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

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共10篇）

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 篇1

摘要：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一席之地。作为一门舶来学科,关于它的研究必定经历翻译引介和再创造这两个过程。本文对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以期在整体上把握中国传播学研究。

关键词：传播学,研究历史

一、阐释

1986年8月,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黄山召开,此次研讨会将传播学中国化提上议程。经过之前对外国传播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有些学者开始将传播学运用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上,提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构想。黄山会议是后来大陆学者提出的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雏形,体现出学者利用传播学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意识。这一时期,我国研究人员自己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包括戴元光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等。此后,传播学的发展日益迅猛。

二、中断

1989年,受“六四”风波影响,新闻界开始认真反思之前的自由化和中性化,并由此引出对传播学的批判。在批判声中传播学的政治倾向性被提出,于是传播学再次遭受质疑。此后三年传播学的研究遭遇低谷,研究成果明显减少。虽然此时传播学研究举步维艰,但仍有一些有识之士默默地在传播学这片田地上耕耘。

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的确立,传播学的研究也逐渐复苏,相关著述和文章又开始大量出版。

三、深入

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此次研讨会的研究选题标志着我国的传播学正进入更具体的研究领域,[1]传播学研究也由此迈上了新的台阶。1995年和1997年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分别在厦门大学和杭州大学召开。这两次传播学研讨会的与会人数越来越多,并且传播研究者的高学历化、年轻化和跨学科特征日益明显,研究各有特色和侧重。[2]纵观整个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以更加规范的研究方法密切地关注现实问题,并增强了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与合作,研究也更加深入。在此期间,传播研究者紧抓时代脉搏,围绕着市场化和网络化展开研究,开拓了不少研究领域,对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和批判学派的研究也在开展。

四、百花齐放

进入21世纪后,突飞猛进的传媒技术和日益显露的全球化趋势使学界开始重视网络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网络传播逐渐在中国普及,新闻传播界以新闻的敏感性迅速抓住了这个研究话题。[3]1996年,关于新媒体研究的论文数量较上一年激增一倍,可谓“起飞”之年。[4]199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了“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互联网传播的出现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Web2.0技术上的交互理念,新媒体进一步解构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对人们的时空观念和交往方式产生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新媒体视野下的网络传播综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方式,给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多值得研究的传播现象,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媒介使用研究进入勃兴期。从2001年的“研究话题中大多谈到的是只占网络传播很小比例的传统媒体网站,而对其他部分,以及互联网整体传播特点的研究,文章不多,研究进展有限”[5]到2014年,对之前多起网络事件的历史梳理和经验概述,[6]抓住了大数据、云计算这样前沿的课题,新媒体研究已经走向深入。此外,还有部分研究人员开始将目光转向传播网络的控制与舆论操纵、互联网所引发的媒体与社会关系解构的变化以及传媒经济、传媒产业等问题之上。

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交通的便捷,国与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均日益频繁,跨文化传播越来越被人们关注并成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跨文化交流已成为国家项目资助的重要领域。教育部在武汉大学建立了“现代传媒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研究”项目和“跨文化传播研究”创新基地等。

除了网络传播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外,媒介环境学、危机传播、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人际传播、传播史研究、媒介公信力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另外,还有多名学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传播学。

这一时期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借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推进传播学研究。2007年,著名的传播学批判学派学者鲍德里亚逝世后,引起学界关于鲍德里亚传播理论研究的小热潮。2008年是传播学自1978年被介绍到中国大陆的30年纪念年,学界借此发表多篇论文总结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2011年,适逢加拿大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学界在这一年沿着麦克卢汉的思路思考探讨了传播技术和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还应引起注意的是,在这4年时间里,针对传播学的反思也仍在继续。2011年底有高校发起主持了“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7]2012年,借着施拉姆访华30周年的纪念又进行了学科反思,2014年,反思性文章仍然见诸期刊。

以上以公认的标志性事件为划分依据,对大陆传播学将近40年的历史作了简要回顾。需要注意的是,有的研究人员主张从问题而非时间的角度重新梳理之前的传播学研究。这种将整个过去看作一段历史的研究思路,可能会发现一种超越具体研究的共同体或主导范式,这对困境中的传播学研究或许是一袭清风。

参考文献

[1]廖圣清.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J].新闻大学,1998(4):24-30.

[2]张健康.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29(2):11-17.

[3]陈力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2004(1):56-62.

[4]廖圣清,柳成荫.国际传播学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2000-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为研究对象[J].新闻大学,2013(3):77-89.

[5]陈力丹.200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J].新闻界,2002(2):3-5.

[6]陈力丹,熊壮.2014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5(1):6-24.

[7]刘自雄.2012年度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基于9种CSSCI期刊的分析[J].现代传播,2013(3):41-48.

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 篇2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2008年02月20日

2007年被称为公共事件年和信息公开年，本年的新闻和传播研究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事件上，本文以年内发生的事件为话题，对这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一、“传媒歧视”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经济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媒介制度。[1]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2]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3]

二、“信息公开”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4]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从政治控制与新闻自由的关系上来看草案规定前后的变化，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这是实践新闻自由和尊重公众知情权的合理设计”。[5]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农村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6]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7]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的电视公共频道是政府、企业等各方利益权衡的结果，与西方的公共广电性质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与其致力于维护模糊的公共利益，不如将中国的公共频道最好办成专业的对农频道。对农民传播要实用，贴近农民实际生活，题材选择要以本地新闻为主；写作上采用平民化视角；采访要深入地头，并要扩大农民通讯员队伍等。[8] 四、三网融合

2007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十一五规划提出“推进‘三网融合’，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要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政策层面。“多年来我国广电和电信之间的摩擦和争端都是围绕着政策和利益来进行的，其中的核心要点不在技术而是领导权。”也有人认为，在产业运营体制上存在的障碍是通信界、计算机界与有线电视界三大产业市场化程度不一，“三网”目前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各部门政策制定上考虑本部门、本行业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居多，对于“三网”互联互通、开放业务上考虑不够。我国在“三网”领域维持互不准入的产业指导政策不利于推动“三网”融合，尽快取消政策的限制，在产业宏观的角度制定有助于推动融合的产业政策，是促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三网融合的具体政策上，争论较多，并没有达成共识。特别在“对称准入”还是“非对称准入”上存在根本差异。[9]

关于三网融合的发展方向，国家广电总局科委副主任杜百川在第三届数字新媒体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应当是三网融合的基础，模拟电视网如果不转成数字网，就不能做三网融合，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地方去做三网融合，那就是剥夺了广电的参与权，或者说使老百姓失去了得到更廉价服务的机会。三网融合必须真正的把三种业务同时开展，那才叫三网融合，或者说不光是一家这样做。” [10]显然，“三网”融合将经历多网共存的一段时期，但广播电视部门的政策倾斜于三网融合也是既定的。

五、PX事件

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存在重大环保问题的厦门市引进外资PX项目迁址。该消息经《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报道后，引起厦门市民的强烈反响。此后，市民们以各种方式加以讨论。6月1日，一万多市民以散步的方式集中到厦门市政府前表达反对上PX项目的诉求。随即，福建省及厦门市政府尊重民意和专家意见，决定缓建PX项目。年底，透露出迁建的信息。

此事件引来较多的学界研究者发表论文，认为这是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大众传媒对事件进程积极及时报道，使得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有的文章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萌芽。公民社会的存在，也即相当数量的有辨别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公民的存在，是一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而网络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勃兴创造了条件。还有的文章分析道：PX项目事件中的民众，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与公共意识。除传统的人际传播外，手机、网络论坛等等，使意见表达有了更快捷影响更广泛的渠道。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公众都表现得相当理性，即便是让人相当敏感的集体上街游行也是以“散步”方式进行的。让人从中看到了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在当代传播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民众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有的研究者以“议题建构理论”对此进行分析，认为来自个人信源的信息扩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来自专家的最初意见，往往会直接决定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看法。[11]

就事件中政府态度的转变过程，有的研究者指出：当下社会政府执政的舆情环境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舆情借助网络、短信等现代传播工具，跨越时空传递迅速，使意见空间加大，意见力度增强，而决策透明度的增加和市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又使舆情压力增大。在此种条件下政府，对“舆情危机”的处理，需要改变以往的被动抵制方式，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及时采用新的方式应对。政府要意识到，凡是出手的决策，都可能会产生多种舆情。[12]

PX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上。有的文章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定义“我们是谁”，即“接触、认知、参与这个事件的大众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进行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建构。作者探究了大众传媒在当前中国新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在此次运动中，媒介报道建构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地方共同体、环保主义者、公民三方面；媒体报道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与国家保持一致；和其它社会问题建立联系；媒介报道存在话语差异和竞争等三个特点。[13]

六、“传媒假事件”

这年发生的几件较大的新闻业界事件，都具有“传媒假事件”的特征，即传媒参与事件的进程并报道自己参与的事件。以这类问题为话题，引发关于新闻职业规范深入讨论。

2007年3月轰动全国的“杨丽娟追星事件”引发较多的文章讨论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在此事件中，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的名义去圆一个“粉丝”接近明星的梦，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传媒由“记录者”变成新闻事实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违反新闻的职业规范。同月发生的“茶水发炎事件”，记者乔装成患者，将龙井茶水冒充尿样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引发社会的道德质疑。研究者认为，在此事件中“目的合理性不能成为不适当手段的理由”。记者在曝光可能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记者社会角色的错位和传媒功能的越位。这一事件，同样属于自造自报的“传媒假事件”。新闻的价值只能来自传媒以外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传媒制造的“事实”不应该成为新闻。[14]另有的研究者基于伦理学上的权变理论，认为出于公益目的记者暗访具有某种合理性。道德权变有两个特点：一是承认准则的先在性，或者说承认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二是强调在特殊性况下准则的可变通性，这种变通只是对准则的暂时性背离，而且其前提是为了维护更具价值的道德准则。作者认为，该事件出现道德问题“不在于记者是否应该采取欺骗性的采访手段”，而在于记者没能就专家“茶水发炎”的戏言做客观公正调查，“在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欺骗手段。” [15]

