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传播发展研究（精选11篇）
当代文学传播发展研究 篇1
进入现当代以来,广西民歌的传承面临着汉文化和市场经济文化的双重挑战,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势头。为此,各界人士,包括民间歌师歌手、专家学者和政府相关人员都表示了担忧。尽管广西在民歌的传播发展方面不余遗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从总的趋势上看,广西民歌仍然不可逆转地从文化的中心走向了边缘。进入现代媒体时代的广西民歌能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找到出路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西民歌的发展道路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与现代媒体相结合,与新的时代风潮相结合,走一条多元传播的发展道路。从广西民歌的发展历史来看,广西民歌已经走到了一个“突破”期;从广西民歌的传播类型来看,广西民歌传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传播类型——现代媒体传播。
一
由于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同,广西民歌的传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鼓励或制约,根据广西民歌的传播在不同时代展现出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其发展分成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广西民歌的“繁荣”时期。从民歌产生到近现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广西民歌作为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成为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个时代可以从民歌产生之初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后。这段时间,人们以歌传情、以歌传教,应该说,这个时期是广西民歌最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民歌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主要靠“口耳相传”来进行传播。
第二个时期是广西民歌的“禁传”时期。在文革期间,广西民歌作为“文化的糟柏”被“禁唱”、“禁传”,这个时期,是广西民歌被“压抑”的时期,人们想唱而不能唱。
第三个时期是广西民歌的“恢复”期。文革过后,改革开放初期,是广西民歌的“恢复”期。这个时期,文革的错误被拨乱反正,“民歌”也终于从“牛鬼蛇神”的队伍中被解放出来,人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唱歌了。但是刚从文革的白色恐怖中回过神来的民间歌师们,往往还不敢放开胆子来创作。而当时的社会文化也与原有的生态环境大不相同了,刚刚恢复的“民歌”失去了原来的生存土壤,出现了“恢复乏力”和“水土不服”的现象。
第四个时期是广西民歌的“遗忘”期。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受到了来自汉文化和市场经济文化的双重冲击。新一代少数民族同胞从小在学校接受汉文化教育,无暇学歌唱歌。长大后的年轻人忙于进行物质文化的生产,纷纷到外地打工学习,他们被各种新奇的事物和思想所吸引,更是无暇“唱歌”、无心“唱歌”。而老一辈歌师们也面临着“无人学歌”的窘境,于是人们自动自觉地把民歌“遗忘”了。在这个时期,民歌被流行歌曲、电影、电视所取代。传统的民歌只能在少数的传统场合里见到,新民歌又尚未形成风气。
第五个时期是广西民歌的“突破”期。近十几年,随着多元文化共生共荣思潮的普及,人们意识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歌”又重新被部分广西少数民族同胞拾起来了。作为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代表的广西民歌在新时代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文化价值。旅游的发展也给广西民歌的发展带来了市场价值和动力。进入现代媒体时代,一些民歌爱好者和研究者也找到了传统民歌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方式方法,利用多媒体技术来对广西民歌进行包装、创新和传播。于是,广西民歌在当代终于找到自己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传播手段,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现代媒体传播时代。与传统的民歌传承方式相比,这个阶段的民歌传播渠道有了根本的变化,从“口耳相传”进入现代媒体传播的时代。民歌的形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歌新唱、新民歌层出不穷。
二
“音乐作为精神文化领域中的一部分,其传播方式及传媒技术跟随着人类所有信息传播的发展。”[1]广西民歌的发展也遵循了这个规律,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现代媒体传播”三种传播类型,其中“现代媒体传播”是新时代媒体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广西民歌在新时代赖以发展的新传播模式。
(一)口头传播
口头传播是广西民歌最早出现也是最常见的传播类型。从民歌的产生到发展的漫长时期里,广西民歌是以口头传播的方式传承的。它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靠口耳相传。老一辈歌师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把民歌传给下一代歌手,下一代又再传给下一代,周而复始,代代相传。这种传播类型的产生是与当时的文化水平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的。当时的人们文化水平较低,没有文字,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以口传的方式传承,而民歌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形式特点非常易于传唱,所以也就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民歌。在当时,广西民歌就是广西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喜庆的时候要唱歌,悲伤的时候也要唱歌,教育孩子要唱歌,恋爱要唱歌,忙时要唱歌,闲时也要唱歌,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几乎都是伴着歌声来,伴着歌声去。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口头传播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拥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正是因此,广西民歌才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承至今。这种传播方式所带来的特点是创作的集体性、内容的广泛性、功能的实用性和传承的可变性。
(二)文字传播
广西的少数民族多数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所以大多数广西民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用文字进行准确的记录和保存。现代所用的壮文、侗文等少数民族文字都是建国后由专家们创制的,多数在民间并未得到普及。文字在广西民歌的传播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里的文字不是少数民族文字而是汉字。以壮族和侗族为例,我们在民间采风时常常会发现,歌师歌手们往往都会有自己的歌书。歌师们往往都是“借汉字记壮音“或“借汉字记侗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歌师们能够记忆如此之多的民歌,汉字歌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今,新创制的少数民族文字能更准确地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经过专家学者们的记录整理,近几年新出版的歌书,很多都同时配有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汉字表达翻译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字则准确地记录了语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字必能更好地为广西民歌的传承服务。这都将为民歌的传承、研究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文字传播也是广西民歌传播的一个重要类型。
(三)现代媒体传播
随着媒体时代的到来,各种现代媒体也纷纷加入了对广西民歌的宣传,它们不仅展示了广西民歌的丰富和优美,也使广西民歌的传播途径、传播模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进而影响了广西民歌的内容、形式和审美特征。这种传播方式的改变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也是民歌在现代信息时代对自身发展的“突破”和适应。这种“突破”和适应使广西民歌再一次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广西民歌走向了大众传播的时代。
典型的现代媒体至少应该包括电影、电视、广播、印刷品(书籍、杂志、报纸)、网络等。以电影为例,广西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集大成者以《刘三姐》为代表。在《刘三姐》这部电影里,从头至尾都贯穿着广西民歌,人们相识、相恋时唱歌,劳动时唱歌,与地主作斗争时也唱歌,民歌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也是人们斗争的武器。全片最精彩之处是壮族歌仙刘三姐与地主派来的秀才们的一场山歌“恶战”,刘三姐具有战斗性质的山歌所具有的感染力、凝聚力和战争力使刘三姐团结了广大民众,彻底打败了地主,电影的斗争主题在歌声中得到了升华。《刘三姐》这部电影的成功使广西民歌从此飞出了大山,使广西民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随着电视的普及,少数民族民歌在电视媒体上也频频亮相。国内与民歌有关的电视栏目很多,其中广西的《唱山歌》和《一声所爱·大地飞歌》栏目对广西民歌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唱山歌》栏目2004年开播,是“我国第一个跨传统与流行、民族与时尚的音乐娱乐节目”[2],“作为‘民歌之乡’广西的本地节目,《唱山歌》力图通过融合中国各民族音乐文化,结合流行时尚元素和现代包装制作手段打造出‘民歌新形象’”[2]。而2012年广西卫视开播的《一声所爱·大地飞歌》节目,更是将“新民歌”推向了新的高度。除此之外,在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央视“CCTV西部民歌电视大赛”、“星光大道”、2006年“第十二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中均可以看到广西民歌的身影,这些活动都在电视媒体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另外,网络媒体也是广西民歌传播的新阵地。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搜索到成千上万与广西民歌相关的网页、图片、视频、音频。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的网站如广西山歌网、僚人家园、侗人文化家园等,这些网站都有大量的广西民歌在传播。有的网站如“河池论坛”还开设了山歌论坛“三姐歌圩”[3],欢迎世界各地网友们在网上对歌,目前所开的山歌贴已有30页之多。另外,自媒体如微博、微信、陌陌等社交工具中也有广西民歌的身影。
当然,这三种不同的传播类型不是彼此孤立、非此即彼的,而是相互结合、互为基础的,其中口头传播是基础,文字传播和现代媒体传播都是在口头传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当代社会,这三者往往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如广西民歌发展的重要平台——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每年都通过报纸、电视、网络、音乐会等形式进行传播,这其中既有口头传播,也有文字传播,更有现代媒体传播。
三
广西民歌是广西少数民族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长廊的宝贵财富。由于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特点,它的传承与发展路径有曲有直,有时发展得如火如荼,有时停滞不前,有时又举步维艰。如今,我们正值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世界需要生态的多样性,也需要文化的多样性。党和国家也鼓励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积极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我们应该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对广西民歌进行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一方面,借助现代媒体技术对现有的广西民歌进行挖掘、整理、保存,另一方面对其进行创新、发展、传播。挖掘、保存只是对固有的民歌财产进行静态的保护,而把它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创作出具有现代时代气息的新时代民歌,用现代媒体来对其进行传播,使其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才是更好的动态的传承和发展。
摘要：广西民歌的传承面临着汉文化和市场经济文化的双重挑战,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势头。本文从广西民歌传播的历史和传播类型入手,探讨广西民歌在当代的发展道路,以期帮助广西民歌走出传播与发展的困境。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民歌,传播类型,发展道路
当代文学传播发展研究 篇2
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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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依据
（一）选题背景
中华民族声乐艺术是我国各族人民歌唱艺术的精髓，经过几千年的孕育、演变、融合和不断改革完善，形成了自己独特表演风格和表演形式。中华民族声乐艺术与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息息相关，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中华民族声乐演变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艺术生成是构筑在中国传统戏曲、民歌的基础上，与美声唱法相互的融合，才一形成了鲜明的独特性个性。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当时由于我国处于建国后的初期，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度的匾乏，但引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华民族声乐艺术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曾一度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奋斗的意志。作曲家创作的许多作品在这一时期广为流传，被大众喜爱。到了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效益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的追求，音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这时通俗流行音乐开始盛行，特别是被年轻一代所喜爱，逐渐成为社会和城市的主流，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这时，代表中华民族传统声乐的民歌有种被冷落压倒的趋势。当代中华民族声乐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问题，如何传承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突破发展的瓶颈阶段，实现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长远流传将是现代社会和高校民族声乐教育面临的重难点问题。
（二）选题目的及意义
中华民族声乐艺术是我国各族人民歌唱艺术的精髓，从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演变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生成是构筑在中国传统戏曲、民歌的基础上的。经过几千年的孕育、演变、融合和不断改革完善，才形成了自己独特表演风格和表演形式。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西洋唱法的传入与传统的中华民族声乐相互融合，中华民族声乐在变革中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声乐，在演唱形式上呈现在现今社会历史背景下，经济高速发展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想意识，人们的审美情趣变得既立足于传统又追求潮流，多元化。这时候的中华民族声乐难以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同时，在传承过程中我国的传统民族声乐艺术又存在着种种窘境。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现代化与传播民族声乐艺术的完美结合，如何在保留民族声乐艺术精粹的基础上汲取国外先进的民族声乐艺术唱法，成为中华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重难点，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也在于此。
