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税法体系的要求及设想论文

构建我国税法体系的要求及设想论文（共2篇）

构建我国税法体系的要求及设想论文 篇1

构建我国税法体系的要求及设想论文

摘 要:税法体系是税法在法律形式上的整体布局和法律内容上的严密规范。针对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代写硕士论文我国应努力提升税法的协调性、可操作性,提高税法级次,尽快建立以税收基本法为核心、以税收法律为主、行政法规为辅的科学统一的、完整的税法体系。

关键词:税法体系; 税收立法; 税收基本法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税法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止到目前,现行有效的税收法律、法规已达40多个,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综合性的税法体系,较广泛地覆盖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为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税收宏观调控经济功能的发挥起到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作用。然而,应当看到,我国的税法体系由于发育较晚,在立法工作上缺乏经验,现行税法体系还不健全,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我国税法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税法体系的基本现状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主要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

1.宪法。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我国的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其中与税收有关的内容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2.法律。迄今为止,我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税法法律共有三部: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理法》。

3.税收行政法规。税收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授权,依据宪法和税收法律,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中除了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以外的其它税种,都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

4.税收规章。税收规章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根据其职权和国务院的授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行政解释及实施细则。如我国现行增值税、消费税等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和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解释、营业税税目注释、增值税、资源税若干具体问题规定等就属于税收规章。

5.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主要是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制定的有关涉外法规。

(二)我国税法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税收法律的系统性和完整规范性。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部门法律体系。各单行法律、法规既缺少一个母法的统领,其相互之间的法律级次、隶属关系也没有理顺。在法律体系结构上存在着分散、交叉、甚至重叠的现象。例如,在所得税制度上,对国内和涉外纳税人分别按两套税收制度征税,造成现行税收制度繁杂、不统一,不易于操作。在法律体系内容上,税收立法的原则、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的划分,税收法律关系权利与义务的确定,税收立法程序都还缺乏明确的规定。

2.法律层次低,法律效力不高。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的税收立法体系降低了税收的立法级次,影响了税法的公正性、科学性及权威性。虽然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进行行政立法,但从实际看,这种授权显然被过多使用了。据统计,我国税收法律规范中的80%是由国务院以条例、暂行条例的形式颁布的,然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再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实施细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再根据财政部的授权颁布补充规定。这种行政主导型的立法体制从根本上讲是与税收法律主义相悖的。它一方面导致我国税收立法级次不高,稳定性差,对税法的权威性和税务部门的执法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难免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合理地扩大其税收而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从而冲击立法民主原则,影响立法程序公正性和法律规范内容的科学性。

3.税法的行政法特点不突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税法列入经济法范畴,认为它组织财政收入,宏观调控经济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忽略了税法在较大程度上还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具有调整国家与社会成员法律关系的特点。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偏见,造成现行税法在国家与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税收立法体制、税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以及纳税人申诉制度等方面都缺乏明确的具体规定,而这些方面都是行政法调整的重要内容。现行税法正是由于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才造成地方越权自定章法,纳税人状靠税务派出机构没有执法主体资格使税务机关遭败诉,一些税务机关和人员不清楚自身责任和义务随意征税和处罚等情况时有发生。

4.立法技术不高,忽视程序法的制定。我国税收立法长期习惯于由主管部门负责起草,起草人员则多是搞财政、税务业务的,很少有法律专业人员,在法律、法规的审议中,由法律专家审核把关也还比较欠缺,以至于制定的法律、法规一般都过于原则、笼统,实际操作性不强,给主管机关自行解释留了很大的余地。大量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常常出现条款概念模糊、歧义理解、相互矛盾等现象,给实际执法中如何正确适用依据带来很大困难。另外,立法中偏重于实体法的制定,对于具体实施程序则较为忽视,使税务执法人员和纳人对某项税法如何具体操作都不甚清楚。程序法不健全是我国现行税法的薄弱之处,在完善税法体系中需要认真加以弥补。

