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精选12篇）
中国历史研究法 篇1
摘要：历史城市特色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关乎民生的一个重要项目,城市风貌理应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具内涵和底蕴。加大对中国历史城市特色保护力度迫在眉睫。本文在分析国内历史城市特色保护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城市特色保护的成功之处,提出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历史城市特色保护对策。
关键词：历史城市,特色保护,对策
历史城市的形态是各阶段城市形态的积累,历史城市更新要把握不变的原则,延续历史城市的地域特色。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形态有鲜明的人文特点,每个城市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中,中国历史城市普遍存在着发展和保留历史特色相冲突的矛盾。如何结合西方已有的城市发展经验,摸索出中国历史城市发展和特色保护有机结合的城市发展道路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也是当前城市设计领域的重要命题。立足于典型历史城市发展中的文物建筑的保护、人性化空间的塑造和地域性等特色保留的现状,关注传统城市空间的基本元素,寻找历史城市保护的重点,从而探寻适合中国历史城市保护的原则和对策,是学界应该关注的问题。
一、国内历史城市特色保护的现状
中国历史城市特色保护的现状,普遍存在着特色泯灭的问题,当下中国城市历史街区实施改造后面临人文氛围缺失的危机。一般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由于在城市快速增长中,急功近利的地产商和行政决策者联手造成的,但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应用不当所造成的影响。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工业迅速发展时期,面对迅速膨胀的城市发展,传统的城市理论显得苍白虚无,因此只好求助于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论,其它还有政府政策和民众观念等方面很多原因,全面系统地分析这些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突破点。
当前,中国面临着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崛起。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交错发展中,许多历史城市在选择快速发展道路的同时,却牺牲了想象力丰富、易识别的传统历史景观,即特色。“前所未有的重视,前所未有的破坏”,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城市保护目前的现状。中国从南到北,许多历史城市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特色,成了“大城小城一个样,南方北方一个样”。
一次一次的教训促使国内对城市传统文化保护重要性开始关注,各地的古建筑研究所、各个建筑院校甚至各个设计院近几年都有大量的文物保护的项目在进行,很多单体建筑的设计也开始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入手,关心和参与研究历史城市保护的人越来越多。
二、国外历史城市特色保护的现状
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欧洲国家也经历过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在对历史城市保护的认识上,西方国家更是经历了一个从消极的维护提高到积极的保护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到了本世纪70年代,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在欧洲国家开始成熟,各个历史城市在发展建设中已十分注重历史城市传统形态的保护。欧洲的这些国家和城市,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现代化城市建设发展关系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全社会从行政官员、专家学者到普通市民,都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这一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以各自不同而又颇有成效的方式处理和协调了历史名城的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保持了城市建设的延续性,从而达到了较好的保护效果。
三、中国历史城市特色保护对策
结合国外历史城市特色保护的成功之处,透彻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和蕴含的传统城市空间理念,考察中国历史城市的共性,揭示其本质和特殊规律,探求有效的保护方法和途径,运用于当前的历史城市保护之中。
(一)多方向的目标和城市保护概念相结合
做好旧城房屋的保护性修缮改造、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和光辉使命。城市在各个时期其功能和地位、规划目标是不同的,当进行城市保护时,功能、经济等各方面都要和城市保护的方法相结合,形成一整套城市保护的策略,使城市历史的发展具体地保留在城市生活中。例如北京西直门地区,非常注重历史发展和保护,结合中外历史城市保护的方法,可以为中国历史城市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和应对策略提供参考。北京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城市规划中,在城市智能、城市地位等各个方面都是不同的,西直门地区一直随着北京城市规划的指导发展,其历史保护涉及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时期文脉的保护,是从建筑、城市空间、环境保护、经济定位、交通发展各个方面来进行的。
(二)历史城市旧城更新中要注重人性化空间的塑造
历史城市旧城区往往是以居住为主的,往往有着吸引众人的人文景观,形成一种对城市空间的集体记忆,因而往往是很具魅力的。但是传统街区往往是城市中的中心地段,随着历史的变迁,可能会被商业、办公等取代。在街区更新中如何实现与传统对话,延续传统城市肌理、人性化空间的重要节点和传统空间形态将是一个难题。随着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应当将旧城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来逐步扭转围绕旧城向外“摊大饼”,商业区一旦包围了旧城,随着地价的上涨和地块商业价值的大幅提升,就会造成“肆意践踏”和擅自拆除旧城的现象出现。现在许多城市在主城区周边建设新城或新区,从旧城特色保护的角度来说,作用还是积极的,起到了有效保护旧城、注重人性化空间塑造的作用。
(三)加强对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利用
对文物建筑实施保护的观念,在欧洲国家的一些城市,是从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形成,到20世纪中叶逐渐形成对重要传统建筑实施保护的一系列观念和理论体系,著名的《威尼斯宪章》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做出了较为系统的原则规定。在此前提下,欧洲国家的一些城市,在建设发展中参照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建筑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各自民族传统建筑保护上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不同的保护利用风格与方式。我国也应该在分析国外的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探讨适合当地的文物建筑保护理念和方法。历史城市所在地中文化遗产最为集中,同时也是最显唯一性、真实性、完整性的展示与演绎场所,诚然应该成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合理运用中需要全社会特别关注的重点。文物建筑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众宜居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加以保护和利用。
(四)完善特色保护法律约束,强化城市规划作用
历史城市是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产,从各个角度说都应获得较好的保护,从建筑历史的角度来说可以更好地研究当初的历史形态,洞悉特殊历史时期的城市风格;从民生角度来说可以让当地居民找到环境认同感,民众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上溯前人在那里生存的点滴。城市特色如果得到较好的保护,可大大增强区域民众凝聚力、生活自信心和主人翁责任感。从法律和规划的角度上看历史城市特色保护,还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例如有些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被鲁莽拆除,就是因为相关的一些部门在执法力度上尚有欠缺,没有认识到相关资源的重要性,抛弃先人的规划意图,一边拆除阻挡城市发展的建筑文化古迹,一边在别处重建一些劣质、让人贻笑大方的仿古建筑物。有效地保护历史城市特色,就需要我们强化文物保护意识。现代城市的规划应尊重历史城市特色,将特色保护列入规划之中,且作为底线必须遵从。从政府角度来说,还应制定并坚决执行城市特色保护的相关制度,防止出现规划部门或开发商忽视特色保护而为所欲为的行为。
(五)拓宽融资渠道,为历史城市特色保护提供资金保障
历史城市特色保护,需要有充裕的资金保障,地方政府除应列入的预算资金外,还应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方式,保证特色保护所需资金的正常供应。历史城市特色应积极申请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遗产单位,可从世界历史遗产组织、国家文物局、旅游局和上级相关组织积极争取文物保护资金,也可以从其他民间遗产保护基金会和个人基金中积极争取,还可以从税收政策入手,鼓励企业对城市特色保护项目捐赠资金,对于有文物保护单位、有历史价值的民居、古街,可以利用政府贴息贷款、吸引社会投入开发等方式募集资金,也可以通过政府发行历史城市特色保护奖券、彩票来募集相关资金。
(六)完善历史城市特色保护的监督机制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首先要充分发挥文物、旅游管理部门的作用,完善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提高执法力度,定期检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方案,并进行跟踪检查,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其次可充分利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作用,发挥其对历史城市特色保护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民主监督,创新监督方式,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效果。再次,以政务公开为契机,管理部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增强舆论监督,对破坏历史城市特色保护整体规划的典型事件进行公开曝光,提高地方政府城市特色保护工作的透明度。同时也要做到加大对历史城市特色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尤其是民众的保护意识,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教育,形成历史城市特色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蓬勃发展,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大规模建设期,同时也是保护旧城特色的关键时期,保护的成就虽然瞩目,问题依旧突出,形势依然严峻,任重而道远。大力实施历史城市特色保护,关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精神风貌保持等方方面面,全社会尤其是行政管理部门应高度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实现城市风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具内涵和底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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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隋振江.瞄准建设中国特色城市目标全面提升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房屋保护修缮改造水平[J].北京规划建设,2011(3):17-18.
[3]关国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现状与发展对策———兼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和整治导则》的编制[J].中国文化遗产,2015(1):18-25.
[4]严子杰,马明炬,游秀凤.城市转型发展中历史名镇名村名街保护现状与对策——以厦门市为例[J].发展研究,2016(3):72-78.
