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哲学思想

2024-10-27

韩非子哲学思想（共10篇）

韩非子哲学思想篇1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哲学思想篇2

一、韩非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子对前期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 他吸收了商鞅的法治理论、慎到的势治理论、申不害的术治理论, 并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融合, 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法家思想, 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也包括法治、势治、术治这三部分, 并且还强调了这三部分之间的联系。

第一, 韩非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法治、势治、术治三个重要部分, 他认为法、势、术是统治者不可缺少的统治手段, 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运用好这三个手段。韩非子在《有度》中强调治国要用法治, 法治影响到国家的强弱, 法治严格的国家往往强盛, 而法治松散的国家往往贫弱。韩非子将法的作用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巧匠目意中绳, 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 必以先王之法为此。故绳直而枉木, 准咦而高科削, 权衡具而重益轻, 斗石设而多益少。”韩非子用比喻说明了法律就像社会中的准绳一样, 人们的行为以法律为准, 法律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可以有效地制止社会动乱。韩非子在提倡法治的同时也强调术治。韩非子认为君主身边的大臣、显贵等等往往会给君主带来威胁。因此, 君主为了防止来自身边大臣的威胁, 必然要用术来统治官员。术是君主对付官员的方法, 因此术只能由君主一人掌握。君主使用术治对付大臣就要将自己在大臣面前表现的神秘莫测, 君主不能随意的表现出自己的喜好, 以免臣下投其所好, 被臣下所蒙蔽。君主将事情交给臣下去做, 自己对事情不随意评论, 这样既能保证自己不会发错, 同时又可以看出臣下的过错。君主还要注意不能让一些能臣与群众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 一旦一些能臣在群众中形成了较大的威望或者超过了君主的威望, 则会为君主带来危险。君主通过以上的术治就可以控制官员, 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会被自己身边的官员所夺取。韩非子还强调了势治, 他将势作为了统治者统治的资格或条件。他认为一个人是统治者的原因是因为他具有了势, “桀为天子, 能制天下, 非贤也, 势重也”。因此, 君主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势, 有了势, 君主的命令才可能有效。韩非子还论述了君主势治的一些措施, 如君主要控制大臣的实力, 不能让大臣的经济、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太大, 更不能让大臣结党营私, 否则君主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通过以上的措施, 绝对保持君主在国家中强大的势力, 以保证君主的地位。

第二, 法治、势治、术治之间的关系。

韩非子强调君主治国要法、术、势三种手段并用, 这样才能维护好自己的统治地位。韩非子在自己的作品中论述过法、术、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势是法和术的前提条件, 君主只有拥有了势, 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 才有资格谈到用术的问题。因为术只有君主才能用, 是君主驾驭官员的手段。同时有了势也在有资格和条件制定一个国家的法律, 并且有资格和条件去实施法律。法和术是保证君主势的两种必要手段。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势, 必然要依法治国。君主在治国的时候, 势与法结合, 就会治理好国家, 反之势与法相互分离, 国家就会动乱。另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势, 必然要用术, 将势与术结合起来, 治国就会轻松。而势与术分离, 治理虽劳累, 但是也会出现国家的混乱。总之, 成功的君王必须在治国的时候兼用法、势、术。

二、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对我国的政治影响很大, 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 最终实现了天下的统一。韩非子的政治思想蕴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 这些积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法治思想中。第一, 韩非子强调以法治国, 这一点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韩非子主要是通过人性的角度来论述以法治国的原因, 他认为人性是恶的、好利的。人性的好利性常常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导致社会的混乱。要制止这种混乱, 必然要靠法律。因此韩非子主要主张用法律来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韩非子反对儒家学派主张的以人治国的主张, 他认为即使是贤人, 没有法律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韩非子法治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它不仅帮助秦国成为实力最强的国家, 最终一统天下, 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巨大。韩非子对人性的认识是深刻的, 并且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提倡法治可以弥补人性的弱点, 防止犯罪。韩非子强调统治者在定制法律后, 要将法律公布, 让人们自觉规范行为, 这种做法有利于培养人的法律意识, 减少社会犯罪。韩非子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在今天也具有积极意义, 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离不开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首先就要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 开展法制宣传、做好普法工作。只有全民族树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 提高法律意识, 才会自觉的遵守法律, 稳定社会。

韩非子法治思想中的一些法治原则也具有积极的一面, 我国现代的法律建设也值得继承和借鉴。韩非子在法治原则中强调“法不阿贵”, “法之所加, 知者弗能辞, 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强调的实际上是法律公平的问题。法律就像一把公正的尺子来裁定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的百姓都要遵守法律, 一旦违反法律都要受到惩罚。法律的公平可以带来很多积极的社会影响, 比如维护法律的尊严, 使人们都尊重法律, 肯定法律的有效性。官员和百姓都要遵守法律, 也可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 稳定社会。韩非子“法不阿贵”的思想与今天我国提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当今的法治建设是建立在民主社会中的法治, 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因而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方面具有平等性, 公民地位的平等也体现在法律上的平等。因此“法不阿贵”思想也适合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法治建设。同时我国目前在经济方面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平等性。参与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 在交换中也应该是平等地交换。这样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从法律的平等性维护经济参加主体的平等性, 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韩非子的“法不阿贵”的法治原则在历史上、甚至在现在的法制建设中都具有极大积极影响。

