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与文学作品

文学研究与文学作品（精选12篇）

文学研究与文学作品 篇1

文学史料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文学研究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 才能正确把握文学研究的方向。然而当前我国到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文学史料达到了忽视的地步, 没有充分发挥文学史料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希望能够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摆正方向。

一、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重视文学史料的现状

一切历史研究工作都要以史料的搜集、运用、理解和鉴辩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学术研究的学理化更加规范。由于受到商业文化气息的影响, 我国的学术研究逐渐脱离了学理规范, 片面重视主体主观意志的发挥。很多学者在没有对文学史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就开始撰写文学研究著作, 甚至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史料研究是没有价值的。这就导致一些文学研究忽视客观存在的事实, 对现有的文学史料进行歪曲。如郭宛在《浪漫人生———胡适和他身边的女人》一书中就没有对已经公开的胡适日记进行严谨的考证, 造成了一些史料错误, 与胡适日记中的记载完全不符。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 罔顾历史史料, 对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有意的曲解和篡改, 没有尊重史实, 这样的文学研究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二、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完善需要发掘文学史料

随着我国思想的解禁和文学史料的挖掘, 文学研究摆脱了旧有的阐释式的研究模式, 开始重视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还原。而发掘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逐渐完善与成熟的标志。如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发掘张爱玲的史料, 对张爱玲在绘画领域和戏剧领域的造诣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从而能够更全面、系统地对张爱玲进行研究, 并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证明, 挖掘史料可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进行完善。换言之, 如果没有文学史料的发掘, 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 只有重视文学史料的发掘, 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不断完善, 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

(二) 通过发掘文学史料能够纠正过去错误的文学研究观点

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错误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个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文学史料进行研究, 造成了一定的研究盲目性。如对巴金文学生涯时间的界定, 之前一直认为1929年巴金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灭亡》是巴金文学生涯的起点, 然而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却发现巴金早在1922年就已经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开始文学创作了, 这就将巴金文学生涯的时间向前推至1929年。这对于巴金的文学研究非常重要, 也充分说明了资料发掘的重要性。第二个原因是文学研究主体本身存在各种问题, 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不够严谨和细致, 或者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不敢将真实的言论发表出来, 只能屈从于政治要求。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伴随着文学史料的发掘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 走向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随着文学史料的不断发掘, 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才能取得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 改变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研究乏力的情况。很多研究者认为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 30年的现当代文学史已经不存在研究的空白领域, 缺乏继续研究的价值, 甚至一些研究者悲观地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走入绝境。鉴于此, 怎样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增长点就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但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并没有对文学史料予以重视, 绝大部分与会专家都认为文学史料无力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 而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文学话语的运用与引入。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缺少文学史料。正是由于很多文学史料被湮没了, 才造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很多空白点无法得到填补。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专家钱理群先生通过系统地整理沦陷区的文学史料, 出版了《沦陷区文学史料选》, 极大地拓宽了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范围, 使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水平得到了新的提高。这也充分说明发掘文学史料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改变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丁景唐和马良春两位先生正是通过对文学史料的整理和搜集, 在国内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学习两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通过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来打破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

(四) 通过发掘文学史料来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

发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主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是辩证统一的, 研究者对文学史料的态度正是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基础。如文学史料学专家和文学研究家王瑶先生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 其《中国新文学史稿》引用了大量的文学史料, 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涌现出大量的文学史专著, 出现了一个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高潮时期。但上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文学史专著却并不多, 只有像《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严谨的文学史专著迄今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必须参考的一本研究专著。王瑶先生的专著之所以能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研究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是由于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王瑶先生形成和提炼了自己高尚的学术品格和学术风格, 从而使文学研究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与王瑶先生相类似的还有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唐弢先生, 其在六十年的工作中勤勤恳恳地进行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他的学术素质。由此可见, 只有在基础性的文学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中勤恳踏实的工作, 才能练就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

受到商业化气息的影响, 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比较浮躁, 很多研究者往往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不重视自己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培养。只有通过文学史料的发掘, 不断培养自己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 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

三、结语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当前我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忽视文学史料的严重问题, 建立完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已迫在眉睫。只有建立完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 对文学史料进行严格的整理、辨别、搜集和发掘, 才能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做到尊重客观文学史料, 推进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也是为了确保文学史料的真实性, 避免篡改文学史料的事情发生。只有这样, 才能够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史料管理和多渠道的史料交流。

摘要：挖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仅能够完善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 更可以纠正错误观点, 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对研究主题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然而, 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不重视文学史料的倾向。本文从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重视文学史料的问题入手, 具体分析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旨在摆正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史料,学术品格

参考文献

[1]巴·苏和.中国蒙古文学史料学的起始与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2 (4) .

[2]石兴泽, 石小寒.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与文学研究[J].学习与探索, 2010 (6) .

[3]白春超.旧资料的发掘与新学术的发动——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史料研究述要[J].宁夏社会科学, 2011 (6) .

[4]廖久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途径:从史料工作做起——兼谈“文学史料研究专栏”创办的意义[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2 (1) .

文学研究与文学作品 篇2

门阀制度是1990年代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阎采平的《齐梁诗歌研究》、詹福瑞的《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胡大雷的《中古文学集团》均为起始阶段的重要成果。

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

这部论著从门阀士族角度考察永明文学产生的渊源、文化背景及“永明体”的确切内涵，梳理南北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剖析门阀士族与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目录学的联系，审视这一群体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全书以细致的文献考索、历史编年和个案探讨为主体，以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间的关联为总体框架，注重扎实的论证与宏观的视野相结合，是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论著，学术影响较为深远。

刘著之后，仍有同类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如《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

这标志着1990年代门阀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也萌动着未来的发展态势。

南北朝是门阀制度最为兴盛的时期，其划江而治的政治局势使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必然暗含着地域的分野。

这一研究模式在后来其他时代的门阀士族文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渐趋深化、细化。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即是在南北朝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已难有突破后的转向之作，它一方面将时间下延至唐代，另一方面由门阀制度研究转向士族阶层文学研究。

21世纪后，这一转向更加明显，士族文学研究进一步转向地域士族文学研究，标志性著作为曹道衡的《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另有《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20]这意味着门阀制度研究最终孕育并派生出21世纪文学研究的新主题:世家文学研究。

这一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推出，成为新的学术热点。

追根溯源，对地域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功不可没。

二、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兴盛中亟待突破

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同样早在20世纪末期已经起步，但发展态势却大不相同。

21世纪初期，迁谪制度文学研究仍保持着持续的发展态势。

上世纪90年代是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发展期。

尚永亮是最早专注于贬谪文学研究的学者。

1993年，其博士学位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在台湾出版。

该著正式提出了“贬谪文学”的概念，并以元和时期五大诗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为个案，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关系。

对这一研究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是1998年以来在湖南怀化、衡阳、常德召开的3次全国性贬谪文学学术会议。

前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已结集付梓，即《贬谪文学论集》。

全书共收录30篇论文，或讨论迁谪文学理论，或研究贬谪作家作品。

这些学术活动扩大了贬谪文学研究的影响，使学界逐渐熟悉并接受了这一研究主题。

21世纪初期，迁谪文学研究走向兴盛。

研究成果体现出双重视角:一是以诗人为中心的迁谪文学研究。

尚永亮推出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两部论著，将研究领域由元和年间拓展到了整个唐代，对唐代各时期的贬谪文学分段研究，以“逐臣和贬谪”这一制度与事件的结合为切入点，探讨唐代贬谪诗人的创作情境，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加以新的阐释。

另有蔡阿聪的博士学位论文《论盛唐文人的沦谪心态》，探讨盛唐时期文人的贬谪心态特点;二是以地域为中心的迁谪文学研究，如江立中的《迁谪文学与岳阳精神》、张铁军的《湖湘迁谪文学与湖湘文化》、《论湖湘巫鬼民祀对湖湘迁谪文学的影响》、刘晓林的《秦观迁谪词的湖汀文化意蕴》等。

贬谪文学研究在21世纪的兴盛中也蕴含着危机，主要体现在研究时段上过于狭隘，众多学者集中关注唐宋两代著名诗人，研究成果难免重复、因循;研究视角比较单一，除作家和地域外，缺乏更多的创新，造成了研究模式的雷同。

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有意识地加以突破，否则，贬谪文学研究必将面临着因循重复的困境，难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休沐制度、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

学术生长点的发展与壮大休沐制度、文馆制度的文学研究发展历程较为相近，1990年代在学界有所提及，但一直处于零散、浅表状态，直至21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专题研究。

1990年代初期，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研究中，最早注意到休沐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在分析卢照邻的两首田园诗时，论及休沐制度及当时将休沐作为“朝隐”的观念。

虽然仅寥寥数语，但却是休沐制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先声。

休沐制度与文学研究在1990年代并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进入21世纪，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如李立的《看似逍遥的生命情怀:诗词与休闲》。

专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论初唐休沐宴赏诗以隐逸为雅言的现象》一文。

该文认为，初唐士人休沐宴赏中的酬唱应制诗，形成了以隐逸为雅言的写作程式，反映了士人对“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式的理想人格的向往与塑造。

其论点与葛著遥相呼应，是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

之后又有《略论汉唐休沐制度与文学发展之关系》一文，惜并无突破。

文馆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1980年代中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曾有提及，即对初唐史馆与文学思想之关系的讨论。

但这些研究多零散不成体系;在1990年代，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1世纪初期，随着学术的繁荣与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文馆制度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一些初唐文学研究论著中最早出现了专章论述，如《唐诗演进论》第一章、《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第三章中，都论及到了文馆制度与初唐诗歌创作主体及诗歌内容、风格的关系，揭示了初唐馆阁对文学的促进之功。

这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两部先后出版的专著，即李德辉的《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关系》和吴夏平的《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

李著研究范围较广，以大量篇幅讨论文馆制度的沿革，按时序论述先唐及唐代各个时期文馆的制度演变、历史特点。

全书文史结合，资料详实，以“历史—文化”的批评方法，从文馆制度的发展来探讨政治与文学的发展，具有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吴著对文馆制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较为广泛，

从唐代文士的任职、素养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再到诗歌、小说、行状与墓碑文等诸种文体，并以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个案，深入研究了文馆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全书点面结合，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侧重文学研究。

以上两部著作标志着近年来文馆制度由零散而至系统、由浅表转为深入。

此外，在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派生出馆阁制度、馆驿制度等文学专题研究。

前者如博士学位论文《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论文《南宋馆阁与南宋诗歌》、《“雪堂雅集”与元初馆阁诗人文学活动考》，后者如专著《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唐代馆驿诗研究》。

而馆驿制度研究又启发了学人的进一步研究，驿递制度也被纳入到学术视野当中，如《宋代的驿递制度与文学传播》的出版，标志着馆驿制度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延展。

四、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21世纪初，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全新学术专题的开拓。

铨选制度、谏议制度、荐举制度、职官制度的文学研究即是拓荒性质的研究成果，它证实了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学术活力与发展空间。

铨选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唐代铨选与文学》，这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诠选制度与文学关系的论著。

该著通过对制度史实的全面梳理，对科举、守选、释褐、诠选等诸多政治制度予以厘清，全书运用诗史互证、文史互证的方法，将文学研究与制度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有涉及。

该著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好评，对于推进唐代官制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1世纪初，第一部谏议制度与文学研究专著《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出版。

全书以文学为本位，将职事活动与文学活动加以联系，从政治制度的视角来系统研究唐代文人的思想、创作以及文学思潮的发展;研究方法上，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扎实缜密，多有可圈可点之论。

之后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一书，特设《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一章，以官职特点及文人的泛谏诤意识为背景，以韩愈、元稹、白居易为个案，探讨了文人的谏议身份与谏议意识对中唐文学创作的影响。

最早的荐举制度与文学专论当属司马周的《金陵来取贤良士，岭表诸贤尽选抡———洪武荐举制度与诗文研究(上)》、《论洪武荐举制度与文学(下)》两篇论文。

作者梳理朱元璋统治期间的荐举事项，指出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文人聚会京师提供了契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文创作的提高，并造成了文人“组诗”的出现，

影响了这一阶段的诗文理论，最终造成台阁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山林文学的沉寂与衰败;同时，通过荐举文人的凄惨处境，剖析荐举制度的负面效应，指出制度造就了一批御用之作，最终导致了洪武文学的`衰落与顿寂。

论文视角独特，论述详实，虽部分观点论证略显薄弱，有牵强之嫌，但仍不乏可观之处。

之后又有荐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成果，如《荐举制与〈荐福碑〉的悲剧成因》、《从六朝荐举文书看魏晋清谈之风》等文章，显示出荐举文学研究虽仍处于冷落的起始阶段，但一直在缓慢发展。

职官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21世纪初期有重要的发展，代表论著为《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该著对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和州郡官这四类最活跃的文人官职加以研究，探讨不同的社会角色群体所具有的不同意识，以及社会身份对文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这一研究基于职官制度文化研究，而能最终以文学为标的，揭示了一些在社会角色视角下才呈现出的文学本质。

另有《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等成果，昭示着这一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值得一提的是，对政治制度与文学的整体研究也已逐步展开，《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即是一部探讨整个唐代制度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著作，虽然仍有时代的限定，但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特点，显示出21世纪学人对制度文化与文学研究全貌的探索意图。

政治制度与古代文学研究往往习惯于探讨具体制度对文学发展及创作的影响，以文学作品为切入点，进而探讨古代制度的文化研究极为少见。

从这一角度来看，《汉赋与汉代制度》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学术著作。

汉赋中与制度相关的铺陈描写相对而言真实可靠，可作为汉代制度研究的文献资料，因资料匮乏而难以厘清的汉代都城、校猎、礼仪制度研究，因此得以禆补和推进;而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改变同时也是汉赋创作的背景与原因，对汉赋的主题、论点、内容都有较深的影响。

