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体系（共12篇）
参与体系 篇1
一、构建参与式教学评价体系的意义
参与式教学法是以学习者为中心, 教师充分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 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教学过程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的最大区别就是学生成为了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 教师则从传统课堂的讲授者变为了参与式课堂的组织者。这样的教学模式对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具有传统教学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传统课堂教学中, 教师需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来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 系统地进行课堂讲授, 课程结束后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评定。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也是完全依照这种教学模式进行设计的。但是, 在参与式教学模式下, 整个教学环节和教学流程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安排有了更强的灵活度和自主性, 课堂形式也变得多样化, 学生的参与和表现占据了大部分的课堂时间, 教师不再像传统课堂那样全程按照课本和教案中的知识点一一进行灌输式的讲授。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教师的课堂活动环节设计得是否科学, 教学目标能否达成, 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否良好, 相关知识是否能掌握, 这些问题都无法通过传统教学模式的评价方式得到答案, 只有设计一套针对参与式教学模式的教学评价体系, 一方面对教师的授课质量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 另一方面, 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价, 才能及时发现教学活动中的问题和不足,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教师授课质量的评价指标
(一) 教学目标清晰, 教学内容明确
参与式教学以教学形式的灵活多样见长, 但是如何在丰富有趣的教学形式中有效完成相应课时的教学目标, 使学生掌握相应的基础知识, 这才是参与式教学最终极的价值追求。实践中, 往往容易出现一个误区, 那就是课堂气氛活跃无比, 学生的参与态度积极热情, 但是, 讨论的内容却浮于表面, 仅仅是对教师给出的案例或素材进行粗浅的评论。热闹的一节课结束后, 到底本章节学习了哪些知识点, 哪些基本内容是本次课程需要掌握的重点和难点, 学生却完全不知晓。教师只有以有效的知识点为基础, 以情绪教学目标为导向, 才能使灵活的教学形式下有详实的教学内容作为支撑。
(二) 教学设计合理, 课堂组织有序
课前准备环节, 教师应当精心选取案例、热点事件等导入素材, 该素材既要紧密贴合本章节的教学内容, 又要具有新颖性、针对性和一定的趣味性。以该素材为出发点设计的思考题和讨论题应当科学合理, 难易适中, 具有系统性和启发性。对学生分组时, 要做到人数搭配合理, 对学生发言机会的分配也务必做到公平轮换。
在课堂学生发言或体验环节, 教师要对整体课堂进程的有序性进行有效掌控, 以保证课堂时间的高效利用。对于学生的发言, 教师要适时进行现场的指导和点评, 力求在活泼的课堂氛围中达到传授理论知识、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效果。
(三) 教学资料完备, 学生评价公正
参与式教学法的教案编写应当科学、合理、规范, 除了要明确教学目标, 突出教学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之外, 尤其要对案例等导入素材进行详细的编排, 同时还要对课堂讨论或者辩论环节进行周密的设计。对教学参考书的选择应当与教材匹配, 习题拟定及自学内容安排应当紧扣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考核应当采取多元的评价指标, 兼顾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 力求给予每个学生公正客观的评价。
三、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指标
(一) 课前准备充分
参与式课堂以学生发言为主, 教师启发、点评为辅。学生对于教师给出的案例、辩题、论点等导入素材是否有话可说, 是否言之成理, 直接取决于学生课前准备工作是否充分。同时, 参与式教学法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学生课前查找资料、预习相关知识要点、整理发言提纲等准备工作中。具体来说, 可以从学生投入预习的时间、查找资料的具体内容、参与小组讨论的出勤率以及书面发言提纲等多方面综合考查评定学生的课前准备工作状况。
(二) 课堂表现积极
学生主导的课堂发言环节是参与式教学的核心所在, 因此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如何是对其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具体可从参与讨论的态度是否积极投入, 发言的内容是否紧扣主题、逻辑清晰、说理充分, 对他人的发言是否认真倾听、深入思考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三) 课后总结认真
由于课堂时间有限, 每次课程不能保证所有学生都获得课堂发言的机会。为了避免部分学生产生“搭便车”心理, 不去独立思考, 在每次课堂教学结束后, 还需围绕当次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 针对当次课堂讨论或辩论的论题, 让学生整理书面的总结报告, 该报告内容是否具体详实也成为对学生本轮学习情况进行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
(四) 考试成绩优良
无论是参与式教学法还是传统教学法,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全面地掌握课程知识。因此, 参与式教学模式下, 仍需要通过课程结束后的考试方式来检验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生在前三个环节的优秀表现并不会必然带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熟练认知。对于基础知识的理解、记忆和运用仍需要学生通过课程结束后的系统复习来达到, 期末考试正是对学生是否认真完成这项复习工作的最好检验。
综上所述, 参与式教学模式具有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很多特殊之处, 只有针对该模式的特点设计一套独立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才能更好地激发教学双方的积极性, 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闵婉.公安专业民法课程参与式教学法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5 (8) .
[2]董红.法学教育视阈下的参与式教学法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1 (7) .
参与体系 篇2
摘 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践中“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必由之路。群艺馆探索建立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1+5”服务体系和三大创新服务模式，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提供了示范和模板。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模式仍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的发展格局。实践证明，这种靠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单
一、有效供给不足、供给效率不高等问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引导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立竞争有序、多元化发展的公共文化发展新格局，是切实解决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探索
鄂尔多斯市作为首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注重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充分激发社会活力，有效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水平，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建设格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
2.1 鄂尔多斯市群艺馆实践模式
近年来，鄂尔多市群艺馆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改革创新、共建共享”的指导理念，探索建立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1+5”服务体系和三大创新服务模式，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提供了示范和模板。
“1+5”服务体系和三大创新机制是指，鄂尔多斯群艺馆的阵地服务体系（主体）和引进、合作的伊克昭美术馆、翰墨书画院、纸上空间开印吧?云印刷体验馆、少儿科普馆、鄂尔多斯陶瓷博物馆等社会组织服务体系，“政府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公私合作型参与模式；政府和民间协力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互动型预约式供给服务模式。
2.1.1 “政府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公私合作型参与模式
鄂尔多斯市群艺馆“政府牵头、企业运作、联合打造、实现共赢”为目标具体参与2017年草原国际舞蹈嘉年华活动。草原国际舞蹈嘉年华是2016年鄂尔多斯市政府与中舞网WUDAO.COM共同策划创立的超大型舞蹈线下活动平台，活动将鄂尔多斯当地丰富的人文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与中舞网WUDAO.COM作为舞蹈垂直领域门户多年积累的深厚资源相结合，采用了完全创新的形式，将舞蹈生态圈的每个部分与互联网及旅游相结合，以市场运作为主要方式，具有极强的自我造血能力。鄂尔多斯市群艺馆将与中舞网具体联络、具体参与整个活动。活动内容丰富，以游牧文化、成吉思汗文化展示，民族演艺及互动体验为主线，集中展演全国各优秀舞蹈品牌展演比赛，打造融民族风情和现代时尚为一体的舞蹈狂欢盛宴。
2.1.2 政府和民间协力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
政府通过相关的政策、资金扶持，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入手，构建使政府、社会力量、公众三方利益整合与供应的利益协调机制，充分挖掘民间的丰富文化资源、激发民间文化资源的活力，使其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政府可通过场地优惠、税收减免、优先审批、场馆建设补助、文化活动补助等政策对民办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进行补贴资助。在这方面群艺馆比较有成功的经验，针对私立公助的《伊克昭美术馆》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扶持措施，找到了公立与民办的利益平衡点，有效解决了民办美术馆发展的瓶颈，消除了伊克昭美术馆投资主体的后顾之忧，兴办伊克昭美术馆以来，群众性业余美术创作和专业美术创作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一批表现本土民族文化、人文历史、风景风情、具有鄂尔多斯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好作品相继问世。美术馆成立以来，举办了《鄂尔多斯我的根?首届鄂尔多斯美术家新作展》、《新世纪鄂尔多斯美术佳作陈列展》等展览数次，展览得到了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领导的高度重视，群艺馆在紧张的?力、物力中尽力支持，使得展览从策划到展出很顺利，展览长期向广大群众免费开放。
2.1.3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互动型预约式供给服务模式
群众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模式需要打破“自上而下”的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惯性思维模式，建立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互动型预约式供给服务机制，主要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文化需求。这方面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文化馆做的比较成功。
东胜区文化馆推出，“公共文化超市”你点我送---“点单式”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实行百姓“点单”，政府配送的创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点单式”文化服务，最大的特点是给老百姓选择权，让服务和需求对接，给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形成互动型预约式供给服务模式。“点单”式服务完全按照群众的需要，融入了群众生活，受到了群众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结语
通过实施“1+5”服务体系和三大创新服务模式，鄂尔多斯市群艺馆累计开展1000余场次群众文化活动，撬动了1000万元的社会资金。以“1+5”服务体系为核心，群艺馆从培育社会力量参与主体、扩展社会力量参与平台、创新社会力量参与方式、增强社会力量参与能力、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效果等多角度，构建起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烟台市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课题研究报告》
[2]论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荆晓燕 赵立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5期
[3]论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以浙东南地区的实践为例》郑丽萍 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4年
参与体系 篇3
【关键词】国际贸易体系改革 贸易保护主义 多哈回合 发展中国家 中国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二战以后，作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GATT/WTO基本框架下所搭建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为推动战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发挥了基础性及功能性的关键作用。得益于此，国际贸易体系长期有序地运转，国际贸易的整体环境大为改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总体规模也实现了几何级数的巨幅增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参与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整体构建与发展中，对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格局的调整变化发挥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革新作用。而且，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入调整以及一大批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催化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进程。其中，中国作为当前国际贸易的主要国家和贸易体系改革的积极参与方，在不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沟通与合作的同时，积极谋求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良性的改革成果。
一、国际贸易体系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贸易内容、贸易形式、贸易工具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支付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贸易体系的改革也在继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同样，国际贸易的发展也紧密依附于是否存在与其相适应的国际贸易体系。因此，一旦贸易体系的改革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之间出现脱节现象，就会创造出体系改革的原动力，推动体系改革的良性发展。
从当前国际贸易的规模及内容等来看，相比战后至上个世纪的末期，其都已发生了巨幅变化，但与此相对，贸易体系内部的运作机制、决定机制等均没有发生相应的调整，而且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也越发尖锐，逐渐演变为新一轮贸易体系改革的推动力。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参与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成员数量不断扩张，促使贸易体系的结构、层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深刻调整。因此，当前来看，国际贸易体系自身的调整、发展是不够的，并不能满足其体系内各利益集团的多样性及复杂性的需求，最终导致矛盾频发。换言之，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存在巨大差异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导致其利益衡量和价值判定存在着偏差，这就客观地加剧了彼此同在一个贸易体系内实现利益均衡的困难度。而且，这种困难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立，也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
其次，现行贸易体系的决定机制、标准设定、目标建设等基本取决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体系内格局分布的落差导致话题主导权和发言权迥然不同，由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阵营间的利益冲突就成为现行贸易体系内最为主要的矛盾落脚点。
再则，农业出口补贴、市场准入等传统敏感性问题不仅涉及彼此利益的协调和分配，而且关乎各成员方的国家安全与稳定，始终都未能在贸易体系自身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得以充分的消化。这类问题所表现出的失衡，突显了贸易体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此外，地区性经贸合作化的全面展开加速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而且地区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的缔结成为多边贸易体制（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MTS）内容扩充的主要新特征。根据WTO的统计，截至2010年7月底，地区贸易协定总数高达474件，其中283件仍在发挥效力。 但是实际上，地区性贸易协定是把“双刃剑”，既可视作是对WTO自由贸易体制的补充与完善，推动某一特定区域内自由贸易的升级发展，也可视作是对全球性贸易体制的颠覆，因为只有地区性贸易协定的参与方才能享有局部区域内的贸易同盟所产生的贸易利益，排他性的特征导致外部经济体失去了分配体系内部利益的机会。
除此之外，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现行的贸易体系并没有很好地抑制保护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导致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反被一些国家及地区的保护主义所牵制。这里必须搞清楚保护主义与一般产业政策的区别。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及地区为了维护某一特定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都会或多或少地融入具有一定倾向性的产业政策。但是，实施这些产业政策必须是仅停留在市场层面的操作行为，其运用的对象必须具备普遍性、平等性的特征，实施的时间范围也必须存有一定的限界。贸易保护主义则迥然不同，完全脱离了商业行为的简单思维模式，是被特定的目标和意志所具体化的意识形态，其作用的目标对象上具有特定性的特征，且不存在时间范围上的特定限制。
综上所述，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失衡，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悬而未决是其真实、客观的反映，因此改革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且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
二、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新迹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步伐在新世纪中进一步的加速，世界贸易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据IMF的统计显示，2002年世界贸易总额约为13万亿美元，2008年此数字猛增至32.5万亿美元，增长了近两倍（参见图表1）。 贸易量的急速膨胀带动了贸易格局、贸易结构、贸易功能、贸易实力等的深入调整，也催生了贸易体系的内在变革。
注：表中的数据为发达（新兴及发展中）国家进（出）口额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百分比。资料来源：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9, pp.4-5.