三、韩非子政治思想的消极因素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虽然具有一些积极的意义, 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的消极因素。韩非子政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体现在他的法治、势治、术治思想中。韩非子在提倡法治的时候, 主张的是严刑峻法, 用严酷的刑罚惩罚百姓, 甚至提倡轻罪重罚。韩非子轻罪重罚的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百姓畏惧法律而不敢违反法律, 但是一旦严刑峻法超过了百姓承受的度, 国家就会面临动荡。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取得了天下的统一, 但是后期秦国将法家思想用到了极端, 严刑峻法也走向了极端, 最终导致秦国的灭亡。韩非子的严刑峻法思想反映了韩非子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君主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 法律强调的是百姓的义务, 没有保障百姓的权利。韩非子将百姓置于被统治的地位, 韩非子的法律实际上是君主维护对百姓统治的有力手段。这样的法律出发点与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法律观念背道而驰, 现代的法律主要是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规范社会秩序, 从而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更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利, 其出发点是维护社会公民的利益。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中的势治与术治思想是君主维护自身统治的必要手段, 虽然这体现出韩非子对君主治国技能的研究, 但是这两种统治手段反映出了君主专制下的统治方式。势治和术治反映出封建时代中政治社会中政治生活的黑暗, 君主与官员之间的不信任, 介入政治生活中的君主和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因此这种势治以及术治手段只能是封建时代君王统治的特殊手段。这些政治技能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截然不同, 现代政治社会强调的是民主、自由、公平等等价值观念。公民通过宪法的规定都获得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当今政治生活中的政府除了统治职能外, 也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为公民提供更多的现代化服务。因此韩非子的势治、术治不可能在成为现代政治社会中的必要政治技能了。

注释

浅析韩非子的哲学思想篇3

【关键词】韩非；哲学；辩证

韩非，生年不详，是战国末期的政治理论家，是我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曾与秦国的丞相李斯一同师从荀子，他目睹了韩国屡次败于秦国，虽数次向韩王提出建议，却得不到采纳。失意之后，潜心研究古今历史和诸家学说，进行批判、吸收、借鉴，写成著作，可惜在本国无人理睬，后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后十分欣赏，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到了秦国，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却招来了李斯的记恨。最终冤死狱中。司马迁对韩非之死也是感慨万千，他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韩非子》共计五十五篇，其中透露出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和辩证法，同时注重实际的态度。主张人性恶是提倡君主专制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韩非的性恶论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反对孟子的天赋“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起点是人的生理需求，如果任由这些需求发展下去就会变成各种恶；相反，如果能适当控制这些要求，就能成为善。韩非的性恶起点是人是自利的，而且是有利可图的。人与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备内》中说到：“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意思是造车的人希望别人富贵，造棺材的希望别人早死。不是造车的人仁德而造棺材的狠毒，而是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早死棺材就没人买。这些不是憎恨别人，而是因为死亡能带来利益。包括举的儿子谋杀父亲、妻子谋害丈夫的例子，虽然比较极端，但是也是有其可能性。用这些例子来说服君主，提醒君主防备宫内后妃和儿子等人的弑君篡位。另一方面，韩非也鼓励君主利用人的自利特点，来建设国家，同时也要限制消除这种自利带来的消极影响。《八经》中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二、韩非的唯物主义观

恩格斯说：“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韩非在自然观上继承了荀况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同时对老子哲学中的一些思想作了唯物主义的重塑。他曾举例驳斥鬼神的迷信，《饰邪》中提到：“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大意为，燕国和赵国都用龟甲来占卜，得到的结果都是“大吉”，最后结果是赵国获胜，这能说是赵国的龟灵验而燕国的龟就欺骗人么？《主道》中提出：“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下不能意。”意思为做君主的原则在于不能让臣子看出自己的心意。这里的道就是为君之道，韩非继承了黄老学派的思想，对道家学说进行批判、改造，将道家的虚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

三、韩非的辩证法

“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其含义是进行谈话论辩、在辩论中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通过克服这些矛盾以求得真理的方法。《韩非子》中一则流传至今的寓言故事对辩证法进行了简洁的说明。“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这是最早见到“矛盾”一词，矛盾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双方的对立统一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意在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在《喻老》中的另一个例子，扁鹊见蔡桓公，提醒我们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要争取解决，以免从量变变成质变。韩非总结出量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所以从开端就要消灭可能引起质变的因素。《亡征》中说到：“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解释了树木折断一定通过虫蛀，墙倒塌一定能够因为有了裂缝。但是树木虽然有了蛀虫，没有大风是不会折断的；墙虽然出现了裂缝，没有大雨是不会倒塌的。指出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只有内因没有外因，事物不会变化。《解老》中，“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所倚。’以成其功也。”同样的，还解释了“福兮祸之所伏”。祸福之间转化不是自动的，也不会无条件的。祸福相倚只是事物转化的一个代表。

