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康有为变革思想的儒学特征

试析康有为变革思想的儒学特征（精选2篇）

试析康有为变革思想的儒学特征 篇1

康有为作为晚清儒学大师,自小深受家学、师学的影响与熏陶,再加上其博学多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儒学根基.因而,在康有为的`变革思想中透露了较强的儒学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坚持儒学的主体地位;在变革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将治经与变政结合起来;在尊崇孔子的基础上,对孔子形象进行重新塑造.

作 者：崔道峰 冯素芹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刊 名：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SHIPBUILDING INSTITUTE(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3(4)分类号：B258关键词：康有为 变革思想 儒学特征

试析康有为变革思想的儒学特征 篇2

关键词：四大悲剧,权力金字塔秩序,变革与安定,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0 引言

莎士比亚一生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 绝大多数都是悲剧。处在其创作第二时期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则被全世界的读者公认为“四大悲剧”, 这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中心作品以至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转折点, 是莎士比亚思想集大成者, 一直以来也都是莎学研究的重点。“四大悲剧”成书于1601年到1606年, 而其创作更早于1598年, 处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历史剧与悲剧、阴暗喜剧的中间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在英国迅速萌发的时期, 也是英国基本实现岛内统一的时期, 也是伊丽莎白一世政权转向詹姆士一世 (苏格兰称詹姆士六世) 政权的历史时刻。作者随着阅历的丰富和艺术的更加成熟, 对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 描述的都是发生在欧洲封建社会时期让人可叹可悲的政治故事和亲缘悲剧。人们阅读莎翁的四大悲剧, 往往沉浸于其优美的文笔, 思索于哈姆雷特的延宕, 奥赛罗凄凉的爱情, 李尔王疯癫中透出的睿智, 麦克白悲剧式的宿命。但是再读这四部作品, 品味其点点滴滴, 却不禁思索于莎翁政治立场和创作思想。

1 学界对于莎士比亚创作思想的探索

由于戏剧本身的特性, 语言和舞台艺术研究一直是莎学研究长期比较偏重的领域。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 国内莎学研究开始关注作者的创作思想, 如赵澧、孟伟哉先生的《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 (教学与研究, 1961) 与《试论莎士比亚的伦理道德思想》 (文史哲, 1963) , 较早地对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做出了宝贵的探讨。陈嘉先生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 (南京大学学报, 1956第四期) , 提出了莎翁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的观点。

进入21世纪以来, 莎学研究不断繁荣, 国内学者主要从下面五个方面对其创作思想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第一, 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伦理学研究。第二, 从莎剧的宗教思想研究。第三, 由莎剧的族思想研究。第四, 莎剧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理论视角研究, 如女权主义研究, 生态主义解读。第五, 作品的社会政治思想, 主要包括政治抱负, 人文主义思想和王权思想研究。

“在莎士比亚戏剧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研究中, 交迭年代的表象特征, 以及国内极左和反极左思想的冲击, 让许多研究都普遍认同莎士比亚作品是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射, 忽略了作品在特殊时期对英国根深蒂固的王权文化的折射, 就如同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 就不能不考虑忠君思想的强大影响。”自上世纪末以来, 一些学者不断注意到莎士比亚耐人寻味的有意维护王权形象的政治态度, 并得出了非常可贵的研究成果, 如肖锦龙的《莎士比亚社会政治观新论》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3年04期) 就提出, “长期以来国内莎学界一致认为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代表, 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代表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是进步的。这是对莎士比亚的拔高。”[2]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其政治抱负或者与王权有关的其他研究, 对进一步的研究极具启发性。

2 莎士比亚悲剧中维护权利金字塔秩序的思想倾向

莎士比亚何许人也, 一般人都比较清楚。但是关于他的政治定性和思想倾向, 就颇有争议了。主流观点往往因作品发表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依据作品中对人性的肯定, 对封建思想和暴政的否定, 如《威尼斯商人》, 把他视作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 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变革者。但是细读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字里行间, 就不能困扰于他对权贵阶层和权利金字塔耐人寻味的态度上, 就能发现他并不是像卢梭那样一味地鼓吹变革, 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着维护有道王权的权威, 维护基本的政治伦理, 对造反者也多有鞭挞。

