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政治哲学研究

韩非子政治哲学研究（共12篇）

韩非子政治哲学研究 篇1

韩非子政治哲学研究

韩非子极为重视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提出了君主专制思想和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作为精通刑名之术的韩非子的政治哲学更值得我们探讨。

法家思想是建立在先秦后期并且迅速适应现实社会的政治化学说。韩非子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以唯物主义为根本，构建了以”法”“术”为特色的政治哲学。韩非子继商鞅变法，慎到论势，申不害论术之后，对各家思想组合重整，修正了申不害论术而不讲法，商君讲法不论术，慎到只说势而略法的不足。

“法”“术”“势”三者是韩非子政治哲学的主要根本，”

法”“术”“势”三者构建的思想体系是君主绝对统治的思想体系，体现君权的至高无上。

“法”是官府公布的成文法，以刑名结合时政社会的国家律令，是官员行事之依据。君主御下则是”术”，”势”则是君主所体现的至高无上威严。在韩非子看来三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弃。商君的重”法”不重”术”，在韩非子看来，”法”固然重要，秦国富国强兵，但是仅仅是大臣”势”的增加，秦国因此不能一国统一。申不害的论”术”，不重”法”，韩国君主昭候驾驭臣

下，但君民关系却因利益各自辩护，亦不能天下一统。韩非子认为”法”“术”“势”相随，三者不可缺一。

韩非子亦重”势”，”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为君主御下之道重要构成，君主在其位，才能号令臣民。暴君当政，并不是才能，而是对应的地位才可号令天下。君主只有有”势”，才可运用”法”“术”。“法”“术”“势”三者，君主之道。”势”作为法家概念之一，并不是韩非子的杰作，前期思想家管子和慎子都强调过”势”的重要性。韩非子对于前人势的概念是全盘继承的，但是又赋予了特定时期的内涵。

当时，能言善辩的大思想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主张，韩非子对于各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儒家等等那套救国救民的说教，只不过是望梅止渴。韩非子的概念里，社会是在进步的，并不能迂腐的坚持过去的礼义仁智。儒家思想是以先王之政治理现今社会，但是韩非子看来，世异则事异，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只能对于前人的经验采取参照借鉴而已，例如《显学》中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看来，礼义仁智的想法统治现今社会是不对的。只能采取中央集权的制度，而势则是最有力的武器。韩非子的势就是君主掌控全国范围内所有领域的至高权力，比如说，政

治，经济，军事等。君主只有乾纲独断，才能因势，任势得以发展。

因势就是君王权力集中，君主不同臣子共享势，造成”失其势重于臣”。君主为保持自己的势，就必须减弱臣子的势。韩非子从各个方面对势进行了解释，从君王替代，纣之亡，三家分晋等等，议古论今。又从臣子应该遵守的道来说明，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韩非子旨在建立君主至高无上的集权制度，使臣民恪守其道。势作为韩非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术”都是”势”的延伸和发展。

“法”是韩非子理论的重要部分，换句话讲，”法”就是”势”的外部准则，作为”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的意思是指法是势的外部准则，是必须遵守的。用法的方式来确立势的首要地位，势作为君主主权，必须从法律上来建构主体地位，把君臣关系从法律的角度上予以确立下来，而后明确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义务关系。以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必须”法莫如一而固”

作为”法”来讲，韩非子思想里，并没有人人平等的概念，但是仍有他的先进之处，比如说，从立法基础上防止贵族阶层特权化，”明主治吏不治民”治理人民，首先要把官吏治理好，官吏治理，要用法来确定官吏治理制度，就要”尽之以法”。君主以法来治理天下，以势来确立君主地位。以法治理贵族

阶层，可确保君主地位。韩非子概念里的法不阿贵，意在指出集权制度的法治下，最大限度的撤销特权阶层的律法特权。在韩非子之前有人曾经提出过。例如”刑无等级”“刑罚不颇”等等，到韩非子之时，将这些观点分而理之。追溯至司马迁曾说过，”法家不避亲疏”等，以此说明韩非子法不阿贵的思想。

法的思想特点还有”赏信罚必”，以及”重刑”等。要用”法”来供给”势”，必须的一点是根据社会发展，人的感情来立”法”的制度。”赏信罚必”来确定人的权利义务，君主若是利用好赏罚工具，民众便可以依赏罚制度来规矩行事，”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说明如果要想确立以势为主的法治，必须要赏信罚必，其次，要用刑罚来治理天下，是为乱世重典。作为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中心，重刑法即对前期各种思想的继承，并有所发展。乱之开端，必须重刑法，用刑法来震慑民众，尤其采用的是轻罪重罚，可以以法的形式来镇压人民的反抗，用重刑使之从于君主之政权，国家之平衡。韩非子从性恶论出发，认为民众是好乱之众，无所谓仁慈和关怀，只有用邢典才可以治乱，并且以此显示君主利民的想法，在今天看来，这属于典型的愚民政策。

君主用势来治理天下，只用法的方式还是不行的，必须运用权术来治理国家，治理臣民。一人治理万民，用术辅助

君主自己治理天下，即可稳于泰山。术就是驭人的问题，韩非子为君主提出主张的基础是功利主义，他认为天下熙攘，皆为利来。所有社会交往，都是以利益为主的，君臣关系亦如是。君主选择臣下的思想就是”君臣之交，计也”也可以用买卖关系来讲这个问题，君主买官职，臣子买智力。韩非子用功利主义思想来表达这个问题时，用”术”的内容来说，就是形名参同，君主手下的臣子，不要看其长相好赖，服饰的华丽与否和外交辞令如何。首重”形”“名”，臣子的言语陈词，君子以此为依据用其言辞来衡量，用其语言来责罚或立功。法律有时候是没有明文规定，臣子要用其行为来随时治理解决问题，这是君主看待臣子，衡量臣子的重要标准。韩非子的意思是为了用”术”的方式来奖励惩罚华而不实的臣子，侥幸立功的臣下。无功受禄之臣子，有言语无行为之臣子，当重罚。韩非子的概念，要用”术”来提高臣子的积极性来为君主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控制奸臣，过分宠爱臣子，是不可以的。为使君主”势”稳如泰山，官员队伍就不能乱，不能营私朋党，要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否则朋党之”势”便会影响到君主之”势”。臣子的势力一旦强横，便会影响到君主，发生犯上作乱，便是臣子朋党且君主过分恩宠。韩非子据此提出了无情杀人，杀掉所有阻碍王法之人，朋党之臣。

