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主体性思想

柏拉图的主体性思想（共12篇）

柏拉图的主体性思想 篇1

1 柏拉图的主体性思想

一般认为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是主体主义哲学确立的标志。然而主体性思想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主要线索, 在柏拉图甚至更早的时期已经萌芽, 并且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了西方社会长达几千年。

柏拉图以“理式”为核心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大厦。他的相有以下几个特点:1) 相是事物的本源, 具体事物是它的摹本;2) 相是有等级的、最高的理念是“善”;3) 相是看不见的, 它是人的一种假设;4) 相的美是绝对的、完美的, 具体事物的美则是相对的。

柏拉图以相为基础的主体性思想一方面吸收了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将自我主体作为评判知识的标准的价值取向, 而普罗泰戈拉的自我评判标准的相对主义危险倾向则被相之永恒性所克服;另一方面也吸取了苏格拉底在主张“认识你自己”时所坚持的将人自身作为哲学关注的基点的做法及其在运用知识助产术中对探求知识普遍性所作的努力, 苏格拉底关于事物的一般化的定义被柏拉图实体化, 并以之作为实物的本源。“一个东西之所以是美的, 乃是因为美出现于它之上或者它分有。[1]”

柏拉图的相论对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思想的扬弃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首先是解决了知识确定性问题。在柏拉图之前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的思想有了相当的影响, 但是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中, 一切都难以认识和把握, 人何以找到生存的依据, 这一问题不解决, 人类便永远生存在惶惶不可终日中。正是在这种确定性的追求中柏拉图找到了相。相不是一种外在的事物, 它原本就是被人所假定的, “相应于每一组这些多个的东西, 我们都假定一个单一的理念, 假定它是一个统一体而称它为真正的实在。[1]”“还是求援于心灵的世界, 并且在那里去寻找存在的真理好些。[1]”“这种向内心寻找普遍必然性的, 在主观性 (主体性) 中建构客观性 (主体间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 的思路, 正是笛卡儿的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旋律。[2]”

其次, 柏拉图完成了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长期以来对于“相”一词在希腊文中应该怎么翻译的问题历来争论不休, 而叶秀山认为柏拉图的原本意思很清楚, “理念即万物‘原型’的意思, 此种‘原型’, 不在‘万物’自身, 而只能在‘思想’中, 在‘主体’之‘设计’中, ‘万物’正是据此种种之原型‘制作’出来的。[3]”由此他认为在柏拉图看来, 这个世界是制作出来的, 而传统的观点则认为世界是生长出来的, 生长是一客观过程, 而制作则是一个主观过程。由“生长”的观念到“制作”的观念转变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制作”的思想正是一种早期的主体性思想。然而柏拉图的制作思想有一个蜕变的过程, 他的主体性思想最终没有摆脱本体论哲学这个大背景的制约。做一个通俗的比喻, 柏拉图的相的产生就好比一个做神像的泥塑匠, 泥塑匠在塑神像的过程中, 他知道这是一个自己的创造过程, 自己是有着一定的自由的。但是当神像做成以后, 它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 成了一个外在的、异化的东西。理念也是这样, 它最初存在于人心, 而最后却成了一个外在的, 统治人的东西。

2 主体性思想与城邦社会

希腊的城邦制是一种独特的国家形态, 当时希腊周围的国家已经大多实行了疆域性的集权主义, 而希腊的城邦制则是以卫城为中心建立起的一套国家体系。而且在长期面临周围的强大国家的入侵的处境中, 希腊地区大大小小为数众多的城邦也没有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强大的政权, 反而继续保持着各自的相对独立性。这其中有着众多的原因。

早期的国家由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发展而来, 在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中, 公共仪式、神的故事逐渐由成员的共同事务转变为部分成员的特权。于是那些掌握了这种特权的人垄断了神意的解释权并在事实上成为权力的垄断者。但是希腊的关于神的故事不仅保存在神庙与王宫之中, 而且流传于民间。因此希腊人保持着特有的自由与相对的权力, 因为他们都能分享到神的荣光。希腊人用群体的力量、各自独立的叙事方式信仰着自己城邦的守护神, 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城邦政治, 这种政治的核心不在庙堂, 而在广场。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城邦存在的重要条件。

城邦政治的本质就是运用人的理性, 通过讨论达成一致的意见, 从而决定公共事务, 任何未经讨论的权力 (僭主) 都是非法的。因此讨论所凭借的话语 (包括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各种手段, 如投票) 就成为城邦公民所必备的一项特权, 也是区分公民身份和非公民身份的主要标志。这种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公民对自己理性的运用正是柏拉图建构自己主体性思想的现实基础。奴隶不属于公民行列, 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参加城邦事务, 无法体现自己的理性, 因而是不自由的。

在柏拉图时期, 伯罗奔尼撒战争破坏了希腊的民主政制, 随之而来的僭主专制极权造成了社会的空前混乱和人们的价值危机。正是在这个时候柏拉图提出了理式说, 以这种可以自明、能够确证的“理式”来挽救这场危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柏拉图的“制作”思想取代“生长”思想有了更大合理性。生长的思维方式认为事物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如同一颗种子长成大树, 其成长的过程本身说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制作的思维方式认为事物不是自然出现的, 它是人们根据某一摹本制作出来的, 而且这个摹本原就在自己的心中, 就是“理想国”, 现实的国家是不够合理的, 需要人们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去设计和制作理想之国, 对不合理现实的改造和对理想之国度重建都要特别倚重于人的主体性思想的发挥。既是制作, 便难免有误差, 于是需要不断地修正。这种修正过程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主要表现。

3 主体性思想与合格公民

在理想之国, 政治活动的目的不仅在于处理城邦事务, 而且要在这些活动中使公民得到教化, 将城邦精神内化于公民的心中。柏拉图关于金银铜三等人的划分可以视作每个公民依据自己的本性而做出的不同的职业分工, 每一类人如果都能各安其份, 各守其职, 便可以得到不同内容的幸福。手工业者享受家庭之乐, 城邦保卫者可以拥有荣誉, 而哲学王则可以据有权力。这并不是一套等级制的划分, 如拥有权力的哲学王的理性必须处于完美的理想状态, 否则公民便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对其不断的“制作”, 使之得到规范的运行。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 三类人的划分是依据各自的天性不同而作出的, 不同天性的人从事不同的职业, 各不逾越。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和谐。而这种天性不是由出身决定的, 而是有关职业的本身要求决定的, 也就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特征去从事相应的工作。每个人的天性不是生长出来的, 而是制作、即教育的结果。每个人的天性必须在教育中发现。教育不能采取强迫的方式, 因为在强迫之下是什么也学不到的。在教育中每个人学到了一些本领同时也放弃了另外一些本领, 于是他们便被自然的分流到相应的职业中去。

既然人的天性不是“生长 (先天注定) ”出来的, 而是与教育有关, 那么人人都有即凡而圣的可能。教育者应该利用合理的手段, 创造有利的条件, 使受教育者尽可能发挥自己的趋近至善的潜能, 而作为受教育者也应该积极努力, 展现自己的天性, 以便将来从事与自己能力相应的职业。这是一个主体性双向发挥的过程。

在柏拉图的这种构想中, 一个人应该或勇敢坚强, 或沉着冷静完全是根据其所从事的职业的需要, 勇敢在此不仅指对真理的坚持, 对城邦的忠诚, 同时也是一种坚定果敢、勇往直前的品格。人的品格是人的一种潜力, 是通过培养发掘出来的。而培养的主要标准就是理念, 理念实际上就是要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作为卫士要勇敢, 作为国王要沉着冷静, 而这些都是国家教育的结果, 是培养的结果, 也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具备什么样的气质, 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则是运用个人的主体性对自我按照某种理念“制作”的结果。

除了教育, 另外一个影响合格公民形成的重要社会途径就是公共领域, 任何不符合理念的东西都需要通过在公共领域得到不断的修正和再制作。制作的依据仍然是要符合理念, 并最终是符合城邦的利益, 一个人作为城邦守卫者是否勇敢, 作为手工业者是否有逾越的念头等等。教育主要是国家的职责, 而广场作为公共领域则是每一个公民参与的领地。这两个方面一起对一个人的品格的形成和保持发挥作用。一个公民如果要成为城邦守卫者, 就必须勇敢、坚强, 要成为国王 (如果可以的话) , 那么就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和冷静。然而一个人的品格是否符合其所对应的理念, 要在广场的辩论中得到检验, 勇士要有勇士的话语, 国王有国王的话语, 失去话语权就意味者失去合理性。话语权的彻底丧失意味着公民权的丧失。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 一个人的品格是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制作的, 但是一旦在职业划分中有了归属以后, 一个人便又必须保持相应职业所应有某种品格。这种变与不变共存, 同与异共在的双重结构的交叉点便是一个人的应有位置。

在这种二元框架中, 理式一方面召唤着公民行使自己的主体性, 另一方, 它又限制了公民主体性的发挥, 从而成为人的异己力量的存在。这种矛盾是柏拉图相论本身的矛盾所导致的。一方面, 他试图用人的主体性来解决人的知识自明性问题, 以便使人在自身内部找到自己存在的依据;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人的个体差异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危险, 使得知识具有普遍性, 他又强化了理式的绝对性, 最终使得理式成为一种人的异己力量。而这种矛盾正显示了柏拉图对本体论哲学反思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斐多篇.古希腊罗马哲学[M].三联书店, 1957.

[2]高秉江.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3]叶秀山.哲学作为创造的智慧——叶秀山西方哲学论集[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4]柏拉图.柏拉图全集卷二[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5]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出版社, 1986.

