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行动(共10篇)
公益行动 篇1
2010年,曹德旺父子捐出2亿善款,6个月内到达9万多户农民手中
2010年11月30日,倒计时最后一天。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五省区共92150户灾民,每户获得善款2000元。而此次庞大的公益活动之后,是一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6个月之内,让西南五省区9万多户农民都拿到曹德旺父子的2亿元捐款,差错率低于1%,管理费用不超过善款总额的3%。1月12日,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以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此次捐助达到了预期要求。
曹德旺顺利捐出两亿,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证明了自己的公信力。在公益界人士看来,这更像是一位企业家挑战行政主导的公益行动的实验。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的话说,“这是企业的公益问责。”
2010年5月,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广西、贵州、重庆和四川五省区市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创下国内最大的一次性个人捐赠最高纪录。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自来到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包括:资助92510户灾民,每户2000元,在当年11月30日前,分布在五省区市的农户要足额收到善款,否则曹氏父子将收回这笔捐助。
“我仔细阅读了协议书,他(曹德旺)对基金会如何执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不是把钱捐出来就算了,还要选择有执行能力的机构去执行,而且亲自参与执行过程,对全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当日的会议上,段应碧评价说。
面对这样的协议书,段应碧自己心头有点打鼓。将2亿元发到近十万个农户,从五个省市区选出真正有困难的受灾户,同时怎样保证这些钱不被截留,能够直接送到这些农户的手上,成为基金会必须考虑的问题。
2010年5月21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武定县狮山镇前山村调研时,问及该村村民小组组长:“如果我们给你们26户资助名额,可是你们村有30户人,该怎么办?”
组长答曰:“首先我自己不要,然后再动员3个老党员、老干部不要,剩下的26户都给”。工作人员再问:“如果只给15户人,而且不允许你们拿到钱后又私下平分,该怎么办?”。组长沉默片刻答曰:“这钱我们不要了”,理由是“不好分,得罪人”。
最后,基金会在方案中决定,农户家里有人拿工资的不给,家庭年收入超过当地平均水平的不给,按照这些标准,村里有多少符合的就资助多少。
此外,基金会决定,“不让地方政府碰到钱”,直接从扶贫基金会打入老百姓账户中。这一设计,在地方政府中引发争论。比如当地提出希望先把钱打到省信用社,再发给农户。最后基金会没同意。“如果信用社过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动机,哪怕滞留几天,这么大笔费用,难说不会出现问题。”一位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最后,扶贫基金会坚持要把钱直接打给农户,为每家直接办理存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基金会的工作量骤然上升。
双方协议规定,项目完成日期为2010年11月30日,项目管理费3%,按照总额计算,管理费用不超过600万。基金会制定了详细预算,严格控制成本。
“慈善项目管理费,法律上规定一般是不超过10%,3%的规定过于严格,对于其他项目来说没有借鉴意义。基金会接这一单就是为了声誉,要做出品牌,因为企业家向基金会挑战。”长期关注慈善事业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
民间社会如何推动强势政府的透明与问责,这个项目提供了启示。曹德旺两亿善款顺利捐出,提供了社会各部门协同提供公益服务的案例。扶贫基金会在报告中认为,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促进政府透明,提高效率,这是三方共赢的合作而社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一直跟踪这个项目的杨团则认为,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展示了透明度和公信力。“扶贫基金会敢于用最好的策划,和包括志愿者的全体努力,在非常苛刻条件下接受挑战,而且做得很出色。”这再次向社会证明,中国存在着值得信任的公益组织。”何道峰说。
(摘自1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公益行动 篇2
其它两项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而第2项却已升华到了人与动物的层次,也就是说,这项公益活动已经跨越了物种,更能体现我们人类的博爱之心。既然如此,将最佳公益行动授予此项又有何不可呢?
我们生存的环境若想要保持良好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种动物的灭绝,都会造成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锐减,使我们居住环境的抵抗力的稳定性大幅下降,由此带来的危害终会波及到我们自己,而保护这些濒危动物,不仅仅只是在做公益活动,更是对自然与环境的保护,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由此观之,第2项被授予最佳公益实至名归。
保护濒危动物会带来稳定的生存环境、会让人类受益无穷。
在这个蓬勃的经济时代,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侵犯动物及其栖息地,甚至直接捕杀动物,而这样做严重地打破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近来,西伯利亚雪豹,渡渡鸟的灭绝;扬子鳄、中华鲟的消声匿迹,使得其所在的生态严重失衡。另外、野生动物的大量减少,随之而来的是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可这种发展却是以大量森林、草场、湿地的消失为代价。由此引发的自然和气候灾害不胜枚举。
第2项公益活动生动形象地向人们传递了保护濒危动物的理念,会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这不仅保护了动物、也保护了我们人类自己。
看着那些易碎标志里画着的灭绝动物的卡通形象,我想很多人都会被这些动物的美而感到震撼,当他们知道它们已经灭绝时、心里一定会为人类的残酷而反思自已的行为,可能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见它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此项公益活动以其独有的方式,有力地向人们传递了“动物也是易碎品”这一公益概念,可能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效果。所以,我认为这项公益活动很直接也很巧妙有效地宣传了保护动物的目的。
当西伯利亚雪豹的咆哮,渡渡鸟的惊鸿之舞都只能成为遥远的记忆时,难道我们能忍心拥有更多的这种“记忆”吗?所以,让我们一起加入这项人与自然之间的最佳公益行动中去吧!
