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纯文学研究

文学的纯文学研究（精选12篇）

文学的纯文学研究 篇1

我国把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不是自古就有的, 而是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 进入20世纪以后, 中国的文艺学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 进而成为社会上受关注的学科, 然后是到新时期以后的更新与求变过程。我国的文艺学研究者在20世纪早期开始引进西方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稍后, 我们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而且马克思文艺思想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新时期以来, 西方的文艺思潮再次影响中国的文艺学。而我们在这里主要是关注文艺学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文艺学在整个文学研究历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一、文学理论的有关概念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

我们通常把研究文学的诸学科称为文艺科学或文艺学。文艺学包括广义的文艺学和狭义的文艺学, 狭义的文艺学主要就是指文学理论。在本文中, 我们谈到的是文艺学的狭义概念——文学理论。所谓文学理论, 概括地说, 就是对文学现象从理论上作系统的概括和总结, 以揭示其规律性的理论。文学理论以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 系统阐述文学活动的审美特征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反过来, 对文学活动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提供系统的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我们目前常用的文学理论研究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或审美反映论。这种观念与传统的单一的认识论视角是不一样的, 它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视角。在传统的认识论中, 仅仅把文学理解为一种知识, 这种观念是有着明显的局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引入“审美”这一概念, 从而把文学纳入了美的价值系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它摆脱了“文学政治工具”论的思想束缚, 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揭示文学自身的特征。当然这种观念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把文学理解为一种活动过程, 而是过分地看重作品本身。第二, 文学活动论。这种观念的突出之处是揭示人、人性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揭示了人作为主体的实践是文学活动产生的根源。第三, 艺术生产论。这种观念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生产与消费的过程。这在实行商品经济的社会中, 是非常有时代性的。第四, 语言本体论。这种观念揭示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结构, 在这种观念中可以看出语言是文学的直接现实, 所以文学的本体是语言。语言不再是一种工具和载体。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文学语言本身研究的忽视, 从而来唤醒我们对文学语言的重视, 通过研究可以让人们看到文学所展现的生活是无法与语言剥离的, 从而推进了文学文体学的研究。

二、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研究有什么作用?

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是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文学理论是以文学实践为基础的。文学起源于劳动, 又在劳动实践中得到发展, 并日益成为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开始对文学的实践和经验予以关注, 进行总结和概括, 于是, 便产生了关于文学的理论, 可以说, 人类历史上从出现文学现象起, 就随之而产生了关于这些文学现象的一些片言只语的评论。拿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来看, 远在先秦时代, 就有了关于诗歌性质、作用的一些见解。如“诗言志”“兴、观、群、怨”说、“以意逆志”说等, 这些理论的出现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经典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直到魏晋时期, 众多的作家急需理论上的总结和指导, 于是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系统。那些文学家们在总结先秦以来一千多年的文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不仅对文学的性质和社会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而且在文学创作的规律、特点、文学的体裁、风格、作家、作品的评论等方面, 都比较系统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随着唐宋诗词创作的空前繁荣, 当时的文学家对诗歌创作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元明清时代由于小说、戏剧的兴盛, 研究小说、戏剧的理论专著纷纷出现。进入20世纪以来, 我们就不再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了, 而是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 我们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后来, 中国接受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而且让它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进入新时期以来, 西方20世纪的文艺思潮再次影响中国的文艺学。而这些西方理论的引进, 使我国的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理论发生脱节。20世纪80年代之后, 文艺学研究理论形成了一种文艺学上的“内转”, 我们开始关心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征。90年代, 文学理论研究还是有着欠缺的。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不论经过多少时间的发展, 文化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审美研究上来。

从上文中, 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我们依然是在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解释我们自己的文学现象, 我们还是没有完全适合自己的一套文学理论, 所以我们要不断总结文学创作的新经验, 探索文学的新理论, 建设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参考文献

[1]樊德三.文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4]丁纯.文学理论基础.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的纯文学研究 篇2

无论从哲学的角度来阐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哲学问题,都为文学和哲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逐渐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文学与哲学关系是统一的.,作为统一体的文学与哲学相互间的融合与影响也是必然的.

作 者：马衡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周口,466000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29) 分类号：B0 关键词：文学   哲学   关系   影响   接受  

儿童文学中的文学本位价值研究 篇3

【关键词】儿童文学     小学语文     文学本文价值

前言

儿童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儿童教育的重点，与儿童教育有天然的联系。早期对于儿童文学的文学价值偏重于育人方面，但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家长及教育工作者对儿童文学的认识就不仅仅局限于育人方面。目前，儿童文学的价值主要包括社会价值、个体价值和文学本位价值三个方面，同时作为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教材还应当具备语文学科的学科价值。本文单就儿童文学中的文学本位价值进行研究。

文学本位价值是文学价值系统的核心、基础。对包括个体性价值在内的其他三种价值形式起着规范和制约的作用，要求他们的基本评价标准尽可能与文学价值的本体特征相适应。儿童文学本位价值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审美无功利性、审美形象塑造、儿童本位。

一、儿童文学中审美无功利性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文学的审美无功利性是指在作者进行文学创作时或者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没有直接的现实企图或者直接目的。在目前教科书中，大部分儿童选文无法克服文中的功利性内涵，审美无功利性在目前教材中体现并不明显。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能够把人类的美好品德，无数先哲们的精神哲思蕴含在作品的事物形象或者各种意象、镜像之中，以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文学境界。在人教版一年级下册童话《春雨的色彩》在短小的篇幅中，唯美而生动地为大家展示了一幅雨中初春的景色，其中对万物的赞美，对大自然的溢美之词溢于言表。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笋芽儿》将儿童的个性与笋芽儿这一形象进行了有机而生动地融合，通过儿童易于接受的拟人的手法将笋芽儿的生长经历介绍给大家。学生们从笋芽儿破土而出，茁壮成长隐约看到自己奋发向上的成长历程，无形中给学生们一股激扬向上的学习和生活热情，对学生们是一场正能量教育。最后，文中通过“我长大了”的呼喊，展现出儿童内心对早日成才，为国、为家做出成就的积极心态。

此类文章在教材中出现，是作者对教材文章审美无功利性原则的有益尝试。大部分文章，功利色彩较为浓重，主旨过于鲜明，目的性过强。虽然部分文章不失文学造诣，但是其传递知识较为生硬，没有将文学性、审美性进行有机融合。

二、儿童文学中审美形象的塑造

审美形象指的是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拟人化的动植物形象以及由意象营造出来的意境。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设计首先要适合儿童年龄及心理特点，其次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儿童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也要随之改变。总体来说，随着年级的升高，审美形象应该从类型向典型转变，即小学中低年级的作品中，审美形象应该以类型化形象为主，高年级的作品中应该以典型化人物形象为主。在这里我们所指的类型化人物是指人物性格单一，背景简单，易于低年级学生理解的人物形象。而典型化人物形象，指的是具有较为丰富的性格，思维形式也更接近于成人，这样的人物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能更容易理解成年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对于高年级学生加强与社会沟通，学习对事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建立更为成熟的性格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注意，儿童文学中的成人化形象不应等同于成人文学作品中的成人形象，而应该是成人形象的简化。所以，其形象“丰富的个性与复杂的性格”只能在特定方向上进行体现，比如：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领袖人物;勤奋好学又敢于创新的科学家;威严勤奋但又无私奉献的父母;循循善诱而又严谨刻苦的老师。这些形象性格已经表现出多面性，但是主旨明确，立意单一性强。

