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科学

中国传统科学（共12篇）

中国传统科学 篇1

近30年来, 中国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 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 大众常常会面对一些迷茫和困惑, 很多情况下, 在现实中又找不到答案。当经济或者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之后, 精神需求就迅速地膨胀。特别是当一些精神困惑得不到答案、一些现实困难得不到解决的时候。

而当于丹的《论语》讲座以大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 将她的“《论语》心得”传达出来的时候, 许多人才蓦然发现, 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原来还蕴藏着如此的智慧和精神力量, 从中甚至能够直接发现自己挣脱现实困境的途径与方法。

怎样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怎样正确传授中国传统文化, 形成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华文化体系, 成为摆在全体教师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一、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顾名思义,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 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 就其最主要内容而言, 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1 崇尚伦理, 自强不息。

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 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 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 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 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 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 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 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2 强调理智和智慧的重要性, 强调真理的追求和辨证的思考, 有着浓重的思辩传统。

中国先秦的儒、墨、道、法几个最著名的学派, 都十分重视理智和智慧, 强调人们对真理认识的重要性, 以老子和庄子为首的道家学派尤其重视辨证思考。在老庄看来, 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的一面, 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一切事物都是能够相互转化的, 一切事物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在绝对中有相对, 在相对中又有绝对, 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 并力求从整体的相对独立和相互联系上来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

3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中国人历来喜欢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感情, 究其渊源, 可以追溯到《诗经》以前的帝舜时代, 这一传统历久不衰, 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诗经》以其鞭挞社会丑恶、向往美好生活的特有的睿智, 审视着人与人之间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 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 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 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此后还先后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请小说等几个文学艺术的发展高潮, 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 并以其独特的方式, 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

二、怎样传授中国传统文化

1教育形式多样化、生活化: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多种载体代代传承:从宏伟庄严的皇家园林到诗情画意的私家园林再到古朴实用的古代民居;从四库全书到民间传说;从国粹京剧到地方戏曲再到原生态歌曲;……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我们生活的各个环节, 哺育了代代中华儿女, 谱写了连绵不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用多种多样的生动的生活化的方式向现在的学生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很有必要的。

2 教育目标明确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 她有其局限性也有糟粕, 我们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华文化就不能照搬照学传统的东西, 要批判地吸收, 与时俱进, 重在创新。

一方面向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另一方面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 为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

3 兼容并蓄, 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

改革开放, 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 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西方文化。他带给年轻人快乐的同时, 也不同程度引起年轻人价值观的混乱。

我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却不能排斥西方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形式。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形成中国特色文化的过程:我们曾经迎来了古印度的佛教, 形成了中国的佛教禅宗;我们也一样能以开放的胸怀兼容西方文化的精髓, 来丰富中华文化, 充实我们的精神家园。

2008年4月22日电21日晚, 12支参赛队伍的选手将充满民族特色、流传悠久的歌曲带到了第十三届C C T V青歌赛原生态唱法决赛舞台。湖北广播电视总台选送的土苗兄妹组合夺得大赛金奖。

评委对金奖获得者给予高度评价:展示了鄂西土家族苗族以歌传情的传统风俗画, 以完美的高音丰富了民族音乐的表现力, 给我国声乐工作者、声乐教育家启示--以民族演唱技巧同样可以学习、掌握、表现动人高音。

原生态歌曲演唱比赛在上届央视青歌赛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成为当时比赛最大亮点。两年来, 原生态歌曲的整理、传承、保护工作在各地日益得到重视, 在本届大赛上呈现出新的风貌和强大生命力, 继续受到观众的关注和欢迎, 评委们表示欣慰。

青歌赛为我们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做了很好的探索, 那就是:

去其糟粕, 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保持民族性, 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 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中国传统科学 篇2

科学传统与中国科学事业的现代化

文章首先阐述了科学传统的结构--科学探索的热情、方向和技艺,以及传承和发扬这门技艺的组织、规范和社会基础,进而分析了欧美科学传统的诞生与成长及其移植到中国的.曲折历程.文章最后指出,将现代科学传统移植到中国,以建立自主的学术传统,是实现中国科学事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作 者：郝刘祥 王扬宗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刊 名：科学文化评论 英文刊名：SCIENCE & CULTURE REVIEW 年，卷(期)：2004 1(1) 分类号：G0 关键词：科学传统   科学自主性   移植   欧美传统   公共部门   中国科学  

浅析我国传统科学思想 篇3

【关键词】科学思想 元气 阴阳五行

1. 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 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 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论中国传统民间禁忌的“科学性” 篇4

禁忌是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 国际学术界统称之为“塔布” (英文Taboo或Tabu) , 源于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土语。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塔布“意指某种含有被限制或者禁止而不可触摸等性质的东西之存在”。

在中国, 与“塔布”相对应的词是禁忌, 民间也称之为“忌讳”。中国古籍中, 有很多关于禁忌的记载:如《汉书·艺文志》云:“及拘者为之, 则牵于禁忌, 泥于小数, 舍人事而任鬼神”。

综合中外有关民族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资料, 可以推导出禁忌的涵义:一是禁忌是一种否定性的行为规范, 这种“禁止的”、“抑制的”行为, 在外观形态上通常是看不见的, 是无形的;二是违背禁忌所造成的惩罚是一种心灵的、精神的惩罚, 并由当事人精神上或自发的内心力量来实行, 是不可抗拒的。同时禁忌也是先民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下, 对天体运行, 万物生长与人体生命节律交织状态的心灵感悟和文化展演, 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独特认识和经验性总结, 蕴含着各民族的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 并在一定时期作为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 具有普遍性、原始性、神秘性、地域性、系统性等特征。

二、中国传统民间禁忌的种类

中国传统民间禁忌丰富多彩, 几乎充斥于人们生存的时空范围及自身所思、所动、所言的各个领域。禁忌的种类极其繁多, 分类方法也有很多种, 本文主要从人事禁忌和物事禁忌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大致分类。

(一) 人事类禁忌。

所有与人相关的禁忌统称为人事类禁忌, 主要包括人体禁忌、性别禁忌、婚姻禁忌、生养禁忌、葬丧禁忌、祭祀禁忌、服饰禁忌、语言禁忌、宗教禁忌等。

(二) 物事类禁忌。

人类先民信奉“万物有灵论”, 认为不仅人有灵魂, 日月山河、树木花鸟等都具有灵魂。且人的灵魂与宇宙万物的灵魂是相通的, 可以相互转化。于是自然界中各种物事的某些形态便成为人之行为的禁忌信号。主要包括动物禁忌、植物禁忌、山水禁忌、人工物禁忌、天体禁忌、气象禁忌等。

三、中国传统民间禁忌的“科学性”

揭开中国传统民间禁忌的神秘外衣, 禁忌与科学一样都是起源于人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及二者关系的解释与操纵行为, 是在现实中行之有效的经验性知识。而今天, 由于科学主义的扩张, 形成了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禁忌中内涵的合理因素, 在科学主义话语中被扭曲排斥。

科学主义对理性极端推崇, 以经验证实为原则, 认为只有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来反映现实世界的本质才是科学。即以西方狭义的科学定义来否定其他所有科学, 推崇科学至上, 认为他们的科学是所有知识体系中最好最高的, 凌驾于一切其他知识体系之上。在这种科学观下, 科学几乎垄断了全部人类文化, 科学一词, 源于中世纪拉丁文Scientia, 本义是“学问”、“知识”的意思。历史上许多人曾试图给科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 但直到现在仍无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当前从不同的视角认识和理解科学, 主要观点是:科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是发现规律, 生产知识的社会活动;是一种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这里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 它兼顾了科学自身与外部环境, 是包容的、全面的、整体的对待人类创造的文明, 凸显了科学中的价值因素。

中国传统民间禁忌作为在现实中行之有效的经验知识、作为一种民俗文化, 虽说其并不符合科学知识的全部定义, 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不少禁忌是具有“科学性”的。这个“科学性”, 是指它具有现代科学的某些特征。中国传统民间禁忌的“科学性”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一) 中国传统民间禁忌是一种知识, 这种知识是经验性知识, 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现代科学知识。

它是人们在分析综合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所获得的基本经验, 是人类先民在恶劣生存环境中与自然世界博弈所总结出来的生存之道。如被誉为江南第一古生态村的浙江武义郭洞, 其祖先就制定了不准砍树否则就遭报应的禁忌。因此, 村边满山六七百年树龄的参天大树保存了下来, 同时保证了三面环山的郭洞村, 几百年来没有因为大面积水土流失而威胁到村庄生存。由此可见, 禁忌的制定者在当时就已经具有过度砍伐树木会引起水土流失的经验性知识。