中国历史研究法 篇2
补编》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作者:张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十多年间他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变化，我将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这三方面来讲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关键词：构建体系，史学思想，历史根源，转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起了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自己对史学理解，成功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学著作，其中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拜读了由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感概颇多，下面浅谈一下我读后的感悟，有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
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之后，对讲稿记录进行增减而成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第三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所讲，集录而成。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更应该归为两类来进行比较学习，第一部分是旧有的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认识，可以归为第一类；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对旧有的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时候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改变，最后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思想体系彻底的转变，这可以归于第二类。正如哲学中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矛盾是否表现出来要看实际条件，当时机成熟了，矛盾就突显了。梁启超就是在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勇敢的否定了之前的部分观点，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新的理论。这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
1.第一类：第一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这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六章。
梁启超对“史的意义”、新旧史学以及史料学等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他对“史的意义”作了如下的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1】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除了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
系之外，梁启超还特别注重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打破了传统的旧的史学观点，梁启超认为旧的史学家只为少数统治者提供“资鉴”，而现代史著则应以“为现代一般人活【1】《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8页。
动之资鉴”为目的。梁启超就把史学研究服务对象的范围扩大化，体现出相当大的进步性。就史实的客观性来说，梁启超认为史家必须实事求是，这是史学家人事史学研究的前提。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还看到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与史实的客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尝试从史家的主观方面来找原因。
2.第二类：第二部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的归纳研究法进一步进行阐述，认为不能放弃归纳法，而要把归纳法应用于整理史料上来。提出“我【2】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2）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对于历史定义中就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而他在细读立卡儿特著作，深入研究后，他否定了以前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理论：“宇宙事物可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认为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而历史是属于文化系之内的，他甚至提出“以因果律
【4】取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就是
互相为缘。而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的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人到因果律的【5】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梁启超一方面说历史现象不能说是因
果，又说成了环境化之后可以用因果律来驾驭。这又可以充分说明矛盾无处不在的哲学理论。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梁启超认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理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一天
【6】比一天扩大。”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
梁启超否定前面《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一些观点，提出新理论的做法，既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的进步，又反映了他严谨治学和求实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人好好的学习。
第三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又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说明。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中，梁启超首先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把历史目的分段详细解释，可以分成4段：
1、求得真事实，并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和联络法五种方法。
2、予以新意义。
3、予以新价值。
4、供吾人活动这资鉴，可分为二目的：外的方面和内的方面。还介绍了读史的方式：鸟瞰式和解剖式二者不可偏废。其次介绍了史家的四长，吸收并整合了前人的观点，把德，才，学，识作为史家的四长，并且根据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史家四长的顺序应该是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是史才。史德要求忠实，对史学工作者要求家所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也是其所谓“通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史识强调观察力，要有从全部到局部的观察力，也要有从局部到全局的观察力。【2】
【3】
【4】
【5】
【6】【3】《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5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6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8页
史才强调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最后梁启超做了五种专史的概论，提出可做的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中还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等的撰写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总之，该书在批判和改造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对后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
1.从小受封建旧学的影响，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
梁启超187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新会。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从小就饱读经、史，十二岁即中秀才，十五岁进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肄业，十七岁中举人。可以说梁启超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而又严格的封建旧学，这也奠定了其学术思想的封建理论基础。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封建史学理论在梁氏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封建史学思想在梁氏早期的文章中,已有一定体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氏提出:“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
【7】也”。这些封建史学理论思想基础,决定了梁氏后来无论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都不可能真正脱离其早年所培植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之土壤。
在史学研究理论上,梁起超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且十分推崇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思想,称其“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科学的精神”,甚至西方学者所
【8】运用的分类、比较、归纳等“科学方法”,“乾嘉学者，莫不备之”。在梁氏的史学研究理
论中,关于历史文献史料的鉴别和分析方法,即来自于清代乾嘉考据学。这决定了梁起超来创立并宣传的新史学和其新史学思想,并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思想,相反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2.开始接触西学，力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末西方史学逐渐传入中国.梁启超于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在回粤的路上经过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梁启超开始逐渐了解西方，并开始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
同在1890年，梁启超结识康有为，拜康有为为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请业于南
【9】海之门”。协助康有为编撰《学伪考经》、《孔子改考制》等重要著作。梁启超开始转变为宣传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维新战士,走上了以“经世”为目的,参与“译本西籍”,兼收中西方文化的道路。
1895年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 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办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6年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若由于防弊》、《论君民政相嬗只理》等宣传变法的文章,成为维新派中极具影响力的宣传家。其著作编为《引冰室合集》。梁启超在《变法通义·论译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旧史“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而西方史学“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在这【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9】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一阶段,梁氏所接触到的西方史学理论知识虽然很有限,但这却动摇了传统的史学思想观念。从另一方面来看,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学而言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可见,梁氏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仍坚持以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为本位,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点。“中体西用”的史学思想观点,成为梁氏进行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梁氏这一阶段的治史活动,是以“中体西用”作为根本的思想基础。
1898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
3.亲身接触西学，批判和改造旧史学。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对封建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地主阶级。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或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比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指出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有限的，常为封建帝王一家一姓做传。“他开始对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予以尖锐的批判。其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封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即: ‘知有朝不知有国家’, ‘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 ‘知有陈迹而不知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端和‘能铺叙而不裁’,‘能因袭而不
【11】能创作’的两大弊病。针对种种弊病,梁大声疾呼‘史界革命’,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
为此,他还了改造封建旧史学的建议:首先,要反对‘帝王中心论’和统观,把旧的封建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以使中族对世界有所贡献。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的历史。’历史不当只是与死人,与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褒恶,表彰忠孝节义之类,而应重视群体活动,与现实生活联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服务。再次,重新厘定史围。他认为,当代史学应从包罗万象、庞杂无度中分离出来,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第四,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研究’,摒除主观偏见。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这样才能有
【12】良史和信史出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梁启超才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史学思想。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一阶段，梁启超进一步全身心的投入到史学研究中，阅读大量近代的中西方的书籍，开始对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史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更新更全面的观点。从注重通史的研究，转到了注重专史的研究。
1927年，梁启超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在北京病逝。
梁启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中国历史史料“则有如矿山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其“蓄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足”。
【10】
【11】【10】【13】也就说明了梁启超这二十多年的史学思想的变化，是个逐渐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转引自【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3】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
累完善的过程。他这一严谨的治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1.《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田筠 刊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 第24卷 第4期。
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3.《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岳晓萍，李健萍 刊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5卷第1期。
4.《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对中国武术文化历史演变的研究 篇3
摘要 武术在经历两千年来历史转型、民族大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演变成种类繁多，门派林立的局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为军事战争用途的武术不论禁武的有无，始终保持着军事武术旺盛的生命力。每次的历史转型期都伴随着民族大融合，而正因为有此，为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交流机会。各种思想的文化对武术文化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主流文化作为强势文化更深刻、更快速地影响到武术发展的方向。不同时期人们对武术价值的认同不同使武术朝着多方向发展。
关键词 武术 民族大融合 军事武术 强势文化
