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移民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共7篇）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 篇1

1.粟作和稻作。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距今约一万年的农业革命以谷物种植为主干, 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北方地区早期以粟黍 (sùshǔ) 为主, 南方地区则以水稻为主, 两者都原产于我国。

2.蚕桑和丝织。考古发掘表明, 这一技艺之始创是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约与黄帝时代相当。作为蚕桑丝织的母国, 中国的丝织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3.琢玉。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 (zhǔ) 文化的精美玉器都经琢 (zhuó) 制而成。那是一种以轮带动作精细加工的工艺, 可琢深孔和细如发丝的纹饰, 是上古时期的一种高精技术。

4.汉字。汉字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汉字的创建和衍变, 它的形、音、义之构成, 都自成一体。

5.木结构营造技艺。数千年来, 中国人的居室、作坊、宫殿、庙宇均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而与欧洲以石构建筑为主判然有别。

6.青铜冶铸术。中国的青铜文明较为后起, 但技术上却后来居上且自成体系。

7.十进位值制记数法。逢十进位、以所在位置定该数之值, 称做十进位值制记数法。中国之后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

8.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中国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发明了生铁冶铸术, 比西方约早18个世纪。

9.中式烹 (pēnɡ) 调术。中式烹调在炊具、技法、菜式、餐具等方面都与西方大异其趣, 彰显着中国饮食文化和烹饪 (rèn) 技艺的独创、卓越与精致。

10.中医。被誉为岐 (qí) 黄之道的博大精深的中医体系约自周代起逐步形成, 经长期发展趋于成熟并得到完善。

11.髹 (xiū) 饰。髹饰是漆艺的古称。中国是漆树的原生地,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用漆装饰和保护器物。

12.制瓷。中国是瓷器制作的母国, 其英文名称China即由此而来, 因大量外销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13.造纸术。中国古代又一重大的原创技术成就。它的发明与推广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字书写载体及传承方式。

14.漏刻。漏刻借水流量测度时间, 漏指漏壶, 刻为箭刻即有时间刻度的标尺。在公元18世纪以前, 漏刻一直是世界上最精确的计时仪器。

15.印刷术。印刷术由中国始创。从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到北宋时的活字印刷, 中国印刷术传播到了韩、日等国, 之后又被引入欧洲, 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6.茶的栽培和焙制。中国是茶树的原生地。经过长期的实践, 人们逐渐掌握了茶树栽培、茶叶焙制及饮用的成套技艺, 形成了饮茶的习俗。

17.指南针。中国人早在战国时期便具有了某些磁学知识, 用磁针导航始自宋代。指南针和船尾舵、水密隔舱、对风力的有效利用等杰出发明为远洋航行的航向把握、动力与安全性提供了保障, 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空间。

18.火药。火药的发明与炼丹术有紧密联系, 硫黄、硝石和木炭混合加热的爆燃现象是在唐代发现的。其后由阿拉伯人传至欧洲, 几经改进, 在军事上显示了巨大威力, 并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

19.深井开凿技术。四川自贡地区至迟自宋代起即开凿小口径的卓筒井, 用以汲卤 (lǔ) 煮盐。之后, 约于明代发展成使用冲击式顿钻法以及泥浆提升、固井防塌、钻具打捞等技法的成套深井开凿技术, 至清代井深可达千米。

20.水运仪象台。由苏颂、韩公廉于公元1092年创制的水运仪象台, 是以水为动力、由一系列齿轮机构传动、集天象观测、演示和计时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天文仪器。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 也是古代最大、最复杂的机械装置。

21.珠算。算盘是最早的计算器之一。“珠算”一词始见于战国, 但用算盘做珠算成熟于宋代。这一发明极为卓越和独特, 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想象力。

22.火箭。由喷射推进的火箭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至迟在公元13世纪上半叶, 筒式的飞火枪已在战争中使用。明代火箭武器的射程可达三四百米, 并出现了集束式火箭、飞弹型火箭、二级火箭和往复式火箭的雏形, 是现代火箭和导弹的先导。

23.曲发酵酿造技术。白酒、白兰地、威士忌并称为世界三大蒸馏酒。其中, 唯独中国的白酒是由人工制曲、用内含真菌和酵母的曲种来发酵的, 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微生物的生物工程实践。这一技艺还广泛用于醋、酱和酱油的酿制。韩国的大酱、日本的酱汤也都源自中国。

24.精耕细作的生态农艺。约从战国时代起, 精耕细作逐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一种传统方式, 经长期发展至明代趋于定型。拥有土壤整治、田间管理、多熟种植、维持地力、良种选育、能量循环等众多配套措施的农艺体系, 既合乎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 又与注重环保和生态平衡的现代理念相契合, 从而在当前和未来的农业生产中仍蕴 (yùn) 有充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选自《资料卡片》杂志)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 篇2

1.1982年中国民航三叉戟阳朔撞山空难

时间:1982年4月26日

地点:广西阳朔

飞机状况:三叉戟(Trident 2E)/1975年原英国德.哈维兰公司(现在的英国宇航公司)制造

飞机注册号:B-266/中国民航广州管理局

机上人员:机组8人,旅客104人

执行航班:3303航班广州--桂林

伤亡情况:全部遇难

事故简介:在向桂林奇峰岭机场进近过程中,失去控制,于16:45猛烈撞击阳朔附近的崩山粉碎性解体,原因不详

2.1982年中国民航IL18广州事故

时间:1982年12月24日

地点:广州白云机场

飞机状况:IL18B/前苏联伊留申航空设计局1959年制造

飞机注册号:B-202

机上人员:机组11人,旅客58人

执行航班:长沙--广州

伤亡情况:旅客25人遇难

事故简介:在广州机场五边进近飞行时，客舱冒烟，机组判断为电器起火，切断总电源，飞机落地采用紧急刹车，在联络道口处将飞机成功停稳，旅客开始从前舱门放下的工作梯开始撤离，但撤到第11名旅客时，舱内烟雾变浓，随后转为明火，大火最终在1小时后扑灭，飞机完全报废。