如图表1所示，从2002年至2008年的7年间，发达国家从世界贸易格局的显著地位逐渐陨落，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出现大幅度下滑，而与其相对，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步入迅猛发展的“黄金期”，所占比重的大幅增长带动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升，并促使世界贸易总体格局发生实质性的深刻变革。由此而言，多哈回合谈判屡次无功而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贸易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贸易结构的发展，造成参与体系构建的各成员方无法公平、公正地实现利益均衡，最终导致严重的、根生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其次，10多年漫长而无进展的多哈回合谈判逐步陷入僵局、死局，客观上也说明贸易体系内部正不断释放着改革的能量，各参与方之间的博弈、竞争也摆脱了过去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号、施令，发展中国家妥协、让步的初级非平等阶段。换言之，国际贸易体系对成员国实际义务的约束力在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而初级的非平等阶段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是单向的，就造成发展中国家在现存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主导体系运行及相关改革的始终是以欧美为核心的发达国家集团。而且，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贸易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并依赖经济全球化运作体系的不断扩张，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各类资源的直接掠夺。更近一步而言，上述的初级阶段中，发达国家构建国际贸易体系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依托国际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来进一步撬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与其相对，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战略目标则是通过广泛且全面地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行，实现自身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因此，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能否公平且充分地体现在新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真正参与并影响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及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再者，多哈回合谈判的长期僵局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贸易自由化的诉求，而曾作为自由贸易倡导者和捍卫者的欧美发达国家却在此次贸易体系的改革中成了自由化的“屏障”。由于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长，逐渐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全球贸易的传统格局，由此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与其贸易地位更为匹配且更加有力的发言权，同时也坚持要求发达国家作出更大的制度让步。虽然贸易谈判的僵局暴露出利益均衡过程的复杂性和困难度，但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维护与其承担义务相对应的权利，并争取与发达国家均衡享有权益的努力，可视为是本轮贸易体系改革中所表现出的显著特征。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处于国际贸易体系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选择“抱团”的合作方式以扩大自身的同盟优势，增加谈判的要价力度，力求实现贸易体系改革过程中的“力量分布再平衡”。具体来看，多数新兴及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对抗的实力，通常自发性地组成具有共同特定目标的利益集团，从而促使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由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博弈，转变为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利益集团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抗衡。通过与以往单纯的“大国压小国”、“强国压弱国”的竞争模式相比较，新显现的格局模式更为合理、平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欧国家的漫天要价和强攻死守，给发展中国家制造了一定的压力，但也激发了发展中国家采取“抱团应对”的有效举措，由此20国集团（G20）、33国集团（G33）、90国集团（G90）等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就成为某一特定领域的新兴谈判力量（参见下页图表2）。
另一方面，由于组成集团的各成员方也存有国内经济基础、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集团内部也存有部分的分歧，最终反应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不强、意见不统一。具体而言，20国集团（G20）是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集团，但其成员巴西、阿根廷、泰国等原是凯恩斯集团的成员， 是开放农业市场的积极支持者，但印度、墨西哥等其他成员却始终希望保护本国的农业市场，反对进一步开放。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33国集团（G33）、90国集团（G90）等。
图表2 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多股集团势力
资料来源：根据各种资料，笔者编制。
注：与其他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谈判集团不同，“10国集团”是由挪威牵头的10个农产品净进口国组成，成员包括保加利亚、冰岛、以色列、日本、列支敦斯登、韩国等，该集团旨在对其农产品进行高度的贸易保护。
三、中国贸易实力的和平崛起与相应作用的产生
当今的国际贸易体系正经历着深层次的改革，但多哈回合的屡次无功而返真实、客观地反映出此种改革的艰难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毫无疑问，推动贸易体系的改革势必将成为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后，又一次国际层面的改革重头戏。而且，“尽快结束多哈回合、保持世贸组织的活力和权威，对于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这其中，中国贸易实力的和平崛起将良性地帮助此次改革进程的有序推进，并对其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
首先，作为贸易大国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的参与促发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进一步深刻调整，并健全和完善了国际贸易多边合作体系的框架构建。 中国是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和改革的积极要素，作为世界级的贸易大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贸易竞争力仍处于发展阶段，还不具备引领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充足实力，需要与更多的贸易伙伴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以共同推动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现行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改革的积极参与方，中国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不仅重新诠释了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互惠、共赢”的巨大效果，同时也为体系改革的渐进性推进发挥了稳妥的协调作用。 另一方面，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源头——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被公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代表和大本营，其内部问题的外露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重创了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国家信任度，同时也促发了体系中的其他成员方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改革的强烈呼声，其主要代表就是以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单纯地将此次金融危机定义为改变世界贸易体系的根本原因，贸易体系实际的改革和发展，始终依赖于与贸易相关的各类因素的综合变化以及此种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其中包括贸易结构、贸易内容、贸易竞争力以及参与国家的综合国力等多种因素。
其次，中国“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形式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姿态，扩展了贸易体系的改革内容，也进一步拓宽了新贸易体系的发展目标。2007年8月17日，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吉隆坡发表讲话称，“今天面临的挑战是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致力于建立一套政策，保证各个国家都受益于全球贸易”。 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是对拉米总干事所期盼的有力回应。作为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成员方之一，中国是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促成多哈回合顺利结束的关键力量之一。众所周知，中国是受贸易保护主义侵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等“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俨然成为抑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制造市场准入壁垒的“合法”手段。因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比重较大，贸易依存度也较高，所以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对中国的产品出口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经过多年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与实践，中国逐渐熟悉并适应了贸易体系的运转规律，丰富并充实了自身的贸易经验。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全面融合上升至新高度。中国国内一系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完善；积极地运用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保护自身贸易利益的不受损；积极参与并主办与贸易相关的国际性论坛，增加在国际贸易谈判上的话语权等，通过诸多主动出击式的工作及努力，实现了中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无缝接轨”。而且，为了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加速贸易体系自由化的改革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积极敞开国门，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 可以说，中国全面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并成为稳定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运转、推动国际自由贸易进一步深化、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的大市场开放政策，不仅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量化增长和理念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平台，也为自由贸易创造财富和价值贡献了丰富的现实素材。2010年3月1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高级别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呼吁各国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良好条件。 由此可言，有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体系改革，论据更为饱满，内容更为充实，范围更为广泛，目的也更为明确。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参与是实质性地将多边共谋机制引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协商机制，并对新机制给予创造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从政治的高度帮助确立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地位。作为全球范围内新兴崛起的谈判、议事的平台之一，G20机制的启动对于重新构建全球政治、经济、贸易秩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了更为积极、有效地活用G20谈判机制，尽快促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圆满结束，G20成员国必须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谈判中给予更加优惠的承诺，同时通过技术和金融的支援，实现并扩大欠发达国家在新贸易体系中的利益。 中国作为G20机制化的有力推动方和积极参与者，始终强调通过积极的多边协商，稳妥、有效地解决国际性的公共事务，这其中也涵盖了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国际贸易体系等内容。2010年6月27日，胡锦涛主席在G20多伦多峰会上提出：“为推动世界经济尽早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应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 我们从胡主席的发言中，可以解读出中国对于改革贸易体系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从另一角度理解了中国对于未来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运行的愿景。因此，多哈回合谈判的圆满完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象征着贸易技术上的难题突破，而且也意味着改革后的国际贸易体系将继续有效、均衡地支撑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合作的有序运转。
小结展望新国际贸易体系内的中国
在合理、公正的新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价值的体现并不是对传统制度的革命性颠覆，而是在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下，推动贸易体制的有序、高效、平等、和谐的改革。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的主要背景，就是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多边贸易体系的运作和贸易谈判目标的决定权。尤其是“选择性贸易自由化”导致了该体制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不平衡和不完善。 中国的参与将打破传统的力量制衡，更多地偏重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利益。换言之，在GATT/WTO框架要求所允许的范围内，中国将尽可能地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更多贸易制度上的优惠，帮助实现在同一体系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平竞争。