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学说，提出了法、术、势三者统一的法治思想，注重实践，坚持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为之后秦始皇统一全国打下理论基础。同时对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及意义篇4

作者：马娟

时间：2012--06--05 论文关键词：法治原因

内容

意义现代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法家的理论推向了高峰，其思想包括法、术、势三个部分。韩非子以主张“法治”著称。在韩非子看来，造就人为之势必须依靠法治，因为法律是统一人民思想行动的最好工具，“一民之轨，莫如法”.[1]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韩非子的“法”的思想。本文首先阐述了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形成原因和主要内容，继而论述其法治思想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形成原因。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

1.历史背景。

韩非子出生于韩国，韩国在当时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子作为韩国的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能够变法图强、壮大国力,但始终未被韩王采纳。这使他非

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韩非子生活于战国末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己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利，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经济制度，使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政治上，周王室东迁以后，势力一落千丈，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各诸候国为取得更多的土地和人民，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大国之间争霸。“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己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礼制己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尖锐而集中的则是建立、巩固封建制同维护与复辟奴隶制的矛盾。在这种急需加强君主集权，巩固封建制度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呼唤下，韩非的法治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

2、哲学思想基础。

韩非的学术渊源主要在于道、儒、法，韩非子对它们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吸收，并加以融会贯通，作为其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其中道家思想和商鞅变法对其影响较大。韩非的整体思想归本于黄老之学，韩非以老子思想为旨归即其理论基础以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韩非认为道是万物之始，因此所以成万物的是道，成万物之理

者也是道，而法是顺于道而立的，所以法可以在客观上稽核万物之是非，人主执法以行，则所宜守之道备。此外，他有选择地接受并发展了前期法家思想，综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理论，提出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专制的统治术。[2]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1、法的定义

所谓法，是指在官府中明确颁布的成文法令，使刑罚和赏赐在人民的心中都有明确的标准，慎重地使用和遵守法律则能受到奖赏，而惩罚是对于那些扰乱法令的人的，这就是群臣必须遵循的。[3]

2、法治对象

韩非子主张“以法为本”来治国，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法不阿贵”。[4]

3、法治核心

韩非所崇尚的法治，即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专制服务，其核心就是通过立法令、行法令，达到“尊公废私”，而所谓“公”，实际上就是帝王。法律为君主所设，其基本原则当然要体现君主利益而废止臣民的私利，实现“利出一孔”的一元化的国家体制.[5]因此，法律对于官员来说就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臣民的一举一动必须绝对符合法律的要求。当然，韩非还认识到，真正的法律不只是最大可能地限制人民，3

让他们不敢说，不敢做，而且应该“禁其心”,从内心惧怕法律，不敢违法。

（四）法治方略。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立法，非所以背曾、史也，所以使庸主止”[6]法律分明了，那么贤能的人不能够掠夺无能的人，强者不能够侵犯弱者，人多的不能够侵犯人少的。把天下置于类似尧的严明的法治之中来管理，那么正派的人不会失去他应得的待遇，奸邪的人不能侥幸逃避应得惩罚。建立法制，并不是用来防备孝廉之士的，而是为了使平庸的君主能够禁止盗窃的贪鄙小人的。可以看出，韩非子强调法治分明，制法严明。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1、积极意义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当时的大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利益，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反映了新型地主阶级变革现实的要求，为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潮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

首先，在当时，新兴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大多出身卑微，不享有贵族特权，但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要求在政治上与贵族阶级平起平坐，而韩非子的“法不阿贵”思想，正好符合了新兴地主阶级变革现实的要求，其法的平等思想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就采用了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在文化方面，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得民众生活安定，国家稳固而统一。法的思想对秦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的统一，统治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的发展。2.消极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的法治精神的。一旦统治巩固，就必然会以新的特权代替旧的特权，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其次，韩非子所提倡的“法治”是地主阶级利益的剥削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与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其主张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的残酷镇压，这是由其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其实质是为了维护君主至上的一家一人之私利的统治权。韩非子不仅强调最大限度的约束臣民，还要让他们从内心惧怕法律，以至于达到“谈法色变”的程度，这样就会使臣民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即使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也会因为法的严格而噤若寒蝉，这样就易导致统治者的暴政。秦二世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一人犯罪，株连亲族、乡里”，致使数万人成为囚徒，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终究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暴发，一举推翻了秦王朝的暴虐统治。所以，法治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法治过度易导致暴政。

四、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制建设。

（一）两者之间的传承

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规范化作用，这与我国当前建设的法治社会有相同的地方，对推动现代法治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二）两者之间的不同

（1）现代法治讲求的是法律至上，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和个人。而韩非子的法，是强调君权至上，它是除国君以外的法治，具有君主专制色彩。所以法家的君权至上与现代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

（2）现代法制建设强调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的平等。而韩非子的“法不阿贵”，从表面上是在强调权力平等，但它只是带有平等色彩，它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1]、[5]赵沛《韩非子》珍藏本中国少年出本社

