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分析

西部大开发分析（精选12篇）

西部大开发分析 篇1

引 言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西部地区在优化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调整经济结构、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扭转发展差距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是过于依赖纵向投资和嵌入式工业化的外部驱动而忽视了制度和文化的内部驱动, 过分重视自然资源开发而忽视了社会资源开发, 导致西部地区缺乏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自我发展能力相当羸弱。同时, 随着国内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逐步推进, 资源约束的不断增强和生态环境保护压力的日益加大也给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纵深实施提出了严峻挑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的哈罗德-多马模型 (Harrod-Domar Model) , 该模型将资本投资和储蓄视为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 但其所阐释的是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刀锋条件”, 不能解决长期增长的稳定性问题。罗伯特·索洛 (Robert M.Solow) 和斯旺 (Swan) 发现传统生产要素 (劳动和物质资本) 无法解释全部的经济增长, 为此将外生的技术进步视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引入解释模型中, 从而建立了新古典增长理论 (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 , 该理论认为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 但它无法使长期增长在经济系统内部得到解释。随后, 阿罗 (Kenneth Arrow) 、宇泽弘文 (Hirofumi Uzawa) 等尝试通过将技术“内生化”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 但由于将技术进步归为生产经验的积累而无法解决“索洛剩余 (Solow residual) ”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保尔·罗默 (Paul Romer) 和罗伯特·卢卡斯 (Robert Lucas) 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可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 也称为新增长理论 (New Growth Theory)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经济系统内部, “内生增长的目的, 就是理解技术知识与各种经济和社会结构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导致经济增长。[1]”

目前, 内生增长理论已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主流经济学, 其重要进展之一就是熊彼特主义 (Schumpeterian) 的复兴。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认为创新是导致经济变迁的系统内部因素, 随后天才般的将创新归结为产业和社会制度两个层面的“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 ”[2], 即经济增长表现为创新活动不断地从内部破坏旧的经济结构, 创造新的经济结构的过程。熊彼特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分化为演化熊彼特主义和新古典熊彼特主义两个分支, 前者以演化的视角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迁, 又被称为新熊彼特主义;后者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从总量增长的角度理解经济变迁, 通过引入垂直创新概念将“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模型化。在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体系理论中, 创新是政策、企业及其研发机构、教育培训和产业结构4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 技术溢出需要相关知识基础、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及社会制度网络来支撑。创新的产生与溢出, 是引发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变革的关键所在, 因而基于前沿的创新活动能够为后发达国家或地区带来超越式发展, 这种赶超过程的内在动力则源于完善的区域内生性增长机制。

由此可知, 培育区域内生增长机制是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 是推动区域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新形势下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在于培育西部地区内生性增长机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促使经济发展驱动力由投资转变为创新, 逐步实现西部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因而全面剖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科技创新体系存在的缺陷, 系统分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 对转变西部地区开发模式, 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西部地区内生增长机制的缺陷剖析

长期以来, 缺位的制度安排、不健全的增长机制设计、低水平的内生增长要素存量与组合状态及不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所导致的现实困境, 已经成为西部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制约与现实挑战。

1.1 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内生增长的制度安排不完善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仍缺少一套完善的、可以支持经济内生增长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的缺位导致了区域内经济主体行为利己化, 强化了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 (1) 相关法律缺失。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需要有坚实的法律基础来保障其顺利实施, 然而现有与大开发战略相关的规定仍处于政策层面, 而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出台, 从而使得各项活动的实施无法可依, 经济行为短期化, 导致开发目标模糊, 行动秩序混乱, 开发质量低劣。 (2) 科技创新要素管理体制不完善。西部科技创新要素分散于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研发主体, 这些机构隶属于拥有各自运行机制和考核体制的不同部门, 服从垂直管理, 这种管理体制导致了科技投入过于分散, 严重削弱了西部科技创新合力。同时, 各个研发主体内部功利化的考核机制诱使科研人员急功近利, 不能安心于周期长、价值重大的科研创新活动, 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科研创新的长期发展和重大成果的取得, 这种现象在基础研究领域更为突出。 (3) 政策体系不完善。西部地区虽然存在激励科技创新的财税、投融资、成果奖惩政策, 但相关政策体系并不完善, 这极大制约了西部地区科研主体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 监督评估不到位。完备、合理的监督能够确保战略实施和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 客观、合理的评估能够为开发行为和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动力源泉。然而,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及创新活动的开展过程中, 对资金投入、重大项目布局及实施过程缺乏应有的监督, 项目结果也未得到必要的客观评估, 使开发和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难得到客观反馈和及时纠正。

1.2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内生增长的机制不健全

西部地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源于增长机制设计的缺陷。 (1) 产、学、研合作关系链条不完善, 以及创新主体之间合作机制、利益协调与共享机制的缺失, 使隶属于不同部门的创新主体在创新活动中各自为政, 交流合作困难, 从而造成了科研力量分散, 重复研究严重, 科技成果转化严重滞后。 (2) 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 西部地区基础研究和创新管理等领域的高端人才短缺制约日益凸显。另外, 西部地区人才开发能力不强, 缺乏吸引高层次人才自由发展的宽松条件, 加之现有科技人才对现存科研创新前景缺乏信心而不断流失, 这必然降低西部的区域创新潜力。 (3) 协调发展机制不健全。①西部经济结构变迁与资源消耗不协调。2009年西部地区万元GDP能耗为1.71吨标准煤/万元, 这一指标分别是东部和中部的1.85倍和1.33倍[3], 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顺利实施,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依托内生增长理论, 转变发展观念, 明确总体思路, 探索创新路径, 实现西部经济以自我发展能力为驱动力的内生增长态势。

2.1 确立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

健全的制度安排是培育西部内生增长机制的基础保障。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认为, “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 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 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 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的不到得利益。[4]”而“制度变化的供给, 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4]”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性资产——制度资本[5], 其关键功能在于节约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 优化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 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 实现经济增长。 (1) 针对西部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反贫困治理、科技创新等专项活动, 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 以确保其进展有法可依。 (2) 不断完善西部创新要素管理体制。打破现行运行机制, 逐步将创新要素的垂直管理转变为横向为主、垂直为辅的管理体制, 以形成区域创新合力。同时建立有利于科研人员静心科研, 尤其是能够静心长期性基础研究的考核体制, 避免科研功利化。 (3) 不断完善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实施合理的财税、投融资及成果奖惩政策, 提高科研创新主体进行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 确立行政监督机构, 培育民间监督力量, 拓宽监督渠道, 对西部大开发中专项开发活动的申报过程、资金投入、实施过程等进行周密的监督, 确保实施过程合理、到位以及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客观反馈和及时解决, 对各开发项目的绩效进行客观、专业的评估, 确保结果的高质量。

2.2 加快转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培育西部内生增长机制的重要前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被确定为我国经济社会未来5年的发展主线, 将贯穿全过程和各领域。西部地区呈现出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表明,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 亟需将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 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1) 统筹城乡发展,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增强就业培训与指导, 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始终把实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6]作为第一要务。 (2) 参与多层次的区域合作与交流。西部地区要依据自身优势, 抓住“产业西移、资金西进”的历史机遇, 积极开展与中东部地区在产业、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促进生产要素双边互动, 实现优势互补、东西共荣。在利用国内市场和资源的同时,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合理利用国际资源,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体现进出口并重, 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 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 (3) 按照主体功能区原则, 在经济发展中协调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通过革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污染物产生与排放, 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3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培育西部内生增长机制的主要措施。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 必须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体系, 在信息化和工业化不断融合中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态势, 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形成集结构高级化、发展集聚化、竞争力高端化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 (1) 西部现代农业体系的构建应以规模化、集约化和品牌化为整体发展思路, 着力于农业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体系和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 不断拓展农产品生产链条, 将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在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及广西、新疆等传统农区建设粮食基地,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 (2) 在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 将整合区内资源与加强区外合作并重, 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重, 拓展产业链条与产业基地建设并重, 推动西部地区制造业与世界经济体系深度融合, 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在改造和提升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水平、业态和服务方式的同时, 发展知识型的新兴服务业, 尤其要发展物流、电子商务、中介等生产性服务业。在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及北部湾经济区等重点区域内发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化工、航空航天等工业主导产业, 和金融、物流、旅游、商贸会展等现代服务业。 (3) 依托重点区域的科技与产业基础, 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生物医药、环保节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 构建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2.4 优化西部地区内生增长要素配置

优化要素配置是培育西部内生增长机制的战略重点。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不仅取决于要素数量的多寡, 还取决于要素配置的合理与否。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 应优化西部地区的资金配置、项目布局与实施、管理体制和政策, 实现西部以自我发展能力为驱动力的内生增长。 (1) 优化开发资金配置。一方面确立科技投入的公共战略性投资地位, 建立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制。另一方面通过创新主体联动, 统筹科技经费, 实现资金分配科学化。另外, 还要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 防止科技经费被贪污、挪用及低质量的使用。 (2) 优化开发项目布局和实施。在西部开发项目的布局和实施中, 不仅要注重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之间的平衡, 也要在实现集聚和知识溢出实现的前提下, 注重项目在空间区域内和科研领域内的平衡, 使民族地区和基础研究领域能够得到相应的发展。 (3) 优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不仅要改革不合理的科技人员考核激励体制, 避免科研行为短期化, 也要进一步改革各创新主体内部自成体系的管理模式, 以提高合作创新力为目标, 建立资源共享和利益协调的管理体制。 (4) 有效整合与科技创新相关的财政、税收、信贷、产业、政府采购和成果奖励等领域的政策, 使之相辅相成, 发挥激励创新的合力。

2.5 完善西部区域创新体系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是培育西部内生增长机制的核心载体。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慈认为:“区域创新网络的重要作用在于保持区域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关键是发挥组成创新网络的各个节点的主观能动性。[7]”因而“存在创新网络的区域是有效发挥协同作用而产生持续创新的地方。[7]”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为各个创新主体提供了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载体, 在减少不确定性的同时增加了合作创新的可行性, 因而使得区域创新能力得到持续发展。从主体培育和环境营造两个方面着手构建西部区域创新体系, 为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基础。一方面逐步培育交互型的区域创新主体。政府部门在优化合作机制的基础上, 推进组织结构、服务职能、利益协调机制及办公方式方面的创新, 强化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引导和服务功能。通过培育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现代创新意识, 采用市场型创新系统的组织安排, 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和先进企业文化建设等手段来塑造企业创新系统。通过人才培养、科技平台建设和运行机制改革等途径, 提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能力, 发挥其在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中的关键作用。加快中介系统建设, 发挥其在区域创新体系培育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银行业服务方式的创新和风险投资市场的培育, 加强西部金融创新系统建设, 为区域创新体系提供资金保障, 发挥其在区域创新体系培育中的推进器作用。另一方面不断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通过改革科技领域的管理体制、投入体制、服务体制、激励机制及产权体制, 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制度环境, 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前提和保障。通过加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通讯信息网络、城市网络及科研网络建设, 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物质环境, 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物质载体。通过推进西部文化大发展, 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文化环境, 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力量源泉和持久动力。