5.地方缺乏适度的税收立法权。1994年我国的分税制改革曾涉及到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但在实践中,税收立法权仍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到目前为止,在地方也只有民族自治区、海南省有权在遵循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础上,制定有关税收的地方性法规,其它省市仍无权制定有关税收的地方性法规。这种中央集权型的立法体制,既影响了分税制的规范实施,削弱了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建立完整的地方税体系。同时,地方在缺乏适度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变相地征收了名目繁多的、具有税收性质的费用和基金。收费种类繁多,政出多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分配秩序,增加了基层负担,而且加大了收费管理、收费制度改革的难度。

二、构建我国税法体系的基本要求

(一)搞好立法规则

回顾我国近来的税收改革,基本上是采用渐进方式进行的,哪一部分内容最需要,改革就从哪里开始,没有总的立法规划。经过20年的辛勤探索,应当说,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相当明确,税收改革已有相当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税收立法,应当采用常规的办法,即先从总体上搞好税收立法规划,然后再接照立法规划有步骤地操作各项税收立法。这样才能把握完善税法体系的基本方向,减少立法中的漏洞,提高税法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二)提高协调性

协调性是一个系统有效率的基本要求。税法是经济与法的结合,牵涉到国家与纳税人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因此,对协调性的要求应当是非常高的。这种协调性应当分为很多层次:既包括税法经济内容与法律形式的协调,也包括税法与国家掌握的其他宏观调控手段之间的协调;既包括税法各单行税法之间的协调,也包括税法与其他国内法律乃至有关国际法的协调。从税法建设的角度考虑,更应注意的是要将税法的完善放在整个法律体中去研究,其好处一是可以拓展研究视野,借用法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吸收法学研究的成果,提高税收立法水平;二是有利于明确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增强税法与整个法律体系的有机联系;三是有利于提高税法与有关法律的协调性,合理借助其他法律的某些规范,简化税法。所以,将税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去研究,应成为税收立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

(三)提高法律性

所谓“法律性”或许是个不够规范的概念,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税法的法律功能与地位。其含义应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强调税法被赋予法律形式的国家经济分配手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经济政策或行政管理制度,税法既然是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就必须以法律的语言、规范、体例来立法,税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不能使税法成为独立于国家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殊法律;二是要表明税法应有一定的层次,税法的主要部分须采用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的形式。

(四)提高可操作性

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是我国法的一大弊端。与其他法比,税法的可操作性更差,其直接原因是立法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税务机关自己)借口税法需要以高度的原则性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而降低其可操作性,背后的原因则是为了随意解释税法以方便税务机关执法。税法可操作性差,法的指引作用、评价作用、教育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公平主义的贯彻执行必然大打折扣,税法的威信下降,其稳定性也会受到破坏。所以,就目前我国税法建设的实际情况而言,可以将提高税法可操作性的程度,视为衡量税法建设成就的一个尺度,提高税法的可操作性,应当成为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一个方向性目标。

(五)增强程序性

一套法律体系的程序性规则是否健全,通常被视为其现代程度如何的一项重要标志,因为没有健全的法定程序,法律的公正与效率就无从保证。毋庸讳言,我国税法从立法到行政执行都严重忽视了程序性规则的重要性,这是我国现行税法的一大弱点。对此,未来的税收基本法和税收征管法承担着较大的责任。我们可以套用前面的话说,提高税法的程度性,应当成为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另一个方向性目标。

(六)具有预见性

具有预见性是对任何法律都要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这是保证法律相对稳定的需要。尽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税收越来越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立法仍然面对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国企改革,加入WTO以及知识经济时代来给税收带来的种种困难等等。这些问题研究得越深入,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努力也就越充分,税收立法的层次和水平也就越高,税法体系也就越稳定、赵有效。

三、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具体设想

(一)确立中国税法体系的整体结构

长期以来,我们在税收立法上缺少完整的整体规划。在改革开放中虽拟定了税制改革规划,但也只是税种设置格局的规划,最多也只是税收实体法的完善规划。就整个税法体系来讲,实体法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属于行政法的法律。如果不从整体结构上对税法体系进行规划,即便某些实体充实了,仍难以保证税法的有效实施。因此,对税法体系整体结构进行规划是十分必要的。从整体结构的形式上讲,应按照法律级次和隶属关系予以完善。