二、研究现状综述
中华民族声乐从广义来说包括传统的戏曲、曲艺演唱和民间演唱，形式繁多，十分丰富。我们这里所指的民族声乐，实际上是民族歌唱。它是一门独立的声乐艺术形式，它与传统声乐形式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互有联系，又各有特点。民族声乐艺术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关乎到民族传统艺术的继承，因此关于民族声乐艺术的传播向来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文就以当代中华民族声乐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为题进行分析研究。下面就对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我国民族声乐要想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就必须有创新精神。创新，首先要有选择、有吸收、有继承，这样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式。丁亚平在其所著《艺术文化学》中说：“喻示了特定民族的艺术家在时空上与一种精神结构和一种文化组合。艺术家的差异不仅显示为一种民族语言上的不同，而且，其全部主观功能往往都起源于一种前结构，也即一种不断发展、变化且得到维持和强化的群体精神结构。”
武汉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教研室主任俞承惠女士所著的《建国以来民族声乐理论文献回顾》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学科理论研究、发声演唱技术理论研究、声乐表演基础理论研究、声乐教学理论研究、边缘学科理论研究及其它等种类型，对于体现中华民族声乐特色的多元化理论的讨论则论及很少。
而后关于民族声乐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与趋势，国内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刘志的《中国民歌唱法的演变与趋向一兼谈美声唱法的趋向》、冯光钮的《努力创立中华民族声乐学派》、以及刘辉的《关于民族声乐的文化定位》、周为民的《对民族唱法的几点思考》、王磊的《关于民族唱法之我见》、张小弋的《我对民族声乐创新发展的见解》、李萍的《论民族唱法声音形态及其表现形态的美》等等这些声乐文献所阐述的各点各面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它们为中华民族声乐多元化的理论提出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技术前提"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现代的审美理论需要民族声乐艺术适应形势，发展多元风格的民族声乐艺术才是新时期民族声乐魅力所在。”
同时，关于现代化中华民族声乐艺术传播过程中的多元化趋势，姚小兰发表的《试论当今中华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是从区分传统民族声乐与现代民族声乐的基础上，集中谈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现状，研究的历时范围更广，视野更为宏观开阔。姜华敏《论民族声乐的多元化走向》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民族声乐多元化的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文献综述。
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是从20世纪初美声唱法的向东传播开始的，在将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传承与发展这两条路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十年，可以算作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开始发展的前期，这个时期美声唱法开始向中国传播。
三、研究方法及内容
（一）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查找法：通过对现有关于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和传播进行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来得出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参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探究对策。
调查研究法：针对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和传播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现实的实践和调查研究来综合研究得出相应的对策。
（二）研究内容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现状
（二）研究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四）研究方法与过程
第二章
中华民族声乐艺术概述
（一）民族声乐及中国名族声乐界定
（二）中华民族声乐艺术发展沿革
第三章
中华民族声乐艺术传播过程中的表征及趋势
（一）多元化发展趋势
（二）科学性与艺术性相交融
（三）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四）媒体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五）国际影响力扩大
第四章 中华民族声乐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来声乐艺术对民族声乐艺术的冲击
（二）科学性与原生态民族声乐艺术的矛盾
（三）对民族声乐艺术认识尚浅
（四）高校民族声乐艺术教育体制缺陷
（五）盲目逐利引致民族声乐艺术传播失真
第五章 针对民族声乐艺术在传播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取外来声乐艺术的精华
（二）打破唱法界定，实现科学性与原生态的互补
（三）普及加深大众对民族声乐艺术的认知
（四）改革高校民族声乐教法，实现因材施教
（五）摒弃民族声乐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盲目商业性
第六章
结语
四、工作进度安排
（一）准备阶段
1、确立研究目的，撰写研究方案，制定研究计划；
2、收集学习文献资料，对中华民族声乐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问题研究相应策略，形成研究的可行性论证。
（二）实施阶段
1、按研究计划投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观察、不断发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克服缺点，发扬优点。
2、不断扩充、收集文献资料并通过实践对比研究来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策略进行考证。
（三）总结阶段
1、对收集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2、整合研究成果，撰写研究报告，邀请专家对本课题研究成果进行鉴定。
3、撰写论文。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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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传播发展研究 篇3
随着交通、通讯工具以及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地球村现象使信息传递越来越方便，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文学作品，一经发布就能在瞬间被全球人接收。自2001年《中国文学》杂志停刊，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传播呈现出多样性和市场化的趋势。
对于《兄弟》在国外的传播，学界已有所关注，但重点多放在媒体评价，对其他方面少有涉及。本文尝试对《兄弟》英译本在英语语境中的译介和传播过程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经验，为更多的中文图书走出国门提供参考。
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传播现状
《中国文学》英文版自1951年创刊以来，主要译介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名家的主流作品，如《白毛女》《阿Q正传》《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伤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品的译介与传播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主持出版的“熊猫丛书”取得了良好的海外销量和经济效益。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所承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作为对外交流的基础之一——文学的对外交流显得前所未有的活跃，中国当代文学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2001年《中国文学》杂志停刊，在失去这杆鲜明的大旗之后，一批具有鲜明个人烙印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反而得以在海外出版传播，如莫言的《生死疲劳》、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王安忆的《长恨歌》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多样性的转型阶段，一大批女性文学、先锋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等不同类型的作品涌现，尤其是新世纪以拷问人性这一人类共通主题为基点的一批不同题材的作品出现，使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传播有了较为广泛的选择空间。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可以起到正面的推动和催化作用。
《兄弟》英文版在英语语境中的译介
在英语语境中，余华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经有四部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和两部短篇故事集（《往事与惩罚》《黄昏里的男孩》）被译成英文并正式出版。最新作品《第七天》也在翻译之中，预计将于2015年初发行。
在这些作品中，《兄弟》的接受情况最值得关注。之前国内评论界普遍认为，《兄弟》语言粗糙，内容粗俗，是一部品质低劣的作品。但在国外语境中，《兄弟》大受欢迎，不仅被译成英、法、德等主要语种，而且备受好评。2008年，法国《信使》周刊将首届国际小说奖授予《兄弟》的法文译本。2009年，瑞士《时报》评出21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版的最重要的15部作品，《兄弟》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品。
《兄弟》英文版有三个版本，分别由Pantheon、Picador和Anchor出版社发行。前两个版本为精装本，后一个版本为平装本，文字内容完全一致，区别只是发行地区、装帧和价格，这也是国外出版业常见的营销策略。
2009年初，兰登书屋出版集团下属的Pantheon出版社率先推出《兄弟》的精装本，定价29.9美元。2009年下半年，麦克米兰出版集团下属的Picador出版社在英国推出了另一个版本的精装本，定价17.9英镑。2010年，兰登书屋下属的另一家书局Anchor出版社推出了《兄弟》的平装本。该社创立于1953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平装本出版社，读者群体以学生和普通民众为主。值得一提的是，除《往事与惩罚》（1996）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发行之外，余华的其他作品都由Anchor出版社推出平装本，双方已经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营销经验。《兄弟》已经是双方的第四次合作，可以说，《兄弟》的成功离不开出版社的宣传运作。
《兄弟》由周成荫（Eileen Cheng-Yin Chow）和卡洛斯·罗杰斯（Carlos Rojas）共同翻译。周成荫出生于台湾，在美国读完高中和大学，现任职于哈佛大学。卡洛斯·罗杰斯任职于杜克大学亚洲及中东地区研究中心，他对当代中国文学颇有研究，之前曾出版专著《赤裸凝视：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并和王德威一起编辑了《书写台湾：新文学史》。
周成荫和卡洛斯·罗杰斯二人合作多年，配合默契。《兄弟》英文版附有一篇简短的译者序，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这部作品的时代背景。两位译者特别提到，自2003年以来，中国举办了包括世界小姐大赛在内的多场选美比赛。在他们看来，或许正是奥运会之前的选美热潮激发了余华的创作灵感，用夸张的笔调记录下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转变。
说到译文内容，两位译者语言流畅，用词地道，成功传递了原文的整体面貌和神韵。从媒体和读者的反馈来看，译者的文笔获得了一致肯定，这也是《兄弟》英译本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说，余华的写作风格也帮了译者的忙。受卡夫卡等作家的影响，余华喜欢用简洁、传神的对话和动作来刻画人物，很少使用意识流之类的技法，也很少让人物情绪直接外露。幸运的是，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不会破坏这种风格，因此英译本基本保留了余华原作的风貌。
《兄弟》的另一个特色也减轻了译者的负担。虽然整部作品长达600多页，并且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纪，但余华没有牵涉太多历史细节，这大大减轻了翻译的难度。同时，作品中的次要角色大都是类型化的人物，比如刘作家、赵诗人、关剪刀，光听名字就知道大致特点。用英国作家E.M.福斯特的话来说，他们都是扁平人物，从头至尾没有变化。这种创作手法虽然不够精致，却有利于翻译。将中国文学译成外语，最困难的就是高度依赖汉语文化语境的内容。《兄弟》粗放式、类型化的创作手法，反而减少了英译之后的信息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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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某些细节处理上，两位译者采取了“归化”策略，也就是尽量使译文的用词和语言风格贴近英语语境，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例如，刘镇的美人林红发现和她相亲的男人早有了女朋友，于是找到那个女孩并告诉她：“你的男朋友是个刘镇陈世美”。包公怒铡陈世美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戏曲故事，但外国读者对此一无所知。如果非要按字面翻译的话，就需要很长的脚注才能把来龙去脉说清楚，这样无疑会让译文变得累赘不堪。译者将这句话翻译如下： Your boyfriend fancies himself Liu Town’s resident Don Juan.字面意思是：“你的男朋友妄想他自己是刘镇的唐璜”。唐璜是欧洲文学里有名的浪荡子，许多作家都以他为主角写过作品。这一典故虽然和原文中的陈世美并非完全对等，却能让欧美读者一下子抓住关键所在。
整体而言，周成荫和卡洛斯·罗杰斯完成了一个质量上佳的译本，在保留余华独特风格的同时，做到译文语言自然顺畅。《兄弟》的成功离不开他们的努力。
《兄弟》英文版的传播
《兄弟》英文版出版后，英美两国的主要媒体大多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2009年2月9日，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书评人莫琳·科里根（Maureen Corrigan）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她不仅将2009年称为“余华年”，而且称赞《兄弟》“在创作基调、历史视野和叙述技巧等方面均非同凡响”。
同样给予积极评价的还有《华盛顿邮报》。该报书评称，这部作品“并非冷血无情，在荒诞现实中自有人性的温暖和同情”。评论同时指出，余华的风格虽然与哥伦比亚文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荒诞现实主义颇为类似，但他所运用的语言是纯正的中国语言。幸运的是，两位译者在译文中没有过度使用西方话语，因此英语读者还是能透过译文看到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洛杉矶时报》也强调了《兄弟》的现实批判意义，该报书评认为这部小说通篇读来都很好笑，但它“并非轻松的娱乐读物，而是辛辣、痛苦的讽刺作品”。
著名图书销售机构巴恩斯·诺贝尔（Barnes & Noble）也发表书评，对《兄弟》给予高度评价。作者声称，“即使你不说中文，即使你对过去40年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只有模糊的印象，你也可以阅读这部内容丰富、滑稽可笑、既有色情暴力描写、又能打动人心的作品。这是一部悲剧，同时却让人发笑；这是一部喜剧，同时又让人震惊。不管怎样，故事叙述充满活力，翻译也很出色，它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
当然，也不乏批评的声音。比如，英国《独立报》书评人贾斯丁·希尔认为，《兄弟》“像是一部未经剪辑的纪录片素材：故事主线不错，但是塞进去太多旁枝末节的内容”。《卫报》书评人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同样认为，小说“有些片段会吸引你停下来细读，但大部分内容都是或浮夸或滑稽的描写。由于故事基调和情节过于夸张，小说整体反而显得平淡，缺少让人印象深刻的片段”。
不过整体而言，媒体给出的评价还是相当积极，这对于《兄弟》的销售和传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了大致了解《兄弟》英译本的收藏情况，笔者于2014年5月27日检索了世界主要图书馆联合检索系统WorldCat。结果显示，收藏此书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有617家图书馆，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等知名大学。
