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梁启超（共11篇）

康有为梁启超 篇1

康有为故居，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银河村委苏村村，1858年3月19日，康有为诞生于此，至康有为时康氏家族已在此居住了五代人，康有为称之为“百年旧宅”。

目录人物简介出生背景马关条约变法失败收缩展开人物简介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性别男，身高约合现今1.7米，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先生。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 )、《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等。

出生背景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马关条约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离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梁启超 篇2

关键词：康有为；梁启超；政治思想；异同；启示

中图分类号：K256.5；D693.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3.010

一、康梁政治思想的异同

(一)康梁政治思想的相同之处

1．政治思想主旨相同。他们的政治思想主旨都是反对封建专制，探讨怎样发展资本主义，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即是说通过何种方式变革中国社会，这是他们政治思想的最大相同点。他们尽管都出身于封建家庭，却很鲜明地反对和批判封建专制，提出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拯救民族危机。中日甲午战争后，为救国家于危难，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以实现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起草了“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的《万言书》，大胆提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的改良主张。康有为批判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他在《民功篇·尧舜》中说：“至申不害……媚其时主”，“倡为尊君抑臣之论，而秦乃得大变先王之制，以自尊大，于是君臣隔绝矣”。梁启超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们政治思想的主流具有进步性，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2．宪政思想略同。19世纪60—70年代以后，一些有识之士洞察到西方的强大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且在于制度的先进。于是遵循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开始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这样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作为列强“长技”之最高体现的宪政制度正是康有为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学到的一剂良方，其核心点就是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此是因时药，真为救国谟”，他希望通过制度的变革强国富民，医治民族的“沉疴”。在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积极协助康有为宣传变法维新，两人的宪政思想基本一致，即主要是提倡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极其强调民权的重要性，他认为西方强盛、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民权的有无。

3．对社会变革动力源的认识相同。历史表明，世界历史上成功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都得益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而康梁等维新派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没有实权的封建皇帝身上，企图在皇帝的支持下取得变法的成功。对人民群众，康有为的态度是敌视的，他将甲午战后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势力斥之为“乱党”、“暴民”。他把对内“平乱”，对外“御侮”，并提为两项相连的任务，主张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梁启超虽然在感情上同情下层人民，主张开民智，兴民权，但是在政治态度上同样看不起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他看来，民众由于缺乏近代民主意识，不经过思想启蒙，是不能胜任参与国家大事的重任的，因而鼓吹“开明专制”论。

4．主观唯心论的世界观相同。王阳明的心学是正统理学的一个异端，在中国近代受到推崇。康有为梁启超接受了陆王心学思想。康有为认为：“以天天为家，以地地为身，以人类为吾体，我爱之周之，血气通焉，痛痒觉焉。”可见，康有为要以人的主观精神来拥抱、感通整个宇宙，以普通的仁爱精神取代主宰宇宙的冷酷的“理”。梁启超认为，以心为主宰，不依于天地万物，他将心力与佛教的“三界惟心”说加以混合调制出作为创造性源泉的“烟士批里纯”(inspiration)，意识到“三界惟心”，境由心造，人的潜在创造力就可以释放出来，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也就是说，一切伟大的创造性事业都起源于灵感激情。总得说来，康梁对人的主观意识能动性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做了大量的阐释、分析和论证，认为中国的救亡，靠的就是“自心”所激发的情感意志力量和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和调动人心中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建立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进而推进中国的救亡富强事业。

5．思想博杂和回归性相同。康梁政治思想中既有反封建主义的思想，也有赞扬封建主义的思想；既有赞美资本主义的思想，又有反资本主义的思想。纵观历史来看，维新变法前期以反封建思想为主流，中期掺杂有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后期以赞扬封建主义为主。从一个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斗士出场，以一个顽固的封建主义的维护者收场，康梁在他们的政治和思想历程上整整划了一个圈，从而实现了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早期，康有为是反对封建主专制统治的勇士。辛亥革命以后，他积极参与各种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并亲自参与了张勋复辟。梁启超早年是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斗士，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但是从1903年底，问政求学美国之后，他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文章，表示他已经放弃了曾极为推崇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主权在民说，转而服膺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的有限君主立宪制学说，提倡“开明专制”。