(二) 这种经验性知识是具有合理性的。

这种合理性意涵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合规律性。动物禁忌中, 许多民族对狩猎时间都有严格限制, 如每年三月至十月间不许捕杀大型动物, 忌猎怀胎动物, 带仔动物, 幼小动物, 交媾和哺乳期动物。这就是认识到动物生存繁衍的规律, 并为了遵循这种规律而作出的相关禁令, 从而保证了动物的繁衍而不至于因为大量猎杀而绝种。另一方面是指合乎人们的理性, 即用冷静的态度全面地认识、详细地分析、并对后果进行预知。这一点在婚姻禁忌里体现的最为明显:中国多个民族都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古文中多记载, 如:《白虎通义》云:“不娶同姓, 娶同姓者一国同血脉, 遂至无子孙”。《左传》云:“男女同姓, 其生不蕃”。在远古时期, 先民人数稀少, 且相距不远, 同姓很可能就是同宗近亲, 近亲通婚对后代人的健康不利。由此可见先民很早就认识到近亲结婚会影响后代子孙的科学知识, 并理性地作了相关干预, 同时把它用禁忌的方式传承了下来。

(三) 这种经验性知识具有有效性, 即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禁忌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它兼具了道德教化、法律制约、宗教规范的功能。禁忌的基本叙事方式是不要做什么, 否则, 就要受到惩罚, 如:悖逆亲尊、擅改父讳、不送亲终, 多以雷劈火烧, 猛虎吞食。通过这类禁忌故事进行了有理有据, 极具震撼力的演绎, 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然而道德毕竟是一种“软约束”, 只对讲道德的人起作用, 而禁忌又兼具了法律的效用, 德国著名学者冯特曾说:“禁忌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法律”, 它在法律未产生之前就具备法的强制约束性, 具有“违法必究”的权威性, 一旦有人触犯, 必将受到惩罚;同时, 禁忌又具有宗教的神秘性和权威性, 它不仅指向行为, 也指向内心, 不仅管今生, 也管来世, 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是法律和道德所不能及的。也正因为此, 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巨大的, 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

不可否认有些传统民间禁忌, 带有封建迷信的特征, 对人类生活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但不能因此否认其中的科学性, 或许人类正是在前人的这些科学性的禁忌中, 才迈入现代科学的大门。同时也不能否认禁忌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在当时生活环境恶劣、认识能力低下的条件下, 人类总结的客观规律、经验知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进行科学的解释和传播, 只能借助于神灵的帮助, 运用这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去发挥效用并使其传承下来。即使时至今日, 这种禁忌所带来的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心理, 也是其他习俗文化甚至科学所无法企及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认识的深入, 一旦禁忌的神秘外衣被揭开、敬畏心理被解除, 人类就无所顾忌、无所畏惧, 人的贪婪私欲也就展露无遗, 自然环境被无节制地破坏、生命尊严被无情地践踏、伦理道德被毫不为意地丢弃。到那个时候, 人们是该保持对禁忌的敬畏, 还是要去废除他呢?我们可以引用恩斯特·卡西尔的话来结束我们的探讨。“禁忌体系尽管有它明显的缺点, 但却是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

摘要：中国传统民间禁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 虽然笼罩着层层神秘色彩, 但融入分析就会发现其本质源于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 是人类对于自然和自身的朴素认识, 是人们在生存实践中经验的总结, 也是约束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行为准则, 时至今日一些禁忌仍起着不可小觑的效用,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然而在今天西方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中, 一些具有“科学性”的禁忌被披上封建迷信的外衣而被拒斥。本文希望借以探讨禁忌的“科学性”来呼唤学界对禁忌的理性研究。

关键词：禁忌,科学主义,科学性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2].任聘.中国民间禁忌[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1

中国传统科学 篇5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 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 [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解决传统科学理性困境的新进路 篇6

关键词：科学修辞；辩证法；科学修辞战略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136(2009)35-0103-02

自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以后，西方哲学都在致力于探索人类认识的理性原则，理性由此成为人类最为推崇、最多歌颂的概念，并把寻求形形色色的确定无疑的“第一原理”、“阿基米德点”作为其追求的最高目标。经过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综合思辨，理性主义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建立起人类理性主义的大厦。

在传统理性主义看来，科学是理性主义最典型和最值得骄傲的一项事業，通过理性，科学得到不断的累积和进步，同时也在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理性的“问题”也一直是科学哲学关注的核心论题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也就是历史主义学派兴起或者说非理性主义泛滥之前，整个科学哲学始终都在维系着理性的光环，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科学哲学家都对理性概念给出了不同的诠释和重构，但他们都在试图从科学认识论以及科学方法论两个方面来建构着科学理性的大厦，而问题是这两根被视为理性主义最基础、最中心、最确定的支柱是否能支撑起整个科学理性的大厦。

首先，自然科学在微观和宏观的深入发展使得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理性再也无法支撑起所谓的“坚不可摧”的宏伟大厦，“可证实原则”显然已经成了当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传统认识论中的那些所谓的标准都已经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其次。逻辑经验主义内部的矛盾日趋不可调和。尽管逻辑实证主义内部一再放宽其标准——从早期卡尔纳酱提出的“可证实原则”(confirmation)到“可检验性原则”(testability)、再到“可验证性原则”(corroboration)，最后到赖欣巴哈提出的“概率性原则”(probability)，试图通过内部的调整来寻求解决困境的出路，但由于自身的矛盾和外部的批评最终放弃了所谓的刚性的方法论标准；再次，来自外部的其他哲学派别的批评也使得逻辑经验主义难以应对，其中一方面是来自以奎因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批判以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历史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消解，最终使得逻辑经验主义从科学哲学的中心舞台退出。

面对传统科学理性的困境，波普尔率先试图通过其“证伪”理论来挽救逻辑经验主义，但它和逻辑经验主义一样。都忽视了一个用经验来作为标准的致命的弱点——经验本身无法克服的私人性和欺骗性；库恩从历史的角度给出了范式理论的解决方案，但在其心理、社会因素以及不可通约性的指导下，“库恩损失”也最终走向了无标准、无进步性可言的相对主义；接着，拉卡托斯又试图通过其“科学研究纲领”的不断进化和退化的模式，来清除库恩模式中那些否认科学存在客观性、进步性的相对主义因素，但拉卡托斯这里抛开了辩证法逻辑，而完全按照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进行简单的综合，最终成了费耶阿本德嘲笑的对象；历史学派的极端主义者费耶阿本德则把对传统理性和对传统方法的批判和反对推向了极端，并汇集了科学哲学不同学派中所有的心理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种种因素，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的非理性主义体系，如果说上述历史主义是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科学的客观性和绝对性进行相对主义的消解的话，社会建构论则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科学的客观性和自然本性进行社会和政治性因素的消解，但社会建构论一旦夸大社会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甚至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建构、为金钱、权威所左右的结果的时候，则是非理性的、更是危险的；最后，后现代思潮则从语言学角度对科学的知识论和语境无涉性进行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上的消解，但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所带有的强烈的反基础、反中心甚至是反人类的相对主义特征，却最终使后现代主义走向了更另人难以接受的反科学思潮。这些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几乎把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领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他们共同的观点就是反对理性、反对方法，取消科学的“限制物”。认为科学并不比任何其他的智力探索更理性，企图建立一个反对传统理性、反对传统方法论的新科学图景。

面对要么仍然固守传统科学理性的堡垒，要么放弃传统科学理性事业彻底走上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之路，科学哲学必须重新作出选择。无论是图尔明从认识论角度为科学修辞所做的实用论证的辩护，还是佩拉从方法论视角为科学修辞所做的功能辩护都深刻地表明，作为介于绝对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一种中间战略，科学修辞战略的合理性不仅在于科学实践中时刻存在着的对理性和非理性因素进行“决定”的要求，而且也是科学修辞学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和非规则叙述的本质特征之所在；也正是在这里，理性的“理由”和修辞学的“有理由”内在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在不同论域之间构建起了由此达彼的桥梁；理性的力量可以成为最好的修辞学的设计，而修辞学的力量能够成为最合理的理性可接受性的助力。

从理论上看。作为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修辞战略的理论指导或内在逻辑，科学辩证法是负责包括裁决科学争论及交流和表达等在内的科学话语的逻辑，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辩证法，修辞就会成为柏拉图和康德所贬低的诡辩论。事实上，在科学论辩的语境中，辩证理性是由一张包括实践、标准、思维方式、论证形式、信仰体系等要素组成的网络，它既包括由科学事实、科学理论、价值以及推理等构成的实体性要素，也包括一系列负责控制正在进行辩论的和对辩论进行裁决的程序性要素，从而形成了科学修辞语境中的辩证理性的基本框架。

