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生产（精选4篇）
居民生产 篇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然而与此同时, 农村居民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迅速扩大, 1978年不同省份农民收入的极值差率为2.78, 2005年该比值上升到4.39 (SSB, 2006) 。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吸引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从研究视角看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从收入结构角度对农村居民区域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动进行分析, 发现收入不平等扩大与经济结构变化密切相关。[1]②从地理区位角度对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进行地区分解, 发现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在总收入不平等中比重超过50%, [2]且有明显扩大趋势。 (张 平, 2003, 陈仲常、明 朗、余 翔, 2006) ③从新古典经济学收敛理论的角度对农民收入进行收敛性检验, 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存在绝对β收敛, [3]但存在条件β收敛 (闫仲勇, 杨满华, 2007;王洪亮、孙国锋, 2007) 。[9,10]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但以上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造成不同省份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收入来源角度看, 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因素, 一是不同地区物质资本积累的差异, 如农业机械、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二是人力资本的差异, 如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差异;三是土地生产要素的差别;四是效率因素 (TFP) , 如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等因素。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来源何种因素?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 如果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物质资本差异导致的, 那么今后政府政策就应多鼓励落后地区物质资本积累;如果收入不平等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 那么政府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的投资, 改善其教育软硬件环境, 加强对落后地区农民的知识技能培训;如果生产效率是造成农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那么接下来政府可能更应考虑如何促进落后地区技术进步, 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拟首先测算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大小, 然后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对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 从而辨析收入不平等主要来源于何种因素, 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我们采用不同省份农民收入对数值的方差来反映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 通过构造生产函数的方法, 测算不同要素的产出弹性, 在此基础上, 将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按生产要素分解, 测算不同要素对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作用的大小。方法如下:
设总量生产函数为:Yit=AitKundefinedLandundefined, (0<α<1, 0<β<1) (1)
Yit是第i个省份t年全部农民的总收入, Kit是第i个省份t年的农村物质资本存量, Hit是相应省份“放大”的农村人力资本 (H=h*L, h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通常以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 L指农村人口数量) ;Landit是相应省份的农村耕地面积;Ait指全要素生产率。
令Yit=Yit/Lit, kit=kit/Lit, hit=Hit/Lit, lit=Landit/Lit, 我们经过简单的推导, 就会得到人均生产函数:yit=AitKundefinedlundefined。
将人均生产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1nyit=1nAit+α1nkit+β1nhit+ (1-α-β) 1nlit (2)
将公式 (2) 移项并整理得:
1nyit-1nlit=1nAit+α (1nkit-1nlit) +β1n (1nlit-1nlit (3)
公式 (3) 便是我们要估计的计量模型, 其中, yit、kit、hit和lit分别为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农村物质资本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耕地面积。α、β、1-α-β分别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的产出弹性。
在测算出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后, 我们即可将农民收入不平等进行方差分解:
undefined
公式 (4) 中的var和cov分别表示方差和协方差。公式 (4) 的含义是把各地区农民收入不平等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物质资本差异的贡献、人力资本差异的贡献和土地差异的贡献。即如果观察到两个地区人均收入相差1%, 则在条件期望下有多少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造成的, 有多少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造成的。[4]
本文所用数据有1988～2005年分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消费价格指数、历年分省农村物质资本投资及投资价格指数、历年分省农民受教育情况和分省农村耕地情况等。其中1988～1998年的以上四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998年后的分省农民纯收入及其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06) , 1986～2000年分省农村物质资本投资数据包括农林牧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农林牧渔业更新改造新增固定资产、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 主要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 (1950～2000) 》, 2000年后物质资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1～2006) , 1988～2005年分省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人口和农村人均耕地情况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89～2006) 。
我们对于资本存量的估计, 采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永续盘存法。按照永续盘存法来估计资本投入, 定义本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期的资本存量加上当年的投资, 再减去折旧, 即:Kt=It+ (1-δ) Kt-1。上式中, Kt是t年的资本存量, It是t年的投资额, δ是折旧率。我们以1986为基期确定为初始资本存量, 在资本存量初始值的估计方法上, 遵循Kohli (1978) 的思路。具体来讲, 假定1952 1986年之间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与实际产值的增长率是相同的, 以稳定的速度r增加, 这样可以得到:K1986=I1986/ (δ+r) 。这种估计方法的优点在于, 它可以保证1986年的资本存量不受以后逐年数据的影响。[5]在估计出资本存量初始值的基础上, 我们假定资本折旧率为0.05, 并按照永续盘存法估计了农村生产性资本投入总量。将各省历年的农村生产性资本投入总量除以农村总人口数, 得到人均生产性物质资本存量。
三、经验结果及其解释