七、纸馅包子事件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了名为《纸做的包子》的假新闻。此事迅速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众多的文章普遍认为，这是在利益驱动下，从业人员新闻道德失范带来的后果。有的文章把这个问题的外在表现，同样归结为“传媒假事件”。

也有研究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个人的职业道德问题归罪于市场，当事人訾某造假不是市场竞争和追求时效的结果，而恰恰相反，是缺乏竞争的结果。市场竞争不一定能保障“优胜劣汰”，但是能避免“假胜真汰”，因为在信息和观点的公开市场上，假新闻很容易被其他遵守职业规范的媒体的真实报道证伪。这件事情让人进一步思考：在北京的媒体上，各种不法和犯罪行为多与外地人有涉，这种高下、贵贱、贫富、文野、内外之分，与主张公平正义的公共媒体宗旨格格不入。迫于公众对反腐败和舆论监督的压力，部分传媒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居住在本地的外乡民众(如卖菜的、炸油条的小商小贩)为乐事。这种被允许的曝光与舆论监督的本意相距遥远，或者说是一种被扭曲的舆论监督。此类新闻，在一些电视台被称为“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十分火爆。但是真正的由权力滥用导致的贪污腐败案件，几乎没有一个由这样的节目首先加以披露，个中“伪公共性”的奥秘不难窥其一斑。[16]

八、“新闻民工”

2007年初，《中国贸易报》山西大同记者站的兰成长等人到该市浑源县一家“黑煤窑”采访，被打致死。事后，《中国贸易报》等相关部门表态说，他没有记者证，没有采访权，只是个人行为。前述纸馅包子事件中，北京电视台特别声明，编导訾北佳为临时聘用人员。因此，“新闻民工”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

首先是对采访权的讨论。学界普遍认为，采访权即谈话的权利，不是持证记者独有的，而是所有公民都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传媒的临时聘用人员当然也具有采访权。记者证并不能垄断采访权，“尽管新闻机构目前合法地拥有新闻发布的垄断性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公民调查了解事实真相本身处于非法的状态。新闻单位正式或临时聘用记者，并不是颁发给他们调查事实真相的合法权利，因为他们自己就有这种权利。”记者是一种职业；但了解事实真相并不是一种职业。[17]还有的文章认为，只要一个人以采访报道新闻为主要工作内容，同时正在实际从事采访报道工作，不管他是否有记者证，都应当认为他是记者。那些虽然持有记者证，但经常瞎话连篇欺骗公众的记者，才是最危险的“假记者”。记者身份管理的责任，主要在媒体而不在政府。[18]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不能对“新闻民工”有身份歧视，而应当全面考察其生存和工作的社会环境。有文章针对“亮证制”指出：现实中，传媒的采编人员普遍存在持证少、无证多的情况：“新闻出版总署已发放的‘新闻记者证’约有17万个左右，国家广电总局发放的‘广播电视记者证’约13万个，与‘新闻记者证’有部分重合。而中国记协一直号称全国新闻工作者有75万人，若按三分之二为新闻采编人员计算，实际记者人数就是50万，即使两种记者证已发放数量加起来——30万，也还不能满足需要。„„况且，许多持有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已以居于领导或编辑岗位，很少从事采访；而实际从事采访的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记者。”所以，在中国的新闻行业中，“新闻民工”实际上是一线新闻工作的主力，他们的作用不容忽视。[19]

新闻民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与传媒单位用人“双轨制”有关。有的文章谈到，现有的新闻单位用工双轨制是特殊过渡时期的产物，有违公平的原则，经不住政策和法律的推敲，从长远来看，应该合二为一；同时，注意对聘任人员的选拔任用；并且要提升整个行业的品质，应该对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的外行领导进行专业资格培训与考试，这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而是促进新闻出版产业繁荣进步的重要措施。还有的文章指出，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对新闻民工的身份给予正名，对其生存提供应有的保障。同时，加强新闻行业入口管理和规范建设，使新闻从业人员无论体制内外都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20]

九、重庆“钉子户”事件

2007年2-4月，众多传媒跟进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研究者们发现，在此事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

《新闻记者》杂志针对此事组织了讨论。论者认为，“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传媒机构在此过程中，随着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把严肃的事情变成让大家一笑的娱乐。有学者通过区分传媒角色，即引导者、看戏者、暸望者，指出这是“政治力量、市场利益和传媒专业诉求”的“复调”呈现；而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看戏者”的媒介角色应该引起警惕。[21]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此事件中，传媒有失理性和负责的职业精神。虽然此次纠纷在《物权法》通过之际很有代表性和新闻价值，但媒介对事件的过度“聚焦”和“放大”，对自身“自由表达”权利的过分“张扬”，使之报道变成了一场传媒赚取受众“眼球”和同情心的“盛宴”。从“最牛”、“奋勇”等带有赞赏色彩的用语中，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22]

有的文章分析道：在众多传媒推动下，人们把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积累的不满，化成了对“钉子户”的支持与声援，先入为主地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开发商在欺负业主。这是典型的“舆论绑架”。这样的行为，往往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这是传媒社会角色的错位。在一次次以道义、正义为名的“舆论绑架”中，“被看”的一方感到众目睽睽下的压力，大多数“看客”也只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真正的道义反而成了缺席者。还有人指出，理性精神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新闻话语的信任和敬畏，大众传媒能否在信息的选择和传播过程中保持理性，已经成为影响媒介公信力的主要因素。[23]

十、美国大学枪击案与中国钢包脱落事故

2007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凶手在枪杀32人后开枪自杀。4月18日，辽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整体脱落事故，共造成32人死亡，6人受伤，这是1949年以来，钢铁企业发生的最严重的恶性事件。但是，除新华网在事发3小时后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外，其他媒体只对新华社的消息进行常规转载，没有表示特别的关心。两件事中遇难人数相等，而中国媒体表现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引起较多的评论。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媒体这种新闻传播行为反应出中国媒体的不成熟，缺乏公信力，无论是其职业精神还是专业水平都有待提升。

针对中国媒体对枪案最初假新闻(指凶手是中国留学生)的传播，有的研究者从对假新闻的传播过程进行分析，指出：首先是编译《芝加哥太阳报》新闻的中新网的编译不过关，犯了低级错误，把猜测性的报道变成了肯定的语气。将华文报纸与美国《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大报比较，美国主流大报对此表现得相当冷静，没有急于转载这条猜测性消息，华文媒体既不考虑始发媒体是否权威、有无确切的消息来源，更不愿费力查证事实真相就大肆报道、转载，还特别把“中国凶手”“中国留学生”放在大字标题中。这正显示了是中国媒体的不成熟。[24]

中国媒体对两幕惨剧报道的不同态度，引来较多的分析文章。有的文章指出，国内门户网站转载过来的国外媒体的枪案消息，其核心内容都集中在对事件过程的披露，及从总统到平民所表示出来的震惊、悲痛和悼念之情，极少官员对此做出批示，亲赴现场指挥善后等报道。国内媒体对铁岭惨案的报道却大不相同。这样一件特大惨案，却在晚间电视新闻的最后面才播出。报道的重点照例是哪级领导已经做出什么批示，哪位高官已经亲赴现场等，一场巨大创痛的死难事件，就被这冷冰冰的新闻语气和报道模式化解于无形。在灾难性报道中，新闻媒体到底应该秉持官本位还是人本位？[25]

十一、正面的假新闻

2006年12月23日，《农民日报》刊发典型报道《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县委书记黄爱国》。2007年2月9日《青年周末》刊载文章《一篇表扬报道竟致报纸遭封杀？》，各大媒体纷纷转载，使之成为热点。2007年6月，《杂文月报》发表正面报道《一次感动》，讲述一位兵妈妈认了176个兵儿子的拥军故事，该文被多重转载。由于失实，使得“新时期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及其家人陷入困境。《洛阳晚报》8月15日刊登文章《虚假报道困扰“兵妈妈”》，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此类新闻引发研究者们关于正面假新闻的思考，众多文章提出：正面假新闻的危害更加隐蔽，危害性可能更大，传播正面假新闻也应该受到惩处。

有的文章认为，这些报道在受众价值取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的时代，过去典型报道的陋习积重难返，受众产生群体性“审美疲劳”。典型报道的出路在于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掌握好分寸，说话切忌过满过绝，要把“典型”当人来写，以事带人，用“事实”说话，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论者要求对“楷模产生模式”进行切实反思。[26]

还有的文章指出，颂扬性虚假新闻对社会和媒体自身的危害，绝不亚于批评性新闻。颂扬性报道的数量在媒体报道中占有绝对优势，虚假新闻发生的机率也就比较高。颂扬性虚假新闻制造了假象，蒙骗了有关领导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给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营造了舆论氛围，同时媒体也就沦为了那些人的喉舌。一些地方出现的对贪官的颂扬性虚假报道，就起了掩护他们的恶劣作用。应当树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坏话”说错了要查处，“好话”说错了也要查处，不能搞“报(假)喜得喜、报(假)忧得忧”。[27]

十二、电视节目“泛娱乐化”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节目严重违规，并决定立即停播该节目。9月20日，总局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成为下半年广电期刊的重要话题(管理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把年内的电视节目低俗化讨论推上高潮)。

批评意见指出：“当媒体不惜一切代价、使尽各种花招去赢得目标受众关注的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炒作就能换来注意力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在这个现代人普遍感到理性缺失的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回归本我，显得异常重要。”[28]这种情况下，媒体娱乐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和控制形式，人们自愿、主动地进行消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解放和审美，而是更加被资本控制；满足大众需求是传媒娱乐化狂潮的最大的一个合法化理由，但事实上很多层次的大众需要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媒体文化过于单一； “媒体不要低估受众的智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关系，应该理智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新闻和娱乐边界的模糊，不一定就构成对新闻的伤害。应该防止都是居高临下的、在事件之外批判娱乐的低俗；应该考虑到英美娱乐化的借鉴问题，并强调作个案研究。[29]