比较性研究表明，与黑格尔自己考察自己的自我批判式的辩证理性不同，科学辩证理性并不是一个只强调通过自身扬弃而最终实现完善的过程，而是着眼于大科学时代背景，借鉴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辩证法优势。强调在不同科学共同体论辩语境下的辩证理性的研究，一方面克服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局限性，缺乏客观性和实践性，另一方面在论辩双方形成的辩证理性更有利于把握事物的真理，有利于防止某一方形成对事物的歪曲认识，这无疑又是对辩证法在新的实践背景下的创新和发展；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绝对理性相比，辩证理性在道义上更加宽容，因为它不是与一个特性或一组已确立的必要条件相联系，而是更正确地与自由争论的不同特性和必要条件相联系；与“怎么都

行”的“非理性”相比，辩证理性更加适当，因为它保留了规范的理性概念，同时它也并不取决于权威的冲动或外在的社会因素。事实上，辩证理性的哲学魅力就在于它取决于自身的内在本性。即论证力度和效度。

可见，科学修辞语境中的话语逻辑——辩证理性为消解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提供了一条适当的中间之路，同时也为科学家达成科学共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交流平台。因此，我们对科学修辞语境中的辩证理性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最为重要的是，在科学实践中，科学修辞战略的具体运用也充分展示了科学修辞在科学领域无可替代的在策略性和战略性上的灵活性、实用性和必要性。在科学实践中，无论是公有性战略、认识论战略、发明战略和语言战略四大宏观科学修辞战略，还是经验事实优先性战略、理论权衡战略、为前提或假设进行辩护的战略、裁决科学争论的战略、传统价值优先性战略、得到或失去结果的战略、保全性戰略、保守性战略和语言修辞战略9种较为成熟的具有“实战”意义的微观科学修辞学战略，都深刻地表明论辩双方无论利用哪一种科学修辞战略总都呈现出一种总体性的“贝叶斯修辞”战略——论辩的每一方都想方设法(灵活多变的权宜性战略)来提出论据，以提高自己理论的可信性。同时降低对方理论的可信性，最终实现说服和驳倒对方的目的。同时也表明在科学修辞战略的语境中，即使是最为激烈的科学争论也应被看作是发生于一个多元的论辩语境中，在这个多元的论辩语境中，存在着一种关于基本原则的默契；在这个语境中。持不同意见者及他们的活动会得到系统的宽容；在这个语境中。甚至是最为激进、最为固执的观点也不会被随意地驱除；在这种语境下，那些相左的视角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同一硬币的两面。最终会达成共识。因此，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就必须懂得，要在最佳时刻，运用最佳战略，达到最佳结果。

中国传统科学 篇7

与在此之前的管理理论相比,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有显著区别, 在行为科学管理学派中, 人性并不是懒惰的;缺乏抱负, 不喜欢负责任, 宁愿被人领导;生来以自我为中心, 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本性上抵制变革;易于上当受骗的。相反, 这些消极的表现是是不适当的管理哲学、政策和实践的结果。对于工作人员, 管理部门的任务是创造条件激励、发展与员工的潜力, 让其承担责任, 使其自觉使行为服从组织的意愿。

那么, 在中国传统的管理文化中, 有什么可以提供支持的因素, 使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环境吗?

首先, 从人性的假设来看。儒家对人性的假设有“性善可塑论”、“性恶可塑论”、“性非善非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和“性纯可塑论”, 除了最后两种外, 其余四种人性假设, 其实都可与西方人性假设相对应。

孔子提倡的是“性纯可塑轮”。在论语中, 最著名的就是“性相近, 习相远”。“相近”和“相远”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的相似与相异决定了彼此之间的习惯方法不同。习之为用, 是双向的, 不是单向的。即可到人向善, 也可导人向恶。

孟子主张“性善可塑论”, 认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乃是根本的善, “仁义礼智, 非有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 孟子称为“端”, 最基本的就是仁义礼智四端。孟子又主张人性可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这种理论几乎成为我国的正统学说。

显然,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假设与中国传统的这些人性观点, 有着极多的相似之处。

第二, 从需求层次的角度来看, 中国古人都趁人“欲”为人之天性。荀子承认人的物质欲望是生来就具有的。他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 寒而欲暖, 劳而欲息, 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1], 肯定了欲的不可去除和合理性。

因此, 荀子主张“养人之欲, 给人以求。”孟子说:“好色, 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 而不足以解忧”。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胜利和安全需求同样是认可的。

戴震说到:“有是身, 故有色臭味之欲……未有情有欲而又有知, 然后欲得遂也, 情得达也。”这些都表明了古人认为在生理和安全需要满足的前提下, 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社会和尊重的需要。

第三, 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看, 著名兵书《三略》中有云:“夫用兵之要, 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 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 赏功不逾时, 则下力并而敌国削。

用人之道, 尊以爵, 赡以财, 则士自来。接以礼, 励以义, 则士死之。”, 这与赫兹伯格

的双因素激励理论可谓不谋而合, 保健因素可看做重禄, 激励因素可看作崇礼。[2]

韩非提出“赏罚敬信”的原则, 着眼于期望值越高, 激励作用越大的的事实。“凡赏罚之必者, 劝禁也”。赏罚坚决, 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弗鲁姆的期望理论认为激励力量的大小取决于目标价值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大小, 被激励着对目标价值的衡量又取决于个人价值观、需求层次等。韩非的这种原则, 恰好符合弗鲁姆的期望理论

事实上, 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 对激励机制有一套完整认识, 包括明己、委功、纳谏、释怨、揽过、褒扬、让贤、奖赏、身范、诚求、荐举、赤待、轻罚和树楷。从各个角度谈到了激励成员发挥自己潜能, 实现最大效用的方法。

综上所述,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无论是理论前提的人性假设, 还是为了创造激发组织中的人的潜能所需要的环境而进行的需求层次和激励机制研究, 是有支撑点的。当然, 不得不承认, 相对于西方体系分明, 分类庞杂的行为管理科学而言,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有着更多的差异。而且, 由于百年战乱的影响, 当代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已下降许多。因此, 探索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环境的管理模式, 将是当务之急。

摘要：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对企业和政府管理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任何一种管理理论最终能否在实践中产生好的效果, 离不开环境的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大影响, 能否在传统管理理念中找到与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相匹配的因素, 将决定行为科学能否在中国管理实践中发挥作用。

中国传统科学 篇8

1 武术神秘性及其表现

中华武术,以其悠久、丰富著称于世。不可否认的是武术之所以为中外瞩目,其神秘性产生了极大作用。所谓神秘,内含神奇、隐秘之意。《辞海》对“神秘”的解释是:今一般用为深奥莫测的意思。梁武帝《游仙诗》云:“水华究灵奥,阳精测神秘。”荣格对此认为西方传统中的神秘的方面和非西方的各种文化传统可能包含重要的有关人类心灵的知识,是促进人们探究心理的动力,现实中人们发现正是这种神秘感驱动着人类探索未知事物的好奇心。

“神秘性”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传统武术的传播也具有神秘性,其具体表现在:首先,传统武术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渗透于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变的土壤之中,因此对异质文化的陌生导致人们对不同形式的武术认识备感神秘;其次,传统武术流派众多,在各派起源发展的过程中,多有奇异的传说强化了其神秘感;再次,传统武术中充满思辨及隐喻、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语言,无不使传统武术表现出神秘的色彩。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武术的神秘性已经成为中国人一种理想寄托,就是这份神秘感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去了解和学习武术,它对武术的传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小学武术教学实践经历中,笔者明显感受到了小学生们尤其是男孩子对“武术”的热情。但是随着课程的继续,我们悲哀的发现小学生们学习武术的积极性逐渐降低,甚至有的出现了厌学情绪。我们所教授的内容显然与学生们之前所认为的武术就是飞檐走壁,以一敌百的神秘性大相径庭,每节课上练习的枯燥辛苦与平日看到武侠小说、武打影视中所表现的相差甚远,于是巨大的心理落差油然而生,随之而来的是对武术的失望。这当然不是个别现象,不止这些小学生,甚至许多成年人只要是谈及武术,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武侠剧中的“武林高手”、金庸笔下的英雄豪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武术在勾起人们好奇心的同时也在以讹传讹中深入人心。同时,更让大家始终对现实中的武术怀揣神秘色彩而充满向往,由此使武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么,如何使习武之人及武术爱好者对武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首先需要了解其神秘性产生的原因。