柏拉图的主体性思想 篇2

摘要：柏拉图作为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对欧洲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理念论作为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心，既体现了古希腊哲学思考的传统，充分反映了柏拉图本人对“流动”与“永恒”的追问，同时又是他政治理论的基石。讨论柏拉图的理念论，有助于整体把握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了解西方政治思想之根源。

关键词：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理念论

柏拉图作为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对欧洲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研究西方哲学史不能回避的哲学家；作为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上极其重要的人物，柏拉图首次提出了政治学中政体的概念，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一家之政治思想，建构了包括政体、法制、教育等在内的“理想国”，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政治思想不乏集权主义的特征。要讨论西方政治思想之根源，必然要讨论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而要讨论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就要从其思想的核心——理念论开始。

一、柏拉图其人

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他主要生活的年代正是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之后，雅典民主政治遭遇危机，整个古希腊的城邦制度走向衰落之时。“三十僭主”时期（公元前404年），因为有亲戚及朋友在统治集团中，柏拉图有了参政的机会，他所见的僭主们的暴政和内讧使得民主政治看来像黄金时代一般。恢复民主制度之后，柏拉图对民主政治格外宽容。但29岁的时候，他却看到他最尊敬的老师和朋友、他所认为雅典最高贵的人——苏格拉底，因一项荒谬的指控，被判处死刑。这件事情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哲学生涯。

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开始游历，这期间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很大部分组成了他今后的政治哲学思想。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在古希腊英雄阿卡德穆的墓前建立学园（Academy）。

柏拉图对“理念”与“现象”的思考，承继了古希腊哲学对人类道德、社会美德中的“不变”与“流动”进行思考的传统，在其老师苏格拉底提出要在心灵中寻找外部世界永恒的内在原则、可以用对话的方式将人类的理智和其中潜在的真理引导出来的基础上，阐发了这种智慧到底存在于何处、这种永恒的是非观念的定义等问题，形成了完整的“理念论”的思想。

二、理念论：三个比喻的哲学寓意

“理念”（eidos，idea），来自动词“看”（ide），原意是“看到的东西”，希

腊文将其引申为“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柏拉图则给“理念”赋予了特殊的涵义，即现实世界的原型、范式、本原，是唯一真实的存在。

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存在。他将世界两分为可见世界（Visible）与可知世界（Intelligible）。可见世界是物质的、个别的“现在”，它总是在流动变化之中，人们不可能会对不断改变的事物产生真正的认识，而只能是对具体事物有意见（Opinion）；而可知世界是理念的、一般的“现实”，它需要人们运用理智来了解，惟其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Knowledge）。可见世界是感觉世界，它变化、不稳定、有缺陷；可知世界是理念世界，它由事物的概念（Concept）组成，完美且恒定不变。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具体事物则是对这个范型的模仿，是完美理念不完美的影子。就像我们平时看到很多匹马，他们的毛色各有不同，或者其中还有缺少耳朵或者瘸腿的马，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马，因为在这些马的背后，都是一匹绝对完美的“理念的马”。

同样，存在于两种世界的两种认识也是有着错误与正确之分的。存在于可见世界中的意见，因认识主体与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多样性、变化性，这并非正确的认识；而可知世界中的知识，来源于人的理智，人的理智是相同的，知识也就是唯一的、恒定的、正确的。这也是柏拉图认为数学学科美丽之所在：数学的状态是永恒的、可正确认识的。

那么又要怎样获得真知呢？柏拉图将这种获取真知的方法论述为“灵魂回忆”或是“灵魂转向”。他描述了一个神话来讲述灵魂的故事：在诸神赴宴的途中因驭马者对拉载灵魂的马车失去控制，导致灵魂跌落地上折断翅膀，不能回到天上的理念领域，只能暂居于肉体。包含天赋知识的灵魂在肉体中醒来时，由于身体的干扰而忘记了所有理念，只有经过适当的训练、学习触动、提示或唤醒知识，使之明白地昭示与灵魂，并使灵魂产生一种回归本源的渴望，柏拉图称这种渴望为eros，也就是“爱”。

现象是感觉经验，理念才是思想灵魂的对象，只有通过灵魂转向，去思考理念的东西，才能获得真知。

柏拉图用线喻（The line simite）来说明两种世界、两种认识的区分。他说：“把一条直线分割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然后再把每一部分按同样的比例分割，部分代表可感和可知的序列，比例表示他们相对清晰和模糊的程度。”用形象化的图示表示即为：

（线喻图）

在柏拉图的认识当中，理念世界的构成也是有等次的，依其由低到高表现为：自然物、人造物、数学意义、范畴意义、道德审美、善。善是世界的本原，是最高的理念，“给知识对象以真理，给认识者以认知能力的实在，就是善的理念”，“善本身却不是一个是者，它的尊严和统摄力超过是者”。对他而言，自然界中

永恒不变的事物与人类道德及社会永恒不变的事物是一体的两面，他用太阳比喻善（The sun simite）。太阳是肉眼视觉的源泉，善则是“心灵的眼睛”认识的源泉；太阳使可感事物显示出来，善使可知对象向心灵显示。

此后，柏拉图的思想形成了最著名洞喻（The hole simite），以此来说明其现实意义。

有一群囚徒世代被锁在漆黑的洞穴里，连脖颈都锁住，不能回头或是环顾，只能面对正前方的洞壁。在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囚徒与火中间有一堵矮墙，墙后有人形生物举着高过墙头的雕像走过。火光将雕像投影在洞壁上，形成囚徒们终生所见的“皮影戏”。而囚徒就认为这些明明灭灭的影子是真实的事物，并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它们。

囚徒们习惯这种生活，他们不觉悲惨。但是，一个囚徒偶然挣脱了锁链，回过头来，生平第一次看到影像以外的事物。耀眼的火光使他不能适应，眼睛刺痛，而连洞壁上的影子也看不清了。适应一会儿之后，他开始能分清影子与雕像，雕像比影子更为真实。他想办法越过矮墙，走过火堆，进入外面的世界的时候，阳光比火光更加耀眼，也使他更加痛苦。他慢慢适应着阳光的照耀，看到阴影，看到水中的倒影，再看到真实的事物，方知外界的事物比雕像更为真实；最后看到太阳本身，知道是太阳才是是万物生长、季节变换的源泉，就像火光造就影子一般。

对比三个比喻，我们可以再一次地用线喻的模型对应表示：

（对比线喻图）

三、理念论在政治哲学中的体现——哲学王与理想国

柏拉图“洞穴神话”其实还有一个结尾：获得自由的囚徒想到他的同胞还在洞穴的黑暗中生活，他回到洞中，视图说服其他人，使他们相信洞壁上所见的不过是真实事物的影像罢了。然而他们并不相信他，认为他在外面把眼睛弄坏了，他只有与他们争论幻觉和真理、偶像与原型，因此引发众怒，被他们处死。柏拉图用这个故事比喻苏格拉底的悲剧，同时也意识到在法律和道德堕落的现存政治中，人类的出路只能是由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或是政治家成为哲学家。

如果说洞穴就是城邦世界，那个到洞外见过太阳的人就是哲学王，是在现实中到过理念世界真正见过“善”的人。只有让哲学王拥有权力才能免于被处死的惨剧，才能重塑城邦的精神，完成对现实城邦的改造。

于此同时，灵魂也分为三个等级，对应着不同的特征和美德，现实中的人据此被划分为三个等级承担城邦中不同的分工。只有按照这种构成模式，城邦方能实现正义：

（灵魂之图）

或许，可以将柏拉图的理念论做一个简单总结：世界两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在日常看到的现象之外，真相存在于理念；知识只能通过对理念的思考获得，认识是虚假的；善是世界的本原，是规定可知世界秩序的外在原因和原则；灵魂与理念领域相通。

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正是以此种信念为内核，形成了成熟的体系。

参考书目：

徐大同等：《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理论审视 篇3

关键词：哲学王；柏拉图；理想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68-02

柏拉图所处的时代，雅典正逐渐被一种“天下失序”的氛围所笼罩，“理想国”正是他试图重构秩序，实现正义的一种努力。“哲学王”是理想国得以构建的核心，在柏拉图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只有实现了哲学家的统治，才能真正地实现正义。那么，哲学家的统治是如何可能的呢，即柏拉图是怎样论证这一思想的，同时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又应如何审视这一思想呢？

一、三要素说与理念论：柏拉图对“哲学王”必要性的论证

“正义”是柏拉图构建其“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在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们普遍持有的是一种有机体国家观，即把国家当作一个整体，国家中的成员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地位低于整体，“个人没有被视为独立的自我，而被视为秩序的一部分，不是要追求孤立自我的幸福，而是要履行秩序中的特定职责”[1]。柏拉图也是如此，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更是整个城邦的正义。

以此为基础，柏拉图开始了他心目中理想城邦的构建。城邦诞生于分工原则的基础上：城邦中每个人仅从事一项最符合自己禀赋的工作。基于这一原则创立的城邦中的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其责任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最适合他天性的工作，以保障每个人的幸福；护卫者，其责任是国家的防卫工作；生产者，负责经济。其中，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护卫者的美德是勇敢，而护卫者与生产者自愿服从统治者的领导，便是节制的美德。柏拉图认为，如果城邦中每个人依自己的美德行事，那么这就是正义的城邦。而与城邦相对应，每个人的灵魂也分为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追求真理，因而能够知道什么对整体与每一部分是好的，能被称为智慧；激情能够遵循理性的指导，知道什么是真正应该畏惧的，而不受娱乐、痛苦影响，就能够被称为是勇敢的；当一个人的欲望没有丝毫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统领，那他就被称为是节制的。而当一个人能够运用理性，妥善管理灵魂中的其他部分，他就实现了个人的正义。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具有理性和最高的智慧，能够实现个人的正义；而只有当哲学家成为整个城邦的统治者时，城邦的成员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实现城邦的正义。

除了“三要素说”，柏拉图还借助理念论来说明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必要性。他将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是以具体事物为认知对象的世界，而可知世界是以理念为认知对象的世界。柏拉图又进一步区分了知识与意见的差别：意见是对事物表象的认识，并不能指向事物的本质；而知识则是理念形成的认识，是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知识天然地与有相关，知识就是知道有和有者的存在状况。”[2]220治理城邦同样是一门知识，所以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必要性也在于：统治者必须具有关于统治的知识，而只有哲学家才能够把握知识，因此，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城邦才可能实现正义。

此外，柏拉图还认为统治者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勇敢、无私、节制等美德正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所具有的。

二、造就哲学家与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柏拉图对“哲学王”可能性的论证

哲学家有必要进行统治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必然的统治，在柏拉图看来，其间至少还缺少两个步骤：第一，城邦中要存在哲学家；第二，哲学家要能够成为统治者。实现了这两部，“哲学王”的理想才有望实现。

（一）造就哲学家

要实现哲学家的统治，有哲学家存在是必然前提。柏拉图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如何造就一个哲学家。

主观方面，成为一个哲学家首先需要一定的天赋，柏拉图说道：“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忆，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2]233只有天赋并不够，他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学习，首先是数学、几何、天文，进而是辩证法。柏拉图相信这些极其精确的学科乃是唯一适合于被用作哲学研究入门或者导论性质的课程，借由这些课程的学习，哲学家能够对他的研究对象——理念——获得同样精确的认识。

同时，一个哲学家要健康成长，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柏拉图认为，“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哲学家本人才能够得到合适的成长”[2]248，但他所了解的现有环境却并不能提供适宜哲学存在的土壤。具体来讲，首先是来自公众的舆论压力，年轻人很难顶住公众指责和赞美的洪流而坚持自己的看法。其次是利益的驱动，由于很早就显现出它的卓尔不群，具有哲学天赋的青年周围往往会围绕一群谄媚之徒，使他妄自尊大，骄奢自满；而即使他接受忠言，能够走向哲学之路，他周围的人也会由于认为哲学对他们无用而进行百般阻挠。最后，是伪哲学家败坏了哲学的名声，使具有哲学天赋的青年对哲学失去了兴趣。因而，哲学家成长的困难不仅在于对天赋和教育的高要求，还在于恶劣的环境使哲学家堕落变质。

