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参与

居民参与（精选12篇）

居民参与 篇1

国家税务总局上周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该办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纳税人通过境外金融机构持有和管理资产, 并将收益隐匿在境外金融账户以逃避居民国纳税义务的现象日趋严重, 各国对进一步加强国际税收信息交换、维护本国税收权益的意愿愈显迫切。二十国集团 (G20) 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制定了一项“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 并于2014年7月发布。这项“标准”获得当年G20布里斯班峰会的核准, 为各国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打击跨境逃避税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在G20的大力推动下, 目前已有101个国家 (地区) 承诺实施“标准”。

根据“标准”开展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 首先由一国 (地区) 金融机构通过尽职调查程序识别另一国 (地区) 税收居民个人和企业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 按年向金融机构所在国 (地区) 主管部门报送上述账户的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 再由该国 (地区) 税务主管当局与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开展信息交换, 最终实现各国 (地区) 对跨境税源的有效监管。

中国早在2014年9月的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就承诺将实施这一“标准”, 其中首次对外交换信息的时间为2018年9月。此后的两年时间里, 国家税务总局会同金融主管部门推动“标准”实施的相关准备工作。2015年7月, 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并已于今年2月份对我国生效, 这为实施“标准”奠定了多边法律基础。2015年12月, 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税务总局还签署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 为中国与其他国家 (地区) 间相互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提供了操作层面的多边法律工具。而此次国家税务总局征求意见的《管理办法》, 其实是一项将国际通用“标准”转化成适应中国国情具体要求的“操作手册”, 既是中国实施“标准”的法律依据, 也是一份具体的操作指引。

居民参与 篇2

作者：王琮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368更新时间：2010-03-10

一、社区大院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石人南路社区占地0.6平方公里，住户7011户，人口约21000万人，居民院落53个，其中纯居民院落27个，主要以农转非人员、府南河拆迁安置人员等中低收入家庭为主。随着人们对物质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院落的现有状况已经不能满足居民的生活要求，由于院内人员结构复杂，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意识不高，小区环境脏乱差、违章搭建屡禁不止，严重影响阻碍交通，家禽、宠物敞放、绿化破损，小区治安混乱。对于这些问题，社区居委会最为头痛，鞭长莫及，应对不过来，是构建和谐社区的热点、难点问题。

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培育居民自治组织、探索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管理机制，已成为现阶段纯居民院落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就社区居民大院自治建设情况作如下调查与思考。

二、大胆探索居民大院自治管理之路

石人南路社区居委会所在的100号大院由园丁公司修建，共15栋，近千户居民4000多人。由于当时规划和修建方面存在的一定局限性，同时也因涉及开发商的经济利益，使这个院楼栋的修建存在不少的缺陷：人口密度大、地势低洼、道路狭窄，违章搭建严重，车辆乱停乱放，造成消防通道常年堵塞、绿化覆盖率低，布局过于密集，形成了院中院13个，各个院各自为居，互不贯通，消防隐患严重。2002年石人南路100号14栋发生一次火灾，因消防通道堵塞，根本无法及时施救，群众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此次火灾也引起了市、区消防单位高度重视，为此办事处、社区在大院召开现场会，总结教训，并且向上级政府反映大院消防隐患的严重

性和要求改造大院现实状况。

（一）石南100号院改建准备工作。

1、2004年社区居委会在大院主持召开了两次大院改造听证会，全

院989户，80％填写意见和建议，有70％完全支持改造。随着城市发展以及政府对环境道路改造的重视，府南街办领导班子也把为民办实事提上议事日程，将我社区石人南路100号大院的改造项目上报市区两级政府。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为民办实事的宗旨观念指导下，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石人南路100号大院改造终于在2005年3月破土动工。从宣传、动员到进场施工，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积极配合：拆违建、封门，强化治安工作，安置困难户等等；10月份100号大院实现了雨污分流，完成了道路改造、绿化建设和大门重建。终于将一个视线开阔、绿树葱葱、路面平整、环境整洁、排水通畅的居民大院呈现在居民群众眼前。

2、大院管理是社区建设的一个新课题，政府将整治改造一新的石人

南路100号大院交给了社区，对于这个由13个小院整治打通成一个大院，而院内居民有拆迁安置户、单位职工宿舍，拆迁户来自各处，素质差别相当大，如何使他们和谐相处，使大院道路绿化等公共设施得到有效管理，使环境保持优美，秩序良好，应该说是办事处和社区重点关注的事情，经过反复讨论基本上形成一致意见，认为办事处和社区直接管理，既没有精力，也不专业，自然管不好，同时由于院内多以低收入群体为主，请专业公司管理，承受不起高物管费，最后按照办事处提议以“社区牵头，大院自治，实现基本的物业化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大院。

（二）、石南100号大院自治工作历经波折，经调整引导逐步走上

正轨

1、召开第一次居民大会，参与人数未能过半，大会没有取得成功。

在纯居民大院召开居民大会，首先要争取居民代表、居民小组长、积极分子的支持、配合，充分发动群众的参与性。但对于石南100号大院来说，人员结构复杂，大多数年轻人对社区的活动不够重视，在院内骨干的动员下，参与的多以老年人居多，总人数未能过半，计划召开的第一次居民大会没有取得成功。

2、重新选举大院居民代表，召开居民代表大会

在办事处、社区的组织指导下，召开有居民骨干参加的多方会议、提议采取召开大院居民代表会议的方式，选举大院管委会并讨论通过居民《公约》、《管委会职责》、《管理办法》，特别是涉及居民利益的基本物业管理收费标准等，并将该提议及管委会候选人张榜公示，紧接着在各单元楼栋推选代表。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居民代表大会于2005年12月成功选举出了大院管委会成员，成立了大院自治管理委员会，对大院实行基本的物业管理。

3、收费困难是院委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难题。

由于大院居民对购买物业服务在观念上还没有接受，在开始进行物

业化管理的初期，在很多大院管理的事务的摸索过程中，得不到一些居民的认可或达不到居民所要求的标准，大院管委会在前期收费工作中遇到很多的阻力。社区居委会在了解情况后，和管委会成员一起入户宣传，帮助催缴物管费，在社区的大力宣传动员下，收费比例大幅提高，现在收费率已从原来的20%提高到60%。

4、管委会成员义务服务，权利义务不对等，不能持续，再次召开居

民代表大会予以调整。

管委会成员多是热心公益事业的居民小组长构成，无偿的应对大院

繁重的事务，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精力，在短期内或可坚持，但要长期持续就会影响工作的完成情况，管理服务水平一度开始下滑，第一届管委会在运行一年后，2007年1月，再次召开大院居民代表大会，调整并通过新的管委会委员，通过了给予管委会委员补贴的决定。之后大院自治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基本步入正轨。

三、充分发挥居委会自治作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1、更新观念、改变工作方式、转变工作的职能、强化自治意识。

我们在推进社区自治实践中，从更新观念、强化自治意识入手；放

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进行社区自治，由过去行政领导管理型向指导服务型转变，支持和帮助义务制居委会履行自治职能，不断强化义务制居委会的管理职能、教育职能、服务职能和监督职能，坚持和落实“党的领导、政府指导、依法自治、居民自治”十六字工作方针，主动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办事处的指导，社区主要事务要按民主程序实行民主决策。同时，培养和增强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自治意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居民对社区产生了强烈的归宿感。努力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意识。

2、健全组织，创新社区体制。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正常运转的重要

基础。有效的社区管理激发显性的和潜在的社区力量，促进社区各项事业发展。建设自治型社区，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区自治管理体制，逐步改变那种社区管理体制是行政性的，管理主体以政府为主，工作方式以行政命令为主的模式。按照“党为核心，议行分设”的原则，构建自治型社区组织体系。社区组织体系由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社区事务议事协调委员会、社区工作站，以及其他民间社团组织形成四个权利层次，即领导层、决策层、议事层、执行层。

3、党为核心，改进领导方式。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

居民参与 篇3

关键词：城乡居民； 体育锻炼； 坚持性； 因素

中图分类号：G8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10-178-002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和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群众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并逐步认识到身体健康对生活品质的重要性。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的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指出：设立“全民健身日”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全民健身事业和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是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我们应以全民健身日的确立为重大契机，形成全民健身的热潮。

为此，笔者对所在市区及周边农村的体育锻炼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调查对象涉及18周岁以上的老中青人群，涵盖工人、农民、高科技从业人员、教师、大学生、公务员、个体工商户等各色职业，并控制了性别比例，力求调查对象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城乡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状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和数据汇总，以其为全民健身目标奠定基础。

一、我省城乡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

我们对于参与体育锻炼的情况调查只限于经常性体育锻炼。经常性体育锻炼界定为每周参与体育锻炼3次以上，每次时间不短于30分钟。通过走访调查和资料汇总，可对我省城乡居民参与经常性体育锻炼的现状作出如下结论：

1.城市体育锻炼人群高于农村

城市中参与经常性体育锻炼的人数普遍高于农村，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城镇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差异不大，而农村中经常性体育锻炼人数呈下降趋势。同时，城镇体育锻炼人群在体育锻炼的场所选择、锻炼项目、体育锻炼消费水平等都与农村差异很大。