原因分析：

1.旅客在机上吸烟，不慎将烟头掉入地板，引起失火；

2.机长处理、配合不当，未判明火源，正确处置，并向塔台报告；

3.广州机场消防队只有一人值班，其余人员均去吃饭，致使飞机在地面发生大火后10分钟才到达现场

3.1983年中国民航三叉戟桂林地面撞机事故

时间:1983年9月14日

地点:广西桂林

飞机状况:三叉戟(Trident 2E)/1975年原英国德.哈维兰公司(现在的英国宇航公司)制造

飞机注册号:B-264/中国民航广州管理局

机上人员:机组6人,旅客100人

执行航班:桂林--北京首都

伤亡情况:旅客11人遇难

事故简介:在桂林奇峰岭军民两用机场滑行过程中,与一架空军轰六飞机相撞 原因分析:民航调度未按规定事先向军方申请滑行,同时军方轰六飞机违反滑行规定,处置不当,在已发现前方民航飞机的状况下,以60公里的时速高速滑行

4.1985年中国民航AN24济南复飞坠地空难

时间:1985年1月18日

地点:山东济南

飞机状况:AN24B/前苏联安东诺夫航空设计局1972年制造

飞机注册号:B-434/中国民航上海管理局

机上人员:机组7人,旅客34人

执行航班:5109南京--济南

伤亡情况:机组7人,旅客31人遇难

事故简介:当时济南天气状况不佳,在进近过程中偏离航道,不具备降落条件,塔台指示复飞时,机组有些犹豫,在最终进行复飞操作时处置不当,因失速坠地 5.1988年中国西南航空IL18重庆空难

时间:1988年1月18日

地点:重庆

飞机状况:IL18D/前苏联伊留申航空设计局1967年制造

飞机注册号:B-222/中国西南航空公司

机上人员:机组10人,旅客98人

执行航班:北京--重庆

伤亡情况:全部遇难

事故简介:在向重庆机场进近过程中,四号发动机电机过热着火,引起发动机大火并延烧至发动机吊架,造成四号发动机脱落,飞机剧烈抖动,又引起一号发动机失去动力,导致失控坠地

原因分析:属于维修不当,该机延误时间较长,在北京经停又出现故障,由于维修能力有限,同时在旅客的一再催促下,未能完全排除故障,希望回重庆基地进一步处理.5.1988年中国民航三叉戟香港着陆冲入海中意外

时间:1988年8月31日

地点:香港

飞机状况:三叉戟(Trident 2E)/1973年原英国德.哈维兰公司(现在的英国宇航公司)制造

飞机注册号:B-2218/中国民航广州管理局

机上人员:机组11人,旅客78人

执行航班:中国民航CA301广州--香港

伤亡情况:机组6人,旅客1人共7人遇难

事故简介:在大暴雨中向香港机场进近中,偏离跑道中心线,高度偏低且略带右坡度,即将落地前右机翼外侧与引导灯柱相撞,右起落架机轮与机场护堤相撞,机轮全部爆破,右起落架严重受损,这样导致飞机接地后,飞机难以控制,滑跑中右起

落架完全折断,飞机右倾,最终滑入海湾中,飞机从前三排处折成两截,机头沉入水中,机尾仍留在机场护堤上,驾驶舱内机组全部遇难,旅客除一人惊吓过度遇难外均获救

原因分析:机组对天气状况准备不充分,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采取目视进近导致偏离跑道中心线,同时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复飞或返航 6.1988年山西航空IL14坠机意外

时间:1988年10月7日

地点:山西临汾

飞机状况:IL14P/前苏联伊留申航空设计局1956年制造

飞机注册号:B-4218/山西航空公司

机上人员:机组4人,旅客42人

执行航班:旅游观光飞行

伤亡情况:机组4人,旅客38人,地面2人共44人遇难

事故简介:从空军临汾机场起飞后爬升过程中,由于左发突然停车,失去动力,飞机失控,撞向地面,最终在一家饭店屋顶坠毁

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政治战略浅析 篇3

(一) 秦汉时期的海洋政治战略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曾在全国范围内包括沿海一带进行巡游。“秦始皇二十八年, 秦始皇东巡海上, 沿渤海南面, 航经黄, 腄, 成山, 南登琅琊, 这些地方都是著名的古代齐国航海港口;4年后又东游渤海北岸古代燕国重要的港口碣石。在第5次巡游中秦始皇从江乘乘船北上, 沿海航行五六百海里, 从琅琊经过崂山, 沿山东半岛的东面环航一周, 到达芝罘。”[1]

此外, 秦始皇还派徐福东渡。据司马迁《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二十八年 (前219年) 有齐人徐福等上书秦始皇, 称海中有三神山, 请允许他率领童男童女出海去访求仙人, 为秦始皇寻到长生不老之药。于是秦始皇派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以及工匠入海远航。

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 曾7次进行了海洋巡游。每一次都抱着“求神”的愿望。但是他们的海上巡守并不局限于此, 而是富于政治目的的。

首先, 秦始皇的海疆巡守是为了向海内外各类势力证明中央王朝的统治权。秦始皇统一全国后, 六国贵族并未平伏, 而是蠢蠢欲动, 意欲复辟。为了防止旧势力的反抗, 才利用巡游海内外, 显示秦王朝的强大。汉武帝时期, 海外并未平伏, 新开辟的郡县并未巩固。北方朝鲜半岛、南方的百越地区都出现了激烈的反抗。因而, 汉王朝大力建设海军, 并通过巡守戍防海疆, 威势海外。

其次, 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巡游希望借助祭祀名山大川, 企图从精神上和道义上获得中央统治的支持。

