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精选12篇）
中国历史学 篇1
一、中国历史学的内容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层政权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政治史从研究政权更替、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政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模式，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
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二）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包容。
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独立性的基础。所以，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立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第二，历史学的独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第三，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唯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一）培养多元化观点。
史学家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反对用欧洲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作为模式来匡正、臧否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本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相的研究体系。在美国科学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全部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树立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
（二）坚持历史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原则。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文化的一体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线条、多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形成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资格。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否则就会最终陷入不可知论。需求普遍主义的结构，是西方新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多样性的历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实的历史，以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经验解决一体化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文明单一化的倾向。因此，阐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三）与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建立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
重新定向中国史学的关键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其传统学术借助西方的话语系统向现代转换，既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生命力长久的理论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经验的结晶。另外，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意识到西方的话语系统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
（四）中国史学的研究应具有世界的眼光。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求得持续的发展与进步，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都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世界。从20世纪5O年代起，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高度重视的一个误区，即视野狭窄，抛开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国史学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狭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解答中国历史发展嬗变的特殊动因及其规律，以期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及客观的评价，更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动中国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接轨，促进和国外同行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消除长期以来在世界史研究中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与歧视。这是中国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胸中有中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可眼中无世界。
中国史学要重新定向，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当然，在传统史学遗产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重要的是，在传统史学中，蕴含丰富的智慧和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都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只要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则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借助和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史学遗产，积极引进，“洋为中用”，密切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对话，以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学潮流和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服务。
摘要：近代, 新史学成为中国学人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 可是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取径却各不相同。为了后来居上, 此前的新史学也往往被当做不破不立的对象。本文分析了历史学的涵义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探讨了历史学越来越模糊的原因及方法。
关键词：中国历史学,界限模糊,社会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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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 篇2
一、原始社会（约170万年前到约公元前21世纪）
约170万年前 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元谋一带
约70-20万年前 北京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
约1.8万年前 山顶洞人开始氏族公社的生活
约0.5-0.7万年前 河姆渡、半坡母系氏族公社
约0.4-0.5万年前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
约4000多年前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
二、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夏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2070年 禹传予启，夏朝建立
商 公元前1600 年到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1600年 商汤灭夏，商朝建立
公元前1300年 商王盘庚迁都殷
西周 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
公元前1046年 周武王灭商，西周开始
公元前841年 国人暴动
公元前771年 犬戎攻入镐京，西周结束
春秋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
三、封建社会（公元前475年到公元1840年）
战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356年 商鞅开始变法
秦（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
公元前221年 秦统一，秦始皇确立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
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
公元前207年 巨鹿之战
公元前206年 刘邦攻入咸阳，秦亡
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 楚汉之争
西汉（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
公元前202年 西汉建立
公元前138年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公元8年 王莽夺取西汉政权，改国号新
东汉（25年到220年）
25年 东汉建立
73年 班超出使西域
105年 蔡伦改进造纸术
132年 张衡发明地动仪
166年 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到中国
184年 张角领导黄巾起义
200年 官渡之战
208年 赤避之战
三国（220年到280年）
220年 魏国建立
221年 蜀国建立
222年 吴国建立
230年 吴派卫温等率军队到台湾
263年 魏灭蜀
265年 西晋建立，魏亡
西晋（265年到316年）
280年 东晋灭吴
316年 匈奴攻占长安，西晋结束
东晋（317年到420年）
317年 东晋建立
383年 淝水之战
南北朝（420年到589年）
420年 南朝宋建立
494年年到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隋（581年到618）
581年 隋朝建立
589年 隋统一南北方
605年 开始开通大运河
611年 隋末农民起义开始，山东长白山农民起义爆发
唐（618年到907年）
618年 唐朝建立，隋朝灭亡
627年-649年 贞观之治
713年-741年 开元盛世
755年-763年 安史之乱
875年-884年 唐末农民战争
五代（907年到960年）
907年 后梁建立，唐亡，五代开始
916年 阿保机建立契丹国
北宋（960年到1127年）
960年 北宋建立
1005年 宋、辽澶渊之盟 1038年 元昊建立西夏
11世纪中期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1069年 王安石开始变法
1115年 阿骨打建立金
1125年 金灭辽
南宋（1127年到1276年）
1127年 金灭北宋，南宋开始
1140年 宋、金郾城大战
1206年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
元（1271年到1368年）
1271年 忽必烈定国号元
1276年 元灭南宋
明（1368年到1644年）
1368年 明朝建立，元朝结束
1405年-1433年 郑和七次下西洋
16世纪中期 戚继光抗日倭
1553年 葡萄牙攫取澳门居住权
1616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28年 明末农民战争爆发
清（1636年到1911年）
1636年 后金改国号为清
1644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亡
1662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1673年 三藩叛乱开始
1684年 清朝设置台湾府
1689年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771年 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
1839年 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年-1842年 鸦片战争
1842年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9世纪四五十年代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1851年 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6年-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 《爱珲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1860年 《北京条约》的签订
19世纪60到90年代 洋务运动
1864年 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83年-1885年 中法战争
1894年-1895年 甲午中日战争
1895年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19世纪90年代 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1898年 戊戌变法
1900年 义和团运动高潮,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1年 《辛丑条约》签订
1905年 中国同盟会成立
1911年 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
四、近代史
民国（1912年到1949年）
1912年 中华民国建立
1913年 二次革命
1915年 新文化运动、护国运动开始
1916年 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年 五卅惨案、五卅反帝运动爆发
1926年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南昌起义
1928年 井冈山会师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1934年 红军长征开始
1936年 西安事变
1937年 卢沟桥事变，日军南京大屠杀
1940年 百团大战
1941年 皖南事变
1947年 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
五、现代史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1年 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 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
1953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6年 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 改革开放
1992年 邓小平讲话，加快改革开放
1997年 香港回归
中国历史学 篇3
关键词： 历史研究 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 整体观
一、引言