(二)康梁政治思想的差异之处

1、反满、反专制的不一致。在反满问题上，康梁的观点有差异。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是“古今至仁之政，满汉一家，保皇就是一切”。而梁启超则认为反满革命是合理的，他认为“反满是救国之要著，满洲政府如同朽木不能生华，雄鸡不能育卵”，并发表了《自由书》倡导革命的言行。在反对封建专制问题上，康梁的观点也不一致。康有为认为圣主用专制之权以变法，是救中国，而主张自由、民主、共和是亡国之言。梁启超的见解截然不同，他一方面主张彻底破坏专制政体及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热情宣传民权、自由，向往民主共和。他说：“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已之私产而设”，对国人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2．救国之路径不一致。变法之前，康梁都主张通过变法改良来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政治变革的近期目标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终极目标是“大同”社会。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始终抱着公羊三世说不放，认为历史必须沿着据乱、升平向太平盛世演进，相应的政体只能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不可“躐等”，不能跃进。而梁启超到日本后，一度与孙中山接近，倾向革命，此事被康有为遏制后，梁启超专心发动自立军勤王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好友唐才常被杀的刺激，梁启超又倾向革命。同时他阅读了吉田松阴、穆勒、孟德斯鸠、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大量著作，思想激

荡，卢梭的《民约论》对他影响尤大，认为是最适合医疗中国之病的良药。他抛开了维新变法理论，转而主张“破坏主义”，革命排满等激进思想。

3．政治理论风格不一致。康有为的政治理论风格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梁启超的政治理论风格具有理性而务实的气息。在理论的创制方法上，康有为是先立论后找证据。事实上，康有为言重于行，议政多于参政，他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实干家。而梁启超继承中国先秦学术的主流，即理性主义精神，同时又注重务实。他的理性务实主要倾向于尊重客观事实，不虚美，不隐恶，持论公允。梁启超言行并重，既是政治家、思想家，又是实干家。他直接参政时间多于康有为，又践行自己的主张，如策划唐才常起义，组建政党，讨袁复辟等。

4．宪政模式不一致。康有为宪政思想的显著特色是“托古改制”，而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则是更多呈现出“善变”、“易变”或曰“流变”的特征，曾一度主张民主革命。康有为宪政思想的出发点是改良、渐进，他始终坚信依靠君权变法是当时中国最佳的变法模式。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依然坚持“托古改制”，尊孔复古，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和“虚君共和”。而梁启超在宪政路径的选择上，则经历了一个从改良一革命一改良的转变过程，一度主张民主革命，走出了改良的藩篱。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形成虽晚于康有为，但就总体的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看，却比康有为要激进得多，更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大变之后，康有为仍然痴迷于复辟帝制，并在1917年策划了张勋复辟，从而，由曾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倒退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人。与康有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梁启超自认为“学谫才绵”，“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未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因而始终坚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和“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治学之道，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期间，梁启超积极吸纳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不断地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扬弃，宪政思想日趋成熟。

5．尊孔保教不一致。康有为一贯提倡的尊孔保教论，康有为把孔子学说拔高到宗教的地位，尊为“孔教”。前期，作为康的门生，梁启超是积极主张和提倡尊孔保教的。在《变法通议》文中，梁将“保教”与“保国”和“保种”一道看作是变法所要实现的目标，指出“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但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公开反对“孔教”。梁启超认为孔子学说不是宗教，孔子本人也不是宗教家，孔子学说讲求伦理道德，治国安邦，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学说，是入世，而不是出世。

二、康粱政治思想异同原因分析

(一)相同之因分析

康梁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是相同的。这是形成共同的政治思想的基础。

1．受政治经济条件制约的一致。康梁政治思想中缺少彻底的、完整的反帝反封建内容，思想启蒙工作软弱无力，对社会变革力量茫然及困惑，后期又放弃资本主义立场回归到封建阵营等。这些局限都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不高，资产阶级政治力量薄弱有密切的关系。现实力量不足，只有求助于精神力量，因而在康梁政治思想中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2．受文化条件制约的一致。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滞后使得先进的国人在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中缺乏思想武器。历史迫使先进的中国人必须向西方学习。当时进行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华民族危机向正在侵略自己的西方列强学习。这就决定了这种学习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功利性”，因而也就难以对西方文化做出客观的、准确的理解和判断，难以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精髓”。中国近代文化滞后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在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受到应有的冲击，整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封建主义文化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大批知识分子仍然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的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康梁就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思想条件下，展开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使其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思想文化武器，始终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始终看不清社会变革的真正力量。