尽管哲学家的造就是困难的，恶劣的环境又扼杀了他们中的一些，但是柏拉图认为仍然有微乎其微的少数人有可能成为哲学家，他们或是因为出众的天赋，蔑视其他技艺，或是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却因为流放而避免了腐蚀，或是身体羸弱远离政治，甚至可能是由于神迹的恩典。

（二）哲学家如何成为统治者

实现哲学家的第二个必要步骤是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但现实的情况是，在城邦中产生一个哲学家已经是如此的艰难，与之相比，哲学家要成为统治者更是难上加难。柏拉图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并不在于哲学家，而在于世人，这就如同“船长求水手们受他管制或者智者趋赴富人门庭一样，都是不自然的”[2]236，真正的统治者不应该要求被统治者接受自己的统治，而是应该有要求被管制的人去请求统治者的统治。

而之所以会变为现在这种情况，柏拉图一方面认为，这是由于人不了解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进而对他们产生了误解，这往往使“配得上哲学的人离弃了哲学”，而伪哲学家们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误解。

哲学家不受重视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柏拉图以一个洞穴的比喻做了说明。如前所述，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握理念，即事物的本质与真理。普通人只拥有意见，他们不能理解真理，甚至认为真理是荒谬的。因此，哲学家沦为了无用的所在；更进一步讲，由于哲学家掌握的真理对现状起到的是一种颠覆的作用，他们有可能被公众敌视而身处危险的境地。所以，哲学家往往最终选择了沉默，“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的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2]248

此外，哲学家要成为统治者还面临着它自身的障碍。因为已经习惯了光明生活的灵魂是不想再被黑暗所迷误的，“那些已经达到这一高度的人不愿意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2]276。

虽然哲学家在城邦中的处境是艰难的，其自身也缺乏成为统治者的意愿，但柏拉图仍然认为他们是有可能成为统治者的。对于大众，可以凭借教育将人性朝着正确的方向型塑，说服大众，使他们接受哲学家的统治，甚至，如果有必要，谎言也是一种可行的手段。“如果公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么他们就很容易懂见他们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并且很容易应对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3]。而对于哲学家自身来说，柏拉图也认为哲学家们虽然不愿，但仍然会再回到“洞穴中”。他无法坐视自己的同胞身处“洞穴”中而置之不理，因而“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利用自己的道德和智慧让他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哲学家从政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更是偿还人情的要求。

综上所述，柏拉图为我们阐释了实现“哲学王”理想的两个必要步骤。尽管实现他们困难重重，但柏拉图仍然认为是有希望的

三、短评：对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理论审视

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在当时“天下失序”的大背景下，重构统治秩序的一种尝试，虽然最终连柏拉图自己也承认这一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时至今日，他的思想对我们来说仍有许多积极的意义。

首先，“哲学王”思想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多维的视角。桑德尔曾指出，理想国能否实现只是一个次要问题，如果柏拉图真的认为理想国能够实现，那只能说明他不仅仅是过于理想主义，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无知。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柏拉图的真正用意在于阐明一种国家的本质，指出一种应然的国家状态，为现实的政治发展提供崭新的视角和前进动力，而不是提出一个有待实现的乌托邦的设计方案。

其次，“哲学王”思想突出了由专家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哲学家进行统治是因为他能够掌握治理国家的技术，而寡头制、僭主制、民主制之所以是不正义的制度，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并不由“专家”治理，而是依据统治者的欲望。同样，回顾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因为缺乏恰当的统治技术和能力而造成的政治动荡比比皆是，而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治在复杂度、广泛性和专业性等方面更是大大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正如韦伯指出的，对于政治家这种职业，只有那些对于政治事务有着浓厚兴趣，同时具有较高政治理性和政治能力的专家才能驾驭，这点对今天的中国尤其有警示意义。

最后，“哲学王”主张的道德统治，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政治的视野之中，这给我们诸多启示。柏拉图继承了他老师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认为哲学家是最有美德的人，也只有他能够挖掘潜在于每一个人灵魂中的美德，哲学家的统治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的统治。虽然这种统治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但我们不能对其这样评价，正如上帝同样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能否定其意义一样。博尔曼认为，在西方社会的文化正面临着一种“精神崩溃的危险”，而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道德信仰的缺失。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层出不穷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都与道德的缺失有关，“哲学王”思想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直接的出路，但其中的闪光点，如始终将人的精神生活纳入政治的视野下，仍然可以给予我们多样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47.

[2]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柏拉图的主体性思想 篇4

一、来源:神灵与离形去知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虽然被驱逐了出去,但这并不影响他文艺思想的建立。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的首篇他就论述了诗的灵感,而在其后多篇中多有涉及,可见这一创作论在其文艺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庄子是在体道的过程中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但在我国古代诗乐舞不分,文史哲一体的背景下,心斋坐忘说同样可以被看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体悟方式。

关于灵感,柏拉图曾在《伊安篇》中说到:“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1在这里,柏拉图认为支配诗歌创作和欣赏的不是理性的记忆知识,而是非理性的灵感。在远古时代,社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人们的人生能力有限,对大自然以及社会诸多现象和问题无法给出科学的答案,于是只能够运用拟人化、想象和幻想的方式创造神话,作为对这个世界的初步猜测和理解。朱光潜先生曾说过:“唯心哲学都是和宗教上神的信仰分不开的。柏拉图的灵感说的最后根据还是根据希腊神话。”2所以灵感这一难以解说的概念就被柏拉图看作成神灵附体。这与他的本体论“理念”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理念,因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所有存在物都是对理念的模仿,自然物体界对于理念世界是第一层模仿,文艺对于自然物质界是第二层模仿,所以文艺是模仿的模仿,理念不灭,灵魂不死,所以灵感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神力的凭附。庄子虽没有把创作寄托于神灵上,但却对灵感到来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庄子•人间世》一篇中写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达到心斋的状态必须的去耳,去心。耳可以为人带来感官享受,心可以帮人们了解知识,但心斋不仅于此,而应该“游乎天地之一气”,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在《庄子•大宗师》一篇中,庄子又说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堕肢体”即摆脱感官享受,“黜聪明”即抛弃知识,做到离形去知才能够与大道融为一体,实现坐忘。所以心斋与坐忘展示的是体道过程中的同一心理过程。合而言之,想要体会心斋坐忘的过程就必须离形去知。

因西方的宗教信仰传统,柏拉图从根源上阐释了灵感来源于神灵。中国古人更热衷于人学,更甚者说心学,所以庄子从主体心灵的角度阐述了心斋坐忘所经历的离形去知阶段。二者都消解了人的感官欲望,试图达到澄明空虚的心境,体现了一种高超的生命体验,实现对理念和道的彻底关照。

二、表现:迷狂和游心

在柏拉图看来,主体被神灵凭附后产生灵感表现出迷狂的状态。迷狂在希腊语中含义之一是热情、疯狂,由于灵感而陷入狂热状态。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提出了四类迷狂,预言的迷狂、宗教的迷狂、诗的迷狂和爱情的迷狂。而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诗的迷狂,也就是诗神凭附的迷狂。“此外还有第三种迷狂,是由诗神凭附而来的。他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赞颂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斐德若篇》)迷狂就是一种灵魂的神志不清的状态。在柏拉图所构造的世界中,神灵依附于肉体,本质上是努力向上的,飞升到天上神的世界,即尽善尽美,永恒普遍的理念世界。它是一种高度自由摆脱了现象界的尘俗累赘的精神境界。但这种境界并不是丧失理智,而是热爱理智而致世俗一切于不顾。它更多的是沉思默想、凝神关照,超然物外的一种状态,当进入迷狂状态后,达到绝对的美的境界,最后通过对美的本体的观照,实现和美的本体的契合无间。

经离形去知后进入心斋坐忘的情形,超越了感性和知性,就可以处于庄子所说的“游心”的状态。关于“游”,庄子在其理论中曾多次谈到。《庄子•逍遥游》中“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心游于无穷,而且无所待,达到超然的境界。“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四海之外”“天地之一气”等都是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庄子》一书几乎可以说是一部游心物外的著作。游展现出来的是精神无所羁绊,无拘无束的一种自由的状态。它指向的是虚,不受感官欲求和知识枷锁的束缚,到达身与物化。迷狂和游心都强调了主体自我意识的重要作用,柏拉图认为主体心灵在凝神中将一切置之度外,庄子提出心在无所待中去畅游,两位这人同时强调用心灵去感受,依靠心灵去彻悟超验的本体世界,从而豁然贯通。

三、实质:回忆理念世界与体悟道

在柏拉图看来灵感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回忆的过程,是灵魂对真善美理念世界的回忆。灵魂是一种精神实体性质的东西,不生不灭,是不朽的,而且只有不朽的灵魂才可能认知永恒的理念。理念,从哲学角度看,它是世界之本体;从美学角度看,它就是美本身;从道德角度看,它是善本身。所以理念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普遍永恒的指向理想的本体。柏拉图作为先验论者,认为灵魂在进入尘世之前已经掌握理念了,知识进入肉体之后遭受到污染才遗忘了理念。所以灵感的获得虽神灵所凭附,实则是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对真善美本体的一种重新觉悟。“这种回忆,回忆到灵魂随神周游,凭高俯视我们凡人所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举头望见永恒本体境界那时候所见到的一切。现在你可以明白只有哲学家的灵魂可以恢复羽翼,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哲学家常专注在这样光辉景象的回忆,而这样光辉景象的观照正是使神成其为神的。”(《斐德若篇》)主体因神灵的凭附而陷入迷狂状态的灵感中,通过回忆体悟真善美的理念世界。

庄子认为道处于宇宙中的本根地位,整部《庄子》都在阐述如何才能够悟道,到达澄明的精神境界。心斋坐忘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也是体道的关键。庄子的目的是要摆脱感性和知性的束缚回到原始社会去,他的理想人格是神人、至人和真人,而要实现他的理想就必须离形去知从而做到心斋坐忘,之后就会进入游心的境界,也就处于他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层面。所以心斋坐忘的指向实质是实现他理想中的至美至乐、和谐自由的精神境界。柏拉图所要建立的理想国和庄子的混沌世界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指向一种摆脱束缚,无限自由的世界,都主张真善美的统一,这也成为众多理论家建设家园的指归。

关于审美主体的体悟方式,各人成自家之言,但作为文艺理论的源头一段,柏拉图与庄子分别为中西方的主体领悟途径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概念。灵感说与心斋坐忘说表达了所有理论家对于真善美家园建设的共同追求,但它们的区别也体现了中西方思维的不同和理论家们各自的思想与期冀。

摘要：灵感说作为柏拉图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的心斋坐忘说也是庄子学说中体道的重要方式。两者都是先贤们对于审美主体体悟方式的论述,有其相通性,但背景不同等原因也使得它们各有特色。

关键词：灵感说,心斋坐忘说,柏拉图,庄子

参考文献

[1]胡家祥.先秦哲学与美学论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

[2]阎伟.柏拉图的“迷狂说”与庄子的“心斋说——中西古典审美观照理论的比较”[J].江汉论坛,2013,10.

