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历史影响

法家思想的历史影响（共9篇）

法家思想的历史影响 篇1

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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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13]。我国现代法治已觉悟到，人们所苦的并不仅是重刑，轻刑亦为人们所苦，过重的刑罚指挥导致人们的厌恶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罚的效力于过分的严厉性混淆起来，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们都赞助公正的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而我国现代的法治则更多的以保护公民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谓“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15]。这些都非常蝼蛄的点明了法治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严刑者，民之所谓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陈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16]这些，一语道破了加重处罚，严厉镇压民众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触犯法律，结果也就达到了法治的目标。但是现代的中国法治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自我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国家除了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外，还建立健全了权利救济制度。立法机关通过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从制度上较好的解决了防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和对已发生的侵权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

法家思想中，对于法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严格执行。尽管法家也强调法必须顺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义，法家始终站在君主一边，提君主利益辩护。但是我国的现代法治要求发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达到实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国”，而我国现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义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则主要是“依靠”“依从”“按照”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法家所强调的法治，实际上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作为统治者的为政之具和统治策略，因此很明显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这样的法治，即成为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最终即归于人治主义一途。而我国的依法治国原则，则是把法作为一种文明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文明理念的灌输，作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和内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科学规划，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层面，人们普遍的依据法律规则，制度，原则去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严格有序，井井有条的状态，并使违法犯罪现象大为减少。在这种法治中，人们要树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义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用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待法家理论时，自然不应忘记它的种种缺陷，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能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法家所借鉴利用。

1）“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对特权

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是基于当时领主贵族特权猖獗，守旧势力严重阻碍改革进行的社会状况下而产生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8]是对这种思想的最好总结，法家主张适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9]在守法上，强调平等性，君主，臣民都应守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这些反特权主张，在当时贵族特权登记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当然，如前文所说，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实践到避免所有特权，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当代人有少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总以为有特权在身，以权试法，而法家这些法特权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

2）“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24]。法家强调，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能因亲近友好而随意赏赐。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大治。法家强调法的公正性原则，主张行法，司法必须公正无私。商鞅认为，严格依法办事，这就是“公”，反之为了私利而损害法的施行，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则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议，国家必定混乱。确定法律就是为了明确人们言行的当与不当，即“明分”，只有保证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国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轨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而私议不行。”[27]，慎到还认为，公正是立法，执法的第一要义，法律公正就要抛弃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28]。应该说，法家的这种观点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以私害法的情况在我们当今社会仍是屡见不鲜。我们应借鉴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执法必严，公正办案，铲除“人情官司”“权钱交易”等问题，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

3）“法与时移”，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

法家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要求。商鞅说：“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是则行之则不干。”[29]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30]所谓“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时代却同样在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制定的法律是比较齐全的，较建国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促进和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如：现在我国行政权被滥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而行政救济权利的途径却很有限；与市场经济主体有关的法律制度，如：债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还不太完善，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缺失的部分应当补充制定，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法家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让“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们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广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懂法，守法，护法。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干部无视法的存在，认为权大于法，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已经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间，同样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遇到法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熟人，甚至进行钱色交易，而不根据法律寻求解决的途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办事成本的提高。因此，当务之急，党和国家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如：电视，报纸，网络来普及法律知识，并且坚持进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论。

