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法家思想初探

梁启超法家思想初探（精选2篇）

梁启超法家思想初探 篇1

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

一、法家对“法”的理解及学说构成

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崛起很晚，而且在学理上兼收儒、道、墨三家学说：“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为时甚晚。盖自慎到、尹文子、韩非以后。然法治主义，则起原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先导。”从法理学角度上看，先秦诸家的“法”纯属“自然法则”意义上的法，法的本源在“天之道与民之故”。“以自然法为标准以示人行为之模范也。”所以法家所讲的“法”也以此为根本观念。管子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君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也有从法的观念中进行分类的论述，如尹文子说“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上述都是法家对法的理解，梁启超断言，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尹文子所说的第一、二、四种为“体”，而以第三种为“用”，这是狭义的法。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这些论述表明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出来并以国家制裁力作为后盾的法律形式。

法家由“儒道墨三家之未流嬗变汇合而成”，这是梁启超对法家学派思想源流的认识。首先，法家接受了儒家的正名定份的理论。儒家讲正名定分，名份的具体化，势必用礼数来加以区分，荀子所讲的“礼、法之大分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都是这个意思。荀子的学说与法家言论最为接近，韩非子就是作为荀子的弟子而成为“法家大师”的，这就是法家与儒家的渊源关系。其次，法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法理念。道家言“我无为而民自正”，那么“民”怎么才能“正”呢？道家认为自有“自然法”才能使之“正”，自然法不可见，于是进一步要求用“人为法”来体现。道家后学用法治来证“无为”大义，就是这一观念的自然发展。在梁启超看来，墨家以“尚同”为教义，务使达到“壹同天下之义”，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人类同铸一型，就是要把“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变为“一义”。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讲得都是这个意思，尚同论的结果必然导致“归本于任法”。

把法家作为一个学派进行概念和源流的探讨，梁启超具有开创性，自他把管子列为法家先驱，管仲成为法家名单上必不可少的人物，把吴起列为法家，后世对此遂成定论。而且梁启超所主张的法家是融汇了儒、道、墨诸家学说而形成的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也很有启发。显然法家作为一个学派与儒家有很大区别，有学者认为在战国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儒者”、“墨者”、“辩者”这种可以适用于学者群体的称谓，但却找不到“法者”或“道者”的用语。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李悝、商鞅、韩非等不能组成法家学派，老子、庄子等不能组成道家学派，而是因为儒者和墨者形成了群体，并有共同的师承关系。因此，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很有自己的特点：其一，不以师承关系为联结纽带；其二，不是职业称号；其三，不是正在作什么的群体，而是以往持什么主张的群体。有的学者认为，划分法家学派有四个基本标准，就是以法家的治术类别相区分，凡是主张“法治”的就是法家，从法律思想史层面讲，法家思想包括：第一，法治思想；第二，与论述法治有关的或服务于法治的关于法律的认识；第三，与法治有关并用来说明法治合理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第四，与上述思想的产生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其他思想观念，如规范观念、守信观念等。

二、主张“法治”是法家学派的本质

强调法家主张的法治主义与“术治主义”、“势治主义”有根本区别，这是梁启超所反复强调的。他一反传统普遍认为法、术、势三位一体，是法家学说本质的观点，认为“法”与“术”在当时就是相反的名词，因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子、尹文子都认为“法”与“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韩非子说“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尹文子说“法不足以治则用术”，并且对“术”定义为“术者，人君之所以密用，群下不可妄窥”。所以术治主义的作用在于神秘主义，与“编著诸图籍布之于百姓”公开而划一的“法”，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所以申不害主张的所谓“治术”，并为战国时纵横家所乐道的“阴谋”，与法家所强调的“法”根本不同。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主张的核心内容即是“奉公法，废私术”、“任法而不任智”、“由是观之，术盖为法家所最恶，而法家所倡道者实于好作聪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吴起，虽能致国于盛强而身终为谬也。”

术治主义是人治主义的一种类型，势治主义在反对人治主义这点上与法治派相同，当时主张势治主义的慎子认为，象尧那样贤明的君主，他若作为一个普通人，连三个人也管理不了；象桀那样的人成为天子，就能乱天下，所以人所处的地位和权势最为重要，决定一切，而贤智没有权势作后盾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不足以令人羡慕。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权势具有中性地位，看什么人用它。贤良之人用权势可以使天下大治，不肖之徒用权势就会使天下大乱。然而世上的人贤良者少而不肖者众，如果单单听命于“势治”，那么就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因为“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对此，梁启超认为韩非子对“法”与“势”的区别讲得最为透彻，即“势治者正专制行为，而法治则专制之反面也。势治者自然的惰性之产物，法治则人为的努力所创造，故彼非人所得设，而此则人所得设也，是法与势之异也”。法家不仅反对暴君用术恃势，而且连明主的勤民任智也反对，所以法家在根本态度上就不主张人治主义。在这里，梁启超与某些学者所强调的法家主干涉，凭借政府权威，把“势”与“治”混为一谈的观点完全不同。