在西方体育对中国传统武术巨大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问题已成为当代学者讨论的热点，由于所在理论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历史演变的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武术文化的发展的现象和成因，由此揭示出武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给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与策略。
一、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演变的历程
中国武术从夏商周时代算起，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有几个重要的转变时期。
（一）春秋战国时代武术文化交流和秦汉的武术的枯竭
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国历史发生转型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等都在这一时期发生激烈的震荡和融合，首先战争的频繁发生，是尚武风气盛行的重要原因，在武术流行开来以后，武术走进了竞赛场和走进了民间，这类武术主要表现出观赏性、娱乐性和竞技性的特点。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多种思想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这些学派给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其中儒家对武术的仁与礼的道德贡献，墨家为国为民，勇于牺牲自己的侠士精神促进民间武术的发展，道家的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思想对武术产生深远的影响，兵家思想提供给军事武术的作战方法和技巧，阴阳家的一阴一阳和五行八卦对今后的形意拳和八卦拳的创造提供了理论源泉。并且少数民族的武术在这段时期内蓬勃发展，彼此互相交融。胡服骑射的射箭，巴蜀武术的产生，南方百越地区骁勇善战在与中原的战争中促进当地武术的发展等等，武术在这个时期，在吸取战争经验、提取百家之精华、与少数民族武术交流中不断提高武术文化自觉性的意识，并初步出现了武术理论，逐步显示出武术文化的雏形[1]。
秦王朝时期，收天下之兵器，以在民间禁武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文化的统一，但由于文化的一元，“严重影响了文化的繁荣。长期以来，文化一极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化的兴盛，同时也影响了武术的文化进程[2]。”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武术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代又是一个历史转型期，是民族的交融时期。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首先各民族文化间的互相交流碰撞，互相吸收发展自身民族文化，儒家和道家在经历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变的根深蒂固，成为中国的两个主导文化，另外这时外来的文化在中国扎根生长，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演变成中国特色的佛家文化，使儒、释、道在那个时候正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儒、释、道文化熏陶下孕育出以宗教为载体的少林武术和早期的道教武术。这一时期，北方民族间的战争频繁，军事武术进一步发展，人们使用的兵器和掌握的作战的技术又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民族大融合中，各民族间的交流机会增多，给各民族武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南朝，由于全体政权多享乐，崇尚声色玩乐，使得武术在娱乐性、表演性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
（三）宋时期民间武术的大发展
在宋朝统治时期，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战争频繁，统治者十分重视军备，重新开始了武举考试。这个时期兵器种类大增，形制复杂，武艺向多样化发展，武术的表演项目也得到相当发展。由于商业的繁荣，城市中出现了以健身、娱乐为目的的武艺结社组织。同时出现了以娱乐市民为主的群众性娱乐场所“瓦舍”“勾栏”。套子武艺有了较大的发展，奠定了中过古代武术的基本格局。
（四）明清武术格局的确立
明代是武艺大发展的时期，军事武术家对武术的发展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提倡练拳是学习各种器械武术的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明代拳法有了自身发展的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出现了拳种林立，风格各异的繁荣局面。在理论上总结了过去的练武经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纪效新书》、《武篇》、《耕馀剩技》等。清代，主要是以武术摄取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创新武术拳种的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表现在苌乃周创立的苌家拳“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乃一小天地”。出现了以传统哲学命名，以哲理阐发拳理的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清代武术家广泛吸取气功功理和锻炼手段，促进了武术和气功的交融[3]。
（五）近代西方体育与中国武术的结合和新中国武术的繁荣。
在清末民初，随着外国列强一个个敲开中国的大门，外国各种事物也随之而来，西方的强大优势使国人震撼，自愧不如之时又在寻找中国未来之出路，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口号使中国武术这时再一次被国人重视，在这种“强种保国”思想下和在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经验下，马良发起了创编和推广《中国新武术》，它打破了旧武坛的门户之见，取传统武术动作为素材，借鉴兵式体操的操练方法，循序渐进的训练原则，打破了武术原有的师徒相承的单一传授方式，为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提供了可行的形式，使武术和西方体操概念实质上的结合，不仅影响学校还对社会的影响也较大。但是它的命运是短暂的，逐渐被新旧之争的浪潮淹没。
新中国成立初，由于武术得到国家的重视，武术走进了竞赛场地，有了专门的武术套路、规则和裁判法则，并组织了武术的科研队伍。这时的中国，练武场景随地可见，习武风气再次兴起，中国武术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加入WTO以后，外来体育运动项目充斥着中国的武术，跆拳道已经占据大中城市多处中心位置，中国武术几乎被挤出城中心，只能偏居郊外一角，再加上规模隆重的奥运会以及各大体育赛事铺天盖地的宣传和转播，强势西方体育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冲进中国武术的领土，抢占这方土地。面对东西方体育的侵袭，中国武术在前进的道路上又出现了曲折，总结两千多年来武术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二、武术文化演变经验总结
（一）军事武术在武术文化演变过程中作用
在技术表现层方面来说，武术在几千年的演变进程中，军事武术对武术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封建社会中，由于朝代的更替、民族之间战争，各民族都有过为自身利益而征战的经历，都有对战争的技术性总结。在冷兵器时代，对兵器的熟练使用和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唯武术有效。各民族都有一套独特的武艺洲练方式．就是在禁武之时，武术在军队的地位也是不可动摇，它的存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军事武术作为武术的一个种类，承载着武术向前发展的责任。也从此可看出人类的战争的开始是也是武术的开始，有战争的地方也就会有武术的存在。
（二）武术依人的需要而变
武术每次向前发展存在时代的烙印，每个时代都存在着各自时代的特点，由于受到各地区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各地区人们之间的交流甚少导致武术的发展相对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各种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少之又少，某种文化的传播当时也只是受到个别人的影响，对整个地区的文化影响微乎其微，从而使武术在统一安定时期里无法汲取得以发展的营养成分，从而阻碍了武术发展的道路，但是每当社会的动乱，朝代的更替，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繁之时，武术的交流机会也随之增多，这种在人口流动增大的情况下对武术的演变和发展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武术在一次次的人口流动中，不断输入新鲜的血液，更加丰富了武术的技术和文化的内涵。
不管是朝代的动乱和稳定，武术所显示的内容，都跟当时人们对武术某些功能上的需要有关。在动乱期，武术的发展以实用为主，各个拿起兵器抵御外敌。而传统武术的主要载体是民间大众群体，在两宋社会的民间“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4]”以艺术性、表演性为特点的武术的在宋朝以后渐渐得到人们的青睐，民间武术也逐渐有了群众基础，民间传统武术与军事武术也因此分割开来，在各自道路上并行不悖的發展。
（三）不同文化对中国武术的影响
在武术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的出现都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在强弱文化交流进行中，表现出不同文化对武术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强势文化能迅速融入到某种武术的当中，增加这种文化的思想元素。先秦时期，受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化的影响，武术已经有了“德艺双修”的趋向。明清时期，随着“程朱理学”的空前强化，传统文化中崇德思想深入民心。“武德”几乎成为每个武术门派的首要问题，欲练武、先修德，已经成了当时武术界共同的约规。禅宗是印度佛教传人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少林作为禅宗的发源地，产生少林武术，少林武术讲求禅武一体、以武悟禅、禅拳一致、以禅导拳。而道教与老庄哲学为思想渊源，这使得道教武术与传统道家哲学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武术中的阴阳辨证、五行相生相克均与道家哲学有着统一渊源。到近代，由于中国的落后，西方的强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压制，此时，中国有志之士以西方文化为榜样，去学习效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方面的抨击，而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国武术也无例外。“伴随着西方化体育的不断扩展，人们自然形成一种西方化的语境和话语系统，习惯性地按照西方化的标准将本民族体育与西方体育比较[5]。”
三、小结
武术是一种技击性较强的肢体运动，它主要以制服对手为目的，在军事战争中极大的发挥了技击价值，军事武术为武术在漫长坎坷岁月中得以生存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保障作用。武术在形成和演变中随时代的要求和人们的需要的改变而变，武术文化是个开放的文化，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它一面扎根在自己生存的土壤中，另一面积极从外面汲取营养成分，国家的统一为武术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而民族的融合为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经过国家的分分合合的历史进程后，最终使武术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奇葩，绽放在民族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 郭志禹.中国武术史简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2] 杨建营,邱丕相.武术的文化进程探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2).
[3] 张耀庭.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4]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浅谈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 篇4
关键词：传播学,研究历史
一、阐释
1986年8月,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黄山召开,此次研讨会将传播学中国化提上议程。经过之前对外国传播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有些学者开始将传播学运用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上,提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构想。黄山会议是后来大陆学者提出的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雏形,体现出学者利用传播学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意识。这一时期,我国研究人员自己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包括戴元光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等。此后,传播学的发展日益迅猛。
二、中断
1989年,受“六四”风波影响,新闻界开始认真反思之前的自由化和中性化,并由此引出对传播学的批判。在批判声中传播学的政治倾向性被提出,于是传播学再次遭受质疑。此后三年传播学的研究遭遇低谷,研究成果明显减少。虽然此时传播学研究举步维艰,但仍有一些有识之士默默地在传播学这片田地上耕耘。
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的确立,传播学的研究也逐渐复苏,相关著述和文章又开始大量出版。
三、深入
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此次研讨会的研究选题标志着我国的传播学正进入更具体的研究领域,[1]传播学研究也由此迈上了新的台阶。1995年和1997年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分别在厦门大学和杭州大学召开。这两次传播学研讨会的与会人数越来越多,并且传播研究者的高学历化、年轻化和跨学科特征日益明显,研究各有特色和侧重。[2]纵观整个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以更加规范的研究方法密切地关注现实问题,并增强了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与合作,研究也更加深入。在此期间,传播研究者紧抓时代脉搏,围绕着市场化和网络化展开研究,开拓了不少研究领域,对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和批判学派的研究也在开展。
四、百花齐放
进入21世纪后,突飞猛进的传媒技术和日益显露的全球化趋势使学界开始重视网络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网络传播逐渐在中国普及,新闻传播界以新闻的敏感性迅速抓住了这个研究话题。[3]1996年,关于新媒体研究的论文数量较上一年激增一倍,可谓“起飞”之年。[4]199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了“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互联网传播的出现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Web2.0技术上的交互理念,新媒体进一步解构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对人们的时空观念和交往方式产生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新媒体视野下的网络传播综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方式,给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多值得研究的传播现象,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媒介使用研究进入勃兴期。从2001年的“研究话题中大多谈到的是只占网络传播很小比例的传统媒体网站,而对其他部分,以及互联网整体传播特点的研究,文章不多,研究进展有限”[5]到2014年,对之前多起网络事件的历史梳理和经验概述,[6]抓住了大数据、云计算这样前沿的课题,新媒体研究已经走向深入。此外,还有部分研究人员开始将目光转向传播网络的控制与舆论操纵、互联网所引发的媒体与社会关系解构的变化以及传媒经济、传媒产业等问题之上。
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交通的便捷,国与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均日益频繁,跨文化传播越来越被人们关注并成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跨文化交流已成为国家项目资助的重要领域。教育部在武汉大学建立了“现代传媒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研究”项目和“跨文化传播研究”创新基地等。
除了网络传播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外,媒介环境学、危机传播、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人际传播、传播史研究、媒介公信力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另外,还有多名学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传播学。
这一时期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借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推进传播学研究。2007年,著名的传播学批判学派学者鲍德里亚逝世后,引起学界关于鲍德里亚传播理论研究的小热潮。2008年是传播学自1978年被介绍到中国大陆的30年纪念年,学界借此发表多篇论文总结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2011年,适逢加拿大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学界在这一年沿着麦克卢汉的思路思考探讨了传播技术和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还应引起注意的是,在这4年时间里,针对传播学的反思也仍在继续。2011年底有高校发起主持了“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7]2012年,借着施拉姆访华30周年的纪念又进行了学科反思,2014年,反思性文章仍然见诸期刊。
以上以公认的标志性事件为划分依据,对大陆传播学将近40年的历史作了简要回顾。需要注意的是,有的研究人员主张从问题而非时间的角度重新梳理之前的传播学研究。这种将整个过去看作一段历史的研究思路,可能会发现一种超越具体研究的共同体或主导范式,这对困境中的传播学研究或许是一袭清风。
参考文献
[1]廖圣清.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J].新闻大学,1998(4):24-30.
[2]张健康.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29(2):11-17.
[3]陈力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2004(1):56-62.
[4]廖圣清,柳成荫.国际传播学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2000-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为研究对象[J].新闻大学,2013(3):77-89.
[5]陈力丹.200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J].新闻界,2002(2):3-5.
[6]陈力丹,熊壮.2014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5(1):6-24.