(二) 唐宋元时期的海洋政治战略

经过“贞观之治”, 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盛唐之世, 唐朝进一步发展与海外国家的友好关系, 扩大海外贸易, 从而促使海上航路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唐朝时的海上航道已由过去的分段航行进而直航全程, 国内港口不需中转。唐朝所开辟的贯通亚、非两洲的远洋航线, 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远洋航线, 加强了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各国之间的联系, 扩大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南宋是一个海陆型国家, 经济中心的南移和海外贸易之路的开辟, 给中华文明转型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南宋的海外贸易, 从南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 其规模远远胜过西方, 也比郑和下西洋光赔钱好了很多倍。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 同海外各国也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 统治者把经济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的稳定。

元灭宋后, 蒙古人成为亚洲大陆上的超级强权者, 以降元的南宋水师为主的蒙元水师, 是西太平洋、印度洋海域最为强大的海上武装, 成为元朝海外扩展的主要依托。在这种情况下, 元朝发动了四次海上战争, 远征日本的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以及远征东南亚的征占城和南安, 征爪哇。元朝的海外远征是13世纪末以前亚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明代郑和航海的先驱。虽然诸役均以失败告终, 但却显示了中国水师已经具备了大规模远洋航行的能力, 以及当时政府对海上作战的重视。

(三) 明清时期的海洋政治战略

明朝时期明成祖朱棣命总兵太监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先进、规模最庞大的宝船队7次远涉重洋, 成为世界的创举。中国人对郑和下西洋已非常熟悉, 郑和与三十多个国家中的各种人物有过交往的史实, 对海洋与国家兴衰的内在逻辑有着深刻的认识, 并逐步形成了海洋政治思想:

1. 维护海洋主权。

郑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捍卫国家的海洋主权。“郑和认为若要‘统御万方’, ‘教化四夷’, 就必须‘巡弋异域’, 慑服敢与中国抗衡者, 生擒蛮王之梗化不恭者, 殄灭寇兵之肆暴掠者。”[2]这些是郑和通过海上交往所得出来的亲身经验, 如他所言, 郑和七下西洋也彰显了中华帝国的大国权威地位, 捍卫了国家的海洋主权。

2. 关注海洋危机, 确保航道安全。

明朝初年, 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海外入侵的威胁, 郑和既看到了海洋在增加贸易、增强国家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也看到海洋对国家的安全存在的潜在威胁。他提出“欲国家富强, 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 危险亦来至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阳, 华夏危矣”。[3]海洋危机意识明显显现出来, 强调了海洋安全的重要性。针对东南亚各地航道不宁、海盗不禁的严峻现实, 郑和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 果断地消灭了海盗, 保证了航道的畅通。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 明王朝实行了“海禁”政策。这个政策直至清朝时期被外国的炮火打开国门时才结束。军事科学研究员刘庆认为“海禁就是禁止利用大海作为交通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通道, 与海外进行联系, 交通”[4], 海禁作为明朝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保留下来。

明清时期的海禁主要为: (1) 禁止渔民下海捕鱼; (2) 限制渔船的规模和出海活动; (3) 建立海上保甲制度。

3. 对沿海岛屿居民予以内迁。

这些海禁政策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1) 长期的海禁政策实际上放松了对众多岛屿的控制, 放松了对以沿海岛屿为支撑的广大海洋国土的控制。 (2) 给海疆地区的民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沿海居民一直以来靠海吃饭, 现在实行海禁, 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 其中的一些人成为海盗, 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 (3) 对海外贸易和捕捞业的抑制政策, 使曾经十分发达的中国造船技术迅速落伍。

二、历史对今天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直接证明了中国的兴衰荣辱与海洋政治的开放与内敛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朝的统一, 西汉的强盛, 唐朝的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的繁荣, 明朝的郑和下西洋, 以及清朝的落后挨打的局面折射出海洋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总结历史, 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海洋意识淡薄, 海洋观念弱化。

当今中国海洋危机频繁。面对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们应该制定出一套系统、可行、有效的海洋政治战略。

(一) 强化国人的海洋意识

中国历来是一个海权从属于陆权的国家。历史上,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明的中心都远离海洋。即使在封疆禁海的年代海上贸易也从未中止过, 但海洋, 海权从未进入中原统治者的核心视野。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的命运和其他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而海洋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纽带,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海洋的作用。强化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海洋主权意识非常迫切, 消除在年轻一代心目中的疑虑, 以便于全国团结一致, 早日解决中国相关海洋问题。

(二) 以和平的海洋战略为主, 武力为后盾

从历史上的海洋政治中我们可以看出, 历朝的统治者一贯坚持和谐的海洋战略, 即使在海洋发展的顶峰——郑和下西洋时期也没有对弱小的国家进行侵略掠夺, 没有在海外建立一块殖民地。中国自古以来受到的教育就是儒家思想, 所以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中国尊重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文化, 同他国营造着和谐的气氛。

我们决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 来换取地区与世界的和谐。国际关系准则是平等的, 大国不能欺负小国, 同样小国也不能欺负大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后盾, 中国海军是防止其他国家肆无忌惮侵蚀中国海上利益的强大威慑力量, 所以现阶段还应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 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海上强国。

参考文献

[1]徐鸿儒.中国海洋学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2]高子平, 温俊萍.郑和海洋思想与我国21世纪海洋战略的构建[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2005 (2) :1-4.

[3] (法) 弗朗索瓦?德勃雷诺.海外华人-序言[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2.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 篇4

一、通过五四运动中民众对运动、帝国主义的态度

与辛亥革命中民众对革命的态度以及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进行比较, 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影响

例题1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鲁迅小说《药》中的对话片断:

“包好, 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 什么痨病都包好!”……

“阿义可怜———疯话, 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材料二“ (一) 凡革命以前, 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 民国均认为有效, 至条约期满为止…… (三) 凡革命以前, 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 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 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

———《告各友邦书》

请回答:

1. 结合材料一指出民众对辛亥革命的态度说明了什么?

2. 结合材料二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对待帝国主义的立场?它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这一立场对辛亥革命的结局有何影响?