受工作性质的影响，农村人口体力劳动量较大，缺乏体育锻炼的动力。另外，农村人口受认识水平的影响，对身体素质的关注度低，对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度较低。农村中有意识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育锻炼形式主要是慢走和太极。体育锻炼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庭院、道路等闲散场地，锻炼项目也较为单一，有偿体育锻炼参与程度更低，与城市差距较大。

2.老年人体育锻炼人群高于中年人和青年人

现在生活节奏逐步加快，青年人大多存在工作和学习压力，时间不够充裕，对自身健康状况关注低，缺乏体育锻炼意识。

中年人大多为事业期人群，体育锻炼参与程度较低，体育锻炼形式也主要是集中在有偿健身和球类运动。

老年人身体素质处于衰落时期，关注自身体质状况和健康程度。而且，大部分慢性疾病人群集中在老年阶段，目的比较单一。受年龄和体力因素影响，老年人普遍喜欢运动量较低的慢跑、慢走、太极、社区健身等，锻炼场所主要集中在社区、公园、公路旁等露天场所。

3.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

我们可以从资料中得出，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成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也越高，其中主要是集中在公务员、教师等有规律的从业人员。可见，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自己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高。

4.无偿体育锻炼人群高于有偿体育锻炼

受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我省群众在日常生活列支中，不愿意在体育锻炼中加大资金投入比例，无偿体育锻炼人群普遍高于有偿体育锻炼人群。参与有偿体育锻炼的人群主要集中在青年人和中年人，锻炼形式主要是健身房项目、游泳等。

二、影响居民体育锻炼坚持性的因素分析

1.意识因素

体育锻炼意识我们界定为人们对参与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参与主动性、参与动机、目的等心理因素的总和。从参与调查的人群中，没有参与体育锻炼，或者参与很短时间的人来看，大多是对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体育锻炼不重要或者是很不重要，对体育锻炼没兴趣，或者是认为自己身体素质很好，没必要参与体育锻炼。

2.环境因素

我省大多数地区政府部门和体育主管部门对于居民体育锻炼尚不够重视，体育锻炼的场地主要集中在公园、广场、社区、道路等场所，人均体育锻炼场地明显不足，体育设施不健全。在这个问题上农村条件更差。在新農村建设中此种情况有所改善，有些村落利用道路等增加了休闲健身设备，但是人均占有严重不足，并不容乐观。政府部门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和农村建设规划中，留足公共体育用地，并充分利用广场、公园、闲散空地建设全民建设基地，增加经济实用性锻炼设施，尤其是加大对农村的硬件建设投入。

3.时间因素

在青年和中年人群中，时间因素是影响体育锻炼坚持性最主要的原因。随着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职业病人群不断上升，相反的是，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却不断降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都在忙于工作没有空闲时间。

4.身体因素

在一些特殊体质人群中，身体条件成为制约其体育锻炼坚持性的不利因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症等疾病人群不断扩大。受身体条件的影响，这些人群普遍反映不能参与体育锻炼，对体育锻炼在身体素质恢复中的作用认识不够。

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确立的2010年的奋斗目标是：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从我省情况来看，我们需要综合政府、社会及民众各方面的力量，为我省全民健身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共同努力。

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

课题批准号：201201204。课题名称：影响我省居民参与体育锻炼因素的调查

参考文献：

[1]张文桥.影响社区居民体育锻炼坚持性的自身因素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7（10）：5-6；23

城市规划居民参与之我见 篇4

1.1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围绕城市土地的使用和分配, 服务于城市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 为实现一套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长远目标, 提供城市未来空间发展战略的社会、政治、职业的活动过程。首先, 城市规划的主体包括城市政府、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其中, 城市政府担负公共职能、掌控城市资源, 从根本上对城市空间和土地的分配与使用施加影响;经济组织在城市中发挥经济功能, 其产业活动空间在城市整体空间格局中占有支配地位, 对城市空间结构系统的演变起着促动作用;城市居民作为城市构成的基本经济和社会单元, 其居住空间的变化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这种作用表现为居民对规划方案的反对或支持, 存在于居民对城市政府和经济组织决策的牵制或协助过程之中。其次, 城市规划是横跨城市社会诸系统的社会运动、政府行为和职业技术三位一体的复杂而独特的活动过程。再次, 城市规划是一种调节各种主体在土地使用上的利益冲突的介质, 其根本宗旨在于服务城市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 其手段是对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设计和控制。最后, 城市规划内在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并发生作用, 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特征必然会渗透到城市规划的活动之中。

1.2 居民参与

城市居民是在城市居住并“经常光顾城市空间及在此间实现空间占有”, 并对此空间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人。城市规划中的居民参与是指城市居民试图影响和推动城市规划决策以及分享城市规划过程的活动。就此概念中的构成要素来看, 参与主体是指一切非城市政府的个体或团体;参与客体是指城市规划经常及相关活动过程;参与的方式既可以是组织参与, 也可以是自发参与。

2 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可行性

2.1 城市功能的变化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城市的早期功能定位是“居住机器”的聚合场所, 它向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显然这种功能定位所要求的城市规划只是建筑物和道路等的设计与布局, 空间要素是城市规划关注的焦点。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 人们认识到, 城市不只是为居民提供居所的物质空间, 它还是居民个体感情归属的精神空间。新的城市功能定位要求城市规划必须考虑人、空间和时间这三大要素。城市的现代功能要求对城市的时空使用方式的规划, 必须以给居民带来情感上的乐趣为出发点。城市功能的变化表明, 只有居民才是城市生活的主体, 因此“只有居民生活和熟悉的空间才是城市规划的真正基础”,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 城市功能的变化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2.2 新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特点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特点必然会影响城市规划的决策方式。计划经济条件下, 国家统一管理资源, 政府是制订计划的唯一主体, 城市土地的使用和分配依赖政府的行政指令, 政府在城市公共生活和消费的组织中起着主导作用, 而居民的主体地位则被挤压到最低限度。市场经济条件下, 城市政府、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作为城市的发展动力源泉, 它们之间的均衡互动要求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理念基础和实践基础。

2.3 居民参与诉求反映强度的增长要求居民参与城市规划

纵观20世纪3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理念的发展, 其中居民的参与诉求呈增长的趋势。1933年的《雅典宪章》把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列为城市的四大活动, 其中“居住是城市的第一个活动”, “是城市的一个为首的要素”。它表明城市首先是作为人的居所而存在的。因此, 它强调城市必须“适合其广大居民生理及心理的最基本需要”, 从而对从事城市规划的工作者来说, “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是衡量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但是, 它同时又强调“每个城市规划, 必须以专家所作的准确的研究为依据”。这些都表明, 在早期的规划理念中, 尽管居民的参与诉求有所反映, 但地位偏低, 直接导致其在实际的规划活动中被弃而不顾的命运。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中居民参与诉求的反映强度有明显增强。它规定“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系统的不断的互相协调配合的基础上”, 极为明确地提出了居民参与的概念。而且它强调“人们必须参与设计的全过程, 要使用户成为建筑师工作整体中的一个部分”, “如果群众能被组织到设计过程中来, 建筑师的联系面会增长, 建筑上的创造发明才能更将丰富和加强。”而且, 它把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高到文化发展的高度, 认为“只有当一个建筑设计能与人民的习惯、风格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建筑设计才能对文化产生最大的影响。”国际建协 (UIA) 199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倡议建立“全社会的建筑学”, 并指出居民参与是实现“住者有其屋”的基本途径, 也是完善城市规划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不仅是学术界认识深入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 这还是居民参与城市规划强烈诉求的现实反映。与此同时, 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实践也从无到有, 不断深入。

3 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必要性

3.1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基础条件

具体而言, 市场经济背景下, 城市土地作为商品, 其使用和分配所遵循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机制。这样就使得城市政府在城市时空规划上的垄断地位难以维续, 也使规划有可能把城市发展的各种动力主体吸纳进来。同时, 城市经济组织和居民的主体地位也被重新确认, 这就使得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个体经常行动系统基础之上, 城市规划设计方案必须反映这些主体的利益偏好, 惟其如此设计方案才会有市场。并且, 居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取和掌控资源的空间不断扩大, 公民权利得到保障, 从而使规划行动的对象和规划行动的主体两种角色在居民个体身上有了统一的可能和保证。

3.2 民主政治发展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可能的制度安排

民主政治发展源于市场经济的推动, 市场经济不仅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而且它的运行规则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参照。民主政治发展要求必须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和自由, 也就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公民的利益诉求和偏好取向, 这种要求也在城市规划领域之中体现出来。20世纪60年代, 美国联邦政府在重建、改建城市基础设施的活动过程中明确设立了一个拨款条件, 就是一定要有“受影响区”的居民参与规划方案的设计。并且, 美国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为推动居民参与城市规划和一般市政, 都设计了多种多样的参与模式。民主政治发展为城市规划的各个主体 (政府、规划师、社区组织、居民) 准备了联络、沟通和对话的规则与制度安排, 这必然促进公众参与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 并使城市规划方案关涉各方的利益更为全面和公正。更为重要的是, 自由民主政治安排规约了政府和当权者的在决策中的作用, 使得他们在对城市问题的看法以及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政治、经济上得失的权衡更贴近公众的偏好, 关注居民的利益诉求。从而, 扩大了居民参与的空间。

