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2024-06-18

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精选8篇）

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篇1

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摘要：韩非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融合法、术、势，主张法治。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他的思想被秦国接受并通过其法治思想和中央集权思想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可以说韩非的法治思想影响了秦国和秦朝的政策，也影响了秦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对乱世的治理算是最富实用的统治理论。

关键词：韩非子法家思想统治法治赏罚性恶论术治

韩非子身处古代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历史巨变时期，是战国末期崛起的法家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他以其审视的目光、冷峻的思考、理性的分析，兼容并蓄，为当时的社会及其最高统治者献上了一份精湛周密而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其中的管理思想集中展示了这位先哲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睿智与深刻，铸造了韩非子管理(治世)思想的独到价值。秦始皇读韩非子著作后大为惊叹：“寡人得见此人而与之游，死不恨矣！”

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人性本恶的假设，由此表明人的本性是追求利益的。以及对刑赏二柄的合理利用，他特别强调法在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和法术治的三者有机结合对于治国的重要性。

一、利益是基础

人既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本质、行为规律的判断无疑会决定着管理的方法和内容，韩非子提出了人是自利的这一基本人性论假说。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韩非子才得出结论：“人情者，有好恶”①。由此而言，自利是人最普遍、最本质的特征。对于这一特征，统治者就要善于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二、一个假设----人性本恶

韩非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论述人性恶的思想家，虽然其思想难免偏颇，但是，他对人的逐利本性的观察和论述，应该说，是深刻而犀利的，颇能发人深省。① 《韩非子八经》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人物，秉承了荀子性恶论的思想。韩非说过：“凡治天下，必因人性。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他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心度》中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逸。”因为人的本性贪图享受，厌恶劳动，为此韩非子认为对民必须从严管教。这就需要合理运用刑赏二柄。

三、两种手段-----赏和罚

“刑”和“赏”是对立统一而发挥治理作用的。光讲刑，没有赏，光讲威，没有恩，或重视赏而忽略刑都是不可取的，赏罚并用，恩威并济，两者兼行，天下才能得治。韩非认为，治理天下，必然依据人的天性而运作。人有好恶分别的，因此需要赏罚。

“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拥主。”①应该说韩非子关于人是自利的假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基本符合人的本质特征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韩非子提出了通过“赏罚二柄”使人们趋利避害，实现管理目标的管理思想，主张应通过“法”、“利”而不是“仁”、“义”、“礼”等来管理民众。韩非子论述道：“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人主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②在韩非子看来，赏、罚是体现权势的两个最重要工具，君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两个工具旁落他人，否则，君主的势位难保，甚至性命堪忧。在运用权势方面，韩非子一贯强调要赏厚罚重。“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③“圣人权其轻重，求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

因此，“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赏有意外之喜，因此能真正有效地起到劝善的作用。所以赏就要厚赏，厚赏到这样程度，如“暧乎如时雨”使百姓“利其泽”④。而严刑重罚就好像是让人面对一块烧红的金子一样，即便充满欲念，但也不敢伸手去拿。所以罚当重罚，重罚到这样程度，如“畏乎如雷霆”，连尊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难逃惩罚。在此基础上，韩非子还提出了“重轻罪”策略，即通过加重对轻罪的处罚，而防止百姓犯轻罪。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这便是韩非子所谓“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的思维。四、三角支撑----“法、术、势”的管理控制思想 ① 《内储说下六微》 ② 《二柄》 ③ 《六反》 ④ 《主道》

韩非看到了法、术、势之间的互补关系，认为“法”、“术”、“势”是三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它们有机结合构成了韩非子治国理论和管理思想的核心。“徒法不足与自行”，三者必须结合，“不可一无”，因而在坚持“以法为本”的基础上主张“抱法处势而用术”。

只有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君主的霸业。借用现代管理学语言，韩非子实质上提出了管理中应将制度、权威、技巧三者有机结合的重大命题，在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中占有重要地位。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一）法本管理思想韩非说：“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① 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以法为本”，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它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思想相比，无疑是历史的重大进步。韩非子在其《心度》一篇中指出“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故法者，王之首也；刑者，爱之首也。”在此，韩非子特别指出，制定、实施刑、法，不是因为憎恨老百姓，而是爱老百姓表现。因为唯如此，才可以使民静，并防奸于未然。韩非子对法的地位进行了论述。如：“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②又如：“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③在韩非子看来，奉法强几乎成了国强的充要条件。

依靠法治。法治的思想是包括韩非子在内的所有法家的核心思想。按照韩非子的理解，法是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即“法者，王之本也。”国君如果能够依赖法术治国，则国家富强，反之，国君如果放弃法治，则国家的管理必定会陷于混乱：“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不仅普通君主如此，即便古来圣王，其在管理上取得的成功，归根到底也是因为依靠法治。因此，中常之主，只要遵守法制管理国家，就可以维护国家的安定：“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

韩非子还说：“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④是说，国家要强大，在于国家要做好法① 《有度》

② 《有度》 ③ 《有度》 ④ 《外储说右下》

治工作，国家弱乱了，其原因在于国内有人徇私枉法。关于法的意义，韩非子是从多个侧面去说的：从哲学角度去说，说它是“以道为常，依法为本”；从为君的角度去说，说它是“法者，王之本也。”；从国家角度去说，说它是“治强生于法”，“明法者强”；从“民”的角度去说，说它对于民来说是“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

就拿今天的中国为例来说，我们国家坚持实行“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实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工作报告中正式被提出来的。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我国《宪法》之中。从此，我国的法治思想，法的意识进入了人们的心中，以其独特的方式进入了千千万万人们的生活之中。

（二）术治管理思想

韩非子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①，“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②。所谓术，是指君主驭臣之术。在韩非子看来，术和法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俯，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③在该篇中，韩非子还分析了申不害佐韩和公孙鞅治秦不能获得完全成功的原因，申不害是“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则是“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君主治国，术和法是不可分离的。关于术的特点，韩非子概括了其最大特点就是隐蔽性，即所谓“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④韩非说的术实际是权术。

韩非强调治国一定要讲究用“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以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认为，术就是君主任免、考核、奖惩各级官员的手段、方法、政治技巧与政治策略，作为最高统治者“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主张君主要巩固自己的权势，要使臣下奉公守法以实行“法治”，就必须有一套驾驭臣下的“术”，否则难以成为天下之主。由此,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即“以术置法,以法立威,威立则令行”。

（三）势乘管理思想

势是法家的一个概念，和兵家的有所不同。广义的“势”指客观形势，狭义的“势”是指权势。韩非子非常重视“势”，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⑤。这里谈的势，就是领导者通过法和术造成的一种权力状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势的重要，韩非子做了一① 《难三》

② 《定法》 ③ 《定法》 ④ 《难三》 ⑤ 《难势》

个比喻，说千斤重的东西在船上就可以漂浮自如，而小小的一个铜钱，如果掉到船下就会沉入水底，它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分量的多少，根本原因在于有势与无势。同时的道理，治理一个国家能否树立权威、行使职权、获得下属支持，重要的在于他的地位与权势是否巩固。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①语意是，君主掌握权柄并且拥有威势，所以他就能做到令行禁止。所谓柄，就是杀、生机制的事；所谓势，就是制服众人的资本。