3．受时代背景制约的一致。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在“救亡”的感召下，康梁走上了变革社会的道路。因而，在他们政治思想中“救亡”意识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在客观上影响和制约了启蒙工作的力度。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西方社会的发展有时间差。当先进的中国人在热衷追求资本主义制度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显露自己的弊端。当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革命思想传人中国的时候，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罪恶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相继传人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的中国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内接触到这两种思想。梁启超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批判，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流露出来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端的过早的体验和认知，使得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作出理性认识。这也为他们日后的思想回归埋下了伏笔。

(二)相异之因分析

社会心理学表明：“影响一个世代人群的政治，社会价值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常常发生在这个时代人的青少年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政治思想之相异性，主要和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同的个人阅历和思想性格的差异有关。

1．个人阅历的差异。康有为矢志科举，将自己的前程、家族的荣耀全部寄托于科举。他青少年时期把主要精力投入了科举之业。他对知识的追求，往往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和仕途的需要。这对于他重“致用”轻“求是”的政治理论风格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梁启超青少年时期注重对知识的探求目的在于“求是”，因此，逐渐养成了他的重“求是”轻“致用”的理论风格。梁启超本人对传统文化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加之他对于哲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有所造诣，他既是一个博学之士，又是一位贯通古今的通才，他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2．思想性格的差异。第一，康有为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且主观臆断，过于自信的；梁启超勤奋好学，求进思变，亦公允客观，实事求是。梁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是：康有为太有成见，而梁启超太无成见。无论做事还是治学都这样。康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第二，康有为严厉、刻板，家长制作风甚浓，缺少人情味；梁启超和善、平易、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和蔼可亲。如对梁启超与孙中山“两党合作”之事，康有为怒火中烧，立即派叶迈觉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前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并为武装勤王筹措经费，不许稽延，其作

风之霸道，可见一斑。又如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梁启超前往香港面见康有为，汇报有关起义军起义失败的情况时，康有为竟“击之以椅”，一顿毒打，梁启超被击致伤，跪在地上苦苦求饶，康有为方才罢手。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逃出北京，事后写诗恶毒咒骂梁启超是忘恩负义、禽兽不如之人，并从此完全与梁启超断绝关系，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对此，梁启超十分坦然。尽管康有为与他断绝关系，但梁启超还是不忘他们那段师生、战友情谊。

三、康梁政治思想异同给我们的启示

(一)树立对社会改革的科学认识

1．应对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相继性有正确的认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康有为的“改良”和梁启超的“改良”与“革命”都具有进步性，都是中国革命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尽管历史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改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革命共和”之路在中国同样也行不通，但他们勇于思索，敢于斗争的精神永垂史册。通过对康梁政治思想的异同的分析，我们认为在推动社会前进的方式方法上，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新社会的助产士，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革命前一般均有较长时间的酝酿，而“改良”思想恰恰是革命思想发动的前奏和重要武器；革命涤荡过后，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主要精力应该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坚持改革开放，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必须稳妥，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和人们心理上的承受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兼顾效益和公平的统一。因此，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一要坚持改革，二要保持社会稳定。

2．应对社会改造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正确认识。社会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整体上推进，康梁的认识缺陷在于把“改良”或“革命”看得过于简单，急于求成。他们既没有进行彻底、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作，也没有提出完整、系统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们一味强调社会制度变革，幼稚地认为只要实行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社会问题就会自然解决，犯了制度决定论的错误。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业中，我们要吸取近代史上的这些经验教训。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但是它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因此，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一定要注意全面培育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基础。其中人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关键，我们一定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人，先进的舆论引导人，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激发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康梁思想中带有唯意志论色彩，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这些条件在中国近代史上长期存在，致使唯意志论在好几代政治人物的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如今，产生唯意志论的某些社会条件依然存在，致使唯意志论的现象还可能在某些人，乃至某些领导人那里得到延续，所以，我们在教育人们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同时，又要教育人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意尊重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当然，我们在反对唯意志论的同时，又要反对“不作为论”。

