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屈原（精选5篇）
评论屈原 篇1
高一时我的语文老师曾发给我们一篇文章《屈原：面向风雨的歌者》，教我们写评论。当时读完印象深刻，还与老师激烈地讨论过。此文于2005年发表在《中学生阅读》（高中版），作者鲍鹏山。最近又细读，深为鲍先生的文思所折服，其文风有血性、有思想、富于批判精神，让人受教不少。小女不才，仅仅读过《诗经》中的个别篇章，对屈原诗作也只是略有粗读。所以，对于如何全面对比分析《诗经》与屈原诗作的内容、特色与地位，自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绝不是我所能驾驭的。只是窃以为，鲍先生在该文中对屈原诗作赞誉有加，而对《诗经》多有鄙薄，此种“厚此薄彼”的评论倾向，委实不敢苟同。
全文有五处将屈原诗作与《诗经》对比，饱含对《诗经》的贬低。
第一处：“《诗经》之伟大，乃是整体之伟大，如拆散開来，就每一首诗而言，可以说它们精致、艺术、有个性，但决说不上‘伟大’。‘伟大的诗人’，须有绝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滋溉后人；须有绝大的艺术创造，可以标新立异，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难以为继。应该说，在这两点上，屈原都当之无愧。”鲍先生前面说的是《诗经》每一首诗“决说不上‘伟大’”，后面又说“伟大的诗人”，比较对象既然发生转换，怎能顺其自然地得出以上结论？
第二处：《诗经》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其人生感受的尖锐性大有挫折而略显迟钝”，而屈原“向我们展示了当个性在面对不公与伤害时，是何等的锋利而深入”。我认为，拿屈原个性与《诗经》群性相比，比较对象不对称。《诗经》成于“多国”众人之手，而屈原作品出自“楚国”一人笔下。
第三处：《诗经》的“俗世精神恰恰消解了个人的意义，消解了个性与社会的对立，从而阻碍了个性的张扬。它入世的深度恰恰减少了个性的深度。”而屈原，其“个性则在绝望中显示了他的高度、深度与完美”。《诗经·小雅·采薇》有这样四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该诗作者吟唱了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亲归乡的温暖情怀，有深度，也有广度，堪称绝句，怎能体现消解了个性的意义、消解了个性与社会的对立？
第四处：“《诗经》中任一首诗，单列出来，都略显渺小，它们靠的是群体的分量而占有文学上一席之地。”而屈原的作品“是可以单独地自立于诗歌之林，单独地成为一道风景。”中学到大学的语文课本中不都有《诗经》的单列篇目吗？读起来果真显得渺小吗？既渺小，何必单列之？既单列，必然彰显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第五处：“较之《诗经》中的爱情诗，《九歌》的境界更高，意味更深，情韵更永。”似乎，《诗经》所代表的时代，人们的爱情诗以及爱情，都比较浅显。
文尾，鲍先生引用《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评论，说屈原作品“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引用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评论，说屈原作品“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那么，鲍先生，你的观点呢？我也可以引用孔子在《论语·季氏》中的说法，“不学诗，无以言”。我们现在写文章好用四字句，汉语成语绝大多数都是四个字，《诗经》即为四言体，影响至今，绵延不绝，可谓大矣。
当然，我绝非厚彼薄此，就我的粗浅了解，《诗经》是古代洪荒世界中绽放的绚烂奇葩，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光辉起点，它与后来的“楚辞”双峰并峙，分别开启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光辉历程。而鲍先生之文多处厚此薄彼，或扬此抑彼，实在让人费解。
评论屈原 篇2
屈原名平，战国末年楚国人，出生于楚国贵族，早年受到良好教育，博闻强记，明于政事，娴于辞令。后担任左徒官职，负责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甚受楚怀王信任，参与商讨国家军政大事，屈原也想通过怀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举贤任能，立法强国。但屈原的才能和正直的品格遭到其他同僚的嫉妒，诬陷屈原将怀王功劳据为已有，挑拨怀王与屈原的关系，因而受到怀王的疏远，被免除了官职。在楚顷襄王时，屈原一度担任三闾大夫，负责王族事务，由于他不愿同流合污，独立特行，不久又受谗被免，四处流放。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在流放期间，仍然关心楚国的兴亡，他在流放途中，先后创作了一系列的诗篇，来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屈原晚年，秦国攻破楚郢都，并长驱直下江南，楚国一蹶不振。屈原亲眼看到郢都的残破，国破家亡，理想破灭，于是抱石投江，自沉而死。
屈原，既非开国皇帝，又非英雄豪杰；既非战死沙场的勇士，又非承载信仰的圣贤。但是，他却赢得了整个民族，在历史的灰尘中脱颖而出，熠熠生辉，光耀千古；2009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整个世界记住他，整个历史铭刻他，整个人类怀念他，为他骄傲！因为他的去世，人们将一个普通日子，演化为一个民族的盛大节日，一个国家为这个节日放假三天。每到端午时节，大江南北，家家户户包粽子，吃饺子，赛龙舟，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成为华夏儿女的一种民族自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位书生，万世不朽，名垂青史？是楚怀王麾下，不通世故的士大夫？是汨罗江边寻寻觅觅，投江自尽壮举？还是因为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生性耿直，而又潦倒落魄的江湖才子……不是，屈原伟大的地方，是他做到了人格与作品的高度统一。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屈原身上，凝结了中国人数千年来对爱国情怀最浓烈的情感与最深重的寄托。英雄奇志在，千古知音存，是他用生命和行动写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篇章，也为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谱下了壮烈奇绝的前奏。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的伟大，不只在于他初心未改的“故国之恋”，更在于他一心为民的“美政之思”。在残暴、肮脏、卑鄙的政治环境中，屈原不顾贵族排挤毁谤，坚持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心中始终装着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一生，是自觉追求真理的一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其犹未悔”屈原这种为了梦想敢于探索的勇气，在历史的演进中得到永生，成为中华民族不断进步与发展的精神内核。
