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通用8篇）
中国传统学术 篇1
从“中学”到“国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
化路径
李春萍
2011-12-20 11:16:45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2期
内容摘要：本文以北京大学人文学科建制的发展为例，由“中学”到“国学”两个时期的学科化历程，梳理了清末民初学者于大学体制内保存中国传统学术的努力，以期阐明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体系作为一种知识格局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并探讨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制度之间存在的张力以及重建国学所面临的组织结构问题。
关键词：“中学”；“国学”；学科制度
作者简介：李春萍，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编审，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1)02-0038-16
近年里人文领域再次出现“国学热”，电视上有国学论坛，国学经典进入中小学，许多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出版以国学命名的学刊。国学向学科体制进军时遇到了困难——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自2007年多次向教育部申请设立本科国学专业，却都没有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按照现行的专业类型划分，横跨多个学科的国学专业难以归于任何门类。[1]关于国学专业的讨论，使其学科归属问题凸显出来。正如刘小枫所指出：“中西方的古典学问博大精深，但在如今的学科建制中却找不到地盘，甚至找不到一个恰切的学科名称。古典学问不按如今的文、史、哲划分学科，西方现代‘古典学’也不能涵盖西方的古典学问。如何为古典学问确立一个恰当的名称，使之在现代的大学体制中有一个落脚处，非常困难。”他“感到晚清以来中国学人面临的问题没完”。[2]
晚清以降，从京师大学堂的课程与教学活动开始，经过20世纪初的整理国故运动，中国传统学术在现代大学历经从“中学”到“国学”的学科化发展阶段，逐步被纳入文史哲各科之中。当时的有关讨论虽以学术为题，却往往超出大学范围而形成知识界广泛参与的思想论争，历史学界于此已有许多精深的研究；本文将回到大学体制内，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聚焦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化历程，由此探讨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
追溯中国人文学科体系的形成，应自京师大学堂建立。此为中国大学系统设置学科之始。①大学堂筹建时朝野中外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多有针对新式学堂“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者，管学大臣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以“学问宜分科”为原则将大学堂分为十科。“大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势不可当的扩张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含义，它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3]，大学堂办理者皆称参酌外国大学分科之科目。在确定大学堂最终格局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
《奏定大学堂章程》为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制订，仿照了日本分科大学体制：“日本国大学止文、法、医、格致、农、工六门，其商学即以法政学科内之商法统之，不立专门。又文科大学内有汉学科，分经学专修、史学专修、文学专修三类。又有宗教学，附入文科大学之哲学科、国文学科、汉学科、史学科内。今中国特立经学一门，又特立商科一门，故为八门。”[4]阿部洋称之为晚清“日本式”学校制度[5]，但其模版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制却是以法科、医科和工科先行，然后为文科、理科、农科[6]，章程于此改变可见其隐含的思想和态度。张之洞等称制订章程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立学宗旨坚持“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7]，体现出“中体西用”思想。
清末学界公共话语的重心之一在于“中学”与“西学”之争，“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8]。所谓“中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称，而“西学”却是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体系。“中学”与“西学”概念上的这种错位表明当时学界对于西方学术古今分离的失察，也显示出学者面对西方文化时的焦虑。“中体西用”说打破朱熹“体用不二”的观念，严复批评它如“牛体马用”般不合逻辑：“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貌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9]列文森指出了“中体西用”具有社会学意义而非哲学意义。[10]大学堂章程以此为宗旨，在知识与制度两方面既为保存中学建立了合法性，又为大面积引进西学提供空间；希冀以此中西兼容，也为中学与西学的并立埋下伏笔。张之洞苦心孤诣地设置了经学科大学，包括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春秋左传学门、春秋三传学门、周礼学门、仪礼学门、礼记学门、论语学门、孟子学门；文学科大学在万国史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之外设中国文学门和中国史学门，根据西方学科建制改造中国传统学问；他还在西学科目中点滴加入中学因素，如“政法之课程，乃是中西兼考，择善而从”[11]，医学科大学“若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皆宜参考中国至精之本”。在西学框架下保存中学的心态昭然若揭。
“中学”在大学体制中的合法性需予申辩，因此张之洞不厌其详地阐释作为“中学”象征的经学文学二科之科目，占各分科大学科目章三分之一篇幅，“观此二科之章程内，详定教授之细目及其研究法，肫肫焉不惜数千言”；涉及西学科目，一句话打发掉——“其余西学各名目，外国皆有成书，宜择译外国善本讲授”，而西学科目在章程中已呈压倒之势。
经学文学二科是张之洞最重视和“最得意之作”，亦为“其学术上所素娴者”；王国维却认为是“分科大学章程中最宜改善者”，根本之误“在缺哲学一科”，周秦以前之古典“为儒家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纯粹之哲学也”，其后诸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西洋之文学亦然”。经学、文学皆与哲学关系密切，由此他又提出“经学科大学与文学科大学不可分而为二”，“可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之各科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中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为其共同科目[12]。张之洞确实反对设立哲学科，曾在1902年奏折中称“不可讲泰西哲学”。[13]但在接受西学的分类体系上王国维与张之洞是一样的，将中国传统学问分别纳入西方大学的分科系统内。
设置经学科大学，张之洞的解释为“以精深经学列为专科，听人自择”，而“西国最重保存古学，亦系归专门者自行研究。古学之最可宝贵者无过经书，无识之徒，喜新蔑古，乐放纵而恶闲检，唯恐经书一日不废，真乃不知西学西法者也”。[14]张之洞以欧洲大学神学院为参照设立经科大学，王国维则批评经科大学之设背离大学堂学术“研究之本义”：
夫尊孔孟之道，莫若发明光大之。而发明光大之之道，又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今徒于形式上置经学于各分科大学之首，而不问内容之关系如何，断非所以尊之也。„„若我孔孟之说，则固非宗教而学说也，与一切他学均以研究而益明。而必欲独立一科以与极有关系之文学相隔绝，此则余所不解也。若为尊经之故，则置文学科于大学之首可耳，何必效西洋之神学科，以自外于学问者哉？[15]
王国维的思想超越颇为时人所重，却未如所期望的那样被当局者采择，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章程亦虚应故事而已，许多学科缺乏相应的教授以及必要设备，功课设置虽中西兼习但实际上偏重中学。为筹设分科大学，大学堂提出在章程规划的八科四十六门中先筹建五科十门，其中包括经科之尚书门、三礼学门、春秋左传门和文科之中国史学门、中国文学门。[16]1910年分科大学开学，学生多入经学文学二科。②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梁启超却批评史学因附属于经学，一直缺乏学科的独立意识。[17]大学堂师范科设置“中国史”和“本朝史”课程，所编讲义明显受到进化史观影响，编纂体例皆用章节体，如屠寄的《中国史讲义》尝试以进化论观点阐述中国历史、陈黻宸的《中国史讲义》述及一些新的史学观点、汪荣宝的《本朝史讲义》采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对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法。中国历史的教学与写作开始走向西学系统。
从“词章不足为学”到中国文学门，《奏定大学堂章程》给予“中国文学”一个专业的学科地位。通过分析“中国文学门”的修习科目，陈国球指出“文学”的学科规格在章程中渐渐显现，张之洞用心罗列“研究文学之要义”成为理解“文学”的模塑方式。他认为现今大学中文系不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与章程体现出张之洞的“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这一观念有关。[18]1910年成立的中国文学门更是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学科规格。
由此可见专业化的另一个根源“不是在于知识的内在发展规律，而是来自现代大学中特殊的组织结构”[19]，大学堂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学与中国史学的学科基础。但“文史不分”的传统学术格局还只是于形式上被打破，文、史两科比较彻底的分离在民国时期才得以实现[20]，对其发展影响更大的是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
二
民国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严复由大学堂末任总监督而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召集教员开会，“提议各科改良办法，议将经文两科合并，改名为国学科。各科科目亦均有更改，闻尤以法政科为最甚。盖国体变更，整体亦因之不同故也”。[21]严复的改革思路为：
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年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则向者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盖所祈响之难，莫有逾此者。[22]
他一方面主张文科专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积极开设西学课程，并要求学校所有课程除国学之外，一律用外语教授。于是“校中盛昌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所称羡”。[23]结果是“中学退在装饰品的地位了”[24]。经科并于文科之后，严复提出他的建设构想：
至将来更定办法，则拟分哲学、文学、历史、舆地各门。中国经学、周秦诸子、汉宋各家学说，本为纯美之哲学，而历史、舆地、文学亦必探源于经，此与经并于文办法亦合。惟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但办颇不易，须所招学生于西文根底深厚，于中文亦无鄙夷。先训之思，如是兼治，始有所益。应俟校费充裕，觅有相宿学，徐立专门，以待来者。[25]
哲学门在建制上出现始于1912年。当年的北京大学课程表文科设有哲学门，其下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两类分别设置若干科目。实际情形远非如此：“至民国元年，吾校改称北京大学，学制渐臻完备，大学文科分四门，哲学门即为其一。哲学门之下，复隶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两类„„至民国三年，始有中国哲学门一年级生，或即为中国哲学门正式成立后之第一班。”[26]冯友兰1915年报考北大，为第二班学生。
经科并于文科，中国传统学术开始改变已有的知识格局，“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③；但教学却仍沿袭其旧，“主课教授大半依文顺释，既非提纲挈领，亦非大义微言。夫经史浩繁，如此，则届时何能卒业？”如在千呼万唤始成立的中国哲学门，仍仿效朱熹讲解理学的方式，还是寻章摘句的注解式研究，不能从思想脉络的总体把握和阐发中国古代经典。[27]冯友兰回忆当时陈黻宸的授课：
他的诸子哲学，是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学期，才讲到周公。有一次有个同学问：“照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也讲不完。”„„照我们现在的看法，他此说的毛病，在于将哲学与哲学史混为一谈。哲学也许可以是如他所说的。但是诸子哲学这门功课是讲哲学史。无论哲学是不是如他所说的，这一段哲学史总不是一句话可以讲完的，也不是永远讲不完的。[28]
冯友兰指出陈黻宸在哲学观念上的误区，后者称“欧西言哲学者，考其范围，实近吾国所谓道术”，“尽力于道术，得其全者”便是儒学，“儒术者，乃哲学之极轨也”。王国维曾言，大学堂“欲求经学、国史、国文学之教师，则遗老尽矣；其存者或笃老或病废，故致之不易；就使能致，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迂疏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不过如商彝周鼎，饰观瞻而已。故今后之文科大学，苟经学、国文学等，无合格之教授，则宁虚其讲座，以俟生徒自己之研究，而专授以外国哲学、文学之大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必有愈于当日之耆宿矣”。[29]他提出的问题在民初的北京大学依然存在。他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认为“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30]
蔡元培长校后在北大力行德国大学所代表的现代大学理念：“本年改组，又对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抗耳。”[31]由于经费和生源等方面原因，民国后文科只设中国哲学门、中国文学门和英国文学门；蔡元培拟增设史学门，因教育部将国史编纂处归并于北大，“中国文学门内分出一部分教员，及国史编纂处一部分编纂员，组织中国史学门”；“当时文科学长为陈独秀先生，竭力奖励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本门教员于新文学有不慊者，大都改归中国史学门”。[32]
1917年底北大评议会议决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拟下设九个研究所：国文学、英文学、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后来蔡元培检讨说，研究所虽以文、理、法科为名，但在实际上是各系分设，较为散漫，所以有几系竟一点没有成绩。[33]1920年，评议会议决全面改组旧有研究所，合并为国学(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外国文学(凡研究德英法俄及其他外国文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社会科学(凡研究法律、政治、经济、外国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自然科学(凡研究物理、化学、数学、地质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四门，“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34]
研究所拟出一份整理国学计划书，明确“宜就学术之各方面为分类之整理”，计划选派“深于国学之教授”和“国学优长之学生”留学海外研习“科学之方法，则归而任整理之职”。计划书提出“整理吾国固有之学术”分两步办法：“整理学术”、“整理学术之材料”，而且“整理学术必先整理其材料”，具体为五项：征书、编书、辑书、校书、刊书、搜求古器物。[35]国立大学的经费常常难以为继，教学与研究资源极为匮乏，只有研究所国学门于1922年开办起来。胡适在校庆演讲中以整理国故的工作与全校师生共勉：
我们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思想、宗教、美术、政治、法制、经济的材料；这些材料都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整理；这个无尽宝藏正在等候我们去开掘。我们不可错过这种好机会；我不可不认清我们“最易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努力方向。[36]
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这是按照西学分科设立的建制；又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以贯彻其整理国故的学术宗旨。研究方法注意遵循国际学术范式，将风俗调查视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学上不可少的材料”；古迹古物调查会提出，“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动物、化学各项专门人材协力合作”；而方言调查范围“非仅区区训诂学中之一事，而实为与音韵学、殖民史、印度支那语言学等不可分离的一种研究”。由《研究所国学门启事》，可见其治学观念和努力方向：