相比于以往的文学与政治制度研究而言，双向的研究视角使研究更具广度。

五、21世纪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理性反思

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 篇3

关键词：家族文学；文学世家；研究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中国文学领域的研究，着眼点一般都会放在作者本身的经历上、作者文笔的风格上。经常会忽略文学现象背后的家族文学史的研究与构建。如今，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并且逐步形成了研究的热潮。

一、文学世家对家族文学的影响

以文立家，重视家学是文学世家的共同特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儒业”。从大方向看，所谓“儒业”一般可归纳为两种意思。一种是符合传统经世治国道德理想的事业，另一种是穷究经书典籍的读书活动。表面上看这像是两种意思，两个方向。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关系。从第一种意义上来看，可以把它当做一般士人对体制内身份的努力追求，是能够体现其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实现其生命意义的价值体现。而从第二种意义上来看，可以把它当做一般士人实现目的和价值的过程，通过这样一种过程，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了解世人，发现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将求知转变成求真，并且达到一定的境界。综上所述，儒业是将中国儒家思想，以更加直观，更加具有操作性质的方式，提出可行性方向，并且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1]。因此，儒业成为了文学世家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符合古人道德思想，顺应时代的重要文化产物。

家族文学与文学世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仅各自都在文学领域散发着各自的光芒，同时又互相的有所交集，并且互相影响着各自的发展进程。由于很多文学家族起始于寒门氏族，所以往往很多文学家族会将“依靠文学壮大家族门第”、“依靠文学维持家族声誉”、“依靠文学培养家族成员道德教养”等，种种这样的高尚信念，作为不断传承下去的动力源泉。而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正是使得文学家族能够得以成为显赫家族的重要条件[2]。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精神层次上的培养，对于家族文学史构建的研究与探讨，提供了为其探索的意义。

对家族文学史的研究，主要是想从其家族的文学背景中寻找到，其家族何以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在哪里，其中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深思并且可以借鉴来用的。所以想要研究家族文学史，必须要先从了解文学世家的从无到有开始做起，要针对某一文学世家作为起点，分析其特点，并在其世家的发展实际情况当中，查找其家族对于文学的信念在哪里，而其家族的后人是否很好的传承了其家族的信念，并且是否得以将其发扬光大。只有将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才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客观的给予评价。并且，在家族历史概念的基础上，经过重组和重释，可以从中找到新的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学意涵。能够更好的呈现出其中包含的应对性、传承性、开放性。所以说，文学世家的背景经历，对于家族文学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影响和实际意义[3]。

二、家族文学的兴衰

家族文学不是凭一己之力所能构成的，而是文学世家中的成员，在岁月的洗礼中不断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家族谱系的确立，对于家族文学史的构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家族谱系一旦梳理出来，可以确立每位作家在家族文学中的重要定位，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家族文学批评尺度。而将这些条件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才能看清家族文学的基本文学概貌。

家族文学的兴衰，主要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家族文学会出现阶段性变化。文学世家的族人，在经历环境变故之时，其心路历程的转变，直接影响着家族文学风格的变化。同时，由于家族的盛衰荣辱，强烈的影响和制约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在研究和探索家族文学的兴衰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让人们知道作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选择的结果，使家族文学走向了兴盛或是衰落，是顺应时代的必然产物，还是在逆境中产生的顽强意识形态。也是探讨历史时代动因，社会根源的有效参考。

三、家族文学史构建与研究

构建家族文学史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首先，应该先从精确时间坐标开始。因为这会影响到家族文学史与历史环境的关系，从而影响作者的判断。然后，应该具备双重视角，由于很多文学大家都具有双重身份，社会身份与家庭身份。在面对作者不同身份的转换时，应该考虑作者在历史中的判断和作为，是不同身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还是履行单一角色时的责任，从而影响了作者的观念及理想。最后，时期的划分可以有效的将家族文学与时代背景相结合，从中找到家族文学的阶段性发展与兴衰变革。

四、结论

文学世家的研究，可以还原历史背景，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文学环境领域。通过历史聚焦，家族文学史的构建，可以帮助人们知道，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兴衰与变迁。

参考文献：

[1]沈如泉.理论创新与考证求实兼备——评李朝军著《家族文学史的建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159-160.

[2]潘殊闲.新型文学史的开创，文学世家研究的力作——评李朝军著《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5，01：119-120.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对比研究 篇4

1.1 内容层面。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虽然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但文学文本采取了“对世界艺术的掌握方式”, 它依据生活, 而又高于生活, 可以虚构, 不拘泥于真人真事, 可以根据需要对人、物、环境加以组合、创造。而非文学文本则采取了“对世界科学的掌握方式”, 材料翔实、准确无误, 重在真实, 一切都具有客观实在性。

1.2 语言形式层面。

文学文本的语言讲究文采, 生动形象, 带有感情色彩, 含蓄模糊, 追求韵律, 注重语言的音乐效果。相比之下, 非文学文本的语言贵在朴实明白, 准确规范, 简洁易懂, 信息准确性第一, 语言艺术性第二。

1.3 作者层面。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都是思维的成果, 但文学文本主要用的是形象思维, 以生动感人的形象描绘说话, 而非文学文本主要用的是逻辑思维, 以客观事实、统计数字、逻辑判断和推理说话。

2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特点比较

明晰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各自特征, 便可探讨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特点了。总体来说,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原则应是使译文体现出原文所具有的文本特点。

2.1 文学翻译的特点

我国的文坛泰斗,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先生“化境说”的核心是文学翻译应保存原作的风味。刘士聪先生在谈道文学翻译时说“文学作品的翻译是语言艺术, 其至高境界是再现原文的韵味”, “文章的韵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声响与节奏;二、意境与氛围;三、个性化的话语方式”。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文学翻译应该保存原作的风味与韵味, 译出原作的意境与氛围, 体现原作的艺术感染力, 再现其审美功能。当然, 这韵味、意境与审美功能可以体现在译文的内容上, 也可以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形式上。例如, 诗歌中韵的翻译就是诗歌翻译中审美价值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 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再创作, 可以允许有某种程度的不忠实, 可以创造性叛逆, 以达到再现原文韵味与审美价值的目的。

2.2 非文学翻译的特点

应用翻译 (非文学翻译) 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型翻译, 它的最大特点是实用性强, 应用面广, 大大不同于强调艺术审美与文学欣赏的文学翻译 (贾文波, 2004:1) 。那么非文学翻译就应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 确定翻译的目的和译文所要达到的功能, 准确无误地再现原文所欲反映的客观事实, 在此基础上, 可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 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语言要简洁规范, 朴实明了, 注重文本功能的传递和读者的理解。

3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策略比较

德国的翻译理论家赖斯 (Reiss) 曾根据文本功能的不同, 把文本主要分成三种类型, 并探讨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第一种是信息性文本 (informative text) , 这类文本主要是交流信息, 反应客观现实, 以传递原文的指称 (referential) 内容和概念 (conceptual) 内容为主, 语言质朴 (plain prose) , 必要时可进行显化翻译 (explication) 。第二类是表达性文本 (expressive text) , 这类文本主要是表达原作者的情感态度, 注重美学和艺术形式, 翻译时应采取认同法 (identifying) , 以原作者的视角进行翻译。这类文本的典型代表是文学作品。第三类是呼唤性文本 (operative text) , 这类文本主要是呼吁、说服、劝阻读者采取某种行为, 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反应, 翻译时可采取归化的策略。其典型代表是广告 (Nord, 2001) 。

3.1 文学翻译的策略

虽然一个文本可能具有不止一个功能, 但其肯定具有一个主要功能。因此, 根据赖斯对文本类型的分类, 文学作品属于表达性文本, 翻译时应以原文作者的视角进行翻译, 营造与原文相同的意境、氛围, 再现原文的审美价值。下面以刘士聪翻译鲁迅先生《野草》中《风筝》一文的两个具体实例加以说明:

3.1.1 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 早的山桃也多吐蕾, 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 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相应的译文是:

Around this time of the year, poplars and willows began to sprout, and new buds appeared on the early mountain peaches, forming a picture complete with the sky decorated by the kids with their kites, a picture that gave you the feel of the warmth of spring.

《野草》是散文诗, 兼具散文和诗的特点, 虽无诗的格律, 但有诗的韵味, 诗的意境。这段文字就描绘了极具诗意的画面, “杨柳”、“山桃”、“风筝”形象生动, 营造了春日暖意融融的氛围。对于这类文学文本的翻译, 就应保存原作者营造的这种氛围, 再现原文的审美效果。译文中第三个小分句加入“picture”一词, 使“杨柳”、“山桃”、“风筝”三个形象浑然一体, 构成一副完整的图画, 而第四个分句又重复了“picture”一词, 再次强调了这样一种春日暖意融融的氛围, 意思表达完整而充分。

3.1.2 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 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 他高兴得跳跃。

相应的译文是:

When, all of a sudden, the crab-kite in the distance plummeted, he would gasp with surprise;when the two tile-kites got twisted and then taken apart, he would jump with joy.

从形式上看, 原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排比的句式结构, 而译文则很好地对这种结构做了相应的处理, 可见, 译者在努力保存原作的艺术风格, 而且这种保存应该是很成功的。

3.2 非文学翻译的策略

非文学文本大多属于信息性文本和呼唤性文本, 翻译时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 传递信息, 感化受众, 达到译文与原文功能上的对等, 实现交际目的。以下举例说明:

3.2.1 以一则城市介绍为例:

惠州市是广东省辖城市, 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 珠江三角洲的东端, 属于今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战国时期属楚国, 隋朝称“循州”并设府。公元1021年改称惠州。据《方兴纪要》载, 惠州“东接长汀, 北连赣岭, 控潮梅之襟要, 半广南之辅翼, 大海横陈, 群山拥后, 城岭南之名郡也。” (汤富华)

相应的译文是:

Huizhou city is located at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east part of Pearl River Delta, which is under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It is an open zo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t has been an administration prefecture named Xunzhou ever since the Sui Dynasty (581-618 A.D.) .After 1021 it was named Huizhou until now.The city is a very important spot for her strategic and geographic position. (汤富华)

该段文字介绍了惠州市的地理位置, 城市名的由来, 以及其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城市介绍属信息性文本, 其功能主要是传递信息, 应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对“据《方兴纪要》载……城岭南之名郡也”翻译得非常灵活, 没有拘泥于原文, 而是抓住了要点, 进行了显化翻译, 译出了其内在含义, 删除了诸如“方兴纪要”、“长汀”、“赣岭”、“岭南”等文化内容, 增强了信息传递的效果。

3.2.2 以一则广告为例, 广州美食闻名天下, 有“食在广州”的美誉。对“食在广州”的翻译有两个译本, 分别是:

a.If you like the great cuisine, come to Guangzhou.

b.East or west, the Guangzhou cuisine is best. (刘季春47)

广告属于呼唤性文本, 目的是激发人做出某种反应, 采取某种行为。广告文本的信息与内容是为此目的服务的。所以, 只要翻译达到了此目的, 这种翻译就应认为是成功的, 而文本本身的内容与信息的传达也就不重要了。翻译时可采取归化策略, 以译文读者为中心。比较两个译文, a译文文法、意思都正确, 但作为广告平淡无奇, 不具吸引力。相比之下, b译文则更能吸引游客, 译文并没有拘泥于“食在广州”的字面意思, 而是进行了发挥创造, 套用了英语谚语“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的格式, 可读性大大增强, 对游客具有亲和力, 达到了吸引游客到广州品尝美食的目的。

摘要：翻译就其内容来说涉及两个部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为了讨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 在此有必要先弄清什么是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文学文本是以语言为工具, 以各种文学形式, 形象地反映生活, 表达作者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和情感, 以唤起人的美感, 给人以艺术享受的著作 (李长栓, 2004) 。那么, 除去文学文本, 剩余的都可以被认作是非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主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 而非文学文本主要包括商业、法律、医学、科学、新闻、广告、公文等各类实用性文本。为了更好地探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翻译标准和策略, 应该先归纳出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各自特点。

关键词：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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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季春.广告标题、口号的套译[J].中国科技翻译, 1997 (4) .[3]刘季春.广告标题、口号的套译[J].中国科技翻译, 199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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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富华.企业对外推介英译得文体与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 2000 (6) .[5]汤富华.企业对外推介英译得文体与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 2000 (6) .

