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共12篇）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篇1

文学史料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文学研究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 才能正确把握文学研究的方向。然而当前我国到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文学史料达到了忽视的地步, 没有充分发挥文学史料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希望能够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摆正方向。

一、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重视文学史料的现状

一切历史研究工作都要以史料的搜集、运用、理解和鉴辩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学术研究的学理化更加规范。由于受到商业文化气息的影响, 我国的学术研究逐渐脱离了学理规范, 片面重视主体主观意志的发挥。很多学者在没有对文学史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就开始撰写文学研究著作, 甚至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史料研究是没有价值的。这就导致一些文学研究忽视客观存在的事实, 对现有的文学史料进行歪曲。如郭宛在《浪漫人生———胡适和他身边的女人》一书中就没有对已经公开的胡适日记进行严谨的考证, 造成了一些史料错误, 与胡适日记中的记载完全不符。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 罔顾历史史料, 对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有意的曲解和篡改, 没有尊重史实, 这样的文学研究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二、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完善需要发掘文学史料

随着我国思想的解禁和文学史料的挖掘, 文学研究摆脱了旧有的阐释式的研究模式, 开始重视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还原。而发掘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逐渐完善与成熟的标志。如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发掘张爱玲的史料, 对张爱玲在绘画领域和戏剧领域的造诣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从而能够更全面、系统地对张爱玲进行研究, 并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证明, 挖掘史料可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进行完善。换言之, 如果没有文学史料的发掘,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 只有重视文学史料的发掘, 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不断完善, 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

(二) 通过发掘文学史料能够纠正过去错误的文学研究观点

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错误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个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文学史料进行研究, 造成了一定的研究盲目性。如对巴金文学生涯时间的界定, 之前一直认为1929年巴金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灭亡》是巴金文学生涯的起点, 然而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却发现巴金早在1922年就已经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开始文学创作了, 这就将巴金文学生涯的时间向前推至1929年。这对于巴金的文学研究非常重要, 也充分说明了资料发掘的重要性。第二个原因是文学研究主体本身存在各种问题, 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不够严谨和细致, 或者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不敢将真实的言论发表出来, 只能屈从于政治要求。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伴随着文学史料的发掘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 走向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随着文学史料的不断发掘, 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才能取得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 改变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研究乏力的情况。很多研究者认为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 30年的现当代文学史已经不存在研究的空白领域, 缺乏继续研究的价值, 甚至一些研究者悲观地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走入绝境。鉴于此, 怎样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增长点就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但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并没有对文学史料予以重视, 绝大部分与会专家都认为文学史料无力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 而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文学话语的运用与引入。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缺少文学史料。正是由于很多文学史料被湮没了, 才造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很多空白点无法得到填补。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专家钱理群先生通过系统地整理沦陷区的文学史料, 出版了《沦陷区文学史料选》, 极大地拓宽了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范围, 使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水平得到了新的提高。这也充分说明发掘文学史料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改变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丁景唐和马良春两位先生正是通过对文学史料的整理和搜集, 在国内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学习两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通过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来打破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

(四) 通过发掘文学史料来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

发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主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是辩证统一的, 研究者对文学史料的态度正是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基础。如文学史料学专家和文学研究家王瑶先生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 其《中国新文学史稿》引用了大量的文学史料, 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涌现出大量的文学史专著, 出现了一个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高潮时期。但上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文学史专著却并不多, 只有像《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严谨的文学史专著迄今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必须参考的一本研究专著。王瑶先生的专著之所以能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研究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是由于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王瑶先生形成和提炼了自己高尚的学术品格和学术风格, 从而使文学研究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与王瑶先生相类似的还有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唐弢先生, 其在六十年的工作中勤勤恳恳地进行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他的学术素质。由此可见, 只有在基础性的文学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中勤恳踏实的工作, 才能练就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

受到商业化气息的影响, 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比较浮躁, 很多研究者往往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不重视自己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培养。只有通过文学史料的发掘, 不断培养自己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 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

三、结语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当前我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忽视文学史料的严重问题, 建立完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已迫在眉睫。只有建立完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 对文学史料进行严格的整理、辨别、搜集和发掘, 才能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做到尊重客观文学史料, 推进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也是为了确保文学史料的真实性, 避免篡改文学史料的事情发生。只有这样, 才能够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史料管理和多渠道的史料交流。

摘要：挖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仅能够完善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 更可以纠正错误观点, 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对研究主题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然而, 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不重视文学史料的倾向。本文从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重视文学史料的问题入手, 具体分析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旨在摆正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史料,学术品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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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兴泽, 石小寒.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与文学研究[J].学习与探索, 2010 (6) .

[3]白春超.旧资料的发掘与新学术的发动——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史料研究述要[J].宁夏社会科学, 2011 (6) .

[4]廖久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途径:从史料工作做起——兼谈“文学史料研究专栏”创办的意义[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2 (1) .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篇2

专题一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

了解“十七年”小说创作概况和农村题材小说的主要成就和特点。掌握赵树理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特点以及从《小二黑结婚》到《三里湾》再到《“锻炼锻炼”》的创作历程；孙犁《铁木前传》、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的创作特点。

专题二 当代小说中的革命叙事

了解5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

重点了解梁斌《红旗谱》、欧阳山《三家巷》的创作特点。

掌握王蒙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布礼》、《蝴蝶》、《杂色》再到《恋爱的季节》的创作历程，以及王蒙小说的发展变化、文学成就、创作特点；古华《芙蓉镇》、邓一光《父亲是个兵》和《我是太阳》、项小米《英雄无语》的创作特点。

●专题三 “样板戏”与当代戏剧实验 了解京剧现代化和当代话剧实验的过程。

重点了解“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的关系以及“样板戏”产生的文化语境。掌握高行健《绝对信号》、何冀平《天下第一楼》、孟京辉《恋爱的犀牛》、赖声川《暗恋桃花源》的创作特点。

重点掌握老舍的戏剧成就和《茶馆》的创作特点；《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艺术成就和创作特点；高行健《车站》的艺术创新。

专题四 “朦胧诗”与当代诗歌的探索

了解当代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和不同时期的特点。

重点了解“朦胧诗”产生的文化语境以及“朦胧诗”之后当代诗歌的发展和变化。

掌握蔡其矫、郭小川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特点；北岛、海子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特点。●专题五 新时期的乡土小说

了解新时期乡土小说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联系与区别。

重点了解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和主要成就以及发展和影响。

掌握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废都》、《秦腔》、张炜《古船》、莫言《檀香刑》、《生死疲劳》的创作特点。

重点掌握陈忠实《白鹿原》、莫言《红高粱》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特点。专题六 女性文学

了解新文学诞生以来女性文学的主要作家作品及主要特点。重点了解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发展变化。

掌握王安忆《长恨歌》、铁凝《玫瑰门》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特点；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私人生活》的创作特点。●专题七 先锋小说

了解“先锋”的概念、性质和特点，以及先锋小说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重点了解先锋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和特点。

掌握马原和《冈底斯的诱惑》、残雪和《山上的小屋》的创作特点。

重点掌握余华的文学成就和《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年》、《活着》的创作特点以及从先锋到世俗的变化。

●专题八 新写实小说

了解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到新写实文学的发展历程。

掌握刘恒、苏童的“欲望叙事”；池莉的“生活流”、刘震云“官场系列”写法的不同风格；以及方方的独特个性。重点掌握新写实小说的发展变化与影响；池莉的市井生活气息与刘震云的乡土气息和政治意识的不同，以及池莉与刘震云艺术风格的不同特点。

专题九 当代散文的多样化

了解当代散文在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及多样化发展简况；新时期散文对于“十七年”散文的超越。

掌握金克木《华梵妙灵》、张中行《负暄琐话》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特点；余秋雨《文化苦旅》、韩少功《山南水北》的创作特点。

专题十 新派武侠小说

了解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武侠小说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中的地位；旧武侠小说与新武侠小说的联系与区别。

重点了解当代港台武侠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和特点。

掌握金庸的文学成就和《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的创作特点；梁羽生《萍踪侠影录》、古龙《浣花洗剑录》的创作特点。

专题十一 台湾小说

了解台湾小说的发展变化。

重点了解台湾现代派小说与乡土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与特色。

掌握白先勇的“怀旧”主题与文学成就和《台北人》的创作特点；七等生《城之迷》、张大春《饥饿》的创作特点。

专题十二 台湾诗歌

了解台湾诗歌的发展变化。

重点了解台湾诗歌的主要作家作品与特色。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篇3

就“制度”的使用频率看，人们多用它来指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而文学似乎远离政治、经济领域，因此，它常被看作与制度无关的独立的语言艺术。事实上，文学与制度的纠缠，以及制度对文学的干预与渗透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而复杂得多。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学制度，作家的创作、文学文本、读者的阅读与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发生着紧密联系，现代文学作家的职业性和社团归属，作品传播对报刊和出版以及文学批评、文学论争、文学审查和文学奖励的参与，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强大的制度力量。文学制度是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表征形式，它表明文学没有绝对的自由，必定受制于制度。