结论：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是以君主”势”为中心，并结合法及术的完整理论体系。君主独裁王者，诸侯国范围内实行中央君主集权制度。但是对于农民则是重刑法，愚民政策，放弃思想文明建设，只要求百姓对于法，对于君主，无条件服从，全国应”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尽管韩非子对于农民的方式方法不具有先进性，但是仍然是一个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法家思想，为当时战国时期，从四分五裂到天下一统的历史趋势。也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制君主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思想影响了近三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制度。

韩非子政治哲学研究 篇2

一、韩非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子对前期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 他吸收了商鞅的法治理论、慎到的势治理论、申不害的术治理论, 并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融合, 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法家思想, 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也包括法治、势治、术治这三部分, 并且还强调了这三部分之间的联系。

第一, 韩非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法治、势治、术治三个重要部分, 他认为法、势、术是统治者不可缺少的统治手段, 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运用好这三个手段。韩非子在《有度》中强调治国要用法治, 法治影响到国家的强弱, 法治严格的国家往往强盛, 而法治松散的国家往往贫弱。韩非子将法的作用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巧匠目意中绳, 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 必以先王之法为此。故绳直而枉木, 准咦而高科削, 权衡具而重益轻, 斗石设而多益少。”韩非子用比喻说明了法律就像社会中的准绳一样, 人们的行为以法律为准, 法律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可以有效地制止社会动乱。韩非子在提倡法治的同时也强调术治。韩非子认为君主身边的大臣、显贵等等往往会给君主带来威胁。因此, 君主为了防止来自身边大臣的威胁, 必然要用术来统治官员。术是君主对付官员的方法, 因此术只能由君主一人掌握。君主使用术治对付大臣就要将自己在大臣面前表现的神秘莫测, 君主不能随意的表现出自己的喜好, 以免臣下投其所好, 被臣下所蒙蔽。君主将事情交给臣下去做, 自己对事情不随意评论, 这样既能保证自己不会发错, 同时又可以看出臣下的过错。君主还要注意不能让一些能臣与群众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 一旦一些能臣在群众中形成了较大的威望或者超过了君主的威望, 则会为君主带来危险。君主通过以上的术治就可以控制官员, 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会被自己身边的官员所夺取。韩非子还强调了势治, 他将势作为了统治者统治的资格或条件。他认为一个人是统治者的原因是因为他具有了势, “桀为天子, 能制天下, 非贤也, 势重也”。因此, 君主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势, 有了势, 君主的命令才可能有效。韩非子还论述了君主势治的一些措施, 如君主要控制大臣的实力, 不能让大臣的经济、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太大, 更不能让大臣结党营私, 否则君主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通过以上的措施, 绝对保持君主在国家中强大的势力, 以保证君主的地位。

第二, 法治、势治、术治之间的关系。

韩非子强调君主治国要法、术、势三种手段并用, 这样才能维护好自己的统治地位。韩非子在自己的作品中论述过法、术、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势是法和术的前提条件, 君主只有拥有了势, 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 才有资格谈到用术的问题。因为术只有君主才能用, 是君主驾驭官员的手段。同时有了势也在有资格和条件制定一个国家的法律, 并且有资格和条件去实施法律。法和术是保证君主势的两种必要手段。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势, 必然要依法治国。君主在治国的时候, 势与法结合, 就会治理好国家, 反之势与法相互分离, 国家就会动乱。另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势, 必然要用术, 将势与术结合起来, 治国就会轻松。而势与术分离, 治理虽劳累, 但是也会出现国家的混乱。总之, 成功的君王必须在治国的时候兼用法、势、术。

二、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对我国的政治影响很大, 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 最终实现了天下的统一。韩非子的政治思想蕴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 这些积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法治思想中。第一, 韩非子强调以法治国, 这一点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韩非子主要是通过人性的角度来论述以法治国的原因, 他认为人性是恶的、好利的。人性的好利性常常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导致社会的混乱。要制止这种混乱, 必然要靠法律。因此韩非子主要主张用法律来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韩非子反对儒家学派主张的以人治国的主张, 他认为即使是贤人, 没有法律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韩非子法治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它不仅帮助秦国成为实力最强的国家, 最终一统天下, 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巨大。韩非子对人性的认识是深刻的, 并且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提倡法治可以弥补人性的弱点, 防止犯罪。韩非子强调统治者在定制法律后, 要将法律公布, 让人们自觉规范行为, 这种做法有利于培养人的法律意识, 减少社会犯罪。韩非子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在今天也具有积极意义, 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离不开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首先就要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 开展法制宣传、做好普法工作。只有全民族树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 提高法律意识, 才会自觉的遵守法律, 稳定社会。

韩非子法治思想中的一些法治原则也具有积极的一面, 我国现代的法律建设也值得继承和借鉴。韩非子在法治原则中强调“法不阿贵”, “法之所加, 知者弗能辞, 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强调的实际上是法律公平的问题。法律就像一把公正的尺子来裁定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的百姓都要遵守法律, 一旦违反法律都要受到惩罚。法律的公平可以带来很多积极的社会影响, 比如维护法律的尊严, 使人们都尊重法律, 肯定法律的有效性。官员和百姓都要遵守法律, 也可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 稳定社会。韩非子“法不阿贵”的思想与今天我国提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当今的法治建设是建立在民主社会中的法治, 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因而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方面具有平等性, 公民地位的平等也体现在法律上的平等。因此“法不阿贵”思想也适合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法治建设。同时我国目前在经济方面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平等性。参与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 在交换中也应该是平等地交换。这样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从法律的平等性维护经济参加主体的平等性, 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韩非子的“法不阿贵”的法治原则在历史上、甚至在现在的法制建设中都具有极大积极影响。

