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哲学思想

屈原的哲学思想（共11篇）

屈原的哲学思想 篇1

现代学者列出了春秋战国时期最突出的五名教育家, 他们分别是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和屈原, 因此, 屈原不仅是伟大的诗人, 同时还是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教育家, 屈原的教育思想主要在于道德教育, 热爱祖国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突出的忠君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基石;培养优秀的品德是其教育思想的目标。本文联系他所处在的时代历史来诠释屈原的教育思想。

一、热爱祖国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

屈原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 当时正是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屈原出身贵族, 家世显赫。司马迁说他是“楚之同姓”, 即跟楚王同宗, 其先祖受封屈地, 因以为氏。生在贵族之家, 屈原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 屈原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 知识渊博, 才学非凡。我们从他的诗里可以窥见些端倪:不论是天上的星辰, 还是地上的山川, 不论是往古的人文史迹, 还是缥缈的神仙妖魔, 屈原都是相当熟悉的。在著名的《天问》里, 他一口气发出一百七十多问, 天地自然, 人鬼神魔, 无所不究, 无所不问, 从中既可见其强烈的求知精神, 也可看出, 他的知识是相当渊博的。

战国初期七雄争霸的局面发展形成了秦、楚、齐三强鼎立的格局。其中, 秦国由于改革比较彻底, 国力比较强大, 齐国地处东方, 战争破坏较少, 比较富庶, 但国力并不强大。楚国虽是南方大国, 而且历史悠久, 但保守势力较大, 也远远落后秦国。

由于屈原才华出众, 又懂得国家治乱的道理, 楚怀王对他十分欣赏, 重用他为左徒。上官大夫靳尚为了争得楚怀王的宠信, 便多次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怀王信以为真, 从而疏远了屈原, 后来又罢免了他的左徒职务, 任命他为三闾大夫, 掌管宗室子弟的教育工作。靳尚一伙小人还不甘心, 继续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最终, 楚怀王把屈原放逐汉北。

公元前278年, 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 攻破了楚国京城郢都。屈原看到楚国很快就要灭亡, 人民流离失所, 无比悲愤, 就在这一年农历五月五日, 写罢《怀沙》一诗, 他怀抱一块大石头, 跳进汨罗江中, 以表白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决心。

从屈原苦难一生的经历来看, 他始终饱含眷念祖国之情。对祖国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和担心之中, 以至于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当国家危难的时候, 他是焦急异常。当国家处于安宁的时候, 他又希望国家富强。即使被放逐, 他思念的仍然是国家。他就像是眷念着自己的爱人一样, 对祖国, 他也是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没有祖国的消息, 他牵肠挂肚。有了祖国的消息, 尤其是坏消息, 他又心急火燎。他宁愿伤心痛苦, 也要知道祖国的消息, 这样才能够让他心安。

屈原的爱国思想表现在于他热爱人民, 他为民而生, 为民请命, 为民而死。为了人民的利益, 不顾及个人的生死。他是把人民的事情放在心上的。爱国家就必然表现在爱人民上, 爱国家就要爱人民, 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 民为邦本。我们从屈原的美政理想中也可以看出, 那种理想是有利于人民的, 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二、突出的忠君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基石

屈原经历二任楚王, 他总是怀抱忠于君主的思想, 从政做官尽职尽责。在楚怀王当政的早期, 屈原一度颇受信任和倚重。楚怀王曾经“使屈原造为宪令”, 大约是关系国家制度的大事, 其中一定会有屈原的治国理念在内, 可惜“宪令”的内容不得而知。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屈原的诗句, 来探究他的思想和主张。

从屈原诗中歌颂和批评的对象, 约略可以知道他追求的和反对的是什么。“望三五以成像兮, 指彭咸以为仁。” (《抽思》) [1]171“三五”有两种解释, 一是指传说中的三皇五帝, 一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大禹、商汤、周文王和春秋五霸;彭咸在屈原诗里多次出现, 如“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 [1]69, “独茕茕而南行, 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1]89,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 暨志介而不忘” (《悲回风》) [1]125。王逸注称:“彭咸, 殷贤大夫, 谏其君不听, 自投水而死。”可见, “三五”代表明君, 彭咸代表贤臣, 屈原追求的是一个君明臣贤的政治, 跟孔子说的“君君、臣臣”差不多, 目的是实现国家的强盛, “忽奔走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 (《离骚》) [1]70。屈原歌颂的是尧舜汤武一类的明君, 批评的是桀纣启浇一类的昏君。启 (大禹的儿子) “康娱以自纵”, 羿 (那位射日的英雄, 传说中夏代有穷氏之国君) “淫游以佚畋”, 浇 (音傲, 传说中后羿之相寒浞的儿子) “纵欲而不忍”, 以及“夏桀之常违”, “后辛 (即商纣王) 之菹醢”, 都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放纵的反面是自我约束, 淫靡的反面是克制节俭, 滥刑的反面是推行仁政, 因此可以说, 屈原的治国主张跟后来儒家所提倡的东西是大体一致的。

屈原特别重视“选贤而任能”, 即要把国家大事交给那些既有贤德又有才干的人。“昔三后之纯粹兮, 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 岂维纫夫蕙茝?” (《离骚》) [2]170因此, 他特别羡慕那些得遇伯乐的贤人, 也特别欣赏那些慧眼识才的明主。然而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 现实常常“变白以为黑兮, 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 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 一概而相量” (《怀沙》) [2]210。屈原也只能叹息, “重华不可遌兮, 孰知余之从容?”“汤禹久远兮, 邈而不可慕。”“怀质报情, 独无匹兮。伯乐既没, 骥焉程兮。”

“循绳墨而不颇”, 也是屈原的重要主张。在屈原的诗句里, “绳墨”、“规矩”、“法度”这样的词汇时常出现。跟《史记》的记载相对应, 屈原在《惜往日》里回顾了受到重用的那段好时光:“惜往日之曾信兮, 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他这样强调“法度”的必不可少, 当然, 屈原所主张的“法度”, 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规则制度, 与法家主张的“法治”是有很大差别的。屈原政治思想的核心还是实行仁政, 以德服人, “重仁袭义兮, 谨厚以为丰” (《怀沙》) [2]210;“孰非义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离骚》) [2]170

三、培养优秀的品德是其教育思想的目标

屈原十分重视自己的修养和形象, 他是个自视甚高、自律甚严、自修甚洁的君子, 他的理想远高于常人之上。他不愿与世偃仰, 随波逐流, 不愿跟其他人一起勾肩搭背, 追名逐利, 而且态度十分坚决。正是这种特立独行, 不苟且、不通融的性格, 使屈原成为朝廷中的异类, 众人眼中的沙粒, 他不受排挤还能有谁呢?

在如何治理国家上, 屈原是有一套想法和主张的, 然而, 残酷的现实却没给他充分施展的机会。究其原因, 一是未遇明主, 二是难敌小人。屈原侍奉过两任楚王, 楚怀王熊槐和顷襄王熊横。楚怀王当政时, 在他父亲楚武王打下的基础之上, 曾一度称雄南方, 臣服了越国, 打败了魏国, 东方的齐国也甘居下风, 苏秦倡导合纵时, 楚怀王为纵长, 六国联军的总司令。但是, 这位楚怀王显然没什么统帅才能, 刚到函谷关, 与秦军一交手, 六国军队就作鸟兽散了。楚怀王最大的弱点是耳软心活, 没有主见, 看他被张仪玩弄于股掌之上, 最能说明问题。这件事在《史记·楚世家》里记载甚详。

楚怀王熊槐和顷襄王熊横都是是非不分的主, 遇到他们, 屈原一被疏、再被绌、三被放, 就不奇怪了。他也只能向天发问:“薄暮雷电, 归何忧?厥严不奉, 帝何求?伏匿穴处, 爰何云?” (《天问》)

屈原遭遇的小人, 司马迁提到的只有一个上官大夫。表面上看, 屈原被绌是上官大夫在楚怀王和顷襄王跟前进了谗言, 实际上是他与楚国的官场生态格格不入, 才被排挤出来的。众所周知, 官场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 要在官场里生存, 就得遵守官场的规则, 而所谓规则, 好多又是上不了台面的潜规则, 而这些潜规则比那些在台面上闪闪发光的显规则更有力量。