其次，韩非指出了势的重要性。法、术、势相较，势处于核心地位。他认为“势”是君主治世的首要工具，贯彻法令必须以掌握权势为前提，没有势便没有了一切；权力和地位具有至高无上性，“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其一，“势”在政治中表现为“势位”。“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可以发号施令。他分析说“人臣之于君主，非骨肉至亲，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至于普通平民百姓则更不要说了，“民故服于势”。其二，“势”在执法中表现为“威势”。“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只要掌握了权势就能“令则行、禁则止”。他指出君主与民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权势，所以他认为“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势”。他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法势合一”，明白“抱法处势则治”的道理，自觉将法和势结合起来并牢牢集权于手中，运用必要的“术”以使自己拥有最大的权威。

得势的主要方法：一是依靠术驾驭局势，管理下属。韩非子说：“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人主有诱于事者，有雍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②。二是靠制度权力，领导者只有牢牢把握赏罚的权力，才能确保势的稳固。“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③所以韩非子说：“势重，人君之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治臣，在臣则胜君”④。正确的方法就是要“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⑤。圣人执要是说要抓住要点、核心问题，而“四方来效”就是要善于授权，把细节的东西交给下属去做，自己牢牢把握核心权力。

从总体上讲，韩非子的法、术、势实际上就是告诉领导者，要管好一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法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术是权力的手段，势是权力的归属。要制定严明的规章制度、清晰和强有力的奖罚措施。规章制度和奖罚措施要明确，让每个人都看到，而且每次奖罚也要公开，这样，领导者下的命令才有人服从，权力才能有效行使。同时领导者要有一些技巧和计谋，这些计谋要做得恰当周密，不能让下属知道，以此保证其实施的效果。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掌握下属的言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管理顺利进行。同时一个领① 《八经》

② 《南面》 ③ 《饰邪》 ④ 《喻老》 ⑤ 《扬榷》

当然，韩非子作为距今已二千多年的历史人物，其管理思想不可避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和受到历史的束缚。如只承认人的物质利益，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狭隘的“为君主进言”的功利主义，人性本恶的思想等等。但无论如何，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即使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仍可谓“博大精深”，它不仅对中国以后管理思想的形成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前的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且对整个人类解决新世纪管理难题也具有重要的智慧启迪价值。

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篇2

关键词：韩非子,法,术,势

一、引言

韩非, 约生于周赧王元年, 卒于秦王政十四年 (公元前295年-公元前233年) , 是战国末期卓越的政治理论家, 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公元前234年, 秦王政见其文而赞叹曰:“嗟乎,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死不恨矣!”于是发兵攻打韩国, 韩王只得派韩非出使秦国。可惜的是, 秦王虽为韩非之文倾倒, 恨不得同游, 却未免有点“叶公好龙”, 见到“真神”本人之后, 纠缠在秦与韩, 韩非与李斯、姚贾的矛盾线索中, 犹豫而未加信用。而李斯、姚贾等则乘机陷害, “韩非, 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 非终为韩不为秦, 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 久留而归之, 此自遣患也, 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 公元前233年, 李斯派人送去毒药, 令他自杀。他申诉无门, 被迫自尽于云阳狱中。而他的思想却成为了秦国的指导思想, 和商鞅一样, 身死于秦, 而法亦行于秦。

二、韩非的法

韩非曾经说过:“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由此可见, 在他的法术势思想中, 法是核心, 是治国之根本。韩非认为, 统治者要以法治国, 而不是以私智治国。因为:“释法术而心治, 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 奚仲不能成一轮。”韩非的法指国家的成文法, 它主要有以下六个特点:

1、用法重久

“法莫如一而固”即要使民众知法、守法, 则法律必须保持其稳定性, 不能经常变动。只有法有其稳定性, 民众才能更快的适应法律, 从而使法律反复适用于各个事件中。切记, 朝令夕改。如果朝令夕改, 法定会失去其稳定性, 最终将会成为一纸空文。

2、行法重信

“小信成则大信立, 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 则禁令不行”信即为诚信, 行法必重信, 因为只有重信, 才能赋予法令的不可动摇和篡改的稳定性。

3、传法重知

“法者, 编著之图籍, 设之于官府, 而布之百姓者也。”即传法有三步, 其一、编著图籍;其二、设之官府;其三、布之百姓。而这三步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布之百姓。至于如何布之百姓, 韩非讲“明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 以吏为师”。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从而深入普及人心。

4、立法重宜

“其教易知, 故言用;其法易为, 故令行。”即法本身的简洁易懂, 便于遵守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简洁, 不易懂, 法令就很难在普通百姓中实行。如果法不切合实际, 同样也很难达到, 言听计从, 令行禁止的作用。

5、施法重峻

韩非强调, “有功者必赏, 有罪者必诛”。即有了法律就绝不能再有弹性, 该赏即赏, 该罚即罪。并且他提出了用刑是“爱民”的一种逻辑, 即“与之刑, 非所以恶民, 爱之本也”。这是因为“圣人权其轻重, 出其大利, 故用法之相忍, 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 皆曰轻刑, 此乱亡之术也。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 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由此推倒出“法重者得人情, 禁轻者失事实”的判断。所以在韩非看来, “操法术之数, 行重罚严诛, 则可以致霸王之功”。即实行严峻的法治, 可以使国家富强;如果宽刑缓法, 采取儒家仁政做法, 便会犹豫误事, 贻患无穷。这种看法, 对于当时的列国政治, 无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6、执法重平

“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这一原则是韩非思想的精华所在, 因为欲想法律的顺利实施, 只有在公平的前提下, 人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同意并接受法律的约束。这些理论看似平常, 但是古今中外又有几人能做到“诚有功, 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 则虽近爱必诛”。

总之, 作为一个理论家, 韩非关注的并非具体的法令条文, 他主要关注的是法的制度化以及制度化中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用法重久、行法重信、传法重知、立法重宜、施法重峻、执法重平。综合起来就是强化政治的有效性。

三、韩非的术

韩非的术是上驾驭下得手段或权术, 术要深藏于心而不外露。如韩非所言:“明主之行制也天, 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 鬼则不困。”, 是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关系的真实反映。他还在《定法》篇中对术作了这样的规定:“术者, 因任而授官, 循名而责实, 操杀生之柄, 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这里, 韩非提出了职位——责任——监督三位一体的问题, 并把协调好三者的关系看成是术的关键。

因任而授官:指官员的选举和任用要根据能力的高低而授予相应的职位。韩非子认为, 治国的核心在于“因任而授官”。如果君主都能做到“称能而官事, 所举者必有贤, 所用者必有能”, 君王图霸天下, 实现宏图伟业讲不再是梦想。