文学研究与文学作品 篇5

论文摘要：一个天经地义的观点是，文学批评就是关于“文学”的批评。不过回望历史，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演变却呈现出一个从寄生于文学到逐步与文学相分离的轨迹。当今的文化研究是文学批评走向独立的新阶段，它可以脱离文学对象，甚至将文学边缘化。究其原因，是消费文化之取替文学文化为文化研究之独立地位的获得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寄生性;理论体系化;独立性

一个天经地义的观点是，文学批评就是关于“文学”的批评。不过回望历史，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演变却呈现出一个从寄生于文学到逐步与文学相分离的轨迹。

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里，文学批评主要体现为阐释文学的类型、体裁等文学的基本范型。《诗学》开创了文学批评，也奠定了批评与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世纪流行文献学批评，主要围绕文学作品及典籍进行编注。文献学作为文法学的姊妹学科，具有修辞学传统，关注字词与风格，侧重文本细节，因而文献学批评没有产生对批评立场、原则或体系的追求。由于字词成为高度关注的领域，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被后人看作是在用字词编织学问的蛛网。弗朗西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一文中写道：“因此便产生了学术的第一个弊病：只研究字词，不研究内容。虽然我所举的例子是已过去的事情，但这类弊病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类批评寄生于典籍，当然也包括文学典籍，文献学批评对文史原典具有依存关系。

17世纪的古今之争，大量争论文学应该追求什么样风格，一直被当作典范的西塞罗的《演说家》中所归纳的三种演说风格，遭到质疑。人们放弃了西塞罗散文风格的模式，提出了“中性”语言等新的风格。但这种改变，并没有在框架上突破批评视域，仍然囿于语言风格的框架内，只是以新风格取代旧风格。

而法国古典主义批评，以布瓦洛提出的史诗、悲剧、喜剧、十四行诗、讽刺诗等都必须以古希腊、罗马作品为典范，必须符合三一律等准则。可以看到，古典主义的批评法则主要针对创作，仍然以作品为目的，但同时确立了批评法则的权威。

对批评法则的松动或反叛，发生在19世纪。浪漫主义批评是对古典主义统一的批评标准的叛逆，在批评史上形成了第一次“大混乱”，出现了各种有差异的批评。

浪漫主义批评的主流是个人体验式批评，代表人物有斯塔尔夫人、赫兹列特等。斯达尔夫人被认为是第一个采用个人才情体验批评的人，这指的是批评家力图再次亲身体验作家在作品中体验过的东西，这类批评家往往自身具有极强的才情，布莱指明它是“批评天才对于他人的天才存在的一种参与，建立在本人和他所钦佩的人之间至少是潜在的一种相似性上”。体验批评所确立的仍然是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寄生关系，体现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次生意识对于原生意识所经历过的感性经验把握。

这种把握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认同性的，即批评获得与文本一致的体验：批评家的批评建立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而个人体验又依附于对原作的同情与激赏之中，批评家的性情常常与作家的趣味与感受具有一致性。这种认同批评构成批评家与作品之间的亲密无问的关系，批评家与作者形成共谋。批评家通过阅读，放弃自我，变成“各种状态的交汇地”(杜波斯)，批评家成为作家的场所，作家的灵魂在其中向批评家敞开。而另一种是距离型的，同样以作品为批评对象，但批评家与作品之间保持距离，批评不是共谋，而是纯粹的“俯瞰的凝视”(斯塔罗宾斯基)，批评与作品对象建立的是非同情的关系。批评家意识到自己与他的批评对象是分离的，克洛岱尔将这种情况总结为“理解而不赞同”，它不同于作品的诗性思维，批评是作家自我思想的表达。然而“认同批评”与“距离批评”并不绝然分开，如塔斯罗宾斯基所说：“完整的批评也许既不是那种以整体性为目标的批评，也不是那种以内在性为目标的批评，而是一种时而需求俯瞰，时而要求内在的凝视。”

然而，“距离批评”后来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它渐渐融人到理性批评。与浪漫主义体验式主观批评主流相对的.是理性批评，包括由历史学方法带来的“新文献学”批评，即通过作品产生的条件解释作品;也有关注批评与读者关系的批评，如莱辛的《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当然还有后期的勒南的自然主义历史批评，丹纳的实证主义科学批评等等。

这些导向了通常所说的始于19世纪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批评，也就是“批评”意味着理性分析与批判。文学批评从关注内心的感受式把握，走向了19世纪中后期的适应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并上升为文学批评的主流。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成为文论的新焦点，文学批评到19世纪中后期已经从主观感受式文论的丰富性逐渐归依到社会历史批评的单一理路与范式上来，并且这一范式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这表明批评虽然始源于文学园地，但批评却可以成为自身，这是因为文学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审美，它有很大的社会、历史的关联域，批评可以是外在的。

到20世纪初，批评再一次打破独尊的单一社会历史标准而形成新一轮的“大混乱”：文学批评从尊崇社会历史本体的范式中走出来，转向语言本体、形式本体，进而带来了众多风格的批评同时并存的新格局。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符号学批评等流派都有各自的宗旨，但相同的是都告别了对文学的现实、社会、自然、时代、历史、道德、经济等“外部批评”，开始探讨文学内部的语言、形式与结构等。后来的精神分析批评，现象学主题批评也随之盛行。加上上一阶段的社会历史批评在这个时期又产生了新的分支：有关注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有关注读者维度的接受美学批评，后来又有新历史主义批评，批评空前繁荣。

如果说l9世纪以前，批评指向文学或围绕文学，批评带有次生性质的话，那么，20世纪的批评，各个流派的宗旨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建构自家的理论体系。批评不再像浪漫主义时期柯尔律治、赫兹列特等的批评融入文学、认同文学，甚至复制文学，或者说是对文学表达的表达。20世纪前半期的各个批评流派都具有鲜明的批评学科意识，批评表达自身，文学沦落到服务于批评、为批评表达自身所用的次席。作品阐释不是目的，建构批评体系成了批评的首要目的，文学成为了批评体系建构的原料场地。因此，20世纪前半期，批评已经开始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如果说最初它还没有完全独立于文学，与文学还具有相关性，那么这种相关性表现为文学是批评理论的言说场所或涉猎对象，尽管文学不再是目标。这种不将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有机体对待，或者不以文学为目标的批评，引发了传统立场的文学研究学者的愤怒，因为在这类批评中，作品只是作为理论的单一注脚。譬如精神分析批评，不将《哈姆莱特》看作有机的作品，而是从中掠取符合精神分析学说的所谓恋母情结，以此作为对《哈姆莱特》解读的结论，这大概也算是圣伯夫的所谓不是一种同情、认同，而是觊觎他人财富，从中掠取所需的批评吧。

这些追求体系化与理论化的批评，追逐某种客观性，它的产生与文学的非主观化创作潮流具有一致性。自福楼拜开始，到新小说的“零度写作”，文学追求非主观介入的客观化叙述，也就是要实现文学创作中的主观性的零度。在这种背景下，批评的非内在化，或者说批评的外化就被推动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反射的主体消失了，只有被反射的客体继续存在。批评变成了一面无个性的镜子，这使执著于作家创造性、激情、意念及主体风格等传统批评立场的文学研究者对当代批评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情绪。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解构主义引发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新的“文化研究”的批评浪潮，使批评进一步脱离文学，因为有的批评纯粹谈论问题本身，以建构理论自身的体系为目的，甚至对文学的涉猎都可以不要了。文化研究关注少数族裔、女性等弱势群体，政治性批评成为了批评的主流与中心，而文学的审美批评不仅受冷落、遭排挤，甚至被取代。审美的自主性被瓦解，文学作品被这些政治性批评切割与肢解。面对愈来愈强劲的政治化的、独立化的、同时也是非审美化的批评浪潮，持审美批评立场的文学研究者非常焦虑。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鲁姆，将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拉康的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及符号学等统称为“憎恨学派”，因为这些批评流派重视的是社会文化问题，颠覆了以往的文学经典。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也是一支颠覆文学经典的力量。经典文学在“憎恨学派”的批评理论与“大众文化”的双面夹击之下，地位一落千丈，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以“经典悲歌”作为第一章的标题，可以看到经典的盛歌时代成为旧事。

耶鲁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米勒，在《论文学》中，对批评理论凌驾于文学的未来走势也有着伤感而清醒的认识。该书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文学的终结近在眼前”，他提到“文学逼近死亡的一个显著的症兆，是全世界的文学院系的年轻教员都从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传媒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妇女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等等，他们经常以更接近社会科学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人文科学的方式著述与教学，而他们的写作与教学常将文学边缘化或忽略文学，即使他们中很多都是在老式的文学史与文本细读中训练出来的”，“这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正在被社会与大学管理宣布为过时的路途中”。米勒指出理论导致文学的衰落，他说：“文学理论的繁荣就是文学死亡的信号”，“理论注册了文学的行将就木”。

批评与文学的分化，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的分化，是有根由的。批评虽然一开始寄生于文学，但它一出现就是不同于文学的，批评与文学具有异质性。文学是感性的，形象的，可体验与参与的;而谈论文学，也就是批评，已经不是文学自身，它是概括的，逻辑的，理性分析的。用弗莱的观点表达的话，那就是文学是沉默的，而批评是说话的;文学不是学科，而批评是学科，弗莱说“文学并不是一门研究学科，而是供研究的对象”，“如果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那么它显然是一门社会科学，如果说它只是到了我们的时代才发展起来，至少没有说错这件事的年代”。文学批评经过在文学场域的孕育，在20世纪与各门社会科学一道走上了独立。

从人文科学到社会科学，也就界分了传统文学批评与当代批评。爱德华・萨义德在比较福柯与布鲁姆时指出，前者关注的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而后者关注的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作为艺术的世界，文学性精英主义的批评关注的是审美，布鲁姆明确提出“我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而当今的文化研究Et益取代了文学批评，在审美主义者看来，他们把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然而，随着大学教学或文化机构的日益政治化与实用化，文化批评一定会更加关注社会文化现象，而不会停留于“审美的个人关切”。布鲁姆也认识到了“我们正在败退，并无疑地还将败退，这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很多优秀的学生将弃我们而去，另寻其他学科和职业，这种抛弃已随处可见”。这种没落感，是文学研究者或从传统批评走过来的学者的感伤，而站在文化研究立场的瑞安・毕肖普则描述为“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文学研究已向文化研究俯首称臣”。(见本组文章的第一篇)两个阵营的人，表达的是同一个现实，然而感情色彩不同。

这种历史走向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兴的消费文化与机械复制时代的大众文化结束了文学文化为中心的时代，经典文学的美学给社会消费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让出了地盘，因此，批评就可以针对新的领域，可以不针对文学而进行批评。

罗兰・巴特的“文本”概念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体现，他以“文本”的概念取代“作品”，使得批评理论的批评研究对象走出了过去的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走出了文字作品的范围，而使身体、行为等各种对象都成为了批评与研究的对象，也可以说生活领域里的很多现象都是“文本”。这样，文学就只是“文本”中的一种文字文本，批评的领域与范围不仅扩大了，而且社会化与日常生活化了，由此产生新的批评，更接近社会科学。它的繁荣，对人文主义产生了冲击，同时导致了接近人文科学的文学以及相关的审美批评的衰落。文化研究正是对这种没有边界的新的批评的概括性表达，它是没有范围的，是无所不包的，也是没有固定对象与习用范式的，它打破了过去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范式，与文学形成对抗，也与传统批评形成了断裂。站在传统批评立场的人，或者说拥有传统批评观念的人，都不喜欢后者不吸取批评传统，甚至抛弃从前寄生的对象而且凌驾于其上，同时又缺乏文学性，审美性，特别是缺乏对现实的超越性，将批评变成了与现实一体化的存在。因此，文化研究的铺天盖地，引发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论争，但客观地说，谁也挡不住社会的变迁，即就挡不住新的浪潮取代老传统。

中国的犹太文学译介与研究 篇6

关键词：犹太文学；文学翻译：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8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1－0132－05

一、关于“犹太文学”命题的讨论

在就犹太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对何谓犹太文学这一鸣以简要讨论。应该承认，犹太人是个以民族为核心的概念。犹太文学，也许最简单也最令人能够接受的定义就是“犹太^所创作的文学”。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界定犹太文学这一概念时，犹太学界普遍存在着困惑，难以达成共识。这一论争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犹太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犹太身份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犹太^使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以及客居国语言，以标示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传统。犹太人是否能够跨越语言与民族界限创作出代表民族传统的民族文学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思考和发问，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把犹太文学限定在用某种特定语言如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拉迪诺语所创作的文学?抑或是皈依犹太教的人所创作的文学?抑或是拥有所谓犹太性的共同主题?

部分犹太裔学者和作家认为不应该有犹太文学、犹太作家之类命题的说法，尤其不应该从民族归属角度划分出犹太文学类型。美国犹太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Isaac Bashevls Singer)曾经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世界上只有意第绪语作家，希伯来语作家，英语作家，西班牙语作家。有关犹太作家或天主教作家的整个想法在我看来是有点牵强附会的。当然，假如你逼着我承认有犹太作家这回事，我只好说，犹太作家必须是真正充满了犹太人习性，懂得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犹太教法典、犹太法学博士的圣经注释总集、虔敬派文学、希伯来神秘哲学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人。此外，假如他写的是犹太人和犹太人的生活，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犹太作家”。辛格在这里显然强调犹太作家作品中所皮映的犹太特征，却淡化了犹太作家本人的民族属性。以色列著名学者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甚至声称，只有民族主义的犹太研究，或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者才会采用犹太文学及以作家血统为基础的概念。