2.6 培育西部地区内生增长动力机制

增强内生增长动力机制是培育西部内生增长机制的关键环节。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而“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 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7]。 (1) 中央政府要通过政策导向促使西部地方政府放弃GDP增长冲动, 建立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估体系, 激励地方政府产生追求区域内生增长的动力, 逐步树立以技术创新、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为中心的新型政绩考核观念, 将政策制定和职能服务的重心转向西部内生增长机制上来。 (2) 在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 通过公平、充分的市场竞争增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政府在培育市场体系的同时, 还要通过产业政策、能源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加强对企业科技创新在政策层面的导向和支持。 (3)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通过构筑各自新的考核体制, 以及相互之间合作机制、利益协调与共享机制, 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要协调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加快科技创新人才和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尤其要注重基础研究领域和创新管理领域高端人才的培养。 (4) 通过改革企业家薪酬制度、技术入股制度、技术研发的奖励制度, 以及通过合约享有专利发明权益等手段不断加强科技人员进行创新的物质激励力度, 通过树立以业绩和能力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 形成务实创新、注重实效的良好创新氛围来加强科技人员进行创新的精神激励力度,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摘要：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多年来成绩显著, 但西部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纵向投资和高速度工业化的外部驱动效应, 科技创新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分离发展直接导致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低下, 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依据内生增长理论,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 应该逐步强化以制度安排为主体的开发机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优化要素配置机制, 构建区域创新体系, 培育内生增长机制, 实现西部经济以自我发展能力为驱动力的内生增长态势。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内生增长理论,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菲利普.阿吉翁, 彼得.霍伊特.内生经济增长[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

[2].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M].商务印书馆, 1999:147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新华每日电讯, 2010-10-28, (002)

[4].V.奥斯特罗姆, D.菲尼, 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反思[M].商务印书馆, 1992:138, 144

[5].柯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 2008:144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光明日报, 2007-10-25

[7].王缉慈, 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89, 335

西部大开发分析 篇2

西部大开发经济可持续发展支撑条件表现为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机配合,树立市场信用观念和建立权威的信用保证体系,提高资本形成能力.

作 者：杨永生 赵兴兰 作者单位：杨永生(云南师范大学金融财政学院,云南,昆明,650222)

赵兴兰(四川师范大学政法系,四川,成都,610068)

西部大开发分析 篇3

【摘要】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日益深入，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我国的西部农村地区地域辽阔，有着形态各异的自然地理条件，绚丽壮观的自然风光以及独特的人文景观。虽然我国的西部农村地区有着如此丰富的课程资源，然而开发的现状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寄宿制学校作为西部农村地区的典型，因此，本文试以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为例，分析此地区课程资源开发缺失的现状、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西部农村  寄宿制学校  课程资源  开发  对策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5-0017-02

一、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课程资源开发的现状

我国西部地区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比较滞后。因此，西部地区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有着明显的不足。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地区课程资源开发的现状进行分析。

1.课程物质资源短缺

课程物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财力）资源，是课程活动的关键因素。现阶段，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寄宿制学校课程物资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主要表现为：

（1）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近年来，西部地区农村学生大多放弃在农村上寄宿制学校，纷纷转学到市区上学，兴起了一股“转学潮”。由于生源不足，加上西部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使得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经济雪上加霜，更本无法更新基础设施。许多西部地区的农村寄宿制学校甚至无法满足学生的基本需求。如学生宿舍年久失修，甚至出现漏雨的现象：大多数学校没有配套的学生食堂，浴室，难以满足学生的营养与卫生需求;许多学校没有可供学生活动的操场，更没有配套的体育活动设施及场所。

（2）课程人力资源偏低。首先，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农村教师数量不足，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对于课程资源开发的意识淡薄。大多数的现任农村教师，由于数量不足，导致了工作负荷太大，根本没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继续学习。大多数的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由于地处偏远山区，农村教师信息更新较慢，加上没有很好的培训机会，导致了教师们缺乏课程资源开发的基本技能。其次，由于西部农村地区工资较低，工作环境艰苦，大多数中青年优秀教师纷纷向市区流动，这使得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教师队伍的教学质量进一步下，使得农村课程资源的开发缺少了中坚力量。第三，西部地区大多数的课程专家与学者都集中在市区，由于经费短缺，交通不便，鲜有专家学者到农村寄宿制学校进行实地研究，导致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缺少了技术支撑。

2.课程非物质资源短缺

西部农村由于地处偏远山区，加之我国新课改的重心放在了城市及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使得我国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教师们对于开发课程资源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即使有个别教师尝试开发新课程资源，但由于可参考的资料有限，经验不足，往往中途而止。

长久以来，大多数西部农村寄宿制地区的教师把教材当作唯一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工具，不能将身边的已有的课程资源融入到课堂里，未能发挥出农村地区广阔的课程资源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西部农村地区的广大教师与家长将升学看成是孩子们走出大山，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学生的升学率与分数，而不是开发新的课程资源。这些思想都严重的阻碍了此地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3.课程网络资源的短缺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普及，网络作为一种特殊的课程资源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为学生创造了虚拟教学空间。有不少人认为，网络是一种便宜的、实惠的信息传播媒介。也许单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资源是花费少的事业。相反，建设网络资源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

西部农村寄宿制地区的学校，由于教学经费不足，无法购置大量的多媒体教学设施，甚至根本没有能力购买。许多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没有多媒体教室或者只有一间多媒体教室，往往也不对学生开放。大多数学生甚至没有见过电脑。学校也没有能力为学生开设计算机课程。虚拟教学在我国发达的地区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孩子们来讲却是未知的东西。

二、西部农村地区寄宿制学校走出课程资源开发困境的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造成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课程资源开发缺失的原因，既有客观的现实因素，也不乏主观的人为因素。必须利用好现有的课程资源，并采取以下措施加快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课程资源开发的步伐，早日走出困境。

1.多渠道筹集财物资源，完善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西部农村经济不发达，因此财物资源的短缺是农村学校办学最为棘手的问题。必须通过多渠道的筹集财物来解决此问题。第一，国家可以通过制定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地区最低教育经费保障标准，确保此地区课程活动的正常开展。此外，国家还需投入专项教育资金，加快此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二，西部农村地区的各级政府需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支持农村寄宿制学校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第三，西部农村地区各寄宿制学校应加强自我“造血”功能，积极主动地寻求多方帮助，筹集财物，改善自己学校的基础设施。

2.加强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

西部农村地区寄宿制学校的教师队伍是学校课程资源开发的中坚力量。根据西部农村地区课程资源开发的现状，本文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首先，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教师培训必须坚持“走出去”的原则。学校必须动员教师全员出动，每年定期外出参加培训，加强教师队伍的课程开发意识，培养他们的课程开发技巧。其次，必须根据西部农村的教育现状，加强教师对西部农村本土课程资源开发的意识。第三，要改善西部农村教师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教师的薪资待遇。目前，许多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教师们宿舍与办公室合二为一。教师宿舍内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以及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须品。因此，应改善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教师的工作环境。此外，还应增加一些激励性的措施，吸引更多的中轻年龄段的教师来此任教，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课程资源开发的步伐。

3.加大对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网络资源的投资力度。

根据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网络资源匮乏的现状来看，解决此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政府财政部门应加大对此地区网络课程资源的投资力度，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让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购置更多的多媒体设备，加快此地区网络课程资源的开发进度。第二，各地方教育局应敦促各寄宿制学校尽可能多的开设一些多媒体课程，尽量缩小网络课程资源的“城乡两极分化”。第三，各寄宿制学校一方面应该主动筹集一些资金用于网络课程资源的建设，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学校多媒体教师的培养力度，尽可能聘用一些专业教师，以弥补此地区专从业人员不足这一问题。

总之，由于西部地域辽阔，加之农村地区寄宿制学校数量较多且分散，造成了西部农村地区课程资源开发的缺失有着多方面的因素。而且各学校也不尽相同，本文只是列举了其共同的因素。西部各级政府，各农村寄宿制学校应根据各自学校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加大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课程资源开发的力度，加快课程资源的开发步伐，早日走出困境。

参考文献：

[1]范兆雄.课程资源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刘宗男. 中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综述[J].江西：教育学术月刊，2010（1）.

[3]李介，赵悦.西部农村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云南：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6）.

基金项目：

西部大开发分析 篇4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DEA模型,固定资产投资效益

1 引言

长期以来, 新疆境内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 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南北区域差距逐渐拉大。资金的趋利性导致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北疆地区, 南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薄弱。新疆地域跨度大, 地区气候条件、资源条件、文化、产业结构、人员素质等相差较大, 使得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参差不齐。另一方面, 新疆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有拉大趋势, 一些地方政府都寄希望于通过投资规模的扩大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重投资、轻效益, 重数量、轻质量”的投资理念较为普遍, 已成为影响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研究, 侯荣华 (2002) 运用效益系数指标测量了中国1980年—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效益, 发现当年GDP新增和上年投资额相关程度最高。苗敬毅 (2006) 依据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证明了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最主要原因, 但具有2个月的滞后性。崔光莲 (2009) 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新疆固定资产投资效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中, 对新疆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研究相对较少, 对新疆各地州的研究更是几乎没有。研究如何通过调整投资区域布局来提升新疆整体效益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新疆各地州固定资产投资效益DEA分析

2.1 模型构建

数据包络分析 (简称DEA) 是由Charnes和Cooper等人在1978年首次提出的, 是一种典型的非参数模型。Fare等 (1992a) 改造了DEA模型构造出一个跨周期效率衡量指标——Malmquis指数。该指数不需要事先确定投入产出间的函数关系, 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 弱化了数据质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减少了模型的误差。根据Chen和Ali (2004) 将Malmquis指数表示为:

undefined

Fare (1992) 进一步分解了Malmquis指数:

undefined

令: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其中R1为相对于可变规模报酬的纯技术效率变化, R2为规模效率变化, R3为技术水平变化, R1与R2的乘积为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技术水平变化若大于1, 则表示该项对TF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反之, 则为负向阻碍作用。