此外，针对知识类节目“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倾向，这年的讨论继续进行。有的文章系统回顾了“电视讲坛”节目的发展历程，在分析其生存状态时指出，此类节目的出现是由于它适应了公众精神慰藉的需要，宽松的环境与媒介技术为之提供了条件，但是，此类节目不可能造就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完美结盟”，不可能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尽管以历史、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毕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30]有的文章认为，造成电视节目泛娱乐化原因，是中国电视在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对收视率、市场份额、广告收入等利润指标的片面追求，淡化了社会责任。电视节目的资源合理配置要有制度保证；要有符合广播电视运作特点的用人制度。“娱乐化救不了中国电视，娱乐化也不是是个人就可以玩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坚守媒体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回到常识，这就是：放弃社会责任，最终只能是砸了自己的饭碗。” [31]

(作者陈力丹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秀云为该校博士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师)

注释：

[1]曾庆江、夏兴通《新闻报道歧视现象分析》，《新闻界》2007年第3期；杨育彦《新闻专业理念与市场理念的博弈》，《新闻界》2007年第2期。

[2]喻国明《话语权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新闻与传播》2007年卷首语。

[3]陈建胜《新闻传媒：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詹绪武《社会良序与媒介良心》，《东南传播》2007年第4期。

[4]朱德泉《信息公开先开传媒通道》，《青年记者》2007年6月上。

[5]陈力丹、孙江波《从“违规擅自发布”受罚到信息公开》，《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4期；黄文龙《一个非同小可的删除》，《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

[6]张军《公共电视频道“公共利益”的缺失》，《传媒》2007年5期。

[7]杨航、刘恩华《电视公共频道研究》，《东南传播》2007年8期。

[8]刘新荣《立足农村，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频道》《新闻实践》2007年6期；韩春秒《对农广播新闻要真正“对农广播”》，《声屏世界》2007年9期。

[9] 周师亮《解读“十一五”发展纲要中推进三网融合的含义》，《中国有线电视》2007年12期；李勇等《“三网”融合的现状与技术发展》，《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3期；冯传岗 宋茜《从<十一五规划>的“三网融合”谈起》，《视听界》2007年2期。

[10]杜百川《新媒体与三网融合》，《广播电视信息》(上半月刊)2007年9期。

[11]熊澄宇《期待公民社会勃兴》，《人民论坛》2007年第14期；笑蜀《祝愿厦门事件成为里程碑》，《南方周末》2007年月12月20日；邹洁《厦门PX事件的议题建构》，《新西部》2007年14期。

[12]王来华《政府如何应对“舆情危机”》，《决策》2007年第7期，[13]孙玮《“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14]陈力丹、刘宁洁《一桩典型的“传媒假事件”》，《新闻界》2007年第2期；陈力丹、高学巍《论新闻记者职业道德规范》，《现代视听》2007年第8期。

[15]邹军《新闻暗访：道德困境中的两难选择》，《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16]展江《“纸馅包子”——假新闻揭示真问题》，《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27期。

[17]马少华《记者证并不垄断采访权》，《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22日。

[18]陈杰人《采访报道是衡量真假记者的唯一标准》，南方网2007年1月17日。

[19]阚敬侠《我国当代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法律视角》，《新闻记者》2007年第7期。

[20]曹鹏《新闻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遭遇瓶颈》《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从“纸做的包子”看新闻采编权的规范与保障》，新华网2007年7月27日“传媒沙龙”。

[21]参见《新闻记者》2007年第5期赵中颉、李滨、王多的相关文章。

[22]陆高峰《“钉子户”报道的责任缺位》，《采写编》2007年第3期。

[23]陈桥生《“舆论绑架”现象及其规避》，《新闻战线》2007年第6期；何伟、丁舒《媒介化时代媒体的理性精神》，《记者摇篮》2007年第9期。

[24]吴湘韩、叶铁桥《假新闻是怎么传开的》，《新闻记者》2007年第7期。

[25]王学进《美国枪案与铁岭惨案：媒体报道的不同视角》，《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20日。

[26]靖鸣、陆先念《新时期先进典型人物报道的出路浅探》，《新闻记者》2007年第4期。

[27]张弓《颂扬性虚假新闻也不能放过》，《新闻战线》2007年第9期。

[28]乐晓磊《媒体狂欢的多视角观察》，《新闻记者》2007年4期。

[29]陈力丹、闫伊默《中国“电视讲坛”节目的生态分析》，《现代传播》2007年3期。

[30] 夏忠敏、刘建新《从<第一次心动>被叫停谈起》，《新闻记者》2007年10期。

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 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1-0024-03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

（一）国际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最大的作用是启蒙，是给在探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进世界观，指示了一个发展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残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先进分子眼中黯然失色。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又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已经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苏俄新的社会制度吸引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

（二）国内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传统的大门被英军以先进的洋枪利炮打开，使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古老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注意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林则徐、魏源等进步先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干王洪仁玕发布了旧中国第一个较完整的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此纲领并没有实施。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强国方案——洋务运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这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清军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于是他们从制度层面探索中国振兴之路。一是百日维新，资产阶级维新派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强大守旧势力的反对，这场爱国运动只是经历了103天，昙花一现，以悲剧落幕，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另一个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在中国国土上竖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历史表明，尽管这些运动都提出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采取多种的活动方式，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中反思，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五四爱国运动开辟了道路。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一）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立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各种思潮和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尔特主义等。为了澄清这种错误片面的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三次比较大的思想论争。一次是与胡适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李大钊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指出：宣传理想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9月，针对梁启超、张东荪宣传劳资合作的“基特尔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著文，反驳他们的言论，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三次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经过这场论争，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在这一系列的思想交锋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原则和立场，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些进步青年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行动中。

（二）具有实践性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以不考虑我们的环境，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为此，主张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开展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实际斗争，逐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同时，一部分工人群众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了阶级觉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三）形式多样性

一是利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迅速扩大，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利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进行传播工作。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此外《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二是翻译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19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工资、价格与利润》。三是利用社团进行宣传。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社团起了重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又有增加。例如，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例如，李大钊在理论研究的同时，非常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拯救中国。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等一些先进分子一直努力地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当然，由于国际国内形式的影响和理论水平的局限，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和理解还是初步的，因此没有形成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的思想。虽然如此，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化的必然性，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的现实启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他们作为行动的指南，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同时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

（二）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五四运动后，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在中国的传播，在向知识阶级作宣传的同时，必须向劳动群众作实际的宣传和教育。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积极向劳动群众传播、灌输马克思主义，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这一经验深刻地告诉我们：当前，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致力于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畅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群众互动的渠道。

（三）传播主体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从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所以他们不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干扰和破坏，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创办各种刊物、团体，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了很多的青年投身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

这就启迪我们，要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前进中的各种问题，才能使你的宣讲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如果作为一名理论宣讲者，连自己对马克思主义都不信仰，甚至动摇、怀疑，那是很难把理论讲好的。其次，理论宣讲者的基本功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有一个全面的掌握，深刻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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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朱乔森.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4〕顾永丰，金功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5〕罗会德.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解读[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5）.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传播途径述论 篇4

一、朝廷赐书与国家藏书有条件的开放

封建王朝为了宣扬所谓的教化, 经常向臣民或书院赐书, 这是早期历史文献传播的途径之一。如《左传·定公四年》载, 周公长子伯禽封于鲁时, 周王曾“分之土田陪敦, 祝、宗、卜、史, 备物典策, 官司彝器。”其中的“典策”当是指国家收藏的典籍。又如《后汉书·窦融传》载, 光武帝赐窦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但早期的朝廷赐书, 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 以至于刘秀赐外戚窦融《史记》时只赐几篇, 这大概与当时图书的制作不易, 复本较少有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纸的普遍运用, 国家拥有的书籍的复本也就多了, 因而赐书的数量也就相当可观了。如《陈书·江总传》载, 江总“笃学有辞采, 家传赐书数千卷, 总昼夜寻读, 未尝辍手。”江总一家拥有赐书数千卷, 当时朝廷赐书数量之多, 由此可见一斑。唐宋以后, 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出现, 国家的藏书也越来越丰富, 因而朝廷赐书也更加大方了, 如宋真宗咸平四年 (1001) , 赐岳麓书院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元仁宗时, “有进《大学衍义》者, 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 帝曰:‘治天下, 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并刊行, 赐臣下。”[1]536明永乐十五年, “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2]419。清康熙四十六年 (1687) 赐白鹿洞书院《十三经注疏》121册, 《二十一史》511册。这是历史文献由上而下的一条传播途径, 它有利于文献向民间的传播。但这条传播途径毕竟是有限的, 因为朝廷的赐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毕竟都有一个限制, 靠这条途径传播的文献也大都以儒家经典和各种法典为主, 其他文献则相对较少, 这也是朝廷赐书的用心所在。