其次是英国，共有64家图书馆收藏此书，包括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等知名大学。另外，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有26家和23家图书馆收藏这部作品。
上述数据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不妨和莫言作品的收藏情况做个比较。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在英语国家名声大噪，不仅新作迅速翻译出版，早期作品也纷纷重印。然而查询WorldCat却发现，莫言作品的收藏量和余华相差无几。以《大蒜之歌》英译本为例，该书于1995年出版发行，在美英两国的收藏记录分别为697条和69条，与《兄弟》大致相当。而莫言的近作《变》英译本出版于2010年，在美国的收藏记录只有224条，在英国只有8条，远不如同期出版的《兄弟》。
另一项数据也能大致反映出《兄弟》英译本的传播度，那就是亚马逊网站的图书销售排名。根据练小川教授统计，截至2009年9月，共有12本中文图书被译成英文出版，包括毕飞宇的《青衣》和残雪的《五香街》。就当时的亚马逊销售排名而言，《兄弟》（排名31799），远高于其他作品（《青衣》排名100014，《五香街》排名96178）。即便和前一年出版的12本中文图书译本相比，《兄弟》的销售情况也遥遥领先，最接近的是姜戎的《狼图腾》（排名51275）。其余作品，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排名94060）、苏童的《碧奴》（排名184704）、王安忆的《长恨歌》（排名464423）均有明显差距。
《兄弟》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传播的战略研究的启示
余华的《兄弟》在英语语境中的译介和传播取得了一定成功，分析和总结其相关经验将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传播的战略实施，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图书更好地走向国外市场。
在目前国内翻译人才匮乏的状况下，依靠国内的翻译力量来承担快速发展的中国文学翻译工作似乎不大现实，《兄弟》由周成荫和卡洛斯·罗杰斯共同翻译取得的成功证明：中外合作是中国文学翻译目前比较理想的工作模式。有论者称《兄弟》存在四大缺陷：文字粗俗、情节虚假、叙述杂乱、思想阴暗。按照这样的观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在文字上避免低俗，在细节上追求真实，在结构上避免杂乱，在思想上追求光明。这也是大部分批评者持有的看法。然而在国外语境中，这些根本就不是大问题。现实主义原则在国外早已不是文学创作的基本信条，经历了荒诞派、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风格的洗礼，国外读者已经习惯了各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也见识过各种匪夷所思的叙述技巧。而经过周成荫和卡洛斯·罗杰斯共同翻译，《兄弟》对于国外读者而言，根本就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作品。
新世纪，从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市场化趋势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实质就是国际图书贸易，那就必须遵从国际图书贸易市场的基本规律。这要求中国文学翻译出版机构必须提高在海外的市场运作水平，创新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形式。有实力的中国出版机构要走向国际市场，就要实现图书出版和发行的本土化；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出版人才，熟悉国际出版产业运作规律的经营管理、具有国际市场意识的创新策划创意；还要参照国际标准，建立规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中外合作同样是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出版良方，如采取版权合作方式、借助国外出版机构的销售渠道走向世界。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近年来国外出版机构在译介中国图书时，兴趣已发生了多样化的变化，从原先的“红高粱”“红灯笼”“红色中国”转向描写当代社会的作品。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国家实力的变化。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欧美各国不得不放下大国心态，潜心研究当代中国。2008年5月4日，《纽约时报书评》首次以专题形式，介绍了四部中国小说：莫言的《生死疲劳》、王安忆的《长恨歌》、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和姜戎的《狼图腾》。2009年3月8日，该报再度推出中国专题，介绍包括《兄弟》在内的三部小说。2012年1月，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设立中国专栏，这是70年来的头一遭。种种信息表明，欧美各国迫切想要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好时机。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
当代文学传播发展研究 篇4
今天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 首先从其字面意义上来看, 指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而今日之“大众”是作为社会消费、娱乐主体的意义被使用的, 故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兴起于大众、流行于大众, 又服务于大众的文化, 它是与都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密切相关的, 以全球化的现代电子高新科技为传播媒介的, 按照市场规律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视觉传达设计是通过视觉媒介表现并传达给观众的设计, 它体现着设计的时代特征图形设计和丰富的内涵, 其涉及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新能源的出现和产品材料的开发应用而不断扩大, 并与其他领域相互交叉, 逐渐形成一个与其他视觉媒介关联并相互协作的设计新领域。视觉传达设计也是一种大众文化, 视觉传达设计的过程就是一个大众文化生产、消费和传播的过程。
首先, 从二者服务的对象和流行的范围来看。我们知道, 大众文化是兴起于大众、流行于大众, 由大众自己积极参与创造, 又反过来服务于大众的文化形态。而视觉传达设计作为一种新兴的, 以视觉方式实现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对话和互动的语言表达方式, 是传达者 (客户和设计师) 通过图像向社会大众发送各类商品的、经济的、文化的、娱乐的信息, 并引起受传者互动和反馈的一种活动方式。
其次, 从二者的发展进程来看。大众文化和视觉传达设计都与现代都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密切相关, 以现代高科技的电子传播媒介为依托, 是现代科技水平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
再次, 从二者的属性来看。大众文化和视觉传达设计一样都是一种可被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形态, “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 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 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消费文化形态。”
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完全具有大众文化的特征和性格, 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而大众文化也正是视觉传达设计所宣扬、传播的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一个根本文化属性。
二、视觉设计中广告消费文化的繁荣
媒介的广泛性和大众化使商业者看到了商机, 商者开始利用媒体发布广告, 在视觉设计上吸引大众的目光。按照传统的消费观念, 购买一件商品, 一定是于人有用的, 而其之所以有用, 是因为人的需求奠定了其效用的基础。但是, 从现代观念来看, 人的需求其实是逐步养成的。现代人的消费行为本身在不断发明着、制造着以及培养着他们自身的需求, 特别是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消费本身是一个构筑意义的过程, 它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内化, 是文化的生成、发展、固化的过程。
广告主总是在探究消费大众心中那深层次的欲望和潜意识的需求, 并使其所制造的广告形象与这种欲望和需求相吻合, 从而为大众制定一种理想生活的标准和范式, 营造了一个如梦似幻的虚拟的现实, 让人们错误地以为只要拥有了那些被鼓吹的商品或形象, 人们就能得到一种特殊的、富有精神内容的有价值的东西, 直接的欲望和深层的无意识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并由此而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广告不断制造人们的匮乏感和不平衡心理, 人们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得以消解心理的缺失。广告形象为人们提供了各种消费选择的理由, 消费者也为自己接受广告制造出各种借口。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广告只不过是一种意义双关的哄骗。”
然而, 商业广告的意义并非是完全消极的, 人们面对广告时也并非完全被动的, 它在为人们编造一个虚拟现实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生活的奋斗目标, 为这个社会创造了无可比拟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其意义并非完全是庸俗的, 同时也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广告借助形象符号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商业的、文化的奇迹, 它通过广告形象统辖人类, 使原来高雅的事物大众化了, 又使原来大众化的事物高雅化了……形象的传播繁荣了广告文化, 也进一步活跃了消费文化。”
三、审美文化对视觉设计的影响
审美文化是指大众在满足基本情况的条件下, 对美的更高的追求。伴随着大众文化的要求, 审美文化也在当今社会掀起了高潮, 日益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和普通大众共同关注的社会主流文化现象。所谓审美文化的兴盛, 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两方面。前者指当今人们越来越关注日常生活的“艺术化”问题, 人们努力营造一种风格化、审美化、高品位的生活方式;后者主要指审美已经从传统的理论思辨和纯文艺领域急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二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作为新型媒介和现代影像技术发展的产物和制造符号商品的主要来源之一, 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便与当代社会审美文化的兴盛密切相关。一方面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物质财富的增长, 对风格化、审美化、高品位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促进了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快速发展。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 视觉传达设计者总是想方设法、费尽心思, 不断创作出新颖的、独特的设计作品;另一方面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兴起与发展, 也在无形之中塑造着人们对风格化、审美化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不同于以往的精英知识分子, 现代的设计者、广告人等已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新媒介人”和“新型知识分子”。大多数的设计者和广告人的设计和创意一般来自生活, 所以他们热衷于生活方式的创造。在打造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同时, 引导大众进行美化时间的领头者, 创建时尚的主导者。
视觉文化在现在社会发展中与社会消费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视觉形象不仅颠倒了各种文化的原则的和审美标准, 而且具有全民性。现代文化中, 形象的生产和消费者本身有着不同的指向和作用。视觉文化有着文化削平功能、民主功能、经济功能, 民主化使所有人都接受同样的形象消费, 但是形象本身在阶级社会中创造了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于是带动了一切群体追求形象消费, 以实现自己的情感满足和优越体验。形象在消费社会中有着霸权主义, 所以也有与之相反的形象存在。当然, 形象有着独特的经济价值, 它可以创造出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
四、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理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 尤其是当我国顺利加入WTO以后, 世界各国的企业机构、商业产品等纷纷涌入国内。打开国门, 使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接触到了全新的事物, 但同时也使国内业界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要想让我们的设计有更快更新地发展, 就应该克服自身限度, 最大可能地参与全球化, 以实现跨国的交流与共享。但更为关键的是, 要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上, 才能实现广泛的高质量的文化创造。
从某种意义上说, 越是民族的, 反倒越容易成为世界的。兼有文化传播责任的视觉设计者应有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胸襟和胆略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本土化是其必然之路, 如果一味地追求国际化、全球化, 为迎合大众口味而丢掉传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精髓, 最后只能是毫无特色和意义的随波逐流。就如我国著名视觉设计大师韩美林先生所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民族的东西, 就没有趣了”。可见, 民族的特性影响着视觉设计, 因此视觉设计应当在遵循国际化的基础上重视本土文化的发展, 使设计立足于国内、流行于全球。
五、视觉设计文化的媒介传播
所谓媒介文化, 指的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媒介不但广泛地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而且使得人们越来越处于一种依赖媒介的情景之中。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通过对人类传播方式历史发展的研究, 提出了从面对面的口传文化转向印刷文化, 而报业作为最早的印刷文化, 成为了最早的传播媒介, 并以迅猛的速度发展, 造就了媒介文化。然后, 媒介便以一种“遥控”的形式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 是一个完全由符号所构筑的世界, 而这些符号正是由各类媒介所宣扬、所营造的, 在这个由媒介符号所编织的社会中, 形象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组成元素和表征类型。正如美国哲学家凯尔纳所说:“一种媒介文化已经出现, 在这种文化中, 形象、声音和景观有助于生产出日常生活的构架, 它支配着闲暇时间, 塑造着种种政治观点和社会行为, 提供了人们构造自己身份的种种素材……媒介文化是一种形象的文化, 但它往往利用视觉和听觉, 像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音乐盒卡通画等都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媒介, 而这些媒介在传播过程中要么突出视觉, 要么突出听觉, 或是将两者混合起来, 以广泛地作用于各种情绪、感情和观念。”
现代视觉设计的理念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人类的文化传播形式经历了从原始的视、听媒介到古代的纸媒介, 再到近现代的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深刻变换和革命。期间, 人类的文化亦在不断地经历着创新和扩展, 直到今天, 图像文化、音像文化乃至多媒体文化已逐步代替了图书文化, 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报刊业的前进、新闻产业的发展、广告产业的繁荣、电子图书和报刊的相继问世, 当今的文化领土正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姿态。
现在世界是透明的世界, 媒体像一面镜子一样监视着社会, 而媒体中的视觉设计像是五颜六色的水笔, 给媒体发展涂上美丽的颜色, 使读者赏心悦目, 让我国的传媒事业光彩夺目。
摘要：本文通过观照视觉传达设计这一文化形态, 对媒介传播这条新的发展路径进行分析, 从而更加清晰地看到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完全具有大众文化的特征和性格, 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同时, 大众文化也正是视觉传达设计所宣扬、传播的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一个根本文化属性。
关键词：视觉传达设计,大众文化,媒介传播形态
参考文献
[1]约翰.思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M].作家出版社, 1996.
