰为假。所谓“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强调的是没的单纯形态, 只有这种单纯质朴的天道本性才是众美之所归。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 他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 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这样一种“体道”的体验是一种心灵的审美体验, 它以有观无, 以物观道。通过感官把内在心灵与外在世界相为一, 以一种“坐忘”的静观冥想的整体关照进行审美体验。庄子将老子顺应自然、道法自然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天人合一”的思想, 即是“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

生态学这一概念是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我们把生态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部科学, 进一步可以把全部生存条件考虑在内。”1973年, 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 实现了自然科学实征研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的探索的结合, 形成生态存在论哲学。生态美学是对人类生态系统的审美活动, 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 以各种生命系统的相互关联和运动为出发点。生命意识的发展轨迹是从生命崇拜到重视感性生命, 进而上升到珍爱生命的理性自觉, 生态美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地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由此, 这种对万物生命进行关照的美学成为艺术和审美的文化底蕴。中国古典美学把美的蕴涵界定在对生命的体验中, 而生态美的的底蕴同样是人与自然交融的生命体验, 它同样来自天人一体, 是天、地、性、心的合而化一。

生态美又不同与自然美, 自然美只是自然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 而生态美则是在人与自然地关系中, 自然作为人的生态过程的参与者所表现的审美价值, 它具有鲜明的生态意义;生态审美与社会审美又存在审美对象的区别, 只有当社会生活中涉及到人与生态、自然的关系式, 这种社会审美才化为生态美;生态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又在于审美主体的参与性。生态美学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它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天人合一的自然本体论思想, 把中国古典美学以人的生命体验为核心的审美观, 与近代西方以人的对象化合审美形象关照为核心的审美观有机的结合起来, 从而形成生态美的范畴, 使审美价值既成为人的生命过程和状态的表象, 又是人生境界的审美体现。

堪舆不仅仅是一种对自然的审美, 还是一种涉及自然的人类社会活动, 它是人与自然的相互观照, 它还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行为, 它有实际的实用价值。就此看来, 堪舆学与生态美学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甚至可以说, 中国传统堪舆学就是中国古代的生态美学。

摘要：生态审美观是以生态观念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一种审美意识, 它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命关联。堪舆不仅仅是一种对自然的审美, 还是一种涉及自然的人类社会活动, 它是人与自然的相互观照, 它还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行为, 它有实际的实用价值。就此看来, 堪舆学与生态美学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甚至可以说, 中国传统堪舆学就是中国古代的生态美学。

关键词：堪舆学,生态美学观

参考文献

[1]徐恒醇:《生态美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12月。

[2]张华:《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 中华书局, 2006年5月。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篇9

关键词：壮族传统,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建设

壮族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及现代化的冲击和影响, 壮族这一优良文化传统正在不断受到消减和侵蚀。在推进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 不仅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还要继承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精髓, 实现传统文化的调适和升华, 逐渐建立起一种适应地区发展需要且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文明观, 进而推动广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一、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

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深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 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 又有别于其他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但是, 这一思想毕竟是在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及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因此, 它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倡的理念存在一定的耦合之处。

1.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价值追求。广西大部分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受到这一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再加上长期以来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相对简单的生产方式, 导致壮族的生存方式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大, 促使壮族人民逐渐形成合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壮族人民看来, 人与动物、植物、土地及水等其他自然因素是相互依存的, 如果没有其他自然生命体和资源的存在, 人类无法生存下去。不难发现, 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不仅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 还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普遍追求的理念和价值目标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大力加强对公民生态文明观的培育, 在全社会达成共识, 而壮族人民对于人与自然相适应、和谐共处这一价值追求的心理认同由来已久, 根深蒂固, 必将为广西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2.约束人力对自然生态系统破坏的行为规范。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价值目标追求, 壮族传统文化中通常以神灵作为中介, 通过习惯法和禁忌设定一定的是非善恶标准, 规定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这些规范在引导和约束人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行为选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 一些壮族地区在村寨后普遍设有“龙山”, 为保持其神圣尊严, 一般都禁止上山挖地、砍伐、狩猎或者从事其他活动。如犯禁忌, 则被视为惊动“龙脉”。壮族民间还普遍流传一种说法, 一些水险浪大的水潭中往往居住着水神, 因此对水的使用必须取之有度、用之有法, 否则将受到水神的严惩, 造成各种旱涝灾害。在这些民间行为规范的引导和约束下, 壮族人民大多爱惜生态环境, 效果良好。据考察, 很多壮族村寨的“龙山”常常是树木葱郁, 野生动物繁多, 生态环境良好。不难发现, 壮族传统生态伦理强调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规范与当代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特别是生态环境立法也有一定的耦合之处, 均对民众的行为构成了重要的强制性约束力量。