历史文献自上而下传播的另一种形式是国家藏书有条件的开放。我国历代政府都比较重视文化典籍的收藏和管理, 建有藏书之策, 置管理之官。据《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 执而泣之。夏桀迷惑, 暴乱愈甚, 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 “殷内史向挚, 见纣之愈乱迷惑也, 于是载其图法, 出亡之周。”这说明夏、商时期, 国家已经有了藏书的机构和管理藏书的官员。西周时期藏书之策进一步得到完善, 有所谓太史之掌、小史之掌、内史之掌、外史之掌、御史之掌等。据《史记》记载, 老子就曾经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秦汉以后, 国家藏书机构更加完备。如汉代“其储之地, 外有太常、太史、博士, 内有延阁、秘室、兰台、东观及仁寿阁、文德殿、华林园、观文殿诸所。”[3]卷48宋代则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等三馆。并且历代统治者为了搜罗图书, 往往以国家的名义向民间征集, 并采取种种奖励措施鼓励百姓献书, 如隋朝建立之后, 牛弘上书请开献书之路, 于是朝廷下诏:“搜访异本, 每书一卷, 赏绢一匹, 校写既定, 本即归主。”[4]908宋代统治者更是屡次下诏求书, 如乾德四年 (966) 闰八月, “诏求亡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 令史馆视其篇目, 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 堪任职官, 具以名闻。”[5]178这样一来, 国家的藏书逐渐丰富, 复本也越来越多, 从而为其对外开放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古代国家藏书一般都对读者有条件地开放。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明王道, 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故西观周室, 论史记旧闻, 兴于鲁, 而次《春秋》。”这说明西周王室藏书是允许一般士人阅读的。后来的封建王朝也延续了这种做法, 《后汉书·黄香传》云:“初除郎中, 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 读所未尝见书。”《梁书·张缵传》载, 张缵“起家秘书郎, 时年十七。……秘书郎有四员, 宋齐以来, 为甲族起家之选, 待次入补, 其居职例数十百日, 便迁任。缵固求不徙, 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 乃可言优仕矣。’如此数载, 方迁太子舍人。”到了宋代, 国家藏书则允许部分朝廷官员外借, 据《麟台故事》卷二《书籍》载, 政和四年 (1114) , 措置点检秘书省官言:“三馆秘阁, 自崇宁四年借出书籍未还者四千三百二十八册、卷, 久不拘收。诏自今省官取借书籍, 并申本省长、贰判状权借, 依限拘收。”清乾隆皇帝也提倡国家藏书向臣民开放, 并于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六月下诏曰:“四库所集, 多人间未见之书, 朕勤加采访, 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 将以嘉惠艺林, 启牖后学……翰林原许读中秘书, 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 并许告之所司, 赴阁观览, 第不得携取出外, 致有损失。”[6]3乾隆四十九年 (1784) 二月又下诏, 允许普通士子赴南方三阁 (指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 阅读与传抄。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除周代国家藏书和清代南方三阁藏书允许一般士人借阅外, 能借阅国家藏书的人一般都是主管图书的官员, 如太史令、秘书郎等, 或者是居高位重者, 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借阅国家藏书的, 这才有了西晋左思欲作《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 求为秘书郎。”[7]2376因此, 我们把这种国家藏书的开放称作有条件开放。虽然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但比起完全不开放, 把图书束之高阁要强得多, 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文献的传播。

二、民间赠书与相互借阅

我国古代由于图书制作和搜集不易, 许多藏书家往往对藏书珍爱有加, 秘不示人。但也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或藏书家往往把自己的藏书无偿地赠予他人或供别人借阅, 从而促进了历史文献的传播和文化的发展。

私赠图书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如汉末著名学者蔡邕藏书近万卷, 当他发现王粲是一位好学之士时, 便把家中的藏书近千卷赠予王粲, 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闻粲在门, 倒屣迎之。粲至, 年既幼弱, 容状短小, 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 有异才, 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 尽当与之。’”后来他果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据《太平御览》卷61引《博物志》云:“蔡邕有书万卷, 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这场赠书佳话也被后世传为美谈, 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陈书·孔奂传》载:“ (孔奂) 好学, 善属文, 经史百家, 莫不通涉。沛国刘显时称学府, 每共奂讨论, 深相叹服, 乃执奂手曰:‘昔伯喈 (蔡邕字) 坟素悉与仲宣 (王粲字) , 吾当希彼蔡君, 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 寻以相付。”而宋代学者晁公武之所以能写出著名的目录学著作——《郡斋读书志》, 更是得力于当时的四川转运使井度的慷慨赠书, 对此, 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序》里有详细的叙述, 其曰:“南阳公 (指井度) 天资好书, 自知兴元府至领四川转运使, 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 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 必得而后已。历二十年, 所有甚富。即罢, 载以舟, 即庐山之下居焉。宿与公武厚, 一日贻书曰:‘某若且死, 有平生所藏书, 甚秘惜之, 雇子孙稚弱, 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 则为贵者所夺;若其心好利, 则为富者所售, 恐不能保也, 今举以付子。他日, 其间有好学者, 归焉。不然, 则子自取之。’公武惕然从其命, 书凡五十篋, 合吾家旧藏, 除其复重, 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

除了赠书以外, 一些开明的藏书家也往往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人阅读或转录, 据《南齐书·文学传·崔慰祖》载:“崔氏聚书至万卷, 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 日数十帙, 慰祖亲自取与, 未尝为辞。”另据《晋书·儒林传》记载:“范平家世好学, 有书七千卷, 远近来读者, 恒有百余人。”不仅如此, 范平的孙子范蔚甚至还为读书者筹办衣食。而宋代的宋敏求家有藏书三万余卷, 由于其性格豁达, 肯借书于人阅读, 士大夫喜读书者为了便于借书, 便纷纷在他家附近的春明坊租房居住, 结果使春明坊一带的房屋价格高出别处一倍多。到了明清时期, 有更多的开明人士意识到藏书家应当把自己的藏书与公众共享, 并付诸行动。如明末藏书家李如一就持“天下好书, 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观念, 所以他“遇秘册, 必贻书相问;有求假, 必朝发夕至。”[8]243清代乾隆时期山东藏书家周永年特著《儒藏说》, 提出了公共的藏书思想, 即组织开放的图书阅览室, 为天下好学之士提供方便。他说:“果使千里之内, 有儒藏数处, 而异敏之士, 或裹粮而至, 或假馆以读, 数年之间, 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 其才之成也, 岂不事半功倍哉!”[9]49为了实现这一理想, 他相约同乡好友桂馥, 一起出资买田地, 设立公共儒藏处, 名曰“借书园”, 并将自己辛苦收集的五万卷图书藏在借书园中, 供四方学人阅览传抄, 以广流传。上述开明人士的做法, 与那些把所藏之书居为奇货的藏书家大不相同, 有利于文献的传播, 并为人们学习文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可以称得上是功德无量。

三、书肆贸易

书肆是古代进行图书交易的地方, 也是历史文献传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但书肆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 已无从考证。现在见诸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书肆出现在西汉后期, 当时, 称为会市, 据《太平御览》卷954引《三辅黄图》说:“元始四年, 起明堂、辟雍, 为博士舍三十区, 为会市, 列槐树数百行, 诸生朔望会此市, 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经书, 相与买卖, 雍雍揖让, 论议槐下, 侃侃雍雍如也。”到了东汉, 书肆更为普遍, 许多贫寒之士经常到书肆中阅读, 据《后汉书·王充传》载:王充, “家贫无书, 常游洛阳市肆, 阅所卖书, 一见辄能诵忆, 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又据《太平御览》卷614引司马彪《续汉书·荀悦传》曰:“荀悦年十二, 能读《春秋》。贫无书, 每至市间阅篇牍, 一见多能诵记。”不过这一时期书肆所卖之书, 大都是卖书之人自己抄写或雇人抄写的, 所以当时社会有“佣书”一职。

到了唐代, 书肆所卖图书开始有雕版印刷的本子, 柳玭《柳氏家训·序》云:“中和三年癸卯夏, 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 旬休, 阅书于重城之东南, 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 又有字书、小学, 率雕版印纸, 浸染不可尽晓。”进入宋代, 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推广, 书肆买卖更加兴旺, 书肆遍布各地, 人们购买书籍也更加方便,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所载:“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 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 皆书籍、玩好、图画之类。”别据魏泰《东轩笔录》卷三载:北宋文学家穆修, “晚年得《柳宗元集》, 募工镂版, 印数百帙, 携入京相国寺设肆卖之。”这是宋代京都开封的书肆买卖情况, 而当时福建的建阳与浙江的杭州等地, 书肆贸易更是盛况空前, 特别是前者, 以至于时人有“福建本几遍天下”之说[10]116, 而其对历史文献的传播和对文化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对此, 元代吴澄总结说:“宋三百年间, 锓板成市, 版本布满乎天下上, 而中秘所储, 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授之艰, 无唐以前手抄之勤, 读书者事半而功倍, 宜矣。”[11]卷34明代的书肆规模更大, 买卖更加方便, 据曹溶《流通古书约》所述:“近来雕版盛行, 烟煤塞眼, 挟资入贾肆, 可立致数万卷。”而著名学者顾炎武也经常游历书肆中, “或与平日所闻不合, 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偶有遗亡, 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12]230清代的书肆主要集中在北京琉璃厂一带,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云:“京师为人文荟萃之区, 二百余年, 厂甸书肆如林。”当时琉璃厂一带书肆鳞次栉比, 全国各地的书籍都汇集于此, 交易量更是前代书肆所不及。

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 篇5

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发言双方领导签署协议

2012年12月18日，深圳市华侨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与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签约，暨“城市形象传播研究基地——深圳分部”授牌仪式在深圳华侨城OCT-LOFT创意文化园隆重举行。这标志着文化整合传播一线公司与城市品牌研究顶级智库的强强联手，双方将在城市形象研究、城市品牌塑造、城市整合传播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中国城市文化解读与品牌传播的全新发展。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岳川江、华侨城集团党委常委、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斯远，总裁助理曾辉、栾倩，华侨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树森，总经理李姝，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副主任文春英，城市形象传播研究基地秘书长张婷婷，以及双方有关单位负责人出席本次仪式。文春英、林树森代表双方进行“城市形象传播研究基地——深圳分部”授牌，吴斯远、丁俊杰代表双方签订协议。

强大智库 洞悉城市品牌深度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在18号的签约仪式上说：“ ‘美丽中国’不仅仅是指山川秀美，山河美好，更重要的是应该追求城市的文化内涵。城市的内涵包括品味、个性和主张，是城市彼此之间一致又别致的表现形式。城市形象传播研究基地与国内外的学界、政府在城市形象研究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需要接更多的地气。和华侨城的合作就是“接地气”，这样的研究不是坐而论道，而是确实能够为社会、城市居民还有城市的管理者提供好的思路和借鉴。相信城市形象传播研究基地跟华侨城广告公司的合作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期待未来的合作能够结出美丽的花朵和美好的果实。”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作为亚洲唯一以传媒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机构，拥有丰富的世界级学术资源网络和思想库，代表着亚洲传媒研究的最高水准，其旗下城市形象传播研究基地是专注于城市形象传播、城市品牌建设与城市营销的专业研究机构，也是中国最可信赖的城市营销咨询专家。