当代组织传播问题研究(三篇) 篇5
主持人语：无论哪种组织文化，都不是给管理者用来作为控制和管理的工具，而是将组织看作一种生活环境，着力于关注成员在这个环境中的行为、活动和故事，使组织内部的联系网变得更为人性化，更具包容性，同时以这样的凝聚力去感染组织外部的人，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组织文化演变为文化专制，组织的性质就不再具有原来自由結合的意义，而是由暴力作为背景的强迫性“组织”。因此，自由的信息沟通和意见交流，是组织文化孕育的土壤。
本期的组织传播栏目刊登三篇文章，《伯明翰学派对媒介批评理论的贡献》由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丁云亮撰文，文章从媒介的性征、运作模式及受众接受角度，力图勾勒出这一学派媒介批评理论的主要思想立场和创新之处。同时，对中国本土批评理论的建设提供思路，具有一定借鉴作用。《组织传播视阈下的企业文化研究》则对1996年以来国内外研究组织传播、企业文化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从中提出下一步的研究假设。《互联网对NGO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为海南师范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海南NGO与大众传媒互动的调查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从互联网对NGO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着手，旨在为海南的NGO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及其传播研究 篇6
关键词：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研究
东北少数民族文学既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华文学的组成部分, 与其他文学的研究方法一样, 一般要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来发现历史真相, 并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因此实证性的文本研究是应该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 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是应该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从理论上说, 再现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史实的过程也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从中可以发现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和发展的特色, 理清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与其所立足的社会发生关联时不同社会层次、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文本的局限性, 那些有意识或下意识地歪曲历史的成分、那些带有强烈个人情感色彩和主观臆断的成分, 都要经过科学的辨认和去伪存真。不同史料之间也必须进行互证, 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关于该领域的研究, 已经产出了一定学术成果、体现出多方法、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探索。在此基础上, 我们尝试创新性的方式方法, 以期展开更深层次和一定广度的研究。
一、多方法多视角的运用
在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研究中, 比较分析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展现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特色, 就必须与中国其他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 以及中原地区的文学, 比如齐鲁、中原、三晋、闽南、荆楚文学加以比较;同时, 要认识和理解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环境和条件又必须与俄罗斯、蒙古、日本等国家的文学相比较, 还应该在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不同民族间进行比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统治时期的东北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扩展开来加以比较。如:辽代的、金代的、后金时代的东北文学比较。这些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没有比较的对象和本文也就无法体现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色。在既有的研究方法中, 传播学角度的研究似乎不多, 该研究方法是将传播学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与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加以学术嫁接而产生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构建。它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信息及其传播活动、传播方式、传播过程和传播思想为研究对象, 主要运用传播学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并结合一定的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理论方法, 以揭示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规律。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层面:一是研究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信息的产生及其传播活动与方式;二是考察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的功能和价值;三是揭示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的理论质素与规律。
政治与文学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关系和研究视角。以往学术界对文化、文学与政治关系这一概念使用得比较模糊和含混, 一般只是提出文学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等文学与政治关系模式, 并没有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分层次的细致的分析。时至今日, 有学者将政治的“政”细化为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三个层面 (张践教授) 。这样政治和文化、文学的关系又可以细分为“文化政治”、“文学政治”等几种模式。对政治概念的细化非常必要, 它大致厘清了以往我们将文学与政治关系中的“政”等同于政权的笼统看法。与这种观点类似, 也有学者在探讨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时, 也将政治细化成“政府与文学的关系”等模式。这种区分实质上将政治关系中的“政”细化为政府实体和政治体系, 将文学分析为文学体系, 这种分析方式更方便了我们对具体研究对象的阐释, 可以想见这样的分析对于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方法。
二、理想性的资料收集
在资料搜集和比较方面, 除了注重现有的博士学位论文对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外, 还应该注重像《满洲帝国年报》《国铁沿线福社设施设立风教调查表》《盛京时报》等相关内容。另外, 东北学界也出版过如《满族文学史》《东北文化史》《东北文学史》一类的著作, 虽然略为粗疏, 但对深层次地了解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况仍有一定的价值。还有一部分文献是文学的“档案”。这方面比较基本的当属会议记录和年鉴一类的史料。其中就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第一手的资料;还有一些信函、日记、游记、考察记等原件, 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如日本人写的《北国漫记》就很值得重视;另外,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年鉴、各地区的文化活动文学发展活动的纪念刊刊物。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比较高。还有一些外国、港台地区文化或文学组织机构出版的如《中华文化》《中国文学发展史》等调查统计对早期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也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甚至类似满洲文学年鉴这样的资料也有借鉴价值。除此之外, 文学学会、文学院、文学杂志社等组织主办的刊物或报纸, 如《黑土地》《长白山》《鸭绿江》《辽河文学》《满族文学》等。这些文学杂志大多以其丰富的内容而著称。一些间接性的期刊如《诗潮》《辽宁青年》等, 也有很多是涉及到文学发展和文学前进方面的内容。以前的《盛京时报》现在的《辽沈晚报》甚至像《党支部》《辽宁日报》《沈阳日报》这种党报系统的期刊报纸, 也或多或少对东北少数民族的文学有所介绍或评论。当然像作家出版社、白山出版社、吉林文艺出版社等出版过的洪峰、董恒波、阿红这样的作家作品一类的专门性文学作品, 其资料价值也都很高;如果有国外学者的这方面记录或评论更是难得的研究资料。
同时, 个性化资料的搜集和采取也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和现当代东北, 都留下了许多关于文化和文学发展方面的书信、回忆录、纪实等等, 因为他们往往是文学发展与存在的当事人, 其价值可想而知。
这样的资料在国外的一些作者那里也零星出现, 关注东北文学的不仅仅是国内和东北本土, 俄罗斯、日本、西方也有一些学者出版了一些与东北文学有关的论著, 还有的直接谈及间接谈及或谈及战争与东北的著作等, 这些都是研究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不可或缺的外围资料。
地方志及文史资料中也大多包含着一定的文学传播研究资料, 在既有的资料中, 中文的东北地方志是进行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有的则可以与外文资料相互印证。如近代至民国刊行的有《奉天通志》《吉林通志》《黑龙江志稿》以及东北地区各地县的许多志书, 其中大都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的记载,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些地方史志在展现古今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区域性背景方面, 对我们了解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的条件、背景, 以及外部环境有着很大的帮助。改革开放以后, 东北地区各省的史志编撰部门大多重修了各省的地方志, 有的史志还开辟专门的章节对东北少数民族文学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述录或阐述。
关于这些史料的来源, 我们在研究中可以将史料搜集的地点确定在多个地区的馆藏, 主要包括东北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及档案馆、上海北京东北等地的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香港特区图书馆、日本美国等地的图书馆等。
三、概念说明与关联阐释
东北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 也是政治性行政区划的结果。目前东北指的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但历史上不同时代东北的范围也有所不同, 行政区划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如伪满时期日伪政权将东北划分多个省区, 面积随着侵略的加深有所扩展, 热河也被划归在内。近代凡被当时政权划归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文学都在本文的研究之列。东北与中国西北、西南、西北等地区不同, 其它地区也包括若干特定的省区, 但各个省区之间的联系性并不十分密切。东北的各个省区也是独立的, 但从古至今大多数时候都被看成一个整体, 这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歧义和争议;西方人称东北为满洲, 我国近代学者在言及东北问题时也大都把东北当作一个整体看待。东北地广人稀, 近代 (尤其是近代早期) 总人口大体与内地一个中等省份的人口相当, 整个地域文化又极为相近, 这也是东北被看成与各省平行的地区的一个原因。因此, 学区以整个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 其范围并不过大, 从地域特征上看也是可行的。另外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东北地区某些主要的地名经常处于变动状态, 为了避免歧义, 我们可以将东北的一些地名统一为今天通行的称呼, 比如用“沈阳”代替“奉天”、用“长春”代替“宽城子”或“新京”、用“营口”代替“牛庄”等。
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概念是文化, 研究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及其传播, 离不开文化这个概念。关于文化众说纷纭, 其概念界定聚讼不已。一般说来, 文化是 (拉丁语:cultura;英语:culture;德语:Kultur) 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功能, 人们对文化的界定有很大差异。最常见的文化概念是常常用于文化普及的概念, 包括文字、语言、地域、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这大致上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在考古学领域中, “文化”则指某一历史时期的人类留下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此外, 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也被视为一种文化的特征;有时文化还指称文明。文化在汉语语境中是“人文教化”的简称, 该称谓的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 意即文化是讨论人类社会的专属语;“文”是基础和工具, 包括语言和文字;“教化”是文化的重心, 即以文化之的意思。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 今天所使用的文学概念是一个新名词。传统的“文学”意为人的博学多才。所以《论语·先进》说:“文学, 子游、子夏。”邢炳将文学疏为“若文章博学, 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后来文学又指称一个学科, 如指教贵族子弟的学科。《宋书·雷次宗传》:“上留心艺术, 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 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南朝宋武帝立文学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至于专指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 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并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为社会的上层学问。是在上世纪才出现的概念。在中国, 这一概念应该是从前苏联的文学理论中借鉴过来的。东北地区的文学更多的是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创造的, 尽管后来大量的移民进入东北, 并没有改变土著少数民族文学的根本, 因此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仍然是有自己独特特征的研究对象。