当代文学更有文学制度的参与，因此，对当代文学的逼视，没有比文学制度的视角更能看清当代文学生成的真实面影。正如王本朝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生长与形成无疑必须体现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性质。在王本朝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一起建构了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还得到了文学制度的强大支持，从文学观念到语言形式，从作家创作、作品阐释到刊物传播、读者接受，都被完全纳入到一个有计划的文学制度之内，并成为文学制度的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制度，主要表现在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和评价机制，对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形象设计、主题升华和形式处理的计划和引导，对报刊、出版等文学生产资料的计划管理，对文学读者的想象性设置，以及对文学批评的操控、对文学政策的制定等。

当代文学制度萌芽于现代文学制度这一历史语境，在经历了延安文学的孕育、苏联文学的参与、第一次文代会的文学规范、作家思想的改造与身份转变、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具体运行过程，就被纳入了一种新的体制，被规范组织起来，成为服务于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可以说，1949—1976年间的文学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最为特殊的文学，它的生长形态无不与文学制度有着重要的关联。诸如文代会、文学机构、文学政策、作家身份，甚至是文学读者、批评者、文学的具体传播……等等，都显示了当代文学重要的制度力量，而这些正是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在文学制度这一新视角的烛照之下，就可发现过去未曾看见的意义。

“制度”是人类在追求自由过程中所建立和遵循的秩序规则、活动空间和活动范围，是一套规则化、理性化和系统化的行为规范和体制架构，它渗透着人类非理性、非正式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它虽较远离于政治与经济，但它在社会化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套制度形式。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的条件，也是文学生产的结果，对文学生产有制约和引导作用。在王本朝看来，文学的审美意识和语言符号只有在文学制度背景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意义，成为被社会所接纳和承认的精神意识。正是有文学制度的参与，文学的社会性才得以实现，而文学的合法性才得以成立。论者更把文学制度看成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在他看来，建立有效而合理的文学制度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标志。文学现代性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二是文学的制度现代性。

文学生产与文学制度之间还存在相当的矛盾性，文学制度具有显著的负面意义，也应加以理性反思和批判。一方面。文学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必须依赖于文学制度，文学生产在作家的精神意识之外，还需要借助于文学体制才能实现其社会意义，才能被社会最大可能地接纳和承认。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诞生于文学制度，也正因为这样，文学制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与社会保持一致性的关键因素。由于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独特语境，它与西方文学更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它需要不断走向社会，参与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文学制度就以各种方式规范和诱导文学生产实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那些与规范的文学制度不相符合的、异端的个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也自然就会被去“合法化”，受到排挤。文学制度还培养出制度的寄生者，保护制度受益者。文学制度化的现代性追求，也造成了文学对“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过分依赖。“社会效应”扮演着筛选和淘汰文学的自身的价值功能，被社会认同的文学便获得了合法性，反之，便被拒之门外。“社会效应”可能与文学意义一致，也可能完全脱节。文学的社会效应便有可能实施某种话语暴力，将“自我意志”强加给文学。社会效应对于增加文学资本的既得利益显然是有利的，于是，一些作家和批评者便不遗余力地倡导文学的社会效应，处于文学边缘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则可能做出其他不同的阐释，抵制文学资本的集中。同时，文学制度还有理性化和工具主义的倾向，有文学与权力合谋的欲望。随着文学体制的建立，在其内部也逐步形成知识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主宰着文学的走向，使文学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保持一致和同步的同时，也让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受到一定的抑制，无法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展。因此，在强调文学制度正面意义的同时，也应对其负面性有清醒的认识。

把制度引入文学研究，这实际上是拓展了一个新的维度、一种新的研究思维和空间，也由此引出一系列新问题，产生一些新的看法。从制度的角度研究文学，实际上是把文学社会学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文学制度”在西方文论话语中也还是未曾得到重视的领域。“文学制度”的提出以及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视域并系统地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创造与开拓。文学制度研究可称之为文学的过程研究和文学的生态研究，王本朝认为，文学体制与文学精神，文学自律与制度权威的干预，如何保持必要的张力显然是一个难题，也就是说，完善的文学体制是否可以获得遏制其内在局限性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是需要反思和讨论的问题。王本朝试图将文学制度与文学理论建构、文学史写作联系起来，认为文学的体制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应该成为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学术话题。特别是文学史研究，他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多注意甚至是只注意作家和作品本体，忽略了文学意义的生产机制，这些与其说是在文学制度研究中的问题与困惑，倒不如说是文学制度这一视角所见出的文学研究的新的视域。事实上，文学的制度研究给我们的视野是多重的，把文学制度当成一种方法、一种工具，深入开展文学制度本身的研究；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制度的独特性与差异性的研究；文学制度与文学、文学制度与文学史写作、文学制度与文学理论的建构；文学制度与具体的文学研究等等，甚至是文学制度所表现的负面性给予的反思与批判，都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域与空间。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篇4

据中国作家网消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2010年5月在京成立。张炯、白烨、吴思敬、庄之明、林莽、苏立康、田慧生、顾之川、高伟毅、刘沪、肖远骑等文学界、教育界专家及学校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成立致信祝贺。他在贺信中说, 说起校园文学, 总使我们心中洋溢起青春的热情。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 各地文学社、诗社团体从城市到农村遍地开花, 而以大中学生为主流的校园文学社团也乘兴而起, 校园文学应运而生, 与“五四”文学传统一脉相承, 与时代的呼唤相得益彰。新时期的校园文学姹紫嫣红, 美不胜收, 不断涌现出小作家、小诗人, 为中国文坛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 成为文学队伍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也为青少年文学素养的提高、情感境界的升华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校园文学的发展中, 许多老师以举办文学社和诗社为教学平台, 为素质教育开创了良好的教学模式, 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这些经验同样值得我们去研究。而今, 校园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必将承担起这一任务, 为当代文学和素质教育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篇5

周远斌，男，1969年11月生，文学博士，青岛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文学评论》（3篇）、《光明日报》（6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篇）、《文史哲》、《齐鲁学刊》、《云梦学刊》、《杜甫研究学刊》、《阴山学刊》、《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沈阳师范大学学报》、《延边大学学报》、《聊城大学学报》、《理论研究》、《蒲松龄研究》、《北方论丛》、《南都学坛》、《重庆社会科学》、《上海文学》、《文论报》、《作家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观点摘要；出版《论语校释辨正》、《红楼梦人物百家言——薛宝钗》、《儒家伦理与〈春秋〉叙事》等专著11部；主持承担国家社科项目、省部级项目5项；获省社科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各1项，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

徐良，男，1963年生，1985年—198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美学专业硕士学位。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青岛发展研究中心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历年来在《美学》、《艺术界》、《人文杂志》、《社会科学辑刊》等国内各类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20多项学术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等重要文献二次转载，十多次获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重要著作有《20世纪西方美学精神》，合著《文艺学与美学的整合研究和多元推进》、《企业美学纲要》等。重要研究课题有《西方美学的后现代转折》、《荒诞派戏剧的美学精神》，近年来转入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主要课题有《中国哲学美学》、《中国美学与现代文化》等。主要开设课程有“美学原理”、“中国古典美学”等。

张伟，女，1961年12月生，199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来致力于文艺理论研究，中西蓝领文化研究以及视像时代的美学研究，承担国家教育部项目。研究方向：西方美学与当代文化，主要科研成果：专著《走向现实的美学——巴黎手稿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西蓝领文化》，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2005 12-2008 12（05JA720013），论文（1）“对马克思美学劳动范畴的新审视”《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3期 人大复印资料《美学》 2002年10期全文转载（2）“马克思主义与中西方蓝领文化”《东方论坛》2002年5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 2003年4期 全文转载（3）“反全球化与詹姆逊的左翼美学”《学习与探索》2004年6期。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5年2期全文转载（4）“社会转型与中国的蓝领文学”《学海》2008年5期。

赵建章，1969年11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学位，副教授，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中国古代文论。科研成果：《王国维的美的本质观》，烟台大学学报；《论方苞的义法说》，常德师范学院学报；《以文论诗――方东树诗学的理论特征》，中文学刊；《刘大櫆古文理论的诗论化》，中文自学指导；《古代文论教学刍议》，载《新型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从诗品鲍照条看钟嵘的审美理想》，载《文艺学与美学的整合研究和多元推进》，《姚鼐以妙悟论文》，文学前沿《后期桐城派的文道观》，时代文学；《古诗名家诵读本杜甫》，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孙顺华，1980—198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87 年到青岛大学文学院任教，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化传播及青岛历史文化的研究。主持或参与教育部、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多项，出版《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华文化与传播》、《中国广告史》等著作多部，在《文史哲》、《孔子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多种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及SCD源期刊引用。获山东省教委、青岛市科研二等奖多项。主要讲授中华文化与传播、中国文化史、中外广告史等课程。