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 书评 篇5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书评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6月，169页，ISBN7-108-01529-
3【摘要】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①钱穆先生如是说。钱穆先生自局势动荡的三十年代开始，一直站在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历史著眼，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以重振民族的信心。
【关键字】文化、爱国主义、责任感、创新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史学界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钱穆先生也逐渐改变了治学的方向，把治学重心由“考史”转为“著史”。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应东北沦陷后教育部要求开“中国通史”课程的要求，以通史和文化为其总题，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六个分题，并以文化这一总线索贯穿始终。通读此书，不难看出钱穆先生深厚的历史修为和文化底蕴。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思想深度，以及蕴含其中的学术价值和人文价值，都具有极大的参考、借鉴意义。由于钱穆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优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的学者,更为此书注入了潜在的人格魅力。
一． 形式和内容
1.内容全面具体，详略有当
本书虽然仅仅八讲，却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并时刻穿插着对中西历史文化，发展背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对比介绍，并在每一讲中都详略有当的阐明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表现钱穆先生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情怀。
2.逻辑清晰，层层递进
本书开宗明义，以“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贯穿始终，总讲题为如何研究中国史，并在全书的每一讲都始终渗透着文化这一总主题。不仅如此，作者在前一讲中提出的问提，还会在后几讲中有进一步的补充和拓展。如作者在第一讲中提出注意研究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那么在后几讲中我们就会看到作者有进一步的补充阐释。全书在每一讲中都遵循着提出问题、阐释问题、概括总结、提出方法这一总的行文思路，清晰易懂。运用演绎法，归纳法等，条分缕析、层次分明、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并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考的空间。
3.恰当的运用表现手法
作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用的比喻新颖独特，使得晦涩的问题变得形象具体，浅显易懂。
②如作者以“西洋历史如一部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 这一比喻来说明西洋历史和中国历史
③一个是划分开来，各有起讫，另一个则是前后相承，不可分割。而以“七巧板”的板块移
动规律来比喻历史文化变迁须有步骤，有选择则更是巧妙。作者还常用设问手法，以给予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对比的手法更是贯穿始终，中西文化、地理、经济、习俗传统、宗教等的对比，历史人物之间的对比，不同的历史名词，命题的对比，借此辅助作者更好的解释文章的内容和思想。而举例论证方法的大量运用更使文章的议论紧凑严密。
二． 思想价值
1.宣扬爱国主义传统，彰显民族精神，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者在第一讲和附录中就说道：“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④“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
⑤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认识
历史，不至于盲目崇拜其他民族的文化，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才能看清祖国的未来。作者指出，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都能赤手空拳，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争取生存，甚至头角峥嵘，这说明我们中国国民不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已经我们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者借此启示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作者提出：“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
⑥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
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是在责难逃。”作者列举了如此多的人物、史实，就是为了说明，即使不得志、不成功、无表现，我们每一个国民也有责任承担起祖国复兴的重担。
2.弘扬民族文化，争取文化认同，重建文化自信
此书中作者强调各个历史都有它的独特性，都有它存在的独特价值。为了证明中国文化的独创性，作者列举了中国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全国皆兵、军人不干政的军事制度，赋税制度、盐铁官卖、节制资本、调节物价的经济制度，地方自治，藩属统治制度，科举考试制度等历史上先进的制度，呼吁国民认同、尊重并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以此为骄傲。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作者认为那些说“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
⑦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的观点是必须否认的。作者更强调说“世界上唯有
⑧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
作者以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既以强大的融合力延续了数千年，它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是无法被取代和轻视的，中华民族的国民重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3.拒绝全盘西化，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作者强烈呼吁近代的中国人，不必因为一时科学落后，就全面否定本民族文化，全盘西化，我们的文化是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的文化，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作者提出“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
⑨有的旧历史、旧传统，以为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我们偏要勉强学
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⑩说明我们不必全然抄袭模仿西方，可以采人之长，补己之短，采取扬弃的文化交流方式，在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亦不能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作者还借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如钞票，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来增长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启示我们可以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作者更是以身作则，给读者示范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实例。作者一反西方规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中国社会之最特殊之处，根据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称中国社会为“四民社会”。又根据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将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为“游士社会”“士族社会”“门第社会”“白衣举子社会”“科举社会”，作者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是一味抄袭，牵强比附。为后继者做了好榜样。作者强调，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要保留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却粗取精，去伪存真，采取扬弃的态度，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之处，进行文化创新。作者对“西化论”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作了坚决批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振兴提供了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新方案。
4.呼吁历史学者和历史教育者树立使命感
1）对历史教育者
作者呼吁广大历史教育者“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11作者衷心希望“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12
2）对历史学者
作者呼吁更多的历史学者致力于先生历史研究和史学著作的创作。“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13”并进一步之处史学学者的责任是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作者希望史学学者能够从现在做起，不再犹豫和迟疑，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树立弘扬中国历史的使命感。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现状充满忧虑，“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14呼吁更过的人热心于史学，贡献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希望能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
3）钱穆先生的学术建议
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历史学术问题给予广大的历史学者们以参考和借鉴，并衷心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并最终得以解决。如在第二讲中提出的“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15的建议；还有在第三讲中提出的“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16的建议。给予学者们提供参考。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治学态度上对历史学者们进行启示，“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
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17其实历史学者要有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有怀疑精神，敢于否定权威，实事求是，不懈的追求历史真相。
三． 缺陷
1.一些极端观点有失偏颇
1）作者的民族本位文化观虽有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侵略的一面, 但亦有对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面。如作者在第四讲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太过于侧重工商业，而忽
18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谬”就不免有些极端。
2）作者在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宏观把握有些地方有失偏颇，有的归纳和总结仅仅停留在中西文化的表层现象上, 没有找到它们的根本差异之所在。而他强烈的民族本位文化立场又导致了他对中西文化时代差异的忽视。
3）作者对西方哲学历史认识思想没有作系统的研究和借鉴, 这使他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陈旧落后，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其中还不乏矛盾和混乱之处
2.不可避免的时代和思想局限性
1）由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厚爱, 使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过分倾向于理想化, 为此他要求人们应全面地认同传统、肯定传统、回归传统, 因而对传统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 对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惰性缺乏自觉的、深刻的理性分析。造成了片面性。
2）钱穆先生将西方学术文化视为一种物质性的文化，是低于中国道德精神性文化的，“他把道德的终极人文价值视为道德在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决定力量, 实际却是贬低了科学与物质经济力量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终走向了唯道德主义”。19因此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很少吸收，且常作贬低。反映了他思想的时代和民族局限性与保守性。
钱穆先生在时局动荡之时，为弘扬民族文化，鼓舞国民爱国精神，增强国民文化自信，谱写了这一“以史为经，以文为纬”的伟大篇章，尽管由于时代和思想局限性，还存在许多不足，然而，只是给予我们的坚持爱国主义，弘扬民族历史文化的启迪，就足以让我们受益终生。①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上册，页1。
②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页。
③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2页。
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
⑤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1页。
⑥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0页。
⑦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1页。
⑧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2页。
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6页。
⑩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4页。1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7页。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9页。1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页。1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页。1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9页。16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1页。1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4页。
1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9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 篇6