[3]祖国华,祁海文.庄周与柏拉图美学思想比较三题[J].松辽学刊,1990,4.

[4]李季萍.庄子、柏拉图美学思想之比较研究[J].职大学报,2004,1.

[5]李德岩.至纯至圣的追求——柏拉图美学思想之启示[J].学术交流,2012,9.

[6]王小丁.柏拉图的灵感说及影响论[J].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6.

柏拉图的故事思想400字 篇5

柏拉图是古希腊文化巨擘,古希腊三哲之一,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其思想研究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文艺学等众多领域,并在这些学术领域中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贡献.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独具特色的故事教育思想,对当代故事教育具有重大启发意义.作为柏拉图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教育建立在其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哲学观,以实现国家与个人正义为旨趣的正义论道德观以及维护奴隶主贵族专制统治的国家主义政治观理论基础之上.

根据以理念论为重要始基的学习即回忆说与灵魂转向说,柏拉图认为人既有为善的可能又有作恶的可能,故事教育应有助于使具有成为护卫者天性的儿童认识到神性不变从而远离道德冲突困境,观照稳定性与单一性,使其从善避恶,为掌握关于理念世界的理性知识打下坚实基础.立足于正义论道德观,柏拉图主张对儿童进行旨趣纯正,文质兼美的故事教育,使儿童听到优美高尚的故事内容,以求受教育者心灵正义之实现与美好德性之养成.植根于国家主义政治观,柏拉图强调故事编者应按照城邦缔造者的要求与整个国家的利益来编写故事,而不应写出不合规范的故事.柏拉图故事教育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括故事教育的目的,故事的审查,故事教育的原则与方法等诸方面的内容.

柏拉图的主体性思想 篇6

【关键词】柏拉图 《理想国》 哲学王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5-0077-01

一、《理想国》中哲学王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

柏拉图非常重视教育的重要作用，用洞穴比喻来说明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区别。并且他吸收了雅典和斯巴达的某些特点，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教育思想。柏拉图认为我们的护卫者既是军人又是哲学家。

柏拉图认为要想成为护卫者，首先，要有一定的天赋：身体方面，身体强壮、感觉敏锐、对敌人凶狠、勇敢；心灵上，他们应该意气奋发、秉性刚烈、爱好智慧；对自己人温和，对敌人凶狠。柏拉图用染色说来说明天赋以及音乐、体育的重要性。

出生—6岁，音乐（广义的音乐）文艺教育阶段。在国家委派的专人的指导下，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给孩子讲故事，用故事来教育孩子，使孩子自愿地学习，并且让孩子亲身去经历、去体验。

7岁—16岁，体育、音乐教育阶段。柏拉图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学习，认为体育是用来锻炼身体的，音乐是用来陶冶心灵的。柏拉图认为体育锻炼是一生的事情。这个时期应该为将来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

17岁—20岁，把在所有劳苦的身体锻炼、学习和战争恐怖中总是表现的最能干的孩子挑选出来，考察他们在体操方面的表现。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20岁—30岁，选拔出一批青年，他们将被要求把以前分散学习的各种课程加以综合，研究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和事物本质的关系。课程有几何、数学、天文学、辩证法等。

30岁—35岁，在第一次选拨出来的在学习、战争以及履行其它义务中表现坚定不移的青年中选拨最富这些天赋条件的青年。这一时期让他们坚持不断专心致志地学习辩证法，给他们最高的荣誉，并用辩证法考他们。

35岁—50岁，实践锻炼时期。这一时期强迫他们负责指挥战争或其它适合青年人干的公务，让他们在这些公务中接受考验，使他们在实际经验方面不低于别人。

50岁以后，研究哲学、担任统治者、培养护卫者继承者时期。在实际工作和知识学习的一切方面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的人，我们将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看到善的本身，并用它来管理国家。

二、对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评价及其理论、现实意义

1.柏拉图各个阶段的年龄分期是有一定道理的，符合人的成长发展规律。如0-6岁注重文艺教育阶段，其实这一阶段对人心灵的影响、性格的形成真的很大。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0-6岁这一阶段固然对心灵的养成影响很大，但同时也是我们身体养成的基础阶段。柏拉图强调先进性音乐教育，再进行体操教育。我觉得这一阶段应该音乐教育与儿童身体的养护、体育教育并行，因为此阶段二者都比较重要，都是打基础的阶段。

2.柏拉图的这一教育体系，有其合理的部分如注重音乐和体育的教育，提出算术、几何、天文、辩证法的重要性，阶段性明确。但是这种哲学王的培养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现状的，“十三僭主”的暴政、民主制的混乱、政坛的非人为操控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等条件下，是不具备培养哲学王的条件的，况且当时的希腊主流线索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王与平民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柏拉图那个战乱的年代，哲学王思想是很难实现的，但柏拉图提出的音乐、体育、算术、几何、天文、辩证法却是异常珍贵的。其实，此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重视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与柏拉图的音乐相对，射御与柏拉图的体育相对，书数与柏拉图的音乐与算数、几何相对。当时的东西方交流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却在将近相近的时期提出相近的学术见解，可见，这一思想是为东西方都能接受的，是非常珍贵的。

3.柏拉图认为男人和女人应该受同样的教育，我们同样也要用音乐、体操来教育女子，并且还要给她们军事训练。以上培养哲学王的这一教育体系同样适用于女性。他认为男人和女人只在身体上存在差异，都可以承担社会事务，受同一法律统治，应承担同样职责，享受同样受教育的权利。柏拉图这种男女平等的观点在当时是很可贵的。实际上柏拉图的柏拉图学园实行的就是男女同校。这也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壮举。

在男权统治的古希腊，虽然注重个人、崇尚自由，但是女子地位也不是很高。就算是斯巴达的妇女也没有什么政治权利。所以说柏拉图的这一理想是很难实现的，但是这种思想为后来的女权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对之后能够实现男女享受同等的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

[2]赖辉亮.世界十大思想家：柏拉图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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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篇7

一、艺术本质论——“摹仿说”

就文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古希腊流行的是摹仿说, 即把客观现实世界看作文艺的蓝本, 文艺是摹仿现实世界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卷十中, 柏拉图却改变了这种普遍流行的摹仿说原来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涵义, 把这个观点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理念之上。在柏拉图看来, 我们所理解的客观现实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只有理式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而客观现实世界只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或“影子”, 因此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也只能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 “和真理隔着三层”。柏拉图以床为例解释了他的理论。他认为床有三种:第一是床之所以为床的那个“理式”;第二是木匠依床的理式所制造出来的个别的床;第三是画家摹仿个别的床所画的床。[1]在柏拉图的哲学范畴中, 床的“理式”也就是床之所以为床的道理或规律, 是作为事物的典范和标准而先验存在的、绝对真实的客观实体。木匠虽根据床的理式制造出个别的床, 却只能摹仿到床的理式的某些方面, 受到时间、空间等有限事物的限制。床与床不同, 适合于一张床的未必适合另一张床, 所以这种床没有永恒性和普遍性, 不是真实的, 只是一种“摹本”或“幻相”。而画家所画的床是根据木匠的床所作的摹仿, 只是从某一个角度看到的床的外形, 不是床的实体, 所以更不真实, 只能算是“摹本的摹本”, “影子的影子”, “和真实隔着三层”。

由此可以看出, 柏拉图将世界分为三个层次:理式世界, 感性的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理式世界是由事物的理式构成, 是绝对的真实存在、永恒不变、尽善尽美。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的影像, 是可见世界中的万千事物, 包括自然造物 (如山水花树) 和人工造物 (如工匠的制造) , 它只是理式世界的不完善摹本。艺术世界即虚幻世界, 是现实世界的影像, 是摹仿的艺术, 如绘画、雕刻、模仿诗等, 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 因此双重地远离真实, 远离绝对的美。

柏拉图认为理式是由神创造的, 是第一性的;真实世界依附于理式世界, 是第二性的;而艺术世界双重的远离理式世界, 则是第三性的。因此他断言:“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 无论摹仿德行, 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 都只得到影像, 并不曾抓住真理。”[1]P76显然, 柏拉图瞧不起摹仿者, 把他们看成是制造假象、迷惑众人的诈骗者, 是无法认识真理的浅薄无知的低劣者。在《斐德若》中他把人分为九等, 在这九等人中, “诗人和其他摹仿的艺术家”列在第六等, 地位在医卜星相之下。柏拉图认为, 诗人或一切“摹仿的艺术家”对于所摹仿的事物并没有有价值的真知识。因为“他如果对于所摹仿的事物有真知识, 他就不愿摹仿它们, 而宁愿制造它们, 留下许多丰功伟绩, 供后人纪念, 他会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 而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1]P73也正因为如此, 柏拉图说, 斯巴达的立法者莱科勾和雅典的立法者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 他们所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 荷马尽管伟大, 却远比不上他们。相反, 诗人还调动、激发人们的情欲, 宣泄人性中下流低劣的部分, 满足人们的哀怜癖和感伤癖, 并没有给人们真知识, 却“有伤风化”, 败坏伦理, 于理想社会无益, 必须将他们驱逐出理想国。

柏拉图的艺术“摹仿说”把抽象的精神理念作为文艺的根源, 对艺术真实的理解也终究是唯心主义的。他没有看到艺术是时代和人民的产物, 不理解艺术不仅是摹仿, 而且是创造。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和贵族阶级的立场造成了他的“摹仿说”真理与谬误并存, 对后世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且, 我们应看到的是, 柏拉图关于“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这一看法作为理解文艺本质的一种基本观点, 经过亚里士多德的努力深入人心。[3]P2

二、艺术功能论——“效用说”

柏拉图攻击文艺并非因为他不懂文艺, 恰恰相反, 柏拉图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 他深刻地了解文艺和诗, 对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从一个特定的历史角度去要求文艺, 提出了著名的“效用说”。

