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精选12篇）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篇1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 追踪国际传播学界的前沿课题、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新闻传播学发展已经已入了瓶颈阶段，研究方法和规范的缺失使得学科发展遇到极大困难，因此，近年来学界热点始终聚焦在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上。虽然，对于是否需要“本土化”、如何实现“本土化”等问题，研究者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在探讨、争鸣的过程中激发了研究者强烈的创新意识，国际传播学界也希望在传播学研究中，中国能够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研究者必须科学、客观地看待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国际传播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1]，必须对国外传播学研究有广泛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其最新的前沿热点问题至少要做到及时跟进。

(二) 世纪交替，回顾并展望21世纪传播学理论应用新领域

传播政治经济学植根于我国特有的强调意识形态的研究氛围中，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偏爱，20世纪90年代引入和翻译了若干经典的著作，如文森特·莫斯可先生的《传媒政治经济学》及大量的介绍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批评学派的著述，但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国内学者对此领域发表独立见解的文章、著作非常罕见。当然，除了研究条件不成熟外，对国际同行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理论的延伸和新的运用了解不够，不能找到合适的选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2]。

综合以上两点，对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整理和分析是一件紧要且十分必要的工作。

二、研究方法及过程

(一) 研究条件及手段

基于现有的研究条件，本文所选择的技术手段相对简单。在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主页进入EBSCO数据库，在主题及关键词两项键入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进行交叉检索，得到符合要求的论文15篇。

(二) 论文研究领域分布

1. 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及应用8篇

(1) 《Algunas implicaciones dela teoría de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 la Comunicación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 la propaganda》 (Spanish) (Pineda Cachero, Antonio.Revista Latina de Comunicación Social, dec2009, Vol.12 Issue 64, p1-10)

(2) 《An update on China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chiller, Dan.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8, Vol.1 Issue 1, p109-116, )

(3) 《Inequalities on the web: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Pereira, Carlos.Media, Culture&Society, Mar2009, Vol.31 Issue 2, p325-330, )

(4) 《China's pursuits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s:hopes, follies and uncertainties.》 (Yuezhi Zhao.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0, Vol.3 Issue 3, p266-289, )

(5)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Journalistic Information.》 (Casero Ripollés, Andreu.Revista Latina de Comunicación Social, dec2009, Vol.12 Issue 64, p1-10)

(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al research.》 (Roig, Núria Almirón.Revista Latina de Comunicación Social, ene2007, Vol.10 Issue 62, p1-16, )

(7)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Herman and Chomsky's Propaganda Model.》 (Pedro, Joan.Revista Latina de Comunicación Social, dec2009, Vol.12 Issue 64, p1-14, )

(8)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Bola?o, C.;Mastrini, G.;Sierra, F..Javnost-The Public, 9/2/2004, Vol.11 Issue 3, p47)

2.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3篇

(1) 《Economía Política Comunicación:una aproximación epistemológica a losorígenes.》 (Spanish) (Almiron Roig, Núria.Revista Latina de Comunicación Social, dec2009, Vol.12 Issue 64, p1-9, 9p;Language:Spanish;DOI:)

(2) 《Shaping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U.S.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rchitecture: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3) 《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Mosco, Vincent.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2008, Vol.1 Issue 1, p45-63, 19p)

3.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产业经营实践中的应用4篇

(1) 《Pierre Bourdieu's‘Habitus’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Park, David W..Democratic Communiqué, Spring2009, Vol.23 Issue 1, p1-21, 21p)

(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lobal mediascape:the case of the South Korean film industry.》 (Woongjae Ryoo.Media, Culture&Society, Nov2008, Vol.30 Issue 6, p873-889, 17p)

(3) 《Understanding How the Popular Becomes Popular:The Rol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tudy of Popular Communication.》 (Meehan, Eileen R..Popular Communication, 2007, Vol.5 Issue 3, p161-170)

(4) 《Old and new media;Blogs in the third ag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ard, Ian;Cahill, James.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Vol.34 I)

三、研究内容及观点

按照作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和不同的研究旨趣，可以做如下化分:

(一) 对中国及拉美地区的大众传媒发展态势及背后的权利架构的分析

关注产业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这种研究传统同样体现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如赵月枝教授的《China's pursuits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s:hopes, follies and uncertainties》，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允许美国公司在信息产业的设备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对其在中国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负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仍然深感忧虑，倾向于对日益多样化的传播设施实施更严格的管理。中国的决策层和技术领导企业不断强调网络主权和自主创新及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在此过程中有希冀、有闹剧，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另一位学者Schiller Dan密切关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增长之间的联系，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全球投资和收入增长最快的行业———信息与传播产业领域中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博弈。 (《An update on China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另外，两位拉美学者从各自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问题出发，论证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宣传活动的联系，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传播学领域的影响。

(二) 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及前景展望

在《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一文中, 文森特·莫斯可先生总结了当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5个研究分支, 即全球化领域、对学科历史的持续关注、其他角度特别是女权主义和劳工的视角的审视、从旧媒体向新媒体的研究重点转变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日益增加实证主义的色彩。而另外几名学者则讨论了该学科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认为令人不安的研究环境和与大众传媒的密切关联导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科声望的不断下降。

(三) 北美地区产业发展形势分析及对策研究

北美地区的研究者秉承其一贯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消费者心理、商品的符号意义等研究领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如Park David在《Pierre Bourdieu's‘Habitus’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一文利用大量的跨行业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无论北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在传媒产品消费中存在着消费行为学的无法解释的非线性需求和生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各国的文化传统和传媒组织之间的竞争状况。

四、问题与思考

回顾新世纪十年来的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批判研究中心———欧洲的失语，以及传统五大传播学核心期刊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落寞。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致力于改变的社会权利架构、政府行为及相关产业政策已经日益为欧美的普通大众和业界人士所接受，改革的冲动和研究的实践动力在逐步减弱，而传统政治经济学侧重于宏大叙事的研究方式也导致其研究成果远离民众和产业实践，成为“书斋里的革命”，社会学科的研究毕竟与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有所区别，如果继续难以复制，无法检验的研究现状，则其必然成为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致命伤[3]。

另外，其他社会学科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学领域其他学术流派的研究成果有些已经从侧面证明了原来传播政治经济学重点批判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存在性，比如，传媒行业的垄断及寡头垄断现象，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讲，传媒行业的产品运输及分销方式具有自然垄断性，“一城一报”或全国范围内的广播电视业的寡头垄断在总体上是符合社会福利原则的，进而对公众发布信息和接近媒介是有利的[4]。

当然，传媒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并开始着手改变研究中遇到的上述问题，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和拓展研究工具，与这种历程相适应，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一个反思与沉寂的十年。

参考文献

[1]廖圣清.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6-7.

[2]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M].上海:中华书局, 1994:201-203.

[3]MDolor es Alepuz, A mpar o Urbano.Dupolyex perimenta-tion:Cournot competition[J].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1999, 37 (2) :165-188.

[4]AGIZA NH.Explicit stability zones for cournot game with3 and 4 competitors[J].Chaos, So litons&F ra ct als, 1998, 9 (12) :1955-1966.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篇2

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一章：导论

1．沟通、传播的价值不在于贡献出问题的答案，而在于不时展现人类意识格外锐利的一面。（Williams，1976：21）——我认为此句的含义是指出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沟通传播学科的不确定性和广博性。其不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和结果的唯一性。同时，沟通、传播需要人类思维的活跃性和包容。

2．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面。——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在被公认为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中：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费尔德和施拉姆中，前三位研究角度基本上都是“政治传播”或“军事战争传播”和“社会传播”等，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深厚。

3．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变迁普遍存在，并可理解为三个动态过程：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因为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的研究提供了环境？

4．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和批判的理论的理论。（整合认识论：描述性的、有条件的和综合性的认识论。——Shimony，1933）。现实是有我们所见及我们对自身所见的解释两部分构成。——他的这一说法就像李普曼在《舆论学》里对“客观”的解释一样：一种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的一种存在，是任何事物都不能改变的，本身就具有的；而另一种就是经过媒介的传播而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一种对事物的所谓的“客观”。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理论不只是对经验材料进行概括条目的整理，它帮助我们构建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材料。理论指出这些材料的内部元素的联系，以及这些元素与某些过程和实践的联系，这些过程和实践为经验性的描述和解释提供了基础（Resnick#Wolff，1987）。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事实”具有特殊的本质，不受任何概念的污染，这样的事实绝不可能解决各种理论上的争端因为他们不存在。概念和思想总会延伸到行为和经验事实之中。另一方面，理论是没有生命的，欠缺经验的或解释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可以超越理论，表现为使实用哲学家所说的“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迫使概念体系返躬自省，从而要求人们或者为某一概念提供依据证明其合理，或者修改这个概念。然而这个世界没有纯粹的理论或纯粹的事实——两者互相渗透。理论上的实践和经验性的/解释性的实践彼此影响，并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实践大环境的制约，所以，本书认为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的关系是多重决定和互相建构的。——没有纯粹的理论也没有独立的事实，就想鸡和蛋的关系一样？？

5．女权主义者认为，二元论的观点“与我们的社会对性别的根本区分有关，与分配给两性的不同特征有关，与两性之间的权利关系有关”（Massey，1992：72）。尽管典型的二分法以差别或客体关系为基础来实现形式上的平等，然而事实上，存在与不存在，“A或非A”却暗示了一种偏好。二元论不仅鼓励了这样这样的思维方式，还拒绝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即存在于二元论的选择。如此一来，二元之外的唯一属性就是混沌，这实际上距一元论更接近。

6．威廉斯提出决定意味着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用阿哈麦德的话说，决定的作用不是“人前掘井”，而是要“指出个体做出选择、进行生活、创造历史的环境”。本书采取明显的非简化论的、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研究取向。同时本书拒绝将一个人、一种关系、一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简化成一个核心本质或核心概括。采用泛化决定（多重决定）的视角可以避免将孤立的行为当成是完全独立的事物，同时还能强调行为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作用力。

7．因果论的含义是：事物的属性由其概念进行提炼，它总能影响其他与之具有相近属性的事物。相互建构不再暗示事物（尤指完全成形的结构）会对其他完全成形的结构产生影响。相反，主要的分析单元应该是过程，如商品化。它们为建构分析框架提供了起点或切入点，并与其他影响他的过程（如创建公共领域）发生辨证联系。

8．界定相互建构的困难之一在于，它既存在线性模式又存在非线性模式。线性关系很容易理解：它们可以用一条直线表示出来；她们可以拆解也可以重新组合；非线性系统常被虐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扇动翅膀，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现在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合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最终结果敏感的依赖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

本书将非线性科学的发展纳入其中，因为他指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诸多缺陷。本书一如既往地强调社会变迁的普遍性、多重决定、相互建构和非简化论，并以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切入点和我们建构传播这一概念的过程为例，说明非线性科学的含义。马特拉夫妇曾论及从非线性角度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这些新范式打破了线性思维在原因与结果、来源与受者、中心与边缘之间建立的单向关系，并向带有确定的历史与进步概念的排他的决定论挑战。此外，沃勒斯坦举例说明如何用混沌理论的非线性思维分析全球经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历史体系，因此也有其历史寿命：它有一个起源；它有一套独特的循环节奏和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它有诸多的内部矛盾，最终将导致它的灭亡。这里要提出的观点是：短期性矛盾导致中期性解决方案，中期性解决方案又会转变为长期性线性曲线，向渐近线逼近。在曲线向渐近线靠近的过程中，回复均衡的压力逐渐减小，造成更大的振荡和分叉。不是大幅度偶发性的波动导致曲线的细小变化，而是细小的波动导致曲线的大幅度变化。

9．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0．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

1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12．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13．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

14．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15．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16．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17．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1995, pp.91～94）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18．商品化