的确, 在早期的历史剧中莎士比亚也曾谴责过暴君, 但这并不等于他就是个彻底反对封建王权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即使是封建社会坚定保皇的文人, 暴君昏君都是不能容忍的, 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如莎学研究家李伟民指出“哈姆莱特在父死母嫁的突然变故中失去了人生的积极态度, 改变了对现实人生的根本认识, 以颇为颓废的态度对待生活, 以阴暗的心理对待大多数人, 从根本上不具备人文主义者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3]。以往我们在阐发文艺复兴反封建、反神权、宣扬人性解放的启蒙意蕴时, 往往掩盖了作品中大量出现的通过推崇王权至尊地位, 维护王权阶层的金字塔权力秩序和正面形象来维护国家统一, 社会发展的创作意图。蒋承勇教授在《从上帝拯救转向人的自我拯救———古典主义文学“王权崇拜”的人性意蕴》针对17世纪的王权崇拜, 就指明了反神权与现实追求的关系, “王权崇拜标示着人们对上帝拯救的依赖转向了对人的自我拯救的依赖;政治理性标示着人们由对宗教超现实世界的追求转向了对世俗现实世界的追求”[4]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对文艺复兴的传统理解过于狭窄, 因为文艺复兴主要是反抗神权而并不一定排斥王权。而这折射出的就是复杂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王权文化。在这种王权文化的影响下, 莎士比亚在所有悲剧和政治剧中, 尤其是在四大悲剧中展示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者, 也不是一个保守的封建主义文人, 而是一个游走在革命和王权之间的务实者。四大悲剧很多地方都充分体现出了作者这样维护封建王权统治秩序的思想:

其一, 四大悲剧的主人公无一例外的都是国王或者贵族, 地位最低的奥塞罗也是威尼斯政府的统帅。四大悲剧从来没有给予小人物太多表现的机会, 即使有, 也多是反面角色。《哈姆雷特》的故事主要发生在王室成员之间。《麦克白》中, 牟朝篡位的的主人公麦克白原本就是国家的肱骨大臣。《李尔王》中的主人公李尔王是国王, 作者所列的22位角色或者角色群中, 就有14名是国王, 公爵, 公主, 王子, 大臣, 或者公主的大管家。《奥赛罗》中的旗官伊阿古就是个反面的奸佞形象, 但他其实也不能算是小人物。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旗官在军中地位很高, 与牧师都是当时社会少数有文化的人, 充当的是主帅信使和发令人的角色。他们负责打点重大的仪式, 代为宣读声明和发布命令, 以及组织训练。从伊阿古本有望成为副将可以看出, 他的地位并不低。

其二, 国王或者公爵的正面形象总是得到维护。哪怕是昏庸的李尔王, 落迫的下场完全咎由自取, 但他最终还是受到了众人爱戴, 形象依然光鲜。在风交加雨中, 李尔王一番疯话表达的恰恰就是作者所期待的明君式的清醒。“虽然你有的是胆量、活力、权位和尊荣, 虽然你挥着胜利的宝剑, 夺到了新的幸运, 可是凭着我的荣誉、我的誓言和我的骑士的身份所给我的特权, 我一定得当众宣布你是个叛徒”。[4]埃德伽的话指明, 贵族反叛者必须死于王权的权威之下, 权利金字塔的秩序必须得到维护。

