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精选12篇）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篇1

1 前言

所谓高科技产业, 指的是以生物科学技术、信息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管理科学技术和治理环境的新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目前我国政府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如何有效的结合西部地区实际来制定适合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与措施成为了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因此, 在当前的形势下非常有必要通过分析我国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来找到西部地区高科产业发展的途径。

2 我国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历史发展及现状

我国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分为初步发展阶段、重点开拓阶段和迅速发展阶段:

2.1 初步发展阶段 (1949-1978年)

我国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初建阶段主要是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这段时间。在此阶段, 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核能及航天等部门, 例如, 1960年第一枚地地导弹顺利研制并成功发射、1964年我国首颗原子弹成功试爆、1965年我国导弹核武器首次成功发射、1967年我国首枚氢弹成功试爆、1970年我国的第一颗自行研制的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成功升空。然而, 再这两项之外, 却没有其它更多的领域获得突破性发展。

2.2 重点开拓阶段 (1979-1988年)

我国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的重点开拓阶段主要是从1979年开始至1988年为止。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 中央将提升包括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综合国力作为高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 提出了“军民结合, 以民为主”的总方针政策。以自主研发为基础, 同时充分利用外国先进的技术、人才和资本进行互惠互利的全方位合作, 将包括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光纤通讯、激光技术、生物工程、机器人和新材料等在内的高新技术作为重点研发项目, 大大提升了我国高科技产业化的速度。

2.3 迅速发展阶段 (1988年-至今)

我国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阶段主要是从1988年开始至今。1995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顺利通过, 对于日后十五年的发展, 党中央提出了促进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 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这说明党中央对于改革开发之后突显出的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性的重视, 并积极探讨解决差异扩大的办法, 计划开始将战略开发的重点转向西部。党中央还在政策上向西部少数民族采取了扶持的方针, 1996年5月, 《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的正式出台标志着中央财政将从增量收入中取出10多亿元用来补助民族自治州的相关省份。这种政策上的倾斜是西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3 我国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上述三个发展阶段结束后, 西部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相关的产业群也具备了较强的开发能力。特别是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坦克发动机、舰艇、化工产品、精密仪器仪表、集成电路及核技术等领域, 具备了相当的水准, 尤其是对于卫星、原子弹和氢弹等军事领域的科研, 西部地区的贡献相当大。尽管如此, 与东部地区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其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高科技产业开发内容单一

就高科技产业的开发内容来看, 西部地区过于单一, 主要依靠航空航天工业技术、电子工业技术、新型材料工业技术及生物工程技术。在这几个项目上, 西部地区的优势较为明显, 发展远远快于东部地区。然而其它领域方面, 西部地区落后的程度则显得尤为巨大。尤其是生态领域, 针对西部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 并没有给出相应的科研支持, 至今仍然没有弄清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缺乏相关的技术支撑来开展治理工作。

3.2 高科技产业规模数量少

在我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中, 国家级的产业开发区共计53个, 其中仅有9个坐落于西部地区, 分别分布于成都、重庆、贵阳、昆明、西安、绵阳、兰州、宝鸡和乌鲁木齐, 从占比上来看, 只占到17.31%。东部沿海地区分布了超过全国一半以上的高科技产业园区,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以京津、沈阳大连、沪宁、齐鲁、珠江等大城市密集区为依托的五大高科技产业区, 具有相当的经济和技术能力。

3.3 高科技产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偏低

从经济指标来看, 相较于东部地区的高科技产业, 西部地区表现出偏低的主要经济指标, 到2009年底, 高科技企业分布于东部地区的共计27632个, 相应的, 分布于西部地区的仅有5678个, 两个的比例达到4.86∶1, 东西部地区在总产值、出口额、员工总数及税额上缴等方面的比例, 分别是5.72∶1, 、3.39∶1、3.98∶1及6.18∶1。从这些经济指标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中的主要经济指标偏低, 造成了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过慢。

3.4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过慢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可以通过地区高科技产业的企业数、总产值、总收入以及出口总额情况来反映, 本文选取了在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重庆、成都、贵阳、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宝鸡、昆明、绵阳等九大高科技产业开发区, 通过比较其不同年份高科技产业的企业数、总产值、总收入以及出口总额在全国的排名来反映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表1是上述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在不同年份的排名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速度较慢, 西部地区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无论是企业数、产值、收入以及出口方面在全国的排名都在呈现不断程度的下降, 与东部地区相比, 总体发展速度缓慢。

资料来源:2000年、2005年、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资料整理。

3.5 资本市场发展不足

良好的资本市场与运作机制, 不但可以有效的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同时伴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进步, 也会反过来促进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两者相辅相成, 互为依托。而资本市场的发展滞后也是我国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资本市场的层次感较差, 不但没有迎合各种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 也难以满足大量的投资者的投资需求。第二, 西部地区没有更多的交易品种可以选择, 很难吸引融资方和投资方的兴趣。第三, 由于我国缺乏健全的市场监控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 在这种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下, 风险评估体系就无法做到公正和公平, 对于资源的配置就显得过于缺乏效率, 这也进一步影响了西部地区的融资能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 目前我国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中主要存在高科技产业开发内容单一, 高科技产业规模数量少, 高科技产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偏低,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过慢, 资本市场发展不足等问题, 我国政府应针对这些问题努力缩小东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差距, 政府应大力调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应加快和促进东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的经济与技术合作, 促进东西部地区高科技产业的人才交流, 并完善西部地区各类高科技产业发展政策。

参考文献

[1]赵丽, 孔德明.东西部差距根源探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7, (02) .

[2]林凌, 刘世庆.为东西部差距扩大号脉[J].西部论丛, 2008, (11) .

[3]林凌, 刘世庆.审视西部大开发[J].西部大开发, 2009, (06) .

[4]东西部差距扩大的原因[J].领导决策信息, 2008, (36) .

[5]张锋.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趋势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8, (06) .

[6]周鸿.东西部差距之根源[J].生态经济, 2009, (03) .

[7]尹辑文.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2008, (01) .

[8]乔国锋.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对东西部差距成因分析[J].太原大学学报, 2009, (02) .

[9]杨忠泰.解析陕西科技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现象的深层原因[J].理论导刊, 2008, (09) .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篇2

发展我国西部旅游经济的思路

发展旅游业向来以投资少、见效快、辐射效应强等特点备受青睐.本文认为,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机遇,通过发展旅游经济,将我国西部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科学合理地利用起来,是加速大开发的一条有效途径.本文从分析旅游业对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入手,指出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将坚持高起点,确保可持续性,提高旅游服务中的高科技含量,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等作为总体思路.

作 者：赵琳  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 刊 名：山东经济 英文刊名：SHANDONG ECONOMY 年，卷(期)： “”(1) 分类号：F592.3 关键词：旅游资源   旅游经济   西部大开发   总体思路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篇3

关键词：创业投资 西部地区 对策

一、 我国西部地区创业投资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國创业投资行业的投资地域分布开始显现“西进”的趋势，西部地区的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均逐年增长。但是总体来说，目前国内的创业投资主要还是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在急需资金的西部分布相对较少，西部地区创业投资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1.本土创业投资企业规模

目前，我国创业投资的主体趋于多元化，其中由政府直接设立或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占大多数，其次是民营企业，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的外资和合资企业较少。截止2010年底，西部12个省区市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共有70家，仅占全国总数的10.74%。可见，创业投资在西部尚未真正形成气候，力量较弱。

相比国内较早对外开放的地区，西部地区本土创业投资企业明显势单力薄，其资产规模普遍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不少正在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的企业自身还属于成长阶段，资金实力不强。

从新增的创业投资企业数量来看，2010年西部12省区市共新增承业投资企业19家，占全国总数的12.75%，其中四川、陕西、内蒙古和重庆分别新增了8家、7家、4家和4家，增长较快。2010年新增投资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了431911.60万元，占全国总量的20.85%，资产增长情况较好。

2.吸引创业投资的能力

2010年度西部地区吸引创业投资金额达到239758.80万元，占全国总额的10.15%，西部各省区市平均吸引创业投资金额与当年GDP之比为3.00%，其中陕西为8.40%，宁夏为6.78%，处于全国前列，但西部其他地区的吸引能力尚低，与东中部地区有明显差距。

3.被投资行业

西部地区的创业投资集中于传统行业。CVSource 统计显示，传统制造业是西部地区近几年投资机构最为青睐的行业，其次分别是能源、医疗健康及农林牧渔。这充分显示出西部地区在能源及资源方面的潜力和优势，同时也暴露出了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处于比较落后的局面。

二、导致西部地区创业投资落后局面形成的原因

1.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吸引创业投资能力较低

西部地区经济相对于全国尤其是东部来说并不发达，西部地区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尤其是高新技术项目的数量远远少于东部地区，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数量也少于东部，需要转化的科技成果数量自然也大大低于东部。

2.人才匮乏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关键所在。人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是创业投资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东西部的发展不均衡和近年来人才政策的放开以及人才流动的灵活性增加导致了西部地区优秀人才的严重流失，使得原本人力资源就相对薄弱的西部地区人才更加匮乏。因此人才不足是目前制约西部地区创业投资发展的瓶颈因素，也是给创业投资带来风险的主观因素之一。

3.信息渠道不通畅

对于创业投资机构或创业投资家来说，多渠道的项目来源，才能形成充分的项目流，才能保证筛选出高质量的项目。这就要求创业投资家有一个多渠道的信息网络。一般来说，项目来源主要有两种:(l)创业企业的主动申请或创业投资者的主动寻找；(2)中介机构的推荐。由于在西部由于中介机构不健全，投资与被投资双方的信息渠道不畅通，目前主要是靠创业企业进行主动申请或创业投资者主动寻找项目，这导致可供选择的项目数量的不足和投资的低效。

4.退出机制不健全

创业投资作为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行为,其成功的前提条件是股权及时变现.因此创业投资的退出是创业投资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顺畅的退出渠道是高额收益的安全保障,是创业投资成败的关键.由于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二板市场,再加上针对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导致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不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

三、发展西部地区创业投资的建议

1.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推动西部的科技创新，增强创业投资吸引力，应坚持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的有机结合，紧紧依托资源和政策优势，开展科技交流与合作，并借助外力加快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特别是要积极拓展与东部地区的科技合作、学术交流和技术转移，大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2.引进高素质人才

应该加强政府扶持力度,下大功夫引进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尤其是拥有创新成果、通晓国际先进管理、善于运作资源的创新创业人才，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配套政策，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使西部成为高层次人才向往和创业的理想之地。

3.改善信息渠道

改善以往的投资者和创业者主动寻找投资机会的模式，政府应为双方创造良好的交流机会，如定期开展项目交流会等活动，搭建互动互利的合作平台，提高项目考察效率与投资成功率。与此同时应大力推动中介机构的发展，加强中介机构的规范运作，从而改善投资环境。

