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法律思想(DOC)

法家的法律思想(DOC)（精选8篇）

法家的法律思想(DOC) 篇1

秦王朝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继承秦国时期法律思想的传统,即其基础主要是自商鞅变法后法家思想在秦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秦国特色的法律思想,其直接思想模式源自韩非的“法治”理论。

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

徐祥民

【摘要】： 一，法家没有久远的谱系，法家的法律思想也难以在战国前找到其理论的前身。这种在战国时 期盛极一时的思想体系不是春秋或春秋以前已经存在的某种学说的发展的结果，而是伴随 着中国法的成文化，在制定法律、使用法律的摸索中，在对成文法及其应用的讨论中产生 的。战国前的中国法制没有进入成文法时代。不仅“禹刑”、“汤刑”、“九刑”不能证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经成文化，《吕刑》不是周代成文法，而且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 也没有从根本上把周天下的法制从非成文法改变为成文法。春秋时期的私有化运动，春秋 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变化，推动中国法走向成文化。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在战 国时期各国纷纷制定、实施成文法的实践中与成文法一起走来的。二，儒家、法家等称号是汉代人在总结先秦学术时加给其前人的“谥号”，并非先秦时期本来就 形成了界限分明的“百家”。按照司马谈等人设定的法家标准，结合今人对法家的认识，可 以在春秋时期找到若干法家先驱。除管仲、子产之外，范宣子、邓析、赵鞅、越王勾践等 都各有与法家法律思想接近的政治或法制实践，或者发表过与法家类似的言论。法家学派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一）前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和吴起。他们的 主要贡献是推动法律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

（二）中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申不害。他们不仅创立了系统法家学说，而且把这些学说用来指导当时的法制建设。

（三）后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综合期和变异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子和李斯。韩非子总结了前期和中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对完善法家理论，充实法家法律思想的 内容做出了贡献，但也有过分迷信“术”以至于降低法治的理论价值的过误。李斯 对法家法律思想在秦的法制建设中的应用起了很大作用，但对秦王朝立法、用法实 践中的致命失误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秦王朝建立后用国家权力树立法家之学的统治地位，用法家思想去统一社会舆论，使法家 之学丧失了学术自身应有的生命力。汉兴之初，痛斥秦朝严刑峻罚之声不绝，但法家之学仍然是汉朝初年的基本统治思想。黄 老之学是在汉惠帝即位以后才取代了法家之学的地位。三，法家对法的起源，法的规范性、公共性、强制性、公开性等特征，对法的效用等法的基本 问题，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这些认识不仅指导了当时的法制建设，而且影响了后来的整个 中国法制的历史。在后来两千年的古代中国历史中，人们对法的基本理解即来自法家。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法治思想，也就是以法治国的思想。为了克服商、周以来形成 的传统以及儒、墨显学对法治的障碍，法家对法治的合理性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他们的 变法论、性恶论、用众论、中君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当时实行法治的合理。法家的基本法治理论主要包括：

（一）法治目的论。法家主张实行法治的主要目的是“王天下”。

（二）明法论。法家不仅要求法律公开，而且希望“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他们要求人人必 知法律是为了让百姓“自治”，即主动地趋法定奖赏之利，避法定刑罚之害。

（三）重刑论。法家主张用重刑严惩罪犯，以求止罪，也就是“以刑去刑”。

（四）行法论。法家主张信赏必罚，且要求赏不僧、刑不滥。四，在汉武帝以后的儒学独霸的时代，洁家洁律思想的影晌还在。其影晌方式主要有三。一是 某些思想观点已被社会广泛接受，构成了中国民众的一般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二是在诸 如三国时期这样的分裂战乱时期，特殊的政治需要使法家之学得以部分复兴。三是窝于法 律制度之中，通过法律制度对社会产生影响。在儒学独霸的时代，人们也常常使用一些创自法家的思想观点，如法度适时更革、重刑止 奸等。五，秦之强盛得益于洁家思想的指导，但不能因此便简单地把秦朝的短命而亡归结为法家的错 误。商勒、韩非思想有异，其对实践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前者促使秦盛，后者加速秦亡。韩非子不与臣“共”的独断使秦国家失去臣的支持：他的“术”论导致对洁治的破坏和君 王对权力的滥用；他对君臣矛盾的过分的渲染引导国家偏离了增强国力的航道，导致了民 穷财尽。商敦的法律思想有兴秦之功，也有理论不完务的缺失。主要是：

（一）功利主义的法律工具论难以避免对法律的铬误使用；

（二）强国弱民的制民论有走向君王与臣民对立的可能性；

（三）只见人不见社会的人性论无法培植政权的道德基础：

（四）以奸止为度的重刑论种下了走向极端重刑的基因，从而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 火索。六，法家的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具有相同的意义。以往的研究者不原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1 【分类号】：D909.2 【DOI】：CNKI:CDMD:1.2001.012597 【目录】：

          前言13-20 第一章 法的成文化与法家法律思想的产生20-47 第一节 战国前的中国法制没有进入成文法时代20-33

一、“禹刑”、“汤刑”、“九刑”不能证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经成文化21-23

二、《吕刑》不是周代成文法23-25

三、众多法律形式的存在使成文法无立足之地25-30

四、战国前条文化的规范尚未取得反复适用的强行性效力30-32

五、郑铸刑书、晋铸刑鼎不能根本改变周天下的法制状况32-33 第二节 社会变革推动法的成文化33-44

一、春秋时期的私有化运动33-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38-40

三、政治结构的变化40-44 第三节 法家法律思想与成文法一起走来44-47

一、战国时期各国法的成文化44-45

二、法家法律思想是关于成文法的认识成果45-47 第二章 法家学派47-75 第一节 法家学派的由来47-52

一、战国时期无“法家”之名47-49

二、法家学派出自于汉代的学术总结49-50

三、对法家的界定50-52 第二节 法家先驱52-62

一、管仲53-56

二、子产56-58

三、范宣子58-60

四、邓析60-61

五、赵鞅61-62

六、越王勾践62 第三节 法家学派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代表人物62-75

一、前期法家63-65

二、中期法家65-71

三、后期法家71-75 第三章 法家对法律的基本认识75-85 第一节 对法律起源的认识75-79

一、人类社会早期没有法律75-76

二、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76-77

三、法律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物质财富77-79 第二节 对法律特征的认识79-82

一、规范性79-80

二、公共性80-81

三、强制性81-82

四、公开性82 第三节 对法律效用的认识82-85

一、定分止争83

二、禁奸止邪83

三、生力生强83-84

四、制臣服虎84-85 第四章 法家对法治合理性的论证85-94 第一节 法家鼓吹法治的文化环境85-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商周以来形成的传统是推行法治的障碍85-86