屈原留给我们的，不是他作为楚国臣子的身份，而是他那颗伟大的心。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无穷力量，给后世所有人作出了示范。
屈原与《楚辞》 篇3
屈原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毫无疑问，在所有知道或者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中，第一个反应是――诗人。更进一步则是龙舟竞渡，纪念屈原。可是若再问下去，这位诗人做了些什么诗？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或者有知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离骚》的人，而尽管《离骚》地位如此之高，但其中有哪些著名的诗句估计是真没有什么人知道了，至少不像“白日依山尽”、“床前明月光”之类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直到进入大学前，我对楚辞依旧是陌生的，记忆的名句无外乎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并将之作为座右铭以自励。在历史书上我能够了解到，屈原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所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的产生与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如此，因未领略楚辞的原作，对其理解，也怕是肤浅的。
通过课堂中对屈原及《楚辞》的学习，现在我已对《楚辞》有了大体上的了解，并对其中的《离骚》《天问》《九歌》这三种屈原作品类型的代表有所认识。
相比于《诗经》较为克制、温和的情感表达，与《诗经》并称“风骚”的《楚辞》，其创作显示了作者情感的解放，同时也开创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在《楚辞》中，屈原借用了大量的神话材料，用瑰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表现出恢宏绚丽的特征。而在诗歌创作的形式上，《楚辞》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句式，创造出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句式，因此相较于《诗经》，我认为有着细腻情感与激烈感情的《楚辞》有着更强的可读性，更易于被现代的读者们所接受。
《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中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九歌》、《天问》中所采用的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也体现出了作者大胆而丰富的想象。
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爱国诗句 篇4
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释义：屈原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爱自己的故乡，爱自己的故土。在《离骚》的结尾他写到，自己曾经试图要离开这个溷浊的楚国，他用浪漫主义手法，说自己驾着龙啊驾着凤终于脱离了这个现实环境，终于飞升到天空，飞上天空以后似乎已经得到解脱了，写他怎么高兴，我终于解脱了，然后他笔锋一转，写到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意思是说，我在光耀陆离当中我升上了天空，却突然间看见了下界我的故土，脚下是我的故土，我的车夫哭了，我的马儿也不走了，我怎么能割舍得下呀。他就是在《离骚》写到最后，还是我舍不得楚国，我底下这片热土，这是多么诚挚的对故土的一种热恋。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往往是从爱乡土而发展起来的。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离骚）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离骚）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离骚）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离骚）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
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九歌）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九歌）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九歌）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九歌）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九歌）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九章·抽思）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九章·抽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九章·抽思）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九章·怀沙）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九章·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九章·涉江）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九章·涉江）