从领导力量来看,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而五四运动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 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显示出伟大力量, 他们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 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 提出“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

从运动的规模和群众发动的广泛性来看, 辛亥革命虽有许多群众参加, 但资产阶级革命派惧怕工农力量, 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而五四运动的规模是空前的, 范围是广泛的。从卷入的阶层看, 有工、学、商, 而且男女老幼都行动起来了, 其规模之大, 在反帝反封建斗争方面的彻底性是前所未有的。从结果和影响来看,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 但被封建军阀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 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五四运动则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初步胜利, 特别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相结合,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从此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

辛亥革命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效以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 对反帝反封建表现出软弱性和妥协性;而五四运动则提出合理要求使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对反帝反封建表现出坚决性和彻底性。

五四运动是由青年学生发动, 工人阶级为主力军, 全国人民参加的斗争。它涉及全国20多个省100多座城市, 比辛亥革命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通过五四运动爆发后各阶层的反响以及先进知

识分子对运动的评价与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民主共和的态度以及先进的中国人对革命的评价进行比较, 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影响

例题2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1912年《申报》载:“虽然今日之共和, 第有其表面已。人民缺乏国民之常识, 而于风俗习惯犹未改革”。“于共和之组织, 若选举, 若会议, 及其他人民对于国家种种应尽应享之权利义务咸不谙熟”。“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 则共和政体之发生, 及依据于事实, 而非根本之原理”。

——张静如等《中国现代社会史》

请回答:根据材料一, 概述1912年中国普通民众对民主共和的认识说明了什么?

从以上例题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1.应用材料的能力培养必须要找准方法, 本课教师采用的是运用材料前后比较, 以训练为主线帮助学生提高能力。2.材料要找准。教师选择的是五四运动前后典型的材料, 既要适合学生, 又要紧贴教材和能力要求。3.能力培养要切合学生实际, 而且要循序渐进。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用史料创设历史学习的情境, 通过问题的突破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探究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刘艽, 朱汉国主编.历史学习精要.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 篇5

劣币驱逐良币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为16世纪英国伊丽莎白造铸局长提出, 也称“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的原理, 它说的是铸币流通时代, 在银和金同为本位货币的情况下, 一国要为金币和银币之间规定价值比率, 并按照这一比率无限制地自由买卖金银, 金币和银币可以同时流通。格雷欣法则实现需要具备的条件:劣币和良币同时都为法定货币;两种货币有一定法定比率;两种货币的总和必须超过社会所需的货币量。

二、历史上的劣币驱逐良币

1、劣币出现的类型

(1) 钱体减重, 型制缩小秦朝时期半两钱重十二铢, 统治者为了解决财政困难, 一面无限度地扩大铸钱的数量, 一面逐步减轻钱币的重量, 以方便用节省下来的金属材料, 再进行铸币。所以吕后时期的钱, 每枚大约只重二铢到八铢。汉文帝、汉武帝、隋炀帝时期, 滥发减重的铜钱, 导致物价暴涨。人民群众保留储存成色高的货币 (贵金属含量高) , 使用成色低的货币进行市场交易、流通。

(2) 铸造大面额的钱币典型事例就是西汉时期的王莽, 公元7年到公元14年, 王莽一共进行了多次币值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 大面值不足钱, 小面值需钱。提高货币表面价值, 实际引起了货币的大幅贬值。“一刀平五千”是王莽在公元7年, 进行的一次币制改革时, 发行大额货币。他将一刀平五千的“一刀”二字错金, 并且当五千枚五铢钱使用, 因此“一刀平五千”也被称为“金错刀”, 同时还发行了契刀五百、大泉五十这种虚值大钱。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政权后, 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 废除“金错刀”和“契刀五百”这两种虚值大钱, 以及汉朝使用的五铢钱, 发行“小泉直一”, 这也直接导致了王莽政权信用的丧失。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 将钱币分为六等二十八品, 使得币制更加混乱。王莽又废除大、小钱, 另推行五铢货泉、二十五铢货布两种。但货币换算比值仍不合理, 而且冗繁, 是一种露骨的统治阶级对老百姓的剥削。

(3) 钱币的金属成色被降低统治阶级为了敛钱, 因此会改变金属成分, 减少贵重金属的比重, 后期出现的铁钱、铅钱等说明了这一点。例如, 宋徽宗时期强行推行“夹锡钱”和“夹锡铁钱”。

2、劣币驱逐良币的形式劣币的出现, 往往会伴随着物价飞涨, 通货膨胀, 人们会选择贮存成色好的货币, 流通成色不好的货币, 进而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本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劣币驱逐良币大概有以下四种形式:

(1) 金银币互相驱逐在中国, 早在公元前2世纪, 西汉的贾谊曾指出“奸钱日繁, 正钱日亡”的事实, 这里的“奸钱”指的就是劣币, “正钱”指的是良币。

(2) 不足值铜币驱逐足值铜币当良币和劣币还可以共同等价的流通时, 流通界会逐步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人民群众保留储存成色高的货币 (贵金属含量高) , 使用成色低的货币进行市场交易、流通。许多商人甚至会以高价劣币换取良币, 并大量运钱出境。

(3) 铁币驱逐铜币五代十国时期, 铁钱曾被南唐李后祖用于和铜币并行于市场, 藏匿铜钱成为民间流行的事情, 有人会为换取一个铜钱, 而花去十个等额的铁钱。

(4) 纸币驱逐铜钱进入了纸币流通的时代, 货币的不足值性更加明显, 纸币的成本低、便携等优点使得铜钱退出了市场。在现今社会, 例如香港流通货币中, 同时有十元纸币和十元硬币。由于十元硬币较容易伪造, 而且较重, 携带较不方便, 被视为劣币。如果一个人同时有十元硬币和纸币, 他会优先使用硬币, 导致劣币流通量较良币高。