三、韩非子政治思想的消极因素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虽然具有一些积极的意义, 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的消极因素。韩非子政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体现在他的法治、势治、术治思想中。韩非子在提倡法治的时候, 主张的是严刑峻法, 用严酷的刑罚惩罚百姓, 甚至提倡轻罪重罚。韩非子轻罪重罚的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百姓畏惧法律而不敢违反法律, 但是一旦严刑峻法超过了百姓承受的度, 国家就会面临动荡。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取得了天下的统一, 但是后期秦国将法家思想用到了极端, 严刑峻法也走向了极端, 最终导致秦国的灭亡。韩非子的严刑峻法思想反映了韩非子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君主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 法律强调的是百姓的义务, 没有保障百姓的权利。韩非子将百姓置于被统治的地位, 韩非子的法律实际上是君主维护对百姓统治的有力手段。这样的法律出发点与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法律观念背道而驰, 现代的法律主要是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规范社会秩序, 从而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更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利, 其出发点是维护社会公民的利益。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中的势治与术治思想是君主维护自身统治的必要手段, 虽然这体现出韩非子对君主治国技能的研究, 但是这两种统治手段反映出了君主专制下的统治方式。势治和术治反映出封建时代中政治社会中政治生活的黑暗, 君主与官员之间的不信任, 介入政治生活中的君主和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因此这种势治以及术治手段只能是封建时代君王统治的特殊手段。这些政治技能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截然不同, 现代政治社会强调的是民主、自由、公平等等价值观念。公民通过宪法的规定都获得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当今政治生活中的政府除了统治职能外, 也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为公民提供更多的现代化服务。因此韩非子的势治、术治不可能在成为现代政治社会中的必要政治技能了。

注释

浅析韩非子的哲学思想 篇3

【关键词】韩非；哲学；辩证

韩非，生年不详，是战国末期的政治理论家，是我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曾与秦国的丞相李斯一同师从荀子，他目睹了韩国屡次败于秦国，虽数次向韩王提出建议，却得不到采纳。失意之后，潜心研究古今历史和诸家学说，进行批判、吸收、借鉴，写成著作，可惜在本国无人理睬，后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后十分欣赏，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到了秦国，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却招来了李斯的记恨。最终冤死狱中。司马迁对韩非之死也是感慨万千，他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韩非子》共计五十五篇，其中透露出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和辩证法，同时注重实际的态度。主张人性恶是提倡君主专制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韩非的性恶论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反对孟子的天赋“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起点是人的生理需求，如果任由这些需求发展下去就会变成各种恶；相反，如果能适当控制这些要求，就能成为善。韩非的性恶起点是人是自利的，而且是有利可图的。人与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备内》中说到：“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意思是造车的人希望别人富贵，造棺材的希望别人早死。不是造车的人仁德而造棺材的狠毒，而是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早死棺材就没人买。这些不是憎恨别人，而是因为死亡能带来利益。包括举的儿子谋杀父亲、妻子谋害丈夫的例子，虽然比较极端，但是也是有其可能性。用这些例子来说服君主，提醒君主防备宫内后妃和儿子等人的弑君篡位。另一方面，韩非也鼓励君主利用人的自利特点，来建设国家，同时也要限制消除这种自利带来的消极影响。《八经》中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二、韩非的唯物主义观

恩格斯说：“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韩非在自然观上继承了荀况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同时对老子哲学中的一些思想作了唯物主义的重塑。他曾举例驳斥鬼神的迷信，《饰邪》中提到：“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大意为，燕国和赵国都用龟甲来占卜，得到的结果都是“大吉”，最后结果是赵国获胜，这能说是赵国的龟灵验而燕国的龟就欺骗人么？《主道》中提出：“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下不能意。”意思为做君主的原则在于不能让臣子看出自己的心意。这里的道就是为君之道，韩非继承了黄老学派的思想，对道家学说进行批判、改造，将道家的虚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

三、韩非的辩证法

“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其含义是进行谈话论辩、在辩论中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通过克服这些矛盾以求得真理的方法。《韩非子》中一则流传至今的寓言故事对辩证法进行了简洁的说明。“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这是最早见到“矛盾”一词，矛盾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双方的对立统一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意在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在《喻老》中的另一个例子，扁鹊见蔡桓公，提醒我们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要争取解决，以免从量变变成质变。韩非总结出量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所以从开端就要消灭可能引起质变的因素。《亡征》中说到：“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解释了树木折断一定通过虫蛀，墙倒塌一定能够因为有了裂缝。但是树木虽然有了蛀虫，没有大风是不会折断的；墙虽然出现了裂缝，没有大雨是不会倒塌的。指出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只有内因没有外因，事物不会变化。《解老》中，“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所倚。’以成其功也。”同样的，还解释了“福兮祸之所伏”。祸福之间转化不是自动的，也不会无条件的。祸福相倚只是事物转化的一个代表。

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学说，提出了法、术、势三者统一的法治思想，注重实践，坚持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为之后秦始皇统一全国打下理论基础。同时对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韩非子名言 篇4

1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韩非子·喻老）

2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韩非子·难一）

3举世有道，计入有计出（做事情要有一定的原则，既要算计得道的，也要算计失去的）

4欲成其事，先败其事。（事情有时候要做成他却往往要先败坏它）

5道私者乱，道法者治

6不吹毛而求小疵。——《韩非子·大体》

7胜而不骄，败而不怨。——《商君书·战法》

8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快，苦则求乐，辱则求荣，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9自胜谓之强。（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

10自见之谓明。（能够认清自己的人才是明智的）

11欲速则不达。《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

12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

13巧诈不如拙诚，惟诚可得人心。《韩非子·说林上》

14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韩非子·说难》

15华而不实，虚而无用。《韩非子·难言》

16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置身事外，才会看清真相；保持冷静，才能制定出行动原则）