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九章·涉江）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衣 沧狼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渔父）
薄暮雷电，归何忧？（天问）
魂兮归来！（招魂）
目极千里兮，伤心悲。（招魂）
和屈原“对话”的人 篇5
赵逵夫先生，甘肃省西和县人，1942年12月生，1967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考取了著名声韵学家、古文论专家郭晋稀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于西北师大中文系。现为西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西北师大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点的创建者和博士生导师，兼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诗经学会、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一、学术成就
赵逵夫先生的研究成就首先表现在楚辞领域，《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屈骚探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部专著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围绕屈原的生平和时代中的关键问题重点进行探讨，由24篇互相联系密切而又各成系统的论文组成，有的内容已公开发表过，并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反响。本书写作的最早动机是针对日本及国内个别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经过深入研究，他全面正确地回答了“屈原否定论”者所提出的种种疑问，基本上弄清了屈原生平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清晰而又立体地展现了屈原活动的背景和生活环境，纠正了诸多延续千余年的错误，“其中有不少颠扑不破的结论”(汤炳正《序》)。例如《屈氏先世与句宜王熊伯庸》、《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等文章，不仅解决了屈氏太祖的间题，而且详细考辨了春秋战国时期屈氏及有关各人物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汤炳正先生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一文，考定《橘颂》为屈原20岁时行冠礼明志之作。《大招》是屈原在楚威王逝世时招魂之作，当时屈原25岁，在兰台供职。《<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唯章>发微》一文精心考证了《张仪相秦章》中所记载，在听到秦国要从楚廷赶走昭滑、陈轮之时，要昭滑引自己面见楚王，要求出使齐国以恢复齐楚邦交的“有人”，就是屈原。《战国策中有关屈原初任左徒时的一段史料》一文对《孟尝君出行五国章》进行了精心校勘和深人研究，认为文中让孟尝君拒绝接受象床的“邹之徒”就是屈原。屈原这样做的思想实质是:勿因孟尝君的五国之行，影响了六国间的关系，影响到合纵抗秦的联盟。这是迄今为止屈学界在先秦文献中第一次发现有关屈了这样深厚的学养准备，所以一旦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便一发而不可遏止，产生了强大的爆发力和创造力。十余年来，有百余万字的学术论著问世。原政治活动与政治思想的佚文。再比如关于“登徒”职掌的考辨，关于屈原外交思想的分析，弄清了学术界对于屈原任职的种种误解和对屈原外交思想的片面认识，从而确定了屈原作为一名卓越政治家、外交家的形象。书中关于屈原两次放逐及在汉北江南行踪考辨的一组文章尤见功力。《汉北云梦与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考》论定战国时楚人所谓江南、汉北皆以邹都为坐标言之。“汉北”指汉水下游部分北面之地，春秋时之云邑就在此，也即屈原被放汉北时居住地。文章还考定屈原在汉北是任掌梦之职，管理云梦泽游猎区及楚王游猎事务。《<哀邹>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对《哀邹》中历来言人人殊、未得确解的两句诗“过夏首而西浮兮”“上洞庭而下江”提出了新的解释，从而揭示了屈原东行中的心态与打算;同时文章考证屈原被放所到之陵阳，在彭蠢湖以西，庐水发源之处，与玩湘之地只隔着一个罗霄山脉。《屈原在江南的行踪与卒年》一文，论证了屈原流放江南时由陵阳到玩湘之间的行踪路线，《涉江》、《哀邹》,《怀沙》的创作地点和时间。尤其是关于屈原卒于楚顷襄王一十六年(前283年)的考证，较过去关于屈原卒年的九种说法有更充实的史料依据，因而可信程度更高。书中还有一组文章，对楚怀王、襄王两朝六十年来的历史加以研究，对分散出现于各种书籍中的一些人物史料一一加以排比梳理和考订，去伪存真，确定年代，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这样就把屈原的成长、屈原的政治活动与屈赋所表现的内容放到当时楚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
——伏俊连 《孜孜不倦的探求者——赵逵夫教授学术成就述评》
二、文化观点之一——文化不能全球化
