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心理

居民心理（共7篇）

居民心理 篇1

根据美国市场营销学会 (A M A) 的定义:消费者行为是“感情、认知、行为以及环境因素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 是人类履行生活中交换职能的行为基础”。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心理活动是指消费者在购买行为全过程中发生的系列心理活动, 它是消费者对客观消费对象与其自身主观消费需求的综合反应, 是产生消费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消费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有多种表现。按照心理需求方式的不同, 可分为纯消费心理和伴随性消费心理。纯消费心理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时, 主要关注的是商品的价格、售后服务、可靠性、使用寿命等因素, 较少受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伴随性消费心理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时, 除关注商品自身因素外, 更重视其他外部因素。在当今社会, 伴随性消费心理迅速发展, 并逐渐成为消费心理的主导, 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 追求消费潮流心理。

即以追求商品款式、颜色、功能超前为主要动机, 对商品的时尚性要求较高。在这种消费心理的作用下, 选购商品时往往把商品的主要功能次要化, 而把款式等次要功能主要化。有这种消费心理的以年轻人居多, 这也符合年轻人普遍存在的求新心理。

2. 追求美感的心理。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同样, 爱美之心在消费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类消费者要求商品的美学价值与自己的审美观点一致。在他们眼中, 美有自身独特的标准, 也许残缺是美的, 不对称也可以是美的……不管别人怎么看, 只要自以为是美的, 那他的消费目标就是美的。这种心理在年轻女性的消费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如她们认为膝盖带洞的牛仔裤是美的, 尽管别人可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3.符号消费的心理。法国的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认为, 商品除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外, 还具有另外一种价值属性, 那就是符号价值。商品所具有的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功能就是它的符号价值。一件商品, 越是能体现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 越是能将消费者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它的符号价值就越高。这种“重视商品所传达的社会和个人信息的消费行为, 就叫做符号消费”。在这种心理作用下, 人们消费的产品成了自我表现、体现个性的工具, 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或区分的标记。因此, 符号消费又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趋同”, 二是“示异”。“趋同”就是借助消费来表现与自己所认同的某个社会阶层一致, 而并非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示异”就是借消费显示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你买10万元的车, 我就买20万元的车, 这就是示异的表现。

4.满足个人爱好的心理。有些消费者之所以对某一类商品的消费情有独钟, 甚至不在乎价钱的高低, 是因为这类商品与消费者个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密切相关。例如, 喜欢钓鱼的人对各种鱼具极为感兴趣, 一旦看中就必购买而不在乎价钱高低。

以上分析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有重要意义, 企业应根据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及时把握消费需求, 并预测消费需求的发展, 不断开发新产品, 开拓市场, 增强企业竞争力。为达到这一目的, 企业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注重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是消费行为发生的基础, 尽管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受其他非产品因素的影响, 但企业要想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 就必须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只有这样, 消费者对产品的长期信任和消费意愿才能保持, 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因产品质量而一度失去消费者信任的企业更为重要。良好的产品质量和毫无折扣的兑现承诺将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这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2.提高服务水平。产品营销服务的好坏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心理感受并关系到最终的消费行为是否发生。能让消费者感到满意的、优质的服务会使消费者产生安全感、被尊重感, 从而有效刺激并引导消费者做出消费决策。例如, 海尔集团的服务有着严格的程序和标准, 正是这种令消费者满意的服务为海尔产品锦上添花, 使其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首选。

3.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顾客的消费情绪。良好的消费环境会使消费者产生舒适感, 激发他们潜在的消费欲望进而产生消费行为。这也是众多商家不断进行营业场所装修改造的原因之一。

4. 进行有效的营销宣传。

进行有效的营销宣传, 首先要确定潜在的营销对象并及时发现营销对象的偏好, 有针对性地进行营销宣传。同时, 在进行宣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宣传渠道要能使潜在营销对象较为方便地获取营销信息, 信息内容对消费者要有吸引力, 易于接受。二是营销宣传的渠道要多样化, 要充分利用不同媒体的差异化优势和特点进行宣传。如借助媒体进行广告宣传的同时, 部分企业也通过赞助公益活动、参与影视剧的拍摄等方式宣传自己的产品。

5. 不断进行产品创新。

社会在发展,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不断变化。企业要想生存下去, 就必须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 对自己的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如果企业无视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固守原有产品而不加以创新, 其结果只有倒闭。在这方面有过惨痛教训的企业举不胜举。

总之, 企业经营必须关注居民消费心理, 做出迎合消费者心理的经营行为。这样, 企业才能在经济大潮中迎风破浪, 勇往直前。

摘要：居民的消费心理直接影响其消费行为, 并导致各种消费现象的发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对企业的经营行为有重要意义, 企业应根据居民的消费心理采取相应的经营策略以达到盈利的目的。本文拟通过对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分析, 帮助企业有针对性地发展自身业务, 为居民提供消费服务。

关键词：企业经营,关注,消费心理

参考文献

[1]符国群:消费者行为学[M].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2]王宁:消费的欲望[M].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5年版.

[3][法]让·波德里亚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影响原因探析 篇2

一、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影响而导致居民的心理变化

(一) 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影响

在现代旅游中, 除少数极端情况外, 各种类型的旅游活动都伴有消费行为的发生。来访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消费不仅为当地的旅游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 而且还通过继发效应对当地经济的其他方面产生间接影响。概括来说旅游业可以增加外汇收入, 平衡国际收支, 扩大内需, 加快回笼货币, 增加目的地经济收入, 增加政府税收, 调整地区产业结构, 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但是有可能引起物价上涨[2]。

(二) 经济变化对当地居民的心理影响

1. 正面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避免当地的青年人外出寻找就业机会。当地居民眼见社会变得稳定, 心理安全系数亦随之相应上升, 不用外出工作, 对社会、政府满意度亦同样上升。在吐鲁番葡萄沟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92.6%的当地居民同意旅游发展“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或就业机会”, 超过90%的居民认为旅游发展使居民的收入增加[3]。在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认识中, 居民对正面效应比较敏感, 大多数当地居民感受到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观, 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经济意识。