正因为认识到诗和艺术的深刻影响, 所以在制定理想国计划时, 柏拉图非常重视并严肃对待这种影响。在理想国中,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种理想的“保卫城邦”的人, 一种他所谓的有“正义”的人。理想国的理想是“正义”, 所谓“正义”就是城邦里各个阶级都站在他们应站的岗位, 应统治的统治, 应服从的服从, 形成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柏拉图把理想国的公民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的是哲学家, 其次是战士, 最低的是农工商。后两个等级应听从于哲学家, 国家才能有“正义”。柏拉图还把这种等级划分应用到人身上去:人的性格中也有三个等级, 相当于哲学家的是理智, 相当于战士的是意志, 相当于农工商的是情欲。[2]P52因此, 人的性格要达到“正义”, 意志和情欲也就要受理智的统治。文艺要有益于培养哲学家和人的理智, 也就是说, 文艺要有益于培养“理想国”的统治人才, 使各个等级安分守己, 以达到“理想国”的“正义”。

柏拉图之所以如此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用, 是因为他认识到文艺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他在《理想国》中认为文艺的特点是“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 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 他们就拿来浸润心灵”。[1]P62他把文艺的这种“浸润心灵”的作用称作是“诗的魔力”, 认为如果青年们“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秀的作品, 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 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 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1]P62这说明, 柏拉图已经十分深刻地看到了文艺特有的对人从情感上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作用。

柏拉图深刻地认识到了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 考察了当时流行的文艺作品。他发现荷马和悲剧诗人们把神和英雄们描写得和平常人一样满身是毛病, 互相争吵、欺骗、陷害;贪图酒食享乐, 既爱财, 又怕死, 遇到灾难就哀哭, 甚至奸淫掳掠, 无所不为。在柏拉图看来, 这样的榜样绝不能使青年人学会真诚、勇敢、镇静、有节制, 绝不能培养成理想国的“保卫者”。他还考察了当时文艺作品的社会心理作用, 认为当时是诗歌和一切的“摹仿的艺术”都逢迎了“人性中低劣的部分”, [1]P84即情欲。表现在悲剧通过人物“哀述一番”来激起听众同情的“哀怜癖”, 喜剧则是投合人类“本性中的诙谐的欲念”, 使人于“无意中染上小丑的习气”。[1]P86柏拉图认为, 文艺如果迎合人的情欲, 放纵人的一切欲念, 使人失去理智的控制, 就在人的心理、性格上破坏了“正义”。

有鉴于文艺的社会效用, 柏拉图提出了以政治效用作为衡量文艺标准的人, 他的基本态度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文艺必须对人类社会有用, 必须服务于政治, 文艺的好坏必须首先从政治标准来衡量;如果从政治标准看, 一件文艺作品的影响是坏的, 那么, 无论它的艺术性多么高, 对人的引诱力多么大, 哪怕它的作者是古今崇敬的荷马, 也须毫不留情地把它清洗掉。在西方美学史上, 柏拉图是最早明确提出以政治效用作为衡量文艺标准的人, 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世卢梭和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点。柏拉图十分重视文艺对国家对人生的积极作用, 力图消除文艺的消极作用, 这从文艺社会学角度看是十分合理的。但是, 他的“效用说”的具体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教育奴隶主贵族的继承人团结一致维护贵族统治的反动秩序, 他的所谓对国家对人生有益实际也不过是把文艺作为实现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一种工具, 因而文艺成为了他狭隘政治观的传声筒, 成为政治和道德的奴仆。此外, 他不知道文艺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 有广泛描写真善美、假丑恶的权利, 而把文艺视为少数人所有, 将文艺纳入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政治轨道, 这必将束缚文艺的发展, 使文艺失去它丰富的美学含义。因此可以说, 他的“效用说”是极具有功利性和阶级性的。[4]P2

三、文艺源泉论——灵感说

“灵感说”并不始于柏拉图, 在他之前的德谟克里特等人就认为诗歌创作来自灵感, 但柏拉图却是第一位将其理论化、系统化的美学家。[5]P2

柏拉图的灵感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神灵凭附到诗人或艺术家身上, 使他处在迷狂状态, 把灵感输送给他, 暗中操纵着他去创作。[2]P56柏拉图认为杰出的诗歌作品与其说是人的作品, 还不如看成是神的一种诏谕, 一个伟大的诗人就像一个占卜者和预言家那样, 都是神的代言人。神输送给诗人灵感, 又由诗人辗转输送给无数的听众, 正如磁石吸铁一样。因此无论是荷马还是其他的诗人, 尽管在歌咏战争, 却没有军事的专门知识;尽管在描写鞋匠, 却没有鞋匠的专门知识。他们全是凭借诗神所赐予的灵感才能创作出伟大的诗篇的。

第二种解释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2]P57在《斐德若》中, 柏拉图提出, 灵魂依附肉体只是暂时的现象, 而且是罪孽的惩罚。依附了肉体, 灵魂就蒙上了一层障, 失去了原来的本色, 认识真善美的能力就削弱了。但是灵魂在本质上是积极向上的, 脱离了肉体后, 它还要飞升到天上神的世界, 即真纯心灵的世界。在那里, 它扫除了一切尘障, 如其本然地观照真实本体, 即尽善尽美、永恒普遍的“理式”世界。待到它再度依附肉体, 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使它隐约记得在理式世界见到了景象, 并且还隐约追忆到生前观照那美的景象时所引起的高度喜悦, 对这“理式”的影子欣喜若狂, 油然起眷恋爱慕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一种“迷狂”状态, 也就是“灵感”的征候。在这种状态中, 灵魂会驱使肉体进行创作, 以最大限度摹仿所回忆起的“理式”影像。在柏拉图看来, 惟其如痴如醉的迷狂, 才能使诗人的动作、表情、语言不为本人所能言传, 也不为他人所能理解, 而此时所写的诗才是最有魔力的诗, 即使是一个最没有才华的诗人, 只要获得神的感发, 进入灵感迷狂状态中, 也能写出最卓绝崇高的诗行。因此, 柏拉图认为, 诗神所赋灵感是诗人创造艺术的源泉和动力。

柏拉图的“灵感说”的基本思想是神秘的反理性主义, 他的视线不是去关注丰富生动、多姿多彩的人寰, 而是射向那飘渺无垠、神秘莫测的“彼岸世界”。他贬低了现实生活中人的伟大的创造力量, 认为文艺创作是一种超人力量的行为, 这与他的“理念论”同样是十分荒谬的。事实上, 作为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文学艺术, 是一定的客观现实生活在人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 就根本不可能创造出文艺作品来。诚然, 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灵感现象在文艺创作中的存在, 然而灵感的产生, 往往是以艺术家一定的实践积累和创作经验为基础和依据的。事实上, 诗人、艺术家离开了生活实践, 只凭魔力给予灵感去创造, 只不过是空谈而已。

柏拉图看到了单凭理智不能创造文艺, 文艺创造活动和抽象的逻辑思考有所不同, 但是他错误地把理智和灵感完全对立起来, 即形而上学地否定理智的作用, 又对灵感加以不科学的解释。他也看到单凭技艺知识不能创造文艺, 于是把天才和灵感等同起来, 又形而上学地否定技艺训练的作用, 这是和他鄙视劳动人民和生产实践的基本态度分不开的。柏拉图把艺术的感染力的来源摆在灵感上, 而不摆在人民大众的实践生活, 以及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上, 这也说明了他对艺术本质的认识根本是错误的。

四、结语

柏拉图作为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 针对文艺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就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关系来说, 他肯定了文艺摹仿现实世界, 但却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因而否定了文艺的真实性, 这也就是否定了文艺的认识作用, 是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就文艺的社会功用, 柏拉图肯定了文艺要为社会服务, 要用政治标准来评价。他要文艺服务于反动政治。因为他要强调政治标准, 就抹煞了艺术标准。另外, 他要使理智处于绝对统治地位, , 不惜压抑情感, 因而他理想中的文艺是起畸形发展的作用, 即摧残情感去片面地发扬理智。就文艺创作的原动力来说, 柏拉图的灵感说抹煞了文艺的社会源泉。他只见出艺术的社会功用而没有见出文艺的社会源泉, 不能算真正认识到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血肉关系。

由于受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柏拉图的许多文艺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他的理论却给后来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奠定了基础, 对现代美学思想的成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3]刁克利.柏拉图对西方作家理论的奠基.外语研究, 2005, No.1.

[4]李忠荣.柏拉图文艺思想三题.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6, Vol.27, No.1.

简论柏拉图的教育思想 篇8

柏拉图 (公元前427—公元前347) , 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享有盛誉的教育家。他出生在雅典一个贵族家庭, 此时的雅典正值奴隶制城邦日渐衰败的时期, 政治环境动荡不安。公元前427—公元前399是他的青少年时期, 这一时期的柏拉图学习文学, 而且创作出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公元前399—公元前387是柏拉图跟随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学习的8年。在苏格拉底去世之后, 他开始外出游历。前387年, 柏拉图在雅典创办了“阿卡德米”学园, 开始接收徒弟和讲授知识, 培养了包括亚里士多德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学生。他所提倡的教育思想是想通过教育培养公民的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品德, 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公民都遵守社会道德规范, 这样就会使整个国家达到正义、公平、友善、和谐的理想生存状态。

二、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在《理想国》等一些哲学著作中有所体现。柏拉图通过辩证法和国家学说等一系列的思想体系, 具体地提出了大量与教育相关的问题, 他构建的思想体系在当时是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理论。柏拉图希望通过这些教育培养出建立和管理及会统治所谓的理想城邦国急需的各类人才, 以此真正实现他的理想。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理性教育思想、国家教育思想、学前教育思想和全面、平等发展教育等思想, 这四方面内容较完整地构成了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体系。

(一) 理性教育思想

柏拉图的理性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发展的高级阶段。他认为人类的心灵应该是由理性、激情和欲望这三个要素构成。人们用来学习、用以思考和推理的过程是人类心灵中最为高贵的理性部分, 这说明人类是具有思维能力的, 有别于其他生物。为了取得名利的胜利, 不惜一切代价付出足以体现出人类所充满的激情部分, 也可以称为爱胜表现。激情和欲望是不无联系的, 然而激情又比欲望部分更要高级些。欲望是感性而没有理性的, 是心灵当中最低级的要素, 可以表现为感官的需要, 例如对物质的追求、精神的追求及人类作为高级动物的情感追求, 而“金钱是满足这类欲望的主要手段”这一点, 可以称为爱利部分[1]165。

柏拉图认为, 理性教育是通过对理性知识的掌握程度与人类心灵能力发展程度相结合的过程。理性的培养基础是知识, 同时也是开启智慧、启迪心灵的理性基础。所以柏拉图高度重视天文、数学几何等自然学科知识的传授, 这对培养造就人类的理性是至关重要的。他进一步指出, 仅仅学习这些理论课程是不够的, 远没有达到哲学所要求的高度和深度, 不能完全掌握绝对普遍的东西, 为此柏拉图要求自己必须向老师苏格拉底学习“即使在一个人对所谈论事物的什么一无所知时也能确立相对论断的技能”[2], 这就是后来哲学家们所说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是通过推理、演绎的过程, 从这个理论到另外一个理论, 真实地揭露出为追求真理而议论和争论的矛盾双方的表现, 进而达到理性中“善”的方法。在辩证法的指引下, 人们在接受完整的理性教育的全过程中, 不断充实自己, 掌握真理, 最后达到理性教育中最高的层次, 那就是要求做到善的表现。