中国在绝大多数世人心目中，没有出现过反犹主义，因此大家在使用犹太民族等概念时，一向不太敏感，一般强调的是犹太文化中的智慧、受难等因素，很少把犹太属性、犹太血缘等词语与种族主义甚至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早在1921年，茅盾先生在《小说月报》上便以《新犹太文学概观》为题，论及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犹太文学创作及其特征。茅盾先生认为：“新犹太文学的勃兴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或竟可说是1882年以后的事。”它用犹太人说的土语(Yiddish)著作。茅盾先生这里无疑强调的是犹太文学创作所使用的犹太民族语言形式，并关涉“哈斯卡拉”(犹太启蒙运动)前期希伯来语与意第绪语相互竞争的历史进程。同时，他也顾及到犹太民族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历史特征与犹太文学的内在民族神韵。他说：“犹太民族是世界古老民族之一，也是现代唯一的无祖国的民族；他们散处于全世界，在各国政府的统治下，因为人种与宗教的不同，常受到极残酷的待遇。他们虽处众强之间，仍旧保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风格，自己的东方式的思想。”在他的心目中，犹太民族显然属于被损害的民族之列。而他所主要谈及的意第绪语作家，无疑均拥有犹太人身份。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曾经直接就何谓犹太文学的问题展开探讨。徐新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犹太文学条目为犹太文学所下的定义是，“犹太民族使用犹太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这些语言中，使用最为普通的是阿拉米语。犹太人被罗马人征服后，开始散居世界各地，他们的语言因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犹太语言有：犹太－阿拉伯语、犹太－贝尔伯语、犹太－波斯语、犹太－希腊语、犹太－意大利语、犹太－葡萄牙语、犹太－普罗旺斯语、犹太－法语、犹太－西班牙语(即拉迪诺语)以及意第绪语等。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以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犹太人使用犹太语言创作的文学属于犹太文学范畴，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样的界定方式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疑问：即未被包容在这个界定范围内的作家，如美国的埃利·维塞尔、索尔·贝娄，意大利的普里姆·列维。德国的卡夫卡、保罗·策兰，瑞典的奈莉·萨克斯等该如何在犹太文学领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刘洪一在《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研究》中提出：“要界定犹太文学的构成阈限，简单地以其语言或种族身份为唯一标尺是难以解决的。任何一种文学归根到底都是特定文化的表征，对于犹太文学而言则尤为需要从犹太文化的历史机制中把握其基本的结构特征。”他同时又认定：文学中的犹太性既是犹太文学的基本标识，又是一个颇为模糊的属性存在，并讨论了犹太文学界定中的语言问题。他在界定文学犹太性问题上所持的模糊说，再次证明中国学者若想接受挑战给犹太文学做明确定义的艰难。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对于犹太文学的界定依然问题重重，所有的定义均受到具体时空限制以及下定义者的体验与学养的制约。笔者在这里无意将各种学说面呈读者，只想把问题提出。以色列著名学者、希伯来大学资深教授谢克德(Gershon Shaked)认为，犹太文学包括在不同时代用不同语言创作的所有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者知道他们是犹太人。既然作家深知自己是犹太人，那么他们当然会对因为持有犹太身份而带来的诸多后果具有某种特别的体验，这种特别的犹太体验势必影响到其创作，因此在犹太文学中，至少有两个内容不可忽视，即作家的犹太身份和犹太体验，后者或许也可以用犹太性、犹太特征等词语来替代。犹太人使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等犹太语言创作的作品，无疑属于犹太文学范畴。而犹太人使用各种非犹太民族独有的语言，如英语、法语、俄语创作的作品，当然也属犹太文学创作。因此，笔者试从使用犹太民族语言创作的犹太文学和使用非犹太民族语言创作的犹太文学两方面考察犹太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不再就某些犹太族语，如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等的产生渊源予以说明。

二、犹太民族语言创作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一)希伯来语文学译介和研究

大体上看，希伯来文学研究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成果可以划分为古代圣经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两部分。

圣经文学主要以《希伯来语圣经》为主，并包括《次经》、《伪经》、《死海古卷》等古希伯来作品。尽

管《希伯来语圣经》尚无直接译自希伯来原文的中译，但是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圣经文学通过希腊文、拉丁文等第三国各种文字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国人从事普通阅读、研究及从事宗教活动时使用的文本。目前中国国内较为通行的《圣经》版本有中国基督教协会1980年出版的《新旧约全书》、香港圣经工会1979年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以及1919年旧版的《合和本圣经》等。中华圣公会1920年出版的《次经全书》，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的《圣经后典》(张久宣译)也成为人们阅读的主要文本。

中国学者在圣经文学研究领域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早在五四时期，鲁迅、闻一多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便在著述中论及希伯来文学，但称不上系统的研究。南开大学已故朱维之教授堪称中国圣经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表了《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继之，许鼎新、牛庸懋等前辈先后发表了《希伯来诗歌简介》(《宗教》，1982年第1期)、《漫谈圣经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期刊》第4辑)，揭开了新时期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序幕。朱维之先生1989年的《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系统详尽地介绍了圣经文学的有关情况，包括希伯来民族历史及其文学对东、西方的影响，圣经、次经、伪经、死海古卷的来历和内容等。他2001年主编的《古代希伯来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是国内编撰的第一部希伯来文学史，囊括了以《希伯来语圣经》为主要成就的希伯来古典文学和犹太民族大流散早期的《塔木德文学》，达到了使一部古代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史趋于完整的创作初衷。他与韩可胜合作撰写的《古犹太文化史》从古代犹太文化模式入手，论及上古、氏族社会文化、王国及前后、俘虏之后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犹太文化与文学发展脉络与主要特征，填补了国内一项研究空白。

1992年徐新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列入了圣经文学、希伯来圣经等条目，清晰阐明了《希伯来语圣经》与《新旧约全书》的关系。梁工1990年出版的《圣经文学导读》(漓江出版社)和1993年出版的《圣经指南》(辽宁人民出版社)对《旧约》、《新约》、《伪经》等进行详尽介绍与评析，虽然书中许多内容与基督教传统有关，但所涉猎的希伯来文学方面的内容也给读者以知识与启迪。梁工2000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基本主题、形式特征、美学风格、精神特质等，并且把犹太教传统与基督教传统加以比较与对照。

除对整个希伯来古典文学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希伯来文学的总体把握外，学者们还展开了对某一特定文学类型或叙事艺术的研究。王立新的论文《特质、文本与主题：希伯来神话研究三题》(《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对古代希伯来神话特征进行了专门探讨。陈贻绎2006年的《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昆仑出版社)对希伯来语圣经中和以色列历史相关的部分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综合性的介绍，着重点在希伯来语圣经文本和巴勒斯坦地区文字和实物的考古发现，同时对创世神话等希伯来文文本进行专门解读，并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话进行类比。刘意青2004年的《圣经的文学阐释一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圣经的阐释与西方对待希伯来传统的态度》(《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1期)，梁工2006年的《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商务印书馆)等著述则对西方圣经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一些从事基督教文化研究的学者在研究《圣经》时取得的成果，也给我们开拓了新的视野。另外，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等高校教材也包括了圣经文学的内容。圣经文学已成为中国高校外国文学课程的组成部分。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翻译在20世纪20年代便有所尝试，如赤城翻译了《现代的希伯来诗》。到20世纪80年代，阿格农的短篇小说也被翻译出版，如1981年由钱鸿嘉翻译、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逾越节的求爱》。不过，希伯来文学翻译真正形成一种令人瞩目的态势则是在1992年中以建交之后。1992年，三部希伯来文学译作在中国问世，即《现代希伯来小说选》(徐新主编，漓江出版社)、《耶路撒冷之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傅浩译，中国社会出版社)以及克劳斯纳的《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陆培勇译，上海三联书店)。按照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统计数字，1986年到1996年共有12部希伯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但之后10年便有48部作品在中国问世。从1986年迄今，共有70余部希伯来小说被译成中文出版，还有十几部正在翻译过程中。

笔者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一文中，曾从文学史、小说、诗歌翻译以及研究概况等几个方面切入，对数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了扼要梳理与评析。大致情况是：到目前为止，两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翻译成了中文；小说翻译是国内现代希伯来文学翻译中成果最为斐然的，前面已经提及；与小说创作相比，现代希伯来诗歌的译介势头似乎有些薄弱，但也不乏出色的译作。笔者认为，在中国，学术界一向推重以《圣经》为代表的古代希伯来文学对人类文明和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但对现代希伯来文学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还没有高校开设现代希伯来文学这门课，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深入。近期推出的丛书类作品，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以色列小说译丛、百花洲的以色列文学丛书、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希伯来当代小说名著译丛、译林出版社的奥兹小说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希伯来文诗歌和小说选等都取得了相对较好的市场效应和读者反馈。1998年由钟志清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奥兹的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在1999年获得中国第四届外国文学图书奖，成为第一部在中国获奖的以色列文学作品。之后，《我的米海尔》与《了解女人》于1999年(傅浩、柯彦玢译，译林出版社出版)得以再次印刷，并在几年后由台湾皇冠出版公司再版。高秋福为百花洲主编的以色列文学丛书首版于2000年，收入凯纳兹的《节日之后》(钟志清译)、伯斯坦的《收藏家》(隋丽君译)、康尼尤克的《墓园之花》(沈志红、高穗译)、《阿多尼斯》(戴惠坤、肖黛译)。这套丛书再版后且在2001年获得中国第五届外国文学图书奖。奥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中文版在2007年奥兹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访华时面世(译林出版社)，引起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著名作家莫言评论《爱与黑暗的故事》非常厚重，难以从某个角度概括其主题，称其为“一个人的《圣经》”。

中国的三十余家报刊、杂志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对该书的评介，几乎所有报纸均将该书列入2007年年度推荐书目，《中华读书报》将其列为2007年度十佳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7年9月初专门主办了阿摩司·奥兹作品研讨会，这也是中国首次就某一位希伯来语作家的作品举行研讨会。会上，陈众议、莫言、高秋福、阎连科、徐坤、陆建德、傅浩、钟志清、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尼莉·科恩等学者和作家纷纷发言(作家邱华栋也提交了书面发言)，交流对奥兹和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看法。

中国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相辅相成。希伯来文学作品中译本的导言往往就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希伯来文学的独特理解。如徐新为漓江版《现代希伯来小说选》和《婚礼华盖》所作序言、高秋福为百花洲版以色列文学丛书和人文版《焦灼的土地》所作序言、傅浩为中国社会出版社《耶路撒冷之歌》所作序言、林骧华为安徽文艺版希伯来当代小说名著译丛所作序言、钟志清为译林版五卷本奥兹选集和《爱与黑暗的故事》所作序言等。还有一些论文和著述也值得一提，如徐新的《现代希伯来文学一瞥》(《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现代希伯来文学论述》(《当代外国文学》，1992年第2期)、《以色列文学40年》(《当代外国文学》，1993年第3期)、《论以色列女性文学》(《国外文学》，1994年第3期)等论文向中国读者展示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总体风貌，对该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钟志清2007年出版的《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考察当代希伯来文学的著述。全书共分八章，前四章按时间顺序探讨当代以色列文学发展史和作家、作品，目的在于让读者对过去五十余年的以色列文学有一个总体把握。后四章属于专题研究，考察了以色列国家建设语境下的大屠杀文学、希伯来文学中的阿拉伯形象、文学与宗教、文学如何承担塑造犹太民族身份的使命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等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考察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以色列某些作家采用双语从事文学创作的现象，对用阿拉伯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和用希伯来语写作的阿拉伯作家做了一些研究。

总体来看，中国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有待研究的领域，对某些重要的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等均缺乏深入的研究。

(二)意第绪语文学译介和研究

鉴于国内尚无任何学者和翻译家具备使用直接从意第绪语翻译文学作品的能力，因此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意第绪语文学中译本均从俄语、英语等文字转译而来。早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胡愈之等文学前辈已将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em Aleiehem)的意第绪语作品翻译成中文。20世纪30年代，唐旭之先生从英文翻译了阿胥(Sholom Aseh)用意第绪语写的《复仇神》。肖洛姆·阿莱汉姆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所描写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更能够赢得中国读者的青睐和中国社会的接受。到20世纪50年代，阿莱汉姆在中国的见报率很高。姚以恩翻译的《莫吐儿传奇》初版于1957年，曾经受到曹靖华、丰子恺、钱锺书、肖乾等名家的称赞。肖乾称这部不到100页的作品像“浓缩了的狄更斯或马克·吐温，也那么幽默、真实、感人……”，进入80年代，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阿莱汉姆的《门纳汉·门德尔》(戴骢译，1980年)，以色列米特欧罗巴犹太研究所和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合作出版了阿莱汉姆的短篇小说集《泰卫的故事》(陈开明等译，肖宪校，1998年)。

另一位在中国被译介较多的意第绪语作家是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辛格。《译林》、《世界文学》等外国文学杂志在1979年初相继选译了辛格的短篇小说《重逢》(沉香译)、《市场街的斯宾诺莎》℃董乐山译)、《皮包》(宗云译)以及《奥勒和特露法一两片树叶的故事》(裘克安译)等。上海译文出版社也于同年出版了辛格的长篇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辛格短篇小说集》(李文俊、冯亦代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庄园》(陈冠商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了《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童爱》(孙强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又在诺贝尔作家丛书中收入了《魔术师·原野王》(陆煜泰、臧藏译)。与此同时，辛格的一些作品出现了重译，如《童爱》(Shosha)1999年又被翻译为《漂泊的爱》(宋韵声译，沈阳出版社)，1993年翻译为《萧莎》(徐崇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辛格短篇小说集《傻瓜吉姆佩尔》。

正如笔者在文章第一部分所指出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先生等就已经开始发表关于论述意第绪文学的文章，当时甚至出现一阵意第绪语文学热。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主持的“中希文化交流史项目”专门论及这个问题。同现代希伯来文学译介过程中的某些现象类似，意第绪语文学中文版的前言也反映了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成为读者了解意第绪语作家与文学现象的窗口。比如鹿金和陆煜泰为其译本撰写的序言，对辛格其人其作品所做的研究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辛格的生平与创作。陆建德为人文版短篇小说集撰写的序言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辛格一方面谴责纳粹暴行，一方面又拒绝煽集体悲情，拒绝把犹太民族在二战时的不幸遭遇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的、道德的资本。”

可喜的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已经出现了研究意第绪文学的学位论文。如毕青的硕士论文《犹太民族精神的载体：论辛格小说中的矩阵结构模式》，傅晓微的博士论文《艾·巴·辛格创作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张守慧的博士论文《意第绪文学在中国》等。傅晓微2006年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上帝是谁：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介绍了当今国内外关于辛格的研究动向，并从辛格的文化背景着手分析了辛格上帝观的形成与演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忧煎情结”的新概念。台湾的张守慧(现任台湾文藻外语学院德文系主任)获得了德国特里尔大学意第绪文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意第绪文学在中国》获得广泛好评。在他(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意第绪文学研究的未来和希望。