4.进一步完善退出渠道

目前，我国在退出渠道方面，市场的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功能也急需拓展。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政府责无旁贷，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加强政府引导，进一步完善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创投企业退出机制，同时规范产权交易市场，构建金融服务平台，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改善资本市场，从而使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变得更加通畅。

综上所述，尽管西部地区发展创业投资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随着西部创业投资政策与环境的不断完善，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潜力、合理的配置及大于东部地区的政府扶持力度等有利条件，可以说西部的创业需求会不断高涨，创业投资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玉臣.创业投资管理［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

［2］冯中圣,沈志群.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1［M］.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

［3］张凤岗.中国创业投资研究 ［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郭陈华)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篇4

1. 东中西部地区GDP增速高低格局呈现转换态势。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实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 逐步梯度转移和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 (1978~2006年) 中, 区域经济增速一直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 东部地区生产总值 (GDP) 增速始终领先中西部地区, 但领先幅度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而逐步缩小。直到2007年, 这种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出现转换, 中西部地区GDP增速实现对东部地区的反超, 并且超越幅度呈现扩大的趋势, 发展为“西高东低”的格局 (见图1) 。如, 2004年, 我国东部地区GDP加权平均增速为14.3%, 分别高出中、西部地区1.5个和1.3个百分点;而2010年, 中、西部地区GDP加权平均增速为13.8%和14.2%, 分别高出东部地区1.3个和1.7个百分点。

从各省 (区、市) 情况看, 2004年与2010年各省市GDP增速分布格局形成鲜明对比, 也印证了我国区域GDP增速从“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转换的现象。2004年, 在东部地区11个省、区、市中, 北京 (14.1%) 、天津 (15.8%) 、上海 (14.2%) 、江苏 (14.8%) 、浙江 (14.5%) 、山东 (15.4%) 和广东 (14.8%) 7个省市GDP增速超过14%, 而中西部地区20个省、区、市中仅山西 (15.2%) 和内蒙古 (20.9%) GDP增速超过14%, 广西 (11.8%) 、贵州 (11.4%) 、云南 (11.3%) 和宁夏 (11.2%) GDP增速相对较低。到2010年, 中西部地区的湖北 (14.8%) 、广西 (14.2%) 、重庆 (17.1%) 和四川 (15.1%) 等10个省、区、市GDP增速超过14%, 而东部地区仅天津 (17.4%) 、辽宁 (14.2%) 和海南 (16%) 3个省市GDP增速超过14%, 北京 (10.3%) 和上海 (10.3%) GDP增速排名垫底。

注:本文全部数据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省 (区、市) 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上图东、中、西地区GDP增速数据为加权平均数。

2. 工业呈现“自东向西”梯度转移的趋势。

从工业发展速度看, 工业增加值增速在2005年出现由“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转换。随着东部地区用工成本、商务成本刚性上升, 部分不具备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2003年, 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加权平均增速为17%, 分别高于中、西部地区2.9个和1.8个百分点;而2010年, 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加权平均增速为21%和20.2%, 分别高于东部地区4.2个和3.4个百分点。

从主要指标占比看, 2005年以来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不断提高, 而东部地区占比则逐渐下降。2010年, 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7.8%、12.9%和15.9%, 分别比2004年提高2.5个、2.4个和3.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3项指标比重分别为20.4%、20.6%和22.3%, 分别提高0.8个、4.4个和3.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3项指标比重分别为61.8%、66.5%和61.8%, 分别下降3.4个、6.8个和7.1个百分点。

从工业产品产量看, 在3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 2010年与2004年相比, 东部地区有27种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中西部地区比重则相应提高。分产品看, 东部地区硫酸、纯碱、化学农药原药、塑料、水泥、大中型拖拉机、轿车、家用电冰箱、房间空调器、家用洗衣机和发电量等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较多, 中西部地区比重则上升 (见表1) 。这反映出近年来化工、水泥、交通运输设备和家用电器等制造行业呈现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趋势。

(2010年与2004年相比)

单位:%

3. 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更加旺盛。

从投资增速看, 除2003年外, 其余年份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快于东部地区, 特别是2005年以来这种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2005-2010年, 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1.5%和28.3%, 分别高于东部地区9.8个和6.6个百分点。其中, 2009年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达35%和38.2%, 高于东部地区12个百分点以上。

从投资率看, 中西部地区投资率 (资本形成总额相当于支出法GDP的比例) 持续攀升, 东部地区投资率则相对平稳。2006年以来, 中西部地区投资一直高于东部地区, 且高出幅度不断扩大。2010年, 东、中、西部地区投资率分别为50.2%、60%和67.1%。分省 (区、市) 看, 2010年, 西部地区的内蒙古 (77.3%) 、广西 (82.4%) 、云南 (77.2%) 、西藏 (111.4%) 、青海 (80.5%) 和宁夏 (92.5%) 6个省 (区、市) 投资率超过75%, 而东部地区仅天津 (75.1%) 投资率超过75%, 上海和北京投资率均为43.2%, 处于全国最低水平。

从投资需求看, 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投资需求十分强烈。因此, 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和高投资率具有合理性, 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正常结果。从资金供给看, 资本要素从东部地区流入西部地区, 是西部地区高投资率的主要外部支撑因素。2001年以来, 从GDP使用看, 东部地区始终表现为商品和服务的“净流出”, 而西部地区始终为“净流入”, 中部地区在2007年也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2010年, 东部地区合计“净流出”14109亿元, 相当于东部地区支出法GDP的比例为11.2%。除天津“净流入” (1232亿元) 较多外, 东部地区大部分省 (区、市) 为“净流出”。其中, 江苏 (3014亿元) 、浙江 (2101亿元) 、山东 (2339亿元) 和广东 (6471亿元) “净流出”较多。中、西地区“净流入”分别为6831亿元和14021亿元, 相当于中、西地区支出法GDP的比例分别为10.8%和25.7%。除江西外, 中、西地区其余省 (区、市) 均为“净流入”。其中, 内蒙古 (1954亿元) 、吉林 (1818亿元) 、河南 (3095亿元) 、广西 (3167亿元) 和云南 (2646亿元) “净流入”较多。

4. 东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支更加协调。

从财政收入看, 中西部地区财政实力增强, 财政收入增幅逐步超过东部地区。2006年以来, 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总体高于东部地区, 2010年, 西部地区增速为30%, 中部地区增速为25.3%, 分别高于东部地区7.3个和2.6个百分点。

从财政支出看,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2005年以来, 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下拨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占全部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比重持续下降, 而中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2010年, 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下拨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 (没有扣除上年财政收入结转因素) 占全部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比重为25.2%, 比2004年下降8.3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4.2%和40.7%, 分别提高3个和5.3个百分点。

5. 中西部地区主要总量指标占比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 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快并持续高于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地方合计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 东部地区比重则有所下降。2010年, 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地方GDP合计的比重分别为24.1%和18.6%, 分别比2004年提高0.5个和1.6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提高6.8个和3个百分点。

6. 东中西部地区主要人均指标差距逐步缩小。

从人均GDP看, 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与东部地区差距逐步缩小。2004年, 中、西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东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48.8%和39%;到2010年, 该比例分别提高到54.3%和48.8%。分省 (区、市) 看, 各省市人均GDP差距也明显缩小。2004年, 人均GDP最高省市 (上海) 是最低省市 (贵州) 的13.1倍, 2010年缩小到5.8倍。

从职工平均工资看, 中西部地区职平均工资与东部地区差距也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2004年, 中、西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相当于东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64.6%和71.8%;到2010年, 该比例分别提高到72.7%和77.6% (见表2) 。

综合上述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为:经济增长格局已逐步实现由“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的转换, 经济增长极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态势明显。这种转换, 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符合我国东部沿海经济率先发展, 然后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经济发展战略, 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具有其合理性。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商务成本刚性增长, 产业和资金将自发流向中西部地区“成本洼地”, 以实现利益。而东部沿海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速度减缓, 需要调整转型, 以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较快发展。

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转型发展压力分析

1. 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容忽视。

近年来, 中西部地区经济虽然保持高速增长, 但总体上还没有摆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可持续性问题不容忽视。一是经济增长过度消耗能源资源。中西部地区单位GDP能耗水平明显高于东部地区。2010年, 西部地区半数省 (区、市) 万元GDP能耗高于1.8吨标准煤, 中部地区多数省 (区、市) 万元GDP能耗高于1.11吨标准煤, 而东部地区多数省 (区、市) 万元GDP能耗低于0.83吨标准煤。西部地区能源资源类行业对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居高不下, 而其他行业贡献率较低。二是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分依赖。2010年中西部地区投资率高达60%以上, 投资增速近年来保持30%左右高位运行。三是劳动力供给面临“刘易斯拐点”压力。据预测, 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将在2013年后转为下降, 劳动力供求关系将发生改变, 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必然趋势, 这对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压力。四是生态环境约束强化。一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一旦被污染破坏, 治理成本和难度非常高, 将陷入得不偿失的窘境。五是科技研发投入水平较低。2010年, 中西部地区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1.14%和1.07%, 明显低于东部地区1.99%的水平。

2. 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要求更加迫切。

从国际环境看, 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 世界经济形势将错综复杂, 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继续延伸和发展, 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减缓, 将在波动曲折中维持低速增长的态势。二是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和空间的减少, 国家、地区间博弈纷争加剧, 各种经济和贸易的摩擦此起彼伏。三是由于地质等自然活动进入活跃期, 全球自然灾害的频率和程度比以前更严重, 自然灾害成为继资源后新的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四是在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区域产业缺失和对现代生活方式过度依赖的情况下, 全球抵抗经济与灾害危机冲击的能力日渐脆弱。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只有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才是正确的出路。

从自身发展看, 东部沿海地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只有转型后才能在新的更高水平实现经济平稳增长。从需求看, 过去支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外贸出口已经弱化, 外需难以恢复持续高增长的态势。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 (外贸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例) 较高, 经济增长受国际经济金融波动的影响更大。2010年, 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高达72.6%, 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外贸依存度超过100%, 远高于中西部地区10%左右的水平。从产业看, 东部地区产业总体仍处在国际价值分工链的中低端,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仍不够强, 产业附加值较低, 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同时, 商务成本刚性上升, 产业外延式扩张的发展空间不断缩小, 低成本的经济增长优势已然消失。