孙盛涛，1966年生，山东牟平人，文学博士，2006年晋升教授。现任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青岛市第六届兼职督学。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与美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被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译文被《最新西方文论选》收录或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出版专著《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参编《美育学》《美学概论》等教材4部。获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科研奖项。获青岛大学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荣誉称号。

汉语言文字学

戚晓杰，女，山东威海人，196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学位。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学科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语法修辞。已在《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报》《语言科学》《语言文字应用》《古汉语研究》《汉语学习》《语文建设通讯》（香港）《澳门语言学刊》等国内外有影响的语言学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论文为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出版著作数部，多次获得青岛市、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朱葆华，男，1963年出生，山东昌邑人。博士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学位。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和书法，现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文字学方向和汉字与书法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出版著作多部，论文30多篇。尤其在汉字书体演变史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史冠新，男，1963年出生。汉语言文字学方向博士，青岛大学汉语言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对外汉语教学和现代汉语语法。主要科研成果：1986 临淄话单音形容词的重叠用法，中国语文； 1989 语气词“吧”，中国语文；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2001 方言语法调查手册；2006 普方古视角下的临淄方言语气词研究（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2006 普方古视角下的“了1”“了2”“了3”研究；对外汉语句式教学研究；感受中国；2008 现代汉语语气词界说。专著多项，获奖众多。

窦秀艳 女，吉林白城人，蒙古族。1988至1995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到青岛大学中文系工作。2000至2003年，在山东大学古籍所（现为儒学高等研究院）师从冯浩菲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2005至2006年，在韩国国立庆尚大学讲学。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汉语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讲授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雅学研究等课程。学术研究方向为汉语史、文献学、传统文化。承担国家、省市社科项目十余项，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中国雅学史》《青岛历代著述考》《雅学文献学研究》《崂山文化名人考略》四部，获得省市社科奖多项。

周翠英，女，19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至今在青岛大学师范学

院和文学院任教，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语言与文化、汉语国际教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现为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和师范学院语文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青岛市语言学学会理事。曾任青岛大学--韩国世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主持及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得校级、省级教学成果奖2项，发表论文20多篇。

于建松，男，1968年出生，山东即墨人。2003年6月于山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7年6月于苏州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在各类刊物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承担各类社科项目，获的省级市级多项奖励。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

中国古代文学

刘怀荣，男，199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青岛大学特聘教授、二级岗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文学院院长，山东省强化建设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山东省高等学校首届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汉语言文学教指委委员，山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讲“唐诗宋词专题研究”、“中国早期文化与唐诗研究”、“中国神话与诗歌研究”等研究生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中国诗歌与诗学、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等。主持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2门、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团队1个、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立项重点项目1项。首位获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各1项，5次获山东省优秀学士、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 项、教育部项目4 项、山东省社科重点项目1 项、山东省教学研究项目2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研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各1 项。已出版《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唐诗宋词名篇导读》学术著作20余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130余篇，有40余篇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等重要文摘刊物转载。上述成果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三等奖（第三）、全国优秀

社科普及作品奖及其它奖励多项。

王凯，1957年生，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和中国古代诗学，曾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代表性学术著作有《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等。在《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海德格尔与先秦道家的诗性智慧》，参与国家、省部、大学科研和教研项目多项。

范嘉晨，男，1961年生，吉林人。199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到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9-2004年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明清文学方向）。曾荣获首届青岛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大奖赛”一等奖及青岛大学“师德标兵”、“青岛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青岛大学优秀教师”等称号。主要著述有《元杂剧包公戏评注》、《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国文读本》及《红楼梦》和《金瓶梅》等研究论文多篇。其中《元杂剧包公戏评注》获得第二十二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承担的主要研究项目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红楼梦导读》、青岛大学校级精品课程《金瓶梅导读》等，并多次获得山东省省级教学研究成果奖。主要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课《中国小说史专题》和选修课《红楼梦研究》；现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研究特点是侧重从文化、历史和哲学等方面对作品文本进行解读，研究作家的创作心态、作品的文化精神、人物性格的冲突以及对人性、人生、个人与社会等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同时注重作品现代性的阐发。社会兼职：中国民主同盟青岛市委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瓶梅学会会员，山东省金瓶梅文化委员会副秘书长，青岛市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海燕，女，1967年出生，2000年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近年来在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科研论文三十余篇，主编、参编教材数部，出版《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唐诗宋词名家名篇导读》等多篇专著；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红楼梦与中国诗性精神》等，参与国家、省、市和校级科研和教学项目多项 ；获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人文社科类二等奖、山东省科普一等奖等多项奖励。2004年被评为青岛大学优秀教师。

赵伟，男，1993年－1997年在山东师范大学读本科，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7年－2000年，在南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2000年－2001年，在天津社会科学编辑部工作。2001年－2004年，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7月至今，在青岛大学文学院工作，教授，中文系副主任，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宗教与文学、明代文学、宗教与中国思想史。科研方面，已出版《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陆九渊门人》等4部专著。在《文学遗产》、《南开学报》、《宗教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天津社会科学》、台湾《普门学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臻与佛教》等论文20余篇。2014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教与明代文学研究”，2008年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明代心学、禅学与文学思想研究”，2013年主持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崂山宗教研究”，2009年主持山东省教育厅项目“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2010年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印佛教文学比较研究”（第二位），2010年参加撰写教育部重点项目《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获奖方面，《陆九渊门人》2010年获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榛与佛教》2011年分获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山东省教育厅人文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2年获山东省社科三等奖，《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2013年获青岛市社科二等奖，《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2013年获得山东省社科三等奖。教学方面承担“道教与中国文学研究”硕士研究生课程。

王今晖，男，1969年出生，黑龙江人，1988年—1995年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2001年—2004年就读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师从张可礼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博士学位。2006-2008年以交换教授身份，赴韩国国立庆尚大学校中文系执教，为该系博士、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汉魏诗歌研究》、《六朝诗歌研究》、《诗品研究》等课程，并多次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现为山东省古代文学学会理事，大韩中国学会会员，青岛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文化与文学、汉魏六朝诗学与诗歌、韩国汉诗等领域的研究。科研方面，出版《魏晋五言诗研究》、《青岛高等教育史》等学术著作2部，在《中国文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东方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项、教育部社科规划重点项目1项，主持山东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目1项、青岛大学社科项目1项，主持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项目2项。著作《魏晋五言诗研究》，获2011年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青岛高等教育史》，获2009年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实践”，获青岛大学研究生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主要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汉魏六朝诗歌研究》课程。本人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目前已有7人毕业，其中5人的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

宫泉久，男，文学博士，教授。1990年研究生毕业，分配至《军工报》社工作，2000年转到青岛新闻出版局，曾分别担任主编、总编助理等职务。2001年调入青岛大学工作。发表新闻作品100余万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各类新闻奖20余项。出版《清初山左诗歌研究》、《盛世变徵－清代诗人赵执信研究》、《清代高密派诗学研究》、《崂山诗词精选评注》等著作，获山东省第二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青岛市第二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青岛市第二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明清文学。

杨宝春，男，1965年生，文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主要担任研究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元明清戏剧专题、中国戏剧史专题、审美体验文化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出版《琵琶记的场上演变》等著作，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参与了省、部级等多项课题研究，获得第五届王国维戏曲论文一等奖等多项奖励。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文论、中国戏剧史论、文化生态学等。

翟景运，男，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教学科研。出版著作两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承担国家、省部级、市厅级科研课题四项，获省部级科研奖励两项，市厅级科研奖励三项。主讲本科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汉魏六朝乐府歌诗研究》、《中国古文名篇导读》、《中国文学经典》等，主讲研究生课程《骈文散文专题研究》。

陈龙，男，汉族，1976年出生于山西忻州。2009年6月毕业于西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佛教与文学，先后主讲《中国文学史》、《宗教与中古文学》、《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已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项，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项，山西省重点扶持学科项目1项，学院专题研究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1项。现为青岛大学校外导师。

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

姜振昌，青岛大学一层次特聘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模范教师、山东省高校十佳优秀教师、山东省教学名师。兼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社联、文联委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经典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杂文史论》等6部，编著、参著4部。独立承担、主持省部级研究课题7项，其中国家社科规划项目《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等2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新华文摘》转载6篇）。独立获得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17次，其中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另有两项成果分别于2006年、2009年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研究方向：一是“鲁迅与中国新文学”，旨在系统梳理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及深层内涵；二是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研究。

周海波，1958年生，青岛大学特聘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山东省首届优秀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文化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传播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参加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现代传媒与1920年代文学生态》等。近年来出版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传媒时代的文学》等十余部，在《文学评论》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先后获得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山东省高校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魏韶华，1963年生，文学博士，现任青岛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副院长，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强化建设基地“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国学学会副会长、青岛市老舍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称号。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子课题1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级社科重点研究基金项目1项、市厅级和校级科研课题多项。与人合作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多项。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发表论文50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学术著作5部。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其它省部级优秀科研奖3项，市厅级优秀科研奖10项。