《中国历史研究法》全书结构清晰，条理分明，语言生动。全书分为八讲，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一开篇就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这个问题，最后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主要内容，以文化为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释方法和呼应论点”这样的思路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读者醍醐灌顶。此书有助于帮助读者提高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理解整体史观的重要性，从而促使更多人思考中国历史研究中整体观的由来和根源。
二、中国历史研究中整体观根源
（一）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观。
钱穆先生提出“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因为历史讲了人的本源和来历，知道中国史，才算是中国人，才算明白中国人的特异性、真实性和优良性。由此可见，学史的目的是了解人和人性。因此，了解古代史和现代社会并不矛盾，历史的借鉴指导意义始终存在。
中国古代哲人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把人和世界对立起来。中国古代哲学起源于巫史，在经历了“绝地天通”、“武王克商”等历史事件之后，天命神学信仰体系开始动摇，最终崩溃。中国哲学萌芽有几个代表性事件，叔兴论“吉凶”，史伯论“和同”，伯阳父论“地震”及史墨论“陪贰”等，这些史官、大夫们摈弃旧式巫史的神秘论，开始理性地阐释自然和社会现象。此后，占天卜地和宗教神学等方式渐渐被抛弃，这些新式哲人慢慢打破了由巫史垄断的神坛和政坛，促使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分离，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样式——中国哲学思想。由于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迫切需要一种较为全面和圆满的解释系统来支撑彷徨的内心世界，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哲人提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推天道”的目的是要为“人事”给出说明，其核心在于人事。中国哲学带有鲜明的入世特征，这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了中国哲人饱含忧患的意识，以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中国文人的自觉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中国文人的学术理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仰观象于天，俯察理于地，观鸟兽之父与地之宜”等观念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中国人以整体观看待世界，把人和天看做一体，并把万物看做阴阳交合。中国哲人怎样看待世界，就会怎样对待人与自然，也就会怎样看待历史。
（二）中国历代朝代结构呈现整体观。
我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频繁。各朝创建者考虑的头等大事就是确立国号，即朝代名称。通常，名称来由有五种：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创建者原有爵位或卦号；宗族关系；创建者政权统治区域或吉祥的寓意。俗语云：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觉得朝代变了只是皇帝换了，国没有变。这种整体观鲜明地体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年代歌里：“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钱穆先生提出：“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时期划断。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有本质区别，中国史一脉相承，历史和文化都没有断裂，改朝换代仅仅只是改变了国号，变换了统治者，主体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中国史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观，中国历代文人践行整体观。
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强调整体、统一、和谐，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时期的“万物一体”论，都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这种观念浸透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体现在诸子百家的作品当中。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哲学体系把天看做万物的本源和主宰，天地、万物和人是一个齐同的统一体。不论是儒家的“天”还是道家的“道”，都强调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统一，也就是天地、万物和人的统一和完整。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整体观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兼容佛教与道教精华于一体。由此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强调某一家或某个代表人物，因为只强调某一家或某个人而不谈整体观，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反映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再有，中国传统文人一直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家庭、国家和天下的统一，要想国泰民安，必须把自己的智慧及所学用于个人修养、家庭管理和国家治理，这种把自己融入天下，又把天下融入自己的胸怀一直被中国文人践行至今，成为中国文人及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结语
其一，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指导方法。中华文明历经磨难却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断，与它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其二，中国历史的沿革和发展与西方历史不同，我们的历史是整体无断层的发展，朝代的变化只是国号的变化，其主体一脉相承，这是理解中国历史要首先明确的前提条件。其三，中国历史是整体，是因为中国文化是整体，任何只强调某一家的学说都不全面，中国传统哲学培养出了中国传统文人，中国传统文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促使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融入社会，又把天道、人民和自然融入自身，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来看待个人和历史。
最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观给了我们一些现实意义的启示。中国学术传统讲究融会贯通，不鼓励分裂地看待问题，不论是言论还是观点，都需要有纵览全局的整体观。而且要认识到文化体现在历史事件和人身上，可以说文化即人生，研究人和历史离不开研究文化。再有，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但要注意分辨细节和异同，还要从大处着眼，以小见大，综合整体地考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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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 篇4
事实上, 通史意义上的“中国史”其主要内容和核心内容都是政治史。因为任何人类的历史活动不管是经济的、军事的还是文化的活动, 都是离不开制度的支配。而任何制度则都是是基于政治制度而产生。所以, 不管是传统的历史记述、评论还是现代历史研究活动, 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及演变的过程和影响。作为专业的中国历史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演变, 在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了解中去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 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社会发展的主导内容是什么?是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而所有的人类实践活动中, 政治活动是最具决定意义的。所以, 学习中国历史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是要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既是各种政治活动的载体, 又体现了每个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态。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那个时期社会活动的集中表现, 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人们的政治思想意识之上构筑的。这一点, 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学习与研究必然要置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与发展的总体之内。因而, 从政治制度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 可以认识历史上与政治制度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等历史现象。而学习和分析这些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历史学教学的重要方面。同时, 政治制度不是孤立产生和存在的, 是与它所处的时代的政治状况、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所以, 通过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习, 可以对历史上政治现象各方面的内容进行把握。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即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比较, 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制性尤甚, 持续时间最长。即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专制政治之进化, 其精巧完满, 举天下万国, 未有若吾中国者也。”造成这一现象具有综合原因, 有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 有传统思想中敬天畏神“天人感应”思想的支配, 有地理环境封闭所造成的缺乏对外交流因素的影响。但是更要看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中不断强化皇权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是把个人权力等同于国家权力的制度, 它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清王朝的宣统皇帝, 二千多年如一日的在中国实行。专制皇权一代代的承袭和强化是造成中国社会专制沉疴的重要原因。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与专制主义的强化是互为表里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 皇帝制度是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 专制主义以皇帝极权制度来维系其专制性。通过“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习就可以从制度与人事相结合的层面对这一现象有理解和深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如何让上层建筑适应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飞速发展, 也就是要通过对上层建筑的调整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使国家得到富强。可以看到, 历史上的政治制度都是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 也有不断变更的一面。成功的政治制度变革对于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通过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习, 可以理解不断推进上层建筑的变更以适应时代要求的必要性, 坚定推进政治制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同时, 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也告诉我们, 政治制度的变更有成功的实例, 也有失败的写照。政治制度的变革是比任何变革都要艰巨和复杂的变革,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不审时度势, 把握潮流, 就可能坐失良机, 使改革进退失据;不瞻前顾后, 全面度量, 变革可能会带来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变革的成败得失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 丰富的经验。通过“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习, 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最具有价值的作为历史教益的经验和启示。1980年,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中谈到现行干部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现象, 家长制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他明确指出:“种种弊端, 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这说明, 研究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可以提供有助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借鉴, 有助于反对封建主义残余, 推进建设现代化民主制度。所以, “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一个认知领域, 作为一门课程对于历史学专业学习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宏观层面上,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习可以开阔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深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认识, 帮助学生进一步树立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在对历史现象的认知上, 有的历史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诸方面的诠释并不能全面释疑, 但是如果从制度的层面去分析则可以得到更完整的理解。而从知识的构建上,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习可以充实学生制度层面的历史知识, 完善知识结构。同时, 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内容与中国思想史、法制史、军事史密不可分, 所以, 学习“中国政治制度史”对于我们全面掌握历史知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专业课程结构整体完善而言, “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程讲述的是从中国古代到近代政治制度构建发展的完整过程, 而这个过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以儒家思想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来看, 儒家思想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人们思想物化的结果。在中国古代, 长期占据统治思想的政治思想就是儒家思想, 这种思想被贯彻到政治制度中, 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精神支柱。儒家宣扬的伦理道德观念中子从父的关系被移植到政治制度里, 成为臣子无条件服从君主, 卑下无条件服从尊上的思想依据。“故以孝事君则忠”。皇帝端坐于龙椅之上, 臣子肃然站立在朝堂之下则来源于儒家历来强调的“尊卑有别”思想。儒家传统典籍《周礼》在思想意义上和制度设计上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三省六部制”, 虽然成熟于隋唐, 但是却是肇源于《周礼》。清代编撰的《历代职官表》就指出:“今之六部, 周礼典制綦详要。”所以, “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程教学与其它历史专业课程的教学活动密切联系, 互相对应。这样就可以从历史认知层面和历史知识积累层面与“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等相互补充, 相互参见。这对于完善历史学专业的课程体系, 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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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文孝经孔氏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