文化有其特殊性，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的根基，发展的源泉。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割裂了自己的文化，那么它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声音可发？近些年有人鼓吹文化全球化论调，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我以为世界文化一定会相互交流，竞扬所长，各取所需，协调发展，走向大同。但是由于东西方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形成文化交流条件上的大落差。今日谈文化全球化，就只能形成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覆盖。有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没有科学的史学，没有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一位学者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没有一部可读的书。”还有的学者说：“屈原是奴才”，等等。没有怎么办？有人主张“把西方的原封不动搬进来，作为自己的，多省事！”但是，这不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办法，而是自亡的论调。我们在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哲学等方面优秀的东西，但必须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我们是吸收、借鉴，而不是拿外国的东西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谈不上有什么独立地位，缺乏创造性的民族也
没有任何前途可言。我们有自己的历史，也就有自己的文化，犹如一个人有其生命的过程，也就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面目外表和精神、性情一样。因此，我们讲中国和平崛起，必须有
自己的文化支撑，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所在。离开了这一条，即使你的经济再发展，充其量只能是加强了经济的竞争力；而坚持了这一条，你的文化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你的文化竞争力才能在提高综合国力中体现出来。
——《探索与争鸣》特约记者周静：
《弘扬传统文化以振兴民族精神——著名文学评论家赵逵夫教授访谈录》
三、赵先生著作
之一：《屈原和他的时代》
和《诗经》研究差不多，屈学研究两千年来一直是先贤们竞相涉足的显学，研究成果可辟一个小小图书室。且不说贾谊、刘安、司马迁、班固、扬雄、王逸等两汉时期的屈学开创者;也不说宋代以降的洪兴祖、朱熹、黄文焕、王夫之、林云铭、将骥、戴震、胡文英等屈学大师;仅就近现代的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钱穆、游国恩、林庚、姜亮夫、陆侃如、蒋天枢、汤炳正等前辈的研究成就，便足以使人望而却步了。所以笔者常想，尽管屈学领域还有不少千年之迷等待破译，但我们这些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没有旧学根基的晚辈，要想再有较大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地下有重大发现。然而，最近有幸研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赵逵夫先生的《屈原和他的时代》一书，这一想法大大动摇了。本书不但获得了许多新结论，而且还“获得了历史性的结论。”(汤炳正《序》)
《屈原和他的时代》是一部约40万字的论文集，共收论文23篇，囊括了作者十几年来呕心屈学的主要结晶，其中一部分曾在《文史》、《古籍整理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据作者《前言》称，他下决心研究屈原的原始动因是1981年从中国社科院《文学动态》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介绍。所以，该书虽没有一篇直接驳难“屈原否定论”的商榷文字，但各文都侧重在屈原生平及所处时代具体问题的考辨上，每篇文章都实实在在地
解决或便于解决了一些学术盲点和学术疑点。这其实就是对“屈原否定论”的间接回答。因此，材料翔实、考述精密、见解稳妥便构成了本书一个特征。“屈原否定论”仅仅是导致作者倾心屈原研究的原始诱因，并非其从事该项研究的出发点和预定目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考辨，最终还是为了对屈原作出全面、客观、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评价。所以，该论文集并不是一部琐碎散乱的“屈原问题考辨集”，更非一部仅限于回答屈原是否存在的“问
题考辨集”，而是一部以论文集形式出现的自成体系、自成架构的论著。它在屈原生平和所处时代两大主题交汇的座标下，大体按时代顺序排列，依次对屈原的世系、行踪、思想、主张、创作、交游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作了立体式考察。所以，点面结合、深刻性与系统性的统一，便构成了本书又一特征。作者谈到，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发掘、发现新材料，寻找更多的科学依据;一方面是面对目前所获得的已知条件，使所得的结论能上下左右贯通无碍。”(《前言》)笔者以为，本书的学术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尽管这两方面很难割裂，常常同时表现在同一篇文章中，但就一些重点文章的价值取向看，还是各有侧重的。
——徐正英《赵逵夫的<屈原和他的时代>》
之二：《古典文献论丛》
赵逵夫先生是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授,西北师大古代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导师,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年,在此领域的教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03年7月第1版,此书中华书局已重印),是赵逵夫先生在《屈骚探幽》、《屈原和他的时代》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此书收论文32篇,原刊于《文史》、《文献》、《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中国文化》等刊物。主要是对一些出土文献及敦煌变文韵文的校补;对宋前戏剧文学和《诗经》、词赋等文献研究的论文,这部著作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利用“二重文献”证据法,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结合,同时将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文献校勘和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