循名而责实:指根据臣下的言论或职务来检验他的行为或政绩, 目的是要臣下严格做到言行一致, 职事相当, 责任分明。韩非子在用人方面, 不赞成官吏行使职务范围外的事情。即我们所说的越权, 韩非子认为越权是个原则问题, 一旦官吏越权成风结成朋党, 势必威胁到君王的统治。

操杀生之柄:“操生杀之柄, 课群臣之能者也”, 指掌握生杀权柄, 用以考核群臣事功。这明显是种考核、监督思想。韩非子认为, “二柄”是君主制服于臣下的一把利剑, 他说:“二柄者, 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 庆赏之谓德。”因此, “二柄”指的是“德”和“刑”, 也可以称为“赏”和“罚”。之所以“操杀生之柄”能迅速见效, 在于这一管理手段顺应了人性的好恶, 即“凡治天下, 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 故赏罚可用。”正因为人有好利恶害之性情, 因此, “二柄”才有了用武之地。

韩非曾经强调:“明主之行制也天, 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 鬼则不困。”即术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鬼道”。而掌握术的方法有四:其一、畜。其二、藏。其三、告。其四、驭。

1、畜

“夫所谓明君者, 能畜其臣者也。”所谓“畜”, 就是君臣关系上采用严格等级制的“畜臣之术”。用做简单的话形容就是“畜臣牧民”。如韩非所说:“夫驯乌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 则必恃人而食, 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 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 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 服上之名, 焉得不服?”。即想要更好的“畜臣”必须有权势。权势是什么?就是赏罚的权力。也就是说, 要用赏或罚来控制下属, 使他们乖乖听话。做下属的图的是什么?就是为上级效劳、服务从而获得一份报酬。这份报酬说穿了就是喂养乌鸦的食料, 听话就喂食, 不听话就别想吃。当然, 驯养乌鸦的人必须要懂得方法, 否则, 如果连乌鸦都喂养不好, 更何况是人?而畜臣的原则是:“故明主之畜臣, 臣不得越官而有功, 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 不当则罪。守业其官, 所言者贞也, 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由以上可见, “畜臣之术”是以掌握人的生存条件来掌握人的政治言行选择的理论, 对以后君王影响较为深远!

2、藏

“术者, 藏之于胸中, 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术的威慑作用, 在于他的深藏不露, 没有透明度。一旦有了透明度, “言通事泄, 则术不行”。因为术一旦泄露, “君无见其所欲, 君见其所欲, 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 君见其意, 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 臣乃见素;去旧去智, 臣乃自备。”至于如何藏, 韩非则提出“夫矢来有乡, 则积铁以备一乡;矢来无乡, 则为铁室以尽备之。备之则体不伤。故彼以尽备之不伤, 此以尽敌之无奸也。”即如果言论来自一方, 则防备一方。如果言论来自各个方向, 则就像铁室一样, 身在其中, 防备各个方向。所谓防备, 就是多听多思, 你说得对, 就按你说的办。事后用你的建议、承诺来检查你的工作结果, 好则奖, 错则罚。

3、告

不能只是把自己隐蔽起来, 隐蔽是为了更有效地出击, 出击时使对方不能隐蔽。对于如何出击, 韩非则提出了告奸说, “匿罪之罚重, 而告奸之赏厚”。告奸的实施, 则形成了遍布全国、广设耳目的密网。而君主所需要做的只需以“虚静无为”的姿态, 操纵着这密网。

4、驭

驭即君主使用统治术驾驭群臣和爪牙, 使之为君王更好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其方法有七:“主之所用也七术。”

一曰众端参观:就是从多方面来验证观察臣下的言行。

二曰必罚明威:就是对罪犯一定加以惩罚来显示君主至高无上的威严。

三曰信赏尽能:就是对立功的人确实地依法实施奖赏, 用来鼓励臣下竭尽才能。

四曰一听责下: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言论再做评判。

五曰疑詔诡使:就是君主利用臣下猜疑的心理, 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 让他们长期在自己身边工作, 但是不给他们任务, 别人感觉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 从而使臣下谨慎尽职。

六曰挟知而问:这是考察臣下是否忠心的有效手段, 用已经了解过的事情来询问臣下, 看臣下如何应答, 进一步观察臣下的态度和言行, 从而举一反三了解更多的隐情。

七曰倒言反事:就是说些与本意相反的话、做些与实情相反的事, 从而进一步刺探臣下的阴谋。

总之, 外之以驯鸟式的畜臣, 内之以铁室式的深藏, 广之以密网式的告奸, 专之以潜藏式的驾驭, 这就构成了术之为“鬼道”的秘密。韩非提出了如此严密的术之论, 不愧为我国古代政治学上的鬼才。

四、韩非子的势

“国者, 君之车也;势者, 君之马也。”即君主如要做到令行禁止, 必须以势为前提。关于势的重要性上, 韩非讲, “势重者, 人主之渊也;臣者, 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 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这种渊与鱼的比喻来自《老子》第三十六章:“鱼不可脱于渊,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君主不可授人于国之利器, 要做到独断, 独行。“独视者谓明, 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 故可以为天下主”。

至于势的形成, 韩非指出, 势的形成不是自然而然, 而是人为的。“夫势者, 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 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 言人之所设也。”势的形成主要依靠“赏”、“罚”二柄。“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 二柄而已矣。二柄者, 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 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 故人主自用其刑德, 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君主不能将二柄交给别人, 如果授人以柄, 那么别人就会利用它而形成自己的威势, 以致分散, 削弱或最终推翻其统治。

韩非子的法、术、势实际上就是告诉历代君王, 治理好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是制定行之有效的制度。因为只是依靠君主和臣下的能干来治国, 国家的稳定和富强只是暂时的。能干的君臣一死, 昔日的富强就会衰落;只有定下稳定的制度, 才能使国家的前途不至于“人存政举, 人亡政息”。韩非子的法、术、势思想就是告诉君王如何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 即法是制度的表现形式, 术是执行制度的手腕, 势是执行制度的强制力量。管理国家一定要制定严明的法律以及强有力的奖罚措施。而且法律和奖罚措施要明确, 必须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并且每次奖罚措施都要公开。这样君王的势才能体现出来, 随之命令才有人服从, 权力才能更有效地实施。同时君王管理臣下, 也要有一定的技巧和计谋, 这些计谋要做到藏于心中, 不能让臣下预测, 以此保证其实施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局面, 掌握臣下更为真实的言行, 从而确保管理的顺利进行。同时君王一定要懂得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即“抱法处势”。最终, 君王通过法、术、势的相互结合, 牢固自己的政权, 强大自己的国家, 从而最终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