3.强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责任观。与其他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 壮族的传统文化中体现了极其鲜明的自然崇拜思想。譬如, 壮族有树木崇拜传统, 几乎每个壮族地区都有所谓的“神树”, 人们对其顶礼膜拜, 禁止乱砍滥伐, 甚至不允许对其不敬。再如, 壮族有动物崇拜传统, 一些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 如鱼、蛙、牛等被壮族文化赋予了特殊的角色, 甚至有些动物被上升到了神灵的层面。在广西一些地方, 壮族还保留着严谨捕捉青蛙的传统, 捕捉青蛙者必须将其放回, 如不慎将其杀死, 必须对其进行埋葬并祈求上天原谅。对于开发自然资源过度这一行为, 壮族将其视为违反天理, 必将受到惩罚, 如上山打猎要遵循一定的传统, 绝对不允许赶尽杀绝。壮族的自然崇拜思想中其实蕴含着自然至上、保护生态环境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与当代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及尊重自然, 向自然适度索取的生态责任观存在一定的耦合之处。

二、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局限性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冲突。

尽管壮族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积极的生态伦理思想, 但是这种思想毕竟形成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发展水平较低的生产力及较原始的宗教信仰基础之上, 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与现代人及其生活发生诸多冲突和矛盾。

1.被动适应自然的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当代需要积极面对自然的需要之间存在冲突。在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中, 更加强调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自然被赋予各种权威性和神秘性。这种思想与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是相对应的, 体现了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朴素理念。但是, 在人类科技和认识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 如果人们只是被动适应自然, 而忽视积极改造自然, 如果只是依赖简单的经验积累而缺少对自然发展规律的全面理性认识, 则不但会造成各种自然资源的白白浪费, 而且无法使被工业文明破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得到恢复和重建。当代生态文明本质上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 是人类在利用自然界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而取得的成果。它必然要求我们从文明的高度主动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作为成本, 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 被动地适应自然, 局部利用经验积累的生态知识, 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必然会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一定的冲突。

2.消极依附自然思想的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当代提高生态效益需求之间存在冲突。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条件、长期的稻作农耕及生产力的低下, 形成了壮族对于自然环境和生产对象的高度依赖关系。所谓“依山而建, 临水而居”、“有林才有水, 有水才有粮”、“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就是对这一依赖关系的真实反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一直在维系人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 这种平衡其实只有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和经济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系。一旦地区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持续扩大, 人类对生态效益的需求达到了一定程度, 这种平衡将会轻而易举地被打破, 显得极为脆弱。近年来, 在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的驱使下, 少数民族地区急功急利、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行为屡见不鲜。广西作为经济社会后发展的西部地区, 目前正处于追赶跨越, 并力争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其发展意愿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消极依附自然的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将会受到更多利益诉求的影响和冲击, 难以继续发挥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规范作用, 建立在追逐利益基础上的对生态环境的索取和破坏行为将会持续增加。

三、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和转型。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 广西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的实现, 必须立足文化这一高度, 从本民族的文明根源处汲取力量, 发掘并整合当地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生态伦理思想, 继承和发扬其积极的一面, 摒弃其消极的一面, 引导人类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生态文明。