3.3 城市居民行动效能的增长为居民

参与城市规划准备了主体可能的基础参与效能是指居民的对自身需求的认识以及对这种需求的表达冲动和实现可能的感知, 而较为合理的参与效能则是居民有明确的需求意识和强烈的表达欲望以及对通过参与实现这种需求的可能有较高的估计。或者说, 普通居民可能不会时时刻刻为任何一个规划方案表达意见来影响规划决策, 但是他确实具有一种储备的影响力——一种不活跃也不依附于政治体系的影响力;他并非一直积极地监视着决策者的行为, 但他确实具有在必要时动员所能运用的资源采取行动的潜在能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教育的推行, 强化了公民的利益意识和权利观念。由此, 居民开始对规划决策的传统方式和习惯做法及评判标准提出了质疑, “一个方案所涉街区的居民宣称, 他们不同意让那些身居别处、难以谋面的人, 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就作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决策。”同时, 居民参与效能的提高也并不必要付诸行动, 他其成为潜在的行动者, 这已然构成了对决策者的压力。因此, 居民参与效能的增长为居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了主观条件。

3.4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为居民参与

城市规划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参与途径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单个城市居民的意见或行动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居民参与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 不但会降低他对自

摘要：以城市规划和居民参与的理念为分析基础, 分别论述了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认为尽管居民参与并不能解决城市规划中的所有问题, 但决策的方式最终要比决策的性质重要。

居民参与 篇5

摘要：贵州省依据资源禀赋和扶贫工作实践率先提出了旅游扶贫发展模式。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建立了多个旅游扶贫项目，比较典型的社区参与分配模式包括“政府+旅游公司+农民旅游协会+旅行社”的天龙模式、社区居民为主导“工分制”分配的郎德模式、政府主导分配的西江苗寨模式。贵州省旅游扶贫项目多为政府主导，有研究发现部分项目除统计意义外实际中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并不大，针对这一问题可以考虑从市场主导、提高贫困人口参与能力、加强对社区居民的组织等方面加以解决。

关键词：社区居民;旅游扶贫;分配模式

贵州省整体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又是我国扶贫开发重点地区之一，针对旅游业的特点和旅游资源情况贵州率先提出了旅游扶贫发展模式。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建立了多个旅游扶贫景区，鉴于不同扶贫景区的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多样化的贫困居民参与分配形式，在多样化的分配方式中。探索出一个能够使贫困人口受益进而达到预期扶贫效果的社区参与分配模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政府+旅游公司+农民旅游协会+旅行社”的天龙模式

天龙人陈云首先意识到屯堡文化的旅游价值和其隐含的乡村旅游商机，在镇政府的帮助下利用自己多年的积蓄，进行了天龙旅游开发的可行性研究和并从商业运作角度提出了计划书。经过多方努力在政府支持和协调下，由陈云、郑汝成及吴比等于5月共同筹资一百万元组建了“天龙旅游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并与天龙镇政府签订了50年的承包经营合同。后来为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和发展民族民俗旅游的积极性，探索出了政府支持、旅游为主体公司实施具体运作、农民旅游协会参与产品开发、旅行社组织客源的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使天龙屯堡乡村旅游业得以成功启动并获得发展。社区居民自愿组织旅游协会再以协会的形式参与到景区发展中来，旅游协会的建立既避免了众多社区居民分散、交易成本高昂的弊端，又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参与到旅游扶贫项目中去，并成为保护居民分配权的重要组织形式。

二、社区居民为主导“工分制”分配的郎德模式

1982年省文化厅发现并开始关注郎德上寨的历史文化与村寨景观，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其民族村寨的`文化和景观特点得到进一步认同，1986年成为民族村寨重点保护对象并予以保护性资助和开发。经过村寨环境整治开发后，其优美环境和历史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考察。在分配方式上一开始由游客直接给与参加表演的村民现金，民俗表演比如拦路酒、芦笙和歌舞由村委会组织。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参与集体接待与歌舞表演的村民由务农为主要收入逐渐转变为获取旅游表演收入。还有村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餐饮和住宿经营满足旅客的食宿需求来获取收入。也有村民通过向游客出售本地农副产品及民族手工艺品获得旅游收入。为了维护景区的旅游经营活动秩序，由村委会组织成立了接待小组，主要负责与游客、旅行社接洽组织村民进行民俗表演。其主要职能是为参加表演的村民进行工分登记、计算和分红：确定演出价格和时间：维护旅游景区卫生和秩序。社区居民在政府支持下以村委会为主要组织形式，参与旅游表演和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取报酬，形成了社区自发组织旅游经营与利用工分分配的郎德模式。

三、政府主导分配的西江苗寨模式

居民参与 篇6

关键词：社区建设 基层民主 居民参与 思想政治教育

1991年民政部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社区建设”的这个概念，并明确提出社区建设将成为今后重大任务之一，由此社区建设便成为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中一项重要议题。此后，2000年11月19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第一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城市社区建设概念作了完整的界定“所谓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强化社区功能，完善社区服务，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社区建设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力推进社会建设，是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面向新世纪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1]

社区建设和发展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力和智力资源的投入，只有动员和集合社区内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才能满足社区建设和发展巨大的源源不断的资源需求。社区参与的重要作用在于整合社区内的人力和智力资源，用于社区建设和发展[2]。集合全社区的力量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促进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有序运行和良性发展，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了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更为详细且具体的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3]而且，特别强调了城市居民的参与意识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城乡社区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由此看来，在党所界定的社区建设的内容中，城市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已成为建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必然要求，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意识不但是城市社区建设中“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有序参与”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运行基础，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和内涵[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城市社会环境和居民思想观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相互激荡，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着力寻求解决之道，为推进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而努力。

23号文件中，我党要求中社区建设的核心在于民主自治，以社区居民为依托，让广大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要本着以下原则：“以人为本，服务居民：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把为社区居民和单位服务作为社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扩大民主，社区自治：科学合理划分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资源整合，共驻共建：整合社区资源，充分调动辖区单位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共驻社区、共建社区、共享社区资源的良好态势；责权统一，管理有序：健全社区组织，明确职责和权利，依法加强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中，逐步增强社区凝聚力；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培育特色，树立典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5]从社区建设的要求来看，主要分为点，一是社区公共服务等硬环境的建设，还有就是社区居民素质，精神文明建设等软环境的建设；在社区建设中，为了实现社区自治，居民有序参与的目标，实现居民素质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建设和谐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是重中之重。

1.人的全面发展前提下的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与思想政治教育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社会成员的智力和体力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包括德、智、体、美等诸多方面要素地充分、自由、协调地发展。[6]我党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十八大在承认过去十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的同时，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新的要求，并致力于建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7]

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使我们确定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和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目标的重要理论依据。思想政治教育任在社区采取的是实践教育法，通过居民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参与，引导居民在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过程中，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活动，不断提高自我素质，完善自我人格，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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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议事与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党对基层组织自治的要求，不合时宜的单位制开始解体，“单位”在对社区居民的全面干预中渐渐退出，原先由单位承担的多种职能开始溢出，它们客观上要求由新的社会载体来承载这些职能。于是，在社区建设精神的指导下，各地都以社区为试验田，积极探索并发展基层民主的形式和内容，填补单位功能剥离导致的社区基层公共服务，基层治理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基层民主建设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环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引导社区群众，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基层民主建设的政策上来。通过对社区居民进行全面而有效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宣传和教育，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基层民主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塑造社区内参与型的政治亚文化。通过对我党意识形态的宣传，引导居民正确的参与意识，使得居民的参与意识在体制框架内健康的发展，建设和谐的社区文化，扩大社区居民有序的社区政治参与，推进社区建设，基层民主的发展进程。

结语：

社区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培养并引导社区居民健康的参与意识是现代社区建设和发展模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为了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引导社区居民合法有序的社区公共生活参与而不是简单的政策灌输是很有必要的。除去对国家有关社区参与的政策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对社区参与目的和意义的宣传和教育，社区参与权利事项的宣传和教育、社区参与方法和技巧的宣传和教育等将是下一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

思想政治教育对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生活的引导，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参与意识。在正确的引导下，居民在合法有序的社区公共生活的参与中，法制意识、民主意识、主体意识得到提高，公民意识逐渐觉醒，进而推进我国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社工们在社区建设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党关于推进社区建设精神的指导下，立足发展，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通过宣传教育转变社区居民落后的思想观念，培养与社区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应加大居民的社区参与的教育，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从而推动社区的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办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2000年23号文件.

[2]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注释：

[1][5] 中办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2000年23号文件.

[2]贺妍.对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的实证调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25（9）：273-277.

[3][7]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陈涛.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问题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8.

[6]陈爱梅，庞玉清.浅论人的主体意识[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32（3）：81-85.