探究武术神秘性的主要原因,除了当今影视武侠片和小说家们的推波助澜,似乎更多的是武术自身丰富的文化背景决定的。中华武术蕴含着深层文化背景,如果说文化是区分不同社会和民族的标志,那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与西方文化所区别的界碑。中华武术是流淌在国人血液中活的记忆。武术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体育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有着深厚的文化学内涵,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儒、释、道相互融合的独特的文化,因为武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包含着系统的技术体系,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和伦理理念,如武术中的太极、阴阳、八卦、五行、点穴等等。由于传统哲学高高在上,未被百姓认识,所以容易产生一定的神秘感。往往给人一种神秘的遐想,从而也让我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去探索。近代武术家李小龙最为人熟识的一句话就是“Be like water”(如水一般),他也是吸收了老子之道家思想。同水一样,武术的神秘性就在于无限性。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武术神秘性产生的原因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军事、社交、养生、竞技等等。因而,武术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增加了武术的神秘领域。(2)宗教思想使武术的神秘成为信仰,因而增加了习武者对传统武术盲目的崇拜,而把武术的神秘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3)传统武术技术具有封闭性。在中国古代,通常各门各派不会轻易或主动把自己长时间总结积累的实践经验传授给他人。即使切磋技艺也只是检验自己技术的实效性,而很少“推心置腹”的交流。

由于神秘性而备受传颂、夸大的武术在世人瞩目的同时也在阻碍着武术的科学发展。为此,理性的分析武术神秘性,辨明其对武术传承发展的利弊并对其加以利用显得尤为重要。陈青教授认为:“武术的发展也不能玄虚,需要下凡于民众的生活之中,使武术成为人们生活不可分离的部分,这样武术就会真正地发展起来。”我们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重新审视、研究中国武术,体悟发掘武术的科学性所在。用科学的眼光、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它,这是武术科研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武术的科学性内涵

其实,神秘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是同时存在的,对于武术来说也不例外。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武术神秘性发展中的负面因素而否定其科学性,武术形式上的神秘性与其内容上的科学性从本质上讲并不矛盾,其实武术之所以保持着千年的神秘魅力,其根源就是它其中蕴含精深的科学道理,揭示其科学性更有利于人们正确清醒的认识武术,因而对其传承与发展是不无裨益的。传统武术包含诸多科学原理,下面主要从心理学和力学这两个可以直接解释武术的两方面进行阐述。

2.1 武术中蕴含的心理学知识

人的行为都是一种心理过程,是在一定的心理基础之上产生的。传统武术中也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心理学内容。

中国武术与其它运动的主要区别是带有浓厚的文化背景和哲学韵味。重内意,轻外形,讲究意、气、神的训练。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总结了做学问的三种境界,简单说也就是悬思——苦索——顿悟的心理过程,其实武术的练习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武学的三阶段论更加具体、实用。它的第一阶段是招熟(着熟)——练精化气;第二阶段是懂劲——练气化神;第三阶段是神明——练神还虚。行意拳讲“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太极讲“浑然无迹,妙手空空,若有神鬼,助我虚灵”,均以“运到有形归无迹”为目的,就是说在练功的时候集中思想,排除杂念,以意领气,以气促力,内外合一,从而达到调动人体内在潜力的目的,用心理学的理论分析,也就是要求必须抑制紧张情绪,消除一切不利的心理因素,使之处于心境安定、肌肉松弛、呼吸匀畅的觉醒状态。此时正是大脑皮层的显意识受到广泛抑制,导致减少外来传入信息的干扰,达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和心无所思的意境。在这种状态下潜意识才能被激发出来并得以发挥,这就是心理学术语“意识引导”的体现。相反练功中所忌讳的气浮气逆,有形无意,也是一种心理活动,是因为心情紧张,或呼吸不得法所造成的。练功前强调放松入静,就是为了消除这种不良的心理状态。

拳术中的“势断气连”、“形断意连”就是说动作虽然告一段落,但是内心活动并没有停止,通过眼神、气势等心理活动将下面的动作连接起来了。中国武术就是要求自我调节,要求做到“山崩于前而不乱”,胸怀若谷,大气磅礴。在心理上要有战胜一切的气概。这其实就是心理学中常讲的“暗示”,暗示虽然是一种心理作用,但它可以作为信号刺激物引起机体的生理活动反应。暗示在体育运动中有很大的意义,日本运动心理学者松田岩男认为,心理暗示对提高运动员的训练意愿和发挥身心潜力具有巨大效应。

一些发达国家体育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表明,心理训练是优秀选手现代训练的重要环节之一。主张进行身体训练的同时,附加心理训练,采用催眠术、自我控制法、模拟法来改善训练效果,提高心理品质。中国武术内外兼修的练功方法与其相似。只是中国武术更强调自我调节。其实传统武术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许多心理训练的手段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全面性与科学性都已达较高水平,只是在表象和表述方面与现代心理学的术语不同而已。科学的训练方法不仅是迅速提高武术运动水平的重要条件,其中一些方法还对其它体育项目的训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2.2 武术中的力学原理

中华武术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勇毅,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内容,武术能够进入科学范畴主要体现在“力”与“气”的结合上,二者虽然不能与物理学概念上的力与气完全等同,但却有其相通之处。现在研究已经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许多学科上证明其有严谨的科学性。

武术中的力学原理非常丰富,不理解其中的奥妙,常使人们对武术中的技击方法产生一种神秘感。不少学者从运动生物力学角度对武术加以宏观审视,使得武术传统理论在整体上更加符合现代科学观点的诠释。武术中各种复杂的动作从形式上看,都是人体机械运动的表现形式,而技击则是两个人的力的较量。传统武术以技击为根本,在武术运动和技击中,运动员自身或技击双方都处于运动状态中,根据力学原理,任何运动的产生或速度的改变,都是力作用的结果。在技击中常用的有以下几种:(1)向心力,利用身躯重心为轴,正反旋转下沉并发力。(2)离心力,是由圆心旋转向圆周上发出的力。(3)杠杆力,是控制力点和力矩的一种力。(4)剪切力,是两个相反方向同时作用的力。

虽然以上这些力比较抽象,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只有把它们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在技击中发挥最大的力量,从而表现出武术将物理学中“刚体”的力有机转化为武术特有的“柔体”形式的力。中国武术在实战技击中之所以有令人敬畏的效用,其奥妙就在于力的巧妙运用。如何把人体内力最大限度和最有效地转化为外力发放出来,才是中国武术研究的根本和精髓所在。深入了解武术与科学的关系,可促使人们以一种更科学、更理性的思维看待武术。武术是一项与其他科学高度融合的文化现象,融合后的武术具备了广泛的社会适应和发展潜质。武术需要科学,这一点无可否认,随着人们对武术科学性认识的加深,有关武术神秘性中的玄虚成分自然会寿终正寝。因为科学可以认识一切,解释万物,神秘和非科学事物自然也就无处藏身。

3 孤岛中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武术如何才能真正走出孤岛,走向人间,我们该如何使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良性传承及发展下去?笔者认为传统武术深奥的理论、特殊的传承方式和丰富的文化背景构成了其神秘性特征,武术的神秘性对其本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口传”的传承模式更是不断塑造着传统武术的神秘。“飞檐走壁”、“点穴”、“内功”等功夫更是让人们对武术顶礼膜拜。武侠文学与武术影视的艺术化、夸张化传播,使武术功夫产生“光电”效应而迅速传播。武术在人们的追捧中不断传播,然而我们无法否认这种传播是非常表层的,有时也会阻碍它的发展。

那么抛开传统武术的神秘性使其全部科学化,是否是传统武术传承发展的出路呢?传统武术经过历代的发展,已经在国人心中成为一种情结,这种文化情结是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在神秘性与科学性中作一取舍可以解决的,所以对于武术的神秘性与科学性我们都要正确的认识,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传统武术文化的精华逐渐丧失;而另一方面,某些传统的糟粕、封建腐朽没落的因素反而愈演愈烈,门户之见、宗派主义、封建迷信等武术文化的糟粕部分又出现在武术活动的圈子里;还有一些人,把传统武术文化视为绝对权威,不愿使其有所改变。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虽然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会随环境时间的改变而变化。它的选择机制将在这种变迁中吐故纳新,以显示其时代特征,我们要对中国武(下转第10页)(上接第7页)术中的一些神秘的“糟粕”大胆剔除,对其中朴实的“精华”要加以科学继承。当然,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在探索科学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既要克服人们偏见所带来的影响,又要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来说明验证,这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传统武术的传承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一定程度的脱节,尤其是传统武术对于科学研究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科学的应用,但是这毕竟是人类智慧的一部分,也同时提醒人们,在科学飞跃发展的今天,要取得更大的突破,我们首先要去掉保守的思想,勇于探索,敢于证实一切。如果人们真正的认识了武术的真谛,那么其中的迷信及伪科学成分必然会被识破铲除。

中国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武术必须要在现代化的科学性与传统文化的神秘性之间找一种平衡,才能更好得传承发展下去。

摘要：中国武术和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经济浪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难逃“孤岛”命运。文章采用文献研究和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传统武术神秘性与科学性的分析,提出保持必要的神秘感,是驱动人们习武的动力源。科学地修正神秘,还原真实的武术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武术发展的根本。

关键词：孤岛,神秘性,科学性,传承发展,复兴

参考文献

[1]陈青.喧嚣与孤独——试论竞技武术的困境[J].搏击·武术科学,2006(7).