参考文献

浅析韩非子的哲学思想篇3

【关键词】韩非；哲学；辩证

韩非，生年不详，是战国末期的政治理论家，是我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曾与秦国的丞相李斯一同师从荀子，他目睹了韩国屡次败于秦国，虽数次向韩王提出建议，却得不到采纳。失意之后，潜心研究古今历史和诸家学说，进行批判、吸收、借鉴，写成著作，可惜在本国无人理睬，后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后十分欣赏，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到了秦国，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却招来了李斯的记恨。最终冤死狱中。司马迁对韩非之死也是感慨万千，他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韩非子》共计五十五篇，其中透露出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和辩证法，同时注重实际的态度。主张人性恶是提倡君主专制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韩非的性恶论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反对孟子的天赋“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起点是人的生理需求，如果任由这些需求发展下去就会变成各种恶；相反，如果能适当控制这些要求，就能成为善。韩非的性恶起点是人是自利的，而且是有利可图的。人与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备内》中说到：“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意思是造车的人希望别人富贵，造棺材的希望别人早死。不是造车的人仁德而造棺材的狠毒，而是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早死棺材就没人买。这些不是憎恨别人，而是因为死亡能带来利益。包括举的儿子谋杀父亲、妻子谋害丈夫的例子，虽然比较极端，但是也是有其可能性。用这些例子来说服君主，提醒君主防备宫内后妃和儿子等人的弑君篡位。另一方面，韩非也鼓励君主利用人的自利特点，来建设国家，同时也要限制消除这种自利带来的消极影响。《八经》中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二、韩非的唯物主义观

恩格斯说：“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韩非在自然观上继承了荀况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同时对老子哲学中的一些思想作了唯物主义的重塑。他曾举例驳斥鬼神的迷信，《饰邪》中提到：“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大意为，燕国和赵国都用龟甲来占卜，得到的结果都是“大吉”，最后结果是赵国获胜，这能说是赵国的龟灵验而燕国的龟就欺骗人么？《主道》中提出：“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下不能意。”意思为做君主的原则在于不能让臣子看出自己的心意。这里的道就是为君之道，韩非继承了黄老学派的思想，对道家学说进行批判、改造，将道家的虚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

三、韩非的辩证法

“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其含义是进行谈话论辩、在辩论中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通过克服这些矛盾以求得真理的方法。《韩非子》中一则流传至今的寓言故事对辩证法进行了简洁的说明。“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这是最早见到“矛盾”一词，矛盾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双方的对立统一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意在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在《喻老》中的另一个例子，扁鹊见蔡桓公，提醒我们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要争取解决，以免从量变变成质变。韩非总结出量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所以从开端就要消灭可能引起质变的因素。《亡征》中说到：“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解释了树木折断一定通过虫蛀，墙倒塌一定能够因为有了裂缝。但是树木虽然有了蛀虫，没有大风是不会折断的；墙虽然出现了裂缝，没有大雨是不会倒塌的。指出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只有内因没有外因，事物不会变化。《解老》中，“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所倚。’以成其功也。”同样的，还解释了“福兮祸之所伏”。祸福之间转化不是自动的，也不会无条件的。祸福相倚只是事物转化的一个代表。

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学说，提出了法、术、势三者统一的法治思想，注重实践，坚持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为之后秦始皇统一全国打下理论基础。同时对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篇4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学研究所广州 510631)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韩非子毕生追求的理想是为统治者创建一套完善有效的“王者之道”,并希望藉此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侪身高层权力社会。他的得以流传的著作绝大部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所以,在韩非子那里较少看到深邃玄奥的思辨,而大多是带有浓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色彩的权术阐释。他的以“法”、“势”、“术”为核心的统治理论,在当时就引起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诸候们的注意,并作为一种或隐或显的法治传统,对后世产生着各种样式的影响。

韩非子首先提出了类似于荀况的“性恶论”。他认为,“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1〕“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2〕人天性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以功利为本,毫无情感成分可言。这与儒家主流所宣扬的“性善论”是相悖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韩非子没有像大多数儒家代表那样寄望于“仁、义、礼”等伦理劝谕来建立理想中的封建秩序,他减少了对人性善的乐观期望而承袭了荀况“以法制之”、“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的主张,强调统治者应取一种惕然主动的姿态,用“法”、“势”、“术”相结合的“王者之道”将被统治者牢牢控制。使之“出于治,合于道”。韩非子所进行的人性剖析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主流儒家一贯的理想化作风:不是先预设“善的”和“应该的”目标或模型并由此推演出一套规范化理论,而是直接从经验层面上对人性现象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概括。因此,韩非子更容易得到注重经验事实的务实者的赞同。在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局势下,儒家经典所倡导的圣贤道德、孝悌友爱已逐渐失去规范力量,已不足以对社会的运行发挥支撑稳固作用。韩非子没有过多地对这一社会现状发出感慨,也没有沿袭前人作恢复道德权威的努力,而是转而论证了对各谋私利的人群施以权术法制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切实的方法,由此正式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事实上,韩非子的影响并未局限在法家学派之内,后世的儒家弟子在自得于“儒门显学”的同时,大多会重视韩非子的理论并从中汲取“为帝王师”的政治营养。“儒法并施”、“德法同治”、“阳儒阴法”等观点和措施维护了一代又一代封建帝国的强盛,也成就了大批的贤臣良相。

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守自然之道”、149“因道全法”,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概括起来,韩非子心目中好的“法”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性。

长效性 “法也者,常者也。”〔3〕法必须尽量保持稳定不变,能够连续持久地反复适用在相同相类的事件中,切忌“朝令夕改”。

客观性 “一民之轨,莫如法。”〔4〕“立法令者,所以废私也。”〔5〕法必须始终被作为一种具有严格标准的客观尺度,用来衡量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切不可“释法术而任心治”,使法带有主观随意与偏袒私利的倾向。

公开性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百姓者也。”〔6〕法令必须及时公布出来,“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从而让法令能够得以广泛普及并深入人心。

可行性韩非子提出标准:法令应当“表易见”、“教易知”、“法易为”〔7〕,在制订并公布的法令中,不应充满玄奥难解的大道理和不合实际的过高要求,法令本身的简洁易懂、切实可行和便于遵守、便于适用是极其重要的。

强制性韩非子强调,“信赏必罚”、“令出必行”,在给予法以观念上崇高尊严的同时,更注重将其置于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之下,确保法令的预期效力得以发挥。

公平性韩非子大力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制观而提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8〕认为只有消除凌驾于法之上的特权,营建平等的环境,才能使法本身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自觉遵守。在公平的前提下,违法时心存“侥幸”、因受罚而“私怨”的可能性将减至最小。唯此,人们才有可能发自内心地同意并接受法的约束。韩非子也十分重视立法的预防作用和激励机制。他在《外储说·下》中说,“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强调法令在施行过程中的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必须达到统一。

韩非子关于“法”的系统论述表明他已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所潜伏的危机。为了消除这一危机,韩非子认为根本方法是制订上述完善的法律,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法治社会”。