2. 负面影响。

(1) 唯利是图。以自然风光取胜的旅游地往往地处偏僻边远, 民风淳朴, 经济观念淡薄。但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从事旅游业及相关行业的居民, 甚至某些管理机关, 极易衍生出急功近利心理, 有可能表现为各种违规、非法操作。甚至有些居民认为, 中国人并不富裕, 旅游地“回头客”是不多的, 很难用有限的钱重复旅游某一个地方, 这促使了某些服务行业产生向游客谋取暴利的心理动机。 (2) 因产业结构、收入变化而产生自卑心理。旅游业的发展使一些旅游经营者得到不少实惠, 形成一个以旅游商为首且令人羡慕的社会群体。能否跻身于旅游业成了区分身份高低贵贱的标准之一, 而一些本应受到尊重的社会群体或个体, 其尊严、声望和地位与旅游者的金钱相比, 已经降到微不足道的层次。从旅游接待地的整体社会结构看, 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者的涌入, 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传统的人际关系, 其中有些变化是当地居民既不愿接受、也不能接受的。

二、旅游对目的地环境影响而导致居民的心理变化

(一) 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影响

旅游业发展对目的地环境的积极影响有: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推动力, 促进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 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证, 提高环境质量。

但是大规模旅游活动的开展加剧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过度开发和建设会使当地原有的自然景观遭到破坏, 使当地历史古迹的原始风貌受到威胁甚至影响其存在寿命。大量游客的涌入使人口密度增大, 交通阻塞, 致使当地水和空气的质量下降并使噪声增加, 造成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相对缩小。

(二) 环境的变化对当地居民的心理影响

旅游开发过程中, 地方政府及旅游企业可能通过改善公共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水平, 为当地居民的整体生活环境带来诸多实惠和便利。虽然旅游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持有正面的心理感知, 但是负面的心理感知往往更甚。

旅游社区的扩大和旅游设施的兴起, 减少了接待地原有的生产和生活场地。有居民认为, 旅游业破坏了当地宁静的生活氛围;居民使用公园等休憩设施的机会减少;旅游生活垃圾多、处理不及时;旅游造成水体、大气等环境污染, 使本地环境质量下降。环境的变化干扰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容易诱发宾主矛盾, 特别是到了旅游旺季, 旅游接待地人满为患的状况加重了基础设施的负担, 水、电、能源、交通等的供应因为需求量的激增而严重不足, 所有这一切会使当地居民觉得, 旅游业的受益者只是少数经营旅游业的人, 而大多数居民没从中得到真正的利益;自己可爱的家园正逐步演变成外来旅游者及时行乐的场所, 一旦游人离去, 留给他们的是破坏的环境和肮脏的垃圾, 由此产生了对旅游者的敌对情绪。

三、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而导致居民的心理变化

(一) 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

旅游业发展提高了目的地的知名度, 有助于增进地区间的相互了解, 推动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 提高民族素质, 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2], 有居民甚至认为旅游业扩大了年轻人的择偶范围。但与此同时, 旅游业将目的地文化商品化、舞台化, 干扰目的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还有旅游者带来的不良“示范效应”也有可能导致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破坏。其他方面的影响, 诸如改变当地居民的审美意识、语言和生活方式等, 其结果是好是坏, 仍难以定论。

(二) 社会文化的改变对当地居民的心理影响

1. 正面影响。

(1) 开阔眼界, 扩宽心胸。旅游地在未进行旅游开发之前, 居民生活圈子往往比较小, 当游客涌入后, 本地居民的接触面骤然加大, 原本那种闭塞自守的心理防线即刻崩溃, 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视野、开阔的心胸、包容一切的大度品格[4]。 (2) 提高对外沟通能力。由于越来越多地见到外来游客, 怯生感减退, 原有的一些只有当地人才懂的行为和方言逐渐收敛, 改而向来自文明社会的游客学习, 这种积极的模仿心理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现代化和对外交流。如珠三角地区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较多, 词汇当中就多了许多外来词, 甚至连卖菜的老婆婆也会几句简单的英文。

2. 负面影响。

(1) 消极的模仿行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 他们同旅游者的接触是长期的, 所以旅游者带来的思想和文化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由于旅游者在惯常环境以外的行为受约束较少, 可能表现出异于寻常的阔绰或放纵, 有些当地人并没有考虑到这只是旅游者短期的生活方式, 反而对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感到不满, 逐渐在行为和思想上发生消极变化。先是在装束打扮和娱乐方式方面盲目模仿, 继而发展到有意识的追求, 从而使不良社会现象增多, 影响社会安定。 (2) 旅游业发展伤害当地居民的感情和尊严。在当地居民与来自更富庶的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之间的文化差异非常明显时, 当地的文化和风俗就会用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有时甚至以牺牲当地的尊严为代价, 会引起文化的强烈冲突。另外, 由于有些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 在极端的情况下, 当地居民被禁止享用自己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景观和设施, 这一切严重伤害了当地居民的感情和尊严。

四、保护目的地居民心理健康的对策

在分析了导致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变化的原因之后, 如何保护其心理健康就有迹可循了。在“Globe’90”国际大会上关于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目标, 其中就有关于心理调适的内容:增进人们对旅游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与经济影响的理解, 加强人们的生态意识;促进旅游的公平发展;改善旅游接待地区的生活质量。

1.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 不过分依赖旅游经济。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过分依赖旅游业, 一方面, 由于旅游的季节性特点将导致经济收入的不稳定, 另一方面, 有可能将旅游的经济效益过分放大, 忽视其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忽视工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功能, 导致社会不稳定。为了获取利润收入, 人们会想方设法招徕尽可能多的游客, 而不考虑当地的旅游承载力。旅游承载力, 是指一个旅游目的地在不至于导致当地环境和来访游客旅游经历的质量出现不可接受的下降这一前提下, 所能吸纳外来游客的最大能力。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保证旅游资源不被过度开发的前提, 也是保障目的地居民心理不会受到过分影响的基础。

2.合理规划和管理, 不超载发展旅游。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承载力水平既取决于该地的客观条件, 也取决于该地区的旅游管理能力。有些目的地的旅游接待量可能并未超越当地的旅游承载力, 但旅游的消极影响已经转化为严重的现实问题, 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地的旅游管理能力较差。

旅游管理部门应向旅游从业人员和当地居民进行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 使他们明白, 如果当地人自己不注重和爱护环境, 则无理由要求外来旅游者爱护当地的环境。不能单纯从经济的观点看待旅游业的发展, 对旅游的环境影响和社会效益应有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3.加强旅游伦理教育, 提高居民心理容量。西方学者将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分为五个阶段: (1) 欣喜, 对发展旅游业持热忱态度; (2) 冷漠, 只把旅游业当成一种获利手段; (3) 不满, 游客数量接近饱和, 接待地难以迅速增加旅游设施; (4) 对抗, 居民把一切不满都与旅游者相联系; (5) 居民对旅游业失去兴趣, 环境也受到破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心理容量不仅仅取决于旅游者人数, 而且还取决于旅游者的类型特征。而旅游者的类型特征是同社会文化背景相关的, 主要因素有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个性心理特征、审美观、受教育程度和来源地等。所以, 任何一个旅游地的发展规划, 必须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心理容量。

政府应大力弘扬民族文化, 培养民族和地方自豪感, 从而自觉抵制外来不良文化的腐蚀。不仅应加强旅游伦理教育, 而且应该让目的地居民充分感受到旅游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切实利益, 不断提高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心理容量。

参考文献

[1]赵建军, 姚艳虹.旅游对目的地居民心理及行为影响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8, (5) :62-66.