17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世间总有得不到的东西，也总有办不到的事）

18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一只手击掌，即使再用力也不会有声音）

19行成于思，毁于隋。业精于勤，荒于嬉。

20慈母有败子

《韩非子》读书笔记 篇5

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韩非子》即是其中一颗熠熠发光的宝石。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代表人物。《韩非子》是后人根据韩非的作品辑成，书中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作为一部“帝王之书”，《韩非子》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亦不过时。其中，针对领导者(君主)的素质问题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谨慎

谨慎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君主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君臣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他处在利害关系的中心位置，臣下都在打他的主意。“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要想不被蒙蔽、利用和操纵，必须时时事事谨慎。“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具体说来，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处理政务，都要小心：“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在作出赏罚决定时更要审慎，因为“上失扶寸，下得寻常”，要根据法律来确定赏罚，并把各种迹象放到一起比较查看，做到“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

谨慎，还体现在口风严实，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喜恶或者欲望。君主如果不把对人臣的看法藏在心里却泄露给亲信宠臣，那些想进言的大臣必须先迎合亲信宠臣才能让君主听到自己的进言，这样忠臣离君主就越来越远了。“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所以，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为什么君主不要轻易表现出喜恶呢？“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也就是说，不管是表现出喜还是恶，要么节外生枝，要么下属心生怨恨。“故曰：去好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君主不仅要把喜恶藏在心中，更不要表现出欲望。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还没有了解好情况就先表现出意愿，就会被下级利用，再做这件事情不仅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害。“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要想见到臣下的本色，君主就要“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见”即为“表现”，使其无法“自雕琢”，“自表异”。“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愚去智，臣乃自备。”这就是说，君主平时要保持一种虚静的态度，如果能达到“寂乎其无位而处，谬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就能做到以静制动，以无为促有为。

谨慎，更是体现在不走极端。人只有在平和的心态下才能理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头脑发热，心情急躁，很容易做出追悔莫及的决定。因此，善于自我培养的人会随时调节自己的心态，完善自己的性格。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戴柔软的皮革让自己舒缓一些；董安于心情缓和，所以佩戴绷紧的弓弦来让自己行动迅捷一些。“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完美，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换个角度，过分要求完美有时也是一种走极端，也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韩非在《外储说左下》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季孙喜欢养士，一生都很庄重。家居休闲时穿的衣服像上朝一样整齐。可他偶尔疏忽一次，衣着随意了一些，客人就以为他讨厌蔑视自己，结果私下交好怨恨季孙，找了个机会杀死了他。韩非提醒：“故君子去泰去甚”。也就是说做事避免过分，以免达到“过犹不及”的反向效果。

(二)守信

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对于领导者尤其如此，“言必行，行必果”才能让下级信服。韩非在全书开篇《初见秦》中就对秦王谏言：“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他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成。”在《韩

非子》一书中，为了说明要守信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等。君主表现自己的信用，就要像曾子杀猪一样。实际上，在《安危》篇中，韩非向君主提出的保证国家社稷安全的七大“安术”之一就是“有信而无诈”。

在管理中，信用主要体现在赏罚守信。御臣“七术”中的第三术就是“信赏尽能”。有功必赏，才能使奖赏切实起到激励作用，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有的领导喜欢许口头诺言，可是等部下真的做出成绩时，却又舍不得奖励了。比如说“推己衣衣之，推己食食之”的项羽，貌似仁慈，对手下关爱备至，而该论功行赏的时候，把官印拿在手中，棱角都磨平了也不愿意给有功之臣。难怪他缺乏夺得江山的气概。奖赏如果不能守信，不仅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相反会使下级心生不满，消极怠工，甚至产生敌对行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地改变已经约定好的奖励方式。

(三)节欲

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又常常是灾祸的根源。《扬权》篇中说：“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酒肉虽然美味，却埋下疾病的隐患；明眸皓齿的美女，让人情欲欢悦却损耗精气。这里，韩非给我们提供了健康养生之道，但实际上更是在告诫我们，尤其是当权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对权力和钱财的欲望。《解老》篇中说：“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因此，“祸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利”。可见，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诚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欲望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但是，对于领导者来说，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需要给欲望套上笼辔，否则，脱缰的欲望借助已有的权势将很可能把当权者带向不归路。修养的过程就是克己的过程，克己的过程就是抑制私欲的过程。“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四)恬淡

要做到不受外物的引诱，控制欲望，就要学会保持恬淡的心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持一颗平常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却意义重大。因为“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人只有在心情恬淡的时候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避免头脑发热，做出错误决策。圣人能够专心固守他追求与取舍的准则，不受外物引诱，做到“不拔”；神志专一，精神不被扰动，做到“不脱”。作为领导，每天面对纷杂的事物，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尤其要有“不拔”、“不脱”坐得住的功底。此外，还需要明确目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不被小事牵扯精力。韩非用楚庄王执掌朝政为例子，说明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的意义。楚庄王回应右司马的劝谏时说：“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因此，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五)自胜

自我是最难战胜的。“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引用了老子的话说：“自胜之谓强。”他用楚庄王攻打越国，杜子进谏劝其停止进攻的例子说明领导者冷静地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杜子曰：‘„„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蹊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楚庄王”比比皆是，别人的错误和弱点一目了然，自己的不足却视而不见。“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领导者整日被下属的阿谀奉承所包围，更容易迷失自己，丧失方向。所以，加强自身修养，及时而充分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提高自我认识水平，做到“自胜”，是管理者“胜人”的前提条件。

(六)去私

韩非子寓言哲理 篇6

宋人有酤酒者①，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②，然不售，酒酸怪其故③。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④，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酤⑤，而狗迓而龁之，⑥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⑦，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⑧，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上》)

【注释】

①酤(gū)酒：卖酒。②升：量酒的器具。为：酿造。③怪其故：对这种料想不到的事情感到奇怪。④问其所知：向有学问的人请教。闾(lǘ)：邻里。⑤挈(qiè)：用手提着。瓮：盛酒浆的坛。⑥迓(yà)：《尔雅》：迓，迎也。即冲着。龁(hé)：咬。⑦明：帮助开导。⑧蔽胁：蒙蔽控制。

【译文】

宋国有个酿酒的生意人，他开的酒家，量器精准公平，对客人服务周到恭谨，而且酒香味美，店外悬挂的酒旗高扬醒目。

按理说，这个酒家一定会生意兴隆，可恰恰相反，他家的酒常常发酸变质却卖不出去。?