本学门之设立，其研究以文字为范围而不峄学科者，盖吾国学术向来缺少分科观念，在未经整理以前，不易遽行分科而治，故本学门设立宗旨，即在整理旧学，为将来分科之预备，非专己守残，以为可与他种学科分驰也。组织时虽以中国文学、哲学、史学三系为基本，不过以此三系关涉国学者处较多于他系，至于他系之关涉国学者，虽数量有多寡，而其急待于取资固无殊。以此之故，本学门极欢迎本校之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者到所提出题目，分别研究，俾古代学术制度之未经科学家搜求考证者或经科学家搜求考证而其量犹不充分者，至此各得襮其真价值，而占有科学史上之确当位置，不胜企盼。[37]
经过整理，国故成为“学问的材料”——“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底考证”。[38]翁文灏肯定中国学术界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他以竺可桢研究历史上气候变迁、陈桢君研究金鱼之变异、丁文江研究长江下游地史(由史料推论以实测证明)以及自己研究中国的地震中心为例，说明“科学方法诚有益于国学，而国故研究有时亦未尝不有所贡献于科学”。[39]
做过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却毫不客气地批评国学：“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还说：“就是再审定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40]此语正刺到国学的尴尬处，无论怎样科学化，国学在现代大学体制内仍显出合法性危机。钱穆更明确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41]顾颉刚称“现在中国许多有志学问的人所共同受到”的“不能分工治学的烦闷”，要靠制度化的学术研究机构图谋解决，国学门“需求于别种科学的专门人才之处真是非常的多”，如果各种科学都比较发达、中国方面的各科材料都有人去研究，就可以放弃模糊不清的“国学”二字而纯粹研究狭义的历史。[42]
清华学校1925年成立的国学研究院采书院制而不设分科，轰动一时，但在教学上与旧制及大学部“脱节”，被认为是一“畸形发展组织”[43]，加之其他原因，四年即告结束。1932年，顾颉刚的预言在北大成为现实：研究所将国学门改称文史部。自此，“国学”一词虽然仍可见用，但其在北京大学的建制已不复存在。
三
无论“中学”还是“国学”，于中国学术史影响甚大，却未尝成为大学的学科门类；后者作为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名称，在中国现代大学史上存在过一个短暂时期。“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原指西周设立的一种官学建制，与乡学对应；现代意义上的“国学”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统称，这一意义的概念源自日本。德川晚期出现的“国学”强调日本本土学问，是对日本儒学的反动；在西学的冲击下，晚清士人借以移指中国传统学术，其意不言自明。普遍使用这一概念与章太炎讲学有关，章氏弟子聚集的北大后来成为整理国故的大本营。[44]在北大国学门，“国学”的概念被明确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45]
比较系统地讨论国故研究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北大学生毛子水发表于《新潮》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主张甫提出便引发一场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46]毛子水说“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的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今日研究国故的人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学看作“现在科学的一种”。[47]主编傅斯年写了“附识”，把“研究国故”分为“整理国故”和“追摩国故”两种，肯定前者是“把我中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48]讨论中毛子水还提出学术研究的“正当”与“合法”问题：“我们现在的时候要研究学术，应当研究合法的学术。以往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因此我们要研究学术，便应当从研究现代的科学入手。”他认为国故“不能算得合法的学术——只可以算得未成形的科学”。[49]
研究所国学门使用了“整理国故”的概念，要“粹古人学术以科学方法为之分析，使有明白之疆界、纯一之系统”。胡适代表国学门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其步骤为：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质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去担任一部分的研究。[50]
他们的努力是要将国故分别纳入西方各种学科之内，惟其如此，国学才具备科学的身份。《宣言》提出先于各门专史建立起基本架构然后综合成一部中国文化史，具体到胡适，他“个人所从事的整理国故的工作，至少也有两大目标：一个便是中国文学史，另一个便是中国哲学史”。[51]胡适由文学革命而提出“双线文学的新观念”，中国文学的格局大为改观。《中国哲学史大纲》尽管只完成上卷，其所开创的体例影响深远，冯友兰称之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52]。钱穆说“胡氏哲学史大纲，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53]，对中国历史学科更有直接影响。后世学者指出考证古书、鉴别真伪在1920年代成为历史系学生的基础训练，顾颉刚的“古史辨”讨论“使得胡适根据中国传统改造过的历史研究‘科学方法’——考证材料——深入人心，成为每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者的必要训练”。[54]
胡适留学康乃尔大学时气象学教授威尔逊在班上说，“世界气象学上有许多问题所以不能解决，皆由中国气象学不发达，缺少气象测候记载，使亚洲大陆之气象至今尚成不解之谜”，盼胡适与同班之王预君将来能于气象学有所作为。此事给胡适印象颇深，对其整理国故思想形成应有所影响，多年后他补记这段话并赞赏竺可桢等的努力使中国气象学有很好的成绩。归国途经日本时胡适读到桑原骘藏在《新青年》发表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称其“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所言极是，亦同意其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55]他后来提出国学研究的方向在于：“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其中“系统的整理”又分三种：“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整理”。胡适强调：
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56]
胡适重视“比较研究”。他自述留学期间直接影响他的有三位教授：在导师杜威之外，一是康乃尔大学的布尔，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乌德瑞。他说“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胡适选修布尔的课程“历史的辅助科学”，对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高级批判学等略有所知；乌德瑞在其“历史哲学”课程中讲授“高级批判学”和古典的批判史，指导学生如何清查伪托和认清篡改。[57]但胡适在介绍和阐释西学时，仅强调其科学方法的层面；另一方面他肯定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将“以前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58]，然后在两者之间建立其关联。科学方法在当时深入人心，曹聚仁因此评论说：“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59]而且他还看到，“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国故而组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必自成一系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60]在章太炎的时期国学还是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研究领域，整理国故之后国学基本上学科化了，学科化的背景则是科学化。
从“中学”到“国学”，种种努力其实惊人地一致：要保存中国传统学术，而且是以学科化的方式进入大学体制。这一取向与中国人对现代性的应对有关。吉登斯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61]现代化打破了中国历来“自足的系统”和“光荣的孤立”，钱穆的描述至今读来仍有不寒而栗之感：
盖我国自古以来，常以一族孤立，独创其文化。虽亦屡受外患之侵凌，而屈于武力者，常伸于文教，曾不足以摇撼吾文化之自信于万一也。„„吾族所遇劲敌，固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彼一方盛炫其声明文物之光昌美盛，若诚有胜于吾历古相传之所自夸而自满者；一方又肆其暴噬恶攫之能事，使吾望之而深畏焉，思之而有余憾焉，若又感其与吾历古相传之所自夸而自足者，为根本之不相入焉。于是当吾民族消沉、国家危亡之秋，徘徊瞻顾，以歆以惜。[62]
现代性以“卷入”的方式进入中国：鸦片的后面是枪炮，枪炮的背后是物质文明、民主政治、法律制度、现代科学等等。于今看来，现代科学及其制度是最富渗透性的一面。西学以典范的姿态，“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传播自己的观点”，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看成是加入普遍的学术共同体的门径”。[63]如胡适即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他明确提出“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64]蔡元培显然同意这一主张，他在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他称赞胡适一方面能够运用清代的考证方法驾驭材料，另一方面又能参考西洋哲学史的形式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65]
从“中学”到“国学”，日本学界发挥了榜样和刺激作用。他们不仅作为西学中介，还率先按照西方模式重塑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形态。1888年那柯通世出版《支那通史》，被美国学者称为“世界上最初的现代式中国通史”，后来中日诸多通史都受其所创新通史体的影响；同年内田周平出版《中国哲学史》，第一次把中国古代思想称为“哲学”，该书虽然只有先秦部分，但其开创地位是被肯定的；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则是世界第一部称为中国“文学史”的书。[66]梁启超、蔡元培等的著述吸收过日本学者的部分论点和材料，大学堂的文史二科较多地参照日本课程、搬用日本教材，日本教习在大学堂亦颇占势力。
日本学者自认为“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最先进的是中国文学研究”，而且“日本人做学问的方法都尽量不与中国人的一样，有意无意间有一种高于中国人的优越感”；看重清朝学问的内藤湖南与狩野直喜“认为清代学问的实证性与西洋学问相近”，这也是以西学为参照作出的判断。[67]他们师法欧洲，往往批评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规范距离太远，如桑原骘藏说“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核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道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观《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68]以胡适为代表的少壮学者在欧美接受学术训练，可以直接将西学与国学相结合，而不必再假途于日本。
国学是在西学的冲击下产生的，其与西方知识形态的关联于文史哲学科之外还有汉学，且与之交往更多。卫礼贤曾经任教于北大，参与国学门的活动，还提议将中国学者生卒年月及重要学说报告英美学者并编入世界学术史。国学门通讯员伯希和于敦煌学、钢和泰于语言学、伊凤阁于西夏学等方面很有影响，这些汉学家以其研究成果加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关注，或利用社会关系与学术地位促进中国学界与各国同行的交往。伯希和在其主持的国际远东研究权威刊物《通报》中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每期登载的文章。[69]汉学原本是指汉代以来侧重从经史、名物、音韵、训诂的考据立场研究中国经学的学问，这一概念如今已被赠与西方。胡适在哥大时辅修汉学，认为西方汉学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当然他肯定“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然此学(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以其事半功倍”。[70]《国学季刊》英文名为The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清华国学院更明确以汉学方法为标榜：“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71]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受教于汉学家盐古温的梁容若评述欧美日汉学时，列举其七项优点——采用科学的实证法、辅助学科的发达、特殊资料的保存应用、冷僻问题的注意、公开合作的精神、研究机构的确立、印刷出版的便利，认为他们超越了根据古书考订历史的阶段而进入科学化阶段，但时有“察毫末而不见邱山”的情形，而他提出的启示是：
研究中国历史，探讨中国文化，跟尊重中华民族，崇拜东方文化，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学或汉学，在欧美人看起来，不过和埃及学、伊朗学、印度学是同样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是历史的，技术的，知识的，不是崇拜、学习，或是想从中国古代文化，得到现代文化的借镜。„„忠实地介绍中国的历史国情于世界，还只能等待我们自己去做。[72]
华勒斯坦等的研究揭示，所谓埃及学、阿拉伯学这些东方研究和人类学主要是从探险者、旅行者以及欧洲列强的殖民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的。他们作为大学里的学科而被制度化，“在不断演进的学科结构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却是“与其他研究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完全隔绝的学科”；而安置在大学结构中，就意味着只能依照科学的规范前提从事研究。[73]汉学有着大体相似的背景。因此傅斯年指出：“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他提出“反对‘国故’一个观念”，“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74]余英时认为胡适“整理国故”尚徘徊于中西两种学术系统之间，傅斯年则准备超越中国学术传统而进入他视之为普世系统的西方现代学术系统。[75]傅斯年后来却指出中国学术本来不重分类，尤其不主张将学术分而治之[76]；胡适在中年之后放弃“中国哲学史”而改用“中国思想史”的名称，似也发现以西方哲学概念解析中国材料并不恰当。
钱穆认为：“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比如“中国文学实即一种人生哲学。今必分文学、哲学而为二，斯其意义与价值，惟各见其减，不见其增矣”。[77]作为日本汉学重镇的京都大学的学风是“去了解中国的一切”，狩野直喜是最早的哲学科和文学科两栖教授，一个人承担两方面的课程。他主张中国文明不是以现在这种哲学与文学的范畴而分离存在的，分而治之地研究于双方都不合理。[78]
分而治之于培养人才方面问题更多。王国维曾经批评胡适的整理国故是“想把国学开出一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他教学生仔仔细细把书读好，读了书再做文章，主张“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79]王国维指出的问题切中肯綮，顾颉刚常为自己不切实的读书而心痛：“荏苒两载，《左传》还没有好好地点读过一页，虽则为了作文的参考每星期总要翻上几回。”[80]现代大学制度意在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历史上少数天才的志业变成了多数凡人的职业，昔日智慧型的思想家在大学体制内已为职业型的学者所取代。费正清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海关总署与英国政策的研究，他自述答辩时的表现很有意思：“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边。我通过了答辩。”[81]学科制度易于造成学术上的狭隘。但当时的学科化还是比较有限的，中国的文史哲各科仍然联系密切；更彻底的学科化是在建国后，受到前苏联专业化体制的影响，学科之间往往相互隔膜。因此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文学科教育领域屡有跨学科与通识教育的尝试。如1994年北大建立“文科综合试验班”，俗称为“国学大师班”，可见厚望之高；2009年中山大学成立博雅学院，更被期许为“培养大学问家”。