2004年版

第13 页

[2] 盛广智《韩非子》译评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年版（国文珍品文库）前言

[3] 赵沛《韩非子》珍藏本中国儿童少年出版社 2004年版第335页

[4]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章第七节

韩非思想中的冲突与紧张篇5

韩非思想中的冲突与紧张

韩非在重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治道思想体系,从而使君主掌握了驾驭臣下和治理国家的`智慧和本领.然而在韩非思想内部存在着强调法的重要地位,就要限制君主权力;而君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应当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的矛盾冲突贯穿韩非整个思想体系.韩非在强调法治的同时完全否定儒家的德治,这也是偏激片面的,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作者：丁立磊郝亚飞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刊名：党史博采(理论版)英文刊名：DANGSHI BOCAI(LILUN BAN)年，卷(期)：“”(6)分类号：B2关键词：韩非治道尊君重法

韩非子哲学思想篇6

一、韩非子的“法”是指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它涉及立法、明法、守法、执法等问题

何为“法”?韩非子给出的概念是:“法者, 编著之图籍, 设之于官府, 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韩非子·难三》) 韩非子还认为:“法者, 宪令著于官府, 刑罚必于民心, 赏存乎慎法, 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韩非子·定法》) 法在君权时代是君主意志的体现, 但此种意志必须获得公开, 只有这样的形式才可称为法或王法。所以, 韩非子认为法的特点就是公开的制度。这些公开的制度, 是君主个人以及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是整个社会必须普遍遵循的规范之根本和基础。

立法是基础。韩非子认为:“欲以先王之政, 治当世之民, 皆守株之类也”[1]128、“古今异俗, 新故异备” (《韩非子·五蠹》) , 因此法律还要与时俱进, 法随时迁, 世异则事异。对于立法的指导思想, 韩非子认为:立法主要是为了防止坏人, “使众人不相谩也”、“使庸主能止盗趾也” (《韩非子·守道》) ;立法须明确, 谓之“书约而弟子辩, 法省而民诉简……明主之法必详事” (《韩非子·八说》) , 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引起民众的争论;法不必求民众满意, 君主立法要有主见, 对于有可能影响民众的眼前利益的法律, 还有一些让民众感到不便的法令, 立法者不必过多考虑民众的意见, 必须坚持己见不动摇;法律必须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语言要通俗易懂, 否则“民无从识之矣” (《韩非子·五蠹》) ;法不可让人认为有歧义, 法律只能有一种解释, 并且法律的解释权要归于专门的官吏。韩非子还指出立法要遵循的五个原则:一是要实行严刑峻法, 适当实行仁义。严刑峻法为主实行仁义为辅, 过分仁慈对君主来说不是好事, 不利于维护阶级统治, 弊大于利。二是要“不务德而务法” (《韩非子·显学》) , 即:维护统治不能只靠德而不靠法, 这样是难以持久的。三是要把法作为治国的最高标准。韩非子说:“明主之国, 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 法不两适, 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韩非子·问辩》) 因此“礼”也必须合于法。四要靠制度不靠贤人, 将治国的希望寄托于个人的才智是不妥当的。韩非子还认为“法莫如一而固” (《韩非子·五蠹》) , 即制定出来的法律不能经常变动, 让人无所适从。

明法是根本。韩非子认为“明法以制大臣之威”、“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 (《韩非子·难三》) , 法律制定后应及时公开宣传和统一解释, 杜绝官吏和民众行为无准则的弊端, 对民众要组织专门机构上法律常识课, 不赞“不教而诛”。这些观点, 和我们如今的法制宣传观点基本一样, 无疑当时他的观点是极为超前的。

守法是关键。韩非子认为, 原则上法是君、臣、民都应该遵守的, 但君、臣、民根据内容的不同有所区别, 有些法是君主要遵守的, 有些法君主可以不用遵守, 只要臣下与民众遵守就行了。这一点不同于现代人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他看来君、臣、民三者的关系是, 君是至高无上的立法者, 臣是施行法律的执法者, 民则是各种法律的执法对象, 因此民众应当遵守一切法令。民众须按君主所定的法去行动。从这看出, 韩非子的法律思想主要是为君主集权统治所服务的。

执法是保障。韩非子认为执法必须坚决, 也就是现代意义的“执法必严”, 法律不应该有弹性, 要赏罚分明。执法必须公平公开, 要“赏善不遗匹夫, 刑过不避大夫” (《韩非子·饰邪》) , 应“绳不扰曲, 法不阿贵” (《韩非子·有度》) 。在法律上亲情不能代替和高于国法。法律必须严厉, “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韩非子·五蠹》) 。韩非子还认为, 应该嘉奖和保护执法严明的官吏, 树立正面典范, 弘扬正气, 端正世风。

二、韩非子的“术”是指权术, 它涉及的是君主必须用一定的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政权统治问题

韩非子的“术”是君主根据法律制度控制群臣的手段。他指出:“术者藏之于胸中, 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韩非子·难三》) “术者因任而授官, 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令群臣之能者, 此人主之所执也。” (《韩非子·定法》) 可以看出, 韩非子认为君主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自己的权力, 其次才是行使权力。