(二) 国家教育思想

柏拉图不仅仅是一位通过自己努力学习做学问、到处讲学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还十分关注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 集中体现在他是古代西方哲学史上将国家教育与国家政治密切相连的第一位教育家、哲学家。他十分重视国家和社会中教育所占有的地位和表现出来的作用, 并把这两者紧密联系起来。教育不仅要为国家培养输送栋梁人才, 而且要发掘人才、利用好人才、通过人才保证国家政治大环境的稳定, 进而保障国家的繁荣昌盛。

同时柏拉图也认为, 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具有和谐安定、文明富强、公正法治、人民平等幸福的充满正义感的民主国家, 最核心的是体现在国家的统治者是否真正关心国家利益, 关注国家人民。柏拉图是头脑中充盈着智慧和具有保家卫国能力的哲学家、思想家, 他指出, 要通过对人们的教育培养更好地为国家服务, 这是对国家负责的表现。哲学王是能够给国家带来光明和正义的, 通过哲学王的治理, 能够完美地改善国家政治的不正义的局面, 从而使国家走上正义的道路。柏拉图认为, 哲学王治理国家是需要有坚定的爱国信念的, 是需要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高尚思想道德品质的, 是需要有果敢坚强、品性温和、充满公平正义等优良品性的。可是这些优良的品性不会自然产生, 也不会自然灭亡, 而是经过有意识的能力培养和塑造才得以形成的。教育是实现和保障理想国的必要途径和根本手段, 这很好地体现了柏拉图的国家教育观点。他认为, 国家的教育事业应该摆在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上, 要作为国家发展的头等要事来抓。建立公共教育机构场所, 从育婴所一直到高等学府, 国家不但要制定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 还要提供充足的教育经费和有利于发展国家教育的政策。柏拉图国家教育思想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对人们的教育建立心中完美的正义之国, 进而使真正的理想国愿望得以实现。在这个终极目标的指引和导向下, 柏拉图确立了他所认为的教育的主要目的, 即要培养爱学习、懂真理的理想城邦国的统治者, 培养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爱国家爱国民、始终如一地忠诚于国家的保卫者。通过国家教育的培养, 国家的管理者拥有智慧、勇敢和正义等美德, 促使每个人自由发展达到心中的善念, 进而使国家管理者领导国家走向成功。

(三) 学前教育思想

柏拉图主张:“教育应该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 凡事开头最重要, 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 最容易受到陶冶。”[3]71“孩子一生下来, 在三岁之前, 要由政府管理这方面事务的官员带到国家育婴所, 由国家安排的专职人员负责抚育。”[3]194而教育则是由国家安排最优秀的公民监督实施。“3-6岁的学龄前儿童都要集中送到神庙附近的儿童游戏场上, 由国家委派的公民监督实施教育, 饮食起居则由委派的公民负责”[4]71。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讲故事、做游戏、唱歌等。柏拉图非常重视对幼儿的教育, 他要求讲给幼儿的故事必须经过仔细挑选, 除去那些不健康的, 并禁止传授对儿童身心健康有害的内容。不要暴怒责罚儿童, 也不要激怒他们, 不要让他们失去体面, 要用幼儿最能听懂的和最生动有趣的语言讲解所选择出来的激发幼儿勇敢、正义和高尚品德的故事。这样做的主要的目的是让幼儿从小得到熏陶, 想象力得到充分启发。

(四) 全面发展教育思想

柏拉图认为, 教育应该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在全面教育学习的过程中个人的天赋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有着改造个人的功能, “一个人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 就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5]140。然而每个人的天赋又不相同, 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后天的职业性质及社会地位。天赋固然很重要, 但是“如果所得到的是不适合的培养, 那么最好的天赋就会比差的天赋所得到的结果更坏”[4]140。为了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柏拉图提出用和谐的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 用全面的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从而提出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论断。

基于教育的全面性发展, 柏拉图所提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 提倡教育不是传统的灌输式教育, 不能妄想把没有灵魂的东西灌输到有灵魂的东西中。在西方教育发展的过程中, 柏拉图最先提出有关男女在接受教育平等方面的问题, 主张男孩和女孩的天赋能力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不论男女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全面教育, 使身体和身心健康都全面发展。所谓全面教育, 正如他提出的应当在全体公民当中实施全面的社会发展教育, 学习内容主要包括:文法、体育、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修辞学及辩证法等知识。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过程, 教育理念应该贯穿始终。柏拉图相信通过学习以上所列出的这些知识都能够使每个人的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 使全部公民都根据自身的天赋能力为国家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对其评价

柏拉图作为古代西方教育历史上系统提出教育理论的第一人。他所提倡的有关教育理论等的一系列思想涵盖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 以及从理性教育到全面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理想国》的横空出世, 标志着柏拉图所认为的理想国应该是一个崇尚教育并懂得如果教育国民的理想城邦国家, 并且把教育看做是使人类灵魂达到心灵理念最高境界的唯一方式。柏拉图根据历史经验并结合自己对理想国家的伟大设想, 在《理想国》中不仅为理想国家设计了一套理想的社会制度和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 而且设计出了对教育培养国民的理想的教育课程, 更依据灵魂的阶段性提升指出了理想国的组成构架。他希望通过这些课程的阶段性学习和拓展示训练, 把政治和哲学相结合, 将抽象与具体相融合, 培养出能够真正获得真、善、美等理论知识及能够建立、管理和统治理想城邦国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目的性和局限性,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 某种程度上来讲或许存在一些局限性, 他的教育思想是为所谓的理想城邦国服务的, 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为管理和统治国家所服务的, 对人才的培养是有等级区分的。虽然提出了终身接受教育的权利,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享有教育, 因此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尽管如此, 纵观历史,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仍然对整个西方的教育理论和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在世界教育史上的影响力也很巨大。

摘要：在古代西方的教育历史上, 柏拉图是第一位系统而又全面阐述教育思想和相关教育理论的教育家, 其教育思想内容丰富、深刻、经久不衰, 其教育理论的系统化和全面化对后人具有深远的意义和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柏拉图,教育思想,理性教育,国家教育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2]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2.

[3]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4]柏拉图.柏拉图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

朱熹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篇9

柏拉图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治理和保卫者。柏拉图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维护城邦、治理国家的哲学王。《理想国》中记载, “学园”的办学目的是培养政治家。柏拉图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尽忠的政治家, 建设他心中完美的正义和理想之国。

朱熹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明人伦”的“圣人”。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 朱熹心中的人伦是:“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这里的圣人是能够自觉修身养性, 遵循道的天理的人。朱熹明确说明教学的目的是使人“变化气质”, 培养出“圣人”。

从朱熹和柏拉图的教学目的相比较可以看出:柏拉图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将自己所创造的人才输入到国家中, 在国家的高级岗位或是低级岗位中担任职务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朱熹的教学目的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 他的教育更多的是围绕自己的理念“存天理, 灭人欲”来培养“圣人”。

2.教学对象:“全面教学”与“小学”和“大学”

柏拉图的教学对象相对比较全面。对3~6岁的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对6~10岁的少年进行初等教育, 主要学习音乐和体育, 包括算术、几何和天文。10~17岁是中等教育阶段, 在17或18岁前后, 为所在城邦履行2年至3年“强制性军事义务”。20~30岁的青年, 挑选一部分有才能的人学习算术, 研究数理。30岁的时候再选拔一些被认为坚定不移、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人学习5年辩证法, 懂得治国之道。30~50岁时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实践中, 担任各种低级职务, 提高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到了50岁之后, 从事哲学研究, 一旦轮到他们担任统治者, 就可以走上统治地位, 成为哲学王——国王。

朱熹教学对象相对清晰明了, 朱熹根据人的年龄和心理状况将其分为“小学”和“大学”。朱熹认为:“人生八岁, 则自王公以下, 至于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学”。而这里所指的“庶人”, 是没有爵位和律禄的地主和商人。所以他的由王公至庶人“皆入小学”的设想决非普及小学教育的设想。

由上可以看出, 柏拉图的教学体系从时间上来看是活到老学到老, 贯穿于从出生到死亡这个过程。而朱熹的教育对象则有所不同,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到的贫苦农工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是无法接受教育的, 他们没有接受教育的条件。

3.教育内容:“四科”为主和“规矩”为主

柏拉图的教学内容以“四科”为主。柏拉图认为:“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 用音乐来陶冶心灵。”体育和音乐教育是两项基本教育。一个人如果自幼受到好的音乐文艺教育, “并从中吸取营养, 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除了音乐与体育外, 还有几何和天文, 这四门也就是柏拉图的“四科”。这里的几何与数学是有相似的部分, 通过几何的学习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计算水平, 为后期的国家贡献做好铺垫。而天文知识的学习在于了解天气的情况, 以此来指导人们的劳作作息。

朱熹的教育内容以“规矩”为主。他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 讲述了相应的教育内容, 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他认为小学阶段是基础, “小学是事, 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主要是教他依照什么样的规矩去为人处世。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人在年幼时, 通过教育逐渐懂得了敬长、尊师之道, 这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到了大学阶段, 只要增加一些“知见”就可以了。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的教育是对小学教育的一种补充与深化。但最终还是学习“礼”。

朱熹根据小学和大学受教育的对象不同, 编写不同的教材供他们学习和参考。柏拉图并未特意为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编纂课本, 而是以“四科”为主, 学习和巩固已有的知识并在这个基础上治理国家, 这也体现了柏拉图的理性教育思想。

4.总结

柏拉图与朱熹两位著名的教育大家, 他们将教育与国家的兴衰相联系。柏拉图与朱熹的教育内容虽不尽相同, 但他们都会根据学生条件而设立课程, 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现实实际思想状况而转变, 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思想和素质相结合。柏拉图与朱熹的教育方法都具有多样性, 他们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学习, 可见教学方法要富有多样性和创造性。

摘要：中西教育思想有同有异, 本文以朱熹与柏拉图为例阐述中西教育思想的异同。两者在教育方面都有突出的造诣,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从教育目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育方法上, 将朱熹与柏拉图的教学思想进行比较, 从而指出其异同, 并加以总结。

浅析《伊翁》中柏拉图的诗教思想 篇10

一、诗教的传统

古希腊的文学作品类型主要有史诗和戏剧。史诗由诵诗人在祭典和宴会场合朗诵, 而戏剧则由演员们在剧场上表演。古希腊的比赛和宗教活动颇多, 二者常常合二为一, 而观看及参与这些赛会是希腊民众的主要娱乐游戏, 因此这些赛会和宗教活动不仅有感召城邦的精神力量, 同时也是城邦教育的主要渠道。由此看来诗在雅典民主制生活中起着重要的社会政治作用。