公益行动,助推品牌修复 篇3
品牌在消费者脑海中产生的差别印象,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企业自身的失职、失误,导致公众对该品牌的不信任感增加,销售量急剧下降,品牌美誉度遭受严重打击,使品牌处于危机中。
那么,企业应该如何拯救深陷危机的品牌?
品牌危机后的管理,一般包括品牌修复和品牌重塑。通常来讲,品牌重塑和品牌修复都是被动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只有当一个品牌遭遇到极端困境,摇摇欲坠之时,才会考虑品牌重塑;品牌修复则是品牌的修饰、修补和强化,是通过一系列的活动逐步消减品牌管理失误给品牌带来的不良影响,并逐步回到企业所引导的品牌核心价值诉求中来。这里重点谈一下品牌修复。
公益活动须复合使用
公益活动就是品牌修复常用的方法,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通过赞助希望小学、资助失学儿童等体现出企业的人文关怀。如:万科地产在5·12地震后,董事长王石不合时宜的发言导致品牌危机,需要尽快进行品牌修复。于是万科除了及时进行道歉以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外,也迅速组织了援建希望小学的行动,逐步缓解外界对万科的质疑。
(二)通过进行生态、环保的宣传,参加一些类似的公益活动并进行适当的赞助,充分体现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担当。如:黄埔投资的陈光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生态、环保的宣传,并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出来。他也因此连续四年获得中国慈善领域政府最高奖项——中华慈善奖。
(三)通过赞助科研机构和与知名科研机构的合作,充分展示企业所具备深厚的科研实力,从而为企业的产品质量背书,给消费者带来值得信赖的产品信息。如:联想电脑本身发源于中科院的几个有创业激情的科研人员,为了初期的发展,联想提出了贸、工、技的发展思路,由于过于重视贸易,联想的产品在发展初期一段时间内存在一些质量问题,但联想通过加强与中科院等科研机构的合作,甚至最终将IBM的PC事业部收入囊中,从而在消费者心目中逐步树立了联想优良的产品形象。
(四)通过对一类特殊的人群,如有先天性残疾的儿童、有特殊性症状的老年人、对社会有独特贡献的人群等进行有目标的捐助,来增加消费者对企业的认知。如果该项捐助能够产生与企业产品的联想,就会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如:蒙牛赞助航天员、神州飞船等的公益活动,很容易让用户联想到蒙牛的产品应与航天员和神州飞船的关键零部件一样是百里挑一、千锤百炼的,这也使得蒙牛很快消减了三聚氰胺事件对其的影响。
(五)通过对重大活动、知名会议等的赞助,增加品牌的影响力度,并使得与该项活动的影响力、科技含量、活动意义紧密结合起来,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最近闹得不可开交的加多宝和广药集团争夺王老吉的商标归属问题最终尘埃落定,在人们对加多宝深深惋惜的同时,摆在加多宝面前的一个紧急问题就是要尽快将加多宝凉茶推向市场,建立起与原来王老吉产品的联想,使得用户能够尽快平滑过渡到加多宝的产品上来。为此,加多宝不惜重金赞助冠名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节目,随着“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大获成功,加多宝也一起将自己的品牌深深烙到了消费者心中。无疑,加多宝已经逐步走出了王老吉凉茶的阴影,正逐步建立属于加多宝品牌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品牌的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品牌修复过程中,不仅仅是公益活动的行动,还会伴随着大量的软文、媒体广告、产品质量改进/鉴定、与行业专家的深度沟通、用户的亲身体验等等复合型方法。
品牌修复典范:霸王洗发水
2010年7月份,香港《壹周刊》报道,国际影星成龙代言的“霸王”品牌旗下的中草药洗发露、首乌黑亮洗发露以及追风中草药洗发水,经过香港公证所化验后,发现均含有被美国列为致癌物质的二恶烷,但具体含量并没有透露。
针对公司主打产品出现的品牌危机,霸王公司起初的回应略失理性,随之导致了关于中医世家的质疑、“棒打”媒体等影响恶劣的报道。一时,霸王公司多年积累的中医治疗脱发、护发等的中医洗化用品第一品牌的市场地位岌岌可危,其品牌号召力也降到了最低,如果不及时进行品牌修复,整个企业将遭受致命打击。
接下来,霸王公司及时调整了应对策略,尤其是在公益活动方面积极的响应,迅速扭转了品牌急速下落的状况。首先,以公益关爱、中草药护发科技的研究为载体,将霸王品牌逐渐定位为中草药洗发护发品类代名词、市场开拓者与领导者。然后通过广泛宣传在全国各地的几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建设和保护,并通过国家星火计划的衬托,以及强力的专家、机构背书,从而给用户带来这样一个场景:航天员、博鳌亚洲论坛的全球政要都使用的、中草药洗发护发市场的科技开拓者,怎么可能生产致癌的、没有功效的洗发护发产品呢?霸王公司的品牌修复无疑是成功的,一方面增加了霸王公司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使得消费者对霸王的研发、实力、产品产生了更多的品牌共鸣,霸王的品牌美誉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品牌修复败例:三株口服液
曾几何时,三株是中国健康、保健行业的引领者,在口服健康饮品市场中曾一度占领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然而,1998年有二十多家媒体做了“八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条老汉”的报道,之后尽管1999年4月三株公司在该“常德事件”的官司中最终胜出,但由于消费者早已对三株失去信心,不再购买三株口服液,三株公司尚未等到二审结果出现已经衰落,退出了公众的视线。回想当时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三株没有及时进行品牌修复,品牌修复的方式方法也没有选对,导致错失最佳的品牌修复良机,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营危机。