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阶段性, 这导致在研究中必然要使用近代、现代、当代这样的概念。比较明晰的划分应该是: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是从远古到1858年;近代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民国时期, 下限到1949年。具体时段确定为1858年到1949年。1858年是天津条约签订, 东北对外开放港口, 194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光复的时间、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 大体跨越了晚清、军阀和日伪三个主要的政权统治时期。1945年以后东北政局复杂化, 国共两党分别占据部分地区, 战争频仍, 社会风雨飘摇。此时中共占领区的文学发展缓慢, 而国民党占领区则几乎停滞。总体看这一时段东北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在这一时期徘徊不前, 故不必分专题讨论;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国家对百废待兴局面的振兴和改变, 东北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一时期应该称为当代东北少数民族文学。
研究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在东北发展最终占据东北文化绝大部分的过程, 不能不了解日本文学的发展史和海外传播史。
从日本的角度看日本文化文学与中国东北的关联。要了解东北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环境和发展遭际, 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处境, 也不能不明了不同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战争时期国际关系的变化, 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到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嬗变甚至质变。故此, 有必要把东北东北少数民族文学放在东北亚文化文学体系、甚至是世界文化文学体系和政治变迁中考察, 这样才能获得一个相对正确和相对全面的认识。
四、研究理论框架与史料建构
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相似, 曾先后出现或同时并存若干种理论框架, 如帝国主义侵略范式、中外文化交流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反应范式、后殖民理论等等, 都曾在一定时期内占据土导地位。随着文化上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 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强调研究的中国化, 如利用中文文献、研究中国文化经典等。这些理论或范式一般都是对原有研究缺点和偏颇的一种补充和修正, 往往能够解决或解释一些以往框架内不能解决的问题, 应该说有着相当大的理论价值, 但是在另一方面, 这些理论本身也有自身的局限性, 即它们往往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一定的问题, 超出其范围则会出现新的问题, 亦即出现一些新的偏颇和漏洞;文化和文学理论是对文化和文学成果的一种分析和总结, 可以指导新的文化和文学实践, 但教条生硬地套用理论也并非可取的方法。因此, 不同的理论应该以文化和文学史为基础, 从实际需要出发结合使用, 或在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实证性研究, 或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去创新理论, 在史实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但是, 相应历史研究视角还是必要的, 视角往往会影响人的思维。除了贯穿始终的政治决定文学的视角外, 我们还应该引入了国际化的视角。这是因为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土著的跨境的文学必然会牵扯到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 必然要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及其发展, 也是中外关系史方面的一个研究领域。正因为这样的特点, 国际化的视角在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才显得尤为重要。比如看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不能不了解进入东北区域演变的背景, 甚至需要从日本、俄罗斯、蒙古人的角度看待这些描述, 他们的观点尽管不见得代表全部, 但对于了解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来源和发展轨迹还是具有特定的价值。
关于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其他相关研究资料, 还有另外一些比较外围的文献应该涉及, 一是东北地区的近代地方报刊, 如《盛京时报》《满洲评论》《满洲日日新闻》等, 虽然其中涉及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篇什不多, 确实可以当做研究该类文学的外围性辅助资料加以利用;二是邻国如日本、俄罗斯出版的一些文史资料, 如《遥远的满洲》等, 这虽然是当时日本报刊文章的摘录或日本军方的活动记录, 对于了解战争时期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动态很有帮助。
五、研究文本的框架与特征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 中国东北的疆域和政局常常处于频繁的变动中, 因为这样的原因, 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文化思潮有时也相差甚大, 这使得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的研究很难作为一个体系性的对象加以研讨。所以, 本文在具体的研究上采取划为文学历史阶段的方式, 以便在形式上保持与一般文学史著作的相似, 但同时还因为某些具体时期文学发展的比重大小差异, 而不能够单纯地流于同比例的文学文本叙述和传播分析。
我们采取的历史分期是:唐代以前是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非常漫长, 从先秦到618年。这是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生长和初级发展时期;唐宋辽金元作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 唐宋是中原王朝的纪元而在东北则是渤海国、契丹王朝和金王朝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东北少数民族文学逐渐发展而至特色和成就;明清近代是第三个时期, 这个时期由于后金帝国崛起并发展为清王朝一统全国, 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影响前所未有地壮大和突出。近代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今天是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东北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与汉文学的高度融合期, 是其本身特色的退化和汉文学色彩逐渐深化期。
在这些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 从后金汗国直至整个清朝是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段中, 满族统治的首崇满洲和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优势给东北的以满族文学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极大的发展契机, 这使得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体现出多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另外, 清帝国的强大也为东北少数民族文学深入俄国提供了机会, 俄国对东北的入侵和被赶走, 以及后来的占领了东北大部, 还有日俄战争, 以及此后东北成为俄日共同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东北名义上还是清朝的辖区, 但政治上已经不能独立, 社会局面也与以往大不相同。此后东北进入军阀时代, 直到“九一八”抗战开始。在这个政治和社会均混乱的时期, 东北地区各方政治势力纵横裨阂, 动荡的时代和战乱的生活导致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步履维艰。在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外在生活环境之上思考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 应该把握环境—文学反映—传播发展这一贯穿的主线, 围绕这个主线发现和解决文学及其传播问题。
进行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及其传播研究, 在于努力发现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及其传播与社会政治和时代社会思潮之下的本质性问题, 要特别厘清作为不同文学传播主体的组织、机构、群体、政治势力以及他们与文学家和民间文学的复杂关系, 认识文学创作与传播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以上的各方面的选择和实行, 目的在于重构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及其传播的历史史实, 填补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中的空白;总结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发展的特色, 揭示其发展规律, 丰富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和认识;在于用政治和国家政权关系统摄东北少数民族文学, 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文学及其传播史的过程中分析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各种政治关系。与此同时, 还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考察与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有关联的国际文学环境与现象, 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传播动力等方面的关联, 从而实现对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领域的新思考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徐炳三.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08-04-01.
[2]刘建忠.社会资本的利用与信息披露制度变迁[D].广州:暨南大学, 2009-04-30.
当代文学传播发展研究 篇7
在这种背景下, 当代文论开始了历史性“媒介转向”:文艺学科开始扩容、越界与重新勘定版图;学术界和评论界开始关注“媒介”维度下的文学经典、文学维度下的媒介文化和当代文论的视觉文化转向等热点话题。影像传播与文学经典的建构问题, 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学界讨论的学术热点话题之一。
一、研究现状
仔细梳理一下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关于文学经典影像传播话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 我们发现相关研究聚集在以下方面:
(一) 文学研究的角度
一部分论者发现了当代传媒日新月异的变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无法忽略和回避的强势存在, 从文学精英主义的立场来研究大众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复杂关系, 探讨文学究竟是否会“终结”。对此, 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 影视改编拓展了文学经典的传播广度、延展了文学经典的意蕴阐释空间、增加了文学经典的社会影响力、强化了文学经典的美育功能等。如周志雄《论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彭广林《互动而非对抗》、郝敬波《从影视<红粉>看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等。
但更多的论者对影像化时代文学的生存状况表示忧虑, 认为大众传媒导致文学走向边缘化、作家对市场的媚俗化、文学叙事的娱乐化、文学发展的危机等, 呼吁在视觉合围的现状中为文学探寻出路。这方面的成果有郑崇选《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赵晓芳《视觉文化冲击与浸润下的文学图景》、闫红《论当前影视植树与文学尴尬生存的悖论性处境》等。
这类研究的最大罅隙在于, 秉持文学精英主义的立场, 论述影视改编对文学经典的传播、普及作用及其负面效果, 忽略了科技变革所带来的文学存在方式的变革。
(二) 影像技术的角度
这种成果主要研究文学经典的话语转换问题及其文化内涵。主要集中于从文学与影视相互交叉的元素来分析文学经典影视改编的可行性, 如张玉霞《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从坚守文学性或表演性的两难之境分析文学经典影视改编的实践方案, 如魏毅东《视觉殖民与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从世界电影实践来分析从文学叙事到影视叙事的改编途径, 如张文红《与文学同行:从文学叙事到影视叙事》;从“当代眼光”对“历史经典”的文化阐释来分析文学经典影像改编的实质, 如秦俊香《从改编的四要素看文学名著影视改编的当代性》等。
这类研究的局限在于, 研究者大都从影视新贵主义的立场出发, 基本认同文学经典影视改编的可操作性, 忽视了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的“场域”存在。
(三) 美学意蕴和文化研究的角度
研究者就某些美学话题在小说和电影之间进行单纯意义的静态比较, 如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克埃·马格尼《电影美学和小说美学的比较》等;有的从布迪厄“文学场”理论出发来研究影视改编在文学经典的生产机制中的巨大作用, 如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有的从身体角度阐释文学经典影像传播过程中媒介转换所蕴含的美学意味, 如洪艳《从身体美学看文学经典的影像存在》;有的从文学经典原作与影像改编本的对比出发, 阐释媒介变化所带来的审美内涵的变化, 如魏琛《从<少女小渔><天浴>的影视改编看不同媒介文本的转换》等。这类研究关注了影像传播在文学经典建构中的作用, 但侧重点并不在此, 因而没有深入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 左雪梅的硕士论文《文学经典电视影像传播诸问题探析》分析了文学经典影像传播中传播现状、价值取向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王德良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及其传播与接受》对《红楼梦》的影像传播进行了个案研究;王绯《21世纪新媒体与文学发展》对“跟进小说”现象进行了传播学分析。
综上所述, 以往的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研究积累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无论是学术观点还是研究方法都给予我们不少的启示。不过, 这些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其一, 对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的研究多, 对跨文化影像传播的研究较少;其二, 很多文章停留于“赏析式”的评价, 理论性不够强;其三, 个案分析较多, 对影像传播中媒介的意义和作用的整体分析不够。