河北省农村居民体育参与现状研究 篇7

河北是一个农业大省，全省农村人口和农村区域占比均超过了65%。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农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跨越了温饱、小康两个生活阶段，逐步迈向富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民生问题的日益关注，河北省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本文从体育参与特征的视角，对农村居民体育参与现状进行调查，了解影响农村居民体育锻炼的因素，提出改进与发展对策，对提高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体育参与意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河北省不同地域农村居民，中部地区有石家庄、保定;沿海地区有秦皇岛、唐山;西北部山区有张家口、承德;南部地区有邢台、邯郸。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为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提供理论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对河北省不同地域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2.2.3 数据统计法。采用spss10.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

3. 研究结果

3.1 河北省不同地域农村居民的体育参与状况

农村居民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以1—2次为主，占总数65.2%;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24.3%，3次及以上的仅占11.1%。(见表1) 57.1%的农民每次体育锻炼的时间在10—30min之间。72.2%的农民体育锻炼负荷以中等强度以下为主。农民经常参加的体育项目为散步、秧歌、武术、羽毛球。

3.2 河北省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状况

3.2.1 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总体水平。

体育消费是指一切与体育活动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个人及家庭的消费行为。体育消费水平是指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消费资料和体育劳务或服务消费资料的数量，它反映人们在各种体育消费行为中所能承担的物质与精神的支出能力。在被调查的农民中，直接或间接参与体育消费的占总数的31.6%。在有体育消费的农民中，年平均消费1—100元的占75.3%，消费100—150元的占19.5%，消费150元以上仅占5.2%。不同地域农村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无显著差异。

3.2.2 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结构。

体育消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物性消费，主要指购买体育活动的体育实物，如运动服;第二类是观赏性体育消费，是指购买门票、入场券等，观赏体育比赛与表演的行为;第三类是参与性消费，是指购买体育服务资料的消费行为，如购买体育彩票、参加体育培训等。在有体育消费的农民中，实物性体育消费比例最高，达88.7%;参与性体育消费比例为9.2%;观赏性体育消费仅占2.1%。不同地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无显著差异。

3.3 影响农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

调查表明，影响农村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为没有余暇时间占73.6%，其他依次为经济收入、生活压力、场地设施、锻炼方法、锻炼意识、缺乏组织。(见表2)

4. 对策与建议

4.1 强化农村居民的体育健身意识。

加强宣传工作，让农村居民真正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健康的重要作用，提高他们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体育消费的意识，积极引导他们投入到全民健身活动中去。

4.2 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兴建体育场地设施。

农村居民体育参与的主要场所是在街道广场等一些不收费的活动场所，所以，政府应以《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为指导，发展面向大众的体育运动基础设施，积极为农村居民参与体育运动提供多方面的便利条件。以采用省、市、县、乡各出一点资金的办法，共同把农村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武装起来，以此推进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

4.3 尽快建立乡政府体育管理机构，组织各种体育指导中

心，积极推进农村体育俱乐部，制定并完善各种农村体育管理制度，加强组织管理力度。实施目标管理，将农民体育的开展情况，作为衡量主管领导业绩的标准之一。

4.4 充分挖掘地区民间体育资源，采用各种措施增加可利用的体育资源。

利用地方特点开展特色体育活动，继承和发扬不同地域的农村传统体育项目。

参考文献

[1]李丹.四川省农村体育现状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6, (1) :43-46.

[2]陈彬.我国农村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现状[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5) :96-97.

[3]谭小勇.湖南省城郊富裕乡村体育现状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2, (5) :592-594.

居民参与 篇8

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客观与科学的描述和分析, 以期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 从而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的帮助和建设性的思考。

二、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

从宏观层面看, 社会发展、经济平等和政治制度化水平对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具体有两种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渠道-—流动渠道和组织渠道。流动渠道代表个人这一微观层面, 而组织渠道则代表群体这一中观层面。

微观层面 (个人流动渠道) 的路径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人通过提高职业地位的方式进行流动, 从而使其社会经济地位提高, 地位提高又促使其政治功效感、政治义务感和政治信任感增强, 最终导致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

中观层面 (组织渠道) 的路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贫富悬殊加大, 社会地位低的个人已无法单纯靠自己去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 他们对阶层、社区、邻里等群体认同感增强, 群体内部的同一性也增强了其群体意识和内部团结, 于是他们成立并涉入组织, 作为一个整体去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

1. 基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分析

(1) 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

一般来说,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参与扩大是同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政治参与的水平也同步提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能够适应其发展, 因此, 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复杂要求社会要为每个个体创造出更加民主的环境以充分尊重并尽量满足其不同层次的需求, 然后动员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最终在社会规范内各取所需。第二, 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群体意识的凸显。由于社会的发展变迁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多, 社会中产生很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与威胁他们的对立群体及新生群体不断产生各种冲突, 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 群体内部会产生极强的凝聚力, 群体成员的群体意识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提高, 会以和平的方式诉诸政治活动以解决群体间的矛盾。第三, 家庭等传统社会组织的式微及发达的社会分工导致更多的社会人加入到大量新生的行业组织和社团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分工体系的日益完善并走向成熟, 家庭、宗教等传统的社会组织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而代替它的是大量以共同的职业目标、利益取向、兴趣爱好等为基础的行会、商业组织和社团的出现, 而这些组织会鼓励其成员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实现组织的利益诉求。第四, 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影响政治参与水平。经济现代化导致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提高, 整个社会群体的平均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 获得了更高程度职业地位的工作, 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 由于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 因此, 整个社会的平均参与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提高。

(2) 社会经济平等促进政治参与

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政治参与的水平,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 公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 但是其投票率有时却低于经济落后的一些国家。这就无法从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关系的角度去说明这一问题。这两类社会的最大差别是处于经济社会中的个体对于平等的不同感受。当人们感受到自己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存在, 并有发挥角色作用的机会时, 人们会积极通过政治这个渠道向政府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去参与政治活动, 从而体现自己在经济平等社会的价值。这也是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从政府角度来说, 经济的平等, 不仅可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平稳进行, 还可以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参与意识, 增强个人的政治效能感, 从而最终使政府政策能够顺利高效地得到贯彻落实。因此, 社会经济越平等的国家, 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越积极。

(3) 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参与

政治制度化是指具备了有效的官僚制和政党的统治体制。如果政治的制度化没有伴随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发生变化, 那么政治参与的扩大将是无秩序的, 其最终将可能影响政治的稳定。亨廷顿也曾指出, 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水平需要伴随着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有序进行。在政治制度未做好准备的前提下, 为了顺应现代的民主潮流, 政府实施超越现阶段政治体制的民主参与模式, 国家将可能发生暴力革命, 影响社会稳定。当然, 政治参与水平如果跟不上高度发展的政治制度, 将会导致社会的僵化, 使政治体制缺乏活力。因此, 政治参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与政治制度化水平相适应, 随着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扩大。

2. 基于中观层面的群体分析

政治参与的行为主体是处在社会群体组织中的个人。因此, 应从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中观层面来分析影响群体中的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因素。

从个体扮演的群体成员角色这一角度来说, 一般认为, 作为某个组织成员的个体往往会比单个个体涉入到更多的政治活动中。具体来说, 阶层意识、社区意识、邻里意识和行业角色意识等群体意识都会对涉入组织和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低地位者的政治参与, 更多的依靠其群体成员角色来实现。组织是政治参与的一种群体形式。公民一旦加入组织, 尤其是政治组织, 其接触政治刺激的机会也随之增多, 政治敏感度增加, 此外, 组织会给成员灌输群体意识, 增强其组织认同感, 使其成员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中, 进而达成组织目标。组织目标的达成又反之会增强公众的政治功效感和义务感, 从而促进公众产生更广泛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 笔者预测, 公众积极涉入组织, 尤其是与政府意见趋于一致的合法政治组织 (如共产党) , 将有利于公民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 同时降低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而对于涉入其他组织, 由于其对公民政治信任感的提升作用不大, 则会同时促进制度和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社会施加在个体身上的社会挫折感和社会为个体提供的社会流动机会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社会挫折感与政治参与成正比, 与社会流动机会成反比。[1]

我国在建国初期至今, 一直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 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该制度的核心。户籍制度减少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流动机会, 农民和市民被分割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区域, 并各自接受着因不同的户籍身份所导致的差别待遇。

在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这种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从侧面上反映了农民公民权利的缺失, 并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与市民相比, 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更大, 使农民产生严重的社会挫折感, 加之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城乡间的横向流动, 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教育不均衡又降低了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纵向流动机会, 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尤为强烈, 参与行为更加激烈。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农民更容易选择非制度化途径来向政治施压。可见, 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政治参与状况存在着很大差异。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动机更直接、具体, 意愿更强烈, 方式更极端, 行为更迫切。

3. 基于微观层面的个人分析

(1) 受教育水平影响政治参与

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高, 二者呈正的相互关系。但已有研究发现, 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投票活动同教育程度呈负的相互关系。其理由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政治怀有一种疏远的感觉, 可见政治参与存在国别差异。在西方民主国家教育程度较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也较高, [2]而在选举流于形式的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呈相反趋势, 即教育程度越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越低。

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正在积极开展民主政治建设, 国内民主氛围日渐活跃, 政治参与的主体范围日益扩大。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有待完善:政治组织发展模式僵化, 无法激发公民的群体意识和提高其政治觉悟;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较高, 获得的政治功效感较低, 于是产生部分流于形式的选举投票行为。对于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学历者在考虑到上述情况后就可能产生所谓的“政治疏远感”。因此, 作为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笔者预测我国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由反比向正比过渡, 总体上应呈微弱的反比关系。