将商品化作为政治经济学对传播以及媒体考察的起点是理所应当，而且师出有名的。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正是从商品这个基本元素开始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正是通过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主义才得以表现其自身。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确讲座了商品与商品化的过程，然而它有一个偏向，即把大量注意力放在生产和分配商品的商业制度和商业结构以及规范这个过程的政府机关上。”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者之所以如此为之，是因为其他的传播学研究中过分关注分析内容和理解内容的不同方式，而不去思考产生传播产业结构的原因。莫斯可认为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具有两个普通意义：“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

总的来说，对传播商品化的考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媒体内容的商品化、受众的商品化和传播劳动的商品化。虽然不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有着各自的阐释，但是他们大都倾向于强调企业与国家的制度和结构，因此政治经济学分析商品时，重在对作为商品的媒体内容，然后是媒体的受众，而对传播的劳动过程的分析并不多见。如果套用经典的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及其工业进行考察，那么媒体内容的商品化过程是这样的：撰稿人作为赚取工资的被雇佣者，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他们的撰稿能力）。资本控制了印刷机、办公室之类的生产工具，将他们的劳动力转化成为新闻稿和其他文章、节目，最后他们被组合成一整套的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销售成功后，资本家得到利润，并将部分利润用于支付工资，扩大再生产。最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保持工资不变的方式可以获得绝对剩余价值；或是提高劳动强度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在另一方面，资本同时也力图采取系列手段控制消费者，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手段既包括市场垄断地位，也包括采用广告，增加产品种类来应对市场。

无论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消费者，资本能否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都与他们的抵制能力相关。劳动者的反抗与抵制取决于劳动者的组织力和诸如新技术和新的劳动力替换可能。消费者的反抗则受制于他们的消费者的组织以及替代服务替代产品等等。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除了加汉姆与斯密塞以外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将传播当作一种特殊而强大的商品，它不仅生产剩余价值，也制造符号与形象，并通过它们影响人们的意识。特别是赫尔曼、乔姆斯基与席勒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媒体主要通过生产反映资本家利益的信息，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生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充满了矛盾、抗争。一般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倾向认为意识形态是整合在生产过程之中，当然也有学者持类似后阿尔杜塞式的观点将生产过程当作为意识形态分离的，也有学者较靠近法兰克福的立场，将生产过程完全视为意识形态工具。

斯密塞以其“受众商品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具一格。1951年，他是在瓦萨（Vassar）学院消费者联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这一理论，此后他将这一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盲点的受众商品论。在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依附之路》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以为受众才是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媒体公司生产受众，并将他们卖给了广告商。斯密塞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将这种情况比作提供免费午餐的小酒店，大众媒体就像免费午餐一样，最后还是会算到顾客的头上。因此斯密塞将受众劳动或受众劳动力作为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对于斯密塞提出的这一事实，英国传播学者加汉姆也有过类似的分析，只是两者着眼角度不同，导致了对于商品化的不同认知。相对斯密塞的观点，加汉姆略显折衷，他将商品化认作两个方向：其一是直接生产的媒体产品，其二是通过广告完成。而且加汉姆强调媒体产品乃至文化商品的特殊性（如不会在使用中被损坏，可以廉价地进行复制等等）。对于受众商品的争论被英国默多克和戈尔丁归因到欧美媒体业的体制结构不同上。他们认为斯密塞的主张更加适用于北美的土壤，欧洲的媒体产业中公营部门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北美的广告商媒体的支配能力明显强于他们在欧洲的同行。这场“马克思主义盲点”的论争，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渐渐趋向缓和。这主要因为所谓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区分不再那么明显，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使美国式广告业发展的特例几乎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榜样。

对于斯密塞观点的批评也不乏其人，其一是他避开了媒体内容，将受众劳动作为惟一的媒体产品。其二是斯密塞出的受众劳动概念所指的劳动是否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也值得推敲。不过众多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公认斯密塞的观点为思考商品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解。斯密塞将媒体、受众和广告视为三位一体的相互关系，媒体是用来建构受众，广告向媒体支付金钱而获得受众。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无疑将商品化从媒体公司的制作过程，扩展到广告商和资本的介入。

商品化的过程使得媒体产业从头到尾都被纳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对商品化的认知从媒体产品生产意识形态产品，到认识媒体产业为广告商生产了符合广告商需要的特定的受众，使得商品化的分析足以跳出法兰克福学派的阴影，受众商品也因而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里一个核心而且长盛不衰的探讨主题。

另一种对商品化的考察被称为控制论（cybernetic）的商品化。这种由米汉提出的观点，相对于受众商品的讨论并不是研究的热门。不过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特别是加拿大学者莫斯可对此评价很高。米汉认为在商品化过程中，“交换的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他指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媒介与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行业进行的商品交换，而由这种交换过程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收听收视率调查公司从事的，是这种信息的检测过程。

传播劳动的商品化是一个较少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谈论的话题。在最近出版的传媒政治经济学专著中,莫斯可提醒学者注意另一种传播商品化的趋势,即传播劳动商品化的趋势。这种传播劳动的商品化,传播者的专业创作转化为规范化生产的过程,由于传播新科技的发展，这一过程在近年变得特别突出。米格曾划分甲乙丙三种类型的传媒产品：无需创造性的劳动的硬件，属甲型产品；制作投人大，由劳方控制的软件是乙类；丙型产品介乎两者之间，既需创意,又易复制。

空间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空间化。这是因为“传播过程和传播技术在空间化过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贯穿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空间化传播产业中尤其重要。”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甚至马克思那里其实就可以找到类似空间化的概念，譬如马克思本人就曾提到以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时间消灭空间。此外社会学家们对此也曾作出不少论述，比如吉登斯提出过时间空间延伸，哈维提出过时间空间压缩。以研究城市、网络著称的社会学家卡斯特尔也提过流动的空间。传播学者英尼斯以及麦克卢汉也对这一概念有过研究。不过与探讨组织活动地理延伸和制度延伸的空间化研究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讨论重点落在了传播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企业规模与企业集中是现当代媒体行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通常来说，集中可以分为横向与纵向。所谓横向是指一家媒体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体公司的主要股份，后者可能并不直接与前者的行业相关，或者其主要资金来源根本与媒体不相干。这其中既有传统媒体行业购买新媒体，也包括媒体企业涉足非媒体行业。纵向集中则是指相同产业生产线上的多家公司的集中，集中后的公司得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二次大战后，跨国经营企业是另一种新型的集中形式。这些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称为“巨子”的媒体公司通过控制生产、发行与放映来完成纵向融合；它的横向整合跨越了一系列的媒体产品，包括硬件与软件。它们还通过国际分工，能够灵活、符合成本效益地使用劳动力、资本、研究与发展成果，进行全球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集中的各种形式都进行了思考，而其中最引起他们兴趣的则是所有权。对于媒体而言，所有权的集中限制了生产者和发行者的多样性，因而会限制传播和信息的流通。

政治经济学对国家的角色也给予了当代国家机器对企业与产业结构的变。莫斯可就认为，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说明了国家的构成角色。更重要的是它们显示了政治经济学取向的价值，国为它的起点就是产业界与国家共同建构了调节与规范的形式。”所谓商业化是指，国家的开式取消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以及相关标准，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范。自由化是指国家介入来增加市场参者数量的过程

。私有化是指国家介入而出售国有企业。国际化是指国家本身创造

自己的团队协定与策略联盟进入国际市场。此外，全球化也是空间化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也是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

结构化

莫斯可认为结构化是一个可以提升传播政治学内涵的重要学术课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一向重于结构，特别是在商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结构与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结构、社会实践的考察，倾向于将焦点庆在社会阶级之上。阶级结构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解社会生活的核心起点，此外性别、种族等学术思路的引进，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研究得以拓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阶级观主要从分类的角度出发，揭示阶级权力的意义。也就是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研究的是所谓社会精英对传播控制权的创造与再造，他们的阶级成以及他的分化。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是戈尔丁对收入与传播硬件的拥有状况的研究。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阶级权力的研究还放在传播业的工作场合。不少学者认为，在这一领域，阶级权力是通过对体力劳动和瓦解和对工作者的监控来实现的。由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

视阶级分类，因而资源对阶级的意义在这里格外受到强调。上层阶级拥有资源，因而拥有了权力。就传播而言，没有传播工具，对大众媒体与电信的享用机会也会受到影响。

相对阶级的课题，对性别、种族等方面的研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要薄弱得多。通常来说，从阶级开始考察性别与权力关系。按照莫斯可的观念，传播政治经济学派重在分类观，即对某一类人群进进行界定，进而判断其社会地位。此外，使用联系观与形成观的思考方式，将会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带来些新的研究理念与思路

19．在采取政治经济取向的传播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于经济学背景，因此可以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源头也就上溯自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而以马克思作为主要的理论来源。在方法论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对以多学科整合的知识背景为起点，反对传统传播学引以为天条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将以实证调查为主的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尽管在反对行为主义的论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如今成为国际显学的文化研究并肩作战。特别是在英国，如默多克等知名的传播学者甚至还参与了早期文化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篇3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能量;传播路径

一、前言

“正能量”作为一种时代发展的产物，其基本定义就是指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能量。“正能量”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这种力量可以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积极地影响。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一直被人们广泛的关注，大学生作为未来祖国建设的人才，其思想教育和行为方式对祖国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能量”的传播，将“正能量”运用到实践中去，以便更好地提高教育工作，促进学生的发展。

二、“正能量”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意义

1.明确社会主义核心注意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内核。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能量”的传播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树立了旗帜，让当代青年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深入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为国家和民族传播正能量。

2.建设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

当今社会对高素质人才有着很高的需求，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的新一代力量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品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能量”的传播，让大学生在面对挑战、挫折、打击的时候，能够以坦然的心态去面对，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都有较好的发展。

3.加强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

正能量可以引导青年成长成才、营造校园良好氛围。大学时代正是高校学生形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时期，那些具有正能量教育的人或事，能够给广大的学生树立榜样，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并且激励大学生努力拼搏。一个学校如果正能量占上风，则可以在校园内形成良好的风气，使学生在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上保持健康，并且变得积极向上、自信乐观。

三、“正能量”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路径分析

1.媒体网络平台传播正能量

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设备的普及化程度提高，这些都为“正能量”资源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和载体。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网络媒体的背景下，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传播积极的人和事，让大学生在教育中建设思想道德品质，并让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现在许多的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或获取“正能量”资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添砖加瓦。

2.建立正能量的传播模型

正能量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有许多的形式，而在高等院校中更要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正能量的传播。正能量在传播的过程中一般有三个重要内容，一是传播者。二是传播内容，三是传播途径。“正能量”对于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这就要求传播者具有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并且传播内容也要求健康。传播“正能量”可以使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受益，并且进一步加强高校的思想道德建设。

3.高校文化建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

学校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它应具备特有的学术氛围和人文气息。对学生而言，学校是其踏入社会的重要场所，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正能量要想在学校里发挥其作用，就要求高校建设其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建设。为实现正能量的传播，高校应加强学风，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满足学生对精神文化活动的需求;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题，提高学生素质。实现高校“正能量”的传播。

四、结语

“正能量”在高校中的传递，结合学生的思想动态、生活及学习，突出正能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并为学生的健康发展服务。“正能量”在高校中的进一步传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所遇到的问题，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各大高校应进一步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学校“正能量”的传播，实现真正育人的教育目的。

参考文献：

[1]叶国英.提高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9（6）

[2]刘建涛.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J].教育与职业，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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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篇4