韩非子一面强调“法”在封建统治中的作用,一面突出“势”的重要性。他定义道:“势者,胜众之资也。”〔9〕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不载于势,则功不立,名不遂”。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舍此,必将一事无成———这再次与儒家“以德能服天下”的观点背驰。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他认为明主必须“执柄以处势”,“明主之所导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10〕此处“刑”是杀戮处罚之权,“德”为庆赏之权。在仔细考察了诸多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韩非子深刻认识到统治过程中强制力或权威、权力的不可或缺。这种“在其位有其权”的重权意识一直延续至今。实践也证明,保持领导者的权威确实有益于组织的稳定。韩非子提出要“法势合一”,统治者必须同时兼备两种权威,即制订法的权威与实施法的权威,才能达150到“抱法处势则治”的境界,这与后来西方学者鼓吹的立法权与司法权分立的分权学说大相径庭。虽然近代以来西方的法学、政治学最终在学理上占了上风,但韩非子的这种专权思想仍然在很多情境下受到偏爱。

韩非子进一步提出“术”的概念:“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11〕拥有了“势”的统治者,还要将“法”与“术”很好地糅合起来。“法”与“术”最大的区别是,“法”是为达某目标订立的办法、规章、计划之类的强制性制度,应明文公布,“术”则是统治者控制其臣下的技巧,应当潜藏胸中,择机使用,不轻易示人。“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可以看出,韩非子主张“法”应是静态的和公开的,“术”则是动态的和隐秘的,甚至可能涵有诡诈的成分。韩非子认为高明的君王必须善于“操术以御下”。因为“君臣之利异”,“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12〕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如果不懂得“操术”的统治技巧,就极可能“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他例举了两种不懂“操术”的君主:仁君与暴君。仁君“慈惠而轻财”,对臣下一味宽容施以恩赐而不忍心及时地用刑罚对其越轨行为进行约束,以至臣下往往“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从而可能导致整个统治秩序的松驰涣散。暴君则“心毅而乱易诛”,致使“法令亡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憎心见于下”,君臣关系紧张恶劣。韩非子认为,“仁暴者,皆亡国者也。”〔13〕至于如何具体地“操术”,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案,只是纲领性地说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4〕“因任而授官”指的是组织中职务结构的依据、原则,“循名而责实”指的是检验工作实效、明确分担责任的标准,“操生杀之权”指权力运作技巧,“课群臣之能”则指考察、判断属下的能力。韩非子之所以强调“术”,是希望从更高层次上使统治者以真正的“王者”姿态独立出来,而不再是身陷于统治事务之中不能自拔。在这个意义上,“术”是随时可以运用到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万能工具。

虽然韩非子极端强调功利实效,但他另一面也颇受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他并不主张统治者处处过问、事必亲躬地滥施作为。相反,他认为,“圣人、明主治吏不治民”〔15〕,因为“知不足以遍知物”,“君不足以遍知臣”〔16〕。韩非子尤其强调君主应保持“虚静之心”的基本修养,切不可轻易在属下面前表现出私人的好恶喜怒以及显露自己的才能。在韩非子的深入论证下,这种具有典型东方神秘色彩的“术”的确表现出了耐人寻味的冷静与智慧。

综上,韩非子实际上是要展示这样一幅图景:据有至上权力(不一定同时拥有超卓的知识技能)的统治者,创设了完善健全的法令制度,又掌握一整套驾驭臣下的蕴有“大智慧”的操作技巧,从而轻松地达到“智虑不用而国治”的效果。在今天看来,韩非子的这些产生在“农耕兵战”的历史背景下,本意专用于指导封建统治的思想,无疑已不能适用于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国家制度已不允许任何一位领导者将整个国家、人民视为一己之私,他的工作目标是使国民富强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而韩非子时代的君主虽也主张以“国治”为理想,但他的国是属于个人的国,他并没有为除自己外的任何人担负责任的意识,他始终是“为统治而统治”。今天,即使独裁者仍然不同程度151地存在着,他也不得不受到多方面的权力分立和舆论的制约,他必须频繁地穿行于各种社会关系中而不可能像韩非子时代的统治者高高凌驾于其他国民之上,不受干挠地行使统治。现代人的观念中充满了自由、民主、平等等权力意识,人们有更高的综合素质,普遍珍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权益,他们只愿遵守社会契约式的法律而不会不加反抗地受持有不正当特权的人的随意操纵。和韩非子时代自我意识薄弱的“群氓”相比,现代民众是“极难管理”的组织成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韩非子时代的特殊性。

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篇5

摘要：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或多或少推动社会的进步。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此扮演着很大的作用。“法家”韩非的法治思想本质是为君主专制体制服务，虽有局限性但也有发光点。且对现代的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示与推动。

关键词：韩非子法家

历史文化法治社会和谐

一：韩非子法家思想的主张。

（1）。法家思想的诞生和确立。

在中国历史中即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随着战国末年天下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即将出现，历史要求产生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严密而有强有力的法家思想体系，以适应新兴的统治阶级大一统帝国巩固政权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法家思想从源流上来讲，法家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来自古人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第二是来自儒家的“礼”制传统；第三是来自道家的方法论。当然，法家还包容了其他学派诸如墨家、名家、纵横家等派的思想。

（2）韩非子的思想

韩非子结合了法、术、势，提出君权至上以及“三纲”。韩非被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于他综合与总结了以前法家所取得的成果及经验教训，建立起法、术、势相统一的法家思想体系，从而使法家思想系统化。韩非兼集慎、申、商三巨头思想为一体，将法家的理论规划为一个完整而鲜明的体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盛时期，并为后来秦赢政“扫六合，成一统”打下了完备的思想基础.他在对既往政治经验和百家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实现了法家思想的系统化。这就充分说明法家思想是起于实践的，是总结性的，是相对晚熟的。有利于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法家思想的内容集中体现了法制与法律。包括了反对礼制，尚法治。“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变迁观。“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等。

二：韩非子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1）。积极方面

大家都知道法治思想的核心精神是讲公平、平等，这与商周以来的礼治思想正好相反。所谓礼治，就是要求被统治者服从贵族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严格地维护贵族的特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同的等级之间，根本谈不上平等。而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正好与此相反，他明确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可贵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这是符合上升时期的新兴阶级的要求的。当时那些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贵们大多出身低微，不享有贵族特权，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要求在政治上也与贵族阶级平起平坐，有同等的机遇被单拔任用，享受赏赐爵禄。所以，韩非子提出的这种法的平等性原则，在当时是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一场革命。

（2）。消极方面。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真正的平等的法制精神的。特别是当他们的统治地位巩固之后，就必然会以新的特权代替旧的特权，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三．历史文化、思想与当今的对比

（1）当今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历史文化

由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可以看出当时的古代历史文化，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所以要正确认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2）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对当今社会法制社会的区别。

我们可以清洗得到，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其次，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第三，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最后，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所以要从多个角度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法制社会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儒家的礼法德治还是法家的高压政策，都使道德或法律不同程度地僭越成目的。与此对应，人则被贬损为工具乃至沦为牺牲品。法家为了伸张法的权威而夸大道德的局限当前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法治和德治是行之有效的最佳手段，我们应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的作用和功能，树立法治权威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不仅要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设相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为改革发展构建一个人心思进、公平正义、富而好礼的和谐社会而努力。参考文献