发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前不久参加南京的读书节活动，得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5年前和7年前分别两次整理、编辑和补充增编出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两套书。
笔者专程采访了当年参与编写这两套书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和利用部主任杨斌两位研究馆员。
马振犊告诉笔者，上世纪的1987年以前，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专门的研究成果不多。1987年，为了纪念“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五十周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研究室和《民国档案》杂志编辑部合作编辑了一套《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专题档案资料。这套档案资料主要内容包括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方针与计划部署；战略防御阶段的主要战役，如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等战役的战况；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战役，如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等会战，还有由中国军队所组成的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等战役的战况。
杨斌告诉笔者，关于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打击日军这段史实，在此之前大家都不怎么清楚，特别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中国军队在国内打击侵华日军的同时，还派出自己的远征军赴缅援助美、英等国军队，共同抗击日军，谱写了中国军队在二战中配合外国友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共同抗击侵略者的光荣历史。
杨斌说，在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中，以前大家都不知道中国军队的编号和各集团军司令长官、各集团军司令以及军团长、各军军长等长官姓名，以及何时任命等情况。为此，他们利用馆藏丰富的民国史资料，一一查出，并简明扼要地列出了中国军队序列表。
十八年两套书培养了两代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脑尚未普及，马振犊、杨斌等参编者是一个字一个字将所需要的资料抄写下来，然后抄在便于计算字数的方格稿纸上，这便是当年所俗称的“爬格子”。但是大家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马振犊告诉笔者，这次编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锻炼培养了一批人，使他们后来成为档案馆的骨干。可以说，十八年两套书培养了两代档案人。
杨斌更是深有体会：当时我们从学校刚分到馆里来，对于编写这么大部头的书根本没有经验，都是在原档案馆副馆长万仁元、原编研部主任方庆秋等前辈的带领下，逐渐摸索出经验来。当年大家不辞辛苦，每晚加班到九、十点钟。在大家努力下，结果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在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大力协助下就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两册编辑出版了出来。
首次“陆海空”全方位亮相
马振犊指着《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告诉笔者，18年前出版的两册《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由于时间仓促，又要赶在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50周年出版，所以没有来得及把中国军队的海空军队的作战史实编写出来。加之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学术界以及广大读者对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资料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因此全方位展示中国军队陆海空正面战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故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应凤凰出版社之邀，增补新编选了中国军队陆海空军三个方面军种抗击侵华日军的历史。
笔者翻阅了新增补的中国军队海空军史实，有海军封锁江阴要塞、粤海军抗战纪实、长江布雷作战；中苏、中美空军联合抗日史实，空军常德、中原、长沙、衡阳等会战经过。特别是中苏、中美空军联合并肩打击侵华日军等史料，使读者对中国军队参与二战打败法西斯侵略势力所作出的贡献有了一个翔实的了解。
在增补内容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也列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海空军系列表，以方便研究者以及一般读者查阅。特别是书中不少首次披露的作战密电、往来文件、函电、作战计划、军势检讨、作战经验与教训、作战日志等内容，均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篡委员会档案，具有权威性。
在增补修订出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这套书中，笔者还看到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者们为读者研究、阅读方便着想的良苦用心，以及为此所付出的辛劳。他们从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排列出陆海空等各自的序列表，还细致地罗列编选出了各种一览表，这样，研究者和读者即可随时查阅。如“抗战前海军原有舰艇吨位武警及舰艇长姓名一览表”、“海军长江布雷舰艇雷队牺牲员兵姓名事略表”、“全国各区海军接收敌伪舰船种类数量表”、“抗战期中重伤敌舰艇种类数量统计表”、“敌对我使用空军之兵力调查表”、“敌空军在我境内作战损失统计表”、“空军参战人员姓名表”等数十多种各类一览表格。
海内外学者反映资料全面
这两套《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出版后，海内外、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反响颇佳。1987年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传到台湾后，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凤翰研究员立即认真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细致地列出了一个勘误表，以建议再版修订时参考。同时他还就这套书的编篡体例等提出了探讨意见。杨斌说，得知台湾刘凤翰研究员的意见后，我们将整套书又重新校对了一遍。1987年10月，“七·七”抗战全面爆发50周年之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大学在金陵饭店召开的第一届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美、英、法、德以及我国台湾等专家在拿到这套书后都说这套书相当好，资料翔实、全面，较好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全貌。同时，这套书对中国军队抗日正面战场的研究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杨斌说，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一套书出版十几年后，还有人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联系，希望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帮助下，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良好的进展。还经常有人来信要函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这套书。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出版后，促进了大专院校以及专家学者们对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深入研究。例如南京大学编写的一本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书，以及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编写的《抗日战争史》，都参考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著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这套书。
浅谈中国古塔的发展历史研究 篇7
1古塔的历史
在中国辽阔美丽的大地上, 随处都可以看到古塔的踪影。这些千姿百态的古塔, 其造型之美, 结构之巧, 雕刻、装饰之华丽, 均堪与我国其它种类的古代建筑相比。然而, 在我国早期的古代建筑物中有楼有阁, 有台有榭, 有廊有庑, 有民居有桥梁有陵墓, 唯独没有塔, 原来塔这种建筑并不是我国的固有类型。塔原本产生于印度, 是佛教的一种建筑物。公元前五、六世纪时, 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塔最早是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舍利”用的建筑物。古印度的塔有两种:一种是埋葬佛舍利、佛骨等的“堵波”, 属于坟冢的性质;另一种是所谓的“支提”或“制底”, 内无舍利, 称作庙, 即所谓塔庙。
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 随着佛教的传入, 古印度的塔也随之传入我国, 并与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民族文化相结合, 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从古塔的发展历史和现存的实物来看, 不管是否塔中埋有舍利, 统统都被称为舍利塔。由此可见, 中国的古塔是由古印度的“堵波”发展演变而来的。从我国的文字发展历史来看, 在早期的汉字中并没有“塔”字。佛塔传入中国时, 它的名称被译成各式各样, 如堵波、私偷簸、偷婆、佛图、浮屠、浮图、方坟、圆冢、高显、灵庙等各种名称。以后, 人们根据梵文“佛”字的音韵“布达”, 造出了一个“答”字, 并加上一个“土”字旁, 以表示坟冢的意思。这样, “塔”这个字准确、恰当而又绝妙, 于是“塔”的名称流行广泛。
中国古塔从形式、结构、布局和功能等方面,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度半圆形的堵波一传入中国, 首先就和我国原有的高贵而显赫的建筑形式———楼阁相结合, 出现了楼阁式塔。我国第一座佛教寺庙中的佛塔白马寺塔, 就是这样的建筑形式。以后, 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发展, 亭阁式塔、密檐式塔、花塔、金刚宝座塔、过街塔等, 也相继出现。
在古印度堵波的前后左右, 虽然还有少量的附属建筑, 但都很简单。在中国古塔的周围或旁边, 却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在这些建筑群中, 有殿堂, 有走廊, 有轩, 也有亭。最初, 塔在寺的中心。佛殿、佛堂等, 围绕着佛塔修建、布局。随着佛殿在佛寺中地位的提高, 殿、塔并列, 或者将塔放在殿后, 以至移于寺外, 但古塔始终没有离开殿堂, 这是古印度堵波与我国宫殿、府第等建筑形式相结合的结果。佛教要在我国传播, 就必须采用我国人民熟悉并乐于接受的形式。古印度堵波的传入和发展, 与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如影随形, 密不可分。因此, 我国的古塔不但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 而且也富有浓烈的民族传统文化色彩, 从而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成为绚丽灿烂、美不胜收的一朵建筑奇葩。
2古塔的发展阶段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我国现存古塔、古塔遗址的调查分析得知, 古塔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 西汉后期到唐朝初年, 为古塔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印度的堵波开始和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互相结合, 是不断磨合的阶段。佛教借以传播教义的实物除了佛经、佛像之外, 就是佛塔了。佛教传入中国可能始于西汉后期, 但最早见于记载的佛寺是东汉永平十年 (公元67年) 的洛阳白马寺, 《释书·释老志》云:“自洛中构白马寺, 盛饰浮图, 画亦甚妙, 为四方式。它是利用原来接待宾客的官署鸿胪寺改建而成的。文献中虽载东汉时曾建有印度洋的浮屠祠但缺乏实物。公元二世纪末, 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 下为重楼, 上累金盘, 应是中国楼阁式木塔的萌芽。经三国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 兴建佛寺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建筑活动之一。
汉代的佛塔虽然已无实例可寻, 但我们尚可从河南故县出土的陶楼和甘肃武威出土的陶碉楼形态中可见其大概。这种由构架式楼阁与堵波结合而成的方形木塔, 自东汉时期问世以来, 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而不衰, 成为这一时期佛塔的经典样式。《魏书·释老志》说的很明确:凡宫塔制度, 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 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 谓之‘浮图’, 或云‘佛图’。“很显然, ”天竺旧状“指的就是来自印度的堵波, 而“重构之”就是多层木楼阁。在木楼阁的顶上放置堵波, 应当就是这一时期佛塔的基本形式。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亭阁式塔, 它们虽然也是堵波与中国原有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但并不是该时期佛塔建筑的主流。
第二, 从唐朝经两宋至辽、金时期, 是我国古塔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也是我国古塔发展的高峰时期。唐、两宋时期古塔的建筑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塔的总体数量较前代大增, 建塔的材料也更为丰富了, 除了木材和砖、石以外, 还使用了铜、铁、琉璃等材质。楼阁式、密檐式、以及亭阁式塔正值盛年, 花塔和宝箧印经塔又现异彩。这一时期, 是从以木塔为主转向以砖石塔为主的最后阶段。由于材料的改变, 使建筑造型与技术也相应有所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塔的平面从四方形逐渐演变为六角形和八角形。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考察得知, 早期的木塔平面大多是方形, 这种平面来源于楼阁的平面。隋唐以及以前的砖石塔, 虽然有少量的六角形、八角形塔, 甚至还有嵩岳寺塔十二边形的特例, 但是就现存的唐塔的情况来看, 大多还是方形塔。但入宋以后, 六角形、八角形塔很快就取代了方形塔。塔的平面的变化, 首先是建筑工匠们从长期的造塔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所致。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 高层建筑特别是砖石结构高层建筑, 极易在地震中受到破坏。古代工匠们从对地震受损情况的观察中, 已经认识到了建筑物的锐角部分在地震中因受力集中而容易损坏。但钝角或圆角部分在地震时因受力较为均匀而不易损坏。所以出于使用和坚固两方面的考虑, 自然要改变古塔的平面。其次, 为适应人们登塔远望的需要, 也是古塔平面发生变化的原因。木塔虽为方型, 但却便于设置平座, 使人们能够走出塔身, 凭栏周览。改为砖石塔后, 平座就不能挑出太远, 人们走出塔身便很困难, 而且危险性也大大增加。改为六角形或八角形后, 不仅能有效的扩大视野, 而且还有利于减杀风力, 其优势是十分明显的。由于社会风习的变化, 唐与宋、辽、金时期的古塔, 在审美特征上也有了明显的差异。大致来说, 唐时修建的塔一般不尚装饰, 唐人追求的主要是简练而明确的线条, 稳定而端庄的轮廓, 亲切而和谐的节奏, 唐塔表现出来的是唐人豪放的个性和气度。而宋人却是追求细腻纤秀, 精雕细琢, 柔和清丽, 所以宋塔的艺术便在装饰的、表现的、外在等方面开拓新的境界, 极力渲染其令人目眩的轮廓变化和颇有俗艳之嫌的形式美。至于与宋对峙的辽和金, 则是在唐风宋韵的混合当中, 谱写了中国古塔的黄金时代里又一辉煌篇章, 宗教内在的感染力, 是造塔者极力要表现的唯一主题。