理想破灭, 也不等于走投无路了, 非投水自尽不可。离开朝廷, 摆在屈原面前的, 至少还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退隐山林, 二是远走他乡。辞官不做, 做个游山玩水的逍遥诗人, 屈原不是没有这种想法。“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离骚》) 他还设想, 或许可以像传说中的神仙那样餐风饮露, 超凡脱俗, 羽化登仙。在《远游》、《离骚》等诗里, 那些龙螭为驾、凤皇为旗、升天入地、上下求索的壮观场面, 其实正是他内心骚动不安的写照。他在寻找一个理想之乡, 在那里, 他那远大的理想能够实现, 他那纯洁的品性不受污染, 他那高傲的灵魂可以安放。

然而, 在找到那个理想之乡之前, 他主动放弃了。他是如此地眷恋自己的故乡, 连仆夫和乘马都徘徊不走, 他怎么会抛弃故土投奔他乡呢?这样的感情是真诚的。然而,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就是他对楚王、对国家还抱有一线希望、一丝幻想。他还幻想着, 或许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朝廷, 协助君王重整河山, 使国家重新强大起来, 自己致君尧舜的理想能够实现。正因为犹疑不决, 他才在远游时“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 。为什么要“勿驱”、“勿迫”?分明是有所保留, 有所期待;而他所期待的, 除了君王回心转意, 再给他一次施展才能、实现理想的机会, 还能有什么呢?直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 生命再没有任何意义, 他就只能殉他的理想而去了。

摘要：屈原是诗国的一颗巨星, 远在众星之前, 他出现在我国诗歌史上, 成为无数后继者所仰慕的风范。然而, 让世人忽视的是, 屈原还是一位教育家, 他的教育思想同样震古烁今。

关键词：屈原,教育思想,爱国,忠君,修身

参考文献

[1]金开诚.楚辞选注[M].北京出版社, 1980.

[2]闻一多.楚辞补注[M].巴楚书社, 2002.

屈原的哲学思想 篇2

从离骚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他的高尚的品德修养、明君贤臣、忠君忠国。

一、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现状

屈原在《离骚》中曾提到“美政”一词：“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用“美政”指代屈原的政治理想，学界已达成共识。但“美政”具体指什么，《离骚》中并未明确指出。

洪兴祖《楚辞补注》引王逸注，释“美政”为“行美德、施善政”;朱熹《楚辞集注》未予解释;按王夫之《楚辞通释》，“美政”似与“恶政”相对;蒋天枢《楚辞校释》注：“美政，可以实现己理想事业之政。”王泗原《楚辞校释》：“为美政是屈原的抱负，生死以之。”姜亮夫《屈原赋今译》释为动词“修美政”。

上述注本或译本对“美政”一词的解释，都不够具体，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美政”的内容。

廖化津在《屈原美政思想系论》中，对今人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作了梳理：解放前，研究者寥寥，游国恩先生为代表：“美政者，即合从以摈秦之政也。”“所谓美政者，非合从抗秦之策乎?”认为美政就是楚国现实政治中的一种正确的外交政策。解放初期，研究者仍很少，但认识出现分歧。一是美政是儒家思想，屈原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政治”，以何其芳先生为代表;二是美政是法家思想，“屈原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法治，使国家富强的法家思想……不能实现他的美政……只好决心从彭咸之所居。”以张纵逸先生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者渐多，论文(含专著)有十余篇，多仍依儒、法两家之间，持折中、调和之说，以孟醒仁先生为代表;其他论者，或儒、法杂陈，或儒主法次，少数人仍坚持法家说[5]。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现在，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依然不少，一是承袭上述观点，二是认为屈原美政思想兼融先秦诸家学说，分对内、对外两部分，包括举贤授能、实行德治，君主贤明、政治清明，关注民生、系心于民，变法革新、修明法度等。

二、屈原美政思想的内容

屈原的美政思想，首先是要有内外兼修的高尚品德。《离骚》一开始写自己的出生：“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出身高贵，有美名，内含天地之美，与生俱来诸多“内美”。但屈原并不满足于此，“又重之以修能”，在衣着服饰、饮食装扮等方面亦十分讲究：“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是服饰之美。“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粻。”——是饮食之美。“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折琼枝以继佩”，“琼佩之偃蹇”——是装扮之美。“鸣玉鸾之啾啾”，“奏《九歌》而舞《韶》”——是声乐之美。“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是车驾之美。衣着服饰、饮食装扮、声乐车驾等都说明屈原志向高洁，注重培养自己的美好品德，“内美”、“修能”兼有。“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君臣都要有德者为之。

其次，美政思想离不开明君贤臣。“兮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尧、舜、禹、汤、文王是历史上有圣明的开明君主，不仅有美好品德，亦能遵天地之道，选贤任能，有圣明之智，亦有盛德之行。“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羿淫游以佚畋兮……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羿、浞、浇、桀、纣是历史上骄奢淫逸、昏庸无德的君主，不能选贤授能，而且常逆天而行，故而不能守住社稷。两者对比，说明屈原对明君的渴望。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暧。”谗佞之人，相与朋党，嫉妒忠贤，陷害忠良，苟且偷乐，不仅不能辅佐国君，反而会将国君引入歧途，远离明君先王的.圣贤之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姚小鸥老师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中，考证“先路”在屈原生活的时代是诸侯乘舆的专用名，“尊贵者出入必有前驱，前驱者的地位，依出入之尊者的身份而不同，但皆为亲贵之人。”可见，屈原对自己的期待——以亲贵贤臣的身份辅佐怀王，对怀王的期待——要作亲贤臣、举贤任能的贤能之君，而非被谗佞蔽明害公的昏庸之君。

屈原的哲学思想 篇3

一、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屈原的爱国思想

列宁说过,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浓厚的感情”。毛泽东则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里说过:“爱国主义内容要看在什么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要谈屈原的爱国思想自然不能离开屈原生活的历史时代来探讨。

楚原是商的属国,商亡后,被迫向南迁移,后被周成王封于楚地。常被周人斥为南蛮加以剪伐,始终局促于汉水之南。周东迁后,国力衰弱,楚趁机发展势力,纵横于汉水、长江一带,并向北发展,打败了隋国、徐国,灭掉了申、息、邓、弦、黄等国,屈服了陈国、蔡国,插手郑国事务,与齐国争霸。尤其是打败了宋国之后,楚成了中原的霸主,控制了黄河流域的许多中小国家。公元前606年,竟陈兵于周的边境,问鼎于周室,意在取而代之。公元前597年,楚征服郑国,饮马黄河,雄视北方,与晋国对峙。楚昭王时败给吴国后,国力虽然大减,但直到春秋后期,它的疆域在诸候国中仍是最大的。战国中后期的楚怀王时代,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山东诸国合众抗秦,推怀王为纵约长,所以汉朝刘向概括当时的形势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源出于撷顶部落,在上古民族结构中曾长期处于特殊地位的楚民族素有爱国传统。由于南迁,使它介于华夏、蛮夷之间,为求生存与发展,它必须利用夷夏双方的力量,吸收相邻各族的积极的文化因素,经600余年的艰苦奋斗,推行“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的路线,务使夷夏“阁不率服”,因而竟壮大发展成为战国时期两强国之一。到春秋后期,楚国已兼并了四五十国,疆域扩展非常迅速。到战国中期前,楚已成为战国时代疆域最大的国家。

楚民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光荣历史,使楚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从而更形成了热爱楚国、报效楚国的传统精神,君臣上下,普遍如此。屈原作为这样民族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出身没落贵族家庭、深谙历史、具有伟大政治抱负的刚烈之士,继承了楚民族的爱国精神传统,是自然而然的。可以说是当时的客观现实造就了屈原的爱国思想,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政治家兼诗人。