娱乐媒介影响了我们的政治倾向。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文学作品、动漫游戏、当代艺术为代表的娱乐产业确实对人们的政治倾向与政治社会观念的塑造起着显著的影响。美国福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安东尼·吉尔兹尼斯基(Anthony Gie rzyns ki)教授在其研究专著《哈利波特与千禧一代》(Harry Potter and the Millennials)中,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风靡全球的影视文学作品《哈利波特》系列对美国千禧一代(1984-1995年出生的一代人)的政治观念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甚至能够左右他们对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态度。尽管JK·罗琳表示,她在创作《哈利波特》系列之时并未刻意针对某一年龄层,也并未出于特定的政治主张而创作。但毫无疑问,《哈利波特》科幻小说与电影所定位的主要目标人群是9-15岁的青少年,而这正好是美国千禧一代当时的年龄,并且《哈利波特》小说与电影中反复提到的多元宽容的政治氛围、反对独裁者、支持种族平等、反对暴力与酷刑、反对腐败无能的政府等主题,也都是现实世界政治主张的切实写照。如今,随着哈利、罗恩、赫敏一起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们已经纷纷进入了选举的年龄,安东尼教授通过对千禧一代进行问卷访谈与统计分析,证明了《哈利波特》系列在他们的政治倾向与政治观念形成过程扮演者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娱乐媒介的政治影响甚至可与他们父母的影响相提并论。其实,娱乐科幻作品《哈利波特》之于千禧一代的政治影响不是孤立的现象。研究表明,之前的《星球大战》就影响了“X世代”的政治社会化,甲壳虫乐队影响了婴儿潮一代的政治社会化等例子。(见表1)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代表作家刘慈欣也在公开场合表示:“科幻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它可以说是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一个类型的文学,甚至科幻的政治色彩比政治小说还要浓。”[1]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娱乐媒介在塑造人们政治倾向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动漫电影背后的政治社会化传播

然而,安东尼发现小说、电影等娱乐要素对美国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影响并不是特例。在中国,看似习以为常、被冠以“小儿科”的动漫电影其实在培养政治倾向、传播国家等政治社会化与意识形态渗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美国与日本的动漫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的80后90后都是看着美日动漫成长起来的一代,著名的动漫作品几乎都会改编成电影在更大范围进行传播。这些动漫电影除了具有公认的娱乐功能之外,还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功能。以美国为例,美国迪斯尼制作的动漫电影可谓家喻户晓,这些电影在讲述故奇幻事的同时也在向世界观众潜移默化地传递美国的价值主张。如动画电影《花木兰》中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主要原因是相亲一次次失败,要寻求真正的自我。这位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少女传播的不再是中国孝义当先的中国文化价值,而是彰显了美国式的文化价值观。又如,美国经典动漫形象大力水手每次在海洋上扬起星条国旗时就是在向全世界暗示美国的霸主地位,这在1941年出版的日本动画论著《漫画电影论》中就有提到。此后风靡全球的《漫威》系列电影中以美国队长为代表的超级英雄更是以政治要素直接赋予超级英雄的政治身份与地位。最近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落下帷幕,一则关于《辛普森一家》早在16年前就预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帖子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虽动画内容与现实结果纯属巧合,但可以看出《辛普森一家》中暗含着对政治的关注与讽刺。据悉,这部美国人家喻户晓的,播出27年之久的动画片遇到大小政治话题,总是喜欢推出讽刺短片来表明立场,并从许多角度对美国的文化与社会、人的条件和电视本身进行了幽默的嘲讽。可见,美国的动漫影视作品在培养人们的政治观念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政治目的,也会主动利用动漫形象为其服务,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地尤为突出。日本在二战期间就曾利用动漫形象为其战事做政治社化宣传。1941年,日本军部为配合太平洋战争需要,出资制作了“桃太郎系列”动画片,如《桃太郎的海鹫》、《桃太郎·天降神兵》、《海上神兵》。这些动画作品表面上看去只是普通的娱乐产品,但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军事政治传播。中国曾经在90年代还引进过日本“桃太郎”系列的动漫。像这样将政治传播的动机隐藏在动漫要素传播中的例子在美日动漫电影中非常常见,而国内长期以来对这种隐藏在娱乐要素背后的政治渗透现象处于研究与监管的双重忽视的局面。随着看着美日动漫长大的80后90后逐渐进入职场,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这种娱乐政治化的进程在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方面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娱乐要素进行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将产生潜移默化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娱乐与政治,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事物,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娱乐与政治传播之间微妙的共谋关系。

三、动漫电影成为政治社会化手段的传播机制分析

为什么以动漫电影为代表的娱乐内容能够成为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手段与工具?这些表面上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联系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传播机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能够发现娱乐与政治,活泼与严肃之间建立联系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我国应对国外文化渗透与国内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学理上的准备。

任何传播现象与传播效果的研究都可以从传播者、接受者、传播渠道这三方面来看。从传播者角度来看,美国和日本等国利用影视娱乐要素来进行政治社会化传播具有政府行为的推动。从接受者的接受效果来看,影视娱乐消费降低了人们的警惕与防备心理,使得娱乐中附带的政治社会化要素能够轻易传递给受众消费者。从传播渠道来看,影视媒体是建构国家形象、传播核心价值的最主要渠道。

(一)传播者:政府推动的文化外交策略

任何个人的创作与传播行为都比不上国家政府的推动。美国、日本都是世界文化产业大国,他们在推动本国文化走出去,传播推广本国文化价值观方面都有政府的推动。

以动漫科幻电影为例,美国动漫科幻电影中几乎都是英雄、自由、幸福、快乐、关爱的符号集合,这些影视作品的内容也以宣扬救赎世界的使命观、种族优越论、个人主义、人权观等具有美国政治特色的价值观为主。日本动漫及其电影大多宣扬物衰观、武士道精神、共生的使命观、环保主义等具有东方特色的深刻价值符号,与中国在文化上相近,更易于被中国受众接受。以日本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政府在动漫文化上的推动行为。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用它精心打造的“动漫帝国”来影响青年群体,进而影响世界。其动漫文化的传播策略无疑已经成为日本宣扬其民族文化、提高国际影响力、传播其价值观认同感的“倍增器”。[3]1985年,日本政府明确提出要以动漫作为渠道宣传和推广日本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为一个文化输出大国。从那时起,传播和推广日本文化便成为日本动漫产业落实日本政府战略的重要使命。据《朝日新闻》2005年4月的报道,日本外务省决定利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24亿日元作为“文化无偿捐助”资金,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动画片播放版权,将这些购来的动画无偿地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电视台播放。日本外务省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向海外推广日本的动漫文化,还可以扩大日本动漫在外国青少年中的影响,培养更多的“知日派”,一举多得。[4]2006年,被誉为“漫画通”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数字好莱坞”秋叶原分校进行的演讲中提出以漫画、动画等pop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外交策略。这就是日本著名的“动画外交”策略。在这种政府传播策略的指导下,日本动漫产业以柔性地方式发挥着政府的外交功能。虽然日本政府领导人的更换频率非常快,但日本“动画外交”的策略却始终如一。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动漫外交例子是,日本在奥运会中启用动漫形象进行宣传。首先,日本东京奥申委在申请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使用了世界知名动漫形象“哆啦A梦”担任特殊形象大使。东京奥申委认为,哆啦A梦体现了日本民族尊重与友谊的核心价值观,并将此与奥运的价值观联系起来。东京2020奥申委首席执行官水野正人表示,“哆啦A梦”代表了日本,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与流行,证明了日本有能力激发与鼓舞更多年轻人,也证明日本有能力举办一届奥运会来更好地弘扬奥运精神并鼓励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5]其次,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东京八分钟”环节,日本的“动画外交”策略进一步升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直接化身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马里奥大叔,穿越时空来到里约奥运会闭幕式现场为4年后的东京奥运会宣传助阵。日本政府巧妙地运用动漫形象参与国家形象与政治传播,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人们对日本的国家形象认知,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接受者:娱乐消费时松懈的心理状态

当我们进行消费娱乐之时,我们会在缺乏警惕的状态下不知不觉地接受娱乐过程中夹带的政治倾向。研究娱乐与政治关系的学者都发现,我们之所以更容易受到与政治相关的信息的影响,是因为在娱乐活动中我们的警惕与意志处于放松状态,我们对政治等严肃信息的防卫与辨别意识也处于松懈状态。实际上,大多数人在欣赏娱乐内容的时候并不会刻意去辨别其中的政治信息,因此,这些政治信息就在娱乐要素包裹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其实,政治社会化的传播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只是我们“有意识的眼睛”难以察觉。

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曾经对电视等娱乐媒介对受众的现实认知做出过研究。其中,涵化理论就关注媒介所建构的符号现实对现实中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影响。动漫是娱乐媒介建构的特殊符号,其对于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认知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娱乐要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判断。最近,安东尼教授研究发现,知名美剧《权力的游戏》和《纸牌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世界公平性的判断。因此,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的带有政治社会化倾向的娱乐内容会潜移默化地培养人们的现实政治倾向。

然而,任何传播效果的研究最终都要归结到人的心理机制层面。心理学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大部分思维过程是在潜意识层面进行的,它不受我们主观意志所控制,而我们的显意识认知只占所有认知资源的5%。因此,当我们在学习或娱乐过程中,有许多信息是随着这个过程附带着进入我们大脑的潜意识活动中的。这个过程被称之为“被动式学习”(passive learning),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认知过程。同时,人们的理性思维大多是显意识层面的活动,而人们非理性的、感性的思维则大多不受主观意志的控制。因此,与处理现实信息相比,当人们沉浸在各种各样的娱乐消费中时,我们会用更感性地方式来享受娱乐消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更容易在娱乐的情形下接受政治主张的影响。

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是记录生命的痕迹。人的社会化成长过程是一个符号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真实世界是通过符号建构植入头脑中的,是个体或者集体“认识”的真实;不是客观的物理真实,而是主观的建构真实。以动漫电影为例,动漫虚构世界的真实和它为受众建构的真实缘于此符号学原理。由于动漫影视作品在幼儿及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动漫影视作品的传播也在某种程度上悄然地建构了幼儿与青少年受众的意义世界,这些符号要素的传播甚至完成着成人礼的“基本符号体系建构”工程。[6]动漫影视作品通过动漫符号构建的符号世界为受众建构起一个价值世界,动漫受众通过动漫符号构建的价值真实与现实真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受众的精神世界,从而影响受众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正因为动漫影视作品是用朴素的语言与想象力在创造动画艺术图景的同时也为受众建立了一个价值世界,它的力量不会输给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他被认为是“高端”的艺术形式。

(三)传播渠道:媒体融合时代便利的媒体环境

媒体是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国家形象塑造与核心价值传播中,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各国在推进国家形象工程和推广国家文化时,都会依据各自的综合实力和过往形象运用各种媒体进行传播。在影视娱乐领域亦是如此。研究表明,动画受众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媒体,而媒体是建构国家形象、传播核心价值的最主要渠道。许多没有去过美国或日本的受访者,知晓美国或日本的情况均主要来自于媒体。其中,受访者通过“媒体”来认知美国的占总数的76.53%,通过“媒体”来认知日本的占总数的86.41%。[7]因此,在媒体环境下研究动漫对受众的文化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随着媒体融合的发展,互联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影视动漫传播渠道,受众的文化审美也随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多元。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发端于日本的二次元动漫文化已经通过网络传播在中国的90后动漫群体中迅速蔓延开来。艾瑞咨询《2015二次元行业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泛二次元群体规模已达到1亿人,[8]他们大多热衷日本动漫,频繁运用互联网等媒介消费国内外动漫影视作品。作为媒介的动漫[9]依靠全球化的媒介生态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未成年乃至成年人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认知。因此,发达的媒体环境也是娱乐要素成为政治传播手段的重要助推器。