店主也对这种情况感到奇怪，冥思苦想找不出原因，只好去向邻里中有学问的杨倩老人请教。杨倩老人问他：“您家店铺里的看门狗很凶吗?”店老板迷惑不解地说：“狗的确很凶，但如此好酒为什么卖不掉呢?”杨倩老人笑道：“人家怕你的恶狗呀!有的人叫自己的小孩怀里揣着钱，提着酒壶、抱起酒坛，上你家去打酒，而你的恶狗却冲着顾客龇牙咧嘴咬人，多可怕呀!你的酒再好，还有多少人敢来买呢? 所以，直到发酸也卖不出去。

韩非子散文语言艺术研究 篇7

以理致胜, 去情客观是韩非子散文最具辨识度的特点, 通常给人的感受都是字里行间冷冰冰, 毫无人情味可言, 这种行文特征反映在言语上就是精准性、严肃性, 同时表现出高度的概括性。

无虚言、无赘字, 这是韩非子行文的准则, 也是韩文读之酣畅淋漓、流畅无滞的原因。《初见秦》有这样一段: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 东破宋, 西服秦, 北破燕, 中使韩、魏, 土地广而兵强, 战克攻取, 诏令天下。齐之清济蜀河, 足以为限;长城巨防, 足以为塞。齐, 五战之国也, 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 夫战者, 万乘之存亡也。且臣闻之曰:“削株无遗根, 无与祸邻, 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 大破荆, 袭郢, 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 东服于陈。当此时也, 随荆以兵, 则荆可举;荆可举, 则其民足贪也, 地足利也, 东以弱齐、燕, 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 引军而退, 复与荆人为和。令型人得收亡国, 聚散民, 立社稷主, 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这一段文字并不是特别长, 但是却囊括了韩非所说的秦国几次错失称霸机会的憾事, 并且他详尽地描述了失“霸道”之事的具体过程, 包括政治背景、势力分布、战争具体的动势、以及在这种绝佳机会之下因把握时机伺机行动步步为营。但由于何种不当的处理方式, 导致良机的错失。寥寥数百字, 把一个国家多年来最具突破性的局势分析得面面俱到, 并且能够拿得出最佳的解决方案以及明示前人是所失和大过, 没有一句虚言, 没有一个赘字, 字字句句切中要害。

在这里还可以分析出韩非子精准冷峭的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那就是他经常会在遣词造句中注入明显的评价倾向, 整篇文章阅读出来可以很清晰地体会韩非子的情感和褒贬倾向, 这些本来就带有感情色彩的词的运用可以进一步加强整个语言的指向性, 使得整个行文语言拥有更强的概括性。

(二) 生动形象, 富有极强的表现力

作为具有政治性目的的实用性文体, 韩非子散文极其讲求语言艺术的运用, 这是因为即使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 要真正地做到上达天听、推行己说, 还是必须运用语言的技巧, 生动形象的表达是语言智慧的一种方式。

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是以语言的准确性为前提的, 但仅注意到文字表现的准确, 却不一定就能使描述带有生动性和形象性。这里涉及到一个表现技巧问题。韩非子行文非常注意选择角度, 以准确的字眼勾勒或描摹, 而于无关紧要处, 则不着笔墨, 如此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如《外储说左上 •说五》:

齐景公游少海, 传骑从中来渴曰:“婴疾甚, 且死, 恐公后之。”景公遮起, 传骑又至。景公曰:“趋驾烦且之乘, 使骆子韩枢御之。”行数百步, 以脑为不疾, 夺髻代之;御可数百步, 以马为不进;释车而走。

短短几句话, 把一个急急忙忙、失去理智的庸主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逼真。显然, 这种出色的表达效果是由韩非对齐景公几个典型动作的描写产生出来的。

另外, 韩非子散文中有一部分政论文。政论是议论政治道理的, 但这些道理一般难于让人理解和接受。韩非常常运用细致的描绘和精彩的比喻, 使抽象的道理变得具体可感。如《亡征》:

亡征者, 非曰必亡, 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 两桀不能相王;亡、王之机, 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 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通蠹, 无疾风不折;墙虽隙, 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 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 其兼天下不难矣!

用蠢隙于内, 风雨于外, 生动形象的比喻恰当地表现出亡、王之机的急迫形势。

(三) 节奏铿锵, 极具音乐性

韩非子的散文已经是成熟的专题论文, 在艺术形式尤其是语言表达上也体现了这种成熟度, 形式上表现齐散并行, 运用了大量排比句, 形成铿锵的节奏,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内外《储说》则集中反映了韩非大量使用排比句式的特点。排比, 即整齐骄偶化的句式。如:

利所禁, 禁所利, 虽神不行;誉所罪, 毁所赏, 虽尧不治。夫为门而不使入, 委利而不使进, 乱之所以产也。齐侯不听左右, 魏主不听誉者, 而明察照群臣, 则拒不费金钱, 潺不用璧。西门豹请复治邺足以知之。犹盗婴儿之矜裘, 与别危子之荣衣。子绰左右画, 去绳驱蚁, 安得无桓公之忧索官, 与宣王之患马也。

这段文字, 议论之简洁自不必说, 单看上下文之间的排比对偶, 就很能见出作者的语言锻炼之功。大量使用排比句, 不仅能增加语言的形式美, 而且朗读起来, 也十分有节奏感。

韩非的文章用韵比例比较大的有四五篇。其韵文, 音声和谐流畅, 节奏鲜明有力, 而且其议论必须紧紧围绕论题展开, 因而文章特重语言间的逻辑联系, 为使字字句句皆当说理之用, 就必须力避出现重复词句。

参考文献

[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上海:中华书局, 1982.

[2]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中华书局, 1958.