2.2 结果及分析

本文选取样本为新疆十五个地州1990—2000、2001—2011两个阶段的算数平均值面板数据。选取投入变量为:固定资产投资, 产出变量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有效灌溉面积、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每万人平均医生数。文中数据主要根据1991—2012年新疆统计年鉴、各地州统计年鉴、各地州统计公报、新疆统计信息网等计算而得。

2.2.1 Malmquis指数分析

根据上述导出的Malmquis指数方法, 利用DEAP2.1软件分析结果如下:

表1显示:从整体来看, 新疆固定资产投资综合效率变动的标准差为0.38, 标准差是反映离散程度的指标, 其值越大, 表明越不均衡。可以看出新疆地区投资效益变化差异性较大。综合效率均值下降了60.1个百分点, 说明西部开发以后新疆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效益降低, 且技术水平下降是引起综合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这里的技术水平下降不是绝对水平的下降, 而是在一定的投入产出规模下, 技术水平进步速度相对较慢所引起的相对效率下降。

从各地州来看:综合效率大于1的地区只有克拉玛依市和吐鲁番地区, 大于0.5的有乌鲁木齐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其余地区都小于0.5, 说明新疆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效益较西部大开发前是下降的, 且大部分地区下降较为严重。根据影响综合效率的因素, 我们把各地区分为三类:

(1) 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水平都小于1。

主要包括:哈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州直属县 (市) 和喀什地区。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在西部大开发以后增长速度较快, 而投资投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增长相对滞后, 使得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水平都小于1, 共同导致综合效率下降, 必须提高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科学性和投资项目的管理水平, 调整投资规模, 同时加强更新改造投资力度, 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工程建设技术。

(2) 技术效率变动等于1, 但技术水平小于1。

主要包括: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和田地区, 这三个地区一直是投资额最低的地区, 且增长较缓慢。投资规模小, 便于投资管理, 同时, 投资边际效率较高, 而项目建设技术水平较低, 应当积极改进技术, 引进技术人才。

(3) 技术效率变动大于1, 但技术水平小于1。

其余的9个地区技术效率都大于1, 主要是技术水平下降引起综合效率下降。这些地区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 但技术水平增长较慢导致综合效率下降, 应当加大更新改造投资,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同时, 积极引进东中部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人才。

2.2.2 松紧效益分析

为了进一步反映西部大开发以后新疆各地州固定资产投资与产出效益的静态现状, 本文选取2001—2011年平均值的截面数据做DEA分析, 这里采用投入导向的VRS模型。结果如下:

表2给出了存在松紧效应的地州, 其余地区都不存在冗余。可以看出, 上表中五个地区产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冗余, 表明这些地区应当努力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其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每万人平均医生数冗余最严重, 分别为4964.845元、6.757亿元和4.107人;伊犁州直属县 (市) 的有效灌溉面积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冗余量分别为:111.139万亩和18338.719人, 处于最高水平;吐鲁番地区和哈密地区虽然各项产出都存在冗余, 但冗余量相对较小。说明这些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在产出方面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从投入角度来看, 只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存在投入冗余, 说明该地区在加快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投资规模的适度性。

剩下的十个地区中投入和产出都不存在冗余, 这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 由于技术水平相对较高, 使得投入和产出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 实现最大效率, 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塔城地区。这些地区相对较大的技术改造和更新投资是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主要途径, 应当继续保持。第二,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对缺乏, 成为提升产出能力的瓶颈, 使得产出和投入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 但投资布局是相对合理的, 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因此, 在现有的投资结构下继续扩大该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打破经济发展瓶颈, 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状态, 进一步提升固定资产投资效益。

3 提升新疆各地州固定资产投资效益路径

3.1 积极调整投资布局, 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利用效率

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 主要是由于其投资相对缺乏, 投资的边际效率较高, 固定资产投资成为限制生产能力提升的瓶颈, 因此, 应当继续加大该区域的投资力度, 打破投资瓶颈, 实现投入产出更高水平的均衡。对于产出松弛比较大的地区, 在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的同时应当注意调整投资结构, 以投资为导向促进地区优势资源的开发以及优势产业的培育。

另外,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的“两带两区”的发展战略布局以及特殊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要求, 在投资布局时应当加大天山北坡经济带、天山南坡产业带、喀什、霍尔果斯等重点地区的投资力度, 打造新疆经济增长极, 从整体上提升新疆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同时大力扶持发展南疆三地州贫困地区和沿边高寒地区, 通过投资布局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3.2 处理好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关系

生产性投资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而非生产性投资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产生间接效益。新疆各地州应当根据各自特点加大非生产性投资以改善投资环境, 如道路、水利、电力、教育, 卫生、治安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以及促进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保证稳定的社会环境等。

3.3 调整投资结构, 实现由资源投入增长型向技术投入增长型转变

近年来, 新疆各级政府为了追求高速的GDP增长, 把大量的资金投向资源开发和初级产品加工行业, 呈现一种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 严重降低了固定资产投资产出效益。因此, 新疆必须积极调整投资结构, 加大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更新的投资, 通过技术进步延长产业链条。加强各地区优势农产品深加工行业投资支持力度, 大力发展高科技含量、高档次、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形成南疆以特色林果精深加工为主、北疆以特色农副产品和畜产品精深加工为主的产业格局。同时,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开展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重点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的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尚豫新, 祝宏辉.新疆投资的区域有效性研究[J].改革与开放, 2010, (3) .

[2]崔光莲.新疆固定资产投资效益评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 (3) .

[3]魏权龄.数据包络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4.

[4]傅勇, 白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 (1978～2006年)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Malmquis指数分析[J].金融研究, 2009, (7) .

[5]于洁, 刘润生, 曹燕, 庞景安.基于DEA—Malm quist方法的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1979～2004年[J].软科学, 2009, (2) .

[6]韩延玲, 高志刚.新疆区域投资环境的组合评价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7, (1) .

[7]伍文中.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其经济效应分析——基于DEA分析[J].经济问题, 2011, (1) .

[8]刘竹蓉, 孔荣.基于DEA的陕西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研究[J].技术经济, 2009, (12) .

西部大开发分析 篇5

2010-09-07 08:24:00 来源: 四川新闻网(成都)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物流

10多年前，物流在刘显付脑海中的概念，还只是给货运司机当“串串”，靠卖点信息赚中介费。2000年西部大开发，四川 物流迎来迅猛发展的时代，十年来保持年均21%的增长速度，到2009年，四川社会 物流总额已达28153.9亿元。曾经的“串串”刘显付，也借此契机，将金桥 物流公司做成了年销售收入超2亿元的四川龙头 物流企业。

站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起点，我省提出打造西部 物流中心，规划以2009年-2012年为期限，把四川打造为西部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经济走廊。配之以打造面向世界的海、陆、空三维的开放性交通运输网络，让成都、四川具备一双灵动、便捷、动力十足的双脚。

刘显付相信，金桥 物流在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中，将与四川 物流产业一起，实现新的飞跃。

10年构筑成都 物流快速通道

铁路现已开行以成都为始发站的整车铁路货运班列5条，集装箱铁路货运五定班列4条，铁路货运行包专列3条，铁路货运循环班列1条。

航空国内外有20多家航空公司通航成都，通航城市达到97个，其中国际城市25个。公路交通网络遍布周边，开通了成都到宜宾、乐山、重庆等9个周边城市的城际公路货运班车。

培育大型 物流企业 3人公司10年成长为龙头

以前在很多人眼里，物流的概念就是货车司机把货从A地拉到B地，对 物流企业大多留存着散而乱、不规范的印象。上世纪90年代初，从单位下岗回家的刘显付，就是在这样一个行业环境中创业的。“那时 物流企业非常少，更别说大型的了，大多数都跟我一样，就是„串串‟，到各个货运公司去„串‟信息，再卖信息给货车司机。”创业之初，金桥 物流只有三名员工。那时刘显付还住在龙潭寺，每天要骑1个多小时自行车到城里拉生意，“冬天晚上骑自行车回家，进门的几分钟，牙齿都一直冷得咯咯响。”

金桥 物流真正实现快速发展，是在2000年以后。西部大开发10年，刘显付及其团队基本完成了覆盖全国的 物流网络建设，在120多个大中城市拥有 物流网点，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多元，与10年前相比，翻了10多倍。刘显付认为，自己能从一个下岗工人，成为四川龙头 物流企业的董事长，与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分不开。“首先是政府对龙头企业的培育，然后是我的客户们也在飞速发展。”刘显付说，他的许多客户10年前还只是小公司，如今都成长为上市企业，如川润股份、吉峰农机、硅宝科技等，客户的生意逐渐做大，他也跟着分享了市场蛋糕。而政府的培育也很关键，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措施，从资金上对龙头企业车辆更新、信息化改造进行补助，鼓励引导有实力、有条件的大型 物流企业依托 物流园区(中心)开行城际专线货运班车，并推进货运行业公司化管理进程。许多 物流企业都从中受益。

数据支持

经过10年飞速发展，目前四川省从事 物流业务的企业有8000多家，建成和在建的 物流园区80个，等级货运站490多个。截至2009年11月，全省有20家企业通过国家A级 物流企业的认定，国家A级信用 物流企业有8家，国家星级仓储 物流企业4家，全国百强 物流企业2家，纳入国家税收试点 物流企业17家。通过A级评估认证的企业将获得省政府5万至20万元的资金支持和奖励。目前，我省正在制定《四川省重点 物流企业的管理办法》，将进一步推动 物流行业发展。

建立 物流快速通道 意大利皮料一周内到成都

成都艾民儿鞋业的制鞋皮料，许多都是从欧洲进口。艾民儿鞋业很早就实施了“走出去”战略规划，将俄罗斯—东欧—整个欧洲确定为开拓国际市场的重点，在意大利、美国设立了联络点，在德国还有分公司。而这一切，如果没有成都—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直航，将变得非常困难。艾民儿鞋业总经理助理刘翔感触非常深的是，成都这10年航线的快速增加，打通了他们与欧洲的 物流通道，使意大利皮料能够在一周内运到成都。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外快速 物流通道建设，2004年，成都启动了保税 物流中心(B型)建设，2009年正式封关运行，是中西部地区已封关运行的保税 物流中心中档次最高、规模最大、最为规范的一个。目前已引进瞻航等三家 物流企业入驻保税 物流中心，银河、思科、成飞等数十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相继在成都保税中心开展业务。此外，按照打造辐射中西部地区“无水港”的目标，成都正在规划建设成都国际集装箱 物流园区，园区将通过与沿海港口城市对开铁路集装箱五定班列、签订跨关区合作协议实行“属地报关、口岸验放”的快速通关模式等措施，实现沿海港口内移。同时将在成都国际集装箱 物流园区设立保税 物流中心(B型)，按出口监管仓、进口保税仓的“两仓业务”方式开展国际 物流业务。

