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精选8篇）

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篇1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鹰隼试翼，风尘翕张；

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千将发硎，有作其芒；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一个民族的衰落与消亡，是从道德败坏开始的；一个民族的崛起与复兴，也同样是以道德的回升开始的，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读后感。时下的大陆，正令人痛心的日益走向经济失序、生态恶化与道德崩溃，读后感《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读后感》。当有一天亿万中国人拒绝与恶为伍，摆脱其精神控制，走向心灵自由、道德回归之时，中国的命运就从被毁灭的方向扭转过来了。从这个意义上，可谓扭转乾坤，可喜可贺，它能带给了中国人崭新的希望。

假如中国人都能在善恶的标准上选择抛弃罪行累累，中华民族重生辉煌的日子就不远了。天佑中华不是一句空话，它全在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选择与重回。

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篇2

“武士道”的提出无疑让人想起日本,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对中华民族历史上七十多位“中国武士”的详细论证告诉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源远流长的孕育下,中国也有自己的武士道传统和武士道精神。只是年代久远,世事变迁,人心不古,那种惊天地、泣鬼神、慷慨悲歌的豪侠气概和勇武人格已经湮灭,被我们淡忘了而已,中国古今虽无“武术道”之名但却有其实。梁启超先生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所述的中国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给予人们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奋,让梁启超先生的这些曾经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鼓舞我们的民族士气的激扬文字,重新给予我们现实的思想启迪和教育。

1《中国之武士道》概述

1.1 著述的背景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寻求救国之道的他看到了我民族当时柔弱缺乏尚武精神之貌。于1903年3月到4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尚武》一系列鼓舞国民精神的激扬文字,“然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尚武”精神的重要性。流亡日本期间也正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及时刻,国家的腐朽,政治的腐败,国民精神的懦弱,造成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外国人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这更深深的刺激着梁启超年轻的心灵,致使他感言:“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他愤而下笔,著成此书,用鲜活的实例论证了中国之武士道的存在,以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并振奋民族精神。

1.2 武士道精神

在梁启超的心中,武士道不是某种身份如武士、侠客、刺客,也不是某些行为如生猛、鲁莽、讲义气、敢拼命,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敢、有原则、有坚持、不苟且、不委琐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需的。这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以及他的其它论作中都有体现。毛泽东也很赞同梁启超的振兴中华武德的主张,在他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阐述了与《中国之武士道》一样的思想,“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并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主张。杨度在其作的序里说到:“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贵者,贵其能轻死尚侠,以谋国家社会之福利也。”

2 武士道人物情结

书中选取了七十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身份、地位迥异,但在梁启超先生心中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武士道精神,笔者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按他们各自不同的武士道情结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这些也是梁启超先生心中对“中国武士”评判认定的标准。

2.1 国家、民族之大者

此类武士“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如先轸、栾书、至、雍们子狄之徒也”。

“国际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力者,以死生争之,不畏强御,如曹沫、蔺相如、毛遂之徒也”。

“苟杀齐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如郑叔詹、安陵缩高、侯赢、樊於期之徒也”。

2.2 诚、义、孝、勇之大者

有罪不逃刑,如庆郑、奋扬之徒也。

受人之恩者,以死报之,如北郭骚、豫让、聂政、荆轲之徒也。

朋友有急难以相托者,常牺牲其身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如信陵君、虞卿之徒也。

他人之急难,虽或无与于我,无求于我,然认为大义所在,大局所关者,则亦锐身自刃之,而事成不居其功,如墨子等。

与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秘密,助其事之成立者,必趋死无吝无畏,如田光、江上渔父等。

所遇之地位,若进退维谷,不能两全者,则择其尤合于奕者为之,然事过之后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如奋扬、子兰子之徒等。

对于所尊长,常忠实服从,如先轸等。

2.3 职守之大者

居是职也,必忠其职,常牺牲齐身乃至牺牲其一切所爱以殉职,如齐太史兄弟,及李离、申鸣、孟胜之徒也。

2.4 不辱身丧德道尊严之大者

“己身之名誉,或为他人所侵损轻蔑,则刻不能忍”,如卞庄子华周、杞梁,他们皆以身殉名誉。

战败宁死不为俘,如项羽、田横之徒也。

梁启超其后又补充说:“其余诸美德,尚不可悉数。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遍之习性也。”

3 梁启超心中的武士道精神

3.1 尚武精神是武士道精神之核心,是国家民族振兴之必需

尚武精神是梁启超先生所提倡的武士道精神之核心,存在于他所提出的众多武士的武士道情结中。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立国振兴的必需精神。梁启超在《论尚武》一文中曰:“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然后他以日耳曼、斯巴达等国重尚武之力取得胜利的事实论证了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振兴的必需。“此数国者,其文化之浅深不一辙,其民族之多寡不一途,其国土之广狭不一致,要其能驰骋中原,屹立地球者,无不恃此尚武之精神”。他在该书长篇序言里指出尚武精神的消失对中国民族性的危害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再发出令人悲伤的感叹: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3.2 儒家文化渗透