在柏拉图之前的时代, 荷马史诗就已经在希腊的文化, 教育和政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学者说:“荷马史诗是希腊社会知识的宝藏、伦理、政治、历史以及技术的百科全书”。[1]由此看来诗教的传统很久前就已经存在了。经研究者研究发现:“柏拉图的时代, 思考诗教问题的并非柏拉图一人, 和他同时代但略早一些的阿里斯托芬, 在其喜剧《阿卡奈人》《地母节妇女》, 《蛙》, 等喜剧中均涉及诗教问题。由此看来, 诗教问题在柏拉图的时代并非陌生, 而且已经被很多的诗人所关注。

二、诗教的原则

对于传统的接续来讲, 诵诗人承担解释、传承、质疑、评判和捍卫传统思想的作用, 以及教育城邦民众之职。因此, 在古希腊史诗是智慧和卓越的承载体, 同时引领城邦群众向上。

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诵诗人应当不仅能够背诵和表演史诗, 更重要的是可以理解和解释史诗, 因为诗教是一个吸引人接受正确指导的过程。诗教是一种吸引, 这种可以陶冶灵魂, 使之转向对真正美好生活的沉思《王制》376e_377c我们渴望过幸福的生活, 却未必懂得什么才是幸福以及如何才能生活地幸福。所以我们需要教育, 需要来自高于我们的诗人的声音, 如此, 灵魂才能在意见的泥淖中举目向上。

诵诗人不只提供民众喜欢的, 而是提供他们需要的。《法义》中的雅典来客与克里特人谈到教育时指出, 判断一种音乐, 戏剧或诵诗是否有益于城邦, “不能随波逐流, 顺从听众, 判断者不是向群众学习, 而是教育群众, 反对那些以错误的, 不恰当的方式给听众提供快乐的表演者, 把事情交给大多数听众来裁决, 根据他们的投票来决定胜利者。这种做法既腐蚀了诗人, 也腐蚀了观众的嗜好。

三、诗教的作用

在古希腊的社会中, 诗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它在传统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希腊两位著名的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都认为, 诗能将人“训练成为好公民”, 其中埃斯库罗斯曾说:“试看自古以来, 那些高贵的诗人是多么有用啊。俄尔普斯把秘密的教仪传给我们, 教我们不可杀生, 穆塞尔斯传授医术和神示;赫西俄德传授农作术, 耕种的时令, 收获的季节;而神圣的荷马之所以获得光荣, 受人尊重, 难道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们有益的教诲, 教我们怎样列阵, 怎样鼓舞士气, 怎样武装我们的军队吗? (《蛙》1030——35) [2]。在古希腊正是史诗教会了人民如何做事和做人以及如何生活和生存。

另外古希腊人非常重视城邦集体的利益。而史诗是古希腊人古典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学者研究发现, “古典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人作为城邦公民的一种精神, 以及对于共同体的自豪与忠诚, 提升人心灵的卓越与高贵。”[3]诗教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力量。

优秀的史诗尤其是悲剧对人的心灵起着净化的作用, 能使人的灵魂更加的向善。锡德尼就认为, 诗通过用自己创作的形象来服务于德性, 而且诗比一般认为能导致德行的哲学和历史更为优越, 因为哲学箴言, 规劝, 推理和定义在人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之前会黯然无光, 不能打动人们的灵魂, 而诗人却能做到以虚构人物和场景感动人们去践行德性。他说:“任何人只要去读读柏拉图自己的书就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他的叫做《伊翁》的对话录中, 就给诗以崇高的和真正的赞美, 他认为诗是一种神力感染, 远远超过了人的才智。”[4]由此我们可以推知, 史诗的教育作用不仅得到了苏格拉底而且得到了后人的广泛认可和重视。

总之, 从古到今诗教一直都被人们给予广泛的关注, 诗教问题既是传统问题, 也是现今问题。再次对话中苏格拉底告诉我们, 诗教是心性教育而不是技艺教育, 即是教养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诗传达的不仅是文化还有文明。诗, 既不是智术师们修辞和辩论的工具, 也不是伊翁们取悦观众的技艺, 而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导师。

摘要：诗一直都在古希腊的传统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本篇对话中, 苏格拉底暗讽以伊翁为代表的诵诗人只会取悦城邦公民, 他认为真正的诗应该对民众的灵魂有提升作用。下面我们就对苏格拉底的诗教思想做进一步的探析。

关键词：诗教,诗人,城邦,灵魂

参考文献

[1]Eric A.Havelock.Preface to Plato M.1963, 页61——86.转引自王双洪译疏.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伊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阿里斯托芬.《蛙》.见《罗念生全集》, 卷四.《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 第445页.转引自同上.

[3]马鲁.《教育与修辞》.见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第205页.

孟子与柏拉图治国思想之比较 篇11

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期分别是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源头，在此期间产生了伟大的政治学先驱，如中国的孟子、西方的柏拉图。孟子与柏拉图都提出了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治国之道。两者思想的共同之处是把良好的统治秩序的建立寄托于当权者拥有完善的人格，幻想统治者走由完美个人到理想国家的治国之路，不同之处是他们的治国思想的起点是对人性认识的差异。

一、内圣外王与哲学王

孟子治国思想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孟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继承了孔子的“修己安人”，提出“家、国、天下”之本在于“身”的思想。他尊崇的楷模是尧、舜、禹、汤、文武等历代圣王，主张把人的修养所得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我作为道德教育的主体，通过道德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完成从“修齐”到“治平”，最终成就“外王”。从孟子的这种思想轨迹可以看出，它依赖于掌权者的内心自省或自我完善，从而使掌权者完成对社会、对民众的历史责任，塑造“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

柏拉图治国思想的核心是“哲学王”。柏拉图生活的年代正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他目睹了战争的灾难及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混乱，认为民主制导致了雅典的失败，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最终出路在于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城邦所处的危机。所谓哲学家执政，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哲学家的本质是拥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内圣外王与哲学王都主张以改造个人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是个人修炼的内容、方式和最终达到的境界有所不同。

二、性善论与灵魂学说

孟子主张人性善，性善是德治的思想基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是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的总和。人心目中的四种善良的本质构成了四种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崇敬之心、是非之心，是决定善的内在动力。基于人的四种善端，“人人皆可为尧舜”，政治与道德的密切关系是孟子认识和处理治国方式的出发点，然而孟子把人性完全归结为先天的良知良能，忽略了后天习得对人性的决定作用。柏拉图认为“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人的灵魂存在于“理念世界”，善是理念世界中的最高理念，灵魂是善和正义的根源。他的人性论即灵魂学说认为人的本性即灵魂是由三种特质构成，即理性、激情和欲望。欲望近于邪恶，理性近于美德，而激情则介于两者之间，只有灵魂中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并且三种特质遵循正义原则而达成秩序与和谐时，灵魂才能获得安宁和和平，人才能成为正义而富有理智之人。“灵魂本身对事物本身进行思考”，人的灵魂只有受理性的支配，才具有美德，所以理性对人的正义至关重要。与孟子一样，柏拉图也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

以抽象的人性观为基础，孟子认为在政治上必须实行仁政即“王道治国”，孟子的仁政措施主要着眼于社会经济政策，目的在于说服各国的统治者不与民争利，因而他的仁政学说有一定的人民性。因为他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劝导统治阶级实施仁政，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得到适度的满足，这是他本人深刻地认识到民众力量的结果。柏拉图虽然也把国家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但在他那里哲学王是仅次于神的主宰，不可能“与民同乐”。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教育的理想国，教育在他那里被当作一项根本的政治手段予以探讨，人的 “天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被发掘出来。要想培养出真正的哲学王，实现城邦的正义，就要靠完善的教育制度，所以柏拉图的城邦治理问题就转移到如何才能设计一种理想的教育制度来实现人的灵魂转向上。

三、仁政学说与知识治国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倡导王道，反对霸道，主张实行以仁义和道德为基础的治国之道。而柏拉图是智治的典型，他的理想治国模式是“知识治国”或“哲学家治国”。在柏拉图看来，对治理国家起决定作用的是治国者具有真正的统治知识和管理能力。

孟子的德治思想依赖的是道德与仁义，要求统治者先“内圣”后“外王”。“仁”“善”是统治者“内化”的根源，君主之所以实行仁政是因为“王”具有善心善性。“内圣”者以德配天即可“外王”，从而完成以仁德为本“王天下”。善德得善政，孟子从“人性善”出发，将其上升到治国的理论高度，统治者的治理是道德内化的外在表现，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治国模式。柏拉图的“知识治国”强调知识和人的理性在治国中的作用。“正义是智慧和善”，教育是以法律法规的方式教养公民、以理性的思辩寻找正义的最高原则，从而“理性成为智慧”，“个人成为正义的人”。理性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管理方式，“理性的命令就是法律”，柏拉图的知识治国开始从人治转向以理性为依托的法治，法律的权威高于统治者的权威。

孟子的“仁政学说”和柏拉图的“知识治国”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目的。仁政学说虽然兼顾了民众的利益，但它绝对不是带有民主性质的政治学说，因为“得乎民而为天子”的思想，实质上是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柏拉图将教育视为造就哲学家的唯一途径，事实上是广大奴隶和平民无权或无力接受教育，教育只是贵族阶级的专利，因此他对知识的推崇也是对贵族政治的赞扬。孟子试图用仁爱的方式解决全部的政治问题，这与柏拉图企图通过教育来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一样其空想性远大于现实性。

柏拉图的主体性思想 篇12

1 心灵与肉体的和谐

柏拉图认为人是心灵和肉体的统一体, 一个完善的人必定是心灵既美且善, 身体强壮无比的。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 认为只有人的心灵充满知识才能使人变得有智慧, 才能成为城邦所需要的真正护卫者。柏拉图眼光深邃, 在继承先师苏格拉底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苏格拉底的思想发展, 认为只有心灵和肉体的和谐教育才能培养城邦的护卫者。而要达到心灵和肉体的和谐, 柏拉图认为最好的教育方法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 用音乐来陶冶心灵。”他认为音乐教育可以达到心灵的至美至善;体育锻炼的目的在于锻炼健康的身体和训练勇敢的品质;通过音乐和体育教育, 从而达到心灵与肉体的和谐状态。