一线传媒 引领城市品牌整合传播

华侨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树森在致辞中予以激励：“本次的战略合作是一个起点，希望今后在这个平台之上，双方统一姿态，携手并进，借助彼此的核心能力，创造新机会，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整体协作，实现长期共赢，推动中国城市文化与传播的全新发展。”

华侨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姝在致辞中进一步揭开战略合作的细节蓝图。以此次战略合作为起步，未来双方将在优化资源的基础上，把中国更好的与城市相关的社会资源、专家资源、作业资源都纳入到这个平台上。2013年初，预计将推出针对城市形象的产品推广手册；5月将举办第五届亚洲城市论坛，并在前几届的基础上创新论坛内容，优化论坛模式，扩充专家规模，扩大论坛影响力；同时，在2013年还将在传媒大学优秀学术资源、媒体资源的整合背景下，着手孵化权威性特色性的城市排行榜，为城市的形象定位、形象宣传找到权威标杆；并计划携手整合国内外的专业团队，在新技术应用、新媒体推广方面，共同打造掌上“智慧城市”。除此之外，2013年还将深入演艺文化、旅游度假等领域，举办各种发布会、论坛等，多维度解读、构筑城市文化的传播体系……

华侨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隶属华侨城集团，旅游综合体和商业综合体推广是其主要业务板块，公司长期服务于华侨城和华润等全国一线企业，经过近十年发展，在文化、地产、酒店等诸多领域均卓有建树，是集品牌管理、整合传播顾问、视觉形象管理、企业文化顾问、公关活动全程策划执行等服务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创意机构。

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 篇6

一、传播的目的和归宿:理论的最大魅力在于实践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静态理论到实践运用的过程。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依靠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 他们利用的是报纸和杂志等传播媒介, 这也决定了传播只是通过翻译、阐释马克思主义等静态传播方式, 只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 还没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再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静态传播, 而是从精英走向工农劳苦大众。

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并同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马克思主义才被中国人民掌握。任何思想只有在应用中才能发挥作用, 才能被大众认可和接受, 才能实现大众化。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实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灵活运用到中国社会实际中,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 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思想。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这一思想体系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因此很好地被大众认可、接受并转化为大众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武器, 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在解放思想、直面问题的基础上, 对这三大理论进行整合构建,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又重申了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 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深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运用的经验总结, 保持了它独有的贴近群众生活、紧扣时代脉搏、针对现实问题的特点, 有力地解答了时代的问题, 分析了中国面临的难题, 阐述人们关心的热点, 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二、传播的核心目标:最大限度地体现以人为本

一个理论是否有力量、能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信仰, 关键在于这个理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是否能够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能否熔铸到民族精神、与民生相结合、体现以人为本, 能否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 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理论, 是当前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我们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理论。在其指导下的中国革命, 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 第一次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人民生活逐步步入全面小康, 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普通群众由于受条件、环境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掌握它, 群众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想巩固其群众基础, 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信仰, 必须从理论层面回答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真正做到为群众服务, 为群众办实事, 为群众谋利益, 这样才能使群众有了解、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并愿意把它逐步付诸实践。

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播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 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工具, 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传播和教育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并没有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转变过来,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秉持革命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 直接导致了传播客体处于一种“你说我听, 你推我动”的受控、被动局面, 个性意识往往处于被压抑状态。这种传播局面不仅违背了国家和人民群众需要的历史性, 也忽视了人民群众需要的全面性, 使马克思主义传播一度遭受扭曲, 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能排斥人的本性和价值关怀。

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首先就要使马克思主义符合人民大众的实践主题, 紧扣和预测到人的需求的历史性和全面性。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理论告诉我们, 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 如果过分强调人的政治需求, 或过分强调人的物质需求, 而忽视了人的内在价值需求, 都是过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看待, 造成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失落。马克思主义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的。因此, 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 应该始终铭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 关注人的内在价值和目的本身, 在传播中自觉地表达人民大众的多方面需求, 即坚持“以人为本”。

三、传播的主体要求:自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反观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 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之所以能够很快在中国思想领域中被认可并居于主流地位, 逐渐成为先进的中国人的理想信仰和实践的指导思想, 一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二是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充满了热情, 并身体力行地实现着自己的文化自觉和行动自觉。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不可或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一种理论要发挥它改造世界和变革世界的力量, 还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那就是践行和传播它的主体。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践行和传播主体就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在中国社会充当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是思想的传播者, 五四运动时期, 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们通过办刊物, 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并热情引导无数的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行列。二是思想的践行者和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大众所认可, 不仅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传播, 更需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践行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还在于有毛泽东、邓小平等一大批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能够自觉主动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社会实际中的人。如果中国的革命者和实践者只是死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 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成为今天我们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了,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动力和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同样, 如果只有懂得中国国情和实际却没有科学理论思想指导的人, 中国革命也同样不可能成功, 正确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马克思主义正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列宁所说:理论是灰色的, 而生活之树常青。因此, 理论的实践者既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品质, 又不能拘泥于某一论断的局限, 做到因地、因时制宜, 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作用, 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长远的指导思想。

四、传播的有效载体:贴近群众实际的大众话语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通过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但要使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 还需要用“大众话语”来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道:“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 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 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语言。”但是, 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个优良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经一度采用高调宣传的政治话语, 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高调的政治话语, 表现为一种全面的、完整的、十全十美、千篇一律的宏大叙事, 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实际, 这样导致了人民大众产生逆反心理, 就不可能真正地信仰这些政治话语, 更不会把这些政治话语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基本群众路线, 关心现实, 关注民生, 以人为本。传播主体要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 为群众多办好事、办实事, 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要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话时深情地讲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总书记的语言朴实动人, 没有空话, 没有套话, 更没有大话, 他的态度诚恳, 亲切可人, 给我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务实亲民、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良好作风。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 “宏大叙事”“唱高调”的政治话语已不能也不会引起社会和大众的注意, 反而关于日常生活幸福承诺的小叙事逐渐成为社会和大众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只注重“宏大叙事”转变为关心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生活小事”, 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各种现代传媒的方式宣传党和国家的理论创新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由之路。

摘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只注重“宏大叙事”转变为关心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生活小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经验,中国实际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 1979.

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 篇7

1 龙狮运动起源之探索

1.1 舞龙运动的文化起源探索

舞龙运动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在古代,舞龙又叫舞龙灯、龙灯、玩灯、耍龙灯、赏灯……名称众多,历史悠久。大家现在所熟悉的大都是由龙头、龙身、龙尾连接起来的手举舞龙。舞龙运动最初发端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而现在常见于元宵节等庆祝活动中。而且现在凡遇到喜庆节日,只要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都不会少了这项活动,舞龙运动无疑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而关于舞龙运动的起源,学者们众说风云,仍没有人作出正确的解释。笔者经过多方考察,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舞龙运动的起源传说作了进一步梳理,对舞龙运动的起源提出拙见。

1.1.1 商朝时期祭龙祈雨

龙在传说中是掌管雨水的动物神,有降雨的能力。对于农耕者而言,天文气象是最重要的,适度的雨水更可以被看作是幸福的源泉,而祭龙祈雨是舞龙最基本的意蕴。因而,每逢大旱,人们就会用各种不同的仪式,去龙王庙进行祈祷祭祀,希望能普降甘霖,其方式有多种多样,舞龙便是其中一种。而早在商朝时期祭龙祈雨已成流行。据史料记载,汉刘安的《淮南子》载:“磁石上飞,云亲来水,土龙致雨,燕雁化飞。”高诱曾注明:商汤遭遇旱灾,作了像龙的土龙,因为云会亲近龙,因此得到了降雨。这从渊源上道出了从商朝就有了作龙求雨的民间习俗。而舞龙运动的这种祈雨功能,在民间还有很多的传说故事。

1.1.2 汉代“鱼龙曼延”之戏

汉代的“鱼龙蔓延”之戏是古代百戏的一种,众学者对它是否是舞龙运动的起源仍有争议。而早在西汉时期舞龙运动就已出现在我国各个民族友好交往的文化娱乐生活中。据《汉书-西域传赞》:“天子……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之。”蔡质在《汉仪》中记载:“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作九宾彻乐,舍利从西方来,戏于庭极乃毕。入殿前,激水化为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障目。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之后,尽管史料如此记载,但众家解说更是各不相同,多种解说还有矛盾之处,本文在此不作一一列举。

而山东省沂南百寨村石墓中室东壁上东汉晚期的乐舞百戏石刻画像为我们提供了更形象的汉代鱼龙之戏的资料。在这个乐舞百戏图上,右为马戏和戏车,左为乐队和杂技表演,中部是“鱼龙曼延”之戏,其中由龙带领鱼、豹和大雀从右向左舞动。这足以反映当时人们对龙舞运动的重视。而人的想象力是丰富的,语言的表达更是多姿多彩的却也是最能引出百种解释的。事实上,也唯有实物是最形象生动的,也是最能反映现实的。乐舞百戏图更能正确的反映当时的情况。虽说当时的鱼龙曼延并非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手举舞龙”式,但这足以证明它是舞龙运动的前身。“鱼龙曼延”由汉到唐,前后延续了将近七八百年的时间,但自唐以后,逐渐失传,后世只传留下其中的部分节目。而舞龙运动也逐渐回归到祭龙祈雨的祭祀活动中。据《通典》记载:春祭由青衣少年持舞八丈大青龙和十条小青龙;夏祭由红衣成年人持舞七丈大赤龙和六条小龙;夏末祭由黄衣成年人持舞五丈大黄龙和四条小黄龙;秋祭由白衣独身汉持舞九丈大白龙和八条小白龙;冬祭由黑衣者持舞六丈黑龙和五条小黑龙。