二、儒墨显学各有治国之术86 第二节 法家实行法治的理论86-94

一、变法论86-88

二、性恶论88-90

三、用众论90-92

四、中君论92-94 第五章 法家的基本法治理论94-107 第一节 法治目的论94-97

一、“工具”的一般效能94-95

二、商鞅的“治——富——强——王”方略95-97 第二节 明法论97-98

一、立法明白易知97

二、“治国贵不断”97-98 第三节 重刑论98-103

一、以刑去刑98-100

二、刑重而必100-102

三、行刑重其轻者102-103

四、刑用于将过103 第四节 行法论103-107

一、信赏必罚103-105

二、赏不僭，刑不滥105-107 第六章 韩非子对法家法律思想的发展107-119 第一节 对法家理论的完善107-115

一、赏誉同轨，非诛俱行108-111

二、保持法的稳定、划一111-112

三、明主治吏不治民112-115 第二节 对儒、道等家观点的吸收和运用115-119

一、对道家观点的运用115-116

二、儒术步入法治理论殿堂116-119 第七章 齐法家法律思想的特点119-127 第一节 齐法家形成发展的文化环境119-121

一、齐文化传统对齐法家的影响120-121

二、稷下学风对齐法家的影响121 第二节 齐法家法律思想的特点121-127

一、“以民为本”，“令顺民心”121-122

二、君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122-124

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124-1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仓廪实而囹圄虚125-127 第八章 秦王朝的建立与法家学说的命运127-134 第一节 统一王朝的建立对法家学说的挑战127-130

一、商鞅虑所未及的问题127-128

二、吕不韦为统一所做的理论准备128-130 第二节 法家学说发展的终结130-134

一、秦王朝对法家学说的毫无保留的选择130

二、政府造学术则无学术130-132

三、腐败的权力与腐败的学术132-134 第九章 法家思想对汉初统治集团的影响134-141 第一节 汉朝初年的统治思想不是黄老之学134-136

一、“约法三章”与黄老思想无关134

二、萧何不信黄老之学134-135

三、刘邦及其诸大臣不得“无为”135-136 第二节 汉初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法家思想136-139

一、刘邦对“水德”情有独衷137

二、汉承秦制的法制建设实践137-139 第三节 黄老“无为”“因”于汉高君臣的“有为”139-141

一、黄老之学的精髓是“因”139

二、刘邦君臣的“有为”为黄老之学立所“因”139-141 第十章 法家法律思想在儒术独尊时代的影响141-147 第一节 汉后法家学说的存在方式141-145

一、法家的思想观点被社会广泛接受141-143

二、法家之学在特定时期得以“复兴”143-144

三、法家的法律思想融进法律制度之中144-145 第二节 儒术独尊时代常见的法家法律观点145-147

一、法度适时更革论145

二、重刑止奸论145-147 第十一章 秦朝灭亡与法家学说的关系147-162 第一节 “集大成”的韩非子之学是亡秦祸首148-154

一、“独断”不“共”与天下之士“箝口而不言”148-150

二、术与滥罚150-152

三、罕言生力与大兴土木152-154 第二节 商鞅法治理论的缺失154-162

一、功利主义的法律工具论154-156

二、强国弱民的制民论156-158

三、只见人不见社会的人性论158-160

四、以奸止为度的重刑论160-162                 第十二章 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162-180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162-167

一、亚里士多德法治的构成性要件162-166

二、“良法”对法治的意义166-167 第二节 法家法治的基本含义167-169

一、施治以法为据，不法外断事167-168

二、政事决于法不决于智168

三、行法不从私168-169 第三节 “西方法治论”者的观点不能成立169-174

一、法家也追求法的完善169-171

二、中、希法治理论都不以民主为基础171-173

三、法家的法治要求君王守法173-174 第四节 中、希法治观及其存在条件的区别174-180

一、中、希法治观产生的不同条件174-177

二、中、希法治观的区别177-180 结论180-183

法家的法律思想(DOC) 篇2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 历代君主均崇法家之说。孝公时, 商鞅废采邑而为县, 废井田, 听民自由买卖, 设军功之制, “宗室非有军功, 论不得为属籍。”秦之富国强兵, 亦循商鞅之言, 采农战政策, 经过数世的经营, 秦果然“富厚轻诸侯”。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攻齐, 虏齐王建, 于是六国尽亡, 秦国统一天下。

从管理学的视角看, 法家之所以能成功, 乃在于正视昔日维系社会之纲纪逐渐失效, 且诸侯强大的事实, 并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 这些措施与法家管理理论的出发点——合理的人性假设是分不开的。

韩非子说:“人莫不欲富贵全寿, 而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 心欲富贵全寿, 而今贫贱死夭, 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 (《韩非子·解老》) 。”“富贵全寿”是所有人都想要得到而害怕失去的, 而现实生活中又经常失去, 这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矛盾。在物质资料比较缺乏的年代, 如果没有恰当的管理措施满足大多人的基本需要, 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得不到妥善地解决。

在春秋战国时代, 诸侯列国纷争, 生产力发展有限的情况下, 法家的这种人性假设显然是非常合理的。从这一假设出发, 韩非进一步指出了人们行动的利益导向:“夫卖庸而播耕者, 主人费家而美食, 调布而求易钱者, 非爱庸客也, 曰:如是耕者且深, 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 尽巧而正畦陌畴者, 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羮且美, 钱布且易云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与儒家从行为动机这一价值理性范畴解释人的行为方式不一样, 法家不尚善恶之辨, 商鞅说:“名利之所凑, 则民道之 (《商君书·算地》) 。”他清楚地认识到, 名利所指, 就是百姓乐于效力和接受管理的地方:“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 (《管子·牧民》) ”从合理的人性假设出发, “顺民心、从民意”构成了法家的核心理论基础。

二、人性假设与工具理性

管子明确指出, “民恶忧劳, 我扶乐之, 民恶贫贱, 我富贵之, 民恶危坠, 我存安之, 民恶灭绝, 我生育之, …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 行其四恶, 则近者叛之 (《管子》) 。”虽然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于生者, 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 所恶有甚于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 。”孟子既知所欲有甚于生者, 而未曾说出用了一种方法, 使其不求生。所恶有甚于死者, 亦未曾说出用哪一种方法, 使其不避死。法家用刑赏, 孟子乃用仁义, 以抽象的仁义, 使人勿求生以害仁, 宁杀身以成仁, 这只能唯贤人能之, 众人恐难做到。

孟子坚决主张性善说, 他认为人生下来都有“四心”, 这四心是仁、义、礼、智四大伦理范畴的根芽。孟子说:“恻隐之心, 仁义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孟子》) 。”儒家出于性善的人性假设, 一贯重视人的自我实现这一价值理性。“尽其心也, 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不贰, 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 (《孟子》) ”。

而法家出于物质主义的人性假设, 在实践中必然注重实践效果, 并以此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检验标准, “夫言行者, 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 (《韩非子·问辩》) 。”任何言论和行为, 如果施行后能够产生预期的功效, 那才是有价值的。“夫砥砺, 杀矢, 而以妄发, 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 然而不可谓善射者, 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 引十步之远,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 有常仪的也。故有常, 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 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集中表达了目的的重要性。“凡功者, 其入多, 其出小, 乃可谓功 (《韩非子·南面》) ”, 这是说用效率的重要性。但施政行事难免利弊并存, “无难之法, 无害之功, 天下无有也 (《韩非子·八说》) ”, 此时就必须“出其小害, 计其大利 (《韩非子·八说》) ”, “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 (《韩非子·八说》) ”。合理的人性假设是管理工具理性的基础。