雅安地震36小时公益组织在行动 篇4
雅安地震过后的36个小时,基金会中心网根据互联网披露信息统计,全国范围内,已有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内的36家基金会启动应急预案,已筹措资金达2.66亿元,用于灾民救助和后续灾后重建工作。
中国妇女发展基会于2013年4月20日连夜购置3000个“母亲包裹”发往灾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很快就拿到了灾区准入证,并在芦山县人民广场成立“芦山县民间联合救援工作站”,目前已为救灾支出40万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及时出动救援队,向灾区发送2000箱饮用水、43200包饼干、1000件棉被等物资;华润慈善基金会为灾区送去1万箱纯净水以及灾区急需的帐篷、太阳伞、纸巾等救灾物资;深圳市TCL公益基金会第一时间在雅安建立救援点,同时将5000只手电筒送至灾区;德康博爱基金会的价值1200万元的羽绒服等物资正在前往灾区的路上;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通过吉祥航空,将268件消炎药品(2.4吨),总计4.2吨救灾物资千里空运灾区。还有更多的基金会来不及宣传,便默默地投入到了救援工作中。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评价:“雅安地震在募捐环节上,无论政府、红会、慈善会、还是基金会或其他公益组织,各自做好捐款的接收、募集和落实,每一笔捐款都应向捐款人做出交待。面对灾难,中国政府能力很强,民间亦不缺乏爱心和支持力量,所缺的是对爱心的呵护。愿雅安救灾能成为重拾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信心的重要机会。”(数据来源:基金会中心网根据互联网信息统计整理,物资捐赠未统计在内)
世界水日公益行动简报 篇5
上午,配合黄浦江两岸贯通工程,市区水务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公益宣传活动,徐汇、黄浦两区向市民开展环保宣传。在徐汇滨江规划展示中心外,一幅幅滨江的效果图让市民非常期待,市民全面听取了徐汇滨江岸段开发建设的历程,各涉水单位在此设摊开展义务咨询。
黄浦江作为上海的“母亲河”和城市发展的主动脉,其创新、人文、生态价值需要进一步挖掘,其空间需要进一步为市民所共享,这是上海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工作的重要一环。为此,市委市政府向全社会郑重承诺,一是年底之前全市中小河道要基本消除黑臭;二是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间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45公里要实现全线贯通,“还江于民”。滨江环境的打造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今天的活动吸引了滨江岸段周边涉水单位以及周边社区居民、爱堤护堤志愿者的积极参与。
公益助学,青岛福彩在行动 篇6
新学期开学之际,由青岛福彩等单位共同发起的“我有一分开学礼”公益助学活动走进平度市郭庄小学,爱心人士们为学校及12名在校的贫困学生送去一份汇聚多方爱心的开学礼。通过本次活动,在对乡村学校和贫困学生进行资助和帮扶的同时,青岛福彩号召社会各界关注特殊家庭的孩子们,汇聚更多的爱心力量,用实际行动去关爱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无忧地学习和成长。
贫困学生收到暖心“开学礼”
3月4日上午,记者跟随青岛福彩志愿者团队来到平度市郭庄小学。据福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受助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7岁,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2岁,本该是尽情撒娇、无忧成长的年纪,但这群孩子却过早地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他们的家庭,都经历了不同的变故,但这些苦难,却挡不住他们对学习的热爱。
活动当天的爱心捐赠仪式上,青岛福彩将前期精心筹备、募集的爱心物资悉数捐赠给校方,除为学校购置教学所需的led显示屏和为受助学生准备衣物、书包、文具等生活学习用品外,还通过媒体向社会各界广泛募集爱心物资。通过爱心招募,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企业和个人纷纷解囊,为孩子们送来了鞋服、文具、体育用品、牛奶、肉食等爱心物资,并积极参与“一对一”爱心帮扶和“手拉手”共建友谊行动。
在“一对一”爱心帮扶环节,来自青岛市市北区育红幼儿园的蔡萍女士作为爱心代表向学校捐赠了本次活动募集的1.25万元“一对一”助学款;来自青岛豪门乐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邹倩婧女士为孩子们专门采购羽绒服、球鞋、足球等物资,当她来到活动现场深入地了解了孩子们的实际情況后,当即决定再为孩子们捐出5000元助学款,让孩子们继续安心学习。邹女士表示,“在上学时,我也曾受到过他人的捐助,我要把这份爱心不断传递下去。”通过征求捐助人的意见,该部分爱心款将由学校代为接收并统筹支配,全部用于现有12名受助学生的保险、教辅资料、校服、午餐费等杂费,该笔款项可以同时帮助12名贫困学生缴纳1年的杂费。
在捐助仪式上,来自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集团的12名学生代表和12名受助学生现场结成对子,除了给新结识的“手拉手”小伙伴带来了爱心礼物,他们每人手中都带了一封信。他们说,“虽然现在网络通讯比较发达,但通过网络交流对于12名受助的学生来讲却是个难题,基于这种情況,来自胶州的12名爱心学生每人都精心书写了一封信,他们将用这种最传统的通讯形式与郭庄小学的受助学生建立纯真的友谊,互相倾诉心中的苦恼,共同分享成长中的快乐。”