成都发展势头迅猛的国际 物流通道优势，吸引了众多中外 物流巨头入驻成都。截止到目前，成都已引进包括UPS、FEDEX、TNT、德国辛克 物流、马士基等在内的外资 物流企业43家，中铁现代、中铁快运等在内的13家中字头 物流企业，国内知名 物流企业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大型 物流中心的进驻，为成都打造三维开放性交通运输网络注入了新的活力。

数据支持 西部大开发10年来，成都逐步构筑了连接国内外经济发达地区的 物流快速通道。铁路方面，现已开行以成都为始发站的整车铁路货运班列5条，集装箱铁路货运五定班列4条，铁路货运行包专列3条，铁路货运循环班列1条。航空方面，国内外有20多家航空公司通航成都，通航城市达到97个，其中国际城市25个，还开通了荷兰阿姆斯特丹、韩国首尔、泰国曼谷、新加坡、巴基斯坦卡拉奇等地的13条国际(地区)直飞航线；而公路上的交通网络更是遍布周边，开通了成都到宜宾、乐山、重庆等9个周边城市的城际公路货运班车。

打造西部 物流中心 3年培育5亿级企业10家

金桥 物流董事长刘显付的三年规划是，将现有网点数量翻两番，达到400个网点，覆盖全国80%的大中城市。在网点资源的基础上，再延伸做深做细 物流业务。他相信，在 物流大发展的背景下，他的公司也将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的确如此，经过10年西部大开发的沉淀，四川提出打造西部 物流中心，目前已扬帆起航。根据规划，到2012年，全省 物流业增加值增幅高于同期GDP增幅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涉及 物流业的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邮政、配送等方面都将出现增幅。规划指出，目前我省 物流企业大都以私人投资为主，抵押担保不足，既难获取银行贷款，又缺乏其他融资手段，90%以上的 物流企业面临资金困难。规划提出培育大型 物流企业，并从税收、投入、土地供应多方面给出优惠政策，指出到2012年我省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亿元的 物流企业达到10家，其中超过10亿元的达到3家。

此外，2009年-2012年期间，西部 物流中心建设计划实施80个重点项目。除了建设 物流园区，规划根据四川产业发展优势，提出要着力壮大大件、电子、白酒、钢铁、农产品冷链、粮食、小件快递和零担等 物流集群。同时提出要建立公路 物流信息平台，完善铁路和航空 物流信息平台，加快建设四川省 物流综合信息平台。

在 物流布局上，根据南、北、东、西四个方向的进出川通道和各地产业布局、商品流向、资源环境、区域规划等因素，在成都之外布局建设八大次区域 物流中心。分别是攀枝花 物流中心、自贡—泸州—宜宾 物流中心、达州 物流中心、绵阳—广元 物流中心、南充—广安 物流中心、遂宁—内江 物流中心、乐山 物流中心、雅安 物流中心。

数据支持

西部大开发分析 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西部大开发;回顾;瞻望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01-03

2009年,当西部地区民众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庆新中国60华诞时,心中怀有更多一层的喜悦;在这一年,同时迎来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周年。

加快西部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统揽全局、审时度势,迎接新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亦可以说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同志晚年关于“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的提出和解决(由第一个大局过渡到第二个大局)这个问题”①政治嘱托的落实。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地区倾斜发展的区域政策,在赢得时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尽快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亦付出了国内地区发展差距明显扩大的代价。20年左右,东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的差距,使1999年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足东部地区的一半(41.3%),东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差距比1978年扩大12.8个百分点②。在既有地区经济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投入产出关联,互为市场。保持区域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众多少数民族民众聚居于西部和陆地边境地区,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我国西部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源头,居于上游、上风的区位,决定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保障的建立与维护。经过改革开放头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相继提前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已由1978年的3 465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近10万亿元(99 214.6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近8 000元;加快中西部大战、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各种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作为新世纪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第一个重大战略部署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从2000年起全部启动,标志着“第二个大局”拉开了帷幕,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从改革开放头20多年的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向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转变,为新世纪我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从多方面拓展了空间。

十年来,西部地区已开工重点工程102项,投资总规模达1.74万亿元,在中央预算内建设资金、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带动下,社会资本和区外、境外资金的进入,使西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近年来的年增长都在20%以上(2003-2006年平均增长为26.8%,2007年、2008年分别比上年增长28.2%和26.7%),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取得实质性进展,青藏跌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投入运营;投资和创业环境明显改善,地区发展活力得以释放,十年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11%,不仅高于大开发前(1978-199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9.45%),与东部地区发展速度的差距亦成收敛态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开始蔓延、外部需求萎缩的200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幅超过东部,达到5.8万亿元,在全国GDP中的占比达到17.8%,较大开发前夕有所提高。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而西部12 个省区中,有10个增幅超过全国平均值(黔、蒙、桂、川、陕、渝、青、滇、藏和新疆),其中前5个省区增幅达到两位数。十年来,西部地区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的同时,社会建设有序开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更可贵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通过十年的实践,在结合西部地区的具体区情,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城镇化道路和自主创新道路,紧密结合西部区情和大开发的实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摆脱欠发达状态、实现全面小康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领域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只有通过发展,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发展必须立足区情,欠发达和相当广大地区生态脆弱是西部地区两大基本区情。在全球化的当今,为了使西部丰富的资源和特色产品以低廉的交易费用进入国内外市场,使国内外各种先进生产要素顺畅进入西部,就必须首先从改善交通运输、通讯网络和电网等入手。大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摇篮,扼制生态环境恶化,是维护生存之舟,建设幸福家园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2001年3月15日)明确了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方针:“力争用5到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科技、教育有较大发展。”十年来,西部地区新增公路里程85万公里,新增铁路营业里程超过8 500公里;在抓紧干线建设的同时,“油路到乡”、“公路到村”的农村公路建设有序开展。根据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滞后,生态维护和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的实际,在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二个十年之时,仍需锲而不舍,继续抓好这两个重点。以铁路建设为例,将围绕完善西部各省区市之间、西部与国内其他大经济区之间,以及西部和邻国之间的铁路通道目标,拓展路网覆盖面、提升通过能力、提高运行速度。例如,在建的重庆—贵阳、重庆—兰州、成都—天水等客运专线,将为西北、西南打造新通道;上海—昆明、贵阳—广州、南宁—广州、兰州—郑州—徐州、中卫(银川)太原等新线,将为沟通西部地区与华北、华东、华南、华中打造新的快速通道;和邻国沟通的铁路,北有中—吉(吉尔斯斯坦)—乌(乌兹别克斯坦),南有中—越(泛亚铁路东线)以及中国和老挝—泰国铁路(泛亚铁路中线)和中—缅铁路(泛亚铁路东线)等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兴区强区之本。十年来,西部地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仅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为例,2008年已达到401.9万人,比大开发前夕(1999年为869 830人)净增了315万人,相当于1999年在校生的4.62倍,为西部大开发源源不断的输送了人才,提供了技术支撑。为了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京、沪等地著名高校将逐步扩大在西部地区招生的比例;从2009年起,中央教育主管部门批准青海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进入“211工程”序列,接受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三方的共同投入,重点建设对所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学科,培养西部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同时,在西部民族地区新设立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广西师范民族学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等10所高校和三所高等专科学校④。

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再重要,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增进民众的福祉,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能力。十年来,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的明显提高;以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如期实现。截至2007年底,“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98%,四年累计扫除文盲600多万,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西部各省区市初中毛入学率超过90%。但是,和全国平均值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为例,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居西部前3位的内蒙古、重庆和广西均已达到14 000元,已接近全国平均值,仅低9个百分点;而新疆、甘肃则比全国平均值低27～30个百分点。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纯收入,居西部首位的内蒙古为4 656.2元,仅比全国平均值低2个百分点,而贵州、甘肃则比全国平均值低40多个百分点。用好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向民生项目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机遇,尽快补上在义务教育、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欠账;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多方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和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是西部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能力和东部的差距明显缩小,以保证2020年国家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之时,西部地区民众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并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城乡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要求,在抓紧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的同时,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西部大开发十年,在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最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从西部地区具体的区位边缘、资源稟赋等出发,重点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市场不怜悯落后”,质次价高的产品,无论产自何地,都会遭到市场冷遇。作为后发展地区,只要避开软肋,依托地缘、资源等比较优势,从特色优势产业入手,培育、巩固、扩大竞争优势,就有可能在国内外大市场打出一片天下。2008年西部12个省份生产的原煤、原油、电和棉花已分别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3.9%、29%、28%和43.7%,发挥了国家级能源基地、棉花基地的作用。内蒙古煤炭资源丰富,从煤炭开发入手,发展火电,进而发展煤制油、煤基醇、醚燃料等煤化工,拉长产业链;又利用草原广袤、风大、日照强、沙多的自然条件,发展乳品业、风力发电、太阳能热气流发电和各种沙产业,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是年年均增长16%,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大开发前(1999年)的8.26%,提高到2008年的13.32%。新疆亦异曲同工,依托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以及土地辽阔、日照长、边境线长、口岸多(一、二类口岸29个)等条件,重点打造“黑”(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白”(棉花)、“红”(番茄、枸杞、红花等)等特色品牌,并逐步向上下游延伸,壮大产业链,大力推进以边贸为主的进出口贸易,拉动区域经济发展,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为4 203.4亿元,相当于大开发前(1999年)的3.6倍,2008年天然气、棉花的产量居各省份的首位,石油产量居第二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西部省份的首位。对于《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指出的能源、化工、有色金属、稀土、钾、磷、特色农牧产品及加工、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和旅游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近些年来西部各省份结合不同情况,各有侧重的发展;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根据国内外经济科技新走势,重视培育低碳经济,西北与内蒙古及时发展了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及相应装备的制造业,西南重视生物质能的开发。

二是科技和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从资源开发或发掘区位优势起步,而继续前行,无不依托于科学技术。前述内蒙古、新疆产业链的延伸,每一步都得益于科学技术及时的支撑;平时如此,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科技、创新的作用更加凸显。彩虹集团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咸阳新建的第一座彩色显像管厂,随着传统显示器件进入产品生命衰退期,企业陷入困境,依托技术研发成果和企业战略管理创新,企业及时转向平板显示产业,产品升级、系列拓展、布点展开、由一变三,成功化危为机。创新是企业转型产品升级的动力,一是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要继续优化西部地区的创新环境,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为纽带的区域创新体系,依靠西部民众的创新智慧,推进西部未来的发展。