比如在人教版教材中的少年凡卡（《凡卡》）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喜欢到处游玩，喜欢甜甜的糖果，懂礼貌。但是凡卡的学徒生活使他遭遇了同龄人不曾有过的创伤，这使他变得成熟。他通过自己努力想改变命运对他的不公，但力不从心。这样的形象使得学生们感叹主人公命运的同时，又对他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

三、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本位

儿童文学面对的是不同年龄阶层的小读者，如何让小读者们能读懂，喜欢读——这是摆在广大作者面前的一个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以儿童的视角或者成人与儿童视角交互的方式进行创作。

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选文要求语言生动活泼、内容通俗易懂、比喻贴近儿童生活。在写作方式上，叠词、儿化音、拟声词的大量运用;相同句式，相同修辞方法在保证文章美感的前提下可反复使用;大量的比喻，拟人的运用，这就贴近儿童生活，使学生们喜欢阅读。同时，大量重复的句式还可以锻炼学生们的写作能力。

总结

儿童文学作品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自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人士重视。从儿童文学的审美无功利性，审美形象塑造和儿童本位三个方面对人教版教材中选文的文学本位价值进行了讨论。目前，教材中的选材虽然部分选文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看到，目前教材中仍有部分选文文学本位价值有待提高。期盼随着人民群众科学素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小学教材会在文学本位价值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文学的纯文学研究 篇4

一、古代城市文学的内涵性意义

首先,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其文学史意义不能被忽视。其文学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因其独特性而被深入挖掘, 但是由于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限制, 直至今天, 我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发展仍然显得稚嫩。古代城市文学构建的客观丰富内涵需要建立在对其认知的、成熟的因素上, 才能得以实现其完整性。

文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学性格要求其在对待古代城市的研究中, 应当将它作为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看待其文学史意义。

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离不开客观历史存在对于它的影响。分阶段、分时期的对古代城市文学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理念, 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 我国的文学史研究着眼于对文学的历史时间意义的关注, 缺乏从更为具体、更为客观的空间意义上去参照其文学意义的体现。在这种历史的研究结构下, 古代城市文学一直存在着, 却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因为其客观存在的性质, 又决定了古代城市文学终将被抹去历史的尘埃, 而重获新生。以其客观构建内涵来填补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中的诸多方面的历史空白。也因为其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它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文学史的发展。

在对于城市文学的价值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中, 主要是从文学空间分布形态位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城市文学发展。这种作家与地理位移上的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探究方向, 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当然, 在作家文学创作上对审美体验影响因素的探讨和文学取材方向上的选择性问题等, 都是在文学空间角度形态位移方面的价值型表现。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的, 在其发展进程中, 城市文学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客观地说, 从历史空间的因素角度讲, 文学史的发展是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空间文学因素下不断发展丰富的。想要脱离乡土文学谈城市文学, 或者脱离城市文学整体研究文学史, 都是片面的。只有从二元结构的空间因素角度去着手, 才能全面的、完整地实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准确认知。

二、城市文化的文学性外延

城市文学是建立在城市文化上的外在性表现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 城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城市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发展的格局之上的一种文化态势。因此说, 城市文学表现出的外延性特征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 并且毫不避讳地彰显其城市文化的绝对创造力量、弱化无意识行为, 以及在城市追求与张扬世俗精神的过程中高调显示其对文化意义的表现能力。

城市文学具备什么样的属性与特质, 也就必然是对现实城市文化中属性与特质的反应。中国古代城市是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同时又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其中政治因素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衰亡往往伴随着其背后的政治性因素, 城市作为人们追求政治的渴望和幻想的摇篮, 最先能够感受到这种振幅的正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普通百姓。城市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性表现, 在这一方面对于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活构成城市文学的最重要的文化性内涵。城市厚重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基础, 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最为优良的物质基础。使之在城市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形成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通过研究历代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不难得出, 单纯的文学形式产生, 不会是在离群索居的社会交际环境中完成的, 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物质文化相对富足的区域中实现的, 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城市文学性意义。而城市的发展促使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艺术欣赏水平得以提升, 反过来对促进城市文化多种文学形式的水平提升又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这样说, 中国古代城市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 为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并起到保障性作用。

三、结语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应当通过发展的唯物史观去分析, 将古代城市文学融入现代文学史中, 找寻其现代文学价值。随着城市地域性文学研究热潮的到来, 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通过以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历史机运, 纵横比较, 借鉴移植, 进而形成独具中国现当代特色的中国城市文学史研究, 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要有其历史传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去滋润营养其现代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应当有所发展, 将全身的“穴位”打通, 突破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围栏。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性特征, 为后世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创造更多、更有用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旭,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文学的纯文学研究 篇5

周远斌，男，1969年11月生，文学博士，青岛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文学评论》（3篇）、《光明日报》（6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篇）、《文史哲》、《齐鲁学刊》、《云梦学刊》、《杜甫研究学刊》、《阴山学刊》、《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沈阳师范大学学报》、《延边大学学报》、《聊城大学学报》、《理论研究》、《蒲松龄研究》、《北方论丛》、《南都学坛》、《重庆社会科学》、《上海文学》、《文论报》、《作家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观点摘要；出版《论语校释辨正》、《红楼梦人物百家言——薛宝钗》、《儒家伦理与〈春秋〉叙事》等专著11部；主持承担国家社科项目、省部级项目5项；获省社科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各1项，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

徐良，男，1963年生，1985年—198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美学专业硕士学位。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青岛发展研究中心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历年来在《美学》、《艺术界》、《人文杂志》、《社会科学辑刊》等国内各类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20多项学术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等重要文献二次转载，十多次获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重要著作有《20世纪西方美学精神》，合著《文艺学与美学的整合研究和多元推进》、《企业美学纲要》等。重要研究课题有《西方美学的后现代转折》、《荒诞派戏剧的美学精神》，近年来转入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主要课题有《中国哲学美学》、《中国美学与现代文化》等。主要开设课程有“美学原理”、“中国古典美学”等。

张伟，女，1961年12月生，199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来致力于文艺理论研究，中西蓝领文化研究以及视像时代的美学研究，承担国家教育部项目。研究方向：西方美学与当代文化，主要科研成果：专著《走向现实的美学——巴黎手稿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西蓝领文化》，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2005 12-2008 12（05JA720013），论文（1）“对马克思美学劳动范畴的新审视”《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3期 人大复印资料《美学》 2002年10期全文转载（2）“马克思主义与中西方蓝领文化”《东方论坛》2002年5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 2003年4期 全文转载（3）“反全球化与詹姆逊的左翼美学”《学习与探索》2004年6期。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5年2期全文转载（4）“社会转型与中国的蓝领文学”《学海》2008年5期。

赵建章，1969年11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学位，副教授，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中国古代文论。科研成果：《王国维的美的本质观》，烟台大学学报；《论方苞的义法说》，常德师范学院学报；《以文论诗――方东树诗学的理论特征》，中文学刊；《刘大櫆古文理论的诗论化》，中文自学指导；《古代文论教学刍议》，载《新型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从诗品鲍照条看钟嵘的审美理想》，载《文艺学与美学的整合研究和多元推进》，《姚鼐以妙悟论文》，文学前沿《后期桐城派的文道观》，时代文学；《古诗名家诵读本杜甫》，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孙顺华，1980—198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87 年到青岛大学文学院任教，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化传播及青岛历史文化的研究。主持或参与教育部、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多项，出版《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华文化与传播》、《中国广告史》等著作多部，在《文史哲》、《孔子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多种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及SCD源期刊引用。获山东省教委、青岛市科研二等奖多项。主要讲授中华文化与传播、中国文化史、中外广告史等课程。