我们首先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 (1) 的有关经济指标进行了描述性比较, 结果如表1所示。表1显见,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存在较大
差距, 且逐年有扩大。与此相对应, 人均农村生产性资本存量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1988～1993年东部人均资本存量是西部的2倍以上, 而1995年后资本存量的比值更是扩大到4倍以上。东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明显高于西部。东部地区农民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 仅相当于西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的70%～80%。
比较中部和西部地区, 中部和西部农民收入之比由1988年的1.05扩大到了2005年的1.33, 人均资本存量比虽有下降趋势, 但差距依然明显存在。
为进一步较精确地分析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 我们采用不同省份农民收入对数值的方差来反映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 结果如图1所示, 图1显示不同省份农民收入对数值方差除在个别年份略有下降外, 大多数年份均呈明显扩大趋势。具体来讲, 农民收入对数方差从1988年的0.08上升到2005年的0.17, 扩大了1.06倍。
图1和表1都显示出我国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较大并呈迅速扩大趋势, 那么这种区域收入不平等扩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们试图通过模拟生产函数, 在测算出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基础上, 采用方差分解技术来探寻收入不平等扩大之原因。
我们采用1988～2003年28个省、市、自治区 (不包括西藏、重庆和海南) 的面板数据 (Panel Data) 对理论模型进行模拟。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
注:括号内为估计参数的标准差, ***表示参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
该表同时报告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模型的回归结果, 比较两种模型的回归结果, 我们发现各参数相差不大, 这说明我们得到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从Hausman检验上看, 由于模型Hausman检验值为6.66, 其伴随概率为0.04, 这说明我们不能认为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是无差异, 而应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由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知, F值等于964.17, 其伴随概率小于0.01, 这说明整个方程模拟效果较好, 从各变量的标准差和T值上看, 各参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不等于0, 且范围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表2显见,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7、0.59和0.04。
在测算出各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后, 我们依据公式 (4) 将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分解为物资、人力、土地、TFP四部分的贡献, 具体如下页表3所示。
从表3看出, 在我国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从1988至2005年迅速扩大的过程中, 物质资本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呈现出逐年扩大的特征, 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不平等贡献各年基本变动不大;全要素生产率对农民收入不平等贡献2000年以前的大多数年份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 但在2000年以后, 其明显超过了人力资本的贡献且表现出逐年增大的趋势;土地在所有因素中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小, 且数值为负。
在测算各因素对农民收入不平等贡献的基础上, 我们分别计算了它们各自的贡献率, 如图2所示, 它显示农民收入不平等50%以上来自物质资本差异, 1990年后, 物质资本差异对农民收入不平等贡献率达到70%以上。人力资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较大, 1990年达18.99%, 之后基本上逐年缩小, 到2005年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下降到9.51%。TFP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在1988～2000年的多数年份中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 但2000年以后, 其明显超过人力资本的贡献率, 2005年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达到16.81%, 是人力资本贡献率的1.77倍。土地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始终为负, 其贡献率绝对值均在3%以下。从1988～2005年整个期间看, 各因素对农民收入不平等扩大作用贡献率从大到小的顺序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土地。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分析了农村居民区域收入不平等的来源。主要结论如下:农村居民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在这一时期内明显扩大, 东部与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扩大尤其明显。我们通过构造生产函数, 采用面板数据进行模拟, 发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7、0.59和0.04。采用方差分解方法,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将农民收入不平等分解为四部分, 发现农民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主要是来源于物质资本的差异, 其次是人力资本, 再次是全要素生产率 (TFP) , 土地有一定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但作用较弱。
结论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有必要平抑农村各地区间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有三条途径: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提高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的效率, 但它们有轻重缓急之分。
首先, 应从加大和引导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入手, 改变西部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局面, 要着力全面改善中西部农村的水、电、路等小型基础设施, 促进其物质资本积累, 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的差距。其次, 重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 大力开展农村科技培训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再次是要注重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 提高其生产技术水平, 改善其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试图从扩大中西部地区农作物耕种面积上缩小农民区域收入不平等可能是效果不明显的。
参考文献
〔1〕万广华.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1998, (05) .
〔2〕林毅夫, 蔡日方, 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 1998, (06) .
〔3〕魏后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J].中国工业经济, 1997, (03) .
〔4〕彭国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分析[J].经济研究, 2005, (09) .