其次，中国在新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及作用将更为稳固、重要。中国将不再是制度改革的被动参与者，而转变为深化多边机制改革、引领贸易话语权的积极协调方，甚至是局部领域的主要领导者。贸易体系的改革是不断优化、逐渐完善的过程，新贸易保护主义希望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引入环境问题等新议题，给发展中国家制造贸易竞争的新壁垒，减缓贸易体系改革的进程。如何与此类新矛盾、新困难作斗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受损，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重要责任之一，也是巩固、扩大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就此意义来看，中国的参与将促使贸易体系改革的内容进一步深化，从结构调整等宏观层面一直延伸至与国际性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等具体的微观细节。
参与体系 篇4
关键词：应急物流体系,公众参与,引导机制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的8级强震,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虽然政府临时采取了许多紧急方案应对,但由于医药、帐篷等大量救灾物资无法及时到达指定地点,加上人们参与救灾的行为紊乱、无序,导致很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可见,我国应急物流体系是多么的脆弱,建立合理的公众参与引导机制显得十分必要与迫切。
1 应急物流体系概述
应急物流是指以提供重大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及公共安全事件等突发性事件所需应急物资为目的,以追求时间效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特种物流活动[1]。它是通过应急处理机构的建立、应急物流体系的构建和应急手段的启用来实现的,主要包括政府协调机制、全民动员机制、法律机制和绿色通道机制等。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如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泥石流,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3年SARS等突发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给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为保证国家战略安全,保证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影响,以尽量小的代价和损失来维系国民经济正常运转,我国就必须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审视应急物流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当务之急是建立合理的公众参与引导机制。
应急物流体系具有时效性、非预见性、需求的急迫性和多样性、应急物流供应的弱经济性、松散的体系结构五个显著的特点。时效性、非预见性、需求的急迫性和多样性是应急物流体系最基本的特点,应急物流供应的弱经济性是指在重大险情或事故处理过程中,经济效益将不再作为物流活动的中心目标去考虑。松散的体系结构是由于应急物流由多主体参与,其来源可以由多种方式提供,包括政府提供、公益捐助、企业和公众自主采购满足自身需求;与多头供应相对应的是多头储备,导致各自为政的采购与运输;再加上参与主体多为自愿加入,例如自愿提供帮助的企业以及公众,所以应急物流体系结构是松散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对于其他主体的绝对控制权。
从以上关于应急物流体系特点的总结,可以认识到应急物流体系是为了完成突发性的物流需求,由各个物流元素、物流环节、物流实体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在应急物流管理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让一个松散的体系高效率、高水平地完成连续、精确的物流过程。
2 我国当前应急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
本文将按照现有应急物流研究的通用框架,从组织环节、采购环节、储备环节、配送环节以及信息环节这几个层面分别加以具体分析当前我国应急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组织环节上,我国应急物流体系仅仅以行政强制力为基础,没有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正式的协调机制来形成相对柔性的控制,例如私营企业、广大公众,都没有办法在相对统一的调度下有效加入到应急物流体系中。汶川地震发生后,民众自愿组织物资入川救援导致运输路线阻塞充分说明这种组织模式的弊病。
在采购环节上,我国由于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处于起步阶段,一般是被动的在灾害发生后再进行物资收集,这使得整个应急物流体系的运作效率较低。
在储备环节上,我国目前设立有10个国家级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分别设在哈尔滨、沈阳、天津、合肥、武汉、郑州、长沙、南宁、西安和成都,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主要分布在中东部,西部地区在遇到自然灾害时,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强,救灾响应速度慢,很难保证物资调运24小时到位的应急目标。
在配送环节上,我国目前没有设立专门的应急物流规划职能部门,也没有成立例如德国的非盈利性组织来规划整个应急物流流程、合理调配各种运输资源,导致整个物流配送过程整体显得无序,而且没有办法充分利用公众力量建立协调有序并可持续发展的应急物流体系。
在信息环节上,我国当前的应急管理并未建立起合理的信息系统,各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传递更多的仍然依靠传统的方式,信息误传以及滞后影响了物流运作效率。信息层面还体现在信息针对公众的透明度方面,在汶川地震救灾中政府吸取在应对SARS过程中的教训,尽可能的做到信息完全、及时的披露,但在信息公布方式以及各级政府部门披露信息一致性方面仍存在不足。
3 建立公众参与引导机制———提高我国应急物流体系效率的有效途径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应急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可归结为两个层面的原因,结构层和机制层。结构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其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相关基础设施、功能未完善;根据现代物流及供应链管理的相关知识进行科学规划与建设,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应急物流管理水平将克服这一缺陷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机制层主要是对于应急物流体系的动态过程进行协调管理,系统机制必须同系统结构相配合才能有效提高体系运作效率。欧忠文[2]等人认为应急物流要达到时间效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化的目标,需要建立应急物流中的政府协调机制、全民动员机制、法律机制和绿色通道机制。
应急管理在我国发展时间短,导致公众没有建立起这方面的基本认识,在参与救灾以及灾后重建过程中时,更容易出现同体系整体运作不相符合的无序行为。而日本、欧美等国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他们非常重视民间组织以及志愿组织在应急物流体系中的作用,建立了健全的机制引导民间组织加入到应急物流体系中,构成了一个高效运作的有机整体。各国在引导机制方面各有不同,例如日本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并且通过《日本地区自治法》规定民间组织在救灾期间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德国在民间力量的利用方面更为突出,拥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民间组织在救灾期间承担应急物流的实际运作与管理职能,这些民间力量的加入采取自愿方式。在美国,更是将政府与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私人组织的合作直接纳入联邦应急计划。主要是通过红十字会、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从而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从以上日本、欧美等国应急管理的成功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出,公众对于政府指挥的信服,服从统一指挥的程度都至关重要。其他方面的机制,例如现有研究所提出的政府协调机制、绿色通道机制等的有效执行实际上都需要得到公众支持,因为这些机制的执行方很多是由自愿加入的公众来担任的。因此本文认为为了有效提高我国应急物流体系效率,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健全的公众参与引导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应急物流管理中充分利用公众力量,构成有序、高效的应急物流体系。
4 公众参与引导机制构建建议
国内关于公众引导机制的讨论比较欠缺,欧忠文[2]在其研究中对于公众引导机制做了一般性描述,但未就其实施方式做出详细讨论。国外则在应急管理中公众参与的引导问题方面做了大量研究。Laurie Pearce[3]认为让公众参与灾后的管理是必要的,并且公众参与灾后的管理是应急救灾成功的关键。Berke and French[4]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公众参与灾后恢复计划,建立公众参与引导机制,并且这个机制是可以实现的。Thomas[5]提出了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的一系列方法,他认为不同的实现方法,主要通过公众参与的程度来选择。Dutton[6]把成员的认同和团体的义务定义为个体心理与社区相依附,因为这一点对于公众有效参与到救灾以及灾后重建中非常重要。
4.1 公众参与引导机制的构成
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应急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国外文献在应急物流体系中公众参与的引导问题的研究,并吸取日本、德国和美国在合理引导公众力量参与应急救灾方面的成功经验,本文提出以下四个方面公众参与行为的引导机制构成。
4.1.1 公众听证会
公众听证会是最常见的面对面的公众参与方式,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公众可以不受约束的参与其中,提出自己的建议或看法,听证会的结果对外公开,公众可以了解到决议的结果。这种方式在国外非常普及,因此信息交流迅速,参与公众感觉到了成员间的直接互动。同时公众的提议在听证会上会直接得到反映,满足了成员在群体中需要他人倾听,需要他人做出响应的需求。在听证会上如果自己的提议被接受,成员会感受到自己的群体地位得到提升,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因此公众听证会这种形式能够很好的吸引公众的参与,我国当前公众听证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针对一些社会问题举行过,但参与的公众以及不愿参与的公众都普遍质疑其有效性,认为听证会结果并不能左右问题最终解决的方向,听证会形同虚设。这种认识对于利用听证会方式解决在应急物流管理中一些整体问题决议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需要政府部门以行政规范的方式保证听证会决议被切实执行。
4.1.2 公民顾问委员会
公民顾问委员会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组织,代表了一个相对小的公民团体,代表不同人群的想法和态度。虽然有大量公众会加入到应急物流体系中,但愿意担任重要职能的只有少数,这些人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为此投入金钱,这些人希望在参与应急物流体系的过程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获得他人尊重。这类人一般不仅具有加入的意愿,同时一般具备一定的能力,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人以实现自我价值。这一相对小的公民团体由于来源于民众中间,更容易获得其他成员的信任,他们站在同一角度,更容易使用共同的语言交流,更容易建立起共同的愿景,因此公民顾问委员会可以在整个应急物流体系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德国在应急物流管理中担任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就属于此类。为推动此类组织的建立,必须首先由政府发起,招募有意愿加入的公众构成一个相对长期稳定的团体,这一团体成员在平时仍各自承担自己的工作生活角色,当需要他们时,则正式承担在该团体中的职能。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这部分民众的权利,使得他们无后顾之忧地加入到应急物流管理体系中。
4.1.3 规范的信息发布机制
信息及时准确的公开发布非常重要,它可以保证参与的公众充分地获取信息。当群体成员认为自己完全地掌握了关于群体的所有信息,成员更容易建立起对于群体的信任感、归属感,这将帮助实现群体目标的内化过程。简单来说信息发布机制用于保证参与公众的知情权,SARS以及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中,民众对于知情权的强调已经充分体现。需要注意的就是信息发布的渠道应该采用多渠道方式,需要在了解公众对于信息发布渠道偏好的基础上结合多种信息发布方式。例如传统的报纸、电视,以及新兴的网络渠道,同时需要强调地是多渠道发布信息必须保持一致。
4.1.4 公民审议程序
这里所提的公民审议程序和公民听证会的作用不同,公民审议机制属于群体内部审议,此处强调公民参与构成的群体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治。公民审议机制强调地是利用群体内的舆论力量来约束公民行为,强化群体内部的规范的形成。这一类由公众自治形成的管理效果一般优于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力量强加干涉,因此后者会导致参与公众的反感,毕竟公众参与群体是完全自愿的,他们并不认为有强制性的力量可以直接干涉他们的行为。
4.2 公众参与引导机制实施的重点
以上引导机制构成的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公众听证会是公众参与过程中信息双向沟通的主要渠道,规范的信息发布过程则保证参与公众完全的信息获取,公民顾问委员会承担公众参与过程的日常管理工作,而公众审议程序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群体内部的自治。为了促进公众参与引导机制的有效建立,存在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方面。
4.2.1 政府主导
机制的建立需要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由中央相关部门对下属各级政府部门做出相应规定,由下属各级具体政府部门来具体实施。同时为了提高机制建立的反应速度,各级政府需要成立专门的职能部门在事前做好准备。例如公众听证会的发起应该由各级政府提供场地并主持召开,一旦灾害发生,应立即行动,召开听证会,就相关事宜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对于公民顾问委员会,应该将其归属于各级人大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平时应该有常设机构办公地点,提供相应的人力、物力的支持。此外信息发布规范应该由最高人民政府做出,要求各级政府遵从。公民审议程序应该在政府主导下,要求公民顾问委员会以及广大公众共同制定。
4.2.2 舆论力量
要在大范围内引导公众参与,舆论的力量必不可少。借助于各种媒体的力量,向公众说明公众参与应急物流体系的必要性,促使他们积极参与进来,同时还要让公众明确整个参与过程的相关规范,引导他们服从统一的协调管理。舆论的力量在整个公众参与过程中也要起到积极的作用,不仅仅是信息的发布,同时还要作为公众听证会以及顾问委员会信息发布的支持。
4.2.3 法律法规基础
公众参与机制的引导对象是广大民众,其实施需要以正式的法律法规为基础,这样能够很好地帮助规范公众参与过程,有力保证例如公众听证会、公众审议程序的顺利进行。从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来看,健全的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里我们要强调地是法律法规也需要向公众参与机制提供支持。
5 总结与展望
充分发挥公众听证会、公民顾问委员会、规范的信息发布机制和公民审议机制这四个构成部分的作用,可以有效地引导公众参与应急救灾工作,同时会使得公众的参与行为变得有序,为应急救灾工作带来便利。
应急物流的理论研究还任重而道远,我国要加强应急物流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危机意识与自保意识,使全社会都能通过丰富的传媒渠道,接触、了解、认识、关注应急物流发展,主动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经验,加强应急物流理论研究,积极探索应急物流体系公众参与引导机制的研究之路,确保公众参与行为变得有序,更好地为应急救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丰,姜玉宏,王进.应急物流[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
[2]欧忠文,李科,姜玉宏.应急物流保障机制研究[J].物流技术,2005(9):13-15.