孙盛涛，1966年生，山东牟平人，文学博士，2006年晋升教授。现任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青岛市第六届兼职督学。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与美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被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译文被《最新西方文论选》收录或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出版专著《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参编《美育学》《美学概论》等教材4部。获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科研奖项。获青岛大学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荣誉称号。

汉语言文字学

戚晓杰，女，山东威海人，196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学位。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学科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语法修辞。已在《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报》《语言科学》《语言文字应用》《古汉语研究》《汉语学习》《语文建设通讯》（香港）《澳门语言学刊》等国内外有影响的语言学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论文为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出版著作数部，多次获得青岛市、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朱葆华，男，1963年出生，山东昌邑人。博士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学位。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和书法，现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文字学方向和汉字与书法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出版著作多部，论文30多篇。尤其在汉字书体演变史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史冠新，男，1963年出生。汉语言文字学方向博士，青岛大学汉语言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对外汉语教学和现代汉语语法。主要科研成果：1986 临淄话单音形容词的重叠用法，中国语文； 1989 语气词“吧”，中国语文；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2001 方言语法调查手册；2006 普方古视角下的临淄方言语气词研究（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2006 普方古视角下的“了1”“了2”“了3”研究；对外汉语句式教学研究；感受中国；2008 现代汉语语气词界说。专著多项，获奖众多。

窦秀艳 女，吉林白城人，蒙古族。1988至1995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到青岛大学中文系工作。2000至2003年，在山东大学古籍所（现为儒学高等研究院）师从冯浩菲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2005至2006年，在韩国国立庆尚大学讲学。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汉语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讲授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雅学研究等课程。学术研究方向为汉语史、文献学、传统文化。承担国家、省市社科项目十余项，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中国雅学史》《青岛历代著述考》《雅学文献学研究》《崂山文化名人考略》四部，获得省市社科奖多项。

周翠英，女，19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至今在青岛大学师范学

院和文学院任教，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语言与文化、汉语国际教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现为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和师范学院语文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青岛市语言学学会理事。曾任青岛大学--韩国世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主持及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得校级、省级教学成果奖2项，发表论文20多篇。

于建松，男，1968年出生，山东即墨人。2003年6月于山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7年6月于苏州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在各类刊物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承担各类社科项目，获的省级市级多项奖励。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

中国古代文学

刘怀荣，男，199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青岛大学特聘教授、二级岗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文学院院长，山东省强化建设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山东省高等学校首届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汉语言文学教指委委员，山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讲“唐诗宋词专题研究”、“中国早期文化与唐诗研究”、“中国神话与诗歌研究”等研究生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中国诗歌与诗学、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等。主持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2门、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团队1个、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立项重点项目1项。首位获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各1项，5次获山东省优秀学士、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 项、教育部项目4 项、山东省社科重点项目1 项、山东省教学研究项目2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研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各1 项。已出版《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唐诗宋词名篇导读》学术著作20余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130余篇，有40余篇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等重要文摘刊物转载。上述成果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三等奖（第三）、全国优秀

社科普及作品奖及其它奖励多项。

王凯，1957年生，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和中国古代诗学，曾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代表性学术著作有《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等。在《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海德格尔与先秦道家的诗性智慧》，参与国家、省部、大学科研和教研项目多项。

范嘉晨，男，1961年生，吉林人。199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到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9-2004年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明清文学方向）。曾荣获首届青岛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大奖赛”一等奖及青岛大学“师德标兵”、“青岛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青岛大学优秀教师”等称号。主要著述有《元杂剧包公戏评注》、《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国文读本》及《红楼梦》和《金瓶梅》等研究论文多篇。其中《元杂剧包公戏评注》获得第二十二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承担的主要研究项目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红楼梦导读》、青岛大学校级精品课程《金瓶梅导读》等，并多次获得山东省省级教学研究成果奖。主要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课《中国小说史专题》和选修课《红楼梦研究》；现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研究特点是侧重从文化、历史和哲学等方面对作品文本进行解读，研究作家的创作心态、作品的文化精神、人物性格的冲突以及对人性、人生、个人与社会等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同时注重作品现代性的阐发。社会兼职：中国民主同盟青岛市委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瓶梅学会会员，山东省金瓶梅文化委员会副秘书长，青岛市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海燕，女，1967年出生，2000年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近年来在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科研论文三十余篇，主编、参编教材数部，出版《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唐诗宋词名家名篇导读》等多篇专著；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红楼梦与中国诗性精神》等，参与国家、省、市和校级科研和教学项目多项 ；获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人文社科类二等奖、山东省科普一等奖等多项奖励。2004年被评为青岛大学优秀教师。

赵伟，男，1993年－1997年在山东师范大学读本科，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7年－2000年，在南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2000年－2001年，在天津社会科学编辑部工作。2001年－2004年，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7月至今，在青岛大学文学院工作，教授，中文系副主任，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宗教与文学、明代文学、宗教与中国思想史。科研方面，已出版《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陆九渊门人》等4部专著。在《文学遗产》、《南开学报》、《宗教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天津社会科学》、台湾《普门学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臻与佛教》等论文20余篇。2014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教与明代文学研究”，2008年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明代心学、禅学与文学思想研究”，2013年主持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崂山宗教研究”，2009年主持山东省教育厅项目“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2010年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印佛教文学比较研究”（第二位），2010年参加撰写教育部重点项目《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获奖方面，《陆九渊门人》2010年获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榛与佛教》2011年分获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山东省教育厅人文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2年获山东省社科三等奖，《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2013年获青岛市社科二等奖，《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2013年获得山东省社科三等奖。教学方面承担“道教与中国文学研究”硕士研究生课程。

王今晖，男，1969年出生，黑龙江人，1988年—1995年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2001年—2004年就读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师从张可礼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博士学位。2006-2008年以交换教授身份，赴韩国国立庆尚大学校中文系执教，为该系博士、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汉魏诗歌研究》、《六朝诗歌研究》、《诗品研究》等课程，并多次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现为山东省古代文学学会理事，大韩中国学会会员，青岛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文化与文学、汉魏六朝诗学与诗歌、韩国汉诗等领域的研究。科研方面，出版《魏晋五言诗研究》、《青岛高等教育史》等学术著作2部，在《中国文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东方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项、教育部社科规划重点项目1项，主持山东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目1项、青岛大学社科项目1项，主持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项目2项。著作《魏晋五言诗研究》，获2011年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青岛高等教育史》，获2009年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实践”，获青岛大学研究生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主要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汉魏六朝诗歌研究》课程。本人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目前已有7人毕业，其中5人的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

宫泉久，男，文学博士，教授。1990年研究生毕业，分配至《军工报》社工作，2000年转到青岛新闻出版局，曾分别担任主编、总编助理等职务。2001年调入青岛大学工作。发表新闻作品100余万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各类新闻奖20余项。出版《清初山左诗歌研究》、《盛世变徵－清代诗人赵执信研究》、《清代高密派诗学研究》、《崂山诗词精选评注》等著作，获山东省第二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青岛市第二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青岛市第二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明清文学。

杨宝春，男，1965年生，文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主要担任研究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元明清戏剧专题、中国戏剧史专题、审美体验文化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出版《琵琶记的场上演变》等著作，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参与了省、部级等多项课题研究，获得第五届王国维戏曲论文一等奖等多项奖励。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文论、中国戏剧史论、文化生态学等。

翟景运，男，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教学科研。出版著作两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承担国家、省部级、市厅级科研课题四项，获省部级科研奖励两项，市厅级科研奖励三项。主讲本科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汉魏六朝乐府歌诗研究》、《中国古文名篇导读》、《中国文学经典》等，主讲研究生课程《骈文散文专题研究》。