[3]张觉的.《韩非子》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 2006.

[4]魏德胜.《韩非子》语言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韩非子成语典故 篇8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谓曰：“吾忘持度!”返归取之。及返，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郑国有个想买鞋子的人。他先在家里拿根绳子量好自己脚的尺寸，就把量好的尺寸放在自己的座位上了。他到集市上去，却忘了带上量好的尺寸。他已经选好了一双鞋，想比比大小，发现量好尺寸的绳子忘记带来了，于是又急忙赶回家去取。等他带着绳子跑回来时，集市已散，他最终没能买到鞋。别人知道后对他说：“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脚试一试呢?”他固执地说：“我宁可相信量好的尺寸，也不相信自己的脚。”

小评《韩非子解老》 篇9

道者，天下之法；法者，天下之器。以天下之法成天下之器。笑庄周之避世，傲孔孟之唯诺。集四方之华彩，韩非是也。

——题记

在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在翻天覆地地变革之中，思想在电光火石地激荡之中。正是在这一片纷繁之中，一部字字铿锵的惊世杰作——《韩非子》诞生了。仿佛地平线之上的曙光，引领中国进入新的时代，一个属于中国的帝国时代。

《韩非子》为法家的集大成之作，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道之“势”于其中。几千年来，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中，《韩非子》所述的法家思想却从来被尘封，足见其分量。《韩非子》无论在哲学思想上，还是在治国方略上；无论在传承先贤上，还是在开拓新境上，都有杰出贡献。其中《解老》篇便是此中代表，是整部《韩非子》的灵魂之作。以此提纲挈领，可以得《韩非子》之要，得法术之要。

所谓“解老”，是对《老子》（即《道德经》的解释。韩非的很多思想是从老子借鉴而来。但他并不是对道家的传承，而是借道家之表巧妙地表达了法家的哲学与政治思想。下面就从《解老》中哲学思想于法治国之术两方面来剖析。

一、《韩非子》的哲学思想

《韩非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巅峰之作。

之所以说它是“巅峰”，是因为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说它“前无古人”是因为诞生于战国末期，集百家之华，是百家经典的收束之作；而“后无来者”是因为在其之后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儒家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而日益僵化，即便经历了“理学”、“心学”的演变，也只是愈发成为统治者的工具，难以出现思想上的活力。自然无法超越韩非子。因此，说《韩非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峰，实至名归。

《韩非子》的哲学主要贡献有朴素唯物思想、辩证法思想以及文字之下若隐若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三点在《解老》篇中都有集中体现。

《解老》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韩非对于《道德经》中“道”的阐述上。很多书都将老子与韩非的“道”一并简单翻译成“规律”，这是不正确的。

《道德经》素有“道德”与“德道”的先后之争。而根据韩非在《解老》中先“德”后“道”的论述，可见其实为《道德经》。《道德经》将“道”最大限度的抽象化，视其为万物本原，却为给予定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说“道”“玄而又玄”，可见老子之“道”包罗万象，是宇宙之一切的总和。而韩非之“道”，虽然仍然没有概念，只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但字里行间却有被具象化的迹象，比如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又如“不设备而必无害，天地之道理也。体天地之道，故无人害则不备人。”这里的“道”，在国家角度可以理解为“权柄”；在哲学角度，可以理解为“规律”。不同的角度不同理解，但无论治国权柄还是客观规律将现实的具体的事物视为一切的出发点，而不是归于一个虚幻的理解，由此可见其踏实的唯物观点。

《解老》的辨证法思想体现在对著名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上。老子的这句话是老子辩证法的代表，但其中却隐藏了神秘的宿命色彩。而韩非的“心畏恐”“行端直”“思虑熟”以及“骄心生”、“行邪僻”则去掉了这层色彩，将器放入实际之中，使其更具现实意义。这是一种当时君主的警醒，也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配，值得我们深思。

《解老》中最为难得的是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倾向。在当时，无论儒、墨、道等当时显学，均认为今无如昔，希望倒退，只有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在《解老》中反映在“德”、“仁”、“义”、“礼”的论述上。以老子之言（“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

首也。”）抨击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制度。而这套由周公所创的礼乐制度维护的是奴隶主的贵族的等级制度，这就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愿。抨击了旧制度，也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反对“无变大，毋异常”作了铺垫。

除了这三项主要贡献外，《解老》还体现了韩非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关于韩非的实用主义哲学，还要从他的生平谈起。韩非是战国时的韩国公子，本由一腔报国热血，却发现自己的祖国奸臣当道，法术之士不备受重用。这种现实使韩非的心里受到强烈的压抑。而从心里学角度看，心理受压抑会催生强烈的功利心理，反映在《解老》中便是“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的实用观点。这种观点与秦嬴政的心里一拍即合——嬴政也是在童年人质生活中受压抑而导致极端现实。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对于采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结果混乱局面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韩非的逻辑思维最大的特点是其环环相扣的严谨。例如，“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这样的推理在《解老》乃至整部《韩非子》中俯拾即是。这种环环相扣的推理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的公理化推理，使人信服，但相较更有磅礴之气，给人感染。这不仅对中国哲学，甚至对中国文学也有深远影响。

韩非之所以能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高度，是源于其思想的兼容性。他不仅传承法家的既有思想，也对其它学说抱着最终的态度去学习。这不仅表现在对老子学说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他师从儒学大师荀子称孔子、墨子为贤人。这种海纳百川的态度，再加上他对当时历史潮流清醒的认识，取得如此成就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解老》中的治国之术

韩非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更是一个只对君主负责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作品中最为重要的是其治国之术。而韩非的治国之术，主要围绕“法”、“术”、“势”三个方面展开。韩非子的“法”事一个比现代的“法律”更广泛的概念。它包括法律、法令的含义，也涵盖了一切硬性的制度在里面。而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不可违抗性。这种制度管人的思想在《解老》里虽未明确提出，却有所体现的。比如，“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学气治，而译动理则少祸害。”这句话并未提及“法”，只提及“圣人”。但韩非子一向是反对圣人、贤人政治的。因此“圣人”应另有一番解释。结合韩非的圣体思想，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制度。由此引出韩非“法”的思想。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他老师荀子“性恶论”的继承发展。韩非认为，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单纯凭“德”、“爱”为政就会软弱无力，是“愚诬之学”，“无益于治”（《显学》）。必须依靠强制力来的约束人性之恶，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人性虽有善的本质，但人证为一种动物所具有的原始欲望在更多的时候体现为恶，必须加以约束这也符合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韩非的“法”正式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