儒家思想以修身、齐家为基点,以治国、平天下为社会责任,以智、仁、勇三德并举作为行为标准,其思想一直贯穿着中华民族文化和道德伦理意识,从古至今指导并影响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兴衰建设。“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者乎?身处大敌之冲,事起仓卒之顷,而能底定于指顾之间,非大勇孰能与于斯?”梁启超以孔子在外交场合不惧强齐,勇敢坚定地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为证,认定天下大勇无人超过孔子,把孔子作为中国武士道第一人,指出孔子一贯提倡尚武精神。

继孔子之后列举的七十多位中国武士,他们的武士道情结无不由忠、孝、仁、义、智、信、节、勇等构成,而这些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内容所在,由此可见在梁启超心中儒家思想构筑了中国武士的信仰。

3.3 武士道精神的意义

杨度在其所作之序中曰:“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贵者,贵其能轻死尚侠,以谋国家社会之福利也。”以国家、社会、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根本,是武士道精神的积极意义。梁启超在国家危亡关头提出了中国武士道精神所在,并极力倡导,在当时极大的鼓舞了国人,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居是职也,必忠其职”、“一举一动,务使可以为万世法则,毋令后人误学我以滋流弊”,在当今社会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其武士道精神中也有一些不宜学习和继承的,如“受人以恩“,盲目的“以死报之”不考虑给家庭和亲人带来的杀戮、对于尊长的盲目绝对服从等都是不宜学习之精神,在当今社会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遵从法律,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一味的义气行事,盲目的学习武士道精神,给社会带来不安的隐患。

4 结语

梁启超先生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对中华民族历史上七十多位“中国武士”的详细论证告诉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源远流长的孕育下,中国古今虽无“武术道”之名但却有其实。梁启超先生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所述的中国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给予人们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奋,“欲扩张我国人尚武之范围而大之。诚审是意而读是书,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时势而善用之,其于提倡武者之心,必盖有合矣”。让我们重读梁启超先生的思想,让这些曾经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鼓舞我们的民族士气的激扬文字,重新给予我们现实的思想启迪和教育。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中国之武士道》一书进行客观的评价阐述,解读梁启超先生倡导中国之武士道的背景、梁启超先生心中的武士道精神以及它的教育启迪意义。

关键词：武士道,中国武士道,尚武精神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2]洪治纲.梁启超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篇3

关键词：梁启超；近代历史时期；现代化进程；资产阶级革命派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逐步加强对仍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之侵略。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署的《辛丑条约》，标志着这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泱泱大国彻底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资产阶级先导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制度等方面做出探索，企图改变羸弱的社会，扭转风雨飘摇的国运。1922年，时值上海《申报》创刊50周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梁启超发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一文，总结了近50年来世界及中国翻天覆地之变化。

一、瞻前而顾后兮——中国近代的历史时期

梁启超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一文有“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之述，仔细推敲不难发现，所谓不足可大致概述为：器物上的不足，制度上的不足以及自身民族文化的不足。梁启超即是按中国人民在此三方面的现代化历程，将中国近代的50年（以1919年为时间下界）分期。

（一）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洋务运动”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鸦片战争时期中英武器装备水平之差异，那就是“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清朝时期，冶金及铸造技术十分落后，未经切削加工的铸件本就毛糙，致使弹道偏离预期目标，再加上冶炼温度较低，铸造缩孔多，演放时难以承受巨大的冲击力而易造成炮身炸裂。如此悬殊的武器装备差异让中国人民在敌军“船坚炮利”的打击与传统“民本思想”等内在因素支持之下逐渐从“天朝之梦”中惊醒，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从器物上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

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到奕“自强之本在先练兵”，资产阶级洋务派办学堂，练海军，育人才，兴工业，想尽一切办法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企图在短时间内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但这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即在于，资产阶级洋务人士忽略了提升工业实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首要前提——原始的资本积累。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国库空虚，内忧外患，一年内清廷财政总收入不够偿还不平等条约中的赔款，发展重工业更是天方夜谭。

史实表明，“洋务运动”的确唤起了民众“自强、求富”之意识，但一时兴起的工业化革命并未取代存在已久的农业经济，中国依旧没能摆脱被列强瓜分的厄运。

（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戊戌变法”

1895年清朝甲午海战败北，被迫与日方签署《马关条约》，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走向失败。新的民族危机孕育着新的民族觉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的君主立宪制可以为中国所用，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在年轻的光绪帝支持之下进行。一百余天以后，以悲剧收场。戊戌八君子中的六人罹难，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日本。

慈禧太后也曾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建议，同意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钦定宪法大纲》中十二条规定皇权的明令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的彻底失败

推崇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最终走向失败是其自身固有的妥协性造成的。改革自上而下，一切行动都要有领导者支持。因此阶级性不明确以及“保皇”思想的禁锢，使得变法走向末路。

（三）思想层面的现代化——“新文化运动”

两次向西方学习的失败以及袁世凯与张勋复辟之举，使得一批“五四先驱”走上了从思想层面拯救亡国之路。它们深刻的意识到，单从器物与制度上学习西方定是肤浅的表面文章，要想从根本上扭转风雨飘摇的国运就必须让人民从思想上意识到救亡图存之意义。“五四先驱们”循着“武器——科技——观念——文化”的逻辑，将“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深烙在中华人民的心中。

毛泽东曾经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器物、制度上的现代化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放弃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正是这次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坚定了中国人民走上革命道路，自下而上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的决心。