《史记》。

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篇6

作者：黄先仁

西方管理之父德鲁克在给北京大学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这样写道：“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也是中国的最大的机遇。”的确，中国管理者是不能引进国外的，德鲁克认为中国不能从国外引进管理者的原因就是要想管理好中国企业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只有了解了中国文化才能读懂中国和中国人，在一般人眼里，西方在企业管理科学领域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我们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对西方的管理学家和管理学如数家珍，比如前面提到的德鲁克先生更是被中国管理者所顶礼膜拜，我们不可否认西方通过企业管理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体系，但是如果单纯照搬西方的管理，其实很难管理好中国企业，因为中西方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很大，西方重视企业制度的规范和建设，但中国文化确实在情的基础上才谈纪律，“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中国如果单纯讲制度是行不通的，必须还要讲驾驭“人情”能力，只有建立感情基础上制度才能不打折扣的被执行下去，谈到管理学，其实应该必谈中国的先哲，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因为韩非子应该是世界的管理之父，他不仅比德鲁克早两千多年，也比西方的管理学对管理阐述的更全面，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将商鞅提倡的“法”，申不害强调的“术”，以及慎到倡导的“势”结合起来，法家讲的“法”，指的是制度，术，指的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和领导才能；势，指的是领导权威和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程度。合理的制度加上领导权威和管理技巧，其实就是一套很全面和很完善的管理科学体系。将管理总结为“法、术、势”，韩非子的管理学既有西方的制度为上的管理学精髓，又有中国哲学理念下产生的领导力的“术”，还有中国“天人合一”理念的“势”。堪称管理学的集大成者。“法、术、势”治国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对世界管理学最杰出的贡献。假如德鲁克仔细研究过韩非子，肯定他的管理学更会全面和更能适合企业的管理实践。

法家不仅提出“法”的重要性，还对如何法制化、制度化管理提出了四个要点。第一，制度要公之于众，要让所有人都能知道并了解制度的内容。韩非子讲“宪令著于官府”，然后才能“刑罚必于民心”，只有使制度深入人心，使人们时刻谨记，才可能发挥作用。第二，制度规定的目标要能够达到，不能达到的标准不但没有激励作用，有时会起到相反作用。第三，制度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韩非子讲“号令数下者，可亡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韩非子认为制度也要随势而动，也不能一味的一成不变。他说如果用以前的制度来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第四，制度要厚赏重罚，同时要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韩非子讲只有立功的人有获得奖赏的预期，知道必然得到奖赏，并且奖赏够多，人们才会争相立功。只有犯错的人知道必然得到惩罚，并且处罚非常重，人们才会对犯错有足够的畏惧，制度才会起作用。韩非子对法的阐述非常全面，今天的西方管理学者只不过是把他的管理理论从国家用到了企业而已。

韩非子的“术”其实就是企业管理艺术或经营谋略，这是最体现中国文化的管理实践。谈到管理艺术，最主要的是驾驭人的艺术，法家思想中，将人力资源管理归于“术”的范畴，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于人才的选拔，法家认为，领导者不可能亲自发现和选拔人才，时间、精力都不够，而且很可能受蒙蔽，而如果靠下属的举荐，容易造成下属结党营私。因此，法家提出，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要依靠制度选拔人才，尽量减少选拔中的主观因素。对于人才的考核，法家认为，管理者首先要根据下属的言论判断其应该达到的目标，然后考核其实际是否达到该目标。根据考核的结果，对其进行奖赏或惩罚。这样，下属就不敢言过其实，立下不切实际的目标，而立下目标后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在考核的过程中，管理者本身要保持中立，置身事外，不参与争论，冷静观察，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法家思想的“势”，是指权势，权力。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法家推崇的是直线制或直线职能制结构，强调身处中央的领导者要强势控制组织的运行。作为领导者本身来讲，要有足够的权威，要让下属对自己有足够的敬畏，才能强力推行法治，才能达到法治应有的效果。没有威望的领导者即使有职有权也很难指挥若定，使众望所归。这也是“先谋势，后谋利”的古语的哲学依据。

浅析韩非子的政治思想篇7

一、韩非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子对前期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 他吸收了商鞅的法治理论、慎到的势治理论、申不害的术治理论, 并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融合, 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法家思想, 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也包括法治、势治、术治这三部分, 并且还强调了这三部分之间的联系。

第一, 韩非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法治、势治、术治三个重要部分, 他认为法、势、术是统治者不可缺少的统治手段, 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运用好这三个手段。韩非子在《有度》中强调治国要用法治, 法治影响到国家的强弱, 法治严格的国家往往强盛, 而法治松散的国家往往贫弱。韩非子将法的作用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巧匠目意中绳, 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 必以先王之法为此。故绳直而枉木, 准咦而高科削, 权衡具而重益轻, 斗石设而多益少。”韩非子用比喻说明了法律就像社会中的准绳一样, 人们的行为以法律为准, 法律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可以有效地制止社会动乱。韩非子在提倡法治的同时也强调术治。韩非子认为君主身边的大臣、显贵等等往往会给君主带来威胁。因此, 君主为了防止来自身边大臣的威胁, 必然要用术来统治官员。术是君主对付官员的方法, 因此术只能由君主一人掌握。君主使用术治对付大臣就要将自己在大臣面前表现的神秘莫测, 君主不能随意的表现出自己的喜好, 以免臣下投其所好, 被臣下所蒙蔽。君主将事情交给臣下去做, 自己对事情不随意评论, 这样既能保证自己不会发错, 同时又可以看出臣下的过错。君主还要注意不能让一些能臣与群众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 一旦一些能臣在群众中形成了较大的威望或者超过了君主的威望, 则会为君主带来危险。君主通过以上的术治就可以控制官员, 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会被自己身边的官员所夺取。韩非子还强调了势治, 他将势作为了统治者统治的资格或条件。他认为一个人是统治者的原因是因为他具有了势, “桀为天子, 能制天下, 非贤也, 势重也”。因此, 君主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势, 有了势, 君主的命令才可能有效。韩非子还论述了君主势治的一些措施, 如君主要控制大臣的实力, 不能让大臣的经济、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太大, 更不能让大臣结党营私, 否则君主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通过以上的措施, 绝对保持君主在国家中强大的势力, 以保证君主的地位。

第二, 法治、势治、术治之间的关系。

韩非子强调君主治国要法、术、势三种手段并用, 这样才能维护好自己的统治地位。韩非子在自己的作品中论述过法、术、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势是法和术的前提条件, 君主只有拥有了势, 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 才有资格谈到用术的问题。因为术只有君主才能用, 是君主驾驭官员的手段。同时有了势也在有资格和条件制定一个国家的法律, 并且有资格和条件去实施法律。法和术是保证君主势的两种必要手段。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势, 必然要依法治国。君主在治国的时候, 势与法结合, 就会治理好国家, 反之势与法相互分离, 国家就会动乱。另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势, 必然要用术, 将势与术结合起来, 治国就会轻松。而势与术分离, 治理虽劳累, 但是也会出现国家的混乱。总之, 成功的君王必须在治国的时候兼用法、势、术。