柏拉图认为“在教体操之前先教音乐”, 因为音乐能“照顾人的心灵”, 年轻人只有接受了音乐的陶冶后才能培养良好的德性。柏拉图的音乐教育包括故事、文学、艺术等。而音乐教育中, 最主要的又是故事教育, 在柏拉图看来“故事是包括在音乐里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讲给孩子听的, 柏拉图呼吁“我们不应该放任地让儿童听不相干的故事”, 因为“在幼小的阶段, 最容易接受陶冶, 你要把它塑造成什么型式, 就能塑造成什么型式。”为了培养美德, 柏拉图主张建立故事审查制度, 接受好的故事, 而拒绝坏的故事。因为, 这些坏的故事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恐慌, 使他们变成懦夫, 造成心灵的软弱, 会引起年轻人犯罪作恶的念头, 这些荒诞的言行, 对于听者是有害无益的。因此, 柏拉图建议要给孩子们讲审核过的故事, 认为这些审核过的故事可以铸造他们的心灵。同时柏拉图还呼吁当时的统治者应该加强对故事编写者的监督, 让故事的写作者写出和乎规范的东西。

除此之外, 柏拉图认为还应该通过“净化”护卫者的感官直觉来“纯化”人的心灵。柏拉图认为, 要阻止艺人在绘画、雕刻、建筑等艺术作品中描绘邪恶、龌龊的东西。避免青少年, 沾染不良的东西, 酿成大错。柏拉图认为, 要想使我们的年轻人心灵美, 就必须让年轻人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好的、美的、善的。这样才能达到心灵的真、善、美, 做到“心灵美好公正, 判断正确, 对于坏人坏事毫不沾边, 毫无往返”。

柏拉图认为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成就的最大保障, 身体如果失去健康, 就会使自己变得神智不清, 以致会丧失殆尽已获得的知识, 只有身体健康, 才能获得有益的结果。因此, 要用体操来训练身体。柏拉图说的体育包括骑马、弓箭、舞蹈、掷弹、军事训练等。城邦的护卫者必须从童年期就接受严格的训练, 只有这样才能有好的体质。在柏拉图看来, 护卫者必须是戒除酗酒的, 吃生肉, 不吃甜食, 视觉听觉极端敏锐, 能克服各种条件下的困难等良好的品质。柏拉图认为, 护卫者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因为“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健康”, 而且还能训练“勇敢”等心理品质。柏拉图认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 在柏拉图看来每个护卫者“既是好战士, 又是好医生”, “受伤以后敷这么一层草药就够了”。

在柏拉图设想的教育理念中, 心灵和肉体是相促进相互依存的, 心灵需要肉体保障, 使心灵免遭外部痛苦的影响;肉体需要心灵来支撑, 心灵能医治肉体;心灵和肉体的和谐统一, 正是柏拉图所理解的“完美人”。当前,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我们要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们培养的青少年不但在身体上要健康, 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另外, 我们作为教育者, 不能只看到学生的学习成绩, 而忽略学生心理方面的发展和心理素质的培养, 应该关注学生心灵和肉体的和谐统一, 培养全面发展的接班人。

2 激情与理性的和谐

柏拉图认为激情 (即意气和欲望) 是人天性中存在着的, 是人心灵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如果不加控制, 这种激情就会变得粗暴和野蛮, 因此必须要用理性来对激情进行引导, 使护卫者不但是身体强壮充满激情, 还是一个具有勇敢、节制、智慧、正义的理性人。

柏拉图认为, 人的心灵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其中“一部分是人用来学习的。另一部分是人用来发怒的 (即激情) 。还有第三个部分……因而称它为‘爱钱’部分。”在柏拉图看来激情部分是永远完全地为了优越、胜利和名誉的, 因而也可以称之为“爱胜”部分或“爱敬”部分。正因为激情是为了优越、胜利和名誉, 所以很多时候公民会为了自身的胜利和名誉而做出违背理性的事来, 正如柏拉图所说, 人天性中的激情部分可能会产生野蛮, 但训练适当就会成为勇敢, 过了头就会变成粗暴, 就会像野兽一样粗暴蛮干, 不和谐不礼貌。“结果成了一个爱同人吵架, 爱发脾气的喜怒无常性情乖张的人”。因此必须要对激情用理性加以引导。

如何引导人心灵中的激情部分使之变得有理性?柏拉图认为, 首先要处理好音乐和体育的关系, 因为音乐和体育是为人的“智”和“激情”服务的。但柏拉图反对公民专搞体育或音乐, 在他看来专搞体育或音乐的人是不完整的, 因为“我注意到那些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 那些专搞音乐文艺的人又不免变得过度软弱。”在柏拉图看来如果专注体育而不学习音乐就会变得野蛮与粗暴, 若专注音乐而忽略体育就会变得柔弱与柔顺, 而城邦的护卫者所需要的是这两种品质兼有之, 只有具备了这两种品质, 他才能变得温文而又勇敢, 否则便是既怯懦而又粗野。

其次, 柏拉图认为要想把激情引向节制、勇敢、正义的理性方向, 就必须通过学习一系列知识来培养, 因为知识是启发智慧和培养理性的基础。他认为数学、天文、几何等学科教学不仅能使人具有智慧, 变得聪明。柏拉图尤其强调学习辩证法, 他认为辩证法可以把人的灵魂引向真理。”通过辩证法的学习, 使人至善至美, 洞察理念, 掌握真理, 富于理性, 柏拉图的理性教育才算结束。

通过对人的天性中的激情加以理性的控制, 使城邦公民不但具有不惧危险牺牲不怕困难的勇敢品质,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又不失“温文柔雅”的气质, 从而达到激情和理性的统一。其关于激情和理性的和谐教育思想为洛克、弥尔顿等人继承和发展为绅士教育理论, 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勇敢、节制、正义、智慧, 正是柏拉图口中完美的人, 这些古希腊时代的高尚品德对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 我们感叹社会道德滑坡, 社会正义缺失;物质上富有, 但精神懈怠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 学习柏拉图激情与理性相和谐的思想,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少年的价值取向, 是我们当前紧要的任务。

3 德与智相和谐

柏拉图理想的城邦居民不仅是充满激情, 富于理性, 还是德性和智慧的统一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 将世上的人分为三等:统治者、军人、平民, 上天分别在他们身上加入了黄金、白银、铜和铁不同金属。正是因为上天在不同的人身上注入了不同质的金属, 所以他们所需要的德性和知识也不相同, 只有这三个阶级的人各司其职, 即执政者用智慧管理国家, 军人用勇敢精神保卫国家, 平民用节制服从统治者的意志, 国家和人民就是正义和幸福的。

柏拉图认为, 上天在统治者身上注入的是黄金, 因而他们需要的品德是智慧, 是最有智慧的人, 是智慧的化身。要如何变得有智慧呢?在柏拉图看来统治者除了学习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外, 最重要的就是研习辩证法。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体系, 柏拉图认为它是最高深的学问。在通过了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学习后, 人们基本具备了作为城邦公民或护卫者的知识, 大多数人被分配去担任政府官吏, 其中极少数出类拔萃、“身上加了黄金”的人 (即未来统治者) 将继续学习, 精研辩证法。辩证法有何种能力?柏拉图认为“只有辩证法有能力让人看到实在”“能够不用假设而一直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 所以在柏拉图看来只有接受过辩证法教育并通过最后考验的人, 才能成为“哲学王”, 即真正的统治者。

在身上注入了白银的人就是军人, 勇敢是其主要的品德, 只有具有勇敢品德的人, 才能护卫城邦。如何培养勇敢的美德呢?在柏拉图看来就必须学习相关的知识, 才有信心、勇气和智慧来对付入侵的敌人。这些知识包括算术、几何、天文等。对于算术, 柏拉图认为是城邦的护卫者都应该学习的, 它是技术、思想和科学知识都要用到的。为什么要学习算数和算学呢, 柏拉图认为“这个学科看来能把人的灵魂引向真理”“能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因此, 军人必须学会它, 才能统帅军队;哲学家也应该学会它, 才能把握真理。柏拉图认为, 学习算术, 不是马马虎虎地学, 他要求护卫者必须深入地学下去, 目的是为了战争和便于将灵魂从变化的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对于几何, 柏拉图认为它的用途主要是在军事上, 指挥官精通几何就能在战争中安营扎寨, 排兵步列;同时, 柏拉图认为几何可以把人的灵魂引向真理。所以城邦公民要重视几何学习。对于学习天文, 柏拉图认为:“凡是抬起头来仰望天花藻井的, 都是在用灵魂而费用眼睛学习。”在这里, 柏拉图认为在学习天文学时, 可以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由无数事物构成, 是现象, 虽然可以通过目力感知, 但不是真实的知识, 可见的事物都是虚假的;只有无数理念构成的, 被理性和思考所把握的可知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 才能领悟真、善、美的本质。

对于在身上注入了铜和铁的人, 主要是指下层被统治者, 他们灵魂中固有的东西是欲望, 他们是被欲望占有的人。因此, 他们所要培养的品质就是节制, 即服从统治者的统治, 服从奴隶主所制定的社会规范。如何节制这些下等人的欲望呢?柏拉图认为只有“让他们集中精力专搞一门”, 即让这些人专搞一门技艺, 以此来消磨下层平民的意志, 使得这些人只知道生产财富, 而不会威胁奴隶主的统治。因此, 柏拉图认为他们要学的不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辩证法等知识 (因为这些人有了知识和智慧会威胁到奴隶主的统治) , 而是技艺, 用这些技艺为城邦创造财富。因而, 他们所学习的东西是要知道如何生产粮食、怎样建造房子、如何做衣服、如何经商等技艺就可以了。

德与智, 是人类教育永恒的话题, 柏拉图对培养美德探求知识的论述, 实际上体现了他关于德育和智育的思想。后世的教育家们大多继承了这一思想。但也应看到,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奴隶贵族统治者服务的, 作为身上加了“废铜烂铁”的奴隶是没有教育权利的。德与智相和谐, 古希腊人主张对人进行和谐全面教育的萌芽。当前,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是我们当前的目标。因此, 我们不能把德与智相割裂开来, 德是智的基础, 德决定智, 指导智。因此, 我们在培养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 还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柏拉图《理想国》的最高理念是建立一个“正义”的理想国家, 他认为和谐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理想国家的方式。柏拉图不仅为建立一个“理想国”设定了比较完善的教育制度, 也为培养什么样的人设计了学习的课程。通过心灵与肉体、激情与理性、德与智的和谐教育, 并最终获得真、善、美的知识, 建立正义国家。当然,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有糟粕的部分, 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我们应学习柏拉图教育思想中的合理部分, 并与我们的实际相结合起来, 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主义接班人为目标。

摘要：“和谐”是《理想国》中反复论述的重要概念, 贯穿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心灵与肉体、激情与理性、德与智的和谐是《理想国》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柏拉图,和谐教育,理想国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 译.商务印书馆, 2011.3.

[2]张发琨选编.古希腊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12.

[3]余纪元.《理想国》演讲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