韩非的一整套法治思想，不仅对于当时有积极影响，即使对现今，也是有进步意义的。这套法治是对人治的一种动摇。人治多变，且易出现错误，而法治对于这些缺点的有效弥补。试想，如果能够加强制度的监管，那么不少地方朝令夕改、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是否就能得到有效遏制呢？

韩非的“术”借鉴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在《解老》中被表述为“爱而精神，吝其智识。”他认为以个人有限的智慧强行去做为，不仅于事无益，而且过于暴露自己的意图，让别人窥探到自己的想法，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于己有害。因此，治国要无为，要“用神也静”。对此最为鲜明的例子是赤壁之战。前孙权对于战和两派的处理上。孙权本人主战，但他并未急于行动，而是让两派自有争论，并以主和派的部分思想完善自己的战术。例如，主和派中有人担心曹孙相争会使刘备得利，于是孙权在备战时有意将刘备推上前线，于周瑜共同应战。

这不能不说是对“无为”的最佳诠释。

“无为”之术还表现在《解老》所借用老子“不敢为天下先”之言，认为“不敢为天下先则事无不事，功无不功，而议必盖世。”这可以有效避免“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后果。比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勃列日涅夫前期的改革有效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经济，但其急于美国争霸世界，盲目扩张，使军费超支、外交陷入困境，经济政治陷入乱局，为苏联解体埋下伏笔、这便是盲目争先的恶果。相较之下，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中“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思路则体现了“不敢为天下先”的智慧。

至于韩非之“势”则集中在“道”上。如前文所提到，《解老》之“道”从国家政治角度可以理解为权柄，这是君主手中高高在上的至高权力。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权柄，君主便可不失势，便可独尊。而根据《韩非子》的整体论述，这权柄并不是国家的一切大全，而是最关键的人事任免权。只要把一关键抓住，一切就尽在掌握。专制服务的，但它对现代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一个国家之中，人民不可能直接管理一切事务。但只要让人民切实掌握对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命权，就能保证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只有让人民手中的人事全力落实，才能使国家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

韩非的“法”、“术”、“势”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紧密相连的。无为之术需要势的保证，而法的严密稳定不可违抗使无为而不慌政成为可能。而这三者紧密相连，共同维护君主专制，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

在韩非的治国理念中，除去“法”、“术”、“势”这三个基本原则，还有一点需要加以补充，就是德政思想。很多人认为法家势一种绝对无情、绝对冷酷的学说。的确，法家的确主要体现出它严苛甚至残忍的一面，但并不能将这一方面绝对化。《解老》中就有“有道之君...内德译益于人民”、“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这种温和的思想在其中。这使得法家的凌厉之中融入了柔和。

以上便是对《韩非子·解老》的解读。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给以宽为为主的中华民族性格加入了严的内容——严肃，严谨，严格，也给以柔软为主的中华民族气质加入了则强的风格。这对于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人情社会的弊端是一种有力的约束。它是中华文化中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对当代社会也具有极大借鉴意义。它不愧为中华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之冠上最炫目的明珠！

李浩

参考书目： 《韩非子》 《道德经》 《史记》

韩非子故事600字 篇10

纣为长夜之饮①，欢以失日②，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乃使人问箕子③。箕子谓其徒曰④：“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⑤。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 辞以醉而不知。⑥(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上》)【注释】①长夜：整夜。②失日：忘记时间。③箕子：名胥余。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

箕子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当纣王闻知箕子情况，遂囚禁在“箕子台”。④徒：随从人员。弟子。⑤为,治也。—《小尔雅》。天下主：指国家的君王。其：在句中表示揣测语气，相当于“恐怕”、“或许”、“大概”、“可能”、“一定”。⑥辞：推托，借口。以：通“已”，已经。故事解读;商纣王欢乐无度，却有嫉妒心，箕子即使知道也不敢说出来。所以商朝败亡在他手上。忘记时间尽心欢乐是很多富二代的表现，他们这样做很快就会败家。

韩非子智慧名言故事选读 篇11

【名言】

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

——《十过第十》

耽，沉溺，入迷。女乐，女子歌舞。为政者的举止言行不光影响他个人，于国于民都有莫大干系。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沉溺于女子歌舞，贪图个人安逸，这是国家的灾难。

【名言】

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

——《十过第十》

身为君王，远离了权力中心而不听谋臣谏士的建言，随时都有颠覆灭亡的危险。中国有句老话叫“主不离位”，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古代君主外出巡游，颇多险象。离开权力中心，就有失去权力的可能，这也是政治动荡的征兆。无论因何离内远游，也必须做好妥善安排。不顾政治情况，单纯为了游乐而随心所欲的出行，危身的可能就更大了。

【名言】

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则刺人。故君子

慎所树。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橘柚，果木名。枳棘，多刺的树，亦指恶木。种植橘柚的话，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香的；种植枳棘的话，长大后反而刺人。所以君子栽培人才时，要慎重。选才不慎，等于养奸；选才得当，获利无穷。

《<韩非子>智慧名言故事》简介：

《韩非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法家著作，一向被认为是法家学说集大成的作品。现存的版本共收录五十五篇文章，分为二十卷。韩非思想体系的整体思想是法、术、势合一。韩非的思想广博深刘，并不止于法家理论。他对先秦备种思想的综合、消化、改造和反思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遗产。《韩非子》中还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历史观点，历来受史学家的重视。在文学上，韩非的作品也以雄伟森严、深刻明切而又激越犀利、严峻峭拔的独特风格卓然自成一家，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