三是坚持“双轮驱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正反两面的经验,还是西部大开发十年的经验,都表明:国家经济、区域经济都应是公有制和其他多种所有制双轮驱动,维护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在直面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中,国家直接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关键领域,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只有多种所有制的充分发展,才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一切财富之源,活力迸发、泉涌如流。大开发十年,西部民营经济提供的“两个80%”(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农转非”就业岗位),进一步改善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就再也不能延宕。

面对当前“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繁重任务,在政治建设领域,民众对西部各级政府的希望是:加快政府职能和作风的双转变,真正成为当地易于投资兴业环境、宜居环境、宜学环境建设的组织者,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者,正常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严格依法行政、清廉行政,从根部防止类似2008年“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的发生。

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凝聚力和创造力之源,它既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更是区域软实力的核心内容。西部大开发十年,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天灾人祸”的挑战和严峻考验,特别是发生“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正是依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夺得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胜利,凝聚成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在大开发进入第二个十年之时,从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出发,落实好“西新”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等文化惠民工程,满足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依托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产业,珍惜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西部地区文化建设的重点。

人类居于地球,地球却并不专属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真谛在于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应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不突破环境容量和自然承受力的限;对地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生态系统既复杂又相对脆弱的西部地区,坚持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环境保护尤显重要。过去十年,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蒙古京津风沙源治理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等取得了明显成效。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分,西部“禁止开发”、“限制开发”两类功能区面积广袤、屏障范围辽阔、意义重大、系统复杂,亟须抓紧研究,提出方案,吁请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尽快立法,以常保国泰民安。

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西部最重要的有:重点经济区与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圈的率先发展、资源富集地区的集约开发、重点边境口岸城市的跨越发展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三峡库区、资源枯竭矿区等重点扶持地区以及各类县域经济发展的统筹兼顾。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重视城市对广大农村的辐射、带动,有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城乡一体化体制,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在大开发过程中,统筹内、外要素,有效聚合,集成优势;既重视内生要素的培育、壮大,又积极对内对外开放,从区外、境外引进项目、资金、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激活、提升内生要素,培育自主发展能力,有效利用对口支援,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通过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提升西部各类开发区的综合水平;抓紧准备方案,促使国家尽快出台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具体政策,杜绝污染性强、已进入衰退期的产品产能随大流西移。总结大开发头十年的宝贵经验,将使西部大开发更好的沿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道路深入推进。

注 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②王洛林,魏后凯主编.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M].北京出版社,2002.

③中长期铁路规划网[J].人民铁道,2008-11-28.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报[N].2009-2-12.

[作者简介]陈栋生(1935—),男,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产力布局与区域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9-04-22

西部大开发分析 篇7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是西部人力资源总量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发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不仅满足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需要, 而且对于从女性内心作深刻的变革、并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命运, 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 对于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的研究已经很多。国外主要从社会性别角度去分析女性。比如日本, 专门设有“女性学性别研究中心”, 研究的课题主要为亚洲女性及开发问题, 其中涉及女性与婚恋、女性与教育、女性与媒体、女性与生育等。英美等国主要从女权主义方面研究女性。而西方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产生于70年代初女权主义运动高潮时, 其中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的集中研究自80年代中期兴起, 尤其对藏族妇女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些学者极感兴趣。而国内, 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真正形成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呈现出研究组织和机构得到发展、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理论和方法逐步丰富和更新、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等特点。

综观国内对于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方面的研究, 模式无外乎为:重要性的分析、存在问题的剖析、影响因子的研究。主题集中在: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与发展研究、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研究、少数民族妇女与婚姻家庭研究、少数民族妇女生育健康研究、少数民族妇女人口研究、少数民族妇女与宗教研究等。值得一提的是, 在影响因子的分析中, 几乎都会提及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区域经济、宗教的联系或关系。选题中也多有关于对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优先开发的战略意义”、“开发环境与对策分析”等主题的表述, 近年还出现了对西部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人文内涵探微”的主题分析文章。其实这些研究内容都与“特殊性”关联。

可见, 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其研究也日趋成熟。但存在的突出缺陷也是显见的:把人的资源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较为关注数量和质量、体力和智力等方面的因素, 而勿略了人这一资源的特殊性;多关注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模型构建, 而与民族地区现实和特殊影响结合甚少;忽视区域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 影响因子的分析中虽有提及, 但较少从少数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特殊性或差异性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究。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地域辽阔, 民族成份众多,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 加之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遗产差异很大, 呈现出各自的特殊性。尤其是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特殊性尤为突出。与中东部地区相比, 人力资源的差异性较大。而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其特殊性的研究更是打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难题的钥匙。对其差异性的关注, 无疑是女性人力资源研究的趋势和必然。

2 研究的内容

西部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源开发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等外部条件上。这些条件是实行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差异化开发的可行性基础, 对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具有特殊意义。

2.1 自然生态环境对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远, 自然环境恶劣, 或高山深沟、或荒漠戈壁, 或小盆地;冰雹、霜冻、低温、雪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自然环境的不利, 严重制约着当地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 再加上经济本不宽裕。这样的状况下, 对于人们而言, 生存问题是首要问题。尤其对于一个依靠并不多的女性而言, 她们面临的首先是生活问题, 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照顾好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以使家庭主要劳动力 (多为男性) 更好地为全家谋生, 而不是去考虑如何开发人力资源, 如何提升自身的素质, 或顾及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最根本的限制。同时,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闭锁的空间和区域, 使不少村寨交通不便, 人们的活动范围狭小, 信息传播缓慢, 获取信息的渠道缺乏, 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 这样的状况势必对当地民族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尤其对几乎足不外出的女性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生活上必然的依赖、观念上的习以为常、行为上的被动, 使得少数民族女性对世代沿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习惯, 对新生事物毫不知悉, 更谈不上什么独立意识、发展意识, 特别是影响到了她们的受教育状况与社会化进程。在很多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文章中, 在影响因子的分析中, 都会谈到女性自身的脆弱、感性、自卑的心理, 或对男性的依赖, 对家庭的眷恋。其实, 这并不是女性与生俱来的, 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2.2 独特的人文环境对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

人文环境是社会隐藏中的无形环境, 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在现代社会, 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地区特殊性、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文环境或人文基础。就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而言, 其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人文环境则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地域特点。

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环境。我国的少数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种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殊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西部地区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较之中、东部更多、更广, 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地带, 这为形成各民族共同生存与发展的民族基础意识, 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而这种共同的意识是支撑各民族休戚与共、繁衍生存的深刻的思想基础。同时, 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各自的语言、文字、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生存方式、行为模式等民族特有的东西。这些都构成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基本的民族关系环境和重要基础, 也为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打下了深深的民族烙印。

不可否认的是, 以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开放、创新、平等、竞争、自主、效率等精神内涵为标准,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在综合思想素质方面尚存不足。各民族对于自身的价值、认同、习俗极为看重, 会突出地进行强调、排斥, 甚至拒绝接受外来圈子的教育和影响, 这是导致西部女性人力资源文化素质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文化素质恰恰又决定着人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 这使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观念常处于封闭之中, 以“丰衣足食”为她们最大的追求和满足, 害怕承担风险, 害怕开放竞争的心态十分普遍。绝大多数女性的活动局限在家庭血缘关系网内, 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精神。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 女性的商品经济观念、市场文化特征较为突出, 她们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土地、家庭范围, 人际关系多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开放、创新、积极进取成为普遍的精神风貌。这恰是西部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所需借鉴之处。

特殊的文化环境。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 使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都生存在一定的文化之中, 如雪域文化、草原文化、山地文化、盆地文化、沙漠绿洲文化等多种文化一应俱全, 并且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氛围。自然, 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正是在这样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环境下进行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塑造不同的民族人格, 塑造人不同的能力, 其人格的优劣、能力结构的多面, 对人力资源的结构和素质必然会产生诸多的影响。同时, 民族文化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功用。当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时, 这种文化就会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 反之, 会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前有未有的变化, 但发展的结构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影响相对较弱。虽然许多现代的东西逐步进入到当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中,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矛盾加剧。在面对一边是传统的东西, 一边是现代的东西时, 很多人犹豫不决, 难以取舍, 当要做出最终取舍时, 传统文化仍深深制约着当地民族的思想和行为。在传统和现代的抗衡中, 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仍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主导多对女性不利。男尊女卑观念、性别歧视行为屡见;由于教育机会与资源上与少数民族男性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女童中途辍学率高、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自卑心理严重、就业难度大等问题, 始终是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瓶颈。

繁杂多样的宗教环境。西部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长期的宗教信仰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宗教习俗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也深深地影响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诚然, 宗教对西部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有积极、健康的内容, 比如至善文化、至诚理念等, 倡导这些, 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从而有利于提高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潜能。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宗教对妇女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和限制。比如在伊斯兰教教义中, 女性从小就有封斋、戴盖头、收敛言行等遵循教规的责任, 不能说唱、抛头露面, 更不能参与社会活动, 这恰恰与学校教育相悖。许多教内人甚至错误地认为, 伊斯兰教教义中不提倡妇女接受教育、获取知识, 可见两性平等教育观还没有被广大穆斯林所认可。穆斯林妇女自身也没有自觉意识到其正当权益被剥夺。无疑, 宗教信仰与现代教育矛盾仍然存在。在藏传佛教中, 形成的藏民族“舍寺院无学校, 舍喇嘛无教育”宗教观念, 这种寺院为男性的天下, 女性被排斥在外, 使藏族女性在接受教育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教育离不开宗教、宗教离不开教育, 二者密不可分, 成为藏民族传统的教育价值取向。而且由于宗教的长期存在, 宗教思想根深蒂固, 宗教文化的影响和限制广泛而深远, 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宗教的不利影响, 这对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也是一种制约。在进行西部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 如何减少和摆脱这种不利影响成为问题的关键。

2.3 经济环境对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

人力资源的开发依存于当地特定的经济环境。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并存, 农业、工业第三产业比重的不协调, 城镇与乡村明显的二元经济形态等这些特殊的经济结构, 决定了不同的人力资源的需求和开发的方式。与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基础设施的薄弱、传统生产方式的凸显等这些总体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影响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同时也影响着西部少数民族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 无论是普通家庭, 还是地区政府, 财富的积累非常有限, 财力资源捉襟见肘, 无力拿出财力、物力投身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之中, 或只投入男性, 极少考虑女性, 这严重制约了当地女性人口素质的提高。加之民族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已牵制着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女性人口素质的提高, 这些最终会影响女性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3 启示

(1) 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其中, 人类无疑是积极的、主动的因素。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对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会产生正反两面的影响。西部特殊的自然环境对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有很多的制约, 但呈现出的复杂性、多样性, 使各民族为适应自身的生存而对自然环境做出了相应的选择, 这种选择, 保证了当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更重要的是, 为西部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着很多契机。

(2) 人不仅仅是一种可以再生的、有一定智能的劳动力, 还是特殊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者, 他们有特殊的文化特质和民族特质, 还具有通过实践获得的社会人文属性。西部地区的人文环境受其独特地域影响,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把握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影响因素, 可以对不同的人文环境下的女性人力资源开发采取针对性的开发方式, 做到有的放矢, 并采取因势利导的措施, 无疑对民族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将起到积极作用。

(3) 经济是基础, 任何人力资源的开发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经济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人力资源开发。就经济角度而言, 如何打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 让市场经济的地位日益突显, 这会成为开发女性人力资源的重要突破口, 对提高女性自身素质、受教育程度、就业质量、社会地位等有着重要意义。

(4) 西部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是不断适应区域环境, 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 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人文观、价值观及各种思想观念融合的结果。所以西部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有其特殊性, 其开发也必须遵循这种特殊性。要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环境两者处于和谐、平衡的良性动态发展之中, 才能实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的特殊型开发, 并能够促进区域环境的发展, 达到共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占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J].西北人口, 2011 (1) .