(2) 职业地位影响政治参与

职业地位和政治参与的正向相关性已经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改革开放后, 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在取代以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而形成的城乡、农工等旧的身份系列。因此, 现在的职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经济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 社会为人们创造出为越来越多在高社会地位职业中就业的机会, 人们的职业地位随之提高。而“来自各种研究的大多数证据表明, 高地位往往伴随着政治功效感和政治能力感, 具有政治功效感的人远比其他人更可能参与政治。”[3]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 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增强, 对政治参与结果的预期更加积极, 于是就会更多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会通过合理合法的制度化途径对政治系统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强烈的政治功效感导致其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增加, 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引起的职业地位的整体提升造就了更多的参与型公民。因此, 笔者预测, 在中国, 较之低职业地位的群体, 职业地位高的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更高, 而非制度政治参与可能性较低。

(3) 个人心理因素影响政治参与

除了上述讨论较多的因素外, 学者们还发现社会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个人对政治参与的认识、评价、态度等主观心理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他的参与行为。”[4]

蒲岛郁夫在研究日本的政治参与时提出了“政治介入”一词, 他认为“所谓政治介入是一个表示公民心理上如何关注政治的词汇。政治介入程度高的人会更加踊跃地投票、积极参加其它政治活动。”[5]并把政治介入用五个具体的指标去测量:政治关心、政治义务感、政治有力感、政治信任、参与代价感觉。笔者预测, 拥有政治义务感、政治功效感的公民, 不论是制度还是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 其发生可能性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政治信任感则会在促进制度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同时, 降低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中国基层民主30余年的发展历程, 不仅填充了“人民公社”和“单位制”解体后国家权力的真空, 而且从真正意义上让村民和市民走上了政治生活的前台, 他们第一次用手中的选票选出自己的代理人, 这是历史赋予中国普通民众的使命, 也是中国国家建设中亮丽的一笔。在这个过程中, 政治学界也赋予了中国基层民主很高的期望和评价, 其不仅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提升民众民主能力和素质的关键课堂, 更是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平台。但是在基层民主受到高度评价的同时, 仍然需要科学、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不足和问题, 才能更好地深化基层民主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此, 如何保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和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的纵深发展, 依然是摆在中国政治精英和政治理论家面前的现实命题,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摘要：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尺度, 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我国民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政府积极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 又导致两者在政治参与行为及效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理论阐述, 正确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 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帮助和建设性思考。

关键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 杨玉生,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3]塞缪尔·亨廷顿, 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86.

[4]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201.

居民参与 篇9

城市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的建设与管理是社区发展的主要的内在动力,社区参与的目的是通过动员社区内绝大多数人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决策和社区活动,注重发掘社区内的人力财力等各种资源,培育自我良性运行、科学管理的社区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强调民主参与、志愿性合作及居民的自助与教育。因此,居民的社区参与对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参与程度的高低是社区建设成功与否的一个主要指标,它同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但是我们看到,在现在的社区建设中,公民的被动和消极参与仍然是制约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研究社区参与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是社区建设理论的重要一环。

一、居民社区参与的制约因素分析

这主要表现在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缺位以及政府或社区管理者对社区参与的错位认识。

1、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不高

基层社区中参与意识仍然整体偏弱。当前大部分居民的社区主体意识尚未建立,他们没有认识到应该对自己所生活的社区建设承担一份责任和尽一份义务,更具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意识,他们错误地认为,社区建设是属于政府的行为,从而表现出对社区建设参与意识弱、参与热情低。即使参与也是执行性的被动参与,也就是在社区工作人员的不厌其烦的动员、劝诱、说服下,碍于人情而去参与社区管理机构已形成决定的事项。这样的参与仅仅是种形式,不能对本社区内的事务进行决策,不能对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有效的监督,也没有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参与的作用不好意义不大。

2、社区工作存在错位与不到位问题

社区虽然在政策文本上被定义为“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中,它们却扮演着政府或政府代言人的角色,这也极大地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大多数社区工作人员还没有转变自己的政治观念和角色,在实际工作中权力色彩浓厚,权利和服务意识淡薄,主动与居民群众对话和沟通的积极性不高,没有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工作方式过于行政化,让老百姓觉得社区的事都是政府的事,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社区服务对象固定,社区活动形式单一,老年人、贫困户等个别群体成了社区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和社区服务的主要对象,社区调动起来的居民只能说是少数群体,而且并不是社会的精英群体,没有真正发挥出社区对社会人员的组织协调作用。社区服务开列的项目众多,但是大部分不深入,大部分流于形式,大量的救济物品锁在仓库里,仅仅作为陈列品来给参观和调研的领导和相关人员看,而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社区建设跟风现象严重,你出台个新观念新服务,我就立刻跟进,相关的名称只是出现在报告里在告示栏里,并没有落到实处,没有和群众居民建立联系,可以说是只学表不学里。

二、居民参与问题的对策探讨

1、培育社区意识是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根本

针对本地居民普遍参与素质和意识不高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培训来提高民众对地方政府治理的民主参与水平。首先要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平等观念,要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要让人说话,让人说真话,说心里话,以此提高居民的民主意识,增强平等观念,进而提高他们的参与意识。可以以基层党校或社区教育机构为依托,采取多种形式举办社区学院,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的社区知识培训和参与教育,让社区居民和基层群众掌握实实在在的社区知识和参与技能,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权力格局的发展演化形成共识,从而为积极有效的参与行动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技术支持。其次,要同时强调社区居民权利与义务,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人,既要享有相关的权利也要尽到相应的义务,居民不能只是被服务的对象,还要服务于他人。社区条例要有“柔性”,比如各种类型的服务,还要有“刚性”,比如一些约束条例。要建立社区范围内的奖励和惩罚条例,对于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居民,要给以形式多样的奖励,而对于常年不闻不问社区事务,可以使其暂时丧失部分社区内的权利,让这部分人真正体会到参与社区事务于己密切相关和重要的意义。第三,开展社区文化联谊活动,鼓励和支持社区居民成立多种多样的兴趣娱乐组织,如读书会、舞蹈队、书法绘画俱乐部、运动俱乐部合唱团等,这些自愿成立的团体可以为社区成员提供沟通的媒介和创造互惠的环境,有利于丰富人们的业余精神生活,更能促进社区成员间的了解和交流,增强社区成员的归属感,从而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这些活动还可以加强社区各团体、居民的融合,最终提升他们的社区意识与归宿感。

2、大力发展社区组织

社区参与的主体不仅仅指的是社区居民,还包括社区内的各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整合社区参与的一支新兴力量,在促进社区自觉和自主参与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要大力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和其他新型自治组织的发展,为它们提供社区参与的条件和舞台。

社区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都是至上而下组织而成并开展活动,政治意味太强,缺乏活力,没有对社区事务形成相应的监督,没有体现居民的真正所求所想,所以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组织发挥的作用也不大。这就需要外界的专业非政府组织来参与它的治理进程,如果只有社区内部的人在进行参与社区治理,很容易产生私化、内部化、不明朗化一些问题。当专业性的NGO参与进来的时候,会出现很多新的思路,对社区的发展大有益处。

3、构建多元化的社区参与机制

首先,要进一步探索并构建平等、开放、多元的社区参与机制,将社区居民的时时参与和事事参与作为一项基本的行动准则贯彻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去,不能需要时就参与,不需要时就不参与或不让参与,要为有效的社区参与提供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保障。其次,应在社区尝试建立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居民充分的表达所思所想。可以积极尝试探索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和干部定期下社区听取民意的机制,并进一步探索与完善其他利益输入形式,比如在社区建立议事园、议事亭、议事栏等。再次,还应建立社区参与的回应机制。这就需要积极建立反应居民需求的信息反馈机制,还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的改革,以期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通过形成一整套议事决策的规则和程序,使社区能够更好地集中民意,开发民智、顺应民情,凝聚民心。

参考文献

居民参与 篇10

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提出, 从传统社区向现代社会转变, 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社区共同体的消失, 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结日益松散。如何重构社区内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系, 让社区居民有参与社区建设, 就成为当下社区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居民社区参与的概念及意义

参与包含多方面意义。其一体现的是公民权利。公民, 既是国家的主人翁, 也是社区的主人翁, 凡涉及每个公民利益的公共事务或公益事业, 公民都有权参与。其二体现的是一份责任, 如自己的祖国处于危难之中时挺身而出, 当遇到歹徒行凶时见义勇为。社区不是某个人的社区, 是全体社区成员的社区, 建设社区是每个社区成员责无旁贷的义务。其三体现的是一份力量。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每个人的积极参与, 将使这些微不足道的力量集聚起来, 形成巨大的力量。人多力量大, 人多势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群防群控、群策群力为取得抗击非典疫情的胜利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其四体现的是智慧。如人多智广, 人多主意多。其五说明的是个体与整体, 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关系, 没有个体的组成, 就不可能形成整体, 没有局部就无所谓全局。其六反映的是社区成员积极性发挥的程度, 社区成员的精神风采。社区成员参与的越广泛、越深入, 则说明社区成员的积极性越高, 精神风貌越好。