第三, 从元代经明代到清代, 是我国古塔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元代以后, 塔的材料和结构技术, 再无更高的突破, 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最为明显的是, 随着喇嘛教的传播, 瓶形的喇嘛塔进入了中国佛塔的行列。这种带有强烈异域风格的塔, 长期保持了它们那庄重硕壮而又丰满的造型。从元至清六百年间, 这种塔形的主要变化, 是其塔刹 (即“十三天”) 比例的变更, 从元代的尖锥形, 发展成为直筒形。明代以后, 仿照印度佛陀伽耶金刚宝塔形式而来的金刚宝座式塔又和喇嘛塔一起, 推动中国古塔的建造出现一次回光返照般的高潮。然而, 从整体来看, 从元代以后, 塔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 佛塔的建造却处在不断衰落之中, 而各种与佛教关系不大的文峰塔、风水塔却大量用处, 但除了个别的精品之外, 它们大多是粗制滥造的, 几乎没有审美价值可言。
摘要：在中国的国土上, 随处可见古塔的踪影, 它是由古印度的“窣堵波”发展演变而来。在传入我国以后, 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特色的新的建筑类型, 我国现存的古塔经历了不断磨合期、发展高峰期和延续发展期三大阶段。
关键词：古塔,历史,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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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相关研究与创新的方法 篇8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层政权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政治史从研究政权更替、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政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模式，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
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二）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包容。
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独立性的基础。所以，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立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第二，历史学的独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第三，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唯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一）培养多元化观点。
史学家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反对用欧洲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作为模式来匡正、臧否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本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相的研究体系。在美国科学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全部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树立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
（二）坚持历史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原则。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文化的一体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线条、多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形成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资格。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否则就会最终陷入不可知论。需求普遍主义的结构，是西方新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多样性的历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实的历史，以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经验解决一体化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文明单一化的倾向。因此，阐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三）与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建立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
重新定向中国史学的关键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其传统学术借助西方的话语系统向现代转换，既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生命力长久的理论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经验的结晶。另外，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意识到西方的话语系统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
（四）中国史学的研究应具有世界的眼光。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求得持续的发展与进步，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都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世界。从20世纪5O年代起，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高度重视的一个误区，即视野狭窄，抛开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国史学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狭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解答中国历史发展嬗变的特殊动因及其规律，以期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及客观的评价，更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动中国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接轨，促进和国外同行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消除长期以来在世界史研究中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与歧视。这是中国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胸中有中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可眼中无世界。
中国史学要重新定向，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当然，在传统史学遗产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重要的是，在传统史学中，蕴含丰富的智慧和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都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只要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则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借助和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史学遗产，积极引进，“洋为中用”，密切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对话，以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学潮流和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服务。
摘要：近代, 新史学成为中国学人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 可是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取径却各不相同。为了后来居上, 此前的新史学也往往被当做不破不立的对象。本文分析了历史学的涵义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探讨了历史学越来越模糊的原因及方法。
关键词：中国历史学,界限模糊,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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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发展历史研究 篇9
关键词：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演进过程,调试措施
足球作为一类运动,在体育界中一直引起关注,透过宏观角度观察,任何足球强国必然保留较为兴盛的足球文化和产业体系。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之中,职业足球发展经历着长久的改革历程,20年代兴起阶段,50年代发展阶段,70年代突破阶段,90年代全面职业化改革,以及后期的商业化发展进程。诸多实践结果验证,足球在体育市场内部规模庞大、影响十分深刻,并且一直保留鲜活的生命力。产生该类结果的直接原因,就是其能够主动迎合足球运动和市场经济规律,同时从中衍生出健全可靠的运行监督机制和社会经济效益。
1 足球职业化改革项目的确立规划阶段
具体时间为1992—1993年,在1992年1月,中国足球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中争取入场比赛资格,最后却被韩国队连进三球并失去出线权,一时间引起社会整体一片哗然。至此关于中国足球出路的探讨工作迅速布置拓展开来,其间不乏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正式提出足球今后职业化改革发展的理念,事实证明,唯独如此,才可透过根本层面上消除我国足球长期累积的矛盾隐患。不过在职业化改革工作上,仍有大部分人员彰显质疑态度,认定这是资本主义行径,和我国国情存在较大冲突,不过经过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江泽民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概念成功提出之后,令许多原本畏惧足球职业化、俱乐部体制改革的人员,开始顺势卸下心房,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使得我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决心得以坚定。
如:在1992年6月下旬,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顺利召开,其间将今后足球改革方向、工序流程、所需确认的体制等进行认证统一,而足球实体化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等改革构想得以有机确认,俨然成为体育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位置点。又如:在1993年,现代我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足协等,纷纷到欧美等足球强国进行其机构设置、组织管理、俱乐部结构、职业联赛组织实况、国家队建设等细节考察,经过一定时期的交流探究和虚心研习之后,已经对国外职业足球具体运作和经营控制形式产生大概的了解,这些都为今后我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发展,提供了较为妥善的适应条件。就在当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成都、武汉、大连等地相继设置职业足球俱乐部,主要经营形式为体委和企业联合办理。持续到10月,中国足协在大连顺利召开足球工作会议,并全面推行首份以足球俱乐部为主题的文件,即《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章程》和《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等改革性文件,整体上为足球职业化发展,提供愈加丰富的指导性线索。
2 足球职业化改革方案的具体化实施阶段
具体时间为1994—1998年,因为经过前期完善化筹备和探索,使得我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框架已然成型,持续到1994年4月27日开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始在成都全面举办,同时引起较为浩大的反响结果。而经过到1996年的3年市场运作调试之后,足球市场开始吸引了企业和管理机构的视线,尽管不同影响因素长期交织作用,使得1997年赛季平均每场观众人数持续下降,不过好在第二年不同赛区分别沿用市场激活的高效手段,使得现场观众数量在赛季后半段呈现显著的回升迹象,如1998年甲A足球联赛观众总体数量便达到388多万,其中每场人数维持在2.3万左右,创下了历年观众总数的最高记录。单纯拿四川全兴主场为例,其主要在成都体育中心举办,可容纳观众4万余名,从1994—1997年几乎每场都爆满,单纯凭借门票就赢得收入过千万元的业绩。
3 足球职业化发展模式的逐步修缮阶段
时间从1999年开始到目前。事实上,步入1999年之后,关于虚假繁荣等矛盾问题广泛交织,使得我国足球职业化发展工作面临着极为深刻的挑战困境。具体问题表现为:首先,联赛质量持续降低,致使许多观众的流失现象,严重情况下会出线现场观众不足千人的悲凉迹象。其次,俱乐部有关产业开发力度明显不足,导致后期经营困难重重,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十分之大。相互对比之下,国外产业开发明显愈加理想,市场中更流行起各类相关的生活用品。而在我国,除了足球协会下属的福特宝公司和上海申花俱乐部有回应现象,其余俱乐部都明显对这部分财富资源产生强烈的忽视态度。尤其是在俱乐部冠名权开发层面上,不同俱乐部实际标价往往限定在1 000~2 000万内部,而最终可以成交的许多都是副冠名,价格上也都存在许多折扣迹象,而球衣广告通常维持在400~600万之间,成交绩效相对比较理想。最后,我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保留显著的功利和短视性,将足球推入市场,并非完全地将足球交给市场,而是将职业化改革机制作为我国足球国际化改革发展的支持性媒介,力求在社会各方金钱和力量交织作用下,全面提升足球运动员参与训练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今后运动技能的完善和高超性。事实证明,如此短浅的思维模式,已经产生诸多恶果,就像是世界杯豪赌现象,因为联赛升降级的随意性终止,使得联赛至此陷入崩盘境遇。
面对以上矛盾冲突,我国足球协会较高等级层次的领导人员,开始联合个人丰富实践经验进行富有针对性的改进和完善措施制定。从2001年开始,我国足球界便成功地布置反黑活动,在此期间,我国足球协会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不得不进行有关裁判和俱乐部精心整治,一旦说发现任何违规行为,如:黑哨等,则直接拘捕并判罪入狱。相信以此为基础,强化司法在足球以及整个体育事业中的介入融合力度,如此一来,便会有效推动我国职业足球规范、法制化等革新发展进程。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事业包括足球项目在内,想要不断增强实力,就必须积极构建起专业化的球员工会,确保内部多元化科技项目的创新力度,及时提升俱乐部自我认知水平,进一步制定实施各项辅助性措施。所以为了提高我国足球运动的水平,首先要切实落实好《中国足球改革方案》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深刻反省职业化以来出现的问题。把认清举国体制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两者的关系问题当做职业化发展首要问题。把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活力,创造公平诚信环境,鼓励保护平等竞争。同时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发挥好市场监管等作用,保证职业化的健康发展。其次,要认清中国和国外职业化水平的发展差距,不断完善足球管理体制,提高管理部门人员的管理水平,制定有效、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培养全民对足球环境的兴趣,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并且还要提高运动训练的科技含量,提高科研水平,根据我国国情有选择性的借鉴职业化水平比较高的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相信长此以往,必将能够为我国足球事业振兴,提供不竭的推动力,早日实现与国际足坛的接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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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篇10