------------------[1] 《慎法》

[2] 《管子·七臣七主》

[3] 《商君书·定分》

[4] 《管子·任法》

[5] 《韩非子·有度》

[6] 《韩非子·六反》

[7] 《韩非子·有变》

[8]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1页

[9] 《商君书·去疆》

[10] 《商君书·开塞》

[11] 《商君书·画策》

[12] 《韩非子·解老》

[13]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

[14] 《韩非子·画策》

[15] 《商君书·说民》

[16] 《韩非子·奸劫弑臣》

[17] 《韩非子·安危》

[18]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9] 《韩非子·有度》

[20] 《韩非子·有变》

[21] 《商君书·赏刑》

[22] 《商君书·修权》

[23] 《史记·商君列传》

[24] 《韩非子·饰邪》

[25] 《商君书·修权》

[26] 《商君书·修权》

[27] 《慎子逸文》

[28] 《威德》

[29] 《商君书·壹言》

[30] 《韩非子·心度》

[31] 《商君书·定分》

[32] 《商君书·修权》

法家思想的历史影响 篇2

作为法家思想先驱的管仲,运用法律条规治理齐国长达40余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人才兵役官吏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奇效,从而使齐国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王。韩非子身处在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度的历史巨变时期,是战国末期法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以审视的眼光、理性的分析和严谨的判断为当时的社会提出了一个精湛周密而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其中包括了许多有效可实施的法律法规,这些管理思想足以看出韩非在法治和国家治理这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精辟的见解。韩非提出的理论受到了当时君主的重用,而在今后的这么多年,所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也都相应的参考了韩非的思想理论。可以说韩非解决了整个社会的治理问题,依靠法治使我们的社会和谐安定,一切事物可以稳定发展。直到现在,韩非的法家管理思想也被人们认为是博大精深的,它不仅对中国以后管理思想的形成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人类解决新世纪的管理难题具有重要的智慧启迪价值。

法家思想经历了2500年的荣辱兴衰,并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在后人的眼前,继续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力。法家思想在国家治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都发挥了其巨大的价值。所以说现代社会的巨大发展是和法家思想密不可分的。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法令的执行也必须是强制性的。管理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确是无比强大的。可以看出法家的管理思想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

法家执法主张奖罚分明,公平公正。不管是国家企业公司还是学校,都有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用客观具体的法律, 和赏罚分明的奖赏制度来管理人员。这样可以确保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能认真对待工作,按时完成自己的任务,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到工作上面,这样就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奖励和荣誉奖励。而消极怠工者也会因为懒惰而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受到惩罚,更严重的将会失去工作的机会,对于腐败浪费的现象,也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此,法家的管理思想在很多的领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在公司或企业的管理中长时间实行,或者实行的不够彻底,都会显示出它的弊端。在长时间的高压作用下,以法家思想进行管理,没有任何的人情味, 持续时间长了之后都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法家思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也是相当有地位的,当时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去治理国家,一度被认为是最有效最佳的管理方法。以法家思想进行管理工作是严格公正的,同时也是冷血无情的。很多时候我们必须严格按照制度来进行管理,不能让制定的法令变成虚设。这样会使管理更加简单方便,也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每个成员都依照法令条文的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工作既有效率又有质量,推动了公司企业的稳定发展。其次,我们也不能只依靠法家的思想去进行管理。法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一直是高压无情严厉的。在长时间的高压作用下,以法家思想进行管理,没有任何的人情味, 持续时间长了之后都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若在别的地方对员工进行奖励表彰。例如业绩最高的员工可以发奖金或者奖励出去旅游,对有困难的员工私下给予帮助,有机会组织员工一起出去聚餐游玩增进大家的感情,使大家拥有一个目标,同心协力使公司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所以儒家的思想、法家的手段才是最可取的方法。

我国目前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法治建设也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我们在中国建设现代法治时, 我们应该时刻谨记着先人在中国的法治道路的进程上做出的伟大贡献,并从中获得动力,得到精神上的鼓励。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法家思想中有的思想我们也可以去掉,因为毕竟是几千年前就产生,对现在来说也产生了一定的缺陷和局限性。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并努力将法家思想继续进行改良,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造一个最适合当前中国发展的法家思想。深入了解和发扬法家的传统思想,总结归纳自己的经验,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方法,开创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人文管理方式,这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将这些法家思想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加以开发和利用,使其焕发生机。这样,法家思想将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与不朽奉献。

法家思想的历史影响 篇3

【关键词】法家思想；会计制度；性恶论；利益最大化

一、前言

法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之一，其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对现实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进入现代，随着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思想的传入，人们发现法家思想与西方思想存在着相似的地方。在我国建立会计制度和发展会计制度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已在人们心中形成主流，但在经济社会中，法家思想的影响不失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法家思想的产生背景、意义及基本内容

1.法家思想的产生背景和意义

在经济上，春秋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个体耕作、个体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出现，逐渐形成了以利益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在文化上，各国政府纷纷寻求文化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多因素形成了法家的竞争思想，并且逐渐成为法家体系。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策略的不断引入，中国也开始着力于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会计制度。企业寻求发展，不外乎如何促进资本的流转使得个体乃至社会的不断富有化；会计的衍生，体现了对客观数据反映现实经济状况的需求。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追求利益的扩张，投资的稳准，上升的空间与趋势，更不应该忽略文化思想在经济战略选择中的作用。法家思想的运用可以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进而可以保证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2.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法家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家管理制度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就执法而言，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反对人治。法家思想的核心思想在于“人性本恶”，这与儒家等学派的思想大为不同。法家思想学者认为人性本恶，应该采用处罚、监督和告诫的方式利用到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使人遵守法纪，服从管理者。