三、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促进科学崛起和加速转型

1. 积极推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科学崛起。

当前,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已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 中西部地区商务成本洼地的比较优势逐步显现。在本轮国内产业自东向西的转移过程中, 中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 以实现经济的科学崛起。一是要避免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中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教训, 实现跨越式发展。如经济增长不能以过度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 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防止收入差距扩大和居民消费率偏低;有序推进城镇化, 减少“三无”失地农民和“城中村”等。二是要深化区域合作, 积极引导生产要素流向中西地区, 更好地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产业梯度转移, 既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 也是政府产业政策引导的结果。中西部地区应科学规划产业发展, 加强对产业转移内外资的招商引资和服务, 有取有舍地承接产业转移。

2. 积极引导东部地区经济加速转型。

东部沿海地区历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必须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发展, 继续对全国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一是要转变思路, 不能因商务成本刚性上升而去制造“成本洼地”, 而要适应成本上升的趋势, 及时主动调整产业结构, 淘汰和转移不具备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三高”行业,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提高服务中西部地区和服务全国经济发展的能力。二是要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一项打基础、建机制、利长远的工作, 对加快转型发展具有引领作用。要提高敢于改革的积极性, 增强善于创新的能力, 通过改革创新激发转型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三是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和人才资源优势,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四是要更加注重合理分配问题, 加强收入分配和劳资关系调节, 提高居民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 保障经济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

摘要：近年来, 从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等多个领域增速比较分析看,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已实现由“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转换且“西高东低”现象逐渐成为常态。但是, 各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面临可持续性问题,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压力明显增大。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各区域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中西部地区利用“成本洼地”优势和抓住产业梯度转移机遇实现经济的科学崛起, 东部地区则依靠体制机制、人才、创新等优势实现经济加速转型。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篇5

摘 要：从2007年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我国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农业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我国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经营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持续快速发展。

关键词：西部地区；农业保险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0017-2014(5)-0077-04

一、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经营情况

20世纪80年代，西部12省（市）区先后开办农业保险，但高赔付率使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持续收缩。直到2007年，随着国家财政支持力度和政府推动力度的不断加大，农业保险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农业保险的承保险种明显增多，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覆盖领域逐步拓宽，保险主体日益多元，功能作用逐步发挥，各项试点稳步推进。

（一）保费规模不断扩大。2013年，西部12省（市）区农业保险共实现保费收入111.8亿元，是2007年的5.23倍，年均增速达到60.38％。其中，总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内蒙古、四川和新疆，保费收入分别达到27.84亿元、27.35亿元和26.3亿元，且分别位居全国第二、三、四位。

（二）保险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截至2013年末，中央财政支持的险种有15种，主要包括能繁母猪保险、奶牛保险、水稻保险等等。各省（市）区结合本地又推出100多种特色农业保险。如：新疆的薰衣草、留兰香、红花、苜蓿种植保险;宁夏的压砂西瓜保险;云南的青稞、甘蔗保险;广西的芒果、竹子保险等等。其中，部分险种覆盖面达90％以上，如新疆棉花的承保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98.7％，宁夏奶牛的承保数量占总养殖数量的95.5%。

（三）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随着各级政府对于农业保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财政补贴力度逐年增加。《农业保险条例》出台后，各级政府更是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全方位地保障农业保险工作顺利推进。其中，新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最多。2013年，新疆农业保险分别获得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补贴13.12亿元和3.56亿元。

（四）保险保障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13年末，西部12省（市）区农业保险累计为2318.37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2698.69亿元，支付赔款60.83亿元，受益农户217.32万户次，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同时，农业保险覆盖区域逐渐扩大。其中，新疆农业保险实现全疆地州全覆盖，陕西农业保险经营区域也已覆盖到了全省所有市和县区。

（五）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近年来，各地政府与保监部门大力推进农村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初步建立了“以县乡保险机构为主，政府‘三农’保险服务办公室为辅，行政村保险协保为补充”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例如，截至2013年末，陕西省已设立县乡保险分支机构177个，负责农业保险承保、理赔和防灾防损等工作;已建立三农保险服务办公室1136个，负责指导、协调和宣传“三农”保险工作;已聘请农村协保员1.1万人，协助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基层服务。

二、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地方政府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推动。首先，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民缺乏风险与保险意识，需要基层干部进行宣传引导;其次，农村地域辽阔、农户分散，农业保险的展业承保、防灾防损、定损理赔等环节都离不开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与协助；同时，基层干部更了解当地农民的生产经营状况及风险损失情况，有利于配合保险公司防范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再次，开展农业保险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如防灾减灾、民政救济)、保险公司以及投保农户之间的关系。然而，部分地区对农业保险的重视程度不够。例如，有的地区农业保险发文较晚，发文时当地农作物已过了种植期，不仅导致大部分业务均为倒签单业务，而且导致各项农业保险工作不能完全按照农时完成。调查发现，凡是政府给予足够重视的地区，农业保险工作进展顺利;凡是政府不关心、不重视的地区，农业保险工作普遍进展缓慢。

（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不够。一是中央财政补贴方式不利于欠发达地区。按照财政部制定的农业保险补贴办法，中央实行“敞口”补贴，中央财政在省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进行配套补贴，且中央财政补贴比例高于地方财政补贴比例。以陕西省和内蒙古为例，在2012年两省区农业总产值相近的情况下，由于财政收入差距较大，陕西省和内蒙古省级财政补贴分别是8000万元和7.5亿元，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分别是1.05亿元和7.5亿元。二是部分县区财政配套比较困难。由于部分县区财政困难或未将农业保险补贴纳入当年预算等原因，无法配套资金，尤其是试点项目多、试点面积大或头数多的县区配套资金已成为其严重的财政负担，导致补贴资金难以到位。例如，甘肃省的农业大县大多自身财力有限，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某财险公司2012年开办政策性马铃薯保险的32个县区中尚有16个县区，涉及1264万元县级财政配套资金未能到位；2013年开办政策性马铃薯保险的51个县区中，仅有3个县区的县级财政配套资金到账。

（三）农业保险保障作用有待加强。一是农业保险保障标准低，涵盖不了生产成本。以四川粮食作物保险为例，近年来随着种子、化肥等价格的上涨，粮食作物每亩生产成本普遍达到500元左右，而保险金额基本不变，仅为300元左右，增速远低于同期通货膨胀率，保障水平不能覆盖直接物化成本。在生猪保险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四川保监局实地调研中，当被问及“农业保险哪方面最需要改进时”，75%的被调查农户认为“保障程度需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而提高”。二是保险产品未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目前，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向上游深入，和农业生产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产业链条，而保险公司的服务重点仍局限在种、养殖业等农业生产环节，没有通过整合保险产品，有效对接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环节，从而限制了保险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保障作用。三是部分地区农业保险覆盖面仍然偏低。近年来，虽然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属于我国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且相当一部分地区是贫困地区，农业保险覆盖面仍然存在偏低的问题。如青海省地处偏远，全省46个县中有国家级贫困县15个，省级贫困县10个。目前，共有6个县未开展农业保险。2013年种植业的参保面积仅占全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6%；具有藏区特色的牦牛、藏系羊保险仅在一个县开展试点，牦牛、藏系羊参保数仅占全省存栏数的7.5%和4.2%；小麦的参保面积也仅占全省种植面积的17%。

（四）农民投保积极性普遍不高。农民投保积极性普遍不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民收入偏低。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整体偏低，这大大影响了农民投保意愿。例如，2013年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791元，仅占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的27.13%。在住房、医疗、升学等各方面压力下，有限的收入使农户难以支付维持基本生活以外的保险费，限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二是部分地区农民承担比例偏高。以小麦、玉米、棉花保险为例，陕西省农户自担25%，而内蒙古农户自缴保费比例不超过10%。三是农民参保意识薄弱。多年的农耕文化使农民养成了“靠天吃饭”的经营思想，大多数农户缺乏风险补偿意识，以及因宣传上的不深入、不细致，使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不足，宁愿抱存侥幸心理，祈望风调雨顺保收成，甚至还有人错误地认为农业保险是政府在帮助保险公司赚钱。

（五）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积极性受挫。由于农业经营具有分散性特点，保险公司保费收取和灾害鉴定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营成本相对较高。加之，农业灾害的频发性特点，导致保险公司赔付率相对较高。过重的经营成本压力和过高的赔付率，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经营效益，从而降低了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还有，由于保险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在承保和理赔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据广西崇左市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反映，在开展能繁母猪保险业务过程中，全市没有一户母猪养殖专业户参保，参保的全部是散户，无论在防疫方面还是出险方面，散户的风险都较难控制；尤其是在两县交界处的村屯，发生母猪病死时，常常会发生受灾户重复索赔的情况。因此，保险公司承保时对散户都特别谨慎，一般不轻易接受投保。保险公司积极性受挫的最终结果就是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不足，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农户的需要。例如，广西共有34家保险经营主体，但目前仅有人保财险、太平洋财险和北部湾财险3家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仅占保险经营主体的8.82%。同时，有限的经营主体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在微利经营状态下，保险公司缺乏创新产品、改善服务的内在动力，网点覆盖面狭窄、服务意识差，广大农户的保险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六）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尚不到位。调查发现，西部12省（市）区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大都是保险公司自担风险，或通过提取大灾风险准备金、商业再保险等形式，部分地区还有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风险的机制。例如，宁夏关于养殖业保险实行当年保费5倍封顶的赔付办法：全区养殖业保险赔款在当年保费2倍以内的，由人保财险全部承担；全区养殖业保险赔款在当年保费2倍―3倍以内的，由人保财险与政府按1?U1比例承担；全区养殖业保险赔款在当年保费3倍―5倍以内的，由人保财险与政府按1?U2比例承担。虽然，各地保险公司都有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但都未建立起完善的巨灾风险分散制度。这不仅降低了保险公司防范巨灾风险的能力，而且增加了政府和保险公司的财务负担。例如，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金[2008]26号）中规定:“经办机构应按补贴险种当年保费收入的25%的比例计提巨灾风险责任准备金，逐年滚存。”但由于该比例较高，造成各公司经营压力较大，各保险总公司实际提取巨灾风险准备金的标准各异，且部分地区风险准备金的使用受到制约。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农业保险业务风险全部由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地方政府不承担风险。承保的保险公司根据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20%提取巨灾风险准备金。然而,巨灾风险准备金的使用却由自治区分公司根据各盟市受灾情况及理赔情况统一调度，盟市保险公司无权动用巨灾风险准备金。