[2]李天元.旅游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77-294.

[3]吐鲁番葡萄沟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研究[EB/OL].http://qkzz.net/magazine/1066-3102/2007/08/2008.

居民心理 篇3

关键词：休闲,休闲体育,心理健康,身心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 城市居民不单单追求身体上的健康, 他们开始注重自身心理的发展。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作为基础, 他们开始向往精神生活的满足, 一种和谐、自由、愉快的生活。体育作为一种锻炼身体的手段早以被人所熟知而休闲时间的增多, 使休闲体育应运而生, 它作为一种全新的体育运动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居民在余暇时间进行休闲体育, 不仅获得了身体的健康, 精神的愉悦, 同时也对居民的心理产生良好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1 休闲体育参与的自主性

休闲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度过闲暇时间的生活方式[1], 而随着社会的进步, 闲暇时间的增多, 人们转变了传统的休闲只追求恢复体力, 局限于生理上的修养生息的认识, 开始从休养生息转变到全面发展[2], 以愉悦、放松、健康为主要目的, 带有积极、自由的主观态度的体育活动, 进入了人们的休闲生活。休闲体育作为“人类着手建造的美丽的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 是一种文明、健康、科学的休闲生活方式[3]。

休闲体育活动的方式方法多样、运动器材多样, 既可以一个人进行也可以和多人共同参与, 人们可以根据不同兴趣、不同条件、不同环境选择不同的休闲体育活动方式, 而休闲体育对于人体自身的多种功用使其能满足因不同原因而参与休闲体育的人的各种不同需求。

科学、健康的休闲体育生活方式追求的是一种健康、积极、高品质的现代生活目标。通过休闲体育锻炼, 增强人体对疾病的免疫功能, 提高人的身体素质, 对抗人体的机能退化;舒缓精神上的压力, 调节生活品质, 为青少年的多余精力打开释放口。人们一旦有了对休闲体育的自主性, 就能主动、积极的参与到休闲体育中来, 形成良好的休闲体育习惯。

2 休闲体育与心理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所下的正式定义:健康是指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三个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种状况, 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生病或者体质健壮。

目前在我们国家, 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疾病患者, 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心理健康, 这对提高人的健康水平与提高医疗效果都产生消极的影响。例如人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重视营养, 而忽视饮食时的心理因素作用;注意身体的锻炼, 而不重视心理的锻炼, 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健康以及如何锻炼。其实, 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 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身心两方面健康是相辅相成的。

作者认为心理健康就是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乐观平稳的精神状态以及良好的生活适应能力

2.1 休闲体育的健心功效

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大, 人们承受着来自工作、学习、生活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为了工作的需要, 很多人都隐藏了自我, 带着“面具”生活, 这为心理健康带了隐患。休闲体育是集娱乐、休闲、健康为一体的体育活动, 既没有竞技体育激烈的对抗, 又可以回避因失败而产生的消极心理, 没有胜负的压力, 它的一切由运动本人决定。有研究表明, 在参加了广泛的体育练习后, 普通人群在情绪上会有明显短期的积极变化, 其中包括紧张、抑郁、愤怒和困惑水平的下降。不管年龄和性别如何, 当参加的练习保持在中等强度并持续25~70min时, 均会获得情绪上的改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休闲体育有助于改善情绪状态, 特别是参加快乐性的活动对情绪的改善非常重要[4]。人们可以利用休闲体育来调节、降低、忘却学习、工作、生活中的烦恼, 在精神上获得解放, 而健康的精神, 有助于使人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情绪。

2.2 休闲体育对心理品质的提升

不同的休闲体育项目可以培养不同的心理品质。如群体项目可以培养人的团队合作精神, 使参与者豁达合群;单人项目可以培养人的独立能力和自我奋进精神;长跑、垂钓, 可以培养人的耐性和坚持性, 使人有条不紊;攀岩, 可以培养人顽强的意志力和迎难而上的勇气;旅游可饱览名山大川、使人心旷神怡, 心胸开阔;武术使人斗志万盛、太极使人悠然自得。总之, 休闲体育可以很好的调节心理状态, 长此以往, 人的心理品质得到有效的锻炼和提升。

此外, 休闲体育运动环境广阔、内容多样、方式灵活, 参加者可以自由的、自主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 这可以使参加者充分发挥能力, 培养其活泼开朗的性格。休闲体育的种种特性为培养参加者的个性发展提供了条件。

2.3 休闲体育对家庭的调节

法国社会学家罗歇·苏认为:“大城市不像村庄那样使人聚集, 而是使人分隔、孤立。家庭在其娱乐过程中担负着个人的社会化功能。家庭的休闲活动主要有:感情的交流、孩子的教育、电视、假期。”[5]有资料显示, 青少年犯罪者90%是处于闲暇无事、百般无聊的状态下从事犯罪行为的[6]。另外, 家庭的不和睦, 多争吵也为青少年在成长时期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 在闲暇时间, 全家一起共同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丰富家庭精神文化生活, 更可以使家人互相了解, 创造共同爱好, 增加家庭的凝聚力, 使家庭和睦团结, 维护社会的稳定。