二、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对我国的政治影响很大, 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 最终实现了天下的统一。韩非子的政治思想蕴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 这些积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法治思想中。第一, 韩非子强调以法治国, 这一点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韩非子主要是通过人性的角度来论述以法治国的原因, 他认为人性是恶的、好利的。人性的好利性常常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导致社会的混乱。要制止这种混乱, 必然要靠法律。因此韩非子主要主张用法律来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韩非子反对儒家学派主张的以人治国的主张, 他认为即使是贤人, 没有法律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韩非子法治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它不仅帮助秦国成为实力最强的国家, 最终一统天下, 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巨大。韩非子对人性的认识是深刻的, 并且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提倡法治可以弥补人性的弱点, 防止犯罪。韩非子强调统治者在定制法律后, 要将法律公布, 让人们自觉规范行为, 这种做法有利于培养人的法律意识, 减少社会犯罪。韩非子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在今天也具有积极意义, 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离不开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首先就要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 开展法制宣传、做好普法工作。只有全民族树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 提高法律意识, 才会自觉的遵守法律, 稳定社会。

韩非子法治思想中的一些法治原则也具有积极的一面, 我国现代的法律建设也值得继承和借鉴。韩非子在法治原则中强调“法不阿贵”, “法之所加, 知者弗能辞, 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强调的实际上是法律公平的问题。法律就像一把公正的尺子来裁定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的百姓都要遵守法律, 一旦违反法律都要受到惩罚。法律的公平可以带来很多积极的社会影响, 比如维护法律的尊严, 使人们都尊重法律, 肯定法律的有效性。官员和百姓都要遵守法律, 也可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 稳定社会。韩非子“法不阿贵”的思想与今天我国提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当今的法治建设是建立在民主社会中的法治, 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因而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方面具有平等性, 公民地位的平等也体现在法律上的平等。因此“法不阿贵”思想也适合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法治建设。同时我国目前在经济方面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平等性。参与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 在交换中也应该是平等地交换。这样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从法律的平等性维护经济参加主体的平等性, 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韩非子的“法不阿贵”的法治原则在历史上、甚至在现在的法制建设中都具有极大积极影响。

三、韩非子政治思想的消极因素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虽然具有一些积极的意义, 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的消极因素。韩非子政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体现在他的法治、势治、术治思想中。韩非子在提倡法治的时候, 主张的是严刑峻法, 用严酷的刑罚惩罚百姓, 甚至提倡轻罪重罚。韩非子轻罪重罚的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百姓畏惧法律而不敢违反法律, 但是一旦严刑峻法超过了百姓承受的度, 国家就会面临动荡。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取得了天下的统一, 但是后期秦国将法家思想用到了极端, 严刑峻法也走向了极端, 最终导致秦国的灭亡。韩非子的严刑峻法思想反映了韩非子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君主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 法律强调的是百姓的义务, 没有保障百姓的权利。韩非子将百姓置于被统治的地位, 韩非子的法律实际上是君主维护对百姓统治的有力手段。这样的法律出发点与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法律观念背道而驰, 现代的法律主要是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规范社会秩序, 从而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更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利, 其出发点是维护社会公民的利益。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中的势治与术治思想是君主维护自身统治的必要手段, 虽然这体现出韩非子对君主治国技能的研究, 但是这两种统治手段反映出了君主专制下的统治方式。势治和术治反映出封建时代中政治社会中政治生活的黑暗, 君主与官员之间的不信任, 介入政治生活中的君主和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因此这种势治以及术治手段只能是封建时代君王统治的特殊手段。这些政治技能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截然不同, 现代政治社会强调的是民主、自由、公平等等价值观念。公民通过宪法的规定都获得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当今政治生活中的政府除了统治职能外, 也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为公民提供更多的现代化服务。因此韩非子的势治、术治不可能在成为现代政治社会中的必要政治技能了。

注释

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篇8

关键词:韩非子;统治论;法家;法治;外儒内法

收稿日期:2009-10-16

作者简介:具圣姬(1963-),女,韩国首尔人,北京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主张法治主义。他认为用儒家的“德治”或是“礼治”不可能克服当时战国时代的社会混乱,确信惟有强力的法治才能够控制这种混乱局面。实际上他的法治主义的统治论被秦朝接受为治国原理,让秦始皇平定天下大乱并完成了天下统一。

尽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秦朝的建国政治思想基础是“法家思想”,但随着秦朝的短命,紧接着的汉朝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统治理念,“法家”走向了衰落之路。尽管如此,谋求国家组织安定发展的法家政治思想,在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国家体制的发展中一直有它的存在价值。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强调法治和制度重要性的法家政治思想以及统治论的作用和价值在哪里呢?

中国内地和台湾,以及日本的学术界从20世纪80到90年代,对韩非子的研究相当活跃,但最近似乎又不太关注了。不用说韩国,就连日本和中国学术界对韩非子的思想研究都比较片面化,而且基本上是从哲学层面进行研究。所以,本研究以韩非子的原典为依据,参考中国国内外的先行研究成果,来介绍韩非子统治论的内容、进步性、历史贡献以及相关评价。

一、法家的政治思想

韩非子的统治论不仅包括“法治”,还包括“术治”和“势治”。“法治”继承于商鞅,“术治”继承于申不害,而“势治”则继承于慎到。法、术、势“三治”作为君主所必备的三个要素,缺任何一项都无法统治好,^[1]也就是光有“法”而没有“术”,或是有“术”而没有“法”,或是有“法”、“术”而没有“势”,都不能实现良好的政治统治。君主为了实现必要的政治统治,首先要稳固掌握权势,然后作为具体的方法动用“法”和“术”,要不断地控制臣下和老百姓。下面我们具体来考察韩非子统治论的主要内容。

(一)用国家主义的“法治”来控制百姓

韩非子对“法”做了如下定义:“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2]在这里韩非子说若是言行不依法令时,必须予以禁止。那么,这里的法要禁止哪些行为呢?

“故明主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3]“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4]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作为“法”要禁止的行为就是追求私利的行为。对韩非子来说追求私利(私益)作为违反公利(公益)的行为,两种利益的概念并不一致,总是相冲突,所以他认为“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5]对他而言,公利意味着君主的个人利益。他对国家和君主的概念还未能做区分,认为“朕”即国家。他没有把公益作为整个国家利益来把握,而是理解为君主个人的利益。所以君主的利益和臣下的利益总是相冲突和违背。下面的引用文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6]

依据以上韩非子的论述可以知道,“法”所要禁止的行为就是违反公益,也就是违反君主利益的行为。对他来讲,“法”是禁止妨碍君主获得霸王之道的一切行为,并对其行为进行刑罚。“法”也就意味着禁止追求私益,违反公益,当君主的利益和臣下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要优先考虑君主的利益。如此看来,这里所说的“法”就是君主的命令,是拥护君主利益的一种手段,而绝不是保护百姓利益的手段,由此可见,韩非子的“法”缺少客观性。