三、对策建议

（一）健全机制，确保农业保险稳定发展。一是健全农业保险组织领导机制，大力提高各级政府的重视程度。建议西部12省（市）区全面建立以分管农业的省长（市长）、主席任组长的省级农业保险领导小组或组织协调机构，将农业保险发展情况纳入政府工作考核体系，将责任落实到区县、落实到乡镇。二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长效机制。首先，建议中央财政补贴政策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适度提高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减轻地方政府和农民负担;其次,建议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纳入省级财政预算常规项目，明确每年财政预算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比例。同时，鉴于近年来县级财政补贴资金配套困难且不能及时拨付的现状，逐步取消县级财政资金配套要求。三是逐步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一方面，设立巨灾风险基金。可根据政府的财力，由各级政府、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龙头企业共同出资，也可以从每年的专项基金如粮食风险基金中抽取一定比例等，设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另一方面，构建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承接机制。建议由中央政府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扩大这部分业务)，还可以通过在国际保险市场上安排进一步的再保险保障，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分散风险、分摊损失。

（二）多措并举，加强农业保险保障作用。一是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标准。建议保险公司根据物价上涨水平，适度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标准，以更加接近农业生产实际成本，提高农民投保积极性。二是针对有些地区种植业或养殖业保险试点面积小或数量少，覆盖面过低的情况，建议加大省级财政投入资金规模，不断扩大试点面积和试点地区。二是继续加大政策争取力度。例如，苹果属于陕西省特色农业，陕西省应该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力争将苹果保险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补贴范围之内，减轻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和农民缴费压力。三是积极开办新险种，全面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如开办服务当地特色农业发展的保险产品。同时，努力将其一并列入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计划。

（三）加强宣传，增强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保险机构应主动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保险知识宣传，让农业保险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使广大农民了解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知晓参加农业保险的程序、理赔方式及理赔金额等，使农民真正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提高投保积极性。同时，政府机构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农民提高收入。例如，通过优惠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增加其经济作物的产量、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方式帮助农民提高收入，从而提高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

（四）加大支持，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一是加大财政补贴。建议政府提供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和再保险费补贴，降低保险公司经营成本，从而激励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二是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建议政府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制订更多的税收减免和税率优惠措施，如减免经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的所得税，以降低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成本，增强抗风险能力。三是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对农业保险发展要予以更大的行政支持，包括对农民进行保险宣传和引导、协调各方关系、协助保险公司进行展业承保、防灾防损、定损理赔等等，为农业保险工作有效开展提供坚实后盾。

参考文献

[1]蔡丽华.浅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J].青海金融,2013,(4):47-50。

[2]丁少群,王信.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技术障碍与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研究[J].保险研究,2011,(6):35-38。

[3]化安庆.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面临困难与对策建议[J].金融纵横,2011,(4):26-29。

[4]聂峰.我国农业自然灾害保险救助问题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8,(4):102-106。

[5]张长利.构建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的思考[J].上海保险,2009,(6):20-23。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Agricultural Insuranc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BAO Qiong

(Xi’ 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75)

Abstract: Since carrying out policy-oriente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2007, agricultural insuranc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and has been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agricultural economy.The paper discusses the operations and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sustainabl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Keywords: western region;agricultural insurance

我国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状况分析 篇6

“扩内需、保增长、促就业”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来说，如何有效促进农民增收，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是扩大其消费需求、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对此，有必要系统梳理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现状，摸清家底、找准问题，为下一步发展理清思路。

一、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变化特点

(一)西部大开发以来农民收入增幅加快

从2000年到2008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西部各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逐渐加快，2007、2008年几乎所有省区名义增速都超过10％，增速最快的重庆市2007年更是达到22.1％。2008年，除广西、青海、西藏和新疆外，有8省(区、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15.0％)，其中，贵州、内蒙古和云南三省区增幅都达到17.8％，陕西为18，6％。2000-2008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661元增加到3560元，年均增长10.0％，略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速(9.8％)。

(二)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加大，部分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成为新亮点

家庭经营收入依然是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比重在不断下降。2000年，家庭经营收入占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71.2％，到2007年降至60.5％。与此同时，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逐渐上升，2000年为23.5％，2007年增加到31.2％。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也在扩大，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3％)。

在西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一些地区，如重庆、内蒙古，家庭经营收入在2007、2008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重庆市农民家庭经营收入2007、2008年分别增长22.9％、21.5％。2008年这项收入增长15％以上的还有内蒙古和西藏，2007年则覆盖了广西、贵州、内蒙、四川和西藏。如果说2007年的增长得益于农产品价格的整体上涨，2008年重庆和内蒙古的强劲增势则可以在一定程度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把农业家庭经营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还是大有文章可做。

(三)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依然在扩大

尽管这两年增速加快，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收入差距依然明显。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而西部12个省区没有一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内蒙古为4656元，最低的甘肃仅为2724元。与中部、东北和东部地区相比，从以往年份看绝对差距的扩大趋势更为明显。以中西部相比为例，2005年，两个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之差为577.7元，到了2007年，它们之间的差值上升到了816元。而东西部2007年的差值更是达2826.6元。

(四)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状况突出

一是西藏、云南发展势头良好，内蒙古、重庆、四川继续领跑西部。1998年，内蒙古、四川和重庆农民人均纯收人位于西部12省(区、市)前5名，西藏、云南则分别位居倒数1、3名。10年来，西藏、云南发展势头良好，尤其是西藏，年均增速接近10％。2008年，西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从原来的西部第12位上升到第7位，云南也从第10位上升到第9位。基础较好的内蒙古、重庆和四川持续保持较好的发展状态，平均增长速度都超过8.5％，2008年这3个省(区、市)的农民收入位居西部前3位，且已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甘肃、贵州追赶速度偏慢，广西原有优势日趋弱化。1998年，广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曾经在西部省区中排名第2，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0元。在10年的发展中，年均增速仅为6.47％，在西部地区中增速最慢。2008年其农民收入水平为3690元，在西部排名降为第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将近1100元。发展较慢的还有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的甘肃、贵州等省，它们的年均增速都在7.7％以下，非但没能实现追赶，与较好省份的差距日渐加大。2008年，农民收入最低的甘肃省，人均纯收入2723元，仅为内蒙古的5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38元。

二、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一)西部地区农民各分项收入普遍低于其他地区水平

从2007年的数据看，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差距是全方位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基本都低于其他地区。这一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028元，而全国平均4140元，东部地区5855元，东西相差将近一倍。工资性收入东部地区2796元，西部地区仅944元；家庭经营收入东部地区2518元，西部地区1832元。除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略高于中部地区之外，其他各项收入都排在全国各大区域的最后一位。

(二)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乏力是制约部分省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

从1998-2008年的年均增长率看，几乎所有省(区、市)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都快于全国1998-2007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外出务工等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对于绝大部分省(区、市)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但家庭经营收入所反映出来的情形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状况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外出务工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在弱化，所以往往会因此忽视家庭经营收入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作用。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恰恰表明，所有发展得好的省(区、市)其家庭经营收入都有一个持续、较强的增长；所有增长缓慢的后进省份其家庭经营收入都增长无力。西藏、重庆、内蒙古、四川、云南和新疆等省(区、市)年均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都超过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青海、宁夏、贵州、陕西、甘肃和广西都低于5％，除宁夏外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广西在2004年以前主要增长来自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1998年1499.8元，2004年仅为1365 3元，多数年份处于负增长或停滞不前状态，2005年开始才有所恢复。甘肃、贵州这种类似局面也一直延续到2004年才开始得以缓解。

(三)转移性收入客观上拉大了收入差距

来自各级财政的转移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发挥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但这种补充由于转移支付的目的及操作方式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区域间收入差距。从全国来看，西部地区农民的转移性收入远低于东北和东部地区；从西部省份内部看，农民收入水平本已较高的内蒙古、四川和重庆，转移性收入水平也高于其他大多数省(区、市)。2008年，内蒙古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516.8元，广西175.元，两者相差1.95倍。

(四)外出务工或家庭经营都构成

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

在西部各省(区、市)中，2008年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最高的是重庆、四川和陕西，分别为42.78％、39.32％和39.18％；比重较低的是云南、内蒙古和新疆，分别为19.9％、17.32％和12.07％。家庭经营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状况恰好相反，新疆、云南和内蒙古比重最高，陕西、四川和重庆最低。这6个省(区、市)中，内蒙古、重庆、四川和新疆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处于西部省区前6位；而且增长势头良好，内蒙古、重庆、四川、云南和陕西1998-2008年均增数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发展较好的省(区、市)不是单一地依赖外出务工或者单一依靠农业家庭经营，而是结合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地依靠某种发展路径。外出务工为主体的工资性收入或者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家庭经营收入都可以促进当地经济较好发展以及农民收入较快提高。

三、简要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低迷和调整之后，近年来尤其是2007、2008年西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大幅度提高，增收效果明显。有些省区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外出务工或者农业家庭经营的潜力，保证了家庭经营收入乃至农民人均纯收入较快稳定地增长。但是，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差距依然很大，西部地区农民增收任务相当艰巨。有些省区因为农业家庭经营的落后延缓了发展步伐。针对西部相对落后省区农民收入增长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

第一，强化对甘肃、贵州、宁夏等省区的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支持，鼓励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当地特色的农、林、牧产业，在生态脆弱地区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支持使用高效低价的节水灌溉模式，用科技支撑力量促进西部省区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增强农民家庭经营的创收能力。

第二，加大西部地区农民创业促进工程试点支持力度，着力打造促进农民创业就业的创业园区和创业基地，培育创业项目。探索“泛北部湾”、“成渝经济区”、“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泛珠三角”等国际、国内区域合作的发展平台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机制，有效发挥西南沿海、沿边和西北面向中亚的比较优势和区域带动作用，着力改变一些省(区、市)农民收入长期低迷的格局。

第三，大幅度增加中央对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倾斜力度，改变地方财政配套能力不足的格局，尽快探讨既有助于鼓励积极性又不至于人为拉大区域差距的补偿办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篇7

一、重庆保税港区的概况及其功能定位 (1)

(一) 重庆保税港区的概况。

2008年11月12日, 国务院以国函[2008]100号文件正式批准设立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该保税港区规划控制面积8.37平方公里, 包括寸滩及其周边地块的水港保税港区和机场北侧地块的空港保税港区, 主要采取“水港+空港”的保税港区模式。

寸滩港是长江上游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港口, 要积极地把水港功能区规划成为以水运集装箱为主要内容的保税物流和出口加工, 努力把水港功能区作为西部地区进出口货物的周转站。重庆空港是全国吞吐量十大机场之一, 也是国家民航总局、国家发改委规划的八大枢纽机场。重庆江北机场将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保税物流和加工贸易区。因此, 要努力把空港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航空运输的枢纽和保税物流基地。

现国务院批准的是水港和空港两者, 重庆副市长周慕冰认为从长远规划, 以后将把保税港区延伸到铁路, 将铁路的集装箱运输纳入保税港区的功能范围。这样, 未来重庆保税港区将通过“水港+空港+铁路”的模式, 组成纵横交叉的运输网络, 真正把保税港区作为一个枢纽, 使其成为辐射西部的进出口物流中心、运输中心和贸易中心[1]。