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中国传播界逐渐认识到通过影视动漫等娱乐媒体帮助政治传播的有益作用。例如,2015年,由神秘的“朝阳工作室”制作的系列动漫短片《群众路线动真格了?》、《老百姓的事儿好办了吗?》和《当官的真怕了?》走红网络,片中多次出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卡通形象,甚至有以习近平挥棒“打虎”形象为隐喻的反腐主题。这一系列动漫短片以柔性的方式向老百姓们传达了国家的政治理念。其实,早在2013年10月,一则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动漫视频就通过卡通动漫的方式呈现习近平等领导人的成长历程,但当时只有身体卡通化,头像仍是真人照片。到了2014年2月,千龙网发布的《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漫画,首次整体呈现习近平的卡通形象。而2015年流传的3个动漫短片,则首次呈现习近平的卡通动画,突破意味更加明显。此外,2014年,国防部破天荒地推出了《小苹果》版本的征兵宣传片,通过年度神曲将严肃的征兵内容与轻松的娱乐审美结合起来,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与转发。这些娱乐与政治相结合的传播策略,无论制作方背景如何,都体现了政治传播方式的改变,取得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这也从实践层面表明了文化建设不仅需追求“顶天”的艺术高度,也要注重“立地”的生活地气。让文化建设与文化消费成为符合大众审美旨趣的日常活动,实现文化产业的落地、归位、生根。[10]

四、符号的战争与动漫文化软实力

21世纪,国家竞争力的评估不再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较量,文化以其“软实力”身份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符号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因此有国外专家把国家之间的软实力竞争称为“符号的战争”。[11]这种“符号的战争”主要是由以影视、动漫、音乐等娱乐媒介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来进行的。因此,政府在进行文化建设过程中,除了重视高雅文化的建设,也需要重视通俗文化的建设;不仅要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要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软实力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依赖于文化产品蕴含的意识形态力量。人们在消费某种文化产品的时候,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信息。《哈利波特与千禧一代》的作者安东尼教授也指出,影视动漫等娱乐产品通过娱乐要素的运作将政治观点与主张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消费者,从而影响他们的政治倾向。

动漫类影视文化是软实力中的特殊产品,是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它往往直接从没有文化意识前见和价值前见的婴幼儿阶段发生作用,其潜移默化的力量较其他文化产业尤甚。因为,动画影视的语言符号的使用几乎不需要语言文化知识的前期学习,直观感受的形象、画面、色彩等语言是世界通用的话语,易于传播与推广。事实上,对国外动漫影视产品废寝忘食的中国痴迷者们,为了更直接地观赏国外动画片,不需要任何人督促,自觉自愿地刻苦学习英语、日语,这种现象也从侧面说明动画文化对青少年的巨大影响,是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当意识到看似普通的动漫影视产品的文化传播背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符号战争,才能发现我国动漫影视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严峻现实。目前,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动漫影视作品在数量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如何在量上取得突破的基础上,深挖动漫符号内涵,提升动漫作品的品质水准,从而赢得这场符号战争的主动权,是我国动漫产业进一步发展需要认证面对的现实。

注释

1[1]摘录自作家刘慈欣2011年7月在香港书展的名作家讲座“用科幻的眼睛看现实”。

2[2]Anthony Gierzynski(2013).Harry Potter and the Millennial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3.page:40-41.

3[3][9]夏瑛.动漫传播与知识经营——日本动漫产业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4:112-114,91.

4[4]徐渭.关于日本动漫的一种文化考察[J].日本学刊,2006(5):129-141.

5[5]环球网.哆啦A梦成为东京2020申奥委员会特殊大使[EB/O L].http://go.huanqiu.com/news/2013-04/3801618.html,2013-04-07。

6[6][7]李涛.动画符号与国家形象[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43,180.

7[8]艾瑞咨询.2015中国二次元行业报告[R].2015.

8[10]李思屈等.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I-V.

文化在交流中传播政治备课教案 篇5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知道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知道大众传媒的作用;列举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说出它们各自的特点;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熟练使用大众传媒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增强做中外文化交流友好使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教学重难点

1、重点：大众传媒及其作用

2、难点：如何做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

教学过程

(一)、生活中的文化传播

◇课堂探究：(1)旅游归来，介绍异国他乡的风俗人情、奇闻趣事;阖家团聚，高谈阔论各 自的所见所闻;独居一室，打开收音机收听节目……这些现象具有哪些共同特点?生活中还有哪些现象属于文化传播?

(2)你能归纳出文化传播主要有哪几种方式吗?

◇ 探究提示：(1)这些现象都属于文化传播，通过这些活动传递知识、信息、观念、情感和信仰等。生活中朋友聚会、参加娱乐活动、在家上 网看电视等，都属于文化传播。

(2)文化传播主要方式有：商 业活动、人口迁徙、教育、文化娱乐活动等。

1.文化传播的含义

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那么何为文化传播?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传

递知识、信息、观念、情感和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社会交往活动，都可视为文化传播。

2.文化传播的途径

(1)商业活动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甚至非洲的文化联结在一起。中国的四大发 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丝绸织品、茶叶、瓷器等，通过丝绸之路传送到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同时，中外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中亚的骏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熬糖法、医药，西亚的乐器、金银器制作技术、天文学、数学等输入中国。

◇课堂探究：当今世界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商业活动是否依然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

◇探究提示：(1)商业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具有多种功能，其中文化传播就是其重要的功能。

(2)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商业活动不但保留了原有的文化传播功能，而且在文化传播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有利于推动当今社会文化交流与传播。

(3)我们以广告为例说明当今世界商业活动具有的重要文化传播功能。广告是什么，顾名恩义，就是广而告之。广告是文化，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在介绍商品知识的同时，向人们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广告是桥梁，它连接生产和消费，辅佐企业开拓市场，又引导人们适时消费;广告是信息，它像潮水般向人们涌来。电视连续不断在播映，报刊连篇累牍在刊登，广播络绎不绝在放送，网络铺天盖地在显示……假如，现实生活中没有广告，人们也是很难受的。因为生产的发展，社会的时尚，生活的消费，临时的急需，等等，统统失去了向导。况且，没有广告和言语的赞助商，就会没有出色的新闻，没有感人的连续剧，没有精彩的体育竞赛，生活就显得没有色彩。广告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央电视台黄金段位的广告标版，成为国内商家的必争之地，就可想而知了。须知，广告是一种导向，它以瞬息万变的节奏和无所不包的信息引导人们感受现代气息，拓宽人们的生活视野;广告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使人们不断创新生活文化观。

(2)人口迁徙

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的迁徙活动就没有停止过。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都意味着大规模的文化传播，都会对当时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人口迁徙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伊斯兰教的传播，移民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7～11 世纪，大批阿拉们半岛居民移居到阿拉们帝国各个地区，其中，移民最多的是两河流域和埃及，随着移民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伊斯鼍教迅速成为当地主要的宗教。

清代政治流言的传播等 篇6

乾隆十六年前后，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全稿长达万言，指斥乾隆帝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并遍劾几乎满朝的权贵重臣。奏稿总共传播了十四五年时间，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商人是主要的传播者。随着商人的脚步，伪稿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连挑货郎都会怀揣一稿，可见其流行范围之广，对人们的影响之深。这种不问真假的广泛传播，也是人们对政府表达不满的过程。对此，乾隆实施了高压政策。伪稿案也被认为是乾隆时期政治统治由宽转严的标志之一。此后，乾隆帝试图通过一浪紧似一浪的文字狱和严厉的禁书、查书政策来压制民众政治感情的行为。这反而使基层孕育出更深刻的不满情绪，最终损害了王朝的合法性，从会党、教门反抗，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再到辛亥革命，正是由于失去了基层社会，清朝的统治受到来自基层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最终崩溃在革命的浪潮中。

抗战时期的通敌行为

1941年，原上海大夏大学的创办人、校董及代理校长傅式说担任浙江省伪省主席，大夏的师生纷纷加入伪政府，以至于杭州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省府大门八字开，不是大夏莫进来。” 这种因人际关系与情感因素而主动“通敌”的行为在当时的浙江省相当普遍。实际上，抗战时期通敌行为的动机很复杂。主动方面包括借机恢复地位、伺机为非作歹、出面“保护”地方、“曲线救国”任务、经济利益驱使、人际关系与情感因素等；被动方面有现实生活压力、无知与盲目、日伪强权压迫、时间因素等。而且，传统的社会心理因素与国家政权的压力也阻碍了部分民众抗敌意识的形成。总体而言，通敌中体现出来的“忠”与“奸”，“主动”与“被动”，彼此间始终存在着一条貌似严格实则灵活的界限。绝对“奸”者就比例而言毕竟只是少数，绝对“忠”者亦然。大多数人都是在模糊的界线上扮演着模糊的角色，他们最终还是回归到对现实生活的诉求，将个人生存放在首要位置。

苏联经验在中国

1949年以后，为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中国政府开始以苏联经验为范本，构建全新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为此，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从商品联系与生产联系两个方面对城乡关系进行重构。在1949～1952 年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城乡关系的调整以及城乡商品联系的重建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在新解放的农村普遍推行土地改革；二是大力发展城乡商品交换，并在此过程中使国营与合作社商业成为城乡间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1953年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改革开始进入到新的生产联系阶段，即“工业满足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农业满足工业发展对粮食、原料、资金积累和市场的需要”。重点是农村建立合作社。但是，中苏间国情差异巨大、人口众多、工业化起点低、起步晚等因素，最终导致中国于50年代末期逐渐走向一条不仅与苏联不同，而且亦与最初的理想预期背离的二元化城乡关系发展道路。

体育政治与文化传播的实证研究 篇7

体育政治与文化传播是体育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范畴[1-2]。奇观的概念究竟如何告知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体育场上内外发生的状况。有学者认为足球从1870年成为观赏性体育以来的重要变迁,当时足球赛已经开始吸引相当庞大的群众观赛,同时也着手尝试宣传与广告足球赛。最重要的是,这些变迁乃伴随着试图一贯地规范足球观众的行为举止,以及足球观众的组织与安排方式而生[3]。早在1880年之前,足球赛事的变迁就已经势在必行,很少有球赛能吸引超过一万名的观众,球赛与沟通运输网络之间也未能有效结合,球迷仅能从有限的管道获知球赛资讯与赛程。当时去看一场足球赛通常都要碰运气,1870年的观众如何得知足球赛将在何时何地上演,他们又该如何前往。如果我们观察人们如何发现足球赛将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登场,我们显然会注意到,居住在球场附近的球迷拥有某种获得信息的优势。他们有可能观看一场进行中的球赛,或是遇见选手刚好要走进球场。也可能是选手、观众、或其他当地的消息来源管道告知他们。1880年牛顿希思足球俱乐部的球赛,主要是透过球队传单广告在当地大量散布与宣传。店家也乐意将球队传单置放在店面的橱窗上。这种地方社群的广告必须广为发放才会出现效果。到了1880年,海报也越来越常见。

2 体育政治与文化传播的实证研究——以电影艺术为例

阶级和体育的问题是由格伦·琼斯和约翰·休森提出的,他们在英国叙事电影里讨论体育。琼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述,这个概述是关于体育如何成为英国电影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却总是被审查英国犯罪和喜剧片的电影评论所掩盖。有学者以电影为例[4],讨论了种族和阶级问题可能与英国的社会、体育与电影密不可分。休森在检查导演托尼·理查德森执导的《长跑者的寂寞》(1962年)中提出来社会阶级的问题。将这部著名的体育电影放在了约翰·奥斯本创造的流派作品《愤怒的青年》的背景下审视。

然而阶级问题并不仅限于英国电影。阶级与种族的交织是很多广受好评的美国拳击电影的题材。美国的拳击流派以《黄金男孩》(1939年)、《灵与欲》(1947年)、《冠军》(1949年)、《愤怒的公牛》(1980年)和《飓风》(2001年)这样优秀的电影而著名,但是可能最钟爱的好莱坞功夫片是《洛奇》(1976年)。许多影迷和评论家赞美《洛奇》和它的续集是通过艰苦的努力和决心实现美国梦的化身[5]。这部电影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读取被维多利亚·爱姆伍德和克莱·莫特利的论文质疑。