三、劣币驱逐良币的启示

劣币驱逐良币, 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开始时, 统治阶层会垄断货币的发行权, 强制人民使用劣币, 为国家财政提供方便, 但要注意, 如果无休止的剥削人民, 那么, 良币和劣币会各行其是, 甚至会出现旧王朝的覆灭与新王朝的诞生, 新的王朝来整顿规范市场上的货币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说:“几百年来君主不断伪造货币, 是铸币重量实际只剩下一个个名称”。不论货币是减重、虚值、还是成色降低, 都是货币材料的价值远远低于法定价值, 这产生了货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的相脱离。正如马克思所说:“同名的货币, 具有了不同的价值, 因为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 因此, 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所谓的劣币是一种价值符号。从货币的长远流通与稳定流通来看, 经济规律会使得良币回到交易市场上, 剥削人民群众的货币制度必将被取代。

摘要：本文首先解释了什么是劣币驱逐良币, 并分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条件和基础。其次, 阐述了我国历史上劣币出现的类型, 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表现形式。最后说明了劣币驱逐良币对我们的启示。本文结论, 通过考察中国货币史的发展以及朝代的更替, 认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于我国, 而且这种现象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只有在合理的货币制度下, 国家必须有更加有力的手段保障其法偿性, 符合经济交易需求的货币才能被长久的使用。垄断货币发行权而剥削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做法是有限的, 这种做法终究是会被淘汰的。

关键词：劣币驱逐,良币,法偿性,中国货币史

参考文献

[1]、蒙代尔《格雷欣法则在货币史上的运用和滥用蒙代尔经济学文集 (第六卷) 》[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2]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M]人民出版社1984

[3]、周骏王学青《货币银行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郝峪铎对中国铜铸币时代通货膨胀的思考[J]时代金融2008

[5]、陈彦华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现象分析[J]商业现代化2006

[6]、祁继华中国铜铸币时代的通货膨胀—从金融学角度分析通胀历史及其现代意义[J]经营管理者2010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 篇6

1. 康熙、雍正时期的新疆屯田。

清政府在新疆进行屯田事业始于清与准噶尔贵族的战争, 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四月, 谕以策妄阿喇布坦二千兵前来, 被哈密回子额敏并游击潘至善等[1]顺治、康熙朝卷, 362, 此战虽然取得胜利, 但军资耗费巨大, 康熙皇帝深感“凡行兵机务, 靡不周知, 今欲用兵, 兵非不敷, 但虑路远, 运饷殊难”[1]顺治、康熙朝卷, 363, 于是便决定在西北地区开设西路、北路、新疆三大区域, 由付尔丹、苏尔德、富安宁分管科布多、巴里坤、关西三地的屯种管理事务。

清政府对准噶尔贵族的作战方针是“服则合, 叛则伐”。该方针也反映在屯田的形式上, 最早开始军屯, 即兵屯, 康熙五十四年 (1715) 七月, 今据费扬固等疏言, 据称苏勒图哈拉乌苏、拜达拉克河……布拉罕口、乌兰固木等处, 俱可种地, ……应派善种地之土默特兵一千名[1]顺治、康熙朝卷, 373。随后绿旗兵便开垦科布多、乌兰固木、布延土郭儿等垦区, 随着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的战事频繁, 此时屯田局面并不稳定。雍正三年 (1725) , 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达成和解, 清军收缩于拜达里克一线, 撤出巴里坤、吐鲁番一线, 屯田也随之撤销。其北路屯田基本维持一定的规模和产量, 西路清军也在巴里坤屯田。康熙六十一年 (1722) 五月, 巴尔库尔耕种青稞, 用过籽粒二千石, 至秋成, 或可获粮二万石[1]顺治、康熙朝卷, 473, 屯田收成全部上缴国家, 再由国家统一供给屯军口粮。

为确保粮草运输及时供给, 清政府实施军屯之时, 还在清军驻地兴办其他形式的屯田, 即犯屯。康熙五十七年 (1718) , 康熙皇帝指使付尔丹在北路军实施犯屯, 开始将原发黑龙江的罪犯解来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地屯垦。此后, 犯屯一般独立设置, 受军队节制, 收获充军。犯屯主要分布在北路犯屯和西路, 随着北路乌兰固木等处的发展, 劳动者需求相应增大, 清政府既增派绿营兵, 又将原发遣东北边地的罪犯改发北路军营屯田。同年, 清政府即已酌定条例, 将遣犯改发北路科布多、乌兰固木地区, 此时新疆犯屯则在西路兴屯之初, 主要由绿营兵、汉人和维吾尔人组成, 开办犯屯旨在为清驻军提供军粮。

此时的回屯最早兴办于哈密, 康熙五十七年九月 (1718) , 回子扎萨克额敏所种之地塔尔那沁地方, 种过籽粒所余青稞[1]顺治、康熙朝卷, 424, 康熙六十一年 (1722) , 现今吐鲁番驻兵种地, 多积米粮, 甚属紧要, 蒙圣恩赏给吐鲁番种地人等牛羊, 又令哈密回人等一并垦种[1]顺治、康熙朝卷, 471, 哈密回屯迅速发展, 雍正五年二月 (1727) , 封哈密扎萨克达尔汉白克额敏为镇国公, 赏银一千两, 其下种地回民四百人, 各赏银两布匹, 以口外开垦, 著有成效也[1]雍正朝卷、乾隆朝卷一, 60。北、西两路清军也有捐屯, 康熙五十八年十月 (1719) , 再查主事达里等, 捐种青稞一千八百十六石……, 其在图呼鲁克、塔尔那沁等地, 捐种人等应交之谷, 著侍郎海寿, 令捐种人等以己力运送至营。”[1]顺治、康熙朝卷, 439捐屯地方官员富绅自愿出资筹办劳力、籽种、工具, 粮食收获作为军粮上缴国家, 并由捐资者出资运往清军驻地, 因捐种屯田受限颇多, 并没有维持多久。

2. 康熙至雍正时期新疆的移民开发。

康熙、雍正时期在西北屯田之际, 移民随之展开。但移民区域主要是嘉峪关以西到哈密这一地区, 新疆地区的移民仅限在哈密地区。因该地区地处河西走廊西端, 北连大漠, 南通西海, 是蒙古草原与青海、西藏交通的要道, 清政府与准噶尔战争开始后, 这些地区便成为清军的后方基地, 因战事所逼, 移民开发随之开展。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六月, 尚书富安宁疏言, 甘肃地方今年田禾茂盛, 秋收可期, 各处民人俱具呈欲往口外并哈密地方, 以及驻兵之处贸易者, 一百四十余起, 请令地方官给予出口印票, 以便前往[1]顺治、康熙朝卷, 389。次年 (1717) , 清政府便组织甘肃无地贫民集中移送嘉峪关以西到哈密这一地区屯田。