陈龙，男，汉族，1976年出生于山西忻州。2009年6月毕业于西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佛教与文学，先后主讲《中国文学史》、《宗教与中古文学》、《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已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项，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项，山西省重点扶持学科项目1项，学院专题研究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1项。现为青岛大学校外导师。

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

姜振昌，青岛大学一层次特聘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模范教师、山东省高校十佳优秀教师、山东省教学名师。兼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社联、文联委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经典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杂文史论》等6部，编著、参著4部。独立承担、主持省部级研究课题7项，其中国家社科规划项目《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等2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新华文摘》转载6篇）。独立获得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17次，其中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另有两项成果分别于2006年、2009年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研究方向：一是“鲁迅与中国新文学”，旨在系统梳理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及深层内涵；二是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研究。

周海波，1958年生，青岛大学特聘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山东省首届优秀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文化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传播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参加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现代传媒与1920年代文学生态》等。近年来出版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传媒时代的文学》等十余部，在《文学评论》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先后获得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山东省高校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魏韶华，1963年生，文学博士，现任青岛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副院长，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强化建设基地“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国学学会副会长、青岛市老舍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称号。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子课题1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级社科重点研究基金项目1项、市厅级和校级科研课题多项。与人合作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多项。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发表论文50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学术著作5部。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其它省部级优秀科研奖3项，市厅级优秀科研奖10项。

李玉明，1961年11月出生，青岛大学特聘教授，兼任青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主讲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作品研究、鲁迅研究、《野草》研究等课程；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拷问灵魂》、《嬗变与建构》、《<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等3部，主编著作1部，撰写、参编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等各类文章近百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光明日报》等报刊全文转载、摘要；多部（篇）论著获山东省、青岛市、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2项；主持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2项；主持、参与省级、校级教学改革和研究课题3项。

黄乔生，男，1964年1月生。文学硕士。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研究室主任、《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研究馆员。兼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著有《周氏三兄弟》、《西方文化及现代中国妇女观》、《鲁迅与胡风》等多部著作和学术论文论文十多篇。

姜异新，女，1972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编辑，兼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曾获第4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奖。著有《走读胡适》、《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等著作。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鲁迅、胡适及五四新文化研究。

王金胜，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1.中国当代文学思潮；2.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在《文艺研究》、《新华文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著有《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等学术著作多部。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参与国家和省社科项目3项。获得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就3项。

贾丽萍，女，1976年生，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近年来在《天津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小说评论》等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出版学术专著《20世纪末叶的中国小说》一部、参著多部。独立承担山东省教育厅科研课题一项、参与省市研究课题多项。曾获青岛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项。

佘小杰，女，1967年出生，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个人专著《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1部、参著著作和教材多部。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被人大中文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曾获得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与省级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各1项。

韩琛，1973年生，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与华语电影。曾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主持山东省和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获得山东省艺术科学成果奖、青岛市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山东省教育厅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

刘新，1968年生，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任青岛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青岛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多年从事一线教学和高校管理工作，主要致力于青岛文化（文学）和民俗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主持并承担多项管理性研究项目，参与山东省及青岛市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出版专著《时尚青岛》、主编并撰写青岛旅游文化丛书一套。

任银睦，男，1965年生，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员，现任青岛史志办副主任，兼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文化（文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侯传文，生于1959年1月，文学博士，教授,山东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理事等。长期从事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方文学与文化的总体研究、印度文学与佛教文学、比较诗学等。出版了《 东方文化通论》、《佛经的文学性解读》、《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泰戈尔诗选导读》、《佛教文学的开拓者——马鸣大师传》等学术专著。在《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当代亚太》、《南亚研究》、《东方丛刊》 等核心期刊和重要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 余篇。

陈秋红，1960年9月生于青岛。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在读。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美小说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1998年赴日本讲学一年，2001年赴美国讲学一年，2003年冬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短期讲学。1997年以来在《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人文杂志》、《东方论坛》等刊物共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5篇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或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要。参加撰写了《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外国文学史新编》和《20世纪外国文学名著导读》等教材多部。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有山东省教委的社科基金项目《亨利?詹姆斯研究》和青岛大学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迁徙及其张力：亨利?詹姆斯国际题材小说的文化批评》。

隋旭升，1968年4月生，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欧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参编《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俄罗斯文艺》、《东方论坛》等杂志发表过《<黑暗的心脏>中库尔兹和马洛的象征意蕴》、《解放者的命运——亚历山大二世的另一面》、《历史的回眸与反思》、《浅议语音中心主义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东方论坛》），《反恐，一个新的阅读视角》等论文。

文学的纯文学研究 篇6

一、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深度挖掘和多重阐释

非文学学科的介入是还原文学生态以及文化阐释、大文化研究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标志。非文学学科的研究思维对文学研究思维的调整、重组，其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完善都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阐释》一书就广泛地涉及到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心理学、统计学、阐释学等多种学科门类，极大地还原了文学生态，有效地利用了中国古代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

如在对《桃花源记并诗》的解读中，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既符合中国文化的衍变发展规律，也使读者洞开解读该文学作品的另一扇窗。著者绕过众所周知的文学性，而直指“桃花源”背后潜藏着的“大同梦”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返回历史发生场所，直面历史本真。得出了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富含新见的结论，表现出著者独特的学术眼光。这种规律性的判断不仅需要沉潜于芜杂材料中的韧劲，更离不开宏大的文化视野。也只有跳出某一研究领域的“此山”，才可能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使各种看似复杂、盘根错节的现象丝缕渐明。此外，著者还用地理学的知识讨论了“桃花源”的原型；用民俗学的知识得出了避乱异地、聚族而居的“世外桃源”在某一历史时期存在的“历史真实”的结论；用政治学的知识解释了武陵太守在得知桃花源后的极速反映。

《量移制度下的贬谪文人的心态——特殊文人群体的文学心理解读》、《乌台诗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比兴传统与文字狱》和《南渡乐禁与宋词的案头化——对词的诗化的政治背景解读》等章节从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天然联系出发，勾勒出文人背后的政治风云、复杂党争等历史背景，为深刻理解文学现象(如“鸟台诗案”)、文学作品提供了思路。如在《量移制度下的贬谪文人的心态——特殊文人群体的文学心理解读》一章中，作者通过对量移制度的考察，为我们理解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贬谪诗文中的拘囚意识、被弃心理甚至痛苦与激愤都有很大的帮助。再如通过不同的量移结果来解读、阐释元稹的通州诗与江陵诗的风格、情感的差异，为我们了解作家的风格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鸟台诗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比兴传统与文字狱》一章中结合中国诗歌的比兴传统和赵宋一代之政治来解读乌台诗案，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狱这一特殊的文学、政治现象确立了新的范式，指出历代注家对涉案诗文的慎重态度，由此也可见出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这暗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纯文学研究的局限和对政治重视的必然。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南渡乐禁与宋词的案头化——对词的诗化的政治背景解读》一章通过对史实的梳理更是雄辩地证明了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环境(包括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该文指出南宋政权在南宋初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而提出“乐禁”，这一政治制度对南宋词风转变有着重大影响，并将苏辛词的变革联系起来分析、佐证。这种研究方法是当前词学研究所未曾涉及的。

非文学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介入，使得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深度挖掘和多重阐释具有了可操作性。但是由于非文学学科的介入，使得文学本体研究色彩淡褪，甚至丧失、转变为历史研究、民俗研究、地理研究等非文学学科的研究，这也就是研究泛化的问题。著者通过对文学作品、文学研究的深度挖掘，通过“深化”有效地避免了这种“泛化”，从而不仅保证了文学本体研究，而且丰富了文学本体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尽管各章节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但是全书在整体上却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和启示。