从“中学”到“国学”，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拥有相当辉煌的纪录”，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比胡适的开创之作成熟得多；陈垣、顾颉刚、钱穆等从中国学术系统出身的人运用西方的观念和著作方式，在国故研究领域写下传世之作。[82]但在另外一方面，余英时又指出，这些前辈史家虽然在概念上得到当时西学的启发，但是极为依赖在考据训诂方面的旧学根底而获得新颖重要的史学发现；这时期西学的贡献在于扩大了一般的知识视野，而非为中国史家提供了某种史学理论和方法。他们比起后来更娴熟地运用所谓科学方法的新一代史家，在史学创获方面较为优胜，这不禁令人质疑“科学方法”所发挥的作用；而他们在国学热中备受推崇，意味着中国史家开始检讨效法西方带来的影响。他慨叹“20世纪的中国史家是西方宏大理论的俘虏”，破除这个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羁绊，此其时也。[83]中国的文史哲更是西方学科制度的产物。如今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认为如果那个时候冯友兰不写中国哲学史，而是由陈黻宸这样完全中学背景的人来写，或许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就没有了；我们尽可以所谓“原生态的方式”谈论中国思想，但这种谈论是否“可流传”或者“可流通”一定会成为问题。而“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在西方学术体制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学科，始终受到“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这样的质疑性挑战。[84]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制度之间仍然存在某种张力。
20世纪末西方学界开始反思其学术分工的合理性，提倡开放已遭质疑的学科制度；中国传统学术与其现今的学科组织结构并不协调，种种学术困境产生的压力也促使中国大学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刘小枫认为古典学术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而使之获得现实活力，提出：“我们应该立足中国古典文明传统，自立以传授中西方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建制。就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文明学系，„„在这一学科建制中，中国古典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为二级学科，尽管可以有所侧重。”[85]一些学者建议设置跨学科的国学专业，这可以从制度层面解决限制国学专业设立的专业目录问题；还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国学”一级学科，这是国学院建制的思路。也许我们能够以重建国学为契机，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进行新的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体系。
注释：
①一些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学科建制虽早于京师大学堂，探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却不应以之为先。
②见《分科大学牌示》，收入《北京大学史料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总监督刘廷琛根据大学堂预科及师范科学生填报的入学志愿书，核准“经科暨文科中之中国文学门、中国史学门，专以中学为本，诸生在本学堂毕业者，于本国学问均有根底，故愿入经科及文科中之中国文学史学门，无论预科师范科，如经本监督认为合格之人，即许入学”，“师范科第一类学生，专系研究英文，于文科中英文门允为合格外，其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学生，经本监督认为合格之人，当按上条许入经科及文科中之中国文学史学门”。
③见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收入《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9页。当时北大尚无学系建制，蔡元培所谓“哲学系”、“史学系”、“文学系”应是指与文史哲有关的学门和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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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术 篇2
高校是进行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 因而学术道德教育, 特别是学术诚信教育, 便成为高校廉洁诚信教育中的重要部分。有许多学者对于如何进行高校学术道德建设作出过论述。有的学者认为, 造成学术道德失范的因素有很多, 如社会和学者个人的因素、教育的因素、制度的因素等, 因此加强高校的学术道德教育是一个社会工程, 需要学者、学生、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有学者指出, 新时期加强高校学术道德建设, 应该正确处理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学术自律与学术他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三组关系。有学者分析了高校学术道德失范的原因, 认为主要有五个, 即:学术制度尚不完善、忽视学术道德教育、学术评价有失公正、学术管理体制缺陷、奖惩机制不够健全。还有学者认为, 中国传统文人性格中的缺陷制约了当前我国的学术道德建设, 部分学者过度讲求“入世”, 导致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抬头;过度服从权威, 导致科学研究中批判精神的缺失。
近年来, 高校中学术道德失范、学术失信的事件多有发生, 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本文将在分析高校学术失信的原因的基础上, 借鉴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 提出一些措施, 来加强高校学术诚信建设。
1 高校中学术诚信缺失的表现、危害及原因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开展学术研究和创新的必要前提。在高校中,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都是学术研究的主体。他们中任何一个群体的学术诚信缺失都会对高校产生危害。学术诚信缺失, 主要是指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 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形式。
1.1 抄袭剽窃严重
对前人结果的适当借鉴是学术创新的基础, 但过度的“引用”就有可能成为抄袭剽窃。有些大学生在完成论文时, 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而只是从学术刊物或知网上东拼西凑, 移花接木。陈冲和郭琛晖于2010年在16所高校进行了一项研究生学术诚信状况的调查, 在754份有效问卷中, 有564人表示自己曾在论文中引用他人成果中的资料而有意没有注明来源;有508人承认自己曾有拼凑作业的行为, 占总人数的67.4%。除了学生, 有些高校教师也加入到了抄袭行列中, 如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被举报博士学位论文大段复制他人成果, 雷同文字数高达40%以上。
1.2 学术交易泛滥
有些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不求上进, 不上课也不完成作业, 等到要交作业时, 就花钱向愿意出卖自己成果的人购买, 甚至出现了专业替人考试, 替人写论文的“枪手”。校园里、网络上, 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小广告。还有一些学术机构, 无视学术规定, 以“版面费”为幌子谋取经济利益, 使一些学术造假者有机可乘。
1.3 恶意侵占他人成果
在有些团队完成的科研项目中, 常常只有少数几个人认真参与整个过程, 但最后获得的成果却被要求和滥竽充数者共同署名, 这种署名失范的现象多有发生。有些教师以自己“专家”、“导师”的身份被批准获得科研项目, 但却让自己的学生或其他人来做, 成果却归自己所有。更值得担忧的是, 学生们似乎已慢慢习惯这种不成文的规定。
学术诚信缺失对学生、教师、高校甚至是社会都会产生影响, 它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1) 挫伤科研和创新的积极性。
无论是高校教师还是学生, 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收获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经历过一个积累的过程, 才能取得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然而有些学者为了评奖评职称, 通过不正当手段, 可能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多项“研究成果”。同时, 部分高校将论文发表的数量和科研立项的数量作为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标准, 这也会挫伤那部分认真研究学术的人的积极性, 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2) 对大学生形成正确人生价值观产生影响。
人生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在人生观中居于核心地位, 在深层次上影响、制约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人生价值评价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 通过个人心理活动、群体意识倾向和社会舆论, 对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进行衡量、分析和判断的过程。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这一阶段, 他们的智力和思维能力都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具有旺盛的求知欲, 但同时也容易走入盲目、偏执的误区。在学校中, 看到学术失信的事件时有发生, 一些心智尚不成熟的学生就会把它当做一种习惯, 形成一种不正确的人生价值。
(3) 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
学校一直被认为是一片净土, 而教师也被当作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高校频频发生学术失信的事件, 会让公众改变对高校的看法, 而产生一种负面效应, 弱化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真理的追求。同时, 在学生毕业走向社会后, 他们将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 学术诚信的缺失也会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
高校学术诚信缺失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体行为, 而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①社会因素。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经济体制的转变也会导致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经济利益常常被用来衡量学术的水准和价值。因此, 学术界中的有些人急于追求功利, 迫切地想要获得成果, 忘记了科学研究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另外, 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学术失信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 学术失信者也许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但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因而使得这种行为有机可乘。
②学校因素。
当前高校里的道德观教育主要包括集体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 而忽视了学术道德教育。“在高校的德育中, 对于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还是个盲点, 学校和导师更注重学生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忽视了学术道德的教育。”另外, 虽然有些学校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文件来规范学术研究, 但很多学生甚至是教师没有很系统地学习, 导致他们因为缺乏认识而出现失信行为。
2 儒家文化对高校学术诚信的启示
“道德教育始终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道德教育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念, 以及这种观念的合理性, 只能在一定的文化母体中找到根据。”儒家文化倡导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 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是儒家文化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 其中的诚信思想有丰富的内涵, 对于加强高校的诚信教育有积极地启示。
第一, 要做到学术诚信, 首先要做到诚信做人。诚信做人事诚信做学问的基础和前提, 学术诚信问题实质上是道德诚信问题。诚信既是个体在社会上生存的基础, 也是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论语》中指出,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 其何以行哉。”也就是说车无輗、軏不能行走, 人无诚信则难以立足。《中庸》中有这么一段话:“诚信物之始终, 不诚无物,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真诚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 没有了真诚就没有了事物, 所以君子以真诚为贵。子夏曰:“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即在与朋友的交往中, 只有言而有信、言出必行, 才能取信于人。高校师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诚信, 才能在学术和研究上自觉践行诚信。
其次, 人的思想品德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形成和发展的, 环境状况对人的思想品德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孔子认为环境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他指出:“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 。荀子在《劝学》中写道:“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白沙在涅, 与之俱黑” (《荀子劝学》) 也就是说人能被环境所熏染、所同化。无论是社会、校园还是家庭的环境、风气, 都会影响高校学生对待学术的态度。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清正廉洁的环境更易使大学生受到感染, 不断增强自己的诚信意识。想要营造出这样的环境, 加强高校学术诚信的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必不可少。首先要重视和增强学术诚信教育工作。高校中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 如讲座、知识竞赛、案例分析等, 引起大家的关注。其次, 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人文、社科、工学、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术规范, 并且要详细说明和切实可行。再次, 要做到奖惩分明, 对于认真研究, 遵守学术规范的要鼓励, 而对于失信者则要依据条例进行处罚教育。
再次, 大力加强师德建设, 充分发挥教师在开展廉洁诚信教育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孔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放在高校的环境中也就是说, 当教师自身端正, 做出表率时, 不用下命令, 学生也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 如果教师自身不端正, 那么纵使三令五申, 学生也不会服从。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持久的。因此, 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传授学术诚信的观点和态度, 更要自身作出表率, 不抄袭剽窃, 反对学术失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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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郝俊杰.高校学术道德失范的原因透析及防治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1, (01) :54-56.