三、中国会计制度的内容

中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到八十年代末期，该阶段开始探索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制度。第二阶段为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其主要特征为采用各种会计工具和核算方法，更好地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并逐步与国际接轨.两个阶段都着力于促进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

四、传统法家思想对中国会计制度的影响

1.“性恶论”是建立会计制度的基础

会计制度建立的基本理论之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即理性的人会选择利益更高的行为。可见，这种说法与性恶论的理念相似。在“性恶论”的基础理论下，说明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双方在伴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可能会出现弄虚作假和尔虞我诈的行为，为了规范这种行为，必须采取一种规章制度来防止弄虚作假，而这种规章制度就是会计制度。只有不断完善会计制度，才能满足宏观调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需要，进而培养出有着更高会计素质和水平的会计从业人员。

2.“以法治国”思想促进了会计制度的颁布

如上文所述，法家思想之一便是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在近代中国的部分企业中，“人治”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和人才流失等问题。企业管理者不凭借规范制度，依靠个人喜好去办事的情况十分严重。根据法家的思想，必须通过严格的制度和机制来规范企业行为，使企业可以健康发展。在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九十年代以前，由于会计制度不够明确，一些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无所依从，导致效率低下，难以走出国门参与竞争。因此，在后续的会计制度发展过程中，出台并完善了《会计法》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等各种具有针对性的会计法规，通过法律的完善，使得企业进行合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时有规律可循。可见，以“会计制度治企业”具有良好的效果。

3.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会计制度中的运用对比

在思想性质方面。法家思想强调在经过考虑之后，理性的人会选择利益更高且更能满足个人偏好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制度的出现是为了遏制人性自私的行为，而儒家思想强调义重于利益，而义所表现的就是政府的公有利益；在会计制度的建设方面，法家思想主张依法治国，存在较高的制度约束性，而儒家思想强调礼仪治理，强调等级制度。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会计制度的建立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儒家思想决定着会计制度的模式，是会计制度的根本，法家思想是会计制度的立法基础，是形成会计制度的前提。只有合理的运用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才可以完善会计制度。

五、总结

在现代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中，有大量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或者墨家思想值得借鉴，尤其是法家思想，其“性恶论”和“以法治国”对于现代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性恶论”是建立会计制度的基础，“以法治国”思想促进了会计制度的颁布。可见，法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其对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和会计学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升.浅析传统文化对法律的影响[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02）：50-52.

[2]陈自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述（1995～2005）[J].宜宾学院学报，2014，01（17）：49-55.

法家的经济伦理思想 篇4

法家是先秦时期提倡法治的学派。这个学派在战国时期属显学，是个大学派，而且分支众多，各诸侯国几乎都有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但从法家思想学说的产生和传播来看，主要可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

作 者：温冠英 朱林 作者单位：温冠英(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330027)

朱林(江西省社会科学院,330077)

法家思想核心 篇5

在以法治国这一理念的延伸下，治理国家应当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循名而责实：

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

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

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而担任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

作为君王，要做的是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通过赏罚机制，使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而这其中的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的人去担任合适的职务。

好利恶害：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的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

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能富强起来。

法术势结合：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三者各有特点。

而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布于众：

法要“布之于众”。

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

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刑无等级：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

先秦法家思想--一把双刃利剑 篇6

先秦法家思想--一把双刃利剑

先秦法家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与此同时,先秦法家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他们曾无数次地书写了人生和事业的辉煌,并凭借法家思想这一锐利武器缔造了一个伟大国家.然而,历史旋即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创造的伟大事业迅速终结,发人深省.