[2]王岗.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自尊[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3]陈青.形而下的武术[J].搏击·武术科学,2009(10).

[4]黄红田.析传统武术的神秘性[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8(4).

中国传统科学 篇9

中国传统文化发源于古代, 经过历代的扬弃与充实, 由我们的先辈代代传承下来, 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沉淀, 它的精髓形成了某些固定的程式观念、习俗, 乃至某些审美趣味, 价值取向, 思维方式和信仰模式。“文化传统并非仅仅滞留于博物馆的陈列品和图书馆的线装书之间。它还活跃在今人和未来人的实践当中, 并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改变自己。”[1]文化发端于人为使自己包括个体与群体在内更臻于完善所做的努力, 发端于人对真、善、美即知识、理性、感情执着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先辈的“价值取向”、“信仰模式”、“求真”、“尚善”、“尚美”的体现, 是贯穿我们中华民族过去、现在与将来的精神力量。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真精神

“追求真理, 获取真知 (知识) 不仅是个体活动的重要方面, 而且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人类生活的不同阶段, 人们都在追求真知。”[2]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对真理的理解就是“道”和“理”。老子以道为自然的法则, 荀子则尝言物之理, 韩非子吸收了这两种观点, 并有进一步的发展:“道者, 万物之所然也, 万物之所稽也。理者, 成物之文也。物有理, 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 万物各异理, 而道尽稽万物之理。”[3]这里所说的道和理, 都是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中的法则, 也就是指客观真理。后来, 继承先秦这一真理的意义, 并且加以应用或发挥的是王充的“事莫名与有效, 论莫定于有证”, 方以智的“藏知于物”、“知至而以知还物”, 戴东原的“不谬之谓得理, 疑谬之谓失理”。[4]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真理, 简单地说就是“行”的真理, 或道德实践的真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追求真理, 获取真知是与先辈们求真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农氏识药性“尝百草”, 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 玄奘“宁可西进而死, 绝不东归而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追求真理与先辈们对“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孔子的“知天命”、孟子“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也。”和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易传?文言》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精湛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时”;[5]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认为“以类合之, 天人一也”;两宋时期, 张载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 认为儒者“因明至城, 因城至明, 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 得天而未始遗人”。[6]天人合一问题, 就其理论实质而言, 就是我们先辈们追求人与自然统一的问题, 是我们先辈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表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追求真理, 追求事实的求真精神还表现在中国史家们以秉笔直书为荣, 曲笔为耻, 为了直书, 不避强御, 不畏风险, 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高风亮节和事实求是精神。

2 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求真精神的关系

科学是一种现代文化, 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同时, 科学又是传统文化的发展, 把科学和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人们在科学实践、探索和科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 形成执着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 它以理性的思维去分析解决问题, 是求真求实, 其基本内涵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7]科学精神包括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实验验证的求实精神、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中的求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它是传统文化中追求真理 (真知) 的求真精神延续与发展。“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体现, 包括两大方面, 一是科学文化的精神, 二是人文文化的精神。前者追求的是至真, 突出地体现在探索和揭示客观世界基本规律, 追求客观真理的精神, 而后者更着眼于至善和至美。所以说科学孜孜以求的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真、善、美的统一, 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和谐美好人类社会的构建。其中的科学精神, 指的就是求真、唯实地探索真理的精神”。[8]

3 当代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

一个民族要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要在高科技技术的发展中积极竞争, 二要在全民族中倡导科学精神, 我国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就更需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

3.1 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素质。

“没有科学素质的提高, 就不会有强烈的科学意识、科学观念, 就不可能有旺盛的求知欲和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密切关注, 也就不可能有不断学习、勤奋学习的动力。”[9]科学素质包括科学能力, 科学意识、科学品质。

3.1.1 培养大学生的科学能力。

科学能力是人的诸多能力中的一种, 它是科学素质的核心。一是学习、获取已有科学知识的能力。这一能力是人们在学习已有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主要有实验能力 (包括观察能力) 、思维能力、理解能力、自学能力、创造能力、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二是进行科学研究、探索新科学知识的能力, 即创新能力。这一能力是具有更高要求的综合能力, 它是在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过程中已形成了各种能力后, 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去解决新问题或探索新知识能力。所以, 科学能力就是要求我们一要有获取有效地科学知识的能力, 二要有创新的能力。同时, 这两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科学精神的内涵所要求的。

3.1.2 提高大学生的科学意识。

科学意识是科学素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也是培养科学精神的先决条件。因为一个人有无科学精神, 首先得看是否有科学意识。所以当代大学生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 用科学的态度指导自己做好每一件事。“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 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现代国际间的竞争, 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10]通过不断提高科学意识, 为培养科学精神打下坚实的基础。

3.1.3 提升大学生的科学品质。

科学品质的主要内容是心理学上所说的“非智力因素”。因为, 这些品质起着增强学习过程中驱动力的作用, 又对人们学习科学具有控制调节作用, 所以, 我们把这些品质称为科学品质。科学品质主要包括兴趣、情感、意志、作风、态度、精神等方面。良好的科学品质能使人们乐于参与科学学习及实践活动并从中得到乐趣和满足, 能使人们有坚强的意志, 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自制力, 能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谦虚谨慎和勤奋努力的科学精神。良好的科学品质使人们的科学素质更加完整, 也使人们科学精神的培养更具有可行性。

3.2 培养大学生的科学创造能力。

青年时代, 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黄金时代。世界科技发展的一些重大突破, 往往是由年轻人搞出来的。大学生一般都在二十岁左右, 是人类思维创新活动的最好年龄。这时期不但思维敏捷, 精力旺盛, 而且对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掌握也最为快捷, 又最少包袱, 敢想敢干, 再加上其它的有利条件, 因此出现新的发现, 新的创造相对容易。为此, 学校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的动手操作和科技创造活动, 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设备、资金、场所, 让学生主动动手探索科学的奥秘;学校还应该发现和挖掘有小创造小发明才能的学生, 对他们所提出的切实可行并有现实意义的发明方案给予充分肯定及支持, 并组织专家、教授给予指导, 为学生提供一个向他人展示自己想法的舞台;学校应制定奖励制度, 专门对做出创造发明的学生进行奖励, 激励学生不断创新。

3.3 培养大学生的探索精神。

当代大学生, 作为社会宝贵的财富, 有着大学生应有的骄傲。然而大多数大学生生活在物质丰厚的家庭里, 缺乏奋斗精神, 知难而退, 遇挫而废、贪图享乐, 追求个性。为此, 要解决大多数大学生的这些问题, 培养他们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首先要给大学生介绍大量的科学家创造的发明故事, 使大学生从中领悟每一个真理的产生都必须建立在艰苦勤劳动的基础上, 进而以科学家们为榜样, 在心中树立勇于探索的精神, 并且用这种精神去支撑自己的科学创新活动;其次实施挫折教育, 让在困难面前畏首畏尾的大学生坚强起来, 不怕失败, 不怕别人嘲讽, 艰苦奋斗, 顽强拼搏, 增强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后要对有创造发明成果的大学生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 支持他们进行再创造活动。对创造失败的大学生, 不能冷落, 要帮助他们树立自信, 鼓励他们在失败面前站起来, 失败多少次, 就爬起来多少次, 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 一如既往地追求真理, 走向成功。

3.4 营造浓厚的校园科学文化氛围。

校园是大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地方, 一个校园内的科学文化氛围是否浓厚, 其直接关系到他们对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为此, 首先, 学校可以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 积极支持大学生的创造发明活动, 对创造失败的大学生, 不应冷嘲热讽, 要给予安慰、鼓励和信心。其次, 学校还可以通过大力开展学科学的团体活动, 举办科技节、科普讲座、科学知识竞赛、科学知识辩论赛、科技周、科技月等多种科学文化活动, 并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其中, 使其受到浓厚的校园科学文化氛围的陶冶, 丰富自己的科学知识, 培养自己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再现它的辉煌, 中国传统文化也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为此, 当代大学生要继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 学习其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 培养科学精神, 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

参考文献

[1]张岱平、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徐辉.传统文化的价值去向——追求真善美[J].中华文化论.1996.

[3]韦政通.中国的智慧[M],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4]李峰.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养[J].常熟高专学报:2002 (6) .

[5]陈佳洱.科学精神就是求真唯实的探索精神[J].北京科技报:2005年01月05日.

[6]陈至立.深刻变革中的高等教育.在“98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的发言.