1.要完善宪法,充实税收立法原则,使整个税法体系有一个完备的宪法依据。宪法中应增加这样一些条款:国家开征新税或进行税制改革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每年全国人大审核国家预算时,对现行税法的实施情况一并进行审核,经审议通过方可继续执行等。

2.建立税法的塔式体系结构,即在一个税收母法的统领下,按行政法、程序法和实体法划分,制定若干单行法律,各单行法律下设置若干行政法规或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或地方规章则隶属于法规之下。

3.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就全社会协税护税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作配套规定。

(二)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

《税收基本法》就是税收的母法,是对税法中的共同性问题加以规范,对具有税法有约束力,是税法体系中法律地位最高、法律效力最高的税法,决定着国家全部税收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税收基本法,我国至今还没有这样的税收法律,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各单行法律法规中。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庞大、国情复杂的特点,同时考虑到宪法以税收的规定过于简单,而单行税法又较多的实际情况,制定税收基本法是非常迫切,非常必要的。通过颁布税收基本法,有助于杜绝税收立法的随意性,增强税收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有助于加强各税收法规之间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有助于提高税收法律规范的地位,增强其可操作性。

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的内容可以考虑包括这样几方面:立法依据和立法宗旨;社会主义税收的性质;国家与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税收立法体制和管理体制;我国税法体系的基本结构;全社会协税护税法律义务和责任;税务组织机构。这些内容虽然将以原则性条款表述,但要内容一致,为征纳活动中的一切行为(包括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都提供原则依据。制定好税收基本法是建立我国完整规范的税法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三)逐步建立以税收法律为主、行政法规为辅的科学统一的税收立法体制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切实履行立法职责,尽快制定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律。对授权立法的行为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尽可能减少授权立法,提高税收法律规范的整体效力等级。同时对授权立法的事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制定法律条件成熟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及时地把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法律制定后,应终止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

2.各有权机关在制定各自权限范围内的税收法规时,要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要求,合理安排税法体系的内部结构,注重立法技术,明确立法依据、实施日期等等。

3.全面清理、审查、修订税收法律法规。鉴于我国现行税法体系结构复杂,各类税收法律规范间存在相互重复、不协调甚至矛盾的现状,立法机关应根据WTO规则的要求,全国清理、审查、修订已有的税收法律法规,对现有的税收法律法规进行科学分类和归并,严谨立法,做到税法体系内部各种税收法律法规之间和每一个税法律法规内部内容的一致性、形式的完整性和表达的规范性。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应当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疏漏和不明确之处进行立法解释。

(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

建立适宜于中国国情的税收立法权限划分模式,应坚持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维护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又要调动地方自主性,使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与国家的政权结构相适应。

1.对于中央税、共享税和全国性地方税,其立法权应集中于中央。具体来说,应该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负责制定和颁布税法或由其授权国务院办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税法的解释。尽管全国性的地方税的立法权属于中央,但是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决定其开征或停征与否,并且拥有相应的税目、税率调整权限。

2.对于全国不统一开征,但具有极强的地方性

意义的零星税种,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较大的市的权力机关立法,并由各级地方确定开征或停征与否。这样,就使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地根据自己特有的税源开征新的税种,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应当指出的是,与地方拥有适度的税收立法权相适应,还要保持中央税收立法权限的主导性,使地方税收立法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央权限的制衡;

第一,地方颁布和实施的税法不得与中央颁布的税法相抵触,否则视为无效。第二,地方性税法规必须报国务院备案。第三,地方税收立法权、解释权,只能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可层层下放。违反以上几点的地方性法规,中央有权否决。这样,既保证了地方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税收问题,又维护了国家在大的税政方面的统一。

(五)完善税收监督法律体系

税收监督的存在和发展是与税收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并在保证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保证税收征收管理的严密有效,保证纳税人认真履行纳税义务,保证税务部门正确执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此,应努力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督法律体系。要健全税收立法程序。立法程序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立法过程应当由财经、法律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和专门委员会参与和审查,以提高税收法律质量,充分发挥税收监督的作用。要健全税务执法监督监察制度,对税务执法行为必须进行日常的、专门的监督检查,监督税务执法行为的各个过程、各项内容,并与有关的法律和规定相对照,检查其合法性。要把执法监督贯穿到税收征管全过程,使之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科学的操作过程和制约机制,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参考文献：

[1]徐 燕.完善我国税收立法体制的思考[J].财政研究,,(12).