[3]许远远.论中国传统文人性格影响下的高校教师学术道德教育[J].煤炭高等教育, 2011, (05) :94-96.
[4]吴哲.《论语》中的诚信思想对培养研究生学术诚信的启示[J].高教论坛, 2010, (10) :79-81.
中国传统学术 篇3
什么是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就是底层的、乡民社会的、“愚民大众”的吗?美国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d)曾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论点，好像文化传统就是大传统，民间信仰就属于小传统。来自台湾东吴大学的讲座教授王秋桂认为，“民间信仰”与“文化传统”并不是对立的。民间信仰及其表现为语言的神话传说、行动的仪式，都是任何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人们一般把识字当成精英社会跟乡民社会分野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所谓精英社会和基层社会间在识字方面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也支持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近代以来，虽然官与民，知识精英和所谓的“愚民大众”在价值上呈现出明显的二分趋势，但从整个文化传统的发展来说，二者实际上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东西，我们不该把二者割裂开来。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的价值判断有过多次的态度转变，每一次的转变都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高丙中提出了民间信仰30年一个时段的划分。即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的90年时间正好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到1949年是一个30年；1949年到1979年是一个30年；1979年到现在又是一个30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也讲到，民间信仰在近百年来被摧残得非常厉害，民国到新中国到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对它并不宽容，很多传统都中断了，很多的遗产需要抢救。这种对民间信仰的打击造成了非常重的恶果。就今天而言，出现了许多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人们的信仰缺失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们应重视民间信仰的重建问题。
对于五四运动以来我国传统文化被割裂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余少华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一些学者，他们从欧美留学回来，怀着满腔热血要改革中国，但遗憾的是，他们掌握的只是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一点皮毛，根本没有触及其内涵。有些人甚至连自己的传统也不懂，就贸然地要进行改革。在没有了解中国传统的时候去改变中国的传统，出现的问题很多。因此，余少华在会上呼吁知识分子要尊重传统。
如今，面对全球范围的“申遗热”，在以西方文化为申遗标准的现状下，中华文化是否需要为了装进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框架内而扭曲变形?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目前又处于什么状态呢?学者们以生动的事例展现了目前传统文化保护的严峻现实。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舶来品，来自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郑培凯教授指出，应当用“文化传统”更为确切。因为所指的对象应当是存活于现实生活、当代社会里的，是要传承的，故此才是“文化传统”；而“遗产”是死去的文物，只能在博物馆展示的。字面上的不同，会导致看待这一对象的角度、立场不同，抢救和保护的方针、方法当然也会大相径庭。
台北艺术大学文化资源学院院长王嵩山曾对台湾原住民进行过长时间的考察，在看到少数族群的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境况后，王嵩山大声疾呼，要重视少数族群的生存权。他说，一个少数族群总有异于其他族群的基本观念和价值观念，一个族群消失，这个族群的文件基因就消失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叶涛近两年在山东鲁西南地区做了一项关于丧葬习俗仪式的调研。以前学界调查民俗事项往往只考察其本身，而这次调研将仪式专家、民间音乐专家、民俗学者等集合起来。叶涛在发言中选取了几个例证进行说明：“比如，调查中的丧葬音乐——菏泽地区的唢呐，如果脱离了这个音乐在丧葬中的环境，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就目前“申遗”的现状，叶涛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担忧。在“申遗”过程中，为了保护一些具体的民俗事项，往往选择单独“申遗”，这就割裂了的这些民俗事项与其血肉相连的文化背景。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间信仰的保护过程中，学者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学者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呢?与会专家认为，学者要学会和政府合作，要引导政府做有益于文化传统保护的工作。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深入分析了政府的主导和推动力、学者的学术指导与影响力这二者在传统文化传承和民间信仰的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行政推动力是目前的最大资源，政府是核心力量，又是最大的规则制定者，应该试着让政府更多地接受学术共同体的想法。当然有时候政府也会有一些短期行为，这时候就需要学者们适当地提出一些意见和批评。
最后。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做总结发言。他认为，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是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过去谈“文化”的时候，多半讨论的是观念性的、制度性的问题。在这一届论坛上，农业、医学、音乐、戏剧表演，这些带有社会实践特点的东西都被纳入到文化的观察当中，重视文化传统或民间信仰的功能。在民间信仰的论题下，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农学、民间音乐艺术、博物馆学、考古学、中医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观点，这是这届论坛在文化意义上的突破。
中国传统学术 篇4
一、学术的内涵、本质特征与基本属性
1.学术的内涵
学术是一个较难界定的概念。从字面上看，学是指学问，治学;术是指艺术、方法。简单释义，学术可以理解为治学、做学问的艺术或方法。梁启超在《论学会》中推崇“学无不成，术无不精”的治学精神。[2]《辞海》中的定义为“学术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学术是指具有理论性和科学性的实践经验总结，是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理论抽象，即带有理论分析的或理论归纳的实践经验总结。但是随着知识经济和大科学时代的到来，过去的一些定义已经难以确切地表述出学术的内涵和特征。因为学术不仅是一种形态，也是一个过程。笔者认为，学术是人类探索客观事物过程中产生的以及通过交流衍生出来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广义上讲，学术包括了探索客观事物的过程以及所有研究思考的结果。它概括了学术与探索过程的统一性，强调了学术既可以是在探索客观事物过程中产生的，也可以是通过各种交流衍生出来的。学术的主体是各类探索者，学术的体现形式是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
2.学术的本质特征
学术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伴而生的。从本质上讲，学术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观察分析、思考归纳、相互交流进而达成共识的结果。如生命的起源、天体的形成、人类文明史的研究等重大学术课题，我们无法实录重现远古的变迁，只能通过科学研究提出一些学说观点，为多数人认同，并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得到修正和发展。由于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无限性，学术研究将永无止境。
学术也体现为一种学习环境。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学习的过程。探索自然奥秘是学习，研究社会规律是学习，而相互交流也是学习，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是更为广泛、更为重要的学习。这种学习需要能和谐交流的环境和条件。在开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人们可以集聚智慧、启迪思路、激发灵感、陶冶情操，有益于提高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学术又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一般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而人类创造的所有不同形态的特质复合体都渗透着学术研究的成果，从而形成学术文化。学术文化是学术的一大特征。健康的学术文化一般均体现在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和相互学习、相互启迪、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这些共有的特性之中。
3.学术的基本属性
学术的基本属性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1)思想性 人们在探索客观事物过程中，必然要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的规律性进行观察、分析，从而产生认识事物的种种思考、观点、假说，即通常所说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人类的任何探索活动都会在认识上产生这类思想和观点。这就是学术的思想性。思想性是学术的固有属性，是学术的核心和灵魂。
(2)理论性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由初始阶段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较为系统的归纳、概括，这就是学术理论。学术研究中形成的各种理论性假说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将进一步发展为科学理论，如电磁波理论;错误的将被抛弃，如以太假说。学术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理论形成、扬弃与发展的过程。
(3)互换性 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理论、方法，都是可以相互交换的。学术的可交换性决定了人们可以进行学术上的沟通和交流，当然，学术的交流，也包括质疑和争论。学术交流能够使交流者互相启迪，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多位思想者在一起交流将极大地激发创造灵感，形成种种新的思想、观点，形成新的创意和理念，这正是学术交流重要价值的体现。国内外许多重大发明、发现都是在学术交流中受到启迪，再进而深入研究后成功的。
(4)综合性 在当今知识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各学科的交叉渗透，科学与技术、艺术的融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形成众多的学术课题，学术研究的范围可无限宽广，内容也无所不包，综合归纳通常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往往通过综合归纳，可寻求、发现前人学术成就的结合点和学科间的共同点，实现学术或学科的创新发展，这就是学术的综合性。学术的综合性有效地促进了学科的交叉渗透，促进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诞生。
(5)预见性 学术涉及的问题往往是比较超前、比较复杂的。但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系统思考、综合分析，往往可预测事物发展的规律。如化学家门捷列夫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元素的化学性质随原子量增大的顺序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揭示了元素周期律，并据此准确地预言了一些当前尚未发现的元素及其性质，这些预言为后来的科学实验所证实。这是学术预见性的典型事例。学术的预见性也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的前瞻性研究提供方向。
(6)否定性(批判性) 客观事物的复杂多变性难免会造成人们认知上的错误和假象，学术研究就是要打破这种假象，达到去伪存真、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学术发展的主流形成了科学，同时也可能产生反科学和伪科学，可通过学术活动，对反科学、伪科学予以否定和批判。以上二者均形成了学术的否定性和批判性。
此外，学术还具有公众可广泛参与的社会性。
二、学术的地位与作用
要客观地评价学术的地位与作用，就需要把学术、科学、技术和工程联系起来思考和观察，从大科学的广阔视角加以分析。人类的探索认知在初期只能形成一些感性认识，经过思考分析概括，才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这个过程是以学术为主体的，学术也是科学体系的基础。理性认识系统化，形成了学科，若干学科有机地组合到一起就构成了科学体系。到近代，科学的发展不仅出现了学科的分化，同时也出现了各学科间的融合，这种分化与融合都离不开学术的作用。跨学科、综合性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学科的交叉渗透，使得学科的分化与融合空前加快，从而实现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学术与科学、技术、工程以及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且容易混淆。所以有必要弄清楚以下几层关系。
学术与科学 科学是人们认识自然现象、探索物质运动和社会活动的客观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它是在观察、分析、检验等一系列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科学一般是一种已被人们确认的知识形态。学术则是尚未得到人们确认，需要进一步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经过实践检验，确认是正确的，就进入科学的体系;确认是错误的，就是非科学的。还有许多是尚无法确认的，则仍然停留在学术研究阶段。科学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形态，学术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基础。
学术与技术 技术是人们运用科学理论，在生产、生活领域中为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开辟新用途和新生产领域钻研开发出的方法、技巧和手段。概括地讲，技术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可用技能。而学术是运用已有的经验和理论进行综合归纳、推理的过程。学术上的新创意可能引发技术的变革，而技术上的新发明所需要的科学原理、基础，却需得从学术研究开始。
学术与工程 工程是指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和经验所形成的流程、装备、质量控制等，它表现为一种与技术紧密相连的生产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常是技术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则往往又需要通过
学术研讨来寻求最优方案。另一方面，学术上的新学说的确立，最终也需要工程上的验证或支持。
学术与理论 理论是系统化的见解和主张，从理论的角度考察，理论可分为科学理论、非科学(包括伪科学、反科学)理论和学术理论。学术理论仅是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它是尚未得到验证或确认的，如各种假说、猜想等。而从学术的角度考察，学术既包含了学术成果的形态，又包含了学术交流的过程。学术成果的体现形态包括学术思想、理论、假说及相应的观点、方法等。所以，学术和理论是既有联系又不同的两个概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学术贯穿于、相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始终。在大科学体系中，学术是先导，是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科学是基础，技术是延伸和发展。科学和技术形成了大科学的主体;工程是科学技术的应用成果和验证过程，是大科学造福于人类的具体体现。从形态上看，学术是探求真理，它回答的是“为什么”;科学是发现规律，它回答的是“是什么”;技术是发明方法，它回答的是“怎么做”;工程是创造事物，它回答的是“做什么”。