二、路修远以多艰兮——举步维艰的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以此形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最为恰当，内忧外患，前门有虎后门有狼，一次次改良运动屡遭失败，其原因无非有二：

客观层面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对资产阶级现代化进程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列强侵略践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掠去香港岛，日本由《马关条约》抢夺澎湖列岛、台湾岛，沙皇俄国于《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直接得到了有益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自然资源与民众支持。帝国主义列强在各地划出的租地，限制中国民众的贸易自由与人身自由，使得现代化进程中动员力不足，导致一系列资产阶级运动不能正常开展。

其二，列强与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谋取经济利益，直接导致国库空虚。《南京条约》，中方赔款银元二千一百万两；《马关条约》，中方赔款白银二亿两；《北京条约》，中方赔款八百万两。巨额赔款使得资产阶级洋务派兴办的重工业失去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控制盐税、关税、厘税、酒水作为偿债担保，控制了国民经济的流动，严重破坏了现代化发展的经济支柱。

主观层面上，新兴资产阶级改良派自身的妥协性使得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

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虽名号为“改革”，实则依赖于封建统治阶级，他们拥有相当财产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尽管有反帝反封建意愿，但局限性和妥协性比较明显。由于害怕暴力革命会损害自身利益，所以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阶级性不够鲜明，实则属于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保皇派。

三、何方圜之能周兮——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

梁启超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对自己一派（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大用笔墨，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却只字未提。其原因与梁启超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梁启超在公车上书前，一介书生，对权力斗争一无所知，其仕途之路还要依靠传统科举考试打开。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熏陶的梁启超主张理性治国，即通过和平调解，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化解矛盾，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梁启超曾多次引用“政治革命”一词，这显然是针对民间不少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的“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革命而提出的，他更加主张“不流血的革命”，鼓吹中国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过程开展改革。梁启超曾经评价孙中山：“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句话凸显出两位资产阶级运动领袖的核心矛盾，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崇尚自上而下的改革，实则“保皇”，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是要通过自下而上不惜一切代价的革命手段，从根本上瓦解封建帝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改良派与革命派根本指导思想的不同，大概是梁启超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忽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茅建海.天朝的崩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张红斌.现代化的近代历史进程，[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20）.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7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梁启超论“公德”与“私德” 篇4

梁启超论“公德”与“私德”