爱心流动与传承
捐赠仪式结束后,来自青岛福彩的爱心志愿者们与12名受助学生开展了爱心互动。通过前期对12名受助学生的细致了解,福彩社工梁琛义务为受助学生小北(化名)做起了心理疏导,为她缓解精神压力、排解心中的苦恼。不到12岁的小北原木拥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家庭,5年前父亲因重病去世后,家中经济重担全都压在瘦弱的母亲肩上。母亲依靠务农所得微薄收入,独自抚养小北和她的姐姐。突然的变故,让小北无法接受,快乐单纯的她,也逐渐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整天看上去无精打采。经过梁琛的疏导,小北慢慢放下了心理包袱,脸上也重新露出了笑容。在疏导接近尾声时,小北主动告诉梁琛,她在课余时间会主动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补贴家用,将来希望能考上大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
梁琛表示,“今天的活动,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大家奉献的爱心,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让孩子们有一个阳光的心态,让他们健康成长。”
而在操场上,来自中福在线平度销售厅爱心小分队的唐少航,不但给孩子们讲解了足球知识,还现场秀起了球技;爱心小分队的另一名成员苏上,则亮出了理发的“绝活”,在他的精心修剪下,孩子们望着精神抖擞的新发型,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学校有十多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大多是单亲家庭子女或者孤儿。这些贫困学子,学业都很优秀,青岛福彩和爱心人士不但送来了礼物,还在精神上给他们带来了关爱,让他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心,对于孩子们来讲,将是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孩子们肯定会以此为动力,好好完成学业,将来回馈社会。”平度市郭庄小学校长官美章说。
青岛福彩中心王作人员表示,他们希望以这次活动为开端,通过搭建爱心之桥,将更多社会的目光聚焦到公益助学行动上来,让福彩的公益理念和爱心在青岛这座爱心之城流动、传承。“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活动中来,让更多的寒门学子,能顺利完成学业,将来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公益行动 篇7
启动仪式上,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KAB全国推广办公室总干事张坤表示, 举办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行动, 是为了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公益理想和全球视野的公益创业青年, 营造鼓励社会创新与支持公益创业的社会氛围, 引导当代青年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恒源祥 (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忠伟认为, 通过此次行动, 可以让大学生充分认识目前社会各行业的发展现状, 启发其对社会人才需求及自身职业规划的深刻思考, 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就业观、创业观。
据介绍, 与往年青年恒好活动不同的是, 今年不仅有象瀛公益基金会这样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加入到行动中来, 还有众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专家委员会, 为青年恒好项目提供智力支持, 使得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行动的开放性和专业性不断增强。
公益创业行动内容丰富多样
2014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行动主要由青年 (大学生) 公益创业项目征集活动和公益创业青年榜活动、青年恒好·中国公益创业论坛、《青年恒好·中国公益创业报告2014》等组成, 以及围绕上述活动举办的媒体发布会、专家评审会、项目孵化落地、年度成果展示等。
本次公益创业项目征集主要以邀请、自荐或KAB创业俱乐部推荐形式参加, 项目团队成员不超过5人。各高校可由KAB俱乐部统一组队参赛, 也可由项目团队自行组合参赛, 并接受个人自荐参赛。所有团队或个人必须在青年恒好官方网站报名注册、提交方案及相关资料。活动主办方还将邀请2013年度在公益创业、社会创新、社会企业、公益创投领域, 中国赛区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项目团队参赛或参与公益创业青年榜评选。最终, 主办方将评选出20佳公益创业项目奖, 每个项目奖励10000元 (包括5000元现金加5000元绒线产品) 。同时, 获得20佳公益创业项目奖的绒线类项目, 只要达到织梦编织吧资助要求, 就可以向活动主办方申请4万元二期项目资助 (包括2万元现金和2万元绒线产品) 。
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公益理想和全球视野的青年企业家, 提高青年创业层次, 推动建立有公益内涵的创业文化, 营造鼓励社会创新与支持公益的社会氛围。此次公益创业行动还要征集公益创业青年榜样。本次征集, 将由高校KAB创业俱乐部及社会公益创业组织机构推荐优秀公益创业青年, 同时欢迎公益创业青年自荐。报名者只要登录青年恒好官网, 注册账号, 在线填写并下载“青年恒好·公益创业青年榜”活动报名表。据介绍, 主办方将遴选50名优秀公益创业青年, 组建“中美青年公益创业交流网络”, 并选派优秀公益创业青年参加世界经济论坛、G20青年峰会, 约10名优秀公益创业青年及专家将赴美参加公益创业交流培训。