除了清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屯田外, 移民自发垦荒迅猛发展, 这些移民为客民。雍正十年九月 (1732) , 陕甘经略军务鄂尔泰, 条奏边地屯田事宜, 客民首报地亩, 应分别给予工价……屯田各处, 一应雇募夫役, 添补农具, 以及散工价, 收获禾稼等事[1]雍正朝卷、乾隆朝卷一, 212。清初在新疆移民屯田是西北屯垦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解决了清军军粮供应和开发河西, 又巩固了清政府对哈密地区的有效军事管理, 通过军事手段进行屯田移民来获得政治影响, 这是历代中央王朝成功经营边疆的有效手段。这种移民带有军事性质的, 属于军事移民。

二、乾隆时期的新疆屯田及其移民

1. 乾隆时期的新疆屯田。

乾隆时期的新疆屯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仍以军屯 (兵屯) 为主, 原因主要是平定准噶尔部的军事斗争并未完全停止,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九月己巳, 定边右副将军北惠等奏, 前奉旨令于伊犁附近地方, 酌量派遣绿旗兵丁屯种。查自巴里坤, 至济尔玛台、济木萨、乌鲁木齐……俱有地亩, 可资耕种, 伊犁附近地方, 约有万人耕种地亩[1]乾隆朝卷二, 374。此时, 犯屯也在乾隆时期继续进行,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 (1758) , 从前御史刘宗魏条奏, 经军机大臣及该部议准, 著为定例, 盖因向来免死减等人犯, 原有发遣黑龙江等处为奴者, 今西陲既定, 巴里坤久属内地, 则改发人犯, 原与黑龙江等处无异, 后经军营办理屯粮大臣等, 拘泥发往屯种之一语[1]乾隆朝卷三, 79。同年, 定私铸案内情轻缓决之犯, 照强盗免死减等发遣例改发巴里坤种地[2]341。获准后刑部迅速拟定发遣新疆条例, 据《新疆条例说略》载, 拟定的发遣新疆条例共20余条。乾隆二十四年 (1759) , 吴达善奏, 发遣巴里坤人犯妻小, 到甘递解, 所需口粮车辆, 殊多糜费, 请饬令各省暂停佥解一折[1]乾隆朝卷三, 291。

当时新疆战事未停, 难以大规模安置遣犯,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 (1760) , 所有免死减等发往巴里坤安插之犯, 暂行停止, 以免兵役押解及沿途口食之繁[1]乾隆朝卷四, 18。经济上的屯垦是与政治上的设置驻兵相继展开, 清政府把“屯垦开发、以边养边”作为治理新疆的基本策略,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 (1760) , 据杨应琚奏, 总之新疆自应次第经理, 不可懈弛, 亦无庸急遽, 惟各就本地情形……以为设官屯田之用, 殊属无谓[1]乾隆朝卷三, 441。

由此可见, 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时, 就遵循“武定功成, 农政宜举”思想, 在新疆地区大兴屯田事务。由于战后天山北路农业基础比较薄弱, 地旷人稀, 耕牧俱废, 清政府便集中开发天山以北地区, 屯垦活动除了军屯、遣屯、户屯 (民屯) 之外, 还采取具有本地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回屯和旗屯等两种形式。在平准战争中, 伊犁地区的塔兰奇人大部分逃走, 但耕种的遗迹还在,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 (1760) , 阿桂奏, 伊犁驻防屯田, 皆必须办理之事, 若酌派回人先往屯田, 再添驻官兵, 增派回众, 即易为力, 请早为调拨起程等语[1]乾隆朝卷三, 413。此时, 旗屯是随着新疆军府制度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 清政府从徐州、庄浪、西安、宁夏、热河、盛京、黑龙江等地抽调了满族、蒙古人及其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索伦等各族官兵近2万名携眷驻防新疆, 这些官兵及其家属构成了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 其中清政府对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于乾隆三十二年 (1767) 实行旗制管理, 使四营在编制形式上与满营划一。

2. 乾隆时期的新疆移民。

这一时期移入新疆的农业人口主要来自五个方面:绿营兵屯, 内地民户, 南疆维吾尔族农民, 内地流遣人犯, 移驻北疆的部分八旗兵丁[3]47。回屯和旗屯及其移民是迁徙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和移驻北疆的八旗兵, 绿营兵屯则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最为常见的一种屯垦形式, 乾隆中期的绿营兵屯先后在哈密、吐鲁番、巴里坤三地, 然后自东向西发展。南疆动乱平息后, 原来在南路的屯田兵丁、守城官兵及部分乌鲁木齐屯兵大量派往伊犁, 兵屯规模迅速扩大。户屯也与移民大量出关相关, 向新疆迁徙内地人口以充实新疆本地农业人口是清政府既定的方针。乾隆二十六年八月 (1761) , 乌鲁木齐收获粮石甚多, 除足敷兵丁口食外, 尽有余积……或令腹地愿往无业流民, 量为迁移, 则垦辟愈广, 内地既可稍减食指之繁, 而该处粮石亦不致陈积, 自属一举两得[1]乾隆朝卷四, 59。乌鲁木齐便作为内地无业流民大规模出关垦屯的迁移地, 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地区也相继开展屯田活动, 这种以户屯为代表的民间开垦受到清政府重视, 因户屯比兵屯具有更大的适应性、持续性和生命力, 更能促进一个地区农业的长远发展。

三、康熙、雍正至乾隆时期新疆屯田移民的历史作用

“移民实边”思想经历近两千年的实践, 它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意义。清政府一直将屯田作为军事要略, 康熙、雍正到乾隆前期, 新疆屯田逐渐由军屯向民屯的转变, 体现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地区的一种务实态度。清政府从西北疆防务的战略高度, 移民实边, 守土固疆。随着农业移民的源源进入新疆, 多种屯垦形式在新疆天山以北地区积极开展。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军府统治;移民开发了天山北路地区, 使粮食增加, 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移民实边有利于新疆当地经济发展, 巩固祖国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不可否认, 当时不合理的耕作和过度开采, 也造成了新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摘要：清代新疆屯垦创始于康熙时期, 发展于乾隆时期, 并且移民实边与屯垦活动是分不开的。本文通过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新疆屯田移民, 来说明这一时期新疆屯田移民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康熙、乾隆时期,屯田移民,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1]《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M].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9.