〔5〕樊胜根, 张林秀.WTO和中国农村公共投资[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居民生产 篇2
国内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认为, 现代旅游既是一项收益可观的经济事业, 又是一项规模巨大的社会文化活动, 旅游发展对旅游地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影响[16]。进入20世纪90年代研究增多, 但主要仍关注消极方面的影响[17], 包括社会压力[18]、道德水准下降[19]、民风改变[20]。进入21世纪, 学者们逐步认识到旅游发展能强化当地的民族认同意识、文化交流、激发民族自豪感、促进文化再生产[21,22,23,24]。
此次调查侧重于定量方面的研究, 对旅游地社会文化变化的原因进行探析, 分析旅游发展对旅游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具体影响。
1 研究方法
1.1 问卷调查
一般认为, 生产方式是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而采取的获取必要的物质资料的方式。具体指标有:主要生产活动、生产工具和产品分配。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活动方式, 包括在劳动生活、消费生活、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生活等领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征。本研究以居民的日常生活、休闲娱乐生活、社会交往生活、消费生活、价值观和审美观等作为生活方式的指标。泸沽湖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地区, 其指标的划分应具有独特性, 因此笔者将生活方式的指标具体化为:①居民的日常生活 (民族服饰、饮食、民居、出行、生活用品、收入等) ;②休闲娱乐生活 (休闲时间、休闲内容、休闲场所等) ;③社会交往生活 (交友数量、交往对象、交往手段等) ;④消费生活 (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 ;⑤价值观 (对社会公平、社会信任、工作和金钱的态度) ;⑥审美观 (对民族服饰、建筑、村寨、泸沽湖、“走婚”习俗的看法) 。通过对旅游发展前后 (已有研究[25,26,27]都以1992年为泸沽湖地区旅游开发的起点, 因此本研究以1992年为旅游发展的时间起点, 将1978—1992年界定为旅游发展前, 1992年至今界定为旅游发展后) 的对比, 验证旅游发展对居民生活方式变化的影响。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旅游发展对居民、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休闲娱乐生活、社会交往生活、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影响。
1.2 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主要针对信息提供者, 询问有关旅游被引入前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问题。主要信息提供者包括:社区领导 (如村长) 和在旅游相关产业中就业的村民。对主要信息提供者进行深入访谈, 主要是利用他们自身的经验和对各自村庄有关生产活动变化的认识, 了解旅游发展前后当地居民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情况。
1.3 调查过程
调查于2012年8月上旬在泸沽湖展开, 选取云南省的落水村、里格村、三家村和四川省的泸沽湖镇、博树村等地进行访谈和发放问卷。直接资料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和对21人的深度访谈;间接资料包括当地政府的统计资料、年鉴、档案、文献、政府的门户网站资料。发放问卷320份, 回收问卷316份, 有效问卷308份, 有效率97.4%。运用SPSS17.0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 量表的ɑ系数达到0.927, 可靠性高。
2 研究区域概况
泸沽湖位于滇西北高原, 金沙江东岸的宁蒗彝族自治县北部永宁乡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源县左所乡界地, 为断层陷落淡水湖泊, 湖泊面积50.11km2, 平均水深40.13m, 最大透明度12m, 是我国最清澈的高原湖泊之一[28]。这里生活着世界上唯一还沿袭着“男不娶、女不嫁”和“母当家、舅掌仪”的母系社会原貌的摩梭人, 其独特的“阿夏”婚姻、自然原始的民俗风情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染上了一层神秘美丽的色彩, 被誉为“神奇的东方女儿国”、“研究人类婚姻形态发展史的活化石”、“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块净土”[29]。原始古朴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浑然天成, 为泸沽湖开发各种具有现代理念的旅游产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泸沽湖景区于1982年被国务院审批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986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1994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旅游区”, 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随着旅游业在泸沽湖地区的兴起, 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逐渐在该地区表现出来。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游客的不断涌入, 现代文化的不断进入, 使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当地原生态的摩梭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并逐渐发生变化, 这对当地原生态摩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当地的摩梭文化。本文以泸沽湖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以寻求旅游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赢模式。