(二) 重庆保税港区的功能定位 (2) 。

保税港区主要具有口岸、物流、加工和展示四大功能。重庆保税港区主要有港口作业、空运服务、对外贸易、出口加工、商品展示、保税多式联运和金融商贸服务七大业务功能。

1. 港口作业功能。

重庆保税港区的设立, 将充分发挥寸滩港和江北空港的功能, 利用优惠的政策吸引和集聚重庆及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货物, 把重庆保税港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货物运输的周转站。对外贸易的货物进入保税港区内, 货物的存储时间不受限制, 从而提高了货物装卸、托运等[2]。

2. 空运服务功能。

江北国际空港积极增设境内外的货运航线, 努力开拓国际货运市场, 丰富和完善国际航线网络, 优化了航空保税物流运输的流程, 使航空物流资源得到了最优化的配置, 加快货物的周转速度, 降低了物流成本[1]49。

3. 对外贸易功能。

在保税港区内企业仍然可以发展对外贸易的业务, 依托重庆地区的产业体系和特色, 促使西部地区企业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法, 逐步构建起保税港区对外贸易业务体系, 推进西部地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4. 出口加工功能。

在保税港区的特定区域设立出口加工区、发展加工贸易业务。这样, 将使重庆在承接东部企业的贸易转移上具有优势, 进而促进西部地区出口加工企业的发展。

5. 商品展示功能。

保税港区设立以后, 在特定区域内为买家提供看样定货的展览品、样品及相关服务, 努力开拓国内外产品市场, 为西部地区企业与国际市场的连接搭建桥梁。

6. 保税多式联运功能。

重庆保税港区除水港和空港两个功能区外, 还将推出铁路保税功能区, 铁路集装箱运输将纳入保税港区的功能范围内, 通过兰新铁路、兰渝铁路, 重庆的货物可以通过阿拉山口, 直达欧亚大陆。这样, 重庆保税港区将形成“水港+空港+铁路”的保税多式联运模式。[1]50

7. 金融商贸服务功能。

积极引进金融、商贸、法律等现代的机构入驻重庆保税港区, 努力探索在区内建立全新的物流金融仓库, 为西部地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 提高物流效率。此外, 还需引进国内外知名的企业进入保税港区, 努力把重庆市江北中央商务区 (CBD) 、解放碑、弹子石这三大区域打造成为重庆城市核心CBD的组成部分, 成为重庆市金融投资机构最密集、要素市场最完善、资本集散功能最强的新经济增长极。

二、重庆保税港区的设立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 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 为西部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沿江通道上, 也是西部地区唯一拥有长江“黄金水道”的大城市, 水运的优势非常突出。据调查显示, 从重庆运输一个2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到上海, 选择高速路运输路费为2万元左右, 选择铁路运输费用为6000元左右, 而通过长江水运运输则只花费3 000元左右, 因此, 货物运输经长江水运的费用远低于其他运输方式, 为西部地区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

对企业而言, 设立保税港区的好处在于进入区内就可以享受出口退税、进口保税、区内贸易不征税的政策。因此, 重庆海关对进出保税港区的货物采取提前申报、货到验收、属地报关、口岸验放、以备待报以及简化保税港区与重庆关区其他监管场所之间的转关监管流程。极大的缩短了出口企业货物运作的时间。 (1) 西部大部分省市都位于内陆而且没有内河码头, 外贸的货物主要是靠铁路和公路进行运输, 物流的成本都比较高, 在重庆设立了保税港区后, 可以为西部地区外贸货物经水运运输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为西部地区经济更为快速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 为西部各城市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 提升西部各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

重庆保税港区将促使周边的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省市的经济协调发展, 提高西部地区的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另外, 充分发挥保税政策的优势和港口功能的优势, 逐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率利用, 为加快西部地区各城市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最有力的支撑。

重庆保税港区的设立, 将促进港口、海关、工商、税收、金融等部门加强信息标准化建设, 实现信息资源的最优配置。另外, 保税港区将吸引大型企业进行合作经营, 以期实现口岸服务环境的优化和提高职能部门服务的效率, 使保税港区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得到逐步的完善, 促使政府职能向“规则化”和“服务化”管理转变, 增强了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提高西部地区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3]

(四) 促进重庆及西部地区融入国际经济中, 拉动西部地区与国际接轨。

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建立一个辐射面积宽广的物流中心成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重庆保税港区的设立, 为在西部建立一个物流中心提供了最重要的平台。依托重庆保税港区的特殊政策和功能优势, 充分发挥重庆保税港区窗口、集聚和辐射的作用, 加快西部地区经济融入国际循环中, 不仅有利于国际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向西部地区的辐射, 也有利于西部地区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加大出口产品的力度。

建设重庆保税港区, 将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到西部内陆地区。一方面将使西部地区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和产业发展的趋势, 更好的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源, 另一方面, 西部企业可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 接受先进技术和信息的辐射, 不断自我完善, 积极拉动整个西部地区与国际接轨。

三、重庆充分发挥保税港区作用的对策建议

(一) 锁定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目标, 加快保税港区功能拓展的步伐。

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后对内陆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因此, 为更好的带动西部内陆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家于2008年11月批准设立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重庆开放的时间比东部沿海城市晚, 对外贸易的规模比较小, 开放的程度不均衡, 设立重庆保税港区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平台。积极锁定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为目标, 充分利用好国家赋予重庆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和对外开放特殊政策, 提高重庆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积极拓展保税港区的功能, 争取早日实现“水港+空港+铁路”的多功能联运模式, 建设成为功能最齐全的保税港区。

(二) 积极招商引资, 形成聚集、经济效应, 从而造就辐射效应。

保税港区的税收政策的优势对外商直接投资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 重点应该放在现代物流、进出口加工、现代服务这三大业务上, 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积极推进产业指导, 落实产业的发展规划, 完善重庆保税港区产业政策体系, 形成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4]

另外, 按照增长极理论, 保税港区将通过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来影响自身的发展和周边地区的发展。重庆保税港区的设立将把重庆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区域增长极, 因此, 积极的招商引资, 形成聚集效应, 有利于通过扩散效应来辐射带动周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形成辐射效应。而周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会通过回流效应为保税港区发挥最大的功能效应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54

(三) 努力推进口岸监管模式创新, 构建高效管理体制。

重庆保税港区在监管模式和工作流程方面应该积极的借鉴东部各沿海保税港区的宝贵经验。从东部沿海保税港区的发展历程来看, 主要有以下高效率的监管模式:如货物进入港区内即视为出口, 可以马上申请退税;出口货物“先报关、后进港”的模式;入港区的货物“一次移箱”的检查流程;“以箱为单位”的货物报关监管模式;入境船舶“电讯检疫”的便捷模式等。重庆保税港区应根据自身的发展优势, 积极借鉴和创新独特的口岸监管模式。积极加强地方政府对保税港区的开发、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力度, 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和协调保税港区内的整体事务, 使得保税港区内的货物能够快速的通关, 形成高效的管理体制。[5]

(四) 建立和健全相关配套设施, 充分发挥政策的整合效应。

重庆保税港区的建设涉及到海关、海事、工商、税收、金融等许多的相关部门, 需要他们的积极配合才能达到政策的最优。因此, 这些部门应加强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章程、制度来规范自身的工作, 明确工作的目标和方向, 积极配合保税港区的建设和运行, 创造良好、高效、健全的软硬环境[6]。

同时, 保税港区的设立, 有利于企业的聚集, 产生聚集、经济效应, 并对周边的地区呈现出一定的辐射、扩散效应。为使重庆保税港区最大能的发挥政策效应, 应注重加强各种优惠政策的调节和整合, 进一步完善保税港区的功能, 促进重庆及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唐龙, 范巧“.把保税港区打造成为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重要平台的对策研究”, 项目来源:重庆市科委软科学课题.项目编号:2008CE9169完成时间:2008.04-2009.04

[2]王方.试析设立重庆保税港区对重庆经济发展的影响[J].港口经济, 2008, (8) .

[3]韩景, 等.试论发挥大连保税港在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海洋开发与管理, 2007, (4) .

[4]天津市政府研究室联合课题组.加快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功能开发的对策建议[J].天津经济, 2008, (9) .

[5]魏如青, 陈雪玫.洋山港在上海发展东盟与北美转口贸易中的优势及作用[J].上海经济研究, 2008, (6) .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篇8

1 约束理论及第四方物流概述

约束理论认为,系统的最大产出取决于其最薄弱环节(即瓶颈)的最大可用能力。约束理论提供了一系列识别和消除瓶颈的技术工具,使企业的目标和战略明确化,从而使企业以最小的代价明显地提高整体效益产出的一套管理理念与管理工具的集合。

1998年美国安德森(今埃森哲)咨询公司提出了第四方物流的概念,认为第四方物流是一个供应链集成商,它调配和管理组织自己的以及具有互补性的服务提供商的资源、能力和技术,以提供一个综合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2 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面临的问题

物流的发展带有很强的地域性,我国西部地区第四方物流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其中一些是我国第四方物流发展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更多的问题与西部地区这一特定区域有关,带有了鲜明的地域性。

2.1 作为第四方物流发展基础的第三方物流发展依然很不成熟

虽然西部第三方物流目前发展非常迅速,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1)缺少规划、重复投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2)功能单一、规模较小。(3)没有与买方卖方形成良好而稳定的合作关系。(4)第三方物流人才依然缺乏。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西部第三方物流的发展。

2.2 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

21世纪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演变为供应链与供应链的竞争。供应链是一个功能网链结构,当企业一旦融入了供应链,其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在大幅提升的同时,整条供应链需要一个更为功能强大的物流服务提供者,而能够扮演这一角色的必须是那些强大的第三方物流。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对于这样“相对强大”的第三方物流需求较少,而正是这些“相对强大”的第三方物流是向第四方物流转变的必经之路。

2.3 物流相关信息技术普及程度低

物流管理领域内的4大新技术:BC技术(通过扫描对信息实现自动控制技术)、EDI技术(电了数据的交换和自动处理)、GIS技术(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实现物流配送的最佳模型)、GPS技术(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实现物流配置国际化)。而这些新技术在西部物流普及程度较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物流的发展。

2.4 对于发展第四方物流的认识不够

很多人认为第三方物流与第四方物流是对立的,其实不然,它们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第四方物流是对第三方物流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不仅为客户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还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的服务,实现服务增值。

3 基于约束理论的制约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瓶颈”问题分析

根据约束理论的观点,系统的最大产出取决于“关键”问题的解决程度。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上四个方面。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作为第四方物流发展基础的第三方物流发展不成熟是制约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的“瓶颈”问题,但通过以下分析,我们发现真正的“瓶颈”在于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

由于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导致物流需求方缺少对于“综合”物流能力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三方物流认为自己没有必要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新理念用于具备这种“综合”物流能力。这就使得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都集中在了传统领域,造成重复投资的同时使得物流功能变得单一,而功能的单一意味着竞争的加剧,竞争的加剧就必然导致物流服务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缺乏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缺乏使得功能单一的第三方物流把大部分时间及精力用于寻找客户,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交易成本。与此同时,物流相关信息技术普及程度低以及人们对于发展第四方物流的认识不够使得西部原本就不多的物流人才大量流失。这些方面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作为第四方物流发展基础的第三方物流发展依然很不成熟。也就是说,作为第四方物流发展基础的第三方物流发展不成熟一定程度上是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的结果。具体关系如上图所示。

4 结论

由此可以看出,制约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的“瓶颈”问题不是作为第四方物流发展基础的第三方物流发展不成熟,而是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我们应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此问题的解决,从而最大限度的为西部第四方物流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傅素英.我国物流现状及第四方物流发展模式[J].嘉兴学院学报,2004(2):32-34.