[2]高健.清三通与续通考新疆资料辑录 (上册) [M].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 篇7

常修泽：你提的问题意义重大，正是我们都非常关注的。着眼于未来，下一阶段中国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战略?确实很值得研究，我们相互交流吧。我想从三个层次来谈这一问题。

一、经济改革的目标任务还远未完成

首先从对改革进程的判断谈起，这是立论的基础。根据个人的调查和了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判断，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在曲折中展开的，有进展，亦有缺憾。进展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1992年所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任务，有好几个大的方面还没有完成。我的归纳，主要有三大差距：第一，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尚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比较滞后。从产权结构看，垄断性行业基本上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我最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最新数据作了计算，从2010年有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民间资本进入具有明显的有限性。如社会普遍关注的铁路运输业，仅占2.1%;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也只占3.7%;特别是航空运输业，2008年为2.5%,2010年反而下降到仅占0.5%。这组数据还是在国务院两次提出“非公发展36条”之后的新数据，可见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之艰难。第二，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及其它资源、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虽然最近在存款利率浮动方面有所启动，但总体分析，各类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地价、资源性价格等)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的状态。第三，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一些政府部门仍然通过诸如审批、收费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政府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如热衷于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但是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督方面又存在严重的“缺位”，需要认真反思。

宋宏：目前仍有一种舆论，认为当下经济领域出现的矛盾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头引致的，认为金融危机证明市场有太多失灵，为此必须不断加强政府干预，把经济纳入政府主导的轨道。这些观点或是误读历史经验，或是不解时代规律，不足为训。但是，它们确实障碍了改革。那么，经济改革处于“胶着”状态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常修泽：据个人观察研究，我认为有三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改革受到现存利益格局的掣肘。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改革如此艰难?因为垄断行业受到有关力量的牵制。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学界一再呼吁要改革审批制，但是为什么真改审批制又如此艰难?归根到底，是因为依赖审批制寻租的力量不那么痛快。政府有些部门热衷于揽审批之类的“事”，实质在一个“欲”字。第二，如你所谈到的，这里有思想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一种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的实质简言之，即是要“社”不要“市”。这种理论被斯大林推向实践，造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灾难性的厄运。另一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但是要“市”不要“社”。两种主张呈两个极端。因此，探讨21世纪初叶中国思想界的精神障碍，需冲破两种牢笼。由此使我想到，21世纪人类文明，必须打破“双重奴役”：集权主义的奴役;自由主义经过异化构成的新的奴役。第三，具体操作本身也有值得内省的地方。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大目标是正确的，但在一些具体领域，还存在一些操作性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改革，理想的目标是将国有企业定位于公益性，但现实状况却相当复杂。在2010年全国11.4万户国有企业、64万亿总资产中，哪些属于公益性的，需要按照公共性原则来运作;哪些属于竞争性的，需要逐步予以调整，迄今并没有划分清晰，以致造成公益性和市场性的混淆。再比如住房，前些年对于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制度安排也不像现在这样清晰。在以上三点中，关键是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可以这样说，不打破既得利益的格局，深化改革势必很难。

就你说到的障碍改革的问题，我还想说，应该注意近年中国改革领域出现的三点新情况。其一，围绕是否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的改革问题，再次出现争论。一些领域的改革有所停顿。其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权力与资本合谋、权力与利益交换”的严重腐败和种种不公正现象。如何排除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干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新的战略问题。其三，转轨的“三不足”，即转轨动力不足;转轨队伍不足;转轨共识不足。这三点新情况值得共同思考。

二、“超越性”改革战略的三个基点

宋宏：党的十八大后，深化改革理应有新突破和新进展。要实现“攻坚”，要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今后的经济改革无疑需要战略思路与筹谋。我想请教您，对改革的大思路有什么思考?

常修泽：下一阶段，建立更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更大范围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新体制，需要有新的超越。就是说，不应再是前一阶段思维定势的简单延续和惯性运作，而是需要基于新情况、新矛盾，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来构建更大范围和更高境界的制度框架，以此来促进中国的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下一步需要提升为更具时代“大智慧”、更有宏观“大视野”的“超越性”改革战略。

宋宏：我读过您发表的《论“超越性”改革战略》的文章，您在文章中说，超越性改革战略有三个基点：上见天光，下接地气，中立人本。这真是生动形象而又富于中国哲学语境的比喻。

常修泽：是的，我用这三句话来概括超越性改革战略的基点。

首先说“上见天光”。我所谓的“天光”，是指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我觉得，现时特别需要关注两道“天光”。第一道“天光”是现代市场经济。21世纪第一个10年，国际国内都出现一些新情况，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进入衰退，迄今依然未能摆脱困境。在此背景下，市场经济受到新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已“陷于绝路”。但这是否意味着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真的“陷于绝路”?我的答案是“否”。中国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方面，我们苦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另一方面我们又苦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东西。尽管市场经济有种种弊端，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从总体上说，中国还是市场经济培育“不及”的问题，因为“不及”就要推进“到位”，所以应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不能动摇。第二道“天光”是社会公平正义。2011年世界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伦敦骚乱”、“阿拉伯变革”等事件，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尽管各地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其中发达经济体的民众主要不满于经济不公平，而发展中经济体的民众除了不满于经济不公平外，还不满于政治不公平。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另一道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光”，可以说，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中国应当顺应这股潮流。