麦克白能够弑君成功不是因为国王邓肯无能, 而是过“仁”。邓肯一直能够依据他的才能封赏, 说明国王还算得上是位赏罚公正的明君, 而恰恰是国王的这种“仁”才使他有了可乘之机, 国王的形象自然也得到了维护。从麦克白夫人口中, 我们了解到麦克白其实并非如此奸恶。他“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4], 但“缺少和那种野心相随联属的奸恶”[4];他的“欲望很大, 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4], “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 一方面又要作非分的攫夺”[4]。这哪里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谋逆者, 分明是一个“取之有道”的权力窥视者的形象。作品展现的反叛和杀戮都并非他本意, 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才是他的无奈。巫女的误导是一方面, 而麦克白夫人的野心和残暴才是导致屠戮和悲剧的更主要的原因。“我会在它 (婴孩) 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 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 把它的脑袋砸碎。”[4]出自麦克白夫人的话, 让人不寒而栗。柔弱女性的外表的掩盖下竟然是如此阴险毒辣的心肠, 与麦克白的外强内柔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把我的精神力量倾注在你的耳中;命运和玄奇的力量分明已经准备把黄金的宝冠罩在你的头上, 让我用舌尖的勇气, 把那阻止你得到那顶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4]。夫人的独白清楚不过的表明整个阴谋的策划者, 想一步登天的人, 其实就是她而不是麦克白, 麦克白的悲剧源于他的耳朵屈从于夫人的舌头。这样的人物形象都更像是一个屈服于爱情, 受制于妻子的反叛英雄, 而不是一个应彻底被打倒的奸逆形象。

和其它三部悲剧的主人公不同, 《奥赛罗》的主人公奥塞罗是一个十分高大的形象, 莎士比亚没有让他步麦克白的后尘, 反而按照怜香惜玉的思路, 让他从完美辉煌的顶峰一直堕落到残酷的低谷, 这样一来也便可产生更明显的末路英雄的悲剧色彩。这种高大、出类拔萃的贵族形象, 自然不能毁灭于自己的错误, 而只能毁灭于像伊阿古这样邪恶的小人和西方哲学界一直强调的“宿命”。苔丝狄梦娜和奥塞罗均未留意到那条引发灾难的手绢, 否则苔丝狄梦娜会记得如何丢掉的, 而奥塞罗也会在伊阿古搬弄是非的时候揭穿他的谎言。“小人长戚戚”更显得主人公“君子坦荡荡”, 从而颇有点“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的无奈。

其三, 虽然可以得逞一时, 但代表反叛的力量最终下场悲惨;尽管国王本人可能惨遭毒手, 但是代表国王的势力终将战胜反叛的势力。麦克白在最终陷于内心的痛苦, 最后被邓肯的儿子杀死;积极在背后教唆和出谋划策的麦克白夫人也因内心阴暗而精神失常。最终代表先王利益的马尔康杀死了谋逆者, 并且巫婆的预言也被证明是被曲解了。整个情节都清楚不过地向人们展示:反抗王权者虽然可能一时得逞, 但终究会遭受报应;而镇压反叛的力量都将得到褒赏。即使反叛者有什么神灵预言的引导, 那也不过是误导而已, 真实的情况并非表面的理解那么简单。特别是在宗教依然控制社会的文艺复兴时期, 这一点可能更受当权者欢迎。即使杀死国王也不能说明他们得到了上帝的垂青, 看似成功的反叛只是遭受惩罚的前夜而已。

《李尔王》中混乱的结局证明昏庸的李尔王不是一个有道王权的行使者, 因此适当的变革就须发生。于是李尔王因为考狄利娅而悲伤死去, 这等于自动放弃王权, 王权进而落在了接近王权, 同时又英明神武的贵族奥本尼身上。李尔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成功看到了叛逆者的毁灭, 奥本尼在结尾的话也颇有代表性“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回报, 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杯”[4]。有道王权秩序在变革和安定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维护。

其四, 公然挑战王权的并非一般平民, 而是国王或者公爵身边的有权势的奸逆王公权贵。《李尔王》中的埃德蒙身为贵族之子, 年轻有为;两位参与叛乱的公主都是国王之女。他们都是手握大权并对王权颇具威胁的人士。麦克白以自己的英勇善战赢得了国王的信任和众人的爱戴, 自己也加官进爵, 成长成为实力派。克劳狄斯是一直隐藏在先王身边的王亲, 而与他勾勾搭搭的则是一国之母。莎士比亚似乎在告诫我们, 会威胁到国家稳定和阻挠社会进步的往往不是老百姓, 而是肆意妄为、手中资源丰富的权贵。这一点在后世的英国都得到了证明。

3 行走于变革与安定之间的权贵思想的实质

在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希望强有力的君主统一壮大国家, 反对贵族叛乱, 维持正常的国家秩序;同时又反对暴君、昏君的独裁, 希望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完成变革。因此四大悲剧用的是几乎同一颠覆性脉络:“秩序和谐—反叛者出现, 秩序开始崩溃—反叛者主宰局面, 秩序完全丧失—反叛者被消灭, 秩序得到恢复, 王权得到维护。”[6]