由于楚怀王昏庸无能,目光短浅,楚国内部贵族腐朽势力把持政权,山东六国彼此争夺,导致秦国趁机采取远交威胁利诱等手段,完全瓦解了合纵联盟阵线,使得楚国由盛转衰,逐渐走向灭亡。屈原正是处在这样历史年代,在楚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被楚怀王任用为左徒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居重要位置。在《惜往日》中,屈原自己回忆说:“惜往日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娱。”这表明他在左徒任上时怀王非常相信他,命他明法审令,起草新的法制条文,而且他也曾在一段时间内,把国家治理得逐渐富强起来,新法也制定完毕且实行。从屈原遭到腐朽贵族们的诬陷,导致昏庸的怀王“怒而疏屈原”的史实来看,屈原的新法一定严重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从而也证明屈原的新法有重要的改革内容。

屈原的外交路线非常明确—主张联齐抗秦。《新序·节士》篇记载“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可见屈原在外交上的作用及他对当时形势的正确认识。山东六国中,齐最富,楚最大,只有齐楚联合,才足以对抗强秦。然而昏庸的怀王因受张仪之骗,贪得商于之地而绝了齐交。在兵挫地削后,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再令屈原使齐,又结联盟。由于昏庸的怀王反复无常,听信了郑袖等人的奸计,再次与齐绝交,与秦约为婚姻,致使一向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遭受到更大的排斥,为理想的无法实现承受巨大的痛苦。《离骚》中“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表明了屈原为国为君而忧虑的心情。正如屈原所虑,怀王被骗,客死他乡,顷襄王则完全屈服于秦国的压力。

然而,屈原在黑暗的现实中,却绝不与腐朽的贵族集团同流合污。为了拯救国家,他不怕打击陷害,做着坚决的斗争。在《离骚》中愤怒地写道:“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在《惜往日》中写道:“信谄谈之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他不仅痛斥腐朽的贵族,而且愤怒地“责数怀王”,他的悲愤的歌唱,一字一句都倾泻了深沉的爱国思想情怀。

二、“思九州”体现了屈原的伟大爱国思想

屈原不仅爱自己的宗主国—楚国,而且爱整个中国。战国之前,先后存在过夏、商、周三个大一统的朝代。周王朝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名义下,诸侯林立,还有四夷之国与周王朝或诸候国发生某些联系。各诸侯虽然不相统属,但又能相互依存,共同创造着华夏文明,所以《离骚》才有“思九州之博大兮”的诗句。随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个人地位的变化,时人所居之国也在变化,因此在时人的思想中“国”有三层含义:一是原籍之国,亦称乡国;二是居住或仕奉之国,亦称君国;三是超越于乡国、君国之上的,共同使用华夏文明的、传统思想中所认为的构成神话谱系的大一统之国,即有着共同祖先的“祖国”或称“天下”。正由于这样,人们的爱国便有范围的不同,一般臣民所爱之国,大抵是乡国与君国。伍员弃楚奔吴,为吴伐楚,绝情于乡国,所爱的只是君国。孔子周游列国,偏于诸侯,所爱的是祖国。屈原热爱楚国,但是他心目中的国家并不仅仅局限于地处江南的楚国,他是要以楚国为基础来统一天下,以结束“九州”分裂的局面,使中国成为传说中尧舜、夏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所统治下的一统天下。

屈原在《离骚》中选用大量古代帝王兴衰的经验、教训去劝说怀王,他所用的例证几乎都是大一统天下时的君主,正如刘安所说:“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他多次赞颂尧舜、夏禹、商汤等大一统君主及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等华夏诸国共同认为的理想宰辅。《天问》中大部分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叙述,而涉及到楚史的只有四五句而已。这正如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所言:“为统一中国起见,极力主张消弥各个氏族集团的个别传统,特别是个别的氏族传统,而倡导出中国民族的大公祖以为统一的基点。”屈原极力称颂尧舜、夏禹、商汤,正是这个用意。《离骚》一开头,他就说明自己为高阳氏的后代,捧出这位整个华夏的始祖来,说明在他的思想中认为楚民族有着同秦齐等国一样光荣的历史,是有资格统一全国的。他要为怀王导先路,劝怀王举贤授能,使楚国富强,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反复劝戒怀王,“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这正是希望楚怀王如尧舜,自评为皋陶,而用楚国力量统一天下。他迫切希望怀王“抚壮而弃秽”,“及前王之踵武”追踪尧舜,“遵道而得路”,振兴国家。他以夏启、太康、夏架、奔、后辛等整个华夏诸国所公认的历史上的昏君为鉴,用来劝导、指责怀王,这表明屈原的思想中是把楚国与整个中国紧紧联系起来,认为楚国只是大一统的中国的一部分,楚又有数百年向北发展的历史,拥有带甲百万、地广人众的条件,只要怀王能遵道得路,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楚国一定能够统一整个中国。他要使楚富足强大,并以此为基础去统一全中国。他不仅仅爱楚国,而且爱祖国,他把爱楚国与爱整个中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核心。

三、屈原的悲剧性结局

“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屈原的悲剧性结局,其根本原因是时代的缺陷所造成的。屈原生活在君主专制日趋强化的时代。君主是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态体现着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其“唯我独尊”的权威是丝毫不容侵犯的。而屈原却偏要打着先王的旗号,不厌其烦地去开导楚王、说服楚王,甚至颂古而非今,不仅没有收到正面效果,反而触怒了楚王,乃至被逐出朝廷,过着悲惨的流放生活。虽然,他用诗歌“发愤以抒情”,揭露和批判了昏君佞臣中的种种丑恶行径,这或许会对统治者的信誉产生一些冲击作用,却不能触动君主专制的既存意志,更不用说会触动君主专制实体了。正是这种时代的缺陷,造成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也是产生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屈原的悲剧还在于他为楚国所构想的“美政”社会,其中有一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为政者必须以古代的明君贤臣为榜样,始终保持高尚的人格,否则就没有资格当政。这种要求,从理论上说固然无可厚非,但在君主专制日趋强化的时代是无法实现的。究其原因,这与屈原自我认定的理想化的人格标准有关,他将从政者的人格标准定得很高,且作为第一要素,要求为政者时时保持人格的高尚和尊严,不做任何有损人格的事,在政治上不做任何妥协或让步。这在屈原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绳墨”(准则);但在善良的人们看来,这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而已,只是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来表示崇敬;而在昏君佞臣的眼中,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迂腐怪异,遂嗤之以鼻。说到底,屈原为楚国所构想的“美政”社会,是一种自我认定的理想化了的图景,当他为此而付诸实践时,必然与社会现实发生剧烈冲突,使自己遭到接二连三的挫折,承受了种种痛苦和打击。令人敬佩的是,他宁折不弯,“九死”不悔,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义无反顾地为其既定理想而奋斗,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

另外,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与他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有关。历代政治家从政情况表明,大凡精明、成功的政治家,均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胸怀全局,深谋远虑,审时度势,讲究策略……由于某种政治目的需要,因而有时不免要受点委屈(或曰以退为进),做适度妥协或让步。而性格刚烈、士人气节极强的人往往做不到这一点,难免会冲动任性,感情用事,固守己见,不愿做任何妥协或让步。这种士人气节和诗人气质,“尚带有人类早期青少年时代狂热、激进、纯洁、气盛、探索、无所顾忌等等不够老练圆滑的种种特点”。正是这种个性化的刚烈性格和“以道自任”的士人气节以及重感情、易冲动的诗人气质,使屈原追求人格的完美更加执着,更加专注,无形中也就加快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进程。

不过,从历史的客观效果来看,屈原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有得也有失。正是政治上的失败,使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巨大成就,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这些不朽的作品,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学,而且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影响,从后世的各种“屈原文化现象”中可以看出,爱国情操、人格精神的政治道德意义似乎要比文学本身的影响还要深刻广泛些。因为屈原的爱国情操和人格精神,是建立在深厚的人格修养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吾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这些千古绝唱的诗句,如同穿越时空隧道的一道道声波,在天地回荡,让人“惊起却回头”,肃然起敬!