3 旅游发展对泸沽湖地区居民生产方式的影响
从表1可见, 旅游发展前当地居民多从事种植、捕鱼和养殖等传统行业;旅游发展后, 从事传统行业的居民明显减少, 大部分从事旅游或与旅游相关的行业, 其中从事餐饮、民俗表演、民俗旅馆和旅游特色产品销售行业的人数增长明显。
注:数据为作者实地问卷调查所得。
从表2可见, 传统的生产活动对当地居民家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 而与旅游相关的生产活动的重要性正在逐渐上升。这说明旅游发展不仅使当地居民的生产活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也使当地居民对传统生产活动的依赖性逐渐降低, 与旅游相关的生产活动正逐步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依赖。
4 旅游发展对泸沽湖地区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4.1 日常生活方面影响 (表3)
服饰:旅游开发前, 摩梭人 (13岁后) 上衣多用黑色或红色金丝绒布料缝制成大襟右衽短衣, 腰间缠绕花纹艳丽的宽布带子, 下着筒状百褶长裙。成年男子头戴宽边呢毡帽, 上穿金边大襟短衣, 系红花腰带。随着旅游发展, 当地居民受到外来文化和游客服饰的影响, 旅游淡季多穿衬衫、T恤、西服等现代服饰。旅游旺季, 从事与旅游相关职业的从业者, 如从事划船、牵马、歌舞表演等职业的居民多穿民族服饰。
饮食:泸沽湖当地主产玉米、土豆, 形成了以玉米、土豆为主食, 很少吃米饭的传统饮食习惯。特色饭食是苞谷饭, 并混合土豆、猪肉及其他食物, 土豆的食法或烧或煮。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游客的饮食文化和现代的饮食文化逐渐影响了当地居民, 他们的饮食发生了深刻变化, 逐渐多元化。日常生活中, 摩梭人的主食转变为以大米为主, 少食玉米。土豆的食法也变精变细, 如土豆切片用油煎后醮佐料食用。摩梭人的饮料有乳、果汁、酒等, 其中以咣当酒、苏里玛酒最著名;菜肴有干菜、猪膘、鱼干、酸鱼等。
居住:泸沽湖摩梭民居以木材为主要建造材料, 房屋采用井干式结构, 当地摩梭人称之为“木楞房”。院中的正房为祖母屋, 侧面为经堂, 祖母屋的对面为二层花楼。正房为全家人就餐、主妇休息和储存粮食的地方, 人们多在正屋中的火塘周围活动。旅游发展后, 绝大多数的居民仍居住在木楞房中, 但已变成外形像木楞房的钢筋混凝土砖房。
注:①第3列有2个及以上村庄呈现出明显的今昔差异, 标记为“+”, 否则为“-”, ②第4—6列有2个及以上村庄呈现明显差异的, 标记为“+”, 否则为“-”。
交通:旅游发展前, 当地居民多骑马和坐船出行, 使用马和牛运输物品。随着旅游的发展, 当地交通条件逐步改善, 现代交通工具得到推广使用, 居民出行多使用公共汽车、摩托车、面包车, 部分居民还拥有私家车。现代的运输工具在当地得到普遍使用, 只有极少部分居民仍使用牛和马来运送物品。
家用物品:旅游发展前, 该地区居民很少使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和家用电器, 只有极少数村民拥有电视机和手机。随着旅游的发展, 村民收入提高, 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和家用电器已逐步普及。表4可清楚地反映出旅游发展前后当地居民家用物品数量的变化, 旅游发展带动了当地居民对现代化通讯工具和现代家用电器的使用。同时, 旅游发展也使当地村民的商品意识得到提高。在旅游发展前, 村民种植蔬菜和采摘山菇只是为了满足自家的生活需要, 现在村民已懂得利用这些蔬菜和山菇来换取金钱, 还有一部分村民通过销售特色民族服装、饰品来获得收入。
收入:从表5可见, 该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 居民的农业收入远远低于他们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收入。本文主要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居民个体特征对其收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单因素方差分析时, 仅对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变量进行多变量对比分析, 分析结果见表5。由于性别、是否参与旅游相关工作以及地点仅有两组, 因此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方差分析, 其余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在单因素方差分析中, 根据方差齐性检验结果的方差齐性与否, 分别采用LSD检验法和Tamhane's T2检验法对均值进行多重比较。
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量得知, 参与旅游相关工作的居民获得的月平均收入明显高于没有参与到旅游相关工作居民的月平均收入, 说明旅游对当地居民收入的提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来说, 云南地区居民的月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四川地区居民的月平均收入, 这可能是因为云南地区的旅游发展早于四川地区的旅游发展。云南地区的旅游发展较早, 旅游发展已相当成熟, 旅游设施也相当完善;四川地区的旅游发展相比云南地区晚, 旅游发展尚处于发展上升期, 各项旅游设施不健全, 两地的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从表7可见, 是否出生本地 (P=0.671>0.05) 对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是否参与旅游相关工作 (P=0.000<0.05) 及地点 (P=0.000<0.05) 对居民的月平均收入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即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不受居民是否出生于本地的影响, 但是否参与旅游相关工作以及地点则对居民的月平均收入有较显著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 参与旅游相关工作的居民月平均收入高于未参与旅游相关工作的居民, 云南地区的居民月平均收入高于四川地区居民的月平均收入。
4.2 休闲娱乐、社会交往活动方面影响