1.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要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得到传承、升华。广西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依托壮族人民及其传统文化, 因为这种适合自身发展生态伦理思想存在于壮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民间信仰、神话和自然崇拜中, 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智慧。它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 而且使整个民族产生凝聚力的思想文化基础。应该看到,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改变”、“革新”, 还应该“传承”、“恢复”, 不应仅仅存在于当下和未来, 还应该存在于过往民族传统已经拥有的财富中。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因此, 解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绝不能片面地依赖科技创新和经费投入, 还要动员、整合一切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资源包括民族文化资源, 深入研究和发掘自然环境问题背后隐藏的各种社会问题, 发挥民族文化中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元素的作用, 使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得到传承、升华, 从而将传统文化、观念转变为人们自觉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 在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正受到社会发展及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冲击这一形势下, 我们绝不能不加分析, 简单地将其视为宗教迷信, 而应该发掘这种文化功能, 去掉其宗教色彩, 丰富其科学内涵, 使其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2.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必须实现从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换。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毕竟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带有经验性质的自然生态观, 不可能承担对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做出全面、准确的解读和说明的重任, 更不可能直接被用来作为当代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现成良药。只有以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作为基本生长点, 完成从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换, 把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遍规律性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避免传统观念与时代要求产生冲突, 并使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实现调适和超越。首先, 在物质生产方式层面, 要注重依靠技术创新, 逐渐转变地区经济增长方式, 逐渐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导致的资源过度消耗、污染加重及地区发展核心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在此过程中使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生产方式逐渐深入人心, 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其次, 在精神文化层面, 以宗教信仰、禁忌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 如果将其纳入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则不仅能破除民族传统文化中迷信和神秘的一面, 而且能引发人们的共鸣, 并转化为一种自觉行动。再次, 在现实生活层面, 重视壮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日常生活的衔接, 结合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存在的道德问题和道德需要, 面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 以多种形式加强壮族祖先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获得的智慧和财富的宣传和教育, 让传统文化给人以实效感和亲切感, 让体现时代需求的伦理思想融入当地民众生活之中, 并得以生根发酵, 代代相传。也就是说, 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和真理性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并得以强化的。

总体而言, 壮族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而积极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些思想使壮族人民自觉保护生态平衡,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因此,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注重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让“生态文明”、“美丽广西”等观念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曾杰丽.壮族民间信仰的和谐生态伦理意蕴[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11) :105.

[2]邓艳葵.壮族传统生态伦理价值探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3) :102.

[3]孟立永, 徐洪刚.壮族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意蕴[J].百色学院学报, 2011 (4) :56.

浅谈中国传统民居的生态文化 篇10

一、中国传统民居的文化色彩

1.民俗文化

广义地讲, 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这里仅将民俗限定在人们的生活习惯、思想意识范围内。其中与民居的设计、建造、型制、装修等有直接关系的可概括为以下几类。

(1) 、受阴阳、吉凶鬼神等影响而成

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远古民俗, 产生于人类的幼稚时期, 萌芽于原始社会的蒙昧思维。这一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等民间信仰。

卜居相宅, 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 逐渐形成的民间的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 其中反映出营造实践、经验知识和巫术迷信的结合, “山南水北”, 是人们从山川大地的阴阳向背中最初发现了温暖阳光的意义, 在漫长的岁月里, 逐渐从对环境的韵律随时随地地感悟中加深了对宇宙的认识, 形成了诸如“九宫”、“太极”等对时空的综合观念, 从而构成了中国建筑环境总体框架的基本模式。这也可以说是古代科学、艺术与迷信的综合产物。在民间建造的过程中, 也时时体现着这种“巫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土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 还要祭公鸡以“以除阴鬼神之气”, 因公鸡叫天明, 而鬼是只能在夜里活动的。居民内还常设有“桃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2) 、体现民间象征意义的图案、色彩、构件和空间关系等

民居重视吉祥, 表达人们心理的祈求, 强调对心理的寄托, 为了祈福免灾、趋吉避凶, 民居往往以“谐音”、“类比”、“模式”等艺术方法体现出浓厚的民俗意识, 含蓄的表达出人们美好的心愿和向往。宋代以后, 尤其是明清世俗文化发展以后, 谐音文字游戏成为民间艺术中体现受民俗心理制约的最常见手法。民居装饰的木雕、砖雕、石雕, 以及室内装饰、年画、窗花、家具等都随处可见。这类图案和器物最常见的有:鸡和鱼的图案, 边缘有葫芦笙的画纹, 意为“吉庆有余”。喜鹊站在梅花树上, 意为“喜上眉梢”。三只豹子簇拥着一只喜鹊, 意为“三报喜”。