商朝灭亡的具体原因_中国历史学 篇5
据说，纣王喜欢饮酒，他凿地为池，池中注酒，酒上行船。纣王同姬妾亲众在池上划船饮酒。据说，他在宫内竖起像树林一样的木桩，上面挂满熟肉，叫一些陪伴他的人光着身子在这“肉林”里疯打疯闹。饿了就吃，吃了就玩。据说，他还大兴土木，造了一座鹿台。地基三里见方，高逾百丈。他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和美女们聚集在台上，宴饮狂欢，长达七日七夜，以至君臣姬妾都忘了日月时辰。残忍暴虐，荼毒四海。据说，他行炮烙之刑，用炭火把中空的铜柱子烧红，然后叫被残杀之人在上面爬行，烙得皮焦肉糊而死。
商朝到商纣王时已把自己的国家搞得很糟。他特别讲究阔气，尤其喜欢吃喝。他在王宫里设了酒池肉林。酒池就是凿一个大得可以行船的池子，里面灌满了酒。肉林就是在酒池边上竖立许多木桩，上面挂着烤得香喷喷的肉。纣王和贵族在酒池边上尽清地酗酒，到肉林一伸脖子就能吃到肉。
纣王特别宠爱一个叫妲己的女人。妲己尽想出一些坏主意，叫纣王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例如，她叫商纣王用一种炮烙的残酷刑罚来惩治那些反对他的人。炮烙就是用炭火把铜柱烧热后，强迫人在铜柱上爬，掉下来被熊熊燃烧的炭火活活烧死。
据说，他为了观察正在成长的胎儿，竟残忍地让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冻，竟叫人砍掉他的双脚，砸骨验髓。还有像是宠幸奸臣，重用小人，不敬祖先，不信忠良等种.种罪行，令人罄竹难书。后来，纣王失去士气和民心，终于被武王打败。他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他的妻子妲己也被武王送上了断头台。
纣王这样荒淫残暴，经常有人劝阻他，但他总是不听。他的异母哥哥微子启对他说：“我们这样拼命喝酒，败坏了先祖留下来的美德。喝酒使我们的百姓、大臣们都做出偷窃奸邪的坏事来，眼看我们殷朝就要灭亡了。”纣王不听微子启的劝告，微子启只得偷偷离开他。纣王的堂兄弟箕子也劝纣王，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叔比干好言规劝他悬崖勒马，他居然命人杀死比干，剖开肚子，取出心来观赏。纣王这样残暴，吓得谁也不敢再规劝他了。大臣们有的装病不出，有的虽上朝但一言不发。一些大官甚至偷偷地拿起商朝太庙里的祭器、乐器，投奔了周武王。
纣王对大臣们尚且这样残暴，对待老百姓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要造鹿台，就强迫老百姓去服劳役;他要喝酒，就随意把老百姓的口粮夺去酿酒;他要吃肉，就迫使老百姓没日没夜地到深山密林去猎取野兽;他的爱姬妲己喜欢看杀人，他就随便地把老百姓拉去砍头、剁足、剖肚子。老百姓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只好扶老携幼，哀号哭泣着四处逃亡。
纣王的暴政，使得商朝的统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时周武王在姜尚和他叔父周公旦的协助下决定进攻商朝。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领兵车300辆，虎贲(近卫军武士)3000人，士卒45000人，会合各小国部队，从孟津出发，向商朝都城朝歌进军。周武王在牧野，竖起伐纣大旗，在誓师大会上，历数纣王腐败荒淫、凶恶残暴的种.种罪恶，然后指挥大军向商军进攻。此时纣王正带着他心爱的妲己和宠臣在鹿台欣赏歌舞，饮酒作乐。当下属把周军进攻的消息告诉他时，他才慌忙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因商军主力当时正在东南地区对付东夷，一时调不回来，纣王只好临时把大批奴隶武装起来，共70万人，开赴前线，抵抗周军进攻。
食盐决定中国历史？ 篇6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不乏国外研究者，而日本的京都学派独树一帜，宫崎市定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宫崎市定的大多数作品都未能翻译引进。从这点来说，《宫崎市定中国史》或许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开端。
“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砌，应当是事实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构建的学问。”作为内藤湖南衣钵的继承者，宫崎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史的大背景中，按照古代（上古至秦汉）、中世（三国至五代）、近世（宋至明清）和最近世（中华民国以后）这四个阶段依次叙述。与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不同，宫崎将“经济景气”这个现代话语作为历代王朝演变的主要线索，用他的话说就是“经济史观”。宫崎的“景气”指标主要来自于货币和重要商品（如盐）的流通分析，以这种动态的周期变化来衡量中国历史得失。
阅读这部中国通史，不免让人想起黄仁宇和许倬云。这两位历史大家对“中国大历史”均长袖善舞，往往能从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维度，梳理出不同凡响地识见。相较之下，宫崎更偏重于经济视角。比如他在书中多次提到食盐对中国历史举足轻重的影响，要说失望，便是阅读之后感觉有些地方有点“食盐决定论”之嫌。这也是通史性质的史学著作的通病，历史是复杂的，通史很容易化繁就简，取其一点，不及其余。
中国公证的历史演进 篇7
1 中国古代公证的繁衍
我国古代的证明活动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经济已经很繁荣, 经济繁荣产生交易, 交易产生了证明的最初需求。周共王时期铜器《五祀卫鼎》铭, 记载了裘卫以田四田交换邦君厉田五田, 并请有关官员、证人参加, 签订了交换契约, 裘卫还铸鼎记载交换的全部过程, [1]上述契约订立的过程可以发现已经有第三方参与其中。在交易过程中, 为了防止空口无凭, 一般要立字为据, 因为文字是不容易讹误毁灭的证据, 立具契约文书时往住邀请当地有名望的人士或族人邻里到现场见证, 并让他们在字据上签字画押, 事后双方当事人不敢任意歪曲或者否认文书的内容, 这样可以起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作用。这些见证人被称为“中人”, 在历代书面契约中, 都可以发现中人作为第三方的身影参与契约订立过程中。
古代中人也被称为“任知”、“任者”、“旁人”、“时旁人”、“时证知”、“时人”、“见人”、“中见人”、“中人”, 明清时期最常见的称呼为“中人”, 中人可以意为中间人, 带有居中见证的意思。[2]对于当事人所签订的契约内容来说, 他不是契约中权利及义务主体, 因此, 中人实际上就是证明人, 他的证明行为就是民间私证行为。有了中人的参与, 交易行为变得相对安全, 而且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公证的雏形。[3]
虽然中人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其身影, 但是我国最早的公证机构直到宋代才出现, 根据史料记载, 我们将其称为“书铺”。宋代当时有两种职能不同的书铺:一种专以刊出售卖为主, 这种书铺也叫“书籍铺”、“书肆”、“书场”, 宋代以前已有之。另外一种专承办各种公证事务, 是宋代出现的新事物。
“书铺”专门办理各种公证业务, 如为他人代起草诉讼状、为案件当事人代写笔录成状, 证明供状的真实性、验证契约上签字的真实性、证明婚约、亦为参加铨试者和参选者办理所需的验审手续等。[4]
明清以后, 因为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商品贸易日益频繁。书契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典卖、质当、抵押等经济行为被法律化, 而私证活动也日趋活跃。针对动产买卖、租佃借贷、雇佣合伙等民事活动, 民间更加普遍采取私下订立“白契” (在税契前, 称为“白契”, 税契后, 因为文契上加盖了官府的红印, 故宋代称为赤契, 元、明、清三代则称为“红契”、“朱契”) 的方式, [5]不经税契印押, 而只邀请中人见证、签押。晚清逐渐效仿西方实行印花税制度, 以印花为“民间财产货物权利转移之确证”, 要求“商民私立契约必贴用公家印花为证”。光绪年间, 官吏奏请仿行泰西印税之制:“令民间买国制印花粘于各项契券字据之上, 以为纳税之证。有不粘者一切契券皆作废纸, 事发照例议罚, 遇有词讼, 宫不为理。”这样, 印花税就成了契约成立的法定要件, 印花既是纳税的凭据, 同时又是各种契券票据的法律公证。
明清是封建社会的后期王朝, 就民事法律而言, 既是中国古代民法的最后形态, 又是在向近代民法转型的过渡时期。尤其是清代, 在沿袭和遵循封建法制轨迹发展的同时, 已或多或少地吸收和含纳了一些西方法律的新元素, 近代的公证制度已经在萌芽。而在实践中, 明清时期私证所介入的领域较公证而言丰富得多、广泛得多, 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6]
2 清末引入公证
近代意义的公证制度是从欧洲开始的, 在中国则起源于贸易密集的晚清时期, 20世纪初, 即将土崩瓦解的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之下实行变法。沈家本等人完成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的证据内容中对于公证进行了相关规定。规定私证书以有当事人签名或经过审判衙门或公证人认证者为限, 有完全之证据力, 可以作为证据;若书证为公证书, 推定其为真证;还有对外国公证书应详细审查各种情形后做出真伪与否的判断的说明。如果诉讼代理书状为私证书的, 由审判衙门根据被告的申请或依职权要求有关官吏 (审判衙门公证人领事) 对其认证。这部法律虽未及审议颁布便随清王朝的灭亡而成为往事, 但“公证”一词确系首次在中国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 为后来公证制度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尝试。
3 民国时期公证制度的形成
1913年, 北洋政府发布的《登记条例》规定:民商法律行为或事实、不动产权者、法人或其他民商事团体者等等, 经登记后有完全的公证力, 此时的公证是“证明特定法律行为或其他关于私权事项宜的制度”, 目的在于“保护私权, 遏止讼蔓”。[7]1920年, 以保护私权、澄清讼源为目的的公证制度, 首先在我国东省特区法院实行。[8]早在我国东省特区法院未收回前, 公证制度其实施行已久。收回后, 考虑到俄侨习惯及其便利, 曾呈准前司法部批准, 公证制度继续有效适用于之前规定的社会经济生活事务中。1922年, 北洋政府公布的《登记通则》中规定:“对于民商法律行为或其他事实, 不动产权利, 法人或其他民事商事团体, 及法律规定其他应当履行登记手续的, 只有在登记后才具有完全的公证力。”但当时的登记机构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证组识。1943年3月, 国民政府公布了《公证法》, 同年12月, 颁发了《公证法施行细则》。此《公证法》共有五章、六十七条。对公证机关、公证人员及佐证员的资格、公证事项 (法律行为、私权事实) 、请求公证的手续、回避、公证文书生效的要件、作成公证书、认证私证书、公证费用的征收等都作了规定。其中, 《公证法施行细则》又分九章、五十七条对公证作了详细规定。《公证法》的内容与《公证暂行规则》相差不大, 不过, 随着认识的加深和实践的应用, 补充完善了之前法律规定未涉及到的公证员之资格和公证范围等事项。
4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证沿革
新中国建立以后, 公证制度在中国经历了创建、取消和重建的反复过程。
1949年2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旧法统 (含旧的公证制度) 被废止。中国现行公证制度创始于解放战争时期, 当时先后解放的哈尔滨、沈阳、天津、上海等城市根据市民的涉外需求, 在当地法院设立公证机构, 办理婚姻、亲属、委托、流转等契约文书的公证业务。1951年9月3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条例》规定, 公证由市人们法院和县级人民法院负责办理。1954年, 公证工作转归司法行政机关直接领导和管理。1956年7月, 国务院在批复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证工作的请示报告》及1956年9月19日在党的八大上, 董必武先生发言:“公证制度是认证机关团体和公证法律行为的一种良好制度”, 公证制度在国内全面推行。[9]截止1957年底, 全国已有51个市建立了公证处, 在553个市、县人民法院内设立了公证室, 652个县人民法院指定专人办理公证, 全年办证29.35万件。[10]
在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中, 司法部全体6名党组成员被打成“反党集团”, 受到错误批判, 然后1959年9月司法部被撤销。下面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包括公证部门也在劫难逃, 1959年公证机构被撤销, 除基于国际惯例办理少量涉外公证外, 公证业务基本停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的公证制度重新的得到恢复和发展。1979年, 司法部决定恢复重建公证制度。1980年2月15日, 司法部发出了《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知》, 3月5日又发出了《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知》, 9月19日至9月25日, 司法部召开了全国公证工作座谈会, 明确了重建公证制度和开展公证工作的方针和政策。1982年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民事诉讼法 (试行) 》规定了公证文书的证据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1982年4月13日, 国务院发布了《公证暂行条例》, 对公证的性质、业务范围、公证组织机构、公证员条件、公证管辖、公证程序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公证暂行条例》奠定了我国公证制度建设的法律基础。
1990年12月, 修订了《公证程序规则 (试行) 》, 2002年8月, 《公证程序规则》正式颁行。其间, 《继承法》、《担保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相继施行, 对公证的职能、法律效力进一步做出了规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公证体制和公证实践不断被突破, 也突现了中国公证立法的滞后。2003年3月, 中国公证员协会加入国际拉丁公证联盟, 标志着中国公证正在向世界融入。
2005年8月, 十届人大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中国在公证制度全面恢复了二十多年以后, 终于有了一部公证法。此时, 距中国第一部公证法成文己经过去了六十二年。
5 结语
我国虽于2006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但是这部法律还有众多不足。我国现阶段, 公证机构就存在着行政机关、事业体制、合作制三种性质的组织形式, 因“身份之困”、“性质之困”、“模式之困”、“体制之困”等问题不断涌现, 导致公证人员对公证前途何处何从充满迷茫, 我们只能寄望于不断吸取古今中外的公证立法和实践活动精华, 力图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证制度来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摘要：公证作为一种古老的法律制度, 它的发展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公证的宗旨是预防纠纷、减少诉讼, 因为公证有如此优点, 才能使其经久不衰。
关键词：公证,公证制度,中人,公证机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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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蔡煜:1950年代的中国公证事业发展的经验与思考——从《人民日报》报道说起[J].中国公证, 2014 (4) :69.