在大科学时代，学术的地位将日益凸现，学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萧伯纳有句名言：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后，每人还是有一个苹果;而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后，每人都有了两种思想。这句话道出了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当代知识和信息爆炸，呈现出了指数增长的趋势，学术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完全依靠个人的力量，而更多的是要依靠群体的力量，依靠知识的交换和信息的交流。剑桥人称他们在喝下午茶的学术沙龙中产生了6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而硅谷人新创意、新点子也多是在交流中产生的。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带之所以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发动机，因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其宽松、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学术，一旦离开了蓬勃活跃的学术发展的支撑，就必然失去基础，失去创新的思想源泉，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当前我国学术界的主要问题
学风不正 主要表现为：急功近利、急于成名，潜心做学问的少了，专注走捷径的多了;有的人文章著作一大堆，有影响的却寥寥无几，有的根本就提不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过多地强调和追求学术论文、科研成果的数量和速度，忽视了质量和水平，导致学术成果缺乏开拓性、原创性研究，低水平重复性的论文著作处处泛滥，形成“学术垃圾”。在一些单位，论文数量上去了，研究质量却下来了。
学术浮躁 突出表现在学术氛围淡，学术会议召开难。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必然侵袭到学术界，文人相轻的传统观念在浮躁风气中更加严重。有的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不愿与他人交流合作;有的人学历职称上去了，能力水平却上不去，工作上夸夸其谈，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了。
学术造假 学术上造假表现为，制造假实验、假数字;论文上搞抄袭、剽窃、挂名、剪贴加工，甚至拉关系、托熟人，使学术评价随人情、裙带关系而庸俗化。凡此种种不仅自欺欺人，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而且误导他人的研究。学术研究的目的本在于求真务实，而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人为地制造假象将形成伪证和误导，贻害无穷。
近亲繁殖 如同自然界的进化一样，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广泛的交流，交流的学科越多、地域越广、空间越大，就越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而现在的普遍做法是高校、科研机构在本单位的圈子里招收研究生，留自己培养的`博士任教。这种近亲繁殖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学术的本性，危及学术的发展。
2.原因分析
上述问题的出现既有学者自身原因，又有外在客观因素。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传统文化的继承、外来文化的侵袭、各种文化思潮的碰撞，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冲突和变化。少数学人不珍惜自身的人品、德行，不知自重自爱，随波逐流，有的甚至混水摸鱼推波助澜，造成很坏的影响和后果。客观上也有多方面的原因。文革造成的精神文化创伤和世界观、价值观的扭曲，当前社会转型期中的种种问题，都会反映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学术界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的初期，科技政策从倡导“短、平、快”促进成果转化，到后来的“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对于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如何解决好稳住一头，加强基础研究，却有许多方面的问题尚待解决。在长期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情况下，固然急需采取措施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同时也不能忽视基础研究的问题。不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原始创新就失去基础和支撑，这种不利影响是深远的具战略性的，其后果长时期才能表现出来。
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锅饭”、“官本位”思想严重，体现到组织人事工作中，就是学历、年龄、论文著作、职务职称搞“一刀切”，影响了人才评价的客观公正性，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于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多委以“官位”来作为奖励。提拔他们担任行政职务，往往造成学术研究荒废、领导工作又做不好的现象。有学者指出，“一刀切”做法是造成当前学术界浮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分强调职称学历与待遇挂钩，忽视能力、贡献与待遇的关系，已造成很大的误导。由于缺乏科学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多年来形成了职称与待遇挂钩，进而导致职称只升不降以及职称评定中长期推行与论文著作数量挂钩的僵化方法。在论文质量难以考评的情况下，却一再引导人们走进想方设法拼凑文章著作数量的死胡同，以致出现了替人考试、代人写作、代人发表的“枪手”、“枪手公司”。学术泡沫急剧膨胀，在论文著作大量面世的后面却是我国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几年空缺，国际科技竞争力排名止步不前甚至下降(继下降12位后，又降3位，列第28位)。
目前，社会上对学术本身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一是认为学术就是坐而论道，认为学术只是空谈清议，看不到学术的潜在价值。二是认为学术只存在于大学校园或科研机构，不知学术具有社会属性。三是认为学术是少数做学问人的事，与一般人没啥关系。对学术的这些偏见挤压了学术文化的空间，导致许多潜心做学问的人难以得到应有的广泛理解和支持。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甚至危及了学术发展。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的支撑，科学技术事业就会失去集大成智慧于一体的思想源泉，许多基础科研工作只能停留在单兵做战的圈子内，形不成有效的科研团队。在这种格局下，人们期待我国早日获取诺贝尔奖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四、繁荣学术的思考
当代学术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据有关资料，学科分支已从20世纪前期的600多门发展到当今的6000多门。而学科的发展又离不开坚实的学术基础和浓厚的学术氛围。繁荣学术，既要正确认识学术的内涵、属性，又要客观分析学术界出现的问题，从认识、体制、机制、环境等方面进行反思，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1.明确学术定位，重视学术价值
如前所述，学术是探索自然、社会等客观实在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实现学科交叉、渗透、融合、分化，促进学科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基本动力，是基础研究和创新的思想源头。实际上，学术占据着基础性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必须看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学术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催化剂，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助推器。学术与经济建设不是割裂的，学术为经济建设服务虽是隐性、间接、潜在的，但它对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却是具有战略性的。不认识这一点，忽视学术，急于求成，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基础。德国马普学会的著名科学家施瓦茨说：“发现科研新大陆，需要不同学科间的思想碰撞。”此语道出了学术的价值所在。科学研究需要宽广的知识面和视野，需要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否则容易钻牛角尖。所以，发展科学技术必须重视学术的基础地位和学术价值。
2.改革学术体制，重建学术规范
学术性团体对规范学术、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加快学会的改革，推动学术与行政分离，拓展群众性学术团体宽松、自由的学术空间。要破除官本位思想，避免用行政级别的方式对待学者专家，还学者、科学家应有的学术地位，坚持“学而优更学”，不要“学而优则仕”。在学术、科研成果的宣传方面应突出主要贡献者即研究者个人而不是突出科研单位，更不是突出单位领导。学术界与社会各界一样，需要建立职业道德规范。中国科学院于底公布了《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受到普遍肯定和好评。要引导年轻一代讲究职业道德，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正确处理创新与继承、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既要提倡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站在巨人肩膀上;更要继承优秀的学术传统、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同时坚持科学求实，不沽名钓誉。应在法制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学术运行机制和学术打假机制，对于学术造假者予以曝光、声讨，实行一票否决，彻底杜绝学术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行为。
3.兴办学术团体，营造学术文化
“今欲振中国，在广育人才。欲广育人才，在兴学会。”[2]学术团体是繁荣学术、培养和发现人才的主要社会组织。欲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首先要兴办一批学术性社团组织。学术看似坐而论道，其实它蕴藏着巨大的智慧潜力。这种潜力的发挥离不开学术团体的作用。中国科协在系统强化学术交流主渠道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科协由学会组成，学会因学术而存在。离开了学术，也就没有了科协和学会。学术交流是科协及学会的生命线。要通过学术交流，弘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引导会员和科技工作者善于学习、善于理性思考、主动扩大交流、勇于创新开拓。繁荣学术需要一大批为之奋斗的学人，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需要营造宽松民主、平等自由的文化环境。林群院士提出，希望给科研人员一个“喝咖啡”的幽雅环境，意在形成一个轻松讨论与交流的文化氛围。营造学术文化既要注重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的文化建设，更要注重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要大力倡导团体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鼓励交流、合作与竞争，鼓励探索兴趣，激发创造灵感。坚持不惟上、不惟书、不人云亦云、不做御用文人，只求实，彻底铲除学术腐败的土壤。
4.创新学术环境，科学评价人才
为推动学术的发展，既要加强学术场所、设施等硬环境建设，更要注重软环境的创新和改善。当前，特别要加快职称评定和人才评价方法的改革。职称是学术水平的反映，要还职称以本来面目，将职称评定完全交给社会团体，使学术水平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和认同。人才犹如一棵学术苗子，需要沃土、阳光和适宜的学术环境。科学客观地评价人才是发现人才、用好人才的基础。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以德、能、勤、绩综合评价人才，促进人才流动起来、思想活跃起来、讨论开展起来，促进学术思想、观点、方法的交流与传播。学术论文是学术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但是，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论文的数量上，更体现在论文的质量上。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水平不能仅仅以发表的论文数量为依据，更应注重评价他的思想观点有无独到之处，能否反映客观规律，对实践有无指导意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客观地评价学术成就，引导人们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不懈地求索创新。
【参考文献】
[1] 葛剑雄.学风不正的背后.中国改革，(1)
中国儿童保健学术年会讲话 篇5
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 陈华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
以满心的喜悦和祈盼迎来了“2013年中国儿童保健学术年会”，这是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儿童保健学组对我们的信任、支持和厚爱，对江苏儿童保健事业发展的极大关心与鼓励，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全方位的向各位专家学习、交流的好机会。在此，我谨代表江苏省卫生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莅临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学员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及衷心的感谢！
儿童健康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联合国已经将儿童死亡率指标列入千年发展目标，把儿童卫生工作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政治承诺的层面。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儿童保健工作，把提高儿童健康水平，作为履行国际承诺、改善国际形象、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战略措施，通过组织实施儿童发展纲要，动员各方面力量，整合全社会资源，共同推动儿童健康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的儿童保健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在促进全省实现“两个率先”目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中国儿童保健学术年会”的召开，是江苏省卫生事业发展中的大事，标志着江苏省医疗体系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必将对全省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将为我省儿童保健事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对于推动我省儿童卫生保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我们也感觉到在儿童保健医学领域与发达地区、发达省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借此机会，真诚地期待各位专家、各位代表能够一如既往地关注、关心、支持江苏儿童保健事业的发展，在这里无私的展示你们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医疗技术，希望这一次盛会能成为推动江苏儿童保健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再次谢谢各位专家、各位代表！
中国当代学者对世界学术的贡献 篇6
在20世纪的世界美学和文论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是否能占有一席之地？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德国“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以及“西马”的种种理论相比，中国当代学者对世界学术奉献了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杜书瀛先生在《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中国学者拿出了文艺美学。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这可以算得上中国当代学者对世界学术的贡献。”[1]一、文艺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状况