李玉明，1961年11月出生，青岛大学特聘教授，兼任青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主讲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作品研究、鲁迅研究、《野草》研究等课程；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拷问灵魂》、《嬗变与建构》、《<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等3部，主编著作1部，撰写、参编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等各类文章近百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光明日报》等报刊全文转载、摘要；多部（篇）论著获山东省、青岛市、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2项；主持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2项；主持、参与省级、校级教学改革和研究课题3项。

黄乔生，男，1964年1月生。文学硕士。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研究室主任、《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研究馆员。兼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著有《周氏三兄弟》、《西方文化及现代中国妇女观》、《鲁迅与胡风》等多部著作和学术论文论文十多篇。

姜异新，女，1972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编辑，兼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曾获第4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奖。著有《走读胡适》、《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等著作。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鲁迅、胡适及五四新文化研究。

王金胜，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1.中国当代文学思潮；2.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在《文艺研究》、《新华文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著有《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等学术著作多部。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参与国家和省社科项目3项。获得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就3项。

贾丽萍，女，1976年生，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近年来在《天津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小说评论》等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出版学术专著《20世纪末叶的中国小说》一部、参著多部。独立承担山东省教育厅科研课题一项、参与省市研究课题多项。曾获青岛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项。

佘小杰，女，1967年出生，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个人专著《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1部、参著著作和教材多部。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被人大中文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曾获得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与省级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各1项。

韩琛，1973年生，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与华语电影。曾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主持山东省和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获得山东省艺术科学成果奖、青岛市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山东省教育厅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

刘新，1968年生，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任青岛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青岛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多年从事一线教学和高校管理工作，主要致力于青岛文化（文学）和民俗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主持并承担多项管理性研究项目，参与山东省及青岛市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出版专著《时尚青岛》、主编并撰写青岛旅游文化丛书一套。

任银睦，男，1965年生，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员，现任青岛史志办副主任，兼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文化（文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侯传文，生于1959年1月，文学博士，教授,山东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理事等。长期从事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方文学与文化的总体研究、印度文学与佛教文学、比较诗学等。出版了《 东方文化通论》、《佛经的文学性解读》、《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泰戈尔诗选导读》、《佛教文学的开拓者——马鸣大师传》等学术专著。在《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当代亚太》、《南亚研究》、《东方丛刊》 等核心期刊和重要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 余篇。

陈秋红，1960年9月生于青岛。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在读。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美小说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1998年赴日本讲学一年，2001年赴美国讲学一年，2003年冬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短期讲学。1997年以来在《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人文杂志》、《东方论坛》等刊物共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5篇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或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要。参加撰写了《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外国文学史新编》和《20世纪外国文学名著导读》等教材多部。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有山东省教委的社科基金项目《亨利?詹姆斯研究》和青岛大学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迁徙及其张力：亨利?詹姆斯国际题材小说的文化批评》。

隋旭升，1968年4月生，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欧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参编《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俄罗斯文艺》、《东方论坛》等杂志发表过《<黑暗的心脏>中库尔兹和马洛的象征意蕴》、《解放者的命运——亚历山大二世的另一面》、《历史的回眸与反思》、《浅议语音中心主义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东方论坛》），《反恐，一个新的阅读视角》等论文。

儿童文学中的文学本位价值研究 篇6

【关键词】儿童文学     小学语文     文学本文价值

前言

儿童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儿童教育的重点，与儿童教育有天然的联系。早期对于儿童文学的文学价值偏重于育人方面，但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家长及教育工作者对儿童文学的认识就不仅仅局限于育人方面。目前，儿童文学的价值主要包括社会价值、个体价值和文学本位价值三个方面，同时作为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教材还应当具备语文学科的学科价值。本文单就儿童文学中的文学本位价值进行研究。

文学本位价值是文学价值系统的核心、基础。对包括个体性价值在内的其他三种价值形式起着规范和制约的作用，要求他们的基本评价标准尽可能与文学价值的本体特征相适应。儿童文学本位价值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审美无功利性、审美形象塑造、儿童本位。

一、儿童文学中审美无功利性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文学的审美无功利性是指在作者进行文学创作时或者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没有直接的现实企图或者直接目的。在目前教科书中，大部分儿童选文无法克服文中的功利性内涵，审美无功利性在目前教材中体现并不明显。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能够把人类的美好品德，无数先哲们的精神哲思蕴含在作品的事物形象或者各种意象、镜像之中，以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文学境界。在人教版一年级下册童话《春雨的色彩》在短小的篇幅中，唯美而生动地为大家展示了一幅雨中初春的景色，其中对万物的赞美，对大自然的溢美之词溢于言表。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笋芽儿》将儿童的个性与笋芽儿这一形象进行了有机而生动地融合，通过儿童易于接受的拟人的手法将笋芽儿的生长经历介绍给大家。学生们从笋芽儿破土而出，茁壮成长隐约看到自己奋发向上的成长历程，无形中给学生们一股激扬向上的学习和生活热情，对学生们是一场正能量教育。最后，文中通过“我长大了”的呼喊，展现出儿童内心对早日成才，为国、为家做出成就的积极心态。

此类文章在教材中出现，是作者对教材文章审美无功利性原则的有益尝试。大部分文章，功利色彩较为浓重，主旨过于鲜明，目的性过强。虽然部分文章不失文学造诣，但是其传递知识较为生硬，没有将文学性、审美性进行有机融合。

二、儿童文学中审美形象的塑造

审美形象指的是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拟人化的动植物形象以及由意象营造出来的意境。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设计首先要适合儿童年龄及心理特点，其次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儿童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也要随之改变。总体来说，随着年级的升高，审美形象应该从类型向典型转变，即小学中低年级的作品中，审美形象应该以类型化形象为主，高年级的作品中应该以典型化人物形象为主。在这里我们所指的类型化人物是指人物性格单一，背景简单，易于低年级学生理解的人物形象。而典型化人物形象，指的是具有较为丰富的性格，思维形式也更接近于成人，这样的人物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能更容易理解成年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对于高年级学生加强与社会沟通，学习对事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建立更为成熟的性格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注意，儿童文学中的成人化形象不应等同于成人文学作品中的成人形象，而应该是成人形象的简化。所以，其形象“丰富的个性与复杂的性格”只能在特定方向上进行体现，比如：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领袖人物;勤奋好学又敢于创新的科学家;威严勤奋但又无私奉献的父母;循循善诱而又严谨刻苦的老师。这些形象性格已经表现出多面性，但是主旨明确，立意单一性强。

比如在人教版教材中的少年凡卡（《凡卡》）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喜欢到处游玩，喜欢甜甜的糖果，懂礼貌。但是凡卡的学徒生活使他遭遇了同龄人不曾有过的创伤，这使他变得成熟。他通过自己努力想改变命运对他的不公，但力不从心。这样的形象使得学生们感叹主人公命运的同时，又对他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

三、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本位

儿童文学面对的是不同年龄阶层的小读者，如何让小读者们能读懂，喜欢读——这是摆在广大作者面前的一个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以儿童的视角或者成人与儿童视角交互的方式进行创作。

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选文要求语言生动活泼、内容通俗易懂、比喻贴近儿童生活。在写作方式上，叠词、儿化音、拟声词的大量运用;相同句式，相同修辞方法在保证文章美感的前提下可反复使用;大量的比喻，拟人的运用，这就贴近儿童生活，使学生们喜欢阅读。同时，大量重复的句式还可以锻炼学生们的写作能力。

总结

儿童文学作品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自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人士重视。从儿童文学的审美无功利性，审美形象塑造和儿童本位三个方面对人教版教材中选文的文学本位价值进行了讨论。目前，教材中的选材虽然部分选文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看到，目前教材中仍有部分选文文学本位价值有待提高。期盼随着人民群众科学素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小学教材会在文学本位价值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篇7

一、古代城市文学的内涵性意义

首先,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其文学史意义不能被忽视。其文学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因其独特性而被深入挖掘, 但是由于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限制, 直至今天, 我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发展仍然显得稚嫩。古代城市文学构建的客观丰富内涵需要建立在对其认知的、成熟的因素上, 才能得以实现其完整性。

文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学性格要求其在对待古代城市的研究中, 应当将它作为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看待其文学史意义。

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离不开客观历史存在对于它的影响。分阶段、分时期的对古代城市文学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理念, 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 我国的文学史研究着眼于对文学的历史时间意义的关注, 缺乏从更为具体、更为客观的空间意义上去参照其文学意义的体现。在这种历史的研究结构下, 古代城市文学一直存在着, 却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因为其客观存在的性质, 又决定了古代城市文学终将被抹去历史的尘埃, 而重获新生。以其客观构建内涵来填补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中的诸多方面的历史空白。也因为其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它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文学史的发展。