2.4 休闲体育对人与社会的调节

现在的房屋建设都是高楼大厦, 舒适度是超过了以前的四合院、矮平房, 但独门独户使邻居间都很陌生, 下班回家除了家人就是电视、电脑, 人与人之间也像是隔了道墙。而休闲体育为人们提供了交往的载体。居民通过休闲体育, 可以结识不同身份、年龄、性别的朋友, 轻松的氛围、丰富的运动形式、充实的精神生活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的简单与生动。一些休闲亚文化群还会定期或不定期的聚集在一起, 相互之间交流经验和心得, 这样的休闲亚文化群的行为不仅为自己寻得了乐趣, 还吸引了更多人的参与, 群体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7]。其次, 休闲体育对社会的稳定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事实证明, 在男足世界杯、奥运会等重大运动会召开期间, 各国的刑事发案率明显降低, 北京召开亚运会期间就是如此[8]。以上这些都表明, 休闲体育对于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促进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性作用。

结束语

休闲体育作为一种健康、科学、文明的休闲方式, 已经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认可, 在参与休闲体育的过程中能充分体现人的社会性及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的存在, 休闲体育对居民的心理健康价值, 在于通过人们自主地投入到休闲体育运动中,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达到陶冶身心、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 从而提升了人自身的健康素质、思想素质, 它为人类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守护一个精神的家园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San dahl, D.M.Leisure in Our Lives;Exploring the com mon leisure occasion[J].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992, 24 (1) :19-32.

[2]徐佶, 许宗祥.小康社会城镇居民休闲体育文化自觉[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6, 9:50-52.

[3]Koen VAN Eijck.Leisure, Lifestyle,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J].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4, 26 (4) :373-392.

[4][6]曾芊.论休闲体育的心理健康价值[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6, 5:25-27.

[5][法]罗歇·苏.休闲.姜依群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58-61, 64.

[7]李国红, 朱俊全.休闲体育与中年女性身心健康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07, 2:55-56.

居民心理 篇4

消费文化是文化在消费领域的渗透与发展, 消费文化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它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一步加强对消费文化学的研究, 进一步发挥消费文化对生产、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 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

1.1 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 “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 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1994年, 《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 引起广泛社会反响。此后, 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界定。重要观点可概括为三类:其一, 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 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 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其二, 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其三, 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

上述定义表明, 人们对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换言之, “所谓消费文化, 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这是一种狭义界定。与广狭二义界定不同, 第三种定义把消费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联系, 认为“消费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性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早期仅仅局限于宫廷与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后半期, 消费文化得以在中产阶级继而在市民阶层中迅速发展。到20世纪中期, 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正确”消费文化被简化为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持续维系在所需要的足够灵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

1.2 消费文化研究的学术取向

历史地看, 我国消费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早熟”现象。对于这种现象, 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指出问题, 提出批评, 倡导“合理消费”。

消费文明。当时一篇论文的标题“加强消费文化研究, 提高消费文明”,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增加消费中的文化含量。”要“将消费引向健康化、合理化、科学化”, “要提倡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 反对不健康的消费文化”, 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人的消费——科学的、尊严的、高雅的消费”尹世杰后来在其专著《消费文化学》中明确指出, 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 是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 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因此, 以尹世杰为代表的消费经济学者研究“消费文化”, 其实是在倡导“消费文明”, 倡导一种优美、健康、生态、理性的消费文明。

理论上, 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来研究消费文化, 很有中国特色, 注重主观理想, 注重观念表达, 其研究本质上是对消费伦理的理想化阐述。这样的学术取向不失为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向度, 然而并非惟一向度。其理论缺陷在于, 缺乏具体的问题意识与深入的学理分析。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文化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与排斥, 更是十分幼稚, 应当说, 只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社会结构机制进行深刻的分析, 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才能是深刻的。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相比, 这种社会批判的学术取向更富有社会历史内涵, 也更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 在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中需要大力弘扬。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消费文化的定义更恰当的是:人们在消费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是社会文化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文化的内涵十分广泛, 主要包括人们在消费品生产消费过程中所体现的反映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的价值观、消费观、审美观、道德水平、文化教育水平、风俗习惯、民族特点、宗教信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生产工艺以及对外交往等。可以说不同的消费资料, 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 都具有其相应的文化特色。一般来说, 消费任何一种物质资料都会对消费者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具有不同文化和心理素质的人都会从价值功利, 审美情趣等方面对其作出不同的反映和评价, 这便赋予物质消费在文化上的意义和特征。至于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文化消费, 它本身就属于一种较高层次的消费文化。如何从人的内在精神、情感、心理需要、传统和习惯出发, 提高文化消费品的质和量, 合理调整文化消费的内在结构, 是消费文化探究的主题之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丰富, 消费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必将更为人们所重视。

2 5.12震后消费心理的变化

5.12的特大地震, 对人们的心灵一定是个极大的震撼, 我想, 也包括消费心态。一边是浮华世象, 一边是看破尘缘。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大概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些灾难、有着切肤之痛的人, 才能深刻理解自己现在的生活形态和方式, 对于旁人, 同样会有震撼性的影响。看着灾区一片的倒塌的房子, 让每个人不寒而栗。当地震让大多数房产在顷刻之间化为一堆瓦砾之后, 人们一定会有更清醒的认识:房产不再是我们虚荣的向往。不在是我们投资追逐的热点。这种消费心态的变化势必影响消费者对房产的消费行为, 地震似乎可以改变消费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房子不是我们的全部, 除了房子之外, 生活还有更丰富多彩的内容预计, 地震后其他消费可能会增加, 包括高档消费品、旅游、餐饮娱乐、汽车等行业, 潜意识会有种世界末日的心态, 今朝有酒今朝醉, 及时行乐与享受人生, 这场地震, 也许可以让我们得到某种解脱, 我们的心灵深处, 似乎在发出这样一种声音:原来昂贵的房产, 也可以变成一堆一文不值的瓦砾……, 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经历了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的每一个幸存下来的唐山人心里都会有一句话:“都死过一回了,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对于一个经济体系, 维系稳定且积极乐观的消费信心很重要。汶川地震后, 短期内消费信心预计遭受一定挫折, 不过, 事情也许并不会像想像的那么糟糕。汶川地震究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至今仍是专家和媒体争论的一个话题。

有乐观估计认为, 灾情只是发生在西南几个经济欠发达地区, 因此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倘若果真如此, 那当是不幸中的大幸;但也有评论指出, 地震造成的损失绝不仅限于表面上看得见的物质损毁。

经验表明, 大灾过后, 往往是留在人们心底的伤痛记忆和信心缺失才是更难克服的障碍。毕竟, 灾后重建, 生产可以恢复, 屋舍可以重起, 但人们的心灵创伤却很难愈合。尽管如此, 国外同行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 地震灾害对经济整体危害或许不大, 但对市场信心却是一次打击, 原先高涨的市场情绪有可能转向。