二、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的现状

1. 从参与主体上看, 目前在许多社区参加社区活动的主要是“一老一少一低”。

“老”, 即离退休的老同志;“少”, 即放了寒暑假的中小学生;“低”, 即定期到社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从分布上看, 参加社区活动的主要是大多数时间都在社区的居民, 而在职人员很少参加社区活动。

2. 从参与内容上看,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项目

主要是娱乐健身学习等文化活动类, 而涉及社区公共事务决定、公共服务项目选择等内容的政治性参与较少。

3. 从参与形式上看, 一方面表现为被动参与和反复参与。

被动参与表现为, 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动员、劝诱、说服下参与 (执行) 社区管理机构业已形成决定的事项, 比如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各类活动、开会听取居委会或街道有关社区工作的通报、部署等。反复参与的情形, 指同一批社区居民被重复动员、反复参与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 年底统计时看似参与人次很多, 参与人群却有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居民社区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4. 从参与动力上来看, 人情面子是目前居民选择参与社区活动的原因之一。

特别是在被动性参与的社区活动中, 人情面子是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居委会工作人员主要利用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网络, 完成上级部门布置的执行性参与任务。当然, 兴趣、爱好以及相关利益等都是影响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

三、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成因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社区建设进一步发展的薄弱环节。分析其中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利益关联度低是导致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经济因素。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追求效用的最大化。社区居民是否参与社区活动取决于“参与”行动所带来的效用。也就是社区居民是否参与以及是积极参与还是消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取决于其参与行为对其自身及其家庭是否有价值, 以及有价性程度的大小。而一方面, 社区公共事务、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又具有“共享性”的特点, 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

2. 传统的单位意识是制约居民社区参与的文化因素。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 个人依靠单位实现自己的一切利益, 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严重依赖单位, 根本没有“社区”的概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 单位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 居民的利益关系开始转入社区。但是这一转变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人们在减少对单位依赖的同时, 单位情结并不会瞬间即逝, 单位仍然是大多数居民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虽然社区对城市居民的重要性在提升, 但目前还处于弱势, 居民社区意识还比较淡薄, 仍然把社区当做住地而已。

3. 体制性障碍是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度不高的制度因素。

中国的社区建设时间还不长, 仍然处在探索阶段。社区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 政府是社区建设强大的推动力。这种体制导致社区建设行政化色彩浓厚, 居委会实际上成为政府的“腿”或“脚”, 没有多少主动权。居民缺少参与社区建设的制度化条件, 参与渠道不畅。居民也长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安排, 缺乏自治参与的意识。因此, 在社区建设中, 目前更多的是在运用行政资源, 大多数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利用, 居民的主动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4. 居住模式的变化是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空间因素。

与以前单位院、家属区相比, 现在居民的居住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 居民的动迁和流动加剧, 人们逐步离开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 开始居住在新的陌生的社区中。从而, 社区居民的异质化程度比以前大大增强, 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很大差异。相关调查表明:社区居民的交往程度与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呈正相关, 即居民的交往程度越密切, 居民的参与意愿越强。因此, 目前的居住模式在客观上影响了居民之间交往, 进而影响了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

四、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是搞好社区建设的关键

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基础, 是促进社区和谐的重要途径。面对当前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不理想的状况, 笔者认为, 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提升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路径选择。

首先, 政府部门和相关社区组织要坚持重视理念、注重过程和区别对待的基本原则来发展居民的社区参与。一是要始终重视参与的理念。作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社区组织, 要在日常工作中逐步累积社会资本, 增强居民的参与意识, 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二是要注重过程, 不要急于求成。居民只有在参与过程中才能得到主体意识的教育, 才能逐步提高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三是要区别对待, 尊重差异和个性。应针对不同的社区结构, 不同的参与类型, 来开展工作。面对老人社区、青年社区、老公房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等不同层次居民的参与要求, 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 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 社区组织可以围绕参与动力、参与平台和参与意识等方面提升居民社区参与。

2. 增强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

从利益关联和情感认同两方面来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进而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制度安排, 社区能够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服务, 让居民利益社区化, 使居民的利益通过社区得以实现。利益的驱动力是巨大的, 当居民意识到自身利益与社区利益紧密结合, 参与社区建设有利于其利益实现时, 就会增强参与社区事务的欲望和动力。在居民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增强后, 会产生强烈的社区归属感, 在情感上认同社区。正如“社区是我家”这一口号所表达的, 居民生活在这个社区里心情愉悦, 对社区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不愿意搬离所在的社区。

3. 搭建居民社区参与的平台。

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社区组织通过搭建更多的参与平台, 促进社区内居民之间的交流、沟通, 增强其社区意识。可以建立以下几种参与平台:

社区议事平台。运用简报、广播、视频、座谈会等多种方式让居民了解社区的基本状况, 年轻人多的社区, 还可以建立网上社区论坛, 就实事项目、共同关心的议题, 如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 充分与社区居民协商、沟通、征求意见, 对合理化建议及时采纳, 并将议事结果及时反馈, 用参与成效来强化参与意识, 发挥居民的积极主动性。

社区服务平台, 社区在摸清资源和需求 (如社区内居民拥有的技术能力、服务意向、服务需要等) 的基础上, 提供各项优质的、符合社区实际和社区居民需求的服务项目, 解决居民的“急、难、愁”问题, 逐步形成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的氛围和传统。

4. 健全居民社区参与的机制。

虽然社区参与是基层的活动, 但也需要建立和完善居民社区参与的机制和渠道, 使社区参与规范化、制度化。目前, 很多社区参与活动无章可循, 社区组织之间也缺乏合作, 导致社区参与活动无法长期坚持下去, 临时性组织参与的成本较高, 对居民的吸引力也较弱。因此, 要完善社区参与的制度化环境, 继续健全现有的“三会制度”, 即听证会、评议会和协调会, 提高社区参与的规范化程度。

5. 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的意识。

增强居民社区参与, 制度化是保障, 意识养成才是根本。目前, 中国公民整体素质、文明程度还不高, 需要不断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逐步培育“参与共享、互助共进”的理念, 提升参与意识, 提高参与行为。目前较为紧迫的是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文化素质和专业能力, 使其树立“以居民为本”的社区服务理念, 有效地表达社区居民的意见, 与有关团体联络与沟通, 寻求志愿者的配合, 扩大参与面。

综上所述, 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更为重要, 如果居民根本就没有参与社区事务的渴望和冲动, 那么怎样培育, 引导也不会奏效, 建立再好的制度也没有用, 认真分析和研究居民的参与期望, 真正放权于民, 只有这样, 居民的参与才能规范化、持久化、社区建设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摘要：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一种有效载体就是社区社会组织。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 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利用社区资源, 依靠社区力量, 都离不开社区成员的参与, 没有社区居民、社区内各个组织及驻社区单位的广泛参与, 就不可能形成社区力量, 资源也无从谈起, 社区建设就难以为继。

居民参与 篇11

摘要近年来，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呈现出从区域经济效应为主向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并重发展的态势，研究视角也开始从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换。本文在分析以藏族为主体的典型民族贫困地区——青海省三江源地区贫困与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探析了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而负面效应不敏感，对发展旅游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具有较高参与热情：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参与机会和能力在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上有显著差异；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感知；参与行为；效应；旅游扶贫；三江源地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8—0071—06

1引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大多处于区位偏远的生态脆弱区，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缺乏，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加上多年来不合理的开发利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矛盾突出。“八七”期间，全国348个少数民族地区县和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县中的257个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在这些地区发展旅游，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旅游扶贫效应问题备受专家学者关注，并呈现出从区域宏观经济效应为主向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并重发展的态势，研究视角也开始从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换。

在经济效应方面，大多数学者通过案例研究，认识到发展旅游业能促进贫困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财政税收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就业机会增长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消除贫困的潜力。但也有学者认为，旅游业的波动、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成本及其经济影响，威胁着贫困地区旅游的发展，使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受限，难以得到旅游开发的利益，影响到旅游扶贫效果；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经济漏损比较严重，影响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旅游扶贫的社会文化效应主要体现在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在旅游活动介入后会得到整体优化。但旅游扶贫可能产生社会文化风险，如地方民俗文化面临变质(商品化)和消失(同化)、社会文化冲突加剧、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等。旅游扶贫的生态效应主要表现在：可以减轻为缓解贫困而进行的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有效克服区域性生态脆弱劣势而导致的贫困问题；但同时也可能造成自然资源耗损、环境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实地调研的数据为基础，通过深入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的感知，探求影响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因素及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与其态度和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明确三江源地区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实现旅游发展和贫困减缓的“双赢”。

2三江源地区贫困与旅游发展现状

2．1贫困现状

三江源地区位于我国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辖16县1镇，总面积36.3万km2，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50.4％。16个县中的14个是由国家和青海省认定的贫困县(图1)。贫困县数占全省贫困县总数的56％；贫困户数4.9万户，贫困人口25.4万，分别占三江源地区农牧民总户数和贫困人口总数的31.88％和45.44％。