爱姆伍德在读了《洛奇》后解释道,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陷入困境的经济和政治时代,这部电影反映了男性的不安全感。对女权主义的增长和传统的性别界限模糊的反应,爱姆伍德认为《洛奇》赢得黑人男性支持的共识来消减女权运动的成果。莫特利也认为这部电影反映了在20世纪70年代男性的不安全感,这类似于19世纪90年代美国男性气概危机。传统的男性如西奥多·罗斯福受现代主义威胁,并质疑他们的男子气概,在冲突中寻求“男子气概”,例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莫特利断言随着经济的下跌以及美国人遭受越南战争和水门丑闻的余波后,类似的认同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也出现过。[6]

体育作为美国社会少数民族社会流动手段的问题在凯瑟琳·西普里亚诺处理纪录片《篮球梦》(1994年)的论文中得到讨论。该影片侧重于威廉·盖茨和亚瑟·阿奇五年的生活跨度,两个来自于芝加哥贫民区的年轻非洲裔美国男子盖茨和阿奇确信篮球将让他们实现美国梦,但这个幻想的结果在电影研究中被很好的研究[7]。有时运动员似乎本身就是一类,自我实现看似超人的成就,创造走入跑道、体育场或者高尔夫球场的超级巨星。迈克尔探索著名的运动员和电影之间的关系,紧扣一个运动员不愿“去好莱坞”。高尔夫球手鲍比·琼斯选择参与教学影片而不是虚构的故事片。但正如有学者揭示,幽默的场景插入来满足观众的叙事预期,反映出体育人物和体育电影之间的文化假设。

因为它很好地反映了当代社会问题,体育电影值得在课程里重点研究。拉塞姆·亨特在安大略省社区学院教文化研究课程。她的许多男性学生只能参加文化研究课程,因为这是一个要求。然而亨特发现教授电影如《自然》(1984年)允许她批判性地与学生进行有关性别、英雄气概和民族思想的对话。她的经验表明体育电影作为教学工具的可能性。总之,这些文章提出通过体育电影流派提醒我们注意种族、性别和阶级问题展示了学术研究的分布[8]。和这些学者工作很愉快,但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收集到所有的关于体育和电影的好文章。希望关于体育和电影的学术研究可以从电影与历史这两个问题中显露出来。正是研究成果保持了与电影和历史相关的理解状态。

3 有关体育媒介社会涵义的后续讨论

体育逐渐受到媒体的规范与逻辑影响,但是原本早该全面整合进入鲍德里亚所谓奇观社会的体育领域,却在后现代的文化传播氛围才终于出现,配合资本主义扩张与科技创新的结合,预示一种新的媒介整合结构的到来,体育政治与文化传播由此具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1890年的情势曾经一度颇被看好,自动调节市场是19世纪制度体系的关键。时序进入20世纪开端之后,却同时见证了自动调节市场渐趋消逝与瓦解,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转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大萧条等历史事件更进一步强化上述的发展。社会的转向可以在许多方面找到证据,例如公布关税限制国外人士进入国内市场、设置屏障妨碍国外劳工移民的收入、强调爱国主义与侵略主义的政坛,还有不久之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与大英帝国一直都对观赏行为相当感冒。过去虽然曾经因为伯肯赫德勤爵的反革命逻辑而稍微接纳了体育的观赏,但是在波尔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又能故态复萌军国主义气焰的上涨,代表体育本身并不至于受到质疑。

如果将体育电影置于更广阔的意义维度加以理解,体育电影将为社会领域带来多元化且丰富的变化,犹如一种媒介知识的结构性转型一样[9]。电影的写实性与超真实性所表征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建构是表征社会群体精神,而体育文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属性则赋予了体育电影振奋人心、提升国民精神风貌的功能和作用。电影作为有声有色、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还具备传播新闻、指导生活、开阔眼界、审美教育、娱乐的社会功能,以及媒介延伸的作用和意义。凭借体育电影与生俱来(本体论意义上)的无穷魅力,必将广泛存在各社会领域并形成全方位的、多元的且各社会功能促进维面交融的景象[10]。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体育政治与文化传播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了梳理及实证研究。研究主要结论认为,体育逐渐受到媒体的规范与逻辑影响,但是原本早该全面整合进入鲍德里亚所谓奇观社会的体育领域,却在后现代的文化传播氛围才终于出现,配合资本主义扩张与科技创新的结合,预示一种新的媒介整合结构的到来,体育政治与文化传播由此具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我国近几年政治传播研究述评 篇8

任何研究总要有一个逻辑起点, 我们这个研究也不例外。要探讨我国政治传播的问题, 总要找到一个起点, 建立一个基本的架构以便能将我国近年来政治传播的成果囊括其中。邵培仁在他的《政治传播学》一书中说:政治传播, 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 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透视这一定义,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传播学的奠基人拉斯维尔“5W模式”的缩影。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将这一定义作为我们整个研究的逻辑起点, 以此为基础将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划分为政治传播的主体研究、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研究、政治传播思想研究、国家、政府形象传播研究、关于政治传播学科的构建研究等方面做以述评。按照这一定义, 舆论学研究和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也应该划入政治传播研究的范畴中来, 但是由于这两方面的研究在我国进行的较为充分, 跟西方的理论对接也较为顺畅, 故在本文中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在另文中进行专门论述。

一、关于政治传播的主体研究

对政治传播主体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方面。著作有丁海晏、赵鸿燕的《新闻发言人与媒体》, 杜江、邱沛篁等人的《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 郎劲松的《新闻发言人实务》等。公开发表的文章有几百篇。综合这些著作和文章, 大致关注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与现状;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职责;新闻发言人的技巧问题;新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对于前四个问题, 大部分研究者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在新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上, 却有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新闻发言人应该适当地操控媒体, 而有的人则注重新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沟通。

如上所述, 从我国大规模地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后, 大量的研究要么是探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对我国的积极意义, 对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的作用, 要么探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或者新闻发言人本身应该具备的素质, 大部分是站在决策者的立场为新闻发言人或这一制度本身出谋划策, 基本上都是“术”的研究。应该承认, 上述内容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因为在我国信息一向不对公众公开, 决策者一向不尊重受众知情权, 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 对于扭转上述现实有着积极的意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传达的信息是“公开是常态, 不公开是例外”。这就为受众在更广的层面上了解政府信息提供了法规保障。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制度的推行和法规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黑箱操作, 受众的知情保障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汶川地震后期对新闻报道的掌控、“郝劲松状告陕西省林业厅要求做书面道歉”案的发生都清楚地表明, 制度的建立和法规的颁布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决策者也不可能主动对受众的知情权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它仍然需要受众、媒体与信息垄断者做长时间的博弈。对此类问题, 学界缺乏反思和批判。

二、大众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研究

拉斯维尔在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环境监测、协调社会、传承文化。之后查理·赖特在前述三大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娱乐功能”。不同的传播学家对此问题的认识不同, 拉扎斯菲尔德将其阐述为:解释与规定、规范与强制、“麻醉”三项功能。这些有关传播功能的论述为后续的传播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础, 也提供了经典的阐述框架和范式。

国内政治传播功能研究基本依循了如上论述, 很多人的论述仍然是在上述经典论述的框架中打转, 即使有变化也只是对西方经典传播功能论述的微调, 大部分是拿中国的例子去印证西方学者提出的范式。比如有人认为在新时期, 社会矛盾凸显, “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在进行动态的调试”[2]政治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在强化”[3], “矛盾协调功能在张大”[4]等等。有人将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总结为:“政治整合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传播功能”、“政治监督功能”。[5]也有人强调大众传播的政治沟通功能, 同时指出“政治沟通 (传播) 不是单向的, 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6]

也有人重点关注政治传播的政治形象塑造功能 (对形象塑造和传播的研究比较广泛和深入, 这里重点介绍对政治统治者的塑造和传播, 至于国家形象传播问题则独立出来放在第四部分谈) , 李宏指出“传媒制造政治形象, 包装政治家, 装饰政治权力的社会形象, 从而推动了象征主义政治的流行, 构建了政治文化, 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见解、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形成。”[7]张昆则进一步指出, “大众传媒能在一定程度上压缩时空, 聚焦政治人物, 从而拉近民众与政治领袖的距离;能发掘、壮大、张扬政治人物自身的魅力因素;能通过与普通人物或者对立性指标人物的比较, 彰显政治人物的政治个性;能通过巧妙的包装, 掩饰政治人物的弱点。”[8]可以说, 这种研究进行的比较扎实, 而且体现出跨学科的特征, 是对政治传播功能研究的进一步具体化,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拓展价值。

政治传播功能研究的一个亮点是关于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得比较深入, 成果也比较多。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研究的是张昆教授的博士论文《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该著作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结合的角度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作者依循社会功能、政治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逻辑, 先从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着手, 进而探讨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 具体表现为:“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个体政治价值的建构, 个体政治态度的形成和改变, 政治人格的塑造以及政治系统的维持与变革”。[9]重点探讨了大众媒介与政治文化的传承、政治价值的建构、政治态度的形成与改变、政治人格的塑造、政治系统的维持与变革等之间的关系。另外对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艺术等也有所论及。

三、关于政治传播思想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大致依循两个路径来进行, 一方面是挖掘中国古典文献中蕴藏的政治传播智慧, 开发前任留给我们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眼光朝外对西方文化中蕴含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理论总结。

金冠军、戴元光所著的《中国传播思想史》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出现的经典著作和著名人物的传播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整理。作者指出“《中国传播思想史》驻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语境, 全方位对中国传播思想进行一次系统而完整的精神清算, 这不仅是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个交代, 也是为新世纪中国传播学发展寻找精神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套书是对几千年中国传播思想的全面而综合的检阅, 力图构筑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 又是在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学术构建。”[10]也许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逻辑在发酵, 还有大量发掘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论文和著作出现。这些著作对先秦儒家、法家、道家等主要学派的观点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阐释, 认为“儒家传播思想的核心是传播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 借助传播实现对道德的规范, 影响社会舆论, 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11]但有关儒家思想的论述大部分关注的还是蕴含其中的“仁政”思想。刘坚等人指出, “仁政作为治理国家的‘政道’有稳定政治秩序、获得民众的政治拥护、形成支持性民意的功能。作为平治天下的‘王道’, 有协调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争取天下民众的政治舆论支持的功能。”[12]并对孟子主张的“推恩”思想所蕴含的政治传播价值进行了论述。对法家政治传播思想的论述则主要关注其“法治”思想。张翅认为, 法家思想重视“义利教化传播的功能”, “舆论传播对治国的重要性”, “重视法律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13]但黄春平、余宗蔚则对法家的传播控制思想进行了论述, 指出“愚民”、“禁书”、“禁言”是法家进行传播控制的主要方法, 这对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关于中国古人传播思想的论述, 是传播学中国化思潮主导的结果。应该承认这些成果是对我们古人智慧的重新发掘和阐释, 多了一个让我们了解古人智慧的侧面。但是应该看到, 所有这些成果都是我们拿着从西方植入和引进的传播学理论来审视古人的智慧。大量的论述都难逃拉斯维尔“5W模式”的影响, 顶多再加上传播功能和传播环境等方面;传播学是发端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的一个新兴学科, 我们拿着西方的框架, 在古人的著作里寻找传播思想, 并将之作为传播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大加宣扬是大可不必的, 倘若那样难免让人产生夹杂民族主义感情的想象。