屈原教育思想述考 篇4

一、屈原教育思想的雏形考

从古至今,家族文化教育对于一个族中成员文化教育具有延续遗传与言传身教的作用,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莫不如此。楚国的祖先在帝喾时期被封为祝融,其后人一直掌管着天文历数与火种,以凤为本族的图腾。其后人为了生存南迁荆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天文星历之术在楚国是很发达的,它需要一定的知识。在当时,掌握它就是拥有一种很先进与高端的科学知识,可见楚族是原始社会末期有知识与先进文化的一族,他们也以掌握这种发达的科学知识而自豪。楚族南迁中不断扩大土地,然后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屈原出身于当时楚国皇族三姓“昭、屈、景”中的屈族家族,他的祖先是楚武王的儿子屈瑕,以功被封于屈,瑕的后人便以屈为氏。在楚族公族中,屈氏受封最早,族人也最盛,绵世最久,从春秋到战国,屈氏的子孙或为将、或为相、或为官、或为吏,都是显要人物[2]26。由此可见,楚人有脚踏实地的精神与敢为人先的野心。受此家族的影响,屈原从小好学苦读,博览群书,涉猎极广,且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又有以振兴家族、振兴楚国为己任。这种早年的吏志的思想,与其家族传统文化不无关系。

然而,对少年屈原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他的父亲。由于受史书遗失的限制,我们今天能看到有关屈原生平的书很少,只能从少量的古书中来窥视屈原的事迹。屈原在自己的作品《离骚》开篇介绍自己身世时,先叙述自己出生时间的美好,意在表明他是继承先人掌管天文这个传统,被认为是有天地之美的。然后就说“皇揽揆余以初度兮,肇赐予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他的父亲也继承了这种祖先的传统,揆度锡名而肯定自己生辰的非凡。这种把自己祖先传统、家世风范和个人的生辰联系起来,既表明自己的生辰具有先天之美,又说明父亲很重视儿子的生辰,很重视儿子后天的修能,希望儿子能有祖先的气度与功业。父亲的阅历与知识,希望与期待让屈原从小就有决心为他自己的家族、为楚国、为时代肩负起应有的历史职责。

二、屈原教育思想完善考

屈原的教育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他教育思想形成是他出任“左徒”一职。屈原虽与楚王同姓,但出生贫贱,《惜颂》中说“忽忘身之贱贫”。可能幼年时,屈原在郢都附近的乡村居住,所以东方朔《七谏》里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可见他出身贫寒之家,身处萧条冷落的境遇。后来楚王筑兰台之宫,广招天下的文学寒士,屈原做了楚王的文学侍臣。据《文心雕龙·时序》中记载“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刘勰的说法是值得信赖的。这时他的职位与职责是随楚王游猎云梦,赋诗于洞庭之皋。改变他身份与地位,让他走上教育仕途的是怀王初期,他出任“左徒”一职。《史记·屈原列传》中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王甚任之。”“左徒”是“太子之傅”,是太子的老师,是专职教育太子的人,享有国之重任之职。太子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命运,国王是非常重视的,一般选派非常信任,且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在楚国历史上,被史书记载任“左徒”的人还有一个是平原君黄歇[3]26。《楚世家》说黄歇任“左徒”时,“楚使左徒侍太子质于秦”,后楚王生病,黄歇谋求秦王放太子归楚,秦王说:“令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可见“左徒”就是“太傅”之职。在古代的“太傅”,既是太子的老师,又是朝廷重臣,可以制定修改国家法律条文,屈原就是这样一个握有国之重器的人。他从文学侍臣到“左徒”,从担负教育太子到负责制定国家法令,其中也包含楚国的教育法令,其教育思想得到完美的实现。

其次影响他教育思想的是他出任“三闾大夫”一职。由于怀王听信谗言,屈原被谗见疏,被降职为“三闾大夫”,《渔父》中载“子非三闾大夫欤?”可见屈原长期任“三闾大夫”一职。东汉王逸为《离骚》题“序”时说“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这里“序其谱属”就是教授楚国王族各家庭的历史,“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就是以贤良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鼓励、培养王族中优秀人才,勉励国内的其他人才。因此“三闾大夫”实际上就是王族内最高教育长官,相当于同时代晋国的“公族大夫”一职。根据历史书记载,公族大夫一职非常重要,也很显贵。从教育的对象上来看,全是王族子弟,关系着未来国家的整体官员素质;从教育的目标来看,主要是“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培养品德优秀之士;从教师组成来看,为官者必须具有“镇静”、“果敢”、“文敏”等公族中的优秀成员;从职位上来看,属“大夫”之职,很高贵,所以晋国的栾伯还“请族公大夫”。由此可见,屈原虽然由身负重任的教育太子的“左徒”,降而为一个只教育王族子弟的“三闾大夫”,但他并没有离开教育战线,而是一直从事教育、教授国家中那些未来即将为官的王族子弟,也说明他的教育思想即便在他被谗见疏时也能得到楚王的认可,得到王族子弟的认可,他的教育思想也在他任职教育长官时得到成熟与自成体系化。

三、屈原教育思想实践考

屈原自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加强自身修养,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他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陈述自己不仅有美好的外表,而且还有很好的个人修养。如《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意思是说不仅要保持先天赋予的良好品质,还要不断地加强学习,使自己具有长才;“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原一生担心的事很多,其中之一是时间易逝,人生易老,而自己修养不易。“修名”,廉洁的名声。屈原好修和重视修洁的特殊志向,正是他加强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体现。这也是屈原对当时封建贵族贪婪风气的强烈反感,反对腐朽的贵族生活的思想感情的升华。“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说自己独好修洁,不断开展自我修身。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修能”,还是“修名”、“好修”,都是屈原加强自身修养,强调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自行教育的实践活动。

忠君爱国、法先王的思想尤能反映屈原教育思想理念,执著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推行法治是屈原教育的核心。他在《橘颂》中不断赞美橘树不离地土的品德高尚,在《哀郢》中讴歌“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高贵,表达出对楚国的无限热爱。最后,国亡无日,谁甘臣虏,他不愿意苟活下去,决心自沉汨罗江,以死明志。他的死不仅是他不愿看到自己祖国沦陷灭亡,而且是他自己加强自身修为的最后一次教育实践活动,给楚国那些燕雀乌鹊般的奸佞小人上了一课忠君爱国之课,也给那些呻吟在苦难的楚国人树立了一块爱国主义的教育丰碑。他在作品中也反复称道“前王”、“前圣”,力图谏戒楚王效法先王治国的经验,以修明楚国的政治。“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导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这类的例子在屈原作品里俯拾皆是,这种爱国、美政的思想自然也贯穿在他的教育事业之中。

屈原历任教育长官,精心为公族、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谈到自己从事教育的情况。在他的早期作品《离骚》中有这样的诗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有人说这是屈原任“左徒”时的一个教育片段。诗中用了大量的动词:滋、树、畦、杂、冀等,这些动词表面意义是“耕耘”,其内涵引申意义为“培育”;诗中也用了一系列香草:兰、蕙、留夷、揭东、杜衡、芳芷等,这些名词表面意义是香草,其内涵引申意义是代楚国里的优秀人才。“九畹”、“百亩”极言其面积广与数量之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在楚国任左徒期间,曾大办教育,也正是这个时期,才是他教育事业的顶峰时期。在屈原后期作品中也有这样的片段,《惜诵》中有“木兰以矫蕙兮,凿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诗中也用了大量的香草“木兰”、“蕙”、“申椒”、“江离”、“菊”等来象征精神芳香高洁的卓越人才。而诗中的一系列动词“矫”、“凿”、“播”、“滋”等写自己辛勤耕耘,实际则是象征自己坚持刻苦学习和求索,表现屈原不知辛劳地培养优秀人才。“春日”是屈原教育理念在楚国得以实现的时候,“糗芳”。“愿春日以为糗芳”,这句词写出屈原希望自己所教育培养的人才,能成为楚国美好的春天的“糗芳”[4]127。这句诗也写出屈原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活动。

摘要：屈原是先秦时期伟大的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同时还是教育家与教育实践活动者。本文从教育家的视角考证屈原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其实践活动,以期从此历程中让世人更好地理解他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屈原,教育思想,实践

参考文献

[1]李霁.屈原的教育理念探析[J].时代文学,2007(3).

[2]聂石.屈原论稿[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湖南教育史编委会.屈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J].第一师范学报,2000(1).