[3]Laurie Pearce.Disaster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Pla-nning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How to Achieve Sustain-able Hazard Mitigation[J].Natural Hazards,2003(28):211-228.
[4]Berke,P.R.,French,S.P..The Influence of State Plan-ning Mandates on Local Planning Quality[M].Recovery Center,Texas A&M University,Texas,1994.
[5]Thomas,J.C..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s[J].Jossey-Bass,San Francisco,CA,1995(20):189-193.
参与体系 篇5
一、高校图书馆参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重要意义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政府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通过组织自身资源和社会文化机构的资源向公众提供的文化类的商品和服务。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特点是专业化、个性化和便利性。
在当前新的历史形势下，高校图书馆发展的核心价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读者至上，服务第一”已成为众多高校图书馆的价值定位，各种类型的读者早已被图书馆界进行了细分和研究，而如何为不同类型的读者进行服务，满足其个性化的文化信息需求更是图书馆界研究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一直是全校师生，为了满足教学和科研的信息需求，藏书的数量稳步增长，专业性书籍和数据库更是精益求精，服务模式也从封闭转向了开放。针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高校图书馆有责任、有义务延伸自己的服务领域和服务半径，结合自己各方面的优势，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来，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是利用本身所具有的各方面的资源优势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一方面是对当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足的一个有力补充;另一方面对高校图书馆适应社会的动态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服务定位，从而为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挑战。
二、高校图书馆参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重要举措
（一）针对高校图书馆对社会的延伸服务，对图书馆馆员进行相关业务培训及服务策略研究。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其服务的对象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经过事先相关业务的培训，图书馆员恐怕很难适应，效果也会不容乐观。培训内容应该包括：不同社区的硬件设施及人文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社区中人员的年龄比例及知识文化程度的全面认识。这两项培训内容应在充分的社会调研基础上进行，然后确定切实可行的服务策略。华北理工大学图书馆所处的255社区，其境内居民多为社区医院的医护工作者及其家属，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因此服务策略应侧重于高端的精品化服务，比如定期举办一系列的经典文学读书会活动，使居民在闲暇之余享受高雅文学带来的愉悦，这同时也能调动社区中文化水平较高居民的读书积极性，于无形中形成一种良好的文化学习环境，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扩大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从更大的方面看，也有利于提升整个学校的社会知名度，更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
从本质上来说，图书馆是一个专门提供文化信息服务的社会机构，其服务的对象是形形色色的人群，因此各级各类的图书馆应该牢记“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加大信息资源和设备的更新，强化社会服务理念，建立一整套包括从图书阅览及借阅、参考咨询、信息检索服务、馆员岗位职责等在内的一系列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保障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有序进行。
（二）结合图书馆自身优势，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做好深层次专业信息服务。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群众提供信息服务，必须也要考虑到社会上的一些研究个人、研究团体、中小型企业主等。这些用户群体所需的文献信息大多是专精的、前沿的国内外科学信息，来帮助其完成工作和生产研究。因此，对这部分用户的服务策略应该是主动参与到其研究工作中，主动了解追踪其研究进展、了解其动态的信息需求，并将其所需的国内外科研信息加工整理及时推送给他们，同时对服务效果进行回访，以期更好地满足用户。这就要求图书馆员必须有专业化的信息背景，对用户的信息需求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并兼备较高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组织能力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社会化服务是一种非常考验图书馆员业务素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我们的图书馆馆员坚持不懈的学习、钻研，首先自己先成为某个领域的行家，才能胜任这种更加深层的专业信息服务。在这种服务中，除了馆员的人为因素以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更新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高校图书馆凭借自己的设备、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在这种社会化服务中脱颖而出，发挥自己各方面的优势，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高校图书馆也应利用这一契机，用信誉良好的服务宣传自己、壮大自己，努力把自己建成地方的信息资源中心，来实现高校图书馆自身的快速发展。
（三）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形成图书馆联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体化”概念、联盟组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把整个区域的资源进行整合、共谋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图书馆事业也是如此，例如把唐山市各类型的图书馆联合起来，形成图书馆联盟，将文献信息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不仅有利于优化图书馆设备、人员和管理方面的格局，减少信息资源的浪费，还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图书馆服务工作的认知，扩大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从而更有利于各类图书馆开展服务工作。
高校图书馆参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完全可以通过通讯技术，联合公共图书馆和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结合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构建公益性的地区性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建设有地方特色的信息资源数据库，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文献信息中心的作用，延伸服务领域，把自身的发展和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联系起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和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高校图书馆还可以通过和公共图书馆合作，共同搞一些文化活动，如将馆内复本较多的书籍拿出一部分供社会读者借阅;在活动现场为人民群众提供答疑解惑和参考咨询服务;还可以帮助社区建立小型的图书馆，并对图书馆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等，为构建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积极配合图书馆学会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主动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去。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图书馆学会是一个地区协调各系统图书馆之间业务工作的行业组织，它的职责就是把该地区各级各类的图书馆组织起来，使得这些图书馆之间资源互补、互通有无，共同进步，使宝贵的文化信息资源为民所用，造福人类。高校图书馆应该积极地响应图书馆学会的号召，尽可能多地参加图书馆学会组织的各种学习培训及联欢活动，加强图书馆之间的了解和沟通，从而促进整个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例如，唐山市的图书馆学会在2014年8月份邀请了石家庄市河北大学的3名图书情报学专业的知名教授为青年馆员进行了为期4天的图情知识的讲座培训，唐山市的各级图书馆都有派馆员参加。通过这次培训活动，使得青年馆员的业务素质有了全面的提高，对整个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参与体系 篇6
一是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和声明。这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到许多国家元首，纷纷在各种场合发布看法和承诺，彰显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的意志和决心。
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毛泽东主席1968年所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在中国家喻户晓，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也已蜚声世界，成为世界妇女运动的名言，鼓舞着世界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国家领导人不断深入阐释“半边天”的理念，丰富和发展国际有关性别平等的话语体系。邓小平强调妇女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辅相成、互相依托的关系，强调要动员妇女全面参与经济建设，通过摆脱落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束缚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使“妇女能顶半边天”更具有发展中国家视角；江泽民、胡锦涛也多次在重要场合发布对性别平等的认识和要求，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和制度环境，将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纳入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这也和国际社会倡导的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相呼应，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性别平等主流化。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促进妇女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指出“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出台法律、制定政策、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2015年9月在纽约全球妇女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讲话。中国领导人正是通过这些重要言论，立足中国经验、回应国际期待，全面阐述中国妇女发展观，就促进全球妇女事业发展提出中国主张并宣布重要举措。
二是通过对国际公约和文件的承诺，将中国推动性别平等的事业融入国际潮流中。中国积极签署和批准涉及性别平等与妇女人权的国际公约，按时提交履约报告，认真接受审议并落实结论性意见。中国政府分别于2003年和2012年向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了执行《消歧公约》的第五、六次和第七、八次合并报告，向联合国递交有关落实 ’95世妇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报告，将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理念纳入国家法律、政策和规划纲要。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对全球性别平等事务的主导作用日益加强。2015年，在北京世妇会召开20周年之际，中国与联合国妇女署以“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赋权：从承诺到行动”为主题，共同举办全球妇女峰会，旨在通过北京世妇会20周年、各国领导人齐聚联合国的机会，推动各国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层面对促进妇女事业重申承诺，采取积极行动。这是首次在国家领导人层面举行的全球妇女问题会议，有近8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与会，是联合国70周年系列峰会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反响最热烈的专题会议。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全球妇女事业创造了新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三是各界妇女在各个领域与世界妇女深入交流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界妇女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前所未有地发展起来。我个人作为学者，就参加了不少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各种议题和国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特别是在去年全球妇女峰会期间参加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在纽约同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共同聆听习近平主席的发言，也聆听80多位各国领导人表达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我十分激动，更倍加感慨：20年前在北京召开了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的成果文件——《行动纲领》20年来一直引领全球妇女发展，“北京”也成为谈论妇女发展的代名词。现在，中国和联合国妇女署在纽约联合国大厦举办全球妇女峰会，在全球见证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时重申男女平等并作出承诺，“纽约”见证着“北京”引领全球性别平等。一晃20年，我突然感到，从北京到纽约，绝不仅仅是地理的横穿，更是历史的跨越，标志了全球性别平等事业的新纪元，更标志着中国在性别平等事业上从“东道国”到“引领国”质的飞跃。当然，这对我们国家性别平等事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是全国妇女联合会与其他妇女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积极履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广泛开展妇女领域多边、双边的交流合作，加强与各国妇女组织的友好交往，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提供技术输出和物资援助，推动全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在所有这些事业中，妇联和其他妇女组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欧盟、阿盟、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以及美、英、德、法、俄、韩等国的多边与双边交流机制中，全国妇联举办各种活动，积极开展性别平等领域的对话交流。全国妇联还抓住国际妇女运动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节点，协调举办北京+5、北京+10、北京+15纪念大会和主题研讨会，就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及第23届特别联大成果文件探讨交流。在一些重大国际会议中，全国妇联积极协调举办妇女发展专题论坛，如举办妇女与减灾国际会议、妇女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东亚性别平等部长级会议、APEC妇女与经济论坛等全球和区域国际会议，交流经验，分享成果。在妇女领域的国际合作与援助中，妇联发挥了重要作用，协调和运作的妇女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涉及妇女健康、妇女参与经济、妇女教育、妇女参政、环境、婚姻家庭、反对家庭暴力、减贫减灾等诸多领域；在南南合作中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输出和物资援助。对非洲、拉美一些国家的女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在亚非多国建立了中外妇女友好交流（培训）中心，为城乡妇女提供生产技能培训。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妇女提供多批小额物资援助，帮助她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近十年，仅全国妇联就争取了百余个国际合作项目，资金约1.7亿元，惠及亿万妇女儿童。
中国妇女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有关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重要公约的审议活动，在《消歧公约》、《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等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审议中，撰写和递交非政府组织“影子报告”，开展一系列传播平等理念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活动。
总之，我们能够发声的机构有很多。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彰显国家对性别平等的意志和决心，政府部门特别是外交部代表的是国家的声音，同时，还有很多独立的妇女学者和民间妇女组织。所以现在我们到世界发声，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发声是多样性的，各不相同的。特别是 ’95世妇会以后，我们参与国际会议的机会也在增多，包括国际上的一些重大会议，也包括很多学术会议。发声的渠道是更加多元化的。比如前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那时候中国人参加国际会议是非常少的，是康克清大姐每次带着妇女代表团参加了这三次大会。在 ’95世妇会之前，似乎就这一个重要的渠道。
’95世妇会以后，很多国际机构都在进行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发声的国际平台多了，中国参与发声也多了，很多新的专业领域发出的声音也多了。还有非政府组织平台，特别是联合国建立了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国际上也有好多社会论坛，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只是参与程度尚需提高。