二、研究突破
在影视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的背景下, 我国“十二五”规划开篇之局对“文化强国”战略地位的强调, 提出了“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要求, 文学经典的跨文化影像传播是优秀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 因此, 文学经典的影像传播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学界学术兴趣的选择。笔者认为:从传播学的视角, 理清影像传播和文学经典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探究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的影响 (控制) 因素和传播机制, 建构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的效能评价机制, 对推动有关文化产业的实践和发展, 具有较高的社会应用和经济价值, 也是未来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研究的新的突破口。
北京师范大学蒋原伦教授指出, “当下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和媒体批评, 都应关注意义的生成”。意义, 源于符号的互动。文学经典的影像传播, 实质上是符号在文学与影视、受众与传者、改编者与原作者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新的意义与新的文化生活被不断激发。“媒介批评的目的就是揭示意义在这些媒体互动中的生成过程”。因此, 以传播学的研究视角探究在影像传播过程中文学经典的“意义生成”, 既是对这一深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的深刻研究, 也是对经典传播这一文化 (包括跨文化) 现象的深入研究, 这决定了这一研究视角可以深入探究的研究内容。
(一) 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的“仪式”表征
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W.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强调了传播的社会文化意义、传播对受众“文化世界”的建构作用, 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 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 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
文学经典是历史与文化的文学凝聚, 是历经岁月淘洗和历史检验而留存的文化精品, 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人民的厚爱尊崇, 因此文学经典的影视传播总会引起高度关注, 成为社会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媒介事件和文化景观。按照凯瑞的观点, 可以结合这一媒体事件和文化景观中的“大众参与、同时收看、观点纷争、交流互动”的场景, 研究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的“仪式”表征, 分析这种“仪式”背后的“广场意识”、“文化共享”、“身份认同”等因素, 进而力图发现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
(二) 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的“编码/解码”现象
文学经典的影视化不仅是媒介和传播符号、文本形态的转换, 也是内容意义的转译, 异质文本的转换必然会发生意义的变动和新意义的生成。在这一过程中, 改编者置身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中, 在复杂文化生态与多重权力关系的规制中, 完成对文学经典的影像“解码”, 再将自己的创作激情与艺术灵感、独特解读和个性风格“编码”于影视文本中;而受众又调动个人经验、艺术修养、审美前见等对影视文本进行“解码”。不管是改编者的“编码/编码”还是受众的“解码”, 其间都伴随着新意义的生成, 潜伏着不同的解读立场和方式。
英国著名的文化与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中提出了电视观众的三种解读立场以及基于三种立场的解读方式, 即“霍尔模式”:主导——覇权立场、协商立场、对抗立场。可以拟从霍尔的理论出发, 研究在文学经典影像传播过程 (从改编者的“编码”到受众的“解码”, 再到受众在网络、微博、手机等媒体上的个性发言) 中, 改编者和受众的多元解码立场, 厘清新意义的生成方式及其文化价值。
(三) 文学经典影像传播中的“话语权”问题
文学经典因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 历来都是各种权力聚集、争相抢夺的宝地, 因此必然地与文化权力、话语权力等权力形式相关, 同时也与权力背后的特定利益密切相连。在文学经典影像传播过程中, 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性、传受双方关系与地位的差异性、意义符码的不相宜性, 都会引发传播话语的权力抗争与较量。
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权力, 微观的改编者“把关人”角色所代表的影视新贵主义权力, 受众长期被权威话语 (大学课堂、文学史/选集、大众传媒等) 所规训从而形成的文学中心主义权力, 影像媒体因对日常生活深度介入而被赋予的“媒介文化覇权”, 这几者构成了文学经典影像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博弈与较量。可以试图厘清这些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发掘其话语权争夺的核心意义, 从而探索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的控制因素和传播机制, 为文学经典跨文化影像传播提出策略性的建议。
(四) 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的效能评价机制
通过对上述三个方面内容的研究可以发现, 影响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的主要因素在于改编者 (传者) 对文学经典标准的认同、媒介本身所代表的传媒语境、影像重塑的技术语言、受众对文学经典的价值坚守、学术批评界的审美导向等。
文学经典, 是对历史文化的凝聚和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承载。在当前文化全球化、媒介融合化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持续发挥文学经典的社会生活影响力和审美教育功能?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互文性的理论立场上, 抛弃文学纯粹的精英意识和影视技术新贵意识, 主张通过“改编者—媒介—影像技术—受众—学术批评界”的交互对话来建构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传播效能评价机制, 为后继者提供某种规范或导向。
三、简单的结论
综上, 在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研究还存在跨文化视角少、“赏析性”大于理论性、个案分析多于整合研究等局限的前提下, 结合影像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从传播学的视角对文学经典影像传播研究进行突破, 既是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学界学术兴趣的回应, 也是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体现, 具有较高的社会应用和经济价值。但是, 其价值的实现需要研究者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参考文献
[1] (英)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钢, 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王绯.21世纪新媒体与文学发展[M].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3]陈林侠.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张玉霞.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9 (4) .
[5]秦俊香.从改编的四要素看文学名著影视改编的当代性[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03 (6) .
[6]洪艳.从身体美学看文学经典的影像存在[J].中州学刊, 2009 (2) .
[7]王晶.从文学经典到数码影像[D].上海师范大学, 2010.
当代文学传播发展研究 篇8
1 和新闻学捆绑之后的传播学, 走得越来越窄
各大高校的传播学专业基本上是在新闻学科基础了建立和发展的, 新闻学本身的研究存在诸多局限, 传播学寄生在新闻学的土壤之中, 必然造成中国传播学理论的先天不足, 相关学科的理论储备问题尤为突出。现在的传播学的人才培养和学习基本上是和新闻学的学生的培养结合在一起。在中国, 提到新闻, 必然联想到传播, 而很多高校开办的新闻传播系中, 传播学的学习只能算是采、写、编、评课程的陪衬。传播学在新闻学的映衬下, 仿佛就像参天大树下的小花朵, 看似朝气灿烂, 却缺少了阳光的关注。最初的传播学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 为二战同盟国关于战争的宣传研究和美国战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引入中国的之后的传播学, 地位却有些尴尬。一方面, 国内没有形成一个传播学专业的培养模式, 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被当作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培养。另一方面, 普遍认为传播学是相较于新闻学更加偏重理论性的学科, 这个观点在读罗杰斯的著作之前, 笔者是深信不疑的, 觉得很多传播理论确实是比较生涩难懂, 但是在读完罗杰斯这个著作之后, 笔者有些新的感悟:传播包含于各个领域, 也反作用于各个领域, 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回顾传播学产生的历史, 回顾那些传播奠基人的理论, 哪一个不是在服务社会、研究社会课题中产生的呢?而今天, 我们国家引入过来的传播学, 相较之下就是学到了点皮毛。就拿我们这一代传播学学生来说, 能大概地了解传播学理论, 但了解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学生又有几个呢?能运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的则是少之又少了!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和发展现状处于一个初级阶段, 对于传播学这个学科的挖掘和认识仅仅停留在新闻传播这个粗浅的层面, 殊不知传播的伟大力量, 信息的伟大动力。
2 传播学学生的单一背景PK传播学者的多学科背景
传播学来自于社会科学的贡献, 来自于传播学者的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等理论先驱都是多学科背景的。维纳、香农的专长是数学, 拉斯韦尔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 霍夫兰则是心理学家, 他们在传播学上的成功与他们的聪明才智有关, 更与他们的多学科背景息息相关。传播是一种存在于社会运作的一种现象, 时时刻刻都有传播, 这些知名学者们在自己所属的领域着眼于传播在其中的作用, 从而提出了相关的概念。再来对比当今我国的传播学学者状况, 实在是相形见绌。首先, 我们的传播学者大多都是人文学科单一学科背景, 许多都是中文、新闻等专业, 显而易见在视角上就缺少一种“跨学科”的眼光, 而恰恰传播现象的出现是没有学科界限的, 比如说以传播学为大背景, 就可以衍生传播社会学、传播教育学、传播政治学、传播经济学等等学科。再者, 我们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把传播学学生往“媒体人”这个方向去培养, 而很少去关注传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例如: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传播政治学等课程在中国高校鲜有开设, 通常只作为一个学科常识在课堂上略微提及。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自传播学成立以来, “跨学科”的概念, 普遍被后人们意识到, 但是如何让在“跨学科”这个概念的引导下, 改进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拿出具体研究方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比起思想的智者来说, 我们更像是行动上的傻子。
3 只关注大众传播, 忽视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
追溯传播学史, 西方传播学史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多学科背景, 从目前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现状来看, 也是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介入研究的。与之相比, 传播学在我国由新闻学界引入, 其影响目前还在新闻领域。已有学者呼吁, 要向社会科学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类学、经济学、组织管理等学科寻求理论支援, 这成为我国传播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当前, 尤其需要加大对传播学的几个领域的研究的力度, 如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只有在各分支研究的前提下完成必要的积累, 传播学体系才能上升到整体认识阶段, 在此基础上, 才能完成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构建。
传播社会学者, 在大众媒体兴起之前和早期的社会研究中, 较多的关注的是组织、企业的信息传播;而传播心理学家则关注人际之间的传播。我们在研究和分析组织与个人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时, 发现中国的组织其实是一个比西方国家组织更加充满矛盾、变异、冲突的文化空间, 显得极为复杂。因此, 研究组织传播和个人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大胆预言, 在未来的中国, 组织传播理论研究大有可为。组织的传播能力将被视为一种资产, 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种利器。各类组织管理者唯有在高效率的网络传播和优质的传播环境下, 才能使组织能以生存和发展。
4 走入了拉斯韦尔为我们构筑的象牙塔, 模式等于固定的框架
拉斯韦尔的5W模式, 奠定了当代传播学的研究方向, 从此传播的研究循着拉斯韦尔勾勒的五个方向进行, 但是我们在不厌其烦地运用这个模式的时候, 是否也考虑到:这个模式从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模式。看待任何一个现象, 就以线条式的眼光去构建传受的过程, 此时模式已经成为了一种束缚, 一种固定人们思维的框架。人们倾向于运用固有的方式思考, 善用常用的行为方式处事。久之, 就养成了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传播现象是个复杂的系统, 如果仅仅用一种简单的研究视角去观察, 会限制其研究的拓展。探究传播学界的发展历史, 不难发现最近几十年传播学研究鲜有丰硕的成果, 很多研究都是建立在原有理论和模式上的加固, 而国内的学报、杂志等刊登传播研究大多都是循规蹈矩, 遵循着拉斯韦尔爷爷为我们定好的框架而展开, 这种定势的研究使我们走向了象牙塔—高高在上, 却缺乏现实的活力和创新。现在各行各业掀起了打破“模式定型论”的高潮, 我们的传播学领域是否也可以借鉴过来呢?没有模式的束缚, 我们可能会走得更远, 可能会走偏, 可能走得很辛苦, 但值得一试。