二、学术思想的衍变与传承

刘明华先生是杜甫研究专家，也钟情于文化学研究。他对人神相遇情节的讨论和模式的总结，早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关注和研究又为一例。据笔者所知，刘明华先生对《桃花源记并诗》的思考和研究长达20年之久。最初的研究成果《桃源望断无寻处——论“桃花源”及其变体》一文发表于1994年，至出版《阐释》足有14年之久。该文从“桃花源”折射出的悲剧心理出发，进而关注到文学史上由《桃花源记并诗》所启迪而形成的一系列文学现象，具体地比较了桃花源与海人国、西京隐乡的异同。这已经具有了文化阐释的品格，这一品格在其《东坡人格的文化学阐释——读(苏轼人格研究)》一文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反映。其后的《水中月，镜中花——<镜花缘>的社会理想》、《大同思想对毛泽东政治理想的影响——兼论“人民公社”的悲剧性实践》、《理想性·神秘性·历史真实——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多重解读》等论文到专著《大同梦》的出版，著者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关注才暂告一段落。《理想性·神秘性·历史真实——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多重解读》最后作为文化阐释的典型代表编入《阐释》一书，著者又充实了新近的材料和新的研究体会。从《桃源望断无寻处——论“桃花源”及其变体》问世始，刘明华先生都没有停止对桃花源及其背后“大同梦”的关注和研究，《理想性·神秘性·历史真实——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多重解读》编入《阐释》一书，也应该是一个逗号而非句号。在这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正如著者所言：“期间收集资料，清理思路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沉潜与偶有所得的发现的快乐，也只有个中人能够体会。”刘明华先生自言“在多年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对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关注也逐渐成了我的爱好之一。”正是这样一种学术思想的演进才能有《阐释》一书的面世。

《阐释》一书形成的20年，也是文化意识渗透、灌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20年，同时也是系统科学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的20年，刘明华先生紧紧地扣住学术史的发展脉搏，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一新兴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分享给自己的学生，让学生感受到学术史发展流动的轨迹，而且融入其中，吸收营养，训练思维。《阐释》的部分章节就是著者和他的学生共同完成的，也有学生领悟其学术精神后单独创作的。据笔者所知，刘明华先生长期为学生开设了《文化学研究》课程，使得这一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得以传承和发扬，《阐释》的出版可谓其成效初见。正如傅璇琮先生在序言中说，这部书是“研究与教学的综合成果，这当为高校教学提供值得思考的成功经验与积极范例”。系统的学术工程需要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勇敢探索，所以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学术研究本身一样具有重大意义。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感悟力 篇7

关键词：文学,古代,创作,感悟力

中国的文学创作向来强调“有感而发”极力抵触“无病呻吟”。尤其是古代的文学创作, 更是凝聚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以及对艺术的灵性和感悟。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类型, 从诗经到战国的离骚, 再过渡到诗词歌赋、剧本小说演义, 无一不蕴藏着深刻的感悟在其中。

一、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感悟力的主要意义

文学研究中的感悟力, 是指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情感、思想、形象的意义和语言艺术的直觉的感应、体验、领悟和判断的能力, 以及对于文学现象的直觉感受和洞察的能力。首先, 感悟是读者深入理解文章的核心所在, 只有进行了心灵和艺术的感悟, 才能融入到作者创作之初的氛围当中去, 确保情感的准确与适度。其次, 研究人员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高超感悟能力, 还可以实现史学的文化价值, 能够带动史学研究的发展, 一定程度的还原历史。

二、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

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世界的巅峰。古老的文学作品中蕴含丰富的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内容。但是由于古代文学的创作年代久远, 创作背景复杂, 因此对其的研究不能够较深入而且全面。同时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专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 缺少相应的具有足够古代文学研究素养的高端人才, 最后受到经济利益的干扰, 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遭受了低迷时期。以上三点原因致使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水平不高, 研究止步不前, 难以得到相关的突破, 需要新近人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三、古代文学研究中需要文学感悟力

除了上述三点原因制约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之外, 人们还忽视了另外一点尤为重要的因素——文学感悟能力不高。文学感悟能力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关键, 只有在古代文学中充分利用文学感悟力, 才能取得重大的进步, 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进程。文学作品首先就是感性的存在, 所有的思想意义, 包蕴于形象之中, 只有通过文学作品的形象, 具体说就是叙事作品里边的人物、故事、情节, 抒情作品里边的情感、意象、意境、音韵、语言, 作品的思想意义才能显现出来。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进入作品的途径是形象, 进入之后对作品的把握, 则要通过感同身受的体验, 再现作品的内容, 这些都存在着感悟的过程。

四、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诗文为正宗, 在再现与表现的两种艺术类型中, 偏重于表现。中国文学的这种特征, 使其成为一种重意蕴与艺术灵性的文学。在创作中, 古人讲灵机, 讲兴会, 讲悟入。文学作品是创作者灵感与内心感受的高度融合, 只有将长时间的感悟能力汇聚, 或者是瞬间的感悟迸发, 才能促使文学作品的诞生。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 因为凝结了作者的感悟和感受, 因此就会有中心思想和主旨。在作品中一方面具有文学语言的美轮美奂, 更重要的是具有心灵的高度契合, 具有言外的无限韵味和意境。

五、古代文学诗歌作品研究中感悟力的运用

中国的古代文学基本上以诗歌为核心, 诗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它以简短的语言, 和谐的韵律, 为读者缔造无限的精神遐想空间。由于诗歌是情感的高度凝结, 因此, 为了达到最诗歌的全面理解就应该具备足够的洞察力、敏锐力、对事物灵敏的感悟和穿透能力。对于诗歌古代的文豪欧阳修阐述其为, 是作者因为心灵感受的汇聚而进行创作的, 但是对诗歌的阅读和理解就需要读者的丰富的意念和遐想, 这里的意念主要是指一定的感悟能力。当然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情感经历、甚至是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感悟能力也是不同的, 因此, 对于诗歌的研究, 由于感悟能力的差异, 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比如对李商隐《锦瑟》的理解, 由于该诗是一首朦胧诗歌, 因此理解起来的难度就相对高。有人认为这是一篇描写凄美爱情的诗歌, 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感悟人生的诗歌, 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创作背景介绍, 以及作者的内心感受资料, 所以对其的理解我们只能是按照不同的感悟力来进行, 虽然受到感悟力影响下的诗歌研究没有对与错之分, 但是却有质量优劣之别。研究质量比较低劣的往往具有极少数的认同者。

六、中国古代戏剧文学研究中的感悟力运用

戏剧, 同样也离不开研究者的感悟。而这种感悟与诗文不同, 主要体现为对人物形象的价值判断、人物心理的体验、人物命运的推测, 即通过生活的逻辑, 把文学还原为自己熟悉的生活。而这个过程, 因个人的生活经验、阅历以及世界观的不同, 也是十分个性化的, 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 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即此之谓也。对小说很多人物的不同评价、对小说主题的不同认识多来自于此。比如对《三国演义》中的几个主要人物, 研究者的认识就颇有出入。一般而言, 都认为刘备是典型的仁君形象, 而曹操是奸雄形象, 诸葛亮是智者的形象。但是, 鲁迅却从刘备的貌似仁厚中看出了伪诈, 从曹操的奸诈中看出了豪爽多智, 从诸葛亮的智谋中看出了近妖。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固然是因为作者描写的原因, 或有意写出人物复杂多面的性格, 或描写动机与实际结果产生了矛盾, 如鲁迅所评。但是读者和研究者能够看出小说人物性格的多面, 却要靠他们阅读作品的感悟, 进而概括为理性的结论。不仅如此, 这种从阅读中获得的感悟甚至会影响到对一部小说思想倾向的整体认知。因此, 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 研究人员应该适当的结合自身的独特感悟能力进行, 切忌一味的遵循前者的研究方向, 我们允许不同见解, 不同欣赏角度, 不同利益观点的出现。