5月10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同时还召开了“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教育部有关人员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们回顾了文艺美学的成就与贡献，进一步明确了文艺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问题以及它与美学、文艺学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不少专家提出应该突出问题意识，将文艺活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在文艺美学这一研究范式下切实推进中国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国家教育部门把文艺美学作为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设立专门的研究中心，对于文艺美学这样一门新兴学科而言，它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第一个以“文艺美学”命名的国家级研究机构被隆重推向新世纪的学术前台，标志着文艺美学的学科合法性身份终于得到了国家教学与科研权威机构的正式确认。更重要的是，以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为契机的一系列站在学术前沿的讨论、总结和反思必将把文艺美学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文艺美学”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王梦鸥的一本《文艺美学》，但该书只停留在对中外著名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评介层面，而没有对“文艺美学”的名称、学科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等作相应的界定和论述。作者原本也无意于创立和建构“文艺美学”这样一门独立学科。自觉地为“文艺美学”命名、并有意识地建构“文艺美学”这一独立学科的，是以胡经之为代表的一批大陆学者。
1980年春，在昆明召开的全国首届美学学会上，胡经之首次正式提出“文艺美学”概念。1982年，他在《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中指出：“文艺学和美学的深入发展，促使一门交错于两者之间的新的学科出现了，我们姑且称它为文艺美学。”1986年5月，山东大学中文系等六家学术单位在山东泰安发起召开首届全国文艺美学讨论会，围绕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此后，围绕文艺美学学科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学术界特别是在文艺学和美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如今，文艺美学这一具有原创意义的学科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20多年来，文艺美学学科由概念的提出到学科定位的长期论争，给美学界和文艺学界众多密切关注学科发展的学者带来过许多欣喜和忧虑，并几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亮点。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艺美学的著述数量逐年攀升，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理论空间迅速拓展，学科内涵日趋丰富，在科研和教学等多个领域同时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繁仁的《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一文有比较详尽的描述。曾繁仁认为：“文艺美学学科产生在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运用比较综合的方法，吸取古今中外各个学科的长处，力求做到哲学与美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中国与外国、古代与当代、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统一。这一学科的发展是挣脱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旧的认识论束缚的需要，也是我国新时期学术研究中冲破旧的僵化理论紧箍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美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与现实艺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自身的一种内在要求。”[2]
的确，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新老几代专家和学者们多年努力的结果。在众多体现文艺美学研究不平凡的研究实绩的成果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我们描述当下文艺美学学术动态和研究概貌时是不容忽略的：
第二，初步明确了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学术对象和研究范围。经过多年的理论上的探索与论争、学科上的比较与借鉴、教学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文艺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终于得到了教育体制的权威确认，但是，有关“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学术对象和研究范围”的讨论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个被某种权威机构确认的定与一尊的“说法”，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论争仍将继续下去。大多数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在“文艺学”和“美学”这两大传统学科交叉、重叠的结合部产生的一门新学科，“是文艺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它把传统美学中处于次要位置的文艺提到中心位置，加强了文学和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的研究。文艺美学与传统的文艺学不同，它放弃了对文学艺术意识形态意义无休止的刨根问底，淡化了传统文艺学的政治功利色彩，而注重从文本、创作与接受的不同层面及文艺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文学艺术内在的审美规律。可以说，“文艺美学”并不是“文艺学”和“美学”这两大传统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以此两大学科为基础的融合众多学科相关因素而综合创新的一门新兴独立学科。
在某些学者看来，从美学的角度来考察文学艺术成了文艺美学解决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的基本途径。例如，胡经之在《文艺美学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这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文艺学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为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古典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审视重在整体感悟，轻于分析解剖，难作理性把握。西方美学对文学艺术的审视，则善于条分缕析，抽象推理。中国的古典文艺学应该吸取西方美学之长，从中国的艺术实践出发，由感性具体上升为知性抽象；然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还得由知性抽象上升为理性具体，回返到艺术实践，从而在更高阶段上把握艺术活动的整体。这正是中国文艺学走向现代化，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必由之路。”[3]但是，也有人认为，“把文艺美学作为美学或文艺学的下属分支学科，从所谓‘一般美学’和‘一般文艺学’的逻辑预设出发对文艺美学的定位、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简单逻辑推演和学术克隆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文艺美学是在美学与文艺学两大学科长时期的相互渗透、融合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新兴文艺研究学科。交叉性决定了文艺美学与某些传统的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在对象、内容甚至体系架构上的某些一致性或重复性，同时也决定了这一新兴学科在学科生成和理论生长中的综合性。以学科交叉为基础，在研究对象、理论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走综合创新之路，将是文艺美学学科发展的契机和优势所在。[4]
第二，有关文艺美学的文章和专著纷纷问世，学术资源的开发和学术成果的积累已具相当的规模。某些文艺美学的学术专著竟然能够一版再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门新兴学科拥有广泛的关注者，具有很大的学科发展潜力，已经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胡经之等编辑并且由许多十分活跃的学者撰写、包含不少文艺美学论文的《美学向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胡经之主编的《文艺美学丛刊》（曾出过数期），由叶朗、江溶、胡经之等发起并主编的《文艺美学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数十种），王朝闻主编的《艺术美学丛书》（多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已出数十种）等，这些大型丛书性的著作为文艺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就个人著述而言，文艺美学的理论实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周来祥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美学规律》（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王世德的《文艺美学论集》（重庆出版社，1985），杜书瀛的《文艺创作美学纲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第1版、1987第2版），胡经之的《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1版，第2版），杜书瀛主编的《文艺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1版、第2版）等，都是文艺美学研究领域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优秀学术论著。
此外，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术机构，如国家教育部和各个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国家学位委员会等，已经把文艺美学确立为二级学科。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招收文艺美学方向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可以说，文艺美学这个学科，正红红火火地建设着、发展着、前进着。
二、文艺美学在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方面的新进展
文艺美学学科上的不可替代性，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的认同和确证。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迅速崛起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领域，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对变革时代悄然兴起的各种新形式、新思潮和新方法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为轰轰烈烈的文艺实践活动提出富有学理性的鉴别、批评和指导意见，并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支持和学术依据。最初是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们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深感传统文学理论越来越不适应时代文学艺术发展的需要，文艺创作和批评以及相关教学与科研被束缚于一种僵化的传统理论之中，大多数作家、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都曾经为“理论的贫困”感到过迷茫和焦虑。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鲁迅的“拿来主义”。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西方国家的形形色色的新旧思潮也如决堤之水，滔滔不绝地向中国学术界倾泻而来。文艺美学正是在这一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量涌入中国学界的高潮时期应运而生的。它从美学角度研究文艺活动独特的审美规律，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研究的僵化思路和学术观念，是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我国学者自己创立的一门融民族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独立学科。
20多年后的今天，当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和美学思潮渐渐从喧嚣走向沉寂时，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为什么还会成为文艺美学以及作为相关学科的美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呢？有研究者认为，我们现在习用的这两大传统学科均非出自本土，“美学”概念主要来自西方，“文艺学”概念主要来自前苏联。它们各有各的特殊性。“在西方和苏联的学科体系中都存在着欠缺，前者因缺少一个“文艺理论”的层次而留有缺环，后者因没有理顺‘文艺理论’与‘美学’之间的关系而形成错位。而我们长期以来同时受制于这两个异质的学科体系，连同其固有的欠缺都接受了下来，岂能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呢？因此，我们应该把文艺批评、文艺理论、文艺美学三者的总和称为‘文艺学’。这样，‘文艺美学’作为‘艺术哲学’，既在这一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文艺理论’又保持着较高的哲理思辨的品位，进而形成其特有的基本问题和范畴体系，显示其独立的意义、功能和地位。[5]
也有学者对“文艺美学”概念的学术目的和时代意义进行了新的阐发。例如，王元骧认为，创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学术目的就在于把对美的哲学思考与艺术活动实际经验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使哲学美学更能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还设想，文艺美学在研究的方法上应有相应的改革和创新，应把原来纯属于演绎的、思辨的、自上而下的、“蜘蛛织网”式的方法转而向归纳的、经验的、自下而上的和“蜜蜂采蜜”式的方法开放。他相信，“当我们的思维在克服传统美学研究中的纯思辨的推演的方法而转向对艺术实践的总结的时候，就不能完全排除和抛弃‘文艺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所应该具有的反思的特性，惟其这样，我们才能使‘文艺美学’保持美学应必具的哲学韵味，而不至于完全等同于艺术理论。”[6]
也有学者对从已有学科的逻辑预设出发对新学科进行学科定位的作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谭好哲在《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一文中指出：把文艺美学作为美学或文艺学的下属分支学科，从所谓“一般美学”和“一般文艺学”的逻辑预设出发对文艺美学的定位、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简单逻辑推演和学术克隆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文艺美学是在美学与文艺学两大学科长时期的相互渗透、融合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新兴文艺研究学科。[4]从“交叉性与综合性”的角度来界定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应该说是一种颇有见地的新思路，但是，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是否能走出其学科界定的“概念魔圈”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目前，大多数有关文艺美学的学术著作和理论文章，对于本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理解，还基本上停留在比照传统的文艺学和美学概念和范畴的层面上。而学界关于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学的关系，如前所述，还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更何况，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不证自明性”本身就是十分可疑的，因此试图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论定出发对文艺美学的学科位置和性质等进行逻辑上的推演必然面临学理上的困难。[7]事实上，“什么是文艺学？”或“什么是文艺理论？”这样的问题，比“什么是美学？”一样，一直是学术界长期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例如，“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在中国大陆就有很多名称。或名为“文学概论”，或名为“文学的基本原理”，或名为“文学理论基础”，或名为“文学原理”、“文学理论”、“文艺学引论”、“文艺学概论”、“文艺理论”、“文艺学基础”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内容探讨和行文中，文学理论与文艺学、美学等学科并置不分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或本为《美学概论》，却以大半篇幅研究文学；或本论文学理论，却冠以“文艺学”的名称；或专谈文学理论，却阑入美学。至于在具体表述中，诸如“文艺学美学”、“美学文学理论”、“美学文论”等说法经常见之于文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中。[8]那么，造成“文学理论”学科“名”“实”不清、界属不明的原因何在呢？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以‘卜四个原因。首先，是由“文艺学”的译名及“文艺”一词词义的多样性而引起的。其次，“文学理论”学科在中国百年来发展不够成熟是造成其学科界属不清的重要原因。第三，中国人的学科观念淡漠和中国人的整体思维观，也是造成文学理论名实不符、学科界属不清的原因。第四，美学与文学理论难分难解的密切关系也是造成文学理论学科界属不清的原因。[8]