[2]孔伟.第四方物流和第三方物流的比较分析[J].物流科技,2006(12):20-22.

[3]刘蓉,张毕西.促进我国第四方物流发展的模式研究[J].江苏商论,2005(9):74-75.

[4]曹翠珍.论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前景[J].生产力研究,2004(2):137-138.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篇9

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社会体育的指导者、组织者和传播者,其作用的发挥对于社会体育的进一步社会化和科学化都将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社会体育指导员自身所精通的专业体育技能在日常指导工作中是否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影响其发挥的因素以及帮助改善目前现状的对策和建议是本论文研究的重要目的。因此,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不仅对社会体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从查阅的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研究基本在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制度、培训制度、自身文化素养、相关法规等为主要内容的研究,这些研究基本都局限于单一的省、市,和短期(一年)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比较小,时间跨度也比较短。但是,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体制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将会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在不断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加强科学研究与实践,从而帮助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事业向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全国的视角,通过我国近八年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的相关方面的内容,从而为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计划服务。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了2006年至2013年共八年期间我国31省、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为区域的研究;以及期间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与各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的相关性作研究。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库检索并查阅大量有关体育社会学、社会体育指导员、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文献资料,了解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现状,为本研究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资料来源:

1、社会体育指导员数据来自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体育事业统计年鉴》2006—2013年本。

2、国民生产总值(GDP)、中国各省人口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局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2.2 比较研究法

通过对2006年至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具体包括全国31省、直辖市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人数发展,研究我国近八年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动态变化。

2.2.3 数据统计法

运用EXCEL对所有收集的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派生,运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常规性分析及差异显著性检验的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东、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发展状况分析

我国地域广大,各省市区经济文化水平发展差距很大,各地区省份数的不同,总人口数不同,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基数不同,单纯对东、中、西部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总体数量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各地区学校的动态发展情况,即各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的增长及减少了。为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将以各地区2006年各级指导员总人数定为基数1,这样,东、中、西部社会体育指导员处于同一个起点,将各年的数据参照2006年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可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动态变化。进过对表1中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据进行整理,得到下表2数据。

表2为东、中、西部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标准化数据表,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和中部地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2007年至2008年呈下降趋势,2008年后东部地区大幅度上升,2011年达到高峰期,涨幅高达180%;中部地区2009年有所回升,但2012年后又是一个大幅度下降期,降幅为45%,2012年出现低谷,随后又呈大幅度的上升趋势,2013年到达最高峰;西部地区变化曲线图类似于东部。分析其原因,可能存在一些自然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但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一个新兴发展的行业,其制度在不断变化,划分等级的标准等各方面的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

表3为分年份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各地区间比较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之间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差异仅仅在2011年和2012年表现出显著意义(p<.05),其他均无显著意义;而东、中、西部分年份的比较仅仅东部表现出显著意义(p<.05),而中部和西部均无显著意义(p>.05)。

表4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各地区间两两比较的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见,东、中、西之间在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配备上无显著性差异。

注:*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3.2 东、中、西部地区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发展状况分析

从表5、表6可以看出,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呈现震荡上升趋势。

东部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从2006年的16032人增至2013年的33737人,增幅为110.4%,2012年达到最高峰40560人。

中部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从2006年的7431人增至2013年的36117人,增幅为386.0%,,2010年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2011年至2013年则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

西部社会体育指导员从2006年的3142人增至2013年的11563人,增幅为268.0%。

综合表5、表6,说明我国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整体是增长的。而东部地区2008年之后出现下滑可能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中、西部经济稍落后的地区,由于其基数较底,而收影响不大。

表7为分年份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各地区间比较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之间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差异在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间表现出显著意义(p<.05),其他均无显著意义;而东、中、西部分年份的比较均无显著意义(p>.05)。

表8为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各地区间两两比较的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见,东、中、西之间在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配备上无显著性差异。

注:*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3.3 东、中、西部地区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发展状况分析

从表9、10中可以看出,东部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从2006年的50383人增至2013年的153530人,增幅为204.7%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5.0%

中部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从2006年的37277人增至2013年的79702人,增幅为113.8%,平均每年增长率为9.96%。2007年和2008年均呈现下一定的下降趋势。

西部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从2006年的14776人增至2013年的43878人,增幅为196.9%,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4.6%。

表1 1为分年份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各地区间比较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之间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差异仅仅在2010年无显著性差异(p>.05),其他年份间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05);而东、中、西部之间除东部存在显著性差异(p<.05),中部、西部均无显著意义(p>.05)。

表12为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各地区间两两比较的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见,东、中、西之间在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配备上无显著性差异。

注:*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3.4 东、中、西部地区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发展状况分析

从表13、14看出,2006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变化率较大,增幅显著,体育指导员从2006年的101571人增至2013年的488976人,增幅为381.4%平均每年增长率为21.7%说明这一时期东部地区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处于持续大幅度增长状态。中部地区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从2006年的64335人增至2013年的130233人,增幅为102.4%,平均每年增长率为9.2%。西部地区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从2006年的32796人增至2013年的113512人,增幅为246.1%。

表15为分年份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各地区间比较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之间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差异在2007、2008和2009年无显著性差异(p>.05),其他年份间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05);而东、中、西部之间除东部存在显著性差异(p<.05),中部、西部均无显著意义(p>.05)。

表16为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各地区间两两比较的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见,东部与中部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东部与西部之间,中部与西部之间均没有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义。

注:*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我国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总人数八年以来,除中部地区有所增长外,东、西部均有所下降;但三地区八年来都呈现出很不稳定的震荡趋势,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一个新兴发展的行业,其制度在不断变化,划分等级的标准等各方面的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

2.我国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整体是增长的。东部地区增长稍微缓慢,而中、西部经济稍落后的地区,近几年增长幅度比较大。

3.我国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西部明显少于东、中部,但是西部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在原有的数量基础上,其相对于自身的发展情况是好于中部的自身发展情况的,几乎和东部同步发展。

4.我国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各地区间两两比较的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见,东部与中部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东部与西部之间,中部与西部之间均没有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义。

4.2 建议

1.加大力度宣传《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把纲要的精神与要求落到实处,提高群众的健身意识,让不同层次的人都能锻炼起来,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2.疏通投资渠道,扩大经费投入。政府要加大对社会体育的投资力度,对经营型的社会体育项目从政策上适当放宽,从税收等方面予以优惠,对公益性健身场所的投入,尤其积极鼓励和吸引社会投入。社会体育基层组织要采取确实可行的有效办法,通过合法途径多渠道筹集资金。另一方面,要提供必要的经费保证,加大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投入。加大对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社会体育院工作管理的经费的投入。

3.在高等体育院校推行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证书制度,建立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学位的对应、沟通和衔接关系,支持有条件的学校设立相关职业资格考核鉴定站,这些鉴定站可以按照学校教育特点安排考核计划,使学校教育与职业资格考核鉴定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203-204.

[2]吴峰山.会体育指导员研究现状回顾[J].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0,(2):42.

[3]卢元镇.社会体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4-85.

[4]于善旭.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研究概述[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4,49(1)1-8.

[5]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203-204.

[6]倪同云.中日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的比较[J].体育科学,1999,19(2):1-5.3.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篇10

通信业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通信业日益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按照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9)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并非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内生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信息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信息通信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另一方面,信息化促进了内生技术进步, 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新经济增长理论”同时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与一个经济体自身的制度、经济环境、文化传统、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因而内生技术进步不是靠简单地把先进技术照抄照搬就能够实现的。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信息通信业(包括通信运营和电子制造业)对我国GDP直接贡献度为7个百分点,其中电信业贡献3个百分点。2009 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在10%左右,而同期我国通信业产值占信息产业比重高达30%以上。但同时我们看到,我国地域广阔,东、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和信息通信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本文统计数据显示,东部发达省份电信业务总量占全国接近60%的份额,而西部十个省份占比不足五分之一。东部发达省份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及对信息化发展高度重视,信息通信业广泛应用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领域。近年来,随着传统电信业务比重及电信综合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电信企业积极拓宽业务领域,推动业务转型,同时凭借良好的产业环境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积极向传统产业渗透,走信息通信业与工业融合的道路,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点低,在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能力、信息化人才与人口素质、地区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持状况等方面都与东部地区存在很大差距。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下,信息产业在西部地区逐渐受到重视,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通信业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参图1)。

一种新技术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受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环境的影响制约,研究通信业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差异,进而通过区域政策扶持为信息通信业提供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至关重要。

我国有关通信产业作用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杨培芳(2009)对现代通信业对社会、经济的作用进行了归纳研究,指出通信业具有极强的网络外部经济性,能够促进农业的集约化发展和实现无人化柔性生产;同时指出通信技术的运用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及能源消耗,对我国“两化”融合与通信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1]。计量和实证研究文献方面,王悦(2007)通过相关性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等,发现我国信息产业增加值与GDP总量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格兰杰成因;[2]耕实(2001)构建了信息化指数测度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信息化指数与GDP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了信息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俞立平(2009)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工业化不是信息化的格兰杰原因,信息化的发展能够带动工业化的发展[4]。目前关于通信业与经济发展的计量实证研究文献方面,李艳燕(2006)将国内部门分为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并以这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边际产出贡献度高[5]。

总体来讲,目前有关我国通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是根据全国数据进行简单回归,没有充分考虑我国不同省份间的差异性,无法衡量出通信业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影响差异。本文基于我国东、中、西部省份通信业与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比较通信业在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力图为区域信息产业政策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2 数据选取与计量模型