梁启超论 “ 公德" 与“ 私德 ” 文 /孟 晓妍 仁. 一代 文人梁启超对 民族道 德伦理思想方 面进行过深入思 考 ， 他写下 的《 论公德》 和《 论 私德》 体现 了对 于道 ! 德 的新 见解。这些思想对近代 中国产 生了深刻 的影响 。 《 论公德》 ( 节选 ) 道德之 本体 ， 一 而 已， 但 其发表 于外 ， 则公私 之 名立焉 。人人 独善 【 重点注释 】 1 . 九德 ， 古谓 贤人 所具备 的九 种优 其 身者 ， 谓之 私德 ; 人人相善 其群者 ， 谓之公 德 ， 二 者皆人 生所 不可缺 之 具也 。无私德 则不 能立 ， 合 无量数 卑污 、 虚伪、 残忍、 愚懦之人 ， 无 以为 良品格 。 《 书? 皋 陶谟 》 中“ 九德” 指： “ 宽而 栗， 柔而立 ， 愿而恭 ， 乱 而敬 ， 扰 而毅 ， 直而温 ， 简而廉 ， 刚 而塞 ， 强而义。 ” 国也 。无公德 则不能 团 ， 虽有 无量数 束 身 自好 、 廉 谨 良愿之人 ， 仍无 以 为 国也 。吾 中国道德之 发达 ， 不 可谓 不早 。 虽然 ， 偏 于私德 ， 而公德 殆 阙如 。试观《 论 语》 、 《 孟子 》 诸书， 吾 国民之木铎 ， 而道 德所从 出者。其 中所教 ， 私德居 十之 九 ， 而公德 不及其 一 焉。如《 皋 陶谟》 之 九德① ; 《 洪 2 . 三德 ， 三种 品德 。 《 书? 洪范》 ： “ 三 德， 一 曰正直 ， 二 曰刚克 ， 三 曰 柔 克。 ” 范》 之 三德② ; 《 论语 》 所谓“ 温、 良、 恭、 俭、 让” ， 所谓“ 克 己复礼 ” ， 所谓 “ 忠 信 笃敬 ” ， 所谓 “ 寡尤 寡悔” ， 所谓 “ 刚毅 木讷 ” ， 所谓 “ 知命 知言” 。 《 大学》 所谓 “ 知止 ， 慎独 ， 戒欺， 扣 慊” 。 《 中庸 》 所谓“ 好学， 力行 ， 知耻 ” ， 所谓 “ 戒 慎 恐惧 ” ， 所谓 “ 致 曲” 。 《 孟 子》 所谓 “ 存心 养性” ， 所谓 “ 反 身、 强恕” …… 凡此之 类 ， 关于私德者 ， 发挥 几无余 蕴 ， 于养成私 人 ( 私人 者 ， 对 于公 人 而言 ， 谓一个人 不与他人 交涉之 时也 ) 之 资格 ， 庶乎备 矣。虽然 ， 仅有 私 人之 资格 ， 遂足 为完全人格乎 ?是 固不能 。…… 旧伦理 所重者 ， 则一 私 人 对 于 一私 人之 事 也 ……新 伦 理 所 重者 ， 则 一私 人 对 于 一 团体 之 事 也。 ( 以新伦理之 分类 ， 归纳 旧伦理 ， 则关 于家族伦 理者三 ： 父子也 ， 兄弟 也， 夫妇也 ; 关 于社 会 伦 理 者一 ， 朋 友 也 。 关 于 国 家伦 理 者 一 ， 君臣 也 。…… 若 中国之 五伦 ， 则惟 于 家族伦 理稍 为完整 ， 至社 会 、 国 家伦理 不备 滋 多 ， 此缺憾之 必 当补者也 ， 皆由重私德 、 轻公 德所 生之结 果也 。 ) 夫一 私人之 所 以 自处 ， 与一私人之 对 于他私人 ， 其 间必贵 有道德 者存 ， 此 奚待 言? 虽然 ， 此道德 之一部 分 ， 而非其 全体也 。全体 者 ， 合 公私 而 兼善之 者也。私德 、 公德 ， 本并行不悖 者。 前线 2 01 4 / 2 l 1 1 3 m - -国 学 精 选 舡 苷 霪 辩 替 ： ≮ 《 论私德》 ( 节选 ) 谓 个人对 于本 团体公共观 念所发之德性 也 。夫聚 群盲不能 成一 离娄“ 、 ， 聚 离娄上》 ： “ 孟子 曰： ‘ 离娄之明， 群聋 不能成 一师 旷 l 2 l ， 聚群 怯不 能成一 乌获 J 。故一 私人 而无所私 有之德 故我对 于我 而不信 ， 而欲其信 于待人 ， 一私人对 于一私人之 交涉而不忠 ， 而 公输子之巧， 不以规矩， 不能成 2 ? 春秋晋国乐师， 善于辨音。 《 孟 竺 养 誓 个 人 忠 之 于 团 私 德 ， 为 第 娥此 其 易 明 … ： 一 一 义 ; 欲 从 事 于 铸 国 民 者 ， 必 以 自 培 养 其 个 人 之 私 德 为 眠必 号 ： 音 律 品 人 。 … 3 . 战 国时秦之 力 士。 一说 可能 为 。 且公德与私德 ， 岂尝有一界线 焉， 区划之 为异物哉 ?德之 所 由起 ， 起 于 更古时代之力士 后 为力 士 的 。链 接 一 ： 两 段 值 得 玩 味 的 文 字 《 论公德》 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 有 官吏死而冥 王案治其 罪者 ， 其魂 日： “ 吾作 官甚廉 。 ” 冥王 日： “ 立木偶 于庭 ， 并水 不饮 ， 不更胜 君乎 !于 廉之 外一无所 闻， 是 即君之 罪也。 ” 遂炮烙之 。 欲 以柬 身寡过 为独一无二之善 德者 ， 不 自知其 已陷于此律 而不 容赦 也 。近世 官箴 ， 最脍 炙人 口者三 字 ， 日清 、 慎、 勤。夫清 、 慎、 勤， 岂非私德 之 高尚者 耶?虽然 ， 彼 官吏者受一群之 委托 而治事者也 ， 既有本 身对于 群之 义务 ， 复有对 于委托者之 义务 ， 曾是 清 、 慎、 勤三 字， 遂足 以塞此两重责任乎 ?此 皆 由知有私德 ， 不知 有公 德 。故政 治之 不进 ， 国华之 日替 ， 皆此之 由。彼 官吏之立 于公人 地位者且 然 ， 而 民间一私人 更无论也 。我 国 民 中无一人视 国事如 己事 者， 皆公德之 大义未有发明故也。 梁启超对 于官员“ 公德” 的论述 ， 对 于我们 当今领导干部 的道德建设 ， 具有启发意义 。