2.1 短期内消费信心萎缩

地震灾害对居民消费无疑会造成负面影响, 它导致消费者财富骤减, 居民购买力大幅下降。与人们重建家园的迫切需要相比, 短期内消费信心肯定会遭受一定挫折, 购买需求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2.2 一段时期后消费信心的恢复和提高

灾难的来临, 让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 对于一个经济体, 维系一个稳定并且积极乐观的消费信心是多么重要。

当然, 事情也许并不会像想像的那么糟, 许多机会常常蕴含在看似消极的外表下, 其结果往往出人意料。从“9·11”事件的经验来看, 尽管恐怖袭击发生的最初一段时间美国举国陷入恐慌, 居民消费信心指数降到低点, 但事实来看, 事件发生后的三四个月, 社会各项销售就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2.3 长期来看, 消费信心的全面恢复和提高

刚刚从地震灾难恶魔般梦魇中逃出的人们, 此刻最需要的是稳定消费心理, 重新树立消费信心。但长期来看, 由于灾后重建家园, 资金、人员投入巨大,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可能迎来一定利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望上升一个台阶, 当地居民消费信心也将得以全面恢复和提高, 最终拉动地区消费。

3 心理变化可能导致的后果

5.12的特大地震给地震地区乃至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它的负面影响将在灾后逐步显现。房屋作为地震中的主体, 经过本次地震, 引起了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

3.1 买房先问“抗震系数”

汶川地震后, 购房人开始在乎房屋的抗震防震能力。“抗震系数是多少?”“你们的房子能抗几级地震?”“应急时安全通道在哪里?”这些成了购房者在买房时最想问的问题。

3.2 买帐篷有备无患

原来并不畅销的帐篷一时间成了抢手货。这是当前百姓想到的应对灾害的“大件商品”。地震发生地之一的绵阳, 在5月21日的报道中就显示, 绵阳商场早已无帐篷可卖。的确, 余震不断, 大多数居民就靠帐篷在户外“驻扎”。

3.3 防灾相关读物应市

地震发生后, 出版界立即启动地震读物的出版进程。5月13日, 青海人民 (民族) 出版社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马上着手策划编辑出版地震科普知识读物工作。目前, 《地震奥秘》、《地震预防与应急知识读本》 (汉、藏文对照) 两本地震知识科普照读物已经送印刷厂开印。5月22日,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宣布, 该社与华夏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地震伤残的康复与护理》一书正式问世。

“地震明显已经‘震’出个地震读物市场。”二渠道书商郑厚智告诉大家, “我周围很多朋友的新书都有地震方面的书或者带光盘的读物在做。我们有一本图说版本的书也在编写中, 结构定好了。

3.4 买小宠物找心理安慰

有专家指出, 动物能否预测地震目前尚无定论。北京市地震局宣教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些小动物在地震来临前有异常行动是可能的, 但这并不能作为地震是否会来临的判断标准。而据《中国地震资料年表》记载, 有地震反应的动物有鼠、狗、鱼、鸡等24种。但动物的异常反应是否真的能预测地震, 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结论。测地震, 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3.5 花钱买保险求有保障

地震灾害让人们比以往更关注自己以及家人、朋友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许多人的保险意识在震后觉醒。以震灾发生作为假设的保险产品成为眼下保险经纪人操作的重要手段。名为“多宝通”的险种, “只要一次性投保100元, 以后如果发生意外, 最多可获得10万元的理赔。意外伤害包括在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的伤害, 不过核武器伤害除外。”“灾情至今, 共接到意外伤害、健康、人寿保险理赔报案103人, 预计赔款总额568万元, 已付赔款总额24.8万元, 并发起‘紧急寻找客户和员工行动’”。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在售的个人意外险都有针对地震方面的理赔, 现在购买意外险的人挺多, 尤其是汶川地震发生后, 咨询意外险的人特别多。”地震后, 保险公司很快就对灾区人身保险进行理赔, 而财产受损的理赔现在则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话题。

凡事均有两面性, 地震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灾害, 但它给了人民更多的警示。除了增强人民的安全意识外, 也给经济规范化发展带来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摘要：消费文化是一种较新的消费观念, 5.12后灾区特别是绵阳地区居民消费心理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本文试图对这种变化进行初步探讨和形成应有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震后,消费心理,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洪.中国国情[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　陈放.理性的浪漫[M].海天出版社, 2000.

居民心理 篇5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系统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东营市垦利县、利津县和广饶县三个县区;并按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三个县的所有乡镇分别分为好、中、差三类;从每县每类乡镇中各随机抽取一个乡镇;从每个样本乡镇中随机抽取4个行政村,采用机械抽样方法按照门牌号,从每个村随机抽取50个农村居民家庭。本文选取年龄为15岁及以上的农村女性居民为研究对象,有效样本共1353份。

1.2 问卷内容

与研究有关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1)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信息、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信息、健康生活方式与社会网络信息;(2)凯斯勒心理健康状况评价(K10)中文版量表,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共有10个条目,内容为在过去的四周中经历的焦虑和压力水平等非特异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关症状的发生频率;将每个条目所得分值加和,分值越高代表患心理疾病的危险性越高[4]。

1.3 统计分析

采用双录入法将收集的资料输入ACCESS数据库,运用SPSS13.0进行描述性统计、z检验、F检验,以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2结果

2.1 一般情况及K10得分

1353名农村女性居民一般社会学特征:年龄:15～44岁568人(43.5%),45～59岁407人(30.0%),60岁及以上358人(26.5%);婚姻状况:未婚103人(7.6%),已婚1126人(83.2%),离异或丧偶124(9.2%);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853人(63.0%),初中365人(27.0%),高中及以上135人(10.0%);参加社会医疗保险1307人(96.6%),未参加46人(3.4%)。

2.2 单因素分析

2.2.1 一般情况层面分析

婚姻状况(F=8.847,P=0.000),文化程度(F=3.951,P=0.019),是否欠债(u=6.608,P=0.000),家庭生活和睦情况,家庭年收入对农村女性居民心理状况K10得分影响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分组(F=1.608,P=0.201),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u=-0.596,P=0.551)对其影响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2.2.2 躯体健康层面分析

调查前两周内是否患病(z=6.757,P=0.000),调查前半年内是否患有慢性病(z=6.950,P=0.000),调查前一年是否住院(z=3.344,P=0.001),自评健康状况,睡眠质量,参加体育锻炼情况对农村女性居民心理状况影响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2.3 社会网络因素层面分析