“循名而责实”是韩非子眼里君主控制群臣最基本的权术。韩非子把法律条令谓之为“名”, 把百官的所作所为称之为“实”, 根据法令进行赏罚则是“刑”。法令是赏罚的标准, “名”是“刑”的依据, 故韩非子有“刑名之术”之说, “人主将欲禁奸, 则审合刑名” (《韩非子·二柄》) 。韩非子说:“君以其言授之事, 为人臣者陈而言, 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 事当其言, 应赏之;功不当其事, 事不当其言, 应罚之。” (《韩非子·二柄》) “法”之为法, 不仅是它的特点所决定的, 更在于“法”内在的精神实质, 守法则赏, 违法则罚。此一精神表明法带有强制性的特点。法的强制性特点决定了君主行使权力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强制性的制度, 然后通过赏罚来维护和行使自己的专制权力。

为了化解战国时期君主与大臣、贵族之间日益尖锐化的矛盾, 韩非子还专门提出了“御臣术”:“无为而治国, 虚静以待令”。一个英明的君主, 必须要会运用静置的态度来审视事情, 只有静态观察, 才能够真实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只有静心思想, 才能够洞悉事情的缘由。运用了无为虚静之法的君主, 他的意图就让群臣摸不透, 无形之中就会形成恐惧心理, 只得效忠于君主。“保持神秘感, 不显山露水”。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将功劳据为己有, 将罪责推于臣下, 这样君主的形象变得高深莫测, 充满神秘感。神秘感能提升自己对群臣的震慑力, 如此就达到了止奸、防奸、除奸之目的, “控制有度, 赏罚分明”[2]244。人性好利是本性, 君主和臣下都是一样的。因此君臣之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充满着利益关系的, 这种利益关系可以用来交易, 君主可以用爵禄作为诱饵, 让群臣去做有利于自己的事。“因任而授官, 循名而责实。”如此方有利于抑制臣下的邪心杂念, 从而规范百官的行为, 掌握和认清那些重臣、权臣的面目, 才为我用, 才尽其用。“明察臣下, 知恶识奸。”韩非子认为在现实的利益社会里, 没有绝对的忠臣, 任何人都可能变为奸臣, 因此君主必须掌握如何识奸, 他在《内储说上七术》中提出了如下方法:一听贵下, 君主需要考察其臣下的言行是否能一致, 并根据他所说的责令他切实地完成、兑现诺言;众端参观, 君主从多个方面来考察臣下, 看其各个方面是否相抵触、相矛盾, 相互参验看其忠奸;必罚明威, 对于犯错误的臣下必须严惩, 以此来树立君主的威势, 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信赏尽能, 君主对臣下的奖赏要说话算数, 诺言必须兑现, 这样才能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尽心尽力地为君主服务;疑诏诡使, 用假诏书来考察他, 观其是否忠诚坚贞;挟知而问, 君主运用所知的事情来考察其是否诚实和老实;倒言反事, 君主故意装作语无伦次, 是非颠倒, 即说与实际相反的话语, 做与实际相反的事情, 以试探臣下的反应, 观其是否有阴谋。另外, 韩非子认为君主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 不断削弱群臣的势力, 消除朋党, 以达到除去奸臣的目的, “散其党, 收其余, 闭其闭, 夺其辅, 国乃无虎”。

三、韩非子的“势”是指权势, 它涉及如何树立君主威望、落实君主权力的问题

韩非子指出, “法”须靠强力来维持, “术”须权威做后盾。因此, “势”就是强力的维持、权威的后盾, “法”和“术”离开了“势”, “法”与“术”会变成为一纸空文。所以, 韩非子十分看重“势”的作用。以“法”和“术”来行使君主之权威, 又以君主之权威行使“法”和“术”之手段, 这就是韩非子所言“势”之实质。

韩非子认为, 帝王之所以为被人们视为帝王, 关键在于其有“势”。“凡明主之治国, 任其势” (《韩非子·难三》) 。“势”是实行“法”、“术”之前提条件, “主失势而臣得国” (《孤愤》) 。他认为“势”分为“所得而设之势” (人为之势) 和“自然之势” (在既成条件下掌权以及对权力的运用) , “自然之势”对君主而言是继承事实, 因此它不是主要的。君主真正的“势”应是人为之势, 是指能动地运用权力和势力。

韩非子认为“人为之势”包含两方面:一是“聪明之势”,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所视, 天下不得不为己所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能明照之四海之内”。也就是说君主不必亲视各地, 亲听各言, 但要善于化天下人之人为己之人, 让天下人的耳目成为自己的耳目;二是“威严之势”, 韩非子说:“严家无悍虏, 慈母出败子, 以此知威势可以禁暴, 而德厚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他又说:“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 (《韩非子·人主》) 只要掌握了“聪明之势”和“威严之势”, 君主不必是圣人, 只要是中等智慧之人就够了。他还特别强调“人为之势”之基本是君主要把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实行高度集权, 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最高绝对权威。