[2]冯璐璐.西部少数民族妇女人力资源开发及其人文内涵探微[J].延安大学学报, 2011 (1) .

[3]赵峰, 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的瓶颈制约及路径依赖[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2006 (03) .

[4]方素梅, 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J].民族研究, 2004 (2) .

[5]张和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特殊性[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4 (04) .

西部大开发分析 篇8

西部的优势在于资源, 其矿产资源丰富, 是全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区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成为国家资源基地, 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带动了地方经济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 西部的矛盾也在于资源。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资源低价, 环境无价”的观念, 资源价值对西部的贡献并未在经济发展中充分体现出来, 西部地区也出现了“守着煤山砍柴烧”等“富饶的贫困”现象。实证研究表明, “资源诅咒”在西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已经出现。另外, 矿产资源开发也给资源输出地带来了一些环境外部性问题, 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

矿产资源收益分配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直以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是由矿产资源产生的经济收入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我国矿产资源收益分配主要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矿业权收益三种 (杨德栋、王娜, 2006)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利益分配问题是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已有研究表明, 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矛盾、政府与矿业企业的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企业矛盾以及政府、企业与资源地居民的矛盾;矛盾形成源于利益主体之间诉求能力差异及利益主体诉求能力差异的制度背景 (王艳、程宏伟, 2011) 。

从现有的研究趋势来看, 我国对资源开发中利益分配问题存在很大分歧。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仍然不合理, 所以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分配方面一直存在着利益博弈。已有不少研究致力于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问题, 但是对相关利益主体视角下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所以本文从相关利益主体视角切入, 着重分析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过程, 并针对博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利益协调措施。

二、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分析

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是由资源产生的经济收入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配。目前, 我国矿产资源收益主要有三种类型: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收益。我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利益是一个可以层层分解的利益层次, 在中央政府利益优先保证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也可以依法分得部分利益。矿业权人是完整的企业法人, 应享有相关法人财产权所带来的正常投资利润和超额风险回报。在集体土地上开采矿产资源, 一般都会对集体土地和周边生态环境构成一定的破坏。资源地居民作为集体土地的主人, 不得不承受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负面影响, 因此资源地居民作为相关利益主体, 也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

矿产资源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比较明确的行政隶属关系, 不论是矿产资源的中央政府主管部门, 还是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的矿业企业或是地勘单位, 他们之间存在明晰的行政隶属关系。各个相关利益主体的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而且是一种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下, 矿产资源开发主要利益主体政府、企业与资源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升级,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资源开发收益权的分配冲突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方面的分歧;当地居民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但是由于矿权与地权的分离其利益没有得到有效补偿。因此, 根据已有的研究, 本文认为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应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矿业企业、资源地居民等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依照不同的法定权利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进行利益博弈, 表现形式错综复杂。

三、相关利益主体视角下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一)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

在我国分税制体制下, 税费分成比例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的直接矛盾。按照我国资源税费分配政策, 资源补偿费中央与地方一般是4∶6分成, 矿业权出让权益中央与地方2∶8分成。仅仅从这两项的比例上看, 地方政府应该获取了大部分收益, 但是由于资源税税负相对较低, 因此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比重较少。按我国分税制体制, 增值税和所得税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75%的增值税和60%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归中央, 而增值税和所得税是名副其实的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 这就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利益。

另外, 与矿产资源相关的权、责、利分配不一致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根源。中央政府是矿产资源产权主体, 获得所有权收益, 地方政府不具有资源所有权, 但可以通过资源开发许可权的行政配置和投资权的控制来获取收益, 资源开发权决定了利益分配格局。总体上, 中央政府在资源开发中获得了更多经济利益, 而地方政府又承担本地经济发展的绝大部分责任, 因此为获得更多资源收益权利不可避免与中央政府产生利益博弈。

(二) 政府与矿业企业的利益博弈。

矿业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博弈主要在税费征收与矿权定价方面。多数学者认为, 我国现行税费体系由于税种较多, 加上存在重复征税或者地方政府向企业摊派税费的情况, 造成多数矿业企业税费负担过重, 综合对比国内外矿业税收, 我国矿业税费率较国外高出6个百分点, 增值税和资源税是负担较重的主要因素。但另一方面税费负担过高的同时, 部分中央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获取矿业权, 不但严重低估矿产资源价值, 政府利益受损, 而且很可能会使部分中央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未充分利用矿产资源。

(三) 地方政府与中央企业的利益博弈。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的多数开发权分配给了中央企业, 中央企业的经营活动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资源地政府为保障地方的长远利益, 通常会选择发展附加值更高的资源利用项目, 但是已有学者研究发现, 因为中央企业开发的资源主要以向东部输出为主, 因此基本不考虑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 地方政府依靠引入大型中央企业来促进当地就业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愿望往往不能实现, 相反, 规模经济效应和中央企业的垄断行为会严重挤出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 这便直接影响了资源地政府经济利益。

(四) 政府、企业与资源地居民的利益博弈。

资源地居民承担了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负的外部效应, 在矿产资源开发相关利益主体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矿业企业在资源开发中占用土地以及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 从而与资源地居民产生直接的利益博弈。另外, 地方政府要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兼顾本地区社会稳定, 在土地补偿、税费征收和环境恢复补偿方面与矿业企业和当地居民都存在矛盾。例如, 土地补偿问题是矿业征地的核心问题, 既关系到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

四、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协调措施

(一) 建立合理明晰的矿权制度。

建立合理、明晰的矿产资源矿权制度是解决各利益主体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利益博弈的关键。按照科斯定理的基本原理, 存在交易费用的前提下, 产权初始配置的合理化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应遵循这一原理, 以避免矿权制度的不明确成为矿区地方政府与中央利益冲突的根源。因此, 在有关矿产资源初始矿权的配置法律条款中, 应该明确未来矿产资源初始矿权的二元分布 (即明确未来国有土地下潜在的、新的矿产资源的初始矿权归中央政府所有;集体土地下矿产资源的初始矿权归地方政府所有) 。这样, 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可通过对矿产资源初始矿权的行使和转让获取矿权收益。

(二) 建立完善的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

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就是规范政府与矿业企业利益分配关系的制度安排。按照国际惯例, 将矿产资源总体收益分成税、矿权收益和投资收益三部分, 而目前我国在资源税费制度,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如税费设置不合理、税费制度缺乏灵活性, 没有鼓励劣等资源开发的政策等。针对这些问题, 一方面继续完善行政性税收政策, 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例如应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 将所有企业提供的与矿产企业相关的劳务均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这不仅便于征收管理, 也可以充分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 符合我国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实现公平税负的趋势;另一面完善权利金制度, 明晰矿权收益, 例如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享机制, 是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关键。

(三) 建立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能从源头上促进经济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目标是要求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估矿产资源的价值, 要求资源收益地区对资源贡献地区给予环境恢复补偿, 从而停止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仅能迫使企业改变无偿使用矿产资源的观念, 而且可以使企业在资源开发中主动寻求生态成本降低的措施。这样既可以促使企业努力提高生产技术、合理利用资源, 又可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相信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合理的资源税费制度以及完善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能够充分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 在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的同时, 又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鹤霖.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利益主体及其博弈研究[D].西安:西安石油大学, 2012.

[2]王艳, 程宏伟.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矛盾研究综述与展望[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1.15.

[3]刘春学, 李连举.浅析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博弈[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5.

奋力将西部大开发推向深入 篇9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是党中央、国务院在世纪之交作出的重大决策。西部大开发的10年, 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社会进步最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对国家贡献最突出的1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不仅使西部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也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 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具有基础地位,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当前, 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都很突出, 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也都很突出。虽然西部大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 仍然是我国经济相对落后和欠发达的地区, 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承前启后的第二个10年, 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把这项富民强国、兴边睦邻的宏伟大业推向前进。

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4%, 人口占全国的28.6%。只有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加快补齐西部这块国民经济的“短板”, 让西部地区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 才能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我们既要保持东部地区强劲发展势头,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也要抓紧促进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实现现代化, 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不完整的, 也必然会缺少持续的动力。只有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为全面实现现代化提供更大空间、创造更好环境、注入更多活力和动力。

没有西部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西部地区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向, 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纵深。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有利于巩固民族团结、边疆安全的好局面, 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更好地维护祖国统一、边疆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必须坚持加快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也是做好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加快发展的同时, 还要坚持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和谐发展, 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让百姓尝到发展之甜。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必须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西部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以改革促开放, 以开放促开发, 建立起有利于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必须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西部地区要自力更生, 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党全国要大力支援, 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国家支持力度,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西部大开发, 形成合力。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关键在党的领导。中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 重点任务, 方针政策已经明确, 现在最重要的是加强领导, 明确责任, 改进作风, 真抓实干, 切实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处。

西部大开发分析 篇10

发挥比较优势, 深入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优势资源转化战略,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大力提升产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建设国家能源、资源深加工、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第二十五节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

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 调整优化能源开发布局, 重点建设鄂尔多斯盆地、蒙东、西南、新疆等国家重点综合能源基地, 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提升能源保障水平。