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中,关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校补的两篇论文,是赵逵夫先生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文章对这部失传近两千年的兵书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整理这部书时,其中一项基本工作是断简的缀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残损情况十分严重,虽经许多学者整理,还有一些文字不得确释,有些断简无法确认归属。赵先生在文中采用多种方法,推断简文的句子结构、篇幅、简文的组合和断简的相对位置,对断残竹简进行缀合(如235、236;306、313:367、368;378、379;395、396等简)。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断简中文字进行校勘、纠误、补缺、释疑,使更多的文句得以通读,使这部失传了近两千年的兵书更加接近原貌。赵先生将残简实物情况与文章内容联系起来,从文脉文气中细加推敲,寻绎出常人易于忽略的蛛丝马迹,凭着敏锐的眼光,找出前后文的联系,并根据传世文献相互比照,详加勘验、校补。如《势备》、《延气》两篇,经过专家整理后还有许多阙文,显得文气不连。赵先生从古人行文章法、语句结构分析入手,并据文章内容及传世文献,对许多断简阙文进行校勘、补充、调序,使得文章的论述层次更加明晰、文脉更加贯通、文气更加流畅,简文显得更加完整。在这些文章中,论证充分,论据周密详实,充分体现了赵先生的文献功力。
二、重视我国汉代以前文献流传的特点和规律,根据这些规律解决问题。
我国汉代以前的文献,有其独特的流传特点,一部著作往往是一个学派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前后几代学者共同创作的。前代学者的师说被尊为经典,后人在此基础上的阐述或称为传、或称为记、或称故训等,名目繁多,形成我国古代经典述、作的独特体例。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一卷论相马的帛书,专家们定名为《相马经》,认为其中有关文句重复,有一些内容是对开头部分的解释。但对原书的情况一直未得一种可信的解说,认为也无书名、篇名。赵先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发微》一文,根据我国汉代以前文献流传特点,指出它只是《相马经故训传》中的一部分,前边是经文,中间一部分申说大意的是“传”,第三部分是对经文的解释,整卷帛书只是《相马经》的一部分,是原书的一节或一章,篇名为卷首四字“大光破章”。从而揭示出了这篇文献的结构、性质特点,既便于我们理解这篇文献,也为我们深入理解汉代以前文献形成、流传特征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为解决我国古代文献流传中的许多疑案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佐证。
三、视野宏阔,眼光敏锐,思路新颖,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把握问题。
近代以来,我国地下出土的文献给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往往是学术研究中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澄清疑古思潮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出土的一些文物对于印证一些古典文献、解决古典文献中的一些问题,也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证据。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一文,就借助考古发现中的汉代漆画、画像砖上的图像资料,揭示汉代“巾舞”特点,从而推断这篇文献是汉代的一个歌舞剧的脚本,以新的视角审视我国戏剧历史,将我国戏剧文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本书中,《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石窟发现〈茶酒论〉考述》、《参军戏〈攀道〉研究》、《北宋傩戏〈后坐土〉研究》等,都是我国古代戏剧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在王观堂的《宋元戏曲考》一书中,认为元代的杂居是中国戏曲的开始,此前的剧本没有流传,情况不可知。但后来人们发现《永乐大典》中保留有宋代的戏剧脚本,中国戏剧文学发端的时限被提前了,然而仍然被局限于宋代。赵逵夫先生的《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石窟发现〈茶酒论〉考述》则将这一时限又提前了很多,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重视文献基础工作,是我国的传统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反传统思潮的兴起,这一优良传统被抛弃。这在当时解放思想、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要求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因素。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是联系我们民族历史、维系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的历史不能被割断,这首先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才能重振中华文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没有深厚的文献功底,是很难取得卓越成就的。赵逵夫先生的《古典文献论丛》一书,就显示了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