中国传统科学 篇10

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农、医、天、算”, 实际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技术观。虽然如此, 但也决不会有损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 是由它内在的特色所决定的,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所致, 无必然之由可以追问。因此, 就中国古代而言, STS的问题变为TS问题。而技术在中国古代并未在社会向度得到体制性的强有力的支撑。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技术曾经辉煌却不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技术的价值本性和伦理问题, 中国古代可以提供的只是一些思想资源。

一、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STS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 其支点在于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体制。默顿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把握了科学技术的这个如此主要维度。“这种观点就是, 近代科学除了是一种带有独特规范框架的‘社会体制’。它同其他某些社会体制有部分共同点, 而与另一些社会体制则有着紧张的冲突”[1]。

本—戴维 (Joseph Ben—David) 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表现有精辟的论断, “……体制化有如下的意思: (1) 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 它是因其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 (2) 存在着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中的行为的规范, 其管理方式适于该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有别其他活动的自主性; (3) 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特定活动的社会规范。社会体制就是一种已按上述几点体制化了的活动”[3]。科学技术作为体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科学技术因其社会功能而具备体制化价值;科学技术有着社会互动的机制;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有其独特的规范结构, 它同互动机制有机地支撑着这一体制的自主性。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 或者说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就是满足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而这种需要始终贯穿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可是, 到了近代, 西方才从社会向度上把这种需要的满足规定为科学技术的功能。正如齐曼 (John Ziman) 所言:“现代对科学的要求是实用和对社会负责。”[4]贝尔纳 (Bernal, 1901-1971年) 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归纳为:“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 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 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 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 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5]科学技术不仅满足社会的需要,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本身还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乃至主要前进动力, 即科学技术是社会体制的命脉。

科学技术社会体制是凭借科学家、技术家组成的共同体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社会结构, 由科学技术共同体、社团和交往等三个要素组成,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科学与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标志。默顿提出:“如同人们时常所注意到的情况那样, 在对有着非常多的智力巨人出现的时期进行思考时, 待解释的现象‘也许并不是超凡的自然才能的倍增, 而且超凡才能在有关的几种职业上的集中’……各种社会学状况的结合……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 在此之上可以研究这样一些社会学因素, 它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注目的发展, 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1]社会学研究表明,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促使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结成社团来巩固和发展共同体, 从而进一步发挥社会体制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益和健康的有用发明, 才能有效地发展自然实验哲学……这项工作最好由有资格研究此种学问的有发明天才和有学问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来进行。他们将以此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 并组成拥有一切正当特权和豁免权的正式学会”[5]。

在科学技术共同体中, 尤其通过社团组织、社会互动来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体系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它是‘科学方法’的心脏”[4]。科学交流的方式有通信、发表著述、讨论会、非正式讨论等。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明确地指出,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有别于其他社会体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而这维系于它本身所特有的一套规范。他把这种规范结构称之为“科学精神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1]。

如前所述, 断裂中国古代技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体制化的保证, 主要症结在于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在物质向度的保障基本上仰赖于社会和平安定、风调雨顺以及政治上清明。技术仅作为辅助手段。据《考工记》, 春秋时代, “百工”被列为“国有六职”之中, “审曲面势, 以饬五材, 以辨民器, 谓之百工。”“国有六职, 百工与居一焉。” (《考工记》) “百工”及其代表的技术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江河日下。晚清学者指出, 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社会漠视技术, “古时劝百工之法。日省月试, 既禀称事, 曲台基著于九经, 自《周礼·冬官》经乱而逸, 以《考工》一记补之, 自汉以来渐亡。古制百工居市, 间有专习。高曾规矩, 日蔽日窳;聪明才智之人, 夷诸贱隶, 亦遂无能克自振拔者, 皆国家无疑劝之故也”[10]。

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是不受社会重视的, 相对而言也就没有社会体制化的价值可言了;科学技术没有形成社会体制, 相对而言科学技术不能持续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如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设立过的官方天文学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中, 几千年来, 皇家天文学机构一直是朝廷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一传统, 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 甚至更早……到了周代, 皇家天文学机构及其职官, 都已颇具规模, 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名称及其首脑的官职名称, 历代屡有变动……但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地位和性质, 确实是自《周礼》以下一脉相承, 垂数千年而不变”[11]。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其机体在于共同体和社团组织。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却是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最为关键的是, 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天象观察和历法制定的技术活动完全出于服务于皇家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为使命。如此, 皇家天文学机构就不是技术性质的机构, 而是政治与社会的机构。同时, 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拒斥普遍性, 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古代天文的机括是维护王权。“所以, 天学在中国古代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必须由王家垄断”[11]。“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严申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连收藏天文图书或有关的仪器, 都可能被判徒刑乃至死罪”[11]。

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中, 书院制度可以成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重要制度思想资源。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特点是研究与教育相结合, 采取学者讲学, 师生共同研讨切磋的方式, 其性质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私学。书院制度始于唐, 盛于宋。“宋初, 天下渐定, 学习风气日盛, 又因佛教禅林教学制度的影响, 一些学者便选择山林僻静处办起了专以收徒讲学为业的书院”。 “南宋时代, 官学和科举的弊病日益暴露, 一般士人苦于没有一个能比较自由地授受研究学问的场所, 因而对专事讲学, 可以参加科举为目的书院产生了好感;又由于理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和以理学家为主的一批著名学者的大力提倡, 书院又发达起来了”[14]。到了晚清, 随着西学尤其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制度传入中国, 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教学研究内容的书院——“格致书院”。 “格致书院是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与一体的特殊机构”[10]。“科学仪器的展览, 科学讲座的举办, 科学人才的荟萃, 使格致书院成为当时中国少见的展示西方科学技术的窗口”[10]。相比较而言, “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胚芽。同时, 也沿用了书院制度, 即书院制度所具有的特征, 可以和西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进行汇通或对接。

二、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从社会体制的维度展开, 如杜威对培根在西方科学与技术最初实现社会体制化的过程中表明的那样:“新论理的任务是保获心意使它不自相矛盾, 教它忍耐持久地去学习事实中无限的差别性和特殊性, 教它在知识方面顺从自然, 以便在实践中支配自然——这就是学问的新论理——新工具或器官的意义, 这名称显然是为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而起的。这名称还包含其他重要的反对思想。亚里士多德以为理性是可与合理的真理独自结合的。他所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那句名言的反面是, 性灵不是动物的、人类的, 也不是政治的。它是神圣地独一无二、无所不包的……培根确实可以算作从实用见地看知识的一个先觉。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他在知识的追求和归宿中怎样地注意社会的因素, 便可以免掉许多误解。”[17]“用培根的话来讲, 我们虽在用科学支配系统地、优越地运用到人类地位的改进上去。这种运用虽亦不少, 但都是偶然的、分散的和表面的。这个限制规定了现今哲学改造的特殊问题。因为它注意在社会的缺陷。”[1]如此,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根本的在于其社会体制化。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无疑首先要去追求对于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了。

社会功利是科学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最主要动力和机制, 而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体制, 更凸显以功利为主的价值取向。“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1]。“正是对科学价值的这种肯定性评价——一种逐渐变得日益起促进作用的评价——引导着更多的人们去从事科学。对科学的注意力的这种提高——这在有关职业兴起转移的数据中得到反映——至少是科学在这个世纪后半叶获得加速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不是一个充分原因的话”[1]。这“社会价值”也就是功利价值。“在十七世纪, 对于科学的功利性时常提出有些过分的要求, 那主要是科学的体制化的前奏”[1]。巴伯在其《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指出, 出于他们本身对科学的忠诚, 业余爱好者协会显示了功利主义的倾向, 这是近代科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沃恩斯坦说道:“他们自己关心家常兴趣之事物, 例如贸易、商务、工具和机械, 并且试图以科学之光来改善日常的生活。”[22]

与之功利社会价值有着天然联系的科学技术是在依靠社会体制为工具来促进社会进步。巴萨拉 (George Basalla) 认为, “技术进步”的核心是追求社会进步。“文艺复兴以来, 给技术的性质和影响的思索定调的技术进步概念是以六大推论做基础的。第一, 技术革新毫无疑义对变化中的人造物的改进有显著的贡献;第二, 技术的进步直接有助于我们物质、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改善, 从而加速了文明的发展;第三, 技术上的进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进步可以毫不含糊地用速度、效率、能量或其他一些量化标准来衡量;第四, 技术变革的源头、方向和影响都完全是在人类控制之中的;第五, 技术征服了自然界并迫使其为人类目的服务;第六, 技术和文化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巅峰状态”[23]。