屈原——面向风雨的歌者 篇5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简单地说，既是对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也是对士之“弃天下如弃敝屣”的自由的否定，同时也标志着另一种观念的建立：“忠”。令人稍感吃惊的是，正是这样一位向君权表忠的人，一种桀骜不驯的个性精神却表现得尤其强烈而突出。正是这种矛盾现象，使得屈原几乎在所有时代都会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

《离骚》中的句子，充斥着“恐”“太息”“哀”“怨”……骚者，哭也！为时光哭，为生命短暂哭，为短暂的生命里不尽的痛苦、失意哭。注意，他诗中的“民”，也就是“人”，“民生”即“人生”，“民心”即“人心”。他开始从“人”的角度、“人”的立场来表达愤怒，提出诉求。我们知道，《诗经》中的愤怒，往往是道德愤怒，是集体的愤怒；而屈原的愤怒，虽然也有道德的支撑，但却是个人的愤怒。屈原很执著地向我们诉说着他受到的具体委屈：他政治理想的破灭，楚怀王如何背叛了他，顷襄王如何侮辱他，令尹子兰与靳尚如何谗毁他……从他的诗中，我们读出了人生的感慨，读出了人的命运，读出了一个不愿屈服的个人所感受到的人生困窘，一个保持个性独立意识的人所受到的压迫甚至迫害。

如果说，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经》，其人生感受的尖锐性太有折挫而略显迟钝的话，那么，怒形于色，被班固批评为“露才扬己”的屈原，则以其“发愤以抒情”(《惜诵》)、“自怨生”（司马迁）的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当个性在面对不公与伤害时，是何等的锋利而深入。这种锋利，当然是对社会的切割；而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内心的血淋淋的开剥。伟大的个性，便从这血泊中挺身立起。

“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诗人；一个时时在掩面痛哭的诗人；一个面向风雨“发愤以抒情”，对人间的邪恶不停诅咒的诗人；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行吟泽畔、长歌当哭，以泪作诗的诗人!

《诗经》的俗世精神很了不起，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俗世精神恰恰消解了个人的意义，阻碍了个性的张扬。它入世的深度恰恰减少了个性的深度。而屈原，在以不堪一击的个体面对命运时，他的个性在绝望中显示的高度、深度与完美却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国古代，像《离骚》这样华丽的交响乐实在太少。单从篇幅上讲，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篇。作为抒情诗，能展开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叹服屈原本人思想和个性精神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它形式上的特点。正是由于他自设情节，使得一首抒情诗才能像叙事诗那样逐层打开。抒情诗有了“情节”，也就必然是象征的，隐喻的。所以，象征和隐喻也是《离骚》的主要艺术手法，比起《诗经》的比兴，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统性设喻，与上天入地、求女占卜等自设情节的使用，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不管怎么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可考的作者也有多位，但我总觉得，《诗经》之伟大，乃是整体之伟大，如果拆散开来，就每一首诗而言，可以说精致、艺术、有个性，但绝说不上“伟大”。“伟大的诗人”须有伟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滋溉后人；须有伟大的艺术创造，可以标新立异，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难以为继。应该说，在这两点上，屈原都当之无愧。

（选自《美文》）

【心灵物语】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我们最应该记住的是：他更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种不朽的精神。

屈原的哲学思想 篇6

关键词：屈原,楚文化,剑意象,巫文化,图腾文化

楚文化是南方文化的代表，相对于北方文化的现实性和政治性，楚文化是浪漫主义的，是驰骋于想象的梦境之中的，是自由奔放的。由于楚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风情，使楚地的文学也蒙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民族色彩。屈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篇波澜壮阔，调动了各种神话故事、香草美人和江水山神等一系列神奇的审美对象，开辟了浪漫主义的美学境界的先河。屈原的美学思想是植根于楚文化并融合北方文化而形成的，他的伟大品格也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地所赋予的。

“楚文化是指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为中心，由当地原住居民和西周前后移居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所创造的多元文化。”[1]成熟的楚文化也被称为屈骚文化，可见屈原的骚体与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屈原代表作《离骚》是屈原自叙政治遭遇和心灵求索的长篇抒情诗，在情感上忧愤深广，想象上弛情入幻，诗文中又加之以楚声楚语，通过各种与楚国密切相关的意象的描写，表达作者内心的痛苦和追求美政的思想。屈原进行文学创作的根基在楚地，他的美学思想自然深受楚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将与楚地关联的事物作为审美对象，也体现出作者的爱国之情，本文从《离骚》着手，拟从几个代表意象来剖析楚文化对屈原的影响。

一、剑意象

楚人爱佩剑，是因为他们具有尚武的习俗。在上古时期，南北方古人都多以刀剑随身，以作防身之用，至今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仍喜欢携带刀剑，除了防弊野兽外，又用于格斗。楚国的国君以及王官贵族都喜爱名剑。战国时期的吴越以铸干将、莫邪等宝剑而闻名，楚与吴越交通较多，楚权贵对这些名剑可谓朝思夜想、寤寐以求。有这样一则传说，《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湛卢之剑厌恶阖闾之无道，自幼出走，水行如楚。楚昭王一觉醒来居然看到‘吴湛卢之剑于床’”[1]，不仅贵族高官佩戴，被人认为柔弱优雅的骚人墨客也喜佩剑，如《说苑·善说篇》记：“昔日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1]可见楚文化在秀丽之中有阳刚之美。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屡次提到过佩剑，太阳神东皇太一“抚长剑兮玉珥”;少司命“竦长剑兮擁幼艾”;指挥官“带长剑兮挟秦弓”。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中，剑意象是一种重要的意象，它的基本意蕴就是创作主体英雄胸襟的抒发，这既包括壮志满怀的诗人所抒发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也包括抑郁困顿的诗人所发出的愤懑不平之音。屈原的作品可谓最早将剑这一意象作为创作因素的。《离骚》里诗人的服饰正是“秀美”与“壮美”的结合：“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后世的文人创作也多将剑作为表达情感的对象之一，如陈子昂在《感遇》三十五中就这样写到“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拔剑”意象蕴含了诗人渴望报效国家，成就功业的胸怀，但屈原作品中的剑意象略有不同，由于剑是当时楚贵族不可须臾离身的配饰，在其身上蕴含了象征高贵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在屈原作品中，剑已经由高贵身份的象征转为喻示高贵傲岸、俊杰不凡的人格。《九章·涉江》中也有：“吾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佩带长剑是诗人的奇服之一，是诗人志趣高洁的象征。通过剑意象的创造，使我们联想到诗人那伟岸的身躯，宏大的气魄，不仅具有文人的气质，更具有武官的威严，驾着彩凤，神游于天上人间，营造出一种浪漫的，奇异的光怪陆离的艺术境界。

二、巫文化

楚国“隆祭祀、事鬼神”的巫祝之风源远流长，整个社会都散发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信巫鬼，重祭祀是楚人最重要的风俗之一，楚国一直被中原成为“蛮夷之邦”，是因为楚民族没有像中原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争和文化的碰撞，因此传统的带有民族特色的巫文化非常浓厚，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楚辞这种风格的形成和巫风昌炽的楚文化的影响渗透息息相关。巫术宗教文化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参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决定了人们的审美心理和情趣，也成为屈原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李泽厚在谈到《楚辞》的审美特征时说：“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亦即感情的抒发爽快淋漓，想象丰富奇异，还没有受到严格束缚，尚未承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有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智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2]

《离骚》中屈原在开篇谈及自己身世的时候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直言自己是巫师，高阳是上古神话中的太阳神，屈原自称是太阳神的后裔，点名自己出身不凡。他称楚王为“灵修”，“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传说中的神巫被称为“灵氛”，“灵均”、“灵修”、“灵氛”之“灵”都与巫有关。屈原将神话传说作为其诗篇创作的素材，诗人运用神话正是巫官文化的表现，原始的巫师在与神灵的沟通中采取歌舞的形式，在歌舞的同时，伴随着咒语、祝词的唱诵，随着巫术语言的发展，神话传说便渐渐诞生。《离骚》中多次提到昆仑山，“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之“白水”和“阆风”都属于神话中昆仑山的一部分，还有那“朝发韧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的“苍梧”和“县圃”都与昆仑山有关。昆仑山的多次提及是因为它在神话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3];又“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百神之所在……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4]，由此可知，昆仑山便是百神聚集的地方，也是诗人与神人相会的所在。诗人的神游反映了原始先民人神合一的神秘体验，诗人渴望与天界交通，所以借助巫文化的典型意象来表达自己的现实理想，同时也是为了展现内心的苦痛，在他驰情入幻的艺术思维中，他借助了古老的宗教式的思维模式，表现出一种至死不渝的探索精神，为了追求贤君，他上天入地的求索而不得，最终投入汨罗江去追寻彭咸，而彭咸正是一名大巫，也是投水而死，可见神话的核心价值对屈原的人格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屈原自身也具有神性，与群神交谈倾诉，这与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有些类似，可以突破门俗种类的束缚进行直接的沟通。总之，巫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神秘与夸张，浪漫的冥想，幽幻的色彩为我们解读屈原思想中的浪漫主义，超凡脱俗的艺术手法提供了很好的诠释。