过去两年中是否遭遇不幸、挫折或意外事件(z=-6.126,P=0.000),倾诉方式,来自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情况对农村女性居民心理状况影响差别有统计学意义;是否关注有关卫生保健知识的宣传教育(F=1.350,P=0.260)对其影响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2.3 多因素分析

以心理健康状况K10分值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纳入和排除标准设为,α=0.05,β=0.10。从结果来看,进入方程的因素按照影响作用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生活压力、睡眠质量、发生负性生活事件、自评健康状况、家庭生活和睦情况、两周内是否患病、文化程度以及遇到烦恼时的倾诉方式。

3讨论

按K10量表得分等级评价标准,东营市18.4%的农村女性居民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在一般因素中,仅有文化程度对农村女性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与徐凌忠等[5]报道文化程度对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无显著影响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另外,和睦的家庭状况在物质支持和精神慰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还发现,良好、和睦的家庭生活氛围有助于农村女性居民形成健康的心理状态。

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相互影响,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睡眠质量越差的女性居民心理健康状况越差,与安丰玲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自评健康状况不同的女性居民,心理健康状况也存在差异,自评健康状况越好者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好;另外,两周内身患疾病的女性居民心理状况健康较差,与丁燕等[7]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还发现,社会网络体系对农村女性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在遇到烦恼时的倾诉方式方面,向别人倾诉并寻求支持的居民心理健康状况较好;多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来自生活、学习、工作压力对女性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程度最高,压力较大的女性居民,心理健康亦相对较差;适当的压力对于健康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压力可导致心理情绪疾患和行为问题[8]。另外,负性事件对农村女性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经历不幸、意外伤害等负性事件的居民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

参考文献

[1]叶文振.中国女性心理健康:现状、原因与对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5:166-168.

[2]陈思路,倪晓莉.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现状及其研究综述[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9(5):117-118.

[3]苏莉,韦波,凌小凤,等.壮族农民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分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30(9):33-34.

[4]周成超,楚洁,刘冬梅,等.新空巢期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2):243-245.

[5]徐凌忠,周成超,王建新,等.威海市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6):394-397.

[6]安丰玲,周成超,何江江,等.中老年女性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0,26(5):624-625.

[7]丁燕,徐凌忠,王兴洲,等.Kessler量表在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状况中的评价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9:632-635.

居民心理 篇6

气候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 更是关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也不单是发展问题, 如今已关乎人类的生存问题。201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是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 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举行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集中讨论了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两个主题, 并重申了共同责任原则[1]。生态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经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 2013年1月24日的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出了具体落实十八大中关于生态建设思想,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十项任务部署。其中第七项指出要初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探索流域上下游之间、自然保护区内外和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生态补偿的有效办法, 为生态补偿问题提供了政策支撑。气候环境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密切联系, 年初全国范围的雾霾天气再一次警示国人, 爱护环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治理已经持续多年, 但环境问题依旧没有很大改善, 局部地区环境甚至不断恶化。如今生态补偿作为治理和保护环境的新思路被提出, 或许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为目的, 以经济手段为主要方式, 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2]。生态补偿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和调整的机制, 生态补偿与生态环境等公共物品的使用相关, 生态补偿的受益或者受损对象都较广[3]。具体来说, 草原生态补偿供给方的支付意愿就是草原生态补偿的成本[4], Zhai和Takeshi调查了中国沿海居民对水、海洋生态系统等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5], 生态补偿和担保的激励措施可以促进农户的环境保护行为[6]。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来源是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原理, 其目的是解决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外部性问题, 使资源和环境适度地、可持续地得到开发和利用, 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 进而达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7,8]。

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既受到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的影响, 又受到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其中内部因素即家庭生计资本[9], 外部影响因素包括生态补偿本身的一些特征因素、农户所在农村社区 (村社) 的特征因素以及其它的一些外部影响因素[10]。性别[11,12,13]、受教育程度[12,13,14,15]和收入水平[12,13,14,15,16]等人口学特征影响到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除受到非主观性的人口学特征影响外, 成本收益等理性因素[17]和环境认知程度等主观非理性因素[18,19]也会影响到居民生态补偿意愿。

总结学者关于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 学者更多的从个体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性别、年龄、比较收益等非主观和理性因素探讨生态补偿意愿, 但居民的支付意愿不仅取决于“外部条件和现实能力”, 也取决于居民对环境的认知情况、心理预期、信心程度等心理特征[20]。现有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很少涉及生态补偿意愿的心理机制。基于此考虑, 本研究利用2010年南昌市居民低碳意识与生活调查的原始数据, 运用定量分析模型, 尝试对居民低碳补偿意愿的心理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以期发现低碳补偿意愿的心理基础。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江西农业大学2010年4月对南昌市居民低碳意识与生活调查的原始数据。考虑到不同调查地点居民的代表性, 问卷调查采用判断抽样法确定调查地点, 即南昌市青山湖区青山路街道办和湖坊镇镇政府附近、东湖区公园街道办事处和八一桥街道办事处附近、西湖区南浦街道办事处和桃花镇镇政府附近等共3个区30个调查地点。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0份, 回收问卷2788份, 回收有效问卷2759份, 有效问卷率98.96%。在30个调查地点, 将偶遇的且愿意接受调查的居民作为调查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定序变量Logit模型。

本研究根据因变量的类型使用了定序变量的序列对数回归模型 (Ordered Logit Model) , 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12.1。显然, 居民低碳补偿意愿是一个有着程度等级差异的序列变量, 而不同低碳补偿意愿取值之间的距离并不相等。因而, 分析模型不能使用线性回归模型。为了更为有效地在分析中反映出自变量在意愿强度等级序列上的差异, 同时也更为精准地厘清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因果决定关系, 使用定序变量的序列对数回归模型是适合的选择 (Peter&John[21], 1989;Agresti[22], 2002) 。

在定序变量Logit模型中, 因变量Y有M个取值。对于第i个样本自变量向量Xi, 因变量yi的取值小于j的累积概率为:

其中, i=1, 2, …n;j=1, 2, …m (本文中m=3) 。

而序列等级间的比率比的对数回归模型则可以表示为:

其中, i=1, 2, …n;j=1, 2, …, m-1 (本文中m=3) ;k=1, 2, …, k, 为自变量的个数;μj为满足对数分布 (logistic distribution) 的残差项。这个模型将估计出K个回归系数β1, β2…, βk, 以及m-1个递增的分割点 (cuts) α1, α2, …, αm-2。

