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月刊

2024-07-10

《少年中国》月刊（共4篇）

《少年中国》月刊篇1

摘要：《少年中国》月刊是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一份宣传新思想的刊物, 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月刊同仁在如何“创造少年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 形成国家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仰两个流派, 但他们的“少年中国梦”在内涵上有共同之处, 实质上都是现代民族国家梦的一部分, 都将社会主义作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都将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当作理想社会的基石。

关键词：《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中国梦”,民族国家

报刊是近现代出现的一种新的传播媒介, 它除了传播知识沟通信息外, 还有意无意地发挥着整合社会群体、创造群体意识的功用。安德森认为, 报纸充当了现代共同体想象的媒介, 它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 并将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 “这些多半互不相识的行为者在由时针与日历所界定的同一个时间, 做所有这些动作, 而这一事实则显示了这个由作者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想象世界的新颖与史无前例”。这种时历的一致性与空间的虚构性使报刊得天独厚地具备了梦想的性质, 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共同体的信心。

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令人兴奋而又值得深思的问题, 它凝集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与期待, 搅动着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潮。追踪寻觅这段想象历程, 中国梦想的多元纷繁的特性也呈现出来, 我们甚至发现近现代文本不同程度地以建构“中国梦”来发挥其影响力。

一、《少年中国》月刊的创办背景

五四时期是国人进行国家想象的一个重要阶段。《少年中国》月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 创刊于1919年7月, 停刊于1924年5月;“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著名的新文化团体, 它是一个历时长、会员多、分布广、成员复杂、分化最为明显的社团。学会以“奋斗、实践、坚忍、简朴”为信条, 以“本科学的精神, 为社会的活动, 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 月刊同仁不惜笔墨来描述理想中国以及实现理想中国的具体措施, 尽管这些描述在今天看来有些浪漫和理想化的成分, 但是却看到五四时代青年知识分子追求“少年中国梦”的努力与艰辛, 整理和阐释这个过程对于理解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中国梦”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少年中国》月刊初期带有世界主义色彩, 淡化了国家的观念, 正如王光祈所言:“我所说的‘少年中国’ (Young China) , 中国二字应解释为地域名称 (Place) ……不是指国家 (Nation) 而言。”这个时候, 学会同人的奋斗目标是与正义和平等这些启蒙观念相关联的人的自觉与社会的自觉的实现, 而不是向着理想中的“国家”目标而奋斗的。但是, 随着中国被殖民化的程度日益加深, 这种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呼声逐渐减弱, “少年中国梦”开始逐渐清晰。1922年7月的杭州年会是一个重大转折, 会议上提出“对外反帝国主义的侵略, 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的目标, 并再度允许会员参加政治活动。杭州会议后, 学会关于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和实施途径上发生了重大分歧, 活跃于月刊中的主要政治信仰有两个, 一个是国家主义, 一个是社会主义。

二、《少年中国》月刊关于“创造少年中国”问题的两个流派

在国内较早宣传国家主义的是梁启超, “少年意大利”运动成为他宣扬国家主义的历史依据, 德国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他的重要理论来源。他先后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中介绍了伯伦知理 (J.K.Blutschili) 的国家学说和意大利的“少年意大利党”及马志尼、加富尔等人的事迹, 认为只有国家主义才可以救岌岌可危的中国, 而且希望将日本模式的国家主义教育移到中国。他打破了传统的忠君与爱国结合于一体的国权论思想倾向, 为国家主义教育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依据。

《少年中国》创刊不久就有很多会员对国家主义充满憧憬。学会命名时, 就受国家主义思想影响, 他们以“少年意大利”为榜样, 相约共同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 和梁启超宣扬的国家主义有着某些联系。只是因为当时正值一战时期, 国际上, 德国的国家主义策略在世界上造成了危害;国内, 民众对民国政权下的军阀政治反感, 知识分子都以言国家主义为禁, 对世界主义超国家理想进行较为普遍的宣传。正如王光祈说:“本会初发起时, 尚有二三主张国家主义之人, 经三年来之酝酿, 亦慨然弃其主张”, 而信仰社会主义预备功夫。其实五四时期大多数主张国家主义的领袖人物来自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月刊中宣扬的国家主义是应激性的国家主义, “新国家主义只认各国其固有之特性可以发扬光大, 而无害于他国国性之发扬光大”。因此它是面临外敌入侵而采取的一种举措, 主要是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自强。他们的具体措施是希望通过民族性的文化教育, 建立一个民族的共同体, 提倡国家至上的观念, 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 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个人的自由和幸福。