《韩非子》一书不光记载了“滥竽充数”、“自相矛盾”等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 而且还系统阐述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 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 既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时也为以后的我国历代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韩非子哲学思想篇7

【关键词】韩非；严以教子；家庭教育；局限性

一、韩非 “严以教子”家庭教育思想

韩非子的家庭教育思想是在“性恶论”背景下提出。他把商鞅的法制、申不害的“术治”和“慎到”的势治，形成法术势结合，以法为主，完全否定仁义和先王之教，片面采用严厉法治的政治思想。其家教思想也与其政治思想一样，片面强调一个“严”字。

（1）韩非的家庭教育思想集中于“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意思是说：有严厉家长的家庭里没有暴戾的奴仆，而溺爱子女的慈母却惯坏了不肖的败家子。

（2）“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 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

（3）“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就是说母亲厚爱子弟，子弟多不成器，是由于推行爱的缘故。父亲常用体罚，而子弟多善，是由于严以教子。

他认为母亲对于孩子的溺爱对孩子的成才之路来说是一种阻碍。而且韩非认为母爱对孩子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对于子女的教育应该由严厉的父亲来担任，而父亲的严厉多以体罚为主，只有在父亲的薄爱教笞下，子才多善。他甚至否定父母之爱又进而推出“必待州部之严刑”的结论。

二、“严以教子”家庭教育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1. 混淆了正常的父母之爱和溺爱的区别

韩非的家庭教育思想里的“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和“慈母有败子”把父母对子女所有的爱都归为时溺爱。这种基于人性论的亲子观使得他认为人生而是趋利避害的，而作为性本恶的孩子，如果给予他们爱的教育的话，他们就很难从善。因此，只有严厉的家庭教育才能使子女真正成才，从善。事实上父母之爱是指精神上对子女的一种鼓励或激励，是对孩子心灵上的支持。这样的爱是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溺爱中的“溺”，词典上解释为“淹没”的意思。人被水淹没了叫“溺毙”，如果父母的爱泛滥起来，那也会“淹没”孩子的，这就是溺爱，是一种失去理智，直接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过分的宠爱。

2. 片面强调以惩罚手段来约束孩子

韩非把家庭教育的主要方式归结于“刑”“笞”等严厉的惩罚手段。人为对于孩子的教育就是通过责罚和立法去阻止他们行恶。他在否定了父母之爱后推行的“必待州部之严刑”。光靠惩罚手段来约束孩子，是违背教育规律和儿童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的。韩非把先秦严以教子的思想推到极端，对后世家教产生不良的影响。后世流传的“家庭之内肃如公堂”、“棍棒底下出孝子”等“格言”与之不无关系。这种近乎粗暴的教育方式也是最直接让孩子身心受挫的教育方式，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是孩子真正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和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韩非提出以严厉的惩罚手段的约束孩子，是在当时体罚也就成为了封建家长制下家长特权的表征。

三、严教思想的现代价值

1.给孩子以适度的爱，切勿溺爱

慈母的溺爱会使孩子骄奢轻刑，韩非指出“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前”时，揭示了父母的溺爱对子女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在先秦，韩非揭露溺爱的危害最为透彻，正确的父母之爱是儿童身心发展所必需的要素，缺乏父母之爱的儿童就不能正常成长。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溺爱程度特别明显，这种溺爱是人性之中爱的一种畸形心理，当这种非常态的被放大后，温柔就会变成一副枷锁，疼爱就会化做一个圈套。正确、合理、有益的才给予满足；不正确、不合理、无益的不仅不应该满足，更要对其进行引导。这才是真正的爱，而不是溺爱。所以，韩非的“慈母有败子”无疑是为现在的家长们敲着一个警钟，对孩子的爱切勿过度。

2. 对孩子的教育不应该是单一的体罚

前面提到韩非片面强调以惩罚手段来惩罚孩子。通过“刑”，“笞”等严厉的惩罚手段使孩子从善。事实上，对于孩子的不良习惯的确是应当予以负强化。但是单一的体罚并不能让他们从根本认识到错误，只是忌惮父母的惩罚而避免去做，是一种逃避而不是一种面对。面对现在“虎妈”“虎爸”热，现在许多家长追求的是“棍棒下出状元”。认为只有在棍棒下才能使孩子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马卡连柯一贯反对家庭教育中采用体罚的方式惩罚孩子。他在《父母必读》一书中，公开声明说：“ 我是体罚的反对者，很早就是反对者。一般说来，体罚的方法我是不能容许的。我没有见过一个家庭施行体罚会有好处的。事实上，体罚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许多是危害，不仅会伤害孩子的身体，而且会形成孩子的不良性格和习惯，甚至会把孩子推向更坏的发展道路。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不应当把体罚当做教育孩子的唯一方式，甚至应该尽量避免体罚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韩非子.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 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3] （苏）马卡连柯著，吴式颖等编.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4] （英）约翰·洛克著，徐大建译.教育漫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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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读书笔记篇8

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韩非子》即是其中一颗熠熠发光的宝石。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代表人物。《韩非子》是后人根据韩非的作品辑成，书中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作为一部“帝王之书”，《韩非子》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亦不过时。其中，针对领导者(君主)的素质问题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谨慎