摘要：罗杰斯为我们勾勒的这部传播学史, 不仅是一部宏观的历史, 追溯了最深的理论渊源, 而且从微观的角度, 用细腻的笔墨介绍了历史人物科研背后的故事。堪比美国近代社会科学史。在这样的史实下, 启发了我关于当代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反思, 并提出独到的见解。
当代文学传播发展研究 篇9
关键词：新媒体,传统媒体,校园,原创文学,融合
1. 传统媒体纸媒的优势
在新媒体未出现之前, 作为主流的传统媒体始终是一个影响力强大的传播媒体。传统媒体有着非常丰厚的实力积淀, 以期刊为例, 最早出版的一本杂志是于1665年1月在阿姆斯特丹由法国人萨罗 (Denys de Sallo) 出版的《学者杂志》 (Le Journal des Savants) [1]。由此可见, 传统媒体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发展, 逐步走向成熟。同时, 传统媒体的背后培养出了无数个强大的编辑、记者等为传统媒体贡献的队伍, 而且传统媒体运营的程序也近乎成熟和完美, 这些都是新媒体无法匹及的。经过了近300多年的时代变迁和发展, 杂志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肩负着传播文化的责任, 不仅内容要积极向上有意义, 在设计、传播等方面也要做到精致。
2. 大学生原创文学杂志存在的意义与面临的危机
高校文学刊物作为一种特殊文化载体, 是高校传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它可以从某一个角度反映出一个学校对学生德、智培养的重视程度[2]。
大学生原创文学杂志不同于其他性质的杂志, 它是作为传播、弘扬校园文化的一种有力的载体, 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 同时体现了一个学校的文化魅力。但对于理工科学校而言, 选择优质的稿源是原创文学杂志的一个难关, 大学生原创文学杂志如果想要发展下去就必须有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投递稿件。现在又是新媒体时代, 大学生对于传统媒体的关注度又有所下降, 对传统媒体形式的杂志没有太多的兴趣。而新媒体的传播内容大多注重娱乐性, 没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意义, 只满足于受众的快感, 也就是所谓的“快餐文化”。
3. 新媒体对于大学生原创文学杂志的影响
大学生是使用新媒体的主力军, 新媒体不能为很多所接受的原因就在于对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的侵蚀[3]。这种没有营养的快餐文化容易造成大学生易攀比, 一些负面的信息也容易造成大学生心理的扭曲和错误的意识。但作为传统媒体来讲, 选择传播的内容有一个严格的把关, 大学生原创文学杂志力求具有正能量又富有意义的内容, 把这些带有正面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出去, 影响和感染大学生的心理, 同时又提高了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内心品格。这是新媒体目前还无法做到的一点。不得不说, 新媒体虽然有这些弊端, 但它的传播速度快, 又有丰富的学习内容和更广泛的兴趣覆盖面。
新媒体的崛起确实给传统媒体带来的不小的威胁, 但是目前为止新媒体始终无法取代传统媒体, 是因为传统媒体有着新媒体无法撼动的特点:可信度和权威度。同样, 作为高校的原创文学杂志来说, 代表着学校的文学水平, 所以其可信度和权威度在人们潜意识里是可被信任的。文学编辑素质的好坏、高低, 不仅影响着刊物的深层质量, 而且也影响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与建设[4]。传统媒体不仅可以发展高质量的传播产物, 也孕育出了很多具有文化水平和高品质的人。
4. 大学生文学杂志在新媒体时代下如何更好的发展
大学生原创文学杂志主要通过传统媒介——纸媒进行文化传播, 但传统媒介的传播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 特别是制作过程复杂, 成本高, 读者回馈少, 传播力度不够。新媒体的到来给了传统媒体不少的压力, 新媒体拥有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优点, 制作周期短, 内容丰富, 具有及时性, 成本低, 受众多, 传播速度快。20世纪90年代末, 互联网对报纸销售量影响只有2%左右, 但最新数据统计, 我国网民已突破2.1亿, 其中读报习惯人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新媒体却代替不了传统媒体, 尽管新媒体也可以做到像传统媒体那样高质量, 高水准的内容, 但传统媒体毕竟是品牌, 公信度的塑造者和维护者[5]。
为了将校园文化更好的发扬和传承, 作为原创文学杂志的纸媒载体必须要与新媒体相结合, 打造出更有利于传播的新形势。微信平台补充了纸媒在传播过程中, 受众范围窄, 制作周期慢的劣势。首先, 微信平台的运用可以作为宣传纸媒的一种方式, 有了微信平台的运作, 就能拥有较高的关注度, 从而吸引更多的关注文学杂志的受众。同时制作微杂志, 以纸媒杂志为模型, 运用新媒体技术将杂志变成电子形式进行传播, 不仅保留了纸媒杂志的美感也用一种新的形式吸引学生们。微杂志的内容可以不用凑成一本纸媒的稿件, 一篇文章已足够做成一期微杂志, 既能在短时间内严格把关, 保质保量的完成一期的制作, 省人力时间, 又不用担心下一期的稿件来源, 同时也可以增加原创文学杂志可信度和权威性, 改善新媒体的缺点。其次, 也可以通过网络与一些校园权威的网站相结合, 组织宣传校园文学杂志, 传统媒体也可以通过拉条幅举办一些有意义的校园原创征稿大赛, 几场时间固定的影视作品宣传原创文学杂志。
总之, 不管是新媒体也好, 传统媒体也好, 最终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为了可以更好的将校园文化传播与发扬, 不同的载体有利有弊,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适应时代的变化, 做到摒弃传统媒体的一些糟粕取其精华, 与新媒体时代接轨, 融入一些新媒体时代具有的优质特点, 达到更好、更有效的提高校园文化素质和文学素养。
参考文献
[1]好搜百科.
[2]高校文学电子杂志现状研究.中国学术期刊网.
[3]姚崇, 姜开元, 席海莎.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今传媒.
[4]党剑.试论文学期刊编辑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A].陕西省铜川市文联.
从传播研究来看佛经文学在中国 篇10
关键词：传播研究 影响研究 形式 内容 相互渗透
比较文学理论中“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有共通之处，也有本质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也是“传播”的，或者说“影响”也有“传播”的性质。比较文学中，“影响”不是一种物理的事实，甚至不是一种本体概念，而是一种关系的概念。“影响”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心理的现象而存在的。影响一词，在西文中起源于古代占星学，本指星体与人类的感应关系。这种关系后泛指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微妙的影响关系，如影子和响声一般难以把握。而传播研究指的是一事物由外向内的输入行为，这种行为与影响有本质的区别。
文学的“传播”与文学的“影响”有多方面的不同。 首先，从途径与手段的角度看，“文学传播”作为一种文学信息的流动过程，必须借助有形的媒介手段，如翻译，新闻报刊，团体组织，人员交流等。虽然“影响”的实现也依靠“传播”，但影响的传播不一定需要有声有色的媒介手段。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受到另一个作家的影响，一部作品受到另一部作品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并不象“传播”那样有一个明晰可寻的“经过路线”，难以找出一个有形的过程，环节和途径。其次，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作为，是有意识的向外“放送”的行为，或有意识的由外向内输入的行为。第三，从文学的接受效果看，一个国家的作品被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之后，尽管也被改造和利用，但仍然基本上，大体地保持着它原来的本体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播”与“影响”的联系与内在区别：“传播”是“影响”的基础，“传播研究”可以看成“影响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但从比较文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影响”研究是探讨作家创作的内在奥秘，揭示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作品成因的一种研究。它本质上是作家作品的本体研究，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是立足于审美判断，特别是创作心理分析，美学构成分析上的研究。它的基本研究方法主要不是实证，而是审美判断和创作心理分析，主要研究“影响”与“接受”，“影响”与“独创”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不同，它是建立在外在事实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文学关系研究，本质上是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它关注的是国际文学关系史上的基本事实，特别是一国文学传播到另一国的途径，方式，媒介，效果和反应，其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实证的方法，它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属于文学外部关系研究的范畴。
从这点看，“传播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适用对象，运用价值和操作方法。“传播研究”法的适用对象是国际文学交流史或国际文学关系史。从纵的，历时的角度看，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主要研究范围是国际文学关系史。传播研究的任务主要不在于研究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而是研究被传播者的传播过程和流传际遇。传播研究所侧重的不是文本的，作家本体的影响分析，而是关于传播的历史过程的梳理和资料分析，所凸显研究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价值。如果说“影响研究”主要是文艺学的研究和文本分析，那么，“传播研究”主要是文学的文化史学的研究。从横向的共时的角度看，文学也是一种信息，文学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比较文学的“文学传播”研究就是要注意研究什么样的外来文学，外来作品文本传播过来后容易被转化为受众普遍接受的信息。
根据比较文学的传播学理论，我们来研究佛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一、形式上的传播
古代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佛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印度佛经大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而佛教传人中国最早的文献记载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到了东汉明帝年间，佛教才开始在以宫廷贵族为中心的上层社会中传播。佛教传人中国的初期，曾遭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人们只把它作为一种“方术”来看待。汉魏以降，由于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现实生活已逼得人们走投无路，剩下的只有对死后或来生的虚幻而美好的憧憬，佛经故事恰好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通向极乐世界的“光明大道”。这使得佛教在魏晋时期迅速传播。隋唐之际，佛教在中国步人了鼎盛阶段，大量佛经传人中国，主要佛经相继被译成汉文，佛教进一步中国化。
随着佛教的传人和佛经的翻译，大量文笔优美，文学色彩浓郁的佛经故事在我国社会上广泛流传。这些佛经故事最初是佛教徒用来宣扬佛教教义的，它们的传播给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创意与题材，是世界各国文化相互碰撞，交流，渗透的具体体现。他们在中国的传播在形式上大致有三种情形：
1．全然照搬故事情节，仅仅稍作删饰而已。例如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中的“阳羡书生”吐纳女子的故事，源于《旧杂譬喻经》中的“昔梵志做术，吐出一壶，中有女，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做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这段文字。只是将“梵志”改为“书生”而已。
2．根据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和欣赏习惯加以改造。例如，《杂宝藏经》卷第三《共命鸟缘》：“昔雪山中有鸟，名为共命，一身二头。一头常食美果，欲使身得安稳，一头便生嫉妒之心，而作是言：”彼常云何食好美果，我不曾得？“即取毒果食之，使取毒果食之，使二头惧死。”明代刘基的《诚意伯文集》中有《九头争食》篇曰：“孽摇之墟有鸟焉，一身而九头，得食则八头皆争，呀然而相衔，洒血飞毛，食不得入咽，而九头皆伤。”
3．借鉴佛经故事的寓意，重新编造故事情节。例如苏轼的《艾子杂说》所记述的艾子途中所见：一人过沟，取神像架于沟上，履之而过；一个见之，以衣拂拭，捧至上座。神鬼竟祸于敬者而畏于辱者。此文所述，显然脱胎于〈〈旧杂譬喻经〉〉中的“鬼怕恶人”故事，只不过一者是将神像卧沟履之，一者是将神像破而炊之。
二、内容上的传播
佛经攫取文学故事，目的在于阐释佛理，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剔除它的宗教教义，有这些主要内容：
1．歌颂智慧善良，嘲弄愚昧偏信。例如，《杂譬喻经》中的“瓮中藏影”故事，不仅嘲笑了一对夫妇分别将酒缸中自己的倒影当作对方的奸夫情妇的蒙昧无知，还讽刺了被请来排解纠纷，却将自己的影子当作是这家夫妇另请的高明，因而深感轻慢，愤然离去的梵志和比丘尼的愚昧可笑。
2．歌颂诚信慈爱，鄙视虚伪欺诈。《佛本行集经》第31中的“虬与猕猴”故事，既谴责了居心不良的虬，也赞扬了猕猴，说明了善良可以战胜邪恶。友爱与诚实是世界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个故事流传很广。
3．歌颂和平谦让，反对嗔怒争斗。例如《杂宝藏经·婢共羊斗缘》：羊偏食麦豆，婢以杖捶之，羊以角触婢，婢取火烧之，羊着火奔突，隐燃村庄山林，村人猕猴都被大火烧死。故事最后借天神偈语揭示了主题：“嗔奎斗诤间，不应于中止。羝羊共婢斗，村人猕猴死。”
4．歌颂牺牲奉献，斥责贪残暴虐。释迦牟尼对于自我牺牲精神，常常备加赞扬，对于贪残暴虐，则是痛加斥责。《旧杂譬喻经》，《杂宝藏经》中的“鹦鹉救火”故事所颂扬的牺牲奉献精神，真诚专一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有着十分惊人的相似。
另外，还有许多佛经故事表现了宣扬因果报应，主张除恶务尽，强调实践经验，反对顾此失彼和批判因循守旧等主题。上述佛经故事的主题，内容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体现或反应。
三、佛经故事与中国文学的相互渗透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几乎称得上无孔不入。历史上，许多统治者把佛教视为控制民心，稳定社会的法宝。(佛教哲学曾帮助扭转中国哲学上的重经验认识，轻理论思维的倾向。古汉语的反切音韵学是受梵文拼音的启发创造出来的。唐代古典音乐曾从佛教国家的音乐中吸取营养。至于佛教寺院塔殿的建造，更给中国的建筑，园林，雕刻，绘画以深刻的影响。)
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尤其令人瞩目。许多佛教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外，它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情趣，新的韵致，新的风神，新的气色。佛经中的文学故事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在文学理论，文学题材，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等方面。