官员如果仅仅 注重 “ 私 德” ， 以“ 清、 慎、 勤” 为准则 ， 则是 把个人等 同于普 通百姓 ， 难 以承担 国家 和社会委派 之重任 。领 导干部 同 样“ 既有本身对 于群 之义务 ， 复有对于委托 者之义务 ” ， 是要承担 为国为 民 、 为天下社稷 管理服务 的责任与 义 务 的。在私德建设 的基础上 ， 应该 为天下百 姓谋 福利 、 加 强社群凝 聚力 、 促进 和谐 社会建设 有作为 、 有贡献 。 现代社会 ， “ 公德 ” 不仅仅包含梁启超所提 出的“ 利群” ， 内涵更加深入 ， 公 德的` 内容还可 以扩大 为 ： 公 民和官员 在 日常生活 中都应该 避免损害公众 的集体利益 以及其他公 民的权益 。所以 ， “ 公 德” 的意 义对于现 代社会建 1 1 4 l 2 0 1 4 / 2前 线 设具有更 大的启发性 ： 具有 公德心 的人不 仅仅是严 于律 己的讲求 “ 私德” 的人 ， 也 应当是 以国家和 人民利益为 己任 、 遵 纪守 法 、 秉公执 法 、 权 为民所用 、 情 为 民所 系 、 利 为 民所谋 的人 。用好 权力 、 管好权 力 ， 这就需要 我们 高度重视官员 的公德心 、 责任心 与使命感 。 链 接 二 ： 道 德 之 一 体 两 面 梁启超 认 为“ 公德 ” 、 “ 私德 ” 是可 以相互转 化 的 ： 一方 面 ， 私德 推之 于外 即为公德 ， 这就是 梁启 超所说 的 “ 公德者 ， 私德之推 也” ; 另 一方面 ， 公 德 内敛 于 己即为私德 。故“ 私德 ” 与“ 公德 ” 相互联 系 、 相互依 存 ， 都 是人 之 德行 不可 或缺 的内容 。 “ 无私 德则不 能立 ， 合无 量数卑 污虚 伪残 忍愚懦之 人 ， 无 以为 国也 。无公德 则不 能 团， 虽有无 量数束 身 白好廉谨 良愿之人 ， 乃无 以为 国也 。 ” “ 私德 ” 能立 于社会而无愧 ; “ 公德 ” 能“ 利 群” 。梁启 超 将“ 利群 ” 的作用概 括为三 ： “ 固吾群 ” ( 提高社 会凝 聚力 ) 、 “ 善吾群 ” ( 改善社会 、 和谐 民心 ) 、 “ 进吾 群” ( 提 高 全 社会 的素 质和道德水平) 。“ 独善其身 ” 者是私德 ， “ 相善其群 ” 者是公 德 。私德 既是个人 自处 的德操 ， 也是 个 人对待他人 、 处 理与他人关 系的道德 ， 而公德则 是个人对 于群 体 的道德 ， 是私德 的外化 与升华 。所 以， 梁启 超 在《 论私 德》 中指 出 ： 公德 就其本体 而言 ， 是“ 一 团体 中人公共 之德性 ” ， 就其构 成此本体 之作用言之 ， 是“ 个 人对于本 团体公共 观念所发之德 性 ” ， “ 故一私 人而无 所私有之 德性 ， 则 群此百 千万亿之私 人 ， 而 必不能成公 有 之德性” 。 “ 是故 欲铸 国民 ， 必 以培养个人之私德 为第一义 ; 欲从 事于铸 国民者 ， 必 以 自培养其 个人之私德 为 第 一义 。 ” 在 梁启超看 来 ， 没有私德 的一群 人 ， 无 法构建 成有公 德 的和谐群体 。所 以他发 出了掷地有 声 的断 言： “ 断无 私德浊下 ， 而公 德可以袭取者 ! ” 【 古 今联读 】 德 分 公 私兼 重 为 上 梁 启超提 出的“ 公德 ” 和“ 私德 ” 不仅对近代社会 的发展 有积极 的推动作 用 ， 对 于当今社会 公 民道 德体系 的建立 ， 特 别是官员道德 体系建设也具有 相 当的指导 意义 。梁启超 在“ 论公德 ” 中提出 ： “ 人人独善其 身者 ， 谓 之私 德 ; 人人相 善其群 者 ， 谓之公 德 ， 二者 皆人生所 不可缺 之具也 。 ” 这也就 是说 ， 人 之为人 ， 不 仅仅在 于独善 其身 ， 也在 于有兼善天下 的胸怀 。对 于领导干部 ， 不仅要重视私德 ， 也要 同时重视公德 。 中圉传统文化关 于公德 的论述 比较 少 ， 而关 于私德 有许 多精 辟之论 ， 如“ 温 良恭俭让 ” 、 “ 克己复礼 ” 、 “ 忠 信笃 敬” 、 “ 知止慎独 ” 、 “ 存心养性 ” 等， 对 于培养 私德 以及增 进私德 的方法 ， 古代圣 贤阐释得极 为完备 ， “ 几无 余蕴 ” 。而在梁启超看来 ： “ 私德居十之九 ， 而公德不及其 一焉 。 ” “ 我 国民所最缺 者 ， 公 德其一端也 。 ” 中国传统 文化 的这 种重“ 私德 ” 而轻 “ 公 德” 的观念 亟待改变 。 “ 公德 ” 是梁启超 在近代 中国这一 特定历史时期提 出的 ， 其 主体 为民族主权 国家 。此处 的“ 公德 ” 包 含两部分 内容 ： 一是 团体 的共 同道德 ， 一是个人 对于该 团体相 互关系 的道德 。但 就“ 公德” 的根本 内容和 目的而 言 ， 就是 “ 相善 其群” ， 即“ 利群 ” ， 这也是公德 的实质 ， 它尤其 是 国家 得 以建立 的根本 。因此 ， 梁 启超宣扬 “ 公德 ” 的基本 目的在 于 ： 中国若 要成 为有力量 的 民族 国家 ， 必须先 有为 其献身 的群体 ， 而“ 公德 ” 使人 民与 国家联结 为一体成为 可能 ， 这就把公 德看作 国家 和社 会得 以成立 的先在条 件 了。 ( 作者 ： 清华 大学国学研 究院博 士后 ) 责任编 辑 ： 谭 丁 前线 2 0 1 4 / 2 I 1 1 5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讲稿 篇5