加大大型煤炭基地勘查力度, 加快建设陕北、黄陇、蒙东、神东、宁东和新疆等煤炭基地, 优化发展云贵煤炭基地, 重点建设一批现代化露天煤矿和千万吨级安全高效矿井。鼓励发展清洁、高效、大容量燃煤机组, 加快大型坑口燃煤电站和电力外送通道建设, 推进煤电一体化发展。加强煤层气、页岩气开发利用。科学布局煤制天然气、煤制液体燃料、煤基多联产示范升级项目, 有序推进产业化发展。

加强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 实施精细开发, 重点推进塔里木、准噶尔、鄂尔多斯、四川盆地等重要的油气资源战略接续区建设, 稳定国内石油产量, 促进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依托国内和进口石油资源, 优化原油加工布局, 建设一批千万吨级炼油基地, 促进上下游一体化发展。积极发展石油天然气化工, 建设和完善一批大型石化基地。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在保护生态和做好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 制定和完善流域水电开发规划, 有序推进西南地区和黄河上游重点流域大型水电站建设, 因地制宜建设中小型水电站。积极推进甘肃河西等西北地区及内蒙古大型风电基地建设, 加强并网外送配套工程建设, 鼓励风电就地转化利用。因地制宜发展光伏发电, 重点利用沙漠、戈壁及无耕种价值的空闲土地, 集中建设若干座50-100兆瓦规模的大型光伏电站。通过在偏远地区建设小型光伏电站等方式, 解决无电地区人口用电问题。根据国家有关规划要求, 稳步推进广西等地区大型核电站建设。做好铀矿资源勘探工作。积极发展生物质能、地热等其他新能源, 加强青藏高原可燃冰勘探和开发利用研究。

专栏13:现代能源产业布局

煤炭开发与转化:建设陕北、黄陇、神东、宁东、蒙东、云贵及新疆等大型煤炭基地, 建设陕北、彬长、准东、鄂尔多斯、宁东、陇东、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贵州等大型煤电基地, 有序开展煤制天然气、煤制液体燃料和煤基多联产示范, 稳步推进产业化发展。

石油天然气开发及加工:建设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等石油生产基地, 鄂尔多斯、川渝和塔里木以及青海等天然气生产基地, 克拉玛依—独山子、兰州、乌鲁木齐、昆明等炼油基地, 克拉玛依—独山子、兰州、彭州等石化基地, 达州、长寿等天然气精细化工基地。

水电开发:科学规划建设金沙江中下游、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中下游、黄河上游和雅鲁藏布江中游河流 (段) 水电基地。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有序开展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通天河、怒江等流域水电开发前期工作。

风电:建设蒙西、蒙东、甘肃酒泉、新疆哈密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第二十六节优化调整资源加工产业

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力度, 实施国家战略矿产资源勘查储备计划, 实现找矿突破, 增加资源储量, 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后备基地。积极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和重点资源富集区建设, 促进资源开发与当地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增收相结合。积极利用国外资源, 拓展我国资源安全供应渠道。推动钢铁企业兼并重组, 提高产业集中度, 改造提升酒钢、包钢、重钢、攀钢钢铁基地, 积极推进防城港钢铁基地建设。加强有色金属等资源综合加工利用, 延长产业链, 推进冶电联营, 在资源富集地区建设一批深加工产业基地。做好稀土资源战略储备, 实施更为严格的保护性开采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标准, 逐步形成合理开发、有序生产、高效利用、技术先进、集约发展的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格局。推进青海、新疆、西藏盐湖资源综合利用, 加快发展并形成若干大型钾肥生产基地, 优化发展氯碱、磷化工等基础化工原料, 大力发展精细化工。加快淘汰落后水泥产能, 提升现有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节能减排标准, 有序发展新型建材产业。着力肃河西地区镍钴铜、宁夏钽铌铍、青海铝电联营及钠镁锂、云南铝电联营及钛锡、贵州锰钛深加工基地建设, 稳步发展西藏中部地区铜铬产业, 建设藏青工业园区。

非金属矿产资源:建设云南、贵州大型磷化工基地;推进青海柴达木、新疆盐湖等资源综合开发, 积极发展钾肥及盐碱化工。

稀土:推进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深加工基地建设。

纺织服装:建设新疆、陕西、四川棉纺织, 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毛绒纺织, 四川、重庆、广西、陕西、云南丝绸, 四川、重庆、甘肃化纤纺织基地。建设陕西推动轻纺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重点发展纺织服装业。推动酿酒、制糖等食品加工业发展, 着力打造贵州遵义和四川宜宾、泸州白酒“金三角”生产基地以及贺兰山东麓、河西走廊葡萄酒文化长廊。

专栏14:资源深加工产业布局

钢铁:建设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四川攀西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基地, 推进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钢厂搬迁和酒钢、包钢、水钢、八钢升级改造。发挥云南等沿边省区区位优势, 就近利用境外资源, 研究建设铁矿深加工项目。

有色金属:推进陕西钼钛、甘西安现代纺织产业园、新疆石河子和阿克苏纺织城、宁夏银川生态纺织园项目。

第二十七节改造提升装备制造业

提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以及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成套化和产业化, 推动装备产品智能化。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 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重点发展清洁高效发电装备, 智能输配电、石化成套装备、钻井设备、工程机械、重型装备、数控机床、汽车摩托车等装备制造业, 形成一批竞争力较强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家级研发生产基地。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重点发展支线飞机和通用飞机及配套为主的航空装备、轨道交通、新一代卫星、运载火箭及其应用, 以及国防军工专用制造装备。加快构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装备科研生产体系, 推动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互动发展、双向转移。积极发展以节水灌溉、耕种播种、收获加工、牧草加工等为重点的农用机械制造业。

专栏15:重点装备制造业布局

发电、输变电成套装备:建设重庆、西安、德阳、成都、自贡、宜宾、昌吉、银川、南宁、西宁等重大电力装备生产基地。

大型机械及轨道交通装备:建设包头、柳州、重庆、西安、宝鸡、天水、石嘴山、昆明、贵阳、泸州、资阳等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及配套生产基地。

石化成套装备:建设德阳、兰州、宝鸡、西安、榆林、克拉玛依等石油化工设备及石油钻探设备生产基地。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建设重庆、成都、西安、柳州、包头、乌鲁木齐等汽车产业基地。

数控机床:建设重庆、银川、西安、宝鸡、成都、天水、昆明、贵阳、西宁等数控机床研发生产基地。

航空航天:建设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 成都、贵阳、安顺民用航空产业基地和重庆两江新区国防军工专用制造装备基地;建设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

第二十八节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 有选择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尽快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 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 形成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比较优势突出的高技术产业链、集聚区和产业基地。新能源产业要重点推广太阳能利用技术和光伏发电应用, 开发风电关键零部件, 发展高效率、低成本太阳能电池等产品, 建设大型风电装备、光伏产品研发生产基地。新材料产业要大力发展稀土功能材料、稀有金属材料、高性能膜材料、新型墙体材料、特种玻璃、功能陶瓷、半导体照明材料等新型功能材料, 积极发展高品质特殊钢、新型合金材料等先进结构材料, 提升碳纤维等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发展水平, 开展纳米、超导、智能等共性基础材料研究。节能环保产业要重点发展高效节能、先进环保的技术、装备及产品, 加快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术产业化, 推进城市矿产、再制造产业发展, 加快节能环保服务体系建设。生物产业要重点开发数字医用设备、生物医用材料与人工组织器官等核心技术和系列产品, 推进基因治疗药物、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现代中药等创新药物和特色生物医学工程产品产业化。着力培育生物育种产业, 积极推广绿色农用生物产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要重点发展集成电路、元器件、电子材料、多语言软件等核心基础产业, 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平板显示、数字电视、下一代互联网核心设备和智能终端, 促进物联网、云计算的研发和产业化。新能源汽车产业要重点开发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子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 发展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等。

专栏16: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新能源:建设乌鲁木齐、酒泉、重庆、成都、德阳、包头、西安、银川、昆明、六盘水等地风电装备、光伏产品研发生产基地, 开发2.5兆瓦级以上风电机组、太阳能光伏电池、生物质液体燃料技术, 建设云南、广西等生物质能源研发生产基地。

新能源汽车:建设重庆两江新区、成都、柳州新能源汽车基地和西安比亚迪汽车产业园。

节能环保:建设重庆、成都、宝鸡等环保安全成套装备生产基地。

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重庆、成都、绵阳、西安、昆明、天水、贵阳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生物:建设重庆、成都、兰州、西安、杨凌、贵阳、昆明、通辽、桂林等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新材料:建设内蒙古稀土功能材料, 陕西钨钼钛锆稀有金属材料、超导材料、生物医药材料, 甘肃镍及镍钴合金材料, 宁夏钽铌铍和光伏材料, 重庆铝镁轻合金材料, 四川光伏材料、高性能纤维材料, 贵州钛及钛合金材料, 云南稀贵金属材料及催化材料产业基地。

第二十九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努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完善金融组织体系, 支持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支持壮大地方金融机构规模实力。规范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中小银行以及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财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支持融资性担保机构从事中小企业担保业务, 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 积极发展现代运输方式和第三方物流, 建设大型物流枢纽, 发展全国性、区域性和沿边口岸物流中心。大力推进县城超市和配送中心、乡镇和村连锁农家店以及邮政三农服务站等流通网络建设, 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大力发展信息咨询、人力资源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工程设计、服务外包和家政、养老、健身及社区服务等服务业。加强市场监管, 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依托丰富旅游资源,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加强资源整合, 积极发展文化、生态、休闲、度假旅游,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打造富有西部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旅游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 促进旅游公共服务建设和运营市场化。重点培育一批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 形成一批国内著名和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实施红色旅游二期规划, 完善景点景区配套基础设施, 提升陈列布展水平。大力发展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创意、影视制作、演艺娱乐、出版发行和会展等文化产业, 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品牌、有实力的文化骨干企业, 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

第三十节有序承接产业转移

怎样的西部大开发? 篇11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动人的一幕，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工业化的起飞阶段。那时，看到我们周围由一片旷野一下子变成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的景象，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欢欣鼓舞和无比激动，哪曾想到工业文明的兴起正在带来废气、废水、废料，即将对我们的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我们响应“除四害”的号召，去城郊或屋檐下逮麻雀等害鸟和害虫，哪里懂得这种行为正在对人类的生态平衡造成巨大破坏。我们的愚昧和无知长期被认为是文明、进步和智慧，直到有一天受到大自然的反抗和惩罚，疾病增加、气候反常、食品不安全等，才有所觉醒。当然，同任何新发现一样，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而且往往遭受误解、嘲笑，甚至打击和迫害。世界上最先站出来以科学的调查与论证，大声呐喊生态文明的是《寂静的春天》的作者—— 美国女作家、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r Carson）。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多年的生物学研究，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那本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当人们用农药DDT，以及其他化学药品等杀虫剂杀死蚊虫等害虫时，也会由于这种杀虫剂而破坏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她还列举大量工业发展与核试验等所谓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的种种事实，证明世界和未来将会遭受不堪设想的后果。她警告说：“我们的后代未必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担负着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出的过失。”（[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11页）她的那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正在与世隔绝的我们还毫无所知，她的美国同胞有幸能够读到该书，但也未必都赞同她的观点，甚至为了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称其为“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现在，全世界对她关于保护环境的观点与警示几乎已经毫无争议，可是，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其间人类又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问题在于这种代价由于种种原因还在继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还是一个持续性的课题。