参与体系 篇7
一、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的概念
近几年, 政府通过开展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 民众环保意识逐渐提高, 但是公众环境权益依然得不到有效的维护。针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以上问题, 环保部周生贤部长提出了“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
“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就是指所有公民, 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民族、地域等的差异, 按照一定的指导原则与工作机制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环境保护的伟大事业中, 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周围的人的环境保护行为[1]。现实中, 全民参与环保工作的落实需要根据民众的职业, 地域等因素投入到不同的环保工作中, 因此需要将全民参与的主体进行分类, 探讨不同类型的主体应采取何种方式参与环保。
二、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发挥人的主动性, 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才能实现。从公众参与的主体而言, 笔者将公众参与的主体划分为单位职工、社区居民、学校学生、农民以及其他人群。
在职工和学生的宣传教育方面, 第一、参与环境保护教育, 包括组织学习环境保护政策、开设环境保护知识讲座、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社区积极倡导科学、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 促使社区居民自愿实施绿色生活方式。第二、组织环境保护实践活动, 如单位组织植树节活动, 参与“环境保护日”活动等, 中小学学生的环保实践活动通常是以班级、年级为单位, 高校常以社团的形式组织环保签名, 环保调研和寒暑假环保社会实践。
在环境决策方面, 为了避免主体划分模糊, 笔者将社区居民主要限定在社区中居住成员较为固定的居民。在预防和处理环境污染问题上, 社区居民定期组织公民听证会, 向居民普及环保政策, 保护社区居民环境权。部分社区创造了政府与民众在环境问题上的沟通机制和交流渠道, 来表达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建议, 进行多方的信息沟通。目前的社区圆桌会议是一种公众参与社区环境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 它是以圆桌对话形式, 由多方代表参加, 以解决社区环境问题为目的的协商沟通机制[2]。
三、全民参与环境保护行动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从不同主体参与环保的现状可以看出, 全民参与环保社会体系的构建还存在着以下的几点问题:
首先, 全民参与环保的行为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宣传教育方面, 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提高。全民参与环保的行为不仅仅应该停留在宣教方面, 还可以利用网络和媒体关注环境问题, 参与环境决策, 监督环境项目的审批, 目前高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在项目审批之前纳入公众参与, 听取公众意见, 畅通公众诉求, 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督需要在宣教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其次, 农村居民参与环保是全民参与环保的薄弱环节。首先, 存在明显的城乡环保差异[3]。城市、城镇公众环保意识较好, 环保行为有所提高;农村居民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较大, 农村公众的文化素质偏低, 对环保的认知程度有限, 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广大农村地区, 公众的环保思想意识薄弱、维权意识差、信息的不流通、参与环保活动方法有限等问题, 影响了农民参与环保参的积极性。
四、落实全民参与环保社会行动体系的建议
(一) 加强环境教育
目前, 中国学校的环境教育, 还停留在地球日、环境日和号召学生上街捡垃圾这种象征性的浅层次。环境教育应当向深层次的教育转化, 环境教育的形式应当多样化, 不同的人群, 其环境意识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对文化层次高的人, 应注重向其宣传深层次的环境意识, 而对于少年儿童则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提高其环境意识。
农民的环境教育是全民环境教育的薄弱环节, 因此需要特别加强农村的环保知识普及, 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和参与意识, 指导、帮助农村基层教育指导部门结合当地情况, 编写通俗易懂的全民环境教育“乡土教材”, 邀请农业专家定期为农民举办知识讲座, 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开展环保下乡类活动, 推广绿色农产品和生态农业, 引导农民掌握生态农业方法。
(二) 完善公众参与监督体系
完善公众参与环保机制, 笔者以为, 环境保护要想取得理想效果, 需要有制度来保障公众能够有效参与、监督环境执法。这需要从空间和时间上去协调落实, 在空间上, 上一级决策往往通过下一级决策来落实, 因此下级决策不仅对本级决策进行公众参与, 还应通过公众参与监督上级决策中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和决策的落实情况。在时间序列上, 后一阶段工作往往是前一阶段工作的延续, 后一阶段公众参与除了征求本阶段的公众意见外, 还应监督上一阶段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和工作落实情况。
(三) 拓宽参与渠道
拓宽参与渠道首先要政府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让公众可以及时了解和获取关于环境的信息和资料, 企业要以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向社会公布环境治理状况, 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情况及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行为等信息。其次, 要参考各国有关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方式和程序做进一步扩展, 鼓励公众多层次参与环保。最后, 加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 引起社会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 建立公众全过程参与系统, 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效率。
摘要：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主人翁作用, 因此构建全民参与环保社会行动体系对于环境保护事业意义重大。本文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分析了全民参与环保社会行动体系的现状和问题, 提出构建全民参与环保社会行动体系的措施, 利用全民参与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全民参与,生态文明,社会行动体系
参考文献
[1]何家振.关于构建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的思考与建议[J].中国环境管理, 2011 (4) .
[2]潘岳.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J].理论前沿, 2004 (13) .
[3]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公众参与及环境宣传教育专题研究报告[R].2008.
参与体系 篇8
1海洋功能区划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Freeman在 《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路径》 一书中给出 “利益相关者” 最为经典的定义: 一个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组织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其于20世纪20年代被引入管理学领域;Donaldson等[2]认为利益相关者的核心是界定不同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实际相关者,并鼓励他们的参与,是不同的物品和服务提供的能够根据具体相关者需求而进行的调整和分配。 进入21世纪后, 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一个有效的战略分析工具对环境、生态公共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加大。如,在渔业管理方面,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管理与协调及其对可持续性的影响成为学者关注的环节:Neil采用定性及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印度孙德尔本地区渔业管理利益相关者客观偏好进行研究[3];Riku对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渔业政策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4];Katrine运用层次分析的方法,以特立尼达拉岛和多巴哥岛为例, 对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到渔业管理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5]。
本研究认为海洋功能区划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在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及实施过程中,任何可以影响区划目标的或被区划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具体而言,其可分为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各级涉海管理部门、规划团队及公众等。
2海洋功能区划利益相关者研究
2.1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国内外海洋管理政策中的应用
海洋管理涉及不同的组织或群体, 来自于不同的行业和部门, 具有分散性和复杂性, 而这些组织或群体各有其目标和利益指向,很多时候这些目标和利益指向是相互冲突、 难以协调和动态变化的, 如果能成功整合各参与方的力量和资源则可以形成协同效应, 增加海洋管理政策的实施效益。 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正具有整合这些分散力量和资源机制的价值。
国外对海洋管理、 海洋空间规划等方面的公众参与及社会可接受性非常重视。 如, Robert Pomeroy认为利益相关者参与海洋空间规划有利于了解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 有利于处理和协调不同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有利于检验、预测和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冲突, 有利于发现不同的冲突类型;Arild在对挪威多个沿海城市海岸带规划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总结分析的基础上, 对挪威海岸带规划利益相关者的类型及参与机制进行了分析[6];Berba- din在对英国海洋规划分析的基础上, 认为海洋环境中人为活动的管理是海洋规划的核心功能之一, 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对海洋规划的成果实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清晰的利益相关者范围、 活动类型及利益相关者的兴趣有助于海洋规划的科学实施[7];Robert对不同的海洋空间规划阶段的特征及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就不同阶段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方式进行了探讨[8]。
国内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海洋功能区划等海洋管理政策中的应用研究还较少,但在海域使用论证、渔业管理、海洋资源生态补偿等方面已有学者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如,利益相关者分析是海域使用论证的必要一环,其主要是根据海域使用的利益相关者调查情况确定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相关者,并定性或定量地确定利益相关者的损失,确定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建议; 赵明利[9]对海域使用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海域使用论证中利益相关者分析存在缺位、错位、失位的现象,需采取科学的方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准确的定位, 并完善利益相关者参与海域使用管理的方式; 马林娜[10]对渔业利益相关者参与渔业共同管理的模式进行了研究,得出指导型、协商型、合作型、咨询型及提供咨询型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方式。
作为一种解决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以及不同的开发利用者之间矛盾的工具, 海洋功能区划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步在国内外海洋空间区划、 海洋开发利用政策等方面得以应用。
2.2我国海洋功能区划中的利益相关者类型
目前,由于我国不同层级的海洋功能区划的制定及审批的程序不同, 不同层级的海洋功能区划对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但总结起来,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的利益相关者往往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与海洋资源相关;2可以合理联系起来并归属于某团体;3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影响; 4在海洋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5拥有一定的头衔。
按照以上的特征, 对海洋功能区划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操作: 1明确具体问题。 首先根据海洋功能区划编制过程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明确涉及的利益相关者, 并明确该利益相关者在该问题上的利益。 2列出清单。 根据确定的海洋功能区划编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找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并对其进行归类(可以从公、 私以及大众等角度分类), 明确这些群体如何影响主题, 而主题又是如何影响相关群体, 以及与主题相关的信息、 知识与技能, 还有与主题相关的具体控制和影响执行工具。 3描述利益相关者地图。 为了更加有效地明确海洋功能区划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领域和范围, 识别出不同的海洋功能区划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界限, 可以从利益主体的合法性、 权力性、 紧急性等角度出发, 界定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注点和能力大小以及影响程度。 4根据以上对不同利益主体相关信息的判断, 综合把握海洋功能区划编制中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大小和利益需求, 识别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利益和能力大小(表1)。
3海洋功能区划利益相关者参与体系
3.1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时间
利益相关者参与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与实施需具有前瞻性,这不仅是为了在问题发生后解决问题,更多的是可以避免未来问题的发生。 但由于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及实施是一个复杂而庞大过程,涉及面广、涉及内容多,每一项内容都引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不仅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在提高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效率的同时增加区划编制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需引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可考虑在以下几个情况下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区划的编制及实施:
(1) 特殊而非例行。如,某地市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但是维护目前的一些功能区则没有必要。
(2) 急变而非缓增。如,港口航运区环境管理标准的修订往往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但是其内部布局则没有必要。
(3) 公众需求而非自愿。如,滨海湿地及红树林等的保护需更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4) 异议而非一致。如,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强对砂质海滩的修复需要公众的参与,但是采取措施加强对在海滩内随意丢弃垃圾的处罚方式则没有必要。
相反的,由于海洋功能区划利益相关者参与对时间和资源的不同要求,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让利益相关者参与都是可行的、 有效的或者是有意义的。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应判断是否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1当有强制的时间节点或期限, 需快速制定决策时; 2当相关法律对问题明确界定时;3当没有利益相关者对问题感兴趣时。
3.2海洋功能区划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方式
编制和实施海洋功能区划要以协商、共同参与的方式对区划的各方面进行权衡,考虑各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多个方面。要根据不同层级的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过程,运用科学知识和结合当地的实际需要,取得关于需求、 选择和制约条件方面的一致的意见,促进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及实施工作的开展(图1)。
同时,在以上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及实施过程的基础上,还需对利益相关者中的政府部门引导及公众参与给予重视。
一是政府部门引导。政府管理部门,包括各级政府、各级海洋管理部门及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要负责好海洋功能区划的引导工作。其中,政府部门通过发布与海洋功能区划相关的政策、法规、规范等对海洋功能区划的制定与实施进行约束;各级海洋管理部门及其他的涉海管理部门要依据法律及政府的授权参与海洋功能区划的制定和实施。