由齐鲁书社出版，分名言、要义、故事三部分。总的原则是由名言引出故事，以故事解读名言，希望读者通过这种形式加深印象，由言、事而明理，获得某些有益的心得和启示，力求使学术性、科学性、实用性、通俗性融为一体，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

《韩非子》对儒的批判论文 篇12

关键词：《韩非子》；“儒”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诸子思想应时代而生，其中对治国之道，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儒家和法家。而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对儒家思想的争论是避免不了的。若将韩非与儒家思想绝对的对立，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以《韩非子》原典为依据，分析韩非对儒家的“批判”。

（1）《韩非子》批“儒”的思考

《韩非子》中对“儒”的提及有侏儒、老儒、儒者、儒侠等，对“儒”的态度并非激烈的抨击和全然的否定。《八奸》、《内储说上》、《外储说左下》等谈及“侏儒”，此乃倡优、乐师，与批“儒”无关；《内储说下》谈及“老儒”，此仅具体某一人，与儒家无关。《外储说左下》谈及“儒者”，以齐宣王之口问：“儒者博乎？儒者弋乎？儒者鼓瑟乎？”且有关儒者之博，《孔子家语·五仪解》中也有谈及“君子不博”，孔子答鲁哀公曰：“为其兼行恶道也。”此恶道乃表现为“杀贵以害义，下以害上，大小易序，贵贱易位”。孔子以小之恶行，引申到治国，实则是倡导以礼义为准则，不能以下害上，应遵循上下尊卑秩序，这也是法家所认同的。

韩非明确有批“儒”的言论，在《五蠹》和《显学》篇。韩非将“儒”归于“五蠹”之中，认为“儒以文乱法”，笔者认为此处“儒”不能直接等同于儒家思想，应是某类儒者。因下文有言“侠以武犯禁，且上以礼之”，故儒和侠应是君主礼遇的对象，应是某类人。况且，韩非也论述“儒分为八”，“八”是以学术层面来划归，或代表儒家后世的所有分支，并无确定的言论。此亦表明一个事实，韩非生活的时代，确有众多儒生，且持有不同侧重点的儒家思想。当时之儒者代表儒家之形象，并非儒家的全部思想，若以批“儒”而理解为批儒家整体思想，乃有以偏概全之嫌。

韩非师从荀子，其思想与荀子有密切的关联。韩非对“儒”的批判可能受荀子对儒者划分的影响。荀子认为儒者分为大儒，如尧舜禹、孔子、周公；小儒如春秋五霸；散儒、陋儒、腐儒、贱儒。陋儒仅读通《诗》《书》，不践行，不尊礼法；散儒，依《诗》《书》行，不尊礼法；腐儒不重言谈；贱儒，如子游氏之贱儒以君子不劳作自居。韩非认为当时之儒者，“取舍相反不同”，存在矛盾性。韩非对孔子之后的儒者充满不信任，且对尧舜之道并未否定，只是时间长远难辨真假。《韩非子》一书中对待儒家的先师孔子的评价，多为尊敬的，对待小儒“春秋五霸”实行的“霸道”思想，多是认同且践行的。笔者推测韩非对儒者的批判更多的是针对当时众多的散儒、陋儒、腐儒、贱儒之类，并非全部儒者，也并非否定全部的儒家思想。

（2）《韩非子》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子》一书多次提到孔子，大多从正面角度进行分析，对孔子的贤能和地位是认同和肯定的，且韩非子对待儒家先师孔子多是一种敬重的态度。《韩非子》一书中谈及孔子共43处，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孔子的思想及对其思想的认同和吸收。韩非肯定了孔子贤人的地位及功绩，如借子圉之口侧面说明孔子之贤能；肯定孔子在鲁为政时道不拾遗的功绩；承认孔子“天下圣人”的贤能地位；肯定孔子作为儒家的最高成就。

同时，孔子的某些思想，韩非在论述时也给予了认同和吸收。其一，对信的态度。《论语》中有多处关于信的记载，信作为儒家五常之一，可见其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韩非在《外储说左上》中以孔子闻晋文公攻原得卫的事件记之曰信；孔子弟子曾子杀彘守信；孔子评夔虽残暴，但能守信义立世，“小信成则大信立”。恃势、恃术的同时也要恃信。信是孔子与韩非的共识。其二，赏罚分明，重视赏罚的功效。《韩非子》载孔子是知赏、知罚之人，赏罚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见成效。如《内储说上》孔子认为救火为急事，应用罚才能见效。《难一》载孔子赞襄子之赏，认为“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此为赏的功用。韩非子“明赏必罚”的思想亦有可能受孔子明赏罚思想的影响。其三，法的公平。《外储说左下》记载孔子之言：“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官员依法办案，谨慎执法，虽无赦免但有仁心，能使人心不怨上，由然而知己之罪。对法的公平性和吏公平执法的行为，韩非子和孔子都是认同的。

儒家和法家，是后人给予的人为区分，略含有主观的因素。“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的模式被固定化，其思想复杂被简单化，使得韩非个别不满孔子的言论被放大，一个反孔的韩非子形象也被逐步塑造出来。”法家与儒家的相似处，皆在于儒法共有的东西--法，而不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义之道。儒法对立的模式化隐含着不合理性，儒、法复杂的思想不应简单地归于对立，其也有一些相互交叉且能互相共存的思想。林纬毅认为韩非“反儒”具有局限性，受历史进化观的影响，在当今“争于力”的前提下，德治政治功效小，法治是最适宜的方式，且“儒以文乱法”，故“反儒”。在这个局限外，如上古的德治，作为纯道德概念的儒之道德，不妨碍法治的儒者以及可以被法治思想所利用的德目，都不是韩非所反对的。

韩非批“儒”，可能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中的某些儒生，尤其是大量的散儒、陋儒、腐儒、贱儒，因其以不切实际的言论任意扰乱法治，给混乱的秩序产生更恶劣的影响。韩非并非批判从孔子以来的所有儒生，若以“儒以文乱法”此一言，而断然认为韩非否定全部儒家思想，未免有笼统之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