文字、图案、符号等在民居文化艺术中的体现也很常见。如“紫气东来”、“人杰地灵”、“五福捧寿”、“三星拱照”、“千祥云集”等, 多出自约定俗成, 反映人们的心态慰藉。“卐”曾在布德贡吉的时代 (汉代) 作为苯教教徽在藏区流行, 藏区称“臃中”, 吉祥福寿之意, 故又称为“喜旋’。在今天的藏式民居上, 它与日、月、火纹样连用, 作为女儿墙的装饰图案。“卐”在炎黄时代传入中原, 汉人称之为“万”, 其长久、长寿的喜庆涵义仍颇得民间喜爱, 亦有将其作为墙面装饰的。含蓄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在民居的空间组织上也有体现。一般院落式民居的前院并不直对大门, 而是谦虚地隐在影壁之后。影壁上也要刻以“福”、“寿”等吉祥图案。在南方院落式民居中, 常可见四面屋顶均坡向天井, “四水归堂”, 意为“肥水不流外人田”, 是商业发展以后的提法。其他尚有佛手象征多子多孙, 牡丹象征富贵, “九”是圆满完善之数字, 红色表吉庆, 黑色喻不幸等等。所有这些用类比、谐音的文字、图案、符号刻画或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建筑中, 正是表达了人类寄予的美好向往。

(3) 、习惯性市井民俗

道教认为人于世上, 应该“甘其食, 美其眼, 安其居, 乐其俗”, 不同的人对“甘、美、安、乐”的认知方式不同, 但欣然此道的心理却是一致的。民俗的实质就是自然地人性, 民居中渗透的诸多风俗习惯就反映了自然人性的真诚流露。

在苏南一带有“哥东弟西”的习俗, 即大户分家时兄长分东侧房, 弟弟分西侧房, 既成民俗, 不会发生争执, 东西两侧的间数一般是对称的。东北寒冷, 民居冬季靠火炕取暖, 平民家庭的厨房与过堂、厅堂合一, 同外界直接联系, 冬季气温较低;居室内有火炕, 兼有起居室和客厅的功能, 一般面积较大。因此不难发现, 习惯性的市井民俗, 已经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概念, 在一定的地域内, 有着共同的生活习惯, 渐而成了一种民俗文化。

二、中国传统民居的文人文化

中国民居逐渐生成为自然之物, 是没有建造师的建筑。最早承负了部分建筑师工作的人是建筑工匠, 设计与施工基本是同时进行的。历史进入唐宋以后, 传统建筑工艺发展趋于成熟, 实践上也就走入了相对固有的模式中, 建筑设计一项在工匠的工作内容里所占比例日趋衰微。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多研习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大多重视精神生活, 反对物欲羁绊, 追求朴实淡泊的生活方式, 对民室设计与建造常常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因此文人文化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相对较多地渗入民居的建造中来, 他们的艺术观、审美观, 以及他们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 则深刻地影响了民居的建造方式与美学特征。

因为文人直接参与的民居建造较多融入了其自身个性与独特的审美观, 与文人追求恬淡和谐的心境融为一体, 决定了文人建筑宁静、典雅的艺术审美特征, 成了文人“举杯邀月”、“烂醉花间”的理想场所, 与民众民居安乐吉祥、朴实直露的性格相对照, 偶或难辞“病美人”之咎, 但它们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艺术价值。

应该说, 民居中最直接反映文人文化影响的, 当属垂挂于厅堂、雕刻于大门的楹联、题额。这种由桃符演进而成的汉文化特质常以寥寥数语体现主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追求、向往、对人生的深刻体味以及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劝谕、告诫。而民居楹联除部分通用的吉祥祝愿用语外, 常常是格言“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反映了主人乐善好施、重视教育的意识;“几间东倒西歪屋, 一个南腔北调人”, 自嘲中有傲世之骨;“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体现了主人栖居乡野, 却不放弃精神贵族化的自我意识。门楣上题的是“桃李园”, 可能是教书授业的私塾先生的别院;包吸烟室命名“吞晕轩”, 把麻将室命名“排山阁”, 题了“读画敲诗”、“老学庵”, 要佩服主人学而不倦的精神。这些楹联、题额形成的文化氛围, 散发出浓郁的文化传统气息, 使民居的内涵大大超越了自身价值。