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深受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其背景仍是当时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和中国急切希望摆脱列强政治和经济控制的焦灼心态。李大钊早就认定俄国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胜利, 认为俄政府退还以前从中国掠夺的一切权利“在这强权世界中, 表现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 因而感佩与钦服他们, 并学会积极宣传俄国的共产主义。田汉满怀信心地说, 像俄罗斯现在实验的bolshevisticsocialism一样, 各国如果采取俄罗斯的这种方法, 将也是“胜利的彼岸”。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认为应该建立一个阶级的共同体, 通过政治革命, 实现国家的独立, 再进行经济革命, 实现社会主义。

三、两个流派的内涵共性

将两个流派最早进行比较的是杨效春, 他评价说“国家主义把人类纵分, 他主张国与国争, 一国之内无论贫富上下该一致团结以与他国相竞;社会主义是把人类横分, 他主张阶级与阶级争, 世界人们联合起来打倒资本制度”, 可谓一语中的。然而抛开二者在观念和实施措施上的差异,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 二者在“少年中国梦”的描述上也有许多共同的方面, 其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 现代民族国家梦

应该说, 在中国近现代各种社会思潮中, 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变革是自五四运动开始的。杜威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诞生”, 他在1919年6月1日的信中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 (the birth of a nation) , 而出生总是艰难的。”面对世界和平梦想破产和民族危亡加深的局势, 国家主义信仰者最为重要的目的还是要实现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 “我们所谓的国家主义, 换一句话说, 只是求中华民族的独立, 除此之外, 别无余义”。国家主义者用种种理论证明国家主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民族性的实际存在, 世界主义和和平主义的不可信, 自觉地鼓铸国民信仰并导向对国家的崇拜。

社会主义者利用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仇恨和不满情绪, 将民族之间的争斗统一在阶级的争斗之内, 将中国人民想象成被剥削的群体, 联合起来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实际上, 也同样是民族国家的方向。所以才有恽代英为代表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分两步走的方法, 认可通过政治革命到经济革命再到社会改造的路子, 并且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规划。然而不论是国家主义的与他国竞争, 还是社会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制度, 都是基于当时中国外忧内患的现实, 尽快解决不断被蚕食的现状, 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 因此这一时期的“少年中国梦”实质上也是“民族国家梦”。

(二) 社会主义是国家发展的方向

综观期刊文本, 可以发现国家主义信仰者和社会主义信仰者某些问题上态度的一致性,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上。无论是工读互助阶段的无政府式乌托邦理想还是后来的共产主义理想中, 都毫不让步地将资本主义摒弃在国家建构之外, 即便是国家主义者模仿西方的民主政体, 也仍旧将社会主义作为这种民主主义的前途来构想国家的未来,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建构国家理想过程中作为反面的参照。这个时候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对国家的想象是以俄为师, 建立一个工业化、集产化的国家, 它既能够抗衡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 又能保证实现平民的利益, 它的未来是实现人类的大同社会。这个梦想是对早期的无政府式社会主义理想的继承, 月刊中社会主义信仰者又依照着俄国革命的经验, 去除其空想不合理的成分, 使这一理想有了现实的根基。

(三) 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是理想社会的基石

国家主义者始终在建构“少年中国梦”过程中将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民主放在第一位, 这也使他们的理论在当时破弊丛生的民国社会现实中显得空幻而且矛盾。他们所希望实现的民主政治生活是全民政治, 实现个人的充分自由。李璜反对苏俄“集产主义”式的民主而赞同无政府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民主自由观念, 赞同其在个人自由上的极端立场, 并简单地认为在蒲鲁东的社会主义上加上个国家就是他想要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者显然更加实际一些, 他们初步设想实现的国家是一个工业化、集产化的国家, 类似苏俄, 它既能够抗衡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 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又能保证实现平民的利益, 通过经济革命之后, “革命的政府才能由一党独裁政治进步到人民真正代表的民主政治”, 它的未来是实现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大同社会。所以在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这些理想性的社会远景上, 二者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会务纪闻[J].少年中国, 1919 (1) .

[3]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J].少年中国, 1919 (2) .

[4]陈启天.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J].少年中国, 1923 (9) .

[5]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J].少年中国, 1920 (5) .

[6]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J].少年中国, 1919 (1) .

[7]杨效春.致余家菊、李璜的信[J].少年中国, 1923 (8) .

[8]罗志田.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J].社会科学研究, 2006 (4) .