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 篇8
翘首等待三中全会“大新闻”的外国媒体, 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归纳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他们梳理着这块土地上那些雷厉风行的举措与抓铁有痕的成果, 认定“国际社会有理由期待从中国新一轮改革进程中找到合作机遇”。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新起点”。十八大之后短短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 用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 以作风建设提振全党精气神。励精图治的改革举措, 奋发进取的务实行动, 推动着中国现代化巨轮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开创了党和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开拓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形成了全党全社会的新风气。
这一年, 面对复杂形势, 中国主动调控经济增速, 赢得了经济运行的良好势头, 换来了发展质量效益的稳步提升。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四大指标一致向好, 速度、结构、效益同步改善。转型发展再出发, 中国经济航船穿越激流、动力强劲。
这一年, 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马前卒”, 转变政府职能释放发展内生动力。敢啃硬骨头, 勇于涉险滩,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程, 从财税制度试点改革, 到金融领域制度创新, 从创新驱动中关村科技引擎强劲轰鸣, 到开放引领上海自贸区阔步起航, 改革大业在深水区劈波斩浪、一路向前。
这一年, 八项规定新风扑面, 反腐倡廉铁腕治党。“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澡, 治治病”, 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教育实践活动蓬勃开展。剑指作风痼疾, 直击官场积弊, 8500多万党员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洗礼,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一系列举措, 为现代中国打造更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这一年, 民生改善难点变亮点。备受关注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强力推进, 酝酿已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笼, 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 与之密切相关的就业却创出历史新高, 民生投入增速高于财政支出增速, 诠释着“用政府紧日子换群众好日子”的理念。推进教育公平的举措在多地试水, 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大气污染防治让美丽中国从实处筑建, 多项民生举措让“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信念熠熠生辉。
这一年, 国际舞台上一系列精彩的中国亮相, 谱写了中国梦和世界各国梦想交织共鸣的恢弘篇章, 见证着中国外交新格局的确立。从咖啡飘香的拉美村庄到阳光明媚的加州庄园, 从风景如画的俄罗斯到骄阳似火的非洲大陆, 从驼铃声声的中亚大漠到鲜花锦簇的东南亚邻邦, 秉持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积极推进周边外交, “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 “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定表述, 向世界传递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胸怀。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向来重“势”。《孙子兵法》曰, “激水之疾, 至于漂石者, 势也”, “善战者, 求之于势”。这一年, 转型的力度势不可遏, 攻坚的勇气势如破竹, 发展的劲头势不可挡。有学者赞叹“开局之势, 来势宏大、气象喜人”。
没有盘点, 就没有发现。短短一年, 一个国家能向着未来走出多远?就让我们在盛会召开之际, 循着这一年的足迹, 重温这宏大开局的喜人收获, 回望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段历程。
自信, 托举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想
那些对未来中国充满疑问和期待的旁观者大概没有想到,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自己这一代人历史责任的勾画, 是从“梦想”的角度破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012年的11月29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观看《复兴之路》展。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中国梦”的铿锵宣示, 道出“接过这一棒”的领导者无比坚定的信心。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 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25分钟的讲话中, 9次提及“中国梦”, 44次提到“人民”。话音落处, 掌声如雷, 经久不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上任, 就把实现复兴大业定为施政方向、把成就中国梦想当做未来愿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唤起亿万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激发了中华民族“团结如一人”的归属感和进取心。
正如外国观察家敏锐指出的, “这个能在人们心中激起共鸣的目标”,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梦想是信念的代名词。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 深入阐释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 深刻揭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媒体评述, 这梦想蕴藏着绵延已久的“家国天下”情怀, 折射着13亿民众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 展现了35年改革开放之后, 这一代领导人不同寻常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顺应13亿普通中国人的新期待,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穿越现实迷雾的战略眼光和魄力, 一笔笔清晰地勾勒出深化改革开放、走向伟大复兴的目标布局和现实路径。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是实现梦想的必由之路。无论是2013年新年前夕的政治局集体学习, 还是莲花山上的缅怀、江城武汉的座谈、湘水之滨的探访, 习近平总书记无不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勉励, 鼓舞人们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中国, 是实现梦想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 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 关键是依宪执政”,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沿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向前。
———以创新理念推动科学发展, 是实现梦想的内生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转型发展的动力从哪里来?结构调整的道路向何处去?中国科学院、天津、辽宁、湖南……每到一地,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创新促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是实现梦想的重要条件。“打铁还需自身硬”, 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履职伊始推出八项规定, 到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党的自身建设, “赶考命题”常说常新, 激发起“生于忧患”的使命担当。
———凝聚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是实现梦想的必然选择。“只有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 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时代呼唤宣传思想工作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为精神“补钙”, 为发展鼓劲, 积聚全社会团结奋进的正能量。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 是中国梦想的世界维度。一年来, 习近平主席踏访五洲的足迹, 中国向世界传递的, 是“和世界共发展、与世界同分享”的愿景。统筹自身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 统筹与大国、周边及发展中国家关系, 中国梦为全球梦注入鲜明的“东方元素”……
没有科学的理念, 就没有一个国家的真正奋起。综观这一年300多个日日夜夜,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世界展示的, 是一个执政64年的大党励精图治的深刻思考, 是一个走过35年改革开放历程的大国更上层楼的治国方略。改革开放的中国航船驶向一个新的境界。
勇毅, 弘扬攻坚克难的中国精神
无论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 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社会实践, 改革无疑都是这35年中国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 也是考量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当之无愧的重要坐标。
或许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中, 能够读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这一关键词的时代把握——
2012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履职后第一次考察, 就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地标深圳。“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宣示, 振聋发聩。
半个月后,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五大关系, 从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 到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改革方法, 体大思精。
2013年7月, 在武汉座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研的6个重大问题, 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到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从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改革思考, 全面深刻。
2013年10月, 在印尼巴厘岛上,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重申, “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惟其艰难, 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 才弥足珍贵”, 改革决心, 明确坚定……
穿越春秋冬夏, 跨越内陆大洋,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反复强调, 点燃全社会的激情。对改革方向、改革方法、改革路径、改革主体、改革动力的系统阐述, 既有斩钉截铁的决心, 更有开阔缜密的思路。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进一步解放思想,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成竹在胸的改革思路, 化作势如破竹的改革举措。
反腐倡廉的政治改革, 消解的是“固化的利益”, 突破的是“守旧的藩篱”, 彰显的是改革者“自我限权”的勇气。“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但这样的利益不触动, 如何体现改革的价值指向?转变职能的政府改革, “开弓没有回头箭”。与此同时, 被观察者称为“最严厉的反腐举措”, 既打“老虎”也打“苍蝇”,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坚定决心, 以“有腐必反”的雷厉行动, 振奋了党心, 赢得了民心。
转型升级的经济改革, 牺牲的是一时的发展速度, 超越的是“GDP至上”的落后观念。十八大以来, 在转型发展的主旋律下, 中国经济增速主动调控到合理区间。从淘汰落后产能, 到增加高新技术投入,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让世界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更多信心。虽有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 但深化改革正激扬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社会活力, 中国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更多领域, 问题在解决, 改革在突破。土地流转试点让农民分享改革红利, 营改增将为企业减负上千亿元, 23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方案……近一年来堪称密集的改革举措, 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 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改革开放的领导能力。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深刻洞察。过去35年,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居于改革的核心。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新潮中, 二者的界限进一步明晰、关系进一步融洽。“市场能办的, 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 就交给社会。”简政放权的基本思路, 清晰有力。上海自贸区一份不足10页的“负面清单”, 更让人看到“非必要不干预”的思路。政府慎作为, 市场才有活力;政府有担当, 市场就有信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密切结合, 让经济的发展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健康。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法治与人治关系的清晰体认。习近平主席庄严宣示“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 李克强总理郑重承诺“我们将忠诚于宪法”。“依法”的理念, 贯穿于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十八大以来,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密集部署,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成为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努力的目标,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是成为依法治国、依法治权的基本理念。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准确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年的改革实践, 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把GDP的增长甩在身后, 预计到年底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200万人, 基本养老金、新农合、最低工资标准……幸福指数连成幸福曲线, 体现共建共享的执政追求, 诠释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舆论评价, 十八大以来的改革, 给中国民众勾勒出的中国梦“不仅是理想、是目标, 也是现实, 反映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