一般认为，文学理论被认为是文艺学中一个组成部分，文艺理论的“名实不清、界属不明”必然导致文艺学的“名实不清、界属不明”。至于美学，其“名实之争”较之文艺学则一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文艺美学作为文艺学和美学的交叉学科，其“名实之辨”或“界属之分”只能比文艺学和美学的情况更为复杂，它如同由两个变
量所决定的第三个变量，其变易的“灵敏度”与前两个变量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如何理解它与文艺学和美学的学科关系呢？基于文艺美学的学科生成背景和理论语境，有些学者反对把文艺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文艺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同意从特殊分支学科的角度考察其学科性质，提倡把文艺美学看作美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综合创新的一种新的现代形态，并从这一角度分析和理解它与美学、文艺学的关系，从这一关系全面而充分的比较中论定其学科地位和性质。
总的说来，近年来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是多方面的。从王德胜辑录的文艺美学年度论文索引中，我们不难看到，文艺美学研究者已经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艺学和美学等学科学术前沿的方方面面。例如：葛启进关于“艺术意境与审美场”的系列论文、廖信裴关于“通俗文学的审美意识”的研究、赵月美关于“作家的审美追求”的研究、董小玉关于“文学创作中审美与审丑的失衡”现象的研究、范爱贤关于“现代艺术精神”的研究、陈友峰和韩丽萍关于“当代文艺审美机制的缺陷”的研究、张耕云关于“数字媒介与艺术”的研究、丁松丽关于“艺术形式美的探讨”、刘志华关于“模糊美”的研究、赵月美关于“文学审美接受心理流程特质”的研究、陶陶关于“诗歌审美理论中的‘现量’观照”研究……仅从所取得的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就可以看出，文艺美学这一具有相当强人生命力的新兴学科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学术前景。
三、文艺美学在文艺部类和文化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从学科发展的大趋势看，近些年来，文艺美学在文艺各部类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两个方向获得了迅速发展，近年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在这两个方向都有突出表现。随着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的研究越来越趋向门类专业化，音乐美学、舞蹈美学、戏剧美学等艺术理论对不同艺术的独特审美奥秘的探索也越来越深入，文艺美学在突出艺术部类审美“自律性”特征的同时，也兼顾了艺术审美的“通律性”。但是，随着文艺理论在近年来出现的“文化转向”，文艺美学也越来越趋向于文化美学，特别是文艺美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作，已明显表现出把文学与整个文化融合起来的倾向，可以说文艺美学正在逐渐向文化美学转移。正如钱中文所说的，作为一门学科，“文艺美学为我们提供、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文艺美学，有着天生面向艺术的多维原则，有着面向人类文化的多向性。所以文艺美学扩向文化美学，也是很自然的事。”[9]
文艺美学对艺术的审美观照已深深渗透到文学艺术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就2所发表的近百篇与文艺美学相关的学术论文看，20是文艺美学研究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书法、音乐、电影、电视、摄影、建筑、服饰等文学和艺术部门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问世。可以说，新世纪开门的第一年是文艺美学获得学术研究大丰收的一年。例如，马凤华对“诗骚中的声音色彩”的审美审视；欧阳晓影对“国画的气韵”的探索；成立对“国画革新”的美学反思；王立民对“绘画欣赏中的审美同质性与异构性”的比较；刘荫梁对“喜剧美学”的论述；董锋的“悲伤美”研究；曹建对“书法美学”的评说；刘承华对“古琴美学”的探讨；邓光辉、唐科、史可扬等对“电影美学”的关注；高鑫与权英卓等对“电视艺术美学的思考”；肖伟奇关于“审美情感与摄影创作”美学分析；黄华静的“建筑视觉美模式初探”；吴卫对“贝聿铭的美学世界”的透视；曹娅丽对“服饰审美”的描述；巩庆海关于“设计美”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一年文艺美学研究在各个具体的艺术领域的深入探索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
文艺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在世界文化正在发生大变革的全球化背景下，率先从文学艺术研究转向审美文化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一方面体现了这一新兴学科具有引领时代潮流的气概和高瞻远瞩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它也是传统文艺美学思想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焕发活力与生机的一种具体表现。有研究成果表明，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文学艺术，这并不是缩小了文艺美学的学术领域，实际上是扩大了文艺美学以及传统文艺学和一般美学的学术视野，而且也为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这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具有综观当代、展望未来和反观历史的多面性和灵活性。
钱中文说：“从历史上看，可否这样认为，西方有纯粹的美学研究，也有纯粹文学理论的系统探讨，在不少作家以及一些现代哲学家那里，也有较多的文艺美学这种形式的探讨。而我国古代文论中，像西方那种纯美学式的研究、体系式的理论研究，也是有的，但相对来说不很发达，但是对创造主体的审美活动充满诗意、富有灵性的体悟，对于艺境的空灵的体认，并在这类活动中形成的文艺美学，却是特别发达的。”[9]实际上，我国古代文论中大量的诗话词话就是一种富有东方色彩具有古典意味的文艺美学的形式。可见，某些学者认为文艺美学的理论基础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没有联系的看法是不确切的。如前所述，我们现在习用的这两大传统学科均非出自本土，“美学”概念主要来自西方，“文艺学”概念主要来自前苏联，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盲目追赶西方时髦潮流，肆意菲薄民族文化传统，在建设和发展文艺美学学科的过程中，我们决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丰富的文艺美学资源。基于这样的看法，有人把“文艺美学”看作“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仅如此，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还是现实艺术发展的需要。文学艺术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特别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今天，文艺越来越贴近大众，成为大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与信息时代的新形势下，从审美的创造与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与审美性、娱乐性与陶冶性的有机统一等等问题。使得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在适应时代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提高作品的美学品位。在满足人们娱乐需要的同时，起到美化人生、培育青年一代健康的审美观的作用。”[10](P)1从这样的高度看待文艺美学的社会作用，这说明文艺美学已经从学术研究阶段走向了社会实践阶段，它已经成为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必将在21世纪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扮演一个有益于时代进步的角色。
当然，近年来，文艺美学研究涉及到许多其它重要问题，例如全球化语境中文艺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及其文化转向问题、文艺美学在审美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文艺美学与审美教育的关系问题、科技美学研究与文艺美学的发展问题、西方近现代美学研究的新进展与文艺美学的发展方向问题、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现代转换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收稿日期］-10-20
【参考文献】
[1] 杜书瀛.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J].求索，2002(3)。
[2] 曾繁仁.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J].文学评论，(5)。
[3] 胡经之.文艺美学的反思[J].江苏社会科学，1999(6)。
[4] 谭好哲.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J].文史哲，2001(11)。
[5] 参见光明网，理论周刊，2001-06-12。
[6] 王元骧.“文艺美学”之我见[J].河南
师范大学学报，2001(4)。
[7] 王德胜.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J].文艺研究，(2)。
[8] 李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界属问题的思考[J].四川大学学报，2001(1)。
[9] 钱中文.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J].文史哲，2001(4)。
中国传统学术 篇7
关键词：修辞学,修辞教学,修辞知识,形式化,语境
修辞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 利用多种语言手段来达到提升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 经过前人不断地总结、归类, 它又以比喻、拟人、借代等具体形式被广泛运用于语文教学中, 并对促进学生的语言习得发挥着重要作用。修辞同语言一样, 是与文化环境紧密联系的, 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但当前语文教学中却普遍存在着修辞知识陈旧, 修辞技巧形式化, 以及忽略修辞语境教学等问题, 为此, 深化修辞教学, 引导学生领悟修辞内涵就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作者批评了修辞运用形近而意远的现象, 并深入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及背景, 对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达到修辞运用之最根本目的有所启发。
修辞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为语文修辞教学提供了丰富、宝贵的文化资源。以我国的古今修辞思想为参照, 考察当前语文课程修辞教学的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大致说来, 有三个方面:一是修辞知识的狭隘与陈旧;二是修辞技巧走向形式化;三是修辞语境教学的忽略。
一、修辞知识的狭隘与陈旧
我国历代都重视在语言实践中对修辞技巧规律进行总结。如《文心雕龙》突破了前人把修辞作为文论的附庸, 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对比喻、夸饰、引用、对偶、委婉、警策等辞格从作用到用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此外, 对语音修辞、字形修辞、句法修辞、篇章修辞等也都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论述。《文心雕龙》的《声律》篇中《文心雕龙》还在《知音》等篇中论述了修辞的赏析方法, 提出了修辞赏析的“六观说”。现代修辞学的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 从语言学的角度, 论述了修辞同语言、同语言文字的音、形、义中固有因素、临时因素的关系。由于紧扣语言因素进行分析, 可操作性大大增加, 语言运用不再成为“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的不可捉摸的东西, 增加了论析的说服力, 增强了修辞学的科学性。20世纪后期, 修辞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多种研究方法并呈, 从描写修辞学向阐释修辞学发展成为新的研究趋势。可以说, 我国古今修辞学的研究成果是十分丰硕的, 为语文修辞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知识是课程改革的基础和制约性因素, 若缺少相应的知识依托, 课程改革的目标就会落空。“从形式上看, 课程表现为一种知识体系, 课程研制的核心内容也就主要表现为对知识的选择和组织, 因而知识是课程最直接的一级制约因素”。语文课程内容是达成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关键。因此, 反思修辞教学的问题时, 首先把关注点放到了语文课程中的修辞知识状况。通过考察, 可以发现当前语文课程中的修辞知识存在着过于狭隘和陈旧的问题。我们选择从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四个课程标准 (或教学大纲) 来看语文课程中的修辞知识状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 建国以来, 课程标准 (或教学大纲) 中所规定的修辞知识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在新课标中, 只剩下了八种常见的修辞格。从上面对我国古今修辞思想的回顾中, 可以看出我国的修辞学知识还是比较丰富的, 包括了字音修辞、词语修辞、句法修辞、篇章修辞知识, 还包括了语境、语体风格等知识。修辞格固然是重要的修辞知识, 但是如果仅仅重视修辞格知识的教学, 就不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全面发展。我们在现实中发现, 学生语言表达中的错误, 很多是在语音的调配、词语的选用、句式的选择与变换以及篇章结构的安排方面, 这与课程中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不无关系。因此, 我们急需打破这种狭隘的修辞观, 以合理、适当的修辞知识为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
另一个方面, 是当前语文课程中的修辞知识过于陈旧、老化。当前的大部分修辞都产生于二三十年代, 即现代修辞学创立时期的修辞知识体系, 后期虽略有补充, 但基本上都是一些“超龄运动员” (王荣生语) , 与学术界的隔阂甚为严重。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修辞知识基本停留于描写的层面, 阐释性的修辞知识几乎没有。在小学阶段, 小学生的理解水平有限, 可以以描写性修辞知识为主, 而到了中学阶段, 修辞知识则应该往阐释性方向发展。阐释修辞学主要是研究修辞发生的内在机理, 对于人们如何运用修辞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 修辞学界关于阐释修辞学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 我们在语文课程研制中应该根据需要适当地引入阐释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如教《紫藤萝瀑布》中拈连的句子:“我只是伫立凝望, 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只在我眼前, 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如果教师只告诉学生这是拈连的修辞手法, 它的特点是将甲事物的词语拈来用于乙事物, 使表意更深刻。学生通过这样简单的学习, 要真正掌握好拈连的修辞手法还是比较困难的, 为此, 有必要为学生揭示拈连产生的心理机制。拈连的产生, 大多是基于“关系联想”这种心理机制。联想可分为简单联想和复杂联想两大类。简单联想又可分为接近联想、类似联想和对比联想。复杂联想又称关系联想或意义联想, 可分为因果关系联想、种属关系联想、部分和整体关系联想、作用与效应关系联想等。要想运用好拈连这种辞式, 就要注意研究事物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 提高自己对于自然世界、社会生活和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对于这些关系准确而深刻的把握, 才是产生拈连这种言语辞式的源泉。