《少年中国》月刊篇2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曾经将现代知识分子的创作和民族国家的建构联系起来, 他认为, “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 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的本文, 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 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从这个层面上讲, 可以说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都担负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任, 尽管这种说法过于笼统。但是当仔细阅读《少年中国》月刊中的时候, 的确可以发现其中文学创作曲折地对理想国家进行想象和塑造过程。少年中国学会同人正是通过文学作品将自身融入想象的国家中去, 并就此获得历史主体感和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 他们在书写自我与理想时, 也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心目中的国家形象, 并在其中渗入了个人青春期的激情。

一、个性解放潮流中的个体与国家关系建构

《少年中国》月刊刚创刊时, 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既与传统发生了历史的断裂, 又将起源一个新的时代。在《少年中国》月刊早期的诗歌中, 迎合着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潮流, 诗人们大力张扬自己的个性, 毫不顾忌地书写自己的情感, “我想世界上只有光, 只有花, 只有爱” (康白情《送客黄浦》) ;也有大胆地描写自己的爱情, “鲜红的花, 低着头儿羞见我, 我与你有爱情, 你为什么羞见我” (易家钺《园中看花》) ;同时也描述着自己的离愁别绪。这里文学形象里突出的是一个“我”, 一个大写的“我”。由于过度地强调了自我, 反而使诗人自己难以发觉“我”究竟是什么, 于是陷入了玄想, 对个人的存在进行无止境的追问:“我是一个什么人——什么性质的人?” (田汉《梅雨》) ;由于对自己精神的寻觅, 在局促的活动天地里, 他们的内心世界开始成长, 开始了对自己的“心”的追问, 比如在黄仲苏的《问心》中:

心啊!你只管着我身体的血之循环,

那儿还该有什么意志和情感?

但是你偏偏又有些知觉,

唉!你的功用是什么?

就是海, 他也有一时的寂寞——波平浪静,

何能似你这般思潮汹涌, 没个安定? (《少年中国》1卷8期)

正如刘纳说的“代替了辛亥革命时期文学的群体意识的是五四文学的个体意识”[2], 那种为革命代言的“大”的叙事在这里找不到了, 这里抒发的是个人的情怀, 独特的感受, 正应对着五四时期人性解放的社会氛围。

如果因此认为该时期《少年中国》月刊中的文学作品放弃对理想中国的关注, 显然是一种误读, 对小“我”细腻书写的同时, 作者并没有忘记对大“我”的关怀和寄托, 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始终是这时期的青年引为己任的, 祖国的繁荣和强大寄托他们殷切的期待。这一时期月刊同人的创作以诗歌为主, 许多诗歌中抒情主人公个人情感和爱国感情是同步表达的, 如周无的《过印度洋》, 在描述了“孤舟”“大海”“云头”“海鸥”等异域情调的离愁别绪之后, 又写到:

那里是非洲?那里是欧洲?

我美丽亲爱的故乡却在脑后!

怕回头, 只回头,

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

飕飕, 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 (《少年中国》1卷2期)

这里游子的离别愁绪与对国家的危亡之恨情感交织, 使诗歌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对命运多舛的祖国深深忧虑融入了“一天云雾一天愁”中, 诗歌的情感显得非常真挚和贴切。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国家想象的时候, 不自觉地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来构建作品主体的结构, 二元之间相互依存并由此及彼, 比如“我少年”与“少年中国” (王光祈的《去国辞》) , 不断追问的小“我”与“祖国” (白华的《问祖国》) , 作者对自我与理想中国的关注是同步的, 这个时代的青年们普遍认为对小“我”的完善 (不断地追求道德和学问上的进步) 就是对理想“少年中国”的完善, 也是对未来中国的不断实现, 这就是五四时期处理“自我”与“社会”时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 并没有考虑到其他的社会复杂情况, 因此他们的理想也显得很空泛, 这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可以显示出来, 他们的诗歌多是伤感和柔靡之作, 五四时期个人叙事的柔弱化因此形成。

二、革命文学思潮中的共同体的想象性建构

五四时期的个人化写作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 空泛的个体抒情在创作中泛滥导致文学的肤浅和贫乏, 尤其在面对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时, 伤感的喟叹不能使文学占有更多的话语权, 文学务必在社会的变动中重新找回自身的价值所在, 五四后期, 文学领域三水分流的局面形成。在《少年中国》月刊中, 文学创作主题也在不自觉中也发生变化, 描述国破家亡中人的抗争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

诗歌中描写的社会开始广阔起来, 更切入到现实, 在诗歌《五月》 (沈泽民作) 中, 开始描写农民:

五月的麦子在垅里黄了,

新插的秧针在田里荡漾。

天气好,

下田忙,

雨水不调均,

望着天空怅惘,

收割固然是欢乐,

还租粮却是苦恼。

布谷你莫叫,

我那抱病在床上的娘子要忧烦死了。 (《少年中国》2卷12期)