如上所述，最先呼吁工业文明发展应当与生态文明和谐相处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生物学家，这当然同经济发展危及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有关。但是，也从另一方面提出警示，经济学研究不应在时间上过于短视，在视野上过于褊狭，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其出发点是，工业文明的发展任何时候都要有利于而不是危害生态文明的发展。我国是后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注意到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给全球生态平衡带来破坏的教训，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经济发展在区域上是不平衡的，东部沿海先走一步，西部开发滞后一些。我国西部经济发展落后，西部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低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东西部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差距越拉越大。西部大开发，迫在眉睫，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怎样实行西部大开发？人们非常担心西部大开发变成西部生态大破坏。根据蔡绍洪教授书中的描述，人们上述的担忧不是多余的。首先，这么多年来，西部资源环境在破坏。由于在资源开采中，采主弃副、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甚至掠夺式开采，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和破坏；其次，生态环境在恶化。西部森林本来就缺乏多样性，生态功能失调，加上滥砍滥伐，导致生态破坏，气候恶化；再者，水土流失很严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达70%，长江中上游这类面积也达35%，因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二○○五年，这类突发性地质灾害竟占全国70%以上。還有，环境污染也在加剧。废水废气污染的空间范围在扩大，每一元GDP产值的污染排放是全国的1.14倍，是东部的1.53倍（《西部发展》，115-116页）。显然，我们仍然面临着西部开发的困境，我们必须摆脱贫穷—开发—生态破坏—生存危机的发展陷阱。我们正在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但这是一条不平坦的路。

为了走出这条全国人民似乎已经取得共识的科学发展之路，也许还有某些认识问题需要深化，已有的传统理念需要转变，甚至一些重要概念也应重新审视与定义。这里涉及生产力的增长，又涉及人民幸福度的提升。长期以来，我们给生产力的定义是：生产力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表明“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或者“某一社会的人们征服与控制自然的能力”（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78页）。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对的。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是否人一定要“征服”和“控制”自然呢？从起源的意义上看，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员，他本来就是与周围的山川湖海、动物植物互利共生的，没有权利超然其上，与之对立并征服和控制它们。再者，实践表明，人类所有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努力，所谓“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翻江倒海”、“人定胜天”都是徒劳的，天地日月、风雨雷电、世上万物均有其自然规律，那是不可改造、征服与控制的。相反，人类曾经有过的滥伐森林、过度放牧、大规模捕杀野生动物、大量使用化学杀虫药剂、肆无忌惮地排放二氧化碳等一些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已经或正在遭到大自然的灾难性惩罚。人类必须在反思的基础上，从理念到行动对“生产力”的内涵重新定义。生产力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利用自然规律生产物质产品与服务的能力。

撇开自然，即使单从人自身考察，生产力增长也不是最终目的，生产力不过是达到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手段。蔡绍洪教授这本关于《西部发展》的著作，对发展目标的定位很明确，发展不是最终目的，发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是为了提高“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且具体体现为“增加就业”、“提高职工收入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西部发展》，163页）。在蕾切尔·卡逊那本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中，曾经以激烈的言辞批评那些在生产过剩时仍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加大生产量的商业行为，似乎生产自身就是目的，而人们幸福生活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却是无足轻重的（《寂静的春天》，7页）。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日益迫切地提到日程，我国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种单纯以GDP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理念已经发生变化。那么，除了GDP这一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外，还有什么综合指标能够代表发展水平呢？有的提出“绿色GDP”的概念，有的提出“民生”（其中包括生态环境、居民收入等指标）的概念，其实，都不如“公众幸福”这一概念更为根本和更加明确。正如古代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说：“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英炜：《人生价值哲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二○○七年版，265页）当前世界上有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如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荷兰的鹿特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等研究机构每年都发布各国幸福指数的排名，不仅仅是GDP的排名，足以证明居民幸福水平的提高已经日益引起全球的普遍重视。如果说GDP能够代表发展的数量，那么，幸福指数恰恰代表的就是发展的质量。这就是说，不能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GDP增长再多再快也是毫无意义的。生态环境是制约居民幸福提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关心环境保护就是关心人民的幸福。

理念和认识是重要的，但认识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生的必要性，未必就能在实践中有效地贯彻这一原则。这里有利益集团的阻碍，有政策的疏漏，还有技术、制度和机制等方面的因素。我们看到，有的地区将经济开发视为房地产开发，将乡村建设变成乡村毁灭，将大片山林绿地变成工厂、矿山而丝毫不顾忌生态的承受力，大力引进东部淘汰的、严重污染空气和水源的制造业等。这些都是能够见之于报端、眼前仍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怎样避免前车之覆，使之成为后车之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进行西部大开发呢？《西部发展》一书采用产业生态学的观点，对产业经济系统和产业组织模式的形成、发展与演化及其效率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个适合西部地区新时期生态化发展的产业组织模式——循环产业集群。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可以采用循环产业群这一载体来构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增长极”，通过该增长极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引导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创造适合人民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之功效。

这本书的优点在于，作者不是单纯从理论出发，而是脚踏实地从总结近十年来西部开发的实际经验和沉痛教训出发，来构思西部未来新的经济开发模式的。当然他没有、而且不可能全面提出一整套从技术、制度、组织到政策的西部大开发规划和方案。如果是那样，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做出深入的分析和有价值的设计，就可能面面俱到和流于形式。作者只是从产业组织角度来探讨一种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这个模式叫做“循环产业集群组织模式”。该书将循环产业集群看做是一个复杂的产业生态系统，根据群落生态学和产业生态学基本原理，采用复杂性系统科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借助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以及非平衡相变理论的研究手段，对循环产业集群的产生、发展、演化，形成的过程和条件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一般循环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化路径：企业聚集→企业群落→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循环集群。研究结果发现，每个阶段的演进都是产业系统有序度的改变（跃迁和升级），其中系统自组织机制所形成的协同效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自组织机制的形成与发挥需要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共同协调才能实现。作者在书中论述了这一组织模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及其实现的方式与途径。如果说《寂静的春天》在考察美国经济发展的教训后向全世界提出警示，必须在发展中高度关注环境保护，那么，《西部發展》则是在总结我国近十年西部大开发经验的基础上，又向我们阐明，必须创造新的发展模式，其中包括新的产业组织模式，才能实现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共生。

失衡下的西部大开发 篇12

一、西部大开发中失衡的表现

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能够利用自身的职能来对资源进行引导和配置,从改革开放到当下,政府在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时候,一方面是引导资源从农村转向城市,另一方面是将资源配置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

我国经济不平衡主要有着两个难题,一是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引发了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思想;二是城市发达地区和农村落后地区的不平衡,对此国家进行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战略构想。这两方面的不平衡使得劳动力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转移,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从西部转向东部。这种形式的劳动力转移对我国中东部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必然会因为过度的不平衡而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说过:“大多数个体宁愿接受会影响自身利益的低效率结果,也不愿意接受不公平的结果。”

东部沿海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源供给,对此需要从西部进行丰富资源的采集和使用,加上对西部劳动力能够作为动力快速的发展经济,但是在落后的西部仍然不能较好的发展自身的经济,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形势下会加剧区域的失衡。从经济方面进行分析,美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者胡佛对经济进行论述,认为自然环境优势、运输成本以及集中经济是构成复杂经济活动区结构的三个基础因素。在进行东西方对比的时候,西部的矿产资源丰富,而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制造业较为发达,西部资源在向东部进行输送,不但在物流和时间上的成本较高,如果在进行西部开发的时候,利用资源较为方便,能够减少资源运输成本,保证开发效率。东部的产业越来越密集,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出现了工业企业的盈余,对此需要将一些工厂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在东部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

在消费方面进行分析,我国近年来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采用的是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这种方式下会造成经济发展的步伐远远高于民众的收入。面对较为贫困的西部地区,通过西部大开发不但能够增加西部地区的民众收入,能够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平衡,能够对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进行有效的改善。

房价及其他的一些民众生活相关的物价的上涨也会增加城市的居住和生活成本;农民工工资虽然也在不断的增长,但是其增长速度不能跟上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长的速度,造成了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对此可以进行西部大开发,充分的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采用的战略布局,通过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能够对我国中西部资源和经济等方面进行平衡,是正确的、必要的发展战略。

二、西部大开发平衡的制约因素

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发展规划,国家和政府相继颁布了众多的相关政策来保证西部大开发的有效进行,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能够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团结以及社会的稳定等方面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能够对地区关系进行协调,保证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当前我国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是政府的投资的主导,政府部门加强了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进行预判,进而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给予保证,正是这种政府投资拉动的形式会使得西部地区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出现一定的顽疾。

西部大开发会受到资源的限制,我国在改革开放起,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来自于全国各地,但是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时候会受到这种资源走向的影响,西部地区因为基础较差,不能在短时间内打造出自己的优势;另一方面,因为西部大开发的涵盖范围较广,所以具有一定的开发难度,如果仅仅采用政府投资拉动会影响西部开发的效率和质量。

在劳动力资源方面,中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西部地区,这种形势表明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时候不能保证充足的人力资源。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较差,不能保证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在产业结构方面,只有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保证国家经济的增长,但是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服务业等行业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在政府的支出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开展,我国政府加大了对西部的财政支出,但是过多的支出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对西部进行西部大开发是一项成功的发展战略,但是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方面的不足,不能充分的保证东西部的平衡,会因为政府的主导投资等原因滋生新的问题及矛盾,对此应该加强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研究,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性。

摘要：我国在资源配置上存在着东西部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西部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却是东部。对此需要进行西部大开发,利用西部的自然经济优势,加上集中经济以及运输成本等方面来对东西方经济和资源的平衡。我国从21世纪初开始加强多西部大开发的规划,并且相继出台了不少的相关政策,但是通过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对西部大开发中失衡的表现,以及影响西部大开发的平衡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关键词：失衡,西部大开发,经济,资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