1.1.3 舞龙运动与民间灯俗

在古代,人们早已将龙与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而二者的结合实则缘于我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因而舞龙又叫舞龙灯、龙灯、玩灯、耍龙灯、赏灯等等,现存史料中关于龙灯记载最早在唐代,之后宋朝的舞龙灯是“手举舞龙”的雏形。虽然龙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舞龙,却是舞龙运动传承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既体现了祭祀的庄严与敬畏,又有娱乐性。现在舞龙灯是元宵节中最受群众喜爱的民俗活动,为欢乐的节日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1.1.4 明朝的手举舞龙运动

大量文献史料证明,现代意义上的舞龙实源于明朝,约始于明朝嘉靖和万历年间。据明嘉靖刻本《江阴先志》记载:“上元日,作灯市……其悬像四周以火运之,曰‘走马灯’,射谜曰‘壁灯’。神堂答愿曰‘滚街灯’,灯腹攒枝,若大星煜煜,数人拽之,轮转若飞。”明朝的“舞龙”有龙头、龙身,活动时由人用手握棍撑举、滚舞,而且以“祭龙祈雨”为目的,有明显的宗教意识。明朝手举舞龙的出现主要与明朝统治者重视传统文化和崇拜龙有一定关系,其次受到了明朝“奢华贵”的游乐之风的直接影响,而且庙会的兴起也为“祈神求雨”的舞龙活动提供了社会场所。总之,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舞龙仅有六百余年历史。

1.2 舞狮的文化起源探索

狮子并非产于中国,因而舞狮运动的起源与狮子的传入渊源颇深。但究竟舞狮起源何时何地,说法仍不一。而且在许多文献中都记载狮子出自西域诸国,最早并非叫“狮”,古汉语中称“狻猊”,后改为“狮”,也作“师”。在历史上,狮子是作为西域贡品被引进中国的。汉朝以后直至康熙十七年,历朝历代均有贡狮记录,期间共持续约一千六百年。在这千年的贡狮历史过程中,东西方文化逐渐融合和发展。狮文化从抵触到逐渐的被接纳,狮子也转而成为了人们心中吉祥如意的象征,甚至还可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麒麟、凤等神物相提并论,且共居庙堂之上,可见其文化底蕴之深厚,影响力之广大。而舞狮运动真正起源何时,说法仍有很多。下面列举几种传说和史料记载。

1.2.1 传说之一:“年”兽食青,镇歪辟邪

传说在远古时代我国常有瘟疫发生,死伤无数,但幸运的是每次瘟疫发生不久,就有一只叫做“年”的神兽出现。只要它一出现,瘟疫就很快消失了。由于这“年”帮助了人们,于是人们在农闲时节,就用彩布和竹篾扎成“年”的样子,配合雄壮的鼓乐,到各家门前舞动,以求吉祥如意。于是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放一盘“年”喜爱的蔬菜,以备其采食。经过漫长岁月,人们发现扎制的“年”的形状很像狮子,就将这种祥瑞之物改称为“瑞狮”,而采食蔬菜则称为“采青”。这之后,舞狮辟邪慢慢成为了一种风俗,瑞狮采青则演变成舞狮中的一个重头戏。

1.2.2 传说之二:舞狮拜年,驱邪镇妖

相传明朝初期,广东佛山地区每逢年尾岁末就会出现了一头怪兽,到处残害人畜,糟蹋庄稼,农民苦不堪言。后来,人们想了个办法,用篾扎成狮子模型,并涂上各种斑驳色彩,当怪兽出现时,按事前布置好的,锣鼓齐鸣,群狮共舞,怪兽则受到惊吓,落荒而逃。从此,当地乡民认为狮子是吉祥的象征,有驱邪镇妖的功能。大家都希望狮子能到家门前舞动一番,带来吉祥。于是每年春节,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去舞狮拜年便成了此地的风俗。

1.2.3 传说之三:狮子随佛教传入中国,活跃于南北朝

汉代佛教开始逐渐传入我国。据佛经说,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在五台山的菩萨堂院绘有文殊菩萨骑狮的图案),尽管当时中国仍没狮子,但其大名却随着佛教的传入进入了我国。据说佛初现时,就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守候在门前,称为护法者。所以在南北朝时期,由于佛寺大兴及庙会的频频举行,舞狮的应运而生,并发展的十分活跃,并非偶然。

1.2.4 汉朝时对狮子的驯服

现在大家比较认可中国舞狮运动源于汉朝。汉武帝时有了丝绸之路,自张骞出使西域后,狮子才陆续由外国输入。当时在招待西域使节到访时,要设歌舞助兴。那些歌舞人员都要带上鸟兽面具,而西域使者发现这些“鸟兽”中独缺狮子,经过询问,才得知当时中国没有狮子,后来西域使节就送给中国一对狮子,并让驯狮郎做了驯狮表演。而这种驯狮表演很可能便是中国舞狮运动的前身。另根据《汉书·西域志》记载,在汉朝时即可能已出现了狮子舞。《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国王有桃拔、师子、犀牛。师子即狮子。此是百戏化装,非真兽。”由此推测,在汉朝时西域就已出现了狮子舞,至于其何时传入中原内地的,这在文献中并无具体记载。

另有民间传说,在汉章帝时,西域大月氏国进贡了一头金毛雄狮,一次雄狮狂性发作,被一名宫人乱棒打死。宫人为避免降罪,剥下了狮皮,由两兄弟扮成狮子,由他逗引起舞。此事传了出去,老百姓也仿着做了狮头、狮皮,仿照表演狮子舞。后进入宫廷表演被称为“太平乐”。而唐代著名的《西凉伎》、《太平乐》、《五方狮子》等在《乐府杂录·色兹部》及《通典·乐六》中都有记载。而且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至今还保存着唐朝历史画卷《唐舞绘》中的狮子舞绘画。可见狮子舞在唐朝很流行。

1.2.5 相传舞狮由北魏时从西域传入

如今舞狮运动由于风格不同分为南狮和北狮两类。相传北狮是于1500多年前的北魏时期由胡人经西域传入中原的。魏太武帝曾赐名“北魏瑞狮”,狮子舞在北方流传开来,以后便有了“北狮”之称。此说法仍待考证。

1.2.6 舞狮起源于战争南北朝

相传舞狮运动最先在军队中开展,后来才传入民间。据《宋书·宗悫传》中记载,南北朝宋文帝元嘉23年,宗悫在与林邑王范阳作战时,利用布、麻等做成的涂上颜色的假狮子,由士兵披架着,破了林邑王范阳的象阵,取得了胜利。士兵们舞狮庆祝胜利,后来舞狮运动逐渐传到民间,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节日庆祝活动。

还有许多关于舞狮来源的传说,大多来自民间,无记载不足信。但由上述几种说法可知,舞狮运动最早可能起源于汉代。舞狮文化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在唐朝发展的更加兴盛,并随着“唐人”传向世界。

2 我国龙狮运动文化的历史传承

我国龙狮运动文化的历史传承实质上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传承。现代龙狮运动是古代“百戏”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而且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已经逐渐进入竞技和经济领域。现在的龙狮运动已经和舞蹈、杂技、武术等中国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上升到了文化领域的范畴。

2.1 舞龙运动的民族文化传承

中国龙与西方龙的形象是不同的。中国龙是一种意识产生的主观物种,它的原型包括马头、鹿角、蛇身、鱼鳞、鹰爪、鬣尾等。龙是由这些原型在人脑里融合而产生的,是一个融合体。而舞龙运动也是一个融合的整体(集体)运动。“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概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精彩表演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在我们正致力于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而舞龙运动的历史文化传承也离不了“和”。只有和谐才能完美的彰显舞龙运动的魅力。

民间舞龙运动的历史传承一直与祭龙祈雨密不可分。人们一直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对其认识逐步提高的今天,舞龙运动已经摆脱了过去的“迷信”外衣,变为一种表达精神思想的活动,包涵着人与自然的融洽互动,让人借此活动认真地去感悟人生的真谛,生活的韵味和自然的情致,同时省视自己的内心,以求得人与自我的统一。

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中都在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甚至同一人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各角色风格各异,但终究这个人是唯一存在的不变的。舞龙运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传承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这就使得舞龙运动在与各地文化相互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但舞龙运动文化的精髓是不变的。舞龙运动种类的扩展是在传承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使自身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结果。

2.2 舞狮运动的民族文化传承

舞狮运动传入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舞狮运动的历史文化传承过程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狮子是舞狮运动的载体,是舞狮运动的灵魂。狮子最先引入中国时,属于稀有物种,对于民间百姓而言,甚至是陌生的。而许多文献古籍中所记载的狮子的形象都是威猛、彪悍、跋扈的,开始是不受中国人喜欢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颇深。于是狮子的形象也受到影响,潜移默化之间已变的较温和、谦逊,甚至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辟邪”、“瑞兽”等等。中国人接受的是被美化和神话了的狮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狮子。而舞狮运动在千年的传承过程中,也早已褪去了西域色彩。它融合了中国的多种文化元素,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逐步呈现出各种鲜明的地方特色。

3 龙狮运动的国际化传播

3.1 龙狮运动的传播途径

3.1.1 龙狮运动各大赛事的举办

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龙狮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民族特色、观赏价值和吉祥喜庆色彩的国际性体育竞赛项目,并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随着1995年1月“国际龙狮总会”及同年7月“中国龙狮协会”的相继成立,中国传统的龙狮运动得到迅猛地发展。1997年7月,在马来西亚国际龙狮总会召开的执委会和代表大会上正式将国际龙狮总会执委会秘书处迁至北京。同年12月广东省番寓成功地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舞狮比赛,之后相继出版了《中国舞狮竞赛规则》,并多次举办国内外舞狮邀请赛、龙狮锦标赛,大力地推动了龙狮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如今,龙狮运动早已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并在与各国交流和竞赛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世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狮运动的开展,该运动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3.1.2 龙狮运动在高校的传播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因而高校成为传播龙狮运动的首选之地。利用学校来普及推广龙狮运动,不仅有利于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而且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使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促进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龙狮运动的的动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并通过举行各种比赛,促进了龙狮运动的交流和开展,增强了珍视与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理念,更好地推动了龙狮运动的普及与发展。而且目前我国已有近百所大学开设了舞龙舞狮运动课程,这充分证明了学校开展龙狮运动的可行性。