2.1 数据和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2003—2009年各省份的通信业务总量ywzl和经济增长gdp的相关指标,对通信产业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通信业务总量的计算使用不变单价计算以剔除历年价格变动的影响,该指标适合用于对通信业(或企业)产值进行纵向变动比较。近年来由于电信企业竞争的加剧导致电信价格变动剧烈,电信业务总量数据与主营收入数据离异趋势加大,因而本文选用通信业务总量指标来衡量通信业的发展状况;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以及更方便考察二变量增长率变化的线性关系,取二者的自然对数作为分析变量,分别以lngdp和lnywzl表示。

为进一步分析通信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影响,本文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划分标准将29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0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相关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通信年鉴》及各省的统计年鉴等。文中实证分析使用Eviews6.0软件。

2.2 数据的统计描述及模型设定

我国中、东、西部地区近年通信业务总量均保持较快增长,尤其西部地区增长迅速。本文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9年以业务总量衡量的我国通信产业增长速度保持在15%至40%之间,东部地区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4.1%,西部地区为29.4%。近年东部地区通信增长趋势有所减缓,而西部地区2009年的业务总量仍保持了22.5%的快速增长(见图1)。

相关系数是用以反映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密切程度的统计指标。按照卡尔·皮尔逊设计的相关系数统计指标,可以获得ywzl与gdp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二变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997,说明我国通信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

进一步从ywzl与gdp的散点图(见图2)中也可以直观地看出,通信产业的业务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两个指标基本具有相同的变化和增长趋势,可能有协整关系存在,需要进一步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对二者关系进行计量研究,揭示其内在联系。

根据上述描述和分析,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lngdpj,it=aj+βjlnywzlj,it+uj,it

其中,j=1,2,3分别代表东部、中部和西部;i=1,2,…Nj;Nj分别代表东中西部包含地区个数,N1=11,N2=8,N3=10;t表示时间期间;βj反映不同地区通信业对经济影响的差异。

3 实证研究

3.1 变量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一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变化趋势,而这些序列间本身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这种情况被称为虚假回归或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6]。为了避免伪回归,必须首先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常用的单位根检验。如果单位根检验发现变量间是同阶单整的,则接受变量之间可能有协整关系和存在长期均衡。协整的要求或前提是同阶单整。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通常分为相同根单位根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两类。本文采用相同根单位根检验LLC(Levin-Lin-Chu)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的Fisher-ADF检验及Fisher-PP检验。上述三个检验原假设均为存在有效的单位根过程,如果在检验中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我们说此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则不平稳。对各变量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各变量的原值是不稳定的。具体来看,Fisher-ADF和 Fisher-PP检验表明所有变量原值均为不稳定,LLC检验表明除了东部和西部的lngdp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稳定外,其余变量均为不稳定,因而总体可以得到结论:所有变量的原值均不稳定,而一阶差分值的检验显示所有变量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稳定,说明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值均是稳定的(见表2)。

注:6-8列为一阶差分值,***、**、*分别为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置信度水平显著。检验过程中变量使用有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

上述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在Engle-Granger 二步法检验基础上的面板协整检验,具体方法主要有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另一类是建立在Johansen协整检验基础上的面板协整检验。Pedroni(1999)以协整方程的回归残差为基础构造了7个趋于正态分布的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变量的协整关系[7]。Kao(1999)、Kao 和Chiang(2000)利用推广的DF和ADF检验提出了检验面板协整的方法,Kao检验与Pedroni检验遵循相同的基本方法,但Kao检验在第一阶段将回归方程设定为每一个截面个体有不同的截距项和相同的系数[8]。本文采用Pedroni和Kao提出的方法对变量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的原假设均为面板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Pedroni指出在小样本条件下其中的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着更好的性质,考虑到本文数据的小样本性质,在Pedroni检验中只使用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根据检验结果(见表3),在有截距项条件下所有Kao检验与Pedroni检验的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均至少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因而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不存在伪回归。

注:(***)括号内为P值。Pedroni检验为有截距项无时间趋势项下结果。

注:其中(***)括号内为t统计量。

3.2 面板模型的选择与回归

在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方法上,首先构造F统计量检验决定选用混合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而应用Hausman检验确定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依据F统计量检验及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本文方程适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9],结果如表4所示。

4 结论与启示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的通信业与经济发展增长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通信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在三个区域均为显著正相关,但存在差异。东部省份通信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增长率相关系数高达71.02%,西部省份次之,而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小,比东部低约六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在经历了先前快速增长后,近年来凭借良好的产业环境和政策环境,大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进程,使信息化逐渐渗透到社会化工业生产环节,通信行业自身也在三网融合的大背景下积极创新产业形态,因而东部地区通信业对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提升水平,这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结果的验证。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起点高于西部地区,然而近年来由于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环境、人才素质、政策支持等因素的制约,信息化进程遇到发展瓶颈。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起点低,目前仍极大受益于信息通信业投资建设提供的基本服务,通信业为传统产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对于东部发达省份,除了自身的网络技术、体系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变革外,未来的通信信息业应更密切关注传统产业的发展和转型,通过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使传统产业出现从供应链、企业组织到消费结构的结构性变化,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未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通信技术更普遍应用,中、西部地区通信业提供的基本服务会逐渐失去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通信业的发展也会面临业务转型和产业形态创新,中、西部电信业应有忧患意识,借鉴东部地区成功经验,在人才培养、信息化环境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走信息通信业和工业化结合的道路。这也是我国未来通信业发展的方向,是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杨培芳.“两化”融合与我国通信业[J].北京:电信软科学研究,2009(5):27-38

[2]王悦.我国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计量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12):71-74

[3]耕实,陈国伟,赵秀恒.信息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分析[J].高校社科信息,2001(5):22-26

[4]俞立平,潘云涛,武夷山.工业化与信息化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1):34-40

[5]李艳燕.通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7(2):28-30

[6]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7]PEDRONI P.Critical values for cointegration tests in heterogeneouspanels with multiple regressors[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and Statistics,1999(61):653-670

[8]KAO C.Spurious regression&residual-based tests for cointegrationin panel ata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1-44

我国西部发展分析 篇11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同土地不断旱化做斗争的历史。旱化特征是阳光充沛，水份减少；植被覆盖面减少，土地裸露面增加；人类不合理开发受到惩罚，生态恶化的警报频频，人类在干旱地区、半干旱地区的生存受到威胁。社会呼吁：寻找人与干旱区自然和谐共存的出路迫在眉睫。

我们认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就是探索干旱地区和半干旱地区的科学开发的规律。生态是重点，沙漠化防治是难点，突破口是产业化。西部大开发的国土整治目标，不应该是简单的“山川秀美”，“绿化祖国”。不能以绿色划句号。要通过“绿化、转化、产业化”，保证“绿起来”更要“富起来”。换言之，旱区要增绿，资源要增值，农牧民要增收，农业要增效，才能实现旱区经济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开展对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产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找出符合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的最佳结合点。

一、干旱地区的概念和产业脱贫的难点

我国旱区和非干旱区的区别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的等高线。其中350毫米以下旱区多为生态恶化区，这里的农牧民生活最困难。说生态恶化区是中国的贫困带并不为过。所以脱贫致富的难点在生态恶化区，农牧民的出路在发展沙、草产业。在生态恶化的严重沙化区和草场退化区，同样耗水量，种一年生的粮不如种多年生的草；种乔木不如种灌木；单一搞种植业不如搞养殖业；单搞种养不如搞种养加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单提一体化不如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一句话，要延伸和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发展产业化，换言之，要转变资源观念，用新的理性思考和周密而审慎的科学战略重新认识比较优势，用生态与经济“双赢”、城市与农村（牧区）兼顾的眼光，寻找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新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道路，进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场竞争力，打造名牌闪耀的优势支柱产业。

二、沙、草产业的提出和“四过转化”的理念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上个世纪60年代搞国防科研，曾深入内蒙古额济纳旗调研，发现中国旱区之最——沙漠戈壁区，虽然是生态恶化区，但不是“不毛之地”。那里的动植物资源，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那里的风、光、气、热资源，远远没有综合开发、科学利用。法国专家测定，沙漠地区1平方米面积上，每天平均获得的太阳能，相当于半公升汽油、1公斤原煤。因而人类利用阳光的能力，决定着我们开发旱区的水平。只有坚持“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创新技术路线，才能使西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走出“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怪圈，走上“四过转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什么是“四过转化”呢？一是通过阳光转化，进行光合作用，得到植物蛋白；二是“过腹转化”，即通过家畜、家禽的消化器官转化，得到动物蛋白（乳、肉、绒、骨、脏器等）；三是通过机器转化，得到工厂化的合格产品；四是通过市场转化，拿到效益，包括打造名牌，培育商誉，赢得消费者的货币投票，赚取包括无形资产在内的最大利润。（见后图）这就是延伸产业链的办法，也是发展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产业化的思路。内蒙古沙区、牧区、半农半牧区的一批新兴龙头企业，如阿拉善盟的苁蓉集团，呼和浩特市的蒙牛集团、伊利集团，鄂尔多斯市的东达蒙古王集团、伊泰集团、亿利集团，巴彦淖尔盟的科发集团、盘古集团，赤峰市的草原兴发集团，乌海市的岱山集团，包头市的小肥羊集团等，都以“龙头加基地带农户”的新型工业化模式，显示了“西部绿色产业的崛起”。

沙产业的第一步是“适草适种”的“生物固沙”，包括种草、种药、种灌木。为了最大限度地用光、节水，搞技术集成、成果迭加、利用综合、文化对接、系统耦合，西部已开始用塑料棚、塑料管、电脑等形式的大棚和滴灌，实施无土栽培和立体种植。象以色列一样的多连体育苗温室种植也在甘肃、内蒙古试验成功，甘肃已出现了“西菜东运”的良好势头。第二步是“科学用沙”，用产业链带动产业化，使“治沙致富”纳入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其实“沙产业”此时已进入“草产业”的运作范畴。所以，广义地讲，草产业是干旱、半干旱区沙产业的延伸，是有别于传统农业、牧业的新的综合性产业体系。按钱学森院士1993年的话说：“草产业是以草原为基底的草、牧、畜产品加工、饲料工业、畜产制药，以及皮革制品、商贸的综合性产业体系，所以要用系统工程来组织经营，因此也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一旦真正做到，按人口平均，人均收入到5000元是可能的。”他希望“内蒙古自治区能出现这样的草产业示范试点，如同农产业的江阴华西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农牧交错带、生态恶化区的和林格尔县，是国务院贫困县，1998年农牧民人均收入是1300元。由于蒙牛集团、伊利集团等龙头企业的带动，草畜工贸四结合形成产业链，乳业撑起半边天，2003年农牧民的人均收入已达到2700元。不但打造着钱老希望的“草畜工贸四结合”的“富有集体”的西部模式，而且下决心培育绿色产业，打造“中国乳都”，已令人欣慰地描绘出西部大开发跨世纪新工程——“西乳东供”的美好蓝图。