作 者：林永强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刊 名：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年，卷(期)：22(3)分类号：B226关键词：先秦 法家 秦朝 法治

先秦法家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篇7

1.“人性利己”说和教育的作用

法家的人性观表现为绝对的“性恶论”, 认为人性总是利己而害人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是一种利害关系。先秦法家对人性认识的基本点是人的需要和欲望, 人的欲望是人行为的基本驱动力, 由于人对自己的欲望缺乏自我抑制, 就可能会为所欲为, 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 所以先秦法家认为人“性本恶”需要加以控制和制约。基于对人性这样的估计, 法家强调治国必须依靠高压的法制手段, 无需温情脉脉的教育感化。因此, 法家指出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并不在于通过感化而使人自觉为善, 而是在于通过设立法令而使人不得为非。

2. 禁诗书, “以法为教”

在教育内容方面, 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 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 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在韩非看来, 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 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 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 就必然引发混乱。因此, 他极力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惑乱人心的学说, 而特别推崇法家思想。特别是还要防止国家人民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影响, 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控制, 所以要明确推崇“以法为教”, 对社会实行普遍的法治教育, 无论官吏还是老百姓包括妇孺, 都要教他们知法、畏法、守法, 以用来维护封建统治, 使法令深入人心, 妇孺皆知, 这样, 国家就必然会富强安定。这充分体现了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内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 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 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3. 禁私学, “以吏为师”

尽管“以吏为师”是古已有之, 但这仅是形式上近似。实质上, 法家提出的“以吏为师”其着眼点不在“师”而在“吏”, 或者说是在“法”而不在“教”, 为了实行法治, 选择那些知法的官吏来担任法令的解释者和宣传者, 仅此而已。因此, 法家所谓“师”并非教师意义上的“师”。商鞅最早提出“以吏为师”的思想并付诸实施。韩非说:“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禁乱, 而人主兼礼之。”这是天下祸乱的根源。因为这些私家学派的存在, 造成思想的混乱和不统一, 结果一定是“乱上反世”。可见, 法家已发现在六国趋于统一的过程中, 必须相应地要求思想的统一和君主权力的集中和至尊, 对此不得有丝毫的侵犯。而思想言论杂乱不一的私学的存在就意味着扰乱法治、阻碍思想的统一, 必须毫不犹豫地加以禁止。

二法家的人性论思想

法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 否认传统教育, 采取的教育措施否认人的价值, 否认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这与他们的人性论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区别于荀子有条件的“性恶论”, 法家是彻底的“性恶论”者。

他们主张人性普遍好利恶害, 贪婪自私, 本性都是追求利益, 人们受利己心的驱使, 在行为上总是表现出趋利避害的特点, 个人利害是人们思考问题和行事之出发点和归宿点。法家的人性一直围绕着“好利”进行, 在法家看来, “好利”是人的生存本能, 要生存, 就要面临竞争, 就会对利进行追求, 人不喜欢去做对自己不好的事情, 喜欢过比较舒服的日子。韩非说:“人主挟大利以听治, 故其任官者当能, 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 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 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 既然人们有“好利”的本性, 君主可以设置一些奖赏, 利用它, 让人们甘心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无悔地去为君王做事情。

1. 商鞅的人性观

商鞅最早使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对立起来。商鞅的《商君书》很多都说到人性, 他的人性论可总结为“人性好利”。例如, 他说“民之性:饥而求食, 劳而求佚, 苦则索乐, 辱则求荣, 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 失礼之法;求名, 失性之常”, 人天生的本性就是饿了就要寻找食物, 累了就寻求安逸, 痛苦了就寻找欢乐, 屈辱了就追求荣耀, 这是人之常情。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罚。《商君书·错法》说:“人生而有好恶, 故民可治也, 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者, 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 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 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 所以君主设置这两样逢迎民众的志向, 民众打仗勇敢, 国君就用民众想要的爵位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 就用他们讨厌的刑罚消除他们的胆怯。对胆小的民众用刑罚除去胆怯, 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 那么勇敢的民众就会拼死效力。可见商鞅的人性论是“人性好利”, 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只做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事情。君主利用人的求利本性去治理他们, 这有利于国家的强大。

2. 韩非的人性观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的全部理论源于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政治目的。

首先, 韩非指出:“利之所在, 民归之;名之所彰, 士死之。”可以得到利益的地方, 民众就归向它;可以显扬名声的事情, 士人就为它卖命, 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得到一些利益。其次, “故人行事施予, 以利之为心, 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 则父子离且怨”。如果事情对双方都有利, 那么两个人会相处很好, 相互合作, 如果事情对双方都不利, 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可能会产生矛盾, 或是产生害人之心。此外, 韩非认为:“人主挟大利以听治, 故其任官者当能, 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 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 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君主想治理天下, 必须顺应人的“好利”本性, 不仅“自利”还要“利人”, 有功劳的一定奖赏, 有罪过的一定惩罚, 遵循互惠互利的原则, 给予好处和利益, 人们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都会拼死为君王去做事情。可见, 韩非则把前面商鞅的“好利恶害”进一步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 并且做了补充, 我们在看到人性是“好利”的一面的同时, 怎么利用这样的“好利”思想去得到更大的利益, 那就是, 彼此之间追求各自的利益的同时, 达到互惠互利。