在对于城市文学的价值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中, 主要是从文学空间分布形态位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城市文学发展。这种作家与地理位移上的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探究方向, 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当然, 在作家文学创作上对审美体验影响因素的探讨和文学取材方向上的选择性问题等, 都是在文学空间角度形态位移方面的价值型表现。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的, 在其发展进程中, 城市文学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客观地说, 从历史空间的因素角度讲, 文学史的发展是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空间文学因素下不断发展丰富的。想要脱离乡土文学谈城市文学, 或者脱离城市文学整体研究文学史, 都是片面的。只有从二元结构的空间因素角度去着手, 才能全面的、完整地实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准确认知。

二、城市文化的文学性外延

城市文学是建立在城市文化上的外在性表现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 城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城市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发展的格局之上的一种文化态势。因此说, 城市文学表现出的外延性特征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 并且毫不避讳地彰显其城市文化的绝对创造力量、弱化无意识行为, 以及在城市追求与张扬世俗精神的过程中高调显示其对文化意义的表现能力。

城市文学具备什么样的属性与特质, 也就必然是对现实城市文化中属性与特质的反应。中国古代城市是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同时又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其中政治因素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衰亡往往伴随着其背后的政治性因素, 城市作为人们追求政治的渴望和幻想的摇篮, 最先能够感受到这种振幅的正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普通百姓。城市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性表现, 在这一方面对于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活构成城市文学的最重要的文化性内涵。城市厚重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基础, 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最为优良的物质基础。使之在城市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形成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通过研究历代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不难得出, 单纯的文学形式产生, 不会是在离群索居的社会交际环境中完成的, 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物质文化相对富足的区域中实现的, 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城市文学性意义。而城市的发展促使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艺术欣赏水平得以提升, 反过来对促进城市文化多种文学形式的水平提升又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这样说, 中国古代城市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 为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并起到保障性作用。

三、结语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应当通过发展的唯物史观去分析, 将古代城市文学融入现代文学史中, 找寻其现代文学价值。随着城市地域性文学研究热潮的到来, 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通过以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历史机运, 纵横比较, 借鉴移植, 进而形成独具中国现当代特色的中国城市文学史研究, 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要有其历史传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去滋润营养其现代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应当有所发展, 将全身的“穴位”打通, 突破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围栏。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性特征, 为后世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创造更多、更有用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旭,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对比研究 篇8

1.1 内容层面。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虽然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但文学文本采取了“对世界艺术的掌握方式”, 它依据生活, 而又高于生活, 可以虚构, 不拘泥于真人真事, 可以根据需要对人、物、环境加以组合、创造。而非文学文本则采取了“对世界科学的掌握方式”, 材料翔实、准确无误, 重在真实, 一切都具有客观实在性。

1.2 语言形式层面。

文学文本的语言讲究文采, 生动形象, 带有感情色彩, 含蓄模糊, 追求韵律, 注重语言的音乐效果。相比之下, 非文学文本的语言贵在朴实明白, 准确规范, 简洁易懂, 信息准确性第一, 语言艺术性第二。

1.3 作者层面。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都是思维的成果, 但文学文本主要用的是形象思维, 以生动感人的形象描绘说话, 而非文学文本主要用的是逻辑思维, 以客观事实、统计数字、逻辑判断和推理说话。

2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特点比较

明晰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各自特征, 便可探讨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特点了。总体来说,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原则应是使译文体现出原文所具有的文本特点。

2.1 文学翻译的特点

我国的文坛泰斗,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先生“化境说”的核心是文学翻译应保存原作的风味。刘士聪先生在谈道文学翻译时说“文学作品的翻译是语言艺术, 其至高境界是再现原文的韵味”, “文章的韵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声响与节奏;二、意境与氛围;三、个性化的话语方式”。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文学翻译应该保存原作的风味与韵味, 译出原作的意境与氛围, 体现原作的艺术感染力, 再现其审美功能。当然, 这韵味、意境与审美功能可以体现在译文的内容上, 也可以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形式上。例如, 诗歌中韵的翻译就是诗歌翻译中审美价值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 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再创作, 可以允许有某种程度的不忠实, 可以创造性叛逆, 以达到再现原文韵味与审美价值的目的。

2.2 非文学翻译的特点

应用翻译 (非文学翻译) 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型翻译, 它的最大特点是实用性强, 应用面广, 大大不同于强调艺术审美与文学欣赏的文学翻译 (贾文波, 2004:1) 。那么非文学翻译就应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 确定翻译的目的和译文所要达到的功能, 准确无误地再现原文所欲反映的客观事实, 在此基础上, 可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 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语言要简洁规范, 朴实明了, 注重文本功能的传递和读者的理解。

3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策略比较

德国的翻译理论家赖斯 (Reiss) 曾根据文本功能的不同, 把文本主要分成三种类型, 并探讨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第一种是信息性文本 (informative text) , 这类文本主要是交流信息, 反应客观现实, 以传递原文的指称 (referential) 内容和概念 (conceptual) 内容为主, 语言质朴 (plain prose) , 必要时可进行显化翻译 (explication) 。第二类是表达性文本 (expressive text) , 这类文本主要是表达原作者的情感态度, 注重美学和艺术形式, 翻译时应采取认同法 (identifying) , 以原作者的视角进行翻译。这类文本的典型代表是文学作品。第三类是呼唤性文本 (operative text) , 这类文本主要是呼吁、说服、劝阻读者采取某种行为, 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反应, 翻译时可采取归化的策略。其典型代表是广告 (Nord, 2001) 。

3.1 文学翻译的策略

虽然一个文本可能具有不止一个功能, 但其肯定具有一个主要功能。因此, 根据赖斯对文本类型的分类, 文学作品属于表达性文本, 翻译时应以原文作者的视角进行翻译, 营造与原文相同的意境、氛围, 再现原文的审美价值。下面以刘士聪翻译鲁迅先生《野草》中《风筝》一文的两个具体实例加以说明:

3.1.1 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 早的山桃也多吐蕾, 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 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相应的译文是:

Around this time of the year, poplars and willows began to sprout, and new buds appeared on the early mountain peaches, forming a picture complete with the sky decorated by the kids with their kites, a picture that gave you the feel of the warmth of spring.

《野草》是散文诗, 兼具散文和诗的特点, 虽无诗的格律, 但有诗的韵味, 诗的意境。这段文字就描绘了极具诗意的画面, “杨柳”、“山桃”、“风筝”形象生动, 营造了春日暖意融融的氛围。对于这类文学文本的翻译, 就应保存原作者营造的这种氛围, 再现原文的审美效果。译文中第三个小分句加入“picture”一词, 使“杨柳”、“山桃”、“风筝”三个形象浑然一体, 构成一副完整的图画, 而第四个分句又重复了“picture”一词, 再次强调了这样一种春日暖意融融的氛围, 意思表达完整而充分。

3.1.2 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 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 他高兴得跳跃。

相应的译文是:

When, all of a sudden, the crab-kite in the distance plummeted, he would gasp with surprise;when the two tile-kites got twisted and then taken apart, he would jump with joy.

从形式上看, 原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排比的句式结构, 而译文则很好地对这种结构做了相应的处理, 可见, 译者在努力保存原作的艺术风格, 而且这种保存应该是很成功的。

3.2 非文学翻译的策略

非文学文本大多属于信息性文本和呼唤性文本, 翻译时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 传递信息, 感化受众, 达到译文与原文功能上的对等, 实现交际目的。以下举例说明:

3.2.1 以一则城市介绍为例:

惠州市是广东省辖城市, 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 珠江三角洲的东端, 属于今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战国时期属楚国, 隋朝称“循州”并设府。公元1021年改称惠州。据《方兴纪要》载, 惠州“东接长汀, 北连赣岭, 控潮梅之襟要, 半广南之辅翼, 大海横陈, 群山拥后, 城岭南之名郡也。” (汤富华)

相应的译文是:

Huizhou city is located at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east part of Pearl River Delta, which is under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It is an open zo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t has been an administration prefecture named Xunzhou ever since the Sui Dynasty (581-618 A.D.) .After 1021 it was named Huizhou until now.The city is a very important spot for her strategic and geographic position. (汤富华)

该段文字介绍了惠州市的地理位置, 城市名的由来, 以及其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城市介绍属信息性文本, 其功能主要是传递信息, 应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对“据《方兴纪要》载……城岭南之名郡也”翻译得非常灵活, 没有拘泥于原文, 而是抓住了要点, 进行了显化翻译, 译出了其内在含义, 删除了诸如“方兴纪要”、“长汀”、“赣岭”、“岭南”等文化内容, 增强了信息传递的效果。

3.2.2 以一则广告为例, 广州美食闻名天下, 有“食在广州”的美誉。对“食在广州”的翻译有两个译本, 分别是:

a.If you like the great cuisine, come to Guangzhou.