一、生平、著述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现代杰出思想家、改革家，著名学术大师。他的书斋及藏书室取名“饮冰室”，“饮冰”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后南朝宋人鲍照在《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中说“饮冰肃事，怀火毕命”，表达了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的惶恐心态。梁取此二字，则寓意对国家社稷忧虑焦灼之情。梁的主要著作《饮冰室文集》是梁启超之侄梁建灿于1926年编就刊行，另有《饮冰室合集》是在梁启超1929年离世后，由其侄交林志钧汇编后于1936年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共分为文集、专集两大部分：文集45卷，专集104卷，收入长篇论著104种，如《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总计1000余万字。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被人合称“康梁”。以下我们主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去谈论梁启超的作为。

二、为变法而主张启蒙

人要告别无知都离不开启蒙。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开化和开发人的智力，比如对儿童或初学者进行教育，使之得到某些方面的入门知识或技能等，因此可以说，启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但18世纪以来，启蒙有了它特定的含义。康德不愧是人类思想进入现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这么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启蒙就是把人们从黑暗的中世纪解放出来”。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特定含义上的启蒙则比西方国家迟了一个多世纪。

从1840年起，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国门，沉重的内忧外患使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在认识到必须了解外强学习外强这一共同思想前提下，魏源林则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王韬则进而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等等，但这些显然属于对政府大政方针的见解，他们还不能把眼光移下来，看到对国民进行启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到了容闳那里，这个在美国留学八年，是中国第一位系统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感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应“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才涉及到国民的思想启蒙问题。

在中国，不仅看到了国民思想启蒙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把启蒙付诸实践的，是90年代的维新派，梁启超则是最早的从事者之一。

甲午战争失败后的1895年严复即发表文章，指出“收大权、练军实”不过是“标”，中国的自强之“本”在于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也是在这一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与康有为联合会试举人上书要求变法，稍后，又协助康有为创办和组织了《中外纪闻》和京师强学会。《中外纪闻》每期载一篇以介评世界各国概况为主的文章，文章均出自梁启超。在这年5月的《与穰卿足下书》里他有言：“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制成不远矣”；多年后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他也回顾当时的办报心愿是“冀输入 1 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可见，梁启超对外国情况的介评已不同于魏源王韬等人，他的着眼点已在于启发民智。次年，梁启超应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等的邀请赴任《时务报》主笔，从8月9日起，先后撰写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等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梁启超转入了对启蒙的直接陈述与鼓吹。

《变法通议》是系列性文章，在这组文章里，梁启超不但极力阐述了变法对于中国来说是势在必行，而且把变法同国民的启蒙、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首篇《论不变法之害》一开篇他即勾画出国衰民愚的景象：“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随后又指出“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智而束缚之”的弊害。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他提出：“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他不满清政府重物轻人的做法，认为“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在稍后的文章里，他阐述了开民智是强国之本。他写道：“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太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引述侪辈所与云“古者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日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之后分析说：“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他再次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4]。他进而以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应当创立各种学科乃至各个行业的学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使之“学无不成，术无不精”，这样“积小高大，扩而充之，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

在《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与严幼陵先生书》等文章里他同样谈及了愚民的弊害和启发民智的必要。

1898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和臬司黄遵宪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主讲后重返京师，致力变法。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里，他一如既往把变法同启蒙联系在一起。他说，当今国家“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人才乏绝，无以御敌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举不变致之也”，“八股代言之制”“乃先抑天下于至愚”；他进而谈道：“且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泰西民六七岁必皆入学，识字学算，粗解天文舆地，故其农、工、商、兵、妇女皆知学，皆能阅报”，而“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术，妇女无以助其夫”。他由是感叹：“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他激愤陈言：“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

三、专心从事启蒙

9月21日，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梁启超逃亡日本。如果说此前梁启超的启蒙还基本是围绕着变法进行的，着眼点主要在改变国民的受教育状况上，那么流亡日本之后，启蒙则成为他做单独思考的问题之一，放眼处已是对国民性本身的系统揭示与分析。

12月，他创办《清议报》，在报上撰文记述变法和为变法人物做传，其间谈到的“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可以看作是此后他从事启蒙著述的核心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于1901年4月29日至5月28日在《清议报》连续发表了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文章主要 从“理想”、“风俗”和“政术”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积弱之源”。如就“理想”。梁启超谈到：“凡无论何族之民，必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训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种种风俗，种种事业。”他接着指出，与西方、日本相比，中国国民的“理想之误”是“爱国之心薄弱”。由此又导致了三点，一是“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二是“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不知国家乃“全国人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姓之私业也”。三是“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不知国家主人“即一国之民也”，“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因此，倘若“欲救中国”，“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

在揭示国民精神现状及其根源的同时，梁启超也在思考和提出建设性见解，如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他这样阐释“独立”：“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他认为“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是“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无复我之一人也”；“故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故无独立性者，毁灭世界之毒药也”。他指出国人缺乏独立性的恶果：“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1900年2、7月，他写下《少年中国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号召“中国之少年”“甘心为四万万人安坐以待亡国者之公敌。”

到了1902年，他以“新民”概括启蒙，并将此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主要选择。这年2月他创办《新民丛报》且自称“新民子”，8日至4月11日连载于《新民丛报》第1号至29号的十多万言系列长文《新民说》，可以说是他启蒙思想的集大成。