三、历代“法家”管理思想

自秦速亡以后, 后世对法家思想讳莫如深,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与治理国家的系统性方面, 先秦诸子无出其右者。秦后汉初, 董仲舒作《天人三策》, 对战国以来的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问题, 作了系统地阐述。其杂糅法家及阴阳五行的观点, 以神学论证皇权和专制秩序的永恒性。中国文化史家冯天瑜指出, 对比董仲舒与法家代表人物李斯, 可以发现:“ (董仲舒) 就对六艺之科的态度而言, 与李斯建议秦始皇焚烧《诗》、《书》截然相反, 但其思路却如同一辙:他们都力主禁绝异端、维护帝王一统意志。”这种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不如称为“新法家学说”, 由于法家管理思想的合理内核, 这一“新学说”不仅被武帝以下汉代君王所接受, 而且在此后的两千年间, 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法家的经典管理思想不断被历朝历代思想家所继承和更新。例如宋朝时李觏认为, 王与霸不过是统治者名位之不同, “皇帝王霸者, 其人之号, 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 天子号也”, “霸, 诸侯号也” (《常语下》) 。王道与霸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谓王道, 则有之矣, 安天下也。所谓霸道, 则有之矣, 尊京师也, 非粹与驳之谓也” (《常语下》) 。他推崇齐桓公“外襄戎狄, 内尊京师” (《寄上范参政书》) , 商鞅“明法术耕战, 国以富而兵以强” (《寄上范参政书》) 。以先秦的霸政参照今世, 他对北宋政府外输岁币, 内养冗兵的软弱腐败现象极为忧虑, 渴望大宋王朝也能“外襄戎狄”, 一扫积弊, 实现富国强兵。

至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沿袭千年的丞相制, 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清承明制, 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 这样的政治制度, 绝不是孔子等原始儒家的初衷, 而是法家思想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中国文化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8.

[4]、箫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令人不安”的法家思想 篇3

儒家讨论人性，因为他们认为，“源初的人性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关于人类之善这一伦理学问题。从孟子那里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家相信这一进路。

或许，他们误入歧途？如果真有“源初的”、前社会化的人性，我们又如何可能从经验上证实它的伦理性质？荀子哲学开始偏离这一进路。诚然，他宣称人性本恶，但是，他在强调儒家价值的同时还强调法。

荀子怀疑，能否依靠大众有序实现共同的善。在荀子看来，仁政本身不足以约束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孟子错矣。荀子的关注点在于，要建立一个文明的、人性的社会，首先应使民众行为正当。

在不信任人性的道路上，荀子的學生韩非走得更远。他有兴趣追问的，不是人性的源初状态是什么，而是如何控制人的行为。韩非拒斥探讨人性的本体论问题，相反，他把关注点放在人的生存状态：

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韩非子·五蠹》）

墨子认为价值多元是社会失序的基本原因。与之不同，韩非把利益冲突归因于资源匮乏。他把争论从价值理论转到了社会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他的关注点较之儒墨的价值之争更加现实。冯友兰曾经从这个角度比较了法家与儒家：

“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因此之故，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

法家与儒家的人性观内在关联着它们各自对国家治理的性质及目标的看法以及归根到底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儒家与法家这两家学说截然对立。

民：普通民众的角色

孔子谨慎地指出，唯有那些具有恰当才能与知识的人才可以领导民众。（《论语·泰伯》第九章）墨家在讨论法的时候亦持同样的看法。但法家则对普通民众的不信任尤为突出。韩非说，民众的智力与小儿相当：“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韩非子·显学》）进而言之，如果君主以为民众会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那就太不明智了：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韩非子·显学》）

从《去强》和《弱民》两篇文字不难看出，商鞅也持类似的态度。他还设计了控制民众的方案：敦促君主驱使民众干两种活，即农与战（《商君书·农战》）。能做到这一点则国强。组织绝大多数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则民“朴”。

法家蔑视民众，认为民众有三个特点：能力明显不足；不可靠；数量庞大。在法家看来，人口是一种必须加以考虑、加以对付的可怕力量。庞大的人口威胁着法家心目中的政治权威，这一威胁感在君主不信任民众的情况下尤其明显。按照商鞅与韩非的手腕，法的用处便是要针对民众和国家的矛盾。

韩非甚至设法吸收反对顺从权威的道家哲学来为压制民众辩护。韩非解《老子》第五十九章，辩说君主应当防止普通民众发展、运用批判性思维：

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韩非子·解老》）

在民众参与政治活动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法家较之儒家有更强的权威主义性格。史华慈述儒法之异曰：

我们看到，在儒家那里，活生生的个体的代理人（尽管只代表先进的精英分子）在塑造社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法家那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客观”的“行为”监控机制成为实现社会-政治的明显目标的自动工具。以此观之，我们可以说，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一股后来发展成人们称之为法家的潮流，而《论语》在某种程度上则代表了对这股潮流未雨绸缪的疑虑和反抗。

儒家的政治等级制度——尽管它所允许的普通民众的参与度非常有限—— 毕竟还是从仁政的角度出发承认国家治理与民众之间有着相依关系（《论语·为政》第二十一章）。法家的治国理论明显缺乏对民众地位的重视。

如上所述，法家哲学已被冠以“反革命”称号，因为它拒斥治国为民的公论。戴闻达考察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历史嬗变。战国时期的冲突与动乱促使某些人寻求强力：“这些君主首先感兴趣的，是实实在在的强力。强力成为他们权威的新源泉。”在法家思想中，国家利益等同于君主利益。

善人与善法

韩非认为，圣王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形势要求打破传统：

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韩非子·五蠹》）

这段文字把韩非思想其中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治国问题必须用可以计算的、理性的进路来解决。有些人捍卫习俗与传统，以为有一种万世适用的进路应对社会-政治危机。韩非拒绝这种顽固不化的思路。他警告说，这样做不啻于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子·五蠹》）

已经发生变化的新形势要求新的政治基础。《韩非子·难势》议论慎到思想（慎到，约前395年-前315年， 赵国人。战国时道家、法家思想家—— 编注），对政治权威的本质讲得最清楚。前面提到，慎到主张以势为政治基础建立君主的权威。韩非把君主的权威比作君主居于其上的云。云就是起支撑作用的势。即便君主是能力有限的“蚓”，也能够“乘云”。

韩非没有怀疑势的重要性。不过他进而澄清，势只有建立在法的基础上才足够牢靠：慎到愚蠢地认为，势能够自我保护。势的担保在于政治体系而非神采。商鞅与韩非已经注意到，神采作为政治手段是无效的。他们以强硬立场回应了孔子的主张。孔子强调，为政靠典范人格。孔子相信，实现共同的善需要培育民众的德性：“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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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从两个方面回应儒家的仁政说，一者关于个人能力，一者关于德性的影响力。他否定二者，同时主张立刑法：