在今天的中国推进改革, 需要“气吞万里如虎”的勇气, 也需要“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谨严, 更需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 这是改革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一年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的发展实践, 让人想起外国学者当初的判断, “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都受过良好教育, 他们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 为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带来了大量经验。”
笃行, 凝聚实干兴邦的中国力量
“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掷地有声的话语, 折射出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真抓实干、务实笃行的为政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 要求基层干部“得让我看到真正情况, 不看那些不真实的”, 中央领导同志在基层考察纷纷鼓励群众说真话、道实情、讲“恼火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传递出求真务实的强烈信号, 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
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即知即改, 立说立行。善始善终, 善做善成……这样的语汇, 自上而下地在全党层层传导着压力。一桩桩一件件看似“微小”的务实之举, 开拓出一个个广阔的工作面。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徙木立信的气概, 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立竿见影的扎实行动, 收获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信任。
当务实的理念深入人心, 务实的作风成为一种自觉, 造就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会期缩短了, 开会不念稿了, 公款吃喝少了, 奢靡之风成了过街老鼠……不少群众感叹, 坏风气正在消减、好风气正在形成。
笃行, 源自从上而下的垂范。善禁者, 先禁其身而后人。“抓作风建设, 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 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习近平总书记离京视察广东, 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设红毯, 轻车简从, 与群众相伴而行。
没有豪言壮语, 没有刻意渲染, 中央政治局带头做出的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 从文风会风改起, 从小事小节抓起,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着手, 抓住了作风建设的要害。“中央新领导班子上任之后, 开局令人振奋, 完全可以用6个字概括:亲民、务实、自律……”网民如此评价。
笃行, 源自必作于细的扎实。遏止公款吃喝、治理会员卡腐败, 叫停奢华晚会、严禁公款寄送贺年卡,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 从群众希望办的事做起, 无论是重拾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 还是提出“开门办活动”“开好民主生活会”, 传递的是从严治党的决心。
在经济领域, 挤压公款消费的泡沫, 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行为, 形成可持续、有效率的消费规则, 为发展凝聚起更强大的正能量。在政治领域, 提高行政效能, 通过权力的规范运行、机制的调整优化、制度的创新完善, 堵住政治运行中的漏洞。在文化、社会领域, 倡导质朴、清新的社会风尚, 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改作风小切口, 掀动起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笃行, 源自动真碰硬的魄力。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简政放权的改革推动完成了一批“多年想干而未能干成”的大事。涵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13个重点区域, 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治理行动计划出台;从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体系入手,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美丽中国建设……
扔掉文过饰非的“面子”, 真诚面对公众的批评与监督, 挤掉发展和政绩的水分, 放下盘根错节、公私不分的利益考量, 一项项求真务实的雷霆之举, 凝聚起亿万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坚定信心。
“一切为民者, 则民向往之”。纵观十八大以来的新开局,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为民情怀一以贯之, 中国梦的人民底色日益鲜明, 它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坚信, “有梦想, 有机会, 有奋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 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 有时穿过尘埃, 有时穿过泥泞, 有时横渡沼泽, 有时行经丛林。”在俄罗斯访问时,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句名言。
确实, 任何道路, 都会遇到泥泞曲折, 需要爬坡过坎, 需要闯关夺隘。一年的理论创新, 一年的实践探索, 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积聚起更为磅礴的力量。
“中国梦”实现的历史机遇 篇9
人类社会自近代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之前各个经济区域封闭而缓慢的演进自近代以后出现了剧烈动荡。一些西方国家积极推动的航海冒险,开启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人通过航海探险,到达了一个个他们过去不曾知晓的地方,随之开始了世界范围的殖民运动。这种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开始的殖民又引起和加剧了欧洲内部的竞争和战争。这样一种动荡格局不仅打破世界原有的宁静,而且也使得世界开始分化。在欧洲,一些大国渐次崛起[1],成为世界列强,而其他各洲发展停滞,与列强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即使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经济体,也在这场与欧洲强国的发展竞赛中败下阵来。其中,中国的衰退表现最为明显。
在古代社会,中国以中华帝国的称谓为世界所仰慕。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西亚和欧洲形成广泛的影响,郑和下西洋更是把中华帝国的实力彰显于世界。按照国际著名的世界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研究估计,在1820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三分之一[2]。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大国,由于没有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经济迅速地走向衰退,并且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1840 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长达100 多年时间里内忧外患,特别是在一次次外强入侵中,每一个中国人却都在怀念过去的辉煌,并憧憬着中华民族再一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现中华帝国般的强盛。由此,一个民族复兴的理想,一个“中国梦”,强烈地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一些最先觉醒的仁人志士开始为这一梦想而前赴后继地战斗。
第一批崇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探索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却被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击得粉碎。而以此为鉴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制度改良是挽救中国的正确道路,但在保守派的镇压后陷入绝望。只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结束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民主主义的新制度。然而,积重难返的中国,只依靠软弱的资产阶级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显然力不从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追求却演变为更大规模的内忧外患。一直到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才得以新生,不仅结束了长达100 多年的内忧外患,而且可以集中精力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了一个特殊的进程。这种旨在赶超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遭受一些挫折,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但也获得了一定的回报,在较短的时间里建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不过,这条发展道路是在借鉴别人的经验,并按照别人的模式形成的,所以在我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形。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的条件下,过早地丢弃商品经济这一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而人为地运行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绝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当然,这里说不是正确选择并不意味着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正像有人说,为什么当时我们不选择另外的发展道路,或者为什么当时不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对此,我们只能说,历史绝不是由当下的人们选择的,而是不同时期的人们按照自己面临的形势选择的。不过,作为内在规律最终一定会现实地体现出来,因此,历史才有自然演进的属性。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逐步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也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为我们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确切含义,这意味着我们开始了中国发展道路新的探索。改革开放,表面上好像又回到了过去,但这绝不是走回头路,而是理性的回归,也是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回归,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将自己投身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寻求世界经济发展可能孕育的所有机会。“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朴素之语竟成为我们探索经济发展道路的方向。也许我们是在长期缺乏自信的环境下过分依赖别人标准的觉醒,“摸着石头过河”所包含的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朴素真理,对于我们有着更为非凡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就是在别人并不看好的道路上按照我们的思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而且这种前进显示的是一种加速度运动。无论是长达30 多年高达9.9%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用了短短31 年的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五的位置上升到世界第二的高位,都证明我们的朴素选择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再谈中华民族复兴,再次畅想伟大的中国梦,感到从未有过的自信。
中华民族自近代经历的巨大变迁,从一个中华帝国逐步变成一个内忧外患、受人宰割的残弱国家。这是我们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没有加入世界经济发展的竞争环境所导致的结果。这一结果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民族心理都遭受了巨大挫折。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地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因此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复兴?简单地讲,中华民族是由于没有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从而失去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可以把握到的机会才落伍的,因此,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必须要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把握世界发展新的机会。
二、世界经济转型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经济体实现经济发展,或者要成为世界大国,都必须加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以至引领这一潮流。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可谓潮起潮落,要跟上这一潮流的节奏,对于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挑战。梳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5 世纪末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启的新航路探险,以及因此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这是人类社会首次推动的全球化时代,由此也揭开了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序幕。借助于航海技术的领先地位,以及伴随地理大发现的殖民地开发、掠夺,像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像荷兰这样一些地理和人口小国竟成为世界性强国。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8 世纪最后30 年英国在之前加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所积累的生产力,在这个时期得到更大的发酵,开启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序幕,借助这一优势英国不仅成为继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的一个新崛起的大国,而且依靠升级了经济优势成就了自己“日不落帝国”的辉煌。由英国引领的这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随后的法国、德国、俄国、甚至新生的美国都因加入这一经济发展潮流而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也成为世界性的大国。最后我们看到的是,20 世纪50 年代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引领地位,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由于第一、二次产业革命主要发生在工业领域,因此这种产业革命可以在国内进行产业积聚,并借助这种产业积聚实现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如果其他国家也想借助这样的产业革命来发展自己的经济,那么主要的途径就是进行技术引进或实现技术创新。第三次产业革命不同于前两次产业革命的一种重要特点是实现了一种新产业的拓展,即第三产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或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地超越了第二产业,成为产业结构中的主体。这种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一种新趋势是由于第三产业发展使得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出现了大规模转移现象。这种转移带来了一个不同于之前产业革命的新的扩散效应,即大规模产业转移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落后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因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全球化已不再是发达国家在世界寻求发展机会的一种单向度的经济关系,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相协调来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关系。这使得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了实现自己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而不像第一、二次产业革命那样发展权被少数国家所垄断。