佛经故事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学理论尤其是诗歌理论上。佛教最讲究空灵，悟性，步魏晋玄言诗之后，中国诗坛上就出现了以佛理入诗，论诗，喻诗的现象。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白居易等既是著名诗人，也是佛学崇仰者；就连儒释道杂糅的李白和奉儒守官的杜甫都写过皈心佛法的诗句。宋代甚至有人以教义为诗，以偈语为诗。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辩》中辟头就是一段借禅喻诗的议论，把诗划分为汉魏晋与盛唐，大历以还，晚唐三个阶段，以比附佛教的大乘，小乘，声闻辟之果三个等级：“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正邪。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这段诗歌批评，完全是借教派的大小正邪，来论定诗歌的高低优劣。他还强调“妙悟”的作用，认为孟浩然“学力”虽远不及韩愈，而诗却在韩愈之上，原因是“一味妙悟而已”。严羽论诗，将佛祖高僧的修持，参悟，精进活用到诗歌理论与创作中，虽带有迷离恍惚的神秘色彩，但仍不失为一种创造。诗人用诗歌阐释佛理，评论家以佛理评论诗歌，恰好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所言：“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这恐怕就是佛经传人中国之后，诗歌理论与创作上的一个惹人注目的奇特变化。
佛经故事的大量传人，给中国文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有时是隐形的创作题材。除了前文所引的寓言，传说之外，诗歌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以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为基本主题的王梵志的诗歌。小说方面，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小说，明清的长篇小说如《西游记》等，其中不乏梵音佛影。说唱文学方面，唐代的变文，宋元的话本，明清的弹词宝卷等都有精彩的佛经故事融汇其间，仅取材于《贤愚经》的敦煌变文就有《太子成道变文》等七八种。戏剧方面，我国除了很早就翻译的梵剧始祖马呜菩萨创作的《佛本行赞》外，北宋年间有《目连救母》佛教戏问世，元代的神话故事句《西游记》等都有佛经故事的深刻烙印。从上述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佛经故事对中国文学的辗转影响过程。
佛经故事对中国古典文学体裁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在经文间以偈颂的形式影响下产生了以韵散相间，诗文结合，逐段铺叙，说说唱唱为特点的变文，弹词，宝卷等新的文学体裁。隋唐时，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其中的佛经寓言曾代表先秦两汉寓言昌盛一时。佛经故事的思想内容与譬喻方法也曾给唐宋以后的寓言创作注人新的活力。由于佛经故事多源于民间口头文学，所译韵文很富民歌风味，这对于中国诗歌的通俗化，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此外，佛经故事中的论辩技巧，譬喻分析的细密精微对于中国散文和诗歌中的论说成分的发展影响也很大。
佛经的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语法，进而也影响到文学的语言。隋唐以后，许多佛经典故和词语引进了文学作品，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有些至今活在人民口头语言之中。如常用的典故有火宅，大千世界，天女散花等；常用的词语有因缘，公案，涅磐，净土等。这些典故与词语的运用，更增强了汉语的表情表达功能。此外，中国古代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也明显受益于印度声明学原理，即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从而为唐以来律诗新体裁的最终形成开辟了道路。
佛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衍变从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角度来看，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的研究。它既是国际文学交流的研究，也是一种国际文学“大市场”的研究；它可以是一种历史的，“事后”的研究，更可以是一种前瞻性的，预测性的研究。因此，这种研究对于推进引导中外文学，世界文学的广泛传播和交流，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从佛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文学是相互交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融汇的过程。佛经故事在译成汉文和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要打上中国文学的烙印，它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融入到中国文学当中，成为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本文作者现为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参考文献：
1．王向远 《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版
当代文学传播发展研究 篇11
“心理危机评估体系是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是确定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依据。据此, 可以确定重点关注、帮助、预防和干预的对象, 提高预防和干预的效能”[1]。近年来, 中国高校的各位研究者从不同立场和角度, 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认识程度越来越高, 大学生管理工作思路已经由最开始的简单化、粗放式向多维度、精细化方向转变, 原始的“棍棒教育”和“铁腕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教育需求, 所以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研究出现了两种较强势的倾向。
第一种, 将研究对象放置在特定的区域内, 在这种论域中进行侧重本土化的研究。近年来, 关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建设问题, 研究者更多选择以自己熟悉的或者工作的高校作为研究论域, 比如叶小东在硕士论文《四川建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中, 以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辅助从事在学生工作一线的教师队伍针对大学生在日常生活, 学业各个阶段产生的心理问题提供专业的信息集成平台, 从而及时地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心理的规范指导”[2]。这种类型的研究还有很多期刊论文, 比如李景和闫翔《构建农业院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实证研究———以某农业大学为例》,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进行了农业院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构建实践, 构建了包括心理危机预防体系、心理危机预警体系、心理危机应急处置体系、心理危机后期跟踪体系等心理危机干预体系”[3]。洪瑕和杨春城的《构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讨———以普洱学院为例》, 以普洱学院为参照, 解决“普洱学院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本身还存在来访学生人数较少、对大学生心理整体把握还有待提高、心理咨询专职人员缺乏等问题”[4]。
第二种, 侧重运用新的研究方法, 有意识引入跨学科理论, 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建构进行研究。蓝李焰在《论藏传佛教心理调节功能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中, 运用藏传佛教的心理调节功能研究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提出:“作为一种理念文化的宗教, 是特定族群对待环境变化的传统心理防御机制。”[5]廖桂芳在《系统论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的构建》中运用系统论, “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 结合系统的基本特征, 从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的整体功能出发, 对该系统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6]。章周炎和汪丽华在《生命教育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策略》中选择生命教育作为时域, 认为“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与危机当事人建立生命连接, 心理危机干预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当事人重建生命意义”[7]。强成文和钱婷婷的《从存在危机到意义澄明:文化语境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探究》, 选择从文化学角度切入, “从文化视角分析大学生价值自觉与意义世界, 对大学生心理危机进行干预, 应关注意义世界, 重视价值重塑对心理危机干预的作用”[8]。
二、文学课程对大学生心理预防机制的影响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具有语言教育的特性与价值功能;文学是审美的艺术, 具有审美教育的特性与价值功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文学是人学, 具有人文教育的特性与价值功能”[9]。就像文学在具有自我审美品格的同时, 还会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旁生出政治宣传功能一样, 文学处于教育的需要自然也会具有教育的功效, 正如赵菁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文学教育研究》中所说:“试图探讨、认识与发掘文学教育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具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 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和道德境界,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10]这是一种将文学教育的功效引导到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尝试, 然后正是这种尝试从侧面说明了, 文学教育同样可以引导大学生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可以在管理和教育大学生领域发挥功效。同时, 这种文学教育又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精神领域的教育, 一旦建构成功不但有利于提高学生在校期间处理危机问题的能力, 而且有助于学生走出大学校门之后正确自觉树立处理危机心理的防范意识, 而文学教育发生作用的媒介便是文学课程。所以, 要看文学教育的潜在影响, 就要借助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文学课程。
(一) 文学必修课与播音主持本科专业
播音主持专业是文传学院的特色专业, “高校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具有重视专业技能、文化基础薄弱, 敢于张扬个性、缺少团队意识, 心理敏感细腻、依赖专业教师等特点”[11]。为播音专业开设的主干文学课程《中国文学》, 之所以被纳入教学计划, 是因为看到了文学教育对确定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依据和大学生心理危机根源性因素具有的潜在影响。
这门文学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的同时, 还具有通识课的性质, 旨在通过分析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现象, 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 让学生借助现代文学语言、现代思维方式与文学形式, 感受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而这个过程, 对具有敏感心理、主张个性张扬, 但易冲动、易走极端的播音专业学生, 具有直接的情感疏导和意志指引的作用。“大学生极端心理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 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 当事人通常没有预谋, 做决定也是一时心血来潮、简单轻率, 不能控制自己的冲动, 不考虑后果, 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12]。而“意志是个体在面对困境和冲突时, 能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和调节自身的行动, 克服各种困难”[13]。而危机事件本身正是个体的自我认知与社会感受之间的冲突, 解决这一冲突的关键, 就是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而情感走向与意志选择都会直接影响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发挥。
所以, 从这一层面看, 对播音主持专业开设文学必修课, 不仅是播音专业人才培养教学目标的题中之意, 而且文学课程对学生感情、意志和情绪等潜在精神层面因素的教育, 都将反作用于他们面对危机事件时心理暗示的力度。一斑见豹, 文学教育对感情丰富、感受敏锐的艺术类学生具有潜在而又能量巨大的心理暗示作用, 这将直接影响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实际效能。
(二) 文学选修课与文秘专科专业
与播音主持专业大为不同的文秘专业, 是文传学院历史悠久的专业, 这个专业的学生普遍具有“看问题比较表面和消极;过分内向;做事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情绪不稳定;自信心低”[14]的特点, 而“极少数学生不能解决这些心理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积压, 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终爆发极端心理危机事件”[15]。如果单纯借助文学教育的情感传染和暗示力量, 还不足以深入文秘专业学生的意识层, 那么, 面向这一专业开设的文学课程除了《中国文学》这门专业必修课之外, 还必须开设文学选修课。《文学经典作品导读》是为文秘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和重要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 通过现代、当代诗文朗诵、影视鉴赏、论文写作与研讨等形式进行。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选择精读作品讲解或利用课余观看录像视频, 从文学知识传授的浅层入手对学生文化素养进行潜入式教育。
这种教育方式完全考虑到“价值自觉对学生的人格发展、意志的形成、情感的培养发挥着春风化雨般的导向功能”[16], 也考虑到文秘专业的学生和播音专业的学生相比, 多数具有理性往往大于感性的性格特点, 所以重在从潜意识层面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并有意识解决因家庭收入、经济消费和专业配置等不同而出现的“客观条件差心理不平衡”[17]。由此, 使本专业学生能够通过学习文学史上具有自我情绪调节能力的作家及其史实, 借助具有正能量的文学作品, 切实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摒弃来自潜意识里的自卑感, 从而进一步树立科学的价值观, 从自身内部增强处理危机事件的心理调节能力。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