(一)群众团体内涵的争论
“群众团体”的概念,存在着多重界定,涵义与指代范畴不明确。群众团体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是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正式的组织,这些组织与党政体制高度一体化的组织。在新方志的定义是指广大群众参加的,而非国家政权性质的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种群众性的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学生会、科普协会、文学联合会、侨联等。百度百科的定义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因某一方面的目的,意愿,利益,需求,由此形成以众多人员因共同目标,而产生出纲领、章程的民众组织。是人类社会属性的表现,可以涵盖政党在内的一切组织。
可以看出每一种定义都有所不同,在具体的范围上也有出入。已有研究还未从历史角度深入梳理“群众团体”演化历史,也就难以清晰地界定“群众团体”的边界,从而导致了学术界、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对“群众团体”存在多种解读。
(二)群众团体与有关概念的辨析
1. 关于群众团体与群众组织的关系,大部分的学者认为群众团体等同于群众组织,互相使用。
也有少数学者不赞成。如“通过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等群众团体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有助于充分认识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①也有学者说到“我国现在的群众团体是由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建立起来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社科联、文联、侨联、红十字会等群众组织。”②从中可以看出多数学者不会刻意去区别群众团体与群众组织之间的界限。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群众组织比群众团体的范围要广,“把群众团体和人民团体统称为群众组织”。③
2. 关于群众团体与人民团体的关系,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人民团体是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八个群众团体”④韩晋芳的《人民团体之比较———以政协组成单位的人民团体为例》也提到“目前,在我国政协组成单位中,有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全国青联、中国科协、全国台联、全国侨联八大人民团体,构成了党和政府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的重要组织形式。”⑤另有学者说到“八大群团是指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历史长久、群众基础深厚的人民团体;它们是我党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团体。”⑥更有学者认为“人民团体(群团)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按照其各自特点组成的从事特定的社会活动的全国性群众组织,既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组织,又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⑦从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学者把人民团体等同于群众团体。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人民’和‘群众’通常是政治性很强的概念,人民团体都是群众团体,反之则不然,人民团体比群众团体的政治地位高,但范围更小,统称为群众组织。”⑧还有学者认为“从狭义上说,人民团体一般是指各工商联、各级青、工、妇等人民群众团体。从广义上说,人民团体主要包括两类社会团体,一是参加人民政协的人民团体;二是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⑨
3. 关于群众团体与社会团体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一致,分歧较大。如2009年财政部发出的一则通知“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现对企业和个人通过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不需进行社团登记的人民团体以及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以下统称群众团体)……”⑩可见财政部把不需登记的人民团体和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统称为群众团体。也有学者认为“对工会、共青团、妇联性质最准确的界定是人民团体,同时属于社会团体,但不同于一般社会团体,常见于我国党和政府的各种文献文件中。并认为参加政协的八大群众团体作为人民团体是没有疑义的。”11可以看出该学者认为八大群众团体属于人民团体,人民团体属于社会团体,这与财政部发出的通知中免于登记的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统一称为群众团体显然是不同的。
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对群众团体、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四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目前学术界、党政职能部门,社会各界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二、党对群众团体的表述的变化历程研究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绝大多数群众团体继续保留,并始终注意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但是在党的文件中和大会上都经历了不同的表述,到目前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2在共同纲领中提到的是“各人民团体”。
党的八大报告指出:“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必要的纽带,除开前面已经说过的农民所组织的合作社外,最重要的群众组织就是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和妇女组织。”13这里使用的是“群众组织”。
党的九大和十大是在文革中举行的,因为受到“四人帮”的破坏,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组织都停止了活动,所以这两次报告中都未曾提到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群团组织。
党的十一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把这些组织整顿好、建设好,充分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14十一大一如既往的使用的是“群众组织”。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并对工青妇等人民团体提出要求。……要求妇联“成为代表妇女利益,保护和教育妇女,保护和教育儿童的有权威的群众团体。”15再次使用人民团体,并首次使用“群众团体”。
党的十三大和十三届六中全会报告都提到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历来是党和政府联系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16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17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改称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18恢复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提法。
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和十八大均指出:要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它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19开始采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提法至今。
2015年7月6日至7日,在党中央召开的群团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坚持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20
可以从中看出,不管是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群众团体还是群团组织,概念在不断的变化和反复使用,但是其内涵发生的变化不大,以及党对群团工作的重视越来越高,群团工作在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
三、群众团体的作用研究
有学者认为要“发挥群众团体双重角色和功能,当好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群众团体在社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发挥群众团体在民间社会团体成长过程中的引领作用。”21也有学者认为“群众团体积极宣传和贯彻党和政府在各个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代表和维护特定阶层群众利益。”22有学者认为“群众团体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要重视和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作用。”23
也有学者强调在特殊时期和特殊方面,群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王兆国认为“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要继续率先垂范,冲锋在前,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全力以赴支持灾区,在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努力为夺取抗震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胜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4有学者发现“红西路军在甘肃河西地区建立的群众团体和组织为红西路军西进征途中在宣传群众、补充兵员、粮食补给、物资运送、侦察敌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5也有学者认为“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组织和同志审判会等群众团体,是中央苏区党领导群众运动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不仅动员、组织中央苏区的各群众团体,而且高度重视对群众团体反腐败活动的规范与管理,为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健康有序地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26还有学者认为“人民团体的协商民主既不同于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又不同于基层的民主协商。其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就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与有关部门的广泛协商。人民团体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27
四、党对群众团体政策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群众在社区维护社会团体的建立、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群众团体又有其独立性,党组织团体党员应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通过群众团体中的党员实现的。”28
邬梦兆在《改革开放与群团工作》中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强调坚持党对群众组织的统一领导,积极支持群众组织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29
可以看出单独研究党的群团政策的著作和论文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分别研究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的居多。
五、群众团体存在的问题研究
有学者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研究认为“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由来已久。其中人口增长、行政区域划分变更和经济发展迅速,是导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行业在业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30有学者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认为“党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对工会、贫农团、共青团、妇女会、反帝拥苏大同盟等群众团体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领导工作。在这一时期,党对群众团体工作的领导举措,不仅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壮大了革命队伍,也为党的各项工作积累了经验。”31也有学者认为“党作为执政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没有及时改变领导方式,逐步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群众团体出现严重的行政化弊端;表现在人员管理行政化,经费使用行政化,级别待遇行政化和工作方式行政化。”32还有学者对群众团体部类编撰问题的研究,发现“已入鉴的群团涵盖不全、归类散乱、资料残缺、管理混乱,不能反映当前社会群团发展变化和管理工作的现状。”33另有学者认为“目前,党和群众团体、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关系还没有理清,对群众团体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和职能定位不够准确,仍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34可以说群团从产生到现在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去解决。
六、群众团体的发展趋势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在新时期,群众团体必须研究新情况、找到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机制,使群众团体本身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35也有学者认为“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群众团体工作应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不断寻找新办法,探寻新路子,总结新经验,努力开创新局面。”36有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可以极大地推进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的进程。”37有学者认为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优势和作用,为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贡献。”38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泓铭从财政供养上考虑认为“大量的群众团体是需要财政供养的,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还给广大纳税人增添了不少负担;并建议群众团体应退出国家财政供养,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39大多数的学者都能看到新时期的新变化,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目前,群团研究的重点是对习近平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解读。