b.East or west, the Guangzhou cuisine is best. (刘季春47)

广告属于呼唤性文本, 目的是激发人做出某种反应, 采取某种行为。广告文本的信息与内容是为此目的服务的。所以, 只要翻译达到了此目的, 这种翻译就应认为是成功的, 而文本本身的内容与信息的传达也就不重要了。翻译时可采取归化策略, 以译文读者为中心。比较两个译文, a译文文法、意思都正确, 但作为广告平淡无奇, 不具吸引力。相比之下, b译文则更能吸引游客, 译文并没有拘泥于“食在广州”的字面意思, 而是进行了发挥创造, 套用了英语谚语“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的格式, 可读性大大增强, 对游客具有亲和力, 达到了吸引游客到广州品尝美食的目的。

摘要：翻译就其内容来说涉及两个部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为了讨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 在此有必要先弄清什么是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文学文本是以语言为工具, 以各种文学形式, 形象地反映生活, 表达作者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和情感, 以唤起人的美感, 给人以艺术享受的著作 (李长栓, 2004) 。那么, 除去文学文本, 剩余的都可以被认作是非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主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 而非文学文本主要包括商业、法律、医学、科学、新闻、广告、公文等各类实用性文本。为了更好地探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翻译标准和策略, 应该先归纳出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各自特点。

关键词：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2]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2]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3]刘季春.广告标题、口号的套译[J].中国科技翻译, 1997 (4) .[3]刘季春.广告标题、口号的套译[J].中国科技翻译, 1997 (4) .

[4]刘士聪.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4]刘士聪.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5]汤富华.企业对外推介英译得文体与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 2000 (6) .[5]汤富华.企业对外推介英译得文体与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 2000 (6) .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篇9

关键词：文学期刊,宁夏文学

文学活动至少应该由四部分构成, 即创作、传播、阅读和批评, 这四者缺一不可。但是在1980年代以前人们把文学讨论和研究的重点始终放在创作和批评上, 仅仅满足于对文本和作家的讨论, 而忽略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 忽略了文学被阅读和接受的历史。到了1980年代中期, 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媒介研究和公共空间等西方理论先后引入中国, 成为中国文学批评者的理论武器, 于是很多研究者把研究的视野转向传播和阅读的领域, 一个新的批评空间被打开了。

其实, 研究文学传播和阅读的历史,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文学期刊的关注和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正是伴随着现代文学期刊的兴起而发生的。文学期刊成为传播文学思潮、连接作家和读者, 负载精神产品的商品。作为大众媒介的文学期刊在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得以传播的载体, 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 文学期刊是文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引导文学发展方向, 体现文学创作成就, 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

因此对于文学期刊的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在西方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盛行, 到90年代就已经成为显学。在中国由于“文革”之后20年的努力, 文学的“内部研究”已经呈现出饱和状态, 很少有空白地带, 或者说要想发现空白地带并且作出成就已经很难, 于是很多研究者开始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 从媒介传播和阅读接受的角度来探讨中国20世纪文学的问题, 而且对文学的传播和阅读, 尤其是传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其实早在1947年, 著名的纪德研究专家盛澄华先生在《<新法兰西杂志>与法国现代文学》中就指出:“在未来的文学史中, 文艺杂志将占据一个非常主要的地位, 恐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什么是这一时代的动向?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个作家所采取的态度?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班读者的要求?如何在这社会因素、艺术因素与心理因素三者间去求得一种适度的平衡, 则正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创作家、批评家与大众读者间的联系的文艺杂志所负的最高使命”。

旷新年在《1928年的文学生产》一文中曾经说过“杂志和报纸副刊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 它在现代文学生产的调度中处于枢纽的地位。杂志和报纸副刊等现代媒体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传统文人活动的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同样, 洪子诚在《1956白花时代》中有一章题为《<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文章中也提出“期刊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作家的许多重要作品, 首先是在刊物上刊发, 然后再出版单行本 (长篇作品) 或作品集 (诗、散文、短篇小说) 。文学期刊又是作家表达他们的文学主张、对作家进行评批、推行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 也是组织文学社团、形成文学流派的必须的手段。”“当代对于文学期刊的重视, 不仅仅在于能及时地为作家提供刊发新作的场地, 而且也是将全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加以集中、有序地管理, 以建立有着统一战线的文学格局所必须的。”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我们要讨论宁夏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 那就无法回避对宁夏文学期刊的研究。

宁夏文学期刊主要有《朔方》、《黄河文学》、《六盘山》、《宁夏文艺家》等, 这些期刊自创刊以来, 在培养和扶持宁夏作家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它们从创刊至今, 不但始终如一的坚持着民族性乡土性, 而且也丝毫没有放松过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 从而成为宁夏作家创作版图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但是,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背景之下, 在很长时间内研究者对文学期刊与文学的生成、发展的关联研究还不够充分, 大多数研究者始终把研究视野局限在文本和作家身上, 而对文学期刊尤其是地方性文学期刊在文学生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够重视。

如果从1980年代张贤亮以其沉郁悲欢的诉说引起文坛的格外重视来谈宁夏文学的创作, 那么就必须从1980年代高嵩初具理性和远见的批评目光来谈宁夏的文学批评。然而不管是高嵩, 还是郎伟、李生滨, 还是荆竹、牛学智、白草, 还是钟正平、武竖莲、徐安辉, 他们的文学批评依然遵循着传统的批评思路和规范, 在宁夏文学的研究上依然没有突破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方式, 作家与文本依然是文学批评的唯一对象, 期刊与文学生成、发展的关联, 期刊与创作的关系, 编辑与作家、文本的关系, 期刊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的宁夏文学批评还无法完整清晰的反映宁夏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宁夏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外部原因以及宁夏文学现象的复杂和丰富。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篇10

一

区域性风格在众多的教材中, 往往被称为“地域性风格”, 在本研究中将两者通用。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 (修订版) 中说:“在同一时代和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中, 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 民俗风情的不同, 反映在文学风格上, 可能形成不同地域的特点”[1]。在此后的三次修订版中, 基本形成这种认识, 即“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 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 表现出地域性。”认为地域性风格“除了与自然环境密切有关外, 当然与在此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 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同样密切相关。”[2]并多次在教材中引用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中的例子加以佐证, 反映出对区域性文学风格认识的匮乏, 以及对具有浓厚地域性风格的民族文学的漠视。

其他的一些教材也略谈了地域性文学风格的问题, 如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著的《文学概论》中说“地域风格指文学作品具有某一地理区域的民俗风情、生活风貌等特点。”[3]吴中杰著的《文艺学导论》没有直接言明地方性或地域性风格, 而是将地方特色作为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之一, “在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地区, 也会形成不同特色, 这就是地方特色。我国自古以来, 南北两大地区的文学艺术, 在风格上就有明显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艺术风格的地方特色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水土不同, 民俗差异, 以致人们性情也不同。其次, 除自然条件之外, 地方特色的形成还与政治经济条件有关。”[4]曹廷华主编的《文学概论》中则仅仅提出了一些风格分类, 并未作任何分析, “文学风格主要是指作家作品的风格, 但由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流派, 在文学表现上往往各自有着一定的共同特色, 因而也用来指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方风格以及流派风格等等。”[5]

上述略举的各类教材均简单地将区域性 (或地域性) 风格视为一种比附于作家创作个性呈现出来的风格的附属品。这种认识和逻辑在学理上不成立的, 作家在创作过程中, 生活经验和体验总是会影响其创作素材的提取、题材的凝练、审美倾向和审美理想的形成。而且作家是处于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的存在个体, 个人的生命记忆总是要依托具体的时空环境, 叙述抑或抒情是以其内心符合生命体验中生活经验的那种洽适性为尺度。在这个层面上讲, 地域性文化心理和文化蕴含往往制约着作家具体的创作构思及其话语呈现方式。在上述各类教材中, 大多以汉文学和外国文学为主要的论证实例, 没有真正地从地方历史、地方性知识、地方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思考。坦率地说:中原汉文学传统及其覆盖区域在长期的交融中, 逐渐失去了地方性原住民的心理、语言和文化特色, 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早就冲淡了明确划分汉文化的标准和尺度。就目前而言, 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 汉文化是最不具有特征性的多元文化形态之一,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 在不同的地域中其显现的方式会大异其趣, 我们能贸然断定说, 这个地方的汉文化具有地域性吗?这只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文学和文化的结果。