张坤认为, 通过寻找、发现、展示和传播“公益创业青年榜”的榜样力量, 引导当代青年对自身职业规划和创业实践进行思考, 引导当代青年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扩大公益创业的社会影响力, 推动公益创业项目在中国的发展。在随后发布的《青年恒好·中国公益创业报告2014》中, 将总结中国青年公益创业的现状, 有针对性的提出公益创业的问题, 并研究相关解决方案。
陈忠伟表示, 恒源祥深切地感受到全社会对于公益创业的热切诉求, 希望以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行动为契机, 构建一个服务、扶持大学生创业的公益性开放平台, 并借此来激励更多的大学生投身到公益创业、社会创业中。他建议, 大学生在创业中要注意组合社会资源、判断未来趋势、学会传播、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彰显出了公益慈善的本质, 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捐款捐物, 它倡导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生活状态, 是一种用智慧和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生活方式。
青年恒好增强专业性和开放性
公益创业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 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创业培训, 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中国公益创业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起步比较晚。
什么是公益创业?在中国, 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概念。3月17日, 青年恒好公益创业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李家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瀛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高永等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力图完善公益创业的中国标准。
在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行动启动仪式上, 青年恒好项目专家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张坤介绍, 专家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制定中国公益创业标准, 参加青年恒好相关活动, 评审选拔公益创业项目及公益创业青年典型, 撰写《青年恒好·中国公益创业报告2014》。
作为创业教育领域的专家, 李家华已经多次参与青年恒好活动。他表示, 公益创业不是个人的, 也不是某个组织的事情, 需要全社会关注, 公益事业是一个必然的社会目标, 如果大学生在创业开始时就树立社会公益、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的理念, 他们将更容易成功。在中国提倡公益创业, 一定程度上也给当代青年思考历史责任和时代定位的时候一个重要启示, 就是责任自觉, 把视野投向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创业就会突破商业范畴, 进入社会更好发展和互帮互助的体系中。
为了推动中国公益创业生态系统建设, 青年恒好项目还成立了理事会, 负责制定青年恒好项目发展中长期规划、公益创业事业筹集资金并提供咨询建议。青年恒好项目将以开放的形态, 邀请有关公益组织、企业、机构先后进入工作委员会, 共同推动中国公益创业生态系统建设。
瀛公益基金会成为此次行动的协办单位, 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YBC) 是瀛公益基金会旗下的扶持创业的教育性公益项目, 截至2013年11月底, YBC已经扶持7504位青年创办了自己的企业。YBC总干事杜葵表示, 参与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行动, 可以让更多的青年公益创业项目获得扶持, 为青年注入公益创业理念。
在杜葵看来, 公益创业和商业创业有明显的区别, 它不仅要创造价值而且要传递爱心, 它通过商业运作完成价值创造的过程, 把这些获得的资源和价值再转化成公益性质的一个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去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公益创业对年轻人来说, 让年轻人有了更大的视角, 不仅仅关注商业的点, 而且关注到一些社会问题, 帮助青年人更多深入地了解社会, 看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公益行动 篇8
据介绍, “健康养猪增效行动中国行大讲堂”大型公益活动为期一年, 由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科普部、《农村养殖技术》杂志社、阿里牧-中国畜牧商城网承办, 将在全国主要养猪大省 (市、区) 巡回授课。大讲堂公益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2012年“中央1号文件”和农业部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精神, 推进先进科技在养猪业的广泛应用和养猪场 (户) 职业技能培训, 增强健康养猪意识, 倡导标准化养猪, 提高仔猪成活率, 促进养猪增收。