当今时代,世界经济发展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这次转型将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像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的发展阶段总结的那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这是人的发展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对血缘、宗族的依赖表明人的独立性水平极低。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这个阶段因为掌握了一定物质手段而摆脱了血缘、宗族的约束,但因此进入了一个对物的依赖的时代。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是人的发展的高级阶段,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获得了全面的充分发展[3]。其实,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也有一个类似的进程。在人类文化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只能匍匐在自然之下最低程度地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个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是建立在人对自然依赖的基础上。随着人类积累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类社会走出了这一文化初期,开启了一个逐步超越自然的时代,人类对自然依赖变成对自然的征服,因此,人类的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经济也不断发展。人类把对自然征服的程度作为一种追求。然而,这种发展方式演变到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坚持的自然可以无限制地开发的思维必须改变,寻求与自然的新的融合是未来经济发展唯一前途。如此,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依赖性融合到超越式对立再到可持续发展型融合。然而,要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这种新融合绝非易事,它需要建筑在世界经济的彻底转型之上。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是孕育着巨大的机会。
世界经济的新转型实质上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受供给和需求约束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转型[4]。这一转型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整体性,即不是由哪一个国家单独完成。因为目前经济之所以要转型,其基本的逻辑是人类拥有的巨大生产能力使不可再生资源接近枯竭,相应地,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起气候变化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后果,而这种气候变化有着严重的外溢效应,因此要控制或改变这种气候变化必须采取世界性的一致行动。为此,国际社会已经就如何控制气候变化达成了共识,即发展低碳经济。目前,人们对低碳经济的认识多把它看成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绿色生产为特征的经济模式[5]。这一认识并没有充分考虑低碳经济应该具有的整体性。鉴于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要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加快缩小各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此外,发展低碳经济还必须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协调行动。
新的世界经济转型还有一系列的挑战需要解决,包括技术创新的突破、产业结构的升级、世界性协调机制的形成等等。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给寻求经济发展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首先,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低碳技术的突破,这可能是继信息技术之后的又一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将有利于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一方面,随着新的技术创新,属于成熟的技术转移会加快,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后发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新的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将呈现更短的技术扩散周期,正像20 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技术在发达国家兴起后的较短时间就开始向世界扩散,以至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技术发展速度上非常快,如中国现成为拥有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印度目前的手机用户以每月1 500 万的增长速度在积累。作为低碳经济基础的低碳技术也将延续甚至加速这种技术扩散周期。其次,发展低碳经济给世界各国提供了不同模式,发达国家可以借助技术优势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实现碳减排,发展中国家甚至落后国家基于自己的碳减排增量空间较大可以通过CDM项目,不仅降低碳排放,而且获得经济效益。最后,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世界性协调行动对发达国家提出新的要求,即发达国家应该在碳减排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不仅要降低本国的碳排放,而且还要向愿意实现碳减排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对这一计划多有保留,但是发达国家对世界气候变化的更多关注会不断地推动它们为世界性碳减排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因此,有资格也有条件在新的世界经济转型中,或者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并希望进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必须使自己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并且努力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节奏。这实质上就是要实现各个方面的创新,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还必需一种更重要的创新,即制度创新,以为新经济发展注入一种新的活力,并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不断衰落,无数的中国人也就是从那时起前赴后继地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但这个过程充满坎坷,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机会,或者我们没能把握机会。今天,世界经济正在发生转型,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到了,而需要我们做的就是要抓住这一机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三、经济体制之争带来制度创新的机会
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主要借助于两种体制,一种是市场经济体制,另一种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所选择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又称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体现了制度演进的创新。把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人们的消费选择建立在自由价格机制的引导之下,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在人类社会由自给自足发展到商品经济后发挥了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资本主义在其工业革命时期,以及之后的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与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配置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西方经济学家把自由市场制度奉为圭臬,并把绝大部分学术资源投到对市场机制的研究。即使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旨下也客观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发展生产力的巨大能力,即: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00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来自《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评价充分地印证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所具有的活力。然而,不管对市场经济做怎样高的评价,也无法改变市场经济制度势必要经历的辩证演进,即市场经济一定不是终极的制度,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它不会改变、不可替代。在理论上,马克思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会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不断爆发危机;在实践中,市场经济也在不断危机中接受了一次次考验。1929—1933 年经济危机催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试图用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然而,对市场经济体制最彻底的否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选择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根本矛盾,并借助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计划经济通过集中决策、全面计划、行政命令构成的一个系统来配置资源和调控经济。这种体制具有的优势在于明确的目标导向和强大便捷的动员资源能力,其短期效应非常明显。但这种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是集中决策对决策的科学性提出很高的要求,进而对信息的准确和完备程度也有较高要求,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此外,计划的执行涉及多层的委托- 代理关系,因此存在较高的代理成本,如何提高计划执行的效率,或者降低代理成本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挑战。尽管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但计划经济体制缺少纠错机制,使得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更有可能被放大,进而造成巨大的浪费。当然,这并不是说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存在的理由。其实,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从本质上说是没有伯仲之分的,之所以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下显示出二者不同的效率,主要因为它们各自运行所要求的条件不同,或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也就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所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断调整,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断增多,从而导致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历史演进中的不同经历都显示出它们各有优势和劣势,因此,出现过二者之间的相互代替,也出现过它们各自为完善自身而进行的改革。目前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崇尚市场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都不会是各自的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都在两种体制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加以综合。因此,各国把对经济体制的选择变成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如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6]。
20 世纪90 年代,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突变,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又一次兴起。首先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谋求改革;其次是20 世纪9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经济,而且这种新经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一个新高潮;最后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这些变化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势扩张,从而形成了对市场经济一边倒的赞誉。1990 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总结了拉美国家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十项政策,并在与会者中间达成共识,因此,这些政策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在于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这实际上是为发展中国家,后来也为转轨国家开出的经济发展清单。而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许多体制转轨国家,在对市场经济抱有幻想的情况下,都按照“华盛顿共识”设计它们的制度调整或改革方向。但是,理论的严密性并不意味着现实的可行性,几乎所有的推动“华盛顿共识”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大多因为“华盛顿共识”的不服水土而饱尝了经济恶化的后果。