但是,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在它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是否有悖于其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蔡尔德 (Gordon Childe) 引用史前社会发展表明, 其负面效应仅是社会进步中的“非正常现象”。 蔡尔德认为他已发现了技术变革与人口增长之间关联的无懈可击的证据。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事件中即有这类明证。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 描绘英国人口增长的曲线直线上扬;这一发展被蔡尔德用风行一时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即历史学家称为工业革命的那些东西做参考而解释它。在蔡尔德看来, 历史上关于工业化的益处和坏处的辩论, 最终可以通过谈到它的客观标准来解决。他总结说工业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因为它对给自己影响最大的物质——智人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便利[23]。这也是科学技术以社会体制为工具对社会的价值取向始终追求社会功利, 追求促进社会进步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 其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以价值为核心的, 尤其是“义利之辨”。中国传统哲学取向重义轻利, 这种倾向成为阻碍技术社会体制化的最主要障碍。以儒家为例, 儒家尤其轻利重义甚至于弃利, 视义利如风牛马不相及的事。“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宪问》)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义之所在, 不倾于权, 不顾其利。” (《荀子·荣辱》) 不可否认, 重义轻利本身是合理性的, 也是必要的, 表征着人类美好而又崇尚道德情操, 可视为超越经验的伦理。可是, 把义与利完全地对立起来, 并一棒子打死, 视其社会功利为洪水猛兽, 自然地不仅舍弃了“利”自身所有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对“义”有着有益的必要的互补和互助的关系, 而且也阻碍了技术社会体制化。

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以其固有的保守性的特征而断裂技术社会体制化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守成和稳定。“孔子曰:‘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继, 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 即当时之现代化。夏商周三代, 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继周而起者, 但又知其仍必因于周, 而亦不能无损益, 秦汉以下是已。所因少, 则传统弱, 而不能常。如秦, 如汉, 如三国魏晋, 以下如隋, 如五代, 皆是也。所因多, 则传统强, 而能常。如两汉, 如唐, 如宋, 如明是也”[25]。社会历史倚重于传统。虽然晚清思想家已初步认知西方科学技术所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 但仅仅停留在认知上而已。

摘要：从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维度考量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中国传统文化漠视技术, 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从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向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阻碍了技术社会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其对人文、伦理的关怀以及“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 对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科学 篇11

关键词：传统语文教学；科学成分；弊端

一、传统语文教学的科学成分

传统语文教学有许多可取的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值得我们传承。总的来说，传统语文教学的科学成分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汉语的特点，提高教学效率。（1）根据汉语的语言特点编写教材，提高教学效率。由于汉语中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而且又具有极其稳定的形态，所以能形成音节数相等的整齐结构，容易押韵。所以，从古代直到民国初年，大多数的基础教材多是整齐并押韵的。如《三字经》中两千多个汉字，都采用三字结构，结构简单，六字一押韵，富有节奏感，既容易诵读，也容易记忆。这本启蒙教材可以认为是传统语文入门教学的经验总结。（2）根据汉语的语言特点安排基础训练，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传统语文教学中的“属对”，俗称对对子，是一种根据汉语的语言特点安排的语文基础训练，易于操作，综合性较强。在教学中，教师说上句，学生对下句，从简单的一个字开始训练，到两个字，三个字，直至长达十多字的句子。这当中，涉及了事物概念、词性、语言结构、音调平仄等问题，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语言基础训练。如教师说“大”，学生对“小”，通过训练，学生可以掌握不同的事物概念；用“蓝天”对“白云”，这是用一个偏正短语对一个偏正短语，用“读书”对“写字”，用一个动宾短语对一个动宾短语，让学生在训练中掌握语言结构形式；用“山河”对“大地”，两个平声对两个仄声，让学生掌握音调平仄。由此可见，这种传统的语文教学练习，把词性、短语结构、声调等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从浅到深，由易到难。这样循序渐进的训练，既夯实了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又训练了学生的灵活思维，对提高学生语文综合能力起到重要作用。

2.传统语文教学从语文工具性着眼，合理开展教学。（1）强调多读和熟读，重视语感培养。要想掌握好、运用好语文这个工具，首先要有丰富的材料。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谓是对多读书的最好诠释。多读，自然能积累丰富的语言材料，自然能获得谋篇布局的写作经验以及前人的思想精髓，这无疑对培养语感、形成个人思想、促进写作能力有重大作用。古人还强调熟读，《三国志·魏志》中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可见古人认识到学习语文、熟读文章是理解的关键。而且，古代学堂特别重视诵和背，课堂教学就采用诵读教学形式，教师不需要对教材作过多的分析和讲解，只要求学生大声诵读，读出节奏，读出韵味，然后背诵下来，自然而然地就读懂文章的含义，读出作者的思想。“读”是对文章内容理解和情感体验的最直接手段，是培养学生语感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熟读与背诵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贮存知识，而最终目的则是提高自身语文素养。（2）强调读写结合，重视运用。“语文教学的理论，无论说得如何高深莫测，归根到底，无非是帮助学生学会读书，学会作文，学会听话和说话，从而获得一种可以终身受益的能力。”“多读多写”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传统语文教学经验。“熟读唐诗三百篇，不会作诗也会吟”，古人把读书的作用直接指向“写”，强调读写结合，深刻认识到广泛读书的目的，就是熟练并掌握运用语言文字。传统语文教学不仅提倡要多写文章，而且还强调要多改文章。我国古代的文人学者历来重视文章修改，讲究炼字。同时，修改是提高文章质量的重要一环，更是提升写作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

3.传统语文教学重视学生的思考能力，认识到思考是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体现。“传统语文教学重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重视学生自身能力提升的方法指导。”孔子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学”就是占有知识材料，“思”就是对知识材料进行独立的分析理解。要使一个人成才，就必须通过培养，使其既善于占有资料，又勤于对资料进行独立的思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其思考后仍不得要领时再开导他，在学生想表达自己思想而苦于说不出来的时候再启发他说出来。让学生思考在前，教师引导在后。古人还说“教学相长”，提倡学生和教师互相“问难”，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其实，这些都是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的优秀经验，是应该继续传承和发扬的精华之所在。

二、传统语文教学的弊端

但也应该看到，传统语文教学因部分教育理念较落后，致使不能与时俱进的教学内容以及不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教学方法已影响了语文教学本身的发展，不能较好地实现对学生语言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综合培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主要有以下弊端：

1.人文性的弱化。我国在19世纪以前，语文几乎和政治伦理教育并为一家，没有独立成学科。从语文教学的角度看，这种教育尊崇的是所谓“义理”，也就是“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传道，学生学道，就形成了“训诲—驯化型”式的教学。20世纪初叶，语文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此时的语文教学在革新“训诲—驯化型”的教学基础上，发展了“传授”的因素，并重视学生的接受，认为通过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经过反复训练可以提高学生读、写、听、说的能力，形成了现代“传授型”教学的传统。这种语文教学观念更多地把学生看成“容器”，使学生必须接受传授者所传授的一切。以知识为权威，要求学生听说读写必循语文知识的规范，亦步亦趋。语文教学成了这种框架下的唯一工具，而丢掉了语文首要的本质属性——人文性。于是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教师的引导作用就是传道授业，学生要学习的似乎不是作者的作品，而是教师对作品的理解分析，让作者和学生都在教师的“学术权威”面前俯首贴耳。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语文课堂教学对学生实行知识的专制，学生失去了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作为人的独立性，创造能力被极大地扼杀。

2.口语训练的忽视。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诵读，但诵读终究不能替代口语训练。诵读，究其根本，还是书面表达的辅助训练方式。而口语能力是直接影响现代人们社会交际、情感交流、文化沟通的重要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对于口语能力薄弱不以为意，还没有看到口语能力和书面能力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口语能力不足对于现代化生活、现代化工作的不良影响。”我们应该看到，现在有许多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是不足的，他们往往在走出校园后，靠社会工作与交际来弥补本该在学校就应完成的能力训练，当然其中还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传统语文教学中口语训练的缺少，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发展。

3.选本形式的局限。“语文课的课程体系不是学科性的，整个教学主要不是引导学生对某个学科对象的认识。所以，语文课程的教学体系不可能像物理、数学等课程一样直接依靠本学科的知识系统来支撑，通常采取的是文选式的安排。”文选教材在我国已有1500年的使用历史，这充分说明文选教材是有生命力的。传统的语文教学选择少数优秀作品作为示范，精读细讲，举一反三。但选本教学形式也有其弊端：一方面，选本内容多为抒情散文、古现代小说、政论文、文艺评论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书信、说明文、读书笔记、调查报告却很少选取。另一方面，选本教学形式局限于语文教学。绝对正统的课本教育，知识传授仅限于课本，即就课论课。而广阔的社会天地，强大的信息资源，蕴含着丰富的语文教学内容，却被拒之于课堂门外。

总之，传统的语文教学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需要教师立足于时代发展，在源远流长的传统语文教育中汲取营养，探索创新出能够实现陶冶性情、张扬个性、建构精神的现代语文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定远.中学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教育思想精粹[M].北京：语文出版社，l99l.