三、图腾文化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方式，也是一种原始的文化现象。鸷鸟是楚文化的一个象征，楚文物里有许多关于鸟的形象，有人认为这证明楚人以鸟为图腾，更准确地说，“这是楚人的一支鸟图腾机制和意识的残余。”[1]那吃蛇的凤，踩蛇的鹰或鹤，自然应是雄健的、阳刚的，仙鹤、雉鸡、孔雀本应该是柔媚、秀美的，但是楚文物里所见的这些珍禽却昂扬矫健，特别是以锦雉、孔雀鹤鹰鹫为母型的“楚凤”，既有华丽又有气概，完全是楚人审美理想的结晶。正如张正明先生说：“无论诡奇壮美的雕像和百态千姿的图案，都是楚俗尊凤的实证，饱含着楚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凝聚着楚人对美和善的向往。”[5]“凤是中国人民最喜爱的吉祥物之一，实乃和平、发展、进步、光明的象征，生动地体现了荆楚人民的代代相传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昂扬的精神风貌。”[6]屈原的作品中也多次提到凤鸟，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如《离骚》中“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吾另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诗人驾凤神游，也可以看作是承载着诗人的美好理想在高高飞翔。楚人喜欢把君主、名人比喻为鸟，甚至把别国也说成鸟，很可能是其中强大的一支鸟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在作怪，诗人也以凤鸟自喻，象征高洁的品质。《离骚》：“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鸷鸟显然是诗人自喻，它跟鹏鸟、凤凰、飞廉都有关系，“飞廉是凤的变种，鸷鸟则以凤为主。”[7]诗人以鸷鸟自喻是说明自身的品性高洁，不与奸佞小人为伍，同时也因为其自身的“不群”而遭到小人的谄害。屈原将楚文化的鸟图腾文化引入作品之中，作为审美对象，创造出令人无限遐想的美好意境，诗人那奇妙的艺术构想和带有神秘色彩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开辟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

有关楚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在此不作过多的介绍，屈原生活在拥有着古老而带有浓郁民族色彩的楚地，在审美对象的选取，艺术的构思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上都体现了楚文化的某些特征。《离骚》一文，瑰丽华美，运用到楚文化的剑意象、巫神传说和凤鸟崇拜等诸多表现手法，象征着诗人不与小人同流合污，渴望贤君重用的美政思想，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美学手法的运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⑴⑵⑶⑺萧兵.《楚文化与美学》[M].文津出版社, 第3、255、254、260页.

⑷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1版第69页.

⑸袁珂.《山海经校注·西次三经》[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第47页

⑹袁珂.《山海经校注·海内西经》[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第294页

⑻张正明.《楚文化志》[M].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第398页

⑼黎昌.《楚学札记》[M].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313页

屈原的哲学思想 篇7

《屈原列传》是《史记选读》中的一篇, 所在专题名称叫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是出自《孔子世家》中“余读孔氏书, 想见其为人”一句话。这句话是说我读孔子的书, 根据书中的描述想象到他的形象人格。作为专题名称, 不妨拓展开来, 我们读《屈原列传》, 根据书中的描述想象到屈原的形象人格。通过《屈原列传》这篇课文, 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文中所展现的美好人格。

二、研读课文时, 我是从两个角度来把握的, 一是理清文脉, 在了解各部分内容的基础上, 探究各部分内容与塑造人物的关系, 这是从面上看;二是通过聆听屈原处在生死边缘的心灵选择, 抓重点, 来理解屈原的美好人格, 这是从点上看

课文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 (1—3) 写屈原作《离骚》缘由及对其高度评价;第二部分 (4—10) 写屈原由见“黜”而见“迁”;第三部分 (11) 写屈原自沉汨罗的经过;第四部分 (12-13) 写屈原死后的影响及太史公的评语。

第一部分记叙了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的情况, 并写了对《离骚》的评价。《离骚》中有这样的句子:“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道夫先路”。文为心声, 从《离骚》可见屈原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 希望楚王幡然悔悟, 奋发图强, 振兴楚国。

第二部分写屈原由见“黜”而见“迁”。屈原本人的事迹写得很少, 主要是穿插一大篇怀王受骗, 以致最终客死于秦的史实。穿插的这么一大段史实, 都是在屈原“既绌”以后发生的, 这就说明屈原的去留, 关系着楚国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意在揭示楚王父子均昏馈腐朽, 当朝重臣多贪婪鄙陋, 像屈原这样端方正直的人, 必然不见容于朝廷, 所以最后终于自沉汨罗江。

三、我觉得本文的重点是第三部分第12小节, 写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和屈原之死。这段是化用《楚辞》中的《渔父》篇写成, 跟原作只是字句稍有不同。文中屈原和渔父的对话虽然很简单, 却表现了屈原复杂而又矛盾的内心世界。这里主要是通过对话来展现人物性格的, 所以我觉得不妨在此想象探讨对话时二人的情感与语气

这一小节的第2行中有“渔父见而问之曰”一句, 不难想象, 提问的渔夫觉得很奇怪, 作为三闾大夫, 屈原为什么不是在朝内辅佐君王, 反而沦落到“颜色憔悴、面容枯槁”的地步呢?这一小节的第4行中有“屈原曰”一句, 此时的屈原内心是充满愤慨的。因为屈原想到自己曾经“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付诸侯”, 而今却受小人陷害, 被国君疏远, 受流放之苦, 所以很“愤慨”。此外, 屈原此刻更多的是为楚国担忧, 因为当时楚国朝廷佞臣充斥, 加上楚国的君主昏庸无能, 所以屈原愤慨的是小人当道, 自己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无处挥洒。

这一小节的第5行中有“渔父曰”一句, 此时的渔父是淡然的。因为从渔父的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不赞同屈原观点的, 他想劝屈原与世推移。这一小节的第10节中有“屈原曰”一句, 意气慷慨的屈原坚定的表明了自己的心志:我是绝对不会向外界妥协的, 我一定会坚持真理, 拒绝与世推移。

四、第四部分是写屈原死后对后世的影响和司马迁对屈原的赞词, 即从继承者对照的角度, 来说明屈原敢于同邪恶作斗争的精神很不容易为人企及。冯友兰先生说过,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 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够拯救国家时, 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 便选择赴死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屈原形象就是一个殉道者的形象, 这个“道”就是政治理想和信仰, 就是祖国和人民, 就是人格的神圣与精神的绝对纯净。屈原是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 是一个不苟合, 不妥协特立独行的形象。

屈原以身殉道, 以死明志, 这位先驱的光辉人格为司马迁所推崇。人类社会之所以始终存在希望, 是因为每当黑暗笼罩时, 总有思想先驱掏出燃烧的心举过头顶, 拆下肋骨当火把, 照亮前行的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屈原是一本大书, 可以让我们代代翻阅而不能尽其义。物质存在的屈原在公元278年即已死去, 但精神的屈原却永在生长, 且日益枝繁叶茂, 硕果累累, 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屈原:伟大的爱国诗人 篇8

他爱憎分明, 决不随波逐流, 以至于受到小人排挤, 遭到楚王的两次放逐。第一次放逐是在楚怀王二十四年 (前294年) , 由于屈原极力反对楚怀王亲秦抗齐的外交政策, 屡次犯上进言, 被放逐到汉水上游。第二次放逐是在楚顷襄王时, 因责备令尹子兰不该劝怀王入秦会盟以至怀王被秦扣留而死, 得罪了子兰, 子兰在顷襄王面前进谗, 使屈原再被流放, 放逐于江南。