梁启超觉得尹文子对“人治观念”与“法治观念”根本不同之处论述得最为透彻，尹文子说：“田子（田骈）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宋骈）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而答曰：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以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人治”是独治，法治是众治。梁启超通过列举大量法家的言论认为，法家对“人治”的攻击最为猛烈，概括出主要观点即是，人治是最不可靠的，所以不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尽管政权无论何时总要有人把持。人治必须靠贤人政治，但往往难遇贤人治国，于是政权就会落入不肖之徒手中，导致天下大乱，国家危亡。那么唯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依靠法治，中等人才就可以治理国家，就可以使“顽嚚聋瞽与察慧聪智者同其治”。“人治”必须以得明主为前提，否则难以治天下，既使得明主也难以成立，因为“圣主当阳”全属天幸，偶然的事实不能作为学理的标准，学理的标准必须以具有必然性的事物为基础。由此可知法家与儒家在立脚点上根本不同，“儒家尊人的标准，故以圣人喻规矩；法家尊物的标准，故以法喻规矩。其意谓非无贤人之为患，即有贤人，亦不足贵也。”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不仅反对“人治”，还反对“尚贤”。法家认为以“尚贤”为治，就会奖励人的“饰伪”心理，因为在人治背景下，君主皇帝金口玉牙，一言定乾坤，一语祸天下，臣子为获功名利禄就不得不投机钻营，揣摩君主的心思，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从而将丧失一切客观公正的标准，于是将会出现“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的结果。总之，将一切主观的标准舍弃，专凭客观的标准的“一人心”，即“以物为法”是法家所主张的关节点，所以梁启超总结道：“彼宗以为欲使道家无私无欲之理论现于实际，舍任法未由。故法家实际以道家之人生观为其人生观，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合传，殆有见乎此也。”

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2

]和“立公弃私”的法治观，能够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智识支持和历史镜鉴。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具有绝对权威、至上性地位和据此产生的支配性效力。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就是强调宪法和法律在社会治权结构中的绝对性支配地位，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宪法和法律为最终行动准绳。

法治能否实现，关键是政府权威服从于法律的权威，任何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和社会团体和政党(包括执政党)，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任何公民(包括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反对存在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行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西哲柏拉图就曾在其晚年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

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在法律享有绝对权威这一点上，先秦法家思想和西方主流哲学是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的。

先秦法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主张，就是“以法治国”，“任法而治”。

在先秦法家看来，法治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就内在地要求对统治权力必须予以必要的法律约束和控制。

必须任何人，包括君主，都应当服从作为公义的法律，因为“令尊于君”，所以“不为君欲变其令”[ 《管子·法法》]，最终实现“立公弃私”。

而当下执政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重申执政党的行动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强调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这些主张都与法家的基本思想存在实质上的共通性。

与此同时，法家强调法律的明确性和稳定性(商鞅指出“立法，必使明白易知”[ 《商君书·定分》]，韩非子强调法治必须“易见”、“易知”和“易为”[ 《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

主张维护法律的统一(“法莫如一而固”[ 《韩非子·五蠹》])等主张，对于当下全面推进法治建设，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法治建设目标，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法家的改革发展观，能够为当下全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识支持和历史镜鉴。

改革发展是当下中国政治的首要主题。

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和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动力。

当下中国正在处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无限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着一系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国际地缘政治斗争日益复杂、国内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仍未彻底打破、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诸多约束、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及改革红利并未遍及全民等，

都制约着中国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从而制约着“中国梦”的实现。

因此，有必要反思和重视先秦法家“不法古、不循今”、“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改革变法观。

先秦法家的变法实践辨明，为了实现“国富”、“兵强”和“统一天下”的政治战略目标，必须凭借政治自信，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冲破思想观念和体制上的束缚，打破利益固化状态，全面深化改革。

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要以“三个有利于”来作为判断工作得失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种政治判断，无疑符合并发展了先秦法家关于“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改革变法主张。

而当下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也应该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先秦法家的改革观，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法家思想的作用

法布于众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

韩非强调：“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依法办事

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其权威性。

法家坚决反对在“法令”之外讲仁爱、道德，韩非子明确指出：“明其法禁，察其谋计。

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

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他认为，“任法而治”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正所谓“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

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刑无等级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

强调“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乃“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形象说明了“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

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皆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保持法律稳定

“壹法”、“一尊”强调统一法律的内容、立法权，并保持法的稳定性，即:“壹法”、“一尊”。

“法莫如一而固”，“一”指的就是“法”的内容，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固”则指保持法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是亡国之道，这也反映了战国末期，法家从“变法”到“定法”的立场之转变，

只有“政法独制于主”，才能保证“政不二门”，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的。

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

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 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法律绝对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

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

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给人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

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自君出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国家)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

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

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

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

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在封建专制社会，一切用法来衡量和判断，是很难做到的。

那些权贵是不会甘心受法律约束的，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如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最后都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

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力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

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

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

就不应定罪处罚。

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

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

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思想概论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性论评价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表现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