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商君书·画策》）

韩非则更加坚决地反对仁政，认为仁治最终会破坏刑法体系，从而威胁到国家的权力。仁治与法治根本相左。韩非设矛楯（盾）之喻以明之：

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韩非子·难势》）

此则寓言首先就是反对其师荀子的学说。荀子强调，治理好国家需要礼与法，二者为互补关系。诚如韩非所言，儒法二家根本不相容？不是龙能乘风而蚓不能乘风吗？维持政治权力或许离不开政治制度，但是，不也需要知道怎样才能建立政治制度吗？史华慈解释了韩非矛盾说背后的哲学问题：

如何让人数众多的民众听命于君主一人一直是权威的最大秘密。……在一个抹杀个体主动性、拒绝让其成为社会行为之源的制度中，任何东西都要依赖一个象征性的个人。……在法家系统中，权威应当是建立起来的权威，而不是“神采”式的权威，因为“神采”将会把我们引回到强调个人之殊出作用的错误做法。

法家强调把制度作为政治基础。这种政治基础是善政之本，但它似乎没有在儒家学说里出现过。儒家似乎仅仅依靠圣王作为榜样的影响力。但是，法家的政治基础还是不够充分，因为它不允许对君主进行审查—— 就像在霍布斯那里，君主高居于社会契约之上。某些法家文献，尤其是那些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法家文獻（撰于汉代的《淮南子》即是一例），已经把君臣间的监察制度融入到政治基础设施。不过，这并非秦代法家统治的实情。我们接下来看看君臣关系。

臣：官吏体制

臣的职责很重要，它在法家政治基础设施中要完成两大主要功能。其一，任命有才能的人做官。当然，儒家主张还要符合另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官员还需有德。申不害讨论刑名时再加上一点，认为大臣的任命与绩效评估需要诉诸客观因素。其二，臣的任务之一是充当君与民的中介与桥梁。《论语》告诉我们，这项任务并不容易：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

很多儒家属于士（scholar- official）阶层，其中一些人身居官位，自然会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职责。相形之下，法家人物倾向于从君主的视角想问题，因为他们相信，为政治国最终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前面曾经详细提到申不害对臣压倒君的担忧疑虑。戴闻达认为，战国时期臣的权力不断增强，致使君主感到不得不强调绝对控制：

（君主）感到两面受制：受制于古老的习俗制度，亦受制于那些几乎无法羁缚的贵族的特权。所有这些都属于已经逝去的旧秩序。因此，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看到像商鞅这样一些强势的政治家据说已经开始剥夺贵族的特权。

商鞅的现实关怀在于，一旦支持贵族的特权，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贵族生活值得追求，再进一步，则是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农人弃农而求官爵。官员当然由国家所负担，商鞅蔑称之曰“游食者”（《商君书·农战》）。他们像“虱子”一样威胁着国家（《商君书·农战》、《去强》）。

申不害论君臣之相待：臣完全不能去猜度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他们。对于和臣下的关系，君主必须能够操弄以下几个方面：臣下的哪些建议可以采纳，拒绝采纳建议的时候应当如何应对，又如何掩藏对臣下的依赖。

申不害主张为官员任命设立客观准则，对于中国官吏体制发展来说这非常重要。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做官是可以量化的客观之事，这一点是关于官员作用的论争所留下来的持久遗产。中国为选拔高级官员而设置的国家考试制度从605年一直延续到1905年，长达1300年。摆脱世袭制，走出裙带关系，这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

但是，法家的官吏体制缺乏透明度与明确的职责界划，而这两点却是现代官僚制度的基本要素。韩非综合商鞅与申不害的学说，认为民与臣都对君主权力构成威胁（《韩非子·定法》）。君主居于臣民的对立面，他利用严酷的惩罚迫使臣民就范：“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法家推翻了客观性概念，以确保君主自由驱使臣下。我们看到，客观性准则的运用不过是为君主服务的工具。

隐密，权力与知识控制

通过客观的、公开发布的刑法来维持君主对于民众的权力，这一韬略本身则是秘而不宣的。法越是公开，术越是隐密，君主的权力越是安全。商鞅和申不害都相信，隐密是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韩非指出了法与术的相反比例：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

韩非描述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君主通过严密监视民众来加强权力：“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惟无为可以规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仅要对民众屏蔽或封锁信息，同时还要严格监控学术。在商鞅看来，学术与讨论，尤其是围绕法的争论必须加以禁止：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商君书·赏刑》）

允许民众拥有评判国家事务的独立视角，这无疑是削弱国家。必须禁止那些与效忠君主相左的习俗或传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消除知识最彻底的办法莫过于限制学术。韩非子以冷酷的语调提请君主注意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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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戴闻达提到，史载秦王见《五蠹》之书而欲与作者游。他认为，秦始皇的焚书部分要归咎于法家哲学：“毫无疑问，正是法家的反文化教义已经让秦始皇决定做出招致千秋骂名的举措：公元前213年的焚书。”

治国与人文发展

法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带有化约主义的特点。它将政治权力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关注点，与此同时，它化约掉了对人文、对人的潜在成就的关注。这样一来，民众只是国家权力的工具。

他们的基本功能有二：其一，生产粮食；其二，抵抗军事进攻或从事军事扩张。凡是与这两个基本功能相冲突的其他追求都遭到禁止。商人的私人财富积累遭到禁止。文化、传统、学术和德性诸方面也遭到禁止。高度重视关系的儒家德性更是法家哲学攻击的主要目标。

与刑法相随，诸如腰斩之类无情的肉刑被发明出来确保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家人物似乎无一善终，暴死成为他们命运的特征：商鞅被车裂；韩非遭到在秦为相的同学李斯的陷害，被迫自杀于狱中；而李斯本人，由于秦二世听信宦官赵高的谗言，被腰斩于市。

或许，法家哲学最糟糕之处在于，法家理论的很多方面在秦国及秦朝，尤其是秦始皇统治期间付诸实践。约稍晚于公元前300年，荀子过秦，他发现那里的百姓头脑简单，老实巴交，畏官吏，乖顺听话。至于官吏，也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从家宅到官署，从官署径直到家宅，没有任何私人兴趣。民众“深惧官吏而从之”。纯粹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力而用来对付老百姓的手段，其残酷程度无法用语言形容。

同样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力，秦统一之前的那种思想论争的丰富性与创造性遭到无情压制。或许，由于害怕下一代人的思想过于活跃，秦王朝下决心从中国文明中毁掉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著述。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传世的法家文献如此之少：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常常限于其他经典对法家的引述。

随着学者们从心理、思想上疏远法家，法家哲学一些有价值的洞见也遭到抛弃。例如，黄老学派可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代表体系：圣人无为守静，臣下则有为治事。再者，在当代中国，人们用同一个“法”字来指称法律体系。不幸的是，这可能意味着，法家之法的残留痕迹—— 作为政府与民众对抗的标志—— 很难擦除。最后，与中国的法家统治相伴随的阴森之气可能已经成为说明民众接受以下看法的工具：儒家思想—— 一种许诺共同之善的文明观—— 是理想的乌托邦。