二是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在对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及实施中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区划讨论的内容,积极引入各利益相关者参与。一些常用的海洋功能区划利益相关者参与方法与途径如表2所示。大部分成功的参与方法与途径满足并达到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拥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易于参与性的过程。
4结束语
参与体系 篇9
1 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理论依据
商业健康保险涵盖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照护保险等, 承保责任包括由于疾病和意外伤害所导致的医疗费用支出和收入损失, 还包括被保险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而需要短期、长期照护而导致费用支出的经济补偿。
1.1 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
协作性公共管理是对官僚科层制单中心供给和新公共管理分权竞争供给的反思与修正, 以增进公共价值、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为目标, 主张充分利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私人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的资源优势, 通过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参与、平等协作, 形成整体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我国建立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初步解决了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问题, 但并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医疗需求。商业健康保险通过自营健康保险和经办医疗保险两种途径, 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 是实现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这一公共目标的有效工具。
1.2 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构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应遵循政府与社会既相互分离又良性互动的关系准则。要坚持政府的作用与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 充分利用财政资源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 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力量, 努力构建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新模式。引入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市场机制, 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专业优势, 既可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 又可分担政府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压力, 促进社会医疗保险服务管理运行效率的提升, 从而大大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2 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路径及作用
200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 要“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健康保险广品, 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国情做出的正确决策, 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选择, 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在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保险需求。
2.1 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路径
一是自营商业健康保险。自营商业健康保险是以企业和个人为投保人, 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 保证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的直接费用或间接损失获得补偿。在这方面, 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2013年, 有100多家保险公司开展了商业健康保险业务, 备案销售的健康保险产品涵盖疾病险、医疗险、照护险和失能收入损失险四大类, 共有2200多种产品, 保费收入达1123.5亿元, 同比增长30.2%, 高出保险业平均增速19个百分点。
二是经办社会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公司在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补充医疗保险的同时, 还以受托管理、经营管理两种主要方式积极参与经办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救助。受托管理方式主要用于已经建立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即政府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进行管理和运作。由商业保险机构提供方案设计、精算服务、医疗服务调查、医疗费用审核、医疗费用报销支付、健康管理等服务, 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 但不承担基金运行盈亏风险。政府部门通常负责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资金运用、协调和监督, 并承担基金盈亏风险。经营管理方式是由政府作为投保人, 以特定群体居民为被保险人, 用社保基金、居民自愿缴纳的专项费用或政府的财政补贴作为保费向保险公司投保, 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 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医疗费用支出的全部或部分风险。这与委托管理型的主要差异在于, 保险公司收取的是保费, 并承担承保盈亏风险。
2.2 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作用
首先, 满足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受缴费基数低及医疗保险基金缺口大等因素影响, 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较低、保障范围有限, 难以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群体对健康保障的需求。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种类繁多, 可以有效满足不同消费者对于健康产品的需求。一方面, 从“治病”来看, 商业健康保险提供基本医保水平之上的保障,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保障需求;另一方面, 从“防病”来看, 商业健康保险积极探索健康管理, 从简单的费用报销和经济补偿, 向病前、病中、病后的综合性健康保障管理发展, 推动着整个健康服务业从“治病”向“防病”的转型。
其次, 促进医疗保障体制的安全持续发展。从国际经验看, 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一个大趋势, 就是在维持全民医保基本制度架构的前提下, 政府通过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推进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使之成为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最后, 提升医疗机构的运行效率。实践中, 保险公司发挥第三方经办机构的制约作用, 与医疗机构共同开展临床路径和单病种核算支付制度改革, 积极探索管理式医疗, 加大了对不合理医疗行为的管控力度, 有效缓解医药费用过快增长的压力, 提升医保基金的保障绩效, 使得健康服务业发展更为均衡合理。
3 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从医疗卫生体系看, 2013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支出在医疗卫生总费用中占比仅为1.3%, 而发达国家这一数字大多在10%左右, 美国达到37%。从保险业自身发展看, 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占人身保险保费的12%, 而成熟保险市场的比例在30%左右。当前, 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包括:
3.1 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忽视市场机制作用
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初期, 各地以地方法规、规范性文件等形式, 开展了补充保险业务。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多层次的保障需求, 但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其弊端日益明显, 模糊了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补充保险的界限, 导致社会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被混淆的现象严重存在。
3.2 健康保险发展的政策支持尚不到位
一是经费使用政策。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规定,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 经办机构不得从医保基金提取管理经费。换言之, 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有基金管理经费, 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基本医疗保险的管理费没有来源保障, 极大影响了商业健康保险经办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的参与力度。二是税收政策。从国际经验看, 税收优惠是鼓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最有效的政策杠杆之一, 美国对企业为员工、公民个人和自由职业者为自己购买健康保险免税。但目前我国仅对企业购买补充医疗保险在工资总额5%以内税前列支, 对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税收优惠尚为空白。三是商保投资医疗机构的准入政策。医疗机构在牌照发放、医疗技术引进、设施设备配置等方面均需要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严格审批, 保险公司投资医疗机构在准入方面遇到较大的困难, 如平安保险集团投资深圳龙岗中医院因无法准入而被迫搁置。
3.3 经营管理面临的风险管控难度大
商业健康险除涉及被保险人以外, 还涉及到医疗服务提供机构, 业务关联极为复杂, 在业务经营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过度医疗服务和欺诈骗保等现象, 客观上增加了健康保险的道德风险。一是保单持有人的道德风险。由于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机构不能实现对保单持有人健康信息的共享, 保险公司只能依靠健康报告或体检等方式获得被保险人的健康信息, 了解程度有限;而被保险人大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保险产品购买, 可能造成经常患病或患病几率大的人购买健康保险的积极性更高。二是医疗服务机构方的道德风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与医药公司形成“权力寻租”合作关系,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通过给患者服用昂贵的进口药物、使用先进的医疗设备、享受长时间的医疗服务等方式获取回扣或红包。在我国现有医疗卫生体制环境下, 保险公司在与医疗机构合作中处于弱势地位, 与医疗机构未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难以对医疗风险进行有效评估、监测和控制。另外, 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新医疗手段的不断推出, 也加大了健康保险经营风险。
3.4 保险公司自身的专业能力有待提高
一是专业化程度较低, 专业人才匮乏。我国在2002年至2003年间才明确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的方向。2005年之后, 以人保健康为首的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才陆续成立。由于健康保险专业化发展的时间短, 且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其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仍在探索和完善过程中。此外, 健康保险专业技术性强, 管理难度大, 风险管理、医疗服务、条款设计、费率厘定、医疗统计分析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较为短缺。二是信息处理能力不足, 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目前多数公司并未建成健康保险相对独立、功能完善、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业务处理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 缺乏相应数据的积累和数据分析能力, 业务管控、数据分析和服务管理的效率不高。保险行业内部、保险行业与医疗、社保行业之间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三是产品创新滞后。产品主要集中于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具有替代性的医疗保险、疾病保险, 需求较大的高额医疗费用保险、护理保险等产品较少。
4 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建议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需求, 有利于提高医疗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 有利于推动健康服务业的整体发展。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定位。
一是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以及工作重点, 落实医改“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完善健康保险产业政策”, 将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重要行业予以扶持。二是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定位和职责, 政府遵循“保基本”的原则, 为中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 鼓励高收入人群选择商业保险解决医疗保障问题, 满足其对高端医疗保障和服务的需求。
第二, 参与健康服务业投资, 实现共赢发展。
一是投资医疗机构。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以出资新建、参与改制、托管、公办民营等多种形式, 投资管理医疗服务业, 参与公立医院改革。支持商业保险机构投资护理院、老年病医院等紧缺型医疗机构。二是投资健康服务相关产业。支持商业保险机构投资养老社区、体检机构等健康服务机构, 丰富健康保险保障责任, 创新服务方式, 实现协同发展。三是设立健康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推动商业保险机构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定的优势, 与产业资本共同筹资设立、运作健康产业投资基金, 实现商业健康保险与健康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资本融合、业务融通和共同发展。
第三, 完善支持政策,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一是制定个人和企业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税优政策。利用税优杠杆, 鼓励个人和企业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借鉴国外成熟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 研究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税收支持政策, 适时提高企业购买补充医疗保险的税前列支比例。二是研究制定商业保险机构经营健康保险的税优政策。研究免征各类医疗保障经办管理费收入和一年期以下健康保险业务的营业税及附加, 研究减免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一定年限内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降低经营成本。
第四, 加强产品创新, 满足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根据我国的实际, 积极推动建立重大疾病保险、适合在职人员失能需求的失能收入损失保险, 适应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变化的多种形式的长期照护保险;健全支持健康服务业发展的保险保障机制, 如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外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医疗执业保险。同时, 要提升商保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 完善健康保险精算制度、核保制度、理赔制度和数据管理制度。开发健康保险信息系统, 加强业务智能处理, 提高医疗健康大数据的分析应用水平。
第五, 加强商业健康保险监管, 促进规范发展。
一是规范市场秩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强化销售、承保、理赔和服务等环节的监管, 严厉查处恶性竞争、销售误导等违法违规行为, 维护市场秩序。二是维护参保群众合法权益。完善大病保险和各类医疗保障经办业务的监管制度, 建立保险监管机构与社会保障、卫生等相关部门监管合作机制。建立以保障水平和参保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业务考核评价制度,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三是强化社会监督。完善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公开渠道和机制, 建立社会多方参与的监督制度,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加强行业自律, 倡导公平竞争与合作。强化从业人员职业教育, 建立健全商业健康保险从业人员诚信记录制度。
摘要：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商业健康保险是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保险业发挥社会风险管理功能、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题从基础理论出发, 分析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情况, 剖析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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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铭来, 奎潮.论商业健康保险在新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J].保险研究, 2009 (1) :71-73.