休闲娱乐生活:旅游发展之前, 当地居民平时的休闲娱乐活动多为唱歌跳舞、做手工、逛街购物和看电视, 但居民的参与率较低, 多为一年一次或数次。旅游发展之后, 当地居民的休闲娱乐活动逐步多元化, 增加了棋牌、上网打游戏等活动;参与时间上也有了极大变化, 从过去的“一年一次或数次”变为“一月数次”或“一周数次”。其中, 看电视的参与频率变化最大, 由旅游发展之前的“一年一次或数次”变为当前的“一周数次”。同时, 在旅游发展前当地居民所从事的休闲娱乐活动如唱歌、跳舞、手工, 现在已转变为他们获取利益的手段, 失去了原先的休闲娱乐意义。
社会交往生活:旅游发展前后, 家族内部集会交流、与邻居交流互动、与村落内其他宗族交流互动的这些近距离社会交往频率基本没有变化, 而与不住在一起的亲戚交流联系和与其他朋友交流聚会等这些相对远距离的社会交往活动频率发生明显变化, 从旅游发展前的“一年一次或数次”变为当前的“一月数次”, 这一变化源于当地交通条件的改善、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和现代通讯工具的使用, 距离不再成为人们交流的障碍,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与游客交流互动的频率。旅游发展后, 当地人与游客交流的频率明显增加。这表明旅游发展使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圈已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居民, 外来游客也成为他们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交往的距离也发生了变化, 从近距离交流到当下远距离的社会交往, 从以前的地缘交往、血缘交往发展为业缘交往和志趣交往, 交往发生的频率也逐步增多。
4.3 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影响
价值观念 (表8) :随着旅游的发展, 当地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在逐渐降低, 主要是受部分游客不道德和欺诈行为的影响。旅游发展初期,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 四川某村设立了“学雷锋服务站”, 村里党员志愿为游客提供茶水、咨询等, 一些游客乘机占便宜, 欺骗当地居民, 当地居民对游客的信任感降低, 学雷锋服务站随之结束。在旅游发展时, 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也在逐渐的降低, 这是由于当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 参与到旅游发展中的居民收入远高于那些未能在旅游相关产业中就业的居民收入 (表6) 。在对待工作目的的认识上, 越来越多的居民认为工作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来消费和娱乐;在对待人生的追求上, 越来越多的的居民认为人生应追求物质享受, 这些都表明旅游发展使居民在工作和人生追求方面的观念逐步改变。而在助人为乐的态度上变化不大, 近98%的居民都认为在别人有困难时应伸出援助之手, 不管他们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还是陌生的游客, 这是泸沽湖居民淳朴热情民风的明显体现。
审美观念 (表8) :旅游发展前, 该地区居民大多从事农作物种植、养殖和捕鱼 (表1) 等传统农业生产活动, 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大, 并且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得到收获, 这种收获往往不与村民付出的劳动成正比, 更多的是对大自然的依赖, 这就造就了当地居民较务实的价值观念和朴实淳朴的审美观念。为了解决生计辛勤耕作而无法对美的事物进行认真审视, 对当地传统的民族服饰、建筑和传统习俗只是被动接受, 只知道这是祖辈遗留给他们的, 而从未对此加以美的审视;对泸沽湖本身也是如此, 仅把它作为解决自己生计的一个自然条件, 而从未想到过这些他们以前习以为常的事物竟能吸引游客的到来, 并能为他们带来一定的收入。
调查发现, 该地区居民对自己村寨的美有了更深层的认识。虽然受到现代建筑文化的影响, 当地居民在建造房屋时仍保留着当地传统的木结构原貌, 说明居民对自身村寨文化的一种新审美观念。该地区居民审美观念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审美观念的变化上, 也表现在审美观念的增强上, 他们不仅认识到美, 也积极主动地保护美, 这些主要体现在居民对环保意识的提升上。当地居民对大力搞好排污工作, 积极加强环保教育的认识从旅游发展前的一般到现在的非常同意, 说明随着旅游的发展, 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有了很大提升, 能积极主动地保护环境和身边的美。
5 结论与讨论
5.1 旅游发展导致旅游地居民生活方式变化
旅游发展对旅游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 还体现在更深层次的精神生活方面, 但并不是说旅游地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完全源于旅游地的旅游发展。引起旅游地居民生活方式变化的原因主要有:①生产方式的转变;②旅游发展, 游客涌入, 外来文化进入;③传播媒介的普及和现代交通的发展;④整体社会现代化发展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挤压;⑤外出经商、做工、求学的当地人不断地向家乡人传播外部世界的信息。
在泸沽湖地区, 居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旅游发展。旅游发展, 更多的居民从事旅游行业或与旅游相关的行业, 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产方式;旅游发展, 大量游客涌入, 外来文化进入, 当地居民逐步受到外来文化影响, 侵蚀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旅游发展直接引起的结果。旅游发展带动了泸沽湖地区经济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展旅游业, 当地政府对泸沽湖周边及其区域内的交通进行了整修, 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这是旅游发展间接引起的结果。这些引起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因素都是由于旅游发展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结果, 因此旅游发展是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