[2]于中一.地方税立法原则研究[J]. www.51lunwen.org/master_degree.html 涉外税务..(6).

[3]曹康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4]刘 磊.论税收法律主义原则[J].涉外税务,(1)

构建我国税法体系的要求及设想论文 篇2

关键词：农村金融;小农经济;互助担保;团体贷款

中图分类号：F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92(2008)01-0077-04

he Suggestion of Building the Credit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s Rural Area

ZANG ing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he sitution that effective demand is insufficient and supply is limited in china’s rural finance market results from the farmers economy.through analysing the rural financial reform routes, his text points out that promoting rural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ilding the netted credit system,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redit union system. Following the logic,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build the rural credit assurance system. Such that c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farmers’ financial demand to reach the demands of modern finance system.

Key words:rural finance; farmers economy； credit security; group lending

1 引言

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农”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农村金融的成长和发展。但目前来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仍然滞后整个金融领域及其他经济领域。200 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是14.8%,而农业在整个金融机构中占用的贷款余额不足6 %［1］ ,中国金融改革“重城市、轻农村”的趋势非常明显。显然,农村金融的重要性与实际发展的滞后性之间的这种不对称，使得农村金融问题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焦点。

任何问题的形成都是有它根本性的原因的。农村金融之所以称其为农村金融，是因为它处在中国特殊的农村经济环境之中，必定受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状态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分析我国农村经济的特性入手，剖析农村金融发展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寻求在制度约束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可行路径。

2 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性——小农经济特性

小农经济是中国数百年来农村经济的一种基本制度特色,也是与当时的生产能力与政治文化融为一体、相互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一般来说，小农经济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较低。农村居民一般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自身的消费,通过市场交易获取物品的倾向较小,所以其物品大多保留着产品特征。Chayanov［2］、Polanyi、Scott［4］以及黄宗智［5］等在研究农村经济时都强调了农户消费的自给性特征,并将此看成是分析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二是收入水平较低。农业生产具有低收益率的特征。同时由于货币可获得性的制约,我国农村居民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取物品的能力普遍不足；三是风险水平较高。首先，由于农业生产受天文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大,而这些影响往往不能人为控制和改变，而且，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时滞性,因此致使农户的生产决策不能依靠市场信号做出相应的调整。其次，在小农生产占主体的经济中,分散的农户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充分地把握市场信息。除了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在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作用下，农村居民也不能被有效组织起来,因此也面临着由于谈判劣势所形成的政策风险［6］。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至今所持续推进的农村经济改革,实质上是对1950年代初农村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失当的纠偏。特别是,全面推进的家庭联产责任制,重新恢复了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制度基础。由于农村地区不存在正规的家庭外社会保障体系,小农经济的风险基本由农户家庭承担。以家庭为核心,逐渐向外辐射延伸,由小家到宗族,由宗族到村邻,由村到乡镇,由镇及县,再依次到地市、省、方言区、民族、国家等,一圈圈扩展开来,便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 这种圈层结构又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社会文化基础。农户的所有行为,都由此打上了强烈的文化印记［6］。

3 小农经济所导致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困境分析

中国农村地区小农经济的特性及其“圈层结构”的文化特征,为小范围熟人社会中合作金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对于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小农借贷的基本逻辑次序和金融需求结构是,在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寻求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内源融资,如果家庭预算仍然存在缺口,就去寻求外源融资。外源融资的次序则是,首先在家庭圈层结构内寻求友情借贷,其次则谋求国家的信贷支持,最后不得已便求助于带有商业特点的民间借贷或高利贷,以争取生存所需的非生产性资金。友情借贷与高利贷统一组成农村社会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并且已成为目前农户资金需求的主要提供者。农户的大部分金融服务需求都由这些非正式金融市场提供［7］。而从非正式信贷制度存在的基础看,根本在于农户的低收入水平与“生存经济”状态。家庭保险功能与低收入水平只能与传统的金融需求和信贷制度诸如官方借贷、友情借贷以及高利贷相伴随。