参与体系 篇10
1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必要性
1.1 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是为维护公民平等阅读权利所产生的图书馆体系、知识体系和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一个地区在规划图书馆建设时,应该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自始至终贯穿在图书馆建设当中。在这个理念支配下,建立“以市图书馆、镇区图书馆、村图书馆、社区图书馆以及图书馆流动车为纵线,以企业、学校等其他系统图书馆为横线的有形图书馆网络。利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以现代通讯技术为手段,以互联网、有限电视网为依托的覆盖城乡的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无形网”[3]。依托这种有形和无形网络的构建,实现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将图书馆的知识资源和文化服务延伸到各个角落。高校图书馆作为这个知识信息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应该打破以往只为本校读者服务的状态,努力向广大社会读者服务。
1.2 实践图书馆使命的需要
国际图联于1999年颁发的《图书馆与智力自由宣言》中宣称:每个人都有了解、表达、传播、创造知识的自由权利,而保障这些权利就成为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核心职责。
2005年7月8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举办“数字时代图书馆合作与服务创新”国际研讨会暨第三届中美图书馆员高级研究班期间通过了《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简称《宣言》),对于推动我国大学图书馆之间、大学图书馆与其他类型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更好地发挥高校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消除信息鸿沟,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宣言》中提到高校图书馆与社会其他机构合作和为社会服务的问题,如“满足每一位公民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满足校内外读者的信息需求”、“社会服务”、“使社会公众获益”、“努力向社会开放”、“各界更广泛的参与”等。尽管表述不同,但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资源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应在满足本校读者需求的前提下,努力向社会开放。这一理念的提出,对于高校图书馆实现为社会读者服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了《图书馆服务宣言》提出:现代图书馆秉承对全社会开放的理念,承担实现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缩小社会信息鸿沟的使命。
2 高校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利条件
2.1 具有专业特色的文献信息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共有高校图书馆1700多所,藏书6亿多册。如果把高校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向文献信息资源相对贫乏的社会公众开放,那么不仅会推动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学习型、节约型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对高校图书馆自身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使高校图书馆逐步地走向社会,并且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中,通过丰富的文献信息服务,满足社会各类群体的多层次需求,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些高校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会提供出比公共图书馆更加丰富的文献信息,服务会更具专业特色。
2.2 良好的馆员素质
高校图书馆馆员是为高校师生提供信息服务的,这就决定了他们自身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他们扮演着信息的管理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了解各种信息来源及获取方式,对信息进行有效组织、控制,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各高校都有一些资深的馆员,他们是知识的导航员和信息咨询专家,可以引导读者在网络知识空间中遨游。
2.3 丰富的设备资源
丰富的信息资源需要有完备的管理设施、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存贮、传递。在这一点上,高校图书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社会读者来说,走进大学图书馆,置身优雅的学习环境,感受浓厚的文化气息,汲取丰富的知识营养是一种纯净的精神享受。通过这种文化的浸染熏陶,可以有效地提升公民的文化素质。
3 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体系的基本策略
3.1 倡导社会阅读,培植积极向上的文化消费理念
图书馆在倡导大众阅读的内容和理念上应不断推陈出新,努力营造大众阅读氛围。近年来,我国开展的“知识工程”在全国高举“全民读书”的旗帜,努力建设一个“阅读社会”,并把每年的4月23日定为“读书日”,这既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目标。因此,高校图书馆应确立文化消费理念,引导读者合理进行文化消费,培植快乐阅读、健康和谐的社会风气。提升读者的文化消费层次、审美能力,把高校中浓郁的学习氛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扩展到社会,引导公众提高文化鉴赏能力,疏离低俗文化,真正达到“倡导全民阅读,传递知识文明,打造书香城市,提高全民素质”的目的。
3.2 依托文化资源优势,完善联合服务体系高校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加强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电视媒体制作等文化服务中心的联系,彼此协作,共同组织活动,形成一张社会文化的服务大网。这样不但加强了高校图书馆的文化服务辐射范围,而且也提高了其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3.3 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提供网络信息服务
在信息社会里,树立全方位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理念是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保证。高校图书馆应利用技术上的优势,积极参与图书馆间的联合协作,为构筑地方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创造良好条件。建立不同类型的图书馆资源共享协作网,构建完备的地区文献资源共享保障体系。一是利用完善的自动化网络系统,建立自己的网络信息导航系统和智能化、个性化的主页,整合高校丰富的信息资源,通过网络对社会开放馆藏资源。广大读者在网上进行查询、检索,使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使用率不断增长。二是积极与政府、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提供信息服务。如:提供专门学科领域需求分析、信息资源分析、信息调查和报道、协助查阅和提供课题研究有关的文献信息资料、参考咨询服务等,并按不同专业,建立相应的专业网站,提供网上服务。
3.4 构建特色馆藏
在网络环境下,特色是图书馆的生命,特色是图书馆的竞争力,没有特色资源,信息资源共享就失去了意义。高校图书馆具有人才、技术、设备以及经费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有能力参与当地文献资源的挖掘与建设,利用现代技术构建地区性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网,实现文献信息的共建共享。因此,构建特色馆藏,开展特色服务,是保证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吸引读者的前提条件之一。
4 结语
服务是图书馆发展的命脉,高校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摒弃陈旧观念,创新服务意识,积极主动地担当重任,寻找发展空间,最大化和最优化的施展图书馆的功能,惠利于民,实现服务功能和自身价值的同步倍增,达到互利双赢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黄晓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转变现代政府职能[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9/6179578.html.
[2]柯平.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定位与服务研究[M].北京图书出版社,2011.
参与体系 篇11
关键词：职业教育 毕业生 评价体系 改革
0 引言
近几年，政府非常重视高职教育，也对高职教育的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教育作为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重要基地，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理应根据社会需要进行人才培养。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更强调实践动手能力，更需要紧密贴合社会、企业的需求。按照重实践、重技能培养、紧贴企业对人才需求就成为改革体系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职业教育要培养实践能力强，职业技能过硬的毕业生，必须引入企业评价指标，将企业评价与学院评价结合起来，进一步拉近学生与企业的距离，必须对毕业生进行毕业考评体系重构。
1 科学调整考评目标，引入企业评价
毕业生一切努力就是为了通过一门门的考试，拿到罗列各科成绩的学校的毕业生推荐表，拿到学校的毕业证书。如此一来，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并不能真正成为有一技之能的实践性员工，也违背了政府、社会、企业对职业院校学生的期许。笔者认为，高职教育中，对学生进行毕业考评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毕业评价，某一个学生修满学分，顺利毕业。通过企业对学生实践技能的评价、对实践知识的学习成果的评价，更科学的评判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企业派员工到职业院校兼职上课，传授学生实践技能，对实践技能进行评价;通过学生到企业参加社会实践，检验技能学习效果，培养学生职业人素质，对学生的职业素养进行评价; 通过企业专家到学校开设讲座等形式，拓展学生社会视野，对学生关注社会、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进行评价;通过学生到各种不同的校企合作企业、校外实训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培养学生成为企业“多面手”，能尽快熟悉、进入相关行业、企业进行工作、学习。同时，引入企业评价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激励学生——鞭策学生努力进步，给学生搭建更宽广的就业平台。
2 企业参与的职业院校毕业生考评体系应具备的功能
2.1 导向功能 考评是对某一个事物存在价值的判断。职业教育过程中，对学生的考评应该根据社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来安排教学活动，企业需要什么技能，高职教育就要传授什么技能，社会需要什么员工素质，高职教育就要培养相应的员工素质。对高职毕业生进行考评，就要以这些评价要素为出发点，形成积极、正面的学生发展评价体系，引导学生所学所练，企业这个评价指挥棒要在考评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2.2 激励功能 研究高职教育考评体系的内容和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识别到自己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技能短板，激励学生全面发展。同时，通过学生与企业的不断交流沟通，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学习价值和企业的认可度，使学生更有动力进行实践技能的学习。
2.3 竞争功能 通过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毕业生考评体系，对学生进行考评，这种考评的结果可以体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距，通过这种差距排序，形成一定的顺序或等级，使个体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实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功能。这种良性的竞争是学生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3 拓展考评内容
3.1 从“偏重考评理论知识、文化素质”到“注重考评职业综合素质” 在当前的高职教育考评体系中，通常注重对学生的理论知识、文化素质的考查，而缺少考评学生职业综合素质。笔者在与很多企业交流过程中发现，企业更关注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也就是在职业技能之外的职业人综合素质，比如说学生的商务礼仪、学生的沟通能力、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及耐挫力等等。而这些综合素质的培养一方面要通过一些公共课程的学习来达成，一方面需要企业的指导与帮助。通过安排一些礼仪讲座、礼仪比赛;通过安排一些团队合作竞赛项目;通过增加职业院校学生的“隐形课程”（口才与演讲、办公软件应用、社会责任等），完成学校部分对综合素质的培养与考评。通过安排学生在每个学期到企业参加一段时间的社会实践，将所学知识进行应用，逐步培养，企业对学生进行评价，完成企业部分对学生职业人综合素质的培养与考评。
3.2 从“注重考评课内知识”到“不仅要注重考评课内知识更要考评课外知识” 目前，一般传统的职业教育考试都还是围绕教学大纲来进行，尤其是一些偏“文”的专业，比如说会计类相关专业、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语言类相关专业，也就是老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更有甚者，老师担心学生的考试通过率问题，还帮个小忙，画个小范围。学生考前，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如此一来，一方面很难检测到学生的学习成果;一方面又减弱了学生课外自学的动力，知识视野和社会焦点事件关注度不够，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在传统考试的基础上，增设一些和这些焦点问题相关的附加拓展题目，着重考察学生对这些专业相关问题的思考及提出相关的对策。同时，和校企合作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可以让企业将一些实际问题或考察重点引入传统考试过程中，丰富对学生的考察和评定，建立较为完善的毕业生考评系统。
3.3 从“注重考评知识”到“注重考评实践能力” 传统的考评系统，很容易导致学生平时光说不练，光背不思，不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一旦遇到实际难题就感到无从下口，无法应对。创新能力更是无从谈起，及所谓的“高分低能”的现象。笔者认为，职业院校的毕业考评系统中应该以“够用”为原则学习理论知识，铺垫理论根基。更要以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心，对考评系统进行革新。
首先，要适当减弱“笔试”在考评系统中的主角地位，综合运用多方式、多维度的考评方法，比如可以通过口试来考察学生的应变力、表达力、反应力等;通过教学软件，考察学生的模拟实践操作能力;通过到企业参加实践，考察学生的业务操作水平;通过给企业解决实际难题，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其次，适当减少客观题的比重，增加论述、案例分析、方案设计等题目的分量。最后，在学生毕业之前，增加综合测评环节，侧重实务，偏重技能，要求学生对专业知识融会贯通，综合应用。比如说引入企业进入毕业考评体系，增加综合实训环节，而综合实训环节的分值由企业给出80%，学校给出20%，综合实训合格，才能修满实训学分，顺利毕业。
附表一 学生到企业定岗综合实训评考核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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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立区分度好、个性特征明显的“宽幅”评价体
系 传统的评价体系中，先是对学生的单项进行评分，然后又运用一定的方法计算一个综合评分，来表示学生综合素质的高低。这种操作，会让学生对自己的优缺点不清晰，得到仅仅是一个或一组数字。其次，无法体现学生的特征。比如说甲学生专业成绩好，但基础课成绩不理想，乙学生专业成绩一般，但基础课成绩很优秀，最终有可能甲和乙的成绩是一样的，无法明晰的表示出甲学生和乙学生的特征。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可否建立分数与文字相结合的评定方式，在给出分数的同时，给出具体的文字，便于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劣势。建立“宽幅”评价体系，将各级指标分别转化成相应的等级，以便于区分学生的特征，区分度好。比如说，可以将分数转换成优、良、中、差、不合格五个等级，先按照专业成绩进行排名，然后按照前10%为优，10%<排名≤20%为良，20%<排名≤60%为中，60%<排名≤80%为差，最后剩余的20%为不合格。
参考文献：
[1]李海波.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高专课程考试改革探索[J].成人教育，2011（1）.