三、非犹太民族语言创作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谢克德教授在谈到使用非犹太民族语言，抑或称之为非犹太族语创作的犹太文学时指出，这种文学的根本点在于其创作者认为自己拥有双重身份。也就是说，其创作既属于犹太民族，又属于孕育出他所使用的语言的那个国家。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某些离开故土的犹太作家也许会具有三重乃至多重身份。使用非犹太族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身份的多元性造成其创作本身具有至少双重以上的身

份。如美国犹太文学应该既是犹太文学，又是美国文学。但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纯”犹太文学研究与隶属于各国别文学的犹太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似乎过于分明。中国的犹太学界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包容文学研究，在许多学术活动中均给从事犹太文学研究的学者发出声音的机会，笔者个人便是受益者之一。但是，绝大多数从事国别文学中的犹太文学研究的学者与中国犹太学界缺乏交流，甚至不相往来。而从事各国犹太文学研究的学者又顽强地恪守自己的国别范围，基本上采取不逾矩的态度。‘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麾下云集着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印度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东方文学等分会，但没有一个专门从事犹太文学研究的机构或组织。

刘洪一是少数拥有双重身份的学者之一。他所从事的美国犹太文学研究无疑为两大阵营的学者所接受。他1995年出版的《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在国内首次提出了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问题，力图将美自犹太文学纳入犹太移民与美国社会的文化接触这一特定的框架内。他结合玛丽·安汀、迈耶·莱文、索尔·贝娄、艾·巴·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力浦·罗斯等著名犹太裔作家的创作实践，深入地分析了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品性意义。2002年，他在该书基础上钻研而成的《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又以美国犹太小说为切入点，用文化诗学的理论做导引，力图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对美国犹太小说的文化价值和诗学价值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解说，并对小说与文化的一般规则和文化诗学的若干普遍原理进行探讨和诠释。他所编纂的《犹太名人传》评介了数十位有重要影响的犹太裔作家，其中某些选文比较重视作家的犹太人身份，如关于卡夫卡、阿格农、辛格、爱伦堡的文章，但是也有一些选文只提出了作家拥有犹太血缘，却未曾重视血缘、身份与创作的关联。因此可以看出，国内的一些学者在从事研究时对犹太作家的身份问题不是很敏感。

用非犹太族语创作的犹太文学确实是个非常宽泛的研究领域。时至目前，已经有12位犹太裔作家荣膺诺贝尔文学奖，除以色列作家阿格农、美国作家辛格外，其余10位，包括法国的伯格森、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瑞典的奈莉·萨克斯、爱尔兰的贝克特、美国的索尔·贝娄和约瑟夫·布罗斯基、英国的埃利亚斯·卡奈蒂和哈罗德·品特、匈牙利的卡尔泰斯·伊姆雷、南非的纳丁·戈迪默等均使用非犹太语言进行创作。中国学界对这些作家做了大量的译介与研究。对于在文学史上已经获得定评的犹太裔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乃至文集，学界和出版界均给予了大量关注。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里尔克诗选》(绿原译)、2002年出版了《海涅文集》(张玉书选编)、2003年出版了《卡夫卡小说全集》(韩瑞祥等译)、2004年出版了巴别尔的《骑兵军》(戴骢译)、2007年出版了《敖德萨故事》(戴骢译)等；译林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李恒基等译)、1999年出版了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扬恝等译)等；上海译文出版社近几年出版了系列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卡夫卡全集；人民文学、漓江、湖南人民、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几家出版社都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又如乌兰汗翻译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刘文飞翻译了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布罗斯基的诗歌，李永平翻译了里尔克作品精选等。叶廷芳主编了《卡夫卡全集》，著有《卡夫卡传》，编著了《论卡夫卡》。涂卫群致力于普鲁斯特研究等。这些学者和翻译家当然分别来自德语文学、法语文学、英语文学、俄语文学研究领域，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德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专家，而不是犹太文学专家。

近年来，相当一部份硕士或博士生选择犹太作家做学位论文，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成果。如魏啸飞1999年的博士论文《美国犹太小说中的犹太精神》、曾艳钰2001年的博士论文《走向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从罗思和里德看美国犹太、黑人文学的新趋向》、周南翼2001年的博士论文《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与辛西娅·奥芝克小说研究》、杨卫东2003年的博士论文《身份的虚构性：菲利普·罗思的朱克曼系列作品中的‘对立人生”》等。这些年轻一代学子能否真正融入中国犹太文学研究的行列，还是依旧隶属于自己的国别文学范畴，还需仰仗各方面的条件与环境。

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的互动研究 篇7

文学作品以时间为主线平面叙述, 影视作品以空间为主线立体叙述, 两者得以相通的根源在于他们都属于叙事艺术。“文学与影视在叙事上的相通, 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和转化, 影视在成为独立艺术之后, 仍然需要从文学中汲取营养, 而文学也借成熟影视艺术的推动, 自觉地凸显其电影性和日益丰富自己的叙述手段。”[1]总的来说, 文学作品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具有间接性, 影视由声音和画面构成艺术形象具有直观性。文学作品与影视的融合无疑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需要, 二者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共同促进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一、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基础

文学的繁荣为影视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叙事手法上、形象塑造、风格建构、艺术品位以及审美等多方面, 已经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所以影视作品从文学艺术作品中取其精华, 无疑是一条捷径。另外, “文学作品注重思想层面和美学层面给人以双重生活写照, 这样的写照能有效地克服影视艺术商品化造成的弊端。以画面为基本载体的影视艺术, 如果没有影视文学作为支撑, 很容易陷入单纯追求画面、声效感觉的刺激误区。”[2]

由于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厚实的人文底蕴, 它可以使影视艺术作品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品位得以加强, 以至于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影视作品往往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影视艺术作品只有在文学艺术支撑的基础上, 才能展现其内在价值;才能通过屏幕给大众范围最广、吸引力最强的直观展示。

(一) 文学作品为影视拍摄提供题材

“在中外影视作品中, 有将近半数是由文学作品 (主要是小说) 改编而成的, 特别是那些伟大的文学巨著, 多次被搬上银幕荧屏。可见影视艺术与文学有着血脉相通的亲缘关系, 对小说的借鉴使影视艺术创作者们获得了灵感。”[3]

实践证明,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使得影视取得备加的成功。如《飘》、《傲慢与偏见》、《老人与海》、《简爱》、《呼啸山庄》、《阿Q正传》、《雾都孤儿》、《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 还有《山楂树之恋》等最近拍成的影片。就是由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成功案例。此类作品从人物的再现到情感的发挥, 从内容的铺张到时代社会的问题揭示, 都达到了艺术的审美标准, 反映出了艺术的人文性, 审美性的特征。由此可见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具备影视艺术作品的基本要素。

(二) 文学语言是镜头语言的基础

“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载体, 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抽象性, 这种思想性和抽象性为影视作品的镜头提供了语言的创新空间, 并成为影视作品丰厚的艺术底蕴关键所在。”[4]

以最基础的写景方面为例, 小说《山楂树之恋》中, 静秋一行人到达西村坪时描写到:“之间一条小河像条绿色的玉带, 蜿蜒着从山脚下流过, 环绕着西村坪。沐浴在初春阳光下的西村坪, 比景秋以前下去锻炼过的几个山村都美丽, 真算得上山清水秀。”如果要给电影定义一个颜色, 那么《山楂树之恋》无疑是青涩而朦胧的绿色, 因为其一开场就用山清水秀的景透露了整个故事的基调。

文学作品用语言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间接性, 文学作品文本中并无实际的声音和直观的画面, 文中塑造的形象需要依靠读者的想象和联想进行再创造, 所以将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的过程, 既是导演自己将文字表达或描述的声音和画面在头脑再转化, 复现为逼真可感的艺术形象, 利用镜头描绘出来, 使影视由声音和画面构成的艺术形象具有直观性。另外, “小说文学的整体艺术不仅体现在全书布局结构和情节安排上, 而且也体现在人物性格塑造上。”[5]如静秋与老三第一次见面的情节, 电影完全尊重了原著, 从侧面刻画出老三耿直爽朗的性格、阳光又具有艺术气息的形象, 使得静秋虽然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这个人各个方面都很“小资”, 但是却忍不住向其倾心。凸显了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 静秋对老三怦然心动却自身纠结不已, 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既向往浪漫的生活方式和爱情, 又被现实与家庭的原因所迫, 不得不压制自己内心渴望的静秋的艺术形象。

(三) 文学叙事是影视叙事的源泉

电影的叙事和叙事技巧最早是从文学那里学来的。“文学是以时间艺术为基础的线型叙述艺术, 而影视艺术是以空间造型为主导的时空综合艺术。”[6]从有剧情片开始, 当文学式的叙述方式就开始在影视作品中出现, 就是剧情片历史的开端时间。这种原始的经典的电影叙述技巧从空间和逻辑上的线索, 传达给观众一个完整的故事。无论是《广岛之恋》的意识流, 还是《英雄》的多重视角的多元化电影叙事结构, 所有五花八门的叙述方式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演变而成。而《山楂树之恋》张艺谋更是难得一见地摒弃了花哨的手法, 单纯地用情节主导结构。

二、影视手法使文学作品立体化

总体上讲, 文学作品是平面的, 而影视作品是立体的。从叙事结构、镜头的运用、声效的村托、还有色调的设计到场景布置、演员动作设计、语言的表现等等。影视通过给观众视觉与听觉的强大刺激, 使文字的描述在脑海里逐渐立体化。

(一) 镜头语言使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更饱满

文学形象具有模糊性和间接性, 而影视艺术通过蒙太奇把一个个分切镜头组合起来, 把声音与画面直接完整地呈现给观众, 因而其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直观性、形象性。

以两类作品中“细节”描写为例, 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可以进行细致的细部刻画, 其中对诸如道具式的细节刻画必须花费一定的篇幅。这样就是以暂时中断故事情节叙述的线索为代价来换取的, 因而对情节性较强的作品而言, 就不适宜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笔墨停留在细节的描写上, 以免影响情节的进展和故事的铺叙。但在影视作品中这种担心就不必要了。因为影视手段具有立体化的画面感, 它可以通过镜头的变化如:使用特写、快慢镜头或者反复呈现等方式来直观地描写细节, 引起观众的特别注意。甚至通过场景的布置, 道具的使用, 人物动作的设计在几个短短的镜头转换间流畅地刻画出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深意。因此影视作品中的细节表现往往和影视叙述接合在一起进行的。所以相对来说比文学描写更加流畅。

如电影《山楂树之恋》中老三和静秋在凉亭休息, 两人合披大衣太小了, 于是老三便把大衣穿在自己身上。此时作品就通过特写镜头语言去表现静秋脸上微微不满的表情。当老三将静秋拉到怀里, 两人面对面站着裹着, 说:“这样还冷吗?”这时镜头又特写静秋依偎老三怀里, 脸上出现了羞涩的表情。这样利用特写镜头语言来表现恋爱中的少女———静秋那种娇羞的内心细节, 也体现在文革年代恋爱中的青年男女渴望相拥……由此推动戏剧情节向前发展。使人物有血有肉, 形象饱满, 让情节有声有色, 引人入胜。

(二) 色彩基调对作品整体风格的体现

“电影色彩的运用, 是视觉上对影片的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是一种直观的表达。在情绪上则是视觉的心理暗示。”[7]色彩是影视画面的重要造型元素, 是影视工作者审美情趣和主观意识的集中表现。虽然线条、形状等组成了画面形象的基本造型、丰富多变的构图样式和视觉形象, 但色彩却可以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心理, 在画面中显示出强烈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在影视后期特效的设计与制作时, 影视工作者必须具有较强的色彩构成意识和色彩表现意识, 掌握将色彩从一般视觉生理体验上升到心理审美的高度技巧, 通过对色彩的选择、调整和组合, 使画面具有和谐的美感和丰富的内涵。

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基本色调是绿色, 影片中也大量使用了绿色的场景及道具等元素, 为的就是凸显静秋和老三之间这一场纯洁的爱情主题。开始时西村坪青涩的、朦胧的绿, 表现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环境下初恋的纯净。后来两人隔河相望, 两岸绿树相应浓翠欲滴, 连河水也被倒映出浓烈的绿。

这种色彩的运用恰当地表现出两人情不自禁浓烈而纯粹的感情, 突出了该部作品浪漫、凄婉的纯爱主题, 这也是影视作品相对于文学作品的一大优势所在。

(三) 声效对叙事节奏的支撑

影视语言中的画面部分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只有画面的影片是苍白的, 就像从前的默剧, 于是声效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影视中的声效是由人声、音响、音乐三个部分构成, 做影视后期的剪辑师们是最重视声效的。音乐能带给影片新的灵感。它决定了一个片子的风格、节奏、情绪。一个镜头的动作, 要切中音乐的节点, 才能让观者看着舒心, 这也是影视作品相对于文学作品的另一大优势。在《山楂树之恋》中, 其主题曲是前苏联歌曲《山楂树》原名《乌拉尔的山楂树》, 它描写工厂青年的生产生活和爱情, 曲调悠扬潺潺, 词语意境深绵。韵律起起伏伏间, 流转着浓郁的乌拉尔风情———纯真、优美、浪漫。所以老三第一次“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出场, 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深深地吸引了静秋。而《山楂树之恋》的配乐是由陈其钢所作, 曲风也印证了影片在文革时代背景下克制隐忍的写实路线, 平静内敛的旋律虽然不至于马上让人有掉眼泪的冲动, 但是总让人有那么点感觉, 以至于积累到片子结尾, 静秋闻讯赶到医院, 看着病床上的老三, 静秋哭着呼唤, 背景音乐此时淡淡地入景, 此时仍旧是那样平静内敛的旋律, 与静秋的哭泣和呼唤、老三的病容和泪水, 还有老三视线上方两人欢笑的黑白合照结合起来, 让人潸然泪下。

音和像相辅相成。影视作品中的画面内容, 画面色调, 镜头的快慢, 揉合了音乐, 不着一字, 也尽得风流。

三、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互动发展之路

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互动的最佳方式即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影视作品要在滚滚商业浪潮中更好地发展, 取得更大的突破, 贵在深挖文学作品精髓, 并不断艺术创新。如果仅仅将影片停留在娱乐和附庸风雅的艺术层次, 或者被植入性广告等条件等局限, 那它充其量不过是一道内涵贫乏的精神快餐。如果在改编过程中对原著理解不够, 虽然其在票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还存在不少这样的缺憾。例如静秋在修篮球场, 老三在静秋家发现静秋的脚都被石灰烧伤了, 当时就流下了心疼的泪水, 小说如是说:

“她没听到他答话, 抬头一看, 见他站在那里, 盯着她的脚, 满脸都是泪。她慌忙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男的哪兴流泪的?”老三抹一把泪, 说:“男人不为自己流泪, 男人也不兴为别人流泪?”