其次谈“下接地气”。“地气”指的是中国改革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我把这归纳为国情、民意和环境三个方面。第一看国情。从历史看，中国是个封建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封建特权依然存在，历史欠债较多，改到深处会面临一个“潘多拉盒子”。从现实看：一是中国仍处在不发达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二是坚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旗帜不能放弃;三是我国是13亿人口大国，基本公共服务任务艰巨;四是国家尚未统一，不仅台海两岸之间，而且大陆边疆也需防止分裂。这些都对改革，特别是改革中枢带来相当严峻的考验。第二看民意。目前国民比较集中的是三大意见：一是社会腐败严重，特别是官员“寻租”行为令人忧虑，已接近社会的容忍底线;二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除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外，因机会不均等和分配过程的不公正而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三是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例如在征地、拆迁和社会治理中的矛盾比较尖锐。民意不可违，对民意必须积极回应。第三看环境。近年来资源耗费，环境恶化，生态灾害频发，“绿色”群体事件不断爆发。四川德阳什邡群体事件中，90后中学生成为骨干，值得重视。环境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地气”。

再次谈“中立人本”。我指的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作为改革根本导向”。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对于作为根本导向的“人”作过论述。现在，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凸显，如何使人活得有尊严，成为时代的主题。

宋宏：我记得您在书中说了“人”的三层含义：横向上“全体人”，纵向上“多代人”，内核上“多需人”。

常修泽：强调“人本”是有针对性的。一是针对“物本”，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物本主义”倾向。到底是单一的唯GDP挂帅，还是更加注重人的发展?我提出“人本体制”正是旨在克服传统的“GDP至上”的“惯性运作”。二是针对“官本”，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官本位社会”而非“公民社会”，最大特征是重“权力”而轻“权利”。好的体制必须尊重并保障公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特别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拒绝“民粹”。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

三、新一轮经济改革战略的大思路

宋宏：我在一次与中国社科院学者座谈时提出，十八大后中国经济改革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要讲求系统性、整体性、均衡性，切不可再搞以部门分割为特征的“碎片化”方式，否则改革的僵持局面就不可能打破，改革也不可能有整体推进的效果。

常修泽：我赞同你的观点。我的考虑，今后体制改革应该包括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寻求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改革新思维;二是开拓“天、地、人”三位一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新视野;三是确立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环式改革”的大框架。

第一，寻求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要敢于并且善于在“两个鸡蛋上跳舞”。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思维，重点是就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言的。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和属性来说，它应该是以机会平等、地位平等、交易规则平等作为基础的。如果背离了这几个平等，就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的宏观决策层需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要兼顾两个方面，并把握“两个鸡蛋”的均衡点，而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如果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倒退;如果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动荡。下一步中国的改革，一方面，要坚定地按照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走下去，不能动摇，推进到位;另一方面，讲究公正化，实现公平正义，而且要找准“双线均衡”的点。坚持这一取向，可以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

第二，要有“天、地、人”产权制度的新视野，实现产权制度和价格制度的“攻坚”。我提出过一个“天地人产权论”，认为当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容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继续坚持“技术创新线路”和“结构调整线路”外，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天、地、人”三界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在体制上做文章，特别是在产权制度和价格制度上探索，寻求“天、地”与“人”和谐发展的制度安排。

先看“天”(环境)。针对环境领域的产权缺失，应着手建立“环境产权制度”，这是我在近年来一直着力探讨的命题。其制度框架为三大支柱，即环境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制度。环境产权的实质是“环境人权”问题。中国应尽快而且鲜明地打出“环境人权”的旗帜，以便在世界上占领制高点。

再看“地”(资源)。针对资源领域存在的“产权残缺”，我认为要重点完善“五项权能”，即农民土地经营的流转权、林地经营权和林木转让权、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水资源产权、海洋“用益物权”。通过以上努力，建立一套完备的资源产权制度。与此同时，针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方面存在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价格水平不能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及资源稀缺程度等问题，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发挥价格对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的杠杆作用，更好地促进资源节约及有效利用。

最核心的是“人”，我强调“每个人”。人是发展和改革的“本体”，要承认、尊重并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只有构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产权制度框架，才能使改革走向新境界。

第三，整体推进“五环式改革”，要有知难而进的决心。中国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而且需要全方位地转变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方面发展模式。一个是体制模式，一个是发展模式，都得出同样结论。我把“五环改革”的内容归纳为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化交融，天人合一”。这里我想强调其中的两个“环”。

一个“环”是社会改革，下一步改革迫切需要的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第一，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第二，建立利益表达协调机制，拓宽群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注重建立矛盾的预防和调解机制，尽量把矛盾化解在初始状态。第三，要按照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对社会组织认真培育和管理，支持社会组织依法自主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近年来，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积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取得了新鲜经验，例如用“对话”来替代“对抗”，用“维权”来促进“维稳”等，这才叫超越性改革。

再一个环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下一步改革绕不过去的关口。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官员个人和家庭收入及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这对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切实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有用;二是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以及市场监管;三是改变地方政府权力的“来源结构”，结合政府自身的改革，逐步改变权力由上级“任命制”的“来源结构”，使权力真正来源于“公民的授予”。这一点，可先从基层乡镇和县级政府开始，由此倒逼他们从追求“上级赏识最大化”转向追求区内“公民拥护最大化”。这种改革如果一时难以在面上展开，可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通过逐步推进，“墨渍扩散”，来解决面上的政府权力来源结构问题。

宋宏：我感到，就改革而言，可谓是“知难行亦难”，问题在于要有决心与决断。

常修泽：是这样。若将改革新战略付诸实施，操作层面可能会面临一些障碍。比如，一些人会认为“时逢盛世，可惯性运作，何需超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改革有风险，甚至会翻车，宁可维持现状，击鼓传花”。因此，实施改革战略不仅需要“有容乃大”的胸怀，而且需要“知难而进”的决心，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