七、中国的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感悟力运用

小说研究也颇重灵性。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云:“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 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 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者, 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 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苏轼论文讲心手交至, 而在这里, 还不过是程度稍高的圣境而已。文学创作的最高状态是神境和化境, 它超越了心手交至的临纸状态, 实则就是在进入创作灵感时所呈现出的神思创作状态。那么, 读者又如何才能从这样无字、无句、无局的作品中读出文字、文句、文局和文思来?当然离不开感悟。金圣叹于《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五评点此书时, 即感慨“今人不会看书, 往往将书容易混账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 转笔处、难转笔处, 趁水生波处, 翻空出奇处, 不得不补处, 不得不省处, 顺添在后处, 倒插在前处, 无数方法, 无数筋节, 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这就是没有或缺乏文学感悟能力的过。

八、总结

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对中国文化分析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有利于对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既要有一定的历史资料做参考, 也需要有相应的作者背景的了解, 而关键是研究者应该具备足够的文学感悟能力, 可以对文学作品中蕴藏的深刻意境进行精准的剖析和展示, 只有提高文学研究人员的感悟能力, 才能促进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研究的进步。

参考文献

[1]王立, 刘季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综述[J].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01) .[1]王立, 刘季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综述[J].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01) .

文学的纯文学研究 篇8

关键词：文学期刊,宁夏文学

文学活动至少应该由四部分构成, 即创作、传播、阅读和批评, 这四者缺一不可。但是在1980年代以前人们把文学讨论和研究的重点始终放在创作和批评上, 仅仅满足于对文本和作家的讨论, 而忽略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 忽略了文学被阅读和接受的历史。到了1980年代中期, 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媒介研究和公共空间等西方理论先后引入中国, 成为中国文学批评者的理论武器, 于是很多研究者把研究的视野转向传播和阅读的领域, 一个新的批评空间被打开了。

其实, 研究文学传播和阅读的历史,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文学期刊的关注和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正是伴随着现代文学期刊的兴起而发生的。文学期刊成为传播文学思潮、连接作家和读者, 负载精神产品的商品。作为大众媒介的文学期刊在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得以传播的载体, 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 文学期刊是文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引导文学发展方向, 体现文学创作成就, 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

因此对于文学期刊的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在西方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盛行, 到90年代就已经成为显学。在中国由于“文革”之后20年的努力, 文学的“内部研究”已经呈现出饱和状态, 很少有空白地带, 或者说要想发现空白地带并且作出成就已经很难, 于是很多研究者开始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 从媒介传播和阅读接受的角度来探讨中国20世纪文学的问题, 而且对文学的传播和阅读, 尤其是传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其实早在1947年, 著名的纪德研究专家盛澄华先生在《<新法兰西杂志>与法国现代文学》中就指出:“在未来的文学史中, 文艺杂志将占据一个非常主要的地位, 恐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什么是这一时代的动向?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个作家所采取的态度?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班读者的要求?如何在这社会因素、艺术因素与心理因素三者间去求得一种适度的平衡, 则正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创作家、批评家与大众读者间的联系的文艺杂志所负的最高使命”。

旷新年在《1928年的文学生产》一文中曾经说过“杂志和报纸副刊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 它在现代文学生产的调度中处于枢纽的地位。杂志和报纸副刊等现代媒体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传统文人活动的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同样, 洪子诚在《1956白花时代》中有一章题为《<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文章中也提出“期刊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作家的许多重要作品, 首先是在刊物上刊发, 然后再出版单行本 (长篇作品) 或作品集 (诗、散文、短篇小说) 。文学期刊又是作家表达他们的文学主张、对作家进行评批、推行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 也是组织文学社团、形成文学流派的必须的手段。”“当代对于文学期刊的重视, 不仅仅在于能及时地为作家提供刊发新作的场地, 而且也是将全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加以集中、有序地管理, 以建立有着统一战线的文学格局所必须的。”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我们要讨论宁夏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 那就无法回避对宁夏文学期刊的研究。

宁夏文学期刊主要有《朔方》、《黄河文学》、《六盘山》、《宁夏文艺家》等, 这些期刊自创刊以来, 在培养和扶持宁夏作家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它们从创刊至今, 不但始终如一的坚持着民族性乡土性, 而且也丝毫没有放松过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 从而成为宁夏作家创作版图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但是,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背景之下, 在很长时间内研究者对文学期刊与文学的生成、发展的关联研究还不够充分, 大多数研究者始终把研究视野局限在文本和作家身上, 而对文学期刊尤其是地方性文学期刊在文学生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够重视。

如果从1980年代张贤亮以其沉郁悲欢的诉说引起文坛的格外重视来谈宁夏文学的创作, 那么就必须从1980年代高嵩初具理性和远见的批评目光来谈宁夏的文学批评。然而不管是高嵩, 还是郎伟、李生滨, 还是荆竹、牛学智、白草, 还是钟正平、武竖莲、徐安辉, 他们的文学批评依然遵循着传统的批评思路和规范, 在宁夏文学的研究上依然没有突破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方式, 作家与文本依然是文学批评的唯一对象, 期刊与文学生成、发展的关联, 期刊与创作的关系, 编辑与作家、文本的关系, 期刊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的宁夏文学批评还无法完整清晰的反映宁夏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宁夏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外部原因以及宁夏文学现象的复杂和丰富。

文学的纯文学研究 篇9

一.英美意象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及中国新诗的渊源

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在英美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英美文学教学中无法绕过的重点内容,因为它是英美诗歌界的一次巨大革新,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与现代主义阶段的到来。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主义运动的兴起有巨大的影响,这是许多英美文学教材上都提到的一个知识点,但却未作深入的介绍和探讨,老师也往往因英美文学课程应该注重英美文学知识的讲授而对此一带而过,不做详细讲授。其实学生得到这一信息之后内心深处往往是非常振奋的:中国古典诗歌竟然对英美诗歌史上如此重要的运动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他们肯定想获取与之相关的更多信息。这时,老师如果能结合影响研究的相关理论对这一问题加以深入讲解探究无疑会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并拓宽他们的知识面。

英美意象主义诗歌与中国诗歌的相互作用属于典型的回返影响。回返影响是指“一国文学中的某些因素为某个外国作家所接受并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又回返到放送者国家的现象。”[1]先来看中国文化与文学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四书》被翻译成西文。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领袖庞德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迷恋中国国画和古典诗歌,1913年他得到了美国东方学家费诺罗萨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遗稿,这使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年,他提出著名的意象主义三原则:“直接处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绝对不用任何无益于表现的词;至于节奏,用音乐性短句的反复演奏,而不是用节拍器反复演奏来进行创作。”[2]1915年庞德发表了他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神州集》,包括李白、陶渊明、卢照邻等著名中国伟大诗的22首原诗,这些诗歌因其清新、优美、简洁而在西方受到了极大反响与好评,被认为是庞德“在早年创作中的最大成就”[3]。