5.2 采取有效措施, 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社区精英群策群力, 政府加强制度关怀:云南地区的大落水和小落水在其社区带头人的领导下, 旅游发展已达到一定的高度, 社区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已得到极大提高, 生活质量也有了极大改善。四川地区的博树村同样也是在其社区带头人的领导下, 旅游发展正逐步走上轨道。其他社区的旅游虽然也有所发展, 但相对于这些地区则较落后, 需要更多的社区带头人投入到本社区的旅游发展之中, 对本社区的旅游发展进行整体规划, 对本民族独特文化中的某些方面进行扬弃。同时, 旅游发展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政府应自上而下地制定前瞻性的整体规划和发展引导, 以应对现代化和旅游发展对该地区居民原生态文化的冲击, 做到在促进该地区旅游发展的同时, 又能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得以有效传承。
建立摩梭文化生态村, 保护和传承摩梭文化:在泸沽湖地区内划出一块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 整个村寨完全按照摩梭人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 有意地不通电、不通水、点油灯, 维持摩梭人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到村民家中做客, 品尝风味小吃, 学习织布、酿酒, 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 深入“摩梭人”的生活。摩梭文化生态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 还将成为展现摩梭人文化与保存、传承摩梭人文化的场所[30]。其中, 最重要的是修建专门的摩梭文化传习馆, 对摩梭文化进行发掘、抢救、整理和传习。安排专人研究摩梭人的历史, 翻译达巴经书, 整理摩梭人的口头文学、民间曲调和舞蹈等;鼓励优秀的摩梭年轻人到传习馆学习本民族的知识, 为他们提供各项免费学习条件, 增强民族意识, 加深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 促进对深层次精神文化的保护与发扬。同时, 为游人提供丰富的文字、影视资料, 吸引游客探求摩梭文化的各个层面, 通过游客参与融入娱乐性的文化活动, 实现高层次文化旅游的独特体验。旅游收入的一部分可作为传习馆的科研和教育经费, 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保护的良性互动[31]。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法对泸沽湖地区居民在旅游发展前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旅游发展对泸沽湖地区居民的生活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改变了当地居民原有的生产方式, 更多的居民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②旅游发展对该地区居民物质生活方面的影响显著, 主要体现在服饰、饮食、出行、家用物品、收入等方面的变化;精神生活方面, 主要体现在休闲娱乐生活、社会交往生活、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变化。③为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摩梭文化保护的双赢, 在内, 需要社区精英群策群力, 传承和发扬摩梭文化;在外, 政府要加强制度关怀和政策引导, 为摩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制度支持。
居民生产 篇3
近30多年来, 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 居民储蓄也因此而不断增长。截至2010年12月末, 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30.33万亿元, 达到303302亿元, 同比增长19.75%。对于巨额储蓄的存在, 各方观点不一。储蓄增长的正常与否, 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原因方面, 有关学者 (王晓芳, 2000) 提出的租金效应说认为, 居民部门储蓄超常增长主要归功于居民收入增长, 金融组织机构扩张以及金融部门的存款激励, 实际存款利率对中国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此, 我们主要通过对我国1978～2010年我国居民储蓄的收入效应的协整检验来分析一下收入效应对我国居民储蓄增长的影响, 以期对我国储蓄巨额增长的原因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分析。
2 理论与实证分析
2.1 收入效应分析
居民储蓄与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有着重要的相关关系, 或者说, 居民货币收入是决定居民储蓄的重要因素。因此, 评价居民储蓄是否合理增长的重要标准, 是看居民储蓄与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的相关关系如何。或者说, 居民储蓄合理增长的重要标志, 是居民储蓄与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有着合理的比例关系。在已有的居民收入理论分析中, 一般认为, 居民收入的增长对储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具体到我们转轨经济国家是否也如人们通常认为的一致呢?本文以1978～2010年的统计数据为例, 对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对储蓄增长的影响进行一下分析。
2.2 数据选择
我们以国民总收入Y代替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收入效应的数据支撑, 居民储蓄量S作为因变量, 并且对各数据分别进行定基换算。如表1所示。
2.3 单位根 (ADF) 检验
(1) 检验我国1978～2010年度居民储蓄St是否为平稳序列。