即便是被放逐, 屈原的爱国热忱也丝毫没有减弱, 在异地漂泊多年, 他从未考虑过要离开楚国。公元前278年, 秦军攻占楚国都城, 在绝望中, 屈原投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浪漫主义大诗人, 他开创了楚辞文体, 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中最早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 和《诗经》一起构成了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无穷的影响。屈原在第一次流放时所做的《离骚》, 是楚辞中最重要的作品, 因此楚辞又被称为骚体。

屈原的作品现存25篇, 最著名的除了《离骚》之外, 还有《九歌》、《天问》等。屈原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大胆使用浪漫主义手法, 运用神话传说, 展开丰富的想像, 抒发了自己奔放的情感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以及对腐败的统治者的不满和对人民的痛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在反映现实矛盾, 抒发内心感情时, 作者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传统, 巧妙地使用比兴手法, 委婉而且深入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屈原在诗歌的语言和表现形式上也做了变革, 不仅加长了句子, 还加大了篇幅, 相对《诗经》来说, 更有利于增加内涵, 深入地表达思想。

透过屈原的作品可以感受到屈原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他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追求“举贤荐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在《离骚》中, 屈原对贵族统治集团争权夺利、贪婪嫉妒、仗势欺人、蔑视法度等腐朽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屈原耿直的性格和他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思想在《离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当国君的做法不利于国家时, 他也同样在作品中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和愤怒。

屈原的人生范式分析 篇9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原语自《孟子·尽心上》:“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则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原文的意思是说: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别人理解也安详自得,别人不理解也安详自得。”宋勾践问:“怎样才能做到安详自得呢?”孟子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失去道德,所以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济天下。”从原文的意思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穷达观为中庸之道,而非极端。穷时若过分追求独善则变成了消极避世,无所作为;达时若过分地谋求兼济天下,便有可能演变为对权力的无限渴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入世境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范式,其中代表便有:力图以自己的才能为统治者服务,实现自己的圣贤理想的屈原范式。

屈原的人生范式,主要表现为抗争的悲剧人生。战国后期,诸侯争霸更加激烈,天下统一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各国都濒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时虽称“七雄”,然只有秦、楚、齐三国实力突出,有可能问鼎中原,而尤以秦楚实力最为强大。他衷心希望楚国繁荣强大,而且以艰苦卓绝地独自奋斗默默承担着。屈原的为国抗争和与小人抗争充满了悲剧色彩,也渲染出屈原范式的悲。独善和兼济是屈原一生的追求,而两者在其身上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但同时也能彰显出屈原范式的魅力。

2 屈原人生的四种悲哀

2.1 一悲:明镜高悬无明心

他衷心希望国家强盛独立,兴旺发达,他向往治国君明臣贤、君臣和谐的境界:“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他认为“美政”理想的实现,关键在于统治者,在于君王。“皇天无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尾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士”,主张执政者应该具备美德;其次,执政者应该有具体的治国方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应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制,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入则与王议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年轻时是颇受怀王重视的,本以为美政理想会在王的支持下顺利实现,但事与愿违,在小人的谗言下王的立场发生了改变,最后屈原失去了王的信任。“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强烈的抒情与奇幻的想象结合,更深沉地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屈原提出美政理想,希望君王先贤举能,完善法制,即使被贬,仍以赤子之心冒死谏言,只盼望着国家能够日益昌盛。然而,有千里马而无伯乐,屈原所付出的心血没有换来王的丝毫重视,无法唤醒明镜下的那颗明心,岂不悲哉?悲不壮哉?

2.2 二悲:余之峨眉众女妒

不论有多少压力,屈原都在努力为国抗争,怀王昏庸无能,既不能励精图治,也不善选贤举能,使屈原在卫国抗争的同时还需要与奸邪小人作斗争。屈原受命起草宪令,因不愿泄露宪令内容而遭其谗害,以至于怀王逐渐疏远屈原,后来在张仪欺城事件中,受子兰、上官大夫、郑后谗害,惨遭放逐。在顷襄王时期又遭小人陷害,再次被放逐。一个人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强大的自身,另一部分来自于朋友的扶持,放眼望去,屈原的身边全是奸佞小人,如何得到扶持?“举世独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何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孤立无援,求无所应,不是小人过于奸诈,而是屈原高洁如莲的品格决定了其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与渔夫的交谈其实是诗人自我心理的独白,一方面,面对污浊环境要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另一方面,要积极入世,追求理想。然而,独善于社会,入世则难求一尘不染。心里的纠结、矛盾使屈原的人生悲剧色彩愈加浓厚。

2.3 三悲:岸芷汀兰遥望无

“鹏程万里”寄寓了李白的宏伟志愿,皎皎孤月寄托了谪乡的浓重乡愁,“遥看牵牛织女星”也使星可传意,“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或直接或间接水喻愁多,“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萋萋芳草也使人黯然神伤。在屈原眼中,只有兰草、香花这种高雅的事物才能用来比喻美政理想,谁料想,对岸的汀兰忽远忽近,近时,飞跨即可得到;远时,却模糊不清,磨着那颗进取的心。“美政”是由屈原和楚王共建的,历经两任更替,在饱受楚王轻视,群小排挤后,她如岸芷汀兰一般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诗人也是在这种折磨中、抑郁中结束了一生。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没有理想而碌碌终生,而是终有远大抱负却不断失望,直至跌落谷底,无力起身。屈原便是这样。

2.4 四悲:路尽他乡未可知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抽思》。“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哀郢》。这些诗句无不以平实朴素的词语,直接抒发了诗人流浪外地、孤苦无依、思念家乡的思绪,令人为之动容。当他得知楚都被攻破,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不复存在,悲痛欲绝的站在江边,那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各种心酸积聚心头,无法摆脱;或许他的心情也是平静的,因为他从此便可了无牵挂,无所思念。而他的纵身一跃却悲伤了千年。

屈原的人生充满了悲剧,即使这样,屈原并没有放弃“美政”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不止,方死方休。对于君王昏聩,他唱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即便如此,依旧是“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对于奸佞小人,他更加愤怒:“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屈原愿为其美政奋斗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斗士,在他自沉于江的那一刻,无数文人心头无不笼罩着沉重的哀伤,为他沉江而哀,也为其悲剧而哀。

屈原希望出世能兼济天下,入世则独善,在这曲折的历程中,形成了屈原范式所特有的精神品质和深刻含义。穷时,独善其身为目的,兼济天下为最终目标,指引方向,不至迷茫;达时,兼济天下为己任,独善其身为车轮,量定追求轨迹,不至于在风云际变的社会中误入歧途。独善与兼济是统一过程的不同方面,理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屈原范式是中华文化范式的典型代表,在历史和个人发展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处理好如何出世与如何入世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自己独有的处世范式,并将其作为自我发展的武器,促进自身更好的发展。

摘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穷达观最能代表儒家人格入世思想。千百年来,无数知识分子在不断追求中形成了多种人生范式。有远离政治旋涡的中心,有意使自己边缘化的陶渊明范式;有无论穷达都能直面现实,以和平旷达心态对待的苏轼范式。有力图以自己的能力为统治者服务,实现自己圣贤理想的屈原范式。在众多的人生范式中,屈原范式更能让人清楚地理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具体含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独善,兼济,抗争的悲剧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我品《渔父》中的屈原 篇10

一.笑傲人世是一份何等的情怀

《渔父》中屈原高唱“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和“众人”，屈原把自己放在大众的对立面，特立独行，这是一种笑傲人世的情怀，也是一种自大。这种自大来源于他自己出身的自信。在《屈原列传》中太史令这样介绍“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在《离骚》中屈原自豪的高唱“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没有因为血统的高贵而变成一个纨绔子弟，而是知道自己源于这份贵族的血统，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更重了。责任与使命就是他的理想，就是他要坚守的道。出于对坚守道的自信，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本心，正如屈原《离骚》中所言“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所以，“举世”和“众人”影响不了屈原，这份笑傲人世的情怀让后来者敬重。