而在影视作品中, 老三看着静秋的脚只是难过的表情。虽然这看似改不改无所谓, 但是因为这与后来静秋的母亲与老三的对话有联系, 且如此平淡地处理老三心疼静秋而流泪的情节, 让只看电影的观众摸不准老三对静秋的深厚感情。

四、结语

总的来说,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在现代商业发展的背景下经历着机遇和挑战。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主旋律文化的载体, 而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 为广大受众提供了寓教于乐的视听盛宴与丰厚的文化知识, 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影视与文学互动的同时更应注重影视作品文化和艺术价值, 深刻地理性地思考文学作品的发展之路。文学作品改编影视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必须注重自身的艺术价值, 不盲目跟风, 而影视改编文学作品也不应只是将剧本改为故事脚本的过程, 深刻挖掘作品的文化意蕴, 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 才是文学和影视这两大艺术体系发展的基础和宗旨。也是两种大众文化互动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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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佚名.漫谈影视文化审美品味[EB/OL]. (2008-10-05) http://www.qiqi8.cn/article/31/34/2008/2008100564886_3.html.

[3]刘文飞.文学改编影视艺术的综合表现力[J].电影文学, 2007 (6) .

[4]佚名.谈谈文化审美品味[EB/OL]. (2008-09-30) http://www.studa.net/Movie/080930/11150336-2.html.

[5]申丹, 韩加明, 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8.

[6]佚名.文学与影视的区别与相通[EB/OL]. (2011-10-27) http://www.wenku.baidu.com.

文学研究与文学作品 篇8

1 英国茶文化概述

1.1 英国茶文化的发展史

明朝万历年间荷兰海船行至澳门贩茶至欧洲, 从这时开始, 中国茶叶直销欧洲, 茶叶逐渐风靡荷兰, 1661年, “饮茶王后”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 将饮茶之风传入英国宫廷贵族之中。自此, 饮茶逐渐成英国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潮流。到18世纪, 茶代替了啤酒和杜松子酒, 成了英国最流行的饮料。

至1848年由东印度公司的皇家植物园主管罗伯特将茶种偷偷带到印度培育成大型茶园后, 英国皇室在自己的殖民地上有了自己的茶园, 这时不仅是英国, 整个欧洲都开始了饮茶的风尚, 英国红茶文化也逐渐开始成形。

随后, 在维多利亚时代, 贝德福特公爵的第七位夫人安娜在小午餐和晚餐之间加了饮茶和吃小点心的安排, 并和朋友们分享这种方法, 不久, 在午餐和晚餐之间的时间段, 英国贵妇们会吃甜点, 品茶叶, 久而久之上流社会便产生了下午茶礼仪, 并逐渐普及至平民社会, 这就是著名的维多利亚下午茶, 至此, 英国的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就此产生。

1.2 英国茶文化与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不同

英国的茶文化是不同于中国的, “英式下午茶”可以说是天下皆知。

英国人的这种饮茶文化与中国茶文化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 饮茶时间不同。中国人饮茶时间是随意的, 英国人饮茶的时间是固定不变的, 一般为每天两次, 即11点钟的上午茶 (morning tea) 和下午3、4点左右的下午茶 (afternoon tea) , 尤其是下午茶, 这是独具英国特色的英式饮茶文化;第二, 饮茶喜好不同。不同于中国人偏好清茶的苦, 英国人更喜欢加入牛奶、糖或柠檬汁的茶, 此外, 英国人最偏爱的茶是红茶, 中国人则更喜好绿茶。

2 英国茶文化中的美学价值———以下午茶为例分析

英国的茶文化是与众不同的, 具有浓烈的英国特色, 除了对红茶的特殊偏爱, 最为典型的就是维多利亚下午茶了。这个在维多利亚时代由贝德芙公爵夫人———安娜开创的饮茶习惯迅速传播, 并延续至今, 目前, 英式下午茶可以说是英国茶文化最典型的标志之一, 为世人所熟知。英式下午茶这门综合的艺术有着考究的礼仪, 体现着英国人特有的审美, 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学价值。

绝大部分英国人都有规律的饮茶习惯, 而一些文学大家甚至将对茶的热爱融入到他们的作品中去, 如奥斯汀、狄更斯等等。文学家们对茶和英式下午茶的场景做了生动描写, 这使得英式茶文化有了更深的文学韵味。

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 英国下午茶对茶具的选用、饮茶场景、饮茶礼仪等都有着不同的要求。以下便是对英式下午茶的独特审美的概述:

首先, 也是最典型的, 就是在对茶具的使用要求方面有很高要求, 要求茶具具有美感, 这是从维多利亚时期就有的。英国人认为茶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之一便是精美的茶具, 茶具必须要华丽且不媚俗, 体现高贵的审美。在外观上, 茶具一般为瓷质或银质, 要绘有繁复的花朵, 镶有金边;在类型上, 英国下午茶的标配茶具可谓复杂, 含有茶壶、杯具组、滤匙、碟子、糖罐、餐巾、等等。这些都蕴含着英国人高雅的独特审美情趣。

此外, 在饮茶场景方面, 英国人一般会选在下午茶时间会客, 正因如此, 下午茶一般会选择在气氛优雅、环境淡然的地点, 诸如家中的会客厅等, 在这种高雅的环境中一边品饮茶水一边畅谈, 是英国人所享受的。

复次, 英国人下午茶的礼仪也十分考究, 尤其是正式的茶会英国人对着装十分讲究, 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要穿着正式, 茶具的摆放、茶点的端上时间等也都有要求, 正式的茶会还必须要伴随高雅的古典音乐。

总之, 英国的下午茶文化有着独特的审美, 英国人将茶具的地位看得很高, 他们认为茶具的华丽代表的是一种高贵的气质, 体现的是英国人追求的典雅隆重。英国的文学家甚至将自己比作茶鬼, 这可以看出英国人对于茶的独特情怀。在英国茶与文化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体现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绝妙美感, 体现着英国人特有的审美风格的独特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 人们可以完全放松, 愉悦身心。

对于英国人而言, 饮茶的时刻是神圣性的, 它标志着心灵的放松, 同时也是一种友善的证明, 如同中国人待客之道是主人亲自下厨, 为客人做上丰盛的一餐一样, 英国人的待客之道即是挽留客人并为客人亲自煮一壶茶, 邀请客人共饮, 享受美好的下午茶时光。

3 英国文学作品中的茶文化解读

同中国人一样, 英国人也喜欢写茶, 茶于英国, 不仅是“灵魂之饮”、“缪斯之友”, 更是文学的主角之一, 是诗人、作家偏爱和追捧的文学素材。在英国的文学作品中, 茶或作为生活场景的一部分, 或作为感人诗句中的灵魂存在。

3.1 英国小说文学中的茶文化

在英国的很多著名小说中都有对茶的描述, 包括对茶会场景、饮茶情景、饮茶礼仪、茶具等等的描述, 在很多英国有代表性的著作中都会有关于茶这种独特英国文化的描写, 尤其是对英式下午茶的描写, 几乎可以在每个著名小说作品中都有它的身影。

奥斯汀是对茶文化推崇的最毫不吝啬的典型代表人物, 她的很对作品当中都对茶、品茶等做了细致描述, 在她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中, 奥斯汀几乎在整部作品中都穿插描写了饮茶的情景片段, 例如“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桌子周围, 贝内特小姐在桌旁沏茶, 伊丽莎白在旁边斟咖啡……”、“在英国上流社会, 茶会是一种重要的社交聚会”等等, 并且他还在书中详细介绍了那个时期英国上层贵族名流们参加茶会时的具体着装、茶具、饮茶礼仪等细节。此外, 她在给姐姐的书信中曾有这样的语句:“当你有新茶的时候, 别忘了告诉我, 我依旧非常想品尝新茶, 就像猫看到老鼠一样。”由此可以看到她对茶的如痴如狂的喜爱和追求。

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也是对茶情有独钟, 仅在他的代表作《匹克威克外传》中就有80多次对茶的描写, 不同于《傲慢与偏见》, 他展示的大多是那种平民生活中的非正式的英式茶会, 是那种喝着六便士的茶水、热热闹闹地谈天论地, 是那种喝茶时杯碟碰撞的热闹景象, 他对茶的描写细致入微, 使人仿佛身临其境, 在吵吵嚷嚷的牌桌前、在一群高谈阔论的老太太和老头子们中间、在以茶代酒的戒酒运动中, 这些描写使《匹克威克外传》对英国下层人民生活的描写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萧伯纳的《卖花女》中, 将下午茶茶会与伊丽莎白之间做了对比, 剧中描写了与贵族茶会格格不入的伊丽莎白在被尴尬的安排到茶会后伪装出高贵的气质, 却因为日常的习惯和她的做作而暴露本性。可以说整场剧都是在一个贵族茶会中进行的, 体现出了英国下午茶文化的礼仪要求。

此外, 很多人物传记中也记叙了一些名人在生活中对茶的喜好, 其中, 《拜伦传》就是典型的例子, 莫洛亚在这本书中展示了拜伦对茶的热爱, 拜伦认为生活中没有茶会使他烦恼不已, 即使参加武装斗争也要喝一杯红茶之后再去办事, 拜伦将茶称之为“中国的泪水”。这也侧面反映了那个时期英国人的茶文化。

3.2 英国诗歌散文中的茶文化

除了小说中对英式茶文化有大量渗透外, 英国的诗人们和散文家们也偏爱咏茶。很多有没得诗句和散文都以优美的笔触表达了他们对茶的热爱。

由于英国的卡琳娜皇后喜饮红茶, 在她的生日时就有诗人便写下了《饮茶王后》送与她:

花神宠秋色, 嫦娥衿月桂。

月桂与秋色, 美难与茶比。

一为后中英, 一为群芳最。

物敷称东上, 携来感勇士。

助我清明思, 湛然去烦累。

欣蓬事诞晨, 祝寿介以此。

茶可以说是文学家们的思想源泉的助力者, 是帮助他们插上想象的翅膀, 文思泉涌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诗文中表达了他们对于茶的热爱和感激。

英国诗人Edmund Waller认为茶在他的工作当中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他甚至认为:“茶是沉思的良友, 更是想象力的翅膀”, 即他把他的写作才华的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茶饮。“茶啊!……当你的味道从灿烂进入无味之时, 却是我获得生命中最为喜悦的时刻。”这是戏剧家Colley Cibber对茶的由衷称赞。而塞缪尔·约翰逊对饮茶热爱到甚至在他的文学俱乐部里以茶会友。

著名散文家乔治·吉辛在他的很多散文中都以优美的词句描写了茶和饮茶文化, 《四季随笔》中的“茶叶与散文相会是惬意的、休闲的”, 《冬天》篇中的“也许我在喝茶的时刻, 最感安闲之乐。”“茶壶端进房时飘来的那种扑鼻清香, 多么甜美啊!”等等的抒情描写, 字字句句满是对茶对心境塑造的神奇力量的赞叹。

从诗人们的这些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出, 于英国人而言, 饮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 更是对生活的哲思, 饮茶是一种文化, 一种有着积极价值的文化。这点与中国的茶文化的作用是非常相似的。

4 结语

综上所述, 英国的茶文化体现着英国独特的审美倾向, 是一种英式的典雅高贵, 这种独具美感的英国茶文化与文学作品相结合, 在赋予了文学作品优雅的美感和极大的生活性的同时, 也使得英式茶文化为文学作品所传播弘扬, 为整个世界的茶文化体系做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利琳.外国文学作品中的英国茶文化[J].农业考古, 2015 (5) .104-107

[2]周景洪.英国茶文化漫谈[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2) .74-76

浅析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 篇9

关键词：日本,日本文学,日本文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为了更好的了解日本, 学习日本, 中国很多学者都通过研究日本文学来发现日本文化的精髓所在, 在这期间, 大量的日本古典文学名著被翻译出版, 在一些中国人中掀起了一场“日本文学热”。很多中国和日本研究者对日本文学的研究也从作品赏析、评论、翻译日本学者的著作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和理论, 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日本文学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