在这首诗歌中需要注意两个现象, 诗歌的语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丢掉了过去知识阶层的文雅, 取代的是平民语言的流畅和直白, 诗人不再远距离观看农民, 而是甘愿充当农民的代言者, 说出了他们在自然灾害和地主压迫的艰难处境中痛苦的心声, “布谷”的形象也值得注意, 它不是传统诗歌中爱情的象征, 而是在农民生活中, 引起烦忧的对象, 因为“布谷你莫叫, 我那抱病在床的娘子要忧烦死了”可以看出作者内心的焦虑。

在东山的《赠台湾的朋友》这首诗里, 作者已经意识到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必要性:

我脉管中一滴一滴的血禁不住飞腾跳跃,

当我见你的时候, 我的失散了的同胞哟,

我的祖先——否, 我们的祖先——他在灵魂中叫哩,

“你们同享着一样的血, 你和着他, 他和着你, ”

我们共享有四千余年最古文明的荣誉,

我们共拥有四百余州锦绣河山的金城!

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们还有更大的,

我们的生命在未来, 我们的未来全在你。 (《少年中国》2卷2期)

诗人尽可能地鼓铸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信心, 殷切期盼悠久文明的中国重新焕发生机, 并且愿意为之付出生命。这种民族主义情结同样出现在郭沫若的诗歌中, 在郭沫若的《胜利的死》中, 描写了爱尔兰民族独立领袖马克司威尼被英政府逮捕, 囚于狱中, 自绝食而死的故事, 融入了作者的正义, 在“后记”中, 诗人说, “西方有第二波兰, 东方有第二希腊, 我希望拜伦康沫尔之精神Once again to Freedom’s course return”[3], 显然, 诗人希望为民族独立奉献自己的一切。

此类情感在邓中夏的《游工人之窟》中也有所表现, 这篇诗歌已经几乎不再关注诗歌的体裁特征, 变成口号化的宣传, 他写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劳动的光荣, 也引进了许多新的名词, 比如“世界共产”“阿美利加总同盟罢工”等, 显然作者致力于将来阶级共同体的武装和斗争来创造“少年中国”进行鼓噪和宣传。

这种建立一种民族的或者是阶级的共同体的愿望不是一两个诗人的特例, 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他们汇总起来就演变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革命文学思潮, 张闻天要热爱文艺的青年们投身到“人生的急流”中去, 要革命的文学来打动我们的感情, 鼓起我们的热血, 沈泽民认为“我们对于文学的要求是怎样可以发挥我们民众几十年所蕴藏的反抗意识, 怎样可以表现出今日在一代民众心理中膨胀着的汹涌的潜流, 还一句话说, 我们要一声大喊, 喊出全中国四百兆人心中的痛苦和希望, 再换一句话说, 我们要革命的文学”[4]。在大革命即将来临的前夕, 敏感的诗人们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激情了, 他们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呼唤民众, 开始吹响革命文学的号角, 尽情地呼唤着理想的国家诞生, 为理想的少年中国而奋斗不息。当然作家们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 文学作品中诗意的丧失就是代价之一。

三、结语

现代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民族国家 (下转第12页) (上接第5页) 寓言的一种文本, 确实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手段。早期《少年中国》月刊中文学创作的主题主要是抒发个人情怀居多, 这暗合了五四以来的人性解放潮流, 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中, 个人的浅吟低唱显然不合时宜, 在月刊后期的文学创作中, 文学内容也逐渐转变到对劳农和工人阶级的描写上, 作家不惜放弃自己熟悉的语言和生活去讴歌工人和农民, 实际上是意识到建立一个民族的或者阶级的共同体的需要, 《少年中国》月刊中文学创作主题的演变表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在文学与政治理想之间的整合与创意, 由此可以现代文学创作者坚持文学独立自由的同时, 潜在层次的功利性与使命感。

摘要：《少年中国》月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 五四时期影响很大的一份刊物, 其中文学创作异常丰富, 文学创作主题前后期变化明显, 早期迎合个性解放潮流, 文学创作倾向于个人感情的流露和自我表现, 后期民族危亡感加深, 文学作品中更多地书写工农形象与抗争意识, 呼吁建立共同体, 从人的文学到革命文学的变迁过程正是暗合了五四知识分子个体与国家关系的重构过程。

关键词：《少年中国》月刊,个性解放,革命文学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234-235.

[2]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243.

[3]郭沫若.胜利的死[J].少年中国, 1920 (12) :52.

《中国商贸》下半月刊发刊词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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