三评价

法家发起于儒道墨之后, 在比较三家学说后, 法家认识到三家理论虽各有千秋, 但不免有流弊, 故专注现实社会, 取百家理论为其政治实践所用。法家认为人性好利恶害, 并且这种自私自利的本性不能修正。这种悲观的人性论观点过分夸大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而忽视了或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主张用残酷的刑罚来压制和惩罚人们对物的贪欲, 教育手段也过于刚硬。法家的人性论无疑在否定道德功能的同时, 也彻底摧毁了人们心中用希望筑起的未来, 这种挫败感和无望更使人们从心底排斥法家的法治学说。所以, 法家学说终不能被一般百姓理解接受, 尤其是在儒家相对缓和又能给予人希望的治世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之后, 法家的人性论缺陷更加明显。这样的结果对于有许多在今天看来是经典理论的法家而言, 确实显得较为“冤枉”。

四对教育的启示

性恶论者认为人的欲望是贪婪的、卑劣的, 永远无法满足的。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欲望产生于需要。如果我们从学生需要的角度进行分析, 那么教育对于个体的意义, 就是使个体具有正确合理选择自己发展方向的能力, 提高个人满足自己合理需要的能力和向新的需要层次提升自我的自觉意识与能力。所以, 在教育中, 教师遇到学习差或品行差的学生, 不要认为这个孩子天性就如此愚笨、顽劣, 而要考虑所用的教育方法是否得当以及学生的合理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在现代教育理论中, 人性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向人的需要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转化这种现实态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但他们只强调人性中最基本的自然需要, 没有进一步看到人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现实的人性是变化的, 是人的各种本质属性交互规定的表现, 我们不可能也不要妄图对人性做出一个终极的判断。教育者对学生要有全面的认识, 不要以其“恶”的方面否定“善”的方面, 更不应该认为学生一无是处, 给他贴上“恶”的标签。

性恶论者认为人有一种不断向善的趋向, 人在表现出某种“罪恶”时, 是由于某种缺失。教育者应该把眼光投向受教育者的“罪恶”背后的原因上, 而不仅仅关注他做过了什么, 应该怎样惩罚他。我们的教育应在其未做“恶”之前给予适当的干预, 应让学生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 而不是一味禁止某些行为, 如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激励性制度而非惩罚性制度, 来正确引导学生行为。教育应培养自由的人, 但不是放任儿童漫无目的地自由成长。教育也绝不能严厉规训, 这样容易造成专制。我们可以从“性恶论”中得到一点启示, 在制度化教育时代, 教育精神应回归学校, 教育应该引导人成为人。

摘要：法家的人性论从商鞅的“好利”开始, 发展到了韩非的“欲利”“自为”, 都是从现实的角度来阐述了人性恶的一面, 由此主张以严厉的教育来规范人的行为, 使其心理发展观蒙上了极浓的功利色彩, 为后世所批判。通过对先秦法家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的探析, 从中获取一些经验或教训, 反思今天的教育。

关键词：法家,教育思想,人性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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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国良.先秦法家人性论的心理试探[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3 (1) [4]常国良.先秦法家人性论的心理试探[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3 (1)

[5]吴安琪.试析法家的任性观[J].经济与法, 2011 (2) [5]吴安琪.试析法家的任性观[J].经济与法, 2011 (2)

法家思想的历史影响 篇8

关键词：法家；以法治国；当代启示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法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的“以法治国”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探寻法家的治国理政经验，能够使法治研究的根基更加凝重和深厚，为法治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春秋戰国时期，中国迈入封建农业时代。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带动各国掀起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也促进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空前活跃与繁荣。以管子、子产、李悝、吴起、商鞅、韩非等为代表人物的法家顺应历史潮流，提出并发展了一套以“以法治国”思想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体现历史进步性的法学理论体系。