他明确地把民摆在了首位，在“叙论”中即指出“国也者集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懦、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因此，长文的第一篇就是《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指出中国要振兴，“舍新民末由。”从第三篇《论公德》开始到《论尚武》凡五篇，梁启超具体谈论了新民的内容。如《论公德》谈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他认为“独善其身”的“私德”与公德“本并行不悖”，中国所以衰落，“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是原因之一。他进而认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是故公德者，诸德之源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

四、把文学作为启蒙最佳工具

1898年12月25日，梁启超于流亡中发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三天后又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对于诗，他认为“新意境”最重要，“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他“惟

[9]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他指明诗歌能影响国民性乃至国家命运：“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其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而“吾中国向无军歌”，诗“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他因此格外推举黄遵宪《出军歌》及其所具有 3 的“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进而质询：“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他指斥“至于今日，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他为《江苏》杂志“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之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而“拍案叫绝”，他寄语中国的文学家能更多的成为莎士比亚、弥尔顿，以“报国民之恩”[10]。在“文界革命”方面，他受到日本新闻作家德富苏峰“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的启迪，主张写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11]，倡导了以“俗语文体”写“欧西文思”的“新文体”；他在这时期的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关于变法和启蒙的文章，均以这种新文体写成。

对于小说，梁启超尤其看得重要，于1902年11月专门创办《新小说》杂志。在第1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如同当初创办《新民丛报》是为了发表他的新民见解一样，这一刊物的创办和文章的发表则不仅表明他开始正式倡导“小说界革命”，更表明他致力于此的原因——认定小说是启蒙和新民的最佳手段或工具。他亦开门见山立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随之以惯用的排比句式展开论点：“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再自设问答过渡到论证：“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扬弃并阐发以往的观点：“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犊，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鱼虫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其他文章“说有所未尽也”。他接下来的分析同样语出惊人，他说，能够予人之各种心理、性情以满足并“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小说以其难有比拟的“熏”“浸”“刺”“提”“四种力”“支配人道”，善可以“福亿兆人”，恶可以“毒万千载”。于是他惊叹：“可爱哉小说！可恨哉小说！”但他着重谈论的是小说的“恶”，在他看来，小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国民的“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以及江湖义气等种种品性，无一不源自小说。于是他疾呼：“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四、梁启超的局限

我曾归结了三个方面。这里主要谈最主要的即思想资源方面。如众所言，梁启超不乏参照和吸取了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学说，这也正是他的启蒙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根本体现；但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的观念仍然是他思想的主要构成，而且这决非可以归结为“托古”。

首先，梁启超心目中有一个理想化的“先王世界”。在他开始正面议论启蒙的《变法通议》里他就认为：“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他变着法儿找根据，说促使欧洲人得以“心智雄于天下”的“学会”实际上始于中国：其乃“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先圣之道，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 ”；学会在中国消亡则是“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也是写于这段时间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更为集中地展示了他的“先王世界”。他先指出：“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然后对比论述了古之“务治事”与后世“务防弊”的种种区别和优劣。就与民气民智相关的内容而言，他谈道：“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所以通下情，固邦本。4 后世恐民之讪己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软，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凋落，士气不昌”。

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篇6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论梁启超的报章文体 篇7

关键词：梁启超,报章文体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名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等,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一、梁启超报章文体的形成过程

报章文体并不是梁启超首创,它最早见于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王韬就用浅显易读的文字写时事评论,开创了报刊政论文体。王韬认为,文风要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不能拘泥章法,墨守成规。时势不同,文章亦因之而变。他主张“文章贵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所在,而不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随着晚清维新运动的兴起,西方思想观念如洪水般大量涌入。维新思想家为了启民智、开风气,开始大办报刊。作为维新运动的主力军,梁启超一生所办报刊多达十几种。他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形成了通俗浅白的新文体。这种文体的代表作是《时务报》上梁启超等人发表的论说,故称为“时务文体”,也被称为“新文体”或“报章文体”。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期间,报章文体愈加成熟,故又名为“新民体”。

(一)《时务报》时期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任主编,汪康年负责组织管理工作。该报以“变法图强”为宗旨,大力鼓吹维新变法,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呼声,一度成为维新派的重要阵地。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期间,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文章言论开明,观点新颖,语言平畅,大受读者欢迎。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追忆当时人们喜读《时务报》的盛况时说:“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二)《清议报》时期

戊戌政变失败后,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梁启超逃往日本。1898年,在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在日期间,他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写作风格开始转变。文章言辞激烈,目标明确,尤其在攻击清政府方面。

(三)《新民丛报》时期

1901年,《清议报》遭受火灾停刊后,梁启超又于1902年2月8日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办报生涯中存活时间最久的报纸。这个时期报章文体已经发展成熟。他在该报上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全面体现了这个时期的办报思想,“吾伎业报馆,请与诸君纵论报事。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这个时期的报章文体已经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使用人数达到了巅峰时刻。梁启超因此被誉为“言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二、报章文体的三大特点

报章文体之所以能掀起一股文气改革之风,与它自身独有的特点密不可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新文体的三大特征为:平易畅达,语言丰富(俚语,韵语,外国语法杂用);笔调自由,条理清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情感。

(一)平易畅达,语言丰富

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但这并不是倡导白话文的最早时期。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就大力抨击八股文的呆板和束缚,主张文章要通俗易懂,直抒胸臆。梁启超是该主张的力行者。他常用浅近的文字,时杂以俚语、韵语来论证时事,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