三、结语

我国悠久的文化造就了中国传统民居极强的生态精神。中国传统民居文化不是封闭的, 而是继承﹑创造﹑延续的产物, 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改变以往作为投资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建设和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角色, 最大限度地削减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 强化宏观调控职能。这样才能切实解决当前我国政府存在的“服务缺位”等问题, 最终把政府职能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轨道上来。

(二) 建立政府绩效评价制度, 实现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

要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体系, 必须改变以GDP经济增长为取向的政绩考核标准, 应该将公共服务提供的数量和质量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水平与公共服务覆盖面。因此, 必须对政府的服务实行绩效保护传统是为了返本开新, 对传统的改造要在创新中借鉴。由于历史原因和民族欣赏习惯, 我国现代民居建筑进程加快, 使许多民居丧失特色与个性。现代化城市化与历史文化, 正经行着前所未有的碰撞, 他们既对立又统一。我们要深入研究传统文化, 将其中的精神特质运用到现代民居设计中, 创造出突破形的束缚, 用现代的功能要求、现代的观念手法、现代的技术材料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寓意”的新时代民居。

摘要：中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文化的涵义可广至“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传统民居的文化色彩仅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 选论对中国传统民居广泛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民居,文化

参考文献

[1]辞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年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篇11

关键词：生态理念；中国；传统住宅；室内设计

0 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趋向成熟以及冷静，在实际的工作中，强化了自身对自身的内省。目前来说，在实际室内设计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涉及的精华逐渐被提倡并发挥出了非常显著的现实意义。在上述的基础上，期望在分析中国传统住宅室内设计的过程中，促使未来现代住宅生态设计趋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1 中国传统住宅室内设计是生态优化理念的诞生处

我国传统室内设计凝聚了大量的先人智慧以及先人心血，所以在分析它的过程中，会发现它存在非常多的闪光点。其中，在建筑和室内设计中有效融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是传统室内设计精髓以及优异性的体现。在思想营建的过程中，实现自然的协调以及自然的共生，促使其实现中庸适度的发展，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设计的再一次升华。[1]因为崇尚“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古人在不断实践、不断思考以及不断感悟的基础上完成自己住宅的营造，坚持“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跟当地的实际地形以及气候相融合，进而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完成室内外环境设计，同时将其作为室内装饰的陈设物品，做好设计取材以及后期的营造，可以发现其具有非常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1.1 中国传统住宅室内外环境设计的情况

在我国传统住宅构建的过程中，其涉及的生态哲理实质上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哲学观点跟生态观念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其实我们祖先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人跟自然两者之间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共存共荣性，关系非常紧密。在生态系统中，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严格遵守大自然存在的规律，其中，住宅就是再现这个系统。天人合一中的“天”实质上指的是对营造住宅的整体氛围自然规律所提出的标准需要录入：风俗、气候、文化传承等。其中还涉及“地”这个部分，建造地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住宅整体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均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使用住宅的主体是人，其可以从根本上促使住宅实现功用服务目标。因此，中国传统的住宅设计对上述哲学观念的反映展示在多个方面，如择地造屋-选址-整体布局等。[2]在此过程中，其从根本上主张严格按照自然地理环境的实际情况完成居室的建造，坚持人跟天地之间实现和谐共生。因此，这才产生了在不同的地区存在的住宅形式各具特色，同时又相互统一的现象。例如，四合院（北京）、廳堂式住宅（苏州）、花园式住宅（扬州）、四水归堂（安徽）、四合五天井（贵州）、土楼（福建）、碉楼（广东）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管住宅形式属于哪一种类型，想要在实际建设中满足“天-地-人”营建习惯的需要，都会按照实际情况设置一个“庭院”，或者是设置一定的“天井”。虽然说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以及沟通，促使人与天地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实现有效的通融联系。在上述的基础上将房屋围起来，但是天跟地两者却不能实现完全的阻隔。在营造室内空间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追求的实质上是空间跟空间之间所存在的虚实对应的关系，从根本上结合“阴阳”互补，实现“动静”结合，[3]其主要关注的是空间跟空间之间实现相互渗透，同时还在实际工作中，巧妙地采用了檐廊、花窗、隔断、屏风等。在上述的基础上，有效地促使内部空间以及外部空间实现延伸跟扩大，实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贯通，并且完成了通透的以及明快的空间氛围的营造，这样一来就可以促使人的心情处于一个愉悦的状态，同时促使其情感趋向平和，营造一个非常和谐的生活环境。