对西方政治传播思想的研究进行得很不充分, 只有少量的成果, 较有代表性的是张昆和许正林。张昆在《自由与控制:柏拉图传播思想初探》一文中, 从自由与控制的角度对柏拉图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了探讨;《从〈君主论〉看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播思想》从人性与政治、政治过程中的传播控制、政治形象的设计和政治传播的谋略四个方面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了梳理;《约翰·弥尔顿的传播自由观念》对自由主义的先驱弥尔顿的自由传播观念进行了总结。许正林教授的《欧洲传播思想史》是一部全面介绍欧洲传播思想的通史, 他从古希腊的传播观念谈起, 到大众传播理论止, 中间包括罗马帝国的政治之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传播、文艺复兴人性的觉醒、自由与理性的启蒙时代、19世纪的阶级传播意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与语义学等不同的阶段, 全面阐述了欧洲的传播思想。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不是谈政治传播思想的, 但在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启蒙思想、19世纪的阶级传播意识等章节较多涉及西方的政治传播思想。

这些文章和著作从传播学、政治学、政治哲学交叉结合的角度对古代和近代西方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了挖掘, 既体现出政治学的视野又呈现了传播学的学科规律, 是一个可取的政治传播思想研究路径。

四、关于我国政治传播体制、策略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政府形象传播的研究上, 这也是近几年国内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涌现了大量的专著和文章。纵观这些著作和文章, 大致讨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关于国家、政府形象的内涵。刘小燕认为“政府形象的概念既包含政府的本体状态和客观实在, 又包含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知和评价。”[14]也就是说, 在她的眼中, 政府形象是政府本身的客观实在和人们的主观认知之间的统一。而段鹏则认为:国家形象的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不仅包含国家实体形象和公众的认知形象, 还包括国家虚拟形象。“所谓国家虚拟形象是即通常意义上的媒体国家形象, 是指‘国际性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言论 (也即信息流动) 所塑造的某国国家形象, 也就是说, 是关于某国的媒体国家形象, 是国际舆论对某国的总体评价或总体印象。’”[15]刘继南将国家形象界定为“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 人们经由各种媒介, 对某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16]尽管也有其他人提出关于国家形象的不同定义, 比如杨伟芬提出的“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17], 与此类似的还有李寿源和汤光鸿, 但是他们的定义基本上都没有超越段鹏、刘继南等提出的定义范畴。因此, 从目前学界对国家形象的认识来看, 对国家形象的内涵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的认识。

其二, 对我国国家、政府传播现状的认识和考察。张昆在他的论著《国家形象传播》中站在传者本位的立场, 从探讨对外宣传和传播的规律出发, 对我国的国家形象传播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 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对外宣传的得与失, 指出我国传媒系统和政治语境的高度一致、对外报道中浓厚的“宣传味”和缺乏针对性以及宣传报道方法的“内外无别”是我国国家形象塑造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孙有中在分析比较了《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1993-2002十年间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后指出, 在这些媒体上呈现的是“一幅变化、混乱、危机四伏、令人忧虑的中国形象”。[18]刘继南在她的《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一书中以国际传播为背景通过具体案例分析, 对世界主流印刷媒体、世界主流广播电视媒体、世界主流影视上的中国形象以及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系统的描述, 认为我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同的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尽管不同, 但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评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段鹏则进一步指出, 造成我国国家形象存在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外传播力不足”;二是“境外媒体的误读。”[19]

其三, 关于政府传播模型的构建。刘小燕认为, 政府形象传播可以表现为三种形态: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行为和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同时并举。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政府传播的基本模型:“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 (通过沟通互动) =政府形象传播。”[20]

其四, 关于如何构建我国的国家、政府形象问题。刘小燕和高波都认为, 政府是政府形象传播的主体。高波指出, “政府是媒介化社会的超级传播者”, “政府传播具有构建社会核心信息体系的资源优势、合法性地位和公共价值诉求”。[21]当然, 笔者认为政府是政治传播的当然主体, 但是却不是唯一的主体, 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 政府形象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 政府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形象的传播者, 除此以外, 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社会下的个人也都可能成为政府形象的直接传播者, 大量的企业也会成为政府形象的潜在传播主体, 而且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 这些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者的作用在逐步增强。程曼丽认为, “国际传播主体大致可分为四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22]这样的分类对于今天的政治传播来说也是适用的。

刘小燕提出了政府传播的三种塑造方法“自塑”、“他塑”、“合塑”。当然也有人试图从多个方面提出我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构建策略。比如张昆认为国家发展是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基础;在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树立全球传播观念和建设高信度、高质量的对外传播体系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对外传播媒体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平衡性原则、适度性原则、主动性原则”[23]等。段鹏则从他提出的我国国家形象存在的两方面问题出发, 提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 为此提出从宏观的总体战略、资金战略、规模战略、信息战略、人才战略入手和从微观的全球本土化战略、时效战略、传播艺术与技巧战略危机战略、政府与官员形象战略等入手来解决传播力不足的问题, 从正确对待负面报道、积极开展政治游说和国际公关、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整体运作媒介事件、推进全方位媒体公关、加强信息公开来应对境外媒体的误读。刘继南教授开出的药方与此大体类似, “国际营销、形象广告和产品广告, 跨文化交流、媒体沟通, 政府公关”[24]是塑造我国国家形象的三种方法。

纵观上述研究, 笔者认为将国家和政府形象传播的研究放置于整个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总体之中, 不难发现这方面的成果最为突出, 论述较成体系, 提出的对策对决策者来说也较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几点缺陷:

第一, 这方面的研究有意无意回避或者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国家形象如何才能跳出时好时坏, 走出“危机事故发生———隐瞒真相、影响政府形象———吸取教训、公开信息———危机再发、恰当处理、政府形象好转———危机又发、隐瞒真相、政府形象再破坏的历史周期?”[25]大部分研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隐藏在我国国家形象传播时好时坏现象背后的深层体制问题缺乏探讨;对重大突发事件、媒体与国家形象传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缺乏关照。

第二, 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都把政府和国家当作国家和政府形象传播的当然主体, 对国家和政府作为传播的主体目标、结构、功能较多着墨, 甚至还有的研究将之窄化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外传播研究或者对外宣传研究, 这样的研究其实没有反映国家政府传播的全局。网络社会崛起后, 人类进入了新媒体时代, 政府已经不是唯一的政治传播主体, 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政治传播的主体, 而且他们的作用在新媒体社会中将越来越大。对于这些传播主体在政治传播、国家、政府形象传播中所起的特点、地位与作用缺乏关照。

第三, 原本应该注重学理探讨的国家形象问题往往自觉不自觉的都落脚到对策研究上, 使这一研究带上严重的功利主义的工具性特点。且不说这些研究成果决策者是否会采用, 仅就提出的对策而言也难免陷入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套路中。

五、关于政治传播学科的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就有人对政治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进行过研究, 具体表现是邵培仁主编的《政治传播学》一书的出版。他建构了一个虽然粗略但是较为完整的政治传播学框架。对政治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任务进行了描述, 从政治传播的性质、原则、追求、职能、类型、政治传播者、政治受传者、政治传播的信息、渠道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李元书教授从政治传播学产生的时间、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政治传播学的发展等方面对西方的政治传播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是在谈到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的时候李教授谈得非常粗略, 只涉及了我国台湾地区的祝基滢的《政治传播学》和彭芸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等著作, 至于具体内容一概没有。周红铎教授的《政治传播学概论》既有对政治传播的宏观论述, 如对政治与政治传播、国际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模式的发展等都有专章的论述, 也有微观层面的探讨, 如对政治信息的采集、编排传播等也详加解释, 但是纵观整本著作很难找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来串联各个部分。荆学民、施惠玲则从宏观的层面对政治传播研究进行了现象学的批判, 对涉及政治传播研究的五个问题进行了辨析, 他们认为“要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传播共同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没有形成, 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没有建立, 也没有自己特有的方法和方法论;要正确理解政治社会化与政治传播的关系;……‘富媒体, 穷民主’现象是政治传播理论研究中‘政治’与‘媒体’本末倒置的恶果;构建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 需要中国气派与全球视野的内在一致, 西方化与本土化的有机融合,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适度张力。”[26]笔者认为上述现象学的批判对于我们厘清目前政治传播所存在的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这也为我们以后构建一个既有相对明确的学科界限又较为完善的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奠定了基础。

总之, 应该承认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还谈不上成熟, 也没有完整的框架, 只是在政治传播研究的某些点上, 诸如舆论研究、国家形象传播研究、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我国政治传播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研究现状,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 我们没有西方那种大规模的选举传统, 这给我们的传播研究带来不同于西方的话题与内容;其二, 我们的传播研究在触及深层问题的时候往往受到“政治正确的限制”, “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上的无上权威……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艰难对话”[27]也是制约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原因;其三, 研究者本身的研究逻辑也是重要的原因。我们往往想将自己打扮成为决策者提供药箱和药方的郎中, 这样难免使得学理的探讨变成急功近利的策略研究, 陷入大而无当的泥淖不能自拔。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篇9

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一书中, 论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 更主要的是通过人类自身来作为传播的载体。以人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神话传说的心理传播。总而言之, 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 它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消息扩散, 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林继福、王丹在《解释民俗学》一书中提到, 民俗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 这些传播途径体现为人们的不同思想和行为。在中国, 民俗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行为传播、心意传播、文字传播四种方式。这四种民俗传播方式并非截然分开, 彼此孤立的, 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一种民俗的传播仅仅依存一种传播方式, 只有在多元传播渠道的推动和作用下, 民俗才能不断丰富, 不断发展。鲁晓俊在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提到童谣, 作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游艺民俗, 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一类童谣被称为谶遥, 这种童谣与当时的时政联系密切, 不像批评当今腐败的一些“谣”那样直白, 而是借助于“谶”的形式来表述。谶谣有许多传播途径, 比如通过铭文石刻, 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邓艾看见诸葛亮几十年前题的石碣“二火初兴, 有人越此, 二士争衡, 不久自死”便是一例。张国杰、程适良在《新疆民俗》一书中论述到民俗是民间社会传承的文化事象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文化。它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 这些事物和现象, 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 又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里。范勇、张建世在《中国年节文化》一书中, 阐述年节习俗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 其中包含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思维方式及人们的行为模式, 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年节文化的传播在于文化流的作用。文化流一般包括物质、精神信仰、媒介三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流, 而年节文化的传播就是通过这三个观点是:虽然民俗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要素, 各自具有自身不同的含义和特点。但是民俗与道德的关系密切, 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中特别提到:“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方法多种多样, 利用人们在民俗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鲜活通俗的、生动典型的物质生活状态与精神生活状态, 开展人们喜闻乐见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能够增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游学民在《陕西本土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接》一文中说到, “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和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需经由文化资源得以传播而又不能囿于这些文化资源, 这就是二者关系的基本定位。”将民俗文化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就是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陶冶学生情操、历练学生心灵的过程, 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巧妙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作者只是着重论述了民俗文化资源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对于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只是简单的提及, 并没有详细论述。