陈村：

她常常笑着，灿烂又本分地笑着。有了她的笑，那个凝重的50岁的史铁生再没有装扮殉道者的理由和必要了。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笑盈盈一会儿沉甸甸。

《让“死”活下去》

陈希米 著

湖南文艺出版

2013年1月版

张明扬：

将视角延伸到了“另一种转型”——中东欧、中亚、南美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

《观念的“水位”》

刘瑜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金融时报：

它用汤恩比式的写作方法，为那些热爱历史的普通读者除去了错综复杂的琐碎信息，并引导他们关注那些最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大国的兴衰》

【英】保罗·肯尼迪 著

王保存 等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陈志武：

作为中国人，應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不断搅浑的道理。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茅于轼 著

群言出版社

2013年2月版

法家的法律思想(DOC) 篇4

周二晚邱洛 5140159012 在我看来，三家管理思想的区别主要原因是其本身思想重点的不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讲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主要观点有道法自然，清净无为；而法家的思想核心“法治”，反对礼制，强调法律的作用，认为人“好利恶害”，遵从“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讲求“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儒家的管理思想鼓励人们进取、去学习，从而获得组织持续发展的动力。它主张的“仁”要求国家或者是企业施行“仁政”以创造出良好的文化，吸引人才。它主张的“信”要求讲诚信，否则部分个体有可能导致整体衰落，比如中国某些货品造假，就给人印象，中国的东西都是假的，都该是廉价的。另外，儒家讲求的“恕”要求管理的过程中营造出和谐的氛围。其所讲的“忠”，旨在让被管理者主动忠诚于管理者，主动为他最一件事，而不是不得不服从。

道家说无为而至，无为不是指不为，而是指不妄为，不刻意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不用说我们现在的许多企业、官员，就连我们的国家也曾经犯过一些错误，试图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常常是由于社会或者某些人浮燥的习气。道家就要求管理能够做到效法自然，尊重规律，清静无为，保持清净，冷静思考。我个人认为，道家的管理思想相比其他两家略显被动，但是不同时期合适的管理思想自然是不同的。

法家的管理思想在当今社会实用的最多，“法”指的是完善法律，建立奖惩制度，迫使或者诱使人们去做一件事，这和儒家的“忠”是不一样的，即使有时候效果有点类似。“术”要求管理者可以驾驭下属，“势”的树立，自然要求管理者有自己的权力，树立微信。这些都是为了获得对下属的掌控，和儒家希望被管理者产生自发行为是不一样的。

法家的法律思想(DOC) 篇5

先秦法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思想渊源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井田制瓦解,宗法分封制动摇,礼治的`经济基础和血缘亲属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其合力促成了“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要建立一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发展的统治秩序,只有寻求另一种途径和方式,于是主张“建法立制,富国强人”的法家应运而生.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主要源于春秋时期改革家的思想,此外,还有儒、墨、道三家之思想.

作 者：谭宝刚 作者单位：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湖北,荆门,448200刊 名：许昌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XUCHANG UNIVERSITY年，卷(期)：23(4)分类号：B226关键词：井田制 宗法制 管仲 子产 邓析

法家的法律思想(DOC) 篇6

摘要：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文化、伦理道德及人文精神的影响，中国企业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基础上，而在刚性管理方面有所欠缺。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哲学之法家法、术、势思想，吸收刚性管理的精华，从企业的制度化管理、企业管理者权威的建立及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三个方面，阐述现代企业管理的立法、处势及用术，以推进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提升。

关键词：法家 管理思想 现代企业 管理文化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文化、伦理道德及人文精神对中国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企业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基础上，而在刚性管理方面有所欠缺。西方国家是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在管理中将“法”放在第一位，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的法治体系和机制。但中国企业管理不能一味照搬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必须着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管理文化。本文将从中国古代哲学之法家思想中吸收刚性管理的理论，以更好地满足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

1法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战国时期各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战国初期的李惺、商鞍；中期的慎到、申不害；末期的韩非、李斯。商鞍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而韩非则集三者于一身，提倡法、术、势并重的法治思想，认为只有以法为本，明法、任势、用术，才是保持君权、统御群臣、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使法、术、势成为法家治国思想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韩非认为，权势是推行法治的凭借，法是维持权势的后盾，也是权势得以维持的手段。只有法与势相互依存才能天下大治。依照法拥有权势则天下大治，违背法则权势亦不能维持。掌握权势的人如果能秉公执法，法律借助权势产生的威力和效率自然会更大。反之，带来的危害也很大。韩非不仅看到法治需要权势来依靠，而且认为要很好地运用权势，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法的强有力的手段。当然，有权势还必须有法术，才能治理好国家。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就是说重视法治的过程中权势的作用的发挥，同时又认为权势要发挥作用离不开法术的指导和规范。韩非的管理思想中，除了法治借助权势外，还要善于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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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有机结合在管理和治国中。术与法不同，法是公布于众，而术要深藏于胸，是君主藏于胸中的考察驾驭群臣的方法。君主需要术来明察臣子的心思言行，不然会被臣子蒙蔽；而臣子们做事要有法可依，不然会胡作非为。所以说法与术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必备的手段。法治的过程中注意术的使用，从韩非的管理思想来看是为了防止法治过程中君主权力落到奸臣的手中，危及君主的统治。法与术结合，法是客观规则，术是使用规则的方法，只是其使用者是君王，即管理者。

韩非“以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实现法治的主张按其本质来说是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服务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本上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在当时没有君主专制，变法就难以进行，所以韩非能够把法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现代企业的管理中一方面要有良好完善的管理制度，即法家管理思想讲的“法”；另一方面也需要领导者合适的管理方法，即法家管理思想中的“术”。再好的制度没有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也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而良好的领导艺术没有完善的制度也只是海市蜃楼。只有将法家管理思想中的法术势有机结合，并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制度、处势借势和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中去，才能更好的经营企业，提高企业科学管理水平。

2对法家管理思想的评价

法家思想对于法术、权势的认识，触及了君权政治的核心问题，因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对中国传统政治及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明法禁，信赏罚”等主张体现了法制公平的思想。

2.1法家管理思想的合理性。法家管理思想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有机整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重要部分。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管理者可以从法家管理思想中总结理论基础，学习其管理的实践经验。法家管理理论堪称为中国古代管理宝典，是一个全面有机的理论系统。相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而言，法家管理思想的合理之处有以下４点：

一是法家人性恶理论符合现代企业追求利益的要求。法家不同于儒家的性善理论，而是从人性好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性恶论。现代企业管理追求的第一目标盈利，那么法家的人性好利正是与企业管理的目标不谋而合。法家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提出并产生法治管理理论，同时性恶论也证明了法的必要性和期望获得最高的效率。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追求高效的产出，同样需要以强有力的制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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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法家的人性好利同样可以适用于对员工的管理上，实行“以利导民”，充分调动员工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又符合企业自身追求利润的要求。物质需求是人的生存之本，管理者也可将人的物质需求转换为企业管理的管理手段。