谨慎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君主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君臣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他处在利害关系的中心位置，臣下都在打他的主意。“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要想不被蒙蔽、利用和操纵，必须时时事事谨慎。“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具体说来，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处理政务，都要小心：“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在作出赏罚决定时更要审慎，因为“上失扶寸，下得寻常”，要根据法律来确定赏罚，并把各种迹象放到一起比较查看，做到“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

谨慎，还体现在口风严实，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喜恶或者欲望。君主如果不把对人臣的看法藏在心里却泄露给亲信宠臣，那些想进言的大臣必须先迎合亲信宠臣才能让君主听到自己的进言，这样忠臣离君主就越来越远了。“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所以，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为什么君主不要轻易表现出喜恶呢？“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也就是说，不管是表现出喜还是恶，要么节外生枝，要么下属心生怨恨。“故曰：去好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君主不仅要把喜恶藏在心中，更不要表现出欲望。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还没有了解好情况就先表现出意愿，就会被下级利用，再做这件事情不仅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害。“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要想见到臣下的本色，君主就要“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见”即为“表现”，使其无法“自雕琢”，“自表异”。“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愚去智，臣乃自备。”这就是说，君主平时要保持一种虚静的态度，如果能达到“寂乎其无位而处，谬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就能做到以静制动，以无为促有为。

谨慎，更是体现在不走极端。人只有在平和的心态下才能理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头脑发热，心情急躁，很容易做出追悔莫及的决定。因此，善于自我培养的人会随时调节自己的心态，完善自己的性格。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戴柔软的皮革让自己舒缓一些；董安于心情缓和，所以佩戴绷紧的弓弦来让自己行动迅捷一些。“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完美，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换个角度，过分要求完美有时也是一种走极端，也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韩非在《外储说左下》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季孙喜欢养士，一生都很庄重。家居休闲时穿的衣服像上朝一样整齐。可他偶尔疏忽一次，衣着随意了一些，客人就以为他讨厌蔑视自己，结果私下交好怨恨季孙，找了个机会杀死了他。韩非提醒：“故君子去泰去甚”。也就是说做事避免过分，以免达到“过犹不及”的反向效果。

(二)守信

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对于领导者尤其如此，“言必行，行必果”才能让下级信服。韩非在全书开篇《初见秦》中就对秦王谏言：“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他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成。”在《韩

非子》一书中，为了说明要守信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等。君主表现自己的信用，就要像曾子杀猪一样。实际上，在《安危》篇中，韩非向君主提出的保证国家社稷安全的七大“安术”之一就是“有信而无诈”。

在管理中，信用主要体现在赏罚守信。御臣“七术”中的第三术就是“信赏尽能”。有功必赏，才能使奖赏切实起到激励作用，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有的领导喜欢许口头诺言，可是等部下真的做出成绩时，却又舍不得奖励了。比如说“推己衣衣之，推己食食之”的项羽，貌似仁慈，对手下关爱备至，而该论功行赏的时候，把官印拿在手中，棱角都磨平了也不愿意给有功之臣。难怪他缺乏夺得江山的气概。奖赏如果不能守信，不仅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相反会使下级心生不满，消极怠工，甚至产生敌对行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地改变已经约定好的奖励方式。

(三)节欲

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又常常是灾祸的根源。《扬权》篇中说：“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酒肉虽然美味，却埋下疾病的隐患；明眸皓齿的美女，让人情欲欢悦却损耗精气。这里，韩非给我们提供了健康养生之道，但实际上更是在告诫我们，尤其是当权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对权力和钱财的欲望。《解老》篇中说：“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因此，“祸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利”。可见，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诚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欲望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但是，对于领导者来说，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需要给欲望套上笼辔，否则，脱缰的欲望借助已有的权势将很可能把当权者带向不归路。修养的过程就是克己的过程，克己的过程就是抑制私欲的过程。“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四)恬淡

要做到不受外物的引诱，控制欲望，就要学会保持恬淡的心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持一颗平常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却意义重大。因为“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人只有在心情恬淡的时候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避免头脑发热，做出错误决策。圣人能够专心固守他追求与取舍的准则，不受外物引诱，做到“不拔”；神志专一，精神不被扰动，做到“不脱”。作为领导，每天面对纷杂的事物，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尤其要有“不拔”、“不脱”坐得住的功底。此外，还需要明确目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不被小事牵扯精力。韩非用楚庄王执掌朝政为例子，说明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的意义。楚庄王回应右司马的劝谏时说：“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因此，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五)自胜

自我是最难战胜的。“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引用了老子的话说：“自胜之谓强。”他用楚庄王攻打越国，杜子进谏劝其停止进攻的例子说明领导者冷静地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杜子曰：‘„„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蹊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楚庄王”比比皆是，别人的错误和弱点一目了然，自己的不足却视而不见。“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领导者整日被下属的阿谀奉承所包围，更容易迷失自己，丧失方向。所以，加强自身修养，及时而充分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提高自我认识水平，做到“自胜”，是管理者“胜人”的前提条件。