模型的回归系数估算根据以下方程得出:

根据这一模型的设定, 当βk时, 表示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基础上, 随着第k个自变量取值的增大, yi落入较高意愿等级 (参照上述编码方案, 低碳补偿意愿更高) 的概率增大;当βk<0时, 表示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基础上, 随着第k个自变量取值的增大, yi落入较低意愿等级 (参照上述编码方案, 低碳补偿意愿更低) 的概率增大。

2.2.2 因变量与自变量的选取。

在定序变量logit模型中, 将因变量设为“低碳补偿意愿”, 即低碳补偿意愿低、低碳补偿意愿一般、低碳补偿意愿高。根据理论支持、文献回顾及单变量似然比检验, 将居民低碳关注度、低碳意识、低碳认知、低碳态度、性别、年龄阶段、月均收入及学历程度等变量拟纳入回归模型, 并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作如下描述 (见表1) :

注: (1) 标*者为分类变量的参照组。 (2) 表中分类变量报告频数及百分比。 (3) 总案例数为2759。 (4) 数据来源于2010年南昌市低碳意识与生活调查原始数据。

3 结果分析

3.1 居民低碳补偿意愿描述分析

居民在回答“您是否愿意以植树或付费的方式补偿您的日常生活碳排放?”这一问题时, 7.4%的被访者选择不愿意, 50.1%的被访者选择看情况, 42.5%的被访者选择愿意。回答中虽然只有7.4%的被访者不愿意以植树或付费的方式补偿日常生活碳排放, 却有一半的被访者 (50.1%) 选择看情况决定是否进行低碳补偿, 42.5%的被访者愿意以植树或付费方式补偿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

3.2 回归模型结果

注: (1) 因变量为低碳补偿意愿, 参照组为“低碳补偿意愿低”。 (2) 括号内为标准误。 (3) *表示标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4) 数据来源于2010年南昌市低碳生活调查原始数据。

本研究采用了定序变量logit模型对居民的低碳补偿意愿进行了影响因素的考察, 并对“嵌套模型”进行了似然比检验 (Prob>chi2=0.4140) , 根据模型选择的简约原则选择了模型2 (见表2) 。

从表2中, 可以看出模型2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Log likelihood=-2322.1554, p=0.0000) , 自变量中的“低碳关注度”、“低碳意识”、“低碳认知”、“低碳态度”、“性别”、“年龄阶段”、“学历”呈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 。即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 居民因“低碳关注度”、“低碳意识”、“低碳认知”、“低碳态度”、“性别”、“年龄阶段”、“学历”的差异引起了低碳补偿意愿的显著统计学差异, 这说明这些变量对于居民的低碳补偿意愿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就居民低碳关注度而言, 在以低碳关注度低为参照组、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 可以看出, 随着居民低碳关注度的增强, 对低碳补偿意愿也在不断增高, 如与低碳关注度低的居民相比, 低碳关注度一般的居民的低碳补偿意愿增加了34.72% (=e0.298-1) , 低碳意识强的居民的低碳补偿意愿增加了99.97% (=e0.693-1) 。随着居民低碳意识的提高, 低碳补偿意愿也在不断增高, 如与低碳意识低的居民相比, 低碳意识一般的居民的低碳补偿意愿增加了36.34% (=e0.310-1) , 低碳意识高的居民低碳补偿意愿增加了135.61% (=e0.857-1) 。与低碳认知低的居民相比, 低碳认知高的居民对低碳生活的认同增加了90.41% (=e0.644-1) 。与低碳态度消极的居民相比, 低碳态度不确定的居民的低碳补偿意愿减少了40.67% (=e-0.522-1) , 低碳态度积极的居民低碳补偿意愿增加了43.91% (=e0.364-1) 。男性居民较女性居民低碳补偿意愿低18.45% (=1-e-0.204) 。老年居民较青年居民低碳补偿意愿增加了98.38% (=e0.685-1) 。随着居民学历的提高, 低碳补偿意愿也在不断增高, 如与初等学历的居民相比, 中等学历的居民的低碳补偿意愿增加了82.76% (=e0.603-1) , 高等学历的居民低碳补偿意愿增加了109.59% (=e0.740-1) 。但模型中居民月均收入并没有呈现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即月均收入的不同并不导致居民低碳补偿意愿的不同。

4 结论与讨论

对居民低碳补偿意愿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 居民低碳关注、低碳意识、低碳认知、低碳态度、性别、年龄和学历的差异导致了居民低碳补偿行为意愿的统计学差异, 表现为:相对低碳关注高、低碳意识强、低碳认知高、低碳态度积极、女性、老年人、高等学历的居民, 低碳关注低、低碳意识弱、低碳认知低、低碳态度消极、男性、青年人、初等学历的居民低碳补偿意愿相对较低, 即低碳关注高、低碳意识强、低碳认知高、低碳态度积极、女性、老年人、高等学历的居民低碳补偿意愿较高。居民的月均收入特征并未对居民的低碳补偿意愿产生统计学差异, 而不确定的低碳态度相比低碳态度消极的居民的低碳补偿意愿更低。即低碳补偿意愿有其低碳心理基础, 低碳心理基础 (低碳关注、低碳意识、低碳认知、低碳态度) 的加强有助于低碳补偿意愿的提高。

居民心理 篇7

关键词：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多元logistic回归,新农村居民

“新农村”这个概念起源于上世纪50 年代。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由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转换,“新农村”又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对新农村建设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农村的村容村貌、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改变。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心理健康的农民,检索文献发现,现有的关于农民心理健康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的研究上,对于在农村居住生活的成年农民心理健康关注较少。笔者在2013—2014 年对湖北省的2 个新农村试点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心理健康的状况以及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按照湖北省文件“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名单”,在荆州地区选取2 个试点乡镇,分别为荆州区白荷村和荆州区拍马村。随机抽取住户居民进行调查。

1.2 方法采取入户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问卷包括3 个部分:1填表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2自编农村建设情况调查表:根据新农村建设的指标,选取一些代表性的项目,如文化活动、住房、医疗卫生、收入的满意程度等,来测量农民的文化生活和对各项指标的满意程度。具体表述如“看电视”,答案“从不、偶尔、有时、经常”。3症状自评量表(SCL-90):SCL-90由90 条项目组成,包含10 个因子。评定方法采用1~5级评分制。主要计算因子分和总分,总分超过160 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43 项为阳性[1]。