2．2旅游发展现状

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世界级河流的源头，该地区拥有3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处国际重要湿地，1处国家地质公园，1处国家森林公园。这里还是原生态藏文化的保留地，是唐蕃古道的途经地和藏汉文化联结的重要走廊之一。

近年来，三江源地区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不断增加，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37.6％和30％，发展势头良好(图2)。但总体上，该地区旅游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水平还较低。如2007年玉树州旅游总收入仅相当于当年GDP的1.74％，果洛州相当于0.42％，远落后于全国同期4.42％的平均水平。

3研究方法

3．1研究假设

有关居民旅游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是否受雇于旅游业、对旅游是否了解、与旅游吸引物的距离等是影响居民旅游感知的主要因素。此外，有学者研究了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与其旅游发展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参考上述研究结果，结合影响贫困的制约因素，笔者将可能会影响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行为的因素归纳为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参与旅游的机会和参与旅游的能力3个方面，并认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与其态度和参与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4组假设：

H1：人口特征不同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与参与意向上有显著差异。

H2：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

H3：居民参与旅游的能力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

H4：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3．2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研究问卷内容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正负效应的感知和态度；第二部分为居民参与意向与能力；第三部分为居民人口特征。2008年3月至6月，在三江源地区入户发放问卷1000份，经筛选获得有效问卷803份，有效率达80.3％。

3．3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11.5软件为资料分析工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信度分析(reliabilityaysis)、因子分析(factoralysi)、T检验(T-test)、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相关性分析(correlate analysis)。

4结果与分析

4．1被调查者的人口特征分析

从表1可知，调查对象性别以男性为主，民族以藏族为主，年龄以25—44岁为主，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所占样本比例较大，职业多为农牧民，大多数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

4．2量表分析

4．2．1信度分析

采用Cmnbach's a来检测问卷量表内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a值大于0.7表示信度高，a值小于0.35表示信度低而不予采用，介于0.35和0.7之间表示信度可以接受。本量表所有选项的a值为0.9148，其中，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26项)的a值为0.8941，居民参与旅游的行为意向(8项)的a值为0.881，选项之间具有一致性，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4．2．2因素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居民属性、参与机会和能力与

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eomponentanalysis)来提取因素，并利用最大变异法(varirnaxmtation)进行因素旋转，总共萃取了5个因素，其累积解释量为64.828％，将这5个因素分别命名为：①对旅游扶贫经济和社会文化正效应的感知(X)，项目包括“旅游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旅游带动了本地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增加了本地居民就业机会”、“旅游增加了本地女性居民就业机会”、“旅游增加了本地居民的收入”、“旅游促进了本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旅游促进了本地文化活动的多样性”、“旅游提高了本地的知名度”、“旅游促进了本地与外界的交流”、“旅游促进了民族团结”、“旅游增加了社区凝聚力”11项，信度较高，达0.9414，平均值较高，达4.07，表明居民对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的认同度比较高；②参与意向(X)，项目包括“我愿意为了旅游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我愿意参与旅游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我愿意参与旅游开发与规划”、“我愿意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我愿意自主经营一些旅游接待项目”、“我愿意接受景区或旅游企业聘用成为其工作人员”、“我愿意参与旅游教育和培训”7项，信度较高，为0.907，均值较高，达3.89，表明居民参与意向较强；③对旅游扶贫负效应的感知(X)，项目包括“旅游提高了物价和生活成本”、“旅游加剧了本地居民贫富分化”、“旅游干扰了居民日常生活”、“旅游导致了本地的交通拥挤”、“旅游导致了本地户外娱乐设施拥挤”、“旅游破坏了本地风俗文化”、“旅游破坏了本地的生态环境”7项，信度较高，为0.9112，均值较低，为3.22，表明居民对旅游扶贫负效应尚不敏感，其中，仅“旅游破坏了本地风俗文化”一项赞成率较高(均值3.52)；④对旅游扶贫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的感知(孔)，项目包括“旅游改善了本地基础设施”、“旅游提高了本地的生活质量”、“旅游改善了本地的自然环境”、“旅游提高了本地居民的能力与素质”、“旅游提高了本地居民的环保意识”5项，信度较高，为0.8612，均值较高，达3.87，表明居民对旅游扶贫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赞同度较高；⑤对发展旅游业的总体态度(X)，其中的项目包括“我认为本地区发展旅游业总体利大于弊”、“我对本地旅游的发展现状感到满意”、“我支持旅游在本地发展”3项，信度可接受，为0.4579，平均值较高，达3.75，表明居民对旅游业总体持欢迎态度，但对旅游发展现状还不太满意(均值3.33)，不少人认为本地旅游业尚处起步阶段，旅游者太少，他们并没有得到期望的利益。

4．3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分析

H1：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上有显著差异

本假设以居民人口特征变项与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进行独立T检验和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并以Scheffe法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居民人口特征对其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

(1)性别。在“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达到显著差异，且男性在这两类的平均值皆高于女性。(2)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负效应感知”、“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有显著差异。汉族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上比藏族强烈，藏族在“负效应感知”上比汉族和回族强烈。(3)年龄。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负效应感知”、“态度”上有显著差异。15—24岁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和“参与意向”上较25—44岁、45—64岁和65岁以上的强烈。(4)受教育程度。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都比未上学的强烈，而大专及以上的比其他的都强烈。未上学的在“负效应感知”上比高中或中专的强烈。大专及以上的在“态度”上比未上学的强烈。(5)职业。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学生和公务员在“参与意向”上比农牧民强烈。(6)家庭人均年收入。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6000元以上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和“负效应感知”上比500元以下和5001—6000元的强烈。6000元以上和501—1000元的在“参与意向”上比5001—6000元的强烈。

H2：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

(1)是否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在“家中是否有人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的问卷分析中发现，回答“是”的有105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3.08％，说明仅有少量参与。经分析发现，是否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对其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尚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当地处于旅游发展初期，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低，获益不高有关。(2)居住地与景区的距离。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远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居民的参与机会。经分析，距离远近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小于2千米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态度”上比2—5千米、5—10千米和10千米以上的强烈。小于2千米、5—10千米和10千米以上在“负效应感知”上比2—5千米的强烈。(3)是否有充裕的时间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是否有充裕时间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居民的参与机会。分析表明，时间充裕与否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和“负效应感知”上很充裕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很充裕和很不充裕的在“参与意向”、“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和“态度”上比充裕、不确定和不充裕的强烈。(4)政府是否帮助居民参与旅游。由于当地居民的民主意识、资金、知识、能力不足，需要政府引导与扶持其参与旅游。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当地政府尚未制定有利于当地居民就业与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和专项的居民参与旅游培训措施，也未建立旅游扶贫基金或帮助居民向金融机构联系贷款以经营旅游业，对居民参与的引导不足。调查结果表明，帮助与否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和“态度”上完全未帮助的比有所帮助、不清楚和没怎么帮助的强烈。完全未帮助和没怎么帮助的在“负效应感知”上比不清楚的强烈。

H3：居民参与旅游的能力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

当地居民普遍认为在旅游发展中自己的参与性不足，虽然他们具有参与旅游的强烈愿望，但绝大多数的居民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参与进来，其中，缺乏资

金、知识和对旅游不够了解是限制居民参与旅游的最主要因素(表2)。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整理。

(1)是否了解旅游。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完全不了解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在“负效应感知”上很了解的比其他的都强烈。(2)是否有足够资金参与旅游。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极缺资金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在“负效应感知”上很充足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在“态度”上很充足的和极缺的比其他的强烈。(3)是否有足够知识和技术参与旅游。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上极缺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在“负效应感知”上很足够的比其他的都强烈。在“态度”上很足够和极缺的比其他都强烈。

H4：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从理论上讲，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决定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参与意向。从表3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在三江源地区得到了验证：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经济和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对态度和参与意向的影响最大，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的影响次之。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参与意向亦有显著正向影响。负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的影响较小。

5主要结论与建议

5．1主要结论

(1)三江源地区旅游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定发展机会。但仅有少数的居民自发地参与，且获益较少；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负面效应尚不敏感，仅“旅游破坏了本地风俗文化”一项赞成率较高；对旅游扶贫抱有极大的期望，总体上持支持的态度，但对旅游发展的现状并不满意；居民对参与旅游有极大热情，但受缺乏资金、知识和对旅游不太了解等方面的限制较大。

(2)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上有显著差异。男性在“参与意向”和“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这两类的平均值皆高于女性；汉族在“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上比藏族强烈，藏族在“负效应感知”上比汉族和回族强烈；年轻人对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的感知和参与意向更强烈；受教育程度越高正效应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越强；学生和公务员在“参与意向”上比农牧民强烈；收入越高，正效应感知越强，收入越低，负效应感知越强，在参与意向上，则呈现两极化的态势。

(3)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在居民是否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方面，其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尚无显著差异；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远近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距离越近，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越强烈；时间充裕与否，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时间越充裕，对经济、社会文化正效应和负效应的感知越强烈；而在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态度和参与意向上呈两极化发展态势，很充裕和很不充裕的比充裕、不确定和不充裕的强烈；政府是否帮助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越是未受到政府帮助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越强烈。