一、指导思想上，法家本着务实、创新的精神，以富国强兵为政治目标提出“以法治国”思想

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明法》中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1]商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2]韩非作为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充分认识到“以法治国”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将其发展为治国的根本方略。“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断，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 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3]“以法治国”思想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需要，受到各诸侯国的青睐。秦国将法家思想付诸实践，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诸侯国，并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以法治国”思想的重心在于国家治理，主张通过制定和实施成文的法律来统一政令，统一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建立起全社会共同的法治观念，并通过“信赏必罚”来贯彻落实借以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在法家看来，法的突出特点是“公”，法的突出功能是“去私”，因此实行“以法治国”的最终目标是言、行和事均断之以法，则人民多趋于农、战，进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这一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国家的强大和社会的发展必然需要相应的规则来规范秩序。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立法原则上，法律要求统一、稳定，且必须通俗易懂、便于实行

法家思想体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在立法原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法家认为，立法必须考虑法的利弊得失，利大于弊时才可立法，即所谓的“治与世宜则有功”。同时强调法要随着历史的进化而进步，“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4]法家的这一观点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审时度势地看待问题，而就某一个历史时期来看，法家强调法令一旦制定就必须统一和稳定，不能“数变法”。 “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5]法家的法还具有“易知”、“易为”的特点，即法律要通俗易懂，便于实行。

法家的立法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法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立法过程中必须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问题，实现科学立法。制定的法律要“与世宜”，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体现时代的前进方向。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立法尤其要与改革决策向衔接，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切实增强法律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执法措施上，维护法制的严肃性，执法必须严格谨慎

法家十分重视法律实施，提出一系列执法措施保证法令的畅通。子产铸刑鼎将法律“布之于众”，彰明法令。法家主张在公布成文法的基础上，要加强法制教育，“以法为教”。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方式，在守法方面认为君主也要受到法律制约，并要求君主以身作则、带头奉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6]“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7]法家认为各级官吏对于法律的维护与执行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君主必须以法治官，严以治吏。法家强调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以“信赏必罚”取信于民。树立法律权威要“不避亲贵，法行所爱”。法律实施过程中亲者、贵者及所爱者三种人最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对这些人同样严格实施法律，则法律权威即可树立。法家强调执法要严格谨慎，不枉不纵，依法处置，“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8]法家虽然强调法律的主导作用，但并不否认道德的作用，提出用道德辅佐法律实施，“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做到思想观念、社会舆论与法律赏罚相一致。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家对法律实施的一系列学说抓住了法治的关键环节。其一，要提高全民的法治意识。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其二，法家强调贵族和平民在适用刑法上一律平等，是一种朴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平等是今天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权威，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按照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都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其三，法家强调“以法治吏”，这一点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当今的领导干部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肩负着依法治国的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领导干部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其四，要严格规范公正执法，特别要对现实生活中的选择性执法等执法乱象进行治理，解决执法不公和执法腐败问题。同时要使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

从法家“以法为本”、“一断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等思想中引申出的法治、平等、民本等思想已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宝贵资源和广为接受的价值取向，是我们优秀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传承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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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0页.

[3]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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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6]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06页.

[7]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8]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35页.

作者简介：

法家思想的历史影响 篇9

关键词：法家思想；以法治国；现代意义

法家以推行法治而有名。在法家发展史上，管子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商鞅则在实践中极力推行以法治国，韩非子最后对之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法家的法治思想对中国的政治、法律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现如今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更替的中国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以法治国”之内容

（一）公平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关键在于公平。法家反对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坚持同样的法适用于所有的人，不分高低贵贱。商鞅的“壹刑”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根据“壹刑”，所有的人犯同一种罪都要接受同样的处罚，不因身份不同而有异。对于执法人员，尤其不能例外，执法者犯法，最难容忍。

韩非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法不阿贵，绝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绝不屈从、偏袒尊贵者，正如作为量直之具的绳不能缠曲的东西一样，对过错的刑法，不能避开大臣；对善行的奖赏，不能避开匹夫。

（二）重刑

重刑论，是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商鞅是重刑论的奠基者，他的重刑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重罚而轻赏，罚先而赏后，罚多而赏少；另一方面是轻罪重罚。关于前者，商鞅指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在他看来，赏罚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国家必定是弱国，赏占百分之三十而罚占百分之七十的国家必定是强国，做得最好的国家是赏占百分之十而罚占百分之九十。关于重刑说的第二方面，商鞅指出：“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故重轻，则刑去而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商鞅认为，在执行刑罚时，如果加重刑于轻罪，那么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无从出现。他强调轻罪重罚对人们的威吓作用，这种作用使人们连轻罪都不敢犯，至于重罪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所谓的“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重刑论，他持重刑论的依据与商鞅相同：轻罪重罚，则可以使那些有犯罪念头的人具有害怕心理而不敢犯罪。与商鞅有所不同的是，韩非子明确指出，重刑不“伤民”不“罪人”，重刑不是为了为难良民百姓，而是为了止奸。