通过Eviews检验, 得出ADF检验模型估计结果为:
其中:n=18, 单位根的tτ检验 (H0:ρ=1) ,
根据Mackinnon表给出的临界值显示, 应接受ρ=1的假设, 表明我国1978～2009年度的ln (S) 序列可能是非平稳序列。
数据来源:历年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2) 检验我国1978～2010年度居民收入Yt是否为平稳序列。
通过Eviews检验, 得出ADF检验模型估计结果为:
其中:n=18, 单位根的tτ检验 (H0:ρ=1) ,
根据Mackinnon表给出的临界值显示, 应接受ρ=1的假设, 表明我国1978～2009年度的 序列可能是非平稳序列。
2.4 协整检验
在对储蓄与居民收入进行分析以前, 有必要确认一下利率对收入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进而进一步区分开利率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然后, 我们进一步检验居民储蓄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协整性。
(1) 1978～2010年居民储蓄St与居民收入Yt和利率Rt关系的检验。
用JJ (Johansen-Jusdius) 迹统计量协整检验法知, St、Rt、Y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如下:
模型中括号内为估计标准差, 协整知阵的秩r=0的似然比统计量的值为34.02255, 相应的1%的临界值为35.65, 其余式做类似理解。下同。
协整关系 (1) 说明我国居民储蓄与居民收入和利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且Yt与Rt的符号与预期的不一致, 可能原因是储蓄中的利率效应对收入的影响作用。下面分别对St、Rt与St、Yt做协整检验, 以考察它们各自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2) St与Rt的协整关系的检验
用JJ (Johansen-Jusdius) 迹统计量协整检验法知, St与R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如下:
协整关系式 (2) 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储蓄与利率之间有长期稳定关系, 利率对储蓄有正向的引导作用, 但从整个样本期间来看, 这种作用在统计上不是十分显著的。可能的经济学原因是:这一期间我国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完成, 利率的制定仍然滞后于市场的变化。
(3) St与Yt的协整关系的检验
用JJ (Johansen-Jusdius) 迹统计量协整检验法知, St与Y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如下:
协整关系式 (3) 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储蓄与居民收入之间有长期稳定关系, 但是居民收入对储蓄并没有形成正向的引导作用, 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不是我国储蓄增加的主要原因, 且从整个样本期间来看, 这种作用在统计上是十分显著的。可能的经济学原因是:居民收入的增加被改革进程中的医疗、教育、住房等因素抵消掉了。
因此,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 居民收入的增加并没有与储蓄形成必然的正向比例关系, 居民收入的增长对储蓄的正面影响作用被改革中的诸多因素所抵消掉了。这也从侧面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与租金效应有关的讨论, 此外还应考虑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少数富有的群体储蓄;二是城市居民对养老、住房、文化卫生等的预防性储备;三是部分团体资金的流入;四是部分社会游资的加入。
3 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分析, 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适当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 科技教育文化等公益性事业支出, 在带动居民对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消费需求的同时, 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各方面的经济压力, 从而形成居民收入对储蓄增长的正面影响作用; (2) 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尽早实现由市场形成利率的机制。让利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的增减, 充分发挥利率对储蓄的正面引导作用, 实现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与应用; (3) 积极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引进, 增加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选择种类, 形成居民资产的多元化, 消化巨额储蓄; (4) 改善金融机构信贷环境, 逐步完善银行与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 放宽信贷标准, 鼓励居民进行消费信贷, 在拉动内需的同时, 以便消化巨额储蓄, 将大量闲置资金进行有效率的合理配置, 避免资金的闲置, 消化金融机构的潜在经营风险; (5) 完善对社会资金的监测手段, 严厉打击社会游资的对市场操纵行为, 维护我国市场的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1]张士斌.年龄结构、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储蓄——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9, (3) .
[2]王晓芳.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
[3]叶琳琳.中国城市化与居民储蓄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09, (2) .