二是法家思想强调法治的刚性管理。韩非子主张法治，反对儒家的德治。韩非认为“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即是说性善的人有，但很少。所以说治理国家要针对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极个别人，所以要实行法治。为了正法强国，法明忠劝，首先法令要简明易行。立法应尽量完备，并且执法者应强毅刚直。只有这样才能法正国强，法明忠劝。正如现代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问题，企业的制度不完善，或者执行制度不彻底，使企业往往产生管理困惑。现代企业只有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机制，按照制度办事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是正确的历史进化观念。商鞍在秦国实行变法时曾阐述了人类历史的四个阶段：“上世”、“中世”、“下世”、“今世”，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口号。韩非继承了商鞍进步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前进的社会，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并且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韩非曰：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法家治国强国的手段是变法，只有通过变法才能打破原有的旧机制，建立与新的时期、新的形势相适应的制度及管理方法。法家管理思想中进步的历史观正符合当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时代要求现代企业管理要与时俱进。

四是法、术、势管理思想体系的建立。法术势是一个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为君主集权的秦王朝建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汉承秦制”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的管理思想是通过政治震慑发挥功效，是人们意识到政治制度的权威性。现代企业管理可以从法家的法术势系统理论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包括“法”的建立、执行，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和借势、处势的应用。法家的法、术、势管理思想中具体的管理方法、管理技巧值得现代企业借鉴。

2.2法家管理思想的局限性。任何一个理论体系或是思想体系都有其不足之处，这与理论创建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人生经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家思想的起源到发展以及最后的集大成者韩非再至法家学派的消亡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中央集权限制民主政治。强调专制维护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主张君主对臣下的绝对控制是法家的思想体现。它们的产生依赖于当时的社会背景，需要君主中央集权以更有效的实行法治，富国强兵。但是时代的潮流在变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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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社会民主政治成为有效的国家管理方式，同样，现代企业管理也需要民主管理，但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判定法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无可借鉴。因为法家的专制集权思想是和“治民”、“治国”联系在一起的，法家的“治民”、“治国”思想内容是现代企业中可以借鉴的内容，很有现实意义。

二是重刑主义的极端化。法家的“专任刑罚”主张以严刑峻罚来推动国富民强政策的实施。把法律特别是刑法的作用夸大到决定一切的高度，轻视甚至否定道德感化作用。法家主张轻刑重罚，后期法家甚至将法治发展为极端的刑治。重刑主义发展的结果是重刑轻民：一是重视刑法而轻视民法，二是重视刑事审判而轻视民事审判。

３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中国企业管理有了很大发展，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学习了西方的部分先进现代管理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许多优秀的企业在转换经营体制的同时逐步形成自己独有的管理文化。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不足也逐渐明显，主要有体制、人力资源及领导者素质3方面的原因。

3.1德性管理有余，刚性管理不足。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不同于西方企业管理的发展，它经历了仅百余的时间，比起西方企业管理产生时间要短很多。文化上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程度上的“人治”管理现象存在。中国历来重礼教轻法治，重感情而不重制度，管理者仅凭喜好办事的现象严重存在。在一些企业，领导的决策代替了企业的制度，只要是领导的意愿便无条件服从。这就必然导致企业制度不健全，或者制度不起作用，人治色彩过之而法制约束不及，企业的命运往往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加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建立一套科学的决策机制，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并实行依法经营管理，是中国企业走向成熟和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3.2人力资源优化管理有待提高。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和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管理一样，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模块。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获得“成本领先”优势的手段和方法也在不断演变，企业的竞争力随着成本的变化不断迁移。今天，企业在高成本下运作，市场竞争更激烈，生产成本、资金成本逐步管理到位，但人力成本在企业中比重越来越高，管理空间较大，法律风险高，成为新阶段的关键成本，也是企业挖掘新竞争力的根源，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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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管理者自身素质的提高。管理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带领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带领企业走进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使企业管理者必须研究的课题。要带领企业成为现代化、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实行管理思想现代化、管理组织现代化、管理方法现代化、管理手段现代化、管理制度现代化以及管理人员现代化等6个方面，自身的学习与提高是保证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关键因素。现阶段企业管理者往往注重企业的经济效益，忽视了自身素质的培养与提高。管理者没有足够的知识与素质修养，将不足以带领企业生存与发展。所以说现代企业管理中领导者的素质修养是塑造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的重要保证。

4法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的启示

现代企业是社会中的一个单元，需要建立健全完备的企业制度，以协调员工的活动。从法家管理思想中，现代企业可以借鉴到宝贵的管理经验，包括企业的制度化管理、企业管理者权威的建立及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三个方面。

4.1法与现代企业的制度化管理。以法为本，事断于法的管理思想，是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思想基础，现代企业管理包括条文规章制度和流程制度管理。企业管理制度因生产性企业、服务性企业、金融性企业等不同的企业而不同，但有一点是各类企业相同的，即制度是企业的法典。但是，如何制定制度，把握制度的宽与严的分寸，并具有可操作性，是企业管理难以把握的问题。法家一贯主张制度要详备。法家管理思想认为只有制定出详细周全的法令，民众的行为才能最大可能地有依据。成功的现代企业都有详细的条文制度，内容涉及整个企业的方方面面。从法家的立法原则中可体现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制定原则：一是企业制定制度要遵循自然—“顺天道”；二是企业制度确立要遵循企业员工的利益；三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应遵循客观事物内在联系；四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制定应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实施。建立了制度，还要特别重视制度的实施，“以法为本”，树立制度的绝对权威性。为此，法家提出：一是要依法遵守制度；二是执法要严明。企业管理制度的实施要依据以上两点才能保证企业顺利发展。

4.2势与经营者的管理权威建立。现代企业家采用以法为本的管理文化，以人为本的管理之术，必须具有以势为先的前提和保证。法家认为，势是与法、术并列的治国要素之一，而且，势还是保证法和术得以顺利实施的条件。一是要处势。韩非子《韩非子·功名篇》指出，“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意思是说，一个人仅有贤能是不够的，还得有“势”，不然就无法让不肖者服从，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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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组织的良性发展。所以一个组织要想很好的推行既定的制度，就必须要有权力的保障，而这个权力就是“势”。在现代管理活动中，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树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威，那么管理活动就很难正常、顺利地开展。领导者必须有“势”，获取必要的地位与权力，那么获得了这种“势”之后如何借“势”发挥自己的影响，有效、有力地领导属下，这就要靠法家所说的“术”了。二是要借势。势靠位尊权重而得，势也靠造势而得。商轶依靠秦孝公作后盾推行新法，战无不胜，但孝公一亡，商教就失去了靠山、保障，一旦失势，便走投无路。因此，企业家要学习借势、凭力，组织众人造势，为企业注入精神与灵魂，形成全体员工共同遵循的核心价值理念，如共同的价值观、精神、理念，凭借“势”使企业更好发展。现代社会发展极其迅速，各种知识、科学技术都迅猛发展，企业领导者完全可以借助这些来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企业可借助现代社会的各种金融制度，如银行借贷、股东集资等可以使企业的资金流更加庞大，以利于企业扩大规模。以及企业间不同形式的合作，或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合作经营等形式都是通过“借势”来互惠发展的。