大讲堂巡讲把提升培训效果放在第一位, 在专家讲师团队中, 特邀院士专家团、一线养猪专家、成功企业家面对面授课, 推广养猪新技术、普及健康养猪知识、介绍实际经验、研究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在培训形式上, 将对所有培训人员采取分组、考核、评分的方法, 充分发挥每个学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同时, 为顺应标准化养猪发展趋势, 将根据养猪场 (户) 申请进行家畜饲养员职业技能鉴定, 颁发国家家畜饲养员证书。大讲堂培训对象为基础母猪100头以上的养猪场场长、总经理、技术总监等, 培训内容从"种、料、病、管"四个环节入手, 更加注重实战操作, 以切实有效提高母猪正常繁育效率和仔猪成活率, 促进养猪增效。
公益行动 篇9
关键词:集体行动,共意建构,行动策略,组织动员
志愿者 (volunteer) , 联合国将其定义为不以利益、金钱、扬名为目的, 而是为了近邻乃至世界进行贡献的活动者。志愿者通常被视为积极分子。本文所论及的志愿者源自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梦想教练计划”。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以下简称“基金会”) 是一个由职业经理人发起成立的在香港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 主要致力于在乡村推广素质教育理念。基金会在合作学校捐赠了梦想中心, 为了让建有梦想中心的学校的老师了解基金会的理念, 掌握梦想课程的教学方法理念, 自2010年起在暑假期间招募志愿者组成志愿者队伍, 赴建有梦想中心的学校对其教师进行培训, 称之为“梦想教练计划”。
志愿者赴各地支教的首要任务是使乡村教师能够充分理解基金会的理念, 并完成以下任务:传递梦想课程理念, 展示梦想课程授课方式, 建立志愿者和教师的人际关系, 最终帮助乡村孩子们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这样的任务目标即可以看作是价值观念的传播, 又是一种共意性运动, 希望老师能够参与到实施梦想课程这一活动中来, 建构一种推行素质教育, 让孩子们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成长的共意。
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主张者认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并非受到选择性激烈的驱使才投身运动, 他们也并没有严格的, 职业化的组织, 通常仅有十分松散的联系。在组织形态上, 新社会运动主张采取小范围、横向的行动。并且强调认同的重要性, 研究运动内部如何建构集体信念和身份认同, 以及运动通过何种方式令社会认同他们倡议的价值理念。近年来, 新社会运动理论整合了集体认同的构建和资源动员理论主张的政治机会和动员策略。社会运动被视作一个话语以及相互的持续建构过程, 机会结构、动员策略以及文化框架形成分析社会运动的概念工具。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框架的分析工具, 来考察志愿者的意义认同。即个体的志愿者如何赋予自身行动以意义目标, 进而又是如何在组织化的志愿行动中传播价值观念, 建构共意的。另一方面, 志愿者如何制定和选择行动的策略来实施动员的。
意义指行动者为其行为目的而做的象征的确认, 而意义赋予的过程则是志愿者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下, 结合机会空间和拥有的资源的状况所进行的意义创造。志愿者赋予了活动以一定的意义, 在志愿行动过程中, 志愿者又将个人动机转化成集体认同。
志愿者在下乡支教过程中, 分享一词屡次被提及, 志愿者将他们进行的培训称之为分享。这是一种互动式的分享与讨论,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说教式培训。在间歇休息时间, 志愿者都会为受训的老师们播放关于基金会的宣传片。在这几部宣传片中反复提及的词语是“梦想”、“分享”、“改变”等词语, 不仅使老师们对基金会有感性层面的认识, 还使得这些不断重复的词语浸润在三天的培训中, 使得老师能够产生认同。
团队建设被看作是培训的一个核心环节。团队建设的主要目的首先是缓解气氛, 打破与老师之间的隔阂, 同时通过做游戏的方式使老师们感受到团队精神。在团队建设中, 小组成员热烈讨论, 分享他们所理解的基金会理念, 使老师们产生团队归属感。拓展游戏又是团队建设的重要部分。拓展游戏设计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让老师们放下身份、压力等阻隔, 像孩子一样享受游戏的快乐, 分享团队合作的精神。
闭幕式是培训行动策略中最后一环, 也是提升认同, 建构共意的巩固策略。在闭幕式中, 播放三天培训的影像, 不断的让老师们回忆这三天的点滴。在闭幕式时, 志愿者和老师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 分享关于培训、关于梦想课程甚至是关于生活的感悟, 志愿者为参加培训的老师亲自别上“梦想领路人”的徽章。通过这样的仪式, 成功的营造出一种乌托邦的气氛, 但是也正是这种气氛, 使得老师们形成了初步凝聚力, 更加认同梦想课程, 同时也认同自己, 不断的加强共意。
梦想教练计划对乡村教师的培训过程, 是一个使得乡村教师的技能和理念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 老师们逐渐建立了对志愿者、对基金会理念、对梦想课程的集体认同。
共意的建构得益于志愿者采取了有效的行动策略。梦想教练计划所采取的行动策略有两个显著特征, 即:专业化机制与人性化运作。在支教过程中, 借鉴和运用商业领域的专业化、职业化手法和运作体系, 使得受培训的老师能够更快接受基金会的理念, 不断的培养出作为梦想领路人的荣誉感和对组织的信服和认同。