(二)要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正确认识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康梁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面对这个问题、并在现实斗争中对之表明态度的有志之士。他们既反对过封建主义，同时也对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既进行过反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启蒙，也不自觉地进行过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启蒙。从结果来看，他们的反封建启蒙不彻底，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封建主义思想堡垒，因而没有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没有完成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理应完成的任务。他们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启蒙给当时从事政治斗争的进步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慰藉，同时也给更多的变革者带来了思想混乱，也引起了他们本人思想上向封建主义的回归。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他们所进行的反封建主义启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大的作用。而他们进行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启蒙虽然具有真理性和正义性，但是缺乏理性和现实性。

今天，中国社会封建主义残余仍然存在，时刻毒害着党和国家的肌体，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虽然现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仍有不少人对其心怀敌意，这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封建文化中既有糟粕，又有精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既有政治、精神腐朽的一面，但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又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扬弃”概念，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剖析、剥离，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服务，仍然是当今理论家和学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试析康有为变革思想的儒学特征 篇3

康有为作为晚清儒学大师,自小深受家学、师学的影响与熏陶,再加上其博学多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儒学根基.因而,在康有为的`变革思想中透露了较强的儒学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坚持儒学的主体地位;在变革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将治经与变政结合起来;在尊崇孔子的基础上,对孔子形象进行重新塑造.

作 者：崔道峰 冯素芹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刊 名：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SHIPBUILDING INSTITUTE(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3(4)分类号：B258关键词：康有为 变革思想 儒学特征

梁启超成功格言梁启超名言名句 篇4

2. 凡干事，将成功之时，其坚苦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成不戒，不成不勉。 ——粱启超

3. 成功年夜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觉得吊。 ——粱启超

4.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粱启超

5.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粱启超

6. 六经不克不及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克不及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克不及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克不及治，当以小说治之。——粱启超的名言

7. 患难困苦，是锤炼人格之最高黉舍。 ——粱启超

8. 什么时候睹澄清，一洒平易近生艰? 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粱启超

9. 心口如一，犹不掉为光亮磊落丈夫之行也。 ——粱启超

10. 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年夜丈夫之志也，年夜丈夫之行也。 ——粱启超

11. 问心无愧，放言高论。——粱启超的芳华励志名言

12. 自傲与自豪有异;自傲者常冷静，而自豪者常浮扬。 ——粱启超

13. 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粱启超的恋爱名言

14.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本日，以开平易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层次万端，皆归本于黉舍。 ——粱启超

15. 逐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阅读的。 ——粱启超的念书名言

16. 我们一面要养成念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念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辰不敷用，不克不及博搜资料。——粱启超的念书名言

17. 法者，全国之公器也;变者，全国之正义也。 ——粱启超

18. 美术所以能发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不雅念发生出来。他们感觉真便是美，又感觉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粱启超

19、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

20、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21、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

22、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23、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步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24、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25、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

梁启超名言 篇5

梁启超(1873年～1929年)，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光绪举人。

1.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出自：清梁启超《新民说附录》谓光明磊落的人，应该是心里所想的和口头所说的完全一致。 (梁启超)

2.心安理得，海阔天空。出自：清梁启超《新民说》心安理得：自己认为所做的事是顺理成章的，心里很坦然。海阔天空：象大海般辽阔，象天宇般无边无际。坦荡的`心胸象海洋和天空那样辽阔。 (梁启超)

3.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梁启超)

4.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 (梁启超)

5.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梁启超)

6.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 (梁启超)

7.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梁启超)

8.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梁启超)

9.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 (梁启超)

梁启超经典语录 篇6

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语意出清代顾炎武语型出梁启超

3、注释意为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的观点，而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

4、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中)梁启超

5、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梁启超

6、梁启超“这个社会尊重那些为它尽到责任的人。”

7、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徐志摩《致梁启超》”

8、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梁启超

9、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梁启超

10、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清.梁启超

11、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梁启超

12、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梁启超“

13、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梁启超

14、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中)梁启超

15、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梁启超

16、注释意为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的观点，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

17、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提到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18、片言之赐，皆事师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19、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梁启超

20、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

21、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梁启超

22、这个社会尊重那些为它尽到责任的人。——梁启超

23、科学的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梁启超

24、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步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梁启超

25、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这样说道。的确，中国的未来就属于我们，辉煌的成就已是过去，关键的是未来!