二

仔细思索就不难看出, 这里的地域性风格概念非常模糊, 要区分地域性风格是站在作家主体身份的角度判断还是从他者视野来判断。如果从作家主体身份的角度判断, 那么又得细分出本地性作家主体和闯入者身份的作家主体, 只有本地性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作家的文学创作依据本地区独特的心理认知、思维习惯、地方习俗、文化底蕴等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形象、情感、理性和意蕴的文学作品才称得上是具有地域性风格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中饱含着本地性的历史观、世界观和社会实践的丰富内容。如果从闯入者作家身份来判断文学作品的地域性风格, 就好比一个旅游观光客, 带走了些许的影像资料, 却永远带不走他闯入的大地一样, 作家是很难把握被闯入地区长期养成的微妙的心理和认知过程的。影响力极大的民间刊物《彝风》《独立》的主创人发星在《自由野血》中谈到:“地域, 即遗留异域色彩与保留独特文学气质的属地。一般说来, 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 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地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 “人们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是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质理想”。[6]其观点强调文化根性在独特区域中的延续和发展, 认为地域将成为人类最后一片灵魂栖息的净土。发星在地域性问题的认识上, 已经是深入到本地的母母体文化之根的深层当中了, “地域”的内涵不再是简单的地名或地貌等显性内容。

在笔者看来, 文学作品中地域性文学风格的判断尺度不在文本内, 而应在文本创作主体的具体文化环境中。文化根性是促使作家进行写作, 并使自己的作品体现本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依据。喻子涵在《民族精神的崇敬与地域文化的书写》一文中明确地阐述了地域概念、地域书写等重要问题:“所谓‘地域’, 它除了指区域范围这层外在意义外, 更重要的是内涵是指某一人类群体在这个区域长期生存及其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具有文化特质的时空环境。这样的‘地域文化’所孕育的人们, 对自己的时空环境具有长期的依赖性和聚合性, 即使离开这个‘地域’的个体仍然背负着自己的乡土, 忘不了自己的民族, 永远消退不了自己的文化根性。”那么“地域书写”就是要将地域根性及地域文化体系进行诗性语言转换与传达的书写方式, “主要包括民族地域的风光、风景、风物、风俗的渲染与描绘, 地域民族的生存、生产、生活和创造的歌颂与赞美, 地域文化和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彰显与弘扬, 民族的历史轨迹、文化特征、发展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落后、蛮昧、狭隘等民族缺陷和弱点的审视、反思与批判……等。”[7]这样详尽而全面的论述, 足以反映地域性文学风格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所以, 在认识地域性文学风格的时候, 不能仅看作家在作品中写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判断是否传达了具有文化根性的独特性和地域个体性。

三

同一作家在不同的居住环境中, 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地域风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依据作家的创作个性来判断这个问题, 未必有很好的答案。据笔者看来, 作家在生活活动中首先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其次才是一个作家, 通过审美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周边的世界。当这个世界中的某些东西与自己生活经验具有一定的洽适性的时候, 作家才会使之转换为文学的话语系统加以传达。而且这种洽适性是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形成, 在这段时间中, 作家的前经验不再起作用, 甚至会和新环境产生冲突, 经过磨合, 才会最终同自己所处的新环境相适应。在笔者看来, 地域性文学风格的呈现, 就是唤醒沉睡于内心的根性文化的过程。沈从文之所以能写出《边城》这样具有地域性风格的文学作品,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对都市文化的不适应或者排斥, 也可以说是站在都市的壁垒中遥望那虚幻的世界去想象湘西, 重新被地域文化唤醒而形诸于文字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 同一作家不同作品呈现不同的风格, 都是基于自身所依赖的地域根性文化, 在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一块镜子的正面和反面的差异而已。我们不能说一个诗人站在长江边上写了一首关于长江的诗, 就说这个诗人具有长江这个地域的文化特色, 也就有了所谓的文学风格。从根本上讲, 地域性文学风格类似于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发现地方、记录地方并使地方文化符号化为文字的过程, 在地域书写中, 是地域文化成就了作家的艺术品质和创作个性, 而不是作家的创作个性成就了地域文化和地域性风格。不管你作家写与不写, 文化就在那里, 生生不息;不管作家看与不看, 文化就在那里, 无声无息。因此, 具有地域性文学风格作品的创作主体, 不是简单地描摹者, 而是本地性 (地域性) 根性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批判者和赞美者, 也是重要的美的体验者和评价者。

那么, 在课程环节中如何有效的开展区域性文学风格的教学活动呢?笔者将对此问题另作详细地论述, 在此不赘言。

参考文献

[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 (修订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67

[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 (第四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94-295

[3]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著.文学概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04

[4]吴中杰.文艺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01-202

[5]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52

[6]发星诗歌评论专辑.http://tw.netsh.com/eden/bbs/717661/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篇11

网络文学是依托于网络而产生的文学类型。网络文学与纸质文学的区别主要在于作品的“生产”环节是依赖于联网后互动的网络，还是非互动的纸或书写软件。纸质文学的创作过程靠笔、纸或者电脑上的word等书写文档软件完成，而网络文学的创作过程则在能够即时互动的互联网上进行。

一、生产介质不同导致的类型差异

纸质文学与网络文学因“生产”介质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纸质文学因其固态化而对写作者提出了较高要求。文学作品一旦进入纸质出版便意味着作者将不能对其做任何修改，也意味着作品将要受到专业评论者和普通读者的评论，并可能会被某些读者收藏，在不同的时间里反复查阅品读。因此，纸质文学作者必须对作品保持着严谨而负责的态度，从作品的整体构思到语言词汇的选用，都要经过精心思考打磨。有些作者在作品完稿后，还要进行多遍修改，最大可能地追求作品的完美。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后的成果，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最后一页修改了39次。作为文学守门员的编辑，在拿到作家的稿子后，进行细致的审阅，并将审阅意见与作家沟通。作家根据审阅意见再次修改作品，经过上述复杂的道道工序与漫长的修改周期后，作品才得以出版面世。因此，纸质图书从构思创作到最终出版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贾平凹的《古炉》创作了4年，张炜的《你在高原》耗费了20多年的时间，而歌德的《浮士德》创作时间长达60年。因此，纸质文学作品的作家和编辑致力于为读者贡献尽可能成熟的作品。

与之相比，网络文学对作者水准和作品质量的要求没有这么高。网络文学作者大都签约于文学网站，其创作呈现出即时性，其作品发表形式呈段落式。也就是说，网络文学作者定期更新自己的作品，读者以追读的方式定期阅读。为了使读者持续关注作品，网站规定签约作者必须在距离上次更新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再次更新，而这期间，作者必须争分夺秒地创作，才能保证作品如期上传。因此，网络文学作者被称为“码字民工”“码字机器”。“网络文学有个特点，就是每天必须要更新，1万字都很正常。这在一般人看来相当辛苦，而只有维持更新率才能继续吸引网友阅读，一天不更新，网友就会抗议，甚至抛弃你。一些顶尖的作者一年可以写上500万字，而100万字则是基本的入场标准。”[1]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网络作者追求写作的速度和进度，没有时间回顾自己的作品，更无暇反复修改，作品的总体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作品张贴发表后，网络文学作者可以随时利用网络的便利编辑功能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复制、粘贴甚至删除，因此，网络文学作者对作品的态度远不及纸质文学作家那样严谨。当然，网络文学也有优点，鲜活富有生命的网络用语、作者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制造悬念的能力等使其拥有广泛的读者。

面对网络文学的兴起，纸质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最初对此持冷漠的态度。当网络文学发展成一股强势的文学力量并对传统文学产生强烈冲击时，纸质作家和批评家开始关注该文学新类型，并站在传统文学价值立场的角度对网络文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判，大部分纸质作家和评论家认为网络文学存在较多质量问题，难以与纸质文学相提并论，并对网络文学表现出轻视和排斥。

二、形式上的靠拢与交流

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与日臻成熟，传统文学界对网络文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网络文学的地位，并主动向网络文学伸出“橄榄枝”，这对渴望得到传统文学界认可的网络文学作者而言无疑是难得的机会。

传统文学对网络文学的接纳主要表现在传统纸质文学对网络媒介的认可，作协等传统文学机构对网络作家的培育，传统文学批评家、机构及文学评奖对网络作品的肯定等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当代诸多知名作家如王安忆、严歌苓、苏童、余华等与网站签约，将自己的作品授权网络刊发，表现了他们对网络这一传播媒介的信任。

其次，在网络文学作者培育方面，中国作协包括鲁迅文学院对网络文学作者的接纳和培育，则真正表明了传统文学对网络文学的某种认同。以往作协吸纳的会员都是传统纸质文学创作者，在网络文学的兴起阶段，作协表现出较为淡漠的态度，加入作协只是网络文学作者一厢情愿的梦想。与网络作品的纸质出版相比，进入作协，可以说是网络文学作者的更高追求。作协是中国文坛的殿堂，对网络文学作者而言，登上这处殿堂意味着自己的作品得到了主流文坛的认可，意味着文学梦的真正实现。因此，能否进入作协成为权衡网络文学作品认可度的标准之一。随着网络文学自身的日臻成熟完善，作协对网络文学表现出宽容的态度。21世纪以来，各地作协及中国作协纷纷表示愿意接纳网络文学作者。目前，唐家三少、当年明月、烟雨江南、酒徒等网络文学作者加入了中国作协，还有更多的网络文学作者被吸纳到各地的作协中，实现了主流作家群体和网络作家群体的融合。为了进一步倡导传统纸质文学作家与网络文学作者交流互助，中国作协自2011年起举办“结对交友”活动，建构二者交流的空间与平台。而为了提高网络文学作者的创作水平，中国作协鲁迅研究院于2009年起举办网络作家培训班，采取专家授课、评论家与网络文学作者对话等方式交流对话。