日本文学史一直是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 近些年频繁的国际交流活动使中国的研究者能更多更快地阅读原版书籍并与国外研究者进行深层次的交流。10年间出版了一批日本文学通史、断代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发展的研究成果, 其中主要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叶渭渠、唐月梅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叶渭渠著《日本文学思潮史》, 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简史·日本文学史要说》、《20世纪日本文学史》等皆是这一时期的成绩。其中四卷本的《日本文学史》洋洋210万字, 是继上个世纪30年代谢六逸氏撰著《日本文学史》以来中国日本文学史研究的又一极大成果, 被学术界誉为“旧本文学史研究的新里程碑” (林林) , 它的问世标志“日本文学通史写作的大成和终结”, “不仅为中国的日本文学通史写作树立了一块界标, 更为后来的研究者铺下了坚固的基石” (王中忱) 。这部著作采用“立体交叉研究体系”, 也就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机制, 以多学科角度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日本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 从宏观上把握日本文学与日本哲学美学的关系, 以及日本独自的民族审美体系的形成过程, 微观上具体分析了有代表性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的创作活动和理论构建, 同时详尽地论述了和汉、和洋文学的交流, 提“冲突、并存、融合”的日本文学发展模式。《日本文学思潮史》也是“立体交叉研究体系”的成果之一, 它将日本文学放在整个日本社会文化发展变化进程中, 以文学史为纲, 网罗作家、作品、理论、批评, 进行全面、系统、动态的比较、分析, 用大量的实证研究从整体上把握日本本土文学思想与外来文学思想的碰撞、交汇、融合过程。它的主要特色在于从思潮的角度来研究日本文学史, 突破了惯用的文学史架构模式, 是一大创新。

二、如何以文化为背景研究日本文学

1、以文化为背景认识日本文学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 是文化中自成体系的特殊组成部分。日本文学代表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是日本的一个侧面。它以不同的角度将日本面貌以文字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 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行为方式、思考习惯、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包罗万象, 文化又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可分为思想观念文化、语言文字, 音乐艺术文化、制度管理文化、科学技术文化、生产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文化, 物质文化, 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 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以及乡村、城市等, 是文化要素或者文化景观的物质表现方面, 通过考察文化背景, 可以初步了解文学的理念、范式、话语, 以及文学作品产生的文化土壤及背景, 进而将其作为理解和解释文学的框架。对于读者和研究者来说, 认识日本文化才能认识文学作品的本源、本质和特点, 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们所阅读到的是日本民族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

2、文化视野下日本文学的样式

在初步阅读和了解日本文学之后, 要进一步把握日本文学, 仍然脱离不了文化研究的支撑以日本文化为背景具体研究日本文学, 日本文学和西方文学比较中发现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所生长的土壤不同, 结出的果实就不一样, 西方文学的表达偏重人文, 注重对人的反思, 对人性的思考, 日本文学中所表现的出来的浓郁的日本风情文化, 例如对美的认识, 人们所生活的环境造就了日本人独特的审美观点, 文学作品中更注重引入自然, 将自然与人们的生活有机融合在一起, 通过描写大自然的魅力景色来抒发人物的感情和生活。例如, 樱花代表绚烂, 秋月意表静美, 雪景代表纯洁, 尤其以川端康成为主, 日本文学追求唯美, 凄美, 壮美等大自然所展现的魅力。日本本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独特的文学观念, 将日本文化的本源、本质及特点均囊括其中。首先, 本土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是最能表现日本精神文化本源的作品。文学性格纤细、含蓄。他们追求的多是感情上的纤细的体验, 表现的主要是日常的平淡的生活, 在平淡朴素的生活中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冷静的思考。例如唯有日本才有的和歌文学, 古代的长歌、短歌、旋头歌, 甚至包括后来的徘句, 很多都是日本歌人融合大自然进行创作的结果。这些具有鲜明本土文化特色的作品, 要对日本独特文学作品加以理解必须认识日本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 政治制度, 饮食、服饰、建筑, 审美等文化传统。

3、以文化为背景研究文学

如上所述, 以了解文化背景为基础, 有阶段有层次有针对性地研究不同类型样式的文学, 有利于认识进而理解文学作品, 体会其社会和文化价值。同时, 理解了文学作品, 才能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作家是如何认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当然, 研究者在明确研究目的之后, 就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展工作。但是, 在研究中除了要把握好文化视野的大前提,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之外, 还须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 要充分把握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 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相对于文学的具体, 文化显然是抽象的, 特别是日本文化, 它具有特殊性, 是在日本固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吸收其他国家文化中优秀的部分, 再经过长期的融合形成如今复杂而又成熟的文化体系。以文化为背景研究文学, 当然要认识到具体的文化异同及其催生出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作用, 同时, 更要注意把握文学对文化的引导作用。因为文学不但可以作为依据来探讨日本文化的深层底蕴, 还可以引领文化潮流, 开拓文化的新境界。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无沦是在影响上还是引领上都不是单向的, 即文学和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影响着, 文化能引领文学潮流, 文学同样也能引领文化潮流, 不可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因此, 认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 把握好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才能真正掌握日本文学的本质和特点。

其次, 要把握文学立场。文学的价值立场也好, 政治立场也好, 都是文学活动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文学必然蕴含着观念性的内容, 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反映作者的思想认识。可以说能够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必定具备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价值追求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同文学作品所体现的立场应是一致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日本文学立场的多样化。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 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 既反映了作家本身的立场, 也关系到整个时代的文化立场。文学创作的立场问题是作家本人决定的, 但作为文学的研究者, 也应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 在文化视野下研究日本文学, 必然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民族的文化文学传统, 明确日本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诉求,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最终坚守正确的文学立场。

三、结语

总而言之, 对日本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要讲究方法, 从近些年来大量文化研究者的研究情况而言, 以文化背景研究日本文学, 对于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捷径, 同时, 它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新命题。对于一个研究日本文学和文化的初研者来说, 必须真正掌握日本文化的本质和特点, 将其与文学创作的方法特点紧密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地探究出日本文学和文化的精髓所在, 深入地了解日本社会文化。这种有益的研究, 才能真正了解日本文学和文化与众不同之处, 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志松.毛泽东文艺理论在日本的接受[J].文艺研究, 2007.

明清苏州文学与园林关系研究 篇10

洋溢着艺术情调和浓郁的书卷气息的苏州园林与文学, 便是明清苏州文人的心路历程的写照。既映射出文酒高会的风雅, 也潜藏着人生不顺的悲戚和无奈;既积淀了古代文人的名士风流, 也成为了士大夫文人思想和精神的凝聚物;既担当了文人忧患心态的物化形态, 也化为了他们寄托自我超越心绪的精神乐土, 反映了文人们对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的刻意追求。诗文兴情以造园, 诗文兴情以游园, 无论造园还是游园, 都是文人们表露性情的方式。故而“文”与“园”于明清的苏州来说, 本就应该不分彼此, 两者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1园林风雅牵引出诗文的意蕴

游赏苏州园林, 总会有一种进入画境的感觉, 园景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榭, 总能给人一种经过仔细推敲而置放的舒心之感。园林的这些个风雅, 给人的感受又如是吟诗作对时, 对字句有过的锤炼, 于是, 它们均妥帖地各就其位, 曲直藏露间彼此呼应而成了一首风雅动人的风景诗篇。文人园林便成为了诗文的物化形态, 造园也开始变得如同作诗行文, 逐渐牵引出了原本被诗文赋予主题之外的“意蕴”。

作诗与作文, 无论哪一个显然都极为重视“意在笔先”, 当园林变得与诗文一样时, 那么“意”便也出现在了园林的每个角落。“意”即文人赋予的思想认识、观念、精神世界, 有“意”便有了境界。造园与作诗, 赏园与作文, 从本质上看来实则并无二致, 都极为注重“意”的存在, 而观明清苏州园林, 自造园伊始即被文人赋予了文学式的深邃立意, 而这个“意”又引动了游园者的情思意蕴, 从而便让园林出现了“意随境改”。具体说来, 姑苏园林的“意”便是主题, 而“意随境改”也正是因为园林具有着与诗文一致的特色:境因人异, 意由心生。

明清苏州园林在苏州文学的书册里, 无不包含着文人的多样情感, 这便使得园林因这些主观情感的存在而具有了诗文之“意”, 也使得明明是同一座园林, 却在造园者与游园者之间, 游园者与游园者之间, 有了不一样的主题。清代宋荦《重游沧浪亭记》中, 记造园游之“日处尘坌, 因于薄书之徽纆, 神烦虑滞, 事物杂投于吾前, 憧然莫辨, 去而休乎清冷之域。寥廓之表, 则耳目若益而旷, 志气若益而清明”[2]5已得浩然之气, 明纷乱心绪, 表达的是游园之乐。然尤侗《沧浪亭序》则言“富贵无德而称, 勋业有时而尽, 未若文章之不朽”[2]9, 已从游园产生了议论, 直接从园林论到了诗文的价值。另外, 游者间对于园林“意”的拓宽, 也显得各具特色。俞樾《留园记》写留园“夫大乱之后, 兵火之馀, 高台倾而曲池平, 不知凡几, 而此园乃幸而无恙, 岂非造物者留此名园以待贤主乎?”[2]56从写园而写到人, 目的显然是为了以园赞人;“无边风月会宾朋, 扑蝶流觞聚裙屐。七子联吟雅集图, 十番鼓吹群芳席。”[2]53清代袁学澜的《乙丑四月初二日偕吴文清如、潘子塵生泛舟游寒碧庄》, 则只是简单的写出了赏园之趣。

2文学对园林意蕴的开拓与深化

从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上来看, 以文入园, 两者共生共存, 互为表里, 融为一体, 实则不仅使园林的文化意蕴更为浓厚, 也使文学借园林表现的诗文主旨愈加深邃, 读之更有韵味。

以文入园, 文学与园林的结合, 使赞赏园林的, 对造园游园的乐趣描写的愈加精彩。如若没有文征明《王氏拙政园记》中记“夸水为杠, 逾杠而东, 篁竹阴翳。榆槐蔽亏, 有亭翼然而临水上者, 槐雨亭也”[2]39, 则肯定鲜有人会于偌大的拙政园游览中注视这一小亭;如若沈德潜游复园时不说出“禽鱼翔游, 物亦同趣, 不离轩裳而共履闲旷之域, 不出城市而获山林之胜”[2]43, 不写《复园记》, 也就无法让后人看到园林中的悠闲自得;“每风日清朗, 升乎高以观气象, 俯乎渊以窥泳游, 熙熙阳阳, 中有自得。其与造物同趣者, 意画工有不能尽传者与?是上舍之天爵自尊, 与司寇之刚正特立, 有无忝祖德者焉。”[2]48如若沈德潜未见《兰雪堂图》, 则难见王心一归园田居风采之万一, 也就难作《兰雪堂图记》写尽其秀丽风景, 其景物之趣又有谁人得知?

以文入园, 文学与园林的结合, 弘扬人品行的, 无疑让所赞之人的人格品性在园林的一山一水间更显磊落。“良俦言集, 恣意偃仰, 修山阴之故事, 和苏门之遗响。”[2]41如若没有王宠的《拙政园赋》寥寥数字, 又怎能将拙政园主人王献臣潇洒的归隐品德彰显得淋漓尽致;“栖迟于数亩之园, 尘事不闻, 俗客罕至, 可以避世, 可以娱老”[2]69如若艺圃主人非有如此心性, 归庄《跋姜给谏扁额后》里也难写出如此洒脱超然的诗句。

以文入园, 文学与园林的结合, 写情的, 借景抒情, 融情于景, 更显得情感的真挚动人, 园林才被赋予了与人心灵产生共鸣的情感。“我昔无画今有诗, 人生聚散能及时?一床明月一双鹤, 花开花落长相思。”[2]43如若袁枚不借《蒋诵先复园宴集图》诗来抒发对长女早早孀居的同情, 我们又怎能透过冰冷的园林建筑发现它背后隐藏的如此心殇的故事?“杨柳芙蓉次第栽, 一泓寒鉴复新开。群飞白鸟浑如鹤, 散绕青苹半似苔。垣短不将山翠碍, 廊虚能引月明来。溪鳞信美村酤熟, 莫怪游人茗艼回。”[2]142状物明志的, 似汪琬游石坞山房作《坐王咸中池亭》, 也不难看出游赏玩乐中对此情此景的喜爱, 动与静的结合, 也让园林里那别样的美变得触手可及, 园林与心的共鸣足以令人沉醉。

以文入园, 文学与园林的结合, 写个人追求感想的, 东山再起的渴望也得以在园林的点滴处彰显。“主人盖尝以谏官言事, 谪戍宣城, 虽未行, 及其老而追念君恩, 故取宣之山以志也。”[2]71 (清) 汪琬凭《艺圃后记》虽本意不是有此音言园主的出世之意, 但读之我们不难看见园主的复杂心结, 身即便出世, 但心可未尝如此罢;“见彼之为网师者, 终其身出没于风涛倾侧中而不知止, 徒志在得鱼而已矣, 乃如古三闾大夫之所遇者, 又何其超然致远也。”[2]76又如 (清) 彭启丰在《网师园说》中借园林的命名的缘由, 来取义纪事一吐心中所想, 绝妙而悄然地使褒贬之情生于园林, 超然的人格追求随之增加了苏州文人园林的深邃意蕴。

姑苏的园, 以文入园, 园林已然变为了明清苏州文人们笔下运用特殊的抒情语汇写就的一首首凝固的诗。

明清苏州的文学与园林本便是一体发展演变的, 也可说两者在不断互相影响着:一方面文学深化了园林的内涵, 另一方面园林也扩展了文学的表现方式。构园以文, 园拓文意, “文”与“园”彼此间不断地汲取生存的给养, 便决定了它们注定在自己的存在形式里留着对方的身影。