总之,学术界对群众团体的研究有很多,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文,这对群团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但是就目前看来对于群众团体的涵义、范围以及和相关概念的区别,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界定。也鲜有学者把时间定在建国后到文革前这段重要的时间去研究群众团体工作是怎样展开的,可以说这对群众团体工作的展开是一个遗憾。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团体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是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团体工作的成功和失误经验以及对现在的群众团体工作展开的启示。随着目前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群众团体的发展,不断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论文和较少的著作。在地域上,主要是个别地方性的群众团体组织的研究,全国性的较少;在时间上,新时期的群众团体研究较多,其次是建国前,建国后到“文革”前以及“文革”中的较少;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个别的群众团体组织研究较多,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科联等,较少放在一起研究。从目前所收集的资料看,迄今为止将这三个组织放在一起研究的国内外著作还是比较少的,而把时间定在建国后到文革前就更少了。
中国历史研究法 篇11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表现
（一）中国传统文化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共性，又是整个中华民族永远无法割舍的血脉联系，同时，更是中华民族形而上于血脉的一种根性灵魂。传统文化事实上早已为整个社会建构了上自精神、下至行为的可法良规，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规训着人类行为，同时，更以人类行为形成针对历史解释的一种现实观照。从电影《危城》内容来看，虽然剧情较为直白，就是地保斗军阀，或者说是普城人民斗军阀的故事，但其中的传统文化的宣教比比皆是。例如，在官二代曹少璘枪杀三条人命之后，官民对峙的一场戏中，“保我黎民”匾额下的即是“懂明伦，礼义明，尊道德，存孝悌”四律条，而在这律条规约下的普城中刚刚上演的却是强权对于公理法律正义的公然的极度亵渎与藐视，这种衬托式对比，更将强权的可恶演绎得昭然若揭。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反
影片中以刘老板为首的犬儒主义者们围在官二代曹少璘的监牢前，乞求这个肆意杀人的恶魔出来时的那一副副奴颜婢膝的谄媚嘴脸，不由得不令观众产生一种由视觉震撼而深入内心的悲哀。虽然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截然背反的行为，但是在生死关头，这也是绝大多数普城民众所能作出的唯一“明智”选择，然而这些普城民众没有料到的却是，在释放了官二代曹少璘之后，等来的却是这个杀人恶魔的变本加厉，由原来的计划对普城民众屠杀一半临时改为全杀的大肆虐杀。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犬儒主义式的背反，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畸变，这种畸变间接，或者说直接地造成了强权的更加趾高气扬；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犬儒主义式的背反，反而助长了强权的嚣张气焰；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犬儒主义式的背反，也从此改变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运，从而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王朝覆灭的哧哧冒烟的导火索。
（三）时代精神表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这部影片形之于外的主要视觉表象，然而在这部影片的短短半小时时空之内，相继发生的两起与传统文化极度背反的事件，却紧紧地扼住了传统文化的喉咙，在为观众带来强烈视觉震撼的同时，也形成了与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陌生化戏剧效应，这种陌生化戏剧效应以历史解释反身观照了社会现实，给社会现实提出了由反面事例所揭示的社会至理，那就是，强权可以在某一时段之内暂时藐视公理，但是，时代精神在任何世代都将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时代精神终将可持续地引领着普城人民，普城人民最终的胜利也以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社会至理。《危城》这部影视作品中虽然没有开门见山式的说教，但蕴含于影片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却分别由外在表象与内在意象，一隐一显，一背一反，一明一暗地诠释了出来。[1]
二、 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历史解释
（一）传统文化历史解释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看到，传统文化是其中一条虽看不见却一直在起着积极作用的主线，这条传统文化主线，事实上远比看似轰轰烈烈的王朝更叠等，更具现实探究意义与现实观照意义。显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起源是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虽然这种集体智慧在某种强权下能够暂时被扭曲，但是，不容忽视的则是，扭曲之后反弹的摧枯拉朽的力道。《危城》这部影视作品中的普城不仅民风淳朴，而且民众纯良，既懂得扶危济困，又兼有古道热肠，对待落难同胞全力收容。然而，正如影片的隐喻，马锋蒙着眼睛等太平一样，等来的竟是一场浴血抗争。诚然，人类历史巨变之交的社会与人性已经被强权所极度扭曲。其实，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解释，我们看到，每一次历史巨变之交，都是光明与晦暗并行；正面与负面并存；现实与荒诞并立。
（二）时代精神历史解释
传统文化的百年来论争，始终是莫衷一是，这就使得时代精神往往容易要么是游离于传统文化，要么是偏离于传统文化，而这种游离与偏离的结果，远有《危城》中的军阀割据生灵涂炭，近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血的事实与血的教训带给人类的不仅是历史观照下的传统文化解释，更是时代精神的历史解释。恰如《危城》一片中所言，时代精神很简单，能够分辨是非黑白，知道什么是对，这样的民众就已经觉醒了。在影片的最后，我们看到，当罪大恶极的官二代曹少璘甫一说出“我爸是……”这一现代标准官二代句式时，饱受凌虐的普城民众毫不犹豫地报以刀斧相加，官二代曹少璘倾刻毙命，由觉醒了的普城民众亲手终结了这场由“我爸是……”引发的血案。从架空历史的视角而言，这种普城民众反抗暴虐的义勇行为显然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正确历史解释。[2]
（三）时代精神阐扬
《危城》一片中的情节虽不复杂，但其中的善恶抉择却令人殊难取舍，在面对肆意杀人的官二代曹少璘时，依社会正义杀之则可能引来报复，放之则可能避免普城民众流血，在这种“杀放曹”的纠葛过程中，即便是作为旁观者的观众，也会首先下意识地想到放，也会对小小地保斗军阀嗤之以鼻，但当“放曹”之后的杀戮来临时，普城民众才真正意识到正义的代价是什么。从影片中所建构的主要人物来看，官二代曹少璘无疑是大反派，阿寥则无疑是犬儒主义与正义两派的中间动摇派，民众则最初是犬儒派，最后却成为了坚定的有意识觉醒的正义派。当出于自身安危的恐惧，为了能够犬儒主义式地苟活，普城民众竟然集体跪下求地保杨团长释放肆意杀人的官二代曹少璘时，几乎所有人都跪下来的那一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犬儒主义糟粕的强大，而当普城民众在血腥刺激下的有意识群体觉醒之际，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得到了一种最佳的阐扬。
三、 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一体化观照
（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观照
影片《危城》中所讲述的虽然是中国近代史中不堪回首的一幕活闹剧，但是，这部影片的社会教育意义与现实意义尤为深远，更值得指出的是，在针对传统文化的追索过程中，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对于时代精神的现实观照。从《危城》这部影片最终的大结局中，我们看到了普城人民浴血苦斗并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也终结了“有强权无公理”的社会扭曲。片中的针对官二代曹少璘的“杀了那么多人，衣服竟是白的，心肯定是黑的”，可谓一语道出“有强权无公理，有强权丧良心”的满清末世军阀统治真相。《危城》一片中包含了浓浓的隐喻现实意义。也正因如此，影片中的人物、情节、事件都会令观众觉得似曾相识，而这恰是这部影片的高明之处，这种由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艺术联通，使得形诸于传统文化的影视表达，形成了一种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双向式互动，最终建构起了传统文化诉诸于时代精神的现实观照。[3]
（二）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历史解释观照
《危城》一片中的普城民众最初表现显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行为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面对强权时的“明哲保身”的“最佳选择”，强权来时没人愿意强出头，那么，就只能如影片中所说的“先跪下，保住性命重要”“大家只想平平安安 安居乐业”，不想要什么社会正义、人间公理、人类尊严，然而，这些犬儒主义者却忘了，今天跪下，明天还能再站起来吗！正如影片中所言，一旦跪下去，普城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还能抬起头来做人吗，普城人民不是奴隶，普城人民才是真正的普城主人。事实上，即便是最终普城人民都跪下去了，强权得势后仍然会屠城，甚至更会变本加厉，普城人民越怕反而会死得越惨，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只因为人民都不站起来，强权才能借此而成为强权，如果所有人民都站起来，就会不再有凌虐普城民众的强权，只有未来国家形态不可或缺的公理，而这也是唯一合理的时代精神历史解释观照。
（三）时代精神的根性灵魂观照
正如《危城》片中所言，满清王朝末世的社会公义要由普天下的普城人民一起去做才能有望实现，否则，整个社会就会沦为“有强权没公理”的畸形社会。人类唯有面对生死，才能真正参悟出生存的真正意义与生命的真正价值，普城民众的群体无意识的犬儒主义式的妥协同样在面对生死攸关时刻，才逆转为一种群体有意识的悍然觉醒。普城人民在面对正义、公理的最终时刻，才意识到人早晚会有一死，死要得有价值，死要死得其所。正义总是在许多无奈中纠结着，这种以无奈为织体的纠结正如影片中的师兄所言：“师弟，这是现实。”而这句话也最终一言成谶，成为了忠实的犬儒主义的师兄的一生封缄。[4]而身为强权代表的曹少璘也一而再地由其口中肆无忌惮地道出那句口头禅“有强权无公理”，当同样的这句“有强权没公理”由正反两方面角色的口中一再道出，其所带给观众的精神震撼自是可想而知，影片对于这句“有强权没公理”的终结，也与普城民众的群体意识觉醒一道，凝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根性灵魂观照。
结语
由《危城》中见危情，在满清王朝的末世，如普城一样的危城其实已经是比比皆是了，同时，“有强权无公理”的扭曲现象亦早已被普城民众看得通透，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犬儒主义的或投机、或屈从、或俯首的盛行。而《危城》一片也恰恰对这数种犬儒义主者进行了一并的意识批判。诚哉，人心惟危！在满清王朝的末世，其实又岂止普城这一座危城。纵观一座座危城，实在是人心呐。《危城》中的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群体有意识觉醒，恰是满清封建王朝与民主世界之交的时代精神所最为缺乏的，同时，也是由这种时代精神补完整个历史解释的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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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篇12
关键词：哲学,本体,度
过去、现在、未来, 这种空间化的时间系列便是历史。人生意义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却仍然从属于人类的总体, 此即:“主体性”, 即历史积淀成的人类学历史本体。
“本体论”所探究的是一切实在万物的最终本质、本性或最终实在。康德指出:“本体”指现象对立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历史本体论”探讨的对象是人与自然, 即“强调以人与自然 (包括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 的历史总体行程来作为一切现象, 包括“我活着”这一体己现象的最后实在”。李泽厚认为“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 人与自然通过度的历史构建所形成的人化关系与前景, 才是历史本体论探索的课题。
黑格尔认为“度”是“质”与“量”的统一, 并由“限度”深化为“程度”。相对于主客观统一论的黑格尔, 唯物辩证法吸取了他观点的精华。在“质变量变规律”中也讲到了“度”, 就事物自身变化而言, 是“程度”, 但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矛盾统一体就是一种事物, 事物内在的矛盾双方力量对比超过一定的限度, 事物整体就要出现相应程度的变化, 这里的“度”是纯客观的。
所谓“度”、“阴阳”、“动静”才是宇宙的最高法则。“度”首先是出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中, 即实践—实用中。它本身是人的一种创造, 一种制作。从而, 不是“质”或“量”或“存在” (有) 或“无”, 而是“度”。“度”的运用是广泛的, 它存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这一范畴, 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人类依靠生产技艺中的“度”生存延续, “度”便随着这种生产, 发展, 生活的新变化而不断的更新变化。如古代女子以三纲五常为行事尺度, 稍行不慎就会遭到当时度的惩罚, 危及生存。而现在随着人类文明——“度”的提高, 度的概念和范畴被注入了新的因素, 所有不良衡量法度都被废除, 呼应了更高民主社会的要求。
“度”既不存在于客观对象中, 也不是主观感受、意志的表达, 而是在人类实践—应用中的秩序构成。人们依靠生产技艺中的度的掌握而生产、延续、维系族类的存在。度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 因为度的活生生的存在, 不难理解随着时代的更迭, 人类生活生产结构和形式的更新。所以李泽厚“度”的提出, 不同于普通的哲学观念, 也是对黑格尔理论的深化发展, 对研究历史本源具有重要的创新和启发作用。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特殊的。很多哲学专家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甚至金岳霖也说:“中国哲学确定不曾注重过一种严整的逻辑形式。”在我看来, 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使得中国哲学变得复杂而抽象。中国有没有哲学?有的, 只是和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强调理性与科学, 中国哲学强调感性和经验。古时说的“天命”就是很好的例证。认识的差别, 导致了中西哲学和认识价值的不一。
从矛盾方向来说, 中国和希腊文化本质上很像, 都大大充斥这矛盾发展、对立依存的趋势。以中国“阴阳”为例证。李泽厚以为:本由人的操作、货代、动静、作息两种既区分、对立又彼此渗透、依存的状态概括而来。“阴阳”本身便是矛盾的, 从而才会衍生出男女、善恶、天地等元素, 但它们的地位是一样的, 而且富有鲜明的矛盾对立色彩。两者互为倒立, 却融为一体, 形成最和谐的圆, 可见两者的互补关系。
爱因斯坦曾这样比较中西方哲学:“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 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 以及通过实验系统发现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 中国的贤哲并没有走上这步。”中国哲学长时间忽视了本体的存在, 主要有两个原因:
1、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特殊的。“中国哲学确定不曾注重过一种严整的逻辑形式。”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使得中国哲学变得复杂而又抽象。西方哲学强调理性之道, 中国哲学强调感性和经验。如《道德经》中, 中国人崇尚的是“天一之道”, 认为世界是一个无限发展而且永恒不变的自因自果的过程式世界;而西方则崇尚牛顿的“万有引力”, 他们认为世界的无限发展变化是由于一个外部的 (上帝的) 动力和牵引所推动的。这就导致了中西哲学的差异。
2、中国传统哲学信奉神秘主义。本体在中国就是“是”, 而“是”被广泛应用于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之间, 作为一个链词, 没有实在的意义。同时, “是”由“时”演变而来, 时间是流动虚幻不可把握的, 因此“是”也被虚化了, 这种传统导致了中国哲学时间和空间上的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