三、城乡一体过渡和“蒙牛模式”的启示

对于西部旱区半干旱区来说，增收必须减人，转移人，转化人。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工业化、推行城镇化、建设现代化时，首先启动和推动非农产业和农产业当中的“涉农产业”，拉长产业链，城乡一体化，搞好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草产业。这是一种过渡和衔接，也是一种复兴和创新。

同样是补工业化的课，农牧民在文明和文化上的熟悉和不熟悉、习惯和不习惯就大不一样；同样是走产业化的路，有没有政策的倾斜、鼓励，有没有政府规划的导向、支持，有没有龙头企业的带动、拉动和城乡一体、市场规范、服务配套，就大不一样。“风险留给我、保险留给你”的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下游关系，农牧民可能更愿意接受；旱区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改革代价才会有望降到最低，也有利于增加农村牧区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变下游利润最大化为上下游利润平均化。调动各方积极性，集中力量建支柱，可能是我们比较现实的科学选择。

打造适应市场竞争的经济性格，是旱区产业化模式选择的又一标准。在我国修宪明确支持民营经济和保障民营企业家利益的今天，有效益、有实力、有眼光的民营企业家和股份制企业，正在成为发展旱区新型产业的主体。新华社2004年5月13日报道，在全国近10万家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中，一半以上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形成的；在国家与部委审定的重点龙头企业中，民营企业也占到40％以上。在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带动下，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农户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农业产业化中，每户增收千元左右。

我们认为这是西部开发的新亮点。西部大开发必然体现为创新意识、科学精神的大发扬和生产力的大解放。钱学森院士在给中央领导的建议信中说，我们在21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起点必须更高。在开发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沙产业、草产业时，要强调知识密集型，要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都用上。而且一开始就搞产业化，形成生产、加工和销售一条龙，并注意综合利用。（见郝诚之《钱学森与西部开发》，《九十华诞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84页）

国内经济界、舆论界已经注意到，西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蒙牛”乳业集团，位于北纬40°左右的世界玉米生长带、奶牛养殖带和牛奶加工带。由于是由自然人出资、采取发起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个体私营企业，机制活、人气旺、起点高、运作好、品牌靓，因而成长性居全国前列，竞争力凸现北京、上海、深圳市场。“伊利”居中国乳业第二把交椅，“蒙牛”由1999年的全国排行第1116位，2002年跃居第5位，2003年排名第3位。据1999——2001年连续三年统计，蒙牛乳业集团增长速度高达1947．31％，是全国非国有控股和非上市企业二百强的第一名。“蒙牛”不但就地开拓就业岗位5000个，而且带动农牧业就业2万人，被誉为实施了中国西部造福百姓的最大的“饭碗子工程”。他们“创一个名牌，带一片产业，兴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的产业化模式，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一致好评。钱学森办公室的涂元季将军，2002年12月实地到呼和浩特考察后，赞扬说：“蒙牛实施的科学的一套，就是钱老所说的草产业！”他告诉大家，草产业是个大概念，是以草为出发点的大产业，不是简单的种草、卖草的饲草业和草坪业。

四、钱老理论的特点和解决“三农”的出路

当我们结合实际，深入学习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的沙产业、草产业理论时，才领悟到它战略的前瞻性，内涵的整体性，跨行业、跨学科的关联性，综合利用、节约再生、高效和谐、运作平稳的可持续性。钱老强调的是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

2003年秋季，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经过西行考察，比较了甘肃和内蒙古的沙产业、草产业发展状况后，才进一步认识到：必须看清非农产业必然取代农产业的趋势。西部目前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必须用产业化连接工业化和城镇化。如果说“三农”指的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区稳定；那么，沙产业、草产业就是深化西部开发，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它完全符合西部的特殊的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产业规律。抓不准“发展极”，就形不成优势群。在当今的扭曲的比较价格下，在入世形成的农畜产品大战中，同一块土地，种粮不如种草，种草不如种药。“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必须解决新型的后续主导产业的结构优化和市场开拓问题。没有比较优势，就没有竞争基础。“退”是为了“进”，退一步是为进两步！资源变不成支柱，产品变不成产业，品牌变不成名牌，西部干旱半干旱区和过去就没区别。过去因为穷，我们的农牧民不得不滥垦、滥伐、滥樵，今后如果贫困依旧，5—8年的国家项目补助期结束，我们的农牧民还要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怪圈。这是必须及早提防和制止的，也是钱学森院士沙产业、草产业理论指出的预警点。

所以，落实十六大，进军新世纪，必须“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工作有新举措”。而用沙产业、草产业带动旱区生态建设，并与农牧民致富、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就是西部开发的新思路、新突破。为此，国家已通过红头文件和领导批示，提倡、鼓励和支持大力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钱学森同志和宋老（指宋平同志）提出，在我国西部戈壁沙漠发展沙产业，这些重要的理论和意见值得重视。一些地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办好这件事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社会意义和生态意义。”回良玉副总理也明确指示：“科学合理地发展沙产业是西部开发和生态建设的一项有效举措，应该有必要的扶持机制。”“我们的造林绿化、治理荒沙的某些政策法规和有些规定要求，也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变化的情况和发展要求做相应的调整或改变，目的是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可以说，钱学森院士倡导的中国特色的沙产业、草产业理论，是围绕一个“省”字，走资源节约再生的循环经济之路；突出一个“链”字，走“草畜工贸四结合”的龙型生态经济之路；强调一个“转”字，走新型的工业化的集约经营之路；追求一个“增”字，走技术创新、成果集群、利用综合、效益迭加、系统耦合的知识经济之路。沙产业、草产业理论对我国西部旱区、半干旱区的科学治理，合理开发，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三农”、“三牧”问题的彻底解决及新型产业化模式的真正确立，均有重大贡献。它打破了条块分割，着眼于总体效益，立足于光热转化，致力于脱贫致富，为西部大开发的科学运作和健康发展指明了极具时代感的前进方向。

钱学森院士2002年12月曾说，“内蒙古的同志过去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做出了贡献，他们现在又在沙产业、草产业上带了个好头。我希望他们在沙产业、草产业上也要做出重大贡献，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这样的任务当然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可能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但‘两弹一星’的实践使我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我们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用‘两弹一星’精神和经验，把祖国的西部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家园。”他在给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的领导杨利民和夏日同志的贺信中说：“内蒙古的优势产业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沙产业和草产业，这是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要内蒙古的同志紧紧抓住了这两大产业，真正建设成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和草产业，内蒙古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也会得到改善。”

为了搞好我国西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新型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为科学解决西部环境问题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承担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课题。打算通过协会和企业的结合，个案解剖和综合评价的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跟踪的结合开展跨行业、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跨国界、跨所有制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既为科学决策服务，又为市场竞争服务；深入探索产业集成的科学规律。

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研究 篇12

1998年美国埃森哲咨询公司提出了第四方物流的概念, 认为第四方物流是一个供应链集成商, 它调配和管理组织自己的以及具有互补性的服务提供商的资源、能力和技术, 以提供一个综合的供应链解决方案。通俗地讲, 第四方物流是有领导力量的物流提供商, 它通过其影响整个供应链的能力, 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使快捷、高质量、低成木的物流服务得以实现。

二、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

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 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 (2) 物流相关信息技术普及程度低; (3) 对于发展第四方物流的认识不够; (4) 作为第四方物流发展基础的第三方物流发展依然很不成熟。一般而言, 我们会认为作为第四方物流发展基础的第三方物流发展不成熟是制约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的“瓶颈”问题, 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关键”在于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

由于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 导致物流需求方缺少对于“综合”物流能力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 第三方物流认为自己没有必要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新理念, 用于具备这种“综合”物流能力。这就造成了相关信息技术普及程度的低下以及对于发展第四方物流的认识不够。与此同时, 物流相关信息技术普及程度低以及人们对于发展第四方物流的认识不够使得西部原本就不多的物流人才大量流失。这些方面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作为第四方物流发展基础的第三方物流发展依然很不成熟。也就是说, 作为第四方物流发展基础的第三方物流发展不成熟一定程度上是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的结果。

三、我国西部发展第四方物流的措施

我国西部在发展第四方物流的过程中, 拥有更少的资源却面临更多的问题。目前, 全部解决这些问题并不现实, 既然西部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供应链较少是制约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的“瓶颈”问题,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解决此问题, 进而最大限度的促进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的发展。

1. 增强竞争意识

21世纪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演变为供应链与供应链的竞争。西部企业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供应链是未来的竞争趋势。企业与企业之间单打独斗的时代已近过去。当企业一旦融入了供应链这个功能网链结构之中, 其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都将在很大幅度上有所提升。

2. 业务流程重组

对于西部地区的企业而言 (这里所指的企业包括第三方物流企业, 也包括那些可以扮演物流服务需求方角色的企业) , 进行必要的业务流程重组, 对现有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的再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 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上的功能集成和管理上的职能集成, 以打破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 建立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 从而实现企业经营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的巨大改善。这是融入供应链之前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3. 信息技术的标准化

首先, 西部第三方物流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普及新的物流技术, 如BC技术 (通过扫描对信息实现自动控制技术) 、EDI技术 (电了数据的交换和自动处理) 、GIS技术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实现物流配送的最佳模型) 、GPS技术 (通过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实现物流配置国际化) 等。

其次, 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在采用这些物流技术的同时严格的施行标准化。不仅要求处理流程的标准化, 而且要预留必要的标准化的外部接口, 便于与其他企业进行随时高效率的链接。可以说, 标准化一定程度上为加速供应链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保证。否则, 便要为将来的有效链接支付高额的技术转换成本, 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4. 为西部第四方物流提供政策保障

第四方物流对于整合社会资源、降低社会成本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西部物流的快速、健康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 政附必应加强统筹规划, 注重西部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为西部第四方物流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氛围。

总结:物流行业带有明显的区域性, 相比较东部地区我国西部在发展第四方物流的过程中, 拥有更少的资源却面临更多的问题。在这众多问题之中, 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了制约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的“瓶颈”问题, 通过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对于该问题的解决, 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的发展。但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西部第四方物流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在此过程中, 各相关方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摘要：我国西部第三方物流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积累, 开始考虑向更高阶段发展——第四方物流。本文通过对于该过程中面临的众多问题分析, 得出了制约我国西部第四方物流发展的“瓶颈”问题, 进而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及措施。

关键词：西部地区,第四方物流,第三方物流

参考文献

[1]傅素英.我国物流现状及第四方物流发展模式[J].嘉兴学院学报, 2004 (2) :32-34

[2]曹翠珍.论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前景[J].生产力研究, 2004 (2) :13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