26、片言之赐，皆事师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27、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梁启超

28、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梁启超

29、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清梁启超《谭嗣同》)

30、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梁启超

31、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梁启超

32、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梁启超中国

33、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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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梁启超

36、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梁启超

37、人生须知道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梁启超

38、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梁启超出处”

39、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

梁启超读后感 篇7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 之所以想了解一些有关梁启超的生平事迹，可以说完全是因为《少年中国说》里的这段话。身为梁启超口中的少年的我们，在如今快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到真正的中国少年呢？或许通过对《梁启超传》的阅读，了解他的身处的特殊环境，感受他屹立时代前沿的想法，能让我收获不少吧。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如公车上书、立宪行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等紧密相联。他一生多变，受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的影响，其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都极其复杂，且时常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争议颇多的人物之一。他的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通过他既可以从一些侧面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又可以从一些层面了解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化的轨迹。

《梁启超传》是李喜所和元青所著，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传记。一方面对其思想文化建树分析评价；另一方面对他的家庭生活、个人性格、业余爱好、人际关系，以及后人情况等进行介绍。

读书之前，就曾听说读梁启超，如果能读出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确实如此，梁启超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事业多艰，这也是跟近代国家之忧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求新求变，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但其思想的一个核心，还是爱国，强国之梦，忧国，忧民之心。

梁启超所生于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内忧外患，乱象毕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堕入地狱的底层”。然而最可悲的还不在此，而在于当时道德的堕落、思想的颠倒和民智的固陋，堕入地狱的底层而不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梁氏师从康有为，率先睁开了眼睛，为挽狂澜于既倒，发动戊戌变法，创学会，办报纸，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诚如梁氏后来所言，“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戊戌变法是次很不彻底的改革，依靠的是绝无寸柄的光绪帝，方行百日，即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如何不叫人感到无奈与惋惜呢？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吧。

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他为民主共和冒死冲锋，其功绝不在武人之下。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但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勤劳、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高出万倍。

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最终是什么也无法成功的。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

梁启超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当他看到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终于与保皇的康有为分道扬镳而拥护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冒死愤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复辟阴谋，又与学生蔡锷谋划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亲制起义文电。蔡锷起兵后梁启超又冒险只身孤行，奔走万里而秘至广西，策动广西独立，为扭转护国战争局势发挥巨大作用。袁世凯兵败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之胜利，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之功大焉，同为共和护国之英雄！

晚年的梁启超以潜心学术，培养人才为重，其学术论著浩繁精深，举其要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庄子天下篇释意》，《孔子》，《读孟子届说》，《荀子评诸子汇 释》、《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韩非子显学篇释意》，《清代学术思想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稿》，《儒家哲学》，《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研究》等等。我抄这些书目的时候，心窃慕之，如能为梁先生当个跟班的小厮，听听他讲这些课也不枉这一世了，就文史哲学术方面而言，他涉猎区域之广，研究之深近代可能无人可比。他于教育不遗余力，与陈寅格、赵元任，王国维时称清华园四大名教授，同时他还奔走于南开、燕京、东南等著名大学，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他的学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硕学之士不胜枚举。他讲课时脱口而出一句话：“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此语成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金言。

通过对《梁启超传》的阅读，也让我对梁启超有了新的了解。他这一生克己省身，待人宽容、讲求恕道，无论对曾经爱他提携他后来又骂他甚至动手打他的其师康有为，或是朋辈中人，总是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他一生思想多变，屡遭人攻击，但这“变”恰恰是他可嘉之处，随万事万物之变化而变化，才不至于陷入康南海后来的顽固不化。而他也有始终不变之衷，即他的“少年中国梦”！激动感慨之余，念如今又有几人仍悉心去了解梁任公，去继承他未完成之遗志，解当今中国之病痛。吾辈应当深思矣。