梦想教练计划除了强调志愿者和教师之间的日常关系的建立, 还利用网站、QQ等这种灵活便利、成本又低的沟通和组织管理方式。基金会网站是志愿者、受培训教师和关注这一志愿行动的人们在网络上信息传递和情感交流的家园。志愿者们拍摄的介绍和宣传梦想课程、基金会的纪录片, 也都促进了组织成员的凝聚力。这种真实生活和虚拟社区紧密结合的动员和组织方式, 对共意建构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W·查理德·斯格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 高俊山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W·查理德·斯格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 高俊山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朱健刚, 行动的力量——民间志愿组织和实践逻辑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朱健刚, 行动的力量——民间志愿组织和实践逻辑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公益行动者:一切为了规则 篇10
阳光政府的公民动力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
两年来,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这对于过去“视不公开为常态,公开为例外”的中国而言,不啻于一次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
受《条例》激励,众多普通公民主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他们中有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执着者、有为淬炼社会规则的公益申请者、更有以监督政府为旨归的学者。他们充当着新法规实施效果的试金石,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打造阳光政府的坎坷历程。更重要的,正是他们的努力,让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迈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步伐,让《条例》从纸面走向现实。他们是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程的真正动力!
两年来,不断有人以普通公民身份,为社会公益目的,向政府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也正是这些“公益行动者”,见证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艰辛与挫折
以一人之力,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国家部委和机构发出申请,要求公开三峡建设基金详细情况——在不少人看来,这多少有点儿像是唐·吉诃德式的挑战。
但任星辉并不这么看待自已。他只是要做一个实验,一个有关承诺与践约的实验。通过这个实验,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人们本来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又如何去获取这种权利。
任星辉的实验
任星辉的行动源于一个偶然获知的“秘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除西藏外,全国居民每用1度电要为三峡建设工程多缴3厘钱——最多达7厘。这项收费据说在2006年就筹得数百亿资金。
钱究竟花到了哪里?这引起了他的好奇。他决心按照2008年5月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申请公开三峡建设基金的具体收支情况。
为此,这位供职于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年轻人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在填写申请表时,在“所需信息的用途”一栏,他写下“科研”二字。
但有关部门的回复却是:相关信息“与您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并无直接关联”。
这个理由完全出乎他的预想。“先不说我有研究需要,生活中我是电力消费者,我付了电费,我有权利知道他们是如何使用电费的。”任星辉曾想过,对方也许会拿“国家机密”“商业秘密”这类常见理由来搪塞,“哪怕说这个回复的工作量太大,没法公开,至少也能拿到台面上说事儿”。
任星辉决定诉诸法律。他说,换作任何一个公民,都会在这时深感自己的弱小。“如果这些权力部门不信守承诺,你能怎么办?”在任星辉看来,《条例》就是政府作出的一个承诺。
今年1月,在行政复议无效之后,任星辉转而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有关部门公布更为完整的三峡基金使用情况。北京市一中院拒绝受理。4月21日,任星辉又上诉至北京市高级法院。他预料到北京高院很可能将驳回他的上诉,但这个程序他想走完。
因为在任星辉看来,假如行政部门不能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长此以往,将自然而然造成民众对法律规章的漠视。他坚信,对规则的基本尊重和遵守,是这个社会转型的前提。
“你觉得这跟唐·吉诃德有关系吗?”任星辉如此反问。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虽然在这次信息公开申请中接连碰壁,但他相信窗户并没有完全关死。在今后别的研究项目中,只要有需要,他还会随时发起申请。
实验走到这一步,许多人都相信,这个故事该结束了。但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的王锡锌教授还抱有乐观。
此前,王锡锌就让手下的研究人员关注这个案例,并进行评估,因为这个案子是两年来第一次涉及到《条例》第13条也即有关申请目的条款。
他介绍说,在国际上,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一般不问目的,比如近些年美国老百姓申请公开最多的是有关不明飞行物的信息,虽然这与个人的“生产生活”没有关系,但这并不能成为政府拒绝公开的理由。
王锡锌还在观望。最高法院关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即将出台,他估计,北京高院对任星辉案的裁决,可能会等到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后再作出。“也就是说,还存在变数。”