相反,中国自1979 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基于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即计划经济仍然是我们要坚持的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改革是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主要是让一些非计划经济因素在体制外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把这种改革叫做“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之初并没有一个改革的总体设计,是一种探索性地改革。虽然这种改革在标准的经济学看来有些不伦不类,但它却实现了一个标准经济学所推崇的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目标。我们的改革使所有人利益没有受损的前提下实现了收益的增长。正是在这样一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探索中,我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且也正是在这样的改革路径中,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并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在这种增长中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被世界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看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此的成就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也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并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提出“北京共识”。2009 年5 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伯为英国外交研究政策中心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京共识》。其中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等特点,作为一种发展思路,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但我们国内的学者更愿意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探索的发展道路称为“中国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再加上迅捷而有力的宏观调控,显示了“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当然,对于“中国模式”,人们并不满足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而更想探究它可能包含的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
制度或体制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制度或体制创新可以给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会。在当今世界,对制度创新提出的新要求,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发达国家都是一种挑战。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选择对自己制度的创新,那么它就可以获得一种新制度的巨大的边际效应;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一味固守自己坚信的先进制度,那么它获得的只是递减的边际效应。因此,世界经济要重新走上正途,必须推动深刻的制度或体制创新。
中国自1978 年以后在不断推进的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中国改革形成的“中国模式”在今天具有的普遍意义主要在于它为一个世界性的寻求制度创新的时代提供一种选择。这种普遍意义不在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的发展模式,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制度创新的模式或方式,即勇于打破原有的模式,而不把这种模式当成一种信仰。“中国模式”的已有成就就在于它为每一个中国人注入了利益的动力,而“中国模式”目前遇到的问题则在于它需要很好地调整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这对于中国的制度创新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点上继续保持制度创新努力,那么就可能获得更多来自这种制度创新的机会。当然,这也是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机会。
四、把握“中国梦”历史机遇需要的努力
实现“中国梦”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追求的目标。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和奋斗,中华民族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已经具备了把握这一机遇的条件。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中国梦”决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只要我们耐心等待这一时刻就会到来,而是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不仅要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而且还要努力解决我们经济发展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无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历,都在证明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可以为人们提供长远的预期,因此可以引导人们将自己拥有的精力和资源用于长远的投资。同时,国家也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实施长远的发展规划。不过,要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对此,要使经济社会稳定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必须做出一些经济发展之外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基本保持一个稳定的态势,这既有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效应,也有中国特有的社会稳定机制所发挥的效应。然而,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否归根结底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激化程度决定的。而这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具有一个累积的效果,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来并不尖锐的矛盾会变得尖锐化。中国在经历了30 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在也暴露出一系列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导致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因此,今后我们为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必须努力扭转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并努力调整或缩小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差距,而努力的方向只能是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
第二,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主要途径。中国最近30 多年不断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矛盾。对此,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将消减,而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需要对改革进行调整。如果说这种调整是要进一步地制度创新,那么这种观点可以深化;而如果说调整是放慢改革的步伐,那么这种观点就值得商榷。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完成,距离我们要建立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若我们这时放慢改革的步伐,那我们所取得一些成就会前功尽弃。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改革依然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源泉,但改革已不再是可以“摸着石头”推进的,现在人们普遍谈的“顶层设计”应该是改革的基本要求,形成一套完备的改革方案,实现改革措施的相互协调,这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努力方向。尽管深化改革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改革的成本也在加大,但实现改革的突破将会有更大的收益。现在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预测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这样的愿景离不开制度创新支持,所以深化改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第三,继续促进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环境。近代以来崛起的所有大国无一例外地都是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中国自1978 年开始逐步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带来的投资、技术以及市场支持。而目前,我们的对外经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国际经济不平衡对我们形成一定的压力,粗放式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这些都引起人们对中国对外开放前途的担忧,特别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急剧下滑,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呈现负值,因此,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很显然这又是一种知难而退的表现。对外贸易变得较为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意义在下降,相反,对外开放对我们的意义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实现这一转型不能离开一个对外开放的环境,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都要借助于一个开放的环境才能实现。实现“中国梦”的意义在于重新恢复中国在国际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并在国际经济社会中成为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国家。这仅依靠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并且要参与国际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制定。只有这些都能够达到,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受尊敬的大国,那样的“中国梦”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摘要：中国在古代社会曾是一个世界强国,但进入近代以后落伍了,产生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未能抓住世界经济近代转型带来的机会,或是世界经济在近代转型时国人却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迎接这种转型带来的挑战。由此引起的一个问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令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献身。然而,近代以来的任何国家要崛起或复兴都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并能够把握住这种潮流带来的历史机遇。如今,世界经济正面临新的转型,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其中孕育的新的机遇给中华民族复兴也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就可能把握这一机会,实现民族的复兴与伟大的“中国梦”。
关键词：中国梦,世界经济转型,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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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 篇10
关键词：中国古代历史画,功能作用,历史价值,现实意义
历史画是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古老画种之一, 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的历史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大量出现, 现存的陶器、青铜器、墓室壁画及画像石画像砖上面都有表现。由于历史画的特殊性致使它没有像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那样被明确的界定出来, 而是被划分在人物画、风俗画之中。历史画的出现最早是宣传教化的社会功用, 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它的教化功能。历史是由人类创作的, 所以历史画的内容多以表现人物为主。随着人物画技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历史画发展到隋唐时期便进入了鼎盛阶段, 此时历史上出现了大量的历史画作品和著名的历史画家。历史画也由最初“成教化, 助人伦”的功用转变为具有较高审美特征的艺术作品。作为上层建筑的历史画, 不仅是具有一定艺术价值, 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往往通过真实的历史瞬间, 反映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 从而使人们认识真理。
1、中国古代历史画的历史价值
人类自从登上历史舞台就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而这些印记是以各种形式留下的, 其主要形式包括文字和绘画等。绘画, 就是以生动而形象的方式记录了历史, 中国古代历史画不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还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价值, 其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1 历史画是反映社会活动的一面镜子
在古代, 人们想记录下自己的历史以及各种情景人物和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的事物, 只能借助于文字和图画, 在没有现代先进设备仪器的情况下, 产生了更加具有艺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的绘画作品, 而它们最初的用途和创作动机是记录下历史, 后世可以根据这些先人留下的画作研究历史极其以前的社会活动, 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1.2 历史画是为统治阶层控制的
在古代整个社会为统治阶级服务和控制的, 除了统治阶级平民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 当然这也包括言论自由和绘画自由。而统治阶级则会利用其为手段和工具来为他们歌功颂德, 流芳于世。有些真正反映历史的绘画很有可能不被允许, 而被统治阶级毁掉, 以至于正史上所记载的一些事件是否被统治阶级篡改过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清代皇室很是热衷于用宫廷画来记录历史, 例如《康熙南巡图》和《乾隆南巡图》等等作品, 这些经典作品都表现并再现了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1.3 历史画影响着平民百姓的生活
历史画又为历史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历史画不仅仅只停留在审美欣赏层面, 它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特点, 例如记录和写实, 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及活动, 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谋生手段等等, 历史画的独特特征, 具有相当的乐趣玩味和历史研究价值。其代表作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首都汴梁繁荣景象, 是最有特色的。