回到开头所说的今日中国少年之责任，或许梁启超一生的所作所为已给了我们答案，他已用自己的行动去承担起他所处时代的中国少年责任，而我们也该向他学习，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一切，向全世界证明今日中国少年的担当。

梁启超的名言警句 篇8

2、天下事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3、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4、卿(妻李惠仙)家居无甚事，经此变之后，益当知世俗知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唯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非常可及也。

5、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终身不许它侵入。

6、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7、处忧患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

8、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

9、患难之事，古之豪杰无不备尝，维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轻乎?卿(妻李惠仙)固知我，然我愿卿自此以后，更加壮也。

梁启超人物简介 篇9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_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2.戊戌变法

18，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他在学堂中极力宣扬变法救亡的思想，还不时发表斥责专制、赞誉民权的言论，引起了旧势力的攻击。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给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参与了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推翻慈禧太后的密谋，但被袁出卖。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出“训政”，随即捕杀维新志士，变法失败。梁启超在当日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化装到天津，东渡日本。

是年冬，梁启超曾代表康有为与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等在东京商谈合作救国，梁十分赞成兴中会的革命主张，终因康有为的反对，合作未成。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却仍鼓吹“斥后保皇”。

18，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秋间，梁启超与孙中山往还甚密，一致主张革命排满，有孙、梁两派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梁遂草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由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康门弟子13人署名，略谓非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劝康有为退休，由梁启超等继往开来。康有为阅后大怒，勒令梁速离日本，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行前，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介绍梁抵美后找孙的哥哥孙眉。檀香山华侨久闻其名，所到之处无不热烈欢迎，踊跃捐助，共筹得“勤王”军费八九万元。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梁启超回国，准备就近指挥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但刚抵上海，即闻唐才常等遇害，起义失败。他在上海停留10日后，南下香港，与陈少白商谈合作，意见比较一致，随后，往新加坡会晤康有为。康痛骂他竟背叛光绪帝，倾向革命，梁被迫跪下认罪。

3.逃亡海外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1月《新小说》创刊。

19，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4.退出政坛

19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 篇10

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压力作出的反应而出现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

“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一向唯我独尊的中国，逐渐步入弱者、贫者、劣者的行列，面临着“为天行大圈所淘汰”的威胁。于是，在中国，就渐渐萌生向被视为强者、富者、优者的西方学习的愿望，产生打破封闭循环传统，开始了变法维新。在史学领域，作为政治鼓动家的梁启超，于1902年，在《

新

民

丛

报

》上发

表长文《

新

史

学

》。他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几近全盘否定旧史学。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维护专制统治，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是“霸者的奴隶”。继而指出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提出历史是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对国民的精神成长理应具有启发功能。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他把旧史学与新史学相比，“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人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旧史陈陈相因，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何种影响，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只重政治史，简直是帝王的家谱。“呜呼，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只有对旧史学进行革命，才能使之成为“国民运动之资鉴”。梁氏对旧史的批评确实攻势凌厉，具有廓清摧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民史”即以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他介绍了“新史学”的具体含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的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历史进化观来取代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他明确提出要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观和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向高级进化。主张近代史家应该摒弃旧史家几千年来所信奉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旧观点，代之以将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通过研究，描述人类进化途径及其具体表现。

重视历史学的垂训作用。梁氏《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史学应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旧史家不懂得史家的可贵在于通过叙述人群的进化，培养民众爱群善群之心、进取意识和爱国精神。“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故中国史学“外貌虽及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益也”。主张要用历史来启蒙中国人的思想，让国人猛醒，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

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 篇11

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

梁启超既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位贯古通今的`文化巨人.在退出政坛以后,他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之中,对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学、伦理、文学、宗教、文献学等各方面均有所造诣.在历史研究方面,他追源溯流,评说诸子百家,纵论清代学术及历史研究方法,厚积薄发,由博反约,触类旁通,见解精妙,不拘旧说,不守成见,博学多思,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作 者：万平谢加明 作者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成都,610073刊 名：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RTV UNIVERSITY年，卷(期)：“”(4)分类号：B259.1关键词：梁启超 历史 研究 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