居民生产 篇4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理论界定
一、居民收入的界定
“居民收入”是指居民个人通过劳动、拥有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等)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拥有财产或通过其他行为获得的全部收入(总收入),不仅包括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收入,也包括财富收入、财产收入,是对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总称。而居民收入的水平一方面受制于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一般而言,宏观经济越好,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越倾向机会公平,居民收入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一)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
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初次分配是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最终表现为劳动者获得的工资,货币资本获得的利润、利息,人力资本(表现为技术、管理、信息等)获得的报酬(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地租。在市场经济中,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而要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按收益多少进行分配,实际上是指该分配注重的是效率,是按贡献分配。该贡献是多种因素集合效益的体现,如资金、技术、管理、生产资料、劳动力、信息、市场、营销等。谁能利用这些要素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能取得相应的报酬,在这种机制下(市场经济机制),效率便能够得以提高。
(二)再分配形成的收入
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现代社会,再分配机制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社会公正的问题,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同时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实现其职能的需要。
宏观上而言,我们把来自市场(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称之为“初次收入”,把来自非市场因素引起的收入增减称之为“二次收入”,与之相关的分配叫“二次分配”或“再分配”。再分配的主体可能是个人(如朋友间的赠与)、家庭(如亲戚间的接济)、民间组织(如慈善捐赠)或政府(如税收或补贴)。在传统社会中,再分配的主体主要是前三类,而在现代社会,政府变成了再分配的最主要的主体。
依据商品化的程度,再分配可分为五类,(1)援助性(救济、济贫)再分配,主要针对特殊困难的群体,如老、弱、病、残。(2)补偿性再分配,如工伤补偿、农产品补贴。(3)保险型再分配,如国家立法规定的,旨在增加收入安全的保险(包括疾病、伤残、失业、养老)。(4)公正性再分配,是指从公平出发,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再分配,其目的是为所有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包括收入和服务(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5)革命性再分配,以产权分配方式彻底根除不平等,如中国20 世纪50 年代进行的土地改革。
总之,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界定
(一)收入分配差距理论分析
按照经济学家约翰·罗杰斯·康芒斯的理论,收入分配就是发生在国民收入领域中的分配主体分割、占有分配对象的过程,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讲是各个分配主体之间的权和利的一种交易。国民收入分配是由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面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和过程。第一次分配是在广义的企业中进行的初次分配,也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市场是分配的主体,按照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即主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初次分配属于微观分配行为,注重效率,必将促进经济迅速发展。二次分配即再分配,是对原始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充和校正,因而崇尚“公平至上”即收入公平的原则,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手段来完成的,旨在通过税收实现“抽肥”,通过公共财政支出实现“补瘦”,用以暗补穷人,形成富人纳税养国家,国家财政支出暗补穷人的稳定三角结构,从而实现富人和穷人在分配上的相对公平。再分配属于宏观分配行为,注重公平,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即社会的富人或企业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慈善事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慈善事业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使得富人或企业的财富,被直接或间接地回报社会,转移到穷人的身上实施共享,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而被学者称为第三次分配。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层次的表现,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有社会和政治的多重效应,因而发挥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国际经验证明: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第三次分配所占比重越大;经济低迷,经济发展程度越低,第三次分配所占比重越小。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是在企业之间进行的,是依据市场法则的原始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用财政、税收政策调节来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第三次分配是对第二次分配的补充,以民间捐赠来弥补政府调节的不足。三次分配互动互补,互相促进,形成社会分配最终格局。在该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伴随着出现了收入差距的问题,尽管每一次分配政府都力争实现对公平与效率的最优选择,但还是没能阻止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学术界也开始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差距是合理的,有些认为中国目前差距已经到了非常不合理的程度[1]。其实,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应区分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公平这两个概念,收入分配差距属于实证概念,它是一种结果———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包含价值的判断。换而言之,并不是所有的收入差距都意味着不公。由初始状态、个人努力程度、冒着风险找到新机遇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应该包容和鼓励的。那些个人无法掌控的因素,如环境因素(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工作技能等)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政府要缩小的目标。收入分配公平属于规范概念,是对分配结果的判断,包含着价值因素。总之,有一定的收入差距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公平也一定对应着收入差距[2]。
(二)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度量指标
收入分配的度量指标能够反映收入分配的差距,常用的指标有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收入均等指数、库兹涅茨比率(Kuzhnets Index),阿鲁瓦利亚指数(Ahluwalia Index)、收入不良指数、泰尔指数等。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常用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或平均分配程度)的指标。它是20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得出的,是用来判断一个国家分配平均程度的数量指标。基尼系数是指占人口总数一定百分比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收入额在全部居民收入额中的比重。基尼系数范围在0~1 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贫富悬殊(收入分配差距)越小;相反,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低,贫富悬殊(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标准:“若基尼系数低于0.2,则表示该国居民收入绝对平均;在0.2~0.3 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2 之间表示相对合理;在0.4~0.5 之间表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在0.6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0.4 作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3]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收入分配差别的总体状况。基尼系数的上升表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程度加深。当政策作用使社会基尼系数下降到公平性标准时,则说明该项政策有效。但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不能简单地直接套用基尼系数来和其他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进行比较。
收入均等指数是指将社会中的一定数量的居民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排序,并将这些居民依次划分为不同的组,使每组居民数相同。要看一个居民的收入地位,就可以看该居民的收入份额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的差距,该差距越小,表明该居民收入越接近平均水平;该差距越大,则表明该居民收入越远离平均水平。通常使用居民收入分配均等指数(k)来表示该差距,该指数取值范围为0
库兹涅茨指数是以最富有的2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来表示的指数,该指数的最低值是0.2,指数越高,表示收入差别越大。
阿鲁瓦利亚指数以4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份额来表示的指数,这一指数的最高值为0.4,指数越低,收入差别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