(六)去私

韩非子寓言哲理篇9

宋人有酤酒者①，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②，然不售，酒酸怪其故③。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④，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酤⑤，而狗迓而龁之，⑥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⑦，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⑧，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上》)

【注释】

①酤(gū)酒：卖酒。②升：量酒的器具。为：酿造。③怪其故：对这种料想不到的事情感到奇怪。④问其所知：向有学问的人请教。闾(lǘ)：邻里。⑤挈(qiè)：用手提着。瓮：盛酒浆的坛。⑥迓(yà)：《尔雅》：迓，迎也。即冲着。龁(hé)：咬。⑦明：帮助开导。⑧蔽胁：蒙蔽控制。

【译文】

宋国有个酿酒的生意人，他开的酒家，量器精准公平，对客人服务周到恭谨，而且酒香味美，店外悬挂的酒旗高扬醒目。

按理说，这个酒家一定会生意兴隆，可恰恰相反，他家的酒常常发酸变质却卖不出去。?

店主也对这种情况感到奇怪，冥思苦想找不出原因，只好去向邻里中有学问的杨倩老人请教。杨倩老人问他：“您家店铺里的看门狗很凶吗?”店老板迷惑不解地说：“狗的确很凶，但如此好酒为什么卖不掉呢?”杨倩老人笑道：“人家怕你的恶狗呀!有的人叫自己的小孩怀里揣着钱，提着酒壶、抱起酒坛，上你家去打酒，而你的恶狗却冲着顾客龇牙咧嘴咬人，多可怕呀!你的酒再好，还有多少人敢来买呢? 所以，直到发酸也卖不出去。

韩非子散文语言艺术研究篇10

关键词：韩非子；语言；概括性；表现力；音乐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1

（一）精准冷峭，极具概括性

以理致胜，去情客观是韩非子散文最具辨识度的特点，通常给人的感受都是字里行间冷冰冰，毫无人情味可言，这种行文特征反映在言语上就是精准性、严肃性，同时表现出高度的概括性。

无虚言、无赘字，这是韩非子行文的准则，也是韩文读之酣畅淋漓、流畅无滞的原因。《初见秦》有这样一段：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蜀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臣闻之曰：“削株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其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型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这一段文字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却囊括了韩非所说的秦国几次错失称霸机会的憾事，并且他详尽地描述了失“霸道”之事的具体过程，包括政治背景、势力分布、战争具体的动势、以及在这种绝佳机会之下因把握时机伺机行动步步为营。但由于何种不当的处理方式，导致良机的错失。寥寥数百字，把一个国家多年来最具突破性的局势分析得面面俱到，并且能够拿得出最佳的解决方案以及明示前人是所失和大过，没有一句虚言，没有一个赘字，字字句句切中要害。

在这里还可以分析出韩非子精准冷峭的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他经常会在遣词造句中注入明显的评价倾向，整篇文章阅读出来可以很清晰地体会韩非子的情感和褒贬倾向，这些本来就带有感情色彩的词的运用可以进一步加强整个语言的指向性，使得整个行文语言拥有更强的概括性。

（二）生动形象，富有极强的表现力

作为具有政治性目的的实用性文体，韩非子散文极其讲求语言艺术的运用，这是因为即使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要真正地做到上达天听、推行己说，还是必须运用语言的技巧，生动形象的表达是语言智慧的一种方式。

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是以语言的准确性为前提的，但仅注意到文字表现的准确，却不一定就能使描述带有生动性和形象性。这里涉及到一个表现技巧问题。韩非子行文非常注意选择角度，以准确的字眼勾勒或描摹，而于无关紧要处，则不着笔墨，如此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如《外储说左上·说五》：

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来渴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遮起，传骑又至。景公曰：“趋驾烦且之乘，使骆子韩枢御之。”行数百步，以脑为不疾，夺髻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为不进；释车而走。

短短几句话，把一个急急忙忙、失去理智的庸主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逼真。显然，这种出色的表达效果是由韩非对齐景公几个典型动作的描写产生出来的。

另外，韩非子散文中有一部分政论文。政论是议论政治道理的，但这些道理一般难于让人理解和接受。韩非常常运用细致的描绘和精彩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变得具体可感。如《亡征》：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王；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通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用蠢隙于内，风雨于外，生动形象的比喻恰当地表现出亡、王之机的急迫形势。

（三）节奏铿锵，极具音乐性

韩非子的散文已经是成熟的专题论文，在艺术形式尤其是语言表达上也体现了这种成熟度，形式上表现齐散并行，运用了大量排比句，形成铿锵的节奏，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内外《储说》则集中反映了韩非大量使用排比句式的特点。排比，即整齐骄偶化的句式。如：

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夫为门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进，乱之所以产也。齐侯不听左右，魏主不听誉者，而明察照群臣，则拒不费金钱，潺不用璧。西门豹请复治邺足以知之。犹盗婴儿之矜裘，与别危子之荣衣。子绰左右画，去绳驱蚁，安得无桓公之忧索官，与宣王之患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