(二)笔调自由,条理清晰

维新运动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维新主张,便于读者接受,维新派所写的文章冲破八股文的限制和古文、骈文的束缚,自由表达,直抒胸臆。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纵笔所至,略不检束。笔风自由,文气自由成为维新派文章的主要特点,也是维新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

(三)笔锋常带情感

梁启超认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情感激发人,好像磁铁吸力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他自称是感情最丰富的人,所以他的笔端常带感情,写出来的文章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极大地煽惑性。

三、梁启超报章文体的影响

梁启超报章体的代表作大多创作于1896~1905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日渐猛烈地撞击着每个爱国者特别是有识之士的心胸。维新运动的兴起正是新思想激荡的结果。梁启超用报章文体表达了人们的心声,系统地宣传了其维新变法的主张,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开展。

梁启超的报章文体不但在维新时期掀起了狂风骇浪,而且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的主张,(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等内容)就是在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文体运动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而新文化运动高举的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也是与梁启超在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所宣传的自由民权论说、鼓舞革命论说、进化论说等思想一脉相承的。

四、结语

尽管梁启超的报章文体存在着不足之处,但在几千年的文体演变中也是一次重大的飞跃。它贯穿于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并日渐成熟,不仅对当时也对后世的文体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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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近代中国新思想启蒙者 篇8

人生理想:实行开明专制。

主要著作:《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天生英才指点江山

少年梁启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这一段的学习,不仅给梁启超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也是他后来能够对传统国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大胆变革的先决条件。

17岁的时候,梁启超即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名。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这位青年新贵,打破社会地位的悬殊,将其妹妹许配给梁启超,并携梁赴京会试。

可恰恰就在此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知识广博,眼界开阔,尤其重视史学、今文经学和西学,当时的梁启超只能望其项背。梁启超不无谦虚地说过,“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从学康有为四年后(1894年),师徒二人一同赴北京参加会试。在京期间,梁启超积极参与到康有为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参与创办《中外纪闻》。

在创办《时务报》的过程中,梁氏最早阅读和接受了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写下了《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他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日本以“自变”而自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但“法”应如何变?梁启超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

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在1898年创办的《清议报》上,梁启超经常撰文揭露清廷的黑暗、堕落,大力倡导民权,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大谈“破坏主义”。梁启超开始脱离康有为的影响,独立研究“西学”,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是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开始倾向于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在梁启超看来,革命无疑是一种救国的手段。

正当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发生转变。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深入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徒变枝叶不变本原是万万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叶,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日“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创办了《新民丛报》。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四年。自此,梁氏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梁启超《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毛泽东评价梁启超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回归国学

开明专制的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

1919年,梁启超在访问欧洲一年后,写下《欧游新影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十分萧条,梁启超认为这是科学破产所致,于是对他一直以来所向往的西方文明与科学产生了怀疑。他接受了1917年史宾格勒历史哲学名著《西方的没落》的观点,认为文明像生命一般诞生、茁壮、衰老,而后一去不返,西方文明的象征是“无穷的空间”,中国文明的象征是“道”,西方必须要向东方学习。

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与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1923年发表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在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子部、集部、杂论等方面几百本要籍的精华所在、攻读要点与具体方法。

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学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围绕着新史学的创立,梁启超对地理学、经学、诸子学、考据学、小学、音韵学、目录校勘学、谱牒学、金石学、考古学,都在整理旧有成绩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这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成为了整理国故的行家里手,是同代人中的国粹巨擘。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打通了建设新国学的道路。

死亡日历

可惜的是,正当梁启超找到了一条可以释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凋谢。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

1927年4月初,割掉肾一周年,梁再到协和医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唯一的药,就是节劳。

这一月,康有为忽然逝世,身后很是萧条,作为学生的梁启超汇去几百元才将之草草成殓。想起两人师生一场,并肩战斗,伤感异常。又念“全国一天一天

趋到纷乱,举目无一可以戡定大乱之人”,因之“极感苦痛”。

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梁启超所受刺激更不待言。他给令娴的信里说:“我一个月来旧病复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太受刺激。”

1928年12月7日,梁启超小便忽又堵塞,约30小时。17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至1929年1月19日下午2点50分,梁启超阖然长逝。

◎花事对联轶事一则

梁启超10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恒,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张梁对无缝如天衣

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坐镇汉口时,广东才子梁启超年方弱冠。一日,梁在家乡广东及第举人后,上京会试路过汉口。张久闻其名,为考其实学,在宴请时出一联嘱梁相对:“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联咄咄逼人,口气好大,暗喻张乃江夏(汉口)第一高官(四水即长江、淮河、黄河与汉水,以长江第一)。而且有四、一、二等数字,颇难应对。才华出众的梁启超,不亢不卑,从容应对:“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梁自称儒人,以三教(指儒、道、墨)、三才(指天、地、人)对四水四季,以在前、在后对第一、第二,堪称天衣无缝的绝对。

◎梁启超证婚苦训徐志摩

徐志摩与陆小曼,经过一段曲折浪漫的相恋之后,于1926年订婚。而请出徐志摩的先生梁启超作证婚人,则是徐家同意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梁本欲拒绝,因为他不主张徐陆结合。后来经不起胡适等人的一再劝说,方同意证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