4.3术与企业经营者的领导艺术。所谓“术”就是君主运用法律和权势来御臣治民的方略。韩非的原话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人力资源是企业资源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纵观成功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把企业的人力资源看成是企业资源配置的第一要素。

一是要做好人力资源的选与用。做到以法择人，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要制定人才选拔的制度制度；因才使用，使员工各尽其材，按照他们的才能来分配工作职位；不拘一格荐人才，实现任人唯贤，使所有的贤能之人都能得到量才录用；用人所长，避人所短，企业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员工的专业特长，为每一个人选准最适合的岗位。

二是企业经营者要控制自身行为。要学会倾听与参验，广开言路，避免偏听偏信；要做到无为而治，通过充分授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下属的智慧、能力与积极性；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企业自身情况来制定措施，寻找合适的发展路径；要具备小心谨慎的工作作风，全面地认识自己，不被名利包围，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刚腹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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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武树臣，李立.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2]朱仁显.早期儒法治国思想融合的轨迹与影响.政治学研究.2003·第256页 [3]赵小雷.法家思想与先秦诸子的关系.西北大学.2005，第30-34，56-59页

[4]彭磊，廖光萍，陈妍.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经营管理者.2010.16 [5]雨林木风.用法家思想重新塑造中国企业管理文化.东方企业文化.2012.01 [6]徐从根，陆鹏.法家思想的现代管理之道.北京经贸.2008.02 [7]张桂梅.我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浅析.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06

先秦法家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篇7

1.“人性利己”说和教育的作用

法家的人性观表现为绝对的“性恶论”, 认为人性总是利己而害人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是一种利害关系。先秦法家对人性认识的基本点是人的需要和欲望, 人的欲望是人行为的基本驱动力, 由于人对自己的欲望缺乏自我抑制, 就可能会为所欲为, 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 所以先秦法家认为人“性本恶”需要加以控制和制约。基于对人性这样的估计, 法家强调治国必须依靠高压的法制手段, 无需温情脉脉的教育感化。因此, 法家指出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并不在于通过感化而使人自觉为善, 而是在于通过设立法令而使人不得为非。

2. 禁诗书, “以法为教”

在教育内容方面, 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 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 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在韩非看来, 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 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 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 就必然引发混乱。因此, 他极力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惑乱人心的学说, 而特别推崇法家思想。特别是还要防止国家人民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影响, 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控制, 所以要明确推崇“以法为教”, 对社会实行普遍的法治教育, 无论官吏还是老百姓包括妇孺, 都要教他们知法、畏法、守法, 以用来维护封建统治, 使法令深入人心, 妇孺皆知, 这样, 国家就必然会富强安定。这充分体现了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内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 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 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3. 禁私学, “以吏为师”

尽管“以吏为师”是古已有之, 但这仅是形式上近似。实质上, 法家提出的“以吏为师”其着眼点不在“师”而在“吏”, 或者说是在“法”而不在“教”, 为了实行法治, 选择那些知法的官吏来担任法令的解释者和宣传者, 仅此而已。因此, 法家所谓“师”并非教师意义上的“师”。商鞅最早提出“以吏为师”的思想并付诸实施。韩非说:“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禁乱, 而人主兼礼之。”这是天下祸乱的根源。因为这些私家学派的存在, 造成思想的混乱和不统一, 结果一定是“乱上反世”。可见, 法家已发现在六国趋于统一的过程中, 必须相应地要求思想的统一和君主权力的集中和至尊, 对此不得有丝毫的侵犯。而思想言论杂乱不一的私学的存在就意味着扰乱法治、阻碍思想的统一, 必须毫不犹豫地加以禁止。

二法家的人性论思想

法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 否认传统教育, 采取的教育措施否认人的价值, 否认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这与他们的人性论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区别于荀子有条件的“性恶论”, 法家是彻底的“性恶论”者。

他们主张人性普遍好利恶害, 贪婪自私, 本性都是追求利益, 人们受利己心的驱使, 在行为上总是表现出趋利避害的特点, 个人利害是人们思考问题和行事之出发点和归宿点。法家的人性一直围绕着“好利”进行, 在法家看来, “好利”是人的生存本能, 要生存, 就要面临竞争, 就会对利进行追求, 人不喜欢去做对自己不好的事情, 喜欢过比较舒服的日子。韩非说:“人主挟大利以听治, 故其任官者当能, 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 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 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 既然人们有“好利”的本性, 君主可以设置一些奖赏, 利用它, 让人们甘心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无悔地去为君王做事情。

1. 商鞅的人性观

商鞅最早使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对立起来。商鞅的《商君书》很多都说到人性, 他的人性论可总结为“人性好利”。例如, 他说“民之性:饥而求食, 劳而求佚, 苦则索乐, 辱则求荣, 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 失礼之法;求名, 失性之常”, 人天生的本性就是饿了就要寻找食物, 累了就寻求安逸, 痛苦了就寻找欢乐, 屈辱了就追求荣耀, 这是人之常情。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罚。《商君书·错法》说:“人生而有好恶, 故民可治也, 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者, 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 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 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 所以君主设置这两样逢迎民众的志向, 民众打仗勇敢, 国君就用民众想要的爵位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 就用他们讨厌的刑罚消除他们的胆怯。对胆小的民众用刑罚除去胆怯, 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 那么勇敢的民众就会拼死效力。可见商鞅的人性论是“人性好利”, 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只做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事情。君主利用人的求利本性去治理他们, 这有利于国家的强大。

2. 韩非的人性观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的全部理论源于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政治目的。

首先, 韩非指出:“利之所在, 民归之;名之所彰, 士死之。”可以得到利益的地方, 民众就归向它;可以显扬名声的事情, 士人就为它卖命, 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得到一些利益。其次, “故人行事施予, 以利之为心, 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 则父子离且怨”。如果事情对双方都有利, 那么两个人会相处很好, 相互合作, 如果事情对双方都不利, 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可能会产生矛盾, 或是产生害人之心。此外, 韩非认为:“人主挟大利以听治, 故其任官者当能, 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 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 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君主想治理天下, 必须顺应人的“好利”本性, 不仅“自利”还要“利人”, 有功劳的一定奖赏, 有罪过的一定惩罚, 遵循互惠互利的原则, 给予好处和利益, 人们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都会拼死为君王去做事情。可见, 韩非则把前面商鞅的“好利恶害”进一步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 并且做了补充, 我们在看到人性是“好利”的一面的同时, 怎么利用这样的“好利”思想去得到更大的利益, 那就是, 彼此之间追求各自的利益的同时, 达到互惠互利。

三评价

法家发起于儒道墨之后, 在比较三家学说后, 法家认识到三家理论虽各有千秋, 但不免有流弊, 故专注现实社会, 取百家理论为其政治实践所用。法家认为人性好利恶害, 并且这种自私自利的本性不能修正。这种悲观的人性论观点过分夸大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而忽视了或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主张用残酷的刑罚来压制和惩罚人们对物的贪欲, 教育手段也过于刚硬。法家的人性论无疑在否定道德功能的同时, 也彻底摧毁了人们心中用希望筑起的未来, 这种挫败感和无望更使人们从心底排斥法家的法治学说。所以, 法家学说终不能被一般百姓理解接受, 尤其是在儒家相对缓和又能给予人希望的治世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之后, 法家的人性论缺陷更加明显。这样的结果对于有许多在今天看来是经典理论的法家而言, 确实显得较为“冤枉”。