陈宁在《民俗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一文中的观点:“从民俗文化中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案例, 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平时的教育工作中, 通过大学生所关心的能体现民俗文化发展的实例引起大学生的共鸣, 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变以往枯燥的理论讲授为兴趣盎然的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通过这种民俗案例的引入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曹应森在《认真传承民俗文化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到, “传统民俗文化在塑造人格魅力、传播思想道德、讴歌民族精神方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 要以引导人民群众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 建设文化阵地, 在人民群众身边开展健康、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文化活动, 寓教于乐。”从而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 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范文明等在《浅议山西民俗文化的道德教育价值》一文中讲到, 民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追求。应该研究民俗文化资源的道德教育内容, 并发挥其优势, 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加强国人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如利用传统节日、纪念日, 旅游寻根等形式激发民众爱家乡和爱国之情, 形成民族认同感;运用节日活动、生活礼仪及谚语进行尊老爱幼、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的品质教育;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使子女做到语言美及行为美, 要孝顺父母、兄弟和睦、夫妻恩爱;通过崇拜、感恩、图案工艺等一系列民俗形式表现出对动物的道德关怀, 植物的尊重和保护,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谢燕在《民俗教育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世界转向》一文中的观点:通过搜集整理民俗歌谣、演练民俗游戏、观看民俗音像资料, 在经验活动中让学生理解感受我国的民俗文化传统, 而通过教唱民俗歌谣、学讲民间故事、临摹民俗图画、排练民俗游戏等手段, 让学生在参与中认识, 接受民俗文化教育, 以把握民俗中那些亘古不变的民族精神, 从而达到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马丽萍在《论民俗文化教育思想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一文中写到, “民俗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特征, 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民俗文化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它最能折射出民族的特质。比如端午节, 通过举办赛龙舟的活动, 让学生领会屈原的爱国情感, 从中接受思想的洗礼;又如中国年俗, 很富有乡土气息, 通过年俗的学习, 增加对故乡的亲切感, 从而实现思想的教化。陈光军在《优秀民俗文化与大学生个性教育》一文中的观点:“民俗文化历经长期的嬗变、汇聚, 绵延千年而被保存下来, 沉淀下来的精华潜移默化地为我们民族独有的社会心理, 在引导、规范我们的精神风貌、人生态度、观念行为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比如通过学习民间工艺制作, 让大学生感受到民间艺术的巨大魅力以及劳动人民对美的追求, 从而能够更好的受到民族情感和民族艺术的感染, 进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觉悟, 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国内对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路径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有些阐述比较深入, 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知识借鉴。针对已有研究而言, 存在以下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第一, 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大多学者只是从教育角度研究民俗文化的功能, 从保护民俗文化的视角, 来阐述民俗文化的传承问题, 视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 对民俗文化中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内容至今未有系统的整理和归纳, 在专题的研究上, 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对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归纳, 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完善。

第三, 就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路径来说, 大部分专著只是理论上的阐述, 仅仅论述的是民俗的传播途径, 但忽略了与现实的结合, 实践性与实效性有待加强。

四总结与展望

民俗文化是上层文化、精神文化的基础,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结合我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对其进行深入地挖掘和探讨, 将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启迪意义。针对有关学者对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的研究, 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应注重以下几点: (1) 目前, 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 探讨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路径, 基本上是处于空缺阶段, 因此可以从此角度出发, 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2) 系统总结民俗文化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特点、传播方式, 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3) 需要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对民俗文化传播路径进行更系统深刻的认识, 从而将其借鉴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进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张芙华.民俗与思想道德建设结合的几点思考[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2009 (1) :38

[2]游学民.陕西本土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接[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1 (1)

[3]陈宁.民俗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 (6) :33～35

[4]曹应森.认真传承民俗文化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J].甘肃农业, 2009 (5)

[5]范文明、范红梅.浅议山西民俗文化的道德教育价值[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 (4)

[6]马丽萍.论民俗文化教育思想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 (11)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篇10

一、微传播平台

众所周知, 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 通过电脑、手机等互联网终端设备, 将用户联接在互联网中。在这些平台中, 信息可以即时传播, 同时用户还可以进行交流互动, 是一个集信息传播与交流互动的平台。微传播平台, 即以微博、微信等平台为主要代表的互联网媒介, 通过裂变式的、去中心化的、多级的传播模式传播碎片化信息, 借以实现自我表达、交往需求与社会认知的传播交流平台。由于微传播平台具有即时传播、关系网络传播的特征, 微传播平台很快受到了大学生的关注与喜爱,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二、高校微传播平台发展的特点

微传播平台以其独特的优势获得了大学生群体的青睐, 逐渐成为了大学生获取资讯和日常交流的平台。之所以在发展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收获了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体, 因为微传播平台呈现出以下特点:

( 一) 平台具有开放性

作为具有开放性的平台, 微传播平台的开放性将传统互联网平台、软件的开放性进行了一定的整合, 使其同时具有门户网站和即时交互平台的功能。微传播平台延续了传统互联网平台与各大交互媒介的开放性, 即任何人都能对该平台的信息进行浏览, 或是经过注册, 用户能对该平台的信息进行评论, 或是他用户进行交流。但是, 微传播平台与传统的门户网站和交互平台相比, 具有更广泛的开放性, 不仅人人都能注册成为用户, 且人人都能成为发声媒体。在微传播平台中, 用户不仅可以进行评论和转发, 还能将原创的信息发布在自己的主页中, 使每个人都能成为互联网中信息的发布者。

( 二) 信息传播具有针对性

微传播平台是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顾名思义, 微传播平台不仅是互联网中的一个新兴传播媒介, 在此基础之上, 微传播平台是依托先进数据技术而具有更完善功能的传播媒介。互联网中的信息犹如浩瀚的海洋, 而微传播平台呈现出传统互联网平台全面与多面的特点的情况下, 还能实现信息传播的针对性, 即传递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 传递给每个用户的内容也是有差异的。一方面, 信息是实时更新的; 另一方面, 根据用户的自定义的喜好和日常浏览资讯呈现出来的偏好, 微传播平台将用户可能关注的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用户。因此, 微传播平台中信息传播具有针对性。

( 三) 信息具有多样性

互联网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微传播平台的多样性, 不仅是内容方面宽而泛的多样性, 在形式上也呈现出了 “简化”的多样性。微传播平台是精简的、即时的交互平台, 由于在篇幅上的限制, 微传播平台中的内容具有简短、碎片的特点。在信息内容方面, 微传播平台的多样性体现在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方面: 用户可以可以对网络资讯进行评论转发、将原创信息上传至平台进行分享, 还可以通过文字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据及视频数据等多样化的网络数据在微传播平台中进行分享与交流。

三、微传播平台创新策略

( 一) 创新理念, 以学生为本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完整性的教育, 而微传播平台背景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则是互联网技术与教育技术的结合, 互联网文化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融合。这样的传播载体带来了新的教育方式, 创造了新的教育氛围。在此背景之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创新理念, 积极利用微传播平台开展工作。由于高校微传播平台的受众是学生, 要实现平台对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作用, 关键在于要加强教育者与学生在平台中的互动, 这种双向互动的效果,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再者, 微传播平台为高校提供了信息发布、情感沟通、舆论引导等功能, 这些功能的出发点都在于 “育人”。因此, 高校微传播平台的建设与运行更应当注重以学生为本。

( 二) 创新内容, 注重教育实效

在微传播平台中, 传播内容本身虽然看似简短, 但是确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微传播平台中信息的精简性和参与互动的随意性, 吸引了广大学生群体, 但是, 学生更希望浏览到的是新颖、精辟、或是趣味性强的内容。因此, 高校利用微传播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 应当关注发布的内容, 注重内容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创新教育内容。通过生活点滴等实际的材料与事例对学生进行引导, 引入热点话题,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 或是给学生以人文关怀, 能使学生从中得以启发、自我教育, 还能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思维方式, 以便更有针对性的开展下一步的教育工作。

( 三) 创新形式, 增强吸引力

先进的数字技术为微传播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撑, 使其拥有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形式, 而这种多样化形式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提供了创新的渠道。从通过教科书及传统课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到通过校园官方网站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进行宣传教育, 已经实现了互联网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一次创新。微传播平台则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更接近学生生活的载体, 教育者要尽可能的丰富教育内容的形式, 利用图像、音频、视频等数字化信息, 使教育内容由静态的知识变成生动的图文、声音信息, 增强教育内容的吸引力, 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创新, 还应当从平面走向立体, 从以往单一的课堂交流, 扩展为课堂内外更为密切的师生交流。

( 四) 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提高可控性

进一步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微传播平台监督管理机制, 应当兼顾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要对微传播平台中传播的信息进行及时的监督和有效的管理。微传播平台本身, 是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平台, 信息资源大多来自互联网, 而互联网中信息资源可能存在着真实性、时效性等方面的问题, 高校应当加强对信息的监督管理, 使平台中传播的信息是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要求的, 使之能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同时, 作为官方平台, 高校在微传播平台的运行中要明确定位, 关注舆论导向, 及时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分析问题。第二, 对于在微传播平台中发现的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进行回馈管理。微传播平台是教育者与学生双向互动的平台, 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 对于学生直接反映的问题, 以及教育者在此过程中发现学生群体存在的个别问题和普遍问题, 都要重点关注并采取相关应对或预防措施。

四、结语

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创新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 创新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性与计划性的继承, 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微传播平台的发展, 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的路径, 在此背景之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牵涉到诸多方面, 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面上有不同的方法、手段与要求, 具有有十分丰富的内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把握时代特点, 立足以学生为本, 调整工作思路,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 努力构建与时俱进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成晓丽.微时代微传播的特征及影响[J].青年记者, 2012 (6) .

传播手段创新是一个政治课题 篇11

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这是继十六大之后，网络再次成为党代会报告关注的内容之一。

他要求，要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 “传播手段创新”，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这一论断高屋建瓴，立意深远，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作为全国文化改革试点单位，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创新，大力发展新兴媒体。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断使我们倍受鼓舞，更给我们进一步创新传播手段，发展新兴媒体，构建新兴传播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阵地决定意识，传播决定影响。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断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传播手段创新是站在时代高起点上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但是，随着媒介的发展，在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方面，新的传播手段已经走在传统媒体的前面。

有人这样说，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是读着报纸长大的，60～70年代的人是听着广播长大的，80～90年代的人是看着电视长大的，21世纪出生的人则要在互联网上边读报纸、边听广播、边看电视度过他们的一生了。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就在于新兴媒体的传播更迅速，覆盖更广泛。

这一看似传播手段的问题，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新兴媒体具有的传播更快、覆盖更广、互动性更强等特点，更容易影响受众，抢占舆论先机，形成舆论强势，进而在内容传播上形成优势。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多处论述了“网络”建设、“传播手段创新”，以及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正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清晰地洞察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胡锦涛同志的论断，不仅和毛泽东同志“最迅速”、“最广泛”的新闻观一脉相承，而且在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时俱进地提出了通过“传播手段创新”，构建新的传播体系，实现“最迅速”、“最广泛”传播的方法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是站在时代高起点上的重要论断。

创新传播手段，发展新兴媒体，才能够更好地传播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够更好地体现党的宗旨，宣传党的思想。

在十七大报道中，新兴媒体正是借助传播手段创新，实现了“四个第一”：第一次对党代会现场直播；第一次以手机报、手机杂志、手机电视等形式报道党代会；各网站十七大报道浏览量位居所有主题的第一位；网站与网民互动功能充分发挥，网上发帖量创下历次重大宣传活动最高纪录。这一实践证明，新的传播手段和新兴媒体，在党的宣传中已经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在对外宣传中发挥了主阵地的作用，而且其多媒体、多手段、多方式的报道，确保了网上舆论氛围隆重热烈，主旋律高亢响亮，正面声音占据强势地位，使整个大会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取得圆满成功。

没有阵地，何谈导向。创新传播手段、发展新兴媒体就是要抢占舆论阵地、坚持正确导向

今年10月上旬，美国《企业家》杂志选出了未来十年最有可能消失的十个行业，其中报纸赫然在列。该文指出，正是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才造成了报纸销量的陡降。关于报纸未来10年的生存概率，该文认为“它们不会消失，它们将出现在互联网上”。

这和我们提出的发展新媒体，“死的是纸，活的是报”的观点不谋而合，惊人一致。

信息时代，内容为王，赢者通吃。传统媒体在内容方面优势明显。新兴媒体应和传统媒体积极融合，取长补短，互相促进，达到共赢。新兴媒体学习利用传统媒体的内容，才能抢到更多的眼球，才能更具竞争力；同时，传统媒体借助新兴媒体的先进传播手段才能扩大影响，站稳阵地。正如电波已经取代了烽火狼烟一样，互联网等新兴传播手段也必将取代纸介而成为主流传播载体。