在讲授意象主义诗歌时,教师可以把庞德的名作《地铁站上》与中国古代诗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作以比较赏析。地铁站上: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郑敏译);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地铁站上》是意象主义诗歌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短短的两行,每行中两个并置的意象,却充分表达了诗人那一时刻的所思所想。一次庞德在巴黎的地铁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几张美丽的女子和稚嫩的儿童的脸庞,这些脸庞仿佛一道亮光顿时点亮了阴暗潮湿的地铁站,庞德有感而发,写了一首一百多行的诗,之后又一遍遍修改,最终缩减到了两行,用“面庞”、“人群”、“黑树干”、“花瓣”四个具体的意象来表达全部的情感。诗人把人群比作黑树干,把面庞比作花瓣,比喻生动形象又极富画面感,仿佛使人看到冬天的腊梅,给人一种清新脱俗、干净突兀的美感。《天净沙·秋思》更是如此,诗人用叠加的意象描绘了一幅幅素朴而又唯美的画面,表达了他身在异乡无尽的思乡之情。通过以上两首诗歌的赏析,学生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意象以及英美意象主义诗歌的原则及内涵。

英美意象主义诗歌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五四新诗运动中。声势浩荡的意象主义运动发生在1908至1917年间,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恰逢1910-1917年间留学美国,他势必受到意象主义运动的极大影响,他1916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此派的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4]以胡适、鲁迅为首的五四新诗运动主张打破格律,用白话文创作,追求自由的表达形式,中国诗歌由此走向自由之路,而这一成就的取得归根结底是受到西方意象主义诗歌运动影响的结果。

二.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中美当代诗歌流派

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全世界人民的命运。同为战胜国,中美两国在战争后却因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问题而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美国资本积累的历史由来已久,内战后美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一战中美国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获取了巨额利润,战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第二次复兴。1929年经济危机突然而至,这一危机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二战爆发才得到了彻底解决。美国发了战争的横财,然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却并未稳定作家们的情绪,反而,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以及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问题促使美国在战后出现了诸多诗歌派别。中国一战后出现了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二战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小米加步枪抗战八年战胜日本侵略者,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得来不易,全国人民都非常珍惜,使人们更是满怀热情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成了这一时期的诗歌主流。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却破坏了一切和谐,知识分子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然而这并未打消诗人们的创作热情,他们组织“地下沙龙”,成立“地下诗社”,为以后“朦胧诗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白洋淀诗派”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派别。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中国诗歌重又蓬勃生起,出现了上海诗群、莽汉主义、非非社团等诗派以及一些独树一帜、颇具特色的个体诗人,如海子,翟永明等。

中美当代诗歌流派因不同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背景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诗人们在这些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通过自己的笔触来表达对世界、对人生以及对自己的认识、态度、情感与思索。因而教师可以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对中美当代诗歌的流派加以比较分析,从而使学生对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中美诗歌乃至这一时期的中美文学有更加深刻的认知。首先,我们来看美国的学院派诗歌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抒情诗。美国的学院派诗歌是指以T·S·艾略特和庞德为首的美国现代诗歌,T·S·艾略特提出“客观对应物”以及“非个人化”的理论,主张诗歌情感的非个人化表达,他的杰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圣灰星期三》、《四个四重奏》等都非表达个人情感,而是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在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七月派”和“九叶派”诗歌表达的也是那个特殊时期广大民众的情感,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全面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丰功伟绩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可以说,中国的新现代主义诗群与美国的学院派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表达了各自国家民众的集体情感与生活状态。二战后美国诗歌走向多元化,出现了与学院派相对抗的黑山派、垮掉派、纽约派、自白派、神秘主义、后期浪漫主义、新超现实主义等众多派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受西方文艺思潮和人文意识的影响,中国诗坛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朦胧诗派、后期朦胧派、先锋派、探索派、古典派、新古典主义等众多派别。垮掉派和朦胧诗派都有对各自社会黑暗面的揭露,但又有本质的区别,垮掉派诗歌痛批社会黑暗的同时表达个人的无望无助与堕落;朦胧派诗歌则在批判社会黑暗面的同时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并积极思考、探索人生的意义。

综上所述,教师教授英美诗歌时,可以把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以及变异学研究的相关理论运用到课堂上,把中西诗歌从平行、相互影响、文化过滤与接受美学等角度,通过具体的作品进行比较赏析,以便使学生在欣赏作品的同时学到知识、拓宽视野、丰富情感、并更加深刻地感受和思考人生,进而实现文学的最大作用,即文学的致知性。

摘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把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常识渗透到英美文学教学中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可以运用在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平行研究可以比较中西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影响研究可以使学生对以文学为载体下的人类精神的互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感悟。本文以英美诗歌教学为例来阐述比较文学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诗歌教学,平行研究,影响研究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1.

[2]彼得·琼斯编.意象派诗选[C]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15-16.

[3]杰夫·特威切尔.庞德的华夏集和意象派诗.张子清译,外国文学评论[J],1992:(1).

文学的纯文学研究 篇10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显的新现象, 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

由于货物、资本与贸易往来的跨地区和跨国化, 全球经济的往来日益密切。随着这种全球化活动的不断发展, 全世界已从经济全球化慢慢延伸到文化、社会生活、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精神领域的全球化, 并实现了跨地区、跨国家人们之间的往来、交流与融合。随着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全球化意识也随之崛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 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 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 并纷纷引起研究热潮。

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

比较文学是一门近年来发展着并逐步引起重视的学科。由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具有跨越性特征, 其研究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异同抑或联系, 因此这门学科的研究方向在文学领域中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实现了不同文学类别之间的跨时空对话。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作为一门学科, 比较文学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已形成了三大学科理论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在欧洲, 第二阶段在美洲, 第三阶段在亚洲。[1]

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 可以看出, 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以及跨越性是全球化趋势的主要特点。而之所以称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 原因就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正体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中, 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并且, 比较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跨越性的研究, 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 由经济的联系, 不断渗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联系, 而且这种联系日益密切, 这就使得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现今的学术界中广受重视。在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 比较文学的地位正逐步上升。

比较文学基本特征是文学的跨越性, 其跨越性研究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跨学科研究。

比较文学是跨科际的研究, 对文学和人类其他一切学科领域都可以进行跨越性的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和艺术、宗教、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研究。

2. 跨国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的是两国或多国之间的文学。法国学派提出, “比较文学研究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基亚进一步提出“比较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的关系史”。雷马克的比较文学定义中就明确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

3. 跨文明研究。

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新阶段, 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的立足点, 也是文学跨越性研究的新领域。[2]

以上三个跨越, 共同构成当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特点—跨越性。

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方法最主要有两种, 一是影响研究方法;二是平行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最初研究的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 影响研究是它的一种重要研究类型。因此,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最基本、最主要的类型之一, 在这一学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研究研究的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影响研究的范围, 从大的方面说, 它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或者一种思潮和运动给另一个民族文学带来的影响。例如, 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等。从小的方面来说, 它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作家和作品对另一个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例如, 美国作家爱伦·坡在美国文坛尚未引起重视之前, 引起了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们的注意。[3]

影响研究中, 学者们依据客观事实, 找出文学作品之间联系的依据, 追源溯流, 探索影响, 证明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存在。

随着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 文化、文学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入, 各国文学会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联系, 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方法的地位会日益突出, 这也是影响研究方法的重要所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它研究的是不存在事实联系依据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 因此平行研究不同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是指学者们从价值和审美角度出发, 重在从主观方面去研究和比较文学作品之间的异同。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它所研究的对象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例如, 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之一—中西戏剧基本观念之不同》, 作者从《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出戏的对照中, 引出了中西戏剧观的差异, 深入分析了西方以悲剧为主, 中国则喜剧多于悲剧的根本原因, 是西方戏剧以娱神为目的, 而中国戏剧以娱人为目的。[4]

平行研究还提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思想史、文学与宗教等其他学科的科际比较, 这也是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

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 打破了以往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概念的界限, 实现了真正的各国各民族文化文学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这也正顺应了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时代特点,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正日新月异。

三、前景与结语

除了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还涉及到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可以说, 比较文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在不断扩大并日益发展着, 实现了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的联系, 达到了综合性的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各国各民族的往来不断密切, 交流的机会不断增多, 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学领域的联系也会日益密切。比较文学研究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 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 学者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发展比较文学学科。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发展, 在这个世界文学的大花园中, 必将会开出艳丽的花朵, 结出丰硕的果实。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同上.