因此，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但怎么提高农民收入?单靠农业似乎不是根本出路,根据边际产出递减的规律,提高土地收入有极限。因此,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根本仍在于农业之外,是农村大社会的问题,必须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农民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而农民的非农转移,其根本环节又在于农地问题。而解决农地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土地所有权改革,即界定和落实农村土地的产权问题。但从目前来看,基于土地本身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实现农地产权的清晰界定,较长时间内我国农村地区仍将是农民与少量土地相关联的小农经济。但是，对于现代商业金融而言,奠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村地区，既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础,也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因此,以平滑生产波动、有效参与剩余分配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性金融,显然难以适应萌生于这种小农经济条件的金融服务需要。这注定了自发性的农村金融将处在一种缓慢增长的状态之中。短期内不可能在我国农村地区内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在这种双重困境下,为了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中央勉力维持农信社体制,实质上就是数千年来国家农贷制度的合理延伸［7］。

4 约束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辨析

据以上分析可知，从长期来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要充分考虑并尊重农村经济主体的内生金融需求。但从短期看,由于农村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发展的长期性, 为避免农村地区出现金融服务真空，必须继续维持农信社体制,竭力避免农村地区出现金融服务真空。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承载国家农贷制度的微观主体——农信社的发展却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危险境地。2001年底,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529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4%,当年有46%的信用社亏损,亏损金额167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账1250亿元;有58%的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总计资不抵债261亿元,其中严重资不抵债的信用社有1万个,占总数的27%［8］。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与以下两大类因素有关：一是与所有制结构，以及这种所有制结构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链条的长度有关。从我国农信社的发展史来看,农村信用社自成立到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实际上是县、乡一级的金融机构。在农信社现有的不良资产中,大部分都与地方政府的非规范行为有关。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既需要尽快解决农信社的风险问题,又无法完全绕开地方政府的干扰。因而每次农信社的改革引发的只是又一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因此从长远来看，改革农信社的关键在于,在保持现有体制稳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引入新的博弈主体,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将农信社改造成为所有者明确、法人治理完善、管理和内部控制健全的农村金融组织。这一过程必将伴随着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也必将是一个缓慢而艰辛的过程。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也与“信用”制度有关。而信用制度是任何所有制都无法解决的，仅依赖于先验的文化制度和后验的激励安排［9］。那么，当前中国农村信用体系是否适应市场交易的需求呢？如前所述，中国小农经济特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圈层结构”，而这种“圈层结构”又决定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圈层结构”。 由于圈层之间的壁垒,阻碍了普遍意义上的信任体系的建立,使信任仅局限于圈层之内,而在圈层之外则戒备森严。因而中国农村社会既有着小范围内高度的信任和秩序,又有着大范围内的极端不信任和无序,形成具有强烈反差的二元信用体系［7］。这又进一步限制了现代合作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发展,使得合作金融一旦走出一定的圈层边界,便无法存续。因此，如何打破这种二元化的信用体系，构建与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相匹配的信用体系，是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以上分析可知，任何一个改革途径都是艰难的。但两难取其轻，从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信用入手，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是否是一个相对来说成本较小，收益更大的选择呢？因为，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户想要分得市场交易的好处，必须要拓展他的交易半径，必须要从熟人交易向匿名交易发展。因此，建立农民的个人信用，构建农村信用体系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对农户、农村、农业都有利的一个多赢选择。

5 一种选择——构建农村信用互助担保体系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不仅关系到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关系到中国整个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协调、平稳和健康发展。考虑到农村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由国家介入来推动农村信用体系的构建是一种次优选择。因此，本文提出，从微观层次构建农户信用互助体系，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构建政策性的农户信用担保机构，通过分散农户及金融机构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拓展发展的空间。