[2]夏德燕.新课程背景下对传统语文教育经验与教训的再认识[D].许昌：许昌学院，2009.

[3]沈妍.曾国藩写作教育思想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1.

[4]刘大为.语文教学中的语言知识问题[J].太原：语文教学通讯，2005（4）.

中国传统科学 篇12

科学化程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代化的标志, “科普”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过程。在西藏, 是面临的时代话题, 宗教文化是西藏历史性的特征。促进西藏以宗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以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和谐发展, 有关西藏未来的发展。

1 科学传播与宗教传统

1.1 科学传播

最早提出“科学传播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概念的是英国学者贝尔纳, 其在代表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中, 他认为科学传播承担着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 促进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二是, 科学教育以及科普工作的需要。[1]虽然没有对“科学传播”进行明确定义, 但是指明了一个可以切入的角度。“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2]科学传播的内容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等信息。其研究范畴包括农业、医学、军事、工业等方方面面, 渗透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科学传播最初主要是科学类期刊杂志等出版物形式, 信息的传者与受者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 使科学传播在形式和受众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使原来仅限于上层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流逐步向大众层面延伸。

1.2 宗教传统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命题, 指明了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 同时也暗含了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差异性, 甚至是冲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用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 是“颠倒了的世界观”。[3]宗教以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指引下, 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和日常行为。尤其是在全民信教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 宗教信仰可能直接导致对科学的排斥。如果认为“科学”是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现象, 那么有很多信众坚信“宗教既是科学”。宗教的长期存在, 也将直接导致宗教传统影响的长期存在。

2 科学传播与西藏宗教传统的冲突性与调适性表现

浓厚的宗教传统影响着藏族民众的日常生活。西藏宗教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信仰观念、崇拜对象、生活方式以及习俗等方面[4], 涉及到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领域。引导西藏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 是当下各界谈论的热点问题。通过对科学传播与宗教文化传播的冲突性与可调适性分析, 将有利于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探索。

2.1 经济领域

西藏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地区, 藏族民众在佛事活动上的花费占家庭支出的很大比例。2014年7月, 通过对拉萨堆龙德庆县的田野调查可知, 每户家庭用于礼佛费用大约占到家庭费用总支出的10%~20%。政府所发放的补助、救济资金很多流入了寺院等佛事场所, 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市场经济, 鼓励资金流入市场有比较大冲突。另外, 佛教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也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竞争理念相对立。长期以来, 藏传佛教的信徒, 深信自己今生的贫富由前生的因缘所致, 消弱了劳动的积极性和改变自身命运的主动性。伴随着国家扶持力度的增加, 很多民众养成了“靠、要、等”的心理, 进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藏族的宗教信仰中, 对与人们生活密切的山、水十分崇拜。有“神山圣水”的说法, 以及“敬山敬水”的传统, 这对于发展生态经济是十分有利的。西藏之所以直到现在, 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完好, 和宗教文化的积极作用有很大关系。生态经济正是科学传播的核心信息之一。不论是在国内的传播场域还是对外传播场域, “生态西藏”是精心打造的西藏形象之一。

2.2 政治领域

在政治领域, 突出表现为随着宗教的发展而逐步确立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是经过了政教的较量、教派的争斗等社会发展中经常发生的事件。“最后, 一部分宗教上层分子变成了一批占有大量土地、牧场、牲畜, 力量强大的地主阶级分子。这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得以形成的阶级基础。”[5]西藏废除农奴制度之前, 权力始终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 掌握宗教封建特权, 广大的藏族民众始终没拥有过民主权利。直至西藏和平解放, 废除农奴制度, 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我国坚持“政教分离”原则, 规定宗教不得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西藏的民主改革, 社会主义发展是大势所趋。然而, 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其宗教领袖地位企图分裂中国, 恢复政教合一的制度和权力, 实属逆历史潮流而行。

在历史的长河中, 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事物总会展现出它的生命力。例如西藏现代化法制建设的推进, 用事实说明宗教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相适应。正如, 纪录片《西藏一年》所真实再现, 饭店经理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帮助其汉族朋友用法来维权, 依法治国的阳光已然渗透到西藏广阔的土地。在政治领域, 藏族群众法治观念的树立、维权意识的增强、民主权利的使用, 正是社会科学传播源源不断的素材。

2.3 文化领域

著名的作家、社会评论家龙应台曾说:“日子怎么过, 就是文化”, 文化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了婚、丧、嫁、娶的传统习俗, 也包括了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行为方式。这也是科学传播与宗教传统矛盾最激烈的部分。在纪录片《西藏一年》中, 乡村医生拉姆运用医药给其他百姓治病, 同时, 自身也患胃病, 祈求活佛的加持来去除病患。在西藏很多地区, 直到现在也存在请法师“吐口水”来驱散病魔的方式来治病的情况。这样不但不能有效的医病, 还有可能造成病菌的交叉感染。从本质上来说, 科学是指符合事物发展的物质规律, 是唯物的。而宗教中的规律, 很大程度是唯心的。

西藏宗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有其合理的成分。藏族民众保护动物的意识普遍比较强, 这有效地维护了生态平衡;禁止妇女不戴围裙或头巾穿行于田间地头, 以免触怒主宰神灵而得不到秋天的丰收, 这在高原地区, 有效地阻挡了阳光对皮肤的伤害。不可否认, 宗教导致陋习还很多, 这对于科学来说是传播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 也是科学传播所承担的重要职责。

3 正确认识西藏现代化建设中科学传播的作用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是任何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西藏地区谈现代化建设, 不能脱离其民族传统, 同时也要正确认识科学传播的作用影响。

3.1 个体形象的呈现作用

西藏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 甚至是世界各界关注的焦点, 处于舆论高地。如何展现真实的西藏, 是对外对内传播过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也是重点、难点所在。由于西藏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高原气候条件, 在科技领域的研究中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 需要科学传播对这些新特点做出说明和解释。在西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 也需要大众传播媒介从医学、农业、工业、科技、生态等各个角度来展现西藏的变化。把真实的西藏传达好, 让西藏发出正确的、真实的声音, 是传媒的责任。

3.2 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

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信息传播功能, 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提供信息。在“涵化作用”下, 受众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向有利于社会发展、个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方向进行转变。例如, 在《西藏一年》中, 冰雹法师肯定了青霉素的医用价值和大炮驱散冰雹的作用, 通过接受科学传播信息, 在衡量和对比中, 更新已有的知识和想法。宗教传统比起科学传播, 要早几个世纪, 但是, 科学传播的效果在西藏已经有所萌动。我国尊重各民族的信仰自由, 同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西藏的特殊语境下, 对藏族民众来说, 既要爱教也要爱国, 既要保护传统文化, 也要为现代文化打开一扇门。科学传播与宗教文化传播有可能也应该和谐发展, 能够求大同, 存小异。对于观念上的转变, 科学传播作为科普的主力军, 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3.3 民主权利的延伸作用

科学与民主,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同时两者也是相伴相生。科学自身的发展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 是规律性、系统性的知识。科学的发展, 最终服务也将是公民。科学信息以各种形式进行传播的过程中, 切实给民众带来的成果。除了可以迅速转变为生产力的技术外, 也有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改变的重要形式是提供可选择性, 让民众有选择性的、主动的改变自身的生活。从近几年在西藏拉萨、山南等地的田野调查结果中可知, 公民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在农牧区, 村民在看过电视等媒体所展现出来的各项政策、各种技术之后, 会主动向驻村工作队、村委会等部门来反应情况, 工作人员通过向上一级反应情况, 县政府、乡政府会安排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下乡培训、公开讲座, 来满足村民们的需求。

4 结论:构建西藏特色的现代化

西藏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是历史的要求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期盼。一方面, 必须认识到宗教文化是建设现代化西藏的现实基础, 是重要区情, 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现代化对于西藏来说, 意味着历史性的变革。讨论西藏现代化建设, 不是要斩断西藏所有的历史沉淀。藏族作为一个古老民族自古在雪域高原生息繁衍, 积累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 应当有“扬弃”的继承和发展。同时, 当科学叩响这个古老民族的大门, 也应该引导西藏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正确的认识西藏的宗教文化、传统文化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方式。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 同时也要尊重各个民族发展的个性, 这种个性基于文化的积累与沉淀。

摘要：科学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 与科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是文化现代性的话题, 也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宗教传统是西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梳理了科学传播的基本概念, 通过分析科学传播与西藏宗教传统的冲突性与可调适性, 探析科学传播在西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科学传播,宗教传统,现代化,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41.

[2]翟全杰.对科学传播概念的若干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8)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

[4]陈立明, 曹晓燕.西藏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0: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