[3]陈惇.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研究 篇11

关健词：文学经典 危机 文学教育 研究

一.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无论在何处，当代的社会文化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当代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在本文中指出消费社会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能够将社会变革时期出现某些新动向、新特征凸显出来而采用的权宜性的称呼。

其一：在不断扩张资本支配力的情况下，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特征：通过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不断将消费理念制造出来，使得新的消费需求增加，能够极大的扩大社会的生产力，使得利润最大化。虽然现代社会的活力充足，但也让人们生活体验物质化形势加剧。

其二是商品的形象比实体更能获得商业价值。丹尼尔·贝尔说：“消费经济常常通过事物的表面才能够得以存在。”在商品营销中品牌与包装的重要性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其三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接受如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对于精神性的因素往往会受到重视。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这些新动向和新特征，才能够将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走向摸清，这样才能将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考察出来。

二.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的特点

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尚书·尧典》中记载到：“帝曰：要！命女典乐，教胃子。”这里的“乐”指的是诗、歌、舞的统称，在古代的“乐教”中已经将文学教育包含在内。不管在何处，现代社会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教育。独立的文学教育就是专业化的文学教育，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使得不断形成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产物就是现代专业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特别是专门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现代专业教育通常是指文学教育、科学原理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了能够将社会所需的文学教师、文员等培养出来，一般可以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学教育定位成文学知识教育，写作能力教育和文学阅读能力则可以定位为研究方法教育与文学原理。在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并不是代表当代文学教育的全部，当前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核心课程语文主要由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组成，现代文学教育往往会被视为读写能力教育、文学知识教育、思想规训等。

然而在现代的文学教育中，其对人文教育已经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趋向于书本理论知识。从五四文化的变迁到当今时代文化的变革，文学危机一直都不曾断层过。所以，文学教育是应对文学危机的有效方式。

三.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经典文本研读

文学教育主要包括写作能力训练、阅读能力训练、文学史知识教学等内容，其中经典文本的研读最为重要。一方面，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一项基本功的训练。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能够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深入的了解，来对写作方法教学的不足与空泛的阅读方法进行弥补，对受教育者的阅读能力进行训练，使得写作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对研读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时，受教育者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经典文本中的人文境界，感受经典文本的审美感染力，使得文学教育能够将审美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落实。对于文学教育的实践中，可以通过文学史功进行训练。来深入的了解文学史知识，能够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研究文学史知识概论，这会使得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但不能够深入的了解文学本身，甚至不能够辨别出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经典文本的研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求受教育者不仅仅只是对文学史知识概论进行学习，而是能够进行研究性的阅读。这样才能让学者在好学力行中臻于至善。

四.结语

文学经典危机对整体的文学教育影响深远，为了能够让文学经典危机得到全面的应对，就需要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各种文学特色，不断改善整体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者都能享受到合适的文学教育，在好学力行中不断臻于至善。

参考文献

[1]龙江.加强文学教育提高大学生文学素养[J].经贸实践.2016（06）

[2]金静.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J].文学教育（下）.2016（10）

文学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篇12

一、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重视文学史料的现状

一切历史研究工作都要以史料的搜集、运用、理解和鉴辩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学术研究的学理化更加规范。由于受到商业文化气息的影响, 我国的学术研究逐渐脱离了学理规范, 片面重视主体主观意志的发挥。很多学者在没有对文学史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就开始撰写文学研究著作, 甚至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史料研究是没有价值的。这就导致一些文学研究忽视客观存在的事实, 对现有的文学史料进行歪曲。如郭宛在《浪漫人生———胡适和他身边的女人》一书中就没有对已经公开的胡适日记进行严谨的考证, 造成了一些史料错误, 与胡适日记中的记载完全不符。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 罔顾历史史料, 对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有意的曲解和篡改, 没有尊重史实, 这样的文学研究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二、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完善需要发掘文学史料

随着我国思想的解禁和文学史料的挖掘, 文学研究摆脱了旧有的阐释式的研究模式, 开始重视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还原。而发掘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逐渐完善与成熟的标志。如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发掘张爱玲的史料, 对张爱玲在绘画领域和戏剧领域的造诣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从而能够更全面、系统地对张爱玲进行研究, 并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证明, 挖掘史料可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进行完善。换言之, 如果没有文学史料的发掘,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 只有重视文学史料的发掘, 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不断完善, 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

(二) 通过发掘文学史料能够纠正过去错误的文学研究观点

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错误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个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文学史料进行研究, 造成了一定的研究盲目性。如对巴金文学生涯时间的界定, 之前一直认为1929年巴金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灭亡》是巴金文学生涯的起点, 然而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却发现巴金早在1922年就已经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开始文学创作了, 这就将巴金文学生涯的时间向前推至1929年。这对于巴金的文学研究非常重要, 也充分说明了资料发掘的重要性。第二个原因是文学研究主体本身存在各种问题, 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不够严谨和细致, 或者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不敢将真实的言论发表出来, 只能屈从于政治要求。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伴随着文学史料的发掘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 走向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随着文学史料的不断发掘, 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才能取得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 改变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研究乏力的情况。很多研究者认为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 30年的现当代文学史已经不存在研究的空白领域, 缺乏继续研究的价值, 甚至一些研究者悲观地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走入绝境。鉴于此, 怎样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增长点就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但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并没有对文学史料予以重视, 绝大部分与会专家都认为文学史料无力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 而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文学话语的运用与引入。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缺少文学史料。正是由于很多文学史料被湮没了, 才造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很多空白点无法得到填补。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专家钱理群先生通过系统地整理沦陷区的文学史料, 出版了《沦陷区文学史料选》, 极大地拓宽了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范围, 使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水平得到了新的提高。这也充分说明发掘文学史料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改变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丁景唐和马良春两位先生正是通过对文学史料的整理和搜集, 在国内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学习两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通过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来打破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

(四) 通过发掘文学史料来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

发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主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是辩证统一的, 研究者对文学史料的态度正是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基础。如文学史料学专家和文学研究家王瑶先生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 其《中国新文学史稿》引用了大量的文学史料, 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涌现出大量的文学史专著, 出现了一个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高潮时期。但上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文学史专著却并不多, 只有像《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严谨的文学史专著迄今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必须参考的一本研究专著。王瑶先生的专著之所以能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研究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是由于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王瑶先生形成和提炼了自己高尚的学术品格和学术风格, 从而使文学研究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与王瑶先生相类似的还有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唐弢先生, 其在六十年的工作中勤勤恳恳地进行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他的学术素质。由此可见, 只有在基础性的文学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中勤恳踏实的工作, 才能练就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

受到商业化气息的影响, 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比较浮躁, 很多研究者往往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不重视自己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培养。只有通过文学史料的发掘, 不断培养自己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 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

三、结语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当前我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忽视文学史料的严重问题, 建立完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已迫在眉睫。只有建立完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 对文学史料进行严格的整理、辨别、搜集和发掘, 才能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做到尊重客观文学史料, 推进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也是为了确保文学史料的真实性, 避免篡改文学史料的事情发生。只有这样, 才能够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史料管理和多渠道的史料交流。

摘要：挖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仅能够完善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 更可以纠正错误观点, 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对研究主题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然而, 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不重视文学史料的倾向。本文从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重视文学史料的问题入手, 具体分析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旨在摆正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史料,学术品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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