1.4 历史画有助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
历史不断更替, 留下了许多历史人物事迹, 由于种种原因记载变得模糊, 只留下一部分。有些历史画往往保留了许多历史人物的画像经历, 这对后人了解画像主人的生平活动有很大的帮助。利用绘画和文字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更加有利于我们研究有价值的历史事件。
2、现实意义
历史的过去并不是指简单的过去, 过去的历史对生活在现在的我们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通过历史画我们可以穿越时空与古人进行交流。历史是我们人类创造的。画家和我们一样处于历史之中, 他们用历史画记录历史, 为人们重现的历史时间的某一片段, 起到美术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照片、影像资料似乎替代了历史画的某些功用, 但是历史画的艺术价值是照片无法比拟的。历史画不但将史实表现出来, 同时给人以美感, 欣赏者在欣赏历史画的时候, 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欣赏了艺术作品, 从而可以提升审美能力。
中国古代历史画是中国特有的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特有结果, 它与古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历史画不但是一件美好的艺术品, 它还记录了历史, 同时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情况下, 历史画不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 它将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含义, 并作为民族艺术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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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童话的历史记忆 篇11
如何为中国孩子甚至全世界孩子创作更优秀的童话作品，一直是中国童话作家和理论家在探讨的问题。我曾经在一次理论探讨中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从外国的影响中摆脱出来，逐渐本土化，是必经之路。但我们似乎还是没有找到我们自己的艺术武库。”
提到“艺术武库”，人们自然会想起马克思说过的话：“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雪莱曾在诗中吟道：“我们都是希腊人。”黑格尔也曾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这些话都表明了一个意思：一个民族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深远地影响后世的文学艺术。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才会叶茂。在每一次文学变革的时候，人们都会自觉地去收集整理古代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从中找到母体的基因。比如《贝洛童话》、《格林童话》对安徒生和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童话的影响就是证明。在中国儿童文学发轫之初，我们也有许多学者开始过对中国民间童话的采集与研究。一百余年来，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各地的群众艺术馆也采集和整理了许多民间故事，但这些采集和研究，并没有形成一本像《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非洲童话》这样有影响的作品，而且从整体来说，它们和中国童话作家的创作之间也少有交集。
如果我们把中国童话作家也分成几代人的话，以叶圣陶、张天翼、葛翠琳和洪汛涛为代表的前三代童话作家和中国民间童话的关联比后几代作家更为紧密。像葛翠琳的《野葡萄》、洪汛涛的《神笔马良》就有中国民间童话的显著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外大量优秀的童话作品被译介到中国，这些作品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往往超过了本土童话。新生代中国童话作家的创作也日益受到西方经典童话的影响。然而，正如美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布斯所说：“每种艺术只有在追求它自身的独特前景时，它才能繁荣。”中国童话的独特前景，一定是那些植根于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独具中国特色的故事。这样的前景和方向，近年来已经被好莱坞以《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作品作为反证了。在中国孩子们喜欢的动画形象中，大概也只有葫芦娃唯一可以和米老鼠、圣斗士、奥特曼相提并论，而葫芦娃是典型的中国童话形象。
收集、整理优秀的中国童话，为中国童话追根溯源，是一项非常艰难、却意义重大的工作。陈蒲清老师一直在默默地做着这项工作。他的《中国古代寓言史》、《中国现代寓言史纲》是中国寓言研究的扛鼎之作。1993年，陈老师决定普查中国古籍中的童话。他带着他的学生和家属，普查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相关典籍，从六十二种著作中选出了一百二十篇童话，加以注释、今译，编成了《历代童话精华》，由岳麓书社出版。在整理古代典籍中的童话故事时，陈老师深感到应该有论述中国古代童话历史的著作，能够系统地谈谈中国古代童话的发展脉络。因此，他从2005年开始构思写作《中国古代童话小史》。历时八年，终于在陈老师七十八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这本填补中国童话研究空白的著作。
承蒙陈老师的厚爱，让我得以在这本书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先睹为快。纳入陈老师的研究视野的中国古代童话有两个部分——中国古代典籍里的童话和中国各民族民间童话。我在阅读这本书稿的过程中，既为我们丰富的童话资源感到惊讶，同时也纠正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童话的错误印象：比如我以为我们的民间童话中是缺少巨人形象的，没想到古代童话中早就有了类似“蓝胡子”的故事。我以为只是我们在接受世界各国的童话，没想到安徒生《皇帝的新衣》最早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汉魏六朝时《高僧传》里的故事《虚空细缕》。中国童话的幻想空间是那样丰富——水中有龙宫，天上有天宫，山中有仙境，壶中、枕中、口袋中还别有洞天。格林童话中《灰姑娘》的故事堪称经典，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叶限》同样是“灰姑娘”式的童话，比《格林童话》至少早了八百年。这里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只能说有些故事原型是世界上各民族都有的，文明的密码有共通的“解”。由此看来，如果真有外星文明，我们也大可以放心，我们终归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虽然也有学者坚持说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古代，只有现代。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古代也就没有童话。但是，我更同意陈蒲清老师的观点：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本位”的观念，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即作家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 但是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尤其是不能说没童话。陈蒲清老师从大量的古代典籍中和丰富的民间故事中，已经为我们挖掘出了丰富的童话宝藏。这是我们的“童话武库”，无疑将对中国童话的创作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国历史学 篇12
关键词：历史剧,校本课程
1 课程概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成就辉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遗憾的是,现代中学生对传统文化普遍缺乏认同感,而社会给学生提供的了解途径又十分有限。受到一些影视文学作品的影响,很多学生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歪曲的认知。
记得新学期第一课,当我问到:“你熟悉的历史人物都有谁?”学生们发言踊跃,答案却让人啼笑皆非。很多学生回答的是“小燕子”“项少龙”“东方朔”等,而讲到历史事件时,学生讲述的多是故事情节,而不是史实。学生们常会兴趣昂然地谈到某部影视剧中的人物和情节,一些学生常问,“历史上是不是真有韦小宝?”“焚书坑儒真是为了项少龙吗?”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现象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兴趣是浓厚的,而影视作品对于学生的影响之深,也远远超乎预料。
年代久远的中国古代历史,充满了神秘色彩,引发学生的无限遐想。但由于缺乏科学的了解途径和必要知识,孩子们很容易将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与史实等同起来。常规历史教学受时空限制,不能充分满足学生的探究兴趣,教师也没有机会多加引导。课堂内没有被满足的探知需求,学生便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来探寻答案。情节跌宕的影视剧比中规中矩的历史课堂更生动形象,更容易为学生接受。长此以往,不仅降低了历史学科对学生的吸引力,更造成学生对历史事实的曲解,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和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就在为这一问题感到困惑时,校本课程的开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校本课程的开发,是针对国家课程开发的局限性,根据学校、社区环境以及师生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挖掘自身课程资源而开发的具有学校特色的课程,可以满足学生的差异需求,弥补历史教学中的局限和不足。
经过教研组全体同仁的深入分析论证,最终确定针对七年级学生开设历史学科校本课程——《看历史剧,学中国史》。本课集影视鉴赏、历史知识拓展、人文素养培育为一体,通过“看—析—辨—学—演”的活动环节,在激发兴趣的基础上,丰富历史知识,学会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参与编演历史短剧,可以陶冶学生的情趣,更为学生发掘自我潜能、展示个性提供了舞台。
教师是校本课程实施的主要承担者。师资力量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的成败。在大学期间,笔者主修历史教育专业,一直侧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学习,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贮备。工作以来,学校为了培养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特别进行了系列的培训指导,加上教研组的共同配合、研讨,最终使这门校本课程得以顺利实施。
2 课程目标
(1)增强学生辨别真伪史实的意识;(2)提高学生运用所学历史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使学生在鉴别历史剧的过程中,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意识,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陶冶情操;(4)使学生了解历史剧的价值和作用,并尝试编演历史剧,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同时学会多种学习历史的学习方法;(5)通过编演历史剧的练习,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表达、表演等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
3 课程内容
第一章:导言课。经过课前的调查了解,学生对于历史剧和历史的关系存在着误解,大多数学生对于历史剧和历史的关系,在认识上有所偏颇。因此,在课程伊始,教师向学生介绍历史剧的相关常识,使学生明确历史剧的功用和与史实是有差别的。
第二章——第六章:辨别真伪史实。现行多数历史剧一味地追求娱乐效果,历史元素则退位甚至“缺席”,造成中学生这个特殊观众群体深受其害。在选取案例时,笔者着重考虑了学生的兴趣和接受情况,选取学生喜闻乐见,流行度较高的历史剧目为例,进行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历史还原”,在学生已学知识的基础上,根据掌握的历史知识,辨别相关史实的真伪,帮助学生树立辨别的意识,教会学生鉴赏作品,活学活用。
很多学生对于古代帝王比较感兴趣,加上眼下历史剧“戏说”成风,一些封建皇帝被描写成勤政爱民、克己奉公的楷模,其中不乏浪漫的宫廷爱情故事,很容易使学生形成错误的价值取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产生偏颇。因此,在确定剧目后,选择从古代帝王入手,以一个朝代的帝王为中心,围绕他展开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将人物还原的同时,也将整个时代的历史还原。
第七章——第八章:学以致用。帮助学生了解一部优秀历史剧作品具备的要素和功用。教师给出一定的指导后,学生分组进行探究活动:选取某一历史阶段为创作素材,自编自演一出历史短剧。
4 课程实施建议
在课堂活动中,采取多种多样的课堂教学手段,如创设历史情境、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让学生始终以“影视评论家”、“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探究、分析,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则以学习者和合作者的身份,参与到学生的活动探究中,同学生一起进行研究。
5 评价方式
(1)学生的日常表现情况,包括课堂出席情况(10分)、课堂表现(发言、动手实践、参与课堂活动的情况,与他人合作学习的情况,20分)共30分。
(2)学生作品的完成情况,包括课堂练习的完成情况(20分),课后练习的完成情况(20分),以及小组合作完成一部历史剧作品的成绩(30分),一共70分。
以上两部分的总和,为学生的总成绩,按照不同分数段评为优、良、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
6 课程实施开发的思考
(1)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笔者发现课程目标的落实,没有预期的那样顺利。除了学生的辨别意识增强、个性特长得以发挥以外,其他目标都效果平平。经过反思,总结如下原因:
七年级学生的兴趣具有广阔性,缺乏持久性;形象思维多,逻辑思维少;机械记忆多,意义识记少;想像力丰富,迁移能力不够等。因此,学生对于本课题的专注程度,还仅仅停留在兴趣层面,很难自觉将思维深入到历史剧目背后的历史知识层面。而且,学生的鉴别真伪史实的能力还受到学习阶段的局限,七年级学生在历史知识的储备上还显不足。
此外,学习方法的掌握需要较长时间的训练,而灵活运用,更是需要建立在长久的知识和能力储备之上的,这些对于本年段学生而言,无疑具有一定难度。
(2)七年一班的男生小A,由于成绩较差,行为习惯又不好,所以班级同学都孤立他,瞧不起他,渐渐地他就变得沉默寡言,很自卑。在选报校本课程时,他报了《看历史剧,学中国史》。他听课时很专注,有时一些超出教材范围的历史知识,他也能回答出来,课后和他交流后,发现他对历史其实很有兴趣,而且读过很多课外书籍,知识也很丰富。于是鼓励他多发言,一些有难度的问题,也提问他来回答。渐渐地,他说话越来越有自信了,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同学们对他也刮目相看。在课程尾声,他被同学们选为组长,负责历史剧的编剧工作。他参与编写的历史剧《缇莹救父》,被选作学校参加区里比赛的剧本。而据班主任老师反映,他在其他课堂上的学习状态也有了明显改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校本课程在提高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养成自信、自我认同和坚毅的心理品质方面发挥的作用。
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实际上是教师成长的一次经历。首先,在观念上,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教师和学生角色的转换: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指导学生形成良好思维习惯和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上。
其次,校本课程的开发对于教师的专业水平是一次全面地提高。开设一门校本课程,要求教师在知识储备上必须充足。为了上好这门课,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有很多历史剧中的细节问题涉及到很多生活史或者风俗历史等内容,通过备课,自身的学科知识也得到了充实。同时,开设校本课程,还引发对教学方法的进一步思考,所谓“教无定法”,教师应该及时地根据学情的变化,调整适当的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