3.1.3 民间龙狮运动的开展

龙狮运动在民间开展的很好,在一些节庆日上仍很常见。民间最著名的舞龙队是有“中华龙”美称的重庆铜梁舞龙队。在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上,九条铜梁大蠕龙象征九州华夏在天安门前翻腾起舞,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誉为“铜梁人民奇特想象力和高超技艺的杰作”。之后,铜梁舞龙队应邀参加市内外各重大表演多次,其代表品种大蠕龙先后在国家级大赛中获八次魁首,在国际大赛中获两次冠军,名声大振,获“中华龙”之美称。龙狮运动除了在节庆日上表演外它已经走进了民间市场,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庆祝活动。在现代城市,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农村,它更是庆祝各种喜庆活动及丰收的重点节目。龙狮运动已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不论是节假日的表演,还是各种庆典活动或开幕式表演上,都可见到它们的身影。

3.2 龙狮运动的传播条件

3.2.1 政府对龙狮运动的支持

建国后,在我国“举国体制”制度下,政府对体育运动给予了全力支持。在1995年成立了“中国龙狮协会”,在该协会的领导下,各省、市、县体育局、文化局和各有关高等院校在各地具体条件的允许下,全力支持龙狮运动,尤其是在传统节日中更大力倡导龙狮运动。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各体育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渐渐崭露头角,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民间性,但实际上各社会团体仍然依赖于同级体育局。

3.2.2 龙狮运动的材料和动作的普及

专业人士对龙狮运动器材进行研制开发和改进,国家对偏远及落后地区购买器材也采取了比较优惠的政策,而且在动作编排上降低了难度,增加了娱乐性,从而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龙狮运动在群众中普及与传播。

3.2.3 人们对龙狮运动认识的提高与接纳

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体育健身认识的增加,群众逐步自觉参与健身娱乐活动,对健身的投资也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地区运用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规范条件,借鉴了发达地区体育文化发展的成就,培养了自己的现代体育健康观念。同时也逐步地推进我国体育的产业化和社会化,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交融和更新。使人们对于集健身娱乐为一体的龙狮运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更易于接受和掌握。

3.3 龙狮运动传播的价值体现

3.3.1 民间健身娱乐价值

人民群众对龙狮运动的价值观的选择认知形成了以“娱乐健身”为中心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欢庆娱乐是龙狮运动的显性特征。在元宵节等重大节日或其他喜庆的盛大的典礼上,龙狮运动成为一种常见的庆祝娱乐方式。在阵阵鞭炮、锣鼓声中,人们观赏着翻腾的巨龙和跳跃的雄狮,获得了身心娱乐与放松。这种活动更常见于欢庆活动的高潮中。同时,龙狮运动既具有健身性,又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群众体育健身运动。

3.3.2 经济效益

如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地区体育社团逐渐向经济多元化过渡。一些地区甚至把独具风格的龙狮运动作为了一种营业性的表演项目。许多以舞龙舞狮闻名的乡镇,也由于技艺高超,不仅演出收入丰厚,而且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项目,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

如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舞龙之乡———深圳龙岗,其舞龙传统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且曾获得我国首届“舞龙精英赛”的优胜奖,并建立了多处以龙为主题的公园、广场和雕塑,成为中国目前惟一的以龙为主题的旅游景区。且该舞龙队也常到海外表演,不仅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而且促进了龙狮文化的国际传播。

3.3.3 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扬

龙狮运动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与传播。因此在龙狮运动的国际化传播过程中,我们要将中国的文化理念一起传播出去,以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扩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4 结语

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 篇8

长期以来, 音乐学大多数学者往往聚焦于对音乐文化具体形态与内容方面的研究:如词曲作者、体裁题材、风格流派、唱奏表现方式、古籍考证等等诸如此类。忽视了中国音乐文化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大众性的社会生产与流行传播, 这是中国第一本以“大众”作为研究音乐文化创造与发展的主体来进行思索和解析的音乐学专著。它从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出发, 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做了全景式的透视, 阐释了大众音乐的分类、流行本质、商品属性与传播特点和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其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的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中国大众音乐》全书的结构总共八章, 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 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 是曾教授通过现有历史材料或实地考证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梳理、归类和总结;二为后四章, 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 是曾教授在梳理了前4章内容后, 对中国大众音乐的一个独特思考。

本文从以下四点简单概括地归纳了对曾遂今教授《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粗浅认识和读后感想。

一、创新性

《中国大众音乐》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 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 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作者重新梳理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分类, 例如:他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三类体系以及它们相交互动形成的多种型态的音乐文化体系, 并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观念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切入点来考察、解析以大众音乐文化为基础的各类音乐文化在社会运动中的传播与链接。另外, 作者在第五、第六章中指出, 无论是音乐的自然传播或是技术传播, 作为音乐文化在形态、意识领域中的特殊性, 音乐传播表现出的是一种特殊品质的人际关系, 即“传求必通”“传而相通”的人与人之间的音乐关系。因此, 作者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大众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 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社会行为。作者在第7章中还提到:音乐商品具有特殊性。音乐商品除了具有一般商品的基本属性外, 还具有其它自身的特殊性。这种区别于一般物质商品的特殊性, 是由音乐商品性质的二重性、音乐商品艺术价值的永恒性、音乐商品艺术品质的创造性这三方面构成。

二、通俗性

此书用大众音乐的概念、范畴重新考究了我国历史上从远古传说中的原始乐舞到清代民间音乐、乐舞等等所有音乐文化形态与生俱来的大众音乐文化内涵, 鲜明地指出大众音乐是一个涵盖多方面音乐文化成分的文化范畴, 无论是历史上的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儿童音乐、军旅音乐, 还是现当代的革命音乐、20世纪的中国城市流行音乐都属于大众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历史性有机组成因子。曾遂今教授选用音乐 (这种社会文化) 的不同功能目的作为切割线, 将无数个历史横截面所组成的音乐文化形态划分为三种类别:统治集团的音乐文化、市井庶民的音乐文化、文人的音乐文化。在对此三类音乐文化的对比性研究论述中, 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大众音乐文化由于其循本、自由、宽容的特性, 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 它包含了除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之外的一切生存于民间的音乐形态。究其音乐的社会接受环节而言, 由于大众音乐的本质目的是再现大众的多种价值观、实现大众的多种精神追求、体现大众的多种生活方式, 因此, 大众音乐的参与主体是全方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历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也是从大众音乐文化中寻求有用的东西。这个论断使广大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对古代民间音乐文化有了特别的亲近感, 认识到离我们现实生活久远而为之陌生的郑卫之音、乐府民歌、宫廷乐舞等古代音乐文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 而是饱含生活气息和庶民风情的“下里巴人”, 此谓通俗性。

三、时代性

阅读本书时, 读者们能感受到纸页里处处洋溢着信息时代的学术气息。在书中第一章第三节中, 作者把中国音乐文化分为3个体系:政府音乐文化G, 大众音乐文化P、学院派音乐文化, 并引用三相型如GPA型AGP型、双相型如GP型AP型、单相型A型P型G型三个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在第六章“大众音乐的技术传播”中, 作者更是将内容与现代信息社会紧密结合, 介绍了唱片、无线电、音乐电视广播 (MTV) 、音乐的数字化网络传播。与此同时, 书中也提到了如对当前流行歌坛“走穴”“营业性演唱” (第四章) “假唱” (第六章) 等的社会学分析;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两个极端” (第七章) , 对电视晚会“三多” (声乐多, 声乐中独唱多, 独唱中流行歌曲多) 现象等的批评。这体现出了曾教授在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变型的时代背景与宏观环境下, 勤于追求、勇于探索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文化与大众音乐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动向。这种创新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开阔性

《中国大众音乐》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方面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 囊括了远古乐舞, 先秦民歌, 秦汉乐府、相和歌, 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 隋唐曲子, 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 元代杂剧、散曲, 明清小曲、戏剧等等 (第三章) :横向的空间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儿童音乐、革命音乐、当代流行音乐 (第四章) 等等, 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图景。

总而言之, 这是中国第一本以“大众”作为研究音乐文化创造与发展的主体来进行思索和解析的音乐学专著。它从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出发, 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做了全景式的透视, 阐释了大众音乐的分类、流行本质、商品属性与传播特点和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中国大众音乐》一书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具有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摘要：《中国大众音乐》一书从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出发, 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做了全景式的透视, 阐释了大众音乐的分类、流行本质、商品属性与传播特点和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本文从四个方面简单概括地归纳了对曾遂今教授的《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粗浅认识和读后感想。

关键词：《中国大众音乐》,曾遂今,读后

参考文献

[1]曾遂今, 《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我国传播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分析 篇9

关键词：传播学,研究历史,发展现状,验证评估

1 长期以来,我国过于曲折的传播学研究历史进程论述

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阶段,我国在传播学科建设处于初始阶段,第一部传播学译著《传播学概论》(施拉姆、波特)的成功问世,可以视为我国传播学著作,标志着传播学开始兴起。其间仍有部分文章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进行辨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90年代初期,我国新闻机构开始全面承接传播学研究职务,并且在1993年,由陈力丹著作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尔格斯的传播观》得以出版,其主张透过传播学机理层面上,将马克思转化成为研究对象,而绝非是政治领袖的学术成果。1997年,由孙旭培负责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也理所当然地出版,可以说是国人进行传播学本土化改造的一大壮举。

2 现阶段我国进行传播学研究的各类状况研究

传播学研究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正式拓展的时间在2000年,此时职务重心已经过渡转接到高校中,教育机构将全国传播学的研究中心设置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至此,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特征具体如下所示。