[2]张峰.财务管理课程考核探索[J].时代经贸，2011（27）.
[3]李庆章.大学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及其构建[J].高等农业教育，2006（2）.
参与体系 篇12
科技社团是由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科技学术性团体,是一种重要的民间组织,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科技社团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科研、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展,发现、培养、推荐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作为科技工作者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1、科技社团的概念
科技社团,顾名思义是科技类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团体。国内最早系统研究科技社团的学者是杨文志在其《现代科技社团概论》中提出“科技社团是指科技工作者自愿结社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①,他认为科技社团是为会员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强调其科技属性。而王名认为我国社会组织可以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与民办非企业单位”②,其中科技社团和行业协会是我国社会团体的主要形式,他将科技社团当作社会团体的主要形式,强调其社团属性。总的来说,科技社团是以学会(协会、研究会)为主体,涵盖各方面的领域或专业,由从事科技活动的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科技创新、拉动科技经济增长的社会团体。
2、科技社团的特点
科技社团虽然与社区社会组织、学会等组织一样同为非政府组织,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性组织,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系统剖析科技社团的特点,有助于探寻适合科技社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第一,科研学术性。科技社团最基本的特点。科技社团汇集了高等院校、研究所等多学科的学术思想和实践,让不同专业的科技工作者、从事不同行业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学术活动中形成互补,甚至通过众多思想火花的碰撞,实现政府科学决策,促进政府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多元化和灵活性。这是科技社团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科技社团在参与国家治理整合错综复杂的社会资源和多样利益诉求层面上的必然要求。科技社团参与国家治理要面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多样性人群,生活方式、利益要求、关系网络等异质性程度较高,科技社团便不能再拘泥于某一方面,而是可以依据实际需要灵活地提供多层面的服务。
第三,自治性。科技社团依托学术资源和人才优势,广泛参与学术交流、科技决策咨询、综合治理等活动。科技社团为非政府这种,主要通过组织社团内成员进行自我管理,增强主体观念,承担起关注、参与、解决社团发展建设的责任,构建和谐的科技社团氛围,有效维护社团的稳定。
二、科技社团的作用
科技社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治理主体之一,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③主要体现在科技社团在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既协助政府参与国家治理、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又不试图挑战政府权威,在动态平衡中维护社会和谐,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在动态中发展。
1、科技社团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技支撑
国家治理面临诸多的突出问题如环境失衡、生态危机、安全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综合性问题,并非一两个专业就可以解决的。科技社团合作恰好就能应对这些挑战。科技社团以社会重大科技问题为出发点,找出各学科间的结合点,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发掘出新的科学力量源泉,前瞻性地提出科学决策建议,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同时作为先进学术价值的倡导者,致力于解决学术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的问题。科技社团通过交流、研讨等形式传播了现代学术与科技价值观念,对于提高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2、科技社团是稳定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科技工作者是社会进步思想、主流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科技社团凝聚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让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利用学术社团的舞台把自己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把其研究成果通过社会化途径转变成生产力,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就科技工作者个体而言,科技社团在思想交流、人才培育、寻求合作、建立彼此友谊等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科技社团有助于社会大众在科学文化中汲取理性精神、开放合作的态度、自律和责任意识,从而提升全体国民素质,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
3、科技社团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的有效催化剂
科技社团积极加强与国外科技类组织的交流,积极汲去国外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创新理念,同时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成果展示和决策咨询平台。此外,科技社团能够穿越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推进知识的生产、流动、扩散与应用,④加速科研创新的步伐。此外,科技社团作为协同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还具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多方社会资源有效整合、推动“善治”等方面的作用。质言之,科技社团充分发挥创新作用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三、科技社团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探究
科技社团要想更大程度地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以及现代治理工作,必须打磨自身专业素养,不断提升自身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以自身的强大竞争实力参与政府社会治理,扮演好第三方机构的角色,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1、加强自身学术能力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研学术性强是科技社团最明显的特征。科技社团应根据其独特优势,依据当下国家治理需求的导向原则,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术活动,增强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努力加强学术交流方式的创新,推动科技社团学术活动的开展,提高学术期刊质量,科技创新能力和学术能力会显著提高。科技社团在参与国家治理时需要明确其治理方向与目标,科研团队必须瞄准国际重大科学前沿问题的高水准战略目标,紧密结合国家和公众需求。科技社团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和学术能力建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其一,建立健全创新服务体系。针对国家治理体系发展中的前瞻性问题,组建专业的科研队伍进行研究,并积极开展相关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针对国家长期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领域,联合同级别科技社类组织进行学科互补与学习,搭建创新平台,促进不同领域的学术平台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国外的青年科学家创新机制,创新我国人才培育机制,为我国人才培育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成长环境。做好相关高科技学科的经费审批工作,增加对学术水平高、影响范围广的学术杂志的经费资助,鼓励科技创新理论研究。此外,科技社团要建立健全创新服务体系,融入国家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科技类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家产学研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社团通过开展相应的专题研究,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规划的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通过技术推广,成果转让和厂会合作等方式来促进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
2、提高科技社团自身公信力
公信力对科技社团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科技社团的职责要求,是生命线,也是其自我监督的前提。公信力能为科技社团组织赢得良好的声誉和形象,科技社团要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基础上发挥带头示范作用,逐步加强社团的公信力,最终提高治理水平。推动基层民主建设,丰富社会公众表达,渠道增强政策制定合理性。⑤
科技社团要想提高其公信力,必须外部内部一起努力,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自身公信力。首先,加快建立科技社团公共责任机制,以确保科技社团有良好的社会信用。要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持信息公开,与社会形成互信关系,加强科技社团的公开性与透明度,特别是财务信息要做到公开透明。完善立法。此外,科技社团的特点决定了其不具备企业的强制性的责任机制,因此需要用法律对其从未加以规范约束和监督,以促使它更好完成社会赋予的使命。同时,要注重外部监督,政府对科技社团的监督最具有权威性,但社会监督也必不可少,加强社会监督可以使科技社团的工作效益更加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以上措施分别从科技社团内部和外部提出了增强其公信力的方法和措施,但说到底,提高公信力还得靠科技社团自己,组织要尽可能的完善自律机制⑥。它真正为大众和社会服务,人们是看得到的,也会积极为你捐赠金钱及其他资源,科技社团也才能继续发展。公信力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科技社团必须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宗旨和目标,在参与国家治理的工作中始终以公共利益为最大,不能有一丝偏差,否则,再怎么好的形象也会一瞬间崩塌。
3、加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
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响应国家与社会的号召,积极地投入到国家治理的事务中来,充当国家治理主体的角色。科学技术协会作为八大人民团体之一,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的产物,容纳科技人才数量多、覆盖行业范围广,自身创新能力强。科技社团应加强与科协组织的合作,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这不但是社会组织生长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社会善治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科技社团与科协的不断优化创新,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基于两者相互信任与相互依赖的协同效应。一方面,进一步发挥科协组织的“思想库”与科技社团的“智囊团”作用,凝聚各方智慧,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多种类多层面地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服务工作。科协组织要与科技社团共同开展宽领域、前瞻性的决策咨询服务,提炼成果,推动科技工作者与决策者之间的深入交流,为国家治理中的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科技社团应不断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抢抓先机,承接政府“简政放权”,在非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与科协组织一起更多更好地发挥“第三方”的作用,积极投身参与国家治理、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4、积极转变运行模式
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兼顾社会各方利益,以致达到整个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对于参与社会治理的各主体要进行衡量评价,做出科学合理的量裁与分配。因此,科技社团要明确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宗旨和使命,科技社团运营模式的设定都应该以其为指导,不可偏离。科技社团要改善旧有的内部管理运行模式,规范科技社团内部的规章制度。提高科技社团内部的运行效率。科技社团内部的运行效率决定了其发展速度。在工作流程上进行规范,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打破各部门之间的隔阂,逐步消除各部门各行其是的弊病,加强科技社团内部各部门间的合作,各部门完美配合,切实提高工作效率。资金一直是制约科技社团发展壮大的一个主要原因。科技社团一般利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利用自己的职能功能来获得政府的资金扶持,还有小部分来源于社会支持。科技社团应积极转变旧有的资金来源模式,利用自己的优势多方面谋求与大型企业、研究院所等组织的合作,广泛的增加收入来源。科技社团的主要领导多为兼职,他们同时也在高校、科研院所任职,导致科技社团内部事务工作的开展经常处于非常规的状态,工作效率不高。应适当地增加专职科技人员参与到科技社团的日常工作中去,改变旧有的政府部门对科技社团人事管理倾向明显的局面。再次改变科技社团的专职人员以前的人事调配方式,通过建立市场化的竞聘机制,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思想创新的人才队伍投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去,提高科技社团内部的运行效率。
摘要：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科技社团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科技社团,国家治理体系,作用,路径
注释
1杨文志:现代科技社团概论[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2王名:社会组织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3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6期,第6页。
4郑晓俊林鸿燕:《科技社团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实践与思考》,《学会》2014年第4期,第39-42页。
5王锂:《我国科技社团职能演变及其对社团管理的影响—以中国科协所属科技社团的研究为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