二.众醉独醒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屈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上到君王下到大臣百姓都是“醉”之状态。《屈原列传》中描绘了屈原的处境“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当社会环境恶劣到极点，上到两代君王至臣子到平民，没有清醒之人，这是怎样的悲痛，打破了屈原的所有希冀，理想的破灭。

在这样环境中，屈原的“独 ”让人心痛。难言的孤独，无人理解的悲痛。这样的痛苦无人倾诉，无法排解的郁结。一颗孤独的灵魂找不到慰藉。

如果这颗灵魂也一起“醉”了，或许就不那么痛苦，而此刻屈原是“醒”着的。“醒”，突然想起鲁迅先生著名铁屋子比喻。黑暗的铁屋子里的人们在熟睡着，就要闷死了，就只有你醒过来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和痛苦呢，这是怎样的孤独和寂寞呢？

不仅仅是“醒”一种痛苦与悲哀，而“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清”也是一种痛苦。“清”是对道的坚守，洁身自好，所谓“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不被理解的孤寂。这种孤寂就是因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切看得太明白，这种世事洞明的观察力和预见力而无法去改变的痛苦。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14个字中，可谓字字珠玑，每一个字都让我们看到屈原那种不堪的处境。这句中的“我”让我不由联想到了杜甫笔下所写“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蔡琴的这句歌词形象的诠释了屈原的孤寂与悲哀。

三.纵有多少无奈徒托流水寄怀

这样孤寂清醒着的屈原，认清了社会现实，知道了自己无法扭转乾坤时，只能选择以死殉道，以死殉国。很多人说屈原可以学习司马迁忍辱负重的活着，在儒家的思想中寻到一条出路，或者学渔父在道家的思想中寻找新的出路。而这些都不适合屈原，不适合他的血统，不适合他的性格。所以屈原的投江是无奈也是必然。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文化中存在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够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诗人自杀是缘于对自己信念的绝对忠诚。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屈原以生命来殉自己的祖国。 而作为一个诗人的屈原用诗人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使他和诗歌得到永生。帕斯卡尔所说：“在我们与地狱或天堂之间，只有生命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它是全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也是最宝贵的东西。屈原就是用它最宝贵的生命成全了他的信念。以身殉国以死明志。

三句话写尽了屈原的一生，一个洁身自好，孤寂的屈原，一个只能无奈选择投江的屈原，这样的屈原遇上渔父也只能辜负了渔父为自己设定的人生轨迹，只能留给渔父一个远去的背影。从一首歌词中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了一位历史人物，有时在我们的教学中去灵活的吸取歌词中的养分，会给你的教学和理解打开另外一片天地，带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让学生在你的课堂上更加的专注，互动性会更强。

孤独患者:《国殇》中的屈原 篇11

《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 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 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 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 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 ”

屈原所处的时代, 正是楚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由于楚怀王、顷襄王父子的昏庸, 楚国接连大败于强秦, 丧城失地, 牺牲惨重。 楚国人民是富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人民。 “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的口号之所以会产生, 就有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惨重的牺牲并没有把他们吓倒, 反而激起了他们报仇雪恨的决心。 这就是《国荡》这一悲壮祭歌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屈原是一个从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 一心只想到国家的利益、前途的人, 因此《国殇》对那些牺牲了的将士才会是充满了敬意的颂扬, 而不是凄凄惨惨的哀悼和悲悲切切的同情。 与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唐燕国公张说所写的《吊国疡文》相较“见马血兮夜然, 闻殇魂兮雨哭。 君王按金鼓而气愤, 抚珠铃而泪滋。 横万里兮抽恨, 吊群山而写悲…殪原野兮奈何?违君亲兮不见。 于戏, 何天命之奄忽, 俾仁义之礼兵, 为蛮夷之俘骨。 ”“国殇”是年轻一一殉亡的身体, 《九歌》从《东皇太一》到《山鬼》, 九篇所祭奠的都是自然界中的神灵, 表达了古代部族对大自然的敬畏。 独最后一篇《国殇》是在战场上死去的无主的魂魄, 年轻的身体, “首身离兮心不惩”是头手分离的肉身, 头找不到身体, 身体找不到头, “出不入兮往不返”那是在荒野上飘飞找不到回家的路的魂魄, 他们就是那远离故土、永远回不去的孤独患者———屈原, 《国殇》是召唤魂魄的歌声。

太史公在《屈原列传》里这样说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 邪曲之害公也, 方正之不容也,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方正不容, 斜曲当道, 屈原孤立无援, 这一拨又一拨的艰难与险阻阻挡了屈原的去路, 遭受流放的他肯定是孤独寂寞的, 从一个“入则与王商议国事, 出则接遇宾客”的三闾大夫落到一个形容枯槁, 披发行吟泽畔的普通民众, 又岂止是地位上的降落? 流放的屈原在重重矛盾中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他毕竟不能像伍子胥那样投奔别的君王, “屈原, 名平, 楚之同姓也”。 这一血脉上的牵连就决定了他只能“冀幸君之一悟, 俗之一改也”, 只能从心底呼唤执迷不悟的怀王, 可当怀王死于秦时, 屈原心中的那一盏希望之灯被摔得粉碎, 此时的寂寞应该是无奈、痛苦和绝望的一种糅合, 那种抱石沉江前的凄凉又是何等的让人心寒。 “世既莫吾知兮, 人心不可谓兮。 怀情抱质兮, 独无匹兮。 伯乐既殁兮, 骥将焉程兮? ”伯乐已死, 我这匹孤独的千里马又何苦要在康庄大道上作一些无谓的奔跑呢? “知死不可让兮, 愿勿爱兮”。

一代哲人冯友兰这样说过,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 这就是当一个人拯救不了他的国家时, 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 便选择赴死。 作为一个爱国诗人, 屈原对楚国已经仁至义尽, 楚国的灭亡完全是国君的咎由自取, 他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他完全可以选择醉生梦死:苟活在汨罗江畔, 闲云野鹤, 以此消解一名知识分子面对国家灭亡的无力、无奈和痛苦。 然而, 屈原就是屈原, 他是不屈的化身, 他是中华文化精神的真正传承者, 他怎会甘心看着敌国的铁骑踏平自己深爱的祖国呢? 无力、无奈、痛苦的他只能选择一种最简单、最直接却也是最壮烈的报国方式———殉国。

他就是《国殇》中的战士, 手里拿着戈矛武器, 身上披着坚硬犀皮铠甲。 战车轮轴交错, 双方短兵相接。 军旗遮蔽了太阳, 敌人如云涌来, 箭矢纷纷坠落, 他争先向前。 他如同那些战士, 那些没有头的身体, 或者没有身体的头, 丢弃在黄沙漫漫的原野上的战士。 魂魄飘飞着, 头寻找着身体, 身体寻找着头, 他们最大的怨恨好像就是再也回不去了。 我不清楚, 这些没有头的身体要回去哪里? 我也不清楚, 这些没有身体的头要回哪里去? 他们只能孤独地飘荡, 荒原上的无主的魂魄, 许多断裂的身体的残块, 互相寻找着彼此, 然而再也无法完整了。 在那样的年代里, 屈原永远没有同伴, 他就是那个年代的孤独患者, 孤独地行走, 孤独地吟唱。

《鲜花到哪里去了 》: “ 鲜花都到哪里去了/鲜花都被姑娘们采去了/姑娘们都到哪里去了/姑娘们都嫁给小伙子了/小伙子们都到哪里去了/小伙子们都当士兵去了/士兵们都到哪里去了/士兵们都进坟墓里去了/坟墓都到哪里去了/坟墓都被鲜花覆盖了”屈原的坟墓已被鲜花掩埋, 但他孤独的倔强的洁净的灵魂永远感动着我们, 让我们能真正感受这位孤独患者的孤独之美。

摘要：屈原, 这位伟大而坚定的孤独者, 以独特的人格孤军奋战。当他徘徊于汨罗江边的时候, 只能孤独地与天地对话, 对这个世界发出最后的质问。他就是《国殇》中那些头手分离的肉身, 那些在荒野上飘飞找不到回家的路的魂魄。但正是因为这份“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境界, 这份“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坚持, 让诗仙李白大声吟出“屈平词赋悬日月”。

关键词：屈原,《国殇》,孤独

参考文献

[1]蒋勋.孤独六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