在16世纪与17世纪的交迭年代, 正逢英国封建关系没落和资本主义萌发, 王权得以中央集权并初步实现国家统一。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的整个英国岌岌可危, 保守的封建势力、扩大势力的宗教领袖、肆意妄为的独裁者、觊觎国王宝座的贵族、暴发的资本家都在各自谋算。社会变革和国家统一安定这两大命题让人不能随意抉择, 过度的偏向一方都会造成灾难的后果。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王权并没有象中国的封建集权那样稳固, 面对强大的三股势力:贵族势力、宗教势力和极端民族势力, 中央政权总是不断遭受考验。即使在蒸蒸日上的伊丽莎白“黄金时代”的后期, 仍然发生了几起叛乱。在岛内, 也还有苏格兰这样长久未决的问题。而身世复杂、独断专行的詹姆士一世 (苏格兰称詹姆士六世) , 更是拥有着一大批虎视眈眈的反对者。相比于普通平民, 最高统治者自然对身边的实力派更有戒心, 更喜欢看到他们因心存不轨而下场悲惨。而无论是李尔王还是麦克白、克劳狄斯、奥赛罗, 都是独断专行的典型, 这样的国王往往威胁到国家权力秩序的正常运转, 体面的让出权位是势在必行。“作者一方面描写现实社会中人情的浅薄……另一方面, 作者也认为昏聩的国王只有沦为乞丐, 才可能最冷酷自私的现实世界有所认识, 从而完成道德的改善, 转变成为合乎人文主义理想的有人性的君主。”[7]一部戏剧, 既可以给与潜在的威胁力量以警告, 也可以给自以为是的当权者以劝诫, 这就是兵不血刃地寻找变革与安定平衡点的最佳手段。

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 莎士比亚的这种权贵思想不能简单理解为攀龙附凤, 依仗权贵, 而应该理解为通过维护国家权力金字塔秩序的稳定, 维护基本的国家政治伦理, 实现社会变革和国家统一安定。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王权文化不等于封建专制文化, 莎士比亚等人所维护的王权就是“有道的王权”[2], 一个为了国家大义而能自我限制的王权。他要维护的权贵也是一种理想的权贵, 王上开明仁德, 礼贤下士, 这种帝王形象类似于中国圣贤心目中的尧舜和英国历史上的亨利五世;贵族也要英明大义, 忠于国家。这种权贵思想所约束的主要不是平民, 而是大臣和王公、宗教权贵, 甚至包括国王本人。因此, 从今天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角度看, 这种思想为了在特定历史环境下, 为了实现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去构建权利金字塔的相对和谐, 民权与王权的相对和谐;从国家整体观的角度, 对各种利益冲突加以协调讽下而劝上。既要推进变革, 又要维护社会的安定。

4 结论

莎士比亚在四大悲剧中体现的权贵思想, 既不是保守的封建思想, 也非典型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 而是一种处在交替社会的过渡思想, 一种以维护王权来实现统一和国家发展的人文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也相当盛行, 后来英国的历史走向就是明证。因此莎士比亚并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和革命者, 也不是封建制度的极力维护者, 而是一个行走在颠覆和安定之间的务实主义者。虽然远隔400年, 但这种辩证的社会发展观对于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审视文学中的变革现象, 也颇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武端理.21世纪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现状与王权文化视角的展望[J].科技视界, 2013, 10:37-38.

[2]肖锦龙.莎士比亚社会政治观新论[J].西北大学学报.1993, 04:22-27.

[3]李伟民.莎士比亚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的变脸[J].外国文学, 2004, 03:40.

[4]蒋承勇.从上帝拯救转向人的自我拯救:古典主义文学“王权崇拜”的人性意蕴[J].浙江社会科学, 2004, 04:212.

[5][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四大悲剧[M].朱生豪, 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292-297+311-315.

[6]武端理, 刘竞秀.试析《麦克白》中莎士比亚的权贵思想[J].电影评介, 2010, 09: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