1.2 中国传统住宅室内装饰陈设分析

传统居住伦理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为我国传统住宅室内装饰，任何民族一般都会在趋吉避凶、向善惩恶的基础上通过写实、象征、比兴的手法将上述美好的愿望通过一系列陈设品、花纹、色彩以及样式来表现。例如，大象（傣族）、鹤（汉族）、灵芝（汉族）、莲花（白族）、孔雀（傣族）、鹿（汉族）、槟榔（傣族）等。一般情况下，身边触手可及的材料就可以运用到室内家具陈设中，如凳椅（竹草编制）、床盒、陈设装饰、生活用具等，是一种特有生活情趣的展示以及传统工艺文化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各种绿植、瓶插、山石、盆栽、盆景等都会在传统住宅的室内中得以运用，其实质是融合人工与自然的表现，在上述的基础上促使其源于自然却又高于自然。[4]

1.3 中国传统住宅设计取材分析

因为中国地理以及中国人文存在非常显著的特征，通过研究中国传统形式的住宅室内设计，我们可以发现，其选用的材料都需要跟生态环保的理念紧密切合。也就是说，就地取材能最大限度地做到灵活用材。以下几个就是特例：石屋（西藏地区）、井干式木房（东北地区）、竹楼（云南地区）、窑洞（西北地区）、帐篷（内蒙古地区）等。上述设计原则可以满足人们返朴归真的需求，同时还可以促使其回归自然以及回归大自然等心理要求得到满足。

1.4 中国传统住宅营造技术分析

我们还可以在室内结构上找到中国传统住宅室内的生态精神的表现，我国传统建筑仿生柔性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就是中国传统住宅室内的生态精神。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顺应自然，以柔克刚”的思想，之间揭示着生态精神，这是生态精神体现出中国建筑哲理的表现。超过80%的中国建筑均为梁柱式木结构，其主要在使用木材柔性以及弹性的基础上完成“墙倒屋不塌”的承重结构形式以及维护结构分开结构形式的营造。[5]

2 结束语

梁思成先生在其研究中曾针对上述内容提出了非常新颖的创作理念，就是“中而不古，新而不洋”。在完成相应的分析之后，笔者认为，设计传统的住宅并不是指全部机械地继承以及再现每一种形式。所以在实际设计过程中，需要在分析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实现扬长避短以及去粗存精的目的。对于那部分传统住宅室内的生态优化理念进行发掘，促使继承融合实现进一步的创造性。这样一来才可以完成富有原创性的室内设计的创造，促使其满足现代室内设计的需求以及模式需要，促使人们的生活实现传统的生态理念的顺利注入，同时促使其实现传统文化因子的顺利注入。

参考文献：

[1] 景蕾蕾.中国传统住宅室内设计的生态理念[J].河南城建学院学报，2011（06）：14-16.

[2] 周海萍.中国传统民居生态理念在低碳室内设计中的继承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2.

[3] 张宇.东西方居住理念在当代中国住宅设计中的冲突与融合[D].湖南大学，2008.