(二)权势的掌握

“势”是指权势、权力或是威势、威力等。韩非子认为君主若是光有“法”和“术”,而没有“势”,就不能够正常统治。对他来说,“势”是实行“法”和“术”的前提和基础,因为若没有“势”就不能推行“法”和“术”。^[7]

韩非子认为“势”是摆弄大众的基础,即“势者,胜众之资也”。^[8]若没有掌握握有臣民生死与夺权而号令天下的“势”,君主的存在也不过是有名无实。暴君桀虽然以暴戾而著称,但他仍“贵为天子”,能够掌握天下而施号令是因为势大。再怎么仁爱的尧舜若是没有“势”,就连三人都无法治理。韩非子认为君主不要养恩爱之心,而要培养威严之势。^[9]有“势”就能制御,若失去“势”就如拔掉牙的老虎。^[10]韩非子所讲的“势”的重点是“人为之势”。^[11]人为之势就是法律制度。在这个意义层面,是把“势”看作维持权力的手段,比喻为拉车的马。“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世以禁诛擅爱之臣,而必德厚以与下齐行以争民,是皆不乘君之车,不因马之利,舍车而下走者也。”^[12]即,把刑罚的威势作为“人为之势”的基本内容,通过严刑、重罚等有威严的权势,能强化通过世袭制度传承下来的自然之势。所以韩非子把“势”看作是制度的问题,而不把他看作人的问题。与人的贤明与否无关,由制度产生了“势”,“抱法处势”^[13]这句话就是指这种情况。

韩非子的“势论”的理论根据就是基于历史经验和实际政治而提出,而且认为所有的君主都拥有各自的“势”,就算是所有国家各自都拥有法律,若是没有运用“法”和“势”的“术”,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治理。^[7]

(三)用赏罚来控制臣僚

对君主来说“势”和“法”虽然都是必要的政治手段,但是从君主的立场来看,比起作为法的适用对象的老百姓,臣下对政治权力的威胁远远大得多,所以从向往强化君权的韩非子的立场来看,想当然更侧重论述“术”。

若要正确理解韩非子的“术”,就要察看他所说的“术”的具体方法。韩非子对“术”的运用首先与“信赏必罚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韩非子的“术论”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通过使用赏罚权而反映出来。这就意味着“术论”要与官吏任用及人事制度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正确的理解。首先,“用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参观”。当君主进行决策时,尽可能地听取更多臣下的意见,防止重臣们的任意妄为,向臣下广开言路。韩非子曾多次论及君主应该独断,^[14]这就意味着不任其重臣或是宠臣决定政策的判断,而是要综合各臣下的意见,最终决定权必须要掌握在君主手里。在这里强调的是君主决策时不应该被重臣所左右,而并不是说君主可以随己意搞政治。韩非子的用人之术因其所消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其积极的内容,对当今领导的管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使用价值。

如此,“术”既是为了实现法治而要求于君主的政治方式的内容,也是为了实现法治而把现实实践可能性作为目的的君主的政治技巧。从这个侧面上看,“法”是“术”的前提,而“术”又是以“法”为根基。

二、韩非子统治论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韩非子集前期法家思想的大成,有机结合“法”、“术”、“势”,以保护中央集权国家为目的,以巩固君主专制为核心,建立了法家的统治体系。

韩非子所说的“法”隐含着“官”对“民”的政治统治的含义,因此与今天重视“民”的法治概念并不相同。从整体上看韩非子所说的“法”则是“政治并不是为了法而存在,而是法为了政治而存在”。韩非子的统治论可大致分为三种状态,即作为统治官吏的法、作为富国强兵手段的法、作为清除特权阶层的法等。

通过“法”来进行统治的韩非子的统治论,就是通过官吏来体现王的政治理念,但又同时站在彻底防止官吏滥用特权的立场上,若能做到这点,国家自然就会成为强国。

但是韩非子的统治论给君主一人赋予了太多的制定法律的权限,同时却没有采取任何制度上的措施来限定君主制定法律的权限,因此,虽然通过一时的加强君权对实现统一有所贡献,但从中国历史来看,却无法建立起法家理想所说的不分臣和民的区别,毫无差别适用于所有阶层的政治秩序来。所以由韩非子完成的法家统治论,与其说是理解道德的人,还不如说以理解现实的人为前提。比起远大的理想,追求的是能有效地对应现实社会政治状况的有效率的思考。因此这种法家的统治论给秦始皇的统一提供了最重要的基本统治理念,其以后与儒家的道德论相结合,成为两千多年维持中国专制政权的原动力。“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中国思想的潮流理解为儒家与法家的对立,把属于法家阵营的思想作为站在唯物论立场上的先进思想来评价。这是对法家的现实的世人观、对历史的进步认识以及在解决现实矛盾中体现的实践性的高度评价。^[15]这一部分当然要给予肯定评价,但即使法家的理论包含有科学成分,其中仍浓厚地包含着依赖于君主无限权力的政治术,世人观也仅仅作为政治对象来理解,而全然没有考虑人的自律性,因此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国家合法进行独裁提供了根据。韩非子的统治论由于他的专制主义性质,迄今为止受到很多批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历代批评法家的主体是以强化臣权为基础的儒家。儒家的理论从西汉以后正式被采纳为国家理念,这反映了西汉以后中国的政治秩序基本上以强化臣权为基础的儒家地主官僚制。

在中国,法家表面上被藐视了两千年以上,这与法在西洋文明中被荣耀截然不同。其理由是法家的法与西洋的法在概念上存在差异。中国的法主要体现在君主严格命令的刑法或是行政法上,而西洋的法则是认为法是神和自然等更高的秩序在人类社会的具体体现。

因此韩非子的统治论是君主要求臣下和百姓遵守客观存在的统治规范,同时又通过“法”这个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的恣意妄为的统治行为起到了限制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对法家理论的公正和公平性予以肯定。^[16]

韩非子的统治论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制的理论基础,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子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子的思想学说,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其思想主要渊源是对前期法家的继承,是战国末期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思想也确曾服务过他所处的时代,为秦的统一做出贡献。

但从“阳儒阴法”、“外儒内法”的表现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历代王朝表面上是儒学的统治理念,但内涵却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千年以上。从这一点上来看,实际上以“法”为基础的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的贡献不比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小多少。

从韩非子的统治论自身来看,不仅对当时的中国,而且对日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法家思想不仅补充了儒、道等观念主义的思想所具有的缺点,也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案的具体化做出了贡献。

法家思想的兴盛虽然很短暂,但在思想层面上,法家给后世的影响和给今天留下的启迪不容小视。可以说,韩非子的法家统治论在诸子百家中是最忠实于实事求是的,尤其和政治联系起来时,其关联性是最为密切的。^[17]

参考文献:

[1]王德裕.评韩非[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

[2]李亚东译注.韩非子•难三第三十八[M].北京:中国书店,1997.

[3]韩非子.八经第四十八[M].

[4]韩非子.饰邪第十九[M].

[5]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M].

[6]韩非子.饰邪第十九[M].

[7]吴亚东.“势治”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发端和归旨[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1).

[8]韩非子.八经第四十八[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