“啃骨头”与“拧螺丝”
与任星辉比起来,身在深圳的吴君亮运气要好一些。这位深圳某资产管理公司的CEO,几年前就组建了一个“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主要申请财政预算公开。
事关“钱袋子”,这在目前所有的政府信息公开中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在2008年5月《条例》实施之前,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其他途径来啃这块骨头。
《条例》实施之后,吴君亮团队一鼓作气,向卫生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等10多个部委,以及上海、北京、广州等十几个城市发出了预算公开的申请。
这当然是一种试探性的“海撒”。起初他们的申请无一例外被拒绝,有的说公共预算属于机密,有的则说预算内容跟他们无关。但是意外地,2008年他们从深圳市政府拿到了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份公开的市级政府预算。
不过这样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反复申请”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拒绝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最多一次,吴君亮团队曾向一个部门连续发出过9次申请,特别让他惊讶的是,每次对方都能找到拒绝公开的不同理由。
许多法律界的朋友包括一些知名的律师和学者,都建议吴君亮提起行政诉讼,并有意提供帮助。但吴君亮和他的团队经过几次沙盘推演,还是忍了下来。“我们毕竟是业余从事公益,为社会进步尽些心力而已。跟政府打官司,现在既无胜算,也耗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
相对于任星辉的实验和吴君亮的“啃骨头”,北京的杨慧文律师把他的73次申请,看作是一次又一次地“拧螺丝”。
去年4月,杨慧文向北京市73个委、办、局发起申请,要求公开这些部门的公车接待、公款消费等信息。
在这些部门中,既有公安局、地税局这样的大部门,也有天安门地区管委会、西客站管委会这样的小单位。在其申请公开的信息中,甚至还包括“有没有小金库”这样的内容。
杨慧文当然知道没有一个单位会自曝有小金库,但他表示自己这样做,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淬炼规则,让规则神圣化。
在进入律师行业之前,杨慧文曾是一个大型钢铁厂的工程师。以前他把自己看作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现在他决定做“拧螺丝”的人。“在一台运行的机器上,难免有一些松动的螺丝,当人们去拧这些螺丝时,也许拧不动,也许会打滑,但至少能给出一个警示或推动。”杨慧文说。
与任星辉一样,杨慧文也无法忍受人们对于规则的漠视,这位曾经的技术主义者,如今转而信奉规则。
为了这73份申请,杨慧文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从网上收集这些部门的地址、电话等,然后花800多元将73封申请书全部发特快专递,确保对方收到。申请是以公民而非律师的身份提出,目的是要用纳税人的身份去告诉对方,有人在盯着你,提醒对方按规则办事。
绝大部分部门给了他回复,但杨慧文说比较完整的答复只有两份。这其中,最让他气愤的是信访办一名工作人员的态度,当他打电话过去催要回复时,对方反问他:这些信息是报给领导看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杨慧文把政府部门的回执细心地装订成册,很厚,犹如一卷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就当留个纪念吧。”他说。
他甚至还特地写了一份总结报告,发表在互联网上。对这73次申请,他的结论是,从答复认真度来看,大多数行政部门都给人一种敷衍应付的感受。并且从他拿到的回执编号上看,很多都是有关部门的第一份答复。杨慧文认为,这至少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部门建设、人员配备、流程顺畅都有意义。
公民意识觉醒
自2008年5月《条例》实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以普通公民身份,尝试向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其中一些人带有志愿者色彩,他们申请信息公开出于公益性质,因此也被称作“公益行动者”。
除任星辉、吴君亮和杨慧文之外,在公益行动者这个名单上,还可以列出更多的姓名。比如向发改委申请4万亿投资公开的上海律师严义明;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递交7项不同申请的市民王清;向沈阳市财政局等部门申请公开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的辽宁律师温洪祥;向海淀区环保局等部门申请某房产项目环境评估报告的北京市民朱富祥……
这个名单随时间而递增。虽然这些公益申请多以失败告终,但北京传知行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仍极为看好其意义和作用。
“就好像星星之火燎原一样。”郭玉闪说,“《条例》出来后,法学界都知道这是件好事,但老百姓不一定知道,知道了也未必会去使用。但现在发生了变化,社会基层中有这种意识的人在慢慢增多。”
在郭玉闪看来,《条例》为民众保障自身权利提供了一条通道,而申请者不断地涌现,进一步证明《条例》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
这一观点也为吴君亮、严义明等人坚信。吴君亮觉得,这就是一种“公民意识觉醒”。他认为这个社会的进步,有时需要技术性地一步一步推进,需要公民志愿者一点一点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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