[4] 黄开茹.城市青年小户型住宅室内设计研究[D].西南石油大学，2014.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篇12

一、相关概念

提及档案文化, 它是一种传统的档案思想及其在这种思想下的行为表现和物化结果, 此观念的提出, 是把档案和档案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基础的。众所周知, 在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它就是把前人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都一并留给下一代, 然后由下一代进行创造并更新, 再周而复始地传给下一代, 形成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档案的作用是, 它不仅仅记载下了人类的各种活动, 更加维系了人类时空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它联系了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以说档案是文化承载并且传播的重要工具, 它的文化属性众所周知, 不仅仅记录了人类的文化成果, 更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然而说到档案工作, 它则是围绕“档案”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 它行使的对象即为档案, 所以档案工作和档案具有相同的文化属性。反观传统档案文化, 它是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 其中包括早期封建社会围绕档案所产生的所有有关文化的现象。

二、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

(一) 自然生态环境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

当今, 中国传统的档案文化在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发展得越来越好, 它区别于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的特点, 因为它有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重要特点, 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契机。第一, “疆域辽阔”, 就是说地缘广阔, 利于人口周转。每当遇到灾荒等困境, 灾民都会转移到非灾区赢得生存的机会, 且黄河、长江都是东西流向的, 它为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地理的优势和机会, 相比较其他国家我国有很好的生存契机。第二, “地大物博”, 物质的丰富性能为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动力。第三, 中国是一个“左高原, 右大海”的大陆—海岸型国家, 在亚欧大陆中处于偏僻的领域位置, 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则处于亚欧大陆的中心位置, 东南濒临太平洋, 其领域之宽、腹地之广, 为我国赢得了许多生机和希望, 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在条件。最后, 五千年以来, 中国的生态环境处在最适合人类生活的时间段内, 创造文化的发展势必带动文化的繁衍生长。

(二) 农业文明对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

1.自古就有“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农耕生活状态, 很大程度地促进了务实主义的民族心理的产生, 然而受这种精神的影响, 档案领域逐渐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 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也不断地感染着文人学者的创作, 其中“大人不华, 君子务实”就是贤哲们一直所追求的精神境界。2.古时候, 因为“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中道、中庸思想的存在, 极大地造成了传统档案文化的保守地位, 它也禁锢了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工作作风的创新。在农业社会中, 人们仅仅满足于维系简单的再生产活动, 缺乏那种扩大再生产的真正动力, 所以说, 社会运行基本处于静止状态。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刺激下极易生出永恒观念, 在一些时候就容易循规蹈矩地做事, 不善于变化。3.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 小农意识也随之产生了, 这种意识深刻地体现在档案领域中, 它以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缺少为原因, 由此而形成的聚财、守财的心理。说到封建小农意识, 它的价值观是一种绝对的功利主义, 他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在一种事物是否有价值的时候, 考虑的不是社会意义, 而是一种个人的一己私利。统治者在判断一个事物对自己是否有帮助的时候, 考虑的往往是对自身近期是否有用, 这种想法恰恰体现了他们的自私、保守、闭塞的档案价值观。同时在档案管理上, 往往采用“以藏为主, 秘而不宣”的方式, 当政权塌陷时, 档案便成为旧政权的陪葬品了, 然而统治者为了维护阶级的利益, 常常出现篡改、假造、歪曲档案的现象。

三、新时期档案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一) 实现档案文化面向大众。

在过去, 档案是存在于少数人手里的, 基本上是控制在少数人手中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发展是十分落后的, 且人们的知识水平都比较低, 所以主权就被少数人所掌握了。在我国社会性质的转变和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 使得群众都拥有民主使用档案的权利, 档案文化自然而然地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大量帮助。

(二) 促进档案文化开放与交流。

经验证明, 一个国家要与世界共同发展进步, 就要做好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工作。那么, 传统档案文化要想永葆生机, 就要做到继续发挥自身的各种优势, 在此基础上不断学习先进的文化, 去粗取精、与世界文化接轨, 只有这样, 才能保持中国档案文化的先进性、活力性永存。

(三) 构建档案文化市场。

随着社会的发展,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二者互相促进启发, 共同发展。文化为经济的发展给予了精神的动力和智力方面的支持。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文化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增长点, 它越来越体现经济综合实力的多少。所以, 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档案文化市场, 不仅仅有利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 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建设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更为未来的档案文化事业提供了一个飞跃的契机。

参考文献

[1] .杨道玲.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J].上海档, 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