摘要：明清苏州私家园林拥有的独特魅力, 在于它与苏州文学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试图从文学的审美视角出发, 对园林景观以及园林主题进行思考和探究, 透过文学的视野, 走近与之相关的明清苏州文学, 探索出明清苏州私家园林在苏州文学影响下的主题, 以及明清苏州文学从园林中获得的新的内涵, 并让更多的人发现明清苏州文学与苏州园林的美。

关键词：明清,苏州,园林,文学,关系

参考文献

[1]陈从周.园林清议[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文学研究与文学作品 篇11

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以三至六岁幼儿为读者对象，以表现幼儿眼中的现实世界或心灵中的幻想世界为主要内容，再现幼儿审美情趣为重要美学特征，为培养幼儿成为健全社会人的启蒙文学。幼儿文学对幼儿的审美、想像、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与开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幼儿文学鉴赏则是通过各种形式，让幼儿充分感知、理解、想象文学作品中的情节线索、人物情感、角色冲突，并激发幼儿积极主动运用符号、语言、肢体动作等进行创造性表征的活动。但现今的幼儿文学作品良莠不齐，老师及家长如果没有鉴赏优秀文学作品的能力，就不能正确把握其内涵及教育价值。通过课题研究，可以提高教师和家长文学作品鉴赏能力，促进幼儿提高阅读、语言表达、创想再造、多元表征的文学鉴赏能力与水平。

表演游戏是深受幼儿喜爱的一种创造性游戏形式，是幼儿通过与作品互动感知、理解、想象文学作品中的情节线索、人物情感、角色冲突，用语言、表情、动作等进行创造性表演的一种游戏。对丰富幼儿生活体验，促进幼儿社会交往、认知、情感、语言表达、创造性想象等能力发展。其中亲子表演，更是通过家长的参与、熏染，激发每一个孩子参与表演的兴趣，营造让孩子自主、自信、自愿表达的氛围。

但目前那些文学作品适用于幼儿表演游戏的研究少，没有表演游戏剧本。大多表演游戏的开展也仅限于幼儿复述文学作品中的对话，配以简单的动作表演。如何充分挖掘文学作品鉴赏与幼儿表演游戏的最大价值，促进幼儿、教师、家长文学鉴赏、语言表达、多元表征、创想再造能力的提高？我园在实践中探索以下做法：

一、理论引领实践

我们先选取了瑞吉欧、加德纳、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作为实践研究的引领和支撑。

（一）瑞吉欧“走进儿童心灵的儿童观”。

瑞吉欧认为“儿童有一百种语言”：“文字、动作、图象、绘画、建筑构造、雕塑、皮影戏、戏剧、音乐……等，都是儿童的表达语言。因此，我们每一位教师在实施文学鉴赏、表演游戏活动的过程中，视每一位幼儿为一个能自己认识思考、发现发明、幻想表达并富有巨大潜能的孩子；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鼓励、认可接纳他们用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方式进行探究和表达；给孩子提供自我探索、自我表达、相互交流、分享展示的机会和条件。

（二）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

加德纳“多元智能论”提出：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八项均等重要的智能且呈现出的特点、强弱不同。教育者应该清晰的看到每个孩子的强弱，善于提供充分展示其智能强项的机会，引导幼儿以自身强势带动弱势智能领域发展。我园全班同时开展表演游戏的过程中就秉承这一理念：引导教师、家长，都能用宽容、接纳的态度看待孩子在创意表演、创意音效、创意道具制作小组游戏中不同、独立且有个性的表现，最大限度的挖掘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尊重个体差异，让孩子主动参与到集体表演中，促进其潜能的迸发。

（三）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

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即“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提倡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获得真善美的熏陶。我们在设置表演游戏内容、方法与组织指导策略时都遵循这一思想。作品理解与表演和表演场景的布置、服装道具设计与制作等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给孩子们创造积极参与引导幼儿构建欣赏、再现、创造表征文学作品的实践智慧。

二、“三基”助推解读——接纳孩子的个体差异。

（一）基础一：学习培训，打好教师正确解读幼儿的基础

我们利用各种学习培训直接将教师目光引向“了解孩子差异、尊重孩子创想、解读孩子心灵”。先后派教师到上海、南京、江阴等地进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语言教育》、《幼儿戏剧表演》的学习，引领教师充分了解各年龄段幼儿认知、语言、发展特点，为真正了解读懂幼儿行为，理解尊重每一位幼儿需要，促进其在原有水平上获得提高打下理论基础，将“以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根植于心，落实于行。

（二）基础二：“案例剖析”问题式研讨，打好教师实施精彩教学活动的基础。

我们从教师教学实践中选取案例，从幼儿行为表现、教师教育行为方面进行剖析，引领教师关注幼儿个体差异，倡导因人施教。例如：组织全班的幼儿同时参与表演游戏，在场地安排、表演分组方面出现：各小组之间相互干扰、教师不能掌握所有孩子参与表演的情况、道具服装形式单一等，我们就采用现场观摩录像、照片再现形式和老师研讨以下问题：

1.孩子在表演游戏中是快乐自主的吗？

2.如何有效利用班级场地，合理分组划分表演区域，分组开展表演游戏？可以怎样分组？

3.各小组分别开展哪些活动？怎样进行小组交换，保证每一位幼儿都能参与到表演中？

研讨中，老师说：“原来觉得孩子们能按照我们剧本的要求一板一眼、坚持表演就是愿意参与游戏了。现在看来是我们没有真正了解孩子，忽视了孩子主动参与、自主选择的需求。”有的老师说：“平日忙于在各表演小组中穿梭指导，忽视班级嘈杂干扰、道具单一、幼儿缺少可用的替代物等问题。通过多次实况分析我们最终达成共识：

1.幼儿表演游戏区别于幼儿舞台剧表演，它应让每一个幼儿主动参与、大胆尝试，感受到自由组合、自主选材、创造性表演的快乐。

2.根据我园园舍小的实际情况，除了区域活动外，我园集体表演游戏每周一次，分二组同时进行。即表演组、道具组，每周交换小组活动，保证每一位幼儿都参与、提高教师组织指导实效性的同时，也成为我园“乐做”特色课程创意美术活动的内容之一。

（三）基础三：多元家园共育活动，打好亲子合力共赢的基础。

为了保障家园共育的实效性，我们充分利用亲子阅读会、图书漂流分享、亲子童话剧表演、推介故事等活动，将《抓住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家中怎样指导幼儿阅读》、《让孩子爱上阅读、爱上表演》等教育内容，以班级家长沙龙、网上互动论坛、家长执教等方式，与家长进行思想碰撞与沟通，帮助家长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及指导幼儿阅读水平，同时引导家长正确看待每一个孩子不同的发展，耐心等待孩子成长。

三、“三平台”实践悦读——让幼儿敢于表达、乐于表现。

（一）平台一：班级“晨光小喇叭”，让孩子敢于尝试“我能行”。多听才会说。根据孩子的这一特点，我们整理收集了适合各年龄段欣赏的文学作品，挖掘其教育价值进行归类，整理出《晨光小喇叭—幼儿故事精选》、《教师妈妈讲故事》，以及不同类别的《向家长推荐亲子共读故事精选》。各班在晨间、餐前、午睡、离园时按需取材，分别采用听录音、教师讲、同伴讲等方式。晨光小喇叭的启动，让更多孩子爱上故事，感受到“绘声绘色、声情并茂讲故事—我能行”。

（二）平台二： 晨光童话剧团，让幼儿、教师、家长爱上表演我园童话剧团的建立从最初的教师剧团、宝宝剧团一路发展壮大，一直到现今成立了亲子表演剧团。每个班级从幼儿园推荐的绘本故事中选取适宜孩子表演的内容，改编成亲子童话剧本，组织有兴趣参与的家长和幼儿，每月进行班级亲子童话剧排练、展演。家长们既是演员又是剧务、道具和编导，先后将童话剧《小青虫的梦》、《白雪公主》、《小红帽》、《狼和小羊》，搬上舞台。和家长同台表演，孩子们异常兴奋，表演的兴趣和欲望更强烈了，台上台下碰撞出快乐的火花。

家长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对表演游戏与幼儿阅读能力的培养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很多家长说：“亲子表演不仅提高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了孩子自信与表演的勇气，还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孩子，增进了亲子关系，同时对幼儿园的课程更加深入的认识，形成了家与家、家与园的教育合力。”

（三）平台三：晨光“阅读节”，让我们一起体验共同成长的喜悦。

探究文学研究的特征与价值 篇12

一、文学研究的内涵

所谓文学研究即对文学现象的陈述和价值评价, 在时间顺序上必须后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只有相应的文学作品出现后才可以作出相应的文学研究, 没有文学作品文学研究也就成了无水之鱼, 无根之花。而文学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文学的创造, 指导文学创造和文学实践向更加好的方向发展。文学研究也是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和文学秩序的规范。因此探究文学研究的特征和价值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二、文学研究的价值

从文学研究的内涵可以看出文学研究是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本质的不断的探索, 研究和思考, 也是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本质的价值评价过程。这种评价是通过研究和思考的出来的文学意蕴, 文学意义, 如人文关怀, 人道主义等, 而并不是对文学现象和本质等进行简单的评价。文学创作于文学研究是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 不可分割的。首先, 文学研究是对文学创造, 实践等的深层次研究和分析, 文学创作和实践等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学创造和实践;其次, 通过文学研究分析文学现象, 总结出一定的文学规律有利于规范文学秩序。只有建立规范的文学秩序才能是文学创造和实践活动更加顺利和健康发展。文学研究的价值性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三、文学研究的特征

1、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逻辑顺承特性

各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 这就决定了文学研究在总体上只能作为文学各种现象材料之后的一种研究行为, 文学研究与文学创造是一种逻辑上的顺承关系。部分学者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学现象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有了文学作品才可做文学研究;而部门学者则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学现象的这种先后关系是逻辑上的顺承关系而非仅仅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因为有事是有了某种文学研究的成果后而后在这种文学研究成果的影响下产生了某些文学作品的创造和实践。文学研究通过研究的成果规范和指导文学现象, 从而使文学创造和实践时所遇到的问题得到科学的解决和指导。文学现象和文学创造共同构成了文学活动, 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进行了价值性的指导。文学研究是一些文学问题得到专业性的研究和重视,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更好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2、文学研究探寻文学规律的特性

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在逻辑上的顺承特性, 只有认清了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有价值的文学研究, 在研究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发现更有价值的文学规律。规律是通过长期的积累和研究发现和总结出来的一种普遍的规律性, 在文学研究中发现文学的规律性是使学者更好, 更有效的创造文学作品的一剂“催化剂”, 通过发现文学的规律性可以形成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后来的学者在创作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 直接有效的进行高质量, 高水平, 高雅的文学创造。如果只是一味的进行文学自身的特点和文学自身的要素分析, 而不是从全面的角度去考虑全部文学作品在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规律性, 文学的发展将会受到阻碍。而对于文学规律的发现并不是进行简单的知识整理和归纳, 而是要从相同的文学现象中发现其规律性和价值性, 对其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思考, 从而指导今后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创造活动。

3、文学研究具有规范文学秩序的特性

文学研究是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深入思考从而发现文学规律, 而文学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学研究及文学创造。在文学规律发现的基础上, 通过整合和探讨即形成了一定的文学秩序。文学秩序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时序及逻辑关系上上, 文学研究后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 文学研究和文学现象是逻辑上的一种顺承关系;另一方面, 在研究主体上, 研究者是始终是文学研究的主体和起主导作用, 研究者通过分析多种文学现象进行思考和探索, 最终发现一些文学规律, 建立科学规范的文学秩序来为文学创造服务。科学规范的文学秩序有利于良好的文学风气的形成和更多高质量文学作品的涌现。相反, 不规范的文学秩序会出现一些低俗的, 败坏文风的或扰乱文学发展的现象, 当今流行的网络文学等由于在管理和规范方面缺乏经验和有效的法律措施等使得网络文学作品“杂而乱”, 虽然出现了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但是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商业化太严重影响了文学的价值性。因此建立科学规范的文学秩序尤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4、文学研究具有独特性

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领域内的特殊学科, 它又具有独特性, 因此必须在搞清文学研究自身学科特征之前来分析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即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体现了文学研究的独特性。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创作与实践, 它的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由文学现象的独特性来体现。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品与哲学、历史等语言文本的区别在于它的虚构性、创新性。它并非简单的记录和逻辑思辨, 故文学研究必须用科学、客观的态度去审视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研究者需对文本有更多的思辨和体悟。研究者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把文学世界的体悟还原成文本语言来凸显作家及作品所表达的文学情感。文学作品往往是作家高度个性化活动的产物, 语言文本具有作者本人的独特属性与风格, 因此造成文学研究本身带有强烈的个性和针对化。它强调个人的理解和体验, 并对个性风格的研究和表达, 因此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独特性和多元化。

四、结语

文学研究作为与哲学、历史学并列于人文学科中的一级学科是在多种多样的文学现象中发现其共同点和特性, 并通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究找出文学规律, 在文学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科学规范的文学秩序, 促进文学的发展和创新。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 随着社会的进步, 借助高科技进行传播的文学方式也越来越多, 如当今流行的电子图书, 网络图书等都对已有的传统文学秩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新形势下探析文学研究的特征与价值是文学健康, 科学发展的必然。

摘要：在当代社会发展迅速, 物质文化丰富多彩的同时, 文学成为了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一大需求, 同样文学研究逐步成为了当代学者关注的话题, 许多专家及学者就文学研究的特征和价值进行了思考, 本文将初步探究文学研究特征与价值。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学现象,价值,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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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荷兰]杜威·佛克马, 著.论文学研究[M].王宁, 译.荷兰:阿姆斯特丹, 1990:154-157.

[3]张毅.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J].中国文学专题, 2007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