5.1 国家组建政策性的信用担保机构

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的信用担保制度设计与农村经济实际条件之间的差异很大,现行制度安排无法促使农村金融交易有效进行及拓展。为缓解这种困境,国际经验和我国部分地区的实践经验表明,构建以服务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目的的信用担保体系,在参与金融交易的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经济主体之间引入一个传递信号的第三方担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担保品缺乏的问题。这种第三方担保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保证相结合在一起的金融中介活动,对贷款人而言,第三方担保所起的作用与担保品类似,当借款人违约时,其为银行提供了补偿损失的额外渠道;对借款人而言,第三方担保向农户或农村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排除了农村居民向农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能力不足的障碍,可以有效缓解目前的信用担保困境,达到促进金融交易的目的。而且,第三方担保的引入还可以在借贷双方架起沟通的桥梁,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有利于缓解借贷双方信息非对称的困境。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发展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表明,第三方担保对缓解农村信贷融资约束具有积极作用。2004年底,浙江省各类农业信用担保机构注册资金达2.04亿元,可以担保贷款11.24亿元,年实际担保贷款额超过5亿元,为缓解农村信贷融资困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0］。

在我国农村金融担保体系构建的初期，以政府出资为主，民间筹资为辅，按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较为可行。组建的担保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突出为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同时按商业化运作,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经营。该模式在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实践中比较常见,同时国内部分农村地区也有类似实践。这种模式的优势体现在：既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又能体现政府的支持作用。同时通过引入外部民间资本,还可以增强农村担保机构运作透明度,提高运行效率。该模式是否能够健康运行,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行为是否规范,政府部门不能通过其垄断力量过度干涉担保机构的运营,侵害民间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模式要健康运行还需要具备有效的激励机制以解决经营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5.2 构建农户信用互助担保体系

以行政村为地域单位,构建农户信用互助担保体系。 每村指定一名村支书或一个致富带头人作为担保业务联络员,该联络员一般是原来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各村的负责人,具有一定的金融知识。由联络员出面组织，利用其信息优势让该村有资格贷款者组成一个互助团体,团体成员之间实行连带责任,投资成功的成员有义务为投资失败者承担连带的还款义务,而只有整个团体的债务都得到偿还时,团体成员才能够继续获得再贷款［11］。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

(1)提供担保者可以凭借血缘、地缘关系掌握担保申请者还款的可信程度和还款能力的变动情况,并可以凭借社区威慑力敦促申请人履行到期还款义务，这不仅解决了农村信贷市场的非对称信息问题,还能促进金融合约的有效履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农村金融交易效率。

(2)互助合作担保组织的引入使社会交换博弈的参与者转变为担保人和农村居民。对农户而言,拖欠不仅意味着失去再次贷款机会,更意味着失去在该地区的声誉;对担保人而言,拒绝对符合条件的农户提供担保就会遭到该地区排斥，参与双方都有充分激励来遵守合作规范,增进农村地区的福利水平。

6 结论

研究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必须以我国小农经济特性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因为小农经济决定了农户的低收入水平与“生存经济”状态，是造成目前农村金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有限”两难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从目前来看,基于土地本身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实现农地产权的清晰界定,较长时间内我国农村地区仍将是农民与少量土地相关联的小农经济。对于现代商业金融而言,奠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村地区，既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础,也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既然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那么从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的两个角度来看，通过推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即打破农村二元信用结构，重构农村的信用体系，相对于推动农信社体制改革，国家面临的压力要小，所付的成本较少。因为，伴随着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农户要想成为市场交易的个体，分得市场交易的好处，必须要从小农经济所致的熟人交易向市场经济所需的匿名交易方式转变。因此，构建农村信用体系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对农户、农村、农业三方都有利的一个多赢选择。遵循以上逻辑，本文提出构建政策性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以团体贷款的形式来逐步提高农户群体的金融需求水平，以此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达到农村经济与现代金融制度相接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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