当读者大量转入新兴媒体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占领新兴媒体，不能不发展新兴媒体。这既关系媒体的生死存亡，更关乎党的新闻事业的成败兴衰。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不断冲突。而其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谁的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谁就能更好地引导舆论。没有读者，何谈市场？没有市场，何谈阵地？没有阵地，何来导向？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发展新兴媒体，占领舆论阵地，最大可能地保持舆论导向的正确性。

近年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锐意创新传播手段，大力发展新兴媒体，广泛开展媒体融合。我们认为，借助新兴传播手段，传播科学思想和先进文化，这既是“为报纸的未来买单”，更是在抢占舆论阵地。

2004年，我们开全国先河，创办了报网互动、手机短信互动的《焦点网谈》专栏。该专栏融汇了报纸、网络、手机短信三种传播手段，一方面在党报反映网络民意，一方面在网上传播党报声音，正确引导舆论。创办当年便荣获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一等奖，第二年又荣获“中国互联网品牌栏目”。

手机媒体最近几年异军突起，到今年6月底手机用户已经突破5亿户。为占领这一庞大的舆论阵地，我们与河南移动公司合作，开通了河南省首家“手机报”——河南手机报，今年初实现全国发行，到9月底，河南手机报订户即达120万，位居全国前列，成为我们的又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创新传播手段，发展新兴媒体，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传播手段创新，则是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

从现状看，通过新的传播手段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体仍存在不少问题：

新兴媒体众多，管理法规不够完善。基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广播技术等技术手段的发展和成熟?熏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等传播手段?熏以电脑、电视、手机、ＰＤＡ等设备为终端的新兴媒体本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电子报纸、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ＩＰＴＶ等等新名词不断出现。但有关部门对于这些新生事物的管理相对滞后，存在缺位现象，而且管理法规也不够完善。

平台互动开放，观点良莠不齐。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开放性、广泛性、互动性强，使得网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和评论，聚合某种愿望或诉求。但也有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问题。有些观点，对社会舆论带来负面影响。

东西方文化在网上的渗透极不平衡。新兴媒体大多无时空限制，网络本身就是全球化，影响极其广泛。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思想文化，凭借其先进的传播技术，雄厚的资金实力，使东西方文化在网络上的渗透极不平衡。所以我们要在全球化文化的竞争中取得主动，必需作出极大的努力。

总之，要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传播手段，发展新兴媒体，丰富传播内容：

要加强新兴媒体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要广泛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和新兴媒体，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为扩大党的舆论阵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创新传播手段，在全国第一家推出了户外多媒体信息港。在这个多媒体信息港上既可以上网，还可以看电视、读党报。以省会郑州为中心，覆盖全省的多媒体信息港，分布在重点街道、繁华路段，成为党报舆论宣传的新平台，传播精神文明的新窗口，使党和国家以及省委、省政府的声音更加深入地传入千家万户。

要利用新的传播手段，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新的传播手段的最大特点就是突破地域和空间限制，实现全球化传播，因此，要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充分利用新的传播手段和新兴媒体。

在十七大宣传中，新华网用中英文向世界全程直播了十七大开幕式；央视国际网站则采用4种语言，通过互联网平台、手机平台、手机电视等多个终端，进行同步图文、视频实时报道；国际在线网站用35种语言向海外报道十七大，向海外网民提供10种语言的音频直播；中国日报网站采用多种传播手段，开设英文“中外论坛”和“海外热评十七大”系列文章专题。

据统计，外宣网站和重点新闻网站外文频道共编译刊发各种稿件7300多篇，图片3400多幅，音视频2520多条、时长23800多分钟。58万国外网民参与了中国日报网站“中外论坛”讨论，100多个国家受众收听了国际在线网站十七大开幕式直播，160多个国家受众来信来电10万多封（次），包括斯里兰卡总理在内的3．5万个国外听众发来祝贺音频。丰富、高效的网上传播，客观、准确、全面地传达了十七大的主题和精神，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多媒体融合，多传播手段互动，构建传输更加快捷、覆盖更加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形成立体传播

新兴媒体种类众多，传播手段多样，传播特点各异，传播人群不同，如果能够加强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新兴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多媒体互动融合，就一定能够构建成一个传输更加快捷、覆盖更加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从而实现立体传播，壮大新闻事业，开创出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2007年7月29日，河南陕县支建煤矿发生淹水事件，69名矿工在被困75个小时后全部获救。在这次新闻报道中，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动用各种传播手段，网络、手机报、多媒体信息港和传统媒体等，长枪短炮一起上，互动互补，相映成辉，精彩漂亮地打了一场立体、互动的新闻战，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最近，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复同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大河网获准开办网络视听节目；对于手机二维码、3Ｇ门户网站等，集团亦正在论证或建设之中；我们拍摄的大型电视专题片《皇粮国税》也已经在央视连续播出。多媒体融合，多传播手段互动，不仅使我们构建起了传输更加快捷、覆盖更加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而且壮大了报业集团的事业，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我们进入多媒体传播时代，实现向文化传媒集团的全面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也无论是何种传播手段，都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只有相互融合，互相配合，优势互补，才能够更好地形成合力，共同高亢嘹亮、悦耳动听地唱响大合唱，唱响立体声，唱响主旋律，为我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篇12

“心理危机评估体系是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是确定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依据。据此, 可以确定重点关注、帮助、预防和干预的对象, 提高预防和干预的效能”[1]。近年来, 中国高校的各位研究者从不同立场和角度, 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认识程度越来越高, 大学生管理工作思路已经由最开始的简单化、粗放式向多维度、精细化方向转变, 原始的“棍棒教育”和“铁腕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教育需求, 所以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研究出现了两种较强势的倾向。

第一种, 将研究对象放置在特定的区域内, 在这种论域中进行侧重本土化的研究。近年来, 关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建设问题, 研究者更多选择以自己熟悉的或者工作的高校作为研究论域, 比如叶小东在硕士论文《四川建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中, 以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辅助从事在学生工作一线的教师队伍针对大学生在日常生活, 学业各个阶段产生的心理问题提供专业的信息集成平台, 从而及时地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心理的规范指导”[2]。这种类型的研究还有很多期刊论文, 比如李景和闫翔《构建农业院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实证研究———以某农业大学为例》,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进行了农业院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构建实践, 构建了包括心理危机预防体系、心理危机预警体系、心理危机应急处置体系、心理危机后期跟踪体系等心理危机干预体系”[3]。洪瑕和杨春城的《构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讨———以普洱学院为例》, 以普洱学院为参照, 解决“普洱学院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本身还存在来访学生人数较少、对大学生心理整体把握还有待提高、心理咨询专职人员缺乏等问题”[4]。

第二种, 侧重运用新的研究方法, 有意识引入跨学科理论, 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建构进行研究。蓝李焰在《论藏传佛教心理调节功能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中, 运用藏传佛教的心理调节功能研究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提出:“作为一种理念文化的宗教, 是特定族群对待环境变化的传统心理防御机制。”[5]廖桂芳在《系统论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的构建》中运用系统论, “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 结合系统的基本特征, 从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的整体功能出发, 对该系统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6]。章周炎和汪丽华在《生命教育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策略》中选择生命教育作为时域, 认为“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与危机当事人建立生命连接, 心理危机干预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当事人重建生命意义”[7]。强成文和钱婷婷的《从存在危机到意义澄明:文化语境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探究》, 选择从文化学角度切入, “从文化视角分析大学生价值自觉与意义世界, 对大学生心理危机进行干预, 应关注意义世界, 重视价值重塑对心理危机干预的作用”[8]。

二、文学课程对大学生心理预防机制的影响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具有语言教育的特性与价值功能;文学是审美的艺术, 具有审美教育的特性与价值功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文学是人学, 具有人文教育的特性与价值功能”[9]。就像文学在具有自我审美品格的同时, 还会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旁生出政治宣传功能一样, 文学处于教育的需要自然也会具有教育的功效, 正如赵菁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文学教育研究》中所说:“试图探讨、认识与发掘文学教育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具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 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和道德境界,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10]这是一种将文学教育的功效引导到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尝试, 然后正是这种尝试从侧面说明了, 文学教育同样可以引导大学生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可以在管理和教育大学生领域发挥功效。同时, 这种文学教育又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精神领域的教育, 一旦建构成功不但有利于提高学生在校期间处理危机问题的能力, 而且有助于学生走出大学校门之后正确自觉树立处理危机心理的防范意识, 而文学教育发生作用的媒介便是文学课程。所以, 要看文学教育的潜在影响, 就要借助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文学课程。

(一) 文学必修课与播音主持本科专业

播音主持专业是文传学院的特色专业, “高校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具有重视专业技能、文化基础薄弱, 敢于张扬个性、缺少团队意识, 心理敏感细腻、依赖专业教师等特点”[11]。为播音专业开设的主干文学课程《中国文学》, 之所以被纳入教学计划, 是因为看到了文学教育对确定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依据和大学生心理危机根源性因素具有的潜在影响。

这门文学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的同时, 还具有通识课的性质, 旨在通过分析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现象, 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 让学生借助现代文学语言、现代思维方式与文学形式, 感受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而这个过程, 对具有敏感心理、主张个性张扬, 但易冲动、易走极端的播音专业学生, 具有直接的情感疏导和意志指引的作用。“大学生极端心理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 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 当事人通常没有预谋, 做决定也是一时心血来潮、简单轻率, 不能控制自己的冲动, 不考虑后果, 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12]。而“意志是个体在面对困境和冲突时, 能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和调节自身的行动, 克服各种困难”[13]。而危机事件本身正是个体的自我认知与社会感受之间的冲突, 解决这一冲突的关键, 就是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而情感走向与意志选择都会直接影响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发挥。

所以, 从这一层面看, 对播音主持专业开设文学必修课, 不仅是播音专业人才培养教学目标的题中之意, 而且文学课程对学生感情、意志和情绪等潜在精神层面因素的教育, 都将反作用于他们面对危机事件时心理暗示的力度。一斑见豹, 文学教育对感情丰富、感受敏锐的艺术类学生具有潜在而又能量巨大的心理暗示作用, 这将直接影响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实际效能。

(二) 文学选修课与文秘专科专业

与播音主持专业大为不同的文秘专业, 是文传学院历史悠久的专业, 这个专业的学生普遍具有“看问题比较表面和消极;过分内向;做事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情绪不稳定;自信心低”[14]的特点, 而“极少数学生不能解决这些心理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积压, 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终爆发极端心理危机事件”[15]。如果单纯借助文学教育的情感传染和暗示力量, 还不足以深入文秘专业学生的意识层, 那么, 面向这一专业开设的文学课程除了《中国文学》这门专业必修课之外, 还必须开设文学选修课。《文学经典作品导读》是为文秘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和重要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 通过现代、当代诗文朗诵、影视鉴赏、论文写作与研讨等形式进行。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选择精读作品讲解或利用课余观看录像视频, 从文学知识传授的浅层入手对学生文化素养进行潜入式教育。

这种教育方式完全考虑到“价值自觉对学生的人格发展、意志的形成、情感的培养发挥着春风化雨般的导向功能”[16], 也考虑到文秘专业的学生和播音专业的学生相比, 多数具有理性往往大于感性的性格特点, 所以重在从潜意识层面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并有意识解决因家庭收入、经济消费和专业配置等不同而出现的“客观条件差心理不平衡”[17]。由此, 使本专业学生能够通过学习文学史上具有自我情绪调节能力的作家及其史实, 借助具有正能量的文学作品, 切实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摒弃来自潜意识里的自卑感, 从而进一步树立科学的价值观, 从自身内部增强处理危机事件的心理调节能力。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