二、修辞技巧走向形式化
我国传统的修辞学就将“修辞立其诚”作为修辞的根本准则, 强调修辞应出自内心的真情。然而, 我们在学生的作文中却随处可以发现“为技巧而技巧”的形式化修辞现象。如有学生写以“珍惜生命”为话题的作文, 有以下的片段。
珍惜我们的生命, 不要把它浪费掉, 应该努力使其变得丰富多彩, 拥有更多亮点;
珍惜我们的生命, 使其变得更充实, 使其朝着有益的方向去发展, 变得更辉煌;
生命就像一朵昙花, 还没去回味, 就一去不复返;
生命就像一颗流星, 眼睛刚眨完, 就划破静寂的天空, 留下一道亮丽的抛物线;
生命就像一道彩虹, 不仅五彩缤纷, 亮丽多彩, 而且短暂的一现, 让人回味无穷。
片段中的语言有让人回味的地方, 而且又采用排比的手法, 应该很有感染力。但细细分析, 片段并未扣住话题“珍惜生命”, 阐释出“珍惜生命”的意义或者作用, 所以从整篇文章来说, 这些语言都属于“空话”, 没有丝毫价值。
造成这种不良的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是对作文评价指标的错误理解。我们长期以来对学生作文的评价, 往往有一条标准就是“有文采”。以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为例, 一般高考作文评分标准都分为“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两个部分。“有文采”是发展等级中的一项标准。“有文采”的一般解释是:“词语生动, 句式灵活;善于运用修辞手法;文句有意蕴, 见解新颖, 材料新鲜, 构思精巧。”教师和学生往往把“有文采”狭隘地理解为运用一些修辞手法, 因此导致学生在作文中不管适不适当, 都要绞尽脑汁用上一些修辞手法, 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所举的虽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 然而却是没有意义的空话的情况。
教师和学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有原因的, 因为修辞格具有明显的标记性, 作文中如能出现一些运用修辞格的句子, 往往就能成为作文的得分点。因此, 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时, 往往忽略了缺少明显标记性的“基础等级”的要求:“切合题意, 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 感情真挚, 结构严谨, 语言流畅, 符合文体要求。”
其次, 是阅读教学中修辞分析的形式化。例如, 读李清照的词《声声慢》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 大多词评家都赞赏她的十四个叠词。许多教师在教这首词的时候也将叠词的运用作为教学的重点。这首词的叠词技巧确实用得很出色, 但是, 从修辞技巧来说, 这样连续性的叠词, 并不是越多越妙, 太多也可能给人以玩文字游戏的感觉。如刘驾的“树树树梢啼晓莺, 夜夜夜深闻子规”, 两句前面两个字完全是多余的;又可能造成单调繁冗, 像韩愈的《南山》的“延延离又属, 夬夬叛还遘。喁喁鱼闯萍, 落落月经宿。誾誾树墙垣, 巘巘驾库厩。参参削剑戟, 焕焕衔莹琇……”, 一口气连用了七个对仗的叠词, 也是十四个字, 但是, 给人以有牙齿跟不上舌头之感。
最后, 这种不良的文风并不只是在学校里有, 在社会上也是大量存在的, 它对学校里文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2010年春季“两会”有报道, 说陕西政协委员贾平凹在政协委员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时, 曾以一句精短概括语惊四座, 他说:“报告很好, 没有排比句。”据报道, “许多委员都对贾平凹的评论表达了认同”。可见这个“排比句”不但在中学语文界传为笑谈, 在公共生活中也开始令人厌烦。
因此, 要改变修辞教学的不良状况, 让修辞教学重新回到“立诚”的正道上来, 不仅要让教师和学生正确领会考试评价标准的真正内涵, 还需要对作品的修辞艺术进行准确解读, 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为学生的学习营造良好的社会文风。
三、修辞语境教学的忽略
中国古代的修辞观是以“诚”为核心的, 注重内涵的, 因此, 它不像西方那样单纯地追求形式, 而是以“意旨”的修炼为着眼点, 以“言近而旨远”为修辞的理想境界。由于言尚简约, 单个文辞的修饰技巧就远非自足的, 必须在与整个题旨情境的映衬下才能表现自己的喻义, 最终形成了中国古典修辞活动的“情境通观”的修辞方略。陈望道于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 引入注目地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理论, 显示我国修辞学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我国传统修辞学所形成的“情境通观”的修辞方略以及现代修辞学强调的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 可以看充分的语境认知对于修辞过程的重要作用, 修辞教学中必须强调对语境的认知, 否则就可能会发生错误。例如, 有学生写了这样一段话:“小林站在妈妈的墓前, 呆呆地出神。墓地后面是一条小河, 流水哗哗地流过, 像少女发出的欢快笑声。”把流水发出的声音比喻成少女的欢笑声, 应该说是较形象的, 但这个比喻用在这里却不贴切, 因为它不符合人物当时悲伤的心境。又如, 有位在外读书的男生, 父亲节那天给他在农村的父亲写了封信, 以此表达对父亲的感激之情:“亲爱的父亲:阳光明媚, 暖风熏人, 值此父亲节来临之际, 谨让我送上最崇高的敬意……您是伟岸的高山, 用宽广的胸膛, 为我遮风避雨;您是明亮的灯塔, 使我这艘在人生的大海中漂泊的小船, 能够找到归航……”这位父亲识字不多, 又不知道有什么“父亲节”, 收到信后, 大惑不解。
不仅是在语言表达方面, 在语言理解方面也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 否则就可能产生误解。例如, 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也有解散辫子, 盘得平的, 除下帽来, 油光可鉴, 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样, 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实在标致极了。”“标致”原意是“相貌、姿态美丽 (多指女子) ”。但是放在这篇文章的语境中意思却相反, 起到反语讽刺的作用。如果不结合语境作仔细地分析, 学生可能就会误以为鲁迅先生真的觉得这样的打扮很好看。
由此可见, 语境认知对于修辞接受与表达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修辞教学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语境意识, 学会语境认知的策略。在理解别人的话语时, 应充分结合语境因素来理解;在进行修辞表达时, 也应充分考虑语境因素, 以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然而语境因素又是十分复杂的, “宏观上包括社会文化背景, 如社会政治、社会道德、民族心理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等, 微观上包括交际对象的角色、动机、情绪、态度、性格、气质、经历, 以及交际双方或多方的角色关系和言语交际的微观场合, 等等。”复杂的语境因素就给修辞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当前的中学语文修辞教学中, 结合语境来教学的不能说没有,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从目前来看,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课程内容上。语文课程中只有一些零碎的语境知识, 且缺少合理的安排。有学者研究认为, 在语文课程中, 关于语境的知识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1) 语境概念。认识到语境就是言语交际环境, 即是与具体的言语行为密切联系的、同言语交际过程相始终的、对言语交际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条件和背景。 (2) 语境特点。掌握语境的现实性、系统性、动态性和传递性等特点。 (3) 语境分类。掌握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社会文化语境、认知语境、动态语境、虚拟语境等类型的定义、特点、范围、功能等。 (4) 语境功能。重点理解语境的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在语文修辞教学中, 上下文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方面的知识较为常见, 上面所列的其它知识大部分都是长期空缺的。而这些语境知识对于培养学生的语境意识和语境感是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的。当然, 并不是要求学生记住这些语境知识, 有些知识需要学生处于“语识”状态, 如语境的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 有些知识则需要学生处于“语感” (缄默知识) 状态, 如语境的特点。此外, 语境知识还应根据学生的理解水平, 有计划地编入不同学段的教材中。在这方面, 我们的理论和实验研究都是较为欠缺的, 应当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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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规范与中国学术出版 篇8
2012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和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调研，提出了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要求，并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通知高瞻远瞩，切中要害，反映了出版界、学术界的一些基本共识，也体现了出版单位的内在需求。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50余家出版单位发出的《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倡议书》，就是对总署通知的积极回应，也是出版单位落实总署通知精神的切实步骤。
在当前的背景下，加强学术著作出版的规范，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是彰显学术研究价值。从本质上说，学术出版是学术研究的物化形式，是学术成果的展示、传播平台。这个形式是否恰当，这个平台是否牢固，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学术研究的价值。如果学术出版门槛很高，出版规范完善，执行到位，将保证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优先的传播，使学术研究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反之，如果出版门槛太低，势必使平庸之作充斥，严重损害学术尊严，而出版规范混乱，形式粗糙，即便是较好学术成果的价值也将被严重消减。我们可以设想，一本富有创新观点的学术论著如果没有参考书目和索引，它的学术价值必定要大打折扣，其作为严肃学术作品的身份甚至会受到质疑。
二是倒逼学术水准提升。学术出版和学术研究，是一种互动、能动的关系。学术出版是学术创造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学术出版的标准和要求，又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引导着整个学术创造过程。绝大多数学术成果最终是要以出版物形式呈现的，出版环节的遴选尺度、规范要求，对研究、创作环节起着明显的倒逼作用。当前学术研究水准不高，很多研究者态度不端正，除了风气、考评体制等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学术出版的门槛太低，让他们感受不到应有的压力。学术出版规范的完善和加强，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倒逼学术研究者端正自己的研究态度，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准。因为在一个健康、正常的学术出版环境下，研究者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严肃的事实，那些平庸低劣、粗制滥造的所谓学术著作，将再也找不到发表的平台，当然也无法获得他们所期许的不当利益。
三是净化研究和出版风气。我们大家都对目前学术界、出版界的浮躁之气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国家的学术出版就很难有真正的繁荣，我们国家的学术就很难有真正的发展。加强学术出版的规范，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提升学术出版水准，從引文、注释、索引这些细节入手，切实提高学术出版物质量，是净化研究和出版风气的有效路径。当学者们按照出版规范的要求，认真研究问题，致力探索创新，耐心细致地编制索引，认真客观地处理引文、罗列参考书目时，其急功近利之心会得到有效的遏制。这样的研究者多起来，整个学术界的风气就会发生可喜的改观。当出版机构坚持学术原则，严格按照规范要求遴选书稿，处理书稿时，其自身应有的清正、高尚文化追求就落在了实处。
四是促进学术成果的交流与传播。目前我国学术出版作品在国际上的引用率和影响力还比较低，其中有语言的障碍问题，但与我国学术出版内容创新性不足、规范性不强有很大关系，加强学术出版规范，制定严格的学术出版评审制度，制定与国际出版规范兼容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是我国学术作品“走出去”，与国际学术界加深交流，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同的必由之路。
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意义重大，势在必行。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可以想见的原因，学术著作出版的规范化也是长期的任务，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作为出版单位，要加强学术规范，攀登出版高峰，我认为主要应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目前出版业处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经营压力很大，容易存在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倾向，有时为了追求出书数量和出书速度，便放松了质量和规范的要求。但事实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种正相关关系，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也有可靠的保证。真正在学术出版方面做出成就，做出品牌，经济上一定会有可观的回报。国内外许多知名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是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有些出版人过于急躁，只想“短平快”，马上见效益，没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但学术著作的出版有其固有的规律，常常是急不得的。不论选题的筛选和评判，书稿的编校加工，还是学术编辑素质的提升，都需要时间。而打造一个有文化底蕴、有良好口碑的学术出版社，更需要长期的积淀。所以，作为出版人，既要考虑短期目标，更要有长远打算，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培养优秀编辑，参与学术创造，塑造文化品牌。
三是被动服务与主动参与的关系。现在，学术研究的总体气氛欠佳，学术出版染上了过多的功利色彩。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社不能被动服务、来者不拒，不能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而要主动参与学术研究进程，把关口前移，及时发现优秀学术人才，及时跟踪一流的研究项目和课题，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占领学术出版的高地。也才能充分发挥出版人、出版机构的独特作用，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兴旺。
四是处理好作者和出版者的关系。好的学术著作，是作者和出版者共同创造的产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出版学术著作要跟学者衔接，这就要求编辑在学术见解和学术视野上有一定的层次，要了解学术史，了解学术研究动态。只有这样，编辑才能保证与学者有共同语言，才能顺畅地同专家交流和沟通，真正发现书稿的价值点和创新点。在具体出版过程中，出版者既要尊重作者的原创劳动，又要自觉担当出版人的学术责任，坚持出版规范的要求，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对方。特别是对一些名家大家，如果其著作不符合学术出版的规范，也要坚持原则，严格要求。当然也要注意沟通的方式和方法，尽力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对作者提出的具体意见，要认真分析，科学对待。不能简单应付，生硬拒绝。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出版物达到学术规范的要求，成为合格乃至优秀的学术产品。
总之，加强学术出版规范，是提升出版物质量、引领社会学术风气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学术界出版界同仁要从提高民族创造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学术出版规范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落实总署通知精神，正确处理各种复杂关系，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多出学术精品，争创出版佳绩，为繁荣我国的学术出版事业，促进我国的学术文化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