（三）性恶

性恶论是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法家看来，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管子认为：“夫凡人之性，见利能勿扰，见害莫能勿避„„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万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商鞅同样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这种生存需要，因此，没一个人在利弊之间都要趋利避害。“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鞅认为人的本性与生俱来，人的一生就是逐名逐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韩非子的人性论继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每个人都有利欲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与臣市。君臣之间，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他还认为儒家所说的君臣之间以忠信仁义相待是不可靠的。

二、法家“以法治国”之简析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中的公平精神体现在它希望给不同等级、不同背景的人以公平的对待：同功同赏，同罪同罚。这种公平精神与西方政治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相似之处，是对同时代儒家学说中注重等级、重视人治思想的反驳。法家不主张平均主义，他们对公平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公平主义的追求。平均主义向往结果的平等，而法家的法治则向往机会的平等。但是，法家所主张的公平仍是在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上的，皇帝的权力远远大于法律的效力，法律的制定在本质上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这个“平等”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法家把重刑论作为其“以法治国”学说的重要内容，但是，其重刑思想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法治的正轨。秦朝在大一统后，攻守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继承者继续对法家重刑思想不断继承和发挥，使得刑法已经成为赤裸裸的暴力，最终官逼民反，导致秦朝的灭亡。严明的法治，既不要求轻刑，也不要求重刑，而要求“当刑”。对于犯罪行为恰如其分的处罚，才符合罚的大公无私的本性。如果一味重刑，必然会导致韩非子所坚决反对的“释法术而任心意”。既然刑越重越好，判刑者便不是根据客观、公平的法，而是根据主观、偏私的心意作出判断。

性恶论最早由荀子提出并在先秦百家关于人性的论断中独树一帜。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则将人性恶的主张发挥的更加鲜明彻底，治恶手段也从礼治发展成为用刑。法家思想中的性恶论与西方性恶论存在很大差别，最突出的便是性恶的主体的不同。法家学者认为性恶的主体以普通的黎明百姓为主，而西方的“原罪说”引出的性恶论是对人性的普遍不信任。由此可见，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做到所有人的平等，实质上是统治者统治国家、稳固政权的工具。

三、法家“以法治国”之现代意义 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相距两千年之遥远，但以史为镜，其历史经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在政治变革实践中的重要借鉴。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现代意义首先在于：推动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公平正义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政治价值和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中全会又对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这清楚地表明，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法家“以法治国”所追求的“同功同赏，同罪同罚”与此是相通的。

其次在于：促进当前中国“重重轻轻”“宽严相济”的刑法体系的完善。储魏植教授从罪与刑在哲学上是对立统一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刑罚的严厉程度与遏制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罪与刑双方互相斗争，但又相互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有时候刑遏制罪，有时候又是罪与刑相抗衡。”法家重刑主义的失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单纯采用重刑是不能达到减少更不用说消除犯罪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弊端丛生。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考虑的刑事政策才具有生命力。单纯重刑化的选择也与当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格格不入。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经济的和谐发展、政治民主的稳步推进、重视人的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更包含社会公正、安定秩序等基本的目标追求。而重刑思想则破坏了这种和谐秩序的构建，甚至使刑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最基本的功能即遏制犯罪、保障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功能都无法发挥，人们看到的仅仅是无异于暴力的刑罚。单纯重刑化的失败为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最后在于：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这一基本国策的全面推进。因为人性本恶、人性好利，要采取赏罚的政策，而赏罚要依法进行，这是法家的基本主张。依法治国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国策，德治只是法治的补充和附属。依法治国包含着对人实行赏罚的前提，而依法则是赏罚的一个标准和治国的保证。因为人好利恶害，所以用赏罚，赏罚需要法律，这是法家的逻辑。法律是标准和准则，现代国家治理虽然少去了对赏罚的解读，但用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标准和准则，是有历史共同性的，或许这就是法治的普适性价值。但与专制社会不同，现代的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它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体现，维系的手段是强制和自觉的有效结合，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意志和利益。

四、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制定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法家“以法治国”“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