四对教育的启示

性恶论者认为人的欲望是贪婪的、卑劣的, 永远无法满足的。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欲望产生于需要。如果我们从学生需要的角度进行分析, 那么教育对于个体的意义, 就是使个体具有正确合理选择自己发展方向的能力, 提高个人满足自己合理需要的能力和向新的需要层次提升自我的自觉意识与能力。所以, 在教育中, 教师遇到学习差或品行差的学生, 不要认为这个孩子天性就如此愚笨、顽劣, 而要考虑所用的教育方法是否得当以及学生的合理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在现代教育理论中, 人性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向人的需要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转化这种现实态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但他们只强调人性中最基本的自然需要, 没有进一步看到人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现实的人性是变化的, 是人的各种本质属性交互规定的表现, 我们不可能也不要妄图对人性做出一个终极的判断。教育者对学生要有全面的认识, 不要以其“恶”的方面否定“善”的方面, 更不应该认为学生一无是处, 给他贴上“恶”的标签。

性恶论者认为人有一种不断向善的趋向, 人在表现出某种“罪恶”时, 是由于某种缺失。教育者应该把眼光投向受教育者的“罪恶”背后的原因上, 而不仅仅关注他做过了什么, 应该怎样惩罚他。我们的教育应在其未做“恶”之前给予适当的干预, 应让学生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 而不是一味禁止某些行为, 如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激励性制度而非惩罚性制度, 来正确引导学生行为。教育应培养自由的人, 但不是放任儿童漫无目的地自由成长。教育也绝不能严厉规训, 这样容易造成专制。我们可以从“性恶论”中得到一点启示, 在制度化教育时代, 教育精神应回归学校, 教育应该引导人成为人。

摘要：法家的人性论从商鞅的“好利”开始, 发展到了韩非的“欲利”“自为”, 都是从现实的角度来阐述了人性恶的一面, 由此主张以严厉的教育来规范人的行为, 使其心理发展观蒙上了极浓的功利色彩, 为后世所批判。通过对先秦法家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的探析, 从中获取一些经验或教训, 反思今天的教育。

关键词：法家,教育思想,人性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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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家思想看战国之后墨家的衰落 篇8

【关键词】墨家法家影响衰落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渐渐失去威信，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诸子百家由此兴起。他们著书立说，宣扬自家观点，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儒、墨、道、法四家。儒家大可不必说，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一直被历朝历代所推崇；道家辗转几千年，成为香火不断的宗教；法家也一直为统治者发挥着隐性的作用。而在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却在战国之后日渐衰落，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探讨。一直以来，学界从其自身原因、社会原因或者通过与儒家的对比进行研究部，本文拟以法家思想为参照，分析战国之后墨家渐趋衰落的原因。

一、“尚同”思想

“尚同”是墨家政治主张的基础。墨家认为天子的思想便是上帝的旨意，要求下层民众和大臣都应该统一思想，即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信息畅通。其“尚同”有两层含义，其一，一同天下；其二，统一天下的标准，后者是对前者的限定。

就第一条来讲，一同天下即统一于君主的意志。在这一点上，法家与墨家是相同的。法家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以君主为基础又为君主服务的。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前提就是有一个君主，同时下边的民众要听命于他，正如法家先驱管子所说“治莫贵于得齐……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管子正世》）可见，在“尚同”层面，墨、法两家并无根本差异。

墨、法两家的差异在于如何“一同天下”。

墨家要求上下统一，但是缺乏系统的执行体系。他们要求民众自觉遵守君主意志，没有设计任何的强制性约束机制。如果说存在约束，那就是上天的惩罚。“今若天飘风若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尚同上》）事实证明，这种惩戒很难长期的对民众起作用，一旦“上天的惩罚”没有如约而至，百姓也就无所畏惧。

法家对此颇为清醒。他们认为个人从根本上是无法约束自己的，只能借助刚性的“法”。韩非子说：“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韩非子饰邪》）据此可知，韩非子认为勾践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就是注重“以法治国”的结果。当然，“法”仅是形式的标准，为了确保“法”的地位不受侵害，必须具备相应的刑罚手段。商鞅把法家的“重刑”发挥到极端，规定了严酷的刑种，在实践中也尽力贯彻重刑原则，加重量刑幅度，对轻罪也处以重刑。

对于君主来说，墨家“尚同”和法家“得齐”都可以接受。但是，墨家“尚同”缺乏具体的执行手段，远远不如法家具有可操作性。他们选择法家而摒弃墨家，自在情理之中。

二、“尚贤”思想

为了防止“尚同”导致专制，墨子提出了“尚贤使能”思想。 他认为“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尚贤中》）在墨家看来，只要一个人有品德和能力，不管他是否与君主有血缘关系，是否富贵，面貌是否姣好，都应该被任用。法家同样强调打破固有等级制度，无论贫富贵贱，皆以功论赏，唯能是举。韩非曰：“刑过不必大臣，赏善不遗远夫。”（《韩非子有度》）；“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优。”（《韩非子说疑》）但两家评判“贤”的标准不同。

墨家重视人的品德与修养，法家则重视结果，即此人的“贤”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换句话说，墨子重“贤”的形式，而法家重“贤”的内容。墨家所欠缺的是对这个统一标准的具体的阐述，它以善恶论赏罚，而善恶是没有标准的。法家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以功过，即实际效果论赏罚。 商鞅实施的军功爵制度，不仅对墨者反对贵族世袭制度的主张表示了赞同，而且结合当时秦国的实际情况，将墨者所主张的“贤人”统一标准落实为“有军功的人”。他主张以军功作为选拔官吏的基本条件，既是对传统宗法制度的一种否定和背离，也是对墨学尚贤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对于君主来说，以军功作为评判标准，不仅简单易行，而且可以与战争动员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促成霸业，自然也就成了首选，目标。

三、功利观念

墨家在百家争鸣中，是带着功利主义面具出现的，可以说，墨家开创了中国功利主义的先河。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不过，墨家所谓的“利”并非私利，而是指整个社会的利益。《淮南子要略》称：“墨子学儒者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重以为民先。”法家是以国家利益为主，以实现富国强兵为目的，提出了君主和国家功利学说。墨家以国与国相争的不利，欲以兼爱易之，而倡导世界主义。法家则以国与国相争不可避免，力尚耕战以求“富国强兵”，成为一种国家主义。

总的说来，墨家试图是以民众自觉为前提，自下而上统一于天子，天子以身作则，從上而下施仁政于民众，构建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法家则试图以法为准则，以刑罚为保障，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两者在很多地方存在相通之处，但是对于君主来说，法家学说不但完全符合自己的霸主野心，而且便于操作、易得成效。墨家学说过于理想化，而且他们将民众或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完全没有考虑君主的“私利”和“野心”，自然难以被君主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