1.3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9.0 统计软件录入,并对数据进行单样本和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样本方差分析及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共发放问卷400 份,回收358 份,问卷回收率为89.5%,剔除信息填写不完整有规律作答问卷及总分低于95 分的问卷后,得到有效数据323 份。其中男性177 人,占54.8%;女性146 人,占45.2%。年龄为19~64 岁,平均(39.4±10.4)岁。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小学以下者118 人,占36.5%;初中136 人,占42.1%;高中及以上69 人,占21.4%。

2.2 SCL-90阳性率本次调查SCL-90各因子阳性率为躯体化12.7%,强迫14.9%,人际敏感11.5%,抑郁10.8%,焦虑9.6%,敌对12.1%,恐怖7.4%,偏执14.2%,精神病性8.7%,其他14.2%。总阳性率18.9%。

2.3 SCL-90 因子分与常模比较新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与1986 年修订的常模比较[2],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新农村居民的SCL-90 的总分、躯体化、恐怖、敌对和精神病性(±s)上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在人际敏感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全国常模。

与同类研究农民且应用相同测量工具的数据[3,4,5,6]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本次研究的SCL-90 总分低于其他4 项同类研究,且与其中的2 项同类研究的总分差异极其显著。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数据比较采用单个样本t检验。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数据比较采用单个样本t检验。

2.4 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2.4.1 不同性别SCL-90 及维度分差异以性别为自变量,以SCL-90 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新农村农民在总分及在各维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2.4.2不同年龄段农民SCL-90总分及维度分差异以年龄段为自变量(≤35岁,≥36岁),以SCL-90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总分、躯体化、抑郁、偏执、精神病性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4。

2.4.3不同文化程度农民的SCL总分及维度分差异以文化程度为自变量,以SCL-90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发现,在各维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5。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

2.5 心理症状影响因素分析以心理症状为因变量(总分大于等于160 或阳性项目数大于43 分为阳性),用性别、年龄段、文化程度和自编新农村相关题目为自变量做多元logistic回归。变量赋值见表6,回归结果见表7。结果显示,看电视、与村里人打牌、小孩上学满意度、新农合医保满意度进入回归方程。

注:变量均为3 点计分:看电视、阅读报刊杂志、上网外出旅游、与村里人打牌、对住房满意、小孩上学满意、新农村建设满意、惠农政策满意、农村卫生面貌满意、新农合医保满意、家庭收入满意。

3 讨论

3.1 基本情况本次研究发现新农村农民心理问题检出率为18.9%,SCL-90 总分134.69 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的129.96,说明新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正常水平。与同类研究且相同测量工具的研究相比,本次总分都低于其他同类研究,与湖南留守农民[3]、内蒙古丰林村[5]、河南南阳农村留守妇女[6]相比,总分显著较低。因此可以说,新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虽然距离全国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已经大大好于其他的农村群体。原因与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中首要指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在满足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注重满足农民的精神生活,如提出“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目标,努力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卫生水平。可能以上的种种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就SCL-90 各维度来看,本次调查显示,新农村农民在躯体化、恐怖、敌对上、精神病性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但人际敏感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全国常模。与其他类似研究相比,本次调查检出的问题维度要低于其他类似研究[7,8]。甚至在人际敏感维度上要好于全国常模。这种现象是之前的调查所未发现的。造成此现象的原因除了新农村建设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提高外,与本次取样的样本一定关系。本次取样的样本是湖北省新农村示范点,经济较为发达,农村面貌较好,加之与荆州市区距离较近,农民各项生活都很便利。这样就造成了农民一方面没有城市生活的压力,生活较为便利,另一方面收入、医疗有所保障,因此心理健康状况要好于一般农村居住人口。

3.2 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本次调查未发现性别差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但就数据趋势来看,基本是女性得分高于男性,就健康水平而言,即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略低于男性。以往的研究显示,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男性[8,9,10],本次研究虽未达到统计学的显著差异,但趋势与其他研究保持一致。女性心理健康低于男性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女性既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又要承担部分户外活动,加上部分男性出外打工,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女性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男性农民。但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者差距已经不太明显。

本次调查发现,36 岁以上人群在总分、躯体化、抑郁、偏执、精神病性上显著高于35 岁以下人群,即36岁以上人群心理健康水平差于35 岁以下人群。以往的研究也显示,年龄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年龄越大,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11,12]。年龄大的与年龄小的相比,有许多的劣势,如年龄大的在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身体健康水平这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因素上都会有所劣势,因此造成此结果是在情理之中。

本次调查未发现教育水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认为,文化程度高的人心理更健康,他们在了解信息渠道、认知应对上有优势[13]。本次调查中,高中及以上组比例较小,并未划分出更高教育水平的变量来,这是本次未能发现教育水平影响心理健康的原因。

3.3 影响因素在自编问卷中,参考新农村建设的指标,选取了13 个项目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有看电视、与人打牌、小孩上学满意度、新农合医保满意度。

看电视对心理健康有影响,此结果与吴秀娟等[14]研究结果一致。看电视是一种农村较常见的娱乐方式,从中既可以获得知识,又能娱乐自己的身心,因此促进心理健康是理所当然的。子女教育也是国人共同关心的话题,上学满意度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打牌对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这个结果与预期不符合。在开始的假设中,笔者认为打牌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方式,既可以放松身心,又可以借着打牌与人交流,应该会对心理健康有帮助。但数据显示打牌越多,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能与农民对以营利为目的和以娱乐为目的的打牌的界定模糊造成的[15]。很多农民觉得打牌是一种逢年过节、待客留人的必要手段。所以很多农民一方面反对赌博,但是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赌博。偶尔的打牌(打麻将)有好处,但过多的打牌则会有很多坏处,如久坐造成的颈部、肩部问题,如赢钱、输钱造成的经济问题和心理问题。所以造成的结果是打牌越多,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新农合医保的满意度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这是由其他因素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更能体会到新农合医保的重要性,而身体较差的人,其心理健康水平必然会受到影响。

针对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但是农民心理健康问题依然严重。因此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进一步努力:1关注中老年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2引导农民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组织城里的文化下乡、信息下乡活动,提高农民对信息的了解程度,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这样可以避免部分农民因无聊而参与到赌博活动中。3鼓励农民主动参加体育锻炼,从体育锻炼中强身健体,从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