2.1 传播学译著出版数量持续上涨

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国社会学科学和华夏出版社纷纷出版一套传播学译丛,数量分别是8本和12本。涉及如此频繁的传播学译著出版现象,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特别是结合我国政治术语建构的新闻学加以相比验证,内部学术性明显得以强化,随后吸纳的新生代研究者更是不在少数,持续至今,至少包括200种以上相关著作得以出版。而2003年则是一类历史转折点,此前出版的传播学著作,偏向于教材形式,之后则以经典专著样式为主,如华夏出版社在当年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需要额外加以强调的是,有关英文原本传播学教材也开始得到大力推广沿用,至于具体的出版事务,则全权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负责处理。如此繁多的传播学著作,如今已经在我国得以反复印刷传阅,证明我国这方面市场的广泛性,尤其是最近阶段,我国各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点更达到600个以上,其间新闻传播学院实际招收的研究生数量,也开始逐渐超过本科生。如此繁多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师生群体,对于传播学书籍的渴求态度日渐高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衍生任何减退之势。

2.2 经验-功能主义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体系中的全程贯穿

我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第一次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受众调查数据整理分析,如今已经顺利转化为研究生论文、传媒经营部门广泛采用的研究手段,此时传媒上的新闻报道,更加被认定是一类全新样式的报道方式。如今的核心任务,在于公布实施更加精致、实用的调查方案,力求针对个体提供全方位指导服务,不过学术上还是不存在任何可观、系统的理论成就。经过多年实践经验整理判定,如若不是各类外部条件干预影响,我国传播学研究工作可能会走出一类全新道路,这会为我们批判地看待今天的传播研究提供新的想象维度。比如,如何看待传播学的跨学科问题,思考当年对传播学本土化的努力,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观念的思考,反思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制问题等。也许,这段历史会以新的方式参与未来的中国传播研究。

3 结语

设立专项基金与部门促进政府、业界、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汇总提升我国对外传播水平与能力的可行策略、方式与主要手段;探索建立我国对外传播效果的科学绩效测量与评估指标体系。以上是笔者对传播学研究历史背景和现状的解析内容,还是不够全面,至于后续工作,仍需交由相关工作人员在实践中感悟掌控。

参考文献

[1]陈蕾.试论范式概念在传播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前景[J].国际新闻界,2012(11).

[2]梁敏学.传播效果研究与学习理论关系之解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3).

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 篇10

音乐传播研究以“音乐文化信息”的传播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关注当代大众音乐传播活动 (尤其是城市中的) 的模式及其运行规律, 考察当今各种音乐媒介的组织结构、营运特点、传播方式与技术特征。2作为一个新兴的人文学科研究领域, “历史还原”仍然是其基础性工作。并且, 如同其他许多新近发展的人文学科一样, 处在当今科技、传媒、工业不断发展变化的全球化背景下, 面对“什么是历史还原”、“怎样实现历史还原”等问题, 音乐传播研究的思考也就具有一定的学科个性。

一、发展中的传统“历史还原”

首先, 音乐传播研究的“历史还原”工作不能割断与历史的联系, 对传统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仍然是重中之重的。其中, 文献是史料存在的主要形式, 这就意味着, 对文献进行检索、收集、整理是“历史还原”工作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对于文献, 我们应该尽可能全面、细致地占有, 有时候对一些特定研究领域或研究范围中的问题, 甚至要下决心进行“穷尽性研究”。一些大家都认为可信的重要材料, 有时也很有必要联系背景、追溯源流地观察或考辨, 进行全面的审查3——而这也是要以丰富的史料作为基础的。

传统的资料检索、收集途径主要有图书馆、资料馆、文化馆等实体性的机构, 人们在馆内用卡片检索、借出文献、手工进行摘录。而今已是电子的、互联网的时代, 许多图书馆自建了网站, 电子文献数据库资源日益增多, 4检索工作变得非常便利;馆藏的许多史料文献也通过扫描等方式实现了数字化, 加之其他一些民间收藏机构与个人亦将自己的收藏进行网络上的共享, 研究者的史料文献获取工作变得非常便利, 有助于效率的大大提高。

总之, 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还原”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研究的“历时”维度上的重要线索。在现今, 传统的“历史还原”也有了新的发展, 会运用到新的手段, 但我们应始终牢记研究的目的, 有的放矢。

二、当下的“历史还原”

音乐传播研究关注当代音乐文化信息的流动、传播、交流, 因此, 其相当一部份的研究材料要取自当下的现实, 取自当代大众传媒的文本。既然它们与我们身处同一时代, 就更应该认真考证, 保证其正确、准确。将“历史还原”的视野扩展到当下, 有利于立足时代, 解决现实问题, 彰显研究的当代价值。

要投身实际, 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音乐人类学 (也可称为“民族音乐学”) 较早地将这种方法引入到音乐学研究中。音乐学家们对某个民族、某个区域内的音乐进行考察的时候, 常常是全身心地投入, 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尽可能不带偏见地, 不破坏当地音乐生活日常状态地, 用书面、录音、摄影、录像的方式来记录研究对象。“田野工作”在早期主要用来研究口头传统的民间音乐, 更多地关注异族、异国、“原始”族群的音乐, 到了2 0世纪9 0年代, 现代化的城市音乐生活、流行音乐和音乐工业、传媒中的音乐也被纳入了音乐学家“田野工作”的视野中, 而对于将这些新兴音乐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音乐社会学和音乐传播研究来说, “田野工作”更是一个有效、有利的工具。对城市音乐生活、媒体音乐现象、音乐传播现象进行“田野工作”, 是将传统民族音乐研究的方法进行借鉴、吸收、创造性地运用。这是接触“前方”, 获取第一手资料, 以尽可能地“靠近历史”、“触摸历史”的途径。

除了“田野工作”以外, 对当下的媒体音乐文本进行当数量的媒体音乐文本来支撑, 如要对电视广告歌曲进行研究, 恐怕就要搜集到几十、上百支广告歌曲才可;研究音乐唱片的封面文案, 也要至少收集到几十个文本;研究媒体对演唱会的报道中对歌手形象的再现, 我们可能要尽量把近几个月的相关报道都搜集在案……正是因为案头研究远离“创作现场”, 研究者更应该注重“联系背景、追溯源流”。音乐文化信息通过大众媒介传播, 必然带上了媒介的话语色彩。“媒介背后的拥有话语权力者是谁?”“为何要采取这样的音乐文化信息再现方式?”“对某个音乐事件的报道为何要采取某种文风, 为何侧重事件的这个方面?”只有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 客观地、批判性地看这些问题, 正确分析、评价、“看透”文本材料, 才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尽可能地“还原历史”, 否则只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将媒介所展示的世界当成了现实的世界本身。

尊重现实就是在尊重历史, 因为现实就是“当下”、“眼前”的历史。我们需要当下的“历史还原”, 以在一个“共时”的维度中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把握。

三、跨文化交流背景中的“历史还原”

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材料、新的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文学科的前进。对于音乐传播研究来说, 面对着世界音乐流动的图景, 有必要开拓中西对话的平台。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误读、歪曲, 实现“历史还原”。

对于我们青年学生来说, 对西方学者重要著作的阅读、编译, 是入门重要的一步。我们会碰到一些经常出现的术语, 这便是西方“话语”基本的元素——怎样对其理解?要准确地翻译, 我们必须要完全读懂原作所表达的意思, 然后看看中文里有什么大家已有基本共识的词语可以承载;若是个新词, 就要用通俗的语言做出解释。对于学科术语翻译, 查阅本学科的词典、百科全书、对关键词进行解学、文化研究、传媒文化研究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研究领域之间有许多通用的术语, 因此, 我们还可以阅读相关学科著作中较为成熟的中译本, 对某些通用术语、概念进行学习。通过不断地查阅, 尽可能地联系背景, 我们会对西方流行音乐研究现状有一定的了解, 对其学术渊源、哲学基础、思维方式、话语表达方式有一定的把握。这种翻阅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考证”。经过一番“考证”, 翻译便会尽可能准确, 为实现交流对

话、统一学术话语的平台构建打下一路上的障碍。个坚实的基础。

面对诸多西方学术著作, 在青年学生中还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误区:“赶时髦”地追随西方流行的术语和命题, 不假思索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音乐现象, 这种倾向是非常值得反思的。西方的命题是根据西方的政治利益、学术传统、社会问题,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形成的。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轨迹, 有自己的学术传统、范式, 显然, 若是将西方的理论直接“移植”过来, 恐怕是不能适应这“土壤”的。因此, 对于西方的理论, 我们要批判地借鉴, 要科学地做“嫁接”, 甚至“转基因”。只有立足本土, 关注我们自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才有说服力, 才符合国情, 才正视现实, 才有利于“历史还原”。

以上是我们在跨文化交流语境下进行“历史还原”要注意的方面。对西方学术渊源的了解和对本土情况的掌握, 要求我们兼顾“历时”与“共时”维度对材料进行合理把握。

四、结语

我们谈了“求真”的基本途径——“历史还原”, 而“历史还原”的目的是创新, 是为得出具有超越性的真知而作厚实的铺垫, 也就是说, 是为了“求得真理”。只有完成了这一过程, “求真”才算暂告一段落, 然后再进入下一轮循环。古人也早就总结了“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一治学的基本原则, 又提出要防止“溺于文章”、

摘要：本文从当代新兴学科的视角出发, 结合音乐传播领域的研究情况, 提出并阐述了当代“历史还原”工作的三个层面——传统意义上的但又有所发展的“历史还原”、对当下的“历史还原”以及跨文化交流背景下的“历史还原”, 并指出每种“历史还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以及给出可能的解决方案。作者提出, “历史还原”的目的是创新, 从而完成“求真”的过程。

关键词：历史还原,文献搜集,研究方法,音乐传播

参考文献

[1]蒲震元, 《历史还原、现代阐释与理论创新》, 《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

[2]赵志安, 《音乐传播学科认识导论》,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