(4)居民参与旅游的能力对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有显著差异。是否了解旅游、有足够资金和知识在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所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总体上，居民越是不了解旅游、缺乏资金和知识贫乏对正效应的感知和参与意向越强烈。而在负效应的感知上则正好相反，越是了解旅游、资金和知识越充足的感知越强烈。在态度上，则呈两极化趋势。

(5)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经济和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对态度和参与意向的影响最大，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的影响次之。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参与意向亦有显著正向影响。负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的影响较小。

5．2主要建议

首先，在制订旅游发展战略和旅游发展规划时，必须明确消除贫困的目标；结合实地情况，构建科学合理的旅游扶贫机制；实行政府主导，以弥补社会力量的不足。如提供教育培训，实行有利于居民就业的支持政策，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

其次，应结合不同人口特征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和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和引导。如对于距离景区较远的居民，可以建设嘛呢石、藏族服饰、唐卡、藏毯等旅游商品加工厂房；对于能歌善舞的年轻人可以组建民族文化歌舞队。

再次，在开发旅游过程中注意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与保护，让当地居民亲自展示本民族文化，使他们从中获益，树立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注意保持文化的原真性，避免过度商业化。

最后，今后可从时空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如结合三江源地区的旅游发展对其进行后续跟踪研究，可探索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定量分析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三者之间的关系。

致谢：感谢青海省旅游局和三江源地区各县旅游局为问卷调查提供的帮助!

居民参与 篇12

一、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社区居民既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更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和动力源泉,通过参加社区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关注社区的发展,表达自己的意愿,解决社区的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种居民参与也加强了社区居民间的交流,增进了邻里关系,强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可以说,居民参与是社区管理的本质要求和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也是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一个社会实现民主的程度,同其成员参与的广度、深度及范围密切相关。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卡尔·科恩所说,民主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管理,民主政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其关键都在于政治参与,社会成员多广多深以及在什么问题上参与共同有关的事务,这不是已经做了些什么的问题,而是现在正在做什么的问题。社区是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地方,也是公民最易介入参与管理的地方。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建设各种制度性的参与机制和渠道,公民意识、民主素养和参与能力获得极大的提高,公民社会的组织、制度、观念得到培养,从这个层面来说,社区参与不仅能够促进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能够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从而加快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

二、城市社区管理中居民参与的现实困境

“推进社区多元共治和社区多元自治”,近年来,这句话频频出现在各级政府的公文中。随着公共治理理念的普及和发展,部分居民在参与社事务方面的热情不断高涨,参与治理的能力日益提高。然而,对更多的普通居民来说,社区的概念还停留在“街道”、“居委会”等的理解上,在参与社区管理中仍然存有不足,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参与渠道不畅

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界定,居委会是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可以说是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最主要的一个组织。但是,实际运作中,由于政府把居委会作为单位制解体后实现国家对个人管理与控制的手段,地方政府对居委会在财政资源、人事任免和行动权力方面具有绝对的控制权,社区工作主要围绕政府制定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来进行,居委会逐渐退化为政府组织而非居民组织,使得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严重,自治色彩淡薄。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内容更多地注意上级政府的意图和要求,忽视居民参与的社区工作内容,成为了“上面下达的任务”。这样,居委会就成为政府在城市最基层的行政组织,难以深入群众,无法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功能发挥不出来,不能很好地管理社区事务,服务于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居民在参与过程中缺乏顺畅的表达机制和参与渠道,参与成为“伪参与”。

2、参与主体结构失衡

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体现了居民对社区发展之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发展之成果的分享,也体现了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市民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是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心理基础和精神动力。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快速,大量城市新移民、流动人口的涌入,相应的社区意识并未培育,共建共享的市民精神缺位,使得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结构不平衡。从年龄上看,老人、青少年儿童参与多,中青年参与少;从职业上看,不在职居民参与多,单位在职人员参与少;从婚姻状况上看,已婚居民在生活上较未婚居民来说,更加关注和投入到社区公共事务和活动中来。从性别上看,男性群体参与比例偏低,女性参加较多。此外,外来流动人口参与比例偏低,高素质人才参与比例偏低。同时,社区志愿者、社工等的服务明显是以老年人和居民家庭为主,涉及中青年个体需求的内容不多。社区活动多是为应付检查而讲究声势、走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居多,没有考虑居民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每年的内容、形式都大同小异,不能满足居民不断变化的需求,导致居民的参与热情普遍不高,由此,使社区工作陷入“老头老太发挥余热的地方”、“妇女事业”的尴尬局面。

3、参与内容较为单一

政治参与是社区治理中最核心的内容。虽然居民参与治理内容多样,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居民真正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还十分有限。居民参与,目前主要局限于社区居委会组织的选举、捐款捐物、环境整治、治安巡逻、文娱活动等一般性社区活动,对于制订社区整体规划、决定居民群体利益的一些重大问题,普通居民很少参加。居委会选举几乎由街道和政府人员一手操办,居民实际无选择可言;在财务方面,津贴、办公经费、活动开支等一般也掌握在街道和政府手中,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审批权也都由其控制。可见,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广度和深度还是非常有限的,自然很难保证参与的效果。居民参与只是为了支持、配合社区工作,例如听取部署、参加一些节日民俗活动等,而更加具有民主价值的决策、管理和监督等环节上的社区参与行为相当匮乏。

三、社区管理中有效提高居民参与的对策思考

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是一个微型社会,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居民参与不足已成为我国社区建设与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这其中既有机制的束缚,也有公民意识的缺乏,解决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只能在现有体制下不断探索,寻求政府与社区的良性互动,改善社区的工作方法,搭建参与的平台,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居民的社区参与。

1、健全制度,完善居民参与的机制

首先要剥离居委会无法承担的繁重行政职能,回归其社区自治组织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既不是街道及其它行政机关的下属机关,要变街道和居委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为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居委会只是协助、配合街道及其它行政机关管理社区事务的群众自治性组织,而不是一级行政机关,其主要的职能是行使社区居民赋予的自治权,为社区居民服务。其次,划分职能,明确分工,确定社区四个主要组织间的相互关系。即以社区党支部为领导层,社区居民会议(或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为权力层,社区协商议事会为监督层,社区居民委员会为执行层,形成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组织系统,为新型居民委员会的建设及其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为广大社区居民广泛而持久地参与社区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最后,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在社区组织网络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要在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前提下,逐步实现部分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向社会中介组织的转制,把那些直接从事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的事业单位,转变成非营利性组织;培育和发展现有的社会团体,充分发挥现有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也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搭建平台。

2、加强宣传和引导,增强居民参与的意识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居民将社区建设视为政府、街道与居委会的事,依赖心理及受领导意识强;大量的社会组织与所在社区之间存在疏离状态,缺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责任感,思想观念与实际需要尚有不少差距,参与也较被动。因此,要通过持久的宣传教育来使居民转变观念,消除其内心的社区冷漠感,激发其内在的主动参与意识。这就要求加强居民社区参与的教育建设,通过加大社区教育和宣传力度,使居民对社区的建设状况、活动内容有所了解,有利于他们作出参与其中的决定。对居民进行“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社区意识教育,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造就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这对社区广大居民具有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结合本社区的特点,利用电视、报纸、刊物、宣传栏、板报和公开信等舆论工具和传播媒介对建设现代城市社区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鼓励每一个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还来自居民对自己在社区中的主体地位的确认,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认只有在参与社区管理的过程中才可能实现。在目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自治经验缺乏的现实情况下,加强社区参与制度建设,积极为社区成员提供参与机会,从而提高社区成员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可以从事关居民切身利益、为居民深切关注的事务人手,引导居民围绕这些事务开展自治与参与,并最终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

3、建设数字化社区,拓展居民参与的网络途径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区居民逐渐习惯于“人机交往”,“虚拟交往”,网络已成为民众获取信息、表达意见、反映问题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网络环境下公民行为的新特点,城市社区的管理也要适时作出调整和完善,建立网络信息平台,打造数字化社区,正是适应新环境的新举措,也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供了一个新途径。通过建设数字化社区,建立社区网站,为政府、居民和各类中介组织之间搭建互动交流及服务的网络平台。首先,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网站获取信息,相比传统的信息发布,居民点击网络就可以轻松获取海量信息,社区网站以其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可靠性成为社区居民获取信息的首要平台,不仅为城市社区管理另辟蹊径,更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其次,居民通过社区论坛表达民意,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社区居民对自己看得见、摸得着、普遍关注的问题,通过论坛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大到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环境卫生、精神文明建设、退休人员管理等社会问题,小到社区下水道出现堵塞等生活琐事。通过“社区论坛”这一平台,让所有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最后,居民可以通过网络舆论进行监督,通过网络即时通信工具在线咨询等。组建业主QQ群,推广社区网络业主大会,在一些大城市的新兴社区方兴未艾,这为年轻人以及在职人士、高层次人群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便利,拓展了居民参与的新途径。

摘要：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要以居民的广泛参与为前提,目前中国各地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实践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广大居民的有效参与不足。促进社区建设,推动居民参与,既要健全制度,完善居民参与的机制;也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增强居民参与的意识;还可以通过建设数字化社区,拓展居民参与的网络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