最后，在网络文学作品评价方面，传统文学批评家近些年对网络文学表现出肯定的态度。评论家邵燕君呼吁建立网络文学评价机制，并预言“十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很可能将是网络文学，并不是出于媒介崇拜，而是认为这里有活的文学机制和新的文学样式 ”[2] 。近几年的文学评奖也将网络文学纳入评奖范围内，如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等。虽然网络文学作品在评奖作品中占的比例不高，甚至被全部淘汰，但是网络文学作品与传统纸质文学作品被放置于同样的奖项中进行评选，这本身就是对网络文学的褒奖和肯定。此外，中国作协于2012年组织了首次网络文学作品研讨会，通过专家点评、网络作者发表感言等环节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集中探讨，对网络文学创作的得失进行专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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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走向传统纸质文学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网络文学作品的纸质出版上。网络文学作品强大的读者群吸引了纸质出版机构的目光，各大出版社将目光放在点击率高且具有市场潜力的网络文学作品上，通过点击率考察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以此获得畅销的保障。目前，在网络上知名度较高的小说大都获得出版社的垂青，并已纸质出版，如《鬼吹灯》《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诛仙》等作品。这些作品一经纸质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出版社为此获得良好收益。此外，网络文学高速的写作速度要求令作者不堪重负，而且有些网络文学作者对不能被称为“作家”颇感遗憾。“在大多数网络写手看来，只有出版纸质书，才容易引起主流文学圈的关注。为此，只要是被出版商关注的作品，多数网络写手都不惜修改大纲、压缩字数，宁肯失去网上赚钱的机会，也选择出版。”[3]网络文学作者对传统作家身份的渴望使其携带作品走向了纸质出版。因此，网络文学的纸质出版为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满足了绝大部分网络文学作者想当传统文学作家的诉求。可以说，网络小说的纸质出版使出版社和作者实现了双赢。

三、创作本身互动融合的欠缺

由上所述，纸质文学与网络文学目前已经展现出相互接纳的趋势，尤其是传统主流文学对网络文学的肯定，更是成为二者融合互动的催化剂。但是，以上互动交流仅仅限于外在形式方面，网络文学作者加入作协是作者身份的改变，网络文学作品被纳入文学评奖和传统批评家的视野是作品地位和评价的变换，网络文学走向纸质出版是作品传播载体的转变，而这些大都属于文学作品之外的互动，较少涉及网络文学创作本身。因此，纸质文学与网络文学应进一步在作品创作方面真正实现互动交流。

一方面，传统纸质文学作家应正视网络文学的存在。传统纸质文学作家应以宽容客观的态度评论网络文学，不能存在谈及网络文学必批评排斥的偏见。此外，还应关注网络文学鲜活的语言表达和大胆的想象力等创作优势，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借鉴，增强传统纸质文学的创作活力。目前，有一些传统纸质文学作家在作品中主动融合网络文学的某些特点，如余华小说《第七天》的素材源于网络，作品的某些句子也带有网络语言的特征，但是由于作者并未处理好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的融合关系，致使该作品并未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传统纸质文学应当放下高姿态，以平等交流的心态肯定网络文学的优点，增强传统纸质文学的时代感并扩展文学表现力。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应吸取学习传统纸质文学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和高素质的文学创作能力，以此矫正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网络文学作者应学习传统纸质文学作家对创作的严谨态度，在“现写现卖”的片段式创作过程中，摈弃碎片式拼贴的创作惯性，对作品的整体构架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从而创作出自成体系的作品。网络文学作者还应提升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作品品位，提高文学修养。网络文学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作品缺少基本的文学素养，遭到传统纸质文学作家的批评。刘震云在谈及网络文学质量时表示：“我也经常看发表在网络上的作品，有的不仅文学性不强，错别字也很多，一个首页要没有10多个错字就不是首页，还有的连句法也不通。从文字到文学，我觉得还差23公里。”[4]因此，对作品进行反复阅读和修改应是所有写作者包括传统纸质文学作家和网络文学作者的重要职责，而网络文学作者在此方面应当向传统纸质文学作家看齐。

此外，网络文学格调品位不高，也是其存在的重要问题。网络文学既然被冠以“文学”之名，就应当依靠作品的文学魅力吸引读者，而不是靠大胆露骨的描写和刻意制造的噱头、悬念等吸引读者眼球。目前，有些网络文学作者在创作方面主动向传统纸质文学靠拢，作品质量比一般的网络文学作品略高一筹。如评论家白烨在阅读杨蓥莹的网络小说《凝暮颜》时，认为这部作品存在着传统纸质文学的影子，并认为杨蓥莹是一位有潜力、有实力的创作者：“看完以后，感觉作者的写作在网络文学里面是靠近传统的，类型化写作的网络小说特征并不明显。还有一个是，她的作品在多时空的形式中有着丰厚、丰盈的内蕴，这些都超出了她的年龄应有的程度……她的潜力在于她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直接与间接生活体验的丰富性，她的实力在于她把握复杂现象、处理难度问题的一定能力。”[5]但是，这样的网络文学创作并没有构成主流，大部分网络文学依旧不成熟，亟须向传统纸质文学吸取养分。

总体而言，纸质文学和网络文学当下成为并行于文坛的两股文学力量，二者不应是平行或对立的关系，而应当在发展过程中彼此接受并吸纳对方的优点，取长补短，以此实现融合互动。目前这种互动交流更多地停留在外在形式方面，尚未真正渗透作品创作层面，纸质文学和网络文学实现真正的互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方力. 为点击量，开足马力写写写 [N]. 西安晚报，2010-04-12.

[2] 邵燕君. 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J] . 南方文坛，2011（6）：17.

[3] 翟丙军. 网络写手：我赚钱，但不快乐[N]. 半岛晨报，2009-09-11.

[4] 林芳. 刘震云批评网络文学：从文字到文学还差23公里[N]. 广州日报，2008-07-07.

[5] 白烨. 靠近传统文学的网络小说写作[N]. 中国青年作家报，2011-07-15 .

[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本文系2014年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介时代的文学艺术生产机制研究”（项目号：A14068）研究成果之一;天津理工大学教改课题阶段成果（项目号：YB13-11）]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 篇12

关键词：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启示

文学研究现代化是信息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正如每一次的历史变革, 我国的文学研究在现代化的步伐中也有很多错误, 走了很多弯路。英美文学研究在现代化方面走在世界前端, 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所以, 研究分析英美文学研究的发展, 不仅是扩展文学范围, 帮助我们理解新一代的英美文学, 使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更加的水乳交融, 也是学习其中的思想和精髓, 为今后我国的文学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参考和指导。

一、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1. 计算机和互联网与文学现代化

英美文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现代科技的加入, 20世纪60年代,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 打开了文学研究者运用计算机来分析文学的新篇章。从事文学研究时, 以计算机为介质, 探讨文学现代化和文学研究现代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并建立与文学、科技、计算机等相关的杂志等宣传读物。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计算机作为文学研究手段的流程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利用计算机软件来研究作者的文笔和在语言方面的个人风格, 而文学和科技的交融也越来越成为主流。接着, 网络的发展更是将其推上了另一个高度, 不仅是方法现代化程度提高, 而且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题材和思路。首先, 网络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 因此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 更加的依赖计算机和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 网络将文学研究淡化, 可以说更加的趋向于文化研究, 即对文学创作的背景及其中涉及到的时政大事、风土人情的褒贬。最后, 网络的全球性、虚拟性不但为文学传播提供了质变的提升, 以网络为文学主题的和载体的新文学形式更是层出不穷, 这几乎形成了一类研究。事实上, 虽然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文学研究的网络化, 但是我们经常会把两者联系起来, 不管是学者还是教授, 都会把其网络化当做研究和教学的侧重点。

2. 社会价值与文学现代化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 在评估过程中, 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 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 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可以说, 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 (海浪) 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 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代理论进行补充, 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 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 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 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 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 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 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 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 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 同时, 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写手等各种身份, 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 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 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 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 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促进着后者的发展, 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 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 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 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 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 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 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 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 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 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 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 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 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 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 新形式的出现, 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 可以说, 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 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 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 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 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 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 故而, 发展空间还很大, 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 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 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 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 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 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 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 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曹振华.中国文学现代化起点的独特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小说转型”学术研讨会评述[J].东岳论丛, 2007 